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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格尔认为：一切精神活动的目的都在于使人的主观意图与伦理世界和自然界的客观规律的结合，即它的自由，并且成为有意识的。由此可见，艺术的使命在于与现实调和，如果不能调和，则遁入其身。按照黑格儿的观点，对现代人来说，出路只有一条，即到主体的内心自由中寻找避难所。作为艺术，应该有各种表达其意义的手段，不同的艺术，表现手法亦不同。“《围城》比任何中国古典讽刺小说优秀，”这是夏志清在《中国近代小说史》对《围城》一书的评论，我却不那么认为。一部好作品，至少应该在某方面具有鲜明的特色，才能显示出作者的独特个性和品质。比如契诃夫的作品辛辣幽默，带着“含泪的微笑”；欧·亨利追求精巧的构思；茨威格擅长描写女性……《围城》所表现出来的是钱钟书的学者式的幽默讽刺。钱钟书的笔调和鲁迅的截然不同。鲁迅用的是锋利无比的匕首，一触见血，给人一种鲜血淋漓的感觉；钱钟书用的是尖锐的长针，乍看之下，对患部没什么用，但像针灸似地对准医疗部位刺下，刺得深，刺得透，一疼之后便觉舒畅无比，让人被刺得心服口服。鲁迅严肃地对待问题，钱钟书漫不经心地提出问题，但抨击人生病态，笑骂人性弱点的用心都是一样的。钱钟书的”愤世嫉俗“不是把不合适宜的老祖宗的话东引西摘地说教；而是通过诙谐、轻描淡写的笔调，把个个读过几本书的所谓的知识分子的龌龊灵魂一一勾画出来。（1）“‘——哼，高松年还要我写篇英文投到外国什志上去发表，让西洋人知道咱们也有牛津剑桥的学风，不知怎样，外国一切好东西到中国没有不走样的。’辛楣叹口气，不知道这正是中国的厉害，天下没敌手，外国东西来一件、毁一件。”有些人怀疑中国是一个大染缸，无论什么外来的东西放进去就变了颜色，这未尝不是事实。（2）“有时候一个人，并不想说谎话，说话以后，环境转变，使他也不得不改变原来的意向。办行政的人尤其难守信用，你只要看每天报上各国政府发言人的谈话就知道……”这是“言行不一致”的人的最好托词。（3）“那些学生虽然外国文不好，卷子上写的外国名字很神气，有的叫‘亚历山大’，有的叫‘伊利沙白’，有的叫‘迭克’，有的叫‘小花朵’（Florrie ）；有个人叫‘火腿’（Bacon）， 因为他的中国名字叫‘培根’……”在语文水准日益低落的今天，这段嘲讽文字可说是现实最好的写照。（4）“高松年直跳起来，假惊异的表情做得惟妙惟肖，比方鸿渐的真惊惶自然得多。他没读话剧，是话剧的不幸而是演员的大幸。”这样讥讽人类假动作的方式，既生动又有趣。上述几近诙谐笑闹的笔调，其实是极高水准的幽默和严肃的综合品，寓正于反的创作，不但含蓄、有趣，而且经得起咀嚼。“作为一个高明的讽刺家，应该是一个高明的刽子手，刀落处头颅已经离开了脖子，犯人尚不知觉”。钱钟书就属于具有这种风格的幽默大师。以上仅是我个人阅读的一些感想和意见，当然是主观大于客观。不过，由于相信绝对的客观不存在，更相信鉴赏文学作品，如果没有个人喜好，便没有文学趣味，那么，所有的文学作品，只不过是一大堆文字堆砌而已，没有多大的意义了。
[论文关键词〕钱钟书《围城》 文化 批判价值 [论文摘要〕钱钟书先生的《围城》，在其稚俗共赏、幽默风趣的语言里透视着智者见智、仁者见仁的深层意蕴，他思考、关注着人的本性，将笔触伸向人的文化精神世界，从“文化的批判”到“形象的哲学”，揭示现代人的精神危机和生存危机，从而更深刻地揭示出人类文化、精神的颓废。《围城》以其“格式特别”和丰富的蕴含在中国文学史上确立了不可替代的历史地位，并为20世纪40年代现实主义文学的发展做出了特殊的贡献。 《围城》自问世以来，便是中国现代文学中比较有争议的作品，从审美范畴的角度探寻，它没有正面描写美，通篇几乎都在作者理想的烛照下描绘丑陋、卑下、粗糙与低劣这些否定性审美范畴的东西，这些东西亦即丑。作者所描绘的丑中蓄积了审丑意蕴，观照和透视了中国 传统文化 中的弊害，鞭挞和解剖了人的精神性格的丑陋。所以，《围城》以“丑”作为创作母题，将社会人生丑陋的一面大胆地展现在人们面前，从而也为人们重新认识和思考“丑”提供了契机。 丑是作为美的对立面存在的，美存在的同时丑也就产生了。然而，长期以来在高雅的美学殿堂里是没有“丑”的一席之地的。早在古希腊时期，人们就建立起一座辉煌的“美”的殿堂，它不允许丑的存在。东方文化也一直强调“乐而不淫，哀而不伤”，以理性去节制美感的过度激化，提倡典雅的中和之美，“丑”自然也是被拒斥的。我国古代小说中多是将明君贤相、英雄豪杰、才子佳人、高僧圣尼等作为主要表现对象。近现代小说同样以描写追求理想、美好前程、远大抱负、为国争光作为主潮。而《围城》则是背离当时主流文学的作品，所以，《围城》一度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中没有地位。随着研究者对于作品中的“丑”由表及里的认识，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围城》才走人中国现代文学史。 与20世纪40年代其他现代小说家一样，钱钟书的小说以对丑恶人性的提示和批判为基本母题，客观地将社会、人生丑陋的一面大胆地展现在人们面前，使读者从中可以感受到当时中国社会生活的某些落后状况与沉滞的气氛。这只是《围城》带有揭露和批判性的‘性活描写层面”，具有认知价值。作者自称，“写这类人，我没有忘记他们是人类，只是人类，具有无毛两足动物的基本根性”。《围城》思考、关注人的本性问题，人性之丑得到了进一步的升华，最终将笔触伸向人的文化精神世界，从“文化的批判”到“形象的哲学”，以揭示现代人的精神危机和生存危机，从而更深刻地提示出人类文化、精神的颓废，在讽刺与幽默的审丑艺术的运用下，《围城》更是以其“格式特别”和丰富的蕴含在中国文学史上确立了不容替代的历史地位，并为40年代现实主义文学的发展做出了特殊的贡献。 1对中国封建传统文化弊害的批判 文学就其总体而言，永远是对社会生活的观照与探索，永远是对人类自下而上状态的思考与写照。五四运动以来，“批判国民性”的主题已经形成一种传统，其最终落脚点是“反封建”。《围城》的主题意蕴是多方面的，对于丑的审视已不是“反封建”，而是一种文化批判。学贯中西、博古通今而又有着惊人的人生智慧的学者型作家钱钟书，超越了特定文化的局限，以一种深刻的批判眼光，对中西文化进行了独具慧眼的评判。 从“文化的批判”到“形象的哲学”，是《围城》意蕴最深刻之所在。无论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还是对西方文化的鞭挞，都是揭示了现代人的精神危机和生存危机，作者笔下的“围城世界”和“围城人生”构成整个存在世界和整个人生的本体象征，极富于哲学意味。 《围城》的主要社会环境是大都市上海以及知识分子云集的大学—中西文化在中国的交汇之地，主要人物是出身传统封建家庭、先受中国传统 教育 后又 留学 西洋受西方文明熏陶的知识分子。这种环境和人物使作者有可能更深邃、更广泛地展开他对历史文化和人生命运的探究。 《围城》是从“反英雄”角度描写知识分子主人公的，其“视点”在中国现代文学同类题材作品中显示出独特性:不只是揭露“新儒林”的弱点或探求知识分子的出路，而是企图以写“新儒林”来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反省。小说对于落后的传统文化的批判，已非像“五·四”以来许多作家所已经做过的那样，通过刻画旧式知识分子的形象去完成这种反省、批判，而是从“最新式”的文人，也就是主要通过一些留学生或“高级”知识分子形象的塑造去实现这种反省与批判。《围城》深刻剖析和辛辣讽刺了中西两种文化相撞击时产生的种种畸形可笑的现象和人物，以诙谐生动的比喻揭示了“西方文明”与中国传统封建思想合流所产生的荒.唐可笑性:“落伍的时髦，乡气的都市化，活象那第一套中国裁缝仿制的西装，把做样子的外国人旧衣服上的两方补钉，也照式在衣袖和裤子上做了”。小说嘲讽了“国粹”和“洋物”掺和在一起所产生的不伦不类的现象。城市人“享受了最新的西洋科学设备”，却“坐在水管烘暖的客堂念佛”，每天念10遍白衣观世音咒，求菩萨保佑自己。作者对此调侃地写道:“可见‘西学为用，中学为体’并非难事”。这表面上似乎在提倡“中体西用”，实际上是对固守中国封建文化者的嘲讽。 中国几千年封建社会形成的许多文化传统，与中国社会进步的历史要求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冲突。方鸿渐的父亲是个十足迂腐守旧的封建遗老，他顽固坚守传统文化和旧道德标准，视一切外来文化、新文化为洪水猛兽，必扼杀之而后快。他处处显示封建家长的威严，始终以传统观念要求和制约儿女们的言行。在这样的封建遗老治理下的家庭正如我国许多传统封建家庭一样:长幼尊卑有着森严的礼教，父母儿女却无正常的爱心，婆媳之间互相敌视，女由狸之间明争暗斗，相互都恨不得吃掉对方。《围城》借方巡翁及其家庭来思索和揭露中国封建文化传统的丑恶和腐朽，同时也让人们在主人公的悲剧人生中加深对束缚人性的传统文化的痛恨。三间大学正像一个现代封建大家庭，是东西文化、新旧文化的矛盾冲突展现的一个大舞台。在这所高级知识分子云集的大学里，上下级之间、同事之间无不趋炎附势，勾心斗角，甚至把中国古代兵书上的“敌人喘息未定，即予以迎头痛击”等兵法用来相互间斗法、争权夺势、角逐名利，并且人人都热衷“关心”他人的隐私，散布谣言，恶语伤人。 中国近代以来，海禁渐开，“西学东渐”使得社会上及知识界普遍流行着崇洋媚外的风气。张先生为了炫耀自己的“洋时髦，洋习气”，常常在说中国话时夹杂一些无谓的英文字;曹元朗之流，到国外学着写些“杂凑乌合”的所谓“现代诗”，回国后还时时炫耀自己是留学生，到处挂着牛津剑桥的幌子装点自己的门面;韩学愈冒牌子虚乌有的外国大学博士取功名。“外国科学进步，中国科学进爵”，这些人无非是想借“洋名”、“洋物”来获取头衔地位名气，争足面子，以示体面。这正是中国文化人人格的悲剧所在。至于连一向认为正直脱俗的方鸿渐本人也无法摆脱这种崇洋风气的左右，只好猎取洋博士头衔荣归故里，则十足是中国人“戏剧本能”的典型表现。正如美国的明恩溥所说:“中国人对戏剧的狂热，如同英国人之于体育、西班牙人之于斗牛。只要很少的触动，任何一个中国人就会以为自己是戏剧中的人物。他把自己放进戏剧场景之中，像戏剧中人物一样行礼、下跪、俯身、叩头”。方鸿渐心里清楚，如果他不能拿一张博士文凭回去，那么在家乡父老面前就“下不了台”。可见，小说表面上是讽刺“崇洋”的心理行为，实际上还是在挖传统文明的劣根。 西方文化的侵人并未使在中国几千年来占统治地位的封建文化轻易地退出历史舞台，鸦片战争以来，一直到20世纪的30年代，中国依然故我地被浓厚的封建传统意识笼罩着，原因是多方面的、复杂的。着墨不多的名士董斜川，曾出任捷克公使馆军事参赞，本来应该是个“英年洋气的人”，但骨子里却封建味道十足，说话‘旧气活象遗少”，捧着“同光体”的僵尸来炫耀自己，写些“泼眼空明供睡鸦，蟠胸秘怪媚潜纠”之类的晦涩难懂的旧体诗以示旧学深厚，诗才超人。他不仅瞧不起新诗和早期的改良主义龚自珍、黄遵宪的诗，而且连唐以后所有重要诗人的诗都不放在眼中，认为只有“同光体”陈三立的以晦涩出名的((散原精舍诗》，才是当时上下500年间诗歌创作的典范，并且自视颇高，面对别人虚假的恭维，竟洋洋得意地表现出“仿佛领袖受民众欢迎时的表情”。可见，封建思想文化对知识分子精神上的腐蚀和扭曲之严重，当时中国特殊社会形态下一部分知识分子精神危机之深刻。 2对西方文明的批判 《围城》中没有正面直接描写对西方文明的批判，不过，在叙事中却暗含着这种批判意识。西方人一向重视“自我”，重视“个性”，强调“精神文明”的执着与追求，强调个体生命的意志与勇气。在实现这种文明的过程中，不难看出是压抑他人的本质力量而得到的。用黑格尔的话说:“这种‘自我’是有生命的个体，而他的生命就是在于能把自己的个性显现到自己的意识和旁人的意识里，就在于能表现自己，使自己成为现象。因为每个人在活着的时候，都设法实现自己，而且也确实在实现自己。 受西方现代主义影响的徐志摩曾说过:“我的思想是恶毒的，因为这个世界是恶毒的;我的灵魂是黑暗的，因为太阳已灭绝了光彩;我的声音是象坟堆里的夜袅，因为人间已经杀尽了一切的和谐。既然是一个杀尽了和谐的不和谐时代，当然诗人和作家就要唱出不和谐、反和谐的歌，写出和谐的艺术。小说《围城》中便体现出这种“否定”。 具有多维文化视野的钱钟书创制长篇小说，让读者看到中国文化之外的文化。方鸿渐刚从英、法、德“混迹”归乡后，中学的吕校长请他到学校演讲，题目便是堂而皇之的比较文化“西洋文化在中国历史上之影响及其检讨”。结果，他一点也不顾中国国情和具体场合，东拉西扯，大谈“鸦片”和“梅毒”能“引发许多文学作品”和“刺激天才”。这便是方鸿渐深受西方玩世不恭的影响，无视传统礼教、落拓不羁的个性的反映。方鸿渐明知水性杨花的鲍小姐有未婚夫，却与鲍小姐逢场作戏，两人的“感情”像热带植物一样疯长。 方鸿渐曾研究出西洋人丑得跟中国人不同:中国人丑得像造物者偷工减料的结果，潦草塞责的丑;西洋人丑得像造物者恶意的表现，存心跟脸上五官开玩笑，所以丑得有计划、有作用。说西洋人的丑是“有计划”、“有作用”，实质是具“恶意”性的丑。 留学归国的不仅仅只有方鸿渐，其他人的思想言行又如何呢?放荡不羁的鲍小姐出洋学医学会的只是逢场作戏玩弄别人感情;苏小姐是“名副其实”的洋博士，学会了国内女性不曾做过的商业的投机手段;韩学愈知道利用“洋妻”来取功名，……作者不仅一针见血地批判了异己文化对中国的危害，而且进一步批判了西方文明。 作品最初描写的人，并非是中国人，而是在白拉日隆船上被新派到安南或中国租界当警察的法国人。当船到达法国的殖民地时，这些人像狗见了家似的气势顿长，举动和声音也高亢好些。这些法国人是不懂德文的，可他们却能与几个浪荡、轻桃、善于撒娇的犹太女人不断调情，且引得犹太女人格格地笑。 西方传统文化中同样存有让读者深思的话语。作品中运用的一些外国 典故 ，如西洋人拿胡萝卜赶驴子的 故事 ，葡萄牙人生女孩子的 谚语 ，都是作者对西方利己主义的批判。 “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美总是一种限定，但丑却是反限定的，是向美的普遍性提出挑战。作者所关心的不再是完美的人性，而是不完美的人性。 3对社会现实与历史文明的 反思 荣格曾经有言:“一个已经过时的诗人，常常突然又被重新发现。这种情形发生在我们的意识发展已经到达一个更高的水平，从这个高度上诗人可以告诉我们某些新的东西的时候。实际上，这些东西始终存在于他的作品中，但却隐藏在一种象征里。只有时代精神的更迭，才使我们揭示出它的意义。” 《围城》是钱钟书对社会现实和历史文明反思的艺术结晶。虽然三四十年代的中国仍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现代社会，但确实存在着几块在当时已畸形繁荣的现代文明的领地—上海、香港等世界性大都市，而生活在其中的人们，尤其是一些高级知识分子，生活方式和思想方式上已相当欧化，因此堪称是真正的现代人。《围城》立足于中国的几块现代文明的土壤而又放眼世界，对整个现代文明和现代人生进行整体反思和审美观照，揭露现代人生存危机这一主题。 主人公方鸿渐是一个曾经留学欧美的高级知识分子，后来又归国谋生。从伦敦、巴黎、柏林到上海、香港，从十里洋场到高等学府，他一直生活在现代文明社会中。然而，这种现代文明社会并没有给他的生活带来充实的意义和幸福的归宿。相反的，不论从物质上还是精神上，他始终是一个失败者，一个没有归宿的流浪汉。这个生活在现代文明社会中的现代人的个人命运构成了《围城》的主要情节。正是通过他的个人命运和精神危机，作者深刻地揭示了现代文明的弊端和现代人生活的病态。方鸿渐经历了现代人生旅程的四个阶段，即教育、爱情、事业和婚姻。这四个阶段事实上也就是人们普遍追求的四大人生支柱或四大人生价值。然而在方鸿渐这个现代人身上，这四大人生价值却相继破产以至于彻底崩溃了。方鸿渐感觉到的也正是现代人所具有的同感，“生存竞争渐渐脱去文饰和面具，露出原始的狠毒”。“在小乡镇时，他怕人家倾轧，到了大都市，他又恨人家冷淡，倒觉得倾轧还是瞧得起自己的表示。就是条微生虫，也沾沾自喜，希望有人搁它在显微镜下放大了看的”。“拥挤里的孤寂，热闹里的凄凉，使他像许多住在这孤岛上的人，心灵也仿佛一个无凑畔的孤岛”。方鸿渐这个现代人的人生历程和生存状况完全与理性主义、乐观主义的人生信仰相背离，从而把现代文明的弊端和现代人生的危机作了极为真实极为深刻的提示:现代社会虽然有高度的物质文明，但却不能给人提供真正安身立命的东西—精神的信仰和存在的意义，残酷的生存竞争已将基本的人生价值打得粉碎，理性主义和乐观主义一钱不值，现代人陷人了深重的生存危机和精神危机之中，人生对于现代人来说已经成了一个进不可取、退无出路的“围城”般的绝境。处于历史转型和文化变迁背景下的现代人却不甘随俗，有未泯灭的理想主义却不能适应现实生活，在复杂的社会环境下，在各种话语的断裂、差异、冲撞、颠倒中无所适从，屡屡碰壁。主人公“人生经历不是快乐的历险而是痛苦的历程，不是成功之收获而是失败的总和，不是理想的实现而是对最起码的人生价值的彻底幻灭”。这正是对现代文明中，人在种种异己力量面前无能为力的悲哀困境的提示。 《围城》是一部学者小说，这一特征决定了它的哲理性要远远大于形象性。加缪曾经说过:“小说从来都是形象的哲学。在一部好的小说里，其全部哲学都融汇在形象之中”。这话自然不可一概而论，但移用到《围城》上来确是再恰当不过了。它的寓言性结构显而易见，“被围困的城堡”也罢，“金漆的鸟笼”也罢，小说的中心意象“围城”是一个由作者明确指示的哲学命题，它既是人类爱情婚姻的明喻，也是一种文化精神和人类生存困境的象征。在《围城》的初版序言中，钱钟书就交待说:“在这本书里，我没忘记他们是人类，只是人类，具有无毛两足动物的基本根性”。这个郑重其事的点题暗示了《围城》的思想批判意向最终是指向整个人类存在的，它的艺术概括是涵盖整个人生的—现代文明中的现代人生。在《围城》故事快结尾时，作者又有意假借孙柔嘉对方鸿渐的埋怨—“好好的讲咱们两个人的故事，为什么要扯到全船的人，整个人类?”再次提醒读者回味他的这一思想意向和美学追求。 世间的丑恶被真实地再现，就有利于唤起世人的觉醒，加快他们摆脱异化的步伐。西方的卡夫卡为人生困境建造了一座人与人互相隔绝的“城堡”，中国现代派诗人戴望舒则砌起了一条充满迷惘与感伤的“雨巷”，钱钟书则营建了贮满人生困惑的迷宫似的“围城”。
钱钟书《围城》优秀读后感范文800字（精选5篇）
当品读完一部作品后，大家对人生或者事物一定产生了许多感想，不妨坐下来好好写写读后感吧。为了让您不再为写读后感头疼，以下是我帮大家整理的钱钟书《围城》优秀读后感范文800字（精选5篇），欢迎大家借鉴与参考，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生”“死”“爱”是文学的经典母题，其中“爱”的主题更是散发诱人的芬芳，让无数人想一探究竟。古往今来多少文人墨客写下关于“爱情”的永恒诺言，不惜用世界最华美最精致的语言去颂扬男女之间那缠绵悱恻、欲说还休的隐秘情感，但他们好像都事先约定一样，写下的文字如笔下的情感一样，朦胧、隐晦，让人看得见，抓不住。这时钱钟书写下的《围城》就算得上是“爱情小说”上的异类了，因为《围城》里的男女情感实在太坦白，太明朗，让读者感觉钱先生是想要打开天窗说爱情啊。
《围城》我只简单地把它当一本“爱情小说”。既然是“爱情小说”就会有男主角和女主角。可惜纵观全本，只确定方鸿渐是绝对的男主角，女主角随男主角的生活的改变也发生改变，倒不是说方鸿渐有多么花心善变而是，而是生活实在是太有意思，变化万千，不是谁想长相厮守就可以一生一世一双人。船上相识的鲍小姐，对方鸿渐倾心的苏纨文，可爱爽朗的唐晓芙，富有心计也是方鸿渐最后的选择孙柔嘉，这些在最美年华里的女孩子和方鸿渐或正式或暧昧的情感都被作者用最直接明白的语言展示在众人面前。
本该蒙着纱的情感被直接摊在世人眼前就没有那么美妙的感觉了，读者在心底默默责怪作者不该把男女爱情写的一针见血，一边又忍不住暗暗学习。
比如里面关于男女借书就是一个很有趣的论断。男女借书是恋爱的开始，男人肯给女人买化妆品、衣服、首饰都不是用心之举，借书就不一样了。一借一还就有了来往，借此可以大谈特谈，十分有利于感情的促进。这就有点像白娘子和许仙的故事了，白娘子在西湖上借了一把伞给同船躲雨的许公子，这就有了后面纠缠痴恋的一生。看起来钱钟书真的很懂男女情感套路，都可以具体到做一件事来开始一段感情了。
再比如孙柔嘉可能很早就爱慕方渐鸿却因为女子的矜持没有直接告知，但从她步步为营成为方鸿渐的妻子来看，这真是个有心计的女子。孙柔嘉利用舆论，让旁人都以为方鸿渐和她有着“非一般”的关系，接着用陆子潇的追求逼出方鸿渐的嫉妒心更是如愿以偿成为了爱慕之人的妻子，尽管这段婚姻最后没有给予双方幸福而是成为束缚。
无论男追女还是女追男，《围城》这本小说分析男女交往中的心理变化，都提供具体有效的实践方法，是一本为数不多的“打开天窗说爱情”的“爱情小说”。
合上书本的最后一页，还来不及遐想许多，满脑子都是方鸿渐与孙柔嘉吵架时的情景。总感觉那末了的句号，并不意味着故事的终结，而是另一段故事的开始。“这个时间落伍的计时机无意中包含着对人生的讽刺和感伤，深于一切语言，一切啼笑。”那只祖传的老钟大概是因为看到太多的人情世故，感叹之余忘记了跟紧时间的脚步，所以才成了“时间落伍的计时机”吧。
初读《围城》，便被它细致，生动，诙谐幽默的语言描写给吸引住了，经典之句信手拈来——如描写陆子潇鼻子的一句：“鼻子短而阔，仿佛原有笔直下来的趋势，给人迎鼻孔打了一拳，阻止前进，这鼻子后退不迭，向两旁横溢。”再如描写一位女明星的歌声：“那位女明星的娇声尖锐里含着浑浊，一大半像鼻子里哼出来的，又腻又粘，又软弱无力，跟鼻子的主产品鼻涕具有同样的品性。”等等不胜枚举，让人读起来都忍俊不禁，这也正是《围城》语言的最大特点，句句都暗含着讽刺。
《围城》讲述的是主人公方鸿渐留洋回国后与苏文纨，唐晓芙之间发生的事以及去三闾大学旅途的经过，在三闾大学当副教授的经历和后来与孙柔嘉结婚的故事。有人说，《围城》写的就是婚姻就像围城，“结婚仿佛金漆的鸟笼，笼子外面的鸟想住进去，笼内的鸟想飞出来，所以结而离，离而结，没有了局。”也“说是被围困的城堡，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城里的人想逃出来。”但在我看来，里面的围城不止一个，婚姻生活只是其中的一个，大围城套小围城，小围城里再套围城，人生就是由这些大大小小的围城组成。譬如方鸿渐的大家庭里妯娌之间明争暗斗，封建迂腐的繁文缛节，正是方鸿渐一直想要逃出来的一个围城；再譬如在三闾大学教书期间所见所闻所亲身经历的教授们之间的勾心斗角，更是一座到处布满机关的围城，幸而最后方鸿渐冲了出来，但是，冲出来的同时，他又步入了另一个围城——与孙柔嘉结婚。就这样无休止的出城，进程…。
由此，我不得不想到我自己，我是一个学生，我的那座城堡有是什么？是学校吧，我是城内的人，拼命地想逃出去，城外的人呢？是那些学龄前儿童，他们正无比兴奋地期待着进入这座华丽的城堡，就像十几年前的我一样。这是一座坚不可摧的城，在扣留我们十几年后才放我们出来，不，应该说出去，然后，我们再满怀希望地步入下一个城堡——工作。
人生，城堡，我们就在这一个个城堡间，进而出，出而进，周而复始，没有止境。
方鸿渐的第二圈"围"就是给他带来多灾多难的假学位。方鸿渐到底是个知识分子，在买假的文凭之前，他也问问本心，他为本身起了最好的籍口："父亲是科举中人，要看报条，丈人是贩子，要看契据。"以他本身的口气，就是"说了大话，还要讲本心。"说谎就说谎嘛，讲了本心这大话就变得不伦不类了。既然讲本心，就干脆别买学位了。既然都不讲本心了，就干脆把学位发扬光大吧 害得本身当个副传授忍气吞声的，两头不着岸。
有的报道说，方鸿渐就是作者的化身，甚至有的人还怀疑作者的博士单位是否也是虚构的。但无论如何，方鸿渐是个典型的知识分子形象这句话是无容置疑的。但正因为他是知识分子，而且是那种带着玩世的态度处世又有点本心的知识分子，才构成了他一生的第一圈"围城"。他希望做个小人物，如许的性格，似乎就决议了他的一生。
除了方鸿渐，追了苏文纨二十年的赵新楣总也踏不进她的那一座围城，之后却仍逃不出娶妻生子的命运；方家上下逃不出封建传统思想这座围城；两任老丈人也逃不出体面的围城。总而言之，文中所有人都有本身心中的一座围城，大多也仅仅是为了一点私立大概是一个体面，这也是民国时期封建思想与崇洋思想的盲目结合所带来的弊端。
方鸿渐一生的第三圈"围城"，我想没有人会阻挡，是他在处理感情问题时候的玩世态度。也许从第—，圈"围城"建立时，就决议了会有第二圈围城，就决议了会有第三圈围城了。在那个到处是"小人物"的期间，做个小人物并不是每个人都有能耐的。但是他照旧希望做个小人物，买文凭时，希望本身能够使家翁以为光耀门楣；买了文凭，又以为有损道德。要知道，社会上只要两种人能够混得好。
自然，七零多年前的事，如今再提似乎也是陷入了历史这座怀旧围城之中。钱钟书先生以如许幽默的语调，除了批判当时之人或顽固不化或崇洋媚外的种种行为，调侃当时老人的迂腐、留门生的傲气，揭破无谓的婆媳之争、妯娌之争、情敌之争、同事之争外，真正要分析的就是：生活本就是一座大围城，人永远逃不出无尽的压力和束缚，永远要在有形的四堵墙下过完一生。每一个人都逃不出如许的命运，只是在于你在这围墙下是否活得精彩，倘使你始终想着去冲出围城，那你永远只能独守空城，更加得到了生命中的价值。
柏拉图问他的老师苏格拉底，什么是爱情？老师就让他先到到麦田里去，摘一棵全麦田里最大最金黄的麦穗来，期间只能摘一次，并且只可向前走，不能回头。柏拉图照做，结果却空手而回。
老师问他为什么摘不到？他说：因为只能摘一次，又不能走回头路，期间即使见到最大最金黄的，因为不知前面是否有更好的，所以没有摘；走到前面时，又发觉总不及之前见到的好，原来最大最金黄的麦穗早已错过了；于是我什么也没摘。
苏格拉底说，这就是“爱情”。
之后又有一天，柏拉图又问苏格拉底什么是婚姻，他的老师就叫他先到树林里，砍下一棵全树林最大最茂盛的树。期间同样只能砍一次，以及同样只可以向前走，不能回头。
柏拉图于是照着老师的说话做。这次，他带了一棵普普通通，不是很茂盛，亦不算太差的树回来。老师问他，怎么带这棵普通的树回来，他说：“有了上一次经验，当我走到大半路程还两手空空时，看到这棵树也不太差，便砍下来，免得错过了后，最后又什么也带不出来。”
苏格拉底说，这就是“婚姻”。
人生有太多个围城，仔细算起来，又何止婚姻这么一座？我们几番挣扎，兜兜转转，自命不凡，逐一看破身边事，也不过是做了各个层面上的`“城中之囚”。
夜深忽梦少年事，我们不再有心力惦念谁清澈透亮的莞尔一笑，也想不起哪一瞬间曾听见梦破碎的声音，我们抬眼发现幽暗封闭的内室遮住了窗外的清辉，我们屏住呼吸，却惊觉入耳再无风打过苍松的疏朗之声，只余下屋内老钟疲累的轻轻摆动，和身侧人令你烦闷的混沌气息。
从婚姻是“围城”，到最后感慨人生是“围城”。方鸿渐不断渴望冲出“围城”，却又不得不进入另一个“围城”。大多数人，穷尽力气一生辗转，起起伏伏颠簸无数，终究也止于“大多数人”。
有人说小说有四等境界：最下等曰“歌颂”，第二等曰“批判”，更高曰“幽默”，而独以“荒谬”为最高——《围城》正是这种“荒谬”作品。
因为生活本身就是荒谬的，万万不能较真，能看出这一层不易，化入小说中更难。因为不仅要你看出生活的荒谬，还要熟知这荒谬的生活是怎么样运作的，方能在虚构的生活中表现出荒谬来，荒谬而不做作，虚构却显真实。
一个在平淡中娓娓道来的故事，圆滑自然的进行，最终化作无奈——“这个时间落伍的计时机无意中包涵对人生的讽刺和感伤，甚于一切语言、一切啼笑。”
读完《围城》后，心中有种沉重的感觉，一方面是有太多的人生活在那种虚伪、软弱、优柔寡断的气氛之下；另一方面有太多的人都像围城中的方鸿渐一样，终日碌碌无为，消耗家中的钱财，浪费他人的机会，欺家人的感情，可最悲哀的是他们本人却活的恬不知耻。当时太多的人活在自己封闭的区间中，躲在一边不问世事，他们只知道为了自己的饭碗而努力，却对水深火热的广大人民而无动于衷，身为读书人，作为当时中国思想最为开放、接受最先进的理论学习的一部分人，他们还如此，那其他思想还处于封建中的更广大人民还有出头之日吗？连出国留学的这些人都麻木成这样，那整个中国社会就被外国的殖民统治思想所包围一样，他们都是那个社会中悲哀的人。作为国家优秀的人，不应躲在那坚固围城下做一群麻木的人，就应该负担起自身的责任，引领时代的潮流，为周围、为社会带来一股清流。
作者在文章中提到"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城里的人想逃出来"。婚姻是这样，工作何尝不是如此？有的人干一行爱一行，富有兢业精神，有的人频频跳槽，也难觅如意的工作，他们厌烦本职工作，老是觉得别人的工作如何如何好，吃着碗里的看着锅里的，换了新的工作后发觉不是想象中的那么如意，想起原来工作的种种好处。只恨世上没有后悔药卖，时光不能倒流。
就拿我们的工作来说吧，在网上时常看见这样的一些文章，有的人当初考编制时觉得这工作挺有面子，走上工作岗位后，有的会认为来的钱不快，看着一些同学、好友进了党政权力机关，权利带来了实惠；一些人下海经商成功，经济富裕。看着这些人别墅汽车、灯红酒绿，心里痒痒得十分难过，恨不得立马辞职跳槽去捞一把。等到真的逃出去了才知权力政机关并不是那么好混；下海经商也没那么轻易，风险大，竞争激烈，压得心里崩溃时才想起普通岗位工作的种种好处，有双休日，又不加班，工作压力不大，心理也变的轻松快乐多了，也让自己变的年轻了许多了。回头再想想有这样让你愉快的工作，还为什么要去羡慕人家呢？还有什么理由不安心自己工作呢？看着诸如此类的文章我不由的想说：同仁们，让我们好好爱自己的工作，爱我们的岗位，爱我们的事业吧。
最后借用一句话，心中有信仰，脚下有力量。要学会给自己减负，给自己鼓劲，只有这样，我们才可以脱离心灵的围墙，才能幸福，才能感受到生命的美好。
回首过去的一个世纪，饱览群书、博古通今者大有人在，精通多国语言、学贯中西者不乏其人，但钱钟书是独特的。睿智使他进得去，出得来，登堂入室；渊博使他站得高，看得透，热爱人生而超然物外，洞达世情而不染一尘。他被学术界誉为“文化昆仑”。真正走近钱钟书时，也许你又会生出无限感慨！骨子里的狂狷有一种人外表温软，内心却十分强悍，钱钟书就是一例。儿时的他，已显出禀赋异于常人，表现在“专爱胡说乱道”“好臧否古今人物”。上小学时，父亲为他改字“默存”，叫他“少说话”。事实上，直到后半生他才渐渐敛住锋芒。钱钟书之狂，在清华读书时就开始显露。1929年，钱钟书考入清华大学，放言要“横扫清华图书馆”。从外文系毕业时，校方决定破格录取他留校，他一口拒绝了，并说：“整个清华没有一个教授够资格当钱某人的导师。”钱钟书对同辈学人也多有臧否。他对胡适派的文学史考证和陈寅恪式的以诗证史，均深表不满；对林语堂提倡的幽默文学，也大加嘲讽，说：“自从提倡幽默文学以来，卖笑变成了文人的职业。”1992年，安迪先生到钱钟书府上拜望，请教其对几位文化名人的看法，他的评价几乎全是负面的：对王国维，说一向不喜欢此人的著作；对陈寅恪，说陈不必为柳如是写那么大的书；对张爱玲，很不以为然；对鲁迅，说他的短篇小说写得非常好，《阿Q正传》则应加以修剪才是。黄永玉在《北向之痛》中回忆，“四人帮”横行时，学部通知钱钟书去参加国宴，说“是江青同志点名要你去的”。钱钟书一再拒绝：“我很忙，我不去！”通报者只得讨饶：“可不可以说你身体不好，起不来？”钱立马回应：“不！不！不！我身体很好！哈！我很忙！”
浅析围城的艺术特色比较好，或者更细一点你可以写围城中的女性形象
《围城》的情爱关系与人性弱点 司马长风先生在他的《中国新文学史》中把《围城》说成“地地道道是一部爱情小说”，这种理解显然没有全面地概括《围城》的主题。不过，《围城》又的确是一部揭示了独特的爱情哲理的小说。谈《围城》，不能不谈爱情，说《围城》，不能不探讨《围城》的恋爱、婚姻故事为人类的情爱秘密提供一个什么样的答案。 一部《围城》，几乎所有的男女人物都或深或浅地涉及情爱领域。方鸿渐先生在回国的邮轮上就与鲍小姐闹了场不太光彩的“露水姻缘”。到了上海后，在苏文纨小姐的客厅里，方鸿渐又“被迫”卷入了由苏小姐策划、苏小姐主演、赵辛楣先生担纲表演的一场争风吃醋的“三角恋爱”。这场“三角恋”其后又迅速地扩展为“多角恋爱”：方鸿渐爱上了由苏文纨领出的唐晓芙，而苏文纨的另一个追求者、后来成为苏文纨丈夫的诗人曹元朗也登场加盟，共同表演了一场轰轰烈烈但最后又作鸟兽散的多角情场恩怨的轻喜剧。在闭塞的三闾大学，那位扼要是“一张红嘴，十个尖而长的红指甲”的汪太太不甘寂寞，充当媒人，组织赵辛楣、方鸿渐与范小姐、刘小姐相亲，结果媒人反而与赵辛楣卷入了一场“桃色新闻”，连带高松年校长“受累”，暴露了汪太太的暗恋。当然，此间最成功的一次恋爱是方鸿渐与孙柔嘉相恋。孙小姐“处心积虑”地设下了一个爱情陷阱，方鸿渐也因“一念温柔”糊里糊涂地成了孙柔嘉的爱情俘虏。赴三闾大学的路上，李梅亭与苏州女人不乏暧昧故事，到了三闾大学后，陆子潇以“教授的情书”向孙柔嘉求爱，而范小姐则借借书向赵辛楣示好。就是那位爱情逃亡者赵辛楣的爱情后来也有了着落，他爱上了一位因为两门功课不及格而愿意跟他结婚的女大学生。至于那位后来堕落成携带私货“走单帮”的苏文纨小姐结婚后对赵辛楣反而亲密起来，似有藕断丝连的嫌疑。总之，《围城》确实是处处展现了人类不同类型的情爱景观，有三角恋、多角恋，有初恋、暗恋、婚外恋，有纯情之恋，更有矫情之恋。《围城》惟缺心心相印、令海枯石烂的生死之恋。 《围城》这部小说没有出现古典的、浪漫的生死恋并非偶然。仔细考察《围城》中的男女情爱关系，不难发现，作者除了为特别偏爱的方鸿渐、唐晓芙的“纯情之恋”设置了一些浪漫情节和细节外，其余的男女情爱关系皆有“煞风景”的矫情之处。 《围城》中男女恋情的“煞风景”处，通常不是来自于外界的干扰，而是来自于男女双方情感的无法同步所导致的矫情或造情。这在主人公方鸿渐系列情爱遭遇中表现得特别突出。那位令方鸿渐“失望、遭欺的情欲，被损伤的骄傲，都不肯平伏，像不倒翁，捺下去又竖起来，反而摇摆得厉害”的鲍小姐的无情自不必说，他们的一夜情导致的被轮船上的侍者阿刘的敲诈也似乎“罪有应得”，不应算做纯粹的“煞风景”。而方鸿渐与苏文纨博士的恋爱从开头便注定了方鸿渐的尴尬处境。方鸿渐找到苏文纨的府上，“明知也许从此多事，可是实在生活太无聊，现成的女朋友太缺乏了！”这个动机虽然“不纯”，倒也说明方鸿渐主动接近苏文纨的动机并不是为了获得苏文纨的爱情。不料，苏文纨“误读”了方鸿渐的来意，在方鸿渐的注意力已经完全转移到唐晓芙身上的时候，苏文纨虽然也有所察觉，却表现得格外执拗：在月夜的苏家后花园内，苏文纨小姐躲在外国话里命令方鸿渐吻她，方鸿渐没法推避，象征性地送吻后欲快快摆脱，苏小姐道：“我偏不放你走——好，让你走，明天见。”“苏小姐看鸿渐脸上的表情，以为他情感冲动得厉害，要失掉自主力，所以不敢留他了。鸿渐一溜烟跑出门，还相信刚才唇上的吻，轻松得很，不能作为自己爱她的证据。好像接吻也等于体格的检验，要有一定斤两，才算合格似的。”这样一个极有浪漫情调的月夜，如果男女主人公在此时此景互诉衷情，那么情与景便是同步、对称的，是属于极有诗意的描述。不料，方、苏两位男女主人公的心事却南辕北辙，这就构成了一个不对称的“煞风景”的幽默情景。男女主人公内心的不同步、不一致使得苏文纨的热情和主动实际上都“落空”了。单单“落空”还不要紧，因为“落空”了的爱情有许多时候是以悲剧的形式出现的，只有情感表达“落空”了，而表达爱情的当事人还蒙在鼓里，还是那么一厢情愿地沉溺在自己创造出来的爱情幻象中，这才显得可笑。假设方鸿渐一发现“情况”不对，就“把话说清楚”，告诉苏文纨自己心有所归，那么，双方的情感轨迹就都清楚了，就没有多少幽默的效果。因为把话说“白”了，当事人的言行与各自的内心感情很快就趋于统一，两人都处于“知情”的状态中，苏文纨这个人物就会以理智行事，而不会显得那么“痴”、那么矫情了。所以，月夜下那“没有斤两”的吻之所以显得滑稽可笑，归根结底是爱情盲动者苏文纨的言行和想法（苏文纨命令方鸿渐吻她，而且以为方鸿渐冲动得厉害）与她所处的“真实”的爱情格局（方鸿渐并不爱苏文纨却不得不敷衍她）反差太大。幻想与现实脱节当事人却还糊涂，甚至还在强化他或她的幻想，才导致了这种喜剧性的幽默情景。 《围城》中善于矫情或造情的可不止苏博士一人。三闾大学那位智商显然不是太高的范小姐也是位善矫情的角色。为了获得赵辛楣的爱，她开始动脑筋了：“就有一件事，她决不下。她听说女人恋爱经验愈多，对男人的魔力愈大；又听说男人只肯娶一颗心还是童贞纯洁的女人。假如赵辛楣求爱，自己二者之间，何去何从呢？请客前一天，她福至心灵，想出一个两面兼顾的态度，表示有好多人发狂地爱过自己，但是自己并未爱过谁，所以这一次还是初恋。”接着，范小姐便将一个伪造好了的带有求爱信息的作者签名的剧本借给赵辛楣一阅。 范小姐的这种做派太公开太招摇，属于傻大姐一类的人物。她的矫情“矫”得很皮相很肤浅，是那种被人一眼望穿的假模假式。要论《围城》中在男女情感方面最工于情感心计的，当要首推孙柔嘉，因为孙柔嘉才是创造爱情谣言并利用爱情谣言的高手： “人家更要说闲话了。” 孙小姐依然低了头低了声音。 鸿渐不安，假装坦然道：“随他们去说，只要你不在乎，我是不怕的。” “不知道什么混蛋——我疑心就是陆子潇——写匿名信给爸爸，造——造你跟我的谣言，爸爸写信来问——” 这可怜楚楚的模样加上已经有陆子潇给孙柔嘉写“情书”的“劣迹”在前，孙柔嘉在早些时候便向方鸿渐发出了“方先生，你肯教教我么？”的柔声请求，方鸿渐也非常认真地为孙小姐设计了一个“退信”方案。此时焉能不信孙小姐的“委屈”？孙小姐便是充分调动了“闲话”的积极因素，虚拟出一种庸俗力量的压力，来达到与方鸿渐“同仇敌忾”的亲密。事实也证明陆子潇和李梅亭的存在，只会更快地缩小了孙、方距离，造成“自家人”的亲密感。巧借“外力”达到爱情的“出奇制胜”，这正是聪明的孙小姐的过人之处，也是“造情”艺术的超水平的发挥。 《围城》的诸多笔墨放在围绕着方鸿渐的恋爱和婚姻的叙述上。钱钟书先生在此部小说中心理刻画得最详细、最微妙的恐怕就是方鸿渐与四个女人的情感纠葛。评论家可以分析《围城》的多重哲理意蕴，一般读者将《围城》作为一部爱情小说来阅读也未尝不可。但欣赏《围城》中不同环境中的男女情爱发生过程的心理变化，却无奈地发现《围城》中的爱情不是那么“唯美”，即不是用恋爱男女的情投意合、山盟海誓的“诗意恋爱”来打动读者。《围城》太少恋爱男女的柔情蜜意、心心相印，《围城》的作者习惯于给“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中国经典的恋爱意象涂抹上一层嘲讽的色彩。《围城》是部爱情小说，但这部爱情小说的男女主人公的直接抒发爱情中的“纯情话”是少而又少，大概只有方鸿渐拒绝了苏文纨之后给唐晓芙那封求爱信算是例外。就是这一封信，方鸿渐的情话也是“东躲西藏”，避免明确示爱的唐突。这部小说说的都是男女间的情事，但小说中除了男女间相互吸引的好感外，更多的是关于男女间的嫉妒、做作、猜疑、欺、挑剔、厌恶乃至于背叛。《围城》虽然不像张爱玲的《倾城之恋》那样在极其特殊的情境中创造出一个充满“荒凉感”末世爱情时空，《围城》中的男女爱情不像张爱玲的小说那样被外力“逼”到一个临界状态，比如《倾城之恋》中香港沦陷时候的绝对特殊战乱环境，比如《金锁记》中那位虐待狂曹七巧对年轻人爱情幸福的折磨和扑杀，《围城》中的年轻男女恋爱环境几乎排除了任何外来的侵害或压力，可以说《围城》中的男女恋情都是他们自己“惹的祸”。我们可以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即《围城》中即使出现情敌，也都是伪情敌，属于威胁不大的“情敌”。比如，《围城》中最有名的方鸿渐和赵辛楣的情敌关系竟然是伪情敌关系，他们爱的不是同一个女人。但女博士苏文纨则兴高采烈地希望赵辛楣、方鸿渐能以情敌相待。她是想利用赵辛楣的存在，激起方鸿渐爱的勇气，让赵、方二人斗法比武抢自己。苏文纨虽然偏爱方鸿渐，但她同样重视赵辛楣这个“情敌”角色的存在，因为赵辛楣是她的一个相当重要的爱情筹码。如果方鸿渐对她有意，那么一个具体的情敌乃是爱情生活中最有效的催化剂，这也是苏文纨博士特别做作、特别矫情的地方。前文已经提到过的陆子潇也是一个伪情敌。孙柔嘉不爱陆子潇，但她最充分地利用陆子潇虚构了一封对她的爱情生活非常关键的“匿名信”。情敌这种角色在《围城》中不是真实的竞争对手，反而是男女之间的情感算计或曰情感博弈的工具，“爱情”的成与不成关键在于男女人物是否摸透了对方的情感轨迹，并且恰到好处地利用适宜的环境和时机捕捉到“爱情”。 《围城》中的男女之爱的发生发展多是男女双方直接“较量”的结果，而非外力的威胁、强迫和鼓励。《围城》的作者大概就是要让读者看清楚，在没有外力的干预下，男女作为独立的个体将在情场上有一番怎样的表演。人的智慧，人的高贵，人的懦弱，人的卑下又是在情感围城的内外有一番怎样的令人炫目的演出。《围城》是将笔触直指人性在“常态恋爱”中的各个侧面，特别是人性中在恋爱生活中不那么高贵、不那么可爱的一面。《围城》描述的是人性的弱点在恋爱、婚姻生活中是怎样地作祟。 在中国现代文学涉及青年男女恋情的许多文学作品中，凡出现青年男女主人公的爱情悲剧，多是由外力的因素构成：阶级门第之间的无形门槛、封建恶势力的摧残、包办婚姻的悲剧，或是因为祖国不够强大导致海外恋情的受屈。比如巴金先生的《家》，觉慧和鸣凤的爱情悲剧便是外在的邪恶力量导致的。让青春的美毁灭于无价值的落后的强势的力量之手，这无疑将大大激发人们摧毁封建制度的决心和勇气。美好的爱情与不良的外在环境的抗争是中国现代文学书写青春爱情的一个重要模式。这种爱情书写模式常常通过对不良环境的无情揭露、鞭挞和对青春爱情的颂扬来表现主题。而《围城》对爱情的书写则更偏重于对人的自身特性的展示。方鸿渐的社会地位和经济状况在《围城》中可谓每况愈下，到了《围城》的结束，方鸿渐的经济生活已经走向了困顿，但《围城》并没有将阶级地位或经济状况作为影响爱情婚姻生活的决定性因素。《围城》中个个人物明显都有属于不同社会阶层的特征，《围城》中也不乏所谓高等阶层的势利眼，但《围城》又不是太突出阶级或阶层属性在爱情生活中的作用。最明显的是小说前半部分中以苏文纨小姐的客厅为核心展开的爱情游戏，那简直是一场“爱情真空游戏”，作者是将人物放置在一完全排除了外界干扰的“真空”中让各个人物登场施展他们的爱情本领。方鸿渐寄宿在前岳丈家里，唐晓芙是一个父母对其没有约束的现代少女，赵辛楣是个来去潇洒的公子哥儿，苏文纨更为大家提供了一个宽敞的恋爱空间。恋爱中的人爱请客就请客，喜欢聚会就聚会。作者便是设计了这么一个“真空状态”的“封闭式爱情试验室”，让男女主人公在没有干扰的状态下施展他们的恋爱才能。结果呢，这些恋爱中的人或患得患失，或试探揣测，或怯懦躲避，或迂回进攻，或造情矫情，或嫉妒中伤。老练的苏文纨，天真的唐晓芙，骄傲的赵辛楣，有点迂又很有点小聪明的方鸿渐，都在操练着爱情的纵横捭阖之术。人性的弱点借着这群在“真空”中恋爱的人们的种种表现，也被推到了最醒目的位置上。 可以说，《围城》写爱情，写的不是如何反抗外界压力而获得所追求的爱情，《围城》写爱情，是借着种种类型的爱情故事，来展览人性的种种弱点。人这被称为万物之灵的动物，原来就是在处理他们自己的婚恋这“自家事”的时候，都有那么多的自相矛盾，都有那么多难以沟通的感情和无法达成交流的信息。写人性的弱点，对人的非积极一面的批判，对人性中种种“顽疾”的讽刺和批评，乃是《围城》最独特之意义所在。美国学者夏志清先生在他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中说：“《围城》是一部探讨人的孤立和彼此间的无法沟通的小说。”真是一语中的。 《围城》利用种种爱情关系的描述来达到对人性弱点的批判，用讽刺的笔锋放大人在爱情生活中的种种不那么美好的一面，虽不是完全的“审丑”，却入木三分地通过各种情形中“爱的谎言”来刻画了人的不完善不那么可爱的一个侧面。但《围城》作者对人性的弱点的态度却不是消极的，因为作者让读者看到了这“爱的谎言”、这爱的矫情和造情的可笑和可怜，让读者在笑声中发现人性的短处，这便是一种非常积极的高姿态的批判和矫正。《围城》让人在幽默的阅读氛围中领悟到人的自身的弱点，而不是放纵读者去赏玩人的弱点。《围城》不同于鸳鸯蝴蝶派那类纯粹以恋爱供读者赏玩的通俗小说之处，就在于作者是站在一个中西文化的汇合处，以一个睿智的学者作家的目光来打量人的弱点，从而达到批判的锋利和深入。
汉语言文学论文答辩自述稿
说明这个课题的历史和现状，即前人做过哪些研究，取得哪些成果，有哪些问题没有解决，自己有什么新的看法，提出并解决了哪些问题。以下是我为您整理的汉语言文学论文答辩自述稿，希望能提供帮助。
尊敬的各位老师：
我叫xxx，xx级汉语言文学专业学员，我所撰写的论文题目是：论《围城》方鸿渐形象的现实意义，我的指导老师是xxx老师。从确定选题、拟定题纲、完成初稿，到最后定稿，我得到了x老师精心细致的指导，使我很快掌握了论文的写作方法，并能在较短的时间里迅速完成论文的写作。不管今天答辩的结果如何，我都会由衷的感谢指导老师的辛勤劳动，感谢各位老师的批评指正。
选择《围城》这本小说作为我的毕业论文的写作题材，一方面是因为我对这本小说比较的喜欢，包括由这本小说改篇而成的电视剧。的`确，《围城》是一个富有人生哲理和重大社会意义的命题，它向人们说明40年代中国社会的动荡、黑暗和病态，使恋爱、结婚、家庭成为“鸟笼”和“城堡”，寓意只有冲破自身的局限和昏暗社会的“围城”，把个人的命运和整个民族、国家的命运结合在一起，才会有新的生路。《围城》不愧为一部寓意深刻、发人深省的好作品。另一方面，结合当今社会现实，许多的现象也与《围城》中的描写场景有一些的相似，揭示其中的联系，警示世人，以倡导真、善、美的人性和理性的人生，也是我想通过自己的写作给社会的一次贡献。
我在这篇论文中，主要采用了内容分析和现实对比的写作手法，各阶段安排依照先典型分析(即具体事例分析)，具体对照现象，展现警示，再综合论述，阐明现实意义的层次进行。具体结构如下：
一、方鸿渐“玩世不恭”的人生态度造成的影响对现实社会的警示意义!
1、假的文凭的后果与不学无术
2、对爱情的“玩世不恭”造成的苦果与性开放
二、方鸿渐复杂思想性格的现实指导意义
1、表现在爱情生活方面的复杂分析及现实意义
2、表现在家庭生活方面的复杂思想性格的分析及现实意义
3、表现在事业方面的复杂性格的分析及现实意义。
第一个方面，着重从方鸿渐两件典型的事例，联系到当今社会两种不良现象(即不学无术和性开放)，以警示世人，这部分用词颇多，篇幅较长。第二个方面，综合阐述方鸿渐在社会大背景下的爱情、家庭、事业三个方面的思想性格，意图说明无论在什么样的环境下，如果缺乏主动性，缺乏自主有为的精神，缺乏坚定的性格和健全的人格，是很容易被环境和他人左右的，一个人只有将自身的发展置于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大熔炉里，事业才会有所成功;一个家庭，只有在安定平和的社会大环境下，削除了社会的重压，家庭成员之间相互谅解，家庭生活才会真诚和自由。这部分语言精练，立意高远。
在提纲的完成过程中，我得到了x老师的详细指导，观点进一步得到了提炼，对现实社会某些现象的观察和分析也进一步深入。初稿完成后，x老师又详细地审阅了全文，对一些用词不当的地方，观点不明朗的地方提出了指正。最后正式定稿后，x老师又认真地提示了论文打印的格式以及一些注意事项。
正是在老师的着力指导下，在本人细致的研究下，我结合当今社会现实的某些现象，发现了《围城》所蕴含的警示意义和指导意义。关于《围城》的有关论著相当地多，但以其人物形象的现实融合来确定研究方向，应该是我的一个创新之点。
本篇论文已经完成，虽然不是很尽人意，还有许多的地方需要更全面的改进，但总的来说，在撰写的过程中，我真实地学到了许多东西，更进一步丰富了自己的知识，自己的认识也有了相当的提高。
.在我的印象中，自《管锥编》问世以来，钱钟书其人其作就成了个显示博雅的话题。学文的凑在一起，不知不觉就会谈起钱钟书，谈《管锥编》，谈《谈艺录》（倒很少见人提《旧文四篇》，也许因为它只是"四篇"而已），高见纷陈，崇敬之情更是形于言表。一部专门性很强的学术能如此深入人心当然令人欣慰。然而听到各层年纪的同志们放谈钱钟书和《谈艺录》，发表种种概括性极强的深刻见解时，我只有惭愧得紧，佩服得紧。记得我第一遍谈旧版《谈艺录》时，基本上不懂，极少部分经仔细琢磨略得其理。第二遍读新版时，我已读过些唐诗，于是稍明白一部分唐诗的内容。几年过去，现在我第三遍读它，竟发现所得与读第二遍相差无几。解者自解，不解者依旧不解。惶惑之余，我只能这样自慰：一种专门学问，当人人都能谈论它时，它早已不是原来的东西了，就好像前些年人人都评法批儒时，那早就不是思想史研究了一样。 钱钟书的学问，可以渊博精深四字概之。《管锥编》代表着渊博，而《谈艺录》则体现了精深。渊博在内容，精深在思致。钱钟书的学问，在我看来，不只是一通知识，也不只是一番功夫，乃是一种境界。不是王国维的那些学问境界，而是近于天台慧双修、顿渐并举而至开悟的那种境界。所以它不能仅以渊博的学养和专静的功夫来衡量，不必须加上超妙的灵悟。诚然，钱钟书的渊博和专静者都可以说举世罕俦，但这藉现代的信息处理技术、有正常的学术环境，还是可以企及的，而那种悟性就难说了。西天路上僧多少，谁个取得真经回？所以说钱钟书的学问是种境界，缘故也就在这里，不光要有看经打坐的禅定功夫，还在有慧根妙悟。不透彻这一点，读不了《谈艺录》，也不能领略它的精深，更谈不上给予适当的评价。譬如隔墙观花，眼界与钱钟书齐的，红白当前，目不瑕接，哪有心思看钱钟书？眼界不及钱钟书的，只能从旁边看着钱钟书观花；但也只能看看他的姿态而已，又焉能窥知钱钟书之所见。更不幸的是，钱钟书的姿态偏又平淡无奇，最为普通。依我看，也就是学者最朴素的本色罢了。如果要个性的话，那么就是不免炫博（如第62则论诗与读书，）时而寓谐于庄（如第16则胪列"古来薄韩者多姓王"），讥诮刻薄（如第61则谓《随园诗话》"无助诗心，却添诗胆"；第34则谓刘过七古伧野粗狺"似京东学究饮私酒，食瘴死牛肉醉饱后所发"）。钱钟书的卓绝处在于全面的具备了学者的素质－－不只是渊博的知识，缜密的思理，还有独立的学术品格。最后一点最为重要却常被人们忽视。 2.学者们为人类思想的主体，作为文化的承传者与建设者，作为价值的裁决者，其意义首先在于具有独立的人格和自己的思想。他的使命要求他在进行事实认识和价值判断时保持独立的思考。既不拾古人牙慧，也不仰今人鼻息。通观钱钟书的著述。他是无愧于学者称号的。读完《谈艺录》，我印象最深的是，作者虽广征博引，备举前贤旧说，却从不人云亦云，随声附和。这我们从翻开目录就开始感觉到。自严沧浪以来，言诗秘称盛唐。无论是亦步亦趋的明七子还是反拨明人的清代诸家，尊唐崇宋已成为诗学主流，诗与代降几成定论。胡应麟说"东京后无诗矣"（《诗薮》内编卷一），鲁迅则说："我以为一切好诗，到唐已被做完"（《鲁迅全集》卷十二书信集《致杨霁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612页）。以至于谈诗者概不言明清，陆侃如、冯沅君的《中国诗史》可以堂而皇之地结束于元化，而宣称"此诗史从诗经、楚辞叙起，一直到近代的散曲（按指元散贡），而词盛行以后的诗，及散曲盛行以后的词，则概在劣作之则删去"（《导论》）。我们很难说这是不是承袭传统观念而生的成见，但这种观念显然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盖吟体百变，而吟情一贯。人之才力，各有攸宜，不能诗者，故试其技于词曲，宁有是理。钱钟书正是以这种尊重历史的态度来看中国诗歌的，因此在《谈艺录》中我们看到与上述成见相反的情形：书中除少数几条论唐诗处，大多是论宋以后诗的内容，主要是清诗。这本身就体现了迥异流欲的独立精神。而具体到作家的创作与理论，更是毫不依傍前人，惟我听见是陈，大胆而卓绝的议论随处可见。这里我首先想举出他对《沧浪诗话》的评论。自古以来没有哪部诗论像《沧浪诗话》这样遭到过那么多讥诮訾毁。可是《谈艺录》通篇独给了它极高评价。第88则中通过比较严氏诗论与法国印象派诗论的相通之处，肯定了它"放诸四海，俟诸百世"的理论意义。后来作者在"订讣"中回顾道："余四十年前……撰《谈艺录》时，上痒师宿，囿于冯钝吟等知解，视沧浪蔑如也。《谈艺录》问世后，物论稍移，《沧浪诗话》颇遭拂拭，学人于自诩'单刀直入'之严仪卿，不复如李光照之自诩'一拳打蹶'矣。"（第596页）今天严羽诗论的价值渐为人重视，但在当时钱钟书的议论不啻是石破天惊，非有目空北群的过人胆识不牟能道。颇有意思的是，钱钟书如此推崇沧浪，但对沧浪诗论一脉相承的司空图《诗品》却不以为然："司空表圣《诗品》，理不胜辞；藻采洵应接不暇，意旨多梗塞难通，只宜视为佳诗，不求甚解而吟赏之。"（第371页）这样的主人放在今天，研究批评史的人必勃然而起争之。但我觉得"佳诗"说是有道理的，《诗品》的意义只在以"佳诗"扩大了中唐以来的诗境说的影响，在理论上并没多少贡献。而具象式批评的模糊性带来的消极影响更是过大于功，这种具象式的理论思维最终阻碍了中国文学理论与批评走向规范化和科学性。又如明末奸臣阮大铖，人品为世所不齿，而诗有可讽，前人偶或赏之，今人的文学史斥之莫称。钱钟书则认为"固不宜因人而斥其文，亦只可因文而惜其人，何须固执有言者必有德乎"（第161页）因此他在论述竟派衰时特地把他作为一种现象提出来讨论："阮大铖绝口不道钟谭；《戊寅诗·与杨郎秋夕论诗》大言：'胜国至本期，一望茅苇积，滔滔三百年，鸿�如未辟。'顾按其先后诸集，则洵可谓为'捉得竟陵决'者。昧良忘祖，毁所自出，亦佥壬心术流露之一端焉。"最后又提到： 五十余年前，南京国学图书馆重印《咏怀堂诗集》，陈散原、章太炎、胡步曾先生等题识以表章之，有日："以王孟意趣，而兼谢之精炼"，有日："具体储书，追踪陶谢"。诸先生或能诗或不能诗，要未了然于诗史之源流正变，遂作海行言语。如搔隔靴之痒，未奏中肯之刀。有清一代，鄙弃晚明诗文；顺康以后，于启祯家数无复见知闻知者，宜诸先生之钦其宝莫名其器也。（第422页） 陈章胡三位都是一代名家，但钱钟书毫不客气地指出他们于诗史流变而致议论轻率，同时也说明了他们致误的客观原因，严正中含有宽容和尊敬，表现出一位学者因有的正直不阿的高尚品格和不卑不亢的优雅风度。读完《谈艺录》，我们不能不承认，钱钟书学问的境界首先是建立在对历史事实的忠实态度和独立的思考之上的。没有这点精神而侈谈学问，只能是对学问的亵渎，学问反过来也必将给予无情的嘲弄。从古到今都有这样的学者，著作等身，显赫一时，身后却留不下什么有价值的东西！没有一点孤直耿介，耐不住寂寞；向声背实，托飞驰之势，最终必然滑向邪道，令后人在鄙薄之余又生几分怜悯。古人说，有第一等襟抱，斯有第一等真诗。学问又何尝不是如此？有第一等的人格乃有第一等的学术品格，有第一等的学术品格乃有第一等的学术！回顾中华民族的学术历史尤其是近代以来学人的出处升沉、学术的隆替流变，好生令人感慨！向来被人目为浅薄的胡适，就凭他独立不羁的学术精神，后人便能从他的遗产中得到许多真金。而一些似乎精深远过之的学者却只留下些过期股票。面对一大堆古典文学研究的遗产，我愈益强烈地感到，独立的人格、独立的思考、独立的学术品格对于一个学者、对于我们整个学科建设是多么重要！已故广西师大中文系教授冯振（振心）先生（1897－1980），我只见到遗容，精于诗学与诸子学，早年著书多种，后来却几乎不写东西。据说是自觉不合时宜。这样一位学者，没能把毕生所得留传下来，是非常可惜的。但我佩服这种精神。既然不能言所欲言，那就保持沉默。有所不为而后能有所为。评法批儒时的那种学术繁荣不地徒致纷扰，添些拨乱反正的麻烦罢了。我的老师千帆先生常说，学者须能自甘寂寞。也许，选择学问作为终生事业就注定了要走上一条寂寞之途。如今钱钟书是名满宇内了，但他一直是在走着淡泊寂寞的路，过去如此，现在依然如此。 3.今人好谈论钱钟书的治学方法，每有洞幽烛微之论。也难怪，谁让今天是个方法论的时代呢！但我始终以为钱钟书的所成，要在一个学字，博通今古，学贯中西。四册《管锥编》早已令中外倾倒，而《谈艺录》仅以它满纸的书名号就足以令人服膺其涉猎之广。对任注山谷诗、李注荆公诗、施注遗山诗三家的订补引书数百种，特别是举前人后人之作相参证，更显出非凡的记诵能力。这种学养自然是与他们那一代人少受家学通国故、长游域外博见闻的特殊经历分不开的，今人再难有这种理想的学习条件。因为淹贯中西，他每从中西文学创作与理论中发现相同的艺术经验，从一个侧面揭示出人类共能的艺术感觉和心理内容。这在论王国维诗的时间意识、李贺诗的曲喻、八股文的代言特征、以人为诗说、山谷"行布"之说、惦手相应与机乖等问题时都为我们树立了比较文学研究的范例。而在评论深受西方文化影响的近代诗人时，渊博的学识同样使他能居高临下地洞见他们接受西方文化的深浅得失。对苏曼殊每以拜伦比太白仙才、雪莱比长吉鬼才，他就认为："至于拜伦之入世实践，而谓之'仙'；雪莱之凌虚蹈空，而谓之'鬼'，亦见此僧于文字海中飘零。未尝得筏登岸也。"（第50页）曼殊《本事诗》之三云："丹顿、裴伦是我师，才如江海命如丝。"钱钟书在"订补"中又说："窃谓'命如人可揣称工愁薄命之才子如黄钟则辈……曼殊悯刚毅杰士，以为柔脆；怜豪华公子，以为寒酸，以但丁言情与拜伦言情等类齐观，而已于二家一若师承相接，身世同悲。不免道听途说，而谬引心照神交。盖于西方诗家，只如卖花担头看桃李耳。读此等绝句，不妨赏其楚楚小有风致，若据以言曼殊于西方文学能具藻鉴，则誉彼长适所以■其短矣。"（第374页）这样的评论哪里靠什么观念或方法，纯粹靠驱使满腹书卷而已，甚至不必下许多玩味作品的功夫，见多识广自然能辨真假深浅，不受人欺。《谈艺录》里真正是下了玩索功夫、于毫芒之间参究同异得失的是像第28则论钟谭之类的文字。就是在这种地方，渊博的学养还是每在不经意处显示出来："伯敬欲为简远，每成促窘；友夏颇希隐秀，只得�格。伯敬而有才，五律可为浪仙之寒；友夏而有才，五古或近东野之瘦。"（第102页O）这段文字辨析之精，诚令人叹服，但我更欣赏的是下面小字夹注说的"然唐人律诗中最似竟陵者，非浪仙、武功，而为刘得仁、喻凫"。发现姚贾与竟陵的相似不算困难，因为他们都是对后世有深远影响的晚唐名家。而刘喻二人在唐代却是很少为人提及的小家。能注意到他们与竟陵的相近，就显出论者于唐诗涉猎之广、研读这细、体悟之深了。所以我说钱钟书的学问是最本分最老实的学问，如果更以第18则"诗用语助"而言，则甚至可以说是最原始的学问。悟性那么高的他，总是用着最机械的归纳法。他在论古诗中用虚字的情形时指出："盖理学家用虚字，见其真率容易，故冗而腐；竟陵派用虚字，出于矫揉造作，故险而酸。一则文理通而不似诗；一则苦做而文理不通。兼酸与腐、报以文为诗之丑态者，为清高宗之六集。蒋石斋、复初斋二家集中恶诗，差足佐辅，亦虞廷庚歌之变相也。"（第78页）这一鞭辟入里的结论，并不是仅凭读几家集子加以推断，而是列举出从古代到近代125位诗人的296首诗作，由众多诗例的琐细比较中归纳出来的。这种笨拙的方法今人是不屑用的，尽管我们只能共分谢灵运谦让的那一斗才。于是今人的文章中也绝看不到这样的文字： 余于晚清诗家，推江�叔与（黄）公度如使君与操。�叔或失之剽野，公度或失之甜俗，皆无妨二人之为霸爰健笔。乾嘉以后，随园、瓯北、仲则、船山、频伽、铁云之体，汇事成风；流昨轻巧，不矜格调，用书卷而勿事僻涩，写性灵而无忌纤佻。……江�叔力矫之，同光体作者力矫之，王壬秋、邓弥之亦力矫之；均抗志希古，欲回波断流。公度独不绝俗违时而竟超群出类，斯尤难能罕觏矣。（第347页）能把一代诗家如数家珍似地一一道来。只有靠多读、熟读，只有这样才能胸有成竹，沿波讨源，把握住诗潮的流变。当然，这里还有个艺术鉴赏力的问题。敏锐高超的艺术鉴赏力是学养与悟性的结合。这方面钱钟书的过人之处随时都流露出来。 4.由于涉猎有限，我无法对钱钟书诗学的深湛处一一评说，只能在自己熟悉的范围内举一两个例子。比如李贺，《谈艺录》有数条论及，显见作者是深有见于其诗的。自杜牧序李贺诗有牛鬼蛇神之目，以为"少加以理，可奴仆命骚"，后人多有曲为之辩者。钱钟书举出铫羹湖《昌谷诗注》、朱轼《笺注长吉诗》，张箦斋《涧于日记》、刘须溪《评李长吉诗》、胡应麟《少室山房类稿》、舒梦兰《古南余话》诸书所论，指出"姚、陈、张辈谓长吉之诗妙在乎有理而猝不能解刘、胡、舒辈谓其妙在乎无理而正不须解；二说相反，而均一反牧之'少加以理后'之说"。（第367页）他首先跳出这有理无理之争，而从杜牧之论去寻绎长吉诗。既然同时代的大诗家认为贺诗无理，那么就体现了唐人的一种目光。通过对作品的考察，他认为"牧之议长吉'少理'，即黎二樵评长世所谓'于章法不太理会'也"。这不是主观的臆测，他对《恼公》所作的那段千余字的剖析会让你信服他的见解。进而他又拈出德国人所谓"挈领之才"与"铺张之才"的分限，以为长吉才质属于铺张一路，深中贺诗肯綮。如果光谈到这一步，那么钱钟书还不足以为钱钟书，他的识见卓绝之外更在后面："余尝谓长吉文心，如短视人之目力。近则细察秋毫，远则大不能睹与薪；故忽起忽结，忽转忽断，复出傍生，爽肌戛魄之境，酸心刺骨之了，如明珠错落。与《离骚》之连犭卞荒幻，而情意贯注、神气笼罩者，固不类也。……盖长吉振衣千仞，远尘氛而超世网、其心目间离奇ㄈ诡，鲜人间咸。所谓千里绝迹，百尺无枝，古人以与太白并举，良为有以。"（第46－47页）我以为这是迄今为止李贺研究中最精辟深刻的阐述之一。它是基于先进的文学观念吗？是本着科学的研究方法吗？不，这是博学广见的艺术素养的升华，是惺惺相惜的天才之间的深刻理解，是希世独行的一种人生境界的感通！我知道，像杜甫那种每饭不忘君的诗人是容易获得统治者和统文人赏识的，苏东坡的旷达超逸也容易得到在现实的压抑中寻求精神超越的一般士人的共鸣，可是太白、昌谷，他们天才的寂寞、绝望的反抗，是世间大多数所谓学者、诗人难以理解或首肯的。我在钱钟书的学问中总看到一种超然的东西，借他一本书的书名来说就仿佛是站"在人生的边缘上"眺望人生，这使他总是具有超脱的识见，透地一层境地洞达幽邃的真谛。看他论赵孟ぽ诗："松雪诗浏亮雅适，惜肌理太松，时作枵响。七古略学东坡，乃坚致可诵。若世所传称，则其七律，刻意为雄浑健拔之体，上不足继陈简斋、元遗山，下已开明之前后七子。而笔性本柔婉，每流露于不自觉，强绕指柔作百炼刚，每令人见其矜情作态，有如骆驼无角，奋迅两耳，亦如龙女参禅，欲证男果。"（第96页）。赵孟ぽ性本柔弱，少刚正之气，其出处与书法风格都明白地表现出这一点。作书不悖本性，还能成柔媚一体："文以气为主，不可力强而至"，以柔弱之质而强作豪壮，自不免矫矜。这瞒得过钱钟书？正是在这种地方最显出钱钟书的目光如炬来。而"骆驼无角，奋迅两耳"之喻则形象而又透辟地揭示了赵孟ぽ品性、诗格之间的反差和矫张之态，不由得让人想到《谈艺录》中引及的一句古话："刻薄人善作文字！"此外如公安与竟陵有望道未见与有志未遂之别、放翁善写景而诚斋写生，黄遵宪诗有新事物而无新理致等议论，均自出手眼，令人不能不折服他的识见之深和悟性之高。清诗学者严迪昌说三十年前读旧刊本《谈艺录》"至作诗学成斋，几乎出蓝乱真者，七百年来，惟有江�叔。张南湖虽见佛，不如�叔之如是我闻也。世人谓《伏�堂集》出于昌黎、东野、山谷、后山，盖为彭文敬、李小湖辈未定之论所误耳"一段文字，甚觉亲 ，后读江�《伏�堂诗录》，深叹钱钟书所论的警策，"诚独具史家慧识"。《谈艺录》中这种发人所未发、鞭辟入里的论断不胜列举，王渔洋诗，同辈均推崇其天分之高不可及，后来袁枚独不以为然说"阮亭之色并非天仙化人，使人心惊。不过一良家女，五官端正，吐属清雅，又能加宫中之膏沐，薰海外之名得香，取人碎金，成其风格"。（《随园诗话》卷三）钱钟书则认为"藏拙即巧，用短即长；有可施人工之资，知善施人工之法，亦即天分"。但他马上又指出："然一不矜持，任心放笔，则譬如飞蓬乱首，狼藉阔眉，妍姿本乏，风流顿尽。"他举出邹绮《十名家诗选》所收及《观自得斋丛书》中的《渔洋山人集外诗》为例。接着他又分析了渔洋的弱点和长处： 渔洋天赋不厚，才力颇薄，乃遁而言神韵妙悟，以自掩饰。一吞半吐，撮摩虚空，往往并未悟入，已作点头微笑，闭目猛省，出口无从，会心不远之态，故余尝谓渔洋诗病在误解沧浪，而所以误解沧浪，亦正为文饰才薄。将意在言外，认为言中不必有意；将弦外余音，认为弦上无音；将有话不说，认作无话可说。……观其词藻之钩新摘隽，非依傍故事成句不能下笔，与酣放淋漓，挥毫落纸，作风雨而起云烟者，固自异撰。然读者只爱其清雅，而不甚其��，此渔洋之本领也。要之渔洋谈艺四字"典、远、谐、则"，所作诗皆可几及，已非易事。明清之交，遗老"放恣"杂驳之体，如沈椒园廷芳《隐拙轩文钞》卷四《方望溪先生传》附《自记》所云，诗若文皆然。"贪多"之竹士宅，能为馈贫之粮，"爱好"之渔洋，方为拯乱之药。功亦伟矣。（第97－98页） 钱钟书的批评眼光尖锐犀利，如伦琴射线洞穿对象的肺腑，隐痴结症，－－皆现。既能撕开锈花枕头表暴其秕糠之质；也能琢璞现玉、披沙拣金，上述论断起渔洋于九泉也不能不心悦诚服，难抗辩一词。只要我们不是仅凭世所传诵的几篇名作，而是通观渔洋全部诗作来衡量上述议论，都会同意钱钟书的意见。他没有提到渔洋的成名作《秋柳四首》实际上这组作品中已包含了渔洋诗风的基本特征，包括"一吞半吐，撮摩虚空"，"弦上无音"和"爱好"（见赵秋谷《谈龙录》）的成败得失。这个问题需要专文讨论。 5.叶燮《原诗》论诗人的素质，在刘知几论史家的才、学、识三品上加个"胆"。学者的素质同样也必须具备这四点。正直的学术品格就是胆，渊博的知识是学，超妙的感悟是识，而才则体现在思维的缜密、论析的谨严、表述的畅达。这在钱钟书可以说是集四美于一身，而机敏的谈锋、尖刻的谐谑更是他独特的魅力。综而言之，一切都是以学为基础的，钱钟书读书之勤，亲朋中流传的许多佚事可以作证。文学所的藏书，有不少登记卡片上我只见钱钟书一个名字，《烟画东堂小品》就是其中之一。而正是此书所收的《五贻上与林吉人手札》的陶澎跋语，成了他"渔洋楼阁乃在无人见时暗中筑就，而复掩其土木营造之迹，使有烟云蔽亏之观，一若化城顿现"这一诛必之论的依据。妙悟来自广泛的参学。"夫'悟'而日'妙'未必一蹴即至也；乃博采而有所通，力索而有所入也"。（第68页）这正可以看作是钱钟书的夫子自道。与时贤相比，他给严沧浪以更高的评价，显然是深有会心于此。 学风迭代递转。汉人守章句，宁人讲义理，清人尚考据，虽各有得失，同务一个"学"字。十七年空谈主义，新时期专攻方法，却患在不学。以方法而言，钱钟书确是平淡无奇的，基本上是传统的学术笔记（《日知录》《陔余丛录》式的）和诗话（《瓯北诗话》式的）的路数（ 取材范围扩大到西籍）。打个粗俗的比方，《管锥编》是盆菜－－经加工选择的素材积累；《谈艺录》是浓缩汤料－－经概括提炼的真知灼见。前者是中西文化比较研究的武库，闭着眼睛摸一篇都能据以成一专题论文。后者则是古典文学研究者的锦囊，没出息的任拈一段都可敷衍成长篇大论，来个我注钱钟书；出息不大如我这样的也可以从中刺取一二，来个钱钟书注我。但是方法，你在哪里？读《谈艺录》我常有迷茫的感觉，就像大德上座，说得头头是道，听众却在云里雾里。盖悟入的境界，你悟得乃可印证，否则终为雾里看花。然而要证悟又谈何容易，他说钱�石如何如何，蒋心余如何如何，我没读过他们的诗，又何知深浅。正因此我才顿悟，钱钟书的学问的不二法门就是读，再读、读熟、读透。所谓"下学以臻上达"。（第99页）以他的悟性与专静，有什么深奥不可解的东西？据我粗略统计，《谈艺录》引书一千九百七十余种（不包括西籍），涉及诗人八百多人，且读而有得，决非前人诗话摘一二佳句泛下一二评语者可比。我相信不只我一个人感到奇怪和惋惜，钱钟书为什么不做些系统的研究，比如写部诗史什么的煌煌巨著，而做这种零星的、笨拙的功夫？读了三遍《谈艺录》之后，我总算明白，只有下这最笨的功夫才能臻这最上的境界！想到严沧浪示学诗者的"遍参"、"熟参"，的确不是英雄欺人。但这是一个原则，而不是一种方法。凡臻最上乘境界的学问技艺总是无迹可寻，也就是古人所谓"至法无法"。金庸笔下最出色的剑侠，剑术造极之境是"无剑"。内力到处，木棒、柳枝乃至衫袖、手臂动摇皆为兵刃。钱钟书的学问便给人这种百战不用兵刃的感觉，读他的书你只觉得渊博、精深，在那一派真气浩然的学养和悟性面前，一切理论、技巧、方法都显得苍白无力，像耐不住比拼的花拳乡腿！ 6.然而，这种境界可以景仰，却难以企及。因为它是建立在一种极其超然的学问态度上的。从动机来说，钱钟书也许并不想做个职业的古典文学研究者。他最初谈诗是为"资吾操觚自运"，所以只着眼于"体察属词比事之惨淡经营"，而不斤斤于评骘高下及注解、考证。专注本文，使他对诗的理解达到很深的境地："渐悟宗派判分，体裁别异，甚言语悬殊，对疆阻绝，而诗眼文心，往往莫冥契。"（第346）写作《谈艺录》时，正值国难当头，偷生兵罅。"忧天将压，避地无之"，于是"销愁舒愤，述往思来。论无能事之词，遣有涯之日"。（序）这是一种寄托。一种"不为无益之学，何以遣有涯之身"的无奈与自遣。所以书中每以兴会听到，信笔书之。或少年负气，一时技痒，不免有炫学之意（第346页）；或诙谐杂出，以资谈助；更多的则是以闻见折衷旧说，断结学术公案（如论韩愈、朱熹），了不似蓄意所作的专门研究。论其体例实近于陈登原的《国史旧闻》。于丧乱流离、图籍无存之际作此书，自序所谓"虽赏析之作，而实忧患之书也"。确非故拟作易者而自大其体。它是忧患的产物，同时又是超越忧患、远避尘累的凭藉。建国后风云激荡，政治运动的冲击，五七干校的放遣，对一介书生来说书已成了一种奢侈。爱书如命，在干校昏暗的棚屋中将登子放在炕上，人再站在凳子上凑近灯光读书的钱钟书，学问对他还有什么更崇高或更功利的目的（如弘扬民族文化、取其精华、剔除糟粕之类）呢？惟其如此，倒使他的学问获得了它的自足性。学问的目的回到了它本身。读书思索对他来说成了一种最愉快的人生体验，从而使学问与更高的合目的性－－人生的意义相联系起来。玩索学问也就成了玩索人生。正是这种沉静的愉悦使他的学问能够超脱于世俗的功利目的，而进入一个纯净渊深的境界。那实际上也就是他为人的境界。所以我常感到，比起学问来，我常佩服钱钟书的为人。然而也仅限于佩服而已，从未想过仿效，的确，也无法仿效，对四十岁出头就成为一级研究员的钱钟书来说，读书是满足人生的赏心乐事，学问不地是它的自然结果。因此他做学问可以说是只问耕耘不问收获，更不管自下而上环境和学术环境迫使我们急功近利，虽是花拳绣腿，也要上去练练。一面在心底对前辈原深沉怀着高山仰止的崇敬，一面却还要摆出一副义无反顾的决战架势。这不免教许多老成持重者哀叹学风日下，我无意为此争辩，只是想指出；学风从来就不是在象牙之塔里袅袅漫起的篆烟，它总是被世风所左右。不止听到一个同辈人这么说："等高级职称评上，就埋头读几年书，真正搞点实在的东西。"请注意，前提是高级职称评上。而高级职称评定，众所周知大都是一本书主义，几十篇有见解的论文，绝不如一部妙冷饭的平庸作分量重。这逼迫人去炒平庸的东西，根本别指望《谈艺录》这样的言必独到、涉笔皆新的深刻著作了。说起来，钱钟书至今还没一部所谓专著呢，全是零星笔札与论文。我想他还不屑于去写什么专著，因为系统的著作难免要重复许多旧东西！那么，只有我们这些急于评职称的人大写专著，等到职称到手，人近中年，即使雄心犹在，只怕也过不了精力充沛、思维活跃的黄金时代了。 我惟愿同辈人多读书，包括多读钱钟书，同时不要忘了福柯的话－－应该跟随少量的作者一同思考，一同工作，但是不要去写他们。
但凡重要的艺术作品，同时有几层意思，《围城》也不例外。从一个层面上说，《围城》有自传色彩。钱钟书同小说主人公方鸿渐一样，出身于中国的一个书香门第，1930年代去牛津和巴黎留学，1938年初回国。与方鸿渐不同的是，钱钟书是位成就斐然学者，中、英文学方面都有很深的造诣，得牛津大学学士学位，论文内容是17、18世纪英国文学作品中对中国的描写。但同方鸿渐一样，抗战初期钱钟书在中国内地教过书，其同事是来自上海和北平的流亡学者，在西南的昆明市合力兴办一所大学。在昆明和湖南的一所大学短期教书之后，钱钟书回到上海（1941年），在上海教书、写作，直到抗战结束。 围城》第三个层面说的是中国知识分子，说到当时因过推崇西方文学和美学而带来了恶果。钱钟书认为，中国的正统因此而受到侵蚀，儒家道德体系分崩离析，本来已经面临困境的中国文化更是雪上加霜。在这个问题上方鸿渐倒是过错可言，他的谦词是自己所知甚少，对文化事宜不好妄加评论。但方鸿渐周围的朋友同事却毫无顾虑，都是些装腔作势、自命不凡的所谓学者。《围城》的某些章节说的就是这些人自吹自擂，贻笑大方。方鸿渐旅途中遇到不少人，他们很像当时文学界和学界的某些角色。但钱钟书自己在小说前言中恳请读者不要把《围城》当作一部影射小说。钱钟书(18张)《围城》是钱钟书唯一的长篇小说，于1944年动笔，1946年完成，1947年由晨光出版公司印行。这是作者在困顿之中“锱铢积累”而成的，小说“从他熟悉的时代、熟悉的地方、熟悉的社会阶层取材。但组成故事的人物和情节全属虚构。尽管某几个角色稍有真人的影子，事情都子虚乌有；某些情节略具真实，人物却全是捏造的。”（杨绛《记钱钟书与〈围城〉》）比如方鸿渐取材于两个亲戚：一个志大才疏，常满腹牢骚；一个狂妄自大，爱自吹自擂。但两个人都没有方鸿渐的经历，倒是作者自己的经历，比如出国留学、担任大学教授，与作品有相合之处，作者可能从他们身上获得了些启示，但并不能对号入座。
创作背景：
《围城》是钱锺书先生唯一的长篇小说，于1944年动笔，1946年杀青,1947年由晨光出版公司印行。小说问世之后，颇受欢迎，不到两年就出了三版。解放后，一度绝版30载，1980年再次重印。
据钱锺书夫人杨绛回忆，有一次，钱锺书夫妇共同去观看杨绛编写之话剧，观众好评如潮。也许是有感而发兼逞才心理，回家后，钱锺书便对夫人说：“我想写一部长篇小说。”杨绛听后颇为高兴，即催其快写。钱锺书因忙里偷闲写短篇小说，又担心无时间写长篇小说。
杨绛便宽慰他，说不要紧，他可以减少授课时间。其时，正值春天，钱锺书疾病缠身，用汤药调治才见好转。《围城》中对行医者的讽刺和揶揄，隐含了钱仲书在写作《围城》时闹病之窘境。在杨绛之劝慰下，钱先生抱病写作，一边著《围城》，一边润色《谈艺录》，还不时为生计发愁。
1945年11月21日，钱锺书在其35岁生日时所作之“出癖钻窗蜂来出，诗情绕树鹊难安”诗句，就反衬其分身无术，诸事繁多之忙乱状态。
正因杨绛先生之有意鼓励与大力支持，一部文学名著才在无意中诞生，杨绛乃《围城》之“第一”读者也。余谓《围城》之存世流传，与杨绛先生密不可分。
扩展资料：
《围城》内容介绍
围城故事发生于1920到1940年代。主角方鸿渐是个从中国南方乡绅家庭走出的青年人，迫于家庭压力与同乡周家女子订亲。但在其上大学期间，周氏患病早亡。准岳父周先生被方所写的唁电感动，资助他出国求学。
方鸿渐在欧洲游学期间，不理学业。为了给家人一个交待，方于毕业前购买了虚构的“克莱登大学”的博士学位证书，并随海外学成的学生回国。在船上与留学生鲍小姐相识并热恋，但被鲍小姐欺感情。同时也遇见了大学同学苏文纨。
到达上海后，在已故未婚妻父亲周先生开办的银行任职。此时，方获得了同学苏文纨的青睐，又与苏的表妹唐晓芙一见钟情，整日周旋于苏、唐二人之间，期间并结识了追求苏文纨的赵辛楣。方最终与苏、唐二人感情终结，苏嫁与诗人曹元朗，而赵也明白方并非其情敌，从此与方惺惺相惜。
方鸿渐逐渐与周家不和。抗战开始，方家逃难至上海的租界。在赵辛楣的引荐下，与赵辛楣、孙柔嘉、顾尔谦、李梅亭几人同赴位于内地的三闾大学任教。由于方鸿渐性格等方面的弱点，陷入了复杂的人际纠纷当中。后与孙柔嘉订婚，并离开三闾大学回到上海。
在赵辛楣的帮助下，方鸿渐在一家报馆任职，与孙柔嘉结婚。婚后，方鸿渐夫妇与方家、孙柔嘉姑母家的矛盾暴露并激化。方鸿渐辞职并与孙柔嘉吵翻，逐渐失去了生活的希望。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围城
中文名称: 陈天华 又名: 别号思黄 原名显宿 字星台、过庭 性别: 男 民族: 汉 生卒年: 875-1905 生平简介 生平简介 陈天华（1875－1905）原名显宿，字星台、过庭，别号思黄，湖南新化人。近代民主革命宣传家。1898年考入新化求实学堂。1903年春获官费留学日本东京弘文学院速成师范科。参加拒俄义勇队（后改名军国民教育会）。著《猛回头》、《警世钟》等书，宣传革命思想，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主张推翻“洋人的朝廷”清朝政府，建立民主共和国，影响甚大，被誉为“革命党之大文豪”。秋冬间回到长沙，与黄兴等发起组织华兴会。随后往江西策动军队，并与刘揆一等联络会党首领马福益。事泄失败后逃亡日本。 1905年6月陈天华与宋教仁等创办《二十世纪之支那》。8月东京留学生举行欢迎孙中山大会，会后撰《记东京留学生欢迎孙君逸仙事》一文，赞颂孙中山“是吾四万万人之代表也，是中国英雄之英雄也”。主张华兴会加入同盟会，被推为会章起草员。任《民报》撰述员。为抗议日本文部省颁布的《清国留学生取缔规则》，12月8日在东京大森湾投海而死，“以死报中国”。孙中山称赞其为“热心血性的革命党”。著作编为《陈天华集》。 胡适的生平 胡适（1891～1962），原名胡洪（马辛）、嗣糜、字希疆，后改名适，字适之，安徽绩溪人。现代学者，历史学、文学家，哲学家。以倡导“五四”文学革命著闻于世。历任北京大学教授、北京大学校长、台湾中央研究院院长等。 胡适原名嗣穈，学名洪骍，参加“庚款”留学考试时改名胡适，字适之。先生1891年2月17日生于上海大东门外，世为安徽绩溪人。其父胡传（字铁花，号钝夫），清岁贡生，官至淞沪厘卡总巡、台东直隶州知州，有著作《台湾纪事两种》传世。先生一生领尽风骚，1962年2月24日于中央研究院院长任上逝世，享年72。 胡适5岁开蒙，在绩溪老家私塾受过9年旧式教育，打下一定的旧学基础。1904年到上海进新式学校，接受《天演论》等新思潮，并开始在《竞业旬报》上发表白话文章。1910年夏赴美留学，先入康乃尔大学习农科，后转入文科；1915年进哥伦比亚大学，追随实用主义哲学家杜威学习哲学。1917年完成博士学位论文《古代中国逻辑方法之进化》。在此期间，胡适热心探讨文学改良方案，并试作白话诗。而与《新青年》主编陈独秀的通信，以及《文学改良刍议》一文的发表，更引发了一场声势浩大影响深远的文学革命。同年胡适学成归国，被聘为北京大学教授，并参与《新青年》杂志的编辑，至此一发而不可收，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之一。 五四时期，胡适连续撰写《历史的文学观念论》、《建设的文学革命论》等文，提倡“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并相继完成《国语文法概论》、《白话文学史》等著作，对白话文取代文言文而成为现代中国人重要的思想和交流工具起了决定性作用。此乃他最大的名山事业。 在理论倡导的同时，胡适还进行了一些文学创作的“尝试”。其小说、剧本均未见成功，独有出版于1902年的《尝试集》，乃文学史上第一部白话新诗集，颇有开拓之功。 文学创作非其所长，在新文化运动中，胡适另一主要贡献是输入新思想。其《易卜生主义》、《贞操问题》，当年都是振聋发聩之作。而从问题与主义之争，到《人权论集》，再到主办《独立评论》，胡适始终坚持独立姿态和批判精神。抗战军兴，胡适出任驻美大使；胜利后又先后担任北京大学校长和中央研究院院长。但其始终保持书生本色，不曾背叛五四主义知识分子。 胡适称五四新文化运动为“中国的文艺复兴”，并断言其有四重目的：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照他的理解，所谓整理国故，就是用科学方法对三千年来破碎的古学进行一番有系统的研究。故胡适治学特重方法，屡次撰文介绍清儒与西哲的“科学方法”，以至于再三声称他的学术研究都是为了证明并推广其“科学方法”。 胡适治学有两个主要领域，一是中国哲学史，一是中国文学史。尽管《中国哲学史大纲》只出版了上卷，《白话文学史》也没有下编，可这两部书都是建立规范并奠定学科基础的经典性著作。后人可以赞赏，也可以批评，却无法漠视其存在。前者的平视诸子以及历史的眼光，后者的双线文学观念，都是对本世纪学术发展影响甚深的“大胆假设”。另外，他首创新红学，重修禅宗史，以及用历史演进法来研究中国章回小说，都是开一代新风，功不可没。 抗战以后，因奔走国事，再加上自身学术路数的内在限制，胡适学术上未能更上一层楼。晚年沉醉于《水经注》疑案，下力甚大，可惜成果不尽如人意。
中贸圣佳国际拍卖有限公司宣布六月下旬将拍卖钱钟书及家人写给香港时任《广角镜》月刊总编辑李国强的书信手稿。钱钟书的夫人杨绛曾两度发出申明表示强烈反对，6月3号，法院签发民事裁定，紧急叫停公开拍卖此批信件。6号，中贸圣佳国际拍卖有限公司在其官网上发布撤拍公告，并明确表示，撤拍不是因为法院裁定要求公司停止拍卖，而是出于对杨绛的尊重，同时强调，该公司为举办本次拍卖会的前期活动均符合中国法律及拍卖行业的相关规定。 杨绛曾通过多种渠道表示，不同意公开发表其享有著作权的私人书信手稿公之于众。但中贸圣佳公司即将举行“也是集—钱钟书书信手稿”专场拍卖活动及相关预展和研讨活动，公开预展、公开拍卖钱钟书、杨绛、钱瑗写给香港时任《广角镜》月刊总编辑李某的书信手稿。在制止无效的情况，百岁高龄的杨绛向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了诉前责令停止侵犯著作权行为的申请，要求中贸圣佳公司在拍卖、预展及宣传等活动中不得实施侵害钱钟书、杨绛、钱瑗写给港人李某的涉案书信手稿著作权的行为。
侵权案。请注意：可以拍卖，签订了委托拍卖合同，不等于就是卖出去了。委托拍卖合同和货物买卖合同不同：委托拍卖合同是帮拍卖物品，不代表就是成功卖掉了；货物买卖合同才是卖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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