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开展与深入，与现代文学文献的整理和挖掘息息相关。下面是我为大家整理的文学类 毕业 论文，供大家参考。
文学类毕业论文 范文 一：中国现代文学副文本价值影响
摘要：作品中正文本之旁的副文本，是用以辅助理解内容的相关文本。这类文本既是正文本的映衬文本，也是整个作品的组成部分。我国现代文学占据着不可替代的文学地位，本文对现代文学作品副文本当中蕴含的史料内容进行解析，继而探究副文本在现代文学中的重要作用与影响。
关键词：现代文学;副文本;价值;影响
一、现代文学副文本由来
在我国文学史上，纯文学作品历来备受瞩目，其也是文学研究的重点内容。但从史料内容看，文学史料的来源非常广泛，除纯文本以外还涉及到文学作品中的副文本，例如， 日记 文本、书信文字及年鉴或年谱等[1]。此外，现代文学有别于古典文学，二者史料内容也不相同。现代文学比古典文学多加入了新元素，包括扉页引言、文本封面、 广告 文本等，此类元素出现后，文学文本逐步被划分成正、副文本，其中，正文本表明作品的本质特征，而副文本用以表明辅助信息，带有历史特征。鉴于此，副文本能够用于探究多方面的历史性问题，其史料内蕴相当丰富。
二、现代文学副文本的内含史料
1.序跋
一般而言，正文本附近位置穿插或环绕着副文本，这类副文本的用途是向读者交代、阐明相关信息，因此，借助副文本能够获取当中的史料。不过，多数副文本并不具备信息凸显性，人们需要参照正文本及相关资料才可辨析出史料内容。副文本中的“序跋”囊括了大量的史料内容。现代文学的诸多作品中包含了序跋，其中通常阐述文学史、作品、作家等各方面的内容，可为后世提供有关的史料内容。例如，《<呐喊>自序》叙述了鲁迅本人所经历的转折事件，《无妻之累》序跋交代了当时沪杭凶杀案件的相关情况。此外，序跋是作品和序跋撰写者之间的联系纽带，例如，周作人为所教学生的作品撰写序跋;鲁迅常给左翼派作家书写序跋。从序跋中可看出作品构思、作家思想等内容，借助序跋表达这些内容，可以映射出创作背景、出版过程、传播情况等信息。
2.扉页、题辞、引语
现代文学出现了题辞、扉页及引语，这类文本短于广告，其短小精悍，蕴藏多种史料信息。扉页、引语多来自经典诗词、中外名著等的部分内容，写法接近于“用典”，把经典的中外文句引入现代文本中，既可幻化出新鲜的情境语言，也可体现中、外史料内容。例如，《采石矶》是郁达夫所著作品，当中引用诗句“ 文章 憎命达，魑魅喜人过”(《天末怀李白》杜甫)[2]，用以表达作者自己对胡适的激愤之感。《走到出版界》的扉页卷语借用《庄子•秋水》中惠子和庄子交往 故事 ，用以暗喻鲁迅和作者(高长虹)的关系。这类文本本身兼有史料性质，促使其成为古今、中外史料的“融合剂”。作者自写题辞中可见更多的史料信息，例如，《绿页》为苏雪林作品，当中的扉页题辞写道“给建中--我们结婚的纪念”，由此看出，在结婚之初时，苏雪林的婚姻生活十分甜蜜。此外，引语、题辞仅出现在某个版本里，其余版本则被删去，这一般是为了辨别版本所作的标记，凭借版本标记也可得到作品的版本史料。
3.注释
少量文本中的注释是由作家本人所标，多数是后人按照文本内容添加的注解，因此，注释可视为后生、外生类副文本，这些内容需要放到正文本中才能获得合理解释。从用途看，注释可对文本的细节内容作进一步解释、说明，通过查看注释，读者可更好地把握作品的深层含义及内蕴意义。注释内容揭示出作家、作品的多方知识，让读者能够更为系统地研读作品。可以说，注释的广泛度超出序跋范围。文本注释有文内注、分题注两种，其中，分题注囊括了版本变化、发表出处、作品背景、标题变动等情况内容;文内注包含的信息量更广、更多。
4.图像
作品中的图像有插图、封面画、相关照片等。插图、封面画可传达正文本的相关内容，其作为直观内容具有很强的视觉性、功能性，用以图证文学的史料价值。例如，《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中国现代文学图志》等。部分现代期刊也有图文类作品。如，半月刊《戈壁》由叶灵凤主办，当中“鲁迅先生”系列漫画描绘出叶灵凤和鲁迅间的“ 文化 恩怨”故事。此外，正文本出版之初已经附有的封面画、图像等，同样富含各种史料。例如，《坟》一文扉页穿插着翅收于胸、一眼睁一眼闭的猫头鹰就是作者鲁迅的现状投影和真实写照，《生死场》封面图是由作者萧红所画，展现出东三省处于不断沦陷的真实境遇。
三、副文本在现代文学相关研究中的作用及影响
1.副文本为后世探索现代文学提供史料
文学作品当中的副文本可向人们展现多种类型的研究史料，这些史料主要是：①历史遗物，诸如文人故物、故居及手稿等，此类史料可作为刊登原版文物时所用。②历史文本，大致有年鉴、年谱、方志、著述、家谱等;③文学纯文本，包含小说、 散文 、诗歌、戏剧等;④部分文本介于文学、历史两种学科之间，此种文本亦称作“亚文本”或者“副文学”，主要有人物传记、信件、个人日记、游记、书话、回忆录等。此外，副文本的形式多样，一些类似宣传、传播的文本也可归到其中，好比作品序跋、出版词、刊登语、广告策案等[3]。往深处看，还有一些常被忽略不计的“碎片文本”，包括作品中的笔名、引语、扉页语段、题辞、图像文字、注释等。其实，这些容易被人们忽略的副文本中，蕴含着非常之多的史料，研究学者应当重视这些内容的信息研究。同时，作品文本和碎片文本间存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对其中一项内容进行探讨时，应当紧密联系另一文本内容，这样才可全面地看待文学作品，副文本的运用价值也才得以充分发挥。
2.副文本是现代文学史学中的构成部分
现代文学中出现的副文本，其形式、内容都有丰富的史学资源，研究副文本相似于探究历史本相，在副文本里可以探析出现代文学之原有面貌。例如，《地泉》中的会集序言、良友丛书的刊发广告等。除了史实价值外，副文本还是人们理解正文本的重要信息，通过了解副文本，读者能发现更多的情景语言及相关信息。作品叙述一个具体背景时，往往需要副文本加以深度刻画，将作者成长经历、阅历情况介绍给读者，让人们全方位认识文本的叙写内容。从大局看，副文本贯穿在现代文学的发展全程中，其参与到文学史论、思潮运动、社团运动、文类动态史的演变发展中。此外，还可编制关于现代文学广告、序跋的史志。
四、结束语
自现代文学中形成副文本及其相关文本后，文学作品得以深度细化。对副文本展开研究，应当注重其史料信息的多方挖掘，以严谨的治学态度看待副文本的价值探究，从文本注解、内容阐述、史料内涵等多个方面进行解读，鉴品副文本中蕴藏的人文价值。在解读文本时，研究者要秉持“从细节入手、立足于边缘”的原则，力求“复原”作品中的原有史貌，并以创新眼光审视文本的价值元素，开发其中的信息研究资源，运用辩证思维考虑文本史料的研究意义。副文本在现代文学中占有不容忽视的地位，人们对文学文本进行研读时，应当用联系、全局的视角看问题，不能将正、副文本进行孤立，而要整合副文本的诸多信息，综合探讨现代文学众多作品，以彰显文学的特殊魅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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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类毕业论文范文二：中国现代文学的现代性内涵
摘要：在现代文学现代性的大局环境下，众多文学家以各自独特的方式参与到现代文学现代性内涵的逐步完善当中。他们从不同角度阐述了现代文学的现代性内涵，希望通过文明的重塑来提升民族的精神境界，进而逐步丰富现代文学的现代性内涵。
关键词：现代文学;现代性内涵;民族精神;人性解放
中国近现代文学有着一定的优越性，它对我国文学事业产生着深远的影响，充分体现了现代政治、经济、文化等多层面的矛盾与冲突。中国文学现代性的精神核心是启蒙，是对封建制度和传统思想的重新审视，它呼吁人性解放、主张张扬个性，同时也主导了中国现代文学的主要发展潮流。我国著名的文学家周树人先生一生从事于国民思想和国民性的探索，他的《祝福》一文充分反映现代文学的启蒙潮流。该文以年关之夜匆匆由外地赶回家中的“我”为引线叙述了整个故事，作为一个“现代化”、拥有全新精神世界及语言体系的“外来者”，面对一个封建守旧的鲁镇，“我”所接受的思想 教育 完全不能融入其中，甚至会对鲁镇腐朽的思想观念感到无比沉痛和悲哀，而“我”也被长期遵循封建礼教和思想的鲁四老爷所排斥，见面就寒暄“大骂其新党”。从鲁四老爷的身上可以看到一个沉浸于 传统文化 不能自拔的老者形象，他们对新生事物充满敌对心理。
从勤快迂腐的祥林嫂身上“我”看到一个备受传统礼教和封建宗法所迫害的女性形象，祥林嫂认为“我”是一个“见多识广”的人，因此，神神秘秘的来问“我”人死后是否有魂灵，“我”诧异、吃惊、疑惑，为什么一个温饱都不能解决的人关心的不是自身问题，反而是自己死后的情况，可见封建礼教制度对其迫害的程度之深。“我”所看到的有悲哀、失望，对于一个善良朴实的人死后亦然被骂“谬种”时，所发出的各种感叹。从现代文明的视角来看，无论是鲁四老爷还是卫老婆子虽然初衷是好的，但其长期受封建礼教浸淫的本性表露无遗。
精神文化才是治疗疾病的良方，沈从文认为西方文化腐蚀着人们的德行，造成民众精神和人格上的病弱，让民族缺乏生机和活力，传统的民族德行和品质仅存在于不受现代文明浸染的人性之中，只有那里供奉着“人性”和“希望”，《丈夫》就是这样一首人性之歌。青年丈夫让自己的妻子卖身养家在湘西是一项极为寻常的风俗，而它却是现代文明所不能容忍的。通过讲述青年进城看望妻子的见闻，展现其麻木、愚昧，进而觉醒的过程。丈夫进城不仅受到老鸨的款待，就是见到妻子的嫖客水保后，也没有现代人眼中的对立和尴尬，两人相处较为平静，最后丈夫带妻子回到乡下。如果硬性将其归于阶级冲突，还不如将其作为风俗旧习上人性感召的转化。在妻子与别人交易时偷偷压抑喘息，他感到羞愧、懊悔，因水保嘱咐而心中不再平静，在经过一系列心理斗争和挣扎，最终下定决心带妻子返回乡下，这是人性的最终醒悟。在那艘船上他们没有自由、没有尊严，他甚至无法拥有与妻子的片刻温存，就是这样一个简单的梦的破碎让他幡然醒悟，在船上受到的不仅仅是人身体上的侮辱和侵犯，同时出卖的还有自己的人格和尊严，践踏的是基本的权利，这也是年轻夫妻最终鼓起勇气反抗命运和习俗的主要原因。
无论是水保、老七，还是丈夫中的任何一个人，他们活得都是那么自然、不做作，尽管这个社会存在着种种违背人道主义的陈规旧俗，但是人性会引导其从命运的捉弄和陋习中摆脱出来，会让人们最终步上正轨。正因如此，沈从文认定这样远离现代文明、符合人性的文化方式才是治愈中国民族的良药，这样人们才不会被现代文明中的各种不幸恶果所侵害。无论鲁迅或是沈从文他们自身所接受的文化熏陶极大影响着其文化取向，正因为鲁迅幼年时期在日本的求学经历，使鲁迅对西方国家价值体系产生了认同感，他认为只要是西方的，就是文明且理性的，是值得中国模仿的。而古老的中国封建文化给人们带来的是颓废腐朽，需要摒弃。我们不能否认封建思想、制度当中确实存在着不良因素，但是也不能完全否认其中仍有很多值得我们去发扬、去传承。
“中国的现代性起源于民族国家的救亡图存运动，中国人对社会现代化渴望，大于现代化境遇中人对存在本身的探寻，更缺乏对现代性本身的质疑和批判。”因此，周树人以在铁屋中进行呐喊的方式，意图唤醒正在沉睡中的中国人，冀图实现人的现代化发展，从而使我国免于流落到沦丧的地步。然而，沈从文却是背道而驰，他放弃了当时绝大多数读者希冀的视野，反而以超越性的眼光去触摸历史的暗流，并且运用敏锐的洞悉力，去理性的分解文明。所以，沈从文以构筑供奉“人性”的“希腊小庙”形式来 反思 和质疑现代文明，他孜孜以求的诊断“国民毛病”、修正“现实”的文学理想。也正因如此，我们也能从沈从文对现代性的自反特质之中了解到其对人性本体的态度。通过以上解析，现代性这个观念在世界史范畴内的品质、特性、作用等就比较容易把握了。
现代性观念在西方文化里生长出来，它起初是属于西方的，后来变成属于世界的。在各种文化中，西方文化发展出了此时此地的观念，并把这种观念在漫长的文化行程里发展成一种普遍的信仰。____文化与继起的人道主义文化之间存在着正题———反题这样的形式逻辑关系。在基督____，构成普遍理解活动之诠释基础的是“彼地彼时”这样一种观念。从文艺复兴开始的人道主义世界正好是此前历史的反题，西方的就都是好的，只有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文明，才是我国文化发展的根本之道，才能够使我国文化源远流长。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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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古典文学论文精选范文
期刊学术论文2000年1、《论莎士比亚的悲剧精神》载《萍乡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0年第1期。2、《论莎士比亚的喜剧精神》，载《上饶师范学院学报》2000年第4期。3、《论埃斯库罗斯的悲剧精神》，载《喀什师范学院学报》2000年第4期。2002年4、《论卡夫卡小说的核心主题》，载《石河子大学学报》（哲社版）2002年第1期。5、《人的异化与自由——席勒与青年马克思美学思想之比较》，载《新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2期。6、《论西方悲剧中的悲剧人》，载《四川师范学院学报》（哲社版）2002年第5期。2003年7、《论西方悲剧中的超越》，载《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1期。8、《论西方悲剧对人的苦难根源的阐释》，载《西北第二民族学院学报》（哲社版）2003年第1期。9、《现代人格与隐形传统——对五四爱情婚姻小说的一种分析》，载《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2期。10、《北村小说的文化心理特征》，载《福建论坛》（人文科学版）2003年第2期，全文转载于人大复印资料《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2003年第6期。11、《论西方悲剧精神的动态三要素》，载《河南科技大学学报》（社科版）2003年第2期。12、《论卡夫卡的现代性意义》，载《江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3年第2期，论点摘编于人大复印资料《外国文学研究》2003年第8期。13、《对“七十年代以后”的秘密的理解》，载《黄河》文学杂志2003年第2期。14、《论鲁迅小说的悲剧性》，载《石河子大学学报》（哲社版）2003年第3期。15、《曹禺悲剧与喜剧精神立场比较研究》，载《西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4期。16、《直面荒诞的生存困境——卡夫卡与鲁迅小说人物比较论》，载《武汉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5期，论点摘编于《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社科版）2004年第1期“全国理工大学社科学报摘要”。17、《论十七年革命历史小说中的苦难叙事》，载《长江学术》2003年第5辑。2004年18、《直面城乡二元结构的价值迷思》，载《理论与创作》2004年第5期。19、《“世纪之交文学的境遇与对策”学术研讨会综述》，载《北方论丛》2004年第5期。2005年20、《启蒙理性叙事中的酒神精神取向》，载《学术探索》2005年第1期。21、《论于坚诗歌的精神立场》，载《石河子大学学报》（哲社版）2005年第2期。22、《论<女娲>中的母神型自然人形象》，载《沈阳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05年第2期。23、《论鲁迅精神中的自然主义取向》，载《齐齐哈尔大学学报》（哲社版）2005年第4期。24、《历史理性的建构与个体立场的悬搁》，载《新疆大学学报》（哲社版）2005年第4期。25、《现代性语境中的鲁迅与卡夫卡》，载《鸡西大学学报》2005年第6期。2006年27、《翠翠：赤子型自然人的爱与死》，载《名作欣赏》2006年第8期；摘转于人大复印资料《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文摘卡》2006年第3期。28、《论20世纪中国文学中的桃花源原型》，载《学术交流》2006年第5期；摘转于人大复印资料《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文摘卡》2006年第4期。29、《自觉追寻酒神精神的文学叙事》，载《文艺评论》2006年第2期。30、《中国古代文学的精神立场简论》，载《船山学刊》2006年第2期。31、《看护大地：生态意识与郭雪波小说》，载《北方论丛》2006年第3期。全文收录李长中主编的《生态批评与民族文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一书中。32、《从价值层面重读〈边城〉》，载《兰州学刊》2006年第8期。33、《重论〈棋王〉的价值立场》，载《石河子大学学报》（哲科版）2006年第3期，论点摘编于《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科版）2007年第1期“高等学校文科学报概览”。34、《母神原型与新时期小说》，载《贵州社会科学》2006年第5期。35、《呼唤超越精神的出场》，载《文艺评论》2006年第4期。36、《生态意识：文学写作的新向度》，载《写作》2006年第12期。2007年37、《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中的价值冲突和价值分析》，载《黑龙江高教研究》2007年第2期。38、《论20世纪中国文学中的赤子原型》，载《东岳论丛》2007年第1期。39、《从价值层面重读〈红高粱家族〉》，载《西华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07年第1期。全文收录李斌、程桂婷主编的《莫言批判》（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一书。40、《母神崇拜与20世纪中国文学》，载《学术交流》2007年第3期；论点摘转于天津《今晚报》2007年5月13日《副刊》“论点在线”栏目。41、《迟子建长篇小说创作论》，载《理论与创作》2007年第2期。42、《对大自然的诗意怀想：生态意识与迟子建小说》，载《石河子大学学报》（哲社版）2007年第5期。43、《为大地而歌：生态意识与于坚诗歌》，载《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07年第6期。44、《论迟子建小说中的畸异人物》，载《北方论丛》2007年第5期。45、《文艺审美与生态精神》，载《新疆大学学报》（哲社版）2007年第6期。2008年46、《守望大地：生态意识与徐刚的生态文学》，载《山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2期。47、《生态意识与李存葆的绿色大散文》，载《东方论坛》2008年第6期。48、《酒神精神与20世纪中国文学的革命叙事》，载《辽宁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08年第4期。49、《论1980年代中国文学的生态意识》，载《江淮论坛》2008年第4期。50、《为动物而哀歌：生态意识与叶广芩小说》，载《河南科技大学学报》（社科版）2008年第6期。51、《融入野地：生态意识与张炜文学创作》，载《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08年第4期。52、《论1990年代以来中国文学的生态意识》，载《延安大学学报》2008年第6期。53、《革命话语与生态意识的冲突》，载《中国雅俗文学研究》2008年第2、3辑。2009年54、《“文学理论范式及其转换”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合著），载《文学评论》2009年第1期。55、《启蒙者的爱与死：鲁迅小说〈伤逝〉再解读》，载《现代中国文化与文学》2009年第6辑。56、《迟子建小说的温情书写》，载《艺术广角》2009年第1期。57、《论20世纪90年以来中国文学的生态意识》，载《徐州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09年第2期。论点摘转于《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09年第8期。58、《论迟子建小说的温情叙事》，载《绥化学院学报》2009年第2期。59、《以真诚的文字托举激情与爱意——评诗集〈李琦近作选〉》，载《文艺评论》2009年第2期。60、《童心本位的追寻与坚守——〈龙江当代文学大系（1946—2005）·儿童文学卷〉导言》，载《文艺评论》2009年第3期。61、《论中国当代文学的生态意识的来源》，载《天府新论》2009年第3期。62、《论〈狼图腾〉的生态意识》，载《前沿》2009年第5期。63、《论迟子建小说的价值立场》，载《学理论》2009年第9期。64、《东北大地上的诗意怀乡者——迟子建、阿成文学创作研讨会综述》（合著），载《文艺争鸣》2009年第9期。65、《重塑中国文学绿色之维——论中国当代文学的生态意识》，载《文学评论》2009年第6期。全文收录于《中外生态文学评论选》（斯炎伟主编，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一书中。2010年66、《论迟子建小说的反现代性》（合著），载《边疆经济与文化》2010年第3期。67、《迟子建小说与道家思想》（合著），载《黑龙江教育学院学报》2010年第2期。68、《论中国当代文学的反生态写作》，载《山西大学学报》（哲社版）2010年第2期。69、《生态意识与中国当代小说的动物叙事》，载《北方论丛》2010年第3期。70、《触摸历史深处的人性畸变——评邓焕的中篇小说<湘山街78号>》，载《小说林》2010年第3期。71、《生态意识与苇岸散文》，载《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10年第2期。72、《抚摸尘世的善意和悲怆——阿成短篇小说简论》，载《文艺评论》2010年第4期。73、《论1949—1976年中国文学的自然书写》，载《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4期。74、《精神乌托邦的致命危机——海子诗歌与中国当代诗歌精神的重建》，载《石河子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4期。论点摘编于《新华文摘》2011年第2期。75、《“世界文学”眼光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评朱栋霖主编<中外文学比较史>》，载《文艺争鸣》2010年第10期。2011年76、《底层社会的沉沦与救赎——评闫文志中篇小说<苏醒记>》，载《小说林》2011年第2期。77、《生命韧性与浪漫梦想——评何凯旋的话剧创作》，载《文艺评论》2011年第4期。78、《情爱伦理的脆弱与两难——评张艳茹的中篇小说<凉拌面>》，载《小说林》2011年第4期。79、《底层生命的灾难与脆弱——评吴海中的中篇小说<李桥往事>》，载《小说林》2011年第5期。80、《寒地黑土的民间精神——评何凯旋长篇小说<江山图画>》，载《绥化学院学报》2011年第4期。81、《“乡下人进城”文学叙事的意义与可能——评周文刚的中篇小说<从库勒草原到深南大道>》，载《小说林》2011年第6期。82、《全球化时代精神与生态的双重危机——论艾特玛托夫<崩塌的山岳>的叙事伦理》，载《俄罗斯文艺》2011年第4期。83、《论中国当代文学的生态批判》，载《武汉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6期。2012年84、《灰暗现实中的灰色人生——评张克盛的中篇小说<私了>》，载《小说林》2012年第1期。85、《断代诗学的突破与重构——评吴井泉的<20世纪40年代中国现代三大诗学研究>》，载《学术交流》2012年第2期。86、《人性之恶、浪漫素质与民间精神——论何凯旋小说的叙事伦理》，载《文艺评论》2012年第3期。87、《“文学是人学”思想在大学文学教育中的建构与展开》，载《黑龙江高教研究》2012年第4期。88、《乡村伦理失序的一曲悲歌——评陈小江的中篇小说<拿什么给你辩护，兄弟>》，载《小说林》2012年第2期。89、《筑造龙江当代文学的宏伟景观——评冯毓云等主编的<龙江当代文学大系>》，载《学术交流》2012年第4期。90、《石油创业者生活的史诗性画卷——评王立纯的长篇小说<月亮上的篝火>》，载《绥化学院学报》2012年第2期。91、《揭开那令人窒息的底层现实——评钱玉贵的中篇小说<雁过无声>》，载《小说林》2012年第3期。92、《潜规则底下的畸形众生相——评纪洪平的中篇小说<第三只眼>》，载《小说林》2012年第4期。93、《看护大地与叩问灵性——中国当代生态文学的宏观鸟瞰》，载《绿叶》2012年第5期。94、《论陈美兰当代文学研究的问题意识与人文情怀》，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2年第10期。95、《发掘底层民间支撑历史的善良与坚忍——评赵宏兴的中篇小说<在人间>》，载《小说林》2012年第5期。96、《竭力昭示生活水面下的真理——评陈美英的中篇小说<不治可否>》，载《小说林》2012年第6期。97、《工业化时代的自然之死——生态文学中的工业与环境》，载《绿叶》2012年第8期。2013年98、《世俗化时代中的人格坚守及其沦陷——评钱玉贵的中篇小说<尘埃喧嚣>》，载《小说林》2013年第1期。99、《底层精神、先锋探索和现实批判——<小说林>2012年小说代表作扫描》，载《小说林》2013年第2期。100、《洞察欲望迷梦底下恐怖的人性逻辑——评马忠静的中篇小说<金丝燕窝>》，载《小说林》2013年第3期。101、《直击社会溃败的世道人心——评宋小词的中篇小说<开屏>》，载《小说林》2013年第4期。102、《构筑广阔而深刻的人性景观——本期黑龙江中青年作家小说评论》，载《小说林》2013年第5期。103、《回望历史的悲悯情怀和时代脉搏的精准把握——本期黑龙江作家小说评论》，载《小说林》2013年第6期。104、《底层人民的生活苦难和人性亮色——评徐岩小说集<在乌鲁布铁>》，载《文艺评论》2013年第1期。105、《呼唤人性和生态的双重救赎——评杨利民生态话剧<大湿地>》，载《文艺评论》2013年第3期。106、《在阔大的人性景深中发掘少年成长的主体性——论常新港少年成长小说的叙事伦理》，载《文艺评论》2013年第5期。107、《平民世界的人性畸变与生命温情——论陈力娇小说的人性图景》，载《文艺评论》2013年第9期。108、《挥洒激情与寻觅尊严——论张雅文的生命意识》，载《文艺评论》2013年第11期。109、《重构中国现代文学新图景的阅读期待——陈思广<审美之维:中国现代经典长篇小说接受史论>评介》，载《成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3期。110、《以生态的眼光发掘世界的诗意——论红豆诗歌的生态伦理》，载《石河子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4期。111、《探寻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迷误和精神遗产——评孙德喜的<历史的误会——现代文坛上的人和事>》，载《现代中国文化与文学》2013年第12辑。112、《摹仿性欲望的悲喜剧——重论<仲夏夜之梦>兼及莎士比亚的现代性》，载《长江学术》2013年第2期。113、《民间精神与荒诞的权力运作机制——论刘震云<我不是潘金莲>的叙事伦理》，载《海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8期。114、《构筑主流与民间之间的多位景观——论杨利民话剧的生命意识》，载《戏剧艺术·上海戏剧学院学报》2013年第4期。115、《类型小说的文化发生学考察》，载《创作与评论》2013年7月号（下半月刊）。报纸评论文章1、《生态意识：当代文学的新向度》，载《中国绿色时报》2009年7月17日。2、《人生大舞台的审美观照》，载《文艺报》2009年8月6日。3、《革命意识形态下生态意识的珍贵流露》，载《中国绿色时报》2009年8月19日。4、《在反思历史中呼唤诗意栖居》，载《中国绿色时报》2009年9月18日。5、《诗人于坚：为大地而歌》，载《中国绿色时报》2009年10月18日。6、《散文家苇岸：神圣大地的守护者》，载《中国绿色时报》2009年11月20日。7、《李存葆：绿色大散文的赋写者》，载《中国绿色时报》2010年1月13日。8、《张炜：融入野地的生态智慧》，载《中国绿色时报》2010年1月21日。9、《郭雪波：看护大地的悲怆与焦灼》，载《中国绿色时报》2010年2月25日。10、《消费时代的文化符号》，载《文艺报》2010年9月15日。11、《反生态写作的回顾与反思》，载《中国绿色时报》2012年3月23日。
客家文化发展论文范文
客家宗族的仪式文化
【摘 要】 各种仪式活动不仅涉及传统记忆、文化传承，而且还涉及到对群体的归属和群体教育。尤其是对于一个族群来说，客家族群聚族而居，千百年来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文化体系，一系列的仪式活动在族群的生活中发挥着各自重要的作用，其中有些还蕴含着丰富与深刻的教育意义。分析和研究这些仪式，对于理解客家独特的仪式文化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 客家;宗族;仪式;教育意义
Abstract variety of ceremonial activities involves not only traditional memory, cultural heritage, but also to the ownership of the community and education groups. Especially for an ethnic group, the Hakka clan cluster, for thousands of years to form its own unique cultural system, a series of ritual activity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ir communities of life, some of which also contains a wealth of and profound educational significance. Analysis and study of these rituals, rituals for understanding the unique Hakka culture has an important reference.
Key words Hakka; clan; ceremony; educational
仪式，即是一套以行为方式和象征符号为要素，通过结合在一起进行表演的一种实践活动。最早有我们所知道的是原始社会人类在战争、播种、狩猎、求雨等活动中所进行的各种仪式。进入文明社会后，虽然涉及迷信和巫术的仪式活动逐渐消亡了，但其它民间和官方的各种仪式活动却不断涌现，如民间的宗教、祭祀、文化仪式活动等，官方的政治、行政、教育仪式活动等，无不在时刻的告诉我们：仪式在我们生活的各个方面，我们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受到它们的影响。
客家族群是一个独特的汉族支系族群，由于历史的原因导致他们习惯于聚族而居，从而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客家聚居社区。江西省赣南地区的白鹭村就是非常典型的这样一个社区，历经八百多年，形成了一个以人口98%为独一“钟”姓的客家宗族聚集区。在这过程中也形成了自己的一套仪式体系，其中有一项仪式笔者认为最能反应客家独特的文化以及本文所要探讨的客家宗族的仪式教育，那就是白鹭村的“祠堂仪式”。所谓“祠堂仪式”只是一个很笼统的概念，具体说来，即是把祠堂作为族中一个固定的场所举行各种仪式，并且这些仪式能够给宗族成员带来某种程度上的教育意义。
白鹭村“祠堂仪式”中最主要的一个仪式就是祭祖仪式，每到大年初一清晨，族中便有德高望重者带领宗族成员到总祠堂祭祖，准备好祭器，有专人置办三牲等祭祀用品。而后由这些德高望重的长辈主祭，族中男女老少在主祭人的指挥下对着列祖列宗的牌位和画像行叩拜礼，献上祭酒及三牲等果品，然后诵读祭文、鸣炮、吹唢呐、敲锣打鼓。中午祭祖仪式结束后，全体族人会餐，餐席就设在祠堂的大厅里，全族人谈笑风声，一起缅怀客家先祖，追远思源。除此外，还要在祠堂中唱三天“东河戏”(赣南客家剧种之一，由昆曲演变而来)，全族男女老少一同前往观看，甚是热闹。不仅在祠堂唱“东河戏”，族里还要请戏班到村里的庙里演三天的木偶戏，这种习俗在白鹭村世代相沿。
其中第二个主要的仪式便是抢“打轿”，这是白鹭村独有一种习俗。在正月七日晚，在总祠堂里，焚香点烛，礼炮齐鸣，村中各个支房(宗族下面的各个分支，白鹭村有六个支房)派出精壮的后生，每三个房为一支队伍，分成两支队伍，各五至六人左右，分别簇拥在一个“井”字形的粗大木架两边，抓住木架，从总祠堂内开始，各队往各队方向拼命的拉。整个过程异常激烈，双方争斗的架势就像是真的红了眼的恶斗一般，个个身上都要挂彩，用鼻青脸肿、皮开肉绽来形容都不为过。这样来来回回要持续好几十个回合，少则十几分钟，多则一个多小时，族中各支房的族人都为自己的队伍呐喊助威，场面极其震憾。直到双方抢的精疲力尽，最后看哪一方能把“轿”拉到自己方向的才算赢家。赢得那家不仅能为自己支房带来荣誉，而且还能得到两筒麻饼的奖赏。结束后双方到祠堂开怀畅饮，又是一家人。抢“打轿”有一种说法说是白鹭村村后的山形似五虎，村中人忌讳其煞气太重，抢“打轿”意在敲山震虎。另一种说法说客家人逞勇好斗，一年一度的抢“打轿”活动可以满足族中后生的斗勇之欲，同时还能使族人团结合睦，增强宗族的凝聚力。
最后一个仪式便是在祠堂中举行的各种惩戒活动，客家人历来重视教育，在白鹭村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农而优则商，商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所以族中文风盛行，族人都好礼教，特别看重一个人的品行。因此族人待人接物都是规规矩矩，特别注重礼数和教养。但有时也有不懂事的族人会违反礼数和规矩，据笔者所了解的有大致三种情况：一是有偷盗及为非作歹者，二是不尊老爱幼者，三是没有礼数及蔑视风俗习惯者。对于第一种情况，由族中德高望重的长辈将其所做所为广而告之。尔后各支房及族中有头有脸的人把为非作歹者及其亲属叫到总祠堂中来，族人大多在旁围观。要其当着大家的面陈述自己的罪行，同时写下保证书，保证以后不再犯。为了起到警示惩戒作用，还要其脱去上衣跪在祖宗牌位前，其父亲用三根细竹条扎成一把，在其背上施行鞭刑，直至打到皮开出血。最后大家上前将其救起，鸣放鞭炮，以示族人原谅了他，望他从此改过自新，仪式结束时长辈们还郑重要求大家以后不准再议论此事，对受惩戒人需同等对待。而对于第二种和第三种情况的惩戒仪式则轻微了些，同样是由族中长老们组织，要求受罚者跪在祠堂祖宗牌位前，忏悔反思，当着所有族人的面承认错误，保证改正错误，要全族人当其监督者和见证人。
白鹭村独特的祠堂仪式涉及到社区生活中的方方面面，它们对于整个社区的健康运转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大致可以总结为以下三点：
第一，增强群体凝聚力，强化群体成员对群体的认同感和归属感。
宗族所举行的祭祖仪式以及抢“打轿”可以将族人周期性的聚集在一起，使他们认识到自己与宗族群体之间的联系，使他们进一步肯定了宗族群体的存在价值，加强宗族的内部团结。而惩戒仪式则能让每个族人意识到人人在宗族里都是平等的，意识到宗族对于每一个族人的宽大仁慈，增强族人对宗族的认同和归属感。
第二，约束成员行为，保证群体规范。
最明显的莫过于祠堂的惩戒仪式了，一些最朴素的道德伦理观念通过这样一种在公众面前的表演仪式得到了传播，同时也保持了族人对于道德伦理规范的敬畏之心，不敢轻易以身试法。族人将其内化为自身的行为规范，在其生活中的各方面发挥效用，最佳程度的保证了群体规范的贯彻落实。
第三，升华成员精神境界，促进群体动员。
在这样一种集体仪式的氛围中，自我的一切，如自私、自卑、胆怯等，被大大的削弱了甚至抛弃了。就像某种宗教仪式样，引导人们对于一种美好境界的精神向往，将美好的品行和修养作为自己言行的标准，努力提升自我的思想境界。这一系列的仪式可以动员整个宗族的成员，同时，也就是动员了整个宗族的资源，这对于宗族想要实现公共目标是非常有利的。
综上所述，我们发现白鹭村的祠堂仪式并不单单是几个简单的风俗习惯，整个宗族通过祠堂仪式被有序地组织起来，各种仪式在社区生活中发挥着各自的功能。它们增强了整个宗族的凝聚力，强化了族人对宗族的认同和归属感;约束了成员行为，保证了群体规范;同时升华了成员的精神境界，促进了群体动员。由此可知，我们在接触一种文化时，要充分发掘各种群体仪式背后所隐藏的意义和其所发挥的功能，从人类学、社会学、历史学等多维的学科角度上去认识群体仪式对于群体和其成员的影响和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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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家文化对客家经济影响的研究
摘 要 本文通过诺斯和格雷夫的理论，简单探讨了客家文化对客家经济的影响，发现客家文化中的集体主义和商业精神的缺失使得有效率的组织无法建立和客家经济秩序无法有效扩展。
关键词 客家文化 客家经济 影响
文化与经济表现一直是经济研究里一个引人入胜的话题。诺斯强调文化决定制度变迁，制度影响经济绩效。格雷夫用比较制度的观点来把文化信念化，把信念内生化，用博弈论的方法证明了不同文化环境影响人的行为，不同行为下交易成本的不同导致了组织形态和绩效的不同。所以文化对经济的影响是毋庸置疑的。广东就是一个典型的文化影响经济表现的例子，自改革开放以来广东经济经过了长足的'发展，但地区间的差异明显扩大，地区之间发展不平衡日益凸显，尤其是客家地区和珠三角地区的经济差异尤其凸出。对客家地区的文化进行剖析是必要的，努力分析客家文化中适合经济发展的和阻止经济表现的，做到对传统文化的扬弃对客家地区的长远发展是有利的。
一、客家文化的界定和主要表现
美国文化人类学家A. L.克罗伯和K. 科拉克洪这样定义文化：文化存在于各种内隐的和外显的模式之中， 借助符号的运用得以学习与传播， 并构成人类群体的特殊成就， 这些成就包括他们制造物品的各种具体样式。文化的基本要素是传统(通过历史衍生和由选择得到的) 思想观念和价值，其中尤以价值观最为重要。客家人是从中原迁徙过来，随着与当地的融合，交流遂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文化特点。客家人的先祖多居于“中原旧地”，为避战乱，不断地向南迁徙，曾迁徙到达安徽、江西等地，后来又从福建汀州和江西等地迁到广东粤东北部山区来。客家文化呈现的是山区文化特色。粤东北部客家地区的开发史就是一部开发垦辟山区的历史。为求出路，客家男子苦读求功名和外出谋生，使社会生产的重担落在了妇女的肩上，妇女集樵采、畜牧、灌种、纫缝、炊 爨 于一身，这是客家人一个特别之处。客家文化从本质上是一种农耕文化。传统的农耕文化的特点就是自给自足重视功名。俗称的耕读传家。实际上重功名是自给自足下的被动选择和相应反应，传统的自然经济，生产的产品大同小异，贸易带来的收益有限，所以重功名是寻求更高收益的出路之一。如果说从中原迁徙过来的客家人有着很强的家国情怀和忠诚。
二、客家文化对经济的影响途径
格雷夫( 1994) 从文化信念与社会组织和制度安排的角度解释文化和经济增长的关系。他认为：(1)经济制度由文化信仰和组织这两个相关的因素组成， 由于文化信仰是未经协调的各种预期， 经济制度的变迁受其历史的影响;(2)制度结构之所以表现出路径依赖， 是因为过去的行为、文化信仰、社会结构和组织都影响着价值观念和社会实施机制的发展， 从而压制了背离旧有行为模式的灵活性。国内学者韦森( 2003) 沿着格雷夫的思路， 系统研究了计划经济体制和市场经济体制赖以生存的文化因素以及不同的文化传统对社会制度结构的影响， 指出中国历史上信奉的集体主义文化因子决定了中国社会制度变迁内卷性(深层次的路径依赖) ， 而西方社会个人主义的文化因子决定了西方社会制度变迁外卷性( 进化演变) 的路径， 不同的文化传统导致了不同的变迁路径从而也形成了不同的增长路径。西方文化中的个人主义文化因子是欧美现代市场经济的一个必要条件( 尽管不是充分条件)。基于农本文化的客家文化毫无疑问带有集体主义因子，而本着求仕的客家文化又使得客家文化中缺少商业气息。考虑到经济活动是人们之间的活动， 市场扩展则是人们交易活动范围增宽和深化的一个自然结果， 而近现代以及当代历史上的任何国家和地区的经济繁荣与社会发展， 说到底只不过是市场扩展的一个外在表现。由于市场经济活动归根结底只是一种人们的商品和劳务交换行为的集合， 所以，市场参与者的商业精神和其动机 ， 就成了市场秩序扩展和经济发展的一个最深层的或者说根本的动因了。
从制度经济学的分析视角来分析， 对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而言， 制度确实是重要的。然而， 制度的发挥是要环境的，文化及其氛围是极其重要的正如历史学家布雷戴尔所述谜题一样，只有在一定的文化氛围中， 一些市场经济的基本制度方能发挥其对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激励作用。这也导致了同样性质的制度， 在不同的文化传统和社会精神遗产中的作用链条和绩效不尽相同，且有时差异甚大。客家文化的商业性缺失削弱了市场经济的激励作用。另一方面根据格雷夫(1993)诺斯的思路客家文化的集体主义和重仕使得客家组织带有严重的科层色彩，而科层毫无疑问降低了组织的效率。根据诺斯所言经济增长的核心是有效率的组织。
综上所述，我们发现客家文化的集体主义和耕读阻碍了市场的扩展和有效率组织的形成，最终带来了低效率的经济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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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论文的参考文献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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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是人类特有的文化形态,它的本质特性是审美性,是真善美的统一。下面是我为大家整理的文学理论论文，供大家参考。
摘要：上世纪90年代后，学者历史性的审视了中国现代文学“现代性”问题，发现关于现代性这一概念较为复杂，误认为现代性为百宝箱，该种现象违背界定学术名词的逻辑性原则。但基于中国现当代文学具有表达传统文学性质反抗和质疑现代性的两面性，文学中关于现代性的审美同社会中的现代性不同，文学更加注重研究其他方面，下面就中国现当代文学“现代性”进行研究分析。
关键词：中国;现当代文学;现代性
前言
20世纪90年代以后，文学领域对现代性问题的研究越来越深入，可以说现代性已经成为当前文学研究的重要话题。对于现当代文学中的现代性，一方面促进了新的艺术、审美观念的形成，另一方面也对传统艺术的审美造成了毁灭性影响，对文学艺术带来了不可逆转的改变，因此，对于中国文学的现代性是一把双刃剑。
1现当代文学的“现代性”定义
关于现代性的研究，有的领域认为，现代性是一个时间概念，还有的领域认为现代性是一种有别于传统思维的概念，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是随着时代的变迁，逐步完善的一个过程。在文学领域中，有很多学者认为，文学的现代性是一种审美的现代性的体现，因为文学本身就是一种审美艺术的存在。严格的讲，文学现代性是很难定义的，总的来说，文学现代性是一个系统，具有审美、启蒙等功能，而文学现代性的中心则是审美现代性。
2现当代文学的“现代性”特征
2.1审美现代性有悖论性：
对于文学审美的现代性，与社会的现代性是有一定差异的，文学审美的现代性不仅考察了科学方面现代性，还从主题、审美观、言语、个人等方面考察了现代性。文学现代性是集中国人情感、梦想、生活追求、价值观等为一体的存在。在审美现代性中，具有稍纵即逝的特性，审美现代性有一面很容易就消失了，而另一面则是永恒不变的，因此要通过艺术处理手段留住审美现代性容易消失的一面，从而将其变成永恒的话题，与此同时，在现代技术下，传统艺术中的灵气逐渐消失，可见审美现代性是具备两面性的，它不仅能促进新审美观念的产生，还会对传统艺术审美造成打击。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现代性中，存在着经验世界具体性和现代经验零碎性的特征，由于世界是由碎片组成的，因此，要公平的对待每一个碎片在文学中的地位，通过碎片的重组来创造中国现当代文学整体。
2.2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现代性发展两难性：
对于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的现代性，和中国的现代化发展有很大的关联，同时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现代性与现代化进程又有很大的差异。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现代性而言，不仅仅是借鉴了西方的发展成果，还有自身的发展特点，中西方现当代文学中现代性的主要差别在于：(1)语境不同，西方的现当代文学现代性是对古典文学的反抗，而中国现当代文学不仅要在反传统中凸显民族特性，还会在追求现代性的同时防范现代性存在的陷阱。(2)文学表现形式不同，在西方现当代文学中，其现代性是传统理性推翻后的直接体现，是通过象征、隐喻等手法，展现出一种非理性的世界;对于中国现当代文学，是生存与现实和传统的夹缝中，具有文学艺术的探索性、先进性，是以一种积极的态度来表达中国人独有的民族精神面貌。(3)内在机制不同，在西方现当代文学中，由于存在的流派比较多，虽然矛盾重重，但是西方现当代文学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从资本主义进程出发，对人的精神异化进行分析，寻求人类最好的归属;中国现当代文学是以集体为主，社会现代化、民族独立则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最终归宿。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的现代性是在西方现当代文学中的现代性影响下发展起来的，西方现当代文学虽然为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现代性发展提供了基础，但是并没有构建一个良好的平台，使得中国现当代文学陷入既反对中国传统，有对西方的现代性产生质疑的两难境界。
2.3文学现代性体现的怨恨情结：
中国现当代文学在追求现代化的道路上，也在排斥着现代性，在肯定传统文化的同时，又矛盾的看待它的落后性，我国现当代知识者不得不面对现当代文学优点与缺点并存的局面，使得我国现当代文学的基本审美体验归结为“怨恨”。而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现代性与这种怨恨紧密相连。因为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现代性是在西方现代性的带动下发展起来的，它不是自身发展的产物，因此，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的现代性不仅体现在现代化与传统冲突的怨恨，也体现在中西方文化冲突的怨恨。
2.4文学现代性的转型：
面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现代性”存在的问题，中国文学的现代性发生了一定的转变，在笔者看来，中国文学的现代性转型是从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开始的，从实际创作看，鲁迅是从精神感受、文学观念等方面来体现文学现代的。此外茅盾在《蚀》中，通过知识青年的情绪感受来体现文学现代性，在《子夜》中，通过火车、轮船、烟囱来体现出主人公对“现代”的向往。在胡适、鲁迅、茅盾等作家的带领下，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现代性逐渐发生了转型，并将中国现当代文学带向了“现代性”的高潮，也逐步去除了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现代性”的弊端。
3总结
我国现当代文学的现代性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它产生于西方现代性的压迫，因此，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现代性发展存在两难性，并且有一定的怨恨情结，同时文学现代性与现代性中的审美也有一定的差异，中国现当代文学现代性的复杂性，使得我国现当代文学的现代性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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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自从有了现代文学和古代文学之分，近两千年以来，两者之间就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中国现代文学的语境面临着怎样的现状?中国古代的文学资源又该如何继续发展，二者之间又存在着怎样的一种关系，对此本文主要从这三点着手分析，以此促进我国古代文学资源的传承以及现代文学的进一步发展。
【关键词】现代文学语境古代文学资源传承
引言
随着社会发展的演变，近代社会发展以来，文化的发展也朝着现代化方向发展变迁，在现代和传统的交界之下，国内外相融合的发展中，中国现代文学得到了有效的发展。那么中国现代文学在古代文学资源的影响下是如何在现代性的语境中被充分激发出来的呢?这种进入式的激活方式是是以何种标准为依据的呢?同时应该如何在传统的价值观中把握中国古代与现代文学的内在联系呢?传统价值观转化的主要因素是什么?等等这些问题都是需要我们认真探索的。
一、中国现代文学面临的语境局势
1.中国现代文学的诞生与发展。
鸦片战争时期，西方国家在坚船利炮的协助之下打开了我国国家的大门，使得中国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自此，很多文人知识分子开始认识到我们国家的贫穷落后以及与西方技术发展先进之间的差距，深有感触的文学人士开始将生命置之度外，而以壮我国威，舍我其谁的使命感投入到革命激战中来，一场场关于文字的革命如洪流般铺天盖地的袭来，“诗界革命’、“文界革命’、‘打倒孔家店’、‘反对文言文”，这一系列的革命似乎带有一定的仓促性，将古代文化以猝不及防的态势打入了深渊，使得中国近代文学发展面临着诸多阻碍。文学革命，自1917年开始在我国拉开了帷幕，带有乡土气息的小说，蕴含伤痕的各类文学著作，九叶诗派等等，到当前各类穿越小说、都市言情的泛滥，在时代的发展变迁之下，我国的现代文学好似给人一种繁荣昌盛之感，可是如果仔细探究来看，这种繁荣的背后，所谓的文学大都不过是浮夸的、虚无的，并且在国外西方世界的影响之下，关于民族的东西已经离我们越来越远，中国现代文学在发展的过程中已经处于瓶颈状态。
2.文学“断裂层”。
纵观近百年以来的现代文学发展史，还没有哪一本比得上《红楼梦》的小说，也没有一首能够和唐诗三百首相抗衡的诗歌，现代文学语境在发展的过程中所面临的无非只是在面对诺贝尔文学奖时所产生的尴尬，在面对世界经典文学时候的一种难以言说的无奈之感。但是作为一门独具感性气息的学科，文学不仅应该有着现代社会的影迹，同时还不能脱离历史母体。纵观现代看似发展繁荣的文学界，和古代文学有联系的作品，我所了解的比较著名的作品有郭沫若先生编著的《屈原》、王独清的《杨贵妃之死》、宋之问的《武则天》，等等，可以说与历史有关的这些作品真的很少，特别是在近几年的发展中，优秀的文学作品真的是越来越少了，太多的作家一味的朝前跑，而忽略了对古代文学的观望，使得现代文学和古代文学之间出现了裂痕，就现代文学来说，古代文学是其根，是其源，如果少了根和源，中国现代文学的语境势必会腐朽没落。
二、古代文学资源的传承
上述我们谈到中国现代文学和古代文学之间的语境出现了裂痕，也就是所谓的断裂层，中国现代文学的创造缺少了古代文学所蕴含的精神，究其原因是什么呢?难道是因为古代文学资源的匮乏吗?答案是否定的，康德曾说过，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民族可以像中华民族一样有着数以千万计的历史编写人员。由此我们可知，中国古代文学资源是多么的深厚和丰富。
1.丰富的古代文学资源。
为后人们所铭记和津津乐道的古代文学和历史文人真的是数不胜数啊，先秦名著就有《诗经》、《庄子》和《周易》;东汉和西汉时期，出现了拥有磅礴气势的汉赋和《史记》;魏晋时期，文学作品更是如泛滥之江河，这一时期著名的文学家就有“建安七子’和‘竹林七贤”，唐宋时期的“诗仙”、“诗圣”、“诗鬼”所写诗篇千古流传，水平不分高下，以豪放派、婉约派为代表的诗词文人独领时代潮流;元代的杂曲更是不甘落后，《西厢曲》、《牡丹亭》引领了一个时代的风骚;明清时期，古代文学更是走上巅峰之路，以《红楼梦》为代表的四大名著，集政治、爱情、诗词歌赋等于一体，不仅丰富了当时文人精神世界，更成为现代的经典著作，除了这些，各类民歌、史记也不甘落后，壮观了古代文学。
2.古代文学资源传承。
说起文学资源的文化传承，我们不得不感到羞愧，在传承方面，我们没有做到主动积极，对此我们必须认真克服两方面的难题，第一是将想当然的这种想法克服掉，在当前言论自由、思想自由的社会人们可能会根据自己的想法随意去改变文学资源的发展，然后想当然的认为这是一种合理的发展演变。但是这种想当然绝对不能脱离历史的发展，而是应该站在真实的角度，对文化进行传承和接受。第二应该站在多种角度对古代文学进行解读，历史的久远和文学资源的丰富这两大特点使得古代文学资源的传承受到了阻碍。对此就必须要求工作者能够从多种角度对其进行全面综合分析，以防以片面单一的角度去褒贬历史人物和事实，应该做到客观性和广义性的评价。
三、中国现代文学语境与古代文学资源的关系
就像鸟儿离不开天空，鱼儿离不开水一样，现代文学也必须紧随其根，而古代文学就是现代文学的根。尽管在中国现代社会文学发展的最初阶段，其为了弘扬现代性，而企图将古代文学抛离出去，但是实践证明，这种想法是错误的。而且现代文学的发展是始终离不开古代文学资源这一丰富的源泉的，如当代以人为本的意识离不开古代文学思想的天人合一，现在的审美离不开古代的意境，如今的散文诗歌更是离不开古代文学资源的思想。因此当前现代文学的发展，应该站在现代的角度，以古代文学资源为发展根源，深刻挖掘出其中所存在的潜力，从而有效的促进自我发展。在当前，人们精神世界的发展无非就是做到返璞归真，而这一切都离不开传统，如此才能使得心灵获得慰藉。因此现代文学和古代文学之间的是统一的关系而不是对立的管理，如果不能以古代文学资源为根本和指引，现代文学是不能获得长足的发展的，如果不能将现代文学的语境融入其中，古代文学也是不能有效发挥出其资源力量的。因此中国现代文学语境的发展和古代文学资源的挖掘，两者之间可谓是相辅相成的，只有相互依存才能共同发展。现代文学是在我国发生了历史变化之后，人们的思想脱离了原本的封建之后而对外国文学所接受学习而形成的一种新的文学。其在表现现代的科学民主思想的时候所运用的现代语言，而且对艺术表现形式也进行了创新，形成了现代社会的小说、散文、诗歌等新的体裁。另外在各类表现形式上，如抒情方式、描写手段都给予了创新，形成了现代化的特点，从而和世界文学潮流紧密联系起来，成为了现代意义上的真正文学。作为两种不同的文学形态，现代文学和古代文学之间是存在很大区别的，其具体表现为以下几点：第一在精神层面来看，不管是在现实主义、浪漫主义方面，现代文学和古代文学之间都是存在一定的联系的。但是也必须看到古代文学的精神注入现实主义、浪漫主义都是和儒家或者道家文化仅仅联系在一起的，而且所体现的主要是精神文学的层次，还没有和方法论结合起来，而现代文学的精神既包含了方法论，也包含了现代的文学思想。第二、在现代文学的内涵中虽然包含着一定的人文因素，但是其主要的文学意识是个性主义或者人道主义，这种因素是古代文学中所不具有的，它们是从近现代的西方国家引进来的一种文化，可以说是现代文学的灵魂源泉，也是古代文学和现代文学之间最主要的区别所在，现代文学中所表现出来的各种形式的解放最终都是对人自身的一种解放，而这种以人为本的思想精神在古典文学中是不常见的。第三，古代文学主要是以文言文为主要符号的文学形式，而现代文学则是以白话文为主要表现形式，白话文这一语言符号虽然取代了文言文，但是其更具独特性和新颖性，使得现代文学更具美感。第四、古代文学体裁主要是以诗歌和散文为主要形式，而小说和戏曲则是处于边缘发展的形式;而到了现代，小说则成为了主流发展形式，诗歌和散文则处于了边缘发展。结语：纵观上述，我国现代文学的语境面临着十分困难的局面，需要新的源泉的注入，而古代文学资源，需要被充分解读和挖掘，二者之间要想得到永恒发展就必须不断借助对方的力量来实现自我的发展，有效实现我国文学史的稳定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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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学与文化系别：中文系 专业：08新闻 学号：200830161010 姓名：李西淳 数学与经济学的关系内容摘要：经济学需要很好的逻辑能力，数学培养了这种能力，经济学还要有计算等方面的能力，这也是数学需要并培养的。高等数学主要是侧重于掌握数学知识，及培养应用数学的能力，而数学分析却对培养学生的逻辑分析能力和创造性思维能力大有作用，数学可以是研究经济学的一种方法但不是唯一的方法。关键词：数学 经济学 关系 意义 局限性 一、 数学与经济学关系概述数学与经济的关系在今天可以说是息息相关，任何一项经济学的研究、决策，几乎都不能离开数学的应用。比如，在宏观经济中的综合指标控制、价格控制，都有数学问题，在微观经济中数理统计的“实验设计”、“质量控制(QC)”、“多元分析”等，对提高产品的质量往往能起到重要的作用。当代西方经济认为，经济学的基本方法是分析经济变量之间的函数关系，建立经济模型，从中引申出经济原则和理论，进行决策和预测。 当今在经济学中使用数学方法的趋势越来越明显，领域越来越广泛。自从196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创设以来，利用数学工具分析经济问题的理论成果获奖不断。事实上，从1969年到1998年的30年中，有l9位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得者以数学作为主要研究方法，占总人数的63.3％；而几乎所有的获奖者都运用数学方法来研究经济理论。在中国，最近几年对在经济学中使用数学方法的问题讨论比较热烈,数学的介入究竟是祸还是福，对此,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有的人认为，数学使经济学由乌托邦上升为科学；而另一些人则认为，数学就像魔鬼一样，会使经济学误入歧途。这说明我国经济学界在经历大力引进西方经济学的热潮后开始了独立自主的思考和探索。二、数学对现代经济学研究和发展的影响随着经济学发展以及研究的深化，经济学家们逐渐认识到，在考虑和研究问题时，要求具有逻辑严谨的理论分析模型和通过计量分析方法进行实证检验，需要完全弄清楚一个结论成立需要哪些具体条件。单纯依靠文字描述进行推理分、析，不能保证对所研究问题前提的规范性及推理逻辑的一致性和严密性，也不能保证其研究结论的准确性、易证实性和理论体系的严密。这样以数学和数理统计作为基本的分析工具就成为现代经济学研究中最重要的分析工具之一。每个学习现代经济学和从事现代经济学研究的人必须掌握必要的数学和数理统计知识。现代经济学中几乎每个领域或多或少都要用到数学、数理统计及计量经济学方面的知识，而且不了解相关的数学知识，就很难准确理解概念的内涵，也就无法对相关的问题进行讨论，更谈不上自己做研究，给出结论时所需要的边界条件或约束条件。理解概念是学习一门学科，分析某一问题的前提。如果想要学好现代经济学，从事现代经济学的研究，就需要掌握必要的数学。二、 数学在经济学应用中的意义 如果经济学没有采用数学，经济学就不可能成为现代经济学。许多经济学概念是需要用数学来定义，经济行为和经济现象也主要是通过运用数学语言来分析和研究的。用数学语言来表达关于经济环境和个人行为方式的假设，用数学表达式来表示每个经济变量和经济规则间的逻辑关系，通过建立数学模型来研究经济问题，并且按照数学的语言逻辑地推导结论。因此，不了解相关的数学知识，就很难准确理解概念的内涵，也就无法对相关的问题进行讨论。数学在理论分析中的作用是：(1)使得所用语言更加精确和精炼，假设前提条件的陈述更加清楚，这样可以减少许多由于定义不清所造成的争议；(2)分析的逻辑更加严谨，并且清楚地阐明了一个经济结论成立的边界和适应范围，给出了一个理论结论成立的确切条件；(3)利用数学有利于得到不是那么直观就得到的结果；(4)它可改进或推广已有的经济理论。四、数学在经济学中应用的局限性首先，经济学不是数学，数学在经济学中只是作为一种工具被用来考虑或研究经济行为和经济现象。数学作为工具和方法必须在经济理论的合理框架中才能真正发挥其应有作用而不能将之替代经济学。其次，经济理论的发展要从自身独有的研究视角出发去研究、分析现实经济活动内在的本质和规律。经济学中运用的任何数学方法，离不开一定的假设条件它不是无条件地适用于任何场所，而是有条件适用于特定的领域。再次，数学计量分析方法只是执行经济理论方法的工具之一，而不是惟一的工具。经济学过分对数学的依赖会导致经济研究的资源误置和经济研究向度的单一化从而不利于经济的发展。 数学在现代经济学中的作用数学现在已经成为现代经济学研究中最重要的工具。现代经济学中几乎每个领域或多或少都用到数学、统计及计量经济学方面的知识，因此数学与经济学的关系是相当密切的。参考文献：田国强 <<现代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框架与研究方法>> 张真．投入产出经济学中运用数学方法的机理分析[J]． 林毅夫．关于经济学方法论的对话[J]．东岳论丛 赵凌云．经济学数学化的是与非[J]．经济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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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主土地私有制汉代田庄商业经营探析 杜庆余 (山东社会科学院 历史研究所，山东 济南 250002) 东岳论丛2006年第5期 [关键词]汉代田庄；商业经营；内外市场；经营方式；汉代政策 [摘要]汉代田庄的商业经营活动十分活跃，存在着田庄内部市场和外部市场两个并行的、关系紧密的市场。田庄内部市场的交易主要是为了满足田庄内部日常生活的需要，田庄外部市场的交易则主要是为了获得货币和增值。汉代田庄活跃的商业经营活动所形成的两个市场，是由汉代田庄的经营方式，特别是汉代的重人轻地的赋役政策所造成的结果。 [中图分类号]K23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353(2006)05-0134-04 [收稿日期]2006-03-20 [作者简介]杜庆余(1971—)，男，山东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人员。 一、引 言 传统观点一般认为，汉代田庄是一种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单位，很少与外界有商品往来，即使有商业活动，也是在田庄内部进行，即“闭门成市”。如邱汉生先生认为，东汉“田庄是一个经济上完全自给自足的单位，从吃的、穿的、生产工具、武器，以至疾病医药所需，都不必外求”[1]。朱绍侯先生认为，汉代田庄“是一个自给自足的封建经济单位”，“可以‘闭门成市’”[2]。何天明先生认为，汉代庄园“内部基本自给自足，闭门成市，很少对外交换”[3]。萧放先生认为，东汉贵族的“一个庄园就是一个内聚的、自足的经济社会单位”[4]。然而，通过考察汉代田庄的经营方式和汉代的政策，可以证实汉代田庄无论内部的商品交换，还是田庄同外部的商品贸易往来，都相当活跃，存在着田庄内部市场和外部市场两个关系紧密的市场，并非传统观点所认为的只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状态。 近年来已经有些学者开始认识到汉代田庄不是一个封闭式的经济状态。如樊树志先生认为，汉代田庄是“一个基本自给自足的半封闭式经济单位”，“剩余产品也进入商品流通之中”[5]。马新先生认为，汉代田庄“在汉代商品经济的运作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田庄既是商品市场的重要供应者，又是商品经济的重要经营者”[6]。王彦辉先生认为：“‘闭门成市’一句，不过是形容田庄生产的各种产品达到了很高的自给程度，而非田庄不需要同外部市场联系，也绝非仅把内部消费之余才拿到市场出卖。”[7]虽然这些学者都已认识到汉代田庄不是一个封闭式的经济状态，其在汉代商品市场的发展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并从汉代田庄的生产经营方面对其原因进行了一些说明，但却未对其商业经营的根源做更深一步的分析。为此，本文拟对汉代田庄的商业经营及其根源加以探析，以求对其有一更全面的认识。 二、两个市场的运行 笔者认为，汉代田庄的商业经营活动十分活跃，存在着田庄内部市场和外部市场两个并行的、关系紧密的市场。这两个市场的主要参与者、参与流通的商品、对田庄的作用是各不相同的。 田庄内部市场的主要参与者是田庄内的广大农民，包括与田庄主属于同一宗族的农民和外来的依附于田庄主的佃农、雇农等其他依附农民，田庄主有时候也参与其中。田庄内部市场出售的商品，主要是田庄内部生产的物品。《四民月令》所记载的商品交换，反映了汉代田庄内部市场交易的状况，在田庄中，各种农副产品均可在集市上出售，田庄内的商业活动是较为频繁的。如 正月……收白犬骨及肝、血。 二月……可粜粟、黍、大小豆、麻、麦子。收薪炭。 三月……可粜黍。买布。 四月……可粜穰及大麦。收敝絮。 五月……粜大小豆、胡麻。籴穬，大小麦。收敝絮及布帛。 六月……可粜大豆。籴穬、小麦。收缣缚。 七月……可粜大、小豆。籴麦。收缣练。 八月……粜种麦。籴黍。 十月……卖缣帛、敝絮。籴粟、大小豆、麻子。收括楼(瓜篓)。 十一月……买白犬…籴粳稻、粟、大小豆、麻子[8]。 从这些记载我们可以看出，买进卖出的商品主要是粮食和丝麻织品，此外还有一些药材等，基本上是田庄所产，日常所需。这些商品的买卖是以田庄为中心进行的，参与的对象主要是田庄中的农民，买卖的目的主要是为了满足田庄居民日常生活的需要。当然也不排除田庄主在收获季节以低价收购粮食，在青黄不接之际或者播种季节时以高价卖出粮食，从中获利。但是，作为田庄内部市场来说，它的主要作用还是通过田庄内部的交易而使得田庄内部达到互通有无，从而满足田庄内部日常生活的需要，维持田庄的生存和发展。 在田庄内部进行频繁商品交易的同时，田庄同外部的贸易往来也是很活跃的。虽然综合经营的田庄所生产的产品能够使田庄“闭门成市”，基本上达到自给自足，但这并不等于田庄不同外部进行商品往来。田庄同外部市场的商品贸易，主要是通过田庄主进行的，田庄的其他居民有时候也会参与其中。史书记载的一些大田庄主往往都以善于经商著称，他们既是大田庄主又是大商人。如樊重“世善农稼，好货殖”[9](《樊宏传》)；李通“世以货殖著姓”[9](《李通传》)，等等。仲长统对汉代田庄主的经商活动作过高度概括，他说：“井田之变，豪人货殖，馆舍布于州郡，田亩连于方国。”“船车贾贩，周于四方；废居积贮，满于都城。琦赂宝货，巨室不能容；马牛羊豕，山谷不能受。”[9](《仲长统传》)《汉书·货殖传》也说：“郡国富民兼业颛利，以货赂自行，取重于乡里者，不可胜数。”田庄同外部市场交流的物品，主要是输出田庄主通过田租形式收上来的粮食等农副产品和田庄主所开设的各种作坊所生产的手工业制品。田庄从外部购进的物品主要是由于受田庄自身条件的限制在田庄内不能生产和受当地自然条件限制在田庄内无法生产的一些物品和日常生活必需品，如食盐、铁和一些地域性很强的产品等。此外，为了满足田庄主及其家庭成员和田庄中的其他富裕居民的消费需要，也会购入一些生活奢侈品。从总体上说，从田庄输出到其外部的商品数量要远大于从田庄外部输入到田庄内部的商品数量。与田庄内部市场的商品交易不同，田庄同外部市场进行贸易所起的主要作用不是满足田庄日常生活消费的需要，而是给田庄带来大量的货币，增加田庄的财富。 三、两个市场运行的根源 汉代田庄所出现的内、外两个市场并存运行的状态，并且这两个市场的主要参与者、参与流通的商品、对田庄所起的作用各不相同的情形，是有其特定的根源的。在其特定的根源当中，田庄的经营方式和汉代的政策是起决定性作用的。 汉代田庄内部市场的形成，起决定性作用的是田庄的经营方式。具体地说，主要是由于田庄内部的整体综合经营与田庄内小农个体生产的单一经营造成的。田庄的综合经营，是田庄能够“闭门成市”的物质基础。据史料记载可知，汉代田庄的经营方式是以农业为主，进行农、林、牧、副、渔综合经营的。樊重所经营的田庄是西汉后期田庄的典型代表。《后汉书·樊宏传》说：“(樊)重，字君云，世善农稼，好货殖……其营理产业，物无所弃，课役童隶，各得其宜，故能上下戮力，财利岁倍，至乃开广田土三百余顷。其所处庐舍，皆有重堂高阁，陂渠灌注。又池鱼牧畜，有求必给。”《水经注·沘水》也记载了樊重田庄的情况：“(樊重)能治田殖，至三百顷。广起庐舍，高楼连阁。波陂灌注，竹木成林；六畜放牧，鱼赢梨果，檀棘桑麻，闭门成市。兵弩器械，赀至百万。其兴工造作，为无穷之功，巧不可言，富拟封君。”从上述文献记载的樊氏田庄的情况来看，田庄中除了经营农业外，还有畜牧业、渔业、林业、纺织业以及其它一些手工业生产，同时也进行商业贸易。根据崔定的《四民月令》，我们可知东汉时期的田庄依然保持着这一特色，是农、林、牧、渔以及手工业、商业综合经营的经济单位。田庄中规模性的农、林、牧、副、渔综合经营以及“巧不可言”的手工业生产技术，所提供的产品为田庄的“闭门成市”奠定了丰厚的物质基础。虽然整个田庄是综合经营的，但田庄内的小农却不是综合经营的，即便是有些小农是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可以通过男耕女织的方式解决衣食的基本生活要求，但也不可能解决全部生活的需要。如衣服的染色，油、盐、酱、醋之类的生产，都不是只靠个体小农自己的力量就能解决的。而进行农业生产所必需的铁制农具等，这些更是要靠田庄的力量才能解决。当然，即便是田庄里能够供应这些物品，也是非买不可的，田庄主不可能对其无偿供应或分配。田庄中的宗族、佃客、徒附等为了获得这些生活和生产的必需品，必须出卖他们的产品以获得货币，然后买回这些必需品。因此，这就形成了田庄的内部市场，也就是文献资料上所说的田庄内“闭门成市”的景象。 汉代田庄同外部市场的贸易往来，起主要作用的是汉代的政策。虽然汉代田庄的经营方式使得田庄所提供的产品超出了田庄本身的需求，剩余的产品要推向市场，从而使田庄与外部市场联系起来。但是，使汉代田庄这样一个基本上能够自给自足的、有明显游离于社会之外的倾向性的经济实体和外部市场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汉代的政策所起的作用则是更大的。换句话说，也就是汉代的政策决定了汉代田庄不可能成为一种封闭式的经济状态。因为根据汉代的政策，在当时轻地租重人头税的情况下，无论是田庄主还是田庄的其他居民，都必须要向国家交纳大量的货币以完成国家的赋役。而要获得这些货币，则必须要把田庄生产的物品卖到外面去，同外部进行商品贸易。 首先，田庄主及其家属作为国家的臣民，必须要向国家纳税服役。田庄主占有土地，须向国家交纳田租。由于田租是实物地租，这一项不需要货币。但是，到了东汉后期，除了“三十税一”的田租之外，出现了田亩附加税。《后汉书·桓帝纪》延熹八年八月条云：“戊辰，初令郡国有田者亩敛税钱。”田庄主要完成田亩附加税的征收，就必须要获得货币。占有土地的田庄主，在交纳田租的同时还要交纳刍稿税。“刍”、“稿”同田租一样，也出自田土。西汉末年，刍、稿税由征收禾秆、草料等实物，变成了钱币折纳。《后汉书·光武帝纪上》注引《东观汉记》曰：“为季父故舂陵侯诣大司马府，讼地皇元年十二月壬寅前租二万六千斛，刍稿钱若干万。” 除了要交纳田租之外，田庄主及其家属还必须向国家交纳人头税。《汉书·高帝纪上》云：“四年……八月，初为算赋。”颜师古注引如淳曰：“《汉仪注》：民年十五以上至五十六出赋钱，人百二十为一算。”汉代的人头税，除成年人的算赋之外，还有未成年者的人口税，叫做“口赋”、“口钱”或“头钱”。《汉书·昭帝纪》载元凤四年令：“毋收四年、五年口赋。”颜师古注引如淳曰：“《汉仪注》民年七岁至十四出口赋钱，人二十三。”东汉时期的算赋、口钱之制，一如西汉。田庄主及其家属作为国家的臣民，必须要对国家服徭役。汉政府规定，成人每人每年要亲身服役一月，不去者用钱二千直接雇人代服一月之役。一般来说，田庄主及其家属是不会亲自去服徭役的，那么他们就要向国家交纳代役钱。此外，还有“更赋”，它是成人每年每人必须戍边三日之役的替代税，每人每年三百钱，这是法定的，一般的田庄主没有豁免权。由此看来，田庄主要为自己和家人完成国家的人头税、徭役和更赋所需的钱的数量是一个不小的数目。 田庄主作为拥有大量财产的国家臣民，必须要向国家交纳财产税。“赀算”是对商贾以外居民征收的财产税，它是以财产为税基，以户为单位征收的一个税目，其税率为每一万钱家产纳税一百二十钱。《汉书·景帝纪》载后元二年五月诏日：“今赀算十以上乃得宦，廉士算不必众。”颜师古注引服虔曰：“赀万钱，算百二十七(应为百二十之误)也。”田庄中养殖大量的牲畜，田庄主还可能要向国家另行交纳“马口钱”或“六畜税”。《汉书·西域传》其“赞”云：“孝武之世……算至车船，租及六畜。”《汉书·翟方进传》有“税城郭堧及园田，过更，算马牛羊，增益盐铁”的话。颜师古注引张晏日：“牛马羊头数出税，算千输二十也”。此外综合经营的田庄还须向国家交纳包括酒税、盐铁税、鱼税以及各种土特产税在内的杂税。 根据上述情况可知，田庄主向国家交纳的赋税中，实物税的比重相当小，货币税占了主要部分。由此观之，田庄主要完成国家的赋税，就必须要获得大量的货币，而田庄主获得货币的途径，无非是向田庄中的人征收或出卖商品。根据史书记载可知当时田庄主征收的是实物地租，因此，田庄主要获得货币，就必须对外进行贸易往来，把通过田租形式收上来的粮食等农副产品和他的各种作坊所生产的手工业制品卖到田庄以外，以换回他所需要的货币。 也有学者认为田庄主是不向国家缴纳赋税的，甚至田庄中的宗族、宾客、徒附也是不用向国家交纳赋税的，如乌廷玉先生认为，宾客“不给国家纳税服役”，是“荫庇的私属”[10]。实际上这是不可能的，无论是田庄主还是田庄里的其他居民，基本上是要负担国家赋役的。 田庄主及其家庭成员应纳税服役的情况，可从一些文献资料里看出。如《汉书·文帝纪》载：文帝四年五月，“复诸刘有属籍，家无所与”。《汉书·高帝纪下》载：五年诏日“诸 侯子在关中者，复之十二岁，其归者半之”。《汉书·宣帝纪》载：宣帝元康元年五月，“复高皇帝功臣绛侯周勃等百三十六人家子孙，令奉祭祀，世世勿绝。其毋嗣者，复其次”。(“复”的含义是免除徭役赋税。《汉书·儒林传》载：“元帝好儒，能通一经者皆复。”颜师古注目：“蠲其徭赋也。”)从这些记载来看，即使是宗室成员、诸侯子弟、功臣后裔，也是要服役纳税的，否则不可能出现关于免除其徭役赋税的记载。既然情况如此，田庄主还能轻意的就免除徭役了吗?当然，有些田庄主确实是可免除徭役的，但是这些人的数量是很少的。汉制规定爵位至五大夫以上者或是做了乡、县的三老，可免除徭役。即使田庄主不要纳税服役，但也不等于其家属不要纳税服役。 其次，田庄中的其他居民，如宗族、宾客、徒附在田庄中租种田庄主的土地，不用向国家交纳田租、刍稿，但他们是要向国家纳税服役的，亦即算赋、口钱、更赋、赀算是免不了的，因为他们还是国家的“编户齐民”。而算赋、口钱、更赋、赀算要以货币形式交纳。仅算赋、更赋两项，每个成年男丁每年的交纳量就要四百二十钱。这就迫使这些人必须将自己的劳动产品拿到市场上去卖，转为货币，然后才能完成赋税。有些学者认为，汉代田庄中的依附民已经脱了国家户籍的控制，不再向国家纳税服役。如萧放先生认为，“部曲佃客已脱离了国家户籍控制，成为世族的依附民”[11]；林剑鸣先生认为，“‘徒附’已经脱离国家编户，成为统治庄同的豪族地主属下的成员”[12]。这可能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即使到了汉代末年，隐匿宾客服役还是非法和被禁止的。《三国志·魏志·司马芝传》云： 太祖平荆州，以芝为菅长。时天下草创，多不奉法。郡主薄刘节，旧族豪侠，宾客千余家，出为盗贼，入乱吏治。顷之，芝差节客王同等为兵，椽史据白：‘节家前后未尝给徭，若至时藏匿，必为留负。’芝不听，与节书曰：‘君为大宗，加股肱郡，而宾客每不与役，既众庶怨望，或流声上闻。今调同等为兵，幸时发遣。’兵已集郡，而节藏同等，因令督邮以军兴诡责县，县掾史穷困，乞代同行。芝乃驰檄济南，具陈节罪。太守都光素敬信芝，即以节代同行。 这个主薄刘节，拥有“宾客千余家”，都是应当服役纳税的人，刘节利用权势庇护他们不去服役。但这种情况在当时还是非法的。否则，司马芝就不会“差节客王同等为兵”，指责刘节“宾客每不与役”，并“具陈节罪”。根据汉律规定，使用奴婢要“倍算”(《汉书·惠帝纪》六年条注引应劭曰：“汉律人出一算，算百二十钱，唯贾人与奴婢倍算。”)——“倍算”当然是由奴婢的主人交的。如果宗族、宾客、徒附不必承担国家的任何义务，有哪一个田庄主还愿使用奴婢?可汉代使用奴婢的情况还是较多的。 汉代有较严密的户籍登记管理和人口核查制度以及严格的惩罚隐匿人口的措施，在正常条件下农民难以脱离户籍，附托大家，也使官贵豪强不敢轻易隐匿流亡的人口作为役使的对象。据居延汉简可知，汉代户籍登记的内容非常详尽，包括户主的籍贯、住址、爵位、职务、姓名、年龄、身高、肤色，家属的性别、年龄及其相互关系等。汉代在进行严密户籍登记管理的同时也建立了严格的人口核查制度。汉代人口的核查工作是在征收人头税时进行的。一般说来，每年的八月是核对户口，征收算赋、口钱之时。《后汉书·皇后纪上》云：“汉法常因八月算人”，李贤注：“《汉仪注》曰：八月初为算赋，故曰算人”。再据《后汉书·安帝纪》元初四年七月条诏“方今案比之时”句，李贤注：“《东观记》曰：‘今年八月案比之时。’谓案验户口，次比之也。”可知各地官员在每年八月征收赋税的同时要案验户口。对农民的脱籍流亡，汉政府制定了许多强迫流民返归乡里的法规，如“舍匿法”、“流民法”等，以加强对流民的控制。“舍匿法”又称“首匿相坐法”，其中一项重要内容就是禁止隐匿流亡人口，所谓“亡之诸侯，游宦事人，及舍匿者，论皆有法”[13](《淮南衡山济北王传》)。在这种情况下，隐匿户口的依附家农只能是少数。 在严密控制户籍的基础上，汉代制定了重人轻地的赋役政策。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无论是田庄主还是田庄里的其他居民(奴婢除外)，一般都要向国家交纳大量的货币以完成赋役。为了完成国家的税收，田庄主和田庄其他居民就不得不把他们产品拿出来，并且运到田庄之外去卖，以换回自己需要的货币。所以说汉代的政策决定了汉代田庄不可能是封闭的经济状态。这当然同时活跃了市场。这也是为什么汉代商品经济较为繁荣的原因之一。 四、结 语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汉代田庄的经营方式，特别是汉代重人轻地的赋役政策，使田庄与整个社会紧密地结合起来。从本质上说，田庄具有相当的自给自足性，它有明显的游离于社会之外的倾向性。这是由田庄综合经营的特性决定的，因为它能够“闭门成市”，自给自足。但是，田庄综合经营的丰富产晶和田庄主对财富增值的追求以及汉代的政策又把它与整个社会紧紧地拴在了一起，使它不能游离于社会之外。传统的观点只是看到了汉代田庄的自给自足性，也就是综合经营，所需物品，不必外求，从而断定它“闭门成市”，很少对外进行交换。认识到汉代田庄不是一个封闭式的经济状态的学者，则是从田庄的经营方式来看的，认为汉代田庄进行商业经营是由于田庄的产品有剩余而进入流通领域或是由于逐利而经商，而没有把它放到大的社会环境中去考虑，没有从国家政策这方面来考虑。从实际情况来说，在一个统一的、强有力的政权统治之下，国家怎么能够允许在它统治的范围内出现大量脱离它的控制而存在的田庄呢?汉政府就是依靠国家政权的力量，通过重人轻地的赋役政策，主要征收货币赋税，使汉代田庄与外界市场紧紧联系在了一起。 从社会发展的角度看，商品的出现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具备了商品产生所需要的两个基本条件：社会分工和生产资料的私有制。随着社会分工的出现，各个行业的生产者生产出不同的产品，由于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存在，这些产品分属于各个生产者私有，不能直接进行产品的分配，必须采取商品交换的形式，通过买卖来满足各自生活和生产的需要。因此，商品的交换是自由自愿的。然而，汉代田庄的商业经营，主要不是社会经济发展和社会分工的必然结果，而是汉代重人轻地的赋役政策给逼出来的，田庄多是被动地而非主动进入整个社会大市场的，农副产品拿到市场上去卖，有时候那是不得不去卖。推而言之，汉代商品经济的繁荣也不是社会经济发展和社会分工的必然结果，也是汉代重人轻地的赋役政策所造就的，是不健全的、非成熟的、人为的繁荣，一旦政府的控制力遭到削弱，无法控制这些遍布全国的大大小小的田庄的时候，这种商品经济繁荣的景象自然也就随之破灭。那么，为什么汉代前期商品经济竟是如此的空前发达，而到了汉代后期甚至是汉代以后很长的时间还很难达到这种程度，也就不难理解了。
在汉朝土地是被分封给地主阶级的，实际上是地主拥有所有权与使用权，
巨荣良，男，1965年生，山东临朐人，聊城大学商学院党总支书记、院长，产业经济学硕士生导师，南开大学在读博士，聊城大学优秀人才。兼任山东省经济学会理事，聊城市内部审计师协会副会长、聊城市金融学会学术委员。1991年毕业于南开大学，获经济学硕士学位。1998年11月被破格评聘为教授。2000年7月至2002年2月，任临清市副市长。主要研究方向：产业组织理论、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主讲课程:政治经济学、产业经济学等。主持省社会科学规划研究项目《我国县级政府管理模式创新探索》、省软科学项目《区域农业循环经济发展模式及政策支持体系研究》，参与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课题2项。出版专著《新经济视角下的产业组织理论研究》、《居民个人投资》、《居民投资学》等4部。在《财贸经济》、《投资研究》、《经济学家》等国内重要学术刊物发表论文60余篇，多篇被《新华文摘》、人大复印资料转摘或全文复印。曾获山东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1项，山东软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1项，山东高等学校优秀科研成果一、二、三等奖各1项。宋士云，男，1966年生，山东阳谷人，经济学博士，聊城大学商学院副院长，劳动经济学、产业经济学硕士生导师，山东省高等学校省级中青年学术骨干，聊城大学第二层次优秀人才。1995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获经济学硕士学位。2005年毕业于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获经济学博士学位。1998年11月被破格评聘为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中国近现代经济史、货币金融理论与实践、社会保障等。主讲课程：金融学、社会保障等。主持和参与省部级项目《中外社会保障理论与制度比较研究》、《山东省大中型企业技术创新面临的障碍及对策研究》等多项。在《世界经济》、《中国经济史研究》、《当代中国史研究》、《经济管理》、《农业经济问题》等杂志发表论文60余篇，其中有20余篇被《新华文摘》、《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人大复印资料等转摘。出版著作4部。曾获山东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3项，山东高等学校优秀科研成果一等奖1项、二等奖2项、三等奖2项。 李纯英，男，1948年12 月生，山东聊城人，聊城大学商学院经济学系教授、产业经济学硕士生导师。主要教学经历、任课情况：1980年以来，主要从事政治经济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经济、农业经济、区域经济学等课程的教学。其中农业经济理论、区域经济理论除为本科生开设，还为研究生开设。长期以来，教学精益求精，授课富有学术性、启发性、趣味性，受到学生的一致好评。主要科研情况：在《宏观经济管理》、《世界经济》、《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经济纵横》、《经济问题》、《价格理论与实践》等刊物，发表论文近80 篇；独立撰著《农村经济发展研究》一书，与人合作著书多部；主持完成省部级课题4项，课题曾受到省委宣传部的表扬。论著和课题具有较高的学术水平和应用价值，例如评价剥削、农村城镇化的重点、我国农业为工业积累的时间界定、工业返哺农业的时间界定等问题上有重要的理论创新。王丙毅，男（1966- ），山东临清人，聊城大学商学院教授，经济学博士，产业经济学硕士生导师，聊城大学第三层次优秀人才。1988年本科毕业于聊城大学（原聊城师范学院）政治系，获哲学学士学位。1988—1999年，任教于中共聊城市委党校，主要从事民法学和经济法学的教学及校刊编辑工作。2002年获山东大学经济学硕士学位。2008年获西南财经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2002年至今，主要从事本科生《产业经济学》和研究生《产业结构理论与政策》及《规制经济学》的教学与研究工作。研究方向：产业经济与公共政策、中国经济问题。出版学术专著2部；编著教材1部；参与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项、教育部人文社会科项目1项、山东省社科基金项目3项；主持完成山东省社科项目1项、学校社科基金项目3项；获得省级科研奖励2项。 马中东，男，1968年8月生，山东聊城市东昌府区人，聊城大学商学院副院长，教授，经济学博士，应用经济学博士后，产业经济学硕士生导师，美国北乔治亚州立大学访问学者，山东省产业经济学学会理事，山东省世界经济学会理事，聊城市金融学会学术委员会委员。1992年毕业于聊城师范学院政治系，获学士学位，1999年获中国人民大学法学硕士学位，2006年6月毕业于辽宁大学经济学院经济思想史专业，获博士学位。主要讲授本科生课程：宏观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外国经济学史等，研究生课程：中级微观经济学。主要研究领域：产业经济学、产业集群；出版专著《分工视角下的产业集群形成与演化研究》，获省社科优秀成果三等奖、山东省高校社科优秀成果一等奖和聊城大学社科优秀成果一等奖，在《广东社会科学》、《东岳论丛》、《经济纵横》等重要学术期刊发表科研论文30余篇，其中被人大复印资料等转载、引用多篇。主持省社科基金项目、软科学项目3项，参与完成国家社科基金课题2项、省部级课题5项。主持校级精品课程和网络辅助教学示范课程“西方经济学说史”，获聊城大学教学科研奖励2项。 杨继武，男，1959年生，教授，双学士，聊城大学教学名师。1983年毕业于聊城师范学院政治系，获教育学学士学位，，并留校任教。1986——1988年就读于上海交通大学马列双学位班，获法学学士学位。先后讲授《形势与政策》、《大学生修养》、《法律基础》等公共课；《经济法》、《劳动法》等专业课；《劳动法》、《思想政治教育原理》等研究生课程。目主讲：《劳动关系》、《公共关系》、《劳动法与社会保障法》。教学效果良好，两年来教学评比皆为优秀。多次参加教学比赛，获得多个奖项，先后多次被评为校级“两课”优秀教师。先后主编《形势与政策》、《大学生思想品德》、《高等教育法学》等教材7部，先后在《理论学刊》、《青少年问题研究》等刊物发表论文20余篇，所发表的论文曾获得聊城大学科研一等奖，多次为大学生及社会有关部门进行学术报告，均获好评。 张福明，男，1965年生，教授，在读博士，1988年毕业于聊城师范学院政治系，获哲学学士学位，1995年研究生毕业于南开大学经济学系，获经济学硕士学位，聊城大学学术骨干学科带头人，劳动经济学硕士研究生导师，主要从事现代企业理论与劳动就业问题研究。95年以来，为本科生开设过《政治经济学》、《西方经济学》等课程，为研究生开设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劳动经济学》等课程。主持或参与完成省部级课题3项，出版著作3部，发表学术论文30多篇。
如果哥们连有哪些刊物都不清楚，估计投稿录用的可能性不大啊
《道哲学概要》，60千字，收入《开新——当代儒学理论创构》，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1月出版。《中华价值 世界意义》 ，6千字，《光明日报》2012年11月26日。《回应道哲学》，12千字，《哲学动态》2012年第1期。《当代儒学十家撮要》，19千字，《当代儒学》（第一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儒学创新发展的两种基本路径》，9千字，载《儒家文化与时代精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道哲学——重建中国哲学的新尝试》 ，7千字，《人民政协报》2011年8月22日，《新华文摘》2011年第21期全文转载。《作为儒家终极价值的“道”及其形成》，9千字，《国际儒学研究》第18辑，九州出版社2011年版。《重建形上学的中国路径》，4千字，《国学精华编》，商务印书馆2011年8月出版。《世界文明转型与中华文明复兴》 ，《人民论坛》2011年1月（中）。《道与人生》，9千字，载《聆听智者的声音——香山讲坛演讲录》，中华书局2010年11月版。《当代儒学范式》，载《文津演讲录》之十，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0年10月出版。《儒学核心价值观的历史演变和现代价值》，3千字，《浙江学刊》2010年第6期。《儒学研究所面临的问题》（访谈），2.5千字，《人民政协报》2010年8月30日。《重建形上学的中国路径》，4千字，《光明日报》2010年5月17日。Chinese Traditional Thoughtand Chinese Social Development in the 21st Century,载《儒学的当代使命-纪念孔子诞辰256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九州出版社2010年版。《<孔子>：银幕应该如何表现和传播孔子》，8千字，《电影艺术》2010年第2期。《道与道统——儒家对人间秩序的探求》，21千字，载《人类文明中的秩序、公平公正与社会发展》，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11月出版。《中国哲学的当代建构》（下），25千字，载《河北学刊》2009年第5期。《中国哲学的当代建构》（上），27千字，载《河北学刊》2009年第4期。Knowledge, Value andLife-World - Reconstruction of Philosophy of Dao ,“Deutsches JahrbuchPhilosophie” (German Almanac of Philosophy),2009.《思孟心性论及相关问题》，25千字，载《儒家思孟学派论集》，齐鲁书社2008年12月出版。《人性与善恶——兼评孟荀的人性善恶论》，12千字，载《儒林》第四辑，山东大学出版社2008年12月出版。《当代儒学范式》，26千字，载《国际儒学研究》第十六辑，九州出版社2008年6月出版。《华教与儒道释――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2千字，《人民政协报》2008年5月5日。《儒学返本开新新运动即将展开》，4千字，《社会科学报》2008年3月12日。《“天生德于予”别解》，2千字，载《东方道德研究》第九辑，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2008年1月出版。Looking at Globalism fromthe Ancient Chinese Organicizing World，InternationalJournal of Decision Ethics, Spring 2008, published by Global ScholarlyPublication, New York.《出土文献背景下的儒家核心经典系统之重构》，28千字，载《儒家文化研究》第一辑，三联书店2007年6月出版。《性自命出》对子思人性论的扬弃，简帛考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5月。《国家意识形态与民族意识形态相辅相成——全球化时代马克思主义与儒学关系的再思考》，17千字，《哲学动态》2007年第3期。《“德”“欲”之际――中国人性论的起源与早期发展》，33千字，载《全球化时代的儒家伦理》，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年2月出版。《五经七典――儒家核心经典系统之重构》，10千字，《人民政协报》2006年12月18日、2007年1月15日连载。《第三个儒学范式与全球化视野下的中国民族主义意识形态》，见德国阿登纳基金会编《孔子儒学与中国现代社会》，2007年版。《以“五经七典”代“四书五经”》，20千字，《中国儒学年鉴》（2006），山东《中国儒学年鉴》社2006年版。《新道论提要》，《国际儒学研究》第14辑，九州出版社2006年版。《从古代中国的天下一体化看当代全球化趋势》，11千字，《哲学动态》2006年第9期。《德欲之争――早期儒家人性论的核心问题与发展脉络》，18千字《孔子研究》2005年第5期。《儒学当代发展的回顾和展望》，7千字，分期刊于《人民政协报》2005年4月4日、4月18日、5月16日；《新华文摘》2005年第15期全文转载。《新儒学、新新儒学与四界哲学论》，10千字，《本体与诠释》第5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5年版。《从“欲”到“德”――中国人性论的起源与早期发展》，12千字，《齐鲁学刊》2005年第2期；人大复印资料《中国哲学史》转载。《略说儒学的现代开展》，14千字，《东方论坛》2005年第1期。《近代科学为什么没有在中国产生》，《中国青年报》2004年11月。《帛书〈要〉篇考释》，32千字，《周易研究》2004年第4期。《现代化和全球化过程中的儒学复兴》，载《儒学与全球化》，齐鲁书社2004年版。《中国社会形态的四个层面及其历史分期》，《文史哲》2003年第6期。《子思书再探讨――兼论〈大学〉作于子思》，10千字，《中国哲学史》2003年第4期。《〈淮南子·缪称训〉所见子思〈累德篇〉考》，17千字，《孔子研究》2003年第6期。《孟子车非孟子考：思孟关系考实》，15千字，《中国哲学史》2002年第3期。《〈中庸〉·〈子思〉·〈子思子〉――子思书源流考》，7·5千字，载《郭店简与早期儒学》，台湾古籍出版有限公司2002年版。《〈论语〉·〈论语〉类文献·孔子史料――从郭店简谈起》，31千字，载《郭店简与早期儒学》，台湾古籍出版有限公司2002年版。《〈五行〉考释》，40千字，《论衡丛刊》第二辑，巴蜀书社2002年8月版。《〈五行〉考略》，6·5千字，载《古墓新知》，台湾古籍出版有限公司2002年版。《不断深化和完善的本体诠释――早期道家宇宙论的演进》，23千字，《本体诠释学》第二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人文主义宗教与宗教人文主义――从中国早期宗教和人文主义传统看儒学的性质》，2·5千字，《中国哲学史》2002年第2期。《从“疑古”走向“正古”――试论中国古典学的发展方向》，13千字，《孔子研究》2002年第4期。《从“疑古”走向“正古”――试论中国古史学的发展方向》，5千字，《光明日报》2002年7月16日。《中国思想文化的特点》，11千字，美国美中文化研究所《美中社会和文化》2002年第1期。《自由的本体诠释――兼论老庄哲学的本体架构及其内蕴》，20千字，《本体与诠释》，三联书店2000年1月出版。《郭店竹简与中国哲学》，12千字，《郭店楚简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湖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5月出版。《中国传统价值理念与当代信仰危机》，4千字，美国美中文化研究所《美中社会和文化》2000年第2期。《现代化：从科技革命到传统复兴》（原题《“中体西用”新释》，32千字，《国际儒学研究》第7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9年出版）。《中国哲学史需要重写》（记者访谈），2千字，《北京日报》1999年6月9日。《老聃不是太史儋》，3千字，《中国青年报》1999年11月。《从郭店竹简看先秦哲学发展脉络》，6千字，《光明日报》1999年4月23日。《楚简〈老子〉与老子公案》，23千字，《中国哲学》第20辑，辽宁教育出版社1999年出版。《自由何须逃避－－回应弗洛姆》，10千字，《原道》第5辑，贵州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试谈郭店楚简〈太一生水〉及其与简本〈老子〉的关系》，9千字，《中国哲学史》1998年第4期。《郭店楚简〈天降大常〉（〈成之闻之〉）篇疏证》，9千字，《孔子研究》1998年第3期。《从郭店楚简〈老子〉看老子其人其书》，13千字，《哲学研究》1998年第7期。《〈中庸〉的思想体系与历史定位》（下），15千字，《原道》第4辑，学林出版社1998年出版。《〈易传〉成书与性质若干观点平议》，13千字，《齐鲁学刊》1998年第3期。《从早期〈易传〉到孔子易说－－重新检讨〈易传〉成书问题》，23千字，《国际易学研究》第3辑，华夏出版社1997年出版。《孔子学易考论》，15千字，《孔子研究》1997年第2期。《从道论到心性之学－－老子哲学之建构》，20千字，《哲学与文化》（台湾）1997年第4期。《儒学与现代精神文明》，7千字，《21世纪》1997年第1期。《庄子形上学新论》，20千字，《学术界》增刊《中华道学》1996年第1期。《再论原始〈论语〉及其在西汉以前的流传》，15千字，《中国哲学史》1996年第4期。《〈中庸〉的思想体系与历史定位》（上），20千字，《原道》第3辑，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6年出版。《本心本性的丧失与复归－－老子对孟子思想的影响》，12千字，《道家文化研究》第6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出版。《老庄孔孟哲学的底蕴及其贯通》，《原道》第1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出版。《〈大学〉新论－－兼评新儒家的有关论述》，23千字，《新儒家评论》第2辑，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5年出版。《〈中庸〉成书辨证》，13千字，《孔子研究》1995年第4期。《以“自然”的本义观照老子哲学之底蕴》，12千字，《中国哲学史》1995年第3、4期。《生命的价值及其实现－－孔、庄哲学贯通处》，13千字，《孔子研究》1994年第4期。《谈由生、命、才、德诸范畴构成的庄子人性论》，12千字，《中国哲学史》1994年第3期。《老子的宇宙论与规律论新说》，12千字，《哲学研究》1994年第6期。《〈孟子〉“万物皆备于我”章考辨》，9千字，《原学》第2辑，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4年出版。《试论五四以来中国新文化的发展道路》，9千字，《探索与争鸣》1991年第5期。《中国古代的文化形态及其演变》，11千字，《中州学刊》1991年第1期。《儒学的发展与孔子形象的演变》，12千字，《孔孟荀比较研究》，山东大学出版社1990年出版。《〈论语〉源流再考察》，《孔子研究》1990年第4期。《重新考察思维、认识、意识诸问题》，16千字，《青岛大学学报》1990年第1期。《“打倒孔家店”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命运》，4千字，《齐鲁学刊》1989年第3期。《孔子言行资料辑录源流》，11千字，《中国哲学史》1989年第3期。《嬗变不居的孔子形象－－一个文化之迷》，13千字，《齐鲁学刊》1989年第3期。《从文化生成机制看中国文化的形成与演变》，13千字，《哲学研究》1989年第4期。《文字·思维·文化－－一个中西比较的尝试》，9千字，《东岳论丛》1988年第3期。《孔子的情感理论与情感教育思想》，9千字，《东岳论丛》1986年第3期。《孔子的思维结构及其对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影响》，9千字，《齐鲁学刊》1986年第3期。
什么专业啊？ 民族类1. 民族研究2. 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3. 贵州民族研究4. 广西民族研究5. 黑龙江民族丛刊6. 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7. 回族研究8. 世界民族9. 中国民族10. 云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改名为：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1. 云南社会科学12. 青海民族研究13. 西北民族研究14. 满族研究15. 中南民族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改名为：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6. 内蒙古社会科学17. 西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改名为：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综合性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表1.中国社会科学2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3社会科学战线4学术月刊5中国人民大学学报6天津社会科学7学术研究8江海学刊9江汉论坛10 江苏社会科学11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12 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3 文史哲14 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15 浙江学刊16 浙江社会科学17 社会科学研究18 求是学刊19 社会科学（上海）（吸收：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20 社会科学辑刊21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2 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3 中州学刊24 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5 人文杂志26 求索27 思想战线28 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9 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30 国外社会科学31 南京社会科学32 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33 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34 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35 齐鲁学刊36 西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改名为：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37 学海38 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39 江西社会科学 40 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41 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42 河北学刊43 学术界44 东岳论丛45 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46 东南学术47 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48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49 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并入：社会科学）50 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51 西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52 北京社会科学53 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54 学术论坛55 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56 广东社会科学57 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58 中央民族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59 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60 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61 山东社会科学62 探索63 学术交流64 湘潭大学社会科学学报65 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66 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67 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68 北方论丛69 山东师大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70 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71 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72 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73 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74 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75 宁夏社会科学76 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77 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78 云南社会科学79 长白学刊80 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81 天津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82 江淮论坛83 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84 河南社会科学85 内蒙古社会科学86 南昌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87 甘肃社会科学88 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89 内蒙古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90 扬州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91 晋阳学刊92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93 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94 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95 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96 烟台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97 贵州社会科学98 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99 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
期刊可以分为非正式期刊和正式期刊两种。正式期刊是由国家新闻出版署与国家科委在商定的数额内审批，并编入“国内统一刊号”，办刊申请比较严格，要有一定的办刊实力，正式期刊有独立的办刊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