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复（1853-1921）是我国近代卓越的教育家、翻译家和启蒙思想家。他一生处于我国近代社会制度急剧转折和中西文化交汇与冲突的时代。严复自幼接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他23岁被派赴英国留学，又熟悉了西方文化。与变法维新的其他代表人物相比，严复的优势和特点是：熟谙西方语言文字，能直接考察西方社会文化，可以直接阅读西方思想家的著作，并熟练地进行翻译和评介。他翻译了赫胥黎的《天演论》、亚当·斯密的《原富》等一系列西方社会科学名著。这不但宣传、引进了西方的重要新思潮，而且更有利于他本人进行中西文化的比较研究和评论。从戊戌政变到辛亥革命的十三年里，严复全力倾注的实际事业，并不是政治变革，而是教育和翻译。如果说，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首先是政治活动家，那么，严复则首先是教育家，这是他在维新派中独树一帜的特点。他的指导思想始终是进化论、唯物论的经验论和政治上的改良主义。这条主线基本设有变化和转折，只是在不同时期，不同的政治形势和体制下，他的思想和主张有不同的侧重和表现而已。对于严复的认识和评价，特别值得重视的，是他在中国近现代教育史上的作用与贡献。一、严复对中国近代教育的卓越贡献1．开创近代“教育救国”的道路正是在1895年（光绪21年），中国近代史上签订马关条约这个屈辱性的转折年头，严复深受列强欺凌的刺痛，愤懑而深思，诉诸笔端，连续发表了一系列重要的政论文章：《论世变之亟》、《原强》、《辟韩》、《救亡决论》等，激烈地批判了专制主义的政治与文化，阐述了他的救亡图存和民主主义思想。这也正是他翻译《天演论》的过程。他信奉达尔文和赫胥黎的进化论，称赞斯宾塞将进化论原理应用于社会，推崇斯宾塞以民力、民智、民德三者判断民族之高下。他以此考察中国之现状，指出清王朝的腐败不堪、行将灭亡，因而极力主张变法图强。但是，他的变法主张，在方向上与康、梁大体一致，而在手段上有所不同。他并不主张从政治体制改革做起，立即实行君主立宪制，他认为国内“民质”、“民智”条件尚未成熟，因而主张走逐步改良、稳步前进的道路。他既有民族自强的决心，又认为不可操之过急。他的典型言论便是引证斯宾塞的话：“民之可化，至于无穷，惟不可期之以骤”，必须“相其宜，动其机，培其本根，卫其成长，则其效乃不期而自立。”这种“培其本根、助其成长”的途径和方式，便是教育，他主张从教育做起。在严复看来，变法维新，救亡图强，首先必须改变国民素质，从民力、民智、民德三方面入手，通过教育“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达到“血气体力之强”、“聪明智力之强”、“德行仁义之强”的目标。从理论到行动，他一直坚守教育岗位，努力从事思想启蒙、学习西方科学知识和民主政制，做改变和提升“民质”的工作。在戊戌政变期间，他并未实际参加维新派的政治活动，而与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人保持相当的距离。这正是政治活动家与教育家的区别。严复的救亡图强的主张，与他的教育救国的理念是溶为一体的。他是中国近代教育救国道路的重要开创者，这条道路不仅影响了中国近现代的一批又一批知识分子，而且与今日“科教兴国”的战略方针也不无一致或相近之处。2.突破“中体西用”的文化模式在处理中、西文化关系上，严复当时面临的基本格局是“中体西用”。洋务派思想家张之洞在《劝学篇·设学》中提出：“旧学为体，新学为用，不使偏废”。1895年沈毓桂在《万国公报》上已明确使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术语。梁启超在所拟《京师大学堂章程》中规定：“夫中学体也，西学用也，二者相需，缺一不可。”可见不论是早期改良派或洋务派，“中体西用”已是流行的思维模式或惯用术语。这种模式不但为当权的洋务派所倡导，也得到清末朝廷的认可，已成官方模式和教育原则。“中体西用”的原则虽在打破闭关锁国和专制文化统治上起过某些积极作用，但实际上是强调“中学为内学，西学为外学；中学治身心，西学应世事。”表面上主张“中西兼学”，实际上是要维护专制主义的政治制度和儒家的纲常名教，藉口学习西方的某些科学技术和政策措施，拒绝学习西方的政治制度和科学理论，企图挽救满清王朝的衰落。在严复看来，“中体西用”,就是治“标”不治“本”。他发起了批评和挑战。甲午战争的残酷现实宣告了洋务运动的破产，也动摇了“中体西用”的原则，从而为严复理论思维的突破提供了契机。严复从进化论和实验科学的根据出发，分别对中学和西学作了认真的审视，并加以比较。他认为，从科学验证和中国救亡图存的切实需要看，中学中的科举、八股、宋学、汉学，以及词章小道等，属于“无用”、“无实”之类，应当束之高阁。他指出“陆王心学”貌似研究外物，实际只作“强物就我”的冥思苦想，“其为祸也、始于学术、终于国家。”与中学的这种弊端相反，他认为西学是面向社会和现实的，通过实践，讲究实验，因而使西方国家得以富强。他大力提倡的西学，涉及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各种应用科学以及哲学、逻辑学等。他甚至把“救亡之道”归结为“痛除八股而大讲西学。”严复的这种思想锋芒，直指传统与潮流，使他在一般政界和学界不免处于孤立地位，但他坚持全面学习西方，视为教育的当务之急，变法图强的正确道路。在维新变法时期，“中体西用”原则不但没有转变，反而有强化的趋势。到1902年，严复在《与<外交报>主人论教育书》这封著名书信中提出体用一致原则，进一步从理论上做了批判。他指出中国近代的学堂教育，“总其大经，则不外‘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也；‘西政为本而西艺为末’也。”（5）这种模式对中国教育和社会的发展危害甚大。其错误就在于割裂了体、用关系。“体”与“用”本是中国传统思想的两个方面。“体”属于事物的内在、本体的方面；“用”则属于事物的表现、功用的方面。二者不可分离。他引用江苏一举人的话说：“体用者，即一物而言之也。有牛之体则有负重之用，有马之体则有致远之用，未闻以牛为体以马为用者也！”“故中学有中学之体用，西学有西学之体用，分之则两立，合之则两亡。”“中体西用”论者则将中学与西学各自的体用分开，又企图将中学的“体”与西学的“用”相合，这是不可能的，只会使二者消亡。至于“政本艺末”之说，更是“颠倒错乱。”因为所谓“艺”即“名、数、质、力四者，皆科学也。”应是西学的基本内容，正是西方政治和教育的基础。中国的政治之所以“日形见绌”，不足以与之竞争，就因不以科学为本，而与社会的通理公则相违背。若“艺”指科学，则“西艺”应是“西政”之本；若“艺”不指科学，则政、艺二者都出于科学，如左右手一般，谈不上本末关系。中国学习西方之所以无效，往往由于当政者对科学一无所通，抓不住根本。这里他不但批判了“政本艺末”的观点，而且强调了科学在社会与政治中的关键作用，表明他把学习西方先进科学作为中国教育的主要方向。这种理论分析,动摇了“中体西用”的模式，开创了一种新的教育模式，贯穿着体用一致的原则。同时，对于中国传统文化，他要求“择其所善者而存之，”但新的教育原则应当“求其所本无，非以急其所旧有。中国本无者，西学也，则西学为当务之急明矣。”实际上他是要通过教育改革，建立以学习西方科学为重心的融合中西，贯通古今的新文化，使中国走向富强之路。这就为五四新文化运动根本转变“中体西用”模式，启动中国社会从前现代向现代化转型准备了思想条件。3.制定“德、智、体”全面育人的方针严复把变法维新的政治改革的目标转向并落实到教育的层面，便是全面改革和提升国民的素质。他认为，若不改变我国国民的贫、弱、愚的状况，要实现民主政治、救亡图强，是不可能的。他主张竭尽全力，从教育入手，并且接受和发挥了斯宾塞的“德、智、体”三育学说，从三个方面改变和提升国民的素质，最早实施教育目标的全面育人。我国传统教育的理想人格是“内圣外王”，培养人才的最高目标是“帝王之师”，因而倡导“学而优则仕”，通过科举制选拔适合做官的人才。这种“官本位”的教育，是以政治伦理的价值取向为核心的，在人才的培养和选拔上，偏重于旧的伦理道德，而忽视智力与体质。当然，更加忽视人的自由选择和个性发展。严复在激烈批判旧的封建政治和教育制度时，便酝酿新的培养目标。他之所以不主张立即实行民主政治的理由是：“民主弗能自治者，才未逮，力未长，德未和也。”他已看到，要增进国民的自治能力，教育应从才、力、德三方面入手，进行德、智、体三方面素质的培养。这种视角直接来源于斯宾塞的教育思想。斯宾塞于1861年出版其教育名著《教育论》，即《教育：智育、德育和体育》，在西方教育史上明确提出了三育结合的概念。严复从1845年发表《原强》开始，通过各种方式介绍，引进斯宾塞的“三育论”，指出其“教人之术”是“以睿智慧、练体力、厉德行三者为之纲。”并且说：“未有三者备而民生不优，亦未有三者备而国威不奋者也。”他得出结论：“是以今日要政，统于三端：一曰鼓民力，二曰开民智，三曰新民德。”这便是他改变和提升民质的三纲目，也标志着他的新教育体系的基本建立。三者之中，以开民智为“最急”，占据核心地位，以新民德为“最难”。但他认为“三者皆今日至切之务。”他的这种立足于学习西方科学，以智育为核心的德、智、体三育相互联系的新教育观，是我国近代最早提出使人全面发展的思想。它对梁启超的“新民”教育学说有重要影响。梁启超虽在“三民说”的具体内容上有较多的发挥，但基本沿袭了严复的提法，却是以德育为核心，有着更强的伦理色彩。严复以进化论和近代自然科学为基础，正是克服了中国传统教育偏重伦理的局限，包含较多的科学与进步的成分。“五四”运动前后，蔡元培提出德、智、体、美育相结合，提出“以美育代宗教”，培育完善的人格，与其他方面相联系，形成了一个融合中西教育思想，体现真、善、美相统一的中国现代教育思想体系，显然受到严复的影响，吸取了严复教育思想的合理成分。蔡元培在北大和中国现代教育史上的辉煌成就与贡献，和前有严复创造条件，后有蒋梦麟、胡适、傅斯年等人的协助、继承与发扬密切相关。一个孤零零的蔡元培在历史上并不真实存在。二、严复是北京大学的重要功臣为实现教育救国的理想，严复对北京大学的前身京师大学堂十分关注与热心。1902年应京师大学堂管学大臣张百熙之聘，严复出任大学堂译书局总办直至1904年。他的许多种翻译名著和著名教育论文《与〈外交报〉主人论教育书》都完成于这项任职内。1912年2月袁世凯委任严复为京师大学堂总监督。4月蔡元培任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总长，旋即向袁世凯建议将京师大学堂改名为北京大学校，并推荐严复为校长。5月3日，严复被任命为北京大学校校长。他任校长为时不过半年多，但他对北京大学的重大贡献却是不可磨灭的。1、为北大生存出过大力。从京师大学堂改为北京大学校，是北大从封建官僚型大学向现代型大学的一次重要转折，遭遇曲折和阻挠是难免的。1912至1913年期间，中国的这所最高学府经费奇缺，曾两次面临被停办的危险。首任校长严复多方设法，筹措经费，并与师生一道反复申辩，奋力抗争，才使北大度过难关，延续生存。首先是办学经费的困难。辛亥革命后，学部不再给京师大学堂划拨经费，原存银行的存款也不能提取。严复四处奔波，为维持校务而筹款、借款。历经波折，最后总算向银行借到一笔款项，使北大能维持办学。接着又遇教职员减薪问题。民国初年因财政困难，北京政府曾通令各政府官员和学校教职员，凡薪水在60元以上者，“一律暂支60元”。严复为此给教育部专写条陈，认为“学校性质与官署不同”，教职员薪水本按课时和任务轻重而判定高低，若一律拉平，使之“放弃职任”，则表面节省，贻误实多。严复本人主动减薪至60元，而为全校教职员据理力争，使他们得以维持原薪。这样基本克服经费困难，保持教师的公平待遇，从而保证了北大坚持办学、培育人才的基本条件。对此，严复的重要贡献是毋庸置疑的。更大的威胁还在于教育部停办北大之议。正当严复在校内一面调整教师队伍，一面使学校工作步入正轨，让北大在国内外发生影响时，北京政府教育部在7月初，却以所谓“程度不高，管理不善，经费困难”为由，提出了停办北京大学之议。这种议论引起北大师生的强烈反对。文科、法科、工科、农科等先后发出各种说帖或请愿书，反对教育部的意图。在广大师生的支持和影响下，严复专向教育部发了《论北京大学校不可停办》的说帖，针对各种议论，从北大校史、教育现状、大学地位、与国外比较等方面充分阐明了北京大学不可停办的理由。这份说帖条分缕析，笔锋犀利，可谓义正词严，掷地有声，的确是直接关系北大命运的一份重要文献。教育部接到说帖后，不得不声明“解散之事，全属子虚。”但又于7月7日下达《北京大学结束办法九条》，要求学生一律提前毕业，给予文凭，不给学位，并规定“本年下学期各分科大学一律不招新生。”实际上仍要停办北京大学。这更使全校师生强烈不满，各科学生纷纷草拟说帖，表示抗议，要求研究学问，反对半途而废。由于严复校长与全校师生的奋力抗争，加上社会舆论的压力，教育部不得不取消北京大学停办之议与“结束办法”。虽然严复因多次违抗部命，造成积怨，在外部压力下，被迫于1912年10月7日辞去北京大学校长的职务,但在北大存亡关头，首任校长严复带领广大师生排除艰险，使北大转危为安，不仅对北大往后的发展，而且对中国现代教育、文化、科学的发展，都起着不可磨灭的作用。2.为学科改革奠定了基础严复还向教育部呈送一份《分科大学改良办法说帖》，提出了一个教学与科学研究的改革方案。（1）、高度重视大学的学术地位和师资培养严复在《说帖》中提出，“所聘教习，如非万不得已，总以本国人才为主。”择师条件，应是“本国学博与欧美游学生，”“沈浸学问无所外慕之人。”“优给薪水”使之“一面教授，”“一面自行研究”，“如此则历年以后，吾国学业可期独立，有进行发达之机。”大学将成为“一国学业之中心点。”可见他十分重视大学的师资培养，学术独立和学术水平的提高。（2）改造文科的方针：兼收并蓄，广纳众流。他建议将经科与文科合并，特别指出：“既为大学文科，则东西方哲学，中外之历史、舆地、文学，理宜兼收并蓄，广纳众流，以成其大。”这与蔡元培的“兼容并包”的思想显然一致。此外，对于法科，他主张以国文教授本国法律和现行法律为主课，而以外国和历代法律为参考借鉴；对于理工科与农科，他建议选派学生，赴欧美或日本留学深造，并整顿实验室，清理图书、仪器和药品，等等。这个改革方案，说明他研究有素，区别对待，富于远见并且体现融合中西、贯通古今的设想。对蔡元培往后在北大的改革，作了很好的开端和准备。
严复和他的教育救国论[font=宋体][size=10.5pt]严复（[/size][/font][size=10.5pt]1853-1921[/size][font=宋体][size=10.5pt]）字又陵，又字几道，福建省候官人。是清末很有影响的资产阶段启蒙思想家，翻译家和教育家，是中国近代史上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的“先进的中国人”之一。[/size][/font][font=宋体][size=10.5pt]一、生平活动[/size][/font][font=宋体][size=10.5pt]严复出生在一个医生家庭里，[/size][/font][size=10.5pt]1866[/size][font=宋体][size=10.5pt]年考入福州船厂附设的船政学堂，学习英文及近代自然科学知识，五年后以优等成绩毕业。[/size][/font][size=10.5pt]1877[/size][font=宋体][size=10.5pt]年被派往英国学习海军。留英期间，广泛地接触了资本主义社会及一些资产阶级思想家的著作，深受进化论思想的影响。[/size][/font][size=10.5pt]1879[/size][font=宋体][size=10.5pt]年毕业回国，到福州船厂船政学任教习，次年调任天津北洋水师学堂总教习（教务长），后升为总办（校长）。严复还曾担任过京师大学堂译局总办、上海复旦公学校长、安庆高等师范学堂校长，清朝学部名辞馆总编辑等职。[/size][/font][size=10.5pt]1921[/size][font=宋体][size=10.5pt]年[/size][/font][size=10.5pt]10[/size][font=宋体][size=10.5pt]月[/size][/font][size=10.5pt]27[/size][font=宋体][size=10.5pt]日去世，终年[/size][/font][size=10.5pt]68[/size][font=宋体][size=10.5pt]岁。著作有《严几道诗文钞》等。著译编为《候官严氏丛刑》、《严译名著丛刊》。[/size][/font][font=宋体][size=10.5pt]二、教育思想[/size][/font][font=宋体][size=10.5pt]在复法运动中，严复是一个反对顽固保守、力主复法的维新派思想家。他不仅著文阐述维新的必要性、重要性、迫切性，而且翻译了英国生物学家赫胥黎的《天演论》，以“物竟天择、适者生存”作为救亡图存的理论依据，在当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戊戌变法后，他致力于翻译西方资产阶级哲学社会学说及自然科学著作，是一个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严复信奉达尔文进化论和斯宾塞的庸俗进化化。这是他政治思想的理论基础，也是他教育思想的理论基础。严复在《原强》中提出，一个国家的强弱存亡决定于三个基本条件：“一曰血气体力之强，二曰聪明智慧之强，三曰德性义仁之强。”他幻想通过资产阶级的体、智、德三方面教育增强国威。“是以今日要政统于三端：一曰鼓民力，二曰开民智，三曰新民德”。所谓鼓民力，就是全国人民要有健康的体魄，要禁绝鸦片和禁止缠足恶习；所谓开民智，主要是以西学代替科举；所谓新民德，主要是废除专制统治，实行君主立宪，倡导“尊民”。严复要求维新变法，却又主张“惟不可期之以聚。”“除而不骤”的具体办法就是要通过教育来实现，即在当时的中国，要实行君主立宪，必须开民智之后才能实行，总之，“教育救国论”是严复的一个突出思想特点。[/size][/font]
林则徐（1785年8月30日－1850年11月22日），汉族，福建侯官人（今福建省 福州）人。6月3日，历时23天的虎门销烟，在林则徐的指挥下，向全世界宣告了中华民族决不屈服于侵略的决心。虎门销烟，是人类历史上旷古未有的壮举，虎门销烟，展示出中华民族无以伦比的伟大形象，是抗击外来侵略的胜利。林则徐，理所当然地是这一事件的组织者、指挥者和完成者。从这个意义上说，他已毫无愧色地成为历史巨人了。关天培(1781-1841)，字仲因，号滋圃，汉族，江苏淮安府山阳县(今江苏淮安市楚州区)人，晚清爱国名将。行伍出身，但很注意习文，曾说：“吾不能习词赋，封章启事，有用于时，此吾之学文也。”道光二十一年二月初六日(1841年2月26日)，英军大举进攻虎门诸炮台，而守军才几百人，关天培在孤军无援的绝境下，决心死守阵地，将自己的财物全部分赠将士，鼓励他们英勇杀敌，他与游击麦廷章等昼夜督战。敌军在占横档、永安等炮台后，集中兵力进攻靖远和威远炮台，关天培亲燃大炮自上午十时至下午七时，与敌激战达十小时之久。敌人自炮台背后进攻，关天培身被数十创，犹持刀拚杀，最后英勇牺牲，游击麦廷章及所部战士数十人也都壮烈捐躯。 关天培墓，建在城东乡南窑九村，墓旁流水潺潺，松柏参天。它与关忠节公祠一起，成为淮安市重要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左宗棠（1812年11月10日－1885年9月5日），汉族,字季高，湖南湘阴人，号湘上农人，清朝大臣，著名湘军将领。一生经历了湘军平定太平天国运动，洋务运动，镇压陕甘回变和收复新疆等重要历史事件。左宗棠年少时曾屡试不第，转而留意农事，遍读群书，钻研舆地、兵法。后来竟成了清朝后期著名大臣,官至东阁大学士、军机大臣，封二等恪靖侯。一生经历了湘军平定太平天国运动，洋务运动，镇压陕甘回变和收复新疆等重要历史事件。 早年就读于长沙岳麓书院。⒈1832年中举，后入两江总督陶澍幕，并与陶结为亲家。⒉1851年起先后入湖南巡抚张亮基、骆秉章幕，为平定太平军筹划。⒊1857年，升任兵部郎中。1862年由曾国藩举荐由太常卿升任浙江巡抚。⒊1876年，率六万湖湘子弟从兰州出发，一年后，新疆全境收复。左宗棠以他收复新疆的巨大功绩而名垂青史。魏源（1794～1857） 名远达，字默深。著名学者，中国近代启蒙思想家。魏源著述等身，除《圣武记》、《默觚》、《海国图志》等巨著外，主要著述还有：《古微堂诗文集》、《书古微》、《诗古微》、《公羊古微》、《曾子发微》、《子思子发微》、《高子学谱》、《孝经集传》、《孔子年表》、《孟子年表》、《小学古经》、《大学古本发微》、《两汉古文家法考》、《论学文选》、《明代兵食二政录》、《春秋繁露注》、《老子本义》、《墨子注》、《孙子集注》等若干卷。20世纪80年代末其诗文被辑为《魏源集》。咸丰七年三月初一日（1857年3月26日）卒于杭州东园僧舍。终年63岁。葬杭州南屏山方家峪。孙中山（1866.11.12~1925.3.12），原名孙文，字德明，号逸仙。流亡日本时曾化名中山樵，故后人称其为“中山先生”，其后此称谓便逐渐演化为孙中山。广东省香山县（今中山市）人。是近代中国伟大的革命家、政治家、理论家、中国国民党总理，是中华民国第一任临时大总统，被尊称为国父，夫人宋庆龄女士被尊称为国母。他是中国国民党缔造者，三民主义的倡导者。首举彻底反封建的旗帜，“起共和而终帝制”。孙中山关于国家统一的思想，对共产党和国民党来说应是共识。孙中山先生对中国共产党采取支持政策，其遗孀宋庆龄女士更是通过实际行动表达对共产党的支持立场，一起为中华民族的崛起而努力！在中国的主流舆论中是享有崇高名望的中国国民党革命人士之一。幼名帝象，学名文，号日新，后改号逸仙，旅居日本时曾化名中山樵，“中山”因而得名。1866年11月12日生于广东省香山县(今中山市)翠亨村一个农民家庭，1892年毕业于香港西医书院。赴檀香山成立兴中会，誓推翻清朝。1905年在日本联合华兴会、光复会等革命团体成立中国同盟会，被推为总理。 1911年辛亥革命后被十七省代表推举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1925年1月26日，孙中山入住协和医院，此时他已经不能进食，当日下午外科专家兼协和医院代理院长刘瑞恒主刀为其进行剖腹探查术，确诊为癌症晚期。于2月17日发出病危通知书，最终于3月12日魂归天国。现在的协和医院还保留着一份13页的报告，英文，编号为9954，上面的名字是“孙逸仙”，其中有几张器官标本的照片。长久以来外界都一直以为孙中山死于肝癌，孙中山先生并非因肝癌去世，而是原发胆管腺癌转移到肝部。北京协和医院病案室原主任马家润找到1925年1月26日孙先生的病案证明原发病确是胆管腺癌。直至1999年海峡两岸学者交流孙中山事迹时，协和医院医生展示了这份报告，才揭示了孙中山死于胆囊癌的真相。严复（1854.1.8—1921.10.27）原名宗光，字又陵，后改名复，字几道，汉族，福建侯官人，是清末很有影响的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翻译家和教育家，是中国近代史上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的“先进的中国人”之一。 1854年1月8日（咸丰三年十二月十日）严复出生于福州南台的中医世家。1866年（同治五年）严复父亲病逝，学馆中辍，严复放弃走科举“正途”。1867年（同治六年）入福州船政学堂学习驾驶，改名宗光，字又陵。1871年（同治十年）福州船政学堂毕业，为该学堂第一届毕业生，先后在“建威”、“扬武”两舰实习5年。1872年（同治十一年）取得选用道员资格，改名复，字几道。1877年3月（光绪三年二月）赴英国学习海军，与出使英国大臣郭嵩焘结为忘年交。1879年6月（光绪五年五月）毕业于格林尼茨皇家海军学院（TheRoyalNavalCollege，Greenwich），回国后，被聘为福州船政学堂后学堂教习。1880年（光绪六年）到天津任北洋水师学堂总教习。1889年（光绪十五年）报捐同知衔，以知府选用，派为北洋水师学堂会办。1890年（光绪十六年）升为北洋水师学堂总办，但因与李鸿章不合，有意退出海军界，另谋发展。1895年（光绪二十一年）中日甲午战争后在天津《直报》发表《论世变之亟》、《原强》、《辟韩》、《救亡决论》等文，主张变法维新、武装抗击外来侵略。1896年（光绪二十二年）创办俄文馆，并任总办，俄文馆为中国最早的俄语学校；帮助张元济在北京创办通艺学堂；9月24日捐款100元资助梁启超与汪康年在上海创办的《时务报》。1897年（光绪二十三年）和王修植、夏曾佑等在天津创办《国闻报》和《国闻汇编》，宣传变法维新；将《天演论》在《国闻报》报上连续发表。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光绪帝命严复来京觐见，阐述变法主张；改捐同知；撰《上光绪皇帝万言书》。9月《国闻报》因报道戊戌政变的详情，被清政府勒令停办。1900年（光绪二十六年）义和团运动爆发，严复离开天津，避居上海；参加唐才常发起的“中国议会”，被选为副会长；创办名学会，讲演名学。1901年（光绪二十七年）应开平矿务局总办张冀邀请赴天津主开平矿务局事，后任该局总办。1902年（光绪二十八年）赴北京任京师大学堂附设译书局总办。1904年（光绪三十年）辞去京师大学堂附设译书局总办一职，回到上海。1904年冬发生开平矿务局诉讼事件，被邀前往英国伦敦进行交涉。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孙中山由美洲到达英国，特意去拜访严复，二人进行了长时间的会谈。回到上海，协助马相伯创办复旦公学。1906年（光绪三十二年），任复旦公学校长，为该校第二任校长。被安徽巡抚恩铭聘去任安庆任安徽师范学堂监督。1907年（光绪三十三年）恩铭被刺，严复离开安徽师范学堂。1908年（光绪三十四年）在北京任学部审定名词馆总纂。1909年5月（宣统元年四月）被派充为宪政编查馆二等咨议官、福建省顾问官1910年1月17日（宣统元年十二月七日）清廷赐予文科进士出身。1910年（宣统二年）海军部授为协都统，后任资政院议员。1912年京师大学堂更名为北京大学校，任首任校长；11月辞去校长职务。1913年总统府外交法律顾问。发起组织孔教会，并以任为首领。1914年1月26日被举为约法会议议员；后被任为参政院参政。宪法起草委员。1915年5月严复被袁世凯聘为宪法起草员。8月23日筹安会宣布成立，严复列名为筹安会的发起人，支持袁世凯复辟帝制。1916年袁世凯死后，国会要求惩办祸首及筹安会六君子，严复避祸于天津。1917年对张勋复辟表示同情。1919年五四运动认为支持学生运动的蔡元培不识时务。1920年因哮喘病久治无效，回到福州养病。1921年10月27日在福州郎官巷住宅与世长辞，终年69岁 回答者： X夕阳天使Y | 三级 | 2009-7-25 12:11 | 检举林则徐林则徐是著名的封建政治家，地主阶级改革派的代表人物。虽然作为封建官吏，存在“忠君”思想，镇压过少数民族起义，但在中华民族面临沦入半殖民地的紧要关头，他挺身而出，“置祸福荣辱于度外”，坚决实行禁烟，抵抗外国武装侵略，捍卫了国家主权和领土。还主张学习西方先进技术，发展民族工商业。这是他一生活动和思想的主流。林则徐不愧是中国近代第一位民族英雄。关天培他是爱国将领,骁勇善战,是为深具民族气节的一代名将。大公无私,一身正气,是人民爱戴的好将领.左宗棠他是中国晚清军政重臣，湘军统帅之一，洋务派首领。一生经历了湘军平定太平天国运动，洋务运动，镇压陕甘回变和收复新疆等重要历史事件。他镇压了陕甘回民起义却终因胡雪岩满门抄斩而身败名裂，也因李鸿章的镇压而无能为力。但总的来说，他还是为晚清付出了巨大的贡献！在那鱼龙混杂、泥沙俱下的时代，左宗棠是时代造就的英雄。魏源魏源,著名学者，中国近代启蒙思想家。他编撰<<海国图志>>唤起国人，学习外国的长技，兴利除弊，增强国力，抵抗外来侵略,倡导"师夷长技以制夷",满怀爱国热情,是清后期著名思想家.在赋税问题上，魏源主张培植和保护税源，指责苛重税敛.魏源主张国家利用赋税手段保护工商业的发展，认为“士无富民则国贫，士无中户则国危".这一思想有助于民族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孙中山他被尊称为"国父".孙中山首举彻底反封建的旗帜，“起共和而终帝制”，组织革命政党，发动武装起义，领导了震惊中外的辛亥革命，推翻了中国历史上延续几千年的封建皇朝专制统治，开创了中国民主革命风起云涌的历史新篇章，功载千秋，万古流芳。 孙中山所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具有反对封建主义和反对帝国主义这两大重要意义和贡献。孙中山先生对中国共产党采取支持政策, 他被中国国民党尊为“永远的总理”；中国共产党以及中国大陆历史课本则称他为“伟大的革命先行者”。严复严复翻译了《天演论>>等西洋学术名著，成为近代中国开启民智的一代宗师并以教育救国为任。辛亥革命后，他一度党附袁世凯，卷入洪宪帝制，为世人诟病。基于对国情民性的独特把握，严复终身反对革命共和，时持犯众之论，既不获解於当时，更致聚讼于后世。虽然如此，其立身行且秉持特立独行的操守，学术政见有其一以贯之的原则，在翻译学上更是为一时之先，其风格思想影响了后期一大批著名翻译家。其众多译著更是留给后世的宝贵遗产。
慢性白血病:是一种造血系统的恶性肿瘤,系骨髓中各系列细胞呈慢性弥漫性恶性增生并浸润全身各组织,增生的细胞常无明显的成熟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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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儿白血病主要论文(上海同济大学附属同济医院小儿血液专科撰写和文献期刊发表)主要临床治疗论文:血液系统肿瘤患儿医院感染原因分析与防治.现代医学,2004年,第2期大剂量阿糖胞苷在小儿白血病巩固治疗中的副反应及其防治.临床儿科杂志,2003年,第1期婴儿白细胞的远期疗效和预后分析研究.中华儿科杂志,2002年,第3期同济95方案治疗儿童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和晚期淋巴瘤远期疗效研究.中国实用儿科杂志.2002年,第12期强烈化疗对儿童急性白血病和非霍奇金淋巴瘤肾功能的保护研究.实用儿科临床杂志,2002年,第2期大剂量阿糖胞苷早期强化治疗儿童急性白血病和晚期淋巴瘤.中国小儿血液,2001年,第6期亚胺培喃治疗儿童血液肿瘤并发感染疗效分析.同济大学学报(医学版),2001年,第3期单采血小板输注在儿童白细胞和淋巴瘤治疗中的应用.临床儿科杂志,2000年,第6期左旋门冬酰胺酶两种用药方式治疗儿童淋巴系统恶性肿瘤的药代动力学研究.中华血液学杂志,1999年,第11期多中心协作方案序贯治疗高危型儿童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和晚期淋巴瘤.中华儿科杂志,1999年,第3期以肝功能异常为主要表现的儿童急性白血病肝脏浸润11例报道.临床儿科杂志.1999年,第5期同种异基因骨髓移植治疗儿童难治型白血病.中华儿科杂志,1998年,第9期儿童急性白血病肝功能损害及其临床意义.中国小儿血液,1998年,第6期以吡柔比星为主的联合化疗方案治疗小儿恶性肿瘤的临床观察.中国肿瘤临床,1998年,第9期PVDL诱导治疗儿童急淋白血病和晚期淋巴瘤疗效分析.上海铁道大学学报(医学版),第1期(增刊)小儿恶性肿瘤强烈化疗后并发症的综合防治.中华儿科杂志,1997年,第3期吡柔比星治疗小儿急性白血病和晚期淋巴瘤.中国肿瘤临床,1997年,第3期大剂量阿糖胞苷治疗儿童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和晚期淋巴瘤.中国肿瘤临床,1997年,第6期大剂量静注丙种球蛋白在儿科强烈化疗后感染中的防护作用.临床儿科杂志,1997年,第2期MCP-841,842方案系统长期治疗儿童淋巴源性恶性肿瘤临床疗效.中华血液学杂志,1996年,第11期左旋门冬酰胺酶脱敏疗法.中华血液学杂志,1995年,第2期粒细胞-巨噬细胞集落刺激因子在儿童恶性血液肿瘤治疗中的应用.中国新药与临床杂志,1994年,第6期小儿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的免疫分型和临床.临床儿科杂志,1994年,第4期(增刊)主要基础研究论文:大剂量阿糖胞苷治疗时血浆和脑脊液中药物浓度测定研究.上海医学,2005,第3期血管内皮生长因子及其受体在儿童急性白血病骨髓和血浆中的表达.中国当代儿科杂志,2005年,第1期阿糖胞苷体外对人HL-60细胞增殖抑制和诱导淍亡的相关性研究.中国小儿血液,2004年,第3期血管内皮生长因子在急性白血病细胞株的表达.中国小儿血液,2004年,第4期阿糖胞苷对HL-60细胞淍亡及其Bcl-2蛋白表达的影响.同济大学学报(医学版),2004年,第4期汉族人巯基嘌呤甲基转移酶基因候选单核苷酸多态性筛选.上海医学杂志,2003年,第1期(增刊)VEGF在恶性血液病中的信号传导机制研究.同济大学学报(医学版),2003年,第4期难治性白细胞的细胞遗传学研究进展.同济大学学报(医学版),2003年,第6期还有很多内容
中国的明清两朝，与西方的文艺复兴及资产阶级革命几乎同时代，然而，却上演着截然不同的两幕：一是封建社会日趋退幕，科学文化发展缓慢；二是活力四溅，日见朝气，经济、科学、文化走上了发展的快车道。 明、清：中医学的综合和集大成 明清是中国封建社会走向成熟和渐趋停滞时期，中医学的发展也有与这个时代相近似的特征。这一时期中医学发展的主要特点是：1、“温病学派”形成：温病是的多种外感急性热病的总称，早在，《内经》中就有一些零散的记述。汉代张仲景对温病的初期证候作了特征上的描述，“太阳病发热而渴，不恶寒者，为温病”（《伤寒杂病论》）。宋元时，温病开始脱离伤寒学说体系，提出了热病初期应以辛凉解表为治，突破了以往一概辛温解表的治法。明清时，大瘟疫多次流行，医家们在不断探索和经验的总结中，对温病的病因、发生发展的规律、以及诊断、治疗提出不少创见。如“戾气”病因说，“温邪上受，首先犯肺，逆传心包”的发展规律的认识，“卫气营血”辨证、三焦辨证的诊断方法，“在卫汗之可也，到气才可清气，入营犹可透热转气，……入血就恐耗血动血，直需凉血散血”的治疗原则等。正是明清时期的医家总结、革新、探索和理论上的创新发展，促使温病在理、法、方、药上自成体系，形成了较为系统而完整的温病学说，使中医学对外感热病的认识理论、诊断方法、防治措施等方面都更为系统而完善。不少领域出现了深化发展的趋势。如对生命的探讨已深入到生命的起源和原动力，有了“肾为先天之本，脾为后天之本”的重要论断；命门学说有了长足发展；医家们对于某些常见病有了深入细致的研究，出现了一批治疗虚劳、中风、吐血、郁证、痘疹的专家和专著。 清代出了一位具有革新精神的伟大医学家——王清任，他在《医林改错》中，纠正了以往医书中对人体解剖方面的错误记载，他所创制的活血逐淤方剂，至今仍有实用价值。3、药物学成就辉煌。明代李时珍著成举世闻名的医药学巨著《本草纲目》，书中内容丰富、论述广泛，所载药物多达1800余种，并附有药图1000多幅，药方10000多首，是我国药学史上的重要里程碑；他对药物的分类，从无机到有机、从低等到高等、符合进化论的观点，是当时最先进的科学分类法；书中还有对人的生理、病理、疾病症状、卫生预防等内容的正确记述，而且还综合了大量的科学资料，包括植物学、动物学、矿物学、物理学、天文学、气象学等方面的内容，丰富了世界科学宝库，对这些学科的发展也作出了重要的贡献。这一时期还有赵学敏著述的《本草纲目拾遗》、吴其浚的《植物名实图考》、兰茂的《滇南本草》等也促进了药物学的发展。4、病案格式的建立和医案专集的出版。医案的记载，首见于《史记》。到明代，形成了记录详细、项目固定的病案格式。1522年，《韩氏易通》里提出病案内容应包括望形色、闻声音、问情状、切脉、论病原、治方术六大部分，还有具体项目31项，制定了较为详细的病案格式。1584年，吴昆在其所著《脉语》中，对病案格式又作了修改补充，规定病案内容的7大部分，内容更为详备。这对医疗经验的总结、医疗水平的提高以及理论的发展无疑是一个重要的举措。明代起，医案专辑大量出现，1552年江瓘的《名医类案》编撰完成，这部医案专辑内容空前丰富，是对历代医家的验案及经史百家文献中所记载的重要医案的收集、总结，并进行了分类编排和评议，至今仍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清代魏之琇在《名医类案》的基础上，又写成《续名医类案》。另外，叶天士的《临证指南医案》、徐大椿的《洄溪医案》等都流传较广，影响较大。清隆庆二年（1568年），成立了我国医学史上第一个民间医学学术团体——“一体堂宅仁医会”。十八世纪末，。清代唐大烈主编了中国最早的中医杂志——《吴医汇讲》。这在当时医学交流上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明清时期，由于中外交通的发展，中外医学交流盛况空前。国外来华学习中医的或是我国把中医传到国外的人数和次数都超过以往任何时期；中医药学传到国外后，在国外继续发展，有不少人翻译著述中医药学著作，并且有些还形成了学派。如《东医宝鉴》把中医学介绍到了朝鲜。1487年日本的田代三喜来华学习中医药学，尤其崇尚李杲和朱丹溪的学说，回国后力倡李、朱学说，著有《捷术大成印可集》、《福药势剪》、《直指篇》、《医案口诀》等书，使李、朱学说在日本广为流传，并逐渐形成了一个学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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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中国预警机翱翔蓝天——记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首席科学家、预警指挥机总设计师陆军时间倒回至2009年10月1日，国庆60周年阅兵仪式。一架背驮着“蘑菇云”的预警机腾空而起，作为空中编队的排头兵引领着庞大机群，米秒不差地飞过天安门广场，举国上下一片欢腾。这架预警机就是中国自主研制的第一架国产预警机——空警2000。空警2000不仅看得远，而且第一次全面采用相控阵技术，是一款技术先进的预警机。它的成功研制，打破了国外封锁，标志着中国完全具备了自主研制预警机的能力，同时也标志着我国装备信息化建设进程取得了突破。空警2000是一项集全国之力的“国字号工程”。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首席科学家、预警指挥机总设计师陆军在各方积极配合下，带领出一支优秀团队完成了这个任务。今天，中国制造的预警机也已经走出国门，成为继美国、以色列、瑞典之后世界上第四个预警机出口国。据悉，中国在2011～2014年间向某国提供了4架预警机。有趣的是，陆军也是我国第一型出口预警机的总设计师。采访陆军，是一件非常辛苦的事情，殊不知这个预警机总师很少接受媒体采访，在多番“骚扰”下，陆军，这个做人严格、做事严谨的预警机总设计师，终于打开话匣子谈及了中国预警机横空出世“背后的故事”以及他的成长记忆、他的感人情怀、他的澎湃激情。闫佳贺铮立志报国儿时的陆军曾经有一个梦想——成为一个对祖国有所贡献的人。如今身为预警机总设计师，陆军无疑是圆了自己童年的梦想。而圆梦的背后，是陆军与团队成员们数年的埋头钻研，是中国电子信息领域几代人不懈的努力与付出。1964年，陆军出生在苏州一个普通的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是一名转业军人，母亲则是教师。“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苏州自古以来便是闻名遐迩的鱼米之乡。生长在风景秀丽古吴郡的陆军，从小就受到了父母严谨细致的家庭教育，父母的言传身教让年幼的他自小便明白“凡事需自立自强”的道理。陆军从身为转业军人的父亲的口中，很早了解了中国近代被侵略与奴役的历史，中华民族所经历的那段从苦难到自立自强的拼搏过程深深地感染了年幼的他。于是，“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自此便成为他始终坚定不移的人生目标。“不是绝顶聪明的人，但是个刻苦的人。”这是少年时期老师们对陆军的普遍评价，而陆军自己也常以“勤能补拙，笨鸟先飞”这句话来自勉。这种勤奋努力的劲头让质朴肯干的陆军以优异的成绩赢得了老师的认可。1978年，随着改革开放的春雷响起，中国的教育、科技事业迎来跨越式发展的契机。随着高考的全面恢复，全国掀起了一股学习和尊重科学的浪潮。面对这朝气蓬蓬的时代，原本对学习就很有兴趣的陆军，在1981年以优异的成绩挤过“千军万马”的高考独木桥，顺利考上南京工学院(现东南大学)。而在选择专业时，由于父亲所从事的是与电子领域相关的工作，抱着“子承父业”的想法，陆军没太多迟疑就填了电子专业。而这一选择，成就了陆军一生的事业。陆军回忆道，当时的南京工学院提倡“止于至善”的校训，当时他的很多同学都觉得这种日子很苦，但陆军因为打小就受父亲“家庭军事化管理”的缘故，不仅不觉得苦反而乐在其中。陆军自幼家贫以致身体不是太好，但南京工学院这样的半军事化管理不仅为他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打下了基础，更为他锻炼身体打开了便易之门——一直到现在，陆军仍然保持着坚持锻炼的好习惯。在这样严格的环境之下，陆军不仅提高了身体素质，在专业学习上也有了长足的进步，为他日后长期从事电子科学研究打下了扎实的基础。1985年，成绩优异的陆军顺利拿到了心仪已久的中国科技大学研究生录取通知书，此时，陆军遇上了他人生道路上一位举足轻重的导师——即后来引领他走向雷达、预警机研究之路，时任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38所所长王小谟院士。王小谟所长求贤若渴，一举花了40万元到中国科技大学招录培养7名定向生，毕业后需要去38所工作，陆军因成绩优异被幸运选上。这一个偶然的选择改变了陆军的人生轨迹。“人的一生当中会有各种各样的机遇，遇到王小谟院士就是我一生当中最幸运的事。”陆军感慨地说。回顾自己多年来的求学成长经历，陆军认为：“人要立长志，不能常立志。”多年来，他坚持“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初衷始终未曾改变，“一定要认准方向，并且要坚定不移地走下去”。初出茅庐1988年，24岁的陆军从中国科技大学毕业后，按照定向培养的约定踏上前往贵州38所的道路。当时38所地处贵州都匀大坪镇，交通闭塞、环境恶劣。陆军从上海出发坐了三天三夜的火车，再倒汽车，接着步行才终于看到38所的厂区。当时的他真的很难想象，王小谟所长是怎么带着一两千人在这样“连飞机都看不见的山沟沟里研究找飞机的雷达”？“当时的‘三线’大坪镇，是那种一到那里就能深刻体会到王小谟院士他们的工作是多么艰苦。”陆军说。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都知道“三线”生活的艰苦。贵州的冬天虽然不像北方那般寒冷，但透骨的湿冷却更让人难熬。初到38所的陆军并不惧怕艰苦，他的想法很简单：“就是要好好工作，干一行爱一行！”在王小谟具有长远战略性的布局考虑之下，38所虽地处偏远，但正在通过引进人才和合作等方式，集全国优秀资源做一些极具战略意义的科研课题。“七五”期间38所共承担11项课题，新人到来后王小谟将他们一一加入课题进行锻炼。“胆子最大，敢闯敢拼，是个先锋。”这是王小谟对陆军的第一评价。当时陆军共参加了两项课题，并且担任了其中一项课题的负责人。领导给予了陆军最大程度的信任和帮助，让陆军得以放下一切包袱，潜心投入到自己所负责的项目之中。初生牛犊不怕虎，甫一上任，陆军就将自己“敢想敢干、敢闯敢拼”的特点表现得淋漓尽致。正是这股精神，加上领导和团队成员的帮助与科学方式、方法，使陆军收获了成果——11项课题中，他分别参加与领导了两个项目，并且完成速度最快。“机遇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通过初来乍到的出色表现，陆军为自己迎来了新的机会。1991年，王小谟正式委派他担任炮兵某重点新型目标指示雷达的总设计师。这也是年仅27岁的陆军第一次担任总设计师，距离硕士毕业仅3年，而且他还未获得工程师的头衔。“一个小毛孩能担起总师的重任？”那时团队内部和各方面对王小谟的任命质疑声不断。但王小谟对陆军的能力很有信心，陆军也并未因自己资历尚浅而畏首畏尾，而是毅然接下这一重任。为圆满完成平均无故障间隔达到400小时的艰巨任务，陆军努力消化前辈积累的相关技术，另一方面积极调动各方力量的配合，在5年内啃下了这块硬骨头。如今在很多军区信息化演练场里，经常还能看到这部出自陆军科研团队研制的雷达的身影，同时该部雷达还出口至国外，备受买方青睐。 T-50的未来之路一款战机从设计之初的消息频传，到研制阶段的不断变体，再到试飞阶段的风险频发、高潮迭起，直至正式列装的姗姗来迟，总会给人一系列的故事。然而，对于俄罗斯五代机T-50而言，尽管可预见的列装日期直至现在依然无法确定，但它背后的故事已经足够丰富，人们甚至已经很难为其技术的不断变化理出一个清晰的逻辑脉络了。与命运多舛的T-10(苏-27)相比，俄罗斯五代机的研发可谓扑朔迷离，其终结版T-50从整体看尽管没有超出人们的想象，但与俄罗斯人五代机最初的设计已经相去甚远。不断变体的五代机计划俄罗斯军机五代机计划，是前苏联航空大国博弈的最后一个梦魇。起始于上世纪40年代末的美苏军机技术追逐，在三代机的竞争中终于决出了高下。当俄罗斯人依然沉迷于速度与高度之争时，美国人灵感突发，在60年代提出了三代机的全新技术理念。随着上世纪70年代初期F-15、F-16的相继问世，苏联人第一次被美国人远远地甩在了后面，尽管苏联人在70年代末实现了两款“拉明”(西方代号，米格-29与苏-27的原型机，最终的定型版与原型机改动巨大)疑似三代机的首飞，但随着80年代初美国第一代隐身战机F-117的首飞，美苏两国的航空技术差距被拉得越来越大，等到美国人于80年代中期提出四代机方案的时候，苏联人已经有些不明觉厉，从而开始了最后的疯狂——技术全面开花式的无序竞争，这边I-44、1.42玩得正酣，那边苏-35、37、47不断升级，直至上世纪90年代初苏联解体，这种无序竞争依然没有看到结果。其实，在整个俄罗斯五代机探索的前期，当美国人坚定地走着隐身化、信息化和多功能化之路时，俄罗斯人依然执着于机动性的追逐，所不同的是米高扬公司更执着于速度与机动性，而苏霍伊则公司对新的气动外形情有独钟。俄罗斯人这种漫无目的的技术探索，耗散了其严重不足的国防投入，导致各种型号的研发走走停停，但他们也不是没有任何收获，对机动性的不断追求，令他们在矢量推力与气动外形设计方面获得了意外的收获，这份收获终于在2013年发酵，苏-35与T-50在巴黎和莫斯科的两次航展上大放异彩，为俄罗斯航空赢得了自信与颜面。其实，回顾20世纪最后10年的俄罗斯军机研发历程，与其说是在进行五代机型号的技术整合，还不如说是在对新技术进行探索性研究，俄罗斯独特的研发体制，使得他们没有机会像美国的NASA一样，投入大量资金为未来20年的技术进行探索性研究，他们只能利用各种型号的原型机改型，不断加入新的技术元素，这种技术轨迹可以从苏-27系列飞机的不断改型中看出来。尽管这10年的盲目探索没能在T-50的最终版中有太多体现，但我们依然可以从这些探索性型号中，看出俄罗斯人的技术纠结。而这10年也恰恰是米高扬和苏霍伊此消彼长的10年，米高扬公司最终为他们的理念性错误付出了代价，而苏霍伊则在一次次渐次递进的小幅技术攀升中找到了感觉。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苏联人提出下一代战机计划时，米高扬公司依然是行业老大。米格1.42作为俄罗斯人的下一代战机，没有过多的抄袭F-22，但从气动外形上看也并没有什么新意。米高扬公司放弃了米格-29和苏-27的气动外形特点，尽管其技术研发过程一直处于高调亮相的状态，但由于经费的严重不足，验证机首飞之后几乎处于停滞状态，可以说这种技术上脱胎换骨式的产品生不逢时。与米高扬公司的自负与莽撞相比，苏霍伊公司显得现实得多，他们立足于在苏-27系列飞机上的技术微调，试图通过对技术成熟型号的优化改型，获得性能上的不断升级，从苏-30、32的功能上的拓展(由空空型向空地形和海军型转化)，再到苏-35、37、47气动外形上的不断创新，苏式飞机风生水起，不仅型号如旋转马车般的不断变幻，其优越的性能也在一次次航展上得以展示。1992年，随着四代验证机YF-22的首飞，美国人对下一代战机的技术打磨基本定调，4S也渐渐成为下一代战机核心理念从而得到人们的普遍认同。此时俄罗斯人不得不停止五代机毫无方向性的技术探索，开始固化下一代战机的基本定位和战技指标。为了继承其的技术优势、缩短研制周期，他们将下一代战机定位为突出机动性、注重隐身性、强调继承性，至此，充满迷雾的俄罗斯五代机计划终于初露端倪，而苏霍伊公司则借助于苏-27系列飞机所带来的商业上的成功，凭借巨大的经济实力和技术优势，理所当然地获得了这份大蛋糕。从已经透露的各种信息看，T-50计划大致启动与21世纪初。对苏霍伊公司而言，从技术的角度看T-50的设计难度并不大，苏-27系列飞机的多款改型，为他们的气动外形设计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而在飞控技术与发动机矢量推力技术的研发中，俄罗斯人的技术一点都不亚于美国人，即使是在相对滞后的航电技术方面，俄罗斯人也有了长足的进步，他们有理由相信，T-50的首飞只会比美国隐身战机的首飞至多晚10年。因此，2005年从俄罗斯就传出了T-50即将首飞的消息，然而，T-50的首飞并没有如期而至，从07年到08年又拖到09年，最终连09年底的结点也没有保住，导致T-50首飞姗姗来迟的原因不是他们在关键技术上遇到了障碍，而是另一个老大难技术问题——发动机。五代机心脏病何时治愈就像俄罗斯三代机一样，从五代机研制和试飞中，听到最多负面消息的就是发动机。由于没有美国和西方诸国在发动机研发方面技术合作机制，俄罗斯人在发动机技术探索中一直独自前行，尽管凭借其强大的情报系统，俄罗斯人总能从西方先进发动机上找到技术灵感，但航空发动机是一项细活，唯有在技术细节的不断打磨，才能打造性能、寿命、可靠性和使用性优越的产品。俄罗斯人在发动机技术方面差的恰恰是细节上的精雕细刻，其推力尚能与美欧发动机接轨，但其使用维护性、可靠性方面则相去甚远，而使用寿命更是存在数量级上的差距。随着苏-27系列战机在技术上的成功，俄制三代发动机AL-31F在技术上也日臻成熟，14吨级左右的推力对于三代机而言或许可以称得上动力强劲，但对五代机而言，要实现超音速巡航与超机动性，这个量级的推力显然是远远不够的，俄罗斯人必须为他的下一代战机设计一款更大推力的发动机。为米格1.42而研制的AL-41系列发动机启动并不晚，但发动机的研发周期大致需要20年，上世纪80年代末启动的AL-41发动机计划，由于技术与经费问题，前期的技术探索步履蹒跚，随着米格1.42计划的下马，该计划更加境遇不堪，等到21世纪初五代机项目确立之时，AL-41计划已经成了T-50计划最大的拖累。等到T-50首飞之时，该发动机依然无法堪用，只能使用过度型产品AL-31的改进型，而本已成熟的矢量推力技术，也没能在2010年的首飞中使用。2008年，在T-50战机即将首飞之际，由于各项技术都已基本定位，俄罗斯人对T-50的首装充满信心，从设计局到俄罗斯政府员，对外发布的都是2013年首装的消息，这样的自信实属罕见，这既体现了俄罗斯人追赶美国五代机的决心，也表明了其在相关技术方面的长足进步。但AL-41发动机在最后时刻显然出了问题，直到2011年的莫斯科航展上，尽管T-50以双机高调亮相，但发生的地面事故，还是将AL-41的问题暴露无疑，而T-50的首装也由2013推迟到了2015年。不过，今年的莫斯科航展上，T-50的惊艳表演似乎透露出了某种信息，种种迹象表明俄罗斯人似乎在发动机技术上取得了实质性的突破，借助于优越的矢量推力技术，T-50的表演可谓惊世骇俗，其超机动性不仅超越了三代机升级版苏-35，一些经典的超机动动作，甚至连F-22也难以完成，T-50成为世界最顶尖的超机动战机。如何解读T-50的技术特点俄罗斯五代机的最大技术亮点在于矢量推力技术。一项发动机控制技术对于现代战机的重要性到底有多大，许多人对此其实并不太了解，以直接力为关键控制技术的五代机超机动性能，真正了解的人也并不多，因此，当T-50在今年的莫斯科航展上秀机动的时候，依然有人用布加乔夫机动这样的名词也就不足为奇了。要真正了解T-50超强的机动性能，还必须从超机动的基本原理说起。与三代机的高机动不同，所谓超机动指的是现代战机在大迎角小速度范围内，借助于矢量推力等直接力的控制，在空气动力微乎其微的情况下，通过直接改变飞机纵轴的指向来实现大角速度的机动。而三代机的机动其实是借助于速度所形成的空气动力，通过向心力改变飞机轨迹，从而实现飞机状态的变化。在五代机的超机动过程中，轨迹的变化可以很小，甚至几乎静止在原地，但机头指向的变化却瞬时完成，这与三代机的超临界机动从原理上已经完全不同。像苏-27等三代机所完成的眼镜蛇机动、钟形机动、尾冲机动，其机头的向上运动依然是空气动力在起作用，而其向下机动则是在安定力矩的作用下完成的，其中飞行员操控的贡献其实很小，因此超临界机动严格意义上讲并不是操控型机动，而是一种自发的可预期的机动，这与超机动完全是由主动控制完成的原理截然不同。矢量推力技术的出现还要追溯到上世纪80年代美国的技术验证机X-31，该试验机以喷流舵面的形式实现了推力的矢量控制，在该机的试飞中，美国人验证了任意状态下稳定的可能性，和低速大迎角条件下的主动控制机动的有效性。尽管X-31的矢量推力技术依然是初级的，但其验证的技术却揭示了现代战机超机动的基本原理：稳定与主动控制。所谓稳定，是指非借助于飞机的安定性，而是利用控制舵面和发动机矢量推力，实现飞机在任意状态下的角速度稳定，而所谓主动控制，是指不借助于空气动力，完全靠直接力实现飞机指向的控制。就像当年一些人对三代机高机动性实战意义的质疑一样，今天依然有人对五代机的超机动的战术意义表示怀疑。其实，超机动对于中等速度以上速度区间的机动性贡献并不明显，其意义在于，当飞机进入小速度区间时，也就是飞机的操控性能严重衰减的时候，超机动确保了飞机的灵活性与安全性。而近距空战打成大迎角小速度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一旦失去了速度优势，如果没有超机动能力，飞机几乎就成了一个靶子，此时超机动性能优劣与否是决定性的。而对于超视距攻击而言，超机动所提供的优越的机头指向能力，对导弹锁定和攻击包线的扩展意义重大，在发现即击毁的现代空战中，谁能首先锁定目标就意味着空战的胜利，从这个意义上讲超机动不仅不是花拳绣腿，而是必杀秘籍，而俄罗斯人在超机动领域的技术优势，从某种意义上讲弥补了其五代机隐身技术上的不足。俄罗斯人在矢量推力技术的探索中，没有因袭美国人的技术模式，他们独辟蹊径采用了喷口转向技术。这种技术的优势是不言而喻的，由于喷口转向矢量推力的方向性、控制力度和准确性，其矢量推力的效能比喷流舵面要高出很多，但喷口转向技术也有其复杂性，由于发动机矢量推力的控制效能太强，在与飞控系统的交联上，从软件设计的角度难度很大，其突出问题是稳定控制的难度，由发动机喷口转向所形成的操控力矩太大，很难通过舵面加以平衡，而由于控制失当而产生的角速度发散将是致命的，其产生的力矩和惯性耦合足以使一架飞机解体。俄罗斯人通过在苏-30、35、37和米格-29OVT等型号上的技术探索，已经积累了非常成熟的矢量推力技术，该技术在新版苏-35和T-50上的成功运用，所形成的机动性优势令人震惊。可以说世界上还没有第二个国家，能够像俄罗斯人一样如此熟练地掌握矢量推力与飞发一体化控制技术。俄罗斯五代机T-50除了在矢量推力技术上的一枝独秀外，其气动外形设计方面也保持了苏霍伊公司的传统优势。与F-22战机隐身优先的理念不同，T-50所体现的是气动性能优先的设计理念，其从外形上看尽管为了体现隐身性，但基本设计依然延续了苏-27系列飞机的传统，其机身更薄，其翼载荷更小，其速度特性、机动特性一定会优于F-22。从隐身的角度看T-50在外形设计上似乎存在明显的缺憾，但俄罗斯人将会用其所特长的等离子技术加以弥补。而一旦AL-41发动机的性能和可靠性达到设计指标，其超音速巡航能力应该不在话下。因此综合分析，从技术上看T-50与F-22各有千秋，各自体现了两国的技术优势，特别是从超机动能力这一块，美国人想要超越俄罗斯短时间内似乎难以实现。T-50何时列装我认为，如果解决了AL-41发动机的技术问题，T-50列装的时间周期不是问题，尽管它的首飞才过去3年，但由于T-50在气动外形和飞控系统方面采用了大量的成熟技术，所要解决的是技术融合方面的问题，总的工程试飞周期5年完成是有可能的，也就是说，根据俄罗斯官方在2015年实现首装承诺，T50可以按预期实现首装。我认为T-50未来最大的变数不是首装会拖延多久，而是这款飞机总的采购量到底有多少。如果T-50也想美国的F-22那样只有200~300架的采购规模，其成本将是俄罗斯难以承受的，尽管从92年以来俄罗斯军机的换代窗口一直冻结，随着老旧苏-27与米格-29的淘汰，T-50的采购规模应该不小，问题是俄罗斯不可能在未来全面装备隐身飞机，由于没有像F-35这样的高低搭配性战机，如果俄罗斯全面更换T-50形成未来的单机型大面积列装的局面，那将是灾难性的，因此，像苏-35这样的四代半战机也必将与T-50共同作战，而四代半战机的性能在三代机的基础上有了质的飞跃，其作战效能与五代机相比到底孰优孰劣还没有经过实战的检验。另外从俄罗斯的国力来看大面积装备T-50是难以承受的，如果没有外贸出口，T50要形成超过500架以上的生产数量是比较困难的。我们可以看到，随着中国五代机的迅速发展，中、美、俄三国竞争外来军机出口市场的格局以经初见端倪，T-50能否凭借其技术优势和适当的成本优势获得外贸上的成功，现在还难以预料。总之，T-50未来的命运还充满变数，而随着无人机、临近空间飞行器的飞速发展，五代机的军事运用空间到底有多大还是一个未知数。加拿大军事评论杂志汉和防务评论2013第9期刊文，对中国海军近年来的海外活动发表评论，文章称，中国海军三大舰队频繁出访，积累了丰富的大洋巡航经验，在多个港口进行过补给，但中国在短期内建海外基地似乎不那么可行;文章还提到，近年来，中国海军频繁出入轻津海峡、宫古海峡、冲绳海槽，实际上，已经不存在什么“岛链”之说。文章称，中国海军可能要在海外建立军事基地的说法已经存在多时，但迄今为止，人们并未看到任何国家存在中国海军基地。文章认为，所谓“海军基地”，不仅仅是拥有补给权，还必须拥有完整的基地内行政管辖权，军事上，除了具备基本的食物、淡水等补给能力之外，还需要拥有一定的弹药储备，否则军事基地的说法就不能完全成立。其实，关于此前所谓“中国将建海外基地”的说法，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耿雁生就曾表示，目前中国军队没有海外基地。舰艇编队在执行远航任务期间在沿岸国港口就近补给，是各国海军的通行做法。汉和文章还认为，从目前中国对外政策基本方针分析，立即建立海外军事基地存在诸多困难，短期内似乎不那么可行。同时，中国海军三大舰队频繁出访五大洲四大洋，积累了丰富的大洋巡航经验，在多个港口进行过补给，也是事实。研究这些补给港口、访问国家的性质及其与中国的关系十分重要，可以说，中国已经进入了以海军保卫海上能源安全的时代。文章称，近年来，中国海军频繁出入轻津海峡、宫古海峡、冲绳海槽，实际上，已经不存在什么“岛链”之说，文章还夸张地声称，“东海”的概念已经涵盖南美洲、澳大利亚等广阔的西太平洋甚至太平洋。而多批次亚丁湾护航，拓展了中国海军的远航视野，不止一次在也门、阿联酋进行过补给，还远航到了以色列、保加利亚等地。中国海军还访问了南美的智利等国家、非洲的坦桑尼亚等国家。
牛皮癣是一种常见的慢性皮肤疾病，医学上称为寻常型银屑病，很多人习惯称为白疕或松皮癣 ，饮食上少接触酒、海鲜、忌辛辣，多吃新鲜水果、蔬菜。尽可能避免感冒、扁桃腺炎、咽炎的发生，要加强锻炼保持身体健康。避免过于疲劳，注意休息。
牛皮癣是一种比较常见的慢性皮肤疾病治好不复发难度很大，能够完全治好的人不多，目前治疗牛皮癣主要以缓解病情治疗为主，在牛皮癣消退后，会有3个时期，分别为进行期、静止期、退行期三个时期。牛皮癣在病发时要注意，不要抓搔病发区域，也不要使用热水敷患病区域。在生活中尽量不要使用刺激性化学物质护肤品和化妆品，以免刺激到皮肤。生活中的细节需要患者注意。
不同类型的牛皮癣都有什么症状呢?牛皮癣的特征是比较明确的，而牛皮癣症状也比较的明显，是比较好确认的，它的主要特征就是红斑，非常的影响患者的皮肤美观。初期好发部位为四肢伸侧，初症状开始为粟粒大至黄豆大的红色丘疹或斑丘疹，以后皮疹逐渐扩大增多，牛皮癣疾病虽然是一种慢性的皮肤疾病，难治疗的疾病，但是牛皮癣疾病它也是可以治疗的疾病，关键就在于患者怎么对待。经过正确的治疗，合理的护理，以及恰当的预防，相信不久的将来是可以康复的。
新闻学专业论文参考文献
现如今，大家肯定对论文都不陌生吧，借助论文可以有效训练我们运用理论和技能解决实际问题的的能力。那么你有了解过论文吗？下面是我为大家收集的新闻学专业论文参考文献，供大家参考借鉴，希望可以帮助到有需要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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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由于出现了“用传播学取代新闻学”的议论，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关系在1996年引起学界高度重视。李启在《试论传播学与新闻学的定位》中作了专门探讨，认为“大众传播学、传播学和新闻学都是独立的学科，它们在研究的重点（对象）和研究方法上都有所不同，提供的知识和理论也不同，因而相互之间不可能取代。”“传播学同新闻学的关系，可以定位为传播学是一门同新闻学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科学。”[9] 1996年5月8日，《新闻大学》编辑部邀请复旦大学新闻学院部分师生与上海外国语大学新闻系教师，就“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关系”举行专题研讨会。“会议在对新闻学与传播学的研究作了一番简单回顾的基础上，分析了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区别，着重探讨了传播学会不会取代新闻学，并预测中国新闻学发展的前景，就如何发展有中国特色的传播学提出建议。”不过，对于“传播学会不会取代新闻学”，会议“没有得出统一的结论性意见，但是，从中大家都感觉到传统新闻学教学与研究的困境，更看到传播学在我国已站住了脚跟。” [10] 由于“传播学会不会取代新闻学”这个问题悬而未决，学界在如何对待传播学的问题上先后产生了对立的看法。一种是倡导主张借鉴、吸取传播学来改革、发展传统新闻学；一种则是强烈批评传播学对新闻学的“侵占”乃至“一统”天下。 1998年，李良荣、李晓林在《新闻学需要转向大众传播学》一文中提出：“新闻学转向大众传播学不单是一个理论的问题，更是一个实践的问题。”“新闻学的发展与借鉴大众传播学的要求愈来愈紧迫”，“借鉴大众传播学的优秀成果是新闻学的当务之急。”对于“新闻学需要吸收大众传播学哪些内容”来“为己所用”，文章说：“首先，新闻学需要吸收大众传播学的核心内容受众理论”；“其次，新闻学需要吸收大众传播学的效果理论”；“最后，新闻学需要吸收大众传播学中有关媒介经营理论”。[11] 从字面上看，“新闻学转向大众传播学”这一表述很容易被解读为“用传播学取代新闻学”。然而，作者的本意是吸取大众传播学的有关理论来改革和发展传统新闻学。应当说，这种思路是从80年代中期以来就有的一种主流思路。正如吴廷俊所说：“1984年至1988年，中国传播学出现一次高潮。‘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导入西方传播学，吸取传播学中的合理内核，改造中国传统新闻学，这是当时大多数研究传播学人士的想法。” [12] 2001年，李希光在一篇文章中慷慨激昂地发问：“新闻学教育是培养埃德加·斯诺还是培养施拉姆？是培养一个健全的民主法治社会所需要的思想家和舆论监督者还是培养象牙塔里的传播理论家？……”李希光认为，随着传播学的发展，“新闻学的前途不是掌握在新闻学专家和学者的手中，而是掌握在传播理论家手中，其结果是用理论传播学抹杀新闻学的特点和价值，使新闻学枯萎下去”；而“用传播学那种经院式的教育模式一统新闻传播院系，将会影响新闻院系与主流媒体业界的关系”。“但是今天，不幸的是，新闻传播学教育正在掉进传播学的理论陷阱里”。[13] 李希光的这些批评，点燃了新世纪以来国内学界 “声讨”传播学的炮火。后来有论者呼应说：“传播学成为了近几年来新闻界最为时尚的新闻术语，以至于一些年轻的新闻理论工作者断言道：未来的新闻将是传播学取代新闻学。这种新闻学消失论乃至于成为了一种时髦，在许多人的嘴里传播着。”“在这样的学术理念下，新闻学渐渐模糊着自己的本质，甚至有被传播学所取代的趋势。”[14] 有学者认为，李希光的文章“失之偏颇”，“但问题却很尖锐，可惜没有形成讨论”[15] 。其实，回应是有的，不过没有指名道姓。2002年，张骏德发表《简论中国传播学与新闻学关系》一文，认为传播学的引进“对中国的学科建设尤其是中国的新闻改革”产生了“两大方面的积极影响：一是促进了中国新闻观念的更新与改革，推动了市场经济条件下中国的新闻改革”；“二是促进了新闻学的学科建设”。“因此，在新闻院系中设立传播学课程很有必要。有人担心，目前的新闻教育中出现了‘用传播学统一新闻教育天下’的倾向，担心‘用传播学代替新闻学’会导致新闻教学的失败。这实际是一种杞人忧天现象。目前教育界确实存在某种一哄而起办传播学系（专业）的泡沫现象，但这与用‘传播学代替新闻学’是两码事。正规的新闻学教育仍坚持着它的传统特色，而加进了传播学教育的内容，更有利于新闻人才的全面发展。”[16] 这些论述，显然是针对李希光的。
评述和研究有史以来人类新闻活动的历史，重点是新闻事业产生、发展的历史。他提供理论科学的历史材料，可为当前的新闻工作者作借鉴。 中国新闻事业史的研究几乎是与中国近代新闻事业的诞生同步起始的。最早的文章应是英国传教士马礼逊在1838年写的《京报分析》。较早对中国新闻事业进行专门研究的文章有：王韬的《论日报渐行中土》、1873年《申报》上的《论中国京报异于外国新报》等。这些文章中只有相关的一些文字论及中国新闻史，既不全面更不系统。较为系统地论述中国近代新闻事业的是1895年李提摩太的《中国各报馆始末》，1901年梁启超的《中国各报存佚表序》以及1917年《上海闲话》一书中姚公鹤所写《上海报刊小史》一节。这些文章都注意到了中国古代报刊与近代报刊的本质差别，启发人们去思考中国古代新闻事业的起源与变迁，关注尚很年轻的近代新闻事业的发展历程，由此而产生了中国新闻事业史的研究。不过，作为起步阶段的中国新闻史的研究很粗糙，线索模糊，史料单薄。就是具有中国最早的新闻史专著之称的《上海报刊小史》，整篇文章很难找到报刊的确切创刊日期、发行数量等，大量使用的是似是而非的模糊语言。而李提摩太和梁启超的文章则更为简约，主要是提供了一些线索。总的来讲，1927年前中国新闻史研究尚处于零碎的非系统状态。 新闻学教育的兴起1920年以后，中国的高等教育中开始设置新闻学专业，最初叫做“报学系”。伴随教学活动的开展，作为新闻学研究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的中国新闻事业史的研究，理所当然地受到了人们的重视。这期间，虽然没有专著和代表性的文章问世，但新闻史的教学活动在客观上却明显地促进了新闻史研究的系统化发展，使之迈出了新闻史研究的史前期，而跨上了积累资料、总结规律的新台阶。 第一部新闻史专著的出版戈公振的《中国报学史》可以说就是这一阶段的历史积累所结出的硕果。在《戈公振年谱》中有这样一段记载：“(1925年)上海国民大学开设报学系，戈公振任教《中国报学史》……根据多年的教学过程中积累起来的资料，戈公振开始撰写《中国报学史》，将我国新闻史的研究工作推向一个新的阶段。在撰写此书的过程中，戈公振付出巨大而艰辛的劳动。为了证实史料的可靠性，他多次写信虚心向别人求教。为了觅得第一手报刊资料，除了在《时报》刊登‘访求旧报’广告外，还不辞辛苦地在上海徐家汇藏书楼等处消磨了大量的时光。10余年来，他一直不停地广泛搜集史料，致使摆设在他那书房兼卧室的4张高大的书架上，全部堆满有关新闻书籍和各种稀有报刊与剪报。他那如痴如醉的治学精神，使同事和朋友们都大为惊叹。”〔1〕 完成于1926年底的《中国报学史》于1927年11月出版了。这是我国第一部系统的新闻史专著，“系统全面地介绍和论述了中国新闻事业发生发展的历史”。〔2〕《中国报学史》汇集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基本勾勒出了中国新闻事业产生发展的大致脉络，确定了中国新闻史研究的内容。它的出版标志着中国新闻史系统研究的开端，这在我国新闻史学史上有重大的里程碑意义。此后，中国新闻史的研究至少在形式上展现出全面铺开之势，通史、地域史、断代史、人物史、专题史等方面的专著纷纷问世。据统计，解放前，我国出版的新闻史专著不下50种，绝大多数是1927年后的作品。“这一时期的新闻史研究，在新闻史的各个领域都有所开拓，取得了不少成果，初步奠定了我国新闻史研究的基础。”〔3〕
《竹书纪年》对史学界的震撼，在于它所纪录的史料与《史记》所描述的不单只内容不同，而且价值取向相异。
竹书纪年描述了从夏朝到战国时期历代所发生的血腥政变和军事冲突，根据《史记》所记载，商朝太甲被伊尹囚禁3年后，伊尹见太甲改过自新，便郑重的将国家交给他。太甲复位后，沉痛接受教训，成为了一个勤政爱民、励精图治的圣君。
不过，《竹书纪年》对此却有不同的描述：伊尹放逐太甲后，自立为王，7年后，太甲潜回杀掉篡位的伊尹，并改立伊尹的儿子伊陟和伊奋继承伊家。杜预说“此为大与《尚书》叙说大甲事乖异，不知老叟之伏生，或致昏忘，将此古书亦当时杂记，未足以取审也。”
拓展资料:
《竹书纪年》是春秋时期晋国史官和战国时期魏国史官所作的一部编年体通史，于西晋咸宁五年（279年），被汲郡（今河南汲县）人不准（pizhun,“不”通“丕”）盗发战国时期魏襄王（或曰魏安_王）的墓葬发现，亦称《汲冢纪年》《古文纪年》（秦以前文字），对研究先秦史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而且，《竹书纪年》与长沙马王堆汉初古墓所出古书近似，而竹书纪年的诸多记载也同甲骨文、青铜铭文、秦简、《系年》相类。著名学者李学勤先生说：“《竹书纪年》在研究夏代的年代问题上有其特殊意义，正在于它是现知最早的一套年代学的系统。”
参考资料:百度百科竹书纪年
竹书纪年
战国时魏国史书。
该书原无名题，后世以所记史事属于编年体，称为《纪年》，又以原书为竹简，也称为《竹书》，一般称为《竹书纪年》，亦称《汲冢纪年》、《汲冢古文》或《汲冢书》。
晋太康二年 (281)，一说咸宁五年(279)或太康元年，汲县(今河南卫辉西南)人不准盗掘当地古墓，发现了一批写在竹简上的古书。
盗墓者“不以为意，往往散乱”，并烧竹简照取宝物。
后来官府前往，又“收书不谨，多毁落残缺”。
《竹书纪年》是其中较完整的一种。
这批竹简由汲县运到京师洛阳，晋武帝命中书监荀勗、中书令和峤负责整理。
竹简长度为古尺二尺四寸，以墨书写(或作“漆书”，亦即墨书)，每简四十字。
对竹简文字当时说法不同，一说为“小篆”，一说为“科斗文字”，一说为“古文”，应是一种较为规范的战国文字。
整理工作首先是排比竹简的次第，其次是用当时的文字写出释文，最后是撰著提要。
荀勗所撰《穆天子传》提要尚存。
《竹书纪年》凡十三篇，叙述夏、商、西周和春秋、战国的历史，按年编次。
周平王东迁后用晋国纪年，三家分晋后用魏国纪年，至“今王”二十年为止。
荀勗等整理时，据《竹书纪年》本书和战国时赵国史书《世本》，纠正《史记》的错误，认为“今王”是魏襄王，古墓即魏襄王的坟墓。
当时和峤认为“《纪年》起自黄帝”，这个意见未被全部采纳，可能仅将记载黄帝以来史事的残简，作为该书的附编收入。
由于竹简散乱，以及战国文字“于时即已不能尽识”，《竹书纪年》的整理仍存在争论和问题。
晋惠帝时，秘书丞卫恒又从事“考正”，尚未完成即在一次统治者的内部争斗中被杀。
他的朋友佐著作郎束皙续成其事，对这批竹书“随疑分释，皆有义证”。
卫恒、束皙的“考正”内容，有些从现存《竹书纪年》佚文中还可以看出。
如荀勗、和峤认为“今王”是魏襄王，卫恒、束皙却认为是魏安厘王；古墓也被分别看作是魏襄王和魏安厘王的坟墓。
佚文中有“梁安僖(厘)王九年(张仪)卒”，所据即是卫恒、束皙的“考正”本。
因此，《竹书纪年》当时有初释本和考正本两种，也可称为荀和本和卫束本。
考正本可能名为《汲冢书抄》，《竹书纪年》是其中的一种。
但后来通行的，一般还是荀和本。
《隋书‧经籍志》著录有《竹书国异》一卷，似为后人据两种不同本子所作的校记。
《竹书纪年》有不少地方与传统记载大异，比较接近史实，如“太甲杀伊尹”、“文丁杀季历”、“共伯和干王位”等。
此外，有的还与甲骨文、金文符合。
《纪年》记“(殷)祖乙胜即位，是为中宗”，与《史记·殷本纪》等以中宗为太戊不同，但与甲骨文“中宗祖乙”的称谓却完全相合。
《史记》所记战国年代往往混乱矛盾，如齐国的桓公陈午，《六国年表》、《田敬仲完世家》两处都说在位六年，《纪年》作十八年，金文陈侯午敦记载有陈午十四年事，足证《纪年》为是。
清朱右曾和当代陈梦家、杨宽等重谱战国年表，所根据的基本上是《竹书纪年》。
《纪年》对研究先秦史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在中国史学史上也是一部重要著作。
古墓不在魏都大梁而在汲县，不应是魏襄王或魏安厘王的坟墓，出土古书有《易》，史书《国语》、《琐语》、《纪年》等又与近年长沙马王堆汉初古墓所出古书近似，可能是魏国贵族的坟墓。
《纪年》作者当是魏襄王时的史官。
《竹书纪年》原简可能在永嘉之乱时亡佚，但初释本和考正本仍继续传抄流行。
直到唐玄宗开元以前此书仍旧存在。
宋《崇文总目》、《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题》已不加著录，可能在安史之乱到唐末五代，传抄本也逐渐散佚。
元末明初和明朝中期出现的《竹书纪年》刻本，春秋战国部分均以周王纪年记事，一般称为“今本”。
清钱大昕等指其为明人伪书，姚振宗《隋书经籍志考证》更推断为明嘉靖间天一阁主人范钦伪作。
南宋初罗泌《路史·国名纪》戊注曾引《纪年》桓王十二年事，已不用晋国纪年，除多一字外，与今本全同，故今本最迟在南宋初即已出现。
清朝以来，据今本研究《竹书纪年》的人很多。
嘉庆间朱右曾《汲冢纪年存真》开始辑录晋以后类书古注所引的佚文，加以考证，称为“古本”。
此后，王国维在朱书的基础上辑成《古本竹书纪年辑校》，范祥雍又有《古本竹书纪年辑校订补》。
1981年，方诗铭、王修龄重新辑录为《古本竹书纪年辑证》，内容方面又有新的考证和补充，并将王国维《今本竹书纪年疏证》收入，是现在较为完备的本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