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这问题可以写篇论文了。我就懒得打字了，你可以自己去网上搜索论文。最明显的一个影响是，文人知识分子对山水园林之美有了自觉的认识，出现了山水诗，山水画
中国哲学发展到魏晋时期可以说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魏晋玄学是一种思辨性很强的哲学，它比较注重抽象理论的探讨，而抽想理论则需要通过一系列哲学概念以及这些概念间的逻辑关系表现出来。因此魏晋玄学使中国哲学的概念以及这些概念间的关系的探讨大大发展起来，尽管许多概念在以前的思想中也使用过，但魏晋玄学家却给了他们以新的意义。此外在命题、理论及其方法上魏晋玄学也有了极大发展。 玄学这种思潮，它所倡导的人生态度影响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名士，形成了所谓的“魏晋风度”，为后世人或讥讽或仰慕，影响深远。作为当时名士所追求的人生境界，反对虚伪礼教、崇尚自然任情自有其积极的一面，但其放达的一面也产生了一些不好的影响。关键在于人们对于“自然”的理解。 由于魏晋玄风的影响，人们思想得到了解放和开阔，由于其飘逸自然的特殊作用，使得魏晋时期的文学、书法、绘画等艺术都具有了超凡脱俗、超然尘世、自乐逍遥的风格以及对自然的爱好与崇尚。正是因为这些因素，魏晋风度与魏晋文艺得以成为美学的永恒的话题。没有玄学论战,就没有中国佛教＿＿禅宗完全中国化.也就没有儒家的延迟到新儒家＿＿宋明理学的产生,更没有道教外丹向内丹的转化.玄学论战,参战实则有本土的道家,道教,儒家,初传入的佛教大批有影响的和尚理论家参与其中.严复把哲学翻译成玄学虽说没有被大家所接受,但从另一方面说明魏晋玄学与哲学的契合.不仅有影响,而且有意义.汉语言学的进步（今音又称中古音,指从魏晋南北朝到唐宋的语音系统.）.诗歌更显风骚 这是文学史上的一个辉煌的时代,当然也是诗歌史辉煌的时代,在这个时代里,诗歌、辞赋以及散文都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尤其是诗歌,兴起了中国文学史上第一次文人诗的高潮,从此奠定了文人诗的主导地位,给后世留下极深远的影响.建安文学的辉煌成就,对后来文学艺术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南唐刘勰和钟嵘反复推崇建安时期的文风；唐陈子昂盛赞“汉魏风骨”,李白有“蓬莱文章建安骨”的诗句；当代鲁迅先生赞誉：建安是文学的自觉时代,从这个时候起,人们开始认识到文学有它自身的价值和独立的地位.曹丕的《典论·论文》是现存最早的文学批评论文,是建安时代文学自觉的标志.曹丕的《燕歌行》是现存最早的纯粹的七言诗.中国数学的进步.（关于对《九章算术》所做的注主要有：三国时曹魏刘徽注,唐朝李淳风注） 中国古代科学也有进步（又继承魏伯阳炼丹理论,集魏晋炼丹术之大成；它也是研究我国晋代《抱朴子》葛洪的文学思想深受王充和陆机的影响,并有所发展.提出道本儒末.备述金丹、黄白、辟谷、服药、导引、隐沦、变化、服炁、存思、召神、符箓、乘跻、诸术.是书集汉晋金丹术之大成,并杂有医药、化学等方面知识.是研究我国古代道教史和科学技术史的重要资料.）
写关于南北朝时期的文化发展，比如文学昭明文选，还有玄学，史学的造诣，还有经济发展。政治的运作，改朝换代，派系宗室之争。还有北方孝文帝改革和北方太武帝的统一战争，以及北魏的分裂，北齐和北周的建立，北周的军事制度对隋唐的影响，内容选择性不少，我是这方面专家，希望可以帮你
对“魏晋玄学”的现代研究，汤用彤是开创者。他首先提出以“自然名教”之争、“言意之辩”、“有无、本末之辩”来概括魏晋时期的主要思想论争。由此出发，历史地考察各派思想的演变，从而揭示出发展的主线。这是他对中国现代学术的一个重要贡献。但是这些陆续刊发的论文和讲课提纲、听课笔记，可以清楚看出他的魏晋玄学研究已经有了一个基本的体系框架，形成鲜明的学术特色，为后学的研究开创了新的方向。
儒家经典的解释历程里，如何从儒家与具体事象纠缠的经典言述中，解释出具有普遍品格的意义，使儒家之理想在任何情境下都能发挥作用，始终是儒家解经历史上一个不能迥避的问题。魏晋玄学既释道，也释儒，它的出现首先为儒家解决此问题提供了不同于汉儒的思考方式。它的兴起与其说是道家思想的创新发展，倒不如说它同时也是儒家经典解释历史的一个里程碑。本文企图通过分析汤用彤先生对魏晋玄学的理解，展示儒家经典解释中的一个重要问题：经典解释的目的与经典解释方法的关系。并探讨二者的关系理解与不同经典之间的交流之相关性。最后通过作者对汤用彤先生的批评，进一步探讨特定的经典解释的目的与特定的经典解释的方法相互间可能产生的矛盾。 一、汤用彤对魏晋玄学的理解 从《魏晋玄学论稿》的编目看即知，汤用彤对玄学与如何解经的关系最为关注（注：《魏晋玄学论稿》包括：读《人物志》；言意之辨；魏晋玄学流别略论；王弼大衍义略释；王弼圣人有情义释；王弼之《周易》《论语》新义；向郭义之庄周与孔子；谢灵运《辨宗论》书后；附录：魏晋思想的发展等九篇论文。其中，《言意之辨》、《王弼大衍义略释》、《王弼圣人有情义释》、《王弼之〈周易〉〈论语〉新义》及《向郭义之庄周与孔子》，都是汤用彤专论魏晋玄学解经学的名篇。）。汤用彤认定，玄学之所以对儒家经典解释传统形成有重大作用，并由此而成为解经的典型的原因，就在于：魏晋玄学通过王弼、向秀和郭象所体现出来的儒道两家经典的互解，不仅使儒道两家的分歧，通过字句上的精心诠释而得以化解，而且更重要的是，使儒家经典所蕴涵的普遍性品格得以发掘，并为经世致用奠定思想基础。这后一点恰是汉儒在解经中，未能妥善解决的大问题。 （一）玄学以道释儒经的原因和目的 汤用彤认为：魏晋玄士借用道家经典及其思想来重释儒家经典，揭发儒家经典中的深远含义及经世致用的品格，与当时的社会背景、人生态度，甚至生活方式有关，并与汉代儒士解经的不足有关。 当然，魏晋玄学并不是泛用道家的经典及其思想，体现自己对儒家经典解释的不同作用。作为一种独特的解释理论的价值，魏晋玄学主要地表现为：它开创了用道家的贵无理论来面对和重说儒家经典。这样一种选择与作为，显然有一定的原因。 关于玄士倡导“贵无”的动机，汤用彤指出，与其时遗世的人生态度有关；与学理上日渐重形而上学有关；与政治上主无为有关。（《汤三彤全集》第4卷，第317至318页）其中，遗世的人生态度，“与佛家出世不同，因其不离开现实社会。遗世只是轻忽人事。人事纷乱外，更有私欲为累。欲求忘累，故贵无。”（同上书，第317页）另外，政治上的无为，也“并不是不做事”，而只是“为君法天”，“不扰民也”。所以，即使如“范宁等亦为玄学家，亦讲无为，不过给无为以不同之解释。”（同上书，第318页） 政治、人生上的选择，导致玄士学理发展上择取出与此选择相关、并能为此选择作一新说法的“贵无”学说。但汤用彤一再提醒，学理上对“贵无”之说的择取，并不是魏晋玄士的创发。因为“汉学之自然发展，后来亦达到贵无之说。但此所谓无，乃本质，而非本性。”（同上书，第317页）而这便是当其时学理上日渐重形而上学之体现。对此，汤用彤从学术发展的渊源上，对汉儒解经之贵无思想如何进展至玄学之贵无理论，作了更仔细、更清晰的说明和梳理： 汉之学说最重要的为儒家之经学，但不纯粹为儒家，而仍有阴阳道家学说之渗入。 名学（名理之学），是准玄学，以道为根本而谈名教，……王弼注《易》，何晏撰《论语集解》，虽可谓为新经学家，而其精神与汉时大异。（同上书，第355至356页） 由此而看，汉学解经所用之玄与魏晋玄学解经所用之玄，或二者对儒家经典之根本的“贵无”之理解，区别只在于： 汉代偏重天地运行之物理（作者注：即本质），魏晋贵谈有无之玄致（作者注：即本体）。二者虽均尝托始于老子，然前者常不免依物象数理之消息盈虚，言天道，合人事；后者建言大道之玄远无朕，而不执着于实物，凡阴阳五行以及象数之谈，遂均废置不用。因乃进于纯玄学之讨论。汉代思想与魏晋清言之别，要在斯矣。（同上书，第42页） 这里值得注意的一点是，汤用彤反复强调，无论是汉儒还是魏晋玄士解释儒家经典时所体现的贵无思想，都与道家经典思想的运用有关。 王弼对于道家经典为何能释孔子借经典所表之理想，有这样明确的交代：相比起其它诸家学说，“《老子》之书，其几乎可一言而蔽之。噫！崇本息末而已矣。观其所由，寻其所归，言不远宗，事不失主。文虽五千，贯之者一；义虽广瞻，众则同类。解其一言而蔽之，则无幽而不识；每事各为意，则虽辩而愈惑。”（注：〔魏〕王弼著、楼宇烈校释：《老子指略》，《王弼集校释》（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版）。）“然则，《老子》之文，欲辩而诘者，则失其旨也；欲名而责者，则违其义也。故其大归也，论太始之原以明自然之性，演幽冥之极以定惑罔之迷。因而不为，损而不施；崇本以息末，守母以存子；贱夫巧术，为在末有，无责于人，必求诸已；此其大要也。”（同上）也就是说，在王弼看来，唯有老子之言才可能在息末，也即不被末所蔽的澄明下，阐释孔子所体之本（也是儒家记载孔子所行之事的经典所蕴涵之意）。这里，王弼着重的是老子所言为阐释儒家核心精神而提供的新眼光、新方法。 汤用彤指出，由这样一种新眼光、新方法开启出的、真正的贵无思想，应是“玄远之学”（玄学）。它“学贵玄远，则略于具体事物而究心抽象原理。论天道则不拘于构成质料(Cosmology)，而进探本体存在(Ontology)。论人事则轻忽有形之粗迹，而专期神理之妙用。夫具体之迹象，可道者也，有言有名也。抽象之本体，无名绝言而以意会者也。迹象本体之分，由于言意之辨。依言意之辨，普遍推之，而使之为一切论理之准量，则实为玄学家所发现之新眼光新方法。王弼首唱得意忘言，虽以解《易》，然实则无论天道人事之任何方面，悉以之为权衡，故能建树有系统之玄学。夫汉代固尝有人祖尚老庄，鄙薄事功，而其所以终未舍弃天人灾异通经致用之说者，盖尚未发现此新眼光新方法而普遍用之也。”（注：《汤用彤全集》第4卷，第22页。） 总而言之，魏晋玄士与汉代儒士一样，将社会政治及至个人人生等问题的解决，看成与对儒家经典的如何理解，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并且都开始尝试在儒家经典解释中，借用道家的思想方式来揭发其中的玄理。只是，相对来说，魏晋玄士看到了汉代儒士解经时将玄理与事象不分的缺陷，及日益衰败的社会现象和失落的人生，而着力于运用新的解经方式，使儒家经典中的普遍真理得以宏发，并显现其对社会诸种人事、物象的统御作用（注：作者曾写有专文《归本崇无——析王弼对汉儒政治思想的继承和批判》，刊于《经典与解释》（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99年），对魏晋玄士解经之原因及目的作了一些相关的分析。）。这无疑是是魏晋玄士解经的目的。 （二）玄学言意之辨的解经路向 但在实际中，魏晋玄学如何借用道家经典及其思想，克服汉代经说由于与具体人事、物象相纠缠，而致与原儒立身行事的理想相去甚远，而不能对缤纷多变的现实真正作为的弊病，重新表述儒家经典中的理想，关涉儒家经典解释中的方法选择和具体操作。 首先，汤用彤指出，对于魏晋玄士来说，不同经典互解要碰到的问题有两个：一是儒道透过经典而现出的根本旨趣之差异：“孔子重仁义，老庄尚道德”；“六经全豹实不易以玄学之管窥之”；二是儒道在文句上的冲突：“儒书言人事，道家谈玄虚”。此外，“儒书与诸子中亦间有互相攻击之文，亦难于解释”。所以，“儒书多处见南子之类，虽可依道家巧为解说”，但儒道之间，从经典表述来看，实是“其立足不同，趣旨大异。”要解决这种从经典文字上反映出来的、事关根本旨趣分歧的差异，不同经典之相互理解或说解释，在玄士看来就“不得不求一方法以救之。此法为何？若言得意之义是矣。”（注：《汤用彤全集》第4卷，第29页。） 玄学之得意忘言的方法，之所以能改造汉儒经学，宏发圣人理想，就在于：只有这种方法，才使经典的面对和理解不至“滞于名言”，而能“忘言忘象”，使经典“所蕴之义”得体会，经典中的“圣人之意乃昭然可见”。“王弼依此方法，乃将汉易象数之学一举而廓清之，汉代经学转为魏晋玄学，其基础由此而奠定矣。”实际上，“王氏新解，魏晋人士用之极广，其于玄学之关系至为深切。”（注：《汤用彤全集》第4卷，第24至25页。） 得意忘言之法何以能解决儒道旨趣及文句两方面的差别呢？对于玄士解经之得意忘言方法与儒家经典《易》、汉学后期及名理学解经方法的关系，汤用彤作了这样的分析： 王弼之说起于言不尽意义已流行之后，二者互有异同。盖言不尽意，所贵者在意会；忘象忘言，所贵者在得意，此则两说均轻言重意也。惟如言不尽意，则言几等于无用，而王氏则犹认言象乃用以尽象意，并谓‘尽象莫若言’，‘尽意莫若象’，此则两说实有不同。然如言不尽意，则自可废言，故圣人无言，而以意会。王氏谓言象为工具，只用以得意，而非意之本身，故不能以工具为目的，若滞于言象则反失本意，此则两说均终主得意废言也（注：《汤用彤全集》第4卷，第24至25页。）。 正是采用了改造过的解经方法，玄士首先使儒道经典中之根本差异得以调和。“玄学家主张儒经圣人，所体者虚无；道家之书，所谈者象外。圣人体无，故儒经不言性命与天道；至道超象，故老庄高唱玄之又玄。儒圣所体本即道家所唱，玄儒之间，原无差别。至若文字言说均为方便，二教典籍自应等量齐观。不过偏袒道家者则根据言不尽意之义，而言六经为糠秕，荀粲是也。未忘情儒术者则谓寄旨于辞，可以正邪，故儒经有训俗之用，王弼是矣。二说因所党不同，故所陈互殊。然孔子经书，不言性道。老庄典籍，专谈本体。则老庄虽不出自圣人（孔子）之口，然其学则实扬老庄而抑孔教也。”另外，也使儒道经典中本是冲突的文句得以贯通。“按子书中之毁非圣人，莫明于《庄子》。儒家之轻鄙庄老则有《法言》。”“然向、郭之注庄，不但解庄绝伦，而其名尊圣道，实唱玄理，融合儒道，使不相违，遂使赖乡夺洙泗之席。王、何以来，其功最大。”“李弘范虽名注儒书（《法言》），实宗玄学也。”（注：《汤用彤全集》第4卷，第31至33页。） （三）解经方法与解经目的的一致 汤用彤认为，魏晋玄士的解经新意，因其是就一定的动机而发的，所以，解经新方法的采用就有个是否与解经目的合适的问题。他专门分析了王弼对两种儒经的重解，及向、郭对《庄子》的新解，来展示魏晋玄学解经之新方法与其解经意图的契合。 在汤用彤对魏晋玄学发展的分期界定中，王弼及向秀、郭象是他重点评说的对象（注：汤用彤关于魏晋玄学的分期的看法，可参看他的《魏晋玄学流别略论》，《汤用彤全集》第4卷。在他的梳理中，只有一、二期玄学是玄士当主角，三、四期则是创造中国佛学的玄僧当主角。而他首推的玄士为王弼（第一期发展的代表）及向秀、郭象（第二期发展的代表）。）。如前所说，他肯定，只有王弼最能体玄致之意，而向、郭则是继王之后，另一得玄意的人。由于从时间上说，王弼是玄学的首唱者，并且按汤用彤先生的看法，王弼最能体现儒道会通的努力，所以，汤用彤对玄学解经的范例分析，自然最重王弼的儒经新解。如果说，王弼关于“圣人有情”的义释，从根本上显示了玄学解经目的与方法的一致的话，那么，王弼对《易》的重注及释义，还有对《论语》的释义，则是直接从经典重新解释中显示解经目的与解经方法的一致。 “圣人观”是一个儒家思想的中心问题，而圣人有情与否的问题，在汤用彤看来，也与中国传统对人性的形上理解有关，所以关涉儒道能否从根本会通的问题（注：汤用彤认为，中国人性说上形上学之大宗，首推儒家，之外，自推道家。《汤用彤全集》第4卷，第69～70页。）。进一步来说，它还关涉儒家名教思想与道家自然思想的关系问题（注：参看汤用彤《王弼圣人有情义释》一文，《汤用彤全集》第4卷。）以及圣人是否可至的实际问题（注：参见汤用彤另一篇论文《谢灵运〈辨宗论〉书后》，《汤用彤全集》第4卷。）。王弼借言意之辨的妙法，在《易注》及《论语释疑》中，化解了儒道在此问题上的差别（注：参见汤用彤《王弼圣人有情义释》，《汤用彤全集》第4卷。）。从而在形上与形下不分的新角度，赋“圣人有情”说予新意： 辅嗣既深知体用之不二，故不能言静而废动，故圣人虽德合天地（自然），而不能不应物而动，而其论性情，以动静为基本观点。圣人既应物而动，自不能无情。平叔言圣人无情，废动言静，大乖体用一如之理，辅嗣所论天道人事以及性情契合一贵，自较平叔为精密。（同上书，第71页） 而王弼的《易》注，在解经史上，已被作为经典看待。这同样得益于世人无不从之获取新意（注：汤说：“弼注《易》，摈落爻象，恒为后世所重视。然其以传证经，常费匠心。古人论《易》者，如孙盛称其附会之辨。朱子亦尝称其巧。”《汤用彤全集》第4卷，第77页。）。因为“夫性与天道为形上之学，儒经特明之者，自为《周易》。”“《易》之为书，小之明人事之吉凶，大之则阐天道之变化。”所以，如何注《易》，体现学人对儒家理想之普遍性或根本性的不同理解，也体现学人对儒家理想与现实政治、人生关系的理解（注：《汤用彤全集》第4卷，第73页。）。 王弼注《易》有其“因缘时会，受前贤影响”之因。后期汉儒已开始力克旧儒拘泥章句，“繁于传记，略于训说”的解经方式，开始“尝以《老》、《庄》入易”，用象数、阴阳等言说事物变化之物理的宇宙论思想解《易》，但又不免使“天道未能出乎象外”，致儒家之义理失真无用。王弼用得意忘言之法，批评汉儒这样的注经做法不能体现注经之目的：“经世致用”。“夫着眼在形下之器，则以形象相比拟而一事一象。事至繁，而象亦众。夫众不能治众，治众者必由至寡之宗。器不能释器，释器者必因超象之道。王弼以为物虽繁，如能统之有宗，会之有元，则繁而不乱，众而不惑。学而失其宗统，则限于形象，落于言筌。”由于王弼的《易注》既“真识形象之分位”，更“深知天道之幽赜”，使《易》中“具体之象生于抽象之义”得于勃发。由此，其“《易》注出，而儒家之形上学之新义乃成。”（注：参看汤用彤《王弼之〈周易〉〈论语〉新义》，《汤用彤全集》第4卷。） 而王弼对《论语》的释疑，汤用彤认为是王弼实现其儒道会通之目的的最成功之作。注《易》只是释理，真正儒家理想之新义，则由《论语释疑》体现。“王弼学贵虚无，然其所推尊之理想人格为孔子，而非老子。”“王弼会合儒道最着之处为圣人观念。”“王弼之所以好论儒道，盖主孔子之性与天道，本为玄虚之学。夫孔圣言行见之《论语》，而《论语》所载多关人事，与《老》、《易》之谈天者似不相侔。则欲发明圣道，与五千言相通而不相伐者，非对《论语》下新解不可。然则《论语释疑》之作，其重要又不专在解滞释难，而更在其附会大义使玄理契合。”望文生义，或拘泥于章句，于儒道会通只能是阻碍。要使儒道之玄理得体现，必须借用得意忘言之方法。 实际上，王弼通过解《论语》融通了儒道，于旧的圣人说立一新义：圣人虽所说训俗，但体无；圣人之德，神明知几；“圣人法道，德合自然”；圣人“用行舍藏”。 至此，王弼通过解经而建立的儒家之形上学之新义，就具备了不仅对人事的致用，而且更重要的是具备了立身行事之风骨。汤用彤在解玄时，于这点的评价，是极为引人注目的。 中国社会以士大夫为骨干。士大夫以用世为主要出路。下焉者欲以势力富贵，骄其乡里。上焉者怀壁待价，存愿救世。然得志者入青云，失意者死穷巷。况且庸庸者显赫，高才者沉沦，遇合之难，志士所悲。汉末以来，奇才云兴，而致途坎坷，名士少有全者。得行其道，未必善终。老于沟壑，反为福果。故于天道之兴废，士人之出处，尤为魏晋人士之所留意。（同上书，第86页） 王弼虽深知否泰有命，而未尝不劝人归于正。然则其形上学，虽属道家，而其于立身行事，实乃赏儒家之风骨也。（同上书，第87页） 在汤用彤看来，玄士解经的目的与方法之合壁，只有在王弼的这种“体用一如”之哲学与社会政治理想及人格风骨的结合中，才真正体现（注：汤用彤在玄学研究中，特别注重王弼思想的阐释。不仅认为王弼体现玄学理论之真如，而且认为他也体现玄士的理想。魏晋佛学发展中，可与之比肩的，只有僧肇。参见上书中的《言意之辨》、《魏晋玄学流别略论》等篇。）。 由于向、郭在玄学中地位显著，任何对玄学的研究，都不能绕开二人的思想而行。汤用彤对二人思想的解释也独具匠心。除不断地在多篇论文中，比较王与向、郭的理论之玄远性和致用特点，还有人格理想外，汤用彤专辟一章，讨论向、郭的解经学。与王弼用《老》、《易》对《论语》释疑不同，向、郭是用儒家理论释道家经典《庄子》。《庄子》某种意义上，与当时道家的其它主要著作一样，不能被看成“经”。经之界定，只用于言说儒家传统的权威著作上。《庄子》向被认为是道家著作中与儒家思想不仅有根本分歧，而且文句上最现道家对儒家攻击的代表。“老、庄绝圣弃知，鄙薄仁义，毁弃礼乐，而不满于尧、舜、禹、汤、孔子之论，尤常见于庄生之书。然则欲阳存儒家圣人之名，而阴明道家圣人之实者，文义上殊多困难，必须加以解答。”而向、郭能从如此极端的“绝圣弃智”之文中，解出同为儒家力扬的“内圣外王”之“中华最流行之政治理想”，实也是一种创造。 向、郭的妙解，自然首先关系上面所说的融合儒道及重弘圣人理想的目的。但在《庄子》中释出资源来，仍需实际的方法工具。“郭象注《庄》，用辅嗣之说。以为意寄于言，寄言所以出意。人宜善会文意，‘忘言以寻其所况’。读《庄子》者最好方法，要当善会其旨归，而不滞文以害意。《庄子》辞多不经，难求其解。然齐谐志怪之言，不必深求。”正是运用这样一种方法解《庄》，不仅《庄》之“内圣外王”之真意得显，而且儒家圣人理想也得新义。汤用彤称这是对《庄》的理论之解答。也是王弼体用一如思想，在向、郭处的新发：所以迹与之迹的内外兼顾。“士君子固须宅心玄虚，而不必轻忽人事”（注：汤用彤对向、郭《庄》的分析，参看其文《向郭义之庄周与孔子》等。汤用彤在玄学研究中，特别注重王弼思想的阐释。不仅认为王弼体现玄学理论之真如，而且认为他也体现玄士的理想。魏晋佛学发展中，可与之比肩的，只有僧肇。参见上书中的《言意之辨》、《魏晋玄学流别略论》等篇。）。 然比较王、郭两种注解、解经，二者仍有不同，从目的上，王偏以“本”、“无”统御“末”、“有”，所用方法为“得意忘言”；而郭则主“从有看无”，“以有显无”，方法上多用“寄言出意”。 二、对汤用彤玄学理解之再理解 汤用彤对魏晋玄学的理解并不就解经方面而止。他的玄学研究范围极广，另外较引人注目的，包括他对竹林玄学的理解及对同时期佛学的玄学化理解。这些连同他对魏晋玄学中与儒家经典相关的解经理论的研究，该如何看待呢？作者尝试在介绍其他学人对汤用彤批评的同时，提出自己就解释问题相关的一些意见。 （一）从对汤用彤的评价谈起 随着《汤用彤全集》1999年的出版，学界对于汤用彤在中国学术史上的地位和作用，又掀起了一番新的评论（注：近期的集中讨论可见《中国哲学史（季刊）》2001年第2期专栏：《汤用彤：回顾与研究》。）。尽管几乎所有的学者都认定，汤用彤对现代中国学术发展之贡献杰出、非凡，但仔细打量，便会发现讨论汤用彤贡献的言论和文章，多是就其对汉魏南北朝佛学的研究而论的。其中也有涉及汤用彤在魏晋玄学及其它方面研究的贡献，却始终着墨不多（注：全集出版后，北京大学和河北人民出版社专门组织专家、学者举行座谈会。详细报道可见2001年1月3日的《中华读书报》。里面引述了给全集作序的季羡林、任继愈二位先生的发言。《中国哲学史（季刊）》专栏的文章作者包括：任继愈、张岂之、蒙培元、孙尚扬、钱文忠的文章。其中任继愈、孙尚扬、钱文忠的文章，都特别针对汤先生的佛学研究来说。）。 偏褒汤用彤对佛学研究的贡献的做法，在大陆学界一直存在。大陆专论汤用彤学术成就的著作和文章不多。在当中，我们仍不难发现，这些专著及专文在论及汤用彤的学术贡献时，多着眼于其对佛学研究的贡献。 究其原因，当然与汤用彤论述佛学的著作面世后，立即得到国内外学界的高度赞扬而奠定其在中国学术研究中的崇高地位有关。汤用彤的《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出版后，即得到当时教育部授予的最高学术奖（注：见汤先生学术年表。孙尚扬《汤用彤》（台北：东大图书公司印行，1996年），第310页。）。并“一直被视作‘价值至高之工具和导引’，被视为‘中国佛教研究中最宝贵的研究成果’”（注：转引自孙尚扬《汤用彤》，第42页。）。至今，季羡林、任继愈、许抗生等先生仍共同赞誉此书及汤先生的佛教研究，是经典、传世之作（注：见北京大学与河北人民出版社《〈汤用彤全集〉出版座谈会》报道，《中华读书报》2001年1月3日；另见许抗生《读汤用彤先生的中国佛教史学术论着》，《北京大学学报：哲社版》1984年6期。）。而另一方面，也与学者认定汤用彤太过侧重于玄学玄理的阐发和解释，而对魏晋玄学中彰显人格风范的竹林玄学另眼相看、略显冷落的看法有关。王晓毅先生在他对现代玄学研究的综述中认为： 尽管这个时期的学术大师有相当水平的西方哲学知识，但是，仍留下开拓时期的缺憾。不仅像陈寅恪、唐长孺这样“客串”的大家如此，即使汤用彤先生那样的主将，也不免将竹林玄学置于其本体论学界体系之外，而以嵇康、阮籍为代表的元气自然论的存在，毕竟给汤氏体系的完整留下了缺口（注：王晓毅：《魏晋玄学研究的回顾与瞻望》，《哲学研究》2000年第2期。）。 汤用彤的玄学研究与其佛学研究相比，始终没形成系统的表述。其成就虽影响大陆诸多学者的研究，但获得的评述，也始终不如佛学研究的多。如前所析，其魏晋玄学研究中，关于玄学方法的探讨多为人称道，后来学者沿此方向深入的也居多。但其对玄学的目的之分析及断定，却鲜为人说。与目的相关的原因探求，多为有历史学背景的思想史家如余英时继续深入（注：参见氏著：《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有关篇章。），但左右其思想方法的又主要是陈寅恪、唐长孺等史学大家。玄学目的与其方法选择之关系，当代学人中，虽有孙尚扬博士的出色评说（注：参见氏著《汤用彤》中第七、第八章〈慧发天真解玄音〉（上、下）。），但毕竟未成学界所共同引起注意的大问题。 希望能帮你，网上不很多，搜一下，祝早日心想事成
论文题目：魏晋玄学中的本末有无之述 内容摘要： 魏晋玄学使中国传统哲学深入到宇宙万物何以存在的本体论问题的抽象思辨，意味着理论思维水平的提升，不但在中国传统哲学中占居重要一页，而且对于当代哲学的本体论研究，有着重要的意义。本末有无之辨是魏晋玄学思潮中极为重要的思想内容，当今史家公认其抽象思维水平远远高于两汉经学，甚至认为它“在中国思维发展史上引起了一场划时代的大变革”（余敦康《论中国思维发展史上的一次大变革》，《孔子研究》）。实际上，本末有无之辨在魏晋之际出现并盛行一时，并非骤然从天而降，而是经历了一个根植于一定社会土壤之中的长期酝酿、孕育和逐步升华的过程。回溯一下由汉末名实之争而开始的思想发展的脉络，便可以略见其中端倪。 关 键 词：本末有无 王弼 裴頠 郭象 天地万物之上有没有一个根本的终极存在？早在东汉，统治者的腐败直接导致的社会战乱频繁。适应百姓心理需求的谶纬之学随之兴盛，但后来则逐渐繁琐，当时的士大夫阶层由于政治上的压力，而不能畅所欲言，使之在魏正始年间，谈玄说远回避现实的玄学思潮渐渐兴起。《晋书·王衍传》称：“魏正始中，何晏、王弼等祖述老庄立论，以为天地万物皆以无为本。无也者，开物成务，无往而不存者也。阴阳恃以化生，万物恃以成形，贤者恃以成德，不肖恃以免身；故无之为用，无爵而贵矣。由此表明进入了汉魏之际中国历史上重要的文化转型期。在这一历史时期中，以王弼为代表的“贵无论”者提出了“以无为本”；以裴頠为代表的“崇有论”者则是以“崇有”反对“贵无”；而郭象则提出“独化于玄冥之境”。针对万物的本体是什么所展开的一个本体论讨论也是魏晋名士在试图简化和改造汉代宇宙论的基础上阐发出来的，其使以有无之辩为核心的本体之思成为玄学所讨论的首要问题，这也是整个玄学思潮名理清淡的理论基础。魏晋玄学使中国传统哲学由两汉时研究宇宙万物如何产生的生成论问题深入到宇宙万物何以存在的本体论问题的抽象思辨，意味着理论思维水平的提升，不但在中国传统哲学中占居重要一页，而且对于当代哲学的本体论研究，有着重要的意义。 一 王弼的贵无论 所谓“贵无”，就是尊崇无或以无为贵。王弼对世界的基本看法是“天地万物皆以无为本”（晋书·王衍传），由于他把“无”当做天地万物的根本，所以他的这种世界观学说被称为“贵无论”。 在他看来，无虽然没有具体形象，但它无所不通，无所不由，一切事物都要根据无才成立，所以把“无”比喻为“道”。王弼把有形有名的具体事物称为“有”，把无形无名的抽象本体称为“无”。就天地万物来说，大千世界的万有不同只是表面现象，这些现象的背后隐藏着一个更根本和更原始的宗主，那就是无，它决定了万有的存在。有和无的关系，就如同树木的本与末、人间的母与子的关系一样，把握了本与母，就可以把末与子统贯起来。首先。王弼根据具体事物的有限性排除了有作为天地万物根本的可能。“若温也则不能凉矣，宫也则不能商矣。行必有所分，声必有所属”（《老子指略》）其次，王弼从一和多的关系说明天地万物以无为本，最后，王弼还从动与静的关系来说明天地万物皆以无为本。总体可以概括为：有是有限的，无是无限的；有是杂多的，无是单一的；有是运动的，无是静止的；无限、单一、静止的无是本，有限、杂多、运动的有是末。 二 裴頠的重有论 裴頠著有《崇有论》一篇，站在维护等级制度和名教礼法的立场上，从理论上对当时清淡玄理、不务实事的风气加以批判。他的观点与玄学的主流是相悖的，但他讨论的问题没有离开玄学的主题。 裴頠也肯定天地万物有一个最终的根本，但他认为这个根本是道。“夫总混群本，宗极之道也。方以族异，庶类之品也。”就是说，把众多事物总括起来的那个根本的东西就是最高的“道”，众多的事物各有自己的性质，区分为不同的类别。显然他也是从万物的统一性这一角度来理解世界的宗极的。首先，无不能生有，有是自生的。就是说绝对的无不能产生什么，所以事物最初产生的时候都是自己产生出来的；既然是自己产生的，那么事物一定以有为实体，如果没有有，那就没有什么能产生出来了；产生是以有为自己的本性。其次，有是“理”的本体他认为事物的规律必须依托于有：“是以生而可寻，所谓理也。理之所体，所谓有也。”“化感错综，理迹之源也。”再次，有“济有者皆 有也”贵无论认为无是天地万物根本，其主要的根据就是现象世界的具体事物都是有限的，有此性则无彼性，能甲则不能乙，因此任何事物只能是相对的存在，不能成为终极的根本；能够成为终极的根本的只能是超越任何具体规定的东西，那就是无。 三 郭象的独化论 在魏晋时期关于有无本末的问题中，郭象则沿着裴頠的观点走向极端，把作为具体存在的又说成是绝对的，否认在万有之上有任何终极的根本，从而彻底取消了形而向上的本体。郭象用“独化于玄冥之境”的观点说明万物的生成变化及相互关系。他他认为每个具体事物都各自成为一个独立的实体，它们自有（自己存在）、自生（自己产生）、自尔（自己如此），在它们之上并没有一个更高的实体作为终极的根本。 首先，万物自生而没有造物主。他说“上知造物无物，下知有物之自造也” （《庄子序》）“生物者无物，而物自生耳”（《庄子·在宥注》）。事物不需要经过谁的努力，它自己就会成为那样，一事物之所以成为该事物，乃是“外不资于道，内不由于己”（《大宗师注》），既不是有那个事物自身的努力所决定，也不是有那个事物以外的其他力量所决定。世界上的事物千差万别，看上去好像有一个主宰者是世界成为那样；可是如果寻求那个主宰者的踪迹，结果只能是一无所得。其次，物各自造，互不相待。如前所述，裴頠和王弼都看到了具体事物的有限性，郭象则与他们相反，把所有的具体事物都说成是独立自足的，否认事物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他说：“夫质小者所资不待大，则质大者所用不得小矣。故理有至分，物有定极，各足称事，其济一也。”（《逍遥游注》）因此，表面上看来是“有所分”或“偏无自足”的具体事物，其实都是自足的，或者说是圆满的、绝对的。那么它们之间也就没有什么相互制约、相互依赖的关系了。 康中乾对魏晋玄学的评价为“王弼以‘无’为本，思想是深刻的。但王弼的‘无’是对‘道’的定谓，表征的是‘道’的无形无象无名的一般性和抽象性，故‘无’在哲学性质上是共相和一般，步入抽象一途，从而无法与具体存在物相关涉而成为真正的本体。裴頠的纠偏之举虽把哲学致思方向引向了具体事物，但他的‘总混群本’的有因其不‘物众形’而亦难成为真正的本体。郭象的功绩在于把王弼那个误入抽象一途的‘无’导入到具体存在物中并与裴頠的‘有’统一 起来，郭象的独化论从事物之存在的功能上不仅揭示了存在的自然而然的存在状态，且揭示了其存在的‘有’‘无’一体的存在本质、本性。”上述表明，魏晋玄学的本体论思辩在中国哲学中达到了一定的高度，应当是我们进行本体论哲学反思的重要内容之一。
魏晋玄学的中心议题,即“本末有无”
“清谈误国”是自两晋当朝以至20 世纪前中国历史上大多数史家与学者对魏晋玄学的总体评价。随着历史进入20 世纪,随着中国学者对西方文化了解的深入,受西方文化学术的影响和启发,人们开始重新审视和评价魏晋玄学。由晚清、民国以及建国后数代学人的共同努力,作为中国现代学术的重要组成部分,魏晋玄学同周秦诸子、两汉经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以及清代学术一样,成为中华民族学术、思想、文化发展史上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获得了全新的肯定和评价。我们根据20 世纪魏晋玄学研究在各个不同的时间阶段上所呈现出来的受到西方哲学思想影响的特点,以及这种研究同中国现实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之间的相互关联影响,将魏晋玄学的研究大致分为五个阶段予以评述,以求得对于20 世纪魏晋玄学的研究有一总体把握。一、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以前 正如侯外庐在其《中国思想通史》中所指出的那样:清以前各家对清谈的评价,有一点是共同的,即多不究其学术内容,而将之与所谓内乱外患相系在一起,以明因果。这个弱点,到了清代汉学家,便起了反动,多为魏晋学者辩诬。[1]这种为魏晋学者辩诬的新的倾向得到愈来愈强烈的呼应与支持,直至历史进入清末民初的20 世纪。 刘师培于1907 年撰《论古今学风变迁与政俗之关系》一文,在指呈诸多史家与学者,包括明末清初的顾炎武(亭林) ,对魏晋六朝之学的否定性评价之后,指出他们皆“不知两晋六朝之学不滞于拘墟,宅心高远,崇尚自然,独标远致,学贵自得,此其证矣。故一时学士大夫,其自视既高,超然有出尘之想,不为浮荣所束,不为尘网所撄,由放旷而为高尚,由厌世而为乐天。朝士既倡其风,民间浸成俗尚,虽曰无益于治国,然学风之善,犹有数端,何则? 以高隐为贵,则躁进之风衰,以相忘为高,则猜忌之心泯,以清言相尚,则尘俗之念不生,以游览歌咏相矜,则贪残之风自革。故托身虽鄙,立志则高。被以一言,则魏晋六朝之学,不域于卑近者也,魏晋六朝之臣,不染于污时者也。”[2]同历史上范宁诸人目王何为桀纣、顾亭林以王何嵇阮诸人为罪人的批评迥然相异,刘师培肯定了魏晋六朝时期的士格之高、学风之善,他认为汉魏之际家国的倾覆、俗尚的衰败,政治家的政治行为应负主要的责任,而文人学士放旷的作派、厌世的态度不过是为了避祸(“远害”) 而不是为了趋利,他们的态度和行为尽管对国家的治理没有直接的益处,然而他们宅心高远、崇尚自然的作风与品格对峻严的政风、贪鄙的俗尚则多少具有正面的示范效应。 紧接刘师培之后,章太炎于1910年撰《五朝学》一文,同刘氏一样,章氏亦就历史上学风之得失进行比较,批评了历史上的史家与学人认为魏晋之俗衰敝愈于前朝的成见,指出:“夫驰说者,不务综终始,苟以玄学为诟,其惟大雅,推见至隐,知风之自。玄学者,因不与艺术文行牾,且翼扶之。..夫经莫穹乎《礼》、《乐》,政莫要乎律令,技莫微乎算术,形莫急乎药石,五朝诸名士皆综之。其言循虚,其艺控实,故可贵也。..五朝有玄学,知与恬交相养,而和理出其性。故骄淫息乎上,躁竞弭乎下。..世人见五朝在帝位日浅,国又削弱,因遗其学术行义弗道。五朝所以不竞,由任世贵,又以言貌举人,不在玄学。”[3]同刘氏行文方式上有所不同,章氏多称引史实以为佐证,得出如下几点较为信实的结论:一是魏晋之俗并不比汉俗更为衰敝;二是五朝名士多具有某一方面的特长与技艺,“其言循虚,其艺控实”;三是玄学讲究恬淡养性,故对社会上层的骄淫、社会下层的躁竞具有平抑作用;四是五朝的国祚短浅、国力衰弱不能归咎于玄学,而在于政治上选拔和任用官员的方式不当。值得注意的是章氏提到:“凡为玄学,必要之以名,格之以分,而六艺方技者,亦要之以名,格之以分。治算,审形,度声则然矣。服有衰次,刑有加减。《传》曰:‘刑名从商,文名从礼。’故玄学常与礼律相扶。自唐以降,玄学绝,六艺方技亦衰。”(同上书,第75～76 页) 这表明章氏隐约认识到玄学家们讲究名理性分的思维方法有助于发展学术、掌握技艺、维护礼律。 在20世纪三十年代之前真正关注魏晋名士的思想或哲学贡献的学者主要有冯友兰,他直接地利用西方哲学史上的观念和学说来比较和解释郭象的哲学,他发表于1927 年的《郭象的哲学》是借助于西方学术的观念构筑了一个中国古代哲学家的“很好的哲学系统”(冯友兰语) 。首先,该文不同意许多人认为中国哲学无进步的观点,而认为中国哲学在表面上看都是后人在不断地讲前人的思想,而实质上每人的讲解都有引申发挥,这便是进步,如郭象的《庄子注》便是郭象的哲学。为了阐释这一观点,冯友兰引用了亚力士多德关于潜能(Potentiality) 与现实(Actuality) 的说法,以表明事物由简趋繁,学问由不明晰进于明晰的学术进步史观。他认为郭象不但能引申发挥庄子的思想,而且能用抽象、普通的理论说出庄子文章中所包含的意思,有新的见解。其次,该文认为郭象关于“独化”的学说与古希腊哲学家巴门尼德(Parmenides ) 很相似。因为老庄所谓的“道”并不是个数学上的零,而郭象则说道就是个零,万物之所以如此如此,只是因为它们自然地这般这般。郭象《知北游》“无古无今,无始无终”注云:“非唯无不得化为有也,有亦不得化为无矣。是有之为物,虽千变万化,而不得一为无也。不得一为无,自古无未有之时而常存也。”这段注文表明一方面郭象将道归为零,另一方面他又认为“有”虽千变万化而不能变成无,它是永恒存在的。这确实类似于古希腊爱利亚学派的创始人巴门尼德关于“存在”的思想,巴氏认为“存在者存在”,存在是永恒的,不生不死的;存在是一,是连续的、不可分的等等。再次,该文认为郭象关于宇宙是常变的思想又好象赫拉克利特(Heraclitus) 关于“一切皆流”的思想。最后,该文认为郭象的哲学同斯宾诺莎的《伦理学》一样,是实在主义与神秘主义的合一;并且认为郭象的形上学是实在论,而其所论之玄同无分别则是认识论,因此郭象这一类的道家哲学,虽有神秘主义,然与科学并不冲突。冯友兰对郭象哲学的研究和叙述清楚表明他在努力用西方哲学的概念思考和解读郭象的哲学。 从以上我们对20 世纪三十年代以前有关魏晋时期中国传统学术研究状况的概述和分析,我们可以感受这一时期的中国学术正在经历着重大的变化。但由于这不过是中国现代学术的草创阶段,因而这段时期的研究带有较多的比附的痕迹,因此新的突破需要假以时日,需要众多不同学科的学者共同参予与努力。二、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 中国现代学术意义上的魏晋玄学研究开始于这一时期。其时中国正国难当头,中华民族正处于生死存亡之秋,然而正是在这一时期,形成了一个从哲学、史学、文学、美学等不同的学科领域对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化学术展开研究和讨论的学者群体,而其中汤用彤因其对魏晋玄学(哲学) 的具有创造性和系统性的研究与解读,从而为魏晋玄学研究这门在现代学术意义上的学科的建立作出了最为突出的贡献。 汤用彤对魏晋玄学研究的主要贡献具体体现在他于1938 年至1947 年十年间所完成的九篇文稿,后来于1957 年由人民出版社结集出版,题名《魏晋玄学论稿》。这些论文对魏晋玄学的思想渊源、学术方法、哲学性质、发展阶段以及历史影响等各个重点都进行了专门研究,形成了较为全面系统的学理体系,尤其是他首创从哲学本体论的角度将魏晋玄学作为一个整体加以系统的研究,从而对整个20 世纪魏晋玄学研究的基本方向和规模,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如果说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4]和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5]是中国哲学通史方面研究的典范的话,那么汤用彤对魏晋玄学的研究则是中国哲学专门史或中国哲学断代史方面研究的典范。汤用彤与胡适、冯友兰在大的学术背景上有相似之处,而在具体的研究路径上又各有其特点。所谓在大的学术背景上有相似之处,是指他们都去过西方留学,接受过严格的西方学术的训练,同时他们也都具有一定的家学渊源,早年接受过系统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教育,具有深厚的中国国学的功底,因而他们才能在“西学东渐”的大的历史背景下,真正做到“会通中西,熔铸今古”。接受西方学术训练所得到的最主要的收获在于在学术研究的方法上受到重要的启迪,“五四”一代的学人中胡适是最早认识到这一点的,他在《中国哲学史大纲》的前身《先秦名学史》的前言中谈到关于中国哲学体系的解释、建立或重建时,自觉到:“我比过去的校勘者和训释者较为幸运,因为我从欧洲哲学史的研究中得到了许多有益的启示。只有那些在比较研究中(例如在比较语言中) 有类似经验的人,才能真正领会西方哲学在帮助我解释中国古代思想体系时的价值。”[6]蔡元培在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的序中也明确指出:“我们要编成系统,古人的著作没有可依傍的,不能不依傍西洋人的哲学史。所以非研究过西洋哲学史的人不能构成适当的形式。”(同上书,第155 页) 凡是接受过严格的西方学术的训练而又在中国现代学术的重建过程中取得较大成就者莫不是在方法问题上有重大的创见和突破,汤用彤对魏晋玄学的研究同胡适对中国古代哲学史的研究一样都是在哲学的方法上有新的创建,从而印证了这一点,即研究一个哲学家或一个哲学流派的关键在于抓住该哲学家或该哲学流派思考问题的方法和共性。这一点或许是“五四”一代的学人在学习西方文化、接受西方学术训练过程中所得到的最大收获。 为了说明汤用彤的魏晋玄学研究在中国哲学专门史或断代史研究上的典范作用以及在整个中国哲学通史研究上的重要意义,我们仍有必要回到胡适、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研究所取得的成果及存在的局限上。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所论中国哲学起于春秋(公元前6 世纪) 时的老子,迄于秦王朝的建立(公元前3 世纪) 。他在这本书的导言中将中国哲学史分为三个时代:自老子至韩非为古代哲学,又名“诸子哲学”;自汉至北宋为中世哲学,其中又分为两期,自汉至晋为中世第一时期,自东晋至北宋为中世第二时期;唐以后至清末为近世哲学。因此他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所论及的范围仅及于他所范定的中国哲学史的古代部分而并未及于魏晋时期,也因为此,该书在1930 年收入“万有文库”时改名为《中国古代哲学史》。尽管该书未能述及中古暨魏晋时期的哲学内容,但是我们仍能从该书中读出胡适对中世暨魏晋哲学初步认识的消息。首先是关于史料方面,胡适认为研究中世哲学史在史料方面面临大困难,其中增改、伪造、散失甚多, “故中古哲学史料最不完全。我们不能完全恢复魏晋人的哲学著作,是中国哲学史最不幸的事。”[7]其次是关于中国哲学在世界哲学史上的位置,他认为世界上的哲学大概可分为东西两支,东支分印度、中国两系,西支分希腊、犹太两系,初起的时候这四系都是各自独立发生的。“到了汉以后,犹太系加入希腊系,成了欧洲中古的哲学。印度系加入中国系,成了中国中古的哲学。”(同上书,第165～166 页) 由于他把印度哲学加入中国哲学作为届定中国中古哲学的主要因素,因此也就决定了下面一点,即第三他对中国中古哲学及魏晋时期哲学的认识不深,评价不高。 暂且不论胡适对中国哲学史的分期是否妥贴以及他对印度佛学传入中国后的影响的评论是否准确,就他对中国中古哲学,尤其是魏晋时期哲学的上述三点基本看法来讲,或许会导致他对中国中古哲学暨魏晋时期哲学在认识上的双重“遮蔽”。一是技术层面上的“遮蔽”,由于他认为研究中古哲学在史料上面临大困难,尤其是不能恢复魏晋人的哲学著作,这或许会导致他出于技术处理上的困难而放弃或忽视对这一时期哲学问题的研究;更由于他认为由汉至晋的学说不过是对古代诸子学的折衷,因而看不到由汉至晋众多学者或学派在折衷和引申中的发展变化;特别严重的是很可能因此而忽视王(弼) 何(晏) 向(秀) 郭(象) 以注解《周易》、《论语》、《老子》、《庄子》这样一种特殊的著述形式所累积的哲学史料的价值。二是价值层面上的“遮蔽”,由于他认为只是因为印度哲学的引入才使得中国中古哲学能于诸子哲学之外“别开生面,别放异彩”,自然将他观照中国中古哲学的目光重点投向中古佛教哲学所取得的学术成果。由于在技术和价值层面上出现了上述双重“遮蔽”,胡适的中古哲学史的研究将面临重大困境应是可以想见的,这或许也是他在发表《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之后,后续研究迟迟未能面世的重要原因之一。由于这种“遮蔽”,胡适的中古哲学或思想史的研究至少会在两个非常关键的问题上付诸阙如,一是魏晋玄学作为中国哲学史上的重要一环会付诸阙如,二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玄学与佛学非常有意义的互动关系作为中外文化交流史及中国文化发展史上的重要一环会付诸阙如。 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下册较胡适的中国哲学或思想史给予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重要思想人物有更多的关注,他特辟《南北朝之玄学》上、下两章来讨论由何晏、王弼到郭象等玄学家的思想。冯友兰以“玄学”之名来概括南北朝时期哲学史研究的对象及其特点较胡适的哲学史研究自是一大进步,但是他当时对这一时期玄学的分期界定并不十分准确,而且他对这一时期玄学性质特点及其流变也没有特别的认识和深入的分析。虽然冯友兰对于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学术、思想变化的认识比胡适有进步,但从中仍可看到胡适的影响,因为接下来冯友兰将论述的重点转向了佛学,用的章目是《南北朝之佛学及当时人对于佛学之争论》,这样在时段的界定上便将“玄学”与“佛学”归于南北朝同一时期,并认为“南北朝时,中国思想界又有大变动。盖于是时佛教思想有系统的输入,而中国人对之亦能有甚深的了解。自此以后,以至宋初,中国之第一流的思想家,皆为佛学家。”[8]这种评价同胡适几乎完全一样,即强调南北朝时期中国思想产生重大变化的原因在于外来文化佛教的输入,从此至宋初中国第一流思想家皆为佛学家。佛学在中国思想界发生显著作用的时期确乎是南北朝时期,不过为了强调佛学的地位和影响,以致影响到对玄学的认识和评价,甚至诱发将玄学归为南北朝时期这一误置,这不能不说冯友兰同胡适在关于玄学的看法上有同样的认识局限,即过于强调佛学的地位而“遮蔽”了对玄学的认识。 不过,冯友兰的玄学研究有几点值得予以表彰:一是他最先指出郭象的《庄子注》是一部独立的、极有价值的著作,是道家哲学中的重要典籍,并且他对郭象的哲学作了系统的阐释。二是他指出王弼的《易》注“大开以道家之学注经之风气”,并认为何晏、王弼对于道家学说“颇能作较有系统之讲述。”三是他对何晏的《道论》与《无名论》的解释,认为何晏“惟道为无,非具体的有,故能遍在群有,惟道为无名,故可得遍以天下之名名之”,以此解释《老子》言“天地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是对《老子》思想的发挥。这表明冯友兰已开始从新实在论关于共相与殊相、一般与特殊的观念解释何晏对《老子》思想的发展,即是从逻辑的而不是从生成的关系来解释“有生于无”。冯友兰认为在解释“有生于无”说时,王弼同何晏具有相同的看法,并认为王弼是用“体用”关系来解释“无”与“无为”。(同上书,第76～78 页) 这些观点当对汤用彤的玄学研究提供重要的线索。汤用彤最初是以治佛学而名世的,他积十五年之心力(1922 年至1937 年) 专门从事佛教史写作,于1937 年完成《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汤用彤在接下来十年的学术实践活动中,又进一步深刻地体认到玄学与佛学的关系问题,并进而在解决此一问题的过程中创辟了“魏晋玄学”研究这一个新的学科领域。汤用彤通过对于佛学的研究,进而对玄学的研究,导正了人们由于重视佛学因而忽视玄学的倾向。从此魏晋玄学作为中国哲学、思想、文化史上一个相对独立的学科取得了应有的学术地位,受到学者们的高度重视。 汤用彤之所以能在同辈学者所未予重视的学术领域独具慧眼,独辟蹊径,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在于他对文化研究的态度和方法、文化交流的冲突与调和诸问题有深入的思考。汤用彤曾撰有《文化思想之冲突与调和》一文,该文借用文化人类学有关文化移植问题的研究成果以应用于思想的层面,既不同意“思想是民族或国家各个生产出来的,完全和外来的文化思想无关”的极端“演化说”,也不同意“一种文化思想推它的本源总根本受外方影响,而外方思想总可完全改变本来的特性与方向”的极端“播化说”,而同意“以为外来文化和本地文化接触,其结果是双方的而决不是片面的”即“批评派”和“功能派”的观点。基于这种观点,汤用彤认为当外来文化与本地文化接触时必须经过冲突和调和两个过程,这样外来文化才能在本地生根,发挥作用。他以印度佛教传入中国为例,以说明外来文化必须经过很大的改变以适应中国本地文化,成为中国的佛教,才能为中国人广泛接受。他强调“在这个过程中与中国相同相合的能继续发展,而和中国不合不同的则往往昙花一现,不能长久。”由此他得出一个重要结论:“一个国家民族的文化思想实在有他的特性,外来文化思想必须有所改变,合乎另一文化性质,乃能发生作用。”[9]在魏晋时期,佛学是外来文化,而玄学则是当时中国本土文化的典型形态,佛学必须依附于玄学,才能为中国知识分子和普通民众所接受,才能在中国得到发展。为了理清佛学与玄学冲突调和的过程,便必须进一步理清玄学自身的理论根源和学术性质,因此由对佛学的研究进入到对玄学的研究,是合乎逻辑的发展过程。也只有如此,才能更进一步说明佛教中国化的过程。证诸汤用彤作于1940 年的重要论文《魏晋玄学流别略论》更能说明这一点,该论文将魏晋时期玄学家的思想与佛家的教义予以对照以明其异同与相互联系,最后得出结论:“王弼注《老》而阐贵无之学,向郭释《庄》而有崇有之论,皆就中华固有学术而加以发明,故影响甚广,释子立义,亦颇挹其流风。及至僧肇解空第一,虽颇具谈玄者之趣味,而其鄙薄老庄,服膺佛乘,亦几突破玄学之藩篱矣。”[10]这表明佛学首先是依附于玄学才能发展,而僧肇思想的产生既是魏晋玄学的继承和发展,又是佛学中国化的开始。 汤用彤魏晋玄学的研究继续贯彻着他的佛学研究中注重从史实出发的严谨的学术风格。这种研究似乎有两条接近问题的路径,一是通过对佛学在中国出现、演变过程的研究,发现佛学与玄学的关系,进而产生将玄学作为独立研究对象的意识,这是逆推的过程,一是通过对玄学在中国固有学术自然演进过程中是如何形成的研究,发现汉魏之际中国学术起甚大变化,进而确立玄学独特的学术品格,这是顺演的过程。我们可以根据汤用彤《魏晋玄学论稿》的论文编排顺序和发表时间来探究其玄学研究的过程及取得的成就。汤用彤首先通过读三国魏人刘邵《人物志》,发现汉末晋初学术变化的过程及原因,并进而指出正始时期玄学家的学说已开始脱离具体的人物和事物,成为一种“形上学说”。[11]接着他在1940 年发表的重要论文《魏晋玄学流别略论》中更进一步明确了魏晋玄学与汉代思想的根本不同乃在于魏晋之玄学“已不复拘拘于宇宙运行之外用,进而论天地万物之本体。汉代寓天道于物理。魏晋黜天道而究本体,以寡御众,而归于玄极;忘象得意,而游于物外。于是脱离汉代宇宙之论(Cosmology or Cosmogony) 而留连于存存本本之真(Ontology or Theory of Being) 。”[12]他指出何晏、王弼立论“以无为本”之“无”乃是“无对之本体(Substance) ”, “为道之全”。(同上书,第43 页) 由此确立了魏晋玄学作为一种本体之学(本体论)在中国哲学史上的学术性质和地位。不止于此,汤用彤更进一步研究了魏晋玄学在学术方法上的特点,他在完成于1942 年间的重要论文《言意之辨》[13]中指出:“新学术之兴起,虽因于时风环境,然无新眼光新方法,则亦只有支离片断之言论,而不能有组织完备之新学。”[14]这种新方法便是“言意之辨”。他认为,首先,言意之辨如“奥康剃刀”,可以削除汉人之芜杂;其次,言意之辨是玄学作为一种本体之学的内在要求;第三,言意之辨中得意忘言的方法可以“会通儒道二家之学”;第四,言意之辨不仅是理论方法问题,而且也是魏晋士人立身行事的生活实践问题。汤用彤主张:“大凡欲了解中国一派之学说,必先知其立身行己之旨趣。”“魏晋名士谈理,虽互有差别,但其宗旨固未尝致力于无用之言,而与人生了无关系。清谈向非空论,玄学亦有其受用。”“而理论上言意之辨,大有助于实用上神形之别。”[15]汤用彤通过对魏晋玄学的学术方法“言意之辨”的阐述,将之与最能反映玄学的哲学特点的思维方法问题即抽象的“体用有无之辨”,与当时最为人们所关注的社会政治问题即“名教与自然之辨”,以及与魏晋士人最为切身的生活实践问题即“形神之辨”贯穿起来,构成了一个较为完整的玄学研究的基本框架。 汤用彤的魏晋玄学研究不仅指出玄学的学术性质及方法,而且进一步研判玄学的流变与派别及对后世学术的影响。关于魏晋玄学的流别,汤用彤有一个基本的观点决定了他的研判方法,这个观点较完整、准确地体现在他在1947 年作的一个演讲《魏晋思想的发展》中。他认为:“玄学是从中华固有学术自然的演进,从过去思想中随时演出‘新义’,渐成系统,玄学与印度佛教在理论上没有必然的关系,易言之,佛教非玄学生长之正因。反之,佛教倒是先受玄学的洗礼,这种外来的思想才能为我国人士所接受。所以从一方面讲,魏晋时代的佛学也可说是玄学。而佛学对于玄学为推波助澜的助因是不可抹杀的。”(同上书,第112 页) 因此,就魏晋时期而言,汤用彤是将佛学纳入玄学体系之内加以考虑的。在《魏晋玄学流别略论》以及其后之论述中可以看出,他一方面是逐渐将玄学从佛学与玄学的纠缠中独立出来,逐渐清晰地描述出玄学独立发展的轨迹,另一方面是逐渐由简单的时间上的分段及各流别所受学说的影响等外部特征的把握向各流别所具有的理论特征及其内在逻辑关联的分析方向深化。汤用彤关于魏晋玄学的流变与派别的研究为后来的学者以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方法研究魏晋玄学的发展过程提供了重要的线索。 关于魏晋思想的转折及其对后世学术的影响,汤用彤在其作于1945 年的《谢灵运〈辨宗论〉书后》一文中作了某种提示。汤用彤指出自汉魏以来关于圣人理想即圣人是否可学是否可至的问题得以讨论,谢灵运在《辨宗论》中提示关于此问题有两大对立说法,中国传统谓圣人不可学不可至,印度传统谓圣人可学亦可至,而谢灵运采纳了竺道生的“顿悟”说以调和两种不同说法,主张圣人不可学但能至,显示魏晋思想一大转变,不仅下接隋唐禅门之学,而且开创宋明理学圣人可学可至之先河。(同上书,第96～102页) 汤用彤的哲学史研究非常注意时代学术的“变迁之迹”,他的刘邵《人物志》的研究、王弼“大衍论”的研究揭示了由汉代经学向魏晋玄学转折的“变迁之迹”,而他的谢灵运《辨宗论》的研究又揭示了由魏晋玄学向隋唐佛学、宋明理学转折的“变迁之迹”,显示出了他治哲学断代史或专门史的学术特色。 20 世纪三、四十年代的魏晋玄学研究在汤用彤、冯友兰等学者的共同努力之下,依靠他们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切理解,并借助于西方的学术观念和方法,建立起基本的现代学术形态,为后来的进一步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三、二十世纪五十至七十年代 1949年以后,马克思主义逐渐成为中国社会意识形态和时代思潮的主流。侯外庐与人合著的五卷本《中国思想通史》便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对中国古代思想进行系统整理和研究所取得的重要成果,其中由他主笔的第三卷即“魏晋南北朝思想”部分,初稿完成于1949年。侯外庐从思想史的角度对魏晋思想的研究,是将这一时期的哲学思想、逻辑思想和社会思想综合起来,强调对这一时期的社会经济构成以及玄学家社会政治经济地位的研判。侯外庐也注意到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论述两汉、魏晋南北朝哲学思想在篇幅上的简略。[16]因此他在对历史文献的征引和考古资料的挖掘上下了较多的功夫,在论述的具体内容上也作了较大拓展,如论述了豪门士族汉末清议向魏晋清谈的转向,论述了魏晋玄学的主要流派,分别了向、郭注庄的疑案,阐述了嵇康的二元论思想及其与反司马晋活动的联系,论述了葛洪外儒术内神仙的道教思想及以佛教为背景的神灭与神不灭论争的意义。他还从封建政治、封建经济与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的角度,如从魏晋名门的合同离异分析魏晋思想的合同离异,探索了魏晋玄学产生的经济政治根源。这种自觉甚至刻意地将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引入魏晋玄学的研究,在其初期亦产生了别开生面的效果,尤其是将哲学、思想问题同社会政治、经济背景联系起来考察,深化了人们对问题的认识。 然而由于这种研究一开始便具有某种直接地为政治服务的目的,被看作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过程中必然发生的一场思想理论斗争。(同上书,第221 页) 同时在行文上也充满着论战的风格,所以这种研究难免有简单和偏颇的倾向。尤为严重的是这种研究表现出一种对三、四十年代其他学者的研究持强烈排斥和否定的态度。例如该研究认为“近人因了清代学者对于玄学的辩护,颇有为玄学说教者,有的说它是‘几百年间精神上的大解放,人格上思想上的大自由’,比美于西洋史的文艺复兴思想;有的说晋人人格之美,使他‘得到空前绝后的精神解放’;有的说魏晋思想代表精神自由的自然主义;有的说魏晋玄学是内圣外王之学尤精微者;有的说它是中国思想史上最伟大的本体之学。这些论断都是偏见。”[17]由于这种研究对几乎所有于魏晋玄学的文化、哲学价值持肯定态度的学者皆持否定的态度,因此它对魏晋玄学的直接否定也是必然的。 1947 年,苏联意识形态专家日丹诺夫对于哲学史研究的对象,提出了一个定义,他说:“科学的哲学史,是科学的唯物主义世界观及其规律底胚胎、发生与发展的历史。唯物主义既然是从与唯心主义派别斗争中生长和发展起来的,那么哲学史也就是唯物主义与唯
论曹操论《三国志》到《三国演义》曹操形象的转变曹操诗文研究曹操散文研究曹操高陵出土简考论三曹文学论曹操公文写作和历史贡献论曹操统一北方和历史贡献曹操的军事思想曹操的政治思想论刘琨论潘岳论二陆论左思论西晋分封制和八王之乱西晋辞赋研究论琅琊王氏和东晋政治论颍川庾氏和东晋政治论谯国桓氏和东晋政治论陈郡谢氏和东晋政治论刘裕和士族寒族关系论陶渊明十六国邬堡和豪族十六国官职研究论苻坚论北魏平城时代的政治论北魏平城时代的经济崔浩之死文明、孝文改革梁武帝统治思想论宇文泰、苏绰改革
别动不动就问百度哥哥 一点点小事还值得提问？ 可能我这样回答你会觉得不爽
可以通过晚唐诗人杜牧《江甫春》中的名句“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引出佛教当时在中国的兴盛程度，进而阐述宗教教和当时政治的关系。具体的参考资料网上还是有很多的。希望你能写出一篇出色的毕业论文。
这个比较冷门，还是写明清吧
汉语言文学是一门有关语言的专业,其对语言文字的修养及其能力也是相对较高的。下文是我为大家整理的关于汉语言文学的毕业论文范文的内容，欢迎大家阅读参考!
浅谈重视汉语言文学专业教学
【摘要】汉语言文学专业不是应用型较强的专业，为适应当前的就业形式，本文提出从两个角度指导该专业的教学：从实用性的角度，优化课程，强化学生的专业知识结构和强化课程应用性，提高学生本专业的应用能力;从创新的角度，突破专业限制，进行教学内容创新，并重视学生创新思维的构建。这有利于提高学生的专业素质，丰富他们的知识结构，增强其在社会立足的本领。
【关键词】汉语言文学;专业人才;教学探讨
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教学特点
汉语言文学专业很难和一些实用性较强的专业，如工程、建筑、医学、会计等一样获得准确的职业定位，更是很难直接和应用型人才挂钩。它作为传统的人文学科，是体现人文精神的最直接的载体，担当着传承与提升全民语言与文化素质的重任[1]。其主干内容是中外的优秀文学文化遗产，而核心内容则是对人类生存意义和价值的关怀，是对自身、他人、集体、民族、国家，乃至对人类的一种认识与社会责任感。为此，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教学特点在于：所培养的学生主要是从事人的工作的，注重培养学生的人文素养;教学不体现在应用性，而是体现在对社会观念与精神取向的影响上;不注意直接创造可以计量的经济效益，而在于创造无法用数字统计出来的社会效益等。由于社会的进步和当前就业压力的增大，教学实用主义成为了教学的主要目标，对于汉语言文学专业教学而言，也必须进行一些必要的改革，在保持传统的基础之上，积极和社会接轨。
2用实用性理念指导专业教学
《中国大学生就业》杂志给出该专业的就业方向为教师、各类编辑职务、文秘、文案策划人员等。但事实上，该专业的毕业生就业岗位大多集中在政府机关、教育科研、新闻出版、企业公司等中国单位，还有少数人涉足律师、房地产、金融外贸等新兴行业。由此可见汉语言文学专业具有较宽的职业适应性，但同时，由于相关行业存在文秘、新闻、广告、公共管理专业的毕业生，造成了对他们较大的冲击力。从现实意义来看，从实用性的角度指导教学应注意：
2.1优化课程，强化学生的专业知识结构。汉语言文学专业课程包含现代汉语、古代汉语、中国现当代文学、中国古代文学等十余门课程，有必要从以下三个角度对课程进行优化：精简课程内容，每门课都要根据对本领域最新知识结构的分析来设计教学内容，强化核心内容;优化课程结构，按照学科发展的当下高度来考虑学科基础，设计课程内容体系;整合各课程之间的内容，避免内容交叉重复，如写作学和文学概论中的文体学知识。
2.2强化课程应用性，提高学生本专业的应用能力。以就业的观点指导教学改革，就必须讲求专业的实用性，只有这样学生才能在社会上立足。结合该专业学生的就业方向，对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的核心竞争力，即现代“读”、“写”、“说”这三个方面的能力，必须加以强化[2]。该专业的实用性教学应体现在五个方面：古今各种文体的阅读能力，现代各类文体的写作能力，口头表达能力，语文教学能力，信息调研能力等。学校和教师必须精心设置课程体系，安排教学内容，形成本专业课程的应用模块，通过系统的应用技能课程的设置，以保证学生在学校能够提高这五个方面的能力，获得将来从事语言文字工作的应用能力，成为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应用型人才。
3用创新的理念指导专业教学
创新包括教学内容创新，教学方法创新，教学思维创新等。本文强调：
3.1突破专业限制，进行教学内容创新。该专业的学生就业范围较广，但往往不精，竞争力上不如其他专业学生。鉴于该专业的特殊性，教学过程中不必过分拘泥于语言与文学本身，而可以结合汉语言文学的历史发展与就业现状，对学生进行相关职业技能的培养。事实上很多新专业如新闻、广告、文秘，甚至公共管理基本上都是从汉语言文学这个专业发展而来的。因此，在保证专业根基扎实的前提下，应打破人为设定的专业界限，以便更大限度地发挥汉语言文学的专业优势。如教育与教学、新闻传播、文秘与公关、社区文化管理、广告文案等等都可以设计成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应用模块，学生通过这些模块的学习获得动手能力和从业能力。
3.2重视学生创新思维的构建。汉语言文学专业本身要求学生具备丰厚的东方文化底蕴。该专业有极强的文化特征，其教学直接影响学生对汉语的感情，对东方文化的亲合及从中汲取创新精神动力，并影响学生创新素质的形成。因此汉语言教学中必须重视对学生创新思维的构建[3]。首先，教师应有强烈的创新教育意识，思想上要勇于开拓，力求提出独特的、新的教育活动思路，行为上善于探索，潜心实验，不断总结和不断进取。在教学中不能满足做文化的传声筒，要适当的通过文化评论等多种方式激发学生的思维，并对社会文化现象进行思考，如博客，新媒体等多种文化传播方式都可以成为学生思考的问题。其次要勤于思敏于行，发展创新思维能力。教师应以其丰富的知识做背景，在教学中不断抛出新观点，给学生以震撼，激励他们也去发现、思考、创新。可以说汉语言文学专业教师必须在不讷于言的同时，还要敏于行。沉默寡言不是该专业的个性，只有言行结合，才能让学生让自己更自信，更有思考的动力。
参考文献
[1]伍建华.汉语言文学专业应用型人才培养的基本思路[J].2008,(11):204-205.
[2]陈吉猛.汉语言文学专业人文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初探[J].中国电力教育,2008,(9):74-76.[3]丁琴海.大学人文教育的几点思考[J].国际关系学院学报,2007,(3).
解析汉语言文学教学方式创新
摘 要：对于汉语言文学的陈旧的教学方法进行实施改革办法，对于现阶段的素质教育有着非常重要的保证，要求教师在教授基础知识以及讲解的过程中，还要对于学生自身的人文关怀进行加强，对于中华民族悠久灿烂的文化资源进行发展利用，做到学生在对课本知识进行学习的时候，还可以对自身的认知能力进行提高，提高自身的人文素质，成为国家未来发展的栋梁。
关键词：汉语言文学;教学方式;创新
1 导言
随着现代科技的不断发展，给当前的汉语言文学的教学工作带来了新的工作契机。整合古典文学和现代文学的系统知识，创新好教学方法，现代汉语言文学的教学工作才能彰显其独特魅力，不断地吸引学生的注意力，并让汉语言文学教学工作趋于领先的水平。
2 我国汉语言文学教学的现状
2.1学生基础薄弱
汉语言文学对学生的语文素养要求高，尤其是对文言文，要求学生具有较好的理解和表达能力，能自行阅读和理解文言文，如对通假字、同音字等，要求学生有较为系统的文学知识。但我国大学生由于高中进行文理分科，并没有投入大量的精力在语文上，更别说相对晦涩难懂汉语言了，导致我国学生普遍文科基础薄弱。此外，大部分学生对汉语言的兴趣不大，很多是"被选"为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学生，在大学期间也没有通过扩大阅读量等方式提高自己的基础。
2.2教学只注重知识理论而缺乏实践
目前我国很多地区的汉语言文学教学只对书本上的理论知识有要求而对学生的合理利用所学知识的要求很低甚至不作要求。不能否认汉语言文学的理论性很强，但是在这个世界飞速发展的21世纪，理论型书呆子的需求量很小，现在社会更多的是需要知识储备丰富、实践操作能力强的双向人才。教师只要求学生记忆理论知识，会使学生理论和实践严重脱节，实际应用表达水平严重不足，现在的社会需要用言语把自己推销出去，这时候的口语表达水平就十分重要了。简单的说在参加面试时面对面试官都不能巧妙的展示自己的才能特长，怎能赢得面试人员的青睐?口语表达看似简单却是个人素质的全面体现，具备较高的口语能力足以体现一个人的德、学、才、识。所以，我们现在的汉语言文学教学不能单纯的要求记忆理论知识更要强化学生的实践意识及能力。
2.3汉语言文学教学的师资队伍专业水平不够
随着时代的发展，汉语言文学本来就已经渐渐变得冷门，再加上其教学方式传统落后，导致社会中人们普遍对汉语言文学这门学科的研究大幅度减少，所以，能够真正胜任汉语言文学教学的老师一直在减少，而且由于现在社会风气的败坏，导致学校在招聘教汉语言文学老师的门槛一直在降低，所以，有越来越多没有足够资历能力的人进入学校鱼龙混珠。而且，由于学校对汉语言文学这一学科的不重视，给教汉语言文学的老师安排了很多政务，使得老师对汉语言文学的教学变成一种兼职，学校的行政工作非常繁重杂乱，如此繁杂的工作已经导致老师精疲力竭，他们没有更多的精力投身于汉语言文学的教学中去，导致学校的汉语言文学的教学一直荒废，无法进步。
3 汉语言文学教学方式需要改革创新
3.1需要加强学生的实践意识
汉语言文学具有较强的理论性但是也不能一味的进行理论知识的灌输，应该注重汉语言文学的实践性。加强学生的实践性需要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很巧妙的锻炼学生的实践意识。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可以多增加互动，在互动中可以调动学生的参与热情，在参与中实践的能力也能够得到提升。同时我们的教学要把重心由听放到说、读、写上，在课堂上可以随机安排学生进行口语练习，例如可以设置特殊的场景让学生模拟当事人自由发挥随即表演，安排这样的实践活动可以锻炼提升学生的自我表达能力和应变能力，在理论学习中适当穿插汉语言文学实践活动，这样可以很巧妙的将理论和实践结合。也可以给学生布置主题限时演讲、汉字听写大会、诗歌朗诵会等形式多样的课堂活动，提高学生的参与热情，增强学生的自主学习意识，锻炼提高学生的心理素质，更好的与人交流。实践证明学生对于参与性、实践性教学的积极性兴趣高涨，教学效果良好。
3.2对汉语言文学的教材进行改革创新
如今的教育都是以开放教育为主且着重培养实用型人才，所以在教学过程中，一定要注重教学的实践性。首先。我们应该做的是对汉语言文学的教材内容进行改革创新，随着时代的进步，社会的发展，汉语言文学的教材内容应该顺应时代的发展，适应新形势下汉语言文学教学的发展，以必要的理论知识为核心，在教材中融入更多的实践性强的实验应用，注重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以及对汉语言文学的研究能力。
3.3教学过程中要做到理论和实践之间有效的结合
在对汉语言文学的教学过程中，不能单单的让汉语言文学整体的教育方法方式仅仅停留在教育的表面。学校对于汉语言文学进行教学的过程中应当做到推陈出新，一定要打破陈旧传统的汉语言教育方式模式，真正做到提高整个汉语言文学自身教学过程中的社会适用性。在汉语言文学的教学实践具体的过程中，参与教学的教师一定要摒弃陈旧的教学方式，一味的对学生进行灌输知识，采取单一呆板的教学模式，教师要充分的结合讲授法和引导法以及采取探究式的学习方法以及采取小组合作的办法等诸多的形式进行教学，实现教学过程中师生之间的交流和互动。教师应从学生学习兴趣出发，赋予汉语言文学教学新的时代语言，开创新的汉语言文学教学格局，让学生能够从内心深处喜欢汉语言文学学习。
4 结论
汉语言文学的教学方式随着时代的进步和社会对于这方面人才的需要不断丰富和发展，为了提高学生的学习热情带动学习兴趣，老旧的教学方式必须改革创新。汉语言文学的教学中我们应该摒弃循规蹈矩的教学思想，积极的创新的教学方式，让汉语言文学的文化精髓通过创新教学的模式发扬光大。
参考文献：
[1]赵君玉.汉语言文学教学中审美教育的实施[J].才智，2014，07：292.
[2]张晔.当代汉语言文学教学模式之我见[J].中国科教创新导刊，2013，07：90.
[3]徐景宏.论汉语言文学教学策略及教学改革[J].中国科教创新导刊，2013，28：113+115.
[4]次旺罗布.浅析汉语言文学教学改革与创新[J].课程教育研究，2014，06：95.
汉语言文学领域和信息化的结合,是当今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培养全能型汉语言人才的重要途径。下面是我为大家整理的汉语言文学 毕业 论文，供大家参考。
汉语言文学教学中审美 教育 渗透
摘要：汉语言文学是中华民族的伟大瑰宝，可以有效地提升学生的个人人文修养和自我审美意识。在汉语言文学的教学过程中，教师需要结合学生的实际学习能力和审美能力，将审美教育完美地融入汉语言文学的教学中。本文主要以审美教育为前提，详细地从四个方面来阐述了审美教育在汉语言文学教学中的有效开展和完美渗透，旨在更好的指导学生提升自己的综合素质。
关键词：审美教育;汉语言文学教学;渗透性
汉语言文学是高校课程中的重要科目之一，更是素质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教学的过程中，教师要注意将审美教育融入汉语言文学教学活动当中，使学生能通过文学作品来提升一定的审美能力，从而感受中华 文化 的博大精深。
一、挖掘文本中的审美因素，培养学生的审美意识
汉语言文字本身就是一种美，而文学作品也带有自身的审美因素，它们是各个作家智慧与审美的结晶。在汉语言文学的教学过程中，教师要充分地去利用这一点，不能完全的进行“照本宣科”，教师要注意挖掘汉语言文学教学中的具体的内容和字眼，组织学生体会其中的内涵和延伸意义，观察作品中所使用的文学表现形式以及文学作品内在的结构，从而去挖掘作品中的审美因素，以此来吸引学生自主地去发现作品的美，从而情不自禁地产生审美意识，在这日积月累的过程中来提升自己的审美的能力。比如，在古代文学《唐诗三百首全卷》中李白的《行路难》中，诗人用“冰塞川”、“雪满山”来象征人生道路上的艰难险阻，大有比兴的意蕴。试想，一个怀有伟大政治抱负的人物，在受诏入京、有幸接近皇帝的时候，却不能任用，被“赐金还山”，变相撵出了长安，这不正是遇到了冰塞黄河、雪拥太行吗?后“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这句话，诗人更是借助云帆、长风以及沧海这样的意象，来描述出了诗人美好的愿景，忽隐忽现的云帆正在他心中的憧憬。教师就是要注意挖掘教学内容中的小细节，来培养学生的审美意识。
二、注重教学中的方式革新，激发学生的审美兴趣
若要在汉语言文学的教学活动中不动声色地渗透审美教育，首先教师要对汉语言文学教学的方式进行一定的创新;同时还要结合学生个人的认知水平和身心发展来展开教学，让学生自主参与到其中。在教学的过程中，教师可以增加一些互动的环节，从而来调动学生的参与热情。我们的教学要把重心由听讲放到理解上，在课堂上可以随机安排学生进行部分作品初理解的分享与交流。只有在汉语言文学的教学过程中采取多样化的教学方式，才可以在潜移默化的影响中激发学生的审美兴趣。例如，在汉语言文学教学活动当中，可以通过将名人 故事 教学法、多媒体教学法等教学方式来融入汉语言文学教学活动中。像讲到新月派的现代格律诗的时候，谈到了《徐志摩诗集》，学生可能因为之前了解他因接受过西方的教育，擅长写一些浪漫的诗文，如《再别康桥》。但是理解还是浅层次的，那么我将徐志摩的一生在不同的时期遇到的不同女人而写作风格的不同变化一一呈现开来，徐志摩与张幼仪、林徽因、凌淑华、陆小曼四个女人之间的 爱情故事 以及作品的不同特征讲，学生听的也入迷，自然也会激发去自主阅读更多的格律诗歌。
三、利用作品内的作者情感，锻炼学生的审美鉴赏
不同的时代有着不同的文学，也因为不同的作家给我们文学的世界带来了不一样的审美景观。汉语言文学中很多作品中所描述的场景或意境，无一例外都是作者真实的生活经历或者内心写照，带有着强烈的时代感。因此，教师在进行汉语言文学教学的过程中，不仅仅是解读作家的文学作品，而是要解读作家本身的情感。通过作品帮助学生走到作者所描述的意境中，去感受作者当时在写作时的某种情感。要体验到作者所要表达的文学内涵和深刻情感，就靠教师对于学生审美鉴赏的锻炼了，以此方可追求更深层次的美。比如，在1980年的中国文学就是倾向于对于历史的沉思，以至于整个时代的主旋律为审美中的沉思。通过作家创作的角度看出，历史的沉思以及政治的拨乱反正也正是赋予文学创作的心灵呼唤。像卢新华的《伤痕》，高晓声的《陈奂生上城》、柯云路的《新星》、张宇的《疼痛与抚摸》等，在这些作品当中，作家的感情是充分流露出来的。正是由于对人生解放的追求，以及对直面人生的审美沉思，才使得那个年代的作品富有了独特的意味和自身的特点。教师可以教学生从作者的感情入手，来锻炼审美鉴赏。
四、引导学生来自由想象，提高学生的审美能力
一定的文学作品其实都是作者内心思想感情的物化。很多教师在进行汉语言文学讲课的时候过于重视一些纯粹地理论性知识，忽视了学生的实际生活和自身实践，这样就导致了整个文学课堂的“满堂灌”现象和全班学生的“有口说不出”的尴尬境地。在汉语言文学的教学活动当中，教师一定要借助熟悉的实物或者情境，联系学生的日常生活，避免纯粹的理论呈现，使学生能够对汉语言文学产生深刻的理解和认识，发散学生的思维能力和想象能力，提升学生审美能力和观察能力，真正达到审美教育的目的。比如，在曹雪芹《红楼梦》中，其实有很多地方就是通过梦境来表现了主题和人物心理的场景，教师可以引导学生进行大胆的思维拓展，站在作者的角度进行遐想。像中间秦可卿将宝玉安排到自己卧室，然后宝玉就做了梦，梦中与可卿有了儿女之事。让学生通过这个场景来猜想秦可卿这个人物。就有同学说，这个人物应该是有原型的，是曹家实有的一个袅娜纤巧的人，而雪芹可能在少年时代也曾被她所痴迷，长大后通过理性的分析，出来了红楼梦中的可卿。苏霍姆林斯基曾经说过：“没有美育的教育就不是教育。”所以，在学习汉语言文学的过程中，教师一定要充分利用文学的优势和特点，对学生进行一定的审美教育，培养学生的审美情趣，提高学生的综合素养。
参考文献：
[1]徐武生.浅谈语文教学中如何进行审美教育[J].现代语文：教学研究版,201(24)
[2]王尹华.汉语言文学教学与审美教育刍议[J].北方文学,201(52)[3]师会敏.美育视野中的文艺学课程教学改革[J].教育与职业,201(335)
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写作能力培养思考
摘要：写作能力是当今社会判断汉语言文学专业人才的一个重要标准，也是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的一项专业技能以及进行日常学习的一个基本要求。本文将通过几个方面就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写作能力培养 方法 进行分析探讨。
关键词：汉语言文学;写作能力;关键问题
汉语言文学专业面向就业方向比较广泛，涉及教育、传媒、出版、文秘和行政管理等行业，社会需求量也相对较大，而这些岗位对就业人员的重要要求就是具备较强的写作能力，即便是在信息化飞速发展的今天，写作能力也不能被信息技术所取代，所以，加强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的写作能力成为社会发展需求的一个必然趋势。
1注重教学的长效机制，开启写作系列课程
随着科技进步，我们越来越多的学生是在互联网的影响下成长的，而传统的教学模式已经显得难以适应当下的发展。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写作能力的培养，应该跟上社会发展的节奏，不能仅仅局限于大一对学生写作能力进行远达不到目的的加强培训课程，需要针对汉语言文学专业传统教学模式中仅开一门基础课、并只开一学期，在有限的课时内根本无法达到提高学生写作能力目的的方式作出改变，重新建立更具科学合理性的有效教学方案。注重将课堂的专业知识与课外知识相结合，设置写作系列课程，将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的写作训练从大一一直贯穿到大四，形成具有长效机制的写作能力提高教学模式。
1.1培养基础技能。
在大学的第一年，首先要培养学生“会写”的基础，培养学生基本的写作能力。这一阶段主要是讲授基本的写作理论知识，培养学生广泛阅读优秀作品的好习惯，在长期阅读中积累素材，拓宽自己的视野，加强学生对 文章 的理解和欣赏力。在这个阶段里奠定基本的写作理论，引导学生进行自由的写作训练，题材不限，形成长效训练机制。倡导学生组成兴趣小组，积极对写作技巧进行沟通交流，通过基础训练的积累和点评，奠定良好的写作基础。
1.2进行技能训练。
在大学第二年，对学生的写作技能进行重点培养。教师可以设置专项训练，让学生们在其中对写作要求进行理解和掌握，比如：写作的基本内容包括什么样的文体?涉及怎样的写作风格?内容要以什么样的情绪呈现?接着训练学生对文章的猜想构思能力、应用分析能力、抒发表达能力、素材积累应用能力等。通过这样的方式来进一步加强学生对不同文体的写作能力，包括应用文写作、新闻写作、文学创作等。
1.3进行技能提升。
大学的第三年，要对学生进行时间的合理分配进行指导，在这个阶段中有效提升自己身的专业技能。通过前面两年对专业知识的认识和积累，通过拓展来提升自己对文学的鉴赏力。通过多种文体以及不断的写作练习，提升不同文体的写作技能水平，包括诗歌、小说、 散文 、戏剧等文学体裁的写作。要对自身所学到的专业知识进行充分利用，加强评论性文体的写作实践，通过多次的训练，不断提高自身对多种文体的写作能力，从实践中找到写作的技巧。
1.4写作成果验收。
大四时大学的最后阶段，学生要利用好自己所学到的专业知识技能独立完成毕业论文的写作。老师通过学生完成的毕业论文的反馈信息来评定学生是否具备较强的写作应用能力，例如：学生可以通过实习实践，对自身的应用文写作水平进行实战演练，最后以毕业论文的写作来考究学生的写作能力。老师可以推荐一些高素质的学生在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在利于学术交流的同时留下有利的参考资料。
2灵活运用有效的教学方式，增加教学趣味性
全国各大高等院校中对汉语言文学专业写作课程所应用的教学方式不具备统一性，比较多样化，但其中大多数的教学方式都能够取得一定的成效。范例教学是多年教学实践得出能够有效提升学生写作能力的 教学方法 之一，那么什么是范例教学呢?就是把教科书中的写作理论与课堂讲授的内容进行有效地融合，让抽象的概念以实际应用的例子具象化。通过将枯燥无味的理论知识变为生动有趣的实际应用来讲授知识的教学方式来活跃课堂的氛围，充分调动学生的课堂积极主动性，扭转学生惯有的消极学习的状态。只有让学生主动进行学习，才能够达到提高课堂效率，提升学生写作能力的目的。例如：在进行基础写作和文学写作的授课时，应当注重将写作课程与其他文学课程进行融合讲解，在写作课程讲授中引入古今中外文学的精华知识，有效地结合文学与写作理论。具有很强规范性的写作中，无论是技能性较强的应用文写作，还是实践性强的学术论文写作，都应从经典的 范文 中提取相应精华和写作理论，在进行相应知识授课前使用适当的例文铺路，让学生对相关写作理论有感性认识，讲解结束后通过范文来印证写作理论，加深学生的理解和认知，通过这样的方式不仅提高学生的写作能力同时让学生写作更规范。
3建立写作评价体系，培养学生写作的积极性
对学生的写作进行客观的评价对学生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因为科学客观的评价不仅能够帮助教师得出写作教学过程中效果和问题的精确反馈，对今后改进和提高教学质量做出正确的判断，还能够让学生对自身的写作水平进行一定的了解，认识自己在写作中的优点和缺点，能够通过与老师的交流思考写作改进的方法，激发学生对写作的热情，在评价收到的信息中不断地完善自己。因此，科学客观的写作评价体系的设立是非常有必要的。写作课程也分多种，并且各有不同，那么对他们之间的评价也应当是存在差异的。写作评价体系设立完成后，要求教师和学生都按照相应标准对写作进行客观的评价，可以让学生进行 自我评价 ，分小组进行互相评价，以及教师综合评价。对评价的结果进行公布和点评讲解，对学生差异个体进行尽量全面的 写作指导 ，整体提高学生的写作水平，让学生能够在点评和指导中对自身进行改进。
4结束语
总之，为了让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学生更好地融入到社会中，就要采取有利的方法来提高学生专业的基本技能，培养国家需要的人才，使学生具备较强的写作能力不仅能为学生就业铺就顺畅的道路，也能够提升学生自身的素养。
参考文献
[1]王林.基于系统论的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写作能力培养[J].唐山学院学报;2012(4)：97-99.
[2]徐渊.强化写作能力培养汉语言文学专业创新人才[J].学理论;2011(10)：226-227.
[3]黄悠纯.汉语言文学专业写作能力延续性训练的探索与改革[J].湘南学院学报;2011(6).
汉语言文学教学优化策略
【摘要】新媒体时代背景下，汉语言文学教学既有发展机遇也存在发展困境。优化新媒体背景下汉语言教学发展的策略是：规范汉语言教学方式，引导学生正确看待网络流行语;基于网络平台提升学生对汉语言文学学习的主观能动性;建立多元性和多样化的合作式教育方式。
【关键词】新媒体时代;汉语言文学教学;发展困境;优化策略
汉语言作为人们交流、互动的重要载体，如今其发展已逐渐呈现 出国 际化的趋势。网络时代的到来，新媒体的出现，汉语言文学的教育体系，大学生文学素养的提升均具有了新的特色。本文就新时期汉语言文学的发展问题展开了研究与讨论。
一、新时期网络环境下汉语言文学发展的困境
1、网络流行语的冲击
网络流行语是在新媒体时代，网络日益普及的情况下，人们在日常工作、学习的基础上，在通过网络交流过程中逐渐形成并流行的语言。其主要在汉语言词汇的基础上，通过语法结构、用语习惯等的改变，从而形成了幽默诙谐的网络流行语。一方面，网络流行语的形成在一定程度上是对于汉语言的一种创新，将部分汉语言赋予了个性化的特点。能够更加形象生动的反映生活中、社会上的部分现象与问题。比如网络流行语“喜大普奔”，其是喜闻乐见、大快人心、普天同庆、奔走相告四个 成语 的缩略形式，体现了一种愉悦、激动的心情。网络流行语的传播具有新的特点，其表现出了跨越时空、数字化、网路化的特点。实践中，越来越多的人们习惯于通过微信、QQ、微博等现代多媒体网络平台交流与互动，网络语言的出现使人们之间交流更加多样化与富有活力。[1]另一方面，网络语言的出现对于汉语言文学的发展带来了一定的冲击与不利因素。因为网络语言的形成有时往往与严格的汉语言语法结构、造词规律有不符合之处，未遵循正确的汉语言用语规范。对于汉语言文学的发展具有消极的作用，尤其对于正处于学习、贮备知识的青少年而言，会对其使用正确汉语言的习惯产生一定的误导，在一定程度上更不利于 传统文化 的弘扬与发展。[2]
2、受众地位和作用的变化
在信息化时代的今天，与以往相比较而言，使得受众地位和作用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实践中，人们在交流过程中，越来越多的依赖于电子传媒载体，随着网络流行语的形成，人们使用汉语言的方式与习惯体现出更加随意的特点。在多媒体的影响下，部分人往往出现了提笔忘字的现象，传统博大精深的书法艺术与汉字魅力逐渐被人们忽视。长此以往，会影响到汉语言文学的健康、可持续发展。多媒体的出现，人们的在网络上发言的权利与用语方式受到很小的限度与制约，同时更多的年轻人已成为了主要的力量，汉语言受众地位与作用的变化，不利于正确汉语言 思维方式 与规范的形成，对于优秀汉语言人才的培养产生不利影响。
3、汉语言文学教学知识脱离现实生活
在新时期的今天，传统的汉语言文学教学方式已不能适应新的教学环境与内容。传统的汉语言文学教学方式仍然体现出了只重视理论知识、课本知识，缺乏课堂互动与实践性不强等特点。新媒体时代，大学生的阅读习惯与汉语言思维习惯由于受到多媒体的影响，都发生了一定程度的影响与改变。在网络时代的今天，在汉语言文学的教学过程中，教师应该注重汉语言与新媒体之间的融合，加强课堂上教师与学生互动的效果，注重新时期大学生正确汉语言文学思维方式与习惯的形成与培养。同时，培养学生系统理论知识的同时，注重分问题、解决问题实践能力的培养，将汉语言文学的教学与现实生活紧密结合。
二、汉语言文学传播在网络平台资源中的特征
1、运用网络教学资源的多样性和便捷性
在知识经济的今天，新媒体迅速发展，对于汉语言文学的教学产生了一定的影响。首先，汉语言文学的教师要与时俱进，善于利用、搜集、整合有利于教学的各种网络资源，是汉语言文学的教学课堂更加的生动化与形象化。在课堂上可以通过网络视频、图片、数据等多种题材展现、分析汉语言文学所涉及到的各种人物特点、故事背景等，充分实现网络资源的优化与共享。同时，教师可以提出网络中比较 热点 的问题，从传统文化的角度，引导学生组成各小组展开讨论，交流。老师对于大家的观点进行点评与评析，加以科学的引导。是思想火花的碰撞，有利于大学生思维方式的培养，口语表达能力、思辨能力的锻炼与提高。
2、网络教学资源的可塑性
目前，我们可以通过网络上的教学资源，严格按照教学大纲来进行编排，这样就可以打破一定的结构顺序进行整合。换种角度看，就是可以作为一个汉语言文学知识的数据库而存在。如，我们可以加强汉语言文学口语知识的练习，将诸多名家口语集锦放在专门的地方，通过网络平台将自身所需的资料进行整合，最后才能更好地变成自身的知识库。在教学过程中，可以在汉语言文学课堂上进行相关的练习解读。[3]
三、优化新媒体环境下汉语言文学发展的具体策略
1、规范汉语言教学方式，引导学生正确看待网络流行语新媒体时代，面临网络流行语对于汉语言文学发展的影响。汉语言文学的教学应当规范教学方式，对于大学生普遍使用网络流行语的现象予以积极正确的引导。网络流行语的形成与发展呈现出良莠不齐的现象，符合汉语言规范、能够形象反映社会现象的网络流行语是对于汉语言的发展与创新，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借鉴与学习，丰富日常用语。然后对于那些不符合汉语言规范、不文明的网络流行语应当坚决的杜绝，引导学生树立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意识，加强传统优秀文化的学习与弘扬。[4]
2、基于网络平台提升学生对汉语言文学学习的主观能动性
现阶段要想更好地促进汉语言文学专业的稳健发展，我们就必须要紧密依靠网络平台，打造现代化的汉语言文学。而且，汉语言文学教学模式的变化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所以，当务之急，便是如何来促进多媒体 网络技术 为汉语言文学发展奠定基础，如何来促进学生知识的建构，这些方面都是显得越来越重要。
3、建立多元性和多样化的合作式教育方式
在传统的汉语言文学教学过程中，一般都是采用老师为主导，同时进行单方面的知识传播，这样对这门应用型很强的学科是非常不利的，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汉语言文学的发展。为此，只有在网络环境开放的情况下，逐步建立一个多元性和多样化的合作式教育，学生才可以通过网上将自身所遇到的问题反馈给老师，并在教师的指导下进行学习。网络时代新媒体的出现与发展，对于汉语言文学的发展提出了一定挑战。本文对于网络时代汉语言发展困境、特点的研究与讨论，提出了相应的对策与建议。新时期汉语言文学的可持续发展，需要汉语言文学教师与学生的共同努力，首先教师要与时俱进，接受新事物并对新事物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引导学生以正确的态度认识、对待网络流行语、丰富汉语言文学知识。学生无论是在日常的学习过程中，还是生活用语中都应注重汉语言的规范性与规律性。
【参考文献】
[1]黄践.论汉语言文学应用型人才的培养[J].吉林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3(3)60-64.
[2]吴玉成.对目前党校汉语言教学培训中存在问题分析[J].考试周刊，2014(53)30-49.
[3]汤玫英.网络语言创新的动因及其不当取向.河南师范大学学报，2010(04).
[4]高岭，土宁宁，马骏鹰.《汉语言文学专业课程实践性教学的研究》课题研究 报告 [J].北京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8(02).
有关汉语言文学毕业论文推荐：
1. 汉语言文学毕业论文精选范文
2. 关于汉语言文学专业毕业论文范文
3. 有关汉语言文学专业毕业论文范文
4. 关于汉语言文学毕业论文范文
5. 汉语言文学专业论文
6. 关于汉语言文学本科毕业论文范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