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馆》的戏剧结构是独特的，称为"图卷戏"。作品没有一个完整的情节线索，没有贯穿始终的矛盾冲突，而是以众多人物的活动带动情节的发展。曹禹的《雷雨》与老舍的《茶馆》反映的社会时代接近，都是话剧形式，但结构特点却截然不同。《雷雨》采用的是紧凑集中的戏剧结构，作者巧妙运用了"回顾"和"穿插"的方法，把"现在的戏剧"和"过去的戏剧"交织在一起，充分表现周鲁两家的矛盾冲突尖锐集中，剧情发展紧张激烈。《茶馆》第二幕出场的人物有30多个，有台词的近20人，但这些人物没有明显的主次之分，每个人的台词都不多，在茶馆中一闪而过，各自说着自己的事情。剧中人物的活动，都是截取他们在茶馆中的一个横断面。这无数个画面组织起来，便构成了一幅卷轴画，随着剧情逐步展开。曹禹的《雷雨》人物不多，却关系复杂，有主有次，人物的语言动作都围绕着同一个矛盾展开。30多年间周鲁两家的矛盾始终
老舍茶馆，是以人民艺术家老舍先生及其名剧命名的茶馆，始建于1988年，现有营业面积2600多平方米，集书茶馆、餐茶馆、茶艺馆与一体的多功能综合性大茶馆。在这古香古色、京味十足的环境里，您每天都可以欣赏到一台汇聚京剧、曲艺、杂技、魔术、变脸等优秀民族艺术的精彩演出，同时可以品用各类名茶、宫廷细点、北京传统风味小吃和京味佳肴茶宴。自开业以来，老舍茶馆接待了近47位外国元首、众多社会名流和200多万中外游客，成为展示民族文化精品的特色“窗口”和连接国内外友谊的“桥梁”。 前门四合茶院是老舍茶馆弘扬京味文化和茶文化的又一崭新手笔。它以古老经典的北京传统建筑四合院为形，以博大精深的茶艺之道为神，融合雍容贵气的京城之韵，创造了一个您梦想中的茶艺馆。在这里，只有悠闲与宁静，只有轻松与自在，听悠扬的古筝，看精湛的茶艺表演，品馨香的好茶，享茶中偷来的半日悠闲。 老舍茶馆地处前门，是寸土寸金之地。内部的装饰格调以传统的中式装饰为主，颜色较深，宫灯、红木桌椅及舞台古色古香，营业面积及茶桌数都有相当规模，在这里，可以饮茶也可以点菜，还有烤鸭供应，提供的服务品种较齐。老舍茶馆另外一个特色就是佛教的色彩较浓，进门及各层平台均有佛像供奉。 上老舍茶馆饮茶要到三楼，茶叶的品种以花茶、绿茶为多，茶水服务以杯茶（盖碗为主，兼有乌龙，大约有二十余种茶品），配茶的小点心是自制的，品种较多，有一定的特色。 老舍茶馆的客人以外国游客和旅游者为多，在每周的一、三、五下午有戏迷乐活动及京剧演唱，晚上的戏曲及杂技表演17：40开始，票价40元人—130元人，内容有双簧、单弦、京剧彩唱等，精彩热闹，家里要是来了外国朋友或是外地亲戚，老舍茶馆不失为一个招待的好去处。 地 址： 前门西大街3号楼 营业时间： 11：30—21：30 茶位费： 每位10元起，以盖碗为主，单间均加收100元。 每周的一、三、五下午有戏迷乐活动及京剧演唱，晚上的戏曲及杂技表演17：40开始 晚间演出： 40元位—130元位 提起“老舍茶馆”，不但在京城妇孺皆知，就是在外埠，甚至在国外，知道这个字号的人也不少。“老舍茶馆”已然成了北京这座六朝古都和国际大都市的“城市名片”。 现如今，京城的大小茶馆有五六百家，为什么只有老舍茶馆享有“城市名片”的美誉？一是因为它由二分钱一碗的大碗茶起家，是改革开放以后，京城开的第一家新式茶馆。二是因为茶馆以老舍先生命名，老舍先生是京味文化的代表之一，有很高的知名度。三是因为老舍茶馆有味儿。什么味儿？当然是京味儿了。人们进茶馆不单是品茶味儿，还要品其中的文化味儿。这两样儿老舍茶馆全占了。所以说它不出名谁出名？ 当然，老舍茶馆能在京城享有美誉，除了以上说的三点，还有一点不可忽视，那就是茶馆的创办人尹盛喜先生的口碑和知名度。说老实话，尹盛喜的大号，在京城是与老舍茶馆分不开的。人们提起老舍茶馆，自然会想到尹盛喜，同样，说起尹盛喜，也会同时想到老舍茶馆。如果说老舍茶馆是形，那么可以说尹盛喜是它的魂。换句话说，没有尹盛喜，就没有老舍茶馆。没有老舍茶馆，尹盛喜也不会有这么高的声望。尹先生已于2003年6月作古，但老舍茶馆还在，仿佛尹先生还活着。人们到老舍茶馆，依然会对尹先生的为人和事迹津津乐道，人们并不觉得尹先生“走”了。一个人的名字和形象能与一个茶馆如影相随，古今中外恐不多见。 尹盛喜的名字最初是与二分钱一碗的大碗茶联系在一起的。1979年，改革开放之初，人们的市场经济意识还处于朦胧状态，老尹就带领一帮待业青年，在前门大街支起了茶摊。此举轰动一时，自然老尹也以改革开放的典型上了报纸、上了电视。由茶摊到茶馆，老尹花了将近8年时间。人们不难想象一碗茶二分钱，积累起开茶馆的资金，要付出多少辛苦和血汗。“抗战八年”，老尹挺过来了。1987年11月，当老舍茶馆举行开张仪式时，人们为这个茶馆的开张不禁眼前一亮。要知道当时偌大的京城还没有一家像样的茶馆。老尹又成了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老舍茶馆创办之初，我曾采访过老尹。尽管茶馆开张以后，有许多文化名人和艺术界的名家来捧场，有几位中央领导也有市政府、区政府的头头脑脑作陪，光顾过茶馆，但是茶馆的经营状况并不理想。有些媒体对茶馆的茶份儿钱提出异议，认为老舍茶馆的门槛太高了，平民百姓进不来，老舍茶馆不是平民茶馆。说老实话，老尹当时的心理压力很大。时代变了，社会进步了，人们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越来越高，文化需求也越来越多样化。北京的茶馆应该开成什么样的？老尹为此进行了长时间的思索。 我曾跟老尹深聊过，发现他当时的心情非常复杂。一方面，他难以割舍二分钱一碗的“大碗茶情结”。另一方面，他试图办一座能充分展示京味文化，具有一定档次和品位的现代化茶馆，并使它成为城市文化的一个“窗口”。这两点完全融合在一起很难。老尹是老北京人。老北京的茶馆很多，旧京茶馆主要有五大类，即大茶馆、书茶馆、棋茶馆、野茶馆和二茶馆。这些茶馆跟南方的茶馆茶楼比起来，条件非常简陋，两间小屋，几个方桌条凳，支上炉灶，置把大茶壶，就可以开个茶馆。野茶馆指的是郊外或城乡结合部的地界，支个棚子，摆几个小方桌，招揽过客歇脚打尖儿，也是一个茶馆。这种老式茶馆用现代文明的眼光看，已然落后，尽管这些老式茶馆很有味道。但是让现代人到这种光线昏暗，烟气缭绕，声音嘈杂的地方，就着尘土飞扬去喝茶，显然是与现代生活是脱节的。老尹是经过深思熟虑之后，才选择了后者，即，要办一座既有京味文化特点，又有现代生活气息的茶馆。现在看来，他的这一选择是对路的。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因为有了老尹创办的老舍茶馆的模式，才有后来京城各种体现茶文化的新式茶馆的出现。 老尹为办好老舍茶馆是倾尽全力的，为此他付出了大半生的心血。他把老舍茶馆作为展示京味文化的大舞台。这些情况，我们能从这本书的内容领略到。本书有大部分章节讲述的是老舍茶馆的茶道、茶艺、茶缘、茶文化，细节详实具体。读之，我们会感受到当年老尹创办老舍茶馆的良苦用心和老舍茶馆所具有的文化内涵。 老尹生前以老舍茶馆为旗号，成立了商贸集团，把买卖做得不小。集团搞过商业贸易，搞过珠宝生意，搞过旅游产品的开发，搞过饭店酒楼，也搞过雷锋纪念馆等社会公益事业。但不管做什么买卖，他都以老舍茶馆为主业，没忘自己的老本行。这种“茶馆情结”，一方面说明他对古都文化的热爱，另一方面也表明他始终没忘本。现在老尹的“茶馆情结”正在被他的女儿尹智君所延伸。尹智君属于新时代成长起来的年轻人。尽管她对老北京文化的了解没有父亲老尹深，但在父亲身边，耳濡目染，加上她本人也是在胡同长大的，又接受过系统的高等教育，所以她也像父亲那样对北京文化充满了热爱。这种热爱已经融入到她接手老舍茶馆后的一系列经营理念中。小尹不论在思想观念，还是在对传统文化的理解厚重度上，都不比自己的父亲差。真应了那句老话，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更比一代强，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讲究味儿，讲究新意。这是尹智君经营老舍茶馆的路数。接父亲的班不久，她便认认真真地考察了京城的茶馆现状，接着又找专家、请顾问，虚心求教，很快她得出一个结论：办茶馆既要保持特色，又要与时俱进，绝对不能墨守成规，一成不变，吃父亲的老本。 她的胆儿似乎比父亲还大。2002年，她投资100多万元，全面改造了原老舍茶馆的二楼，愣是在二楼盖起一个“四合院”。古色古香的四合院茶馆开张后，吸引了八方茶客。接着，她又投资几十万，全面开发北京小吃，什么做爆肚、羊头肉、面茶、驴蹄烧饼、奶豆腐的等等小吃名家，都被她请到老舍茶馆。这些举措，不但充实了老舍茶馆原有的文化内涵，而且在文化的外延上得到了扩展，使人们在品茶之余，既可听大鼓评书相声，以悦其目，又可品尝到地道的风味小吃，以饱口福。小尹办茶馆确实爱动脑子，而且有许多创新。当然，尹智君的这些举措只是刚刚开始，按她的思路，将来要把老舍茶馆办到外地去，甚至要走出国门。这些，我们在这本书中都能体味到。为老舍茶馆写本书，是尹盛喜先生生前的一大心愿，现在他的这一心愿，被自己的女儿尹智君实现了。这本书洋洋洒洒十多万字，引经据典谈茶道说茶事论茶经，娓娓动听谈老舍茶馆的经历和轶事，内容翔实具体，语言平实朴素，对我们了解老舍茶馆，以及如何开茶馆，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当然，本书也有遗憾之处，比如没有写出老舍茶馆的创办人尹盛喜先生的精神世界和他的人格魅力。没有写出尹智君接父亲的班以后，以一种崇高的使命感，如何使老舍茶馆再度辉煌的感人经历。当然此书是专门写茶馆的茶事，为老舍茶馆宣传，不可能面面俱到。我想如有可能将来写一部尹盛喜先生与老舍茶馆的书，以写老尹这个人为主，一定会更精彩，更吸引人。一个人“走”了，留下一座茶馆。一个人“去”了，他的名字却跟一个茶馆联系在一起，让后人念念不忘。这也许是一个人死后最好的纪念碑。 一个人“走”了，他还活着。因为他开的茶馆还在，人们在喝茶品茶时，会想起这个人，会念叨这个人。这也许正是一个人的生命价值所在。 从这两点看，老舍茶馆值得一说。尹盛喜先生值得一书。 老舍茶馆，陈设古朴、典雅，京味十足。大厅内整齐排列的八仙桌、靠背椅、屋顶悬挂的一盏盏宫灯、柜台上挂着标有龙井、乌龙等各式名茶的小木牌，以及墙壁上悬挂的书画楹联，使游客感觉如同进入一座老北京的民俗博物馆。 老舍茶馆每天吸引着大量的客人—既有来自京城的老戏迷、也有来自全国各地的旅游者、以及慕名而来的外国客人。茶馆开张至今，马三立、谢添、于是之、骆玉笙、李维康等著名艺术家都曾在此登台演出。作为北京一带民俗文化的汇积地，茶馆内每天还上演地方优秀传统节目，如关学增的北京琴书、孙书筠的京韵大鼓、马增惠的单弦、马玉萍的河南坠子等。老艺术家们的演 唱，使观众在欣赏之余感受到了京味民俗文化的醇厚。曾几近失传的含灯大鼓（演员口里含着点燃蜡烛的灯架进行演唱的形式）和双簧等民间艺术在这里也得到了新生和发扬。 在“老舍茶馆”，不仅每晚都可欣赏到来自曲艺、戏剧等各界名流的精彩表演，还可以参加琴、棋、书、画和“戏迷乐”等诸多文化活动。老舍茶馆还组织成立了自己的茶艺表演队，进行乌龙茶、农家茶、茉莉花茶等各类名茶的茶艺表演。近年来，老舍茶馆又成立了“大碗茶酒家”，酒家特聘百年老店“晋阳饭庄”和“全聚德”名厨主理，包括京、晋、鲁三种风味，种类繁多、品味上乘，且具有地方风味特色。 老舍茶馆不仅为游客提供了一个展示中国茶文化和民族艺术的场所，同时，也是吸引国外观光游客的一道亮丽的风景线。美国前总统布什、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日本前首相海布俊树、俄罗斯前总理普里马科夫、柬埔寨首相洪森、泰国公主诗琳通等各国政要都曾是这里的座上宾。 老舍茶馆营业面积1500平方米，可以同时容纳250人观看节目；大碗茶酒家营业面积500平方米，可以同时容纳 150人就餐； 楼下门前设有停车场，可以同时容纳百余辆车。 集品茶、饮食、赏戏、表演等经营内容为一身的老舍茶馆，现如今已是中外宾客旅游的一处新名胜，并且成为享誉海内外知名的文化品牌。
吴雅真出生于厦门，在永定插过队，在龙岩山歌剧团当过演员，还在福建省博物馆做过讲解员。1990年，位于福州市西湖边上的福建省博物馆（现为福建博物院）联合几家单位，创办了福建乃至全国首家茶艺馆，名为福建茶艺馆，作为福建对外文化交流的窗口，福建茶艺馆是不以赢利为目的的，福建省政府还下拨了10万元专项基金，主要是为了挖掘、弘扬福建的茶文化。福建茶艺馆饱含文化韵味，馆中有北苑楼、蔡襄碑亭、闽南厅……还设立了茶史长廊、茶具展示厅、茶艺表演台等。当时从复旦大学历史系毕业的吴雅真全程参与了创办过程。毕业论文写的是《历代饮茶习俗初探》的吴雅真，对茶有着深入骨髓的情愫，面临这样的机会，她发挥出了自己的全部能量。深入民间挖掘茶艺表演当时不仅福建，放眼全国茶馆，如北京老舍茶馆、四川茶馆，里面只有说书、神侃的，哪有茶艺表演的呢？到民间去，尤其是与潮汕邻近的诏安去，向民间茶人学习，是不是可以学习到什么？时年已经40岁的吴雅真直奔诏安，果然，民间茶人并没有让她失望。“当时，闽南一带的功夫茶也有了泡茶程序，但是比较粗糙，茶叶也连梗带沫，要先放到一张纸上去，慢慢地抖呀抖，抖掉茶沫后，才能放到壶里去，免得壶嘴被堵了。”整整一个月，吴雅真都流连于诏安一带的乡间，与当地茶人进行了一次亲密接触。工夫不负有心人，回到福州，吴雅真创建了“闽氏功夫茶泡茶程序”（也叫“福建功夫茶”），一共18道程序，便是如今我们熟悉的“高山流水、乌龙入海、关公巡城、韩信点兵”等。1989年，福建省派代表去参加首届全国茶文化展示周，吴雅真在会上的“闽氏功夫茶”茶艺表演技惊四座，最后被挑中作为代表与台湾省代表队进行交流。1990年，在第一届国际茶文化研讨会上，吴雅真被评为“中国茶道表演艺术家”。1993年，吴雅真下海，与志同道合的茶人王幼雄先生――一位旅居新加坡热爱祖国、深谙茶道的成功商人创办了当时福建省最有影响力的茶艺馆“别有天茶艺居”，这也是全国第一家面向普通百姓的茶艺居。 说起功夫这两个字，一般人马上会想到武林门派，绝世秘籍，江湖恩仇，各种剑客侠士的传奇故事。而汉字的功夫，却还有着武术外的许多意义，以茶而论，功夫茶，亦是一门很深的道行。吴雅真生在厦门，柴米油盐酱醋茶，传统中国人居家过日子的七门功课，吴雅真自小耳濡目染，得了厦门功夫茶的家学真传。长大后，作为共和国的同龄人，吴雅真经受了这个新兴国家发展变化中的种种历练，她下乡插队当过知青，做过舞蹈演员，复旦大学历史系学习期间，她自己选择了茶文化方向，毕业论文写的是《历代饮茶习俗初探》，毕业后她成为了福建博物馆馆员，继续进行茶文化历史研究，并把闽式功夫茶作为重点研究对象。 吴雅真最初的茶艺研究，也是离开典籍，走向民间，上世纪80年代，她来到福建诏安，向民间茶人学习茶艺。多年来，她从不间断对茶艺表演的摸索研究，在她的努力下，如今已硕果累累：有为绿茶所创的青山雅韵、有为乌龙所创的乌龙幽韵、为铁观音所创的兰香音韵、为岩茶所创的花香岩韵、为花茶所创的茉莉花韵、为红茶所创的香茗红韵、为白茶所创的毫香蜜韵，无不精致无比、美轮美奂。其中整理创建了“闽式功夫茶泡茶程序”（也叫“福建功夫茶”），一共有18道程序。1989年，40岁的吴雅真，代表福建省参加首届全国茶文化展示周，吴雅真在会上的“闽式功夫茶”茶艺表演，技惊四座，最后被挑中，作为代表与台湾省代表队进行交流。1990年，在第一届国际茶文化研讨会上，吴雅真被誉为“中国茶道表演艺术家”。可以说，吴雅真是复兴中国茶道，开拓中国茶艺事业的领军人物，她以历史文化学者的研究态度，以艺术家的独特感悟，从民间传统风俗文化出发，走出了一条中国茶道的新路，她的茶艺，发乎于心，循之于道，表之以形，合之以乐，一招一式皆有来历出处，一点一滴都有言物达状。有人说60岁的吴雅真的茶艺已至化境，那不是表演，而是一种场，一种境界，一种状态，她光大了茶艺，是今日中国茶艺界殿堂级的人物，是当之无愧的茶艺功夫大师。
摘要： 人们的物质生活往往是和文化生活紧密结合在一起的，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越来越高，人们更加重视文化生活。茶馆由于其自身独有的功能和文化性得到了消费者的青睐，因此，得到了快速的发展。茶馆的空间设计作为茶馆的重要组成部分，更应体现文化性，但现有的茶馆装修却逐渐大众化。本文中，笔者以此为着力点，探究地域文化在茶馆空间设计中的传承与体现。
关键词： 地域文化；茶馆；空间设计；传承
人们物质生活越来越高的同时也更加追求文化生活。茶文化的发展与经济水平的提高是分不开的。而茶馆作为茶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已经在中国乃至世界的各个角落落地生根。闲暇时亦或是社交时与三五好友，同事客户一同去茶馆坐上一段时间，共品一杯香茗已经成为了许多人的生活方式。但是目前的茶馆仍然存在着一些问题，茶馆是一个文化场所，理应体现深刻的文化内涵。但有一些茶馆片面追求开发，对其文化并不重视。而将地域文化融于茶馆的空间设计中，就是一种很好的文化性体现。
1茶馆的概念和历史
茶馆是爱茶者的乐园，同时是人们休息、消遣和交际的场所，历史十分悠久，也是茶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的茶馆具有悠久的历史，根据史学家考证，唐朝时期已有了茶馆。自古以来，品茗场所有多种称谓，茶馆这个称呼在长江流域流传较广。两广地区人们多称其为茶楼，京津地区则多称为茶亭，除此之外，还有茶肆、茶坊、茶寮、茶社、茶室等称谓。不过茶馆与茶摊相比，有经营大小之分和饮茶方式的不同。茶馆设有固定的场所，经营成本较高，除了提高茶品外，一般还会有各种小吃等。人们可以在这里进行品茶、休闲，社交，交谈等活动。茶摊则没有固定的场所，是季节性的、流动式的，主要是为过往行人解渴提供方便，在文化性上体现不强。中国的茶馆主要分为四种流派，即川派、粤派、京派、杭派。茶馆具有悠久的历史，根据中国古典典籍记载，最早的茶馆出现在唐朝开元年间（713年-741年），称为茗铺。茶馆作为中国历史上重要的文化场所，有许多文学作品以茶馆为背景反映社会现实，其中最著名的就是著名作家老舍的《茶馆》。
2中国茶馆的现状
所谓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茶经过了上千年的历史，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成为了人们生活的必需品。中华民族对于茶有着独特的情感，由此形成的茶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经济迅猛发展。随着人们经济能力的提高。茶馆以其独特的文化性，满足了人们的物质文化需求，并为人们提供了一个集休闲，文化，社交等功能于一体的场所。茶馆的功能得到不断的扩展，也拥有了新的.含义。现代的茶馆除了提供茶品已及其他衍生产品外，更重要的是营造一个具有地域文化特色的空间氛围，满足人们的实际生活需求。其吸引消费者的卖点一是极具特色的环境和氛围，二是高质量的茶品。其中前者是消费者关注的重点。然而遗憾的是，中国的茶馆虽然得到了不断发展，但在其装修设计上却一直存在着一些问题。茶馆本应反映地域性的文化特征，有许多茶馆对于这种地域特征却设计得比较模糊。茶馆的装饰与饭馆，快餐点不同，在茶馆的空间设计中，切忌所有的茶馆都采用同样的装修风格和装修材料，而是应当充分利用地域的区别，地方文化的差异进行设计，适当地使用中国文化的元素，这样才能更好地体现文化性，茶馆也能充分地发挥中国传统文化载体的作用。正是由于存在这些问题，对把地域文化运用到茶馆空间设计上这个课题进行探究分析才有重要的价值。这首先可以使得设计人员能够更好地运用地域元素对茶馆空间进行设计，其次可以让茶馆的文化性大大增强，此外还能够让人们通过了解茶馆中的地域文化对中国茶文化，传统文化有更加深入的理解。
3地域文化运用于茶馆空间设计
地域文化要想充分并且适当地运用到中国茶馆的空间设计中，相关的设计人员必须根据不同的地域文化和各地的案例，使用真正适应自身的合理的方法。首先，设计人员在对茶馆进行设计之前，要确定茶馆空间的设计主题，充分了解地域文化和有关的历史等。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地提高文化性，历史性，独特性和科学性。比如，从众多的地域元素中，设计人员可以选择几种最合适的茶馆空间设计元素，然后把现代的科学设计技术和文化元素有机结合起来，将各种设计进行组合，营造出一个富有神韵的茶馆内部环境。只有这样，才能避免千篇一律的茶馆环境，使得茶馆能够拥有自己的风格，吸引消费者，达到提高经济利益、传承文化的作用。
3.1充分了解文化，选择适当的切入点和设计思路
茶馆可以说是中国博大精深的茶文化的一个窗口，通过茶馆，我们可以一窥茶文化的精髓，得到独特的精神和文化享受，而为了达到这种目的，茶馆的空间设计也就显得尤为重要。试想，如果一家茶馆的内部装修得如同一家快餐店（笔者当然不是对快餐店有成见，快餐店的独特属性决定了其简易自然的设计风格），我们自然无法体会到文化的韵味。优秀的设计人员在进行设计制定方案之前，应该对地域文化进行系统的分析，仔细探究各类特征，最后确定一个适当的设计主题切入点和设计思路。要想在茶馆空间设计中传承和体现地域文化，首先自然需要全面地了解地域文化，元素和历史等，并进行系统的分析。例如，一个地区、城市的历史、地理因素、名人、民俗等等都应被当做关注的重点。笔者在此以长沙市的一家茶馆为例。白沙文化是湖湘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这家茶馆选择白沙文化作为茶馆空间设计的主题。并以此为基础，在相关的文化典故，传统文化中寻找可以运用于实际设计中的元素和材料，这家茶馆也被命名为“白沙源”。在空间布局上，这家茶馆主要是南北走向，一眼白沙井开于茶馆的正南面。茶馆共有二层，在茶馆的二楼最高处或是围栏边人们可以欣赏到源源不断的白沙源，这正好呼应了茶馆的主题。古井和茶馆形成了一条中轴线，在这条线上，设计师别具匠心地设计了一个圆池，又在圆池之中放置了一台圆桌，加上桌子的颜色，如果我们从高远处看去，这个圆池就像是一个池塘，在上面漂浮着点点荷叶。这种设计使得茶馆能够和景色相结合，体现了湖湘地区的地域文化。一方面弘扬了传统文化，另一方面又突破了传统，例如在建筑材料上，“白沙源”茶馆大量使用透明玻璃而不是传统的砖瓦墙体，营造出了独特的空间立体感，整个空间看起来更加通透，茶馆空间不再封闭，内部的所有客人都可以看到茶馆外的景色。除此之外，玻璃与茶元素的结合也能产生特殊的效果。综上所述，以及对案例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在茶馆的空间设计中，如果细致地分析地域文化、历史等因素，可以使地域文化体现得更加深刻，文化界限更加清晰，消费者所得到的感官和心灵享受也更加丰富。
3.2优化地方性元素
任何一种文化的产生和发展都需要漫长的时间的积累，地域文化也是一样。而文化的演变和时代的发展则是分不开的，就如人们的审美标准一样，或以瘦为美，或以胖为美，追求标准都是随着时间的演进产生变化的。现代社会的节奏逐渐加快，技术更新更是可以用日新月异来形容，在这样的一个时代，茶馆的空间设计不能局限于传统形式，而是应该对地方性元素利用先进的技术和方法优中选优，此外，还要用新技术来展示地域文化。在设计时，要注重整体性，即在建筑材料，墙壁，空间布局，器物陈设等所有茶馆的组成部分与地域文化有机结合。
3.3空间布局
中国幅员辽阔，地大物博，广袤的疆域为不同的地域文化的出现提供了可能，其中也包括各地独特的地域空间布局特色。例如，北方的高屋建瓴，飞檐斗拱，这是与北方的气候因素分不开的，北京的传统四合院的建筑形式能够起到放风固沙的作用。这些建筑形式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地域内人民的性格特点。南方的园林艺术是中华民族的艺术瑰宝，也体现了南方人精致细腻的性格。这种原理也可以应用到茶馆的空间设计中，运用空间布局体现地域文化，能够产生优质的融合效果。对于这一点，笔者以北京的“老舍茶馆”举例，这座茶馆非常有名，其设计体现了地域空间布局特色。正如笔者之前所论述的，正是运用了北京四合院的建筑特点，将整座茶馆变成了一座富有茶文化的四合院。这座茶馆使用的是传统四合院的二进房布局，将传统的地域空间布局特色和现代因素和技术相融合，使茶馆本身既充分地展示了四合院的建筑特色，又体现了独特的地域文化。而之前所提到的“白沙源”茶馆则是运用了南方园林的建筑空间布局特色。园林讲究“移步换景”，在这座茶馆的设计中，设计师完全践行了这一原则，将园林的景致引进茶馆，进行精心的布置，再运用玻璃透明的特点，在茶馆中营造出了多层次的效果。
3.4选择材质
不同的材质所呈现出的空间效果是不一样的，在茶馆的空间设计中，除了需要使用有地域特色的材料之外，还要充分利用手头上的材料，除了好中选优外，也要做到避免铺张浪费。例如，北方的茶馆多使用硬木等材料，南方则多用竹子，藤条等，这都体现了不同的地域特点和地区人民特点。3.5家具、茶具等陈设品的设计茶馆内的家具等陈设品起着重要的实用和装饰作用，家具等陈设品能够充分的体现地域性、艺术性和文化性。例如北京的茶馆多使用明清特色的家具摆设，京剧，花灯等都成为了装饰材料。南方的茶馆则使用一些具有南方特色的器物。
4结束语
地域文化在茶馆空间设计中的传承与体现一方面能给消费者提供独特的视觉观感，另一方面可以让人们更好地感受茶文化内涵。时代在进步，为了凸显文化内涵，地域文化必然会被更广泛地运用到在茶馆空间设计中。同时我们还要将传统的文化特色和现代技术相结合，地域文化也能同时得到传承和发展。在本文中笔者列举了地域文化在茶馆空间设计的方式，并分析了具体事例，希望能对茶馆的空间设计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并为地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做出一定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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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作思路：可以根据《茶馆》的主题思想以及创作背景来进行阐述，中心要明确。语言要符合逻辑。
正文：
《茶馆》现代文学家老舍于1956年创作的话剧，1957年7月初载于巴金任编辑的《收获》杂志创刊号。1958年6月由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单行本。剧作展示了戊戌变法、军阀混战和新中国成立前夕三个时代近半个世纪的社会风云变化。一个叫裕泰的茶馆揭示了近半个世纪中国社会的黑暗腐败、光怪陆离，以及在这个社会中的芸芸众生。
剧本中出场的人物近50人，除茶馆老板之外，有吃皇粮的旗人、办实业的资本家、清宫里的太监、信奉洋教的教士、穷困潦倒的农民，以及特务、打手、警察、流氓、相士等，人物众多但性格鲜明，能够“闻其声知其人”，“三言两语就勾出一个人物形象的轮廓来”。
作品通过茶馆老板王利发对祖传“裕泰茶馆”的惨淡经营，描写他虽然精明圆滑、呕心沥血，但终于挡不住衰败的结局，从侧面反映了中国社会的走向。剧作在国内外多次演出，赢得了较高的评价，是中国当代戏剧创作的经典作品。
《茶馆》的谋篇布局独具匠心。全剧没有贯穿到底的矛盾斗争，是一出以人物带故事的话剧。它由几乎没有联系的几个小故事组成。幕与幕之间在情节上的联系，表面上看是不太紧密的，但仔细分析，便可发现三幕之间的联系是作者描写的一种深层的政治意识。
如“莫谈国事”的字条一幕比一幕多。这富有象征意义的纸条，揭示出在这三个军阀政府的专制下，人民受苦受压，是不能说话的，同时也有力地说明临近解放的国民党政府残酷的事实真相。
作者老舍塑造人物形象有其独特的方式。着重刻画时代的、阶级的、职业的和气质的特点以及地方色彩，作出各种社会典型的艺术概括，通过浮雕般栩栩如生的人物造型，反映出不同的社会面貌。
如秦二爷是民族资本家，他出场时少年得志，对实业救国充满信心，但显示了民族资产阶级的年幼无知。秦二爷轰赶饥民的恶劣态度，暴露了他和贫民格格不入的本性。经过几十年风雨，他只剩下对现实和自我痛苦而盲目的诅咒。秦二爷的悲剧是旧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性格和命运的缩影。
《茶馆》中有不少悲剧性的场面，但是全剧的基调却是喜剧的，而且即使是悲惨的情节和细节也往往以幽默的笔法表现出来。老舍在《茶馆》中塑造了许多小人物。王利发与秦仲义在社会风浪中的命运升沉都有相同之处，他俩都没有逃脱破产的下场。
剧中也出现了一些权势人物，如庞太监、马五爷及沈处长，但从处理这些人物的漫画式、剪影式的手法来看，他们也还是作为小人物来描写的。这些小人物都是老舍笔下幽默的对象，正是这些小人物形象才提供了这种寓悲于喜，啼笑皆非的题材。
作者通过纵、横两个侧面来反映广阔的社会生活。横的侧面：作者选取了裕泰茶馆这个象征被摧残得衰败不堪的旧中国为观察窗口，通过对出入茶馆的各种人物的描写，来反映时代变迁。纵的侧面：通过贯穿全剧的人物生活变迁，来反映社会演变。
1. 钱理群：《中国现当代文学名著导读》，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2. 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恩，冲了就不好了
北京的符号 ——老舍与北京 我看见祥子手里拨弄着现洋，心中盘算着买车，嘴里念叨着自己的小九九，身旁老北京洋车黑漆漆的车身、亮晶晶的瓦圈，闪着光；我看见王顺发忙着擦桌子码茶碗招呼客人，手里拎着老北京的大茶壶，壶嘴徐徐吐着水雾；我看见祁家正房的清水脊子旁石榴正红，天井的八仙桌上老北京的兔儿爷昂首挺胸，老太爷微笑点头；我看见沙子龙直视徒众一言不发，心中暗道:“不传！不传！”，堂前老北京那只镖局长枪，静静倚立墙角，与主人遥相呼应…… 读老舍先生的书，仿佛被书中人物引领着，游览北京的街巷，呼吸北京的气息，欣赏北京的色彩，聆听北京的节奏，感受北京的心情……老舍先生的作品，就是老北京的符号啊！ 那是老北京的丝丝缕缕、点点滴滴。似一段京胡弦语，激越铿锵，余韵悠长；如一壶茉莉花茶，馥郁芬芳，回味无穷。 忘不了老舍先生品北京饮食——“良乡的肥大的栗子，过了砂糖在锅里‘唰唰’地炒着，连锅下的茶烟都是香的”，“高粱红的河蟹，用竹篓装着，沿街高声叫卖；而会享受的人们，会在酒楼里，用小小的木锤，轻轻敲裂那毛茸茸的蟹脚”——只有老北京才会有如此诱人的风味；也只有老舍先生，才能领略得如此动情传神！ 老舍先生虽然祖籍山东，可他却生在北京、长在北京，更无比地爱着北京。他爱老北京的一切，正如旧历年张贴的年画:喜庆、稚拙，又不失王者的大气；细致、精巧，更传达着文化的气息。老舍先生正是用自己的笔，用自己的心，以自己对北京的无比热爱，描绘出一个真实而又理想的北京，一个现实而又诗意的北京。于是，老舍先生的文字，老舍先生的名字，也因此成了北京的象征、北京的符号。 老舍先生出过国，留过洋，他自然懂得时代终究会推动“老北京”变成“新北京”，这是一种欣喜与哀婉交织的复杂情感。这种情感也常常在他的作品中流露出来。——《四世同堂》的主人公瑞宣，喜欢逛八面槽、大栅栏、琉璃厂，可他也惋叹“在不久的将来，这些店铺都会消失”。正因为此，老舍先生在新时代北京的舞台上，努力创造着新北京的语言和形象，创造着新北京的符号。 于是，作为北京符号发现者、热爱者和创造者的老舍先生，也成为了北京历史与现实的，北京人眼里与心中的，一座永恒的丰碑。
摘要： 人们的物质生活往往是和文化生活紧密结合在一起的，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越来越高，人们更加重视文化生活。茶馆由于其自身独有的功能和文化性得到了消费者的青睐，因此，得到了快速的发展。茶馆的空间设计作为茶馆的重要组成部分，更应体现文化性，但现有的茶馆装修却逐渐大众化。本文中，笔者以此为着力点，探究地域文化在茶馆空间设计中的传承与体现。
关键词： 地域文化；茶馆；空间设计；传承
人们物质生活越来越高的同时也更加追求文化生活。茶文化的发展与经济水平的提高是分不开的。而茶馆作为茶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已经在中国乃至世界的各个角落落地生根。闲暇时亦或是社交时与三五好友，同事客户一同去茶馆坐上一段时间，共品一杯香茗已经成为了许多人的生活方式。但是目前的茶馆仍然存在着一些问题，茶馆是一个文化场所，理应体现深刻的文化内涵。但有一些茶馆片面追求开发，对其文化并不重视。而将地域文化融于茶馆的空间设计中，就是一种很好的文化性体现。
1茶馆的概念和历史
茶馆是爱茶者的乐园，同时是人们休息、消遣和交际的场所，历史十分悠久，也是茶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的茶馆具有悠久的历史，根据史学家考证，唐朝时期已有了茶馆。自古以来，品茗场所有多种称谓，茶馆这个称呼在长江流域流传较广。两广地区人们多称其为茶楼，京津地区则多称为茶亭，除此之外，还有茶肆、茶坊、茶寮、茶社、茶室等称谓。不过茶馆与茶摊相比，有经营大小之分和饮茶方式的不同。茶馆设有固定的场所，经营成本较高，除了提高茶品外，一般还会有各种小吃等。人们可以在这里进行品茶、休闲，社交，交谈等活动。茶摊则没有固定的场所，是季节性的、流动式的，主要是为过往行人解渴提供方便，在文化性上体现不强。中国的茶馆主要分为四种流派，即川派、粤派、京派、杭派。茶馆具有悠久的历史，根据中国古典典籍记载，最早的茶馆出现在唐朝开元年间（713年-741年），称为茗铺。茶馆作为中国历史上重要的文化场所，有许多文学作品以茶馆为背景反映社会现实，其中最著名的就是著名作家老舍的《茶馆》。
2中国茶馆的现状
所谓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茶经过了上千年的历史，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成为了人们生活的必需品。中华民族对于茶有着独特的情感，由此形成的茶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经济迅猛发展。随着人们经济能力的提高。茶馆以其独特的文化性，满足了人们的物质文化需求，并为人们提供了一个集休闲，文化，社交等功能于一体的场所。茶馆的功能得到不断的扩展，也拥有了新的.含义。现代的茶馆除了提供茶品已及其他衍生产品外，更重要的是营造一个具有地域文化特色的空间氛围，满足人们的实际生活需求。其吸引消费者的卖点一是极具特色的环境和氛围，二是高质量的茶品。其中前者是消费者关注的重点。然而遗憾的是，中国的茶馆虽然得到了不断发展，但在其装修设计上却一直存在着一些问题。茶馆本应反映地域性的文化特征，有许多茶馆对于这种地域特征却设计得比较模糊。茶馆的装饰与饭馆，快餐点不同，在茶馆的空间设计中，切忌所有的茶馆都采用同样的装修风格和装修材料，而是应当充分利用地域的区别，地方文化的差异进行设计，适当地使用中国文化的元素，这样才能更好地体现文化性，茶馆也能充分地发挥中国传统文化载体的作用。正是由于存在这些问题，对把地域文化运用到茶馆空间设计上这个课题进行探究分析才有重要的价值。这首先可以使得设计人员能够更好地运用地域元素对茶馆空间进行设计，其次可以让茶馆的文化性大大增强，此外还能够让人们通过了解茶馆中的地域文化对中国茶文化，传统文化有更加深入的理解。
3地域文化运用于茶馆空间设计
地域文化要想充分并且适当地运用到中国茶馆的空间设计中，相关的设计人员必须根据不同的地域文化和各地的案例，使用真正适应自身的合理的方法。首先，设计人员在对茶馆进行设计之前，要确定茶馆空间的设计主题，充分了解地域文化和有关的历史等。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地提高文化性，历史性，独特性和科学性。比如，从众多的地域元素中，设计人员可以选择几种最合适的茶馆空间设计元素，然后把现代的科学设计技术和文化元素有机结合起来，将各种设计进行组合，营造出一个富有神韵的茶馆内部环境。只有这样，才能避免千篇一律的茶馆环境，使得茶馆能够拥有自己的风格，吸引消费者，达到提高经济利益、传承文化的作用。
3.1充分了解文化，选择适当的切入点和设计思路
茶馆可以说是中国博大精深的茶文化的一个窗口，通过茶馆，我们可以一窥茶文化的精髓，得到独特的精神和文化享受，而为了达到这种目的，茶馆的空间设计也就显得尤为重要。试想，如果一家茶馆的内部装修得如同一家快餐店（笔者当然不是对快餐店有成见，快餐店的独特属性决定了其简易自然的设计风格），我们自然无法体会到文化的韵味。优秀的设计人员在进行设计制定方案之前，应该对地域文化进行系统的分析，仔细探究各类特征，最后确定一个适当的设计主题切入点和设计思路。要想在茶馆空间设计中传承和体现地域文化，首先自然需要全面地了解地域文化，元素和历史等，并进行系统的分析。例如，一个地区、城市的历史、地理因素、名人、民俗等等都应被当做关注的重点。笔者在此以长沙市的一家茶馆为例。白沙文化是湖湘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这家茶馆选择白沙文化作为茶馆空间设计的主题。并以此为基础，在相关的文化典故，传统文化中寻找可以运用于实际设计中的元素和材料，这家茶馆也被命名为“白沙源”。在空间布局上，这家茶馆主要是南北走向，一眼白沙井开于茶馆的正南面。茶馆共有二层，在茶馆的二楼最高处或是围栏边人们可以欣赏到源源不断的白沙源，这正好呼应了茶馆的主题。古井和茶馆形成了一条中轴线，在这条线上，设计师别具匠心地设计了一个圆池，又在圆池之中放置了一台圆桌，加上桌子的颜色，如果我们从高远处看去，这个圆池就像是一个池塘，在上面漂浮着点点荷叶。这种设计使得茶馆能够和景色相结合，体现了湖湘地区的地域文化。一方面弘扬了传统文化，另一方面又突破了传统，例如在建筑材料上，“白沙源”茶馆大量使用透明玻璃而不是传统的砖瓦墙体，营造出了独特的空间立体感，整个空间看起来更加通透，茶馆空间不再封闭，内部的所有客人都可以看到茶馆外的景色。除此之外，玻璃与茶元素的结合也能产生特殊的效果。综上所述，以及对案例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在茶馆的空间设计中，如果细致地分析地域文化、历史等因素，可以使地域文化体现得更加深刻，文化界限更加清晰，消费者所得到的感官和心灵享受也更加丰富。
3.2优化地方性元素
任何一种文化的产生和发展都需要漫长的时间的积累，地域文化也是一样。而文化的演变和时代的发展则是分不开的，就如人们的审美标准一样，或以瘦为美，或以胖为美，追求标准都是随着时间的演进产生变化的。现代社会的节奏逐渐加快，技术更新更是可以用日新月异来形容，在这样的一个时代，茶馆的空间设计不能局限于传统形式，而是应该对地方性元素利用先进的技术和方法优中选优，此外，还要用新技术来展示地域文化。在设计时，要注重整体性，即在建筑材料，墙壁，空间布局，器物陈设等所有茶馆的组成部分与地域文化有机结合。
3.3空间布局
中国幅员辽阔，地大物博，广袤的疆域为不同的地域文化的出现提供了可能，其中也包括各地独特的地域空间布局特色。例如，北方的高屋建瓴，飞檐斗拱，这是与北方的气候因素分不开的，北京的传统四合院的建筑形式能够起到放风固沙的作用。这些建筑形式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地域内人民的性格特点。南方的园林艺术是中华民族的艺术瑰宝，也体现了南方人精致细腻的性格。这种原理也可以应用到茶馆的空间设计中，运用空间布局体现地域文化，能够产生优质的融合效果。对于这一点，笔者以北京的“老舍茶馆”举例，这座茶馆非常有名，其设计体现了地域空间布局特色。正如笔者之前所论述的，正是运用了北京四合院的建筑特点，将整座茶馆变成了一座富有茶文化的四合院。这座茶馆使用的是传统四合院的二进房布局，将传统的地域空间布局特色和现代因素和技术相融合，使茶馆本身既充分地展示了四合院的建筑特色，又体现了独特的地域文化。而之前所提到的“白沙源”茶馆则是运用了南方园林的建筑空间布局特色。园林讲究“移步换景”，在这座茶馆的设计中，设计师完全践行了这一原则，将园林的景致引进茶馆，进行精心的布置，再运用玻璃透明的特点，在茶馆中营造出了多层次的效果。
3.4选择材质
不同的材质所呈现出的空间效果是不一样的，在茶馆的空间设计中，除了需要使用有地域特色的材料之外，还要充分利用手头上的材料，除了好中选优外，也要做到避免铺张浪费。例如，北方的茶馆多使用硬木等材料，南方则多用竹子，藤条等，这都体现了不同的地域特点和地区人民特点。3.5家具、茶具等陈设品的设计茶馆内的家具等陈设品起着重要的实用和装饰作用，家具等陈设品能够充分的体现地域性、艺术性和文化性。例如北京的茶馆多使用明清特色的家具摆设，京剧，花灯等都成为了装饰材料。南方的茶馆则使用一些具有南方特色的器物。
4结束语
地域文化在茶馆空间设计中的传承与体现一方面能给消费者提供独特的视觉观感，另一方面可以让人们更好地感受茶文化内涵。时代在进步，为了凸显文化内涵，地域文化必然会被更广泛地运用到在茶馆空间设计中。同时我们还要将传统的文化特色和现代技术相结合，地域文化也能同时得到传承和发展。在本文中笔者列举了地域文化在茶馆空间设计的方式，并分析了具体事例，希望能对茶馆的空间设计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并为地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做出一定的贡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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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人民艺术家”老舍先生诞生105周年。有机会和大家一起探讨老舍先生的名剧《茶馆》，感到很荣幸。一，“葬送三个时代”的写作目的3幕话剧《茶馆》是老舍1956至1957年间的作品。它是作家一生中最优秀的戏剧创作，正像曹禺先生所说，它是“中国戏剧史上空前的范例”。共和国建立之后的17年里，老舍写小说很少，却写了不少的戏。写《茶馆》之前，1955年他写了话剧《春华秋实》，1956年写了话剧《西望长安》，在《茶馆》之后，1958年写了《红大院》、1959年写了《女店员》和《全家福》……《茶馆》跟这些配合时事政治的作品，在题材、风格以及创作模式上，都大不一样，他重新写起了解放前写惯了的“陈年往事”。其实，老舍写《茶馆》，本来也是想要配合时政宣传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宪法在1954年公布，作者抚今追昔感慨不少，觉得该写个说明新宪法得来不易的戏，用来教育青少年。于是，1956年他动笔写了一个4幕6场的话剧，戏里人物众多，由光绪年间一直写到解放前夕北平学生“反饥饿、反迫害”运动，戏里的主要人物是兄弟3人。老舍把初稿，拿到北京人艺，读给院长曹禺、总导演焦菊隐等人，征求意见。曹禺他们感觉，这部作品，最精彩的，是第1幕第2场发生在一家旧茶馆里的戏，觉得应当以这场戏作基础，另起炉灶，写个描绘旧时代社会面貌的戏。老舍挺痛快地接受了这个建议，当即表示：3个月后交剧本！期限一到，《茶馆》新作果然有了。经过跟导演、演员们的切磋磨合，这部新作真的大功告成了。剧本的最终完成稿，彻底放弃了正面展现革命斗争的场景，成了一部由往昔岁月市井生活画面组合起来的社会风情大戏。剧本发表后，老舍写了一篇文章，题目是《答复有关〈茶馆〉的几个问题》，他写道：“茶馆是三教九流会面之处，可以容纳各色人物，一个大茶馆就是一个小社会。这出戏虽只有三幕，可是写了五十来年的变迁。在这些变迁里，没法子躲开政治问题。可是，我不熟悉政治舞台上的高官大人，没法子描写他们的促进或促退。我也不十分懂政治。我只认识一些小人物。这些人物是经常下茶馆的。那么，我要是把他们集合到一个茶馆里，用他们生活上的变迁反映社会的变迁，不就侧面地透露出一些政治消息吗？”这段话证实，老舍写这个戏，拿定了“躲开政治问题”的主意，他想用这个戏专门来写中国社会“五十来年的变迁”；作家说，“躲开政治问题”，是因为自己一向“不十分懂政治”，所以，能达到的最佳效果就是可以用小人物们“生活上的变迁反映社会变迁”，“侧面地透露出一些政治消息”。写《茶馆》，老舍把写作题材重新转向他熟悉的旧时代，他说，这出戏只可能“侧面地透露出一些政治消息”，——这点儿设想，如果放在文艺路线很“左”的时候，恐怕是要被扣上“政治帽子”的。不过，社会发展恰好在这时候给了老舍一个机会：1956年，国家基本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中国共产党的工作重心，由发动疾风骤雨式的大规模阶级斗争转向相对稳定的经济文化建设，为促进科学、文化、艺术事业，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文艺界也出现了一段时间比较宽松的创作环境。《茶馆》就是在这种气候下面问世的。之前和之后，社会条件都不行，他也就只能写一些《春华秋实》、《西望长安》、《红大院》、《女店员》类的作品。《茶馆》共3幕，每幕戏都取用同一个场景——都发生在旧北京城一家叫“裕泰”的大茶馆里。从时间上看，3幕戏的故事，彼此相隔很长的时间：第1幕发生在晚清光绪朝的戊戌年；第2幕戏，发生在第1幕十几年后的北洋军阀割据时期；第3幕戏，发生在距第2幕三十多年、抗战结束后的国民党统治时期。作者调动了自己对旧中国社会生活的极厚实的观察和积累，利用“一个大茶馆就是一个小社会”的巧妙构思，把三个时代的三教九流各色人等，招之而来挥之而去，不但高度提炼而且活灵活现地演示了旧中国的基本国情，活画出那个时代的病态现实。写作《茶馆》的时候，老舍对旧时代已经有了足够的思考，他提高了运用唯物史观来反思旧中国大千世相和社会演变的能力，对深埋在历史过程中的社会发展规律，也有了精深的体会。这就保障了他能以大气魄大手笔，纵横捭阖地扫描旧中国社会变迁的全息图像，一针见血地击中历史本质。不过，写好这个戏，不仅需要有一种穿透历史的眼光，还得找准社会生活的恰当部位，开凿一个便于形象展示历史画面的艺术窗口。这个窗口，也被老舍探囊取物般地找到了，那就是戏里的“大茶馆”。社会上不分身份、地位、行当的几乎所有人都可以自由出入的老式茶馆，是个最能叫人号准社会脉搏的敏感点；茶馆好比五行八作的精神纽带，自然而然地就能显示出芸芸众生的生存状况。老舍依仗着茶馆在浓缩社会生活焦点方面的关键位置，把这个不可多得的人生舞台，艺术地叠印到话剧舞台上，让它从容地承载历史再现历史，这样的创意谋划，真可谓是超凡脱俗、空山足音。要用短短3幕戏精到地表现3个历史时期，对作者是个严峻的挑战。惜墨如金的老舍，使出一般作家不具备的看家绝活儿，仅用了大约 3万字，就把这出戏写得神完气足。处在3个历史过程社会横断面上的一个个人物和一桩桩事件，经过过细的筛选，都极富典型意义，这些人和事营造出一种合力，阐释着一个统一的答案，也就是：那个不堪回首的旧制度，早已腐朽、荒唐和肮脏到了极点，那样的世道，是绝不能容忍它再回来的。在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总性质下面，曾经交织着纷纭复杂的多种矛盾。而这么多的矛盾，在老舍这里，却游刃有余地被提炼成了一幅幅栩栩如生的人生素描。3幕戏的历史侧重面各有不同。第1幕，重点描绘 “大清帝国”寿终正寝前夜病入膏肓的社会场景，稍带着，也交代了在急剧下滑的社会面前，有志革新者和爱国者，以及一些本能地怀着生活期待的小市民，心间尚存的一丝追求；到了第2幕，清王朝已经瓦解，虎狼般作恶的封建军阀，却用洋人给的枪炮，造成了连年战争和社会动荡，但求过几天安生日子的老百姓，都备感恐惧，尽管时代更迭了，所有丑陋、反动的力量，照旧像清末一样，肆无忌惮地横行，也让大众躲之不及；到了第3幕，场面最凄凉，人们好不容易摆脱了“亡国奴”的生活，反倒一头栽进了空前黑暗的现实，一向都怀着良好期待、一刻都不敢放松苦苦挣扎的中国人，竟然都走到了命运的尽头，连优秀的传统文化也难逃被断送的危机。——整部《茶馆》就这样，忠实地描绘出了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中叶，半个世纪间每况愈下的社会现状。在历史大脉络的下面，这出戏的全部情节，都以人物和事件的剪影形式出现。就以第1幕来说吧，前后包括着这样一些相对独立的情节单元：第一段,“鸽子”之争——京城大宅门为争一只鸽子，差点打起群架来，旗人常四爷发了几句感慨，招来善扑营打手二德子挑衅，反倒被“吃洋教的”马五爷一句话就给压下去了；这段戏，表现了清末豪门骄奢、流氓狂妄，而顶有势力的却得数跟洋人勾结的“二毛子”。第二段,农民卖女儿——饥荒年景，破产农民康六无奈要卖15岁的女儿，人贩子刘麻子趁机牟取暴利，一旁卖小物件的贫民老者偶然得见，一语说中要害：“这年月呀，人还不如一只鸽子呢！”是用对比手法，反衬出贫富分化的严重程度。第三段,秦常异见——茶馆房东秦二爷来了，他踌躇满志地要拢起本钱办实业、救国难，可是他对眼前讨饭的穷人态度很冷淡，古道热肠的常四爷慷慨施舍，二人于是对是不是该周济穷人一碗烂肉面，表达了不同意见；这段戏写了国难当头，还有些中国人良心未泯，要力所能及地救助黎民，可是秦二爷和常四爷的两种热诚，都历史局限性。第四段,秦庞斗嘴——朝廷上顽固派的代言人、大内总管庞太监来到茶馆买农家女儿，正撞上有维新倾向的秦二爷，二人唇枪舌剑，各不示弱，说到被镇压下去的戊戌变法，引起茶客们一通议论，这些人对改良变法要吗麻木不仁，要吗痛恨诋毁；这段戏写出了顽固派嚣张的气焰，也让人看到维新运动脱离民众，底气不足。第五段,常四爷被捕——常四爷目睹卖儿卖女的惨状，长叹一声：“我看哪，大清国要完！”被暗探盯上了，两个暗探借庞太监到场，把常四爷和一道喝茶的旗人松二爷抓走了，理由是“旗人当汉奸，罪加一等！”这个情节勾画出黑暗世道下边特务密布、善良人稍有不慎就要遭殃。第六段,太监买妻——老迈昏聩、心理变态的庞太监来相看刘麻子替他买下的农家女，他又老又丑，当场把农家女康顺子吓昏过去，这时候，耳边突然响起正在下棋的茶客一声断喝：“将！你完了！”这是这一幕的结尾，意思是，封建末世虽然还挺唬人，却早就枯朽到家了。第1幕大致就是由这么6个环环相扣的情节组成，中间穿插了王掌柜对眼前这些事儿的微妙态度，穿插了唐铁嘴、黄胖子等社会渣滓的丑恶表现。整幕戏，内容充实，故事此消彼长，生活气息非常浓重，每一步剧情都见出深刻的历史内涵，戏虽然简短却含意无限，整个清末社会的矛盾、黑暗、荒唐、无奈，都被一股脑儿地体现出来。剧中所有乌烟瘴气、令人窒息的社会现状，全都依赖暗无天日的旧制度而存在，这是《茶馆》的观众一看就明白的事理。老舍写《茶馆》，尊重观众的头脑，他丢弃政治说教，专靠活生生的艺术形象说话，把想要表达的政治见解，轻而易举地就送到了观众心里。第2幕开头，茶馆老伙计李三，在清朝灭亡了十几年之后，还是不肯剪掉他的小辫子，他有自个儿的“说道儿”：“改良！改良！越改越良，冰凉！……哼！我还留着我的小辫儿，万一把皇上改回来呢！”这就是社会最底层一无文化、二无政治觉悟的小人物嘴里道出来的“政治消息”，眼瞧着皇上是没了，可世道比前清还糟糕，当权的越是高喊“社会改良”，也就是平头百姓遭殃的时候又快到了，他以朴素的经验判断，没准儿哪一天就把个旧朝廷给改回来了呢，自己不如护着这点儿“先见之明”的好！这三两句不能再平常的平民闲聊，叫人越咂摸越有味儿，中间“侧面透露”的“政治消息”，不是既沉重、深刻，也很有说服力么？第1幕，被暗探宋恩子、吴祥子抓走的常四爷，在第2幕又跟这俩人撞上了，他发现这两个家伙居然又给军阀当了特务，有点儿意外，特务们可是大言不惭：“有皇上的时候，我们给皇上效力，有袁大总统的时候，我们给袁大总统效力；现而今……”“谁给饭吃，咱们给谁效力！”常四爷逼问了一句：“要是洋人给饭吃呢？”特务们也不含糊：“告诉你，常四爷，要我们效力的都仗着洋人撑腰！没有洋枪洋炮，怎能打起仗来呢？”这一番对话，也“侧面透露”了相当重要的“政治消息”：封建王朝倒是没了，封建势力却照旧主宰一切，洋人的枪炮照旧派着大用场——这不就等于是告诉观众，中国社会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性质一点儿都没变吗！话剧《茶馆》里类似如此这般从“侧面透露”政治信息的地方，比比皆是。老舍把政治学家写到教科书里的理论，化成社会下层小人物们脱口而出的街谈巷议，化成戏里头一个个信手拈来的细节，潜移默化地注入到观众的欣赏活动中间，收到的效果假如跟政治教科书相比，起码是有异曲同工之处的。与一般戏剧作品两样，《茶馆》不是要讲具体故事的戏，它要表现的，是由3个历史时代代表着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总体形象。用老舍的话说，写这出戏的目的，就是要“葬送三个时代”。3幕戏里，扎扎实实地写进去了老舍对历史深刻的回眸和反思，这让与作家同时代的人，以及一代又一代比他晚来到这个世界上的人们，看看戏，心灵就会受到震撼。一部作品能达到这样的作用，它的思想价值就是不可低估的。《茶馆》刚上演的时候，有人认为它的故事性不强，建议用康顺子的遭遇和她儿子康大力参加革命，去发展剧情。老舍谢绝了这个建议，说：“这样一来，我的葬送三个时代的目的就难达到了。抱住一件事去发展，恐怕茶馆不等被人霸占就已垮台了。”（《答复有关〈茶馆〉的几个问题》）50年代，中国的作者和读者和观众，几乎无一例外地觉得，凡是写旧时代，惟一任务就应当是表现尖锐的阶级斗争，歌颂革命的胜利，不这样可不成。老舍委婉地解释，旧茶馆假使都成了革命堡垒，它的日子就延续不了几天了，又何谈让它来见证3个黑暗时代呢。至于为什么可以不以反映革命斗争作为艺术作品的主题，老舍在当时不愿意深谈，也不可能深谈。话剧《茶馆》因为创意上别出心裁，还没到“文革”开始，已经引来了一些指责。有人写文章，认为《茶馆》“怀旧”，宣扬了“今不如昔”，“没有揭示出惊天动地的时代巨浪，”“没有指出人民的必然胜利和远大的理想”，“归根结底还是跟作家的世界观、阶级立场和创作方法密切联系着的。”到了“文革”期间，《茶馆》更成了老舍被诬陷成“反动作家”的“罪证”。现在，我们没有必要再去一一反驳对《茶馆》的指责。让人们不禁想起来的倒是，《茶馆》第3幕，王利发莫名其妙地问了句：“‘罢课’改了名儿，叫‘暴动’啦？”特务小宋恩子马上揪住这句话，劈头盖脸地，说王利发跟罢课的学生们“是一路货！”久经人生阵仗的茶馆老掌柜，没让他唬住，只是嘀嘀咕咕地对付他：“我？您太高抬我啦！”看来，靠指鹿为马来陷害人，在我们这片土地上，历来就不难遇到。几十年后的今天再想想，许多和《茶馆》同时问世的所谓好作品，早已经灰飞烟灭。《茶馆》却像是一枝傲霜的腊梅，历尽考验，越开越茂盛。70年代末到现在，北京人艺多次重排《茶馆》，这出戏演出已有500场之多，创造了中国话剧史上最受观众喜爱的许多记录；《茶馆》还代表中国的话剧艺术，去德、法、瑞士、日本以及香港、台湾演出，为不同人种、不同经历、不同价值观的观众所赞赏，被称为“东方舞台上的奇迹”。二，用写文化来写社会《茶馆》要把旧中国的社会变迁演给观众看。可是，老舍对政治不大熟悉，这限制了他直接写社会政治变迁的能力。于是，作家避生就熟，用他了如指掌的社会文化变迁，来折射社会政治变迁的幽微。我们都清楚，一个时代的文化和政治，都从属于社会的上层建筑，二者之间，具有内在的联系，社会的政治性质总会或明或暗地作用于它的文化，而形形色色的文化世相，也常常能把暗含着的种种政治信息，传递给人们。所以，通过写一个时代的文化现象来反映这个时代的政治面貌，就成了艺术作品反映社会可行的途径。《茶馆》恰恰体现了老舍选择了这一创作途径所获取的艺术优势。《茶馆》要表现旧中国的黑暗，表现身处黑暗社会中的大众，为了求生存、求正义、求发展而无法逃避的痛苦挣扎和悲惨结局。老舍没有把这个沉重的主题，放到某一个具体故事里头，他决定用社会上“小人物怎么活着和怎么死的，来说明那个年代的啼笑皆非的形形色色”（《谈〈茶馆〉》），来表达自己厌恶和唾弃整个旧时代的思想倾向。病态的社会，畸形的文化，怪异的人生……组成了《茶馆》里面光怪陆离的社会画面。老舍的笔，就好像外科大夫手里的一根探针，每挑破腐朽社会的一块疮痂，都教人们看到一股污浊的脓血涌出来，社会从外到内的溃疡到了这样可怕的地步，用大变革来教它脱胎换骨，当然是最合理不过的了。《茶馆》的观众，不得不随时睁大了眼睛，来直视舞台上的荒诞世道：那位据说是“侍候着太后，红的不得了，连家里打醋的瓶子都是玛瑙作的”庞太监，老态龙钟女声女气，却面对大庭广众不知羞耻地宣布自己就要完“婚”的消息；人贩子刘麻子，心狠手辣，又不怕人们看穿他倒卖一个农家女就赚190两昧心银子的劣迹，他大言不惭，宣传自个儿的逻辑：“我要是不分心，他们还许找不到买主呢”；两个逃兵，钱不够，又想满足生理需求，不得不凑钱托人贩子买个合用的老婆，组成不可想象的“三个人的交情”；战火连天，军阀割据，市民们人人自危、怨声载道，却会有人“感谢这个年月”，对专靠卖卜人为生的唐铁嘴说来，“年头越乱，我的生意越好！这年月，谁活谁死都碰运气，怎能不多算算命、相相面呢！”这一桩桩一件件带着反常滋味，也带有几分滑稽色彩的小情节，全都是荒唐年头生出来的稀奇景致，被剧作家陈列到一起，就证实了一个全没有社会公正的年代，必然要把正常社会无法理喻的咄咄怪事，层出不穷地变幻出来。这就像《红楼梦》所说的“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一样，《茶馆》里面这些教人“啼笑皆非的形形色色”，让观众每一想起，都免不了要慨叹再三。《茶馆》表现了世风败坏，江河日下。作品采取让丑类人物在职业上大多父子间“世袭罔替”的身份安排，在3幕戏里，人口贩子刘麻子和小刘麻子，卖卜装神的唐铁嘴和小唐铁嘴，干侦探的宋恩子和小宋恩子、吴祥子和小吴祥子，地痞打手二德子和小二德子，都是父一辈、子一辈地连续着，透过这伙社会渣滓不但无耻而且又略微有所变化的言行，观众可以看出一些社会变化来。第1幕，刘麻子利用社会贫富差异，倒卖人口，混得挺得意；可到了第2幕，他神气不起来了，不是贫富分化的社会有了好转，倒是更糟糕的现实叫他倒了运，他发牢骚：“这么一革命啊，可苦了我啦！现在，人家总长次长，团长师长，要娶姨太太讲究要唱落子的坤角，戏班里的女名角，一花就三千五千现大洋！我干瞧着，摸不着门！”做老式昧心生意的刘麻子，眼光、魄力，都撵不上“社会发展”的速度，乱世枭雄们成了社会新贵，恶行远远超出了前清的权贵们，他们选姨太太的标准和一掷千金的气度，让刘麻子这路纤场老手只剩下干瞧着的份了，世风日下于此可见一斑矣。到了第3幕，轮到小刘麻子这个纤场新人露脸了，他总结父亲“一辈子混得并不怎样”的教训，迎时代浊流而上，勾结横行霸道的国民党官僚，要创办把北平全城的舞女、明娼、暗娼、吉普女郎和女招待全都组织起来的“包圆儿”公司，为美国兵和官僚们服务。小刘麻子的野心和狡诈，真可以叫他那死去的父亲小巫见大巫了，人贩子行当花样翻新、登峰造极，更证实什么样的岁月，自然就有什么样的世风。再看看唐铁嘴父子：前两幕，唐铁嘴招摇过市，虽说有兵荒马乱的年头帮衬着他卖卜行，他终归没能发迹，白喝了一辈子茶馆里的残茶，连王掌柜都敢挤对他；可是，到继承衣钵的小唐铁嘴这一辈，被封成了邪教“三皇道”的“天师”，小唐铁嘴说：“我跟小刘麻子……我们是应运而生，活在这个时代，真是如鱼得水！”在丑恶透顶的浊世，除去小刘麻子、小唐铁嘴这伙儿市井无赖、社会渣滓，肯定再也不会有什么正经人“如鱼得水”，一个社会是个什么社会，只要瞧瞧其中净是些何等样人“如鱼得水”便可以了然，这也是所谓“适者生存”吧。刘麻子爷儿俩和唐铁嘴爷儿俩，其实都是时代的一种“文化符号”，他们代表着最见不得人的哪种“文化”，只有在最见不得人的社会里才能吃得开。一方面，丑陋的东西四处滋生蔓延。另一方面，民族传统文化里头有价值的东西，在那样的年头当中却活不出来，甚至要走向毁灭。第3幕，评书名角儿邹福远、京剧演员卫福喜和饭庄名厨明师傅，各自述说自己如同性命般珍惜的艺术和技艺，都是朝不饱夕，岌岌可危。明师傅是一个人能“办一、二百桌满汉全席的手儿”，到头来，为生计所迫，变卖了所有的厨具家什，给监狱里犯人蒸窝窝头去了，因为“现而今就是狱里的人多呀！”邹福远道出了这些艺人和手艺人的极度苦闷：“这年头就是邪年头，正经东西全得连根儿烂！”人的精神危机是时代文化危机的一部分。《茶馆》对旧社会民众精神危机的刻画，主要是借助剧中三个关键人物——王利发、秦仲义和常四爷来完成的。“裕泰大茶馆”的掌柜王利发贯穿全剧。他父亲死得早，二十多岁就独立应付生活，他懂得，“在街面上混饭吃，人缘顶要紧”，所以按着老辈儿留下来的老办法，以为“多说好话，多请安，讨人人的喜欢，就不会出岔子”。他每天满脸堆笑逢迎来自官僚权贵、外国势力、恶霸、地痞、特务、警察多方面的敲诈滋扰，他心地不坏，却因为地位比赤贫阶层高出一截，对世间的苦难早已熟视无睹。他是个本分买卖人，希望社会安定，自个儿的生意也顺心点儿，可社会总跟他拧着劲儿来，他不敢跟社会较劲，只能俯首当“顺民”，常劝茶客们“莫谈国事”。世间兵荒马乱，城区别的大茶馆都破产歇业了，他还苦撑着，时不时第想出些个小招数，抵挡街头商业全走背字儿的潮流，晚年，眼瞅着茶馆撑不下去了，他不嫌丢人，打算添女招待。但是，社会的魔掌越来越紧地卡住了他的脖子，国民党党棍创办的“三皇道”要砸他的茶馆，特务们也来勒索，要他交出根本拿不出来的金条换老命，流氓们开办新式妓院，在当局怂恿下要霸占他的铺面……王利发一筹莫展，走到了人生尽头，这才明白，几十年来的小心谨慎苦撑苦熬，全算白饶，面对死的诱惑，他到底喊出了从来没敢喊出口的话：“人总得活着吧？我变尽了方法，不过是为了活下去！是呀，该贿赂的，我就递包袱。我可没作过缺德的事……那些狗男女都活得有滋有味的，单不许我吃窝窝头，谁出的主意？”王利发的这点儿心理危机很有代表性，不坑人、不害人、逆来顺受、没有过高的生活要求，是当时小市民最普遍的心态。身份地位稍稍高于一般平民的小商人王利发，力求小康而不得，最后结局这样凄凉，生活在那个世道下面的贫苦市民，就更没指望了。王利发走到人生最后一站喊出来的几句话，也正是萦绕在社会底层小人物们心头的一致的困惑和愤懑。秦仲义是个民族资本家。第1幕登场的时候，只有二十几岁，戊戌变法失败后国势衰落，他凭着一颗报国之心，变卖祖业创建工厂，想实业救国。他耗尽40年的心血办起不小的企业，觉得这样就足可以“富国裕民”。他错了，抗战刚结束，他的产业就被政府没收了，当局不但没有接着好好办厂，还把机器当成碎铜烂铁给卖掉了。眼看着工厂的废墟，秦二爷痛心疾首，怨气冲天：“全世界，全世界找得到这样的政府找不到？”他的人生结论比王利发的还惨：“……应当劝告大家，有钱哪，就该吃喝嫖赌，胡作非为，可千万别干好事！”秦仲义有过比王利发大得多的生存能力，他立志变革中国现实，可是，他的人生也没能逃脱世道的钳制，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制度，帝国主义、封建寡头和官僚买办共同控制的国家经济形势，没给他留下一丁点儿施展的空间。何况，他自视高人一头，跟大众无法沟通感情。他在黑暗岁月里单挑独斗了一辈子，终于惨败下来，也是必然的。常四爷，在《茶馆》这出戏里，是最少受到挖苦、批判的一个形象，这跟他特定的身份、经历——由老北京旗人中间走出来的自食其力者——有相当的关系。满族出身的作家老舍，毕生写了许多带有满人性格特征的人物，可是，直到年近花甲，才破天荒头一回明明白白、理直气壮地写了一个正派、淳朴、刚直、勤恳的满族人！作者写常四爷的主要用意，一是要写出旗人下层的确有一批忠肝义胆的爱国者，二是要写出满族文化精神中也存在一些极有价值的东西，三是要反映出从清末过来的满族人，并不都是些坐吃等死的“窝囊废”。常四爷的身上体现了直到晚清时节八旗将士的多数人仍在坚守的爱国情操，打清朝末年他还吃着钱粮、坐得起茶馆的时候，就很瞧不上“吃洋教”的马五爷，瞧不上崇洋媚外的国人“一个人身上有多少洋玩意儿”，看到鼻烟壶也从外洋进口，他心疼“这得往外流多少银子啊！”尤其是感觉到了国不国民不民的惨状，他能冲口喊出：“我看哪，大清国要完！”当局的侦探以他说这话为理由要逮捕他，他据实相告：“我爱大清国，怕它完了！”还是没用，被抓去坐了一年多大牢。出狱就赶上了义和团运动，为护卫国权，他跟洋人刀枪相对地打了几仗。后来大清国到底亡了，他也并不意外，认准了这是历史的惩罚：“该亡！我是旗人，可是我得说句公道话！”他一生保持着满族人耿忠、倔强的脾气，不向恶人低头，不向命运让步，在民国初期到处排斥满人的时候，就像松二爷说的：“谁愿意瞪着眼挨饿呢！可是，谁又要咱们旗人呢！”哪怕是靠担筐贩菜、挎篮子卖花生米，照样活得腰板挺直。那么，像常四爷这么一条硬汉子，是不是能有好一点的命运呢，不是，他也照样逃不掉人生悲剧。七十多了，他还是一贫如洗，这才弄清楚：“我爱我们的国呀，可是谁爱我呢？”他预感到，这么下去，“不是饿死，就是叫人家杀了”，他“就是有眼泪也流不出来喽”。常四爷，一个多么希望依靠奋斗来换取国家和个人好前途的中国人，他的悲剧不是来自胆怯、懒惰，而是来自他的落伍了的观念，属于旧时代也属于满族传统的人生观，叫他总以为凭着一身正气和不服输的精神，就可以在铺天盖地的社会黑暗间闯开一条生路，这样天真的愿望根本没法实现，邪恶社会永远张着血盆大口，毫不留情地吞食着贫寒的个体的市民小人物，即使你再豪横再不肯屈服也罢。常四爷的失败，除了社会的责任之外，也因为他的人生哲学已然不合时宜。就这一点说来，他与终于跌进厄运的王利发、秦仲义，是殊途同归。《茶馆》作品刚发表，就有剧评家批评过：“这个戏……对旧时代的某些旧人却有过多的低回凭吊之情。”这部作品融入了老舍相当程度的“低回凭吊之情”，应当说是事实，问题是，这种情感是否就是多余的或者不健康的呢？剧作家“凭吊”了不为丑恶时代所容的优秀文化，“凭吊”了苦苦挣扎而终于落败的善良人物，我们只要尊重历史，是不难体会老舍对这些凭吊对象的价值认定的。优秀的民族传统被恶劣文化环境无情地剿杀，当然是需要凭吊和鸣不平
《茶馆》故事梗概是： 在满清王朝即将灭亡的年代，北京的裕泰茶馆却依然一派“繁荣”景象：提笼架鸟、算命卜卦、卖古玩玉器、玩蝈蝈蟋蟀者无所不有。年轻精明的掌柜王利发，各方照顾，左右逢源。然而，在这个“繁荣”的背后隐藏着整个社会令人窒息的衰亡：洋货充斥市场、农村破产、太监买老婆、爱国者遭逮捕。到了民国初年，连年不断的内战使百姓深受苦难，北京城里的大茶馆都关了门，唯有王掌柜改良经营，把茶馆后院辟成租给大学生的公寓，正厅里摆上了留声机。尽管如此，社会上的动乱仍波及茶馆：逃难的百姓堵在门口，大兵抢夺掌柜的钱，侦缉队员不时前来敲诈。又过了三十年，已是风烛残年的王掌柜，仍在拼命支撑着茶馆。 日本投降了，但国民党和美帝国主义又使人民陷入了内战的灾难。吉普车横冲直撞，爱国人士惨遭镇压，流氓特务要霸占王掌柜苦心经营了一辈子的茶馆。王利发绝望了。 这时，恰巧来了两位五十年前结交的朋友，一位是曾被清廷逮捕过的正人君子常四爷，一位是办了半辈子实业结果彻底垮了台的秦二爷。三位老人撒着捡来的纸钱，凄惨地叫着、笑着。最后只剩下王利发一人，他拿起腰带，步入内室，仰望屋顶，寻找安然了结一生的地方。 茶馆，在中国极为常见，但却是一个很特殊的地方。茶馆几乎浓缩了整个社会的各种形态，并随着社会的变革而同步地演出着一幕幕的人间活剧。 《茶馆》是一部非常著名的话剧。剧作者老舍 (1899—1966年)，原名舒庆春， 字舍予。老舍是他的笔名。满族，北京人。中国著名的现代文学家。老舍的《茶馆》创作于1956年，他以独特的艺术手法，把三个历史时期的中国社会变迁状况，装进了不足5万字的《茶馆》里， 以话剧的形式生动地表现了出来。 这出三幕话剧中，共有70多个人物，其中50个是有姓名或绰号的，这些人物的身份差异特大，有曾经做过国会议员的，有宪兵司令部里的处长，有清朝遗老，有地方恶势力的头头，也有说评书的艺人、看相算命及农民乡妇等等，形形色色的人物，构成了一个完整的“社会”层次。 《茶馆》的创作意图是十分清楚的，它通过“裕泰”的茶馆陈设由古朴→新式→简陋的变化，昭示了茶馆在各个特定历史时期中的时代特征和文化特征。开始时，茶客的弄鸟、吃茶、玩虫，虽有些略带古风的声色，但由于“侦缉”的出现及“莫谈国事”的纸条，一动一静，均产生着一种压抑的气氛。第二幕中，“裕泰”的生存，及茶馆设施的更新与场面的收缩，无疑暗示着茶馆在这个矛盾不断加剧的社会中所作的抗争。茶馆中的“洋气”以及那张越写越大的“莫谈国事”纸条，则预示着更大的危机。到了第三幕，不仅“莫谈国事”的纸条写得更大，数目更多，而且旁边还有一张纸条:“茶钱先付”。 这表明了茶馆已经到了入不敷出的地步，而“茶钱先付”“莫谈国事”显然反映了一种因果联系。 老舍以茶馆为载体，以小见大，反映社会的变革，是“吃茶”使各种人物、各个社会阶层和各类社会活动聚合在一起，如果没有“吃茶”一事，则茶馆中任何事情都将不复存在。正因为如此，老舍在剧中对北京茶馆文化也花费了不少的笔墨。如早先的茶馆里，除了喝茶，还有点心“烂肉面”可吃，一边喝茶，一边还可以做不少与茶无涉的事情；北京的茶馆也和江南茶馆一样，是个“吃讲茶”的地方；茶馆的老顾客是可以赊帐的，茶客也可以自己带茶叶来居坐；茶馆也是听书的好地方，说书人可以在此谋得一份生活的来源……
“我国何时开始饮茶，人人言殊，莫衷一是。唯大体上可谓开始于汉，而盛行于唐。唐以前饮茶，陆羽《茶经》卷下《六茶之饮》概为言之，谓:“茶之为饮，发乎神农氏，闻于鲁周公，齐有晏婴，汉有扬雄、司马相如，吴有韦曜，晋有刘琨、张载、远祖纳、谢安、左思之徒，皆饮焉。”但多非史实。纵是史实，非加申述，亦不易明。《茶经》云:神农《食经》“茶茗久服，有力悦志”(刘源长《茶史》卷一)。陆羽《茶经》以为饮茶起于神农氏，然《食经》为伪书，尽人皆知，不足为据。《尔雅》有“苦荼”之句，世以《尔雅》为周公时作品，谬以为饮茶自周公始，不知《尔雅》非作于周公。不足为饮茶起始之证。 《晏子春秋·内篇杂下》谓“晏子相齐，衣十升之布，食脱粟之食，五卵、苔菜而已”，以为饮茶(即茗)始于春秋时代。然《晏子春秋》亦非齐晏婴所作，根本难以成立。且万蔚亭辑《困学纪闻集证》卷八下云:“(槐按)今本《晏子春秋·内篇杂下》作三弋五卯苔菜，考《御览》卷八百六十七引作茗茶，载人茗事中……”虽作茗，然既言茗茶，恐非茗饮之茗。故茗饮之事不见于经。世又以诗之“谁为茶苦”，为饮茶之证，不知此茶乃苦菜之荼，非“荼苦”之茶，不能张冠李戴。似此春秋战国恐无饮茶之风，故《周礼·天官·家宰第一》言浆人供王之六饮，一曰水，二日浆，三曰醴，四曰凉，五曰医，六曰酉①。尚未见饮茶。......自汉以后，饮茶之记载，时有所闻，三国时吴孙皓每饮群臣酒，率以七升为限，韦曜不过两升，或为裁减，或赐茶茗以当酒(《三国志·吴志·韦曜传》)，以时茶茗，恐已为招待宾客之用，不然，宴会中，何以有茶? 晋张华尝谓“饮真茶，令人少眠”(张华《博物志》)，是晋亦有饮茶之风，所以茶茗之起，由来已久，宋裴汉《茶述》谓:“茶起于东晋，盛于今朝(宋朝)。”固误。《洛阳伽蓝记》谓饮茶始南朝梁武帝天监年间，尤误。所谓饮茶之风，开始于汉魏则可，盛行于汉魏则不可，因南北朝时，此风尚未普遍，何论于汉魏，关此《茶史杂录》引逸事两则如下: 齐王萧初入魏，不食羊肉酥浆，常饭鲜鱼羹，渴饮茗汁，京师士子，见萧一饮一斗，号为漏卮，后与高祖会食羊肉酪粥，高祖怪问之，对日，羊是陆畜之宗，鱼是水族之长，所好不同，并各称珍……唯茗不中，与酪作奴，高祖大笑，因号茗饮为酪奴，他日彭成王掘献谓萧曰:“……卿明日顾我为卿设荼莒之餐(即鱼)亦有酪奴。” 萧正德归降时，元义欲为设茗，先问卿于水厄多少，正德不晓其意，答日:下官生于水乡，立身以来，未遭阳侯之难，坐客大笑。 由前之说，北朝后魏京师士子，见齐王萧饮茶，引为怪异，号为漏卮;由后之说，尤养特欲为萧正德备茶，则一为少见多怪，一非家常用品，最少足以证明其非普通用物，不然，亦非北朝鲜卑族用物，此时饮茶，恐限于某地，行于某阶级，实非普及民众，故只能谓为饮茶之开始时期。而饮茶风气之兴，始于唐代。唐代民众喝茶成癖。东坡诗云:“周诗记苦荼，茗饮出这世。”乃以今之茶为荼。自唐以来，茶以清头目，上下好之，庶民日饮数碗，确成风矣。（摘自黄现璠著《古书解读初探》,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7月第1版） 注①：原字是酉旁加也，既左酉右也。 确实在世界上的很多地方饮茶的习惯是从中国传过去的。所以，很多人认为饮茶就是中国人首创的，世界上其它地方的饮茶习惯、种植茶叶的习惯都是直接或间接地从中国传过去的。 （1）神农时期：唐·陆羽《茶经》：“茶之为饮，发乎神农氏。”在中国的文化发展史上，往往是把一切与农业、与植物相关的事物起源最终都归结于神农氏。归到这里以后就再也不能向上推了。也正因为如此，神农才成为农之神。 （2）西周时期：晋·常璩《华阳国志·巴志》：“周武王伐纣，实得巴蜀之师，茶蜜皆纳贡之。”这一记载表明在周朝的武王伐纣时，巴国就已经以茶与其他珍贵产品纳贡与周武王了。《华阳国志》中还记载，那时已经有了人工栽培的茶园。 （3）秦汉时期：西汉。王褒《僮约》：“烹荼尽具”，“武阳买荼”，经考该荼即今茶。近年长沙马王堆西汉墓中，发现陪葬清册中有"�一笥"和“�一笥"竹简文和木刻文，经查证"�"即"槚"的异体字，说明当时湖南饮茶颇广。 我们现在还饮用着与很古老的祖先如姜太公相同的饮料，确实是很使人心潮澎湃的事情。能够给我们很多的遐想。 在古代史料中，茶的名称很多，但“茶”则是正名，“茶”字在中唐之前一般都写作“荼”字。“荼”字有一字多义的性质，表示茶叶，是其中一项。由于茶叶生产的发展，饮茶的普及程度越来越高，茶的文字的使用频率也越来越高，因此，民间的书写者，为了将茶的意义表达的更加清楚、直观，于是，就把“荼”字减去一划，成了现在我们看到的“茶”字。 “茶”字从“荼”中简化出来的萌芽，始发于汉代，古汉印中，有些“荼”字已减去一笔，成为“茶”字之形了。不仅字形，“茶”的读音在西汉已经确立。如现在湖南省的茶陵，西汉时曾是刘欣的领地，俗称“荼”王城，是当时长沙国13个属县之一，称为“荼”陵县。在《汉书·地理志》中，“荼” 陵的“荼”，颜师古注为： 音弋奢反，又音丈加反。这个反切注音，就是现在“茶”字的读音。从这个现象看，“茶”字读音的确立，要早于“茶”字字形的确立。 中国地大物博，民族众多，因而在语言和文字上也是异彩纷呈，对同一事物有多种称呼，对同一称呼又有多种写法。 在古代史料中，有关茶的名称很多，到了中唐时，茶的音、形、义已趋于统一，后来，又因陆羽《茶经》的广为流传，“茶”的字形进一步得到确立，直至今天。 在中国古代文献中，很早便有关于食茶的记载，而且随产地不同而有不同的名称。中国的茶早在西汉时便传到国外，汉武帝时曾派使者出使印度支那半岛，所带的物品中除黄金、锦帛外，还有茶叶。南北朝时齐武帝永明年间，中国茶叶随出口的丝绸、瓷器传到了土耳其。唐顺宗永贞元年，日本最澄禅师回国，将中国的茶籽带回日本。尔后，茶叶从中国不断传往世界各地，使许多国家开始种茶，并且有了饮茶的习惯。 但是也有人能够找到证据指出，饮茶的习惯不仅仅是中国人发明的，在世界上的其它一些地方也是饮茶的发明地，例如印度、非洲。 1823年，一个英国侵略军的少校在印度发现了野生的大茶树，从而有人开始认定茶的发源地在印度，至少是也在印度。中国当然也有野生大茶树的记载，都集中在西南地区，记载中也包含了甘肃、湖南的个别地区。茶树是一种很古老的双子叶植物，与人们的生活密切相关。 在国内，也有关于茶树的最早原产地的争论，有好几种说法。不少人认为在云南，有一学者在认真研究考证以后断言，云南的西双版纳是茶树的原产地。人工栽培茶树的最早文字记载始于西汉的蒙山茶。这在《四川通志》中有记载。
茶与中国文化 “茶”字的起源，最早见于我国的《神农本草》一书，它是世界上最古的第一部药物书。据有关专家考证，该书为战国时代（公元前5年－一公元前221年）的著作。 我国茶圣一－唐代陆羽于公元758年左右写成了世界上最早的茶叶专著《茶经》，系统而全面地论述了栽茶、制茶、饮茶、评茶的方法和经验。根据陆羽《茶经》推论，我国发现茶树和利用茶叶迄今已有四千七百多年的历史。 茶叶在我国西周时期是被作为祭品使用的，到了春秋时代茶鲜叶被人们作为菜食，而战国时期茶叶作为治病药品，西汉时期茶叶已成为主要商品之一了。从三国到南北朝的三百多年时间内，特别是南北朝时期，佛教盛行，佛家利用饮茶来解除坐禅瞌睡，于是在寺院庙旁的山谷间普遍种茶。饮茶推广了佛教，而佛教又促进了茶灶的发展，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所谓“茶佛一味”的来源。到了唐代，茶叶才正式作为普及民间的大众饮料。 茶自古以来就成为中日两国人民友谊的纽带。唐朝时，日本僧人最澄来我国浙江天台山国清寺研究佛学，回国时带回茶籽种植于日本贺滋县（即现在的池上茶园），并由此传播到日本的中部和南部。南宋时，日本荣西禅师两次来到中国，到过天台、四明、天童等地，宋孝宗赠他“千光法师”称号。荣西掸师不仅对佛学造诣颇深，对中国茶叶也很有研究，并写有《吃茶养生记》一书，被日本人民尊为茶祖。南宋开庆年问，日本佛教高僧禅师来到浙江径山寺攻研佛学，回国时带去了径山寺的“茶道具”、“茶台子”，井将径山寺的“茶宴”和“抹茶”制法传播到日本，启发和促进了日本茶道的兴起。 我国宋代时就已有阿拉伯商人定居在福建泉州运销茶叶；明代郑和下西洋，茶叶也随着销售到东南亚和南部非洲各国。明代末期，公元1610年荷兰商船首先从澳门运茶到欧洲，打开了中国茶叶销往两方的大门。 我国关于茶馆的最早记载，要算唐代开元年间封演的《封氏闻见记》了，其中有“自邹、齐、沧、隶，渐至京邑，城市多开店铺，煮茶卖之，不问道俗，投钱取饮”。唐宋以后，不少地方都开设了以卖茶水为业的茶馆。到了清朝，民间曲艺进入茶馆，使茶馆成为文化娱乐和休息的场所。 相传我国最大的茶馆是四川当年的“华华茶厅”，内有三厅四院。成都茶馆设有大靠背椅，饮茶聊天或打盹都极为舒适。 我国人民历来就有“客来敬茶”的习惯，这充分反映出中华民族的文明和礼貌。古代的齐世祖、陆纳等人曾提倡以茶代酒。唐朝刘贞亮赞美“茶”有十德，认为饮茶除了可健身外，还能“以茶表敬意”、“以茶可雅心”、“以茶可行道”。唐宋时期，众多的文人雅士如白居易、李白、柳宗元、刘禹锡、皮日休、韦应物、温庭筠、陆游、欧阳修、苏东坡等，他们不仅酷爱饮茶，而且还在自己的佳作中歌颂和描写过茶叶。
中国茶文化历史“茶”字的起源，最早见于我国的《神农本草》一书，它是世界上最古的第一部药物书。据有关专家考证，该书为战国时代（公元前5年－一公元前221年）的著作。我国茶圣一－唐代陆羽于公元758年左右写成了世界上最早的茶叶专著《茶经》，系统而全面地论述了栽茶、制茶、饮茶、评茶的方法和经验。根据陆羽《茶经》推论，我国发现茶树和利用茶叶迄今已有四千七百多年的历史。茶叶在我国西周时期是被作为祭品使用的，到了春秋时代茶鲜叶被人们作为菜食，而战国时期茶叶作为治病药品，西汉时期茶叶已成为主要商品之一了。从三国到南北朝的三百多年时间内，特别是南北朝时期，佛教盛行，佛家利用饮茶来解除坐禅瞌睡，于是在寺院庙旁的山谷间普遍种茶。饮茶推广了佛教，而佛教又促进了茶灶的发展，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所谓“茶佛一味”的来源。到了唐代，茶叶才正式作为普及民间的大众饮料。茶叶自古以来就成为中日两国人民友谊的纽带。唐朝时，日本僧人最澄来我国浙江天台山国清寺研究佛学，回国时带回茶籽种植于日本贺滋县（即现在的池上茶园），并由此传播到日本的中部和南部。南宋时，日本荣西禅师两次来到中国，到过天台、四明、天童等地，宋孝宗赠他“千光法师”称号。荣西掸师不仅对佛学造诣颇深，对中国茶叶也很有研究，并写有《吃茶养生记》一书，被日本人民尊为茶祖。南宋开庆年问，日本佛教高僧禅师来到浙江径山寺攻研佛学，回国时带去了径山寺的“茶道具”、“茶台子”，井将径山寺的“茶宴”和“抹茶”制法传播到日本，启发和促进了日本茶道的兴起。我国宋代时就已有阿拉伯商人定居在福建泉州运销茶叶；明代郑和下西洋，茶叶也随着销售到东南亚和南部非洲各国。明代末期，公元1610年荷兰商船首先从澳门运茶到欧洲，打开了中国茶叶销往两方的大门。我国关于茶馆的最早记载，要算唐代开元年间封演的《封氏闻见记》了，其中有“自邹、齐、沧、隶，渐至京邑，城市多开店铺，煮茶卖之，不问道俗，投钱取饮”。唐宋以后，不少地方都开设了以卖茶水为业的茶馆。到了清朝，民间曲艺进入茶馆，使茶馆成为文化娱乐和休息的场所。相传我国最大的茶馆是四川当年的“华华茶厅”，内有三厅四院。成都茶馆设有大靠背椅，饮茶聊天或打盹都极为舒适。我国人民历来就有“客来敬茶”的习惯，这充分反映出中华民族的文明和礼貌。古代的齐世祖、陆纳等人曾提倡以茶代酒。唐朝刘贞亮赞美“茶”有十德，认为饮茶除了可健身外，还能“以茶表敬意”、“以茶可雅心”、“以茶可行道”。唐宋时期，众多的文人雅士如白居易、李白、柳宗元、刘禹锡、皮日休、韦应物、温庭筠、陆游、欧阳修、苏东坡等，他们不仅酷爱饮茶，而且还在自己的佳作中歌颂和描写过茶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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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舍作品中的文化反思——市民的世界 老舍原名舒庆春，字舍予，笔名老舍，满族人。他生于北京城一个贫苦家庭，在大杂院度过了艰难的幼年和少年时代。他的父亲舒庆寿是一个皇城的护军，庚子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城时去世了。老舍的上面有四个姐姐和三个哥哥，但长成人的只有老舍的大姐，二姐，三姐和三哥。他从小是靠他母亲和姐姐们给人洗衣，缝补衣服才勉强度日。据老舍后来自己回忆说：“苦的时候是一把盐，一点菜和粮食掺在酸豆汁汤里，熬成稀糊糊，一天三顿，就算是饭了的过生活。”在四十岁时，老舍写过一个自传，其中这样描述自己的少年和童年的：“三岁失怙，可谓无父。志学之年，帝王不存，可谓无君。无父无君，特别孝爱老母……。”因此他从小就熟悉社会底层的市民生活，喜爱流传市井巷里的戏曲和民间说唱艺术。他的好友后来成为语言学家的罗常培教授回忆当时的情景：“老舍打小爱听小茶馆听听书，上天桥看个‘噌儿戏’，像个小尾巴似的跟在街头艺人屁股后跑熟北京的大大小小的茶馆。”将“北京松人”的那套处世哲学有了经一步的了解：“什么见人下菜碟，见了松人拢不住火，有便宜不沾王八蛋，树叶掉下砸别人脑袋……。北京人爱起哄，爱瞧热闹，那儿有个吵架拌嘴的事，就会有一帮敲锣边的。过路人必然有伸脖子瞪眼上来掺合的。”北京人豪爽的一面，也尽收眼底。在赌场、地摊鸽子市、鸟市、酒馆、茶座，不难听见这样的话：“谁把谁坑，那就得说人家有能耐，谁被谁坑了，谁自认是傻蛋。”这条公理咋听“恶得厉害”，事后也有道理，那年月赌场无父子，买卖无兄弟，见钱眼开，六亲不认，哥们儿之间两肋插筷子……。所有这种阅历多有利于日后他的创作的平民化与京味风格的形成。 光绪三十一年，八岁的老舍进入西直门大街路北的市立高井胡同第儿两等小学堂读书，不久转入南草厂胡同的市立第十四小学堂。后来老舍考上端王府夹道的北京师范学校，读了四年书。毕业后以其名列前茅的成绩。品学兼优的秉性，加之恩师的推荐，十七岁就做了东城交道口方家胡同小学的校长，跨出令所有同辈侧目的一步。四年后，他被派到江浙一带考察教育。这一年，正是“五四”运动蓬勃兴起的一九一九年。南方之行，使得舒庆春的眼界大开，满目疮痍的祖国河山，生活困苦的下层百姓，又使他更多了一份对苦难祖国的忧患意识。一九二六年，舒庆春到英国伦敦大学东方学院当了一位中文讲师。在英国期间完成了《老张的哲学》，并由国内的郑振铎发表于《小说月报》，正式署名老舍。一九二九年六月到法国巴黎，写下《二马》和《赵子曰》。不久又从法国到新加坡，在此期间写下《小坡的日记》。到三十年代中期，老舍的创作进入鼎盛时期，《猫城记》（ 1932 年）、《离婚》（ 1932 年）、《牛天赐传》（ 1936 年），其中最出色的《骆驼祥子》（ 1936 年）是现代文学史上最优秀的长篇小说之一。除了这些长篇小说外，他还创作《月牙儿》等中篇小说和《断魂枪》、《柳家大院》、《微神》等短篇小说。抗日战争爆发后，一九三八年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成了以后，老舍任总务部主任，积极投身抗敌文艺工作。四十年代最主要的长篇是《四世同堂》。解放后，五六十年代最成功的作品有话剧《茶馆》（ 1957 年）和小说《正红旗下》 （ 1961 － 1962 年，但遗憾未完成。）一九六六年“文革”开始后，受到残酷迫害，于八月二十四日投平湖自杀。他的一生共写一千篇（部）作品，约七八十万字。 老舍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与价值的是他对文化批判与民族性的问题格外的关注，他的作品承受着对转型期中国文化尤其是俗文化的冷静的审视，其中既有批判，又有眷恋，而这一切又都是通过北京市民日常生活全景式的风俗描写达到的。他是第一个把“乡土”中国社会现代性变革过程中小市民阶层的命运，思想和心理通过文学表现出来并获得巨大成功的作家。老舍的作品注重文化，铺写世态，是那么真实而又有世俗的品位，加上其表现形式又适应并提高市民阶级的欣赏趣味，所以能为现代文学赢得知识分子之外的众多读者。北京文化孕育了老舍的创作，而老舍笔下的市民世界又是最能体现北京文化人文景观，甚至成为一种文化史的象征，一说到北京文化就不能不联想到老舍的文学世界。 另外 老舍的贡献不在于长篇小说的结构方面，而更在于其独特的文体风俗。他远离二三十年代的“新文艺腔”，，他的作品“北京味儿”“幽默风”以及以北京话为基础的俗白，凝练纯净的语言在现代作家中是独具一格 的 。老舍是“京味小说”的源头，他创作的成功标志着我国现代小说（主要是长篇小说）在民族化与个性化的追求中已经取得重要的突破。 （一）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思潮对老舍市民世界的反思的影响。 一九一七年初的文学革命，在中国文学史上竖起一个鲜明界碑，标志着古典文学的结束，现代文学的起始。这一切必然会影响与之共同成长的一代甚至几代作家文学创作，并将时代的烙印深深烙在这个时代的作家的身上。但是老舍的作品和二三十年代主流文学有明显的差异，即他始终用“文化”来分割人的世界，关注特定“文化”背景下的命运，以及在“文化”制约中的世态人情，作为“诚”的生活方式与精神因素的“文化”蜕变。看重的是“文化”对于韧性以及人伦关系的影响：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反思，以及国民性的探讨是独特的，格外注重现代文明探索的病源，那是更发人深思的。 1. 首先，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对老舍的影响是深远的。据老舍后来自己说：“反帝、反封建这两种认识是我后来写作的基本思想与情感，虽然我写得并不深刻，可是没有‘五四运动’给了这点基本东西，我便什么也写不出来。这点基本的东西迫使我非写不可！这就是我的灵感，一个献身文艺写作的灵感。”我们可以由此看出他的文学创作和作品的文化反思、国民性的探讨是直接植根于文学革命和新文化运动的精神实质的。 2. 新文化运动作为中国现代化的启蒙运动 , 鲜明的提出思想上的“人权、平等、自由的，”文学上的“人的文学”这些都能够唤醒青年和文学作者，于是他们纷纷选择运用西方各种文学样式和创作手法，以倾吐自己内心的苦闷和愿望，表现“五四”时代叛逆、自由、创造的精神。在这样的氛围影响下，老舍更多则是以市民世界中活跃着的老派市民、新派市民以及理想派市民等几种不同的人物系列，各式人物、人物的性格构成来阐释某种文化内涵，老舍写“人”的关节点是写“文化”。 其中写得最好是老派市民形象，他们虽然是城里人，但是仍是“乡土”中国的子民，有着沉重的封建宗法思想的包袱，对人生态度与生活方式度很“旧派”，很保守、闭塞的，并通过戏剧性的夸张，揭示这些人物的精神病态，从而实践他对北京文化以至穿通文化中的消极、落后方面的批判。在他于英国完成的长篇《二马》中的老马就是一个迷信、中庸、马虎、懒散的奴才是人物，他的生活信条就是得过且过，这样一个脚色很容易使人联想到鲁迅笔下的阿 Q ，因为他们都是落后国民灵魂的勾画。 另外老舍非常注重市民生活方式所体现的人生观及其文化根底的展示老派市民形象。《牛天赐传》中的牛老四，《四世同堂》的祁老人、祁天佑，《离婚》中的张大哥就是这样一类人物。以张大哥为例的话，这是一个知足认命、墨守成规的市民，他小心翼翼要保住自己的小康生活，害怕一切变。“张大哥一生所要完成的神圣使命：做媒人和反对离婚，”而他的一生“事业”正是要调和矛盾，“凑合”着过日子。基于这点人生哲学，体现了传统封闭、自足的一面；同时辛辣的揭示传统的民族生存方式的危机。这位张大哥也正是这类老派市民在“乡土”中国往现代性转换的历史过程中受到巨大冲击“老中国的儿女”因循保守的庸人哲学的破产，以及他们欲顺应天命而不可得的悲剧。《四世同堂》里的祁家老太爷也是北京老派市民的典型，在他身上集中了北京市民文化的“精髓”。回避政治与一切纷争，当日本人达到北京市，他只是认为是准备些粮食和咸菜，堵上家门就万事大吉的一个主。将人严格分了尊卑贵贱，忠实而真诚按祖宗的礼教习俗办事，处处讲究体面与排场。作家在批判祁老爷子保守苟安的生活哲学的同时，也没有忘记时代环境的变化，当起老人发现自己的一套行不通，被逼到“想做奴隶而不得”的绝境时，也终于勇敢起来捍卫人的尊严、民族的尊严。祁老人的孙子祁瑞宣大致属于老派市民系列，不过是比较年轻的一代，在他的身上集中了更加深刻尖锐的矛盾。他受过现代的教育，有爱国心，有某些现代意识，但他毕竟是北京文化熏陶出来的祁氏大家族的长孙，他身上体现了衰老的北京文化在现代新思潮冲击下产生的矛盾与困扰。在民族危难的时刻，祁瑞宣虽然找到了自己在战争中的地位，然而小说所着重表现他性格矛盾和无穷的精神苦恼，其中显然也表现传统文化负面影响。小说正是通过祁老人，祁瑞宣思想性格的刻画，生壳的反映了北京市民及整个民族的“国民性弱点”，以及这些弱点在社会变革中被改造的历史过程。 与同时代作家不同的是，在批判传统文明的同时，对外来的西方资本主义文明持非常谨慎以至排拒的态度。这种态度表现在他对“新派市民”形象的漫画式描写上。在《离婚》、《牛天赐传》和《四世同堂》等作品中都出现了那种一味追逐“新”，寻求“洋式”的生活情调而丧失人格的堕落人物，其中既有蓝小山、丁约翰之类的西崽，也有张天真、祁瑞丰、冠招娣等一类胡同纨绔子弟。老舍在写此类脚色就使用的几乎刻薄的手法，不忘记给他们描写可笑的漫画式肖像。《离婚》里的张天真就是这种德行“高身量、细腰、长腿、穿西装、爱看跳舞、假装有理想、皱着眉照镜子、整天吃蜜柑。拿着冰鞋上东安广市场，穿上运动衣睡觉。每天看三份报，不知道国事，专记影戏院的广告。”总之是一种新潮而浅薄的脚色。《四世同堂》里的祁瑞丰也是这类“洋派青年”，不过更令人恶心的时期“洋味”中又带有汉奸味。老舍笔下的这些脚色因嘲讽的意味太浓，刻画的并不算深入，有类型化的倾向。较之老派市民那种批判又同情，而给新派画粗俗的漫画时鄙夷不肖之情则溢于言表。这里就包含了对西方资本主义文的反思。而且常常把批判传统文明的失落和新潮的愤激之情交织在一起，贯穿在老舍的小说中。 值得注意的是。在一些表现底层市民命运的作品中也贯穿着批判、排拒资本主义文明的主题。中篇小说《月牙儿》是些母女两代烟花女子的故事。小说展示了母亲从生活中得来的“肚子饿是最大的真理”，这一代原始残酷性的生活经验，与女儿从“新潮”中接受的恋爱神圣、婚姻自由等新观念之间的矛盾。但耐人寻味的是在老舍的笔下，矛盾的解决方式，不是母亲的生活真理向女儿的新思潮靠拢，而是向相反的方向发展。这是老舍对西方资产阶级个性解放的思潮作出了自己的独立判断。老舍在《骆驼祥子》里也说过类似的话：“爱与不爱，穷人的在金钱上决定，‘情种’只生在大富之家。”老舍全部作品的描写中，这种批判就或多或少的为避免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弊病，而将封建宗法社会东方文明美化的民粹的倾向。这种民粹主义的思潮在中国这样的具有悠久文化传统，小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占优势的文明古国，是有着特别深厚的土壤的。较同时代的，在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影响下的作家中有着更深刻的认识和思考价值。 老舍笔下的正派的或理想的市民形象，也是那个时代所呼之欲出的一类的形象。因而老舍在描绘城市资本主义化过程所产生的文化变异与分裂的图景时，并没有放弃对理想的追求，况且老舍的创作很注重社会的教化功能，他写理想的市民是为探索文化转型的出路，使作品更有思想和启蒙意义。不过老舍常常带着比较传统的道德观去构思他的理想市民的性格。无论是《老张的哲学》里的赵四，《赵子曰》里的赵景纯，还使《二马》里的李子荣，《离婚》中的丁二爷，都是侠客兼实干家，这自然反映中国传统小市民的理想的。以“理想市民”的侠义行动为善良的平头百姓除奸，从而获得“大团圆”的戏剧结局。这也造成其小说这类人物的平庸的一面。但随生活的发展，老舍的创作的深化，特别是抗日时期特殊外部环境，他所写的《四世同堂》中，这类理想人物开始从对传统文化、民族性格潜在的力量的挖掘中，去寻找民族振兴的理想之路。成功的塑造了天佑太太、韵梅这两个普通的家庭妇女的形象在民族危难一旦降临，他们挺身而出，坚毅沉着而又忘我地成为独立支撑的大柱。看到四面墙的院子外面的世界，把无私的关怀与爱由家庭扩展到整个国家和民族。还有诗人钱默吟也是这样一个理想的市民形象。因此我们可以说：这些人物的出现，标志着老舍的创作随着时代的发展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二）与同时代的京派代表作家沈从文关于城市文明并与人性关系的比较。老舍和沈从文可以说是中国现代文学第二个十年中两位很具代表性作家。由于他们所处的时代背景和共同关注城市文明病和人性关系的阐述者的角度，二者具有很好的可比性，从而我们可以更加清楚的看到老舍作品中文化反思与众不同之处。 从所描写的作品中的人物而言。老舍笔下有一种属于城市地层的贫民的形象，这里有洋车夫祥子、老马、小崔、老巡警、拳师沙子龙、剃头匠孙七、妓女小福子、老人方宝庆和小文夫妇等等。这个形象系列集体体现了老舍与下层人民深刻的精神联系。而以表现湘西人民特异“生命形式”小说成名的作家沈从文的笔下这是他故乡的农民、兵士、终生漂泊的水手船工，吊脚楼的下等娼妓、以及童养媳、小店伙计等等，都一律怀有不可言说的同情和关注。 以老舍的《骆驼祥子》来说，主要是一个来自农村的纯朴的农民与现代城市文明相对立所产生的道德堕落与心灵腐蚀的故事。“一个拉车的吞的是粗粮，冒出来的是血；他要卖最大的力气，得到最低的报酬，要立在人间的最低处，等着一切人一切法一切困苦的打击。”祥子作为一个独立的劳动者的“善良愿望”的毁灭，是有社会原因的，是二三十年代那个动荡的社会为背景，是的祥子的悲剧有了社会批判的内涵。同时也揭示了祥子自身的固有的缺陷。他不合群、别扭、自私死命要赚钱“不得哥们”。这一切决定了他的孤独、脆弱最终完全向命运屈服，一步步走向堕落的深渊。 而沈从文笔下的《柏子》以写妓女和水手蛮强的性爱闻名，从字里行间透出的是哀婉的艺术效果。叫水手的柏子每月一次花尽用性命换来的金钱去与相好的妓女相会，他觉得是满足，像条随时可以掀翻的船在无所顾忌的前行而不知不觉，便是有一天受到严重的挫折有所悟了，还是脱离不掉生命的“自在状态”。 对比《骆驼祥子》中的祥子和沈从文笔下的《柏子》中的柏子，我们可以发现：祥子似乎注定被腐败的环境锁住而不得不堕落，他想向命运搏斗而终向命运屈服，他的一切幻想和努力都成泡影，恶劣的社会毁灭了一个人的全部人性最终原因。而柏子这是对一种肯定人的自然和谐、健康的生命，反对人类文明进程中的某种倒退，反对生命的被戕害，将雄壮和柔顺集于一身的人性的讴歌。从而我们更能理解老舍笔下的人物，在城市文明病、人性关系中深深的忧虑。这是三十年代，象《骆驼祥子》这样批判现实同时又试图探索现代文明病源的作品，是独树一帜的。 （三）从老舍作品的“京味”与“幽默”中可以看到对文化反思的痕迹。在老舍作品中最引人注目的是那地地道道的“京味”和独有的“幽默”，这个问题初看起似乎是一个形式的问题。但艘线必须明白的是，情感把握与形式创造的关系：在文文学创造中，情感是推动认识的动力，认识是情感形式的依凭。从内容出发去选者与创造形式，但发挥形式对艺术表现的能动作用，也就是说，当内容确定以后，需要用适合的形式去表达它。形式的完美创造能够使内容得到深化和升华，或者说形式具有帮助内容生成的作用。正因为这个理论依据，可以说老舍作品的“京味”和“幽默”这个表达形式更加有利、有助于他的文学作品中的文化反思的作用。 老舍聚集其北京的生活经验写大小杂院、四合院和胡同，写市民凡俗生活中呈现的场景、风致，写已经斑驳破败仍不是雍熔气度的文化情趣，还有那构成古城景观的各种职业活动和寻常事相，为读者提供了丰富多彩的北京风俗画卷，画卷中洋溢着北京味儿，有浓郁的地域文化特色，具有很高的民俗学价值。正是由于这“京味”作为小说的风格氛围，又体现了作家描写北京市民庸常人生是，对北京文化心理结构的揭示。从而达到与之相应的审美追求，“北京文化”的精魄渗透于老舍的人物刻画，使得其作品呈现出“连走卒小贩全有风度” 老舍作品追求“幽默”，也同样打上“北京市民文化”的烙印形成更内蕴的“京味”。老舍的幽默具有两重性：当过分迎合小市民趣味时，就流入为幽默而幽默的“油滑”，这主要表现在老舍的早期创作中。但是从《离婚》开始，老舍得之于北京市民趣味的幽默找到健康的发展方向：追求更加生活化，在庸常的人性矛盾中领略喜剧的意味，谐而不虐，是幽默“出自事实本身的可笑，而不是从文字里硬挤出来的”，追求更高的视点，更深厚的思想底蕴，是幽默成为有温情的自我批判，追求艺术表现上的节制和分寸感。产生喜剧和悲剧，讽刺与抒情的渗透。这种结合获得了一种丰厚的内在艺术力量。从而使他的作品中市民世界的表现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写出“简单的、有力的，可读的而且美好的文章。”做到把语言的通俗性与文学性统一起来，做到干净利落，鲜活纯熟，平易而又粗俗，精制而不雕琢，在使用的语词、句式、语气以至说话的神态气韵，都有独特的体味和创造，又隐约渗透着北京文化的气息。 总之，老舍虽然没有直接参与激进的新文化运动，甚至对“五四”运动也采取旁观的态度，还与二三十年代时代主流保持一些距离，在创作上也表现出不苟时尚的自足心态但丝毫不影响他是一位真正试图在文学创造中超越一般感时忧国的范畴，取用文学手段探索现代文明的病原，第一个把“乡土”中国社会现代性变革过程中小市民阶层的命运、思想与心理通过文学表现出来并获得巨大成功的伟大作家。在他的笔下许许多多的具有鲜明个性的人物，势必列为我国现代文学史人物形象走廊之中，老舍也将留下不可磨灭的影响。他被认为是标志我国现代小说（主要是长篇小说）在民族化和个性化追求中取得重要突破的作家。
结合老舍小说对"市民世界"的展现,谈谈老舍艺术视点的独特性？参考答案： 角度：始终关注的“文化”问题，以及在文化制约中的世态人情。基本视点：“文化”对于人性以及人伦关系的影响。 （一）老派市民形象描写，包含着老舍对传统文化本身所蕴含的美德的书写与追怀，是含泪的批判与哀挽。包括老马（《二马》）、张大哥（《离婚》）、祁老太爷、祁瑞宣（《四世同堂》）。 （二）新派市民形象 是一味“逐新”，一味追求“洋式”生活情调，丧失人格的堕落形象。 是一群“胡同纨绔子弟”，如《离婚》中的张天真等。老舍漫画式的描写，蕴涵有对西方文明包括“五四”后引进的“新潮”所进行的反思与批评。 （三）正派市民形象 塑造并不成功。其中寄含着同时超越传统和现代文明弊病的理想追求。包括李景纯（《赵子曰》）、李子荣（《二马》）等。 （四）城市贫民形象 贯穿着对资本主义文明的批判。包括祥子、小福子（《骆驼祥子》）、沙子龙（《断魂枪》）方宝庆（《鼓书艺人》）等。 市民世界包含着老舍对北京及至整个中国传统文化消极成份的批判，同时也包含着对外来文化的谨慎甚至排拒。《月牙儿》中的母女处境，体现了老舍站在底层贫民立场对个性解放思潮的独特判断。
对国民性的批判，鲁迅的态度是偏激的，而老舍的态度则是温和的。此外，他们的出发点和目的也是不同的，鲁迅对国民性的批判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时代要求直接相关，而其目的也带有一定的功利性，是为了改造国民性。而老舍在步入文坛时，新文化运动的高潮已经过去，他又与当时的主流文学并不合拍，所以，他对国民性的批判只是他通过“城与人”的关系对“市民世界”进行探讨时所作的文化反思。 老舍和鲁迅都看到了儒家传统文化给中国人民心理和性格上所带来的深刻印痕，但当两者将这种认识渗透到国民性批判的创作实践中去的时候，则表现出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倾向。鲁迅主要从政治、经济和社会革命等多个角度去洞察社会，因此，在进行国民性批判的时候，习惯于把政治的、经济的、伦理道德的和文化的批判紧密结合在一起。老舍的批判则完全不同于鲁迅的这一批判模式，他几乎将所有的精力都专注地投放在了对传统文化的负面性的揭示和批判上。“老舍以他特有的生活经验和艺术形式，在丰富开阔的中西文化对比中，从宏观的角度广泛地透视了国民的精神状态。” ①老舍打小就生活在北京的市民阶层，对流传于其中的各种文化都了如指掌，多年的留学英国的经历，西方的文化熏陶又使他摆脱了封建文化的束缚，具备了宏阔的文化视野。因此，当他从中西方文化的对比中去关照两个民族的文化时，他能够清醒地认识到糜烂的传统文化给中国民族所带来的危害以及在这种文化形态的影响下形成的市民性格的劣根性和国民人格的丧失。在他看来，传统文化的负面影响是一切国民劣根性形成的根源，于是，执着于从批判传统文化的视角入手，去探讨、研究和分析国民性的一切问题便成了老舍小说国民性批判的主旋律。这相对于鲁迅多角度、大范围、重现实的批判来说，又是一个极具创造性的新特点，尽管温和的文人性格使他的批判缺少点鲁迅那样的尖锐，对文化的批判也过于绝对化，但这并不能抹杀他这一独特的创新所取得的成就，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能够如此执著地从文化角度将国民性问题解读得如此透彻的人也就只有老舍一个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