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西方马克思主义特征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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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 西方马克思主义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初在西方兴起的一股思潮。他们从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出发，对资本主义所面临的问题以及马克思主义理论、无产阶级运动的出路等问题进行了批判和探讨。本文试从整体上来分析西方马克思主义，并从六个方面概述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特征。以便于吸收和利用其合理的成分，更好地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
论文关键词： 西方马克思主义 多样性 批判性 现代性 开放性
西方马克思主义是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初兴起并在国际上颇有影响的一股哲学思潮。它以时代的变化为借口，提出并企图用西方近现代的某些哲学思想来对马克思主义进行改造，使之“完善、发展”。西方马克思主义虽然在整体上与马克思主义根本相反，但是我们也不能对它采取简单化的一概否定的态度，而应该采取批判的态度、扬弃的方法来对待西方马克思主义，从中吸取积极、有利的因素。本文试从整体上来把握西方马克思主义并从中抽取出其共同、一般的特征，作为进一步深入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前提。
一、学派的多样性
这可以说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鲜明的特征。西方马克思主义学派林立、理论繁多，并不能纳入一个完善统一的“公理”和通用的模式，具有令人眼花缭乱的多样性与多变性。这是一个只要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稍微有所了解、接触就会感觉到的不争事实。其中有影响的如黑格尔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现象学的马克思主义、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法兰克福学派的马克思主义、新托马斯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地理学的马克思主义、生态学的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等十多个学派。而且有些大学派里面还套小学派，有不少分支。可以说，在这众多的学派中也找不到两个观点毫无分歧的哲学家。此外，各学派之间还不断相互影响甚至交叉。因此，人们要准确地说出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究竟有多少个流派可以说是十分困难的事情。
导致同出于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而会出现这种“百家争鸣”的局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从根本上来看，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当代科学技术、科学思想的交叉、综合以及边缘化的发展趋势在哲学思潮上的体现。由于现代西方哲学缺乏真正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因而缺乏自我更新的能力，缺乏旺盛的生命力。不得不从马克思主义中吸取营养以寻找自身的生存和发展。二是大多数西方哲学学派在其创始人生前曾风行一时，以后却如昙花一现，之后或者因为内部分化而衰落，或者与其他学派融合产生“新”的学派，或者被另一种学派所排挤、所代替。而后者接着也遭受到前者同样的短命厄运。如黑格尔主义一新黑格尔主义、托马斯主义——新托马斯主义、康德主义——新康德主义等。
总之，它们只有不断的改变招牌、更换门庭才能维持其生存。这样产生的多样性并不是正确的全面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与错误的片面的彼此交替和对立的结果，而只是一种错误的和另一种错误的、一种片面的和另一种片面的相互对立的结果。
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建立在关于自然和社会的客观规律的基础上的，是正确而全面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以来，西方哲学就炮制了一个又一个反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武器”，但他们一次又一次地失败了。这同样也形成了西方马克思主义派别表面的多样性。
西方马克思主义多样性表明了“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是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层面以及运用不同的哲学流派来解读马克思主义，客观上有利于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进一步的深人。但是，往往容易导致一失足成千古恨的局面，其结果就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修正、歪曲，最终使研究陷人死胡同。
二、内容的两分性
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虽然学派林立、多样且多变，但这并不意味着内容上也杂乱无章、无规可循。综观他们的研究内容，主要涉及两个方面，一是关于科学问题；二是关于人的问题。正是这两个问题把这一思潮区分为两种类型：科学主义(或理性主义)思潮和人本主义思潮(或非理性主义)。科学主义和人本主义这两大思潮的产生，从社会历史的角度看，在西方资产阶级上升时期曾是反对封建主义、反对宗教主义的两大思想武器：用科学主义反对迷信，用人道反对神道。那时的资产阶级既重视理性、重视科学，于是提出了“知识就是力量”的名言；同时又重视人道、重视人权，于是提出了“自由、平等、博爱”的纲领。这二者是统一的。随着资产阶级巩固了自己的统治，严酷的事实表明：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科学的进步、机器的运转，并没有带来普遍的“自由、平等、博爱”；反而带来了使人异化的深刻的社会危机。同时，科技发展本身和人类社会生活本身也提出了大量需要回答的问题。因此理性主义与人道主义的分裂Et趋明显：理性主义一方面越来越来把人的问题从科学范围中排除出去，另一方面它本身也发生了变化，从抽象的思辩的理性主义转变为具体的、实证的理性主义。与此相应，它把人道主义斥之为虚伪的人道主义，而把自己标榜为一种要回答人的原始之内在本质的“新人道主义”。这样，终于在十九世纪分裂为两大思潮。
就科学主义思潮来说，对它影响最大的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西方发生的第三次技术革命。这次以信息技术为主导的技术革命使资本主义由电气化时代步入信息化时代。科学的大分化、大综合的结果，出现了边缘性学科、横断性学科和综合性学科这样三大类型的新兴学科。在科技迅猛发展的客观实事面前，那种主要以数理逻辑结构为工具，从横向静态地分析自然科学的逻辑结构和逻辑方法的学派逐渐暴露出不能说明科学发展规律的弱点，从而不得不让位于那种主要与科学史相结合、从纵向动态地研究科学发展规律的学派。从逻辑实证主义到批判理性主义再到历史主义和新历史主义，正是表明了这种由横向到纵向、由静态到动态分析的趋势。
就人本主义思潮来说，对它影响最大的则是二战结束以后，特别是五十年代以来，西方的社会历史现实。西方社会在这半个世纪中经历了战后恢复、相对繁荣、停滞危机、滞胀复兴等几个阶段。在这个过程中，一方面是科技物质生产高度发展，物质生活水平得到前所未有的提高；另一方面反映了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下的各种社会危机，特别是经济危机从酝酿到爆发、从潜伏到表面化；社会道德风尚日益败坏、精神文化日趋坠落、垄断资产阶级和统治集团对人民群众的统治也随之加紧。这些矛盾的积累，终于在六十年代后期导致了一场震撼西方社会的新左派运动。
我们必须看到，人本主义哲学思潮把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说成仿佛是科技进步和物质生产提高所带来的社会压制与人的本性之间的矛盾，而不是生产力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矛盾，这当然是极为荒谬的。不过，它提出了如何处理好科技与人的关系的这一值得关注的问题。
三、现代性
大部分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都以使马克思主义“现代化”作为自己的历史使命。他们在“回到(青年)马克思”的口号下，要求“重新发现马克思”，通过马克思本人的著作，特别是早期的著作来“革新”或“重建”马克思，使马克思主义“现代化”。一方面，他们认为，当代资本主义较之于马克思本人所处的自由资本主义时代已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出现了新趋势和新特征。而马克思主义主要是一种十九世纪的社会理论，即自由资本主义的理论。它的许多原理所赖以成立的现实基础消失了，不能解答现时代提出的各问题，因而过失了，必须加以“修正、补充和发展”，以适应当代的社会现实。另一方面，“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认为，由于马克思的理论被恩格斯及其后的“正统马克思主义者”所歪曲，已变得面目全非，所以需要正本清原，恢复马克思主义的本来面目，建立一种“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来与恩格斯及其后的“正统马克思主义”相对立。
西方马克思主义致力于马克思主义的现代化可以说是不仅是合理的，而且是应该的。马克思主义是时代的产物和社会实践的结果。只有与时代同步，在分析和解决现实问题中才能获得生机与活力。在时代已经事过境迁、社会实践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的情况下，要求马克思等经典作家回答现代社会提出的各种问题，提供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绝对是错误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应站在时代的前列，总结、概括新的实践经验、分析解决实际的问题，以新的思想观点去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从这个意义上说西方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现代化所做的努力是值得赞扬和肯定的。然而令人感到遗憾也是值得我们警惕的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在致力于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的操作过程中，修正的已不是个别的结论与说法，而是抛弃了剩余价值学说和阶级斗争理论等，对此，仅以现代化做为说明是没有道理的。
四、纯学术性
“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从纯的学术性的角度来研究马克思主义，将理论与实践相脱离，使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局限于学术研究的圈子里。正如安德森所说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首要的最根本的特点是它在学术结构上与政治实践相脱离。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这种学院式的特征并不是一开始就是这样的。它的奠基人卢卡奇和葛兰西都是无产阶级革命实践的积极参与者，他们都力图贯彻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原则，只是到了三十年代以后，“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们才开始脱离无产阶级革命实践，将马克思主义主要当作纯学术研究的对象。这种变化最初是从法兰克福学派那里表现出来的。霍克海默在三十年代初创立批判理论时就表现出明显的脱离工人运动。法兰克福学派之后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正是沿着这一条离开无产阶级革命实践的曲折道路而前进的。
当然西方马克思主义将理论与实践相脱离，具有学院式的纯学术性特征并不是说他们闭门造车，不关注现实，相反在他们的理论中可以看到他们所探讨的许多问题都是当代社会的紧迫问题，并且提出了一些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案。如在1968年爆发的五月风暴中，他们的理论就成为新左派的思想武器。因而这主要是相对于“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与无产阶级革命实践的关系而言的。
五、开放性
“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认为，马克思主义应该向各种学术思潮开放，吸收资产阶级的思想文化成果来“补充、修正或发展”自己。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到马克思以前的哲学中寻根探源，续马克思的家谱。即利用马克思主义以前的哲学体系来对马克思主义做出新的解释，以构成自己的理论体系。如卢卡奇等人主要是利用了黑格尔的辩证法。他们认为马克思主义最精华、最能够表现其性质的是辩证法，辩证法处于马克思主义的核心地位，甚至包容着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但马克思的辩证法并不是恩格斯及一些“传统马克思主义者”所理解的自然辩证法。而是从黑格尔哲学中继承来的最宝贵的“主体客体辩证法”。正是这种“主客体辩证法”，使马克思主义具有革命的本质，才能揭示社会发展的辨证过程，也才能指导社会走向主体和客体相统一的理想状态。二是主张吸收当代资产阶级思想文化因素，“补充”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将马克思主义与当代资产阶级哲学思潮相融合。如萨特等人认为，“传统马克思主义者”忽视了人，“把人吞没在观念里”，留下了一块人学的“空场”，而存在主义则强调了具体的现实的人。因此，为了恢复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性质，创立了马克思主义人学，必须把存在主义“引进、补充”到马克思主义中去，萨特等人也因此而得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之名。
西方马克思主义大胆地吸收和利用人类社会创造的文化成果，广泛利用资产阶级思想理论来拓展马克思主义，无疑具有积极的意义。但是，马克思主义毕竟具有明确的理论性质和相对独立的完整体系，其列各种文化成果的继承和吸收，是在消化的基础上，增强自身的体质，促进自身有机体的发展、成长。而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做法，实际上更像是在拆卸、组装零部件，把一些截然相反的世界观和做法直接结合在一起，往往具有折衷主义的性质。
六、批判性
批判性可以说是西方马克思主义最主要的特征。“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正是运用这种“批判的精神”来看待资本主义社会及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批判的马克思主义者”只接受马克思主义对当时社会的批判及其表现出来的批判方法，宣称要恢复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批判的精神，反对将马克思主义当作一个科学的理论体系。他们认为，要发挥马克思主义的功能作用，最迫切的是必须恢复其作为社会批判理论的性质。不能像恩格斯、苏联东欧式的社会主义那样把马克思主义理解为包罗万象的总体法则和理论体系而加以遵守。而应以批判为中心任务，展开对意识形态、日常生活等社会现象领域的全面批判。
西方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从不同的方面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弊病，特别是他们深刻分析、揭露了在丰富的物质生活之中存在着人性的丧失，可以说是非常有见地、也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但是，反对将马克思主义当作一个科学的理论体系，在“革新或重建”马克思主义过程中，过分地强调批判性、而忽视了科学性，实属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歪解曲释。
作为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的基础拓展，这两个核心概念，不但对革命主体先天性的摒弃，而且对革命的持续发展提供了充分动力，因此提升了法国当代反叛资本主义的斗争的可能性。本文对这一哲学基础，展开了讨论。
一、认识论断裂的意义
不同于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和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新发展阶段，是指强调多样性和生成性的法国马克思主义，这不但是在理论上的一种划分，而且是现实社会演进中的一种划分。在20世纪三十年代一场黑格尔思想入侵了法国马克思主义，在黑格尔思想的入侵下，尼采哲学、克尔凯郭尔和胡塞尔与海德格尔的现象学都对思想界进行不同程度的冲击，这种思想的'多样性，不仅促成了新尼采主义，同时产生了具有创造性的法国黑格尔主义，在这一进程中，暂时的呈现比较完整的法国马克思主义的当代形态。
当代法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的萌芽是法国新尼采主义和法国黑格尔主义。亚历山大·科耶夫在研讨班上分别对哲学人类学和现象学进行了讨论。一方面是法国哲学中输入了人本主义；另一方面，把人阐述为“一个人的欲望总是他者欲望的欲望”的某种存在的基础，为消散主体性开辟了新道路，这个新道路就是欲望主体的生成和欲望主体的消散，这种理论归类方式把原本复杂而丰富理论变的简单化和抽象化。详细而论，阿尔都塞强烈的拒斥法国黑格尔主义思潮，所以，对法国马克思主义将关注点黑格尔转向尼采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法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转变的关键契机是阿尔都塞的认识论断裂。
在认识论断裂的过程中，阿尔都塞的认识论断裂有两方面的意义，一种是时间上的断裂，就是指以时间上的不同阶段阐述青年马克思和老年马克思的断裂。另一种是逻辑上的认识断裂，在哲学认识论中本身就存在一定的内在断裂，所以，不管是哪方面的断裂，都预示着黑格尔思想和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断裂。阿尔都塞明确地认识到：“简单的颠倒并不是断裂，不是将颠倒的事物颠倒过来，就能因位置和时间的改变而改变事物的本质和内容！”从某种程度上讲，是阿尔都塞所谓的意识形态转向科学的进步。
阿尔都塞不仅强调马克思存在这种断裂，而且也斥责了那些企图回到黑格尔的想法的人，这种谴责带着政治宣言的色彩，逼迫其追随者另辟蹊径。这些学者都阐述了黑格尔思想，但最终却殊途同归，用其他的方式发现“认识论断裂”。
二、和解与断裂的逻辑意义
科耶夫为代表的那些人道主义阐释者就是伊波利特所指的“某些阐释者”，他们对黑格尔进行转变，变成以人为核心的哲学人类学。伊波利特尝试改造法国黑格尔主义，他的阐释方向是：由原来的人本主义阐释，转变为向逻各斯主义的逻辑阐释，这种转向更像是一个严谨学者对黑格尔哲学的研究。但是伊利波特努力的完成《逻辑与存在》这一著作，在此书中，他对自己的要求不仅仅是把法国黑格尔主义思想从原来对人的存在的关注转变成现在对逻辑的关注，更重要的是寻找一个能够经存在和逻辑加以和解的融合点，因此补充了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和《逻辑学》互相存在的鸿沟。在和阿尔都塞的相比之下，传统的伊利波特似乎主张非断裂，但是从实际出发，他的理论推演过程，显得过于急躁了。
在以语言为中介的自我意识方面，伊利波特曾尝试把逻辑和存在相互连接，与此同时，在他看来，语言包含几个关键要素：第一是存在；第二是反思；第三是意义。作为语言的重要构成要素意义，它意味着在反思过程中对语言实体性要素的否定和舍弃，所以，意义的本身就是自我意识的一种存在方式，伊波利特所称的“意义的逻辑”就是指黑格尔的逻辑学，伊波利特所阐述意义的逻辑指的是和解和共在，某种普遍和特殊获得思想辩论整合的个体性，在之后德勒兹使用过它，情况却大相径庭。
和解被归为意义层面之时，和解随之变成语言学的一个问题，意义的语言学回归还存在着危险：就是和解的终点转向断裂的起点。这个是语言的核心问题且无法回避：概念的综合就是语言，它所表达的事物是外部的客观存在和语言的存在有本质的差别。这个差别的存在会导致意义成为对抗性存在的一种表现。伊波利特用思辨逻辑来努力整合先验主义和经验主义，此种断裂却总是存在和解的思辨逻辑之中，对于伊利波特来讲，意义的逻辑就是思辨的逻辑，语言的和解中会一直会有思维和存在的断裂，这种结果使得伊波利特无法预知。直到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德勒兹阐发一部书，名字叫作“意义的逻辑”，书中主要阐述了意义的和解所包含的内在断裂。
三、从意义生成性内涵到事件哲学的产生
伊利波特把意义作为思辨逻辑的主要关注点，是不可言语的阐述方式，没有直接的超验性。在黑格尔的阐述过程中意义的存在本身就存在辩证关系，一个从“有”到“无”的过程，因此，在德勒兹的思想中直接成了“生成性”并不断地寻找自己的基本内容，意义本身就存在悖论性。
德勒兹认为事件不仅仅是理论问题，而且是一个政治实现的问题。在政治事件实现中，使“多元”的意义展现出“唯一”的存在模式，这种唯一存在的模式却不能真正的凸显出断裂的意义内涵，后者所包含的多样性和生成性不能只用一种方式来表达。因为，断裂中会一直存在意义所包含的现实政治事件和意义，所以作为意义的事件是政治事件持续爆发的内在原因，而不是真实爆发的这一政治事件，它和真实的政治事件是存在多余的空间，然而这个多余的空间往往是社会革命持续存在的主要原因，所以，法国激进左派对事件哲学乐此不疲。
四、总结语
本文对法国马克思主义思想哲学基础转变进行了简单的阐述，马克思批判了黑格尔的思辨哲学，这种批判让学者重新思考了哲学的问题域，而且在断裂中传承了马克思思想的革命性和马克思思想的批判性。我们在学习伟大思想家的抽象理论时，他们不但对哲学本身进行探讨，而且不忘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的基础的研究，在这期间，所经历的哲学思想促进我们今天更好学习和面对当代法国马克思主义。
西方马克思主义特指那种在共同的理论框架下同正统的马克思主义相对立的所谓“另一条马克思主义理论道路”的社会思潮。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特征（1）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反对诠释马克思学说中的意识形态化和官方哲学构架，但仍然自我标榜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2）西方马克思主义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以反传统的标新立异为形式特征的。所以，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总是呈现出某种“异端性”和多元化倾向，因此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有较强的变异性和浮动性。（3）西方马克思主义企图寻找不同于传统马克思主义和现实社会主义的另一条“新道路”。现实意义（1）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在当代更新有重要意义（2）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界的有重要借鉴意义。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特征1．科学性和革命性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性是指它以客观事实为根据，以揭示事物的规律为己任，通过概括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思维科学的成果，揭示了自然、社会和人类思维发展的普遍规律，从而为人类正确地认识和改造世界提供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革命性集中体现为它的批判精神，它用唯物辩证法观察事物，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反对把客观世界和人的认识绝对化、凝固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本质上是革命的和批判的。2．实践性和阶级性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最显著的特征，一是它的实践性，全面论证了实践在哲学中的基础地位，强调理论依赖并服务于实践，哲学的任务不只是解释世界，更重要的是改造世界；二是它的阶级性，公开申明它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为无产阶级服务的。3．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性和革命性，是由它的实践性所决定的，也是它的阶级性所要求的，在实践性和阶级性的基础上，实现了革命性和科学性的统一，成为解放全人类，推动社会进步的思想武器。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质。“马克思主义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是江泽民同志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所作出的一个极其重要的科学论断。这个论断既是马克思主义诞生以来150多年历史经验的科学总结，又有鲜明的现实针对性和理论意义。马克思主义这种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是通过两种基本的形式表现出来的。第一种形式，是后人与时俱进，对前人的理论进行丰富、完善、修正和发展。比如，我们大家都熟悉的列宁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可以首先在一国或数国获得胜利的理论，就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丰富和发展；毛泽东关于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胜利的理论，也是对马列主义的创造性发展；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更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的独特发展；等等。回顾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史，在进行这样的理论创新时，后人总是面临着来自右的和“左”的错误思想的障碍，其中最大的障碍是“左倾”教条主义。根据我们党的经验，破除这个障碍的最好武器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第二种形式，是本人与时俱进，对自己原来的观点进行丰富、完善、修正和发展。我们可以重新读一读马克思、恩格斯为《共产党宣言》所写的7篇序言。比如，在《共产党宣言》发表25年后的1872年，马克思、恩格斯在这篇经典著作的德文版序言中写道：“由于最近25年来大工业有了巨大发展而工人阶级的政党组织也跟着发展起来，由于首先有了二月革命的实际经验而后来尤其是有了无产阶级第一次掌握达两月之久的巴黎公社的实际经验，所以这个纲领现在有些地方已经过时了。”因此，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宣言》所阐述的一般原理整个说来直到现在还是完全正确的；但是这些原理的实际运用，“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至于列宁随着形势的发展变化，改变“战时共产主义”政策，以实行新经济政策；毛泽东在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审时度势，制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路线，并不断改变对蒋介石国民党的政策；邓小平20世纪70年代末对世界大战的看法到80年代中期对时代主题看法的改变；等等，都是马克思主义思想家本人改变自己的观点，与时俱进的事例。要做到这一点是极其不容易的，它不仅需要排除来自各方面的错误思想的干扰，而且需要自身高度的清醒、自觉和无私的境界。我们可以发现，无论从上述哪一种形式来看，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邓小平都是与时俱进、勇于理论创新的光辉典范。同样，我们可以看到，江泽民同志提出“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并根据这一重要思想改变个别不合时宜的观点、做法，进行理论创新，也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与时俱进的精神境界，反映了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站在时代高度，在实践中不断完善自己、提高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的清醒、自觉和无私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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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去abc211文汇找下长期以来，我国学术界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和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处于相互脱节的状态特别是“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二级学科设立之后这种相互脱节的现象更加突出。由此造成的结局是：一方面，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缺乏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视野，无法完整地揭示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源流，保证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客观性和科学性，给予其准确的理论定位；另一方面，则是无法完整地再现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整体图景。探寻二者相互脱节的根源及其解决之道对于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和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一造成我国学术界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和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二者相互脱节的首要原因在于我们缺乏一个科学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观。长期以来，我们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看作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等革命导师和革命领袖正确的哲学思想发展史，进而把革命导师和革命领袖的正确哲学思想归纳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并把这些哲学基本原理凝固化，作为评判其他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正确与否的标准。这种“一线单传”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观存在如下三个问题第一，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简单化，无法真正展现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过程的完整性和复杂性。一方面， 20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不仅包括革命领袖和革命导师的哲学思想，而且还包括多种源自马克思而又在理论形态上不同于恩格斯、列宁的哲学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以及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的理论创造，“一线单传”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观必将把在哲学形态上异于革命导师和革命领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以及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的理论创造排斥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之外。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决非一个线性发展过程，它也必然交织着正确与错误、前进与挫折的发展过程即便是革命导师和革命领袖的哲学思想也存在一个不断修正的历史发展过程。将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看作是正确思想发展的过程，事实上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过程归结为一个不断宣示真理的过程，这不仅违背人类认识发展的规律，而且也不利于我们总结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内在规律和机制。通过研究和揭示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正确与错误思想发展和斗争的历程，既能还原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真实原貌，又可以通过研究错误思想产生的根源，立体地展现正确思想形成的理论语境和历史语境，总结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的内在规律和机理。第二，“一线单传”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观形成了违背历史主义的观念史研究方法。阿尔都塞在《保卫马克思》一书中就曾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中流行的这种观念史研究方法存在的问题提出过批评。在他看来，这种研究方法脱离马克思同他所处历史时代的关系，拘泥于通过对马克思思想史的考察来说明马克思思想的变革，并且秉承一种目的论的立场，预先规定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然后以此为标准评判马克思在不同历史时期的着作的内涵及其意义，他批评这种方法无法科学揭示马克思思想发展的真实历程。通过这种批评，阿尔都塞提出应当寻找促使马克思思想变革面临的社会历史条件和意识形态环境，考察马克思是如何通过回答时代问题来实现思想变革的。应该说，阿尔都塞的批评是深刻的。因为单纯拘泥于革命导师和革命领袖的理论文本，是无法真正揭示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真实历程的。第三，“一线单传”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观必然会否定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过程中异于革命领袖和革命导师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传统，反过来堵塞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道路。在20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进程中，存在着多种理论传统，不同理论传统不仅存在着不同的理论侧重点，而且对同一问题的看法也存在不同的意见分歧，这原本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进程中的正常现象，它一方面源于马克思在不同时期理论论述的不同侧重点和差异，另一方面也源于不同民族国家所处的社会历史条件和文化传统下理论家对马克思哲学思想的不同选择。但是，由于“一线单传”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观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看作是革命导师和革命领袖正确思想的发展史，使得那些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进程中对同一理论问题的理解与革命导师和革命领袖有所不同、甚至提出过批评意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不可避免地被排斥在马克思主义阵营之外，或者被当作马克思主义的异端而遭到主观批判，其结果不仅将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的丰富内容简单化，而且使马克思主义哲学越来越走向僵化。在上述“一线单传”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观的支配下，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与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不仅必然会产生相互脱节的结局，而且也对我国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产生了严重的影响。由于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在反对“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解释模式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因此自它系统传入中国学术界以来，就一直被我国学术界主观地置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对立面加以研究，在这种情况下，我国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无法从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所处的社会历史条件、文化传统出发，揭示其理论命题的原意和回应他们所提出的理论命题，而只能揭示其理论与“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不同点并予以主观批判，其结果使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主要停留在资料评介的水平上，既制约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走向深入，同时又使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无法实现服务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建设的目的。二造成我国学术界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和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二者相互脱节的另一个原因应该到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盛行的两极思维方式以及研究边界不断扩大、直至设立“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二级学科这一发展过程中去寻找。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在1982年系统传入中国学术界后，对于如何认识其理论性质和理论定位发生了几次比较大的争论，争论的核心问题是如何认识“西方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关系”。争论的结果是形成了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否定、具体人物具体分析和肯定三种理论观点。但是，由于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关系这个问题一方面比较敏感，另一方面也难以达到共识，部分论者或者认为这种争论是一种无意义的形而上学争论，或者力图绕过这一问题深化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在这种情况下，出现了用“国外马克思主义”这个纯地域性的中性概念来替代带有浓厚意识形态意味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这本质上是为了深化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一种策略性做法，却逐渐为学术界所接受。再加上原来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已经无法涵盖20世纪70年代国外的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发展状况，“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这个二级学科由此应运而生。可以说，我国学术界经历了一个从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向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转化过程。但这一转换却隐含了一系列无法回避的问题也使得如何处理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关系这一问题变得更加复杂，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第一，“国外马克思主义”同“西方马克思主义”两个概念不仅在外延上存在区别，更为重要的是它们在内涵上存在着重大的区别，这两个概念无法等同使用。国外马克思主义是国外研究马克思主义各种思潮的总称，它是一个纯地域性概念。西方马克思主义概念在我国学术界通常是指从卢卡奇到阿尔都塞的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以及20世纪70年代后产生的分析学马克思主义、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以及女权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本质上是一个意识形态概念，它是指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一批西方共产党内的理论家力图摆脱共产国际的教条主义指导思想，独立自主地探索西方社会主义革命道路而形成的一股理论思潮。由于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自产生起就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受到批判，使其理论不得不在西方共产党外发展，并丧失了同有组织的工人运动的联系，但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不管其个人遭遇如何始终自称信奉马克思主义，其理论建构始终联系马克思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展中出现的问题，并注重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理论问题和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现实问题的研究，因而其理论在西方社会产生了重要影响。第二，“国外马克思主义”中不同理论思潮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和理论旨趣存在着原则区别。国外马克思主义虽然思潮流派众多，但总的看可分为五大部分，即国外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西方马克思主义、东欧新马克思主义、西方马克思学和后马克思主义思潮。“国外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这一领域过去长期是“科学社会主义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这一学科点的主要研究内容，根据我国研究国外马克思主义所具备的学术力量和学术传统，对这一部分内容本文暂不涉及。西方马克思主义和东欧新马克思主义无论就其产生的根源还是在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上，都具有一致性，即它们都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过程中产生的理论思潮，都反对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模式，都自称信奉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存在着直接的联系。所不同只在于：西方马克思主义更加侧重于从西方社会历史条件和文化传统出发重新阐释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东欧新马克思主义更侧重于对苏联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教条主义和苏联社会主义实践中的集权主义的批判。不管其理论存在着怎样的弱点和缺陷，可以把它们看作是马克思主义阵营中的理论思潮。西方马克思学和后马克思主义思潮情况比较复杂，具体说，西方马克思学包括两部分内容：一是注重对马克思着作、思想作严肃学术研究而形成的理论；二是直接以服务于西方意识形态为目的，通过研究马克思着作、生平而贬损、诋毁马克思主义理论科学性而形成的理论。后马克思主义思潮的思想来源更加庞杂，其理论与历史唯物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以后结构主义为主的后现代主义思潮等都有关联。在后马克思主义思潮中，既有与马克思主义联系较近、与后现代主义思潮联系较远的理论家，也存在着与马克思主义联系较远、甚至解构马克思主义、反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我国学术界对西方马克思学和后马克思主义思潮的研究处于刚刚起步的阶段，在这种情况下，把它们纳入到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中显然存在着较大的问题。第三，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中长期盛行的两极思维方式导致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与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之间的相互脱节。我国对国外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在理论参考系上经历了一个演变过程。具体说，我国学术界最初是立足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教科书体系对国外马克思主义展开研究，其结果导致国外马克思主义在我国学术界的研究视阈中是一个批判的对象。随着我国学术界对“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教科书体系的批判性反思，国外马克思主义又作为一个与之相对应的肯定的对象出现，甚至认为只有国外马克思主义才真正读懂了马克思，是真正学术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而自恩格斯、列宁以来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或者是误读了马克思，或者是政治话语而非学术话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上述两极思维方式的支配下，把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同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有机地结合起来是不可能的。三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同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这种相互分离的状况造成的后果是严重的。具体说，其一，从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的角度看，上述相互分离的状况不仅无法完整地描绘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发展的全貌，而且使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沦为对革命导师和革命领袖的着作的阐释史和导读史，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无法完成总结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化和民族化内在逻辑和发展规律这一应当承担的使命。其二，从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角度看，上述相互分离的状况不仅使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无法从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化和民族化的视野，立足于它们所面临的社会历史条件、思想运动和文化传统展开研究，而只能停留于一般性的资料评介，而且也使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或者游离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建设之外，或者凌驾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建设之上。笔者认为，使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真正纳入到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中，应当从如下几个方面入手。第一，变革“一线单传”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观确立“一源多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观。所谓“一源多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观就是要求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看作是以马克思哲学为源，马克思哲学与各国社会历史条件、文化传统相结合的多流派、多形态和多种理论传统的发展过程。树立“一源多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观既是由马克思哲学的内在本性所决定的，也是由马克思哲学在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不同文化选择所决定的。从马克思哲学的内在本性看，马克思哲学不是一种解释世界的知识论哲学，而是一种改变世界的实践唯物主义哲学。因此，马克思不仅提出了世界的哲学化和哲学的世界化是同一过程的观点，而且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批评以往的“哲学家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①。这就意味着，以变革社会现实为己任的马克思哲学不仅必然会把“实践”置于理论的中心地位，而且要求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同各民族不同的社会历史条件和文化传统相结合的过程中始终把握好“理论和实践相统一”的辩证法反对脱离实际的主观主义和教条主义，这就决定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内容和理论形态必然会呈现出多流派、多种理论传统发展的格局。第二，“一源多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观要求我们实现研究方式和评价尺度的转换。在“一线单传”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观的指导下，我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主要展现为对革命导师和革命领袖的理论着作的解释史，具体说，主要是以“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辩证法与形而上学”二元对立的研究范式，来分析经典作家的哲学思想发展过程和理论贡献。这种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研究方式不仅难以从总体上把握马克思哲学的特质以及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内在逻辑、不同理论传统的个性和差异而且也难以彰显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时代之间的内在联系。在评价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尺度上，也形成了以自恩格斯、列宁和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为衡量标准，评价其他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往往难以得到科学的结论。“一源多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观恰恰要求从马克思的“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实践辩证法出发，从马克思主义哲学同时代条件、思想运动和文化传统之间的内在联系出发，看待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历程，其必然结果是承认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结局是多流派、多种理论传统并存这一客观事实，也要求应当从时代向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提出的问题以及理论家如何解决时代问题的双向维度评价不同流派的理论家的理论得失。这种研究方式和评价尺度的转换，内在地要求把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纳入到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研究对象中来。第三，我国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本身也必须实现研究视野、价值立场和研究方式的转换。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盛行的两极思维方式本质上不过是“一线单传”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观的体现，这种研究视野事实上只能导致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与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二元对立。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看作是“一源多流”的世界化和民族化的发展历程，才能正确处理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其他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关系使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真正具有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研究视野。不仅如此，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还应当实现价值立场和研究方式的转换。无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还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其最终目的都是为了揭示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代发展的内在机理，都是最终服务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建设。因此，我国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不应停留于简单地评介其理论观点和展开盲目的追踪研究，而应该一方面区分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和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严格界定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研究对象，以避免混淆“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和“西方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二者之间的区别；另一方面立足于西方社会发展的实际和文化传统，在真正弄清其理论命题的原意的同时立足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建设和中国现代化建设实践中面临的重大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有针对性地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展开研究，真正使之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建设和处理中国现代性问题的理论资源。
浅谈西方马克思主义特征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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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 西方马克思主义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初在西方兴起的一股思潮。他们从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出发，对资本主义所面临的问题以及马克思主义理论、无产阶级运动的出路等问题进行了批判和探讨。本文试从整体上来分析西方马克思主义，并从六个方面概述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特征。以便于吸收和利用其合理的成分，更好地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
论文关键词： 西方马克思主义 多样性 批判性 现代性 开放性
西方马克思主义是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初兴起并在国际上颇有影响的一股哲学思潮。它以时代的变化为借口，提出并企图用西方近现代的某些哲学思想来对马克思主义进行改造，使之“完善、发展”。西方马克思主义虽然在整体上与马克思主义根本相反，但是我们也不能对它采取简单化的一概否定的态度，而应该采取批判的态度、扬弃的方法来对待西方马克思主义，从中吸取积极、有利的因素。本文试从整体上来把握西方马克思主义并从中抽取出其共同、一般的特征，作为进一步深入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前提。
一、学派的多样性
这可以说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鲜明的特征。西方马克思主义学派林立、理论繁多，并不能纳入一个完善统一的“公理”和通用的模式，具有令人眼花缭乱的多样性与多变性。这是一个只要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稍微有所了解、接触就会感觉到的不争事实。其中有影响的如黑格尔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现象学的马克思主义、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法兰克福学派的马克思主义、新托马斯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地理学的马克思主义、生态学的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等十多个学派。而且有些大学派里面还套小学派，有不少分支。可以说，在这众多的学派中也找不到两个观点毫无分歧的哲学家。此外，各学派之间还不断相互影响甚至交叉。因此，人们要准确地说出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究竟有多少个流派可以说是十分困难的事情。
导致同出于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而会出现这种“百家争鸣”的局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从根本上来看，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当代科学技术、科学思想的交叉、综合以及边缘化的发展趋势在哲学思潮上的体现。由于现代西方哲学缺乏真正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因而缺乏自我更新的能力，缺乏旺盛的生命力。不得不从马克思主义中吸取营养以寻找自身的生存和发展。二是大多数西方哲学学派在其创始人生前曾风行一时，以后却如昙花一现，之后或者因为内部分化而衰落，或者与其他学派融合产生“新”的学派，或者被另一种学派所排挤、所代替。而后者接着也遭受到前者同样的短命厄运。如黑格尔主义一新黑格尔主义、托马斯主义——新托马斯主义、康德主义——新康德主义等。
总之，它们只有不断的改变招牌、更换门庭才能维持其生存。这样产生的多样性并不是正确的全面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与错误的片面的彼此交替和对立的结果，而只是一种错误的和另一种错误的、一种片面的和另一种片面的相互对立的结果。
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建立在关于自然和社会的客观规律的基础上的，是正确而全面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以来，西方哲学就炮制了一个又一个反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武器”，但他们一次又一次地失败了。这同样也形成了西方马克思主义派别表面的多样性。
西方马克思主义多样性表明了“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是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层面以及运用不同的哲学流派来解读马克思主义，客观上有利于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进一步的深人。但是，往往容易导致一失足成千古恨的局面，其结果就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修正、歪曲，最终使研究陷人死胡同。
二、内容的两分性
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虽然学派林立、多样且多变，但这并不意味着内容上也杂乱无章、无规可循。综观他们的研究内容，主要涉及两个方面，一是关于科学问题；二是关于人的问题。正是这两个问题把这一思潮区分为两种类型：科学主义(或理性主义)思潮和人本主义思潮(或非理性主义)。科学主义和人本主义这两大思潮的产生，从社会历史的角度看，在西方资产阶级上升时期曾是反对封建主义、反对宗教主义的两大思想武器：用科学主义反对迷信，用人道反对神道。那时的资产阶级既重视理性、重视科学，于是提出了“知识就是力量”的名言；同时又重视人道、重视人权，于是提出了“自由、平等、博爱”的纲领。这二者是统一的。随着资产阶级巩固了自己的统治，严酷的事实表明：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科学的进步、机器的运转，并没有带来普遍的“自由、平等、博爱”；反而带来了使人异化的深刻的社会危机。同时，科技发展本身和人类社会生活本身也提出了大量需要回答的问题。因此理性主义与人道主义的分裂Et趋明显：理性主义一方面越来越来把人的问题从科学范围中排除出去，另一方面它本身也发生了变化，从抽象的思辩的理性主义转变为具体的、实证的理性主义。与此相应，它把人道主义斥之为虚伪的人道主义，而把自己标榜为一种要回答人的原始之内在本质的“新人道主义”。这样，终于在十九世纪分裂为两大思潮。
就科学主义思潮来说，对它影响最大的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西方发生的第三次技术革命。这次以信息技术为主导的技术革命使资本主义由电气化时代步入信息化时代。科学的大分化、大综合的结果，出现了边缘性学科、横断性学科和综合性学科这样三大类型的新兴学科。在科技迅猛发展的客观实事面前，那种主要以数理逻辑结构为工具，从横向静态地分析自然科学的逻辑结构和逻辑方法的学派逐渐暴露出不能说明科学发展规律的弱点，从而不得不让位于那种主要与科学史相结合、从纵向动态地研究科学发展规律的学派。从逻辑实证主义到批判理性主义再到历史主义和新历史主义，正是表明了这种由横向到纵向、由静态到动态分析的趋势。
就人本主义思潮来说，对它影响最大的则是二战结束以后，特别是五十年代以来，西方的社会历史现实。西方社会在这半个世纪中经历了战后恢复、相对繁荣、停滞危机、滞胀复兴等几个阶段。在这个过程中，一方面是科技物质生产高度发展，物质生活水平得到前所未有的提高；另一方面反映了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下的各种社会危机，特别是经济危机从酝酿到爆发、从潜伏到表面化；社会道德风尚日益败坏、精神文化日趋坠落、垄断资产阶级和统治集团对人民群众的统治也随之加紧。这些矛盾的积累，终于在六十年代后期导致了一场震撼西方社会的新左派运动。
我们必须看到，人本主义哲学思潮把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说成仿佛是科技进步和物质生产提高所带来的社会压制与人的本性之间的矛盾，而不是生产力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矛盾，这当然是极为荒谬的。不过，它提出了如何处理好科技与人的关系的这一值得关注的问题。
三、现代性
大部分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都以使马克思主义“现代化”作为自己的历史使命。他们在“回到(青年)马克思”的口号下，要求“重新发现马克思”，通过马克思本人的著作，特别是早期的著作来“革新”或“重建”马克思，使马克思主义“现代化”。一方面，他们认为，当代资本主义较之于马克思本人所处的自由资本主义时代已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出现了新趋势和新特征。而马克思主义主要是一种十九世纪的社会理论，即自由资本主义的理论。它的许多原理所赖以成立的现实基础消失了，不能解答现时代提出的各问题，因而过失了，必须加以“修正、补充和发展”，以适应当代的社会现实。另一方面，“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认为，由于马克思的理论被恩格斯及其后的“正统马克思主义者”所歪曲，已变得面目全非，所以需要正本清原，恢复马克思主义的本来面目，建立一种“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来与恩格斯及其后的“正统马克思主义”相对立。
西方马克思主义致力于马克思主义的现代化可以说是不仅是合理的，而且是应该的。马克思主义是时代的产物和社会实践的结果。只有与时代同步，在分析和解决现实问题中才能获得生机与活力。在时代已经事过境迁、社会实践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的情况下，要求马克思等经典作家回答现代社会提出的各种问题，提供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绝对是错误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应站在时代的前列，总结、概括新的实践经验、分析解决实际的问题，以新的思想观点去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从这个意义上说西方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现代化所做的努力是值得赞扬和肯定的。然而令人感到遗憾也是值得我们警惕的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在致力于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的操作过程中，修正的已不是个别的结论与说法，而是抛弃了剩余价值学说和阶级斗争理论等，对此，仅以现代化做为说明是没有道理的。
四、纯学术性
“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从纯的学术性的角度来研究马克思主义，将理论与实践相脱离，使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局限于学术研究的圈子里。正如安德森所说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首要的最根本的特点是它在学术结构上与政治实践相脱离。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这种学院式的特征并不是一开始就是这样的。它的奠基人卢卡奇和葛兰西都是无产阶级革命实践的积极参与者，他们都力图贯彻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原则，只是到了三十年代以后，“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们才开始脱离无产阶级革命实践，将马克思主义主要当作纯学术研究的对象。这种变化最初是从法兰克福学派那里表现出来的。霍克海默在三十年代初创立批判理论时就表现出明显的脱离工人运动。法兰克福学派之后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正是沿着这一条离开无产阶级革命实践的曲折道路而前进的。
当然西方马克思主义将理论与实践相脱离，具有学院式的纯学术性特征并不是说他们闭门造车，不关注现实，相反在他们的理论中可以看到他们所探讨的许多问题都是当代社会的紧迫问题，并且提出了一些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案。如在1968年爆发的五月风暴中，他们的理论就成为新左派的思想武器。因而这主要是相对于“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与无产阶级革命实践的关系而言的。
五、开放性
“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认为，马克思主义应该向各种学术思潮开放，吸收资产阶级的思想文化成果来“补充、修正或发展”自己。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到马克思以前的哲学中寻根探源，续马克思的家谱。即利用马克思主义以前的哲学体系来对马克思主义做出新的解释，以构成自己的理论体系。如卢卡奇等人主要是利用了黑格尔的辩证法。他们认为马克思主义最精华、最能够表现其性质的是辩证法，辩证法处于马克思主义的核心地位，甚至包容着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但马克思的辩证法并不是恩格斯及一些“传统马克思主义者”所理解的自然辩证法。而是从黑格尔哲学中继承来的最宝贵的“主体客体辩证法”。正是这种“主客体辩证法”，使马克思主义具有革命的本质，才能揭示社会发展的辨证过程，也才能指导社会走向主体和客体相统一的理想状态。二是主张吸收当代资产阶级思想文化因素，“补充”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将马克思主义与当代资产阶级哲学思潮相融合。如萨特等人认为，“传统马克思主义者”忽视了人，“把人吞没在观念里”，留下了一块人学的“空场”，而存在主义则强调了具体的现实的人。因此，为了恢复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性质，创立了马克思主义人学，必须把存在主义“引进、补充”到马克思主义中去，萨特等人也因此而得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之名。
西方马克思主义大胆地吸收和利用人类社会创造的文化成果，广泛利用资产阶级思想理论来拓展马克思主义，无疑具有积极的意义。但是，马克思主义毕竟具有明确的理论性质和相对独立的完整体系，其列各种文化成果的继承和吸收，是在消化的基础上，增强自身的体质，促进自身有机体的发展、成长。而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做法，实际上更像是在拆卸、组装零部件，把一些截然相反的世界观和做法直接结合在一起，往往具有折衷主义的性质。
六、批判性
批判性可以说是西方马克思主义最主要的特征。“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正是运用这种“批判的精神”来看待资本主义社会及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批判的马克思主义者”只接受马克思主义对当时社会的批判及其表现出来的批判方法，宣称要恢复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批判的精神，反对将马克思主义当作一个科学的理论体系。他们认为，要发挥马克思主义的功能作用，最迫切的是必须恢复其作为社会批判理论的性质。不能像恩格斯、苏联东欧式的社会主义那样把马克思主义理解为包罗万象的总体法则和理论体系而加以遵守。而应以批判为中心任务，展开对意识形态、日常生活等社会现象领域的全面批判。
西方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从不同的方面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弊病，特别是他们深刻分析、揭露了在丰富的物质生活之中存在着人性的丧失，可以说是非常有见地、也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但是，反对将马克思主义当作一个科学的理论体系，在“革新或重建”马克思主义过程中，过分地强调批判性、而忽视了科学性，实属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歪解曲释。
作为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的基础拓展，这两个核心概念，不但对革命主体先天性的摒弃，而且对革命的持续发展提供了充分动力，因此提升了法国当代反叛资本主义的斗争的可能性。本文对这一哲学基础，展开了讨论。
一、认识论断裂的意义
不同于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和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新发展阶段，是指强调多样性和生成性的法国马克思主义，这不但是在理论上的一种划分，而且是现实社会演进中的一种划分。在20世纪三十年代一场黑格尔思想入侵了法国马克思主义，在黑格尔思想的入侵下，尼采哲学、克尔凯郭尔和胡塞尔与海德格尔的现象学都对思想界进行不同程度的冲击，这种思想的'多样性，不仅促成了新尼采主义，同时产生了具有创造性的法国黑格尔主义，在这一进程中，暂时的呈现比较完整的法国马克思主义的当代形态。
当代法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的萌芽是法国新尼采主义和法国黑格尔主义。亚历山大·科耶夫在研讨班上分别对哲学人类学和现象学进行了讨论。一方面是法国哲学中输入了人本主义；另一方面，把人阐述为“一个人的欲望总是他者欲望的欲望”的某种存在的基础，为消散主体性开辟了新道路，这个新道路就是欲望主体的生成和欲望主体的消散，这种理论归类方式把原本复杂而丰富理论变的简单化和抽象化。详细而论，阿尔都塞强烈的拒斥法国黑格尔主义思潮，所以，对法国马克思主义将关注点黑格尔转向尼采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法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转变的关键契机是阿尔都塞的认识论断裂。
在认识论断裂的过程中，阿尔都塞的认识论断裂有两方面的意义，一种是时间上的断裂，就是指以时间上的不同阶段阐述青年马克思和老年马克思的断裂。另一种是逻辑上的认识断裂，在哲学认识论中本身就存在一定的内在断裂，所以，不管是哪方面的断裂，都预示着黑格尔思想和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断裂。阿尔都塞明确地认识到：“简单的颠倒并不是断裂，不是将颠倒的事物颠倒过来，就能因位置和时间的改变而改变事物的本质和内容！”从某种程度上讲，是阿尔都塞所谓的意识形态转向科学的进步。
阿尔都塞不仅强调马克思存在这种断裂，而且也斥责了那些企图回到黑格尔的想法的人，这种谴责带着政治宣言的色彩，逼迫其追随者另辟蹊径。这些学者都阐述了黑格尔思想，但最终却殊途同归，用其他的方式发现“认识论断裂”。
二、和解与断裂的逻辑意义
科耶夫为代表的那些人道主义阐释者就是伊波利特所指的“某些阐释者”，他们对黑格尔进行转变，变成以人为核心的哲学人类学。伊波利特尝试改造法国黑格尔主义，他的阐释方向是：由原来的人本主义阐释，转变为向逻各斯主义的逻辑阐释，这种转向更像是一个严谨学者对黑格尔哲学的研究。但是伊利波特努力的完成《逻辑与存在》这一著作，在此书中，他对自己的要求不仅仅是把法国黑格尔主义思想从原来对人的存在的关注转变成现在对逻辑的关注，更重要的是寻找一个能够经存在和逻辑加以和解的融合点，因此补充了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和《逻辑学》互相存在的鸿沟。在和阿尔都塞的相比之下，传统的伊利波特似乎主张非断裂，但是从实际出发，他的理论推演过程，显得过于急躁了。
在以语言为中介的自我意识方面，伊利波特曾尝试把逻辑和存在相互连接，与此同时，在他看来，语言包含几个关键要素：第一是存在；第二是反思；第三是意义。作为语言的重要构成要素意义，它意味着在反思过程中对语言实体性要素的否定和舍弃，所以，意义的本身就是自我意识的一种存在方式，伊波利特所称的“意义的逻辑”就是指黑格尔的逻辑学，伊波利特所阐述意义的逻辑指的是和解和共在，某种普遍和特殊获得思想辩论整合的个体性，在之后德勒兹使用过它，情况却大相径庭。
和解被归为意义层面之时，和解随之变成语言学的一个问题，意义的语言学回归还存在着危险：就是和解的终点转向断裂的起点。这个是语言的核心问题且无法回避：概念的综合就是语言，它所表达的事物是外部的客观存在和语言的存在有本质的差别。这个差别的存在会导致意义成为对抗性存在的一种表现。伊波利特用思辨逻辑来努力整合先验主义和经验主义，此种断裂却总是存在和解的思辨逻辑之中，对于伊利波特来讲，意义的逻辑就是思辨的逻辑，语言的和解中会一直会有思维和存在的断裂，这种结果使得伊波利特无法预知。直到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德勒兹阐发一部书，名字叫作“意义的逻辑”，书中主要阐述了意义的和解所包含的内在断裂。
三、从意义生成性内涵到事件哲学的产生
伊利波特把意义作为思辨逻辑的主要关注点，是不可言语的阐述方式，没有直接的超验性。在黑格尔的阐述过程中意义的存在本身就存在辩证关系，一个从“有”到“无”的过程，因此，在德勒兹的思想中直接成了“生成性”并不断地寻找自己的基本内容，意义本身就存在悖论性。
德勒兹认为事件不仅仅是理论问题，而且是一个政治实现的问题。在政治事件实现中，使“多元”的意义展现出“唯一”的存在模式，这种唯一存在的模式却不能真正的凸显出断裂的意义内涵，后者所包含的多样性和生成性不能只用一种方式来表达。因为，断裂中会一直存在意义所包含的现实政治事件和意义，所以作为意义的事件是政治事件持续爆发的内在原因，而不是真实爆发的这一政治事件，它和真实的政治事件是存在多余的空间，然而这个多余的空间往往是社会革命持续存在的主要原因，所以，法国激进左派对事件哲学乐此不疲。
四、总结语
本文对法国马克思主义思想哲学基础转变进行了简单的阐述，马克思批判了黑格尔的思辨哲学，这种批判让学者重新思考了哲学的问题域，而且在断裂中传承了马克思思想的革命性和马克思思想的批判性。我们在学习伟大思想家的抽象理论时，他们不但对哲学本身进行探讨，而且不忘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的基础的研究，在这期间，所经历的哲学思想促进我们今天更好学习和面对当代法国马克思主义。
经济学是研究人类社会在各个发展阶段上的各种经济活动和各种相应的经济关系及其运行、发展的规律的学科。关于经济学的论文该如何选题呢?下面我给大家带来经济学博士论文题目与选题参考，希望能帮助到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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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否有自己的理论体系？是否需要体系？近20年来，在哲学界的争论持续不断。一些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本质上是反体系的。他们认为，马克思、恩格斯十分强调他们的哲学是方法，是“行动的指南”，而不是教条；传统的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正是因为没有贯彻马克思、恩格斯的这一思想，才导致了马克思主义哲学被体系化、教条化。他们认为要使马克思主义哲学真正发挥其作用，避免重蹈传统的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被僵化、凝固化的覆辙，重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不应体系化。 笔者认为，理论与体系不是绝对对立的，成熟的理论都需要体系；马克思、恩格斯反对的是近代欧洲绝对真理式的体系，而不是任何理论体系，传统的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被教条化有其深刻的政治原因。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本质上并不是反体系的，重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需要体系。 一、我国哲学界反体系倾向的由来 众所周知，我国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从前苏联演绎过来的。20世纪30年代，在斯大林的指导下，苏联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在缺乏马克思、恩格斯的哲学原著，无充分理论依据的情况下，编写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从此，这一“先天不足”的教科书就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标准表述，它不仅在苏联，而且在整个社会主义阵营中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唯一标准本。20世纪50年代，我国按照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模式的主要内容和框架，补充了毛泽东的一些哲学思想，由艾思奇主编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几十年来，这一哲学内容和框架在我国一直视为标准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被传授和运用。 20世纪70年代末以后，随着现实与教科书理论的矛盾日益明显，随着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的传入，随着我国学者对马克思原著越来越多的接触和研究，我国哲学界开始了对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的反思。通过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深入研究和分析，我国哲学界已基本达成共识，即传统的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没有反映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真，没有体现出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欧洲哲学史上实现的伟大的革命变革。这一系列的研究为在我国重建马克思主义哲学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但同时也引发了我国哲学界反体系倾向的产生。一些人认为：在知识爆炸的今天，“传统哲学所担负的阐示世界普遍本质和规律的任务还有多大必要，虽然综合和整合学科知识的必要性依然存在，但已不可能以建构哲学体系的方式来进行”〔1〕。 哲学就其本性“是没有发展顶峰的，是反对哲学体系化的，顶峰使哲学发展终结，体系化则使哲学走向自我封闭”〔2〕。 由此认定我们已经处在“后体系时代”。笔者认为，我国哲学界对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反思是有成绩的，对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质疑也是有一定依据的，但由此推出反体系的观点则是值得商榷的。综观反体系者的论述，他们的理由不外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经过几十年的实践和我国哲学界对越来越多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第一手资料的“文本核对”，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的缺陷愈加明显。除带有旧唯物主义的痕迹、没有反映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外，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还使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化、教条化了，几十年来，马克思主义哲学只是作为僵化的教条和公式被运用，任何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都被视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背叛，使得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越来越背离时代、远离现实。于是我国哲学界的一些学者把这一问题归罪于体系，认为是苏联模式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严密体系窒息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严密的教科书体系使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找不到切入点，体系是制约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罪魁。 其二，马克思、恩格斯都对黑格尔唯心主义哲学体系与方法的矛盾进行了揭露和批判，可以说，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在批判和克服黑格尔哲学体系和方法的矛盾的基础之上建立起来的，因此，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从它产生时起就是与体系相对立的。反体系者还以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对杜林的哲学体系和当时一些德国大学生动辄就建立体系的狂热进行批判为由，认为马克思、恩格斯是反体系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不可能以体系的形式来表现。 其三，马克思、恩格斯虽然创立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实现了欧洲哲学史上的伟大变革，但他们并没有去建立一个哲学体系，他们的丰富的哲学思想都内涵于他们的各类论著之中。所以，反体系者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本质上是反体系的，象传统的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那样，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化完全违背了马克思、恩格斯的本意。 正是基于以上几方面理由，我国哲学界一些学者对用理论体系去重建马克思主义哲学十分反感，甚至发出了“少点体系意识，多点问题意识”的呼吁，使我国哲学界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否需要体系的争论持续不断。 二、马克思、恩格斯对体系的态度 马克思、恩格斯从来没有提出哲学理论可以不需要体系，他们反对的是绝对真理式的体系。 在近代欧洲，人们认为一种理论是否科学要以它的体系是否具有完整性和严密性来衡量，理论研究追求的目标就是力求建立终结某一学科的绝对真理式的体系。正是因为如此，在近代欧洲才会出现象牛顿那样伟大的科学家也不得不借助于“上帝的第一推动力”来完善自己的理论体系；才会出现象黑格尔那样伟大的辩证法家，虽然通过他的辩证法宣布了绝对真理的不可能，但依然无法抗拒体系化传统的影响，不得不去建立一个绝对真理式的严密的体系。所以，在马克思以前的欧洲，严密的理论体系与绝对真理、教条紧密相联，这种绝对真理式的体系一旦建立就成为现成的教条和公式。马克思、恩格斯批判的就是这种绝对真理式的体系，而这种无所不包的体系到黑格尔哲学达到了顶峰。 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文中，对黑格尔哲学的方法和体系的矛盾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批判，这些批判是引导我国哲学界得出恩格斯反对建立哲学体系的重要理论依据。然而，如果我们细致分析就会发现恩格斯反对的是近代欧洲绝对真理式的体系，而不是反对任何理论体系。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指出：黑格尔“不得不去建立一个体系，而按照传统的要求，哲学体系是一定要以某种绝对真理来完成的。所以，黑格尔，特别是在〈逻辑学〉中，虽然如此强调这种永恒真理不过是逻辑的或历史的过程本身，但是他还是发现自己不得不给这个过程一个终点，因为他总得在某个地方结束他的体系。……这样一来，黑格尔体系的全部教条内容就被宣布为绝对真理，这同他那消除一切教条东西的辩证方法是矛盾的；这样一来，革命的方面就被过分茂密的保守的方面所闷死。”〔 3〕从恩格斯的这一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出，首先，恩格斯并没有反对建立任何理论体系，他反对的是近代欧洲传统的绝对真理式的体系，这种体系要求有严密的逻辑结构，为了达到理论体系的严密和完整，甚至借助于强制性的结构，所以，黑格尔“不得不给这个过程一个终点，因为他总得在某个地方结束他的体系”。其次，由于近代欧洲体系化思维方式的特点就是把具有严密完整体系的理论视为绝对真理，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论述中，体系、绝对真理、教条成为批判传统体系化哲学的同义语，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批判这种体系化哲学时，时常只提到“体系”，这就使一些学者误认为马克思、恩格斯批判的是建立理论体系，这显然是一种误解。这一点在恩格斯的《反杜林论》中可以得到印证。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指出：“‘创造体系的’杜林先生，在当代德国并不是个别现象。近来在德国，天体演化学、自然哲学、政治学、经济学等等体系，雨后春笋般地生长起来。最蹩脚的哲学博士，甚至大学生，不动则已，一动至少就要创造一个完整的‘体系’。”〔4 〕从恩格斯的这段论述中，首先，我们可以看到近代体系化思维方式影响之深，虽然马克思、恩格斯对以黑格尔为代表的体系化哲学进行了批判，但人们依然以追求完整严密的体系为目标；其次，我们可以看到，恩格斯十分细致地把这种绝对真理式的体系打上了引号，以示它是传统意义的体系。在《反杜林论》中，恩格斯还指出：“这书的目的并不是以另一个体系去同杜林先生的‘体系’相对立，可是希望读者也不要忽略我所提出的各种见解之间的内在联系。”〔5 〕这段论述是引导我们许多学者认为恩格斯反对建立哲学体系的重要理论依据，但是只要我们了解杜林哲学就会发现杜林和黑格尔一样建立的是无所不包的绝对真理式的体系，但是由于批判的需要，恩格斯不得不跟着杜林先生走，为了避免人们因此认为恩格斯也在建立与杜林一样的无所不包的体系，所以，恩格斯才特别声明他“不是以另一个体系去同杜林先生的‘体系’相对立”，可见，恩格斯在此反对的仍然是传统的绝对真理式的体系。 马克思也十分反感欧洲近代流行的体系化哲学传统，他深切地感受到片面追求完整严密的体系对近代哲学的制约，尤其是在黑格尔哲学中所暴露出来的体系与方法的冲突。马克思的新哲学正是在冲破黑格尔的体系并拯救其辩证方法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马克思指出：“辩证法，在其合理形态上，引起资产阶级及其夸夸其谈的代言人的恼怒和恐怖，因为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6 〕在创立他的新哲学之初，马克思就明确了他的理论与传统的体系化哲学不同，指出：“我不主张我们竖起任何教条主义的旗帜。……新思潮的优点就恰恰在于我们不想教条式的预测未来，而只是希望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7〕 基于以上的分析，笔者认为，马克思、恩格斯并没有反对建立哲学理论体系，也没有宣称他们的哲学不需要体系，他们的所谓“反体系”的论述仅仅是针对近代欧洲僵死的体系化哲学而言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质上并不是反体系的。 三、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的体系问题 引发我国哲学界反体系倾向的直接原因是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体系几十年来一直处于封闭、僵化和凝固状态，并长期被视为绝对真理式的公式和教条。从表面上看，这似乎是由于体系所致，似乎是严密的体系制约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但只要我们深入研究就会发现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体系被变成凝固不变的教条并不是体系本身之过，而是政治原因所导致的。 如前所述，20世纪30年代，在斯大林的授意和指导下，前苏联的马克思主义学者编写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从此，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所表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成为各个社会主义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然而，斯大林没有处理好坚持马克思主义与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关系，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体系在斯大林时期被绝对化、教条化和神圣化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观点被简单化为政治公式，只能应用，不能有任何发展。斯大林不允许任何人的观点有别于他的模式，否则，不仅在理论上、政治上遭到排斥，甚至受到残酷镇压，被列宁称为“党的最宝贵的和最大的理论家”的布哈林在“大清洗”中被杀害就是一个典型。从此，苏联哲学界出现了“万马齐暗”的局面。在社会主义阵营里，苏联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老大哥，也不允许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有新的理解，其它社会主义国家的哲学教科书只能是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的翻版，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任何发展都被视为异端遭到批判和排斥，如匈牙利的卢卡契和德国的科尔施的哲学就被指责为修正主义，南斯拉夫的实践派哲学被指责为反马克思列宁主义。对于西方现代哲学，更是用绝对的政治对立和阶级对立的标准去衡量，所有的西方现代哲学都被斥之为唯心主义、资产阶级哲学、帝国主义哲学加以绝对排斥。这样，在前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体系被视为绝对真理，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道路被堵死了，变成了封闭和僵化的教条。正如有的学者所说，“斯大林把马克思主义理论教条化、神圣化，主要有两大‘创造’。一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点简单化为政治公式，使哲学和政治混同起来。……斯大林的另一个创造，是把无产阶级政党的最高领袖说成是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唯一人选”〔8〕。可见， 政治干预是使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体系被绝对真理化和教条化的主要原因。 就体系而言，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确实存在问题。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体系实际上依然受到近代欧洲传统的体系化思维方式的影响，加之当时苏联马克思主义学者没有掌握更多的马克思主义文本，对马克思新哲学的内容和体系特点缺乏全面的认识，不知道马克思哲学的本质所在。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存在的主要问题，一是在理论体系上完全是欧洲传统的体系化哲学的翻版，依然是抽象的“解释世界”的哲学，依然是从自然到历史再到思维的无所不包的知识论体系；二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解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两大块，完全忽视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唯物主义实质。正是由于这种缺陷，所以，重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决不能仅仅在传统的体系内进行修补。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体系虽然存在问题，但它并不是导致马克思主义哲学变成绝对真理和教条的主要原因，而是斯大林时期的政治干预才使得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的内容成为教条。可见，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体系所存在的问题也不应成为哲学与体系对立的理由。 四、马克思主义哲学需要体系 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对客观世界本质和规律的科学认识，需要通过系统的理论体系来体现。 首先，哲学研究对象的相互联系决定了理论和体系不是绝对对立，而是密切联系的。体系虽然不是我们理论研究的目的，但体系却是理论所不可缺少的，它是理论的载体和组成形式，一切成熟的理论都需要体系。我们知道，哲学是人们对世界或人类历史的一般本质和规律的认识，而世界是普遍联系的，作为对普遍联系的对象的揭示和反映，哲学理论本身必须要有系统的逻辑体系，否则，理论就是凌乱的、随意的拼凑。 马克思在有生之年，由于忙于现实的哲学斗争和写作《资本论》，没有对他的哲学思想进行整理和系统的阐述，但这并不能证明马克思拒斥理论体系，马克思写作的巨著《资本论》就是理论与体系结合的最好典范。在《资本论》中，马克思从资本主义最微小的细胞——商品入手，对资本主义的经济现象进行逐步深入的分析，从而发现了剩余价值规律和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得出了资本主义社会必然灭亡的科学结论。可见，科学、合理的体系有助于理论的准确阐述，理论与体系并不是绝对对立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对世界和人类历史的一般本质和规律的科学探究，同样需要体系。 其次，马克思、恩格斯强调他们的哲学是方法，但方法与体系也不是绝对对立的。在认识和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过程中，一直存在体系或方法之争，即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理论体系或是方法？笔者认为，这是由于泛化了马克思、恩格斯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所导致的。马克思、恩格斯强调他们的新哲学是方法，而不是教条，是针对旧哲学，尤其是黑格尔哲学而言的。黑格尔哲学的方法和体系的对立不是方法与一般体系的对立，而是方法与强制性的绝对真理式的体系的对立，这是马克思、恩格斯坚决反对的，马克思、恩格斯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提出自己的哲学是方法，而不是教条。所以，超出了这个批判的范围，体系就不能等同于教条，方法和体系也不能绝对对立起来。方法并不是孤立的、与理论体系相对立的，方法与理论体系是密切联系的，没有科学的理论体系也不会有科学的方法。注重于“改造世界”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依然需要体系。 再次，哲学的学科特点也决定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必须要有体系。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其它哲学一样都是抽象思维的结果，而抽象思维所借助的工具就是范畴，哲学正是通过范畴、范畴与范畴的关系以及范畴与范畴之间的推演来揭示世界的本质和规律的。但任何哲学的范畴都不是机械地拼凑的，而是有机统一的，这就决定了哲学的范畴有其逻辑的顺序性和层次性，即要求哲学要有逻辑体系。马克思主义哲学也不例外。 最后，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我国的特殊地位决定了它需要理论体系。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它不仅仅是学术界研究的对象，也是我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基础和实践指导，是人们面对现代生活所必须的理性参照。马克思主义哲学必须普及到群众中去，成为指导广大人民群众进行实践的思维方式，因此，今天作为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就不能象马克思当年那样一系列论战性的著作来表述，它必须整合成系统的理论体系才能为群众所理解和接受。 综上所述，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本质上不是反体系的。对待体系问题，一方面，我们必须注意 克服近代欧洲体系化哲学的弊端。任何建立绝对完满体系的企图都是不切实际的，体系只是理论的系统的逻辑形式，它只有是否准确之分，而无是否完满之别。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走向另一个极端——拒斥理论体系。马克思主义哲学需要体系。重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应该反映马克思哲学的实质，应该以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为主干，吸取东西方一切古代的和现代的哲学的精华，并以时代主题为基础。重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必须是开放的，只有坚持开放才能保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
和谐社会的哲学基础这个比较好写，你翻一下最近几年的哲学类书籍，基本都会论述到一些。记得不要在网络上下，小心查同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的建构 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断发展、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主要表现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的变化与创新之上。那么，应该如何建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新形态呢？围绕这一问题，我国学者展开了多方面的理论探讨，以一些科研机构和重点大学为依托，已经形成了不同的研究思路。其一，注重马克思思想与西方人文传统的对话，着眼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西方哲学的比较研究，从中梳理马克思思想的逻辑线索的理论特征；其二，主张根据“第一手文献”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重新进行翻译和解读，强调阅读马克思原始文本的重要性，认为只有从文本入手，才能真正厘清马克思的思想内涵和内容实质；其三，强调现实问题研究的重要性，认为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想方法和精神实质的基础上，对当代实践中的新情况和新问题进行理论分析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重要途径。 此外，还有一种观点日益成为共识：中国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必须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必须结合中国的具体国情和文化传统，即要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哲学原理，形成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哲学原理必须坚持以研究实际问题为中心的原则，以实事求是为根本的研究方法。这不是一项文本梳理等案头上的工作，不能靠摘引书本上的词句抽象地演绎出体系，而是要深入到中华民族救亡图存、争取解放以及建设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分析和研究历史实践中形成的哲学观念。 很明显，上述探索虽然在关注重心和研究策略上存在差异，但并不是互相排斥的，毋宁说是相互补充的。事实上，探索建构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是一项意义深远的综合性理论工程，可以从多方位、多角度进行，而不必拘泥于一种方式、一种思路。只有协同各种研究取向的思路，汲取国内外一切优秀文化的精华，反映时代的精神和实践的要求，才能发展出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 二、目前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研究的新进展 近年来，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研究的热点很多，如下几个理论问题值得特别关注： 1．现代性问题。现代性毫无疑问是目前时代最重要的焦点性话题之一。在当代哲学界，西方许多著名思想家们关于启蒙理性、工具理性、技术理性、意识形态、大众文化、现代国家等问题的思考，实际上也都可以概括为现代性批判。相比之下，人们迄今为止对马克思学说与现代性问题的关系阐发得并不充分，有必要认真探寻马克思学说与现代性问题的内在关联，特别是考察马克思对于现代性问题的价值判断。 在具体的研究中，有学者认为，马克思对现代性进行了多维透视，用资本逻辑、历史观点、矛盾学说以及全球眼光看待现代性，构成了马克思分析现代性问题的基本视角，马克思关于现代性的基本立场对于当代中国社会现代性建构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也有学者把马克思的异化理论视为一种现代性批判，认为马克思对现代性的诊断是从经济哲学这一特殊路径出发的，他力图从商品及商品拜物教的分析中揭示现代社会人与人之间真实的社会关系，他的资本理论和异化理论蕴含着现代性批判的巨大潜能和诠释空间。亦有学者认为，以资本全球化为标志的现代社会是马克思的历史地平线，而马克思的新世界观则是现代性社会的哲学地平线。马克思思想的出场既是对资本全球化历史语境的现实批判，又是对现代性视域的一次大变革。还有学者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中汲取灵感，认为“现代性”是当前时代占据霸权地位的意识形态和主导话语，是现代人生存命运和现代社会基本构架最为重大的塑造力量。而马克思生逢现代性的全盛时期，对现代性的理解、反省和批判是其毕生的思想主题，马克思所确立的关于“现代性”的“发生学”、“病理学”和“未来学”是对“现代性命运”的系统而全方位的考察。还有学者具体探讨了马克思社会批判理论所包含的现代性反思的三个维度，认为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深刻批判正是对现代性问题辩证的历史的扬弃,他对启蒙现代性意识形态的批判以及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超越了现代与后现代两极对立思维，成为我们今天考察现代性命运最具洞察力的思想理论。 2．实践论问题。实践问题是一个历久弥新的问题，近来实践论问题研究的新角度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关于理论与实践关系的研究。人们常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那么反过来，理论能否对实践进行检验呢？对此有学者认为，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关系非常复杂，但在我国理论界和实际工作中，人们往往片面强调实践的重要性，从而忽视或不能全面理解理论对实践的能动作用，因此，准确理解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复杂关系是我们的一项重要课题。其次是关于个体实践与集体实践的概念区分。有学者认为，尽管实践是一个备受人们关注的概念，但长期以来，对于实践活动形式，我国学术界却没有进行推进性研究。从现实的角度来看，个体是最为基本的行为单位，因而，承认以个体为主体的实践形式（即个体实践），与承认以集体为主体的实践形式（即集体实践）一样，都具有逻辑上的合理性。再次是对实践概念内涵的深度挖掘。有学者仔细考察了马克思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到《资本论》中的实践观，提出结合西方自亚里士多德直至当代的哈贝马斯、阿伦特以来的实践概念的发展史，把对实践的理解推进到更广阔的思想内涵中去。还有学者从美学的角度对马克思的实践观进行了探讨。认为马克思以实践观为立论基础，将审美对象和主体的审美能力都看成是劳动实践的历史产物，强调人的感觉的解放，主张扬弃异化，追求全人类生活的高度自由，这种实践观具有很高的现实意义，对此我们应该予以充分的肯定和重视。 3．价值论问题。价值论问题既与实践观有着密切联系，同时又具有理论上的深度和高度。尤其是在社会高速发展、观念日益更新的当代中国，价值论研究更是成为人们理解与解释现实问题和人生意义的一种理论手段。因而，如何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为基础，实现价值观念的转型和变革，始终是一个焦点问题。 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基本理论分支，价值论理论研究则聚焦于适合自身的研究方法的探讨，以及基本理论问题的推进。这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关于价值论思维方式的研究。有学者主张，价值思维是以人的生活实践为基础和依据的实践思维，它要求置身于主体社会性、历史性的现实生活实践关系中进行思考，从而将生活实践的结构、方式、形态和规则，提炼升华为具体的可操作的思维方式。与实体思维相对立，价值思维要求以人的生活实践为基础，在人与世界、主体与客体的全面关系、矛盾运动及其动态发展过程中，分析客体的存在、性质之于主体的意义，并系统、综合、创造性地把握它们，在生活实践中实现它们、变革它们。同时，价值思维又是一种属人的、以主体尺度为根据的、多向度的个性化的主体性思维，它与传统直观形式的思维相对立，是一种辩证的动态的生成性、过程性、历史性、批判性、否定性思维。 三、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与当代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几大理论成果 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不断深入，充分研究中国发展道路中积累的“中国经验”，从中提炼出具有中国特色的哲学思想和命题，从而实现马克思理论的中国化、当代化，是建构有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的必由之路。具体地说，近来将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与当代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理论成果主要有三： 1．“科学发展观”的理论说明。改革开放以来，在中国经济与社会迅猛发展的同时，一系列问题也突出出来：资源问题、环境问题越来越牵动人心，社会公正、社会稳定等社会问题也逐渐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在这种情况下，中央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的政策取向，引起了学者们的热烈讨论。 有学者对历史上的发展观进行了系统的考察，明确区分了以国民经济的增长为目标的单纯“增长”与“发展”之间的界限。认为经济增长仅对经济而言，而发展的含义较广，不仅包括经济增长外，还包括社会状况的改善和体制的进步；而“综合发展观”则注重人与人、人与环境、人与组织的关系，强调发展是包括经济增长、政治民主、社会转型、文化变迁、自然协调、生态平衡等方面的综合。有学者则从唯物史观的角度认为，唯物史观关于社会历史主体的理论是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的理论依据；唯物史观关于社会有机体和社会结构的理论是科学发展观“全面协调发展”的理论依据；唯物史观关于人、社会对于自然界的依赖性和社会历史连续性的观点是科学发展观“可持续发展”的理论依据，总之，唯物史观是科学发展观的理论基础，而科学发展观是唯物主义在当代中国的应用和发展。还有学者把科学发展观看作是对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社会发展评价尺度体系（生产力尺度、制度尺度、人的全面发展尺度）的丰富和发展，认为它构成社会发展评价尺度体系的理论基础，对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实现现代化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 2．“和谐社会”目标的价值探讨。如果说“科学发展观”为中国社会的发展道路指明了方向的话，那么，“和谐社会”目标的提出则更加具体地为建立一个更加幸福、公正、和谐、节约和充满活力的全面小康社会提供了价值取向。 有学者认为，和谐社会是人类文明的最高理想，而在人类文明的演进历程中，不同的历史时期和不同的文化类型对于和谐社会的理解各不相同。在当前，如何克服个人主义带来的现代性局限和弊端成为建构和谐政治社会观的阻碍和困境，以民主、法治和正义的方式作为实现个人利益和共同利益相统一的现实途径,无疑为解决这一难题并从而实现和谐社会的理想提供了有效的解决之道。有学者对社会的不和谐状态进行了理论分析，认为马克思的社会冲突理论是建立在社会实践与生产理论、社会交换与社会结构理论基础之上的。社会冲突表面上是人们在社会交换中一种对抗性行为和关系，但其根源在于人们在社会生产中的地位不平等。还有学者则把建构“和谐社会”的理论目标与国家理论和意识形态联系起来，认为任何国家的国家机器都承担着社会公共职能，而社会公共职能的基础是一个民族的“共同利益”。国家虽然是阶级矛盾的产物，但同时也是一个民族在生产劳动中、在生存和发展中构成的以经济、政治和文化形式表现出来的相互依存关系的产生，意识形态的凝聚力既可以靠国家和暴力机器的维护，也可以依靠大众意识的认同和承认，而“和谐社会”这一理念无疑代表了当代中国人民的“共同利益”。 3．“以人为本”社会发展观的哲学解释。“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重要原则和基本要求。马克思强调共产主义是“自由人的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而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关于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则是在当代条件下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补充和创新。 有学者认为，哲学的归宿在于人，现实的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出发点，自由而全面发展的人是马克思哲学思想的目标和归宿。“以人为本”决策的提出不仅是当今中国社会的一种发展战略，而且富于哲学家的意蕴和根据。有学者把马克思唯物史观与西方人本主义哲学进行了比较，认为树立科学的发展观应坚持以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为指导，而最根本的是把具体的、现实的人作为“本”。还有学者指出，人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出发点和最终归宿，人既是社会发展的积极创造者，又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受益者，既是社会发展的前提和动力，也是社会发展的结果和目的。以人为本的思维方式要求我们在认识和解决一切（经济的或社会的）问题时，都要同与人（人的本质、需要、使命、尊严、权利）的利害关系联系起来，把是否对人有利作为一切活动的根本出发点、最高评价尺度和最终归宿。 我们认为，对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及其未来导向给予历史唯物主义的规律性的说明与导引，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本宗旨之所在，21世纪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将更加充分地体现这一风格。对于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来说，问题的关键在于发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解释与超越的双重品格，既能够从哲学的角度对复杂的社会现象予以客观、全面的反映和合理的说明与解释，在错综复杂的关系中找到问题的关键，也能够以一种反思性的态度对现实提出质疑，从而在对现实的审视与批判中提出未来发展的合理构想和价值取向。论文天下
小康社会如何建立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否有自己的理论体系？是否需要体系？近20年来，在哲学界的争论持续不断。一些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本质上是反体系的。他们认为，马克思、恩格斯十分强调他们的哲学是方法，是“行动的指南”，而不是教条；传统的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正是因为没有贯彻马克思、恩格斯的这一思想，才导致了马克思主义哲学被体系化、教条化。他们认为要使马克思主义哲学真正发挥其作用，避免重蹈传统的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被僵化、凝固化的覆辙，重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不应体系化。 笔者认为，理论与体系不是绝对对立的，成熟的理论都需要体系；马克思、恩格斯反对的是近代欧洲绝对真理式的体系，而不是任何理论体系，传统的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被教条化有其深刻的政治原因。因此，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本质上并不是反体系的，重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需要体系。 一、我国哲学界反体系倾向的由来 众所周知，我国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从前苏联演绎过来的。20世纪30年代，在斯大林的指导下，苏联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在缺乏马克思、恩格斯的哲学原著，无充分理论依据的情况下，编写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从此，这一“先天不足”的教科书就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标准表述，它不仅在苏联，而且在整个社会主义阵营中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唯一标准本。20世纪50年代，我国按照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模式的主要内容和框架，补充了毛泽东的一些哲学思想，由艾思奇主编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几十年来，这一哲学内容和框架在我国一直视为标准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被传授和运用。 20世纪70年代末以后，随着现实与教科书理论的矛盾日益明显，随着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的传入，随着我国学者对马克思原著越来越多的接触和研究，我国哲学界开始了对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的反思。通过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深入研究和分析，我国哲学界已基本达成共识，即传统的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没有反映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真，没有体现出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欧洲哲学史上实现的伟大的革命变革。这一系列的研究为在我国重建马克思主义哲学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但同时也引发了我国哲学界反体系倾向的产生。一些人认为：在知识爆炸的今天，“传统哲学所担负的阐示世界普遍本质和规律的任务还有多大必要，虽然综合和整合学科知识的必要性依然存在，但已不可能以建构哲学体系的方式来进行”〔1〕。 哲学就其本性“是没有发展顶峰的，是反对哲学体系化的，顶峰使哲学发展终结，体系化则使哲学走向自我封闭”〔2〕。 由此认定我们已经处在“后体系时代”。笔者认为，我国哲学界对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反思是有成绩的，对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质疑也是有一定依据的，但由此推出反体系的观点则是值得商榷的。综观反体系者的论述，他们的理由不外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经过几十年的实践和我国哲学界对越来越多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第一手资料的“文本核对”，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的缺陷愈加明显。除带有旧唯物主义的痕迹、没有反映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外，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还使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化、教条化了，几十年来，马克思主义哲学只是作为僵化的教条和公式被运用，任何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都被视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背叛，使得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越来越背离时代、远离现实。于是我国哲学界的一些学者把这一问题归罪于体系，认为是苏联模式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严密体系窒息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严密的教科书体系使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找不到切入点，体系是制约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罪魁。 其二，马克思、恩格斯都对黑格尔唯心主义哲学体系与方法的矛盾进行了揭露和批判，可以说，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在批判和克服黑格尔哲学体系和方法的矛盾的基础之上建立起来的，因此，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从它产生时起就是与体系相对立的。反体系者还以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对杜林的哲学体系和当时一些德国大学生动辄就建立体系的狂热进行批判为由，认为马克思、恩格斯是反体系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不可能以体系的形式来表现。 其三，马克思、恩格斯虽然创立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实现了欧洲哲学史上的伟大变革，但他们并没有去建立一个哲学体系，他们的丰富的哲学思想都内涵于他们的各类论著之中。所以，反体系者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本质上是反体系的，象传统的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那样，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化完全违背了马克思、恩格斯的本意。 正是基于以上几方面理由，我国哲学界一些学者对用理论体系去重建马克思主义哲学十分反感，甚至发出了“少点体系意识，多点问题意识”的呼吁，使我国哲学界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否需要体系的争论持续不断。 二、马克思、恩格斯对体系的态度 马克思、恩格斯从来没有提出哲学理论可以不需要体系，他们反对的是绝对真理式的体系。 在近代欧洲，人们认为一种理论是否科学要以它的体系是否具有完整性和严密性来衡量，理论研究追求的目标就是力求建立终结某一学科的绝对真理式的体系。正是因为如此，在近代欧洲才会出现象牛顿那样伟大的科学家也不得不借助于“上帝的第一推动力”来完善自己的理论体系；才会出现象黑格尔那样伟大的辩证法家，虽然通过他的辩证法宣布了绝对真理的不可能，但依然无法抗拒体系化传统的影响，不得不去建立一个绝对真理式的严密的体系。所以，在马克思以前的欧洲，严密的理论体系与绝对真理、教条紧密相联，这种绝对真理式的体系一旦建立就成为现成的教条和公式。马克思、恩格斯批判的就是这种绝对真理式的体系，而这种无所不包的体系到黑格尔哲学达到了顶峰。 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文中，对黑格尔哲学的方法和体系的矛盾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批判，这些批判是引导我国哲学界得出恩格斯反对建立哲学体系的重要理论依据。然而，如果我们细致分析就会发现恩格斯反对的是近代欧洲绝对真理式的体系，而不是反对任何理论体系。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指出：黑格尔“不得不去建立一个体系，而按照传统的要求，哲学体系是一定要以某种绝对真理来完成的。所以，黑格尔，特别是在〈逻辑学〉中，虽然如此强调这种永恒真理不过是逻辑的或历史的过程本身，但是他还是发现自己不得不给这个过程一个终点，因为他总得在某个地方结束他的体系。……这样一来，黑格尔体系的全部教条内容就被宣布为绝对真理，这同他那消除一切教条东西的辩证方法是矛盾的；这样一来，革命的方面就被过分茂密的保守的方面所闷死。”〔 3〕从恩格斯的这一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出，首先，恩格斯并没有反对建立任何理论体系，他反对的是近代欧洲传统的绝对真理式的体系，这种体系要求有严密的逻辑结构，为了达到理论体系的严密和完整，甚至借助于强制性的结构，所以，黑格尔“不得不给这个过程一个终点，因为他总得在某个地方结束他的体系”。其次，由于近代欧洲体系化思维方式的特点就是把具有严密完整体系的理论视为绝对真理，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论述中，体系、绝对真理、教条成为批判传统体系化哲学的同义语，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批判这种体系化哲学时，时常只提到“体系”，这就使一些学者误认为马克思、恩格斯批判的是建立理论体系，这显然是一种误解。这一点在恩格斯的《反杜林论》中可以得到印证。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指出：“‘创造体系的’杜林先生，在当代德国并不是个别现象。近来在德国，天体演化学、自然哲学、政治学、经济学等等体系，雨后春笋般地生长起来。最蹩脚的哲学博士，甚至大学生，不动则已，一动至少就要创造一个完整的‘体系’。”〔4 〕从恩格斯的这段论述中，首先，我们可以看到近代体系化思维方式影响之深，虽然马克思、恩格斯对以黑格尔为代表的体系化哲学进行了批判，但人们依然以追求完整严密的体系为目标；其次，我们可以看到，恩格斯十分细致地把这种绝对真理式的体系打上了引号，以示它是传统意义的体系。在《反杜林论》中，恩格斯还指出：“这书的目的并不是以另一个体系去同杜林先生的‘体系’相对立，可是希望读者也不要忽略我所提出的各种见解之间的内在联系。”〔5 〕这段论述是引导我们许多学者认为恩格斯反对建立哲学体系的重要理论依据，但是只要我们了解杜林哲学就会发现杜林和黑格尔一样建立的是无所不包的绝对真理式的体系，但是由于批判的需要，恩格斯不得不跟着杜林先生走，为了避免人们因此认为恩格斯也在建立与杜林一样的无所不包的体系，所以，恩格斯才特别声明他“不是以另一个体系去同杜林先生的‘体系’相对立”，可见，恩格斯在此反对的仍然是传统的绝对真理式的体系。 马克思也十分反感欧洲近代流行的体系化哲学传统，他深切地感受到片面追求完整严密的体系对近代哲学的制约，尤其是在黑格尔哲学中所暴露出来的体系与方法的冲突。马克思的新哲学正是在冲破黑格尔的体系并拯救其辩证方法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马克思指出：“辩证法，在其合理形态上，引起资产阶级及其夸夸其谈的代言人的恼怒和恐怖，因为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6 〕在创立他的新哲学之初，马克思就明确了他的理论与传统的体系化哲学不同，指出：“我不主张我们竖起任何教条主义的旗帜。……新思潮的优点就恰恰在于我们不想教条式的预测未来，而只是希望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7〕 基于以上的分析，笔者认为，马克思、恩格斯并没有反对建立哲学理论体系，也没有宣称他们的哲学不需要体系，他们的所谓“反体系”的论述仅仅是针对近代欧洲僵死的体系化哲学而言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质上并不是反体系的。 三、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的体系问题 引发我国哲学界反体系倾向的直接原因是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体系几十年来一直处于封闭、僵化和凝固状态，并长期被视为绝对真理式的公式和教条。从表面上看，这似乎是由于体系所致，似乎是严密的体系制约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但只要我们深入研究就会发现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体系被变成凝固不变的教条并不是体系本身之过，而是政治原因所导致的。 如前所述，20世纪30年代，在斯大林的授意和指导下，前苏联的马克思主义学者编写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从此，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所表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成为各个社会主义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然而，斯大林没有处理好坚持马克思主义与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关系，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体系在斯大林时期被绝对化、教条化和神圣化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观点被简单化为政治公式，只能应用，不能有任何发展。斯大林不允许任何人的观点有别于他的模式，否则，不仅在理论上、政治上遭到排斥，甚至受到残酷镇压，被列宁称为“党的最宝贵的和最大的理论家”的布哈林在“大清洗”中被杀害就是一个典型。从此，苏联哲学界出现了“万马齐暗”的局面。在社会主义阵营里，苏联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老大哥，也不允许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有新的理解，其它社会主义国家的哲学教科书只能是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的翻版，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任何发展都被视为异端遭到批判和排斥，如匈牙利的卢卡契和德国的科尔施的哲学就被指责为修正主义，南斯拉夫的实践派哲学被指责为反马克思列宁主义。对于西方现代哲学，更是用绝对的政治对立和阶级对立的标准去衡量，所有的西方现代哲学都被斥之为唯心主义、资产阶级哲学、帝国主义哲学加以绝对排斥。这样，在前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体系被视为绝对真理，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道路被堵死了，变成了封闭和僵化的教条。正如有的学者所说，“斯大林把马克思主义理论教条化、神圣化，主要有两大‘创造’。一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点简单化为政治公式，使哲学和政治混同起来。……斯大林的另一个创造，是把无产阶级政党的最高领袖说成是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唯一人选”〔8〕。可见， 政治干预是使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体系被绝对真理化和教条化的主要原因。 就体系而言，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确实存在问题。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体系实际上依然受到近代欧洲传统的体系化思维方式的影响，加之当时苏联马克思主义学者没有掌握更多的马克思主义文本，对马克思新哲学的内容和体系特点缺乏全面的认识，不知道马克思哲学的本质所在。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存在的主要问题，一是在理论体系上完全是欧洲传统的体系化哲学的翻版，依然是抽象的“解释世界”的哲学，依然是从自然到历史再到思维的无所不包的知识论体系；二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解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两大块，完全忽视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唯物主义实质。正是由于这种缺陷，所以，重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决不能仅仅在传统的体系内进行修补。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体系虽然存在问题，但它并不是导致马克思主义哲学变成绝对真理和教条的主要原因，而是斯大林时期的政治干预才使得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的内容成为教条。可见，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体系所存在的问题也不应成为哲学与体系对立的理由。 四、马克思主义哲学需要体系 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对客观世界本质和规律的科学认识，需要通过系统的理论体系来体现。 首先，哲学研究对象的相互联系决定了理论和体系不是绝对对立，而是密切联系的。体系虽然不是我们理论研究的目的，但体系却是理论所不可缺少的，它是理论的载体和组成形式，一切成熟的理论都需要体系。我们知道，哲学是人们对世界或人类历史的一般本质和规律的认识，而世界是普遍联系的，作为对普遍联系的对象的揭示和反映，哲学理论本身必须要有系统的逻辑体系，否则，理论就是凌乱的、随意的拼凑。 马克思在有生之年，由于忙于现实的哲学斗争和写作《资本论》，没有对他的哲学思想进行整理和系统的阐述，但这并不能证明马克思拒斥理论体系，马克思写作的巨著《资本论》就是理论与体系结合的最好典范。在《资本论》中，马克思从资本主义最微小的细胞——商品入手，对资本主义的经济现象进行逐步深入的分析，从而发现了剩余价值规律和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得出了资本主义社会必然灭亡的科学结论。可见，科学、合理的体系有助于理论的准确阐述，理论与体系并不是绝对对立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对世界和人类历史的一般本质和规律的科学探究，同样需要体系。 其次，马克思、恩格斯强调他们的哲学是方法，但方法与体系也不是绝对对立的。在认识和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过程中，一直存在体系或方法之争，即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理论体系或是方法？笔者认为，这是由于泛化了马克思、恩格斯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所导致的。马克思、恩格斯强调他们的新哲学是方法，而不是教条，是针对旧哲学，尤其是黑格尔哲学而言的。黑格尔哲学的方法和体系的对立不是方法与一般体系的对立，而是方法与强制性的绝对真理式的体系的对立，这是马克思、恩格斯坚决反对的，马克思、恩格斯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提出自己的哲学是方法，而不是教条。所以，超出了这个批判的范围，体系就不能等同于教条，方法和体系也不能绝对对立起来。方法并不是孤立的、与理论体系相对立的，方法与理论体系是密切联系的，没有科学的理论体系也不会有科学的方法。注重于“改造世界”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依然需要体系。 再次，哲学的学科特点也决定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必须要有体系。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其它哲学一样都是抽象思维的结果，而抽象思维所借助的工具就是范畴，哲学正是通过范畴、范畴与范畴的关系以及范畴与范畴之间的推演来揭示世界的本质和规律的。但任何哲学的范畴都不是机械地拼凑的，而是有机统一的，这就决定了哲学的范畴有其逻辑的顺序性和层次性，即要求哲学要有逻辑体系。马克思主义哲学也不例外。 最后，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我国的特殊地位决定了它需要理论体系。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它不仅仅是学术界研究的对象，也是我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基础和实践指导，是人们面对现代生活所必须的理性参照。马克思主义哲学必须普及到群众中去，成为指导广大人民群众进行实践的思维方式，因此，今天作为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就不能象马克思当年那样一系列论战性的著作来表述，它必须整合成系统的理论体系才能为群众所理解和接受。 综上所述，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本质上不是反体系的。对待体系问题，一方面，我们必须注意 克服近代欧洲体系化哲学的弊端。任何建立绝对完满体系的企图都是不切实际的，体系只是理论的系统的逻辑形式，它只有是否准确之分，而无是否完满之别。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走向另一个极端——拒斥理论体系。马克思主义哲学需要体系。重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应该反映马克思哲学的实质，应该以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为主干，吸取东西方一切古代的和现代的哲学的精华，并以时代主题为基础。重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必须是开放的，只有坚持开放才能保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
《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