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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窟寺毕业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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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窟寺毕业论文

1、“中原北朝期のサッタ太子とスダーナ太子本生図”(《中原北朝时期的萨埵太子与须达拏太子本生图像》),《MUSEUM》(东京国立博物馆研究志)第580号,2002年 。2、“中国北朝期における定光佛授记本生図の二种造形について”,《美学美术史研究论集》第18号,名古屋大学,2000年。又,“北朝时期定光佛授记本生图像的两种造型”,《艺术与科学》第5卷,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年。3、“云冈第9·10窟の図像构成について”,《佛教艺术》第267号,东京,每日新闻社,2003年;“关于云冈第九、十窟的图像构成”,《艺术史研究》第10辑,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8年。4、“北朝后期法华经图像的演变”,《艺术学》第21期,台北,艺术家出版社,2004年。5、“北斉~隋の卢舍那法界佛像の図像解釈”,《佛教艺术》第251号,东京,每日新闻社,2000年;“北齐至隋代三尊卢舍那法界佛像的图像解释”,《艺术学》第22期,台北,觉风佛教艺术文化基金会,2006年。6、“敦煌莫高窟北朝隋代洞窟图像构成试论”,《艺术与科学》第3卷,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年。7、“安阳修定寺塔唐代浮雕图像分析”,《故宫学刊》第5辑,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9年。8、“大足安岳宋代石窟柳本尊十炼图像解析”,重庆大足石刻艺术博物馆编《2005年重庆大足石刻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2007年。9、“定州系白石佛像研究”,《故宫博物院院刊》1999年第3期。10、“南北朝隋代佛教造像系谱与样式的整体观察”,《艺术与科学》第9辑,北京,清华大学美术学院,2009年。11、“四川南朝浮雕佛传图像考察”,《石窟寺研究》2010年。12、“佛足迹图像的传播与信仰(上)——以印度与中国为中心”,《故宫博物院院刊》2011年第4期。13、“佛足迹图像的传播与信仰(下)——以印度与中国为中心”,《故宫博物院院刊》 2011年第5期。14、“乐至与富县石窟浮雕唐宋时期观音救难图像分析”,《故宫博物院院刊》2012年第4期。15、“佛钵信仰与传法思想及其图像”,《敦煌研究》2011年第2期。16、“仁寿能仁寺摩崖浮雕五代前后降魔图像分析”,《石窟寺研究》2012年。17、“陕北宋金石窟大日如来图像类型分析”,《故宫博物院院刊》 2013年第3期。18、“陕北宋金石窟题记内容分析”,《敦煌研究》2013年第3期。19、“陕北宋金石窟佛教图像的类型与组合分析”,《故宫学刊》2014年第1期。

1.撰写毕业论文是检验学生在校学习成果的重要措施,也是提高教学质量的重要环节。大学生在毕业前都必须完成毕业论文的撰写任务。申请学位必须提交相应的学位论文,经答辩通过后,方可取得学位。可以这么说,毕业论文是结束大学学习生活走向社会的一个中介和桥梁。毕业论文是大学生才华的第一次显露,是向祖国和人民所交的一份有份量的答卷,是投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报到书。一篇毕业论文虽然不能全面地反映出一个人的才华,也不一定能对社会直接带来巨大的效益,对专业产生开拓性的影响。实践证明,撰写毕业论文是提高教学质量的重要环节,是保证出好人才的重要措施。2.通过撰写毕业论文,提高写作水平是干部队伍“四化”建设的需要。党中央要求,为了适应现代化建设的需要,领导班子成员应当逐步实现“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这个“四化”的要求,也包含了对干部写作能力和写作水平的要求。3.提高大学生的写作水平是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需要。在新的历史时期,无论是提高全族的科学文化水平,掌握现代科技知识和科学管理方法,还是培养社会主义新人,都要求我们的干部具有较高的写作能力。在经济建设中,作为领导人员和机关的办事人员,要写指示、通知、总结、调查报告等应用文;要写说明书、广告、解说词等说明文;还要写科学论文、经济评论等议论文。在当今信息社会中,信息对于加快经济发展速度,取得良好的经济效益发挥着愈来愈大的作用。写作是以语言文字为信号,是传达信息的方式。信息的来源、信息的收集、信息的储存、整理、传播等等都离不开写作。

龙门石窟 简介2000年11月洛阳龙门石窟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遗产委员会列入《世界遗产名录》。龙门石位于洛阳市区南面12公里处,是与大同云岗石窟、敦煌千佛洞石窟齐名的我国三大石窟之一。龙门是一个风景秀丽的地方,这里有东、西两座青山对峙,伊水缓缓北流。远远望去,犹如一座天然门阙,所以古称“伊阙”。现“伊阙”,自古以来,已成为游龙门的第一景观。唐诗人白居易曾说过:“洛阳四郊山水之胜,龙门首焉”。龙门石窟始开凿于北魏孝文帝千都洛阳(公元494年)前后,后来,历经东西魏、北齐、北周,到隋唐至宋等朝代又连续大规模营造达400余年之久。密布于伊水东西两山的峭壁上,南北长达1公里,共有97000余尊佛像,1300多个石窟。现存窟龛2345个,题记和碑刻3600余品,佛塔50余座,造像10万余尊。 。其中最大的佛像高达17.14米,最小的仅有2厘米。这些都体现出了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很高的艺术造诣。奉先寺是龙门唐代石窟中最大的一个石窟,长宽各30余米。据碑文记载,此窟开凿于唐代武则天时期,历时三年。洞中佛像明显体现了唐代佛像艺术特点,面形丰肥、两耳下垂,形态圆满、安详、温存、亲切,极为动人。 石窟正中卢舍那佛坐像为龙门石窟最大佛像,身高17.14米,头高4米,耳朵长1.9米,造型丰满,仪表堂皇,衣纹流畅,具有高度的艺术感染力,实在是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杰作。据佛经说,卢舍那意即光明遍照。这尊佛像,丰颐秀目,嘴角微翘,呈微笑状,头部稍低,略作俯视态,宛若一位睿智而慈祥的中年妇女,令人敬而不惧。有人评论说,在塑造这尊佛像时,把高尚的情操、丰富的感情、开阔的胸怀和典雅的外貌完美地结合在一起,因此,她具有巨大的艺术魅力。 卢舍那佛像两边还有二弟子迦叶和阿难,形态温顺虔诚,二菩萨和善开朗。天王手托宝塔,显得魁梧刚劲。而力士像就更动人了,只见他右手叉腰,左手合十,威武雄壮。金刚力士雕像比卢舍那佛像旁的力士像更加动人,是龙门石窟中的珍品,1953年清理洞窟积土时,在极南洞附近发现的,是被盗凿而未能运走遗留下的。只见金刚力士两眼暴突,怒视前方,二手握拳,胸上、手、腿上的肌肉高高隆起。整座雕像造型粗犷豪放,雄健有力,气势逼人。龙门石窟中另一个著名洞窟是宾阳洞。这个窟前后用了24年才完成,是开凿时间最长的一个洞窟。洞内有11尊大佛像。主像释迦牟尼像,高鼻大眼、体态端祥,左右二边有弟子、菩萨侍立,佛和菩萨面相清瘦,目大颈平,衣锦纹理周密刻划,有明显西域艺术痕迹。窟顶雕有飞天,挺健飘逸,是北魏中期石雕艺术的杰作。洞中原有两幅大型浮雕《皇帝礼佛图》、《太后礼佛图》,画面上分别以魏孝文帝和文明皇太后为中心,前簇后拥,组成礼佛行列,构图精美,雕刻细致,艺术价值很高,是一幅反映当时帝王生活的图画。可惜被美国人勾结中国奸商盗运到美国,现分别藏于美国堪萨斯城纳尔逊艺术馆和纽约市艺术博物馆。而洞口唐宰相书法家褚遂良书碑铭,很值得一览。万佛洞在宾阳洞南边,洞中刻像丰富,南北石壁上刻满了小佛像,很多佛像仅一寸,或几厘米高,计有1500多尊。正壁菩萨佛像端坐于束腰八角莲花座上。束腰处有四力士,肩托仰莲。后壁刻有莲花54枝,每枝花上坐着一菩萨或供养人,壁顶上浮雕伎乐人,个个婀娜多姿,形象逼真。沿口南壁上还有一座观音菩萨像,手提净瓶举尘尾,体态圆润丰满,姿势优美,十分传神。古阳洞也很出名。这里有丰富造像题记,为人称道的龙门十二品,大部分集中在这里。清代学者康有为盛赞这里的书法之美为:魄力雄强、气象浑穆、笔法跳越、点画峻厚、意态奇逸、精神飞动、骨法洞达、结构天成、血肉丰美。还有一个药方洞,刻有140个药方,反映了我国古代医学的成就。把一些药方刻在石碑上或洞窟中,在别的地方也有发现,这是古代医学成就传之后世的一个重要方法。龙门石窟不仅仅是佛像雕刻技艺精湛,而石窟中造像题记也不乏艺术精品。龙门石窟造像题记遍布许许多多的洞窟,约有3600品,其中龙门二十品,是我国优秀文化遗产的一部分,在国内外学术界、书法界有很广泛的影响。龙门二十品,十九品集中于古阳洞,另有一品在西山中部偏南老龙洞崖壁的慈香窟里。古阳洞是龙门石窟中开凿最早的一个窟,凿于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前一年。洞内小佛龛琳琅满目,雕刻精巧。龙门石窟保留著大量的宗教、美术、书法、音乐、服饰、医药、建筑和中外交通等方面的实物史料。因此,它堪称为一座大型石刻艺术博物馆。它与甘肃敦煌莫高窟、山西大同云冈石窟并称为中国三大石刻艺术宝库。��宾阳中洞外南侧,依崖镌刻一碑,即著名“褚遂良碑”,即《伊阙佛龛之碑》,记载唐太宗第四子魏王泰,为其死去的母亲文德皇后长孙氏做功德开窟造像的一篇法愿文(贞观15年即公元641年)。此碑文已严重腐蚀,难辨其文。��宾样中洞原为北魏雕凿,由于宫廷发生内乱而止。故半途而废。该洞是北魏至淌初的过渡洞。该洞高9米、宽8米多、进深9米。主像是唐代流行的阿弥陀佛,高8米多,脸型稍长、嘴唇厚大、颈有横纹、胸部隆起。木尊两侧侍立二弟子,其中左侧的迪叶雕像,刻工十分逼真。他满脸皱纹、目不斜视、严谨持重、深谙世故。左右弟子外侧侍立的菩萨,披巾、璎珞厚重,造型古朴、典雅,具有北魏的风格。在洞内的四壁上,布满大小150余个佛龛,其中有隋大业和唐贞观年的佛龛多个。宾阳南洞体现的艺术风格,上承北魏时期的刚健雄伟,下启盛唐时期的生动活泼。��宾阳北洞,此洞完工于唐代初年。洞中所供主像为阿弥陀佛,高近10米,结跏跌坐,双手平分指天、地。称作“施无畏印”即天地之间唯我独尊。就是佛祖释迦牟尼出生后站在莲花上,一手指天、一手指地所说的“天上天下,唯我独尊”。左右两侧南北浮雕二天王。其造型威武,刚强有力。��(前往万佛洞)��我们离开宾阳三洞拾级而上,即可看到万佛洞。万佛洞的形状是方形平顶,顶上雕一莲花藻井,莲花藻井周围刊刻楷书大字:“大唐永隆元年(公元680年)十一月三十日成,大监姚神表,内道场云禅师,一万五千尊佛龛。”洞口过道北侧上有“沙门智运,奉天皇太后太子诸王敬造一万五千尊像一龛”的题记。两个题记互为补充,说明什末人,为什末发愿造像的原因。永隆为高宗李治的年号。太监为宫中的女官。沙门智运和内道场运单师,指比丘尼智运的号。因该洞为智运奉旨修造,所以又叫“智运洞”。天皇指唐高宗,天后指武则天,因洞勺刻有15000尊佛像,又叫“万佛洞”��该洞主尊名阿弥陀佛,有圆光和身光,结跏跌坐在印覆莲束腰须弥座上,一手贴身斜举胸前,一手抚膝。这种手势说明阿弥陀佛在向弟子信徒说法,故称“说法印”。束腰莲花座中间雕刻四个赤膊季节袒胸、筋肌突起、体朵勇猛的力士承托室座。佛背光以上崖壁上雕刻有54朵莲花,每枝上坐一菩萨,姿态生动、富于变化、造型别致、独具匠心。此外,在南北壁上雕有伎乐人,分;乐伎和舞伎。乐伎手执乐器有瑟、竺、拔、茎溪、笛子、西腰鼓等,这是唐代宫廷的“坐部”乐队。舞蹈者或吹、或弹、或拨弄琴弦,彷佛会奏出优美的旋律。将唐朝宫廷中的舞乐场面表现得活灵活现,真可谓工匠们的神工之处。��原洞外除浮雕的二力士之外,还有两尊石狮,即龙门唐代浮雕的精品,在30年代被盗。现存于美国波士顿艺术博物馆和堪萨斯城纳威尔逊艺术博物馆内。��(在莲花洞)��这里为什末叫“莲花洞”呢?听我给大家解释:莲花洞是继宾阳中洞之后开凿的又一大型北魏石窟。因洞顶雕有大型飞天环绕的大莲花藻井图案而得名。莲花是佛教象征的名物,意为出淤泥而不染。因此,佛教石窟顶藻井多以莲花为饰,但像这样大型的莲花,雕刻的如此精美,在龙门石窟中这不多见。此洞开凿于北魏孝昌年间即公元526—528年前后,属于北魏后期作品。此洞高6.10米,深6.15米,主尊释迦高6米(为立佛)。两侧为胁侍菩萨,佛与菩萨之间,为侍立的伽叶、阿难二弟子。其左的伽叶,身披厚重的袈裟,显示着艰辛跋涉、风尘仆仆的苦行僧形象。他右手执锡杖,这是龙门石窟造像中所独有的。莲花洞南北两壁上方各有似为“法华经”所指十方分身佛的小千佛浮雕,每个高度仅有2厘米左右。他们就是龙门石窟中雕刻最小的佛像。在坚硬的石壁上雕刻如此小的佛,而又刻得如此精工细作,确实为龙门一绝。洞口北侧上方有一块平面下凹的碑记,上刻两个大字“伊阙”,原为唐刻陀罗尼经,后复刻明代河南巡抚的“伊阙”二字,说明龙门的原称。��(往奉先寺)��在登几十步台阶就到奉先寺了,龙门石窟最大的佛像就在这个寺内,奉先即奉供祖先之意。奉先寺是龙门石窟中雕刻最大、艺术最精、气势最磅礴、最具有代表性的重要洞窟。��奉先寺东西深约40米,南北宽约36米,卢舍那佛(披身佛)左侧的《大卢舍那像龛记》记载:大唐高宗天皇大帝之所建也,佛身通光,高85尺,二菩萨高70尺,伽叶、阿难、金刚神王各高50尺。奉先寺的建造时间,据有关资料和专家推测,约始建于武则天被立为皇后的永微六年。世界文化遗产——龙门石窟,是我国三大佛教石窟艺术宝库之一。1961年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第一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82年公布为全国重点风景名胜区;2000年11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其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它位于洛阳市南13公里的伊河两岸,这里两山对峙,伊水中流,形若门阙,故称“伊阙”,隋朝始称龙门。龙门石窟自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始凿(公元493年),历经400余年的雕刻,现存窟龛2300多个,雕像10万余尊,碑刻题记30多万字。两山窟龛造像以数量之多,规模之大,题材多样,雕刻精美,蕴涵丰富而蜚声中外。以北魏和唐代造像达到当时艺术的顶峰及匠心独具的皇家典范、中原风格而异于早、晚期石窟。以碑刻题记数量为世界石窟之最而被誉为“古碑林”。以造像内容广涉佛教信仰的众多宗派甚至包括道教的题材也是石窟艺术中所罕见。龙门石窟以大量的实物形象和文字资料从不同侧面反映了中国古代政治、经济、宗教、文化等许多领域的发展变化,对中国石窟艺术的创新与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龙门石窟是北魏、唐代皇家贵族发愿造像最集中的地方,是皇家意志和行为的体现,具有典型的皇家风范。其中奉先寺规模最大,是唐代雕刻艺术中最具代表性的作品。皇后武则天曾助脂粉钱两万贯,于上元二年(公元675年)竣工。它是依据《华严经》雕凿的敞开式佛龛,主佛卢舍那大佛,通高17.14米,头高4米,耳长1.9米,她雍容大度、气宇非凡、撼人心魄,体现了大唐帝国强大的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显示了唐代雕塑艺术的最高成就。香山寺地处世界遗产——龙门石窟景区内。始建于北魏,唐代武则天曾在这里主持了一次诗会,留下了“香山赋诗夺锦袍”的佳话。大诗人白居易放情于龙门山水,慕恋香山寺清幽,居住于香山十八年,自号“香山居士”。香山寺北侧的白园就是这位伟大诗人的墓园,如今这里已成为各界来宾凭吊这一历史名人的理想之地。龙门石窟,在洛阳市南郊的龙门山口处,距市区12.5公里,从北魏太和十九年开凿,迄今已有1500余年的历史,它和敦煌莫高窟、大同云岗石窟,共同组成我国著名的三大石窟艺术宝库。龙门,在春秋战国时期称“伊阙”,香山(东山)与龙门山(西山)东西对峙,伊水从中流过,形成一座壮丽的门阙。后因处于隋唐帝国之南,又称龙门。所谓“石窟”,就是在石壁山崖上开凿的洞直,或是天然形成的石洞,用以藏身或贮藏食物和东西。早在原始社会,人们已利用天然石洞描绘动物形象和生活情景,然而以石窟寺的现象出现并作为佛教信徒、僧侣礼佛和修行的场所,却是在古印度兴起佛教后出现的。由于山林的幽静、神秘、石窟的冬暖夏凉,依山雕凿石窟比用砖石筑的寺院便利耐久,所以在古印度出现了集建筑、绘画、雕凿艺术之大成的石窟寺。这种石窟寺艺术,随着僧侣的传教活动传入我国的边疆和内地,同我国民族特点和传统的各种艺术技法风格融合交汇,成为我国的一种特有的雕刻、彩绘工艺。我们今天要看的龙门石窟就是我国众多寺群中的瑰宝之一。龙门石窟群的雕刻,除了前面所说的有利条件外,还有个不可忽视的自然条件。伊水两岸的山崖都属于古生代寒武纪和奥陶纪的石灰岩层。其石质坚硬、结构紧密,不宜风化和大面积脱裂,很适合于艺术造像,与其他砂岩石相比,有着宜于保存的有利条件。洛阳龙门石窟的开凿是继甘肃的敦煌石窟、山西大同的云岗石窟之后由皇室开凿的又一大型石窟寺群,建于北魏太和年间,先后历经东魏、西魏、北齐、北周、隋唐、五代延至清代。前后400多年。其中大规模、有效率的营建约计150年左右,分别出现在北魏(占40余年)和隋唐(约占110年左右)时期。龙门石窟的大大小小的佛龛、石像沿伊水两岸星罗棋布的在龙门东西两山的崖壁上,南北长达1公里。龙门石窟修建于隋唐是模仿云岗石窟世界上许多民族文化得以传承,其载体大都为石头,位于洛阳城南13公里的龙门石窟就以石刻的形式记下了公元五世纪到十世纪之间那段已经消失的文明。龙门石窟开凿于公元493年,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前后。历经东魏、西魏、北齐、隋、唐、北宋诸朝,开凿时间长达四百多年。据统计,东西两山现存窟龛2300多个,造像十万余尊,碑刻题记2800多块,佛塔70余座。代表了不同时代的雕凿风格,反映了不同时期人们的审美时尚。龙门,最具永恒魅力的当属奉先寺。这是一组斩山为石、依崖临壁凿就的群像。主佛卢舍那是中国古代人物雕塑最完美的作品之一。她丰颐秀目,仪表堂堂,一泓秋水般深邃的目光微微向下俯视,默默传递着慈爱与安详,洋溢着关注人间和洞察一切的智慧之光。龙门石窟是世界文化遗产,是中国最大的皇家雕刻艺术宝库。追溯渊源流长的历史,拂去千年岁月的风尘,龙门石窟,这朵石刻艺术奇葩,将永远的绽放在世界的东方。 龙门石窟位于中国中部河南省洛阳市南郊12.5公里处,龙门峡谷东西两崖的峭壁间。因为这里东、西两山对峙,伊水从中流过,看上去宛若门厥,所以又被称为“伊厥”,唐代以后,多称其为“龙门”。这里地处交通要冲,山清水秀,气候宜人,是文人墨客的观游胜地。又因为龙门石窟所在的岩体石质优良,宜于雕刻,所以古人选择此处开凿石窟。龙门石窟与甘肃敦煌莫高窟、山西大同云冈石窟并称为“中国三大石刻艺术宝库”。石窟始凿于北魏孝文帝时(公元471~477年),大规模营建于北魏、唐代,后经历代修建而成,迄今已有1500年的历史。龙门石窟南北长约1公里,现存石窟1300多个,窟龛2345个,题记和碑刻3600余品,佛塔50余座,佛像97000余尊。沿西山石栈道缓缓而行,古阳洞、宾阳洞、万佛洞,洞洞有典;魏晋南北朝、唐代造像,代代不同。最显赫最精美的是奉先寺群像和卢舍那石佛,充分显示了唐代工匠巧夺天工的技艺,为后人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产.从火车站乘81 53 60路公交车直接到景区,门票80元,有学生票.

石窟寺保护研究意义论文

文化 遗产保护包括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为什么要保护文化遗产呢?保护文化遗产的重要性在哪里?以下是我整理分享的保护文化遗产的重要性的相关资料,欢迎阅读!保护文化遗产的重要性 文化遗产保护包括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我国文化遗产蕴含着中华民族特有的精神价值、 思维方式 、 想象力 ,体现着中华民族的生命力和创造力,是各民族智慧的结晶,也是全人类文明的瑰宝。保护文化遗产,保持民族文化的传承,是连接民族情感纽带、增进民族团结和维护国家统一及社会稳定的重要文化基础,也是维护世界文化多样性和创造性,促进人类共同发展的前提。加强文化遗产保护,是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 我国是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在漫长的岁月中,中华民族创造了丰富多彩,弥足珍贵的文化遗产。党中央、国务院历来高度重视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在全社会的共同努力下,我国文化遗产保护取得了显著成效。 与此同时,也应清醒地 国家文物局:文化遗产人人保护 保护成果人人共享 看到,当前我国文化遗产保护面临着许多问题,形势严峻,不容乐观。为了进一步加强我国文化遗产保护,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 传统文化 ,推动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国务院决定从2006年起,每年六月的第二个星期六为我国的“文化遗产日”。并发布了加强遗产保护的通知。 文化遗产包括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物质文化遗产是具有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的文物,包括古遗址、古墓葬、古建筑、石窟寺、石刻、壁画、近代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等不可移动文物,历史上各时代的重要实物、艺术品、文献、手稿、图书资料等可移动文物;以及在建筑式样、分布均匀或与环境景色结合方面具有突出普遍价值的历史文化名城(街区、村镇)。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指各种以非物质形态存在的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世代相承的传统文化表现形式,包括口头传统、传统表演艺术、民俗活动和礼仪与节庆、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民间传统知识和实践、传统手工艺技能等以及与上述传统文化表现形式相关的文化空间。 文化遗产保护-重要性 我国文化遗产蕴含着中华民族特有的精神价值、思维方式、想象力,体现着中华民族的生命力和创造力,是各民族智慧的结晶,也是全人类文明的瑰宝。保护文化遗产,保持民族文化的传承,是连接民族情感纽带、增进民族团结和维护国家统一及社会稳定的重要文化基础,也是维护世界文化多样性和创造性,促进人类共同发展的前提。加强文化遗产保护,是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 文化遗产保护-紧迫性 文化遗产保护相关书籍 文化遗产是不可再生的珍贵资源。随着经济全球化趋势和现代化进程的加快,我国的文化生态正在发生巨大变化,文化遗产及其生存环境收到严重威胁。不少历史文化名城(街区、村镇)、古建筑、古遗址及风景名胜区整体风貌遭到破坏。文物非法交易、盗窃和盗掘古遗址古墓葬以及走私文物的违法犯罪活动在一些地区还没有得到有效遏制,大量珍贵文物流失境外。由于过度开发和不合理利用,许多重要文化遗产消亡或失传。在文化遗存相对丰富的少数民族聚居地区,由于人们生活环境和条件的变迁,民族或区域文化特色消失加快。因此,加强文化遗产保护刻不容缓。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和有关部门要从对国家和历史负责的高度,从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的高度,充分认识保护文化遗产的重要性,进一步增强责任感和紧迫感,切实做好文化遗产保护工作。 保护文化遗产的 措施 落实责任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和有关部门要将文化遗产保护列入重要议事日程,并纳入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以及城乡规划。要建立健全文化遗产保护责任制度和责任追究制度。成立国家文化遗产保护领导小组,定期研究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重大问题。统一协调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地方各级人民政府也要建立相应的文化遗产保护协调机构。要建立文化遗产保护定期通报制度、专家咨询制度以及公众和舆论监督机制,推进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科学化、民主化。要充分发挥有关学术机构、大专院校、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等各方面的作用,共同开展文化遗产保护工作。 加强执法 加强文化遗产保护法律法规建设,推进文化遗产保护的法制化、制度化和规范化。积极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历史文化名城和历史文化街区、村镇保护条例》等法律、行政法规的立法进程,争取早日出台。抓紧制定和起草与文物保护法相配套的部门规章和地方性法规。抓紧研究制定保护文化遗产知识产权的有关规定。要严格依照保护文化遗产的法律、行政法规办事,任何单位或者个人都不得作出与法律、行政法规相抵触的决定;各级文物行政部门等行政执法机关有权依法抵制和制止违反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决定和行为。严厉打击破坏文化遗产的各类违法犯罪行为,重点追究因决策失误、玩忽职守,造成文化遗产破坏、被盗或流失的责任人的法律责任。充实文化遗产保护执法力量,加大执法力度,做到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因执法不力造成文化遗产受到破坏的,要追究有关执法机关和有关责任人的责任。 队伍建设 各级人民政府要将文化遗产保护经费纳入本级财政预算,保障重点文化遗产经费投入。抓紧制定和完善有关社会捐赠和赞助的政策措施,调动社会团体,企业和个人参与文化遗产保护的积极性。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管理机构和专业队伍建设,大力培养文化遗产保护和管理所需的各类专门人才。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科技的研究、运用和推广工作,努力提高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水平。 加大宣传 营造保护文化遗产的良好氛围。认真举办“文化遗产日”系列活动,提高人民群众对文化遗产保护重要性的认识,增强全社会的文化遗产保护意识。各级各类文化遗产保护机构要经常举办展示、论坛、讲座等活动,使公众更多地了解文化遗产的丰富内涵。 教育 部门要将优秀文化遗产内容和文化遗产保护知识纳入教学计划,编入教材,组织参观学习活动,激发青少年热爱祖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热情。各类新闻媒体要通过开设专题、专栏等方式,介绍文化遗产和保护知识,大力宣传保护文化遗产的先进典型,及时曝光破坏文化遗产的违法行为及事件,发挥舆论监督作用,在全社会形成保护文化遗产的良好氛围。 与此同时,国务院有关部门也要切实研究解决自然遗产保护中存在的问题,加强自然遗产保护工作。 文化遗产保护的六个趋势 第一是保护要素方面。 文物保护只保护文化要素,而文化遗产还要保护文物要素和自然要素共同生存的文化景观,我们国家自古以来崇尚天人合一,所以有着大量文化与自然、人与自然共同创造的文化结晶。 第二是文化遗产的保护。 文物保护往往保护的是静态的,古遗址、古寺庙,包括万里长城都是静止不变的,而文化遗产还要保护那些动态和活态的,比如人们居住的场所。因为文化遗产并不意味着死气沉沉,静止不变,它完全可以充满生活气息,和对今天做出贡献。比如江南水乡、民族村寨,今天都作为保护的对象。 第三是保护的空间尺度。 文物保护往往只是保护一个桥、一个塔、一个古建筑群,一座村庄、一个城市,但是文化遗产保护的尺度和气魄更大,它包括大遗址群、文化线路等,比如沙漠丝绸之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就希望中国政府牵头,带动丝绸之路这处世界最大的文化遗产项目申报世界遗产,它包括佛教丝绸之路、沙漠丝绸之路、绿洲丝绸之路、草原丝绸之路,还包括水上丝绸之路,串联了97个国家。 第四是保护的时间尺度。 文物保护过去重视古代文物,后来开始重视近代史迹,但是文化遗产还要重视当代文物的保护,因为这一百年的变迁比过去上千年变迁的总和还要激烈,但是这一百年的生活、工作遗存下来的东西往往消失的更快,人们认为它是普通的、一般的、大众的。比如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农民协会的牌子,反映的是人民公社的文化现象,现在全国上下就找到了两块,谁家里要有第三块,就是国宝级的文物了。 第五是重视民间文化遗产的保护。 过去文物保护往往是注意保护那些宫殿、寺庙、教堂、纪念性的建筑,但是今天文化遗产保护还要重视民间文化遗产保护,比如福建土楼已经列入世界遗产。 第六是注意保护非物质要素。 文物保护保护的是物质形态的文物,而文化遗产还要保护非物质要素,特别是物质要素和非物质要素共同生成的文化景观。传统的工具、技术和材料由当地民众组织起来去修复,这样做有三点好处:一是当地民众修自己的生产生活设施会非常精心,因为它要使用,它不是以赚钱为目的;二是通过以工代赈的形式,能够改善他们的生活;三是使这些传统的工艺技术能够通过这些修缮得到一次大普及、大传承。 猜你喜欢: 1. 保护文化遗产的意义 2. 保护文化遗产现实意义 3. 保护文化遗产议论文 4. 保护文化遗产演讲稿 5. 保护文化遗产倡议书范文 6. 保护文化遗产的标语 7. 保护文化遗产建议书作文

近年来,石窟寺保护利用水平不断提升,但节假日、旅游旺季,部分石窟寺和世界文化遗产地游客超负荷,给文物和游客安全造成一定隐患。

历史古迹保护的意义一、保护文物的意义是什么文物古迹是历史的见证,是人类技术和文化的结晶,是人类创造活动的实物遗存,是珍贵的研究材料。对文物古迹的保护是对历史、文化的保护,是对社会共同记忆和利益的保护,也是对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文物古迹是人类在社会历史实践中创造的具有文化价值的财富遗存,在日益物质化的今天,保护文物显得极其迫切和重要。与此同时,对文物的合理利用,对其历史价值、科研价值、教育功能、形象功能的充分开发,将有助于社会的和谐发展,推动社会的进步。中国是享誉世界的文明古国,各族人民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共同创造了宝贵的文化遗产。保护文化遗产,传承中华文明,是连接民族情感纽带、增进民族团结、维护国家统一及社会稳定的重要基础,也是维护世界文化多样性和创造性、促进人类共同发展的重要前提。扩展资料:根据《文物保护法》确立的基本原则,我国对文物的保护实行属地管理、分级负责的行政管理体制。国务院文物行政部门(即国家文物局)主管全国文物工作。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文物工作。中央、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一些市、县还设有文物考古研究所、博物馆、纪念馆、古建筑保护研究所等文物事业单位,负责本地区的文化遗产调查、发掘、研究、保护以及文物藏品的收藏、保管、研究和展示工作。文化遗产包括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物质文化遗产主要是指具有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的文物,包括不可移动文物和可移动文物。不可移动文物包括古文化遗址、古墓葬、古建筑、石窟寺、石刻、壁画、近现代重要史迹和代表性建筑等。根据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最新数据,目前,我国登录不可移动文物近77万处,其中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352处。国家核定公布历史文化名城118处,历史文化名镇名村350处。目前,我国已拥有世界遗产41处,其中世界文化遗产29处,世界文化与自然混合遗产4项,世界自然遗产8项。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文物保护。二、文物保护的意义是什么文物保护的意义首先,保护文物古迹可以使祖先创造的物质文明有效地保存下来。如与古民居建筑共存的雕花木床、钦赐寿匾、谕旨木盒、石碾、石磨、石碓、织布机、纺线车、太师椅、古瓷器等,这些都是我们的祖先在改造自然、顺应自然的过程中创造的物质文化。它们反映了中华民族先祖的历史活动轨迹,保护这些文物古迹就是尊重祖先、尊重历史、尊重民族文化。其次,在当代文化多元化的潮流下保护文物古迹,保存祖先留下来的财富,可以体现自己民族文化的特点,也丰富了世界文化的多样性。文化多样性是文化发展的动力之一,它不仅是促进经济增长的因素,而且还是个人和群体享有更加令人满意的智力、情感和道德精神生活的手段。捍卫文化的多样性与尊重人的尊严是密不可分的。每个人都有权利用自己选择的语言,特别是用自己的母语来表达思想,进行创作和传播自己的作品。中华文化上下五千年,博大精深。但是,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我们的古老文化在现代化的冲击下,开始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第三,有效地保护文物古迹,并加以合理开发,有利于促进当地经济的发展,提高当地人民生活水平。文物古迹的保护与旅游开发并不是水火不相容,只要处理得当,两者都可以得到良性发展,文物古迹可以成为当地经济的一个持续增长点。但前提是要认清文物古迹保护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对文物古迹的开发必须以有效保护为前提,只有文化遗存保护好了,这个经济增长点才不会在短短几年或者十几年里枯竭。因此,文物古迹的管理应该走可持续发展之路。三、保护文物的意义是什么保护文物的意义:1、文物保护有利于维护民族团结和国家的统一;2、文物是历史文化研究和现代科技文化创新、发展的依据;3、历史文物是县道德教育的好教材,对加强德育教育,以德治国具有重要的意义;4、保护好历史文物是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生动教材;5、文物是先人为我们留下的宝贵财富,具有正史、借鉴及教育等重要作用;6、文物是文化最直接的反应,因此加强文物保护,也能够间接的推动经济的发展;7、促进我国与世界各国的文化交流和友好关系的发展。文物保护:指的是对具有历史价值、文化价值、科学价值的历史遗留物采取的一系列防止其受到损害的措施,这个过程叫做文物保护。扩展资料受保护的文物种类:1、具有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的古文化遗址、古墓葬、古建筑、石窟寺和石刻、壁画;2、与重大历史事件、革命运动或者著名人物有关的以及具有重要纪念意义、教育意义或者史料价值的近代现代重要史迹、实物、代表性建筑;3、历史上各时代珍贵的艺术品、工艺美术品;4、历史上各时代重要的文献资料以及具有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的手稿和图书资料等;5、反映历史上各时代、各民族社会制度、社会生产、社会生活的代表性实物。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文物保护四、保护文物古迹有什么意义保护文物,人人有责文物是祖先留给我们的无价之宝,是金钱买不到的。经过多少年的风风雨雨和战乱,流传至今的文物相对来说已经不多了。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能够留传于世的文物会越来越少。所以文物十分珍贵,我们也应该爱护文物。文物是指具体的物质遗存。文物有这样两个基本特征,一是由人类创造,或者是与人类活动有关的;二是成为历史的遗存,不可能再重新创造的。按照国际上的一般惯例,文物是指一百年以前制作的具有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的物质遗存。在中国古代文物中,有大量巧夺天工的艺术珍品。各种传统的艺术形式,尽管有文献记载的描述,但是因为缺乏具体的形象,人们不可能真切地了解其历史特征。只有文物,才能将不同历史时期的传统艺术形式生动地展示出来。在中国古代文物中,有大量巧夺天工的艺术珍品。各种传统的艺术形式,尽管有文献记载的描述,但是因为缺乏具体的形象,人们不可能真切地了解其历史特征。只有文物,才能将不同历史时期的传统艺术形式生动地展示出来。通过对文物的鉴赏,不仅可以体味文物本身的艺术价值,还可以联想到文物制作者生活的历史时期的文化风貌和时代精神。鲁迅有一篇《看镜有感》,写到自己在鉴赏古镜时的感想,其中“遥想汉人多少闳放”,“汉唐虽然也有边患,但魄力究竟雄大”等认识,都体现出十分透彻的历史眼光。他由一件文物而涉及历史,涉及时代风格的变迁,涉及近代化,涉及国民性,进行了十分深刻的文化分析。不过,他说“海马葡萄镜”是“汉代的镜子”,却是一种误会。现在考古学者已经明确知道,这种镜是唐代制作。“海马葡萄镜”又称“海兽葡萄镜”,也有“禽兽葡萄镜”、“天马葡萄镜”和“瑞兽葡萄镜”等称呼。各个国家和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化传统,这种文化传统在一定意义上可以成为人们自立和进取的精神支柱。文物体现了不同国家和民族长期形成的共同的心理倾向、意识风格、生活习俗等。因此,从某种角度可以说,文物是民族文化的一种象征。另外,文物又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见证。也就是说,文物不仅是各个国家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而且也是全人类的共同的文化财富。现代社会工业化、城市化的迅速发展,人为的和自然的破坏和损坏文物的因素显著增长,文物保护成为世界各国所面临的共同问题。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64年6月发起了历时6个月的保护文物古迹的国际运动,要求各成员国充实和改进保护文物的技术和法制措施,同时要求各成员国加强文物保护的宣传,使文物的价值观念家喻户晓。1970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了《关于禁止和防止非法进出口文化财产和非法转让其所有权的方法的公约》。1972年11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17届会议通过了《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1978年11月,第20届会议又通过了《关于保护可移动文化财产的建议》。中国原本就有保护文物的传统。秦始皇曾经派千人打捞沉没在泗水的周鼎。汉武帝得到出土的铜鼎,将年号改为“元鼎”。据《宋书?五行志》记载,西晋的武库中收藏有孔子穿过的鞋子和汉高帝斩白蛇剑。《吕氏春秋?节丧》中写道,对于盗墓行为,要“以严威重罪禁之”。《淮南子?论》说,当时法律有“发墓者诛”的条文。唐代法律包括制裁盗墓行为的内容,《唐律疏议》卷一九有关于对“发冢”者处以刑罚的明确规定。明代法律还规定,不论是国有土地还是私有土地,凡地下发掘得到的古物,限期上缴国家,否则予以惩处。不管是在现代还是在古代,文物都是十分珍贵的,我们应该保护文物,保护中华上下五千年流传下来的文化!。五、保护文物古迹有什么意义保护文物,人人有责文物是祖先留给我们的无价之宝,是金钱买不到的。经过多少年的风风雨雨和战乱,流传至今的文物相对来说已经不多了。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能够留传于世的文物会越来越少。所以文物十分珍贵,我们也应该爱护文物。文物是指具体的物质遗存。文物有这样两个基本特征,一是由人类创造,或者是与人类活动有关的;二是成为历史的遗存,不可能再重新创造的。按照国际上的一般惯例,文物是指一百年以前制作的具有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的物质遗存。在中国古代文物中,有大量巧夺天工的艺术珍品。各种传统的艺术形式,尽管有文献记载的描述,但是因为缺乏具体的形象,人们不可能真切地了解其历史特征。只有文物,才能将不同历史时期的传统艺术形式生动地展示出来。在中国古代文物中,有大量巧夺天工的艺术珍品。各种传统的艺术形式,尽管有文献记载的描述,但是因为缺乏具体的形象,人们不可能真切地了解其历史特征。只有文物,才能将不同历史时期的传统艺术形式生动地展示出来。通过对文物的鉴赏,不仅可以体味文物本身的艺术价值,还可以联想到文物制作者生活的历史时期的文化风貌和时代精神。鲁迅有一篇《看镜有感》,写到自己在鉴赏古镜时的感想,其中“遥想汉人多少闳放”,“汉唐虽然也有边患,但魄力究竟雄大”等认识,都体现出十分透彻的历史眼光。他由一件文物而涉及历史,涉及时代风格的变迁,涉及近代化,涉及国民性,进行了十分深刻的文化分析。不过,他说“海马葡萄镜”是“汉代的镜子”,却是一种误会。现在考古学者已经明确知道,这种镜是唐代制作。“海马葡萄镜”又称“海兽葡萄镜”,也有“禽兽葡萄镜”、“天马葡萄镜”和“瑞兽葡萄镜”等称呼。各个国家和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化传统,这种文化传统在一定意义上可以成为人们自立和进取的精神支柱。文物体现了不同国家和民族长期形成的共同的心理倾向、意识风格、生活习俗等。因此,从某种角度可以说,文物是民族文化的一种象征。另外,文物又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见证。也就是说,文物不仅是各个国家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而且也是全人类的共同的文化财富。现代社会工业化、城市化的迅速发展,人为的和自然的破坏和损坏文物的因素显著增长,文物保护成为世界各国所面临的共同问题。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64年6月发起了历时6个月的保护文物古迹的国际运动,要求各成员国充实和改进保护文物的技术和法制措施,同时要求各成员国加强文物保护的宣传,使文物的价值观念家喻户晓。1970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了《关于禁止和防止非法进出口文化财产和非法转让其所有权的方法的公约》。1972年11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17届会议通过了《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1978年11月,第20届会议又通过了《关于保护可移动文化财产的建议》。中国原本就有保护文物的传统。秦始皇曾经派千人打捞沉没在泗水的周鼎。汉武帝得到出土的铜鼎,将年号改为“元鼎”。据《宋书?五行志》记载,西晋的武库中收藏有孔子穿过的鞋子和汉高帝斩白蛇剑。《吕氏春秋?节丧》中写道,对于盗墓行为,要“以严威重罪禁之”。《淮南子?论》说,当时法律有“发墓者诛”的条文。唐代法律包括制裁盗墓行为的内容,《唐律疏议》卷一九有关于对“发冢”者处以刑罚的明确规定。明代法律还规定,不论是国有土地还是私有土地,凡地下发掘得到的古物,限期上缴国家,否则予以惩处。不管是在现代还是在古代,文物都是十分珍贵的,我们应该保护文物,保护中华上下五千年流传下来的文化!。六、保护历史遗址有什么重要意义社会稳定的重要文化基础,也是维护世界文化多样性和创造性,促进人类共同发展的前提。为此,党的十七大把加强文化遗产保护,作为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一项重要历史使命。胡锦涛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强调指出:“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团结奋进的不竭动力。”并号召全党全国人民“加强对各民族文化的挖掘和保护,重视文物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可见加强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同时还是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意义重大。文化遗产是不可再生的珍贵资源。随着经济全球化趋势和现代化进程的加快,我国的文化生态正在发生巨大变化,文化遗产及其生存环境受到严重威胁。不少历史文化名城(街区、村镇)、古建筑、古遗址及风景名胜区整体风貌遭到破坏。文物非法交易、盗窃和盗掘古遗址古墓葬以及走私文物的违法犯罪活动在一些地区还没有得到有效遏制,大量珍贵文物流失境外。由于过度开发和不合理利用,许多重要文化遗产消亡或失传。在文化遗存相对丰富的少数民族聚居地区,由于人们生活环境和条件的变迁,民族或区域文化特色消失加快。因此,加强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刻不容缓,具有更加现实的紧迫性。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和有关部门要从对国家和历史负责的高度,从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的高度,充分认识保护文化遗产的重要性,进一步增强责任感和紧迫感,切实做好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七、保护文物古迹的重要性文物古迹是祖先给我们留下的宝贵遗产,也是我们生存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的环境保护法中明确规定,文物古迹的保护是环境保护工作的重要内容之一。文物作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文明程度的有效载体,代表着这个国家的历史和底蕴,显示着这个民族的渊源和风采,文物工作对两个文明建设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和作用。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每年都有许多重大的考古新发现。这些新发现充分展现了中国历史文化的源远流长,以及中华民族对人类文明的进步所作出的巨大贡献,极大激发了各族人民的爱国主义精神与文物保护意识,在国际上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20世纪中国的考古发现为人类起起源这一科学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自古以来中国就是由多民族组成的国家以汉族为主体的华夏文化,从20世纪的中国考古发现中得到充分反映,现在人们越来越认识到考古学对于历史学的重要性人类历史越早,这种重要性就越突出。

炳灵寺石窟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1.《明代宫廷教育思想初论》,《求是学刊》2015年第2期。2.《怀柔远人:国史〈明实录〉对西域“回回”记载的价值取向》,《北方民族大学学报》2015年第2期。3.《明清实录对武当山记载的差异》,《南都学坛》2015年第2期。4.《〈湖北天门熊氏契约文书〉的学术价值》,《中华读书报》2015年2月4日第15版。5.《〈清实录〉修纂中的汉化现象论析》,《华中国学》第三卷,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5年1月,第311—324页。6.《论中国史学谱系的层累与延展——兼论中国史学史体系的发展模式》,《人文杂志》2014年第8期。《历史与社会(文摘)》2014年第4期转载;又《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15年第1期转载。7.《王士祯家族历史撰述初探》,《中原文化研究》2014年第5期。8.《明代皇室子弟教育初论》,《长白学刊》2014年第4期。9.《中国宫廷的游戏与娱乐》,《紫禁城》2014年第2期。10.《〈宋实录〉川蜀作者群初探》,《四川师范大学学报》2014年第1期。11.《〈翁心存日记〉所见〈清宣宗实录〉版本考》,《文献》2013年11月第6期。12.《论国学的学格》,《光明日报》2013年8月26日第15版“国学版”。13.《试析〈明实录〉对刘基形象的记载与塑造》(与谢盛合作),《学术研究》2013年第5期。14.《〈宋实录〉河南作者群初探》,《中原文化研究》2013年第4期。15.《〈清实录〉的文献价值与文本解析》,《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4期;又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历史学》2013年第10期转载。16.《试论〈清实录〉在整饬吏治中的指导性作用》,《北京联合大学学报》2013年第3期。17.《民国学者应用、整理和研究〈清实录〉初探》,《四川师范大学学报》2013年第1期。18.《试论儒学思想在史学实践中的贯彻》,《学习与实践》2012年第5期。19.《从〈翁心存日记〉看清代实录馆的修纂与运作》,《史学史研究》2012年第4期。20.《试述〈清实录〉史料的来源与流向》,《北京联合大学学报》2012年第2期;又《人大复印资料·明清史》2012年第8期转载。21.《实录体史书在中国文化承传上的特殊贡献》,《人文杂志》2012年第1期。22.《中西比较视野下的中国皇帝实录》,《人文论丛》2011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23.《试述〈明实录〉对武当山的记载及其价值》,《江汉论坛》2011年第12期;又收入《故宫·武当山研讨会论文集》,故宫出版社2012年。24.《王朝与天下之辨:明末清初“新民本”对君主私天下本质的揭露》,《明史研究论丛》第9辑,紫禁城出版社2011年。25.《从〈清实录〉看海南的航海与海盗问题》(与谢盛合作),《新东方》2011年第3期。26.《欲乐还忧:崇祯宫廷娱乐生活》,《紫禁城》2011年第6期。27.《化神奇为腐朽——明熹宗宫廷娱乐生活》,《紫禁城》2011年第5期。28.《追回失去的快乐——明神宗后期宫廷娱乐生活》,《紫禁城》2011年第4期。29.《没有快乐的童年——明神宗早期宫廷娱乐生活》(与谢盛合作),《紫禁城》2011年第3期。30.《压抑后的“井喷”——明穆宗的宫廷娱乐生活(与谢盛合作),《紫禁城》2011年第2期。31.《修醮宴安求长生——明世宗的宫廷娱乐生活》(与谢盛合作),《紫禁城》2011年第1期。32.《试述〈明太宗实录〉对建文帝形象的描写与塑造》,《学习与探索》2011年第1期。33.《从历史与新闻的关系看史学的传播和普及》,《郑州大学学报》2011年第1期。34.《明宣宗宫廷娱乐生活特征与影响述论》,载《明永乐宣德文物特展·永宣时代解读》,紫禁城出版社2010年;又载《永宣时代及其影响——两岸故宫第二届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故宫出版社2012年。35.《论儒学与史学的关系——以儒学对实录体史书编纂的影响为例》,载《中国的思想与社会——历史研究的回顾、探索与展望》,上海大学出版社2010年。36.《张舜徽中华人民通史新探》,《华中学术》第二辑,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37.《〈清实录〉世传版本考》,《明清论丛》第十辑,紫禁城出版社2010年。38.《试述〈明太祖实录〉对朱元璋形象的塑造》,《学术研究》2010年第5期。39.《试论〈明实录〉对建文帝的态度及其变化》,《北京联合大学学报》2010年第3期;《人大复印资料·明清史》2011年第1期转载。40.《逐步突围——明武宗娱乐生活的阶段性特征(下)》,《紫禁城》2010年第9期。41.《逐步突围——明武宗娱乐生活的阶段性特征(上)》,《紫禁城》2010年第8期。42.《突破围城(下)——明武宗肆无忌惮的娱乐生活》(与谢盛合作),《紫禁城》2010年第7期。43.《突破围城(上)——明武宗肆无忌惮的娱乐生活》(与谢盛合作),《紫禁城》2010年第6期。44.《滑向逸游:明宪宗与明孝宗的宫廷娱乐》,《紫禁城》2010年第5期。45.《儒家伦理与皇帝私欲的冲突与折衷——明英宗与明代宗的宫廷娱乐生活》,《紫禁城》2010年第4期。46.《促织瞿瞿叫,宣德皇帝要——明宣宗骄奢荒唐的宫廷娱乐》,《紫禁城》2010年第3期。47.《新年共乐逢亨运,多寿惟惭祝眇躬——明宣德年间的宫廷节庆娱乐》,《紫禁城》2010年第2期。48.《红叶舞丹霜后落,青山如画马前看——明宣宗的效游和巡游》,《紫禁城》2010年第1期。49.《明实录所见登州的对外往来》,《登州与海上丝绸之路》,人民出版社2009年。50.《明代宫廷修书仪制考述》,《故宫学刊》总第五辑,紫禁城出版社2009年。51.《朝回足清暇,抚景情更怡:明宣宗的宫廷游乐活动》,《紫禁城》2009年第12期。52.《闲暇琴书足自娱,每从周孔溯唐虞:宣宗的宫廷文艺娱乐》,《紫禁城》2009年第11期。53.《天理与人欲的动态平衡:明宣宗宫廷娱乐生活特征》,《紫禁城》2009年第10期。54.《从心所欲不逾距:明成祖的宫廷娱乐生活》,《紫禁城》2009年第9期。55.《围城里的陶醉:明太祖的宫廷娱乐生活》,《紫禁城》2009年第8期。56.《〈宋实录〉史料的来源与流向》,《武汉大学学报》2009年第4期。57.《中国历史文献学与中国史学史的交叠与分野》,《湖北大学学报》2009年第2期;《人大复印资料·历史学》2009年第7期转载。58.《皇史宬尊藏〈清实录〉考》,《故宫博物院院刊》2009年第1期。69.《论儒臣与宦官对明代皇帝娱乐的影响及较量》,《故宫博物院院刊》2008年第6期。60.《清实录宫藏版本考》,《中国历史学会史学集刊》(台湾),第40期,2008年。61.《利玛窦“送礼”初探》,(澳门)《文化杂志》2008年春季刊。62.《〈清实录〉稿底正副本及满汉蒙文本形成考论》,《史学集刊》2008年第2期。63.《明代的〈汉书〉经典化与刘邦神圣化的现象、原因与影响》,《长江大学学报》2008年第2期。64.《从英法德意俄美汉译国名的演变看中国人对西方列强的认知过程》,载《语义的文化变迁》第145~173页,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年。65.《五代实录修纂考》,《人文论丛》2005年卷,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年。66.《唐五代实录修纂机构考述》,《历史文献研究》总第26辑,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67.《中国实录体史学研究:让中华文明的特色更鲜明》,《社会科学报》(上海)2007年5月17日。68.《实录修撰与少数民族政权的汉化》,《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07年第1期。69.《朱熹修纂〈宋高宗实录〉考论》,《朱子学刊》2006年第1辑(总第16辑),黄山书社2006年。70.《司马迁所创纪传体对实录体的影响》,《史记论丛》第三集《逐鹿中原》,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6年。71.《从边缘到中心:明清实录对东北历史观察视角的转换》,《学习与探索》2006年第6期。72.《从唐实录体裁看实录体的特征与地位》,《长江大学学报》2006年第5期。73.《〈宋钦宗实录〉的修纂与价值》,《史学史研究》2006年第4期。74.《明代西器东传探研》,《兰州大学学报》2006第1期。75.《〈唐太宗实录〉的修纂及历史影响》,《湖北行政学院学报》2006年1期。76.《明实录职官校正》,《历史文献研究》总第24辑,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77.《〈大明志书〉修纂及特点考论》,《明清安徽典籍研究》,黄山书社2005年。78.《饶宗颐对史学正统论研究的学术贡献――〈中国史学上之正统论〉发微》,《史学理论研究》2005年第2期;《人大复印资料·历史学》2005年第9期转载。79.《张居正官史修纂的革新措施》,《长江大学学报》2005年1期。80.《明至清中叶长江流域的西器东传》,《中国文化》第21期,2004年6月。81.《谶谣:一种特殊的社会语言》,《社会学家茶座》总第7辑,2004年第2辑,山东人民出版社2004年。82.《明末清初新民本思想家建立新型君臣关系的尝试》,《历史文献论集》,崇文书局2003年。83.《试论明末清初“新民本”思想》,《江汉论坛》2003年10期;《人大复印资料·明清史》2004年2期。84.《西器东传与前近代中国社会》,《学术月刊》2003年8期;《人大复印资料·明清史》2003年6期转载。85.《试析章学诚妇女观及对其史学观的影响》,《湖北行政学院学报》2003年第3期。86.《评中国古代史学的“史才”论》,《史学史研究》2003年3期。87.《〈明夷待访录〉的近代“误读”与“新民本”思想的历史影响》,《哲学研究》2003年第2期。88.《“国民性改造运动”与中国民族旅游性格的重塑》,《人文论丛》2001卷,武汉大学出版社2002年。89.《试论直书与曲笔对明实录价值的影响》,《历史文献研究》总第21辑,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90.《从唐甄对君民关系的考察看其新民本思想》,《武汉大学学报》2002年第5期。91.《明代起居注的兴废及其对明实录修纂的影响——兼论儒家意识与君主专制的冲突与摩擦》,《史学月刊》2002年第4期。92.《明代史馆探微》,《史学史研究》2000年2期;《人大复印资料·历史学》2000年8期转载。93.《张舜徽与二十世纪后半叶的国学研究》,《求索》2001年第6期。94.《明代国史与野史的生态关系——以〈明实录〉的禁藏与流传为线索》,《学术月刊》2000年5期。95.《从唐甄的旅游观看中国文化的转型》,《旅游学刊》2000年3期。96.《明实录修纂程序述要》,《武汉大学学报》2000年1期。97.《略论中国传统旅游的人文精神》,《人文论丛》1999年卷,武汉大学出版社1999年。98.《明实录修纂考述》,《历史文献研究》总18辑,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99.《中国传统旅游的伦理特征》,《旅游学刊》1999年第4期。100.《直书与曲笔:传统修史原则的一体二翼》,《学术月刊》1999年3期。101.《睿宗、崇祯及南明诸朝实录修纂考述》,《史学史研究》1999年第2期。102.《明实录研究述略》,《人文论丛》,武汉大学出版社1998年。103.《试论〈洪芳洲公文集〉的史料价值》,《洪芳洲研究论集》,台湾洪芳洲研究会1998年。104.《从宋明家庭经济的经营看中国文化的转型》,《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98年1期;《人大复印资料·宋辽金元史》1998年第3期。105.《从明代城市功能的转变看中国文化的转型》,《中国前近代史理论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湖北人民出版社1997年。106.《张舜徽清代学术史研究初论》,《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97年11月专辑。107.《朱元璋历史观与史学思想初探》,《江汉论坛》1997年5期。108.《明实录体裁与体例研究》,《史学史研究》1997年第3期。109.《会通思想及其历史回声》,《船山学刊》1997年1期。110.《明实录的版本与收藏》,《文献》1997年1期。111.《明实录修纂与明代政治斗争》,《武汉大学学报》1997年第1期;《人大复印资料·历史学》1997年第3期转载。112.《明实录主题思想及民族史料价值》,《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96年4期。113.《试论〈殷虚书契考释〉的方法和价值》,《历史文献研究》(北京新六辑)1995年10月。114.《大戴礼记经文校正》,《文史》第39辑,中华书局1994年。115.《从朱元璋的正统观看他对元蒙的政策》,《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94年第1期。116.《明实录人名校勘补遗》,《历史文献研究》(北京新四辑),燕山出版社1993年。117.《朱元璋偶像崇拜与政策走向》,《安徽史学》1993年第2期。118.《谣谚与古代教育及科举》,《中国典籍与文化》1993年第2期。119.《史记人民性悖论》,《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92年第6期;《人大复印资料·历史学》1993年第1期转载。120.《明实录地名校勘》,《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92年第1期。121.《明实录人名校勘》,《历史文献研究》(北京新二辑),燕山出版社1991年。122.《大戴礼记校正》,《古籍整理与研究》,第6期,中华书局,1991年6月。123.《钱大昕史学思想钩沉》,《嘉定文化研究》,三秦出版社1990年;又收入《钱大昕研究》论集,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1996年。124.《在历史学视角及体例的转折点上——张舜徽先生〈中华人民通史〉研究》,《武汉教育学院学报》1989年第4期;《人大复印资料·历史学》1990年第5期转载。125.《司马迁与郑樵的比较研究》,《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90年第4期。126.《史记不朽之迷——史记成功原因新探》,《古籍整理》1990年2期。127.《时代中心的史学》,《社会科学家》1989年第3期;《人大复印资料·历史学》1989年第10期转载。128.《苏颂与史学》(与张三夕合作),《古籍整理》1988年第3期;后收入《苏颂研究文集》,鹭江出版社1993年版。129.《大戴礼记校正二十则》,《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87年第5期。

1996年

论文:同林、利民《对立互补 趋于融通——〈列朝诗集小传〉、〈静志居诗话〉对读三则》(《南通师专学报》第1期);李世英《论钱谦益与朱彝尊诗学观的异同》(《北方工业大学学报》第2期);王英志《朱彝尊山水诗初探》(《暨南学报》第4期);李南蓉《朱彝尊简论》(《安徽大学学报》第4期);曾贻芬《〈经义考〉初探》(《史学史研究》第4期)。

按:本年论文中,有两篇对钱谦益、朱彝尊的诗学予以同时观照。同林、利民使用散点透视的研究方法,通过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朱彝尊《静志居诗话》对唐寅、李梦阳、袁宏道三位诗人传评的对读,指出清初诗论对立互补、趋于融通的时代特色,印证了学界对清代是古代诗歌理论总结时期的判断。李世英指出,钱、朱二人都主张诗歌要能抒 *** 性情,反对模拟和僻涩诗风,倡导以学问救俗学之弊。但就“言志”内涵而言,钱氏主张抒发愤悱之情,朱氏则强调温柔敦厚的诗教。造成差异的原因,既有时代社会的共性,也有个体遭际与思想的差异。王英志关注朱彝尊的山水诗创作,指出朱氏以追求“醇雅”为创作依归,但早期寄寓民族兴亡之感,学王孟之冲淡;中岁抒发个人情思,学杜甫之遒壮;归田后反映闲适心境,兼学苏轼等宋人之作。朱氏山水诗体现了清初诗坛创作远离政治功利性及由学唐向学宋转化的趋势。王英志注意到朱氏诗作不同历史阶段的不同特质,在研究诸作中较为突出。李南蓉《简论》专论朱词,介绍了朱氏爱情词、咏物词,揭示了朱词的风格与特点,用以纠正各种偏见;评述了朱氏清空醇雅的词论体系,以及浙西词派得以形成的各种因素。曾贻芬对《经义考》的分类体系、著录体系作了探讨,对朱彝尊按语的学术价值作了评述,多中肯之论;尤其是关于朱氏所分各类用意之探析,颇能辨源析流,得其大体。

1998年

论文:杨晋龙《〈四库全书〉处理〈经义考〉引录钱谦益诸说相关问题考述》(《第七届所友学术讨论会论文集》,高雄师范大学国文学系,5月);林庆彰《四库馆臣篡改〈经义考〉之研究》(《两岸四库学——第一届中国文献学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北学生书局);刘玉才《朱彝尊诗文词的结集与刊布》(《北京大学百年国学文粹·语言文献卷》,北京大学出版社)。

按:杨晋龙、林庆彰都聚焦于《四库全书》纂修期间,四库馆臣畏于清高宗弘历的严命,如何对《经义考》中的“违碍”文本进行改写、删除的问题。由于《经义考》集经学目录之大成,卷数有三百之巨,足以昭显本朝文治之盛,因此深受弘历看重,亲自作诗褒扬,下令刊行。尽管如此,《经义考》仍然避免不了部分文字被删改的命运,于此可见清修《四库全书》“寓禁于征”“寓毁于修”之一斑。刘玉才梳理了朱彝尊诗文词作品的结集与刊布情况,从《竹垞文类》《腾笑集》《曝书亭集》,到其集外作品、注释之作,均有详细介绍;对江浩然、杨谦、孙银槎三家诗注之概况、价值高下,也有论析;最后指出,现有的整理之作,相对于朱彝尊在文学史上的地位而言,还是远远不够的,亟应加强。

1999年

论文:丁宏宣《不惜丢官的藏书家朱彝尊》(《南京史志》第3期);杨果霖《历来补正经义考的成果综述》(《研究生论文发表会论文集》第九期,12月)。

按:《经义考》问世后,受到学人广泛关注,出现了翁方纲《经义考补正》等系列相关著作。杨果霖即以翁氏此书、罗振玉《经义考目录》《校记》、吴政上《经义考版本异文校记》(附录于氏编《经义考索引》)等为考察对象,综论前贤考订成果,既分析其方法,又归纳其内容,复评论其优劣,指出既有考订存在琐碎不全、论证不足等问题。全文条分缕析,俱有明证,讨论深入,简括得当。

2000年

著作:林庆彰等《朱彝尊〈经义考〉研究论集》(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所筹备处)。

论文:魏中林《〈词综〉的编选与朱彝尊的“醇雅”说》(《内蒙古社会科学》第2期);何宏玲《此恨绵绵无绝期——朱彝尊〈桂殿秋〉赏析》(《名作欣赏》第2期);陈鸿森《〈经义考〉孝经类别录》(上、下)(分载《书目季刊》第三十四卷第一期、第二期);杨果霖《〈经义考〉引文方式的分析》(《中国文化大学中文学报》第五期,3月),《罗振玉〈经义考目录·校记〉研究》(《书目季刊》第三十三卷第四期),《〈经义考〉征引〈文献通考·经籍考〉考述》(《孔孟月刊》第三十八卷第十期,6月);沈乃文《朱彝尊与〈经义考〉》(《国学研究》第七卷,6月);王同策《〈京氏易考〉作者辨——〈经义考〉、〈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订误》(《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第5期);陈少川《学术巨匠朱彝尊的文献学实践》(《图书与情报》第3期);刘洪权《朱彝尊与图书编纂学》(《图书馆学研究》第3期);徐雁《朱彝尊曝书亭》(《书屋》第7期)。

按:本年著作与论文,涉及经学、文献学、词学等领域。林庆彰等主编的研究论集,汇集了前述吴梁、翁衍相、田凤台、杉山宽行、邱建群、卢仁龙、蔡瑱琪、朱则杰、陈祖武、曾贻芬、王渭清、黄忠慎、杨果霖、乔衍琯、杨晋龙、林庆彰、庄清辉等17位作者的23篇论文,前附罗仲鼎、陈士彪所编《朱彝尊年谱》,后附王清信、叶纯芳所编《朱彝尊研究资料汇编》,为研究《经义考》及朱氏生平与学术,提供了极大的便利。《经义考》问世后,出现了翁方纲《经义考补正》、沈廷芳《续经义考》等十数种衍生著作,可分为校正之作、续作与补作三个系列,足证该著具有的重要学术价值(详张宗友《〈经义考〉研究》第七章第一节,中华书局2009年版)。陈鸿森踵清人及前贤成例,对《经义考》孝经类予以考正与补遗;计考正四十事,补遗七十事,搜罗齐备,辨析详明,足称功臣;所用分经考释之法,足资仿效。在《经义考》专题研究方面,杨果霖用力甚巨,成就也最为突出。《经义考》以著录弘富、广征博引著称,杨氏对其引文方式进行了归纳,指出共有直录、约引、讹增、抽换、倒置、并合、析离等七种方式,各以例发明之,既全且当。罗振玉曾为《经义考》编制目录,并撰有校记,以校其误。杨氏对罗氏校勘义例进行了总结,分析所校内容之类别,兼论其优点、缺点之所在,全而且要,可谓深得文献条例之学;就《经义考》而言,则是“研究之研究”。同此类似,杨氏复对《经义考》征引马端临《文献通考·经籍考》的资料,相互比较,分析其所征内容之类型、著录数量等,并比较二书之优劣,指出学者在整理《经义考》时,不能不吸引《通考》的内容,以求完备。沈乃文在介绍朱彝尊的家世、才学、仕履之后,对《经义考》的编撰背景、体例传承、完成时间、成稿方法、成就与不足、传刻源流等,均有具体而微的论述,其中不乏洞见;沈氏复对该书版本优劣问题,举出数十条例证,参互比较,得出初刻本最优等结论,堪称定评。馆臣编撰《四库全书总目》,于经部内对《经义考》征引颇多,乃至照录其误。王同策指出,《雅乐发微》的作者张敔系德兴人,而非朱彝尊认为的合肥人;《总目》因袭朱氏之说,实未能明辨。陈少川、刘洪权分别关注朱彝尊的文献学实践与图书编纂学,后者在思想层面能有所概括。

2001年

论文:陈静莹《朱彝尊〈明诗综〉之诗观研究》(台湾辅仁大学硕士学位论文);诸葛忆兵《〈词综〉编纂意图及其价值》(《江海学刊》第2期);杨果霖《翁方纲〈经义考补正〉研究》(《“国立中央图书馆”台湾分馆馆刊》第七卷第一期,3月);吴蓓《论朱彝尊词的典范意义——兼论浙西词派发生、发展、衰落原因》(《浙江学刊》第2期);刘世南《对〈朱彝尊选集〉的意见——与叶元章、钟夏两先生商榷》(《古籍整理研究学刊》第3期);吴美娟《浅述棹歌体诗的地方文献价值》(《文化大省建设中的图书馆现代化——浙江省图书馆学会第八次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按:《明诗综》是朱彝尊编选的明诗选集,是研究朱氏诗学理论与明代诗学发展的重要文本。陈静莹的学位论文,重点探讨了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朱彝尊编选《明诗综》的编辑精神、编选原则及评论内涵;二是该著所蕴含的诗学观念,诸如诗歌本源论、创作论、风格论及重要诗家之评鉴等。对《明诗综》之价值与影响,也有所论列。这是关于《明诗综》研究的第一篇学位论文。诸葛忆兵指出,朱彝尊编纂《词综》,是为了推尊词体,使创作归于醇雅,以救《草堂诗馀》给明代带来的淫逸卑下、饾饤琐屑的词风。《经义考》问世后,学者继起校订、补作、续作,蔚成系列,存世者尤以翁方纲《经义考补正》贡献最大。杨果霖对该书加以研究,揭其义例,明其内容,并评述其优劣,各举例发明,颇为细密。至于朱彝尊词,吴蓓认为,朱氏博采两宋之长,内容丰富,形式多样,有清一代,无人能及,具有典范意义;朱彝尊所开浙西词派,与咏物之风相始终,但当咏物词堕为高雅的文字游戏之后,其生命力即大受限制,浙西词派之盛衰,实与此密切相关。刘世南指出,《朱彝尊选集》中存在断句、注释错误;为朱彝尊的作品做注,实属不易,非学养深厚、审慎坚韧者不能为。吴美娟认为,以朱彝尊《鸳鸯湖棹歌》为代表的棹歌系列,再现了嘉兴历史与前朝掌故,描绘了当地名胜古迹,记载了地方特产与风俗人情,具有丰富的地方文献及文化价值。对于棹歌而言,吴氏的概括实具有普遍意义。

2002年

论文:杨果霖《试析〈曝书亭集〉书籍跋文的价值》(《“国立中央图书馆”台湾分馆馆刊》第八卷第一期,3月);李瑞卿《从〈静志居诗话〉看朱彝尊美学的一个侧面“清”》(《辽宁师范大学学报》第2期),《朱彝尊以情为主的理学风雅合一论——在理学和经学之间的诗学选择》(《大连大学学报》第3期);杨德贵《谈〈词综〉得失》(《周口师范学院学报》第3期);汪涌豪《朱彝尊论诗重学与清代实学思潮之关系》(《古代文学理论研究》第20辑);鲁竹《〈乐府补题〉与浙西六家的咏物词——兼论浙西词派的形成》(《南阳师范学院学报》第5期);杨果霖《有关经义考著录的几项分析》(《“国立中央图书馆”台湾分馆馆刊》第八卷第四期,12月),《朱彝尊〈经义考〉“剪裁之法”的运用析论》(《醒吾学报》第二十五期,12月)。

按:朱彝尊《曝书亭集》有八十卷,其中序八卷,跋十四卷,合二十二卷,在朱氏诗文中堪称大宗(惟诗有二十二卷,可与比肩)。杨果霖首次对朱氏书籍跋文的价值作了考察,指出藉之可以考察朱氏藏书始末、校勘成就、学术交游、治学方法与偏好;此类文字因涉及各种版刻的考订,可以作为《经义考》的有益补充,并且成为四库馆臣重要的考证资源。“清”是古代中国一个重要的批评术语与美学观念,李瑞卿梳理了这一观念的发展历程,对《静志居诗话》中含有“清”字的语词进行了概括与分析,指出朱彝尊对这些语词的使用,分别体现了对魏晋以来“清”的传统的怀恋,对厚重温和的风格、古朴真挚的品位的主张,以及对庸俗世风的矫正。李瑞卿认为,朱彝尊对情理关系的讨论,针对的是理学与风雅相分离的事实,主张二者并不矛盾对立,抒写情性也并不妨害道德;所谓“理学风雅合一论”,带有折中朱王的理学反思,具有原始经学的内涵。朱彝尊论诗重学,针对的是严羽之论,但置于明末清初特定的历史情境下,就有了纠偏止弊、提倡实学的现实意义,汪涌豪结合清初政治、学术风气,对此有长篇透辟的分析。汪氏认为,对清初的实学思潮而言,朱彝尊是非常重要的一位提倡者、参与者,有较大的影响。鲁竹指出,《乐府补题》的被发现,激发了浙西词派创作咏物词的热情,物态刻画穷尽,文词精美雅洁,美感纯粹简单,因而能扫明词之弊;但对情意传达的忽视,却有悖于重视情志的文学传统,其流弊遂至于空疏枯寂。杨果霖利用电脑技术,对《经义考》进行要素统计、定量分析,不仅查明全书的“家底”(诸如著录总数、四柱分布〔存、佚、阙、未见等〕、引用文献的数量与种类、历朝经籍数量等),还发现该书存在的一些问题,如体例不合、经籍重出、归类失当等。《经义考》征引文献极富,同原文相较,常有改易删并,其间颇有规律可寻。杨果霖名之曰“剪裁之法”,并对其删并改易的情形进行了归纳。此法之优点在于:镕贯剪裁,如出一手;内容适当,繁简适中;条理秩然,体例详明;同时也有内容误删、剪裁失真、体例未能一贯的缺点。史著最重义例,杨氏对《经义考》剪裁之法的研究,可谓深切著明。

中国石窟寺百年研究史论文范文

Zhongguo shikusi kaogu在河畔山崖开凿的佛教寺庙,简称石窟。许多石窟寺洞窟密集,故常有千佛洞之称。佛教石窟渊源于印度,中国开凿石窟约始于3世纪,盛于5~8世纪,最晚的可到16世纪。分布于中国各地的石窟寺遗迹,大都见录于明清地方志和游记中。抗日战争期间,日本京都帝国大学组织的云冈调查班,对云冈石窟强行调查、摄影、测绘长达6年之久(1941~1946)。中国有组织的调查工作始于30年代,1930~1933年西北科学考察团调查新疆石窟,1935年北平研究院记录响堂山石窟,是较重要的两项。40年代不少学者和美术机构注意了甘肃、四川、云南和新疆境内的石窟,特别是对敦煌石窟的调查、实测和临摹,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石窟遗迹得到应有的重视,各地对现存石窟都开展了调查和记录工作,重新发现了许多湮没已久的重要窟龛。自50年代以来,石窟寺的考古研究逐渐展开:对一些石窟用考古类型学的方法进行排年分期;发掘了重要石窟的窟前遗址,为恢复某些石窟的历史面貌增加了新资料;对石窟组合关系的探索也开始提到日程上来。

十五个石窟艺术论文题目,由学术堂整理提供:1.西夏石窟艺术浅述2.东千佛洞西夏石窟艺术3.巴蜀隋代佛教石窟艺术初探4.敦煌石窟艺术元数据标准的设计及实现5.蔓草纹在敦煌唐代石窟艺术中的传播6.安阳石窟艺术研究7.十六国的石窟寺与敦煌石窟艺术8.敦煌学数字图书馆中石窟艺术库的图版关键词及其提取9.龙门石窟艺术试探10.敦煌石窟艺术概述11.论中国石窟艺术的设计意匠12.敦煌石窟艺术应用颜料的产地之谜13.吐蕃统治时期敦煌石窟艺术的时代特性14.曹氏归义军时期敦煌石窟艺术程式化表现小议15.延安地区石窟艺术

1.撰写毕业论文是检验学生在校学习成果的重要措施,也是提高教学质量的重要环节。大学生在毕业前都必须完成毕业论文的撰写任务。申请学位必须提交相应的学位论文,经答辩通过后,方可取得学位。可以这么说,毕业论文是结束大学学习生活走向社会的一个中介和桥梁。毕业论文是大学生才华的第一次显露,是向祖国和人民所交的一份有份量的答卷,是投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报到书。一篇毕业论文虽然不能全面地反映出一个人的才华,也不一定能对社会直接带来巨大的效益,对专业产生开拓性的影响。实践证明,撰写毕业论文是提高教学质量的重要环节,是保证出好人才的重要措施。2.通过撰写毕业论文,提高写作水平是干部队伍“四化”建设的需要。党中央要求,为了适应现代化建设的需要,领导班子成员应当逐步实现“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这个“四化”的要求,也包含了对干部写作能力和写作水平的要求。3.提高大学生的写作水平是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需要。在新的历史时期,无论是提高全族的科学文化水平,掌握现代科技知识和科学管理方法,还是培养社会主义新人,都要求我们的干部具有较高的写作能力。在经济建设中,作为领导人员和机关的办事人员,要写指示、通知、总结、调查报告等应用文;要写说明书、广告、解说词等说明文;还要写科学论文、经济评论等议论文。在当今信息社会中,信息对于加快经济发展速度,取得良好的经济效益发挥着愈来愈大的作用。写作是以语言文字为信号,是传达信息的方式。信息的来源、信息的收集、信息的储存、整理、传播等等都离不开写作。

中国石窟寺百年研究史论文怎么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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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高窟属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俗称千佛洞,坐落在河西走廊西端的敦煌,以精美的壁画和塑像闻名于世。它始建于十六国的前秦时期,历经十六国、北朝、隋、唐、五代、西夏、元等历代的兴建,形成巨大的规模,现有洞窟735个,壁画4.5万平方米、泥质彩塑2415尊,是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大、内容最丰富的佛教艺术地。近代以来又发现了藏经洞,内有5万多件古代文物,并衍生出了一门专门研究藏经洞典籍和敦煌艺术的学科——敦煌学。但莫高窟在近代以来受到许多人为的损伤,文物大量流失,其完整性已被严重破坏。1961年,莫高窟被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布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之一。1987年,莫高窟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沿革概述】莫高窟位于中国甘肃省敦煌市东南25公里处的鸣沙山东麓断崖上,前临宕泉河,面向东,南北长1680米,高50米。洞窟分布高低错落、鳞次栉比,上,下最多有五层。它始建于十六国时期,据唐《李克让重修莫高窟佛龛碑》的记载,前秦建元二年(366年),僧人乐僔路经此山,忽见金光闪耀,如现万佛,于是便在岩壁上开凿了第一个洞窟。此后法良禅师等又继续在此建洞修禅,称为“漠高窟”,意为“沙漠的高处”。后世因“漠”与“莫”通用,便改称为“莫高窟”。北魏、西魏和北周时,统治者崇信佛教,石窟建造得到王公贵族们的支持,发展较快。隋唐时期,随着丝绸之路的繁荣,莫高窟更是兴盛,在武则天时有洞窟千余个。安史之乱后,敦煌先后由吐蕃和归义军占领,但造像活动未受太大影响。北宋、西夏和元代,莫高窟渐趋衰落,仅以重修前朝窟室为主,新建极少。元朝以后,随着丝绸之路的废弃,莫高窟也停止了兴建并逐渐湮没于世人的视野中。直到清康熙四十年(1701年)后,这里才重新为人注意。近代,人们通常称其为“千佛洞”。莫高窟现存北魏至元的洞窟735个,分为南北两区。南区是莫高窟的主体,为僧侣们从事宗教活动的场所,有487个洞窟,均有壁画或塑像。北区有248个洞窟,其中只有5个存在壁画或塑像,而其它的都是僧侣修行、居住和死亡后掩埋的场所,有土炕、灶炕、烟道、壁龛、台灯等生活设施。两区共计492个洞窟存在壁画和塑像,有壁画4.5万平方米、泥质彩塑2415尊、唐宋木构崖檐5个,以及数千块莲花柱石、铺地花砖等。【艺术特色】莫高窟是一座融绘画、雕塑和建筑艺术于一体,以壁画为主、塑像为辅的大型石窟寺。它的石窟形制主要有禅窟、中心塔柱窟、殿堂窟、中心佛坛窟、四壁三龛窟、大像窟、涅磐窟等。各窟大小相差甚远,最大的第16窟达268平方米,最小的第37窟高不盈尺。窟外原有木造殿宇,并有走廊、栈道等相连,现多已不存。莫高窟壁画绘于洞窟的四壁、窟顶和佛龛内,内容博大精深,主要有佛像、佛教故事、佛教史迹、经变、神怪、供养人、装饰图案等七类题材,此外还有很多表现当时狩猎、耕作、纺织、交通、战争、建设、舞蹈、婚丧嫁娶等社会生活各方面的画作。这些画有的雄浑宽广,有的瑰丽华艳,体现了不同时期的艺术风格和特色。中国五代以前的画作已大都散失,莫高窟壁画为中国美术史研究提供了重要实物,也为研究中国古代风俗提供了极有价值的形象和图样。据计算,这些壁画若按2米高排列,可排成长达25公里的画廊。莫高窟所处山崖的土质较松软,并不适合制作石雕,所以莫高窟的造像除四座大佛为石胎泥塑外,其余均为木骨泥塑。塑像都为佛教的神佛人物,排列有单身像和群像等多种组合,群像一般以佛居中,两侧侍立弟子、菩萨、天王、力士等,少则3身,多则达11身。彩塑形式有圆塑、浮塑、影塑、善业塑等。这些塑像精巧逼真、想象力丰富、造诣高深,而且与壁画相融相衬,相得益彰。第96窟是莫高窟最高的一座洞窟,其外附岩而建的“九层楼”是莫高窟的标志性建筑,高33米。它是一个九层的遮檐,也叫“北大像”,正处在崖窟的中段,与崖顶等高,巍峨壮观。其木构为土红色,檐牙高啄,外观轮廓错落有致,檐角系铃,随风作响。其间有弥勒佛坐像,高35.6米,由石胎泥塑彩绘而成,是中国国内仅次于乐山大佛和荣县大佛的第三大坐佛。容纳大佛的空间下部大而上部小,平面呈方形。楼外开两条通道,既可供就近观赏大佛,又是大佛头部和腰部的光线来源。这座窟檐在唐文德元年(888年)以前就已存在,当时为5层,北宋乾德四年(966年)和清代都进行了重建,并改为4层。1935年再次重修,形成现在的9层造型。 莫高窟的壁画上,处处可见漫天飞舞的美丽飞天——敦煌市的城雕也是一个反弹琵琶的飞天仙女的形象。飞天是侍奉佛陀和帝释天的神,能歌善舞。墙壁之上,飞天在无边无际的茫茫宇宙中飘舞,有的手捧莲蕾,直冲云霄;有的从空中俯冲下来,势若流星;有的穿过重楼高阁,宛如游龙;有的则随风悠悠漫卷。画家用那特有的蜿蜒曲折的长线、舒展和谐的意趣,为人们打造了一个优美而空灵的想象世界。 炽热的色彩,飞动的线条,在这些西北的画师对理想天国热烈和动情的描绘里,我们似乎感受到了他们在大漠荒原上纵骑狂奔的不竭激情,或许正是这种激情,才孕育出壁画中那样张扬的想象力量吧!

忧郁的一片天,无情的倚西风。太多的言语,付诸东去的流水。 不忍心打破我们共同意愿,那持久在心中滋生蔓天延的遗憾,经年已久,镜花水月的诺言,终于在这水天相接中浮出水面。没有一阕喇玉之歌,没有乐天的悲天悯地之声,更没有清新古朴的田田莲叶,腥浊的伊水河畔,各色的人流,如这滚滚东逝的浪花,掩饰不住的惊叹与喜悦对着那呆滞的、面无表情得近乎冷漠的残肢。沧桑的文化,是谁赋予它这么大的魅力。一曲曲的赞歌,一篇篇的歌赋,何来的兴致抒发着异国的调调。魏晋南北、隋唐汉武,繁华逝去,徒留身后这暗淡的无稽之作——被称作光荣的传承文化的使者。长眠的白先生,注视了一千多年,在黄泉会如何的感慨呢? “ 峥嵘两山门,共扼一水秀” 相传在远古时期,洛阳南面这一大片烟波浩淼的湖水,两侧青山苍翠,芳草萋萋。人们在山上放牧,在湖里打鱼,过着平静的生活。村里有个勤劳的孩子,天天到山上牧羊,常常听到从地下传出“开不开”的奇怪声音,回到家,便把这件事告诉给母亲。母亲想了想,便告诉他,如果再听到的话就回答:“开!”谁知一声未了,天崩地裂,龙门山倾刻从中间裂开,汹涌的湖水从裂口倾出,奔腾咆哮地绕过洛阳城,一泻千里流向东海。水流之后,无数清泉从山崖石罅中迸出,蓄为芳池,泻为飞瀑。两山的崖壁上则出现了无数蜂窝似的窟隆,窟隆内影影绰绰全是石像,有的眉清目秀,有的轮廓不清,千姿百态,蔚为奇观。从此,龙门石窟便名扬天下了。如若的确如此,我更相信河畔葱郁的麦地和闲情逸致的垂钓者不是蓄意的。 天门中断楚将开,碧水东流至此回。不是原三峡那狰狞的姿容,只是经人工雕了又雕的凡俗之态,想极具讽刺的叫他一声“龙窟哥 ”,恭喜你近年来收入甚是可观,只可惜了你的身体状况,看看屏幕上的广告有适合窟哥的没有?鄙人实在没有更好的良策。窟哥就将就的试之一二吧!掩泪又何如,襁褓之中父母违,展眼掉斜晖,伊河水逝洛云飞。呜呼哀哉,随之去吧! 雁飞,心碎,殊容。 可恨,可叹。狂风肆虐的伊水风,呼啸不止的世人声。玷污了曾滋养着一方人的青山绿水。恍惚间传来牧羊童的咿咿呀呀之声,一回头,不仅讶然,一袭异装尚可赞,白颈绿眼实难.....暗笑。 人生不如意事十有八九,没有想要一帆风顺,只求与世无争,安然泰之。太多违心的事态,在这溪畔的旋窝之中盘旋。回去的路就在咫尺之间,拿开望远镜,却在伊河另一畔。

龙门石窟威武雄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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