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封建社会里,女性处于被歧视、被压迫的地位。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孔子就把女性打入与“小人”同类的行列,“惟女子与小人难养也”,人们自觉不自觉地奉行着“女子无才便是德”的信条,给女性套上了难以解脱的精神枷锁。同时。在 《聊斋志异》中的女性不再被笼罩在男性的阴影之下,丧失了自身的意义,而是充分显示出了自己的主动性,充满了进取精神,她们在爱情婚姻的追求上表现得大胆热烈,毫不顾及封建礼教的种种束缚,敢于按照自己的感情和意愿,义无返顾地去追求,忠贞不渝地去爱,直到实现与所爱的人的幸福结合。爱情背景下聊斋女性的代表主要有:
(一)敢爱敢恨的狐妇
《武孝廉》中的狐妇在石某病时救了石某,也不嫌弃他的落魄嫁给他,并且帮助他走上仕途,但石某不知恩图报,百般侮辱、谋害狐妇,狐妇在得知石某要杀死自己后决然收回自己赠给石某的丸药,让石某旧病复法而亡。作者让那些负心汉一个个没有好下场,一方面表明了作者对这些被侮辱女性的同情,另一方面表现了作者对封建制度的鞭笞。不难看出,这些被侮辱的女性她们虽然普遍命运悲惨,都是为男子所遗弃所侮辱,但是她们都有坚决的反抗精神,最终都惩罚了那些负心汉。
(二)外貌丑而心灵美的乔女
乔女在丈夫穆生死后,志不二嫁。后来孟生不嫌其“黑丑”,欲要迎娶,乔女不嫁,然而她却认为孟生不嫌自己丑陋,是自己的知己,所以孟生死后,她为了酬报知己挺身而出,急其家难,抚其遗孤,撑其门户,增殖其产,自己却廉洁自守贫贱以终,表现出“士为知己而死”的美德。仇大娘则是在娘家面临破产时,挺身而出担起重担使家庭得以重新振兴。作者在这里着重肯定的是传统女性那种善于治家的天性。不畏困难、勇挑重担是她们所共有的美德。
(三)要独立,只要婚姻实质而不要名分的侠女
侠者是行走江湖,行侠仗义的人,他们路见不平,拔刀相助。而《侠女》中的侠女却是大家闺秀,但她同样具有“来无影,去无踪”的神秘特点。主要是为报父仇。更为特别的是她为报答顾生的养母之德,甘心情愿地未婚生子,给顾家传宗接代却不接受明媒正娶。侠女的婚姻观在讲贞节,讲究婚姻是“终身大事”的社会中,像她这样只讲求婚姻实质,而不讲表面的礼法和名分的表现,可以说是极其解放的思想。
更值得注意的是,《聊斋志异》中的女性不但敢于主动追求爱情,而且当爱情遭到背叛时能果断采取行动,毅然离开曾爱过的人,去寻找新的真正的爱情。《云翠仙》中的云翠仙母女为梁有才的苦苦追求和百般表白所打动,应允了他的
求婚。但后来张有才见利忘义,密谋背叛云翠仙。对此,云翠仙怒斥他的卑鄙行径,愤然离去。《阿霞》中的女主人公则在看到自己所爱的景生薄情寡义时,立刻断绝了与他的联系,同郑生结为姻缘。
不同环境与背景下的聊斋女性人物
在爱情和婚姻家庭生活中,聊斋女性呈现了前所未有的丰富性和多样性。在社会生活中,她们机智勇敢地同恶势力做斗争,谈笑嬉闹之间却敌兵,她们的才能、文才、治国才能也让庸碌的男子望尘莫及因此,环境对女性人物的性格形成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以婴宁为例:先从自然环境来说,婴宁这种纯净自然的性格是在一种纯粹自然的环境中形成的。婴宁就在这个处处是烂漫的山花的世界里长大。从古到今,花从来都是一种美好、高洁的象征,从她出场“拈梅花一枝”到最后,作者都把她置于花的海洋,在花的世界中所养成的爱花性情,如花的品格,这就揭示出了女主人公之所以具有憨直无邪、活泼开朗的天性的原因,这显然跟那个未经世俗熏染过的特定典型环境有着不可分的关系。自然环境在人物性格的形成中起着重要作用,同样人物所处的社会环境的影响也不可忽视。在《婴宁》中,婴宁未入世前与她最亲密的是鬼母和婢女小荣,社会关系单纯而朴素。她们都是源于自然,不属于那个秽浊的现实社会,她们是自由的,不受拘束的,对于自己的爱情,她们选择敢爱敢恨,大胆追求自己的幸福。在她们的思想中没有男尊女卑,女人不是天生受男人控制的,她们和传统的依附男人的女人截然不同。她们有主见,既主动热情又敢于追求爱情。而且独立不羁,拿的起放的下,进退自如。
而另一方面,黑暗社会,恶势力猖獗,官不为民做主,即使是七尺男儿有时在这样残酷的社会现实面前也会一筹莫展,而聊斋女性却能在家庭和个人为难的关键时刻,以自己特有的方式给恶势力以致命的一击,像复仇女神,使正义得到伸张。商三官、窦氏、庚娘就是这样的奇女子。《商三官》中的商三官,在即将完婚之际,父亲被恶霸杀害,哥哥告状一年多都毫无结果。商三官为父报仇,巧扮优伶,在仇人庆贺生日的当夜,将其杀死;《窦氏》中的窦氏本是一个痴情的女子,却被土豪南三复始乱终弃,活活逼死,死后化为厉鬼,终于报仇雪恨。现实生活中人不能做的事,鬼做了,做得痛快淋漓,大快人心;《庚娘》中的庚娘在公公、婆婆和丈夫遭到歹人王十八暗害,自己面临生死考验时,沉着冷静,勇敢机智,既保住了自己的清白,又亲手杀死了仇人。
《聊斋志异》中的女鬼大都与民间传说中的鬼不同:将鬼高度审美化了。弱化,淡化了鬼身上的鬼气,最大限度地来表现鬼的善与美。她们大多有娇好的容颜,娴静的妍姿,有着聪明才智与善良的心。
狐女小翠是一个性格塑造得很成功的狐女形象。她最引人瞩目的特点便是“善谑”。 同时聪慧、干练、果断和坚强。她那天真活泼、无忧无虑的'开朗性格在王太常仔细端详下露出的嫣然微笑中,在同母亲分别对“殊不悲恋”的表现中,就已有所露。在她身上,永远也找不到一丝愁苦的痕迹,永远也看不见半点忧伤的影子。同痴儿元丰一起生活,小翠是“殊欢笑,不为嫌。”她把自己的别院变成了一个游戏场,终日和元丰以及丫头们一起嬉戏。“刺步作圆,蹋蹴为笑”,“涂公子作花面如鬼”,以及扮古人,玩的名目既多,花样也新奇别致,整天奔逐笑闹,弹琴跳舞,不但闹得全家皆知,最后连邻里也知道。这个“善谑”的特点表现在小翠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之中。在王给谏与王待御政治斗争的环境中,王给谏越是寻隙中伤小翠的公公王待御,她的玩笑开得也就愈大,以致最后王待御时而无可奈何地概叹“余祸不远矣”,时而“惊颜如土”,大哭“指日赤吾族矣!”通过这种反衬,小翠“善谑”的主要性格特征更加鲜明耀眼了。但是小翠并不是单纯的“善谑”,通过这次事件,我们可以看出“善谑”中透露着小翠的聪慧、干练、果断和坚强。在整个事件中,小翠的杰出之处,不仅表现在计策本身的仔细周密,使仇敌自投罗网,还表现在她知道王给谏要害王太常,与元丰成礼后,就开始准备,把元丰的痴疾这一生理弱点变成有利条件。这些都充分显示出了小翠的足智多谋。
还有《小谢》中的小谢是个活泼可爱,不懂世事,乐不知愁的鬼仙。她聪明好学,心地善良,学什么都是一次就学会。与秋榕成为朋友后两肋插刀,和陶生在黑暗力量斗争中彼此帮助。作者充分利用鬼仙和幽冥世界所提供的超现实力量,通过人鬼相杂,幽冥相间的生活画面,深刻反映了社会现实的矛盾。
中国古代传统女性是不能有陶生、小谢等人的相互帮助,也不能有婴宁的笑,女性被定位为男人的附属品,扮演被支配的角色,小谢、婴宁、小翠的行经是对这一制约的颠覆和重新置配。使她们摆脱了“笑不露齿”、“三从四德”、“七出”等精神的桎梏都在嬉戏和畅笑中被消解了,令人刮目相看。这也充分体现了女性自主意识的崛起。
清代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黑暗,蒲松龄举业一再受挫的不幸,昔日友情的冷淡,现实中可望不可及的真实、自主的人生、情感,世态炎凉深沉凝重的体验,如此种种压抑郁积于蒲松龄胸中,作者只能将它们埋藏于意识的深处,最终借助于文学创作来得以表现和升华。从某种意义上说《聊斋志异》就是蒲松龄所体验过的情绪情感的形象载体,其笔下的术形象中都涵纳着作者蒲松龄的“真”性情。从《聊斋志异》全书来看,虽是儿女情长、谈狐说鬼,却是最贴近社会人生。在其大部分的篇章里,作者的爱憎强烈,作品中所塑造的女性形象是我国古代文学中一个新的高度。蒲松龄所设计的奇幻情节和塑造的奇幻人物形象,都具有理想的性质,但是这些只能存在于花妖鬼狐的幻境之中。因此,《聊斋志异》中的女性多半有着更美的品性。联系作者的一生不得志的际遇,则可感知他笔下的狐鬼故事大部分是他个人的生活感受而自由生发出来的,凝聚着他大半生的酸甜苦辣,表现着他对社会与人生的思考和对美好生活的憧憬向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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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袁行霈:《中国古代文学史》.中国教育出版社,2017年第一版. [7]姜维枫:《聊斋志异女性形象浅议》.
《聊斋志异·青凤》中的人物形象光彩照人,其中青凤美丽聪慧、情理兼备、知恩图报,是一个敢于追求个人幸福的狐女形象;书生耿去病狂放不羁、执着痴情,富有狭义心肠;狐叟则是一个严苛的封建家长,但同时他又具有长者风范;而孝儿是一个恪守孝道、风流倜傥的谦谦君子。
一、青凤形象
1、美丽聪慧
青凤在文中正式出场较晚,但作者对她的描写却极为传神。耿去病夜闯旷废已久的宅第,与狐叟一家相遇,相谈甚欢。当谈到狐叟先祖的谱系时,狐叟遂命孝儿“请阿母及青凤来”,让她们也来听祖上的功德,于是青凤出场了。作者通过耿生的眼睛来描写青凤的美丽,“审顾之,弱态生娇,秋波流慧,人间无其丽也”,以至于让耿生一见倾心,“瞻顾女郎,停睇不转”,不能忘情。从狐叟口中得知,青凤“颇惠,所闻见辄记不忘”,如此美丽聪慧的女子,难怪耿生会念念不忘。
2、情礼兼备
《聊斋志异》中青凤与其他狐女最大的不同在于其对封建礼教的遵从。青凤自小由叔父抚养长大,叔父对她十分严格,处处以封建礼教的标准要求她,为了恪守封建礼教,她在面对所爱时内心是矛盾而犹豫的,所以青凤与耿生的感情一波三折。两人初次见面时,耿去病对青凤一见钟情,目不转睛,青凤则“俯其首”,一副娇羞之态。后来耿生故意用脚轻压她的脚,“女急敛足,亦无愠怒”,说明青凤对耿生并无憎意,只是封建礼教的思想枷锁让她羞于表达自己的真实情感。
在狐叟一家搬走前夕,青凤按捺不住相思之情,只身来见耿去病,她小心翼翼,迈着细碎的脚步。看到耿生后,她又“骇而却退,遽阖双扉”,这一系列动作描写将青凤迫切希望见到耿生却又犹豫不决的心理状态刻画的真实可感。幽会中的青凤羞涩、半推半就,对待爱情的态度充满矛盾与纠结,这正是情礼之争在她身上的具体体现。青凤告诉耿生“过此一夕,即相思无用矣”,依依惜别之情可见一斑。后来二人在幽会中被叔父撞见,青凤“羞惧无以自容,俯首倚床,拈带不语”,在叔父的责骂声中“低头急去”。此时的青凤不像一个无拘无束的狐女,更像一个知书达理、恪守封建礼教却又无比痴情的大家闺秀。
3、知恩图报
青凤同时也是一个知恩图报的形象。青凤与耿去病幽会时被狐叟撞见,狐叟丝毫不姑息叔侄之情,认为两人私会伤风败俗,青凤回房中后,其叔父依然“诃诟万端”。但当狐叟有难时,青凤不计前嫌,全力以赴要救出叔父。孝儿前来耿去病处求援,耿去病故意不同意。后来耿生将这件事告诉青凤,青凤大惊失色,曰:“果救之否?”随后青凤为叔父开脱,说自己从小被叔父抚养长大,养育之恩不能忘怀;另外,之前叔父责骂自己也是家范使然,不是叔父的个人意志。当耿去病救下狐叟后,青凤不计前嫌,将黑狐抱在怀中三天三夜,狐叟方才苏醒。狐叟苏醒后,青凤恳求耿生将原来的宅第借给他们,以成全自己回报叔父养育之恩的心意,这些都表现了青凤知恩图报的善良本性。
二、耿去病形象
1、狂放不羁
《青凤》中的耿去病是一个狂放不羁的书生。他的叔叔一家不堪诸多怪异惊扰搬离旧宅,
耿去病却嘱咐看守老翁看到或听到怪异之事就奔来相告,这种不惧邪祟的勇气表现出他的狂放不羁。闯入旧宅后,狐叟一家正在饮酒,耿去病大胆闯入,并笑说自己是不速之客。结识狐叟一家并对青凤一见钟情时,耿去病更是动手动脚,当众调戏青凤。后来竟至“神志飞扬,不能自主”,口出诳语说:“得妇如此,南面王不易也”。
后来,耿去病见到偷偷与他私会的青凤狂喜不已,青凤把门关上时,耿生跪在门前恳求她,说只希望捏一下她的手。青凤开门后,耿生便抱住青凤并让她坐在自己膝盖上,这一系列描写都表现出耿去病狂放不羁的性格特征。
2、执着痴情
耿去病在对待爱情上又是一个执着痴情的人物形象。初次结识青凤,耿去病坠入情网不可自拔,老媪发现他喝醉后愈发狂傲就领着青凤离开,耿去病“而心萦萦,不能忘情于青凤也”。在爱情的驱使下,他甚至搬到旧宅中居住,只为再次遇到青凤。后来狐叟为了让耿生知难而退,幻化成厉鬼相吓,耿生却染指研磨自涂,将自己也涂黑与之对视,使厉鬼惭愧而去。之所以不避险恶,正是因为耿去病对爱情的执着痴情。
当耿去病与青凤幽会被狐叟撞见,狐叟对青凤严厉责骂时,耿去病心如刀割,大声曰:“罪在小生,与青凤何与?倘宥凤也,刀锯铁钺,小生愿身受之!”正是源于对青凤的痴情,耿去病把一切错误都归咎于自己,生怕青凤受到一丝委屈。
3、富有侠义心肠
耿去病富有侠义心肠,清明节扫墓归途中,他见到两只狐狸被一犬逼逐,一只逃走,另外一只“依依哀啼”。耿去病“怜之,启裳襟,提抱以归”,这一细节足见耿去病极富同情心和侠义心肠,并没有因为狐狸是异类而放弃它们。同样,当得知所救狐狸就是青凤时,耿去病也没有因为青凤是狐女而憎恶她,反而“如获异宝”。
后来狐叟有难,孝儿请求耿去病救自己的父亲,耿生表面不同意,实际还是不计前嫌,救下了狐叟。
三、狐叟形象
1、严苛的封建家长
《青凤》中的狐叟是一个严苛的封建家长形象,他代替青凤的父亲行使家长的职权,对青凤管教甚严。青凤明知耿去病的??成钋椋?却不敢接受,原因在于“叔闺训严,不敢奉命”。当狐叟发现耿去病与青凤的深情厚谊时,他首先想到的不是成全青凤的爱情而是怕青凤与耿去病的私情有辱门户,所以化作厉鬼恐吓耿生,好让他知难而退。不料耿生在爱情的驱使下却对这险恶处境无动于衷,后来狐叟不得不举家搬迁。在搬迁前夕,狐叟撞见青凤与耿去病幽会,便严厉苛责青凤,怒骂:“贱辈辱吾门户!不速去,鞭挞且从其后”!狐叟的所作所为正是封建家长的专横做派。
2、长者风范
值得注意的是,看似冥顽不化的狐叟在被耿去病救下性命之后,了解到耿去病对青凤的痴情以及事情的来龙去脉,对耿去病“惭谢前愆”,冰释前嫌。后来就像一家父子一样,再也没有猜忌,和和美美地和谐共处。遵守封建伦理的狐叟也非蛮横无理之人,而是展现出了长者风范。
四、孝儿形象
作者对孝儿着墨不多,却将其形象塑造的真实鲜活。耿去病私闯旧宅,惊到狐叟一家,狐叟与耿去病谈话间招来孝儿,“孝儿亦倜傥”,与耿去病一见如故。后来,冰释前嫌后孝儿还经常到耿生书房谈笑喝酒,其乐融融。后来还当了耿去病儿子的老师,“循循善教,有师范焉”。可见孝儿在文中就是一个风流倜傥的谦谦君子。
除此之外,孝儿又是一个恪守孝道的理想化人物。当自己的父亲遭遇横祸时,孝儿找到耿去病,伏地不起,悲怆欲绝,希望耿生能伸出援手拯救他的父亲。耿去病佯装不救时,孝儿“哭失声,掩面而去。”
正是这些熠熠生辉的人物形象,共同书写了狐女青凤和书生耿去病悲欢离合的爱情故事。随着故事情节的推进和人物形象的演绎,青凤和耿去病在追求爱情自由的道路上,由矛盾彷徨最终上升到对爱情坚定不移的相守。
在探寻中国小说历史源流时,史传传统是占有绝对影响的,而其肇始则可以追溯到春秋时代的《左传》、成于战国西汉辑成的《战国策》等早期有较强文学性的史学著作。而这个史传传统中影响最大的无疑是司马迁的《史记》,《史记》是在继承优秀史学传统再加作者创造性的开拓两方面因素的综合作用下写成的。由于司马迁具有独有的家学修养、广博的视野和胸襟、进步的思想性格、丰富的人生经历和情感,《史记》的文学性特点更为显著,故而其对中国文学的影响也远远超过了其他史学著作。《史记》既是伟大的史学著作又是不朽的文学作品,特别是本纪、世家、列传三部分,本身就被看作是优秀的传记文学作品,《史记》对于中国文学产生了深远而广泛的影响,本文打算仅就《史记》对中国古代(这里指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前的所有小说,即包括一般所谓的近代)小说的影响展开论述。《史记》对中国古代小说的影响大致体现在著书理念、讽鉴传统、创作手法、题材内容、形象塑造、篇章叙事和语言修辞等几个方面,下面分点具体论述:一、著书理念“发愤著书”是司马迁提出的一个重要的创作观点,司马迁说“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对于作者而言,为什么要著书立说,司马迁给出了一个解释是心有郁愤要借此抒发,“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发愤说对中国古代文化(不仅仅是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历代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应和,至于在古代小说领域,也有不少作者是在此思想的影响下愤笔而书的,《水浒传》、《儒林外史》、《红楼梦》、《聊斋志异》、《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等等都有发愤的因素蕴于其中。如蒲松龄,曾连续考取县、府、道三个第一,但接下来却屡试不第、穷困潦倒一生,认识到“仕途黑暗,公道不彰,非袖金输壁,不能自达于圣明,直令人愤气填胸,欲望望然哭向南山而去。”吴敬梓同司马迁一样,出身于官僚地主家庭,青年时代都热衷于仕途,而后来思想上受到了沉重打击,司马迁是被处以宫刑,吴敬梓则穷愁潦倒,常常断炊,在穷困之中坚持创作。其他的或是写家庭衰落之悲或是写社会政治之腐朽,不论是惋惜哀叹还是揭露批判,其一腔郁愤则是作者们所共有的,借书发愤终于成就了众多辉煌的中国古代小说经典。二、讽鉴传统讽指揭露批判,鉴指资鉴兴衰,史家的实录对于黑暗时弊的批揭无疑具有重要意义,而以古察今以史为鉴是中国历史的一大特点,这可以说是历史的最大意义。《史记》从传说中的五帝时期一直写到汉初,跨越两千多年,朝代更迭,几度兴衰,而在这兴衰之中又有多少朝政腐败、社会黑暗、民不聊生的时期。中国绝大部分文人又具有强烈的忧国忧民情怀,且他们本人就大多是这些腐朽政治和黑暗时代的受害者,在他们的作品中寄予讽鉴便也是很正常的了。中国古代小说中有不少揭露时弊批判黑暗寄寓兴衰的作品,如《东周列国志》、《三国演义》、《水浒传》、《隋唐演义》、《说岳全传》、《杨家府演义》、《大宋中兴通俗演义》、《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等等,虽然在文学史上这些作品被分列为历史演义和英雄传奇,但它们都涉及国家政治社会问题。如《三国演义》记录三国的分合兴亡,《水浒传》写了北宋后期的腐朽朝野、官逼民反,《官场现形记》和《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则展示的是清末整个国家和社会腐败堕落黑暗丑恶。作者们在对这些丑陋进行批判揭露讽刺的同时,也表达出了对美好社会国家的赞美和向往。对于统治阶层而言,要想避免没落衰亡也可以从这些作品中读出很多有意义的东西来。三、创作手法《史记》作为史学著作受到后世非议的一点即它的虚构和想象,这一点对于史学作品来说可能确有不妥之处,不过这却是文学创作的一大要点,这是《史记》文学性的几个特点之一。后世学者已指出《史记》中不少可能是处于作者虚构想象的内容,如垓下之围时情景,项羽绝唱《垓下歌》,《鸿门宴》里项藉和刘邦的秘密会谈等等,像这样的对话场景在《史记》中大量存在,这些与作者相隔千百年的人物的对话和其他一些细小的事情或细微的场景,司马迁肯定是无法知道的,不过作者却根据历史结果和人物性格等对这些都给予了极为合情合理的虚构描写,给人的感觉是非常真实的。当然作为历史著作,司马迁还是很严格地执行实录原则的,他是根据逻辑真实的原则进行虚构想象的,所以有人说司马迁用的是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写作方法,前者的基本精神是对社会现实的本质和面貌进行如实的反映,它所运用的基本表现方法是对反映现象做客观描写;后者的基本精神是表达某种社会理想,丰富的想象和强烈的夸张是其表现方法的基本特点。《史记》是一部具有强烈的主观抒情性和浓烈的悲剧美的作品,司马迁在写作过程中注入了强烈的个人情感,在对人物进行褒贬评述时,序赞中蕴藏着一种深长的情思:“或是笔墨酣畅的抒情,处处有我在;或是淋漓尽致的暴露和讽刺,每每可见其愤世嫉俗之情;或是对高义奇节之士的向往和对失败者与受侮辱被损害者的同情,时时流泻太史公的真情实感。”(张慧禾:《聊斋志异》对《史记》 的继承与发展,《语文学刊》04年第3期)例如在《孔子世家》的评语中写到“诗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余读孔氏书,想见其为人…天下君王至于贤人众矣,当时则荣,没则已焉。孔子布衣,传十余世,学者宗之…可谓至圣矣!”对于他所厌恶、摒弃、批判的人事物,则多写其假丑恶凶残恨,“秦始皇灭了周和六国,太史公不高兴,就把始皇的妈的淫行,夸张到不堪的程度。始皇是十二个月生的,嫪毐的性器可以‘专车’。”(聂绀弩语,见岳麓版《三国演义》前言)《史记》中的悲剧人物,按其历史地位和作用而言,可以分为超前型和守旧型。前者体现的是历史的必然要求和这个要求实际上不能实现之间的矛盾,这类人物是历史的先行者,他们的行动具有超前性,如推行变法的吴起、商鞅,主张削藩的贾谊、晁错。后一类尽管死得很壮烈,但他们的悲剧不是体现了无法实现的历史必然要求,而是他们相信旧制度的合理而奋力坚守,如田横和五百壮士。按其人物品格而言有完美型和缺失型两类。前者是具有高尚品格和献身精神的英雄,几乎是无可挑剔,如《赵世家》中的公孙杵臼、程婴,《刺客列传》《游侠列传》中的刺客游侠。后一类是人物自身品格存在明显弱点,这些弱点导致了他们的最终毁灭。非常典型的是项羽,身前辉煌显赫却死的悲惨壮烈。“然羽非有尺寸,乘势起陇亩之中,三年。遂将五诸侯灭秦,分裂天下,而封王侯,政由羽出,号为‘霸王’,位虽不终,近古以来未尝有也…自矜功伐,奋其私智而不师古,谓霸王之业,欲以力征经营天下,五年卒亡其国,身死东城,尚不觉寤而不自责,过矣。”四、题材内容《史记》对于后世小说题材的影响,具体可以分为三类:侠客题材,神怪题材,历史战争题材。后世小说或是直接从《史记》中取材故事内容,或是借鉴其中的故事情节或人物形象。《刺客列传》《游侠列传》可以说是中国是中国侠客小说的鼻祖,真可谓源远流长、延绵不绝。唐代传奇宋代话本中都有不少侠客形象,《聊斋志异》里不仅有一般的侠客形象,还有不少劫富济贫、救人于危难的女妖女侠客,可以说是对侠客小说的继承和发展。近代以来的侠义公案小说蔚为大观,如《绿牡丹》、《七侠五义》、《儿女英雄传》、《七剑十三侠》、《仙侠五花剑》、《小五义》等等,人们对铲除霸恶、扶危济困、仗义公正、反抗强暴的侠客确实极其向往、尊崇和感激。在叙述远古史事时,由于司马迁采纳了不少神怪传说,奇闻异事,即便是一些对作者而言是近现代的史事,为了衬其神秘也有不少神异事件的描写。如吞玄鸟卵而生的殷始祖契,践巨人迹而生、又经历奇特的后稷等。在《高祖本纪》中写刘邦的诞生是刘媪遇龙而孕,该篇还记载了刘邦醉斩白蛇的情节 ,都颇有神奇色彩。中国的神怪题材小说也是历史悠久,当然其源头应该可以追溯到远古的神话传说。其后则如魏晋的志怪小说,《搜神记》、《搜神后记》、《述异记》、《拾遗记》、《冥祥记》、《神仙传》、《甄异传》等,直至《西游记》、《封神演义》、《聊斋志异》、《绿野仙踪》、《东游记》等。《史记》对于历史战争题材小说的影响更是不言自明,一类是直接借鉴取材史记里的内容,如《东周列国志》、《西汉通俗演义》,另一类主要是借鉴其描写笔法和语言修辞、情节场景等等,语言修辞后面还有专门论述,这里仅就情节场景举个例子:《三国演义》在描写张飞大闹长坂坡时写到张飞圆睁环眼大喝数声,声如巨雷,曹军闻之,尽皆股栗,接着是夏侯杰惊得肝胆碎裂,倒撞于马下,曹操和诸君众将一起望西奔走。而在《项羽本纪》有“是时,赤泉侯为骑将,追项王,项王瞋目而叱之,赤泉侯人马俱惊,辟易数里。”此外如鸿门宴情节、项庄舞剑场景也在《三国》等小说里多次出现,可以说这是中国古代小说里的经典情节场景了。五、形象塑造《史记》里记录了上至王公贵族下至凡夫走卒的各类形象,以人物为中心。通过真实、生动、典型的细节描写,准确细腻地表现人物的性格,不仅使历史人物的精神面貌的本质特征得到充分的表现,而且在真实的历史记录中又反映了作者对人物有着恰当的取舍和抉择,这样,人物形象就可能在不同程度上接近甚至达到了艺术典型的高度。其人物描写范围的选择之广泛,对小说进行广泛的人物和社会的描写可谓奠定了基础。各类形象自有特征,同类形象的性格又一、各有不同,共性与个性完美结合,采用多维视角、旁见侧出来塑造人物的多重性格特征。其塑造典型人物的方法有四种:一、以典型事例塑人:“一个人便有一样出色处”。二、以细节描写塑人:“隐大段精彩于琐碎之中”。三、以语言描绘塑人:“一样人,便还他一样说话”。四、以道德评价塑人:“褒贬固在笔墨之外也”。(赖祥亮:明清长篇小说塑人艺术的《史记》渊源——从小说评点话语谈起,《三明学院学报》06年第3期;)《史记》中在后世享有盛名的人物,与小说中的典型何其相似,帝王类如秦始皇、汉高祖等,辅国重臣如范蠡、伍子胥、蔺相如、萧何,武将如孙武、吴起、王翦、廉颇、李广,农民起义英雄如陈涉、吴广,侠客如荆轲、聂政、郭解,文人如老庄孔孟屈贾司马相如等等,名医如扁鹊太仓公,其他的如隐士、商人、佞臣、酷吏、伶优,真是无所不包。项羽类的英雄美人故事、司马相如类的才子佳人故事在后世反复上演。或是暴君或是明主,或是奸臣或是贤相,或是战将或是文官,或是辉煌结束的历史宠儿或是黯然收场悲惨英雄,这些形象及其故事和各自所包含的意蕴也已融入国人的精神之中。六、篇章叙事与语言修辞《史记》中的许多篇章结构法式为后世小说借用。如开篇讲人物的生平,结尾的揭示主旨或评论,单传或合传组合成册,分可独存合为一体,叙事波折起伏,情节生动而有吸引力。其结尾评论的手法在《聊斋志异》中体现的最为明显,司马迁有“太史公曰”,蒲松龄有“异史氏曰”。它们虽采用史论形式,但都包含有浓烈的抒情,有的不熔叙事、议论、抒情为一炉。也都同样带有浓郁抒情色彩::有的表达了作者愤世嫉俗的情怀;有的袒露了其坦荡高尚的心胸;有的泄露了作者深沉的苦闷。而可分可合的结构在《儒林外史》里有明显体现,鲁迅就曾说《儒林外史》“虽云长篇,颇同短制;但如集诸碎锦,合为帖子”。《史记》所运用的白描手法、因果探索、历史和逻辑统一的叙事脉络(虚实结合)、对宏大场面的驾驭把握、前后照应、互见法、顺叙倒叙正叙侧叙、行文简洁精练、限制叙事、生动的故事情节描写等等,可以说是奠定了后世小说的基本叙事手法。例如《三国演义》的虚实结合塑造和对宏大战争场面的叙述,《红楼梦》中人物描写的互见和精到的任务白描。此外,虚构想象和夸张、对比、讽刺、铺衬渲染、多种文体的运用、精彩而典型的外貌描写、细腻逼真的心理刻画、寓褒贬于叙事和春秋笔法、个性化的语言对话、散文化的语言写作等等,这些都对后世的中国小说创作产生了深远而广泛的影响。
塞下曲·林暗草惊风(卢纶)
聊斋志异的论文切入点:在《聊斋志异》中,悬念的设置往往非常巧妙,作家既不预设伏笔,也无需后来亮出谜底,而是在读者不经意之间就完成了悬念的设置,使读者在不知不觉中受到震撼,因而有更强烈的艺术效果。
聊斋志异作品主题:《聊斋志异》一书揭露了当时社会的黑暗。政治腐败、官贪吏虐、豪强横行、生灵涂炭,都在《聊斋志异》中有所反映,揭示了人民痛苦生活的原因主要来自贪官污吏。
《聊斋志异》在暴露统治阶级贪暴不仁的同时,还写出了被压迫人民的反抗斗争,对他们表示深切的同情。其中有“大冤未伸,寸心不死”的席方平(《席方平》);有最终变成猛虎,咬死仇人的向杲(《向杲》)。
聊斋志异艺术特色:
一是采用传奇的方法来志怪。传统的志怪小说,大抵叙述鬼神怪异之事,篇幅短小又仅“粗陈梗概”,语言简约而显露不出文采。
而唐代的传奇小说则“叙述宛转,文辞华艳”,小说的主体是人间人事人情人态。蒲松龄借用传奇的特长,来写花妖狐魅,使小说内容精彩且充实,情节离奇而生动,展现出极其迷幻曲折的色彩。
二是情节委曲,叙次井然。《聊斋志异》增强了小说的艺术素质,丰富了小说的形态、类型。小说的要素之一是故事情节。文言小说演进的轨迹之一便是由粗陈梗概到记叙委婉。
在我国封建社会里,女性处于被歧视、被压迫的地位。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孔子就把女性打入与“小人”同类的行列,“惟女子与小人难养也”,人们自觉不自觉地奉行着“女子无才便是德”的信条,给女性套上了难以解脱的精神枷锁。同时。在 《聊斋志异》中的女性不再被笼罩在男性的阴影之下,丧失了自身的意义,而是充分显示出了自己的主动性,充满了进取精神,她们在爱情婚姻的追求上表现得大胆热烈,毫不顾及封建礼教的种种束缚,敢于按照自己的感情和意愿,义无返顾地去追求,忠贞不渝地去爱,直到实现与所爱的人的幸福结合。爱情背景下聊斋女性的代表主要有:
(一)敢爱敢恨的狐妇
《武孝廉》中的狐妇在石某病时救了石某,也不嫌弃他的落魄嫁给他,并且帮助他走上仕途,但石某不知恩图报,百般侮辱、谋害狐妇,狐妇在得知石某要杀死自己后决然收回自己赠给石某的丸药,让石某旧病复法而亡。作者让那些负心汉一个个没有好下场,一方面表明了作者对这些被侮辱女性的同情,另一方面表现了作者对封建制度的鞭笞。不难看出,这些被侮辱的女性她们虽然普遍命运悲惨,都是为男子所遗弃所侮辱,但是她们都有坚决的反抗精神,最终都惩罚了那些负心汉。
(二)外貌丑而心灵美的乔女
乔女在丈夫穆生死后,志不二嫁。后来孟生不嫌其“黑丑”,欲要迎娶,乔女不嫁,然而她却认为孟生不嫌自己丑陋,是自己的知己,所以孟生死后,她为了酬报知己挺身而出,急其家难,抚其遗孤,撑其门户,增殖其产,自己却廉洁自守贫贱以终,表现出“士为知己而死”的美德。仇大娘则是在娘家面临破产时,挺身而出担起重担使家庭得以重新振兴。作者在这里着重肯定的是传统女性那种善于治家的天性。不畏困难、勇挑重担是她们所共有的美德。
(三)要独立,只要婚姻实质而不要名分的侠女
侠者是行走江湖,行侠仗义的人,他们路见不平,拔刀相助。而《侠女》中的侠女却是大家闺秀,但她同样具有“来无影,去无踪”的神秘特点。主要是为报父仇。更为特别的是她为报答顾生的养母之德,甘心情愿地未婚生子,给顾家传宗接代却不接受明媒正娶。侠女的婚姻观在讲贞节,讲究婚姻是“终身大事”的社会中,像她这样只讲求婚姻实质,而不讲表面的礼法和名分的表现,可以说是极其解放的思想。
更值得注意的是,《聊斋志异》中的女性不但敢于主动追求爱情,而且当爱情遭到背叛时能果断采取行动,毅然离开曾爱过的人,去寻找新的真正的爱情。《云翠仙》中的云翠仙母女为梁有才的苦苦追求和百般表白所打动,应允了他的
求婚。但后来张有才见利忘义,密谋背叛云翠仙。对此,云翠仙怒斥他的卑鄙行径,愤然离去。《阿霞》中的女主人公则在看到自己所爱的景生薄情寡义时,立刻断绝了与他的联系,同郑生结为姻缘。
不同环境与背景下的聊斋女性人物
在爱情和婚姻家庭生活中,聊斋女性呈现了前所未有的丰富性和多样性。在社会生活中,她们机智勇敢地同恶势力做斗争,谈笑嬉闹之间却敌兵,她们的才能、文才、治国才能也让庸碌的男子望尘莫及因此,环境对女性人物的性格形成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以婴宁为例:先从自然环境来说,婴宁这种纯净自然的性格是在一种纯粹自然的环境中形成的。婴宁就在这个处处是烂漫的山花的世界里长大。从古到今,花从来都是一种美好、高洁的象征,从她出场“拈梅花一枝”到最后,作者都把她置于花的海洋,在花的世界中所养成的爱花性情,如花的品格,这就揭示出了女主人公之所以具有憨直无邪、活泼开朗的天性的原因,这显然跟那个未经世俗熏染过的特定典型环境有着不可分的关系。自然环境在人物性格的形成中起着重要作用,同样人物所处的社会环境的影响也不可忽视。在《婴宁》中,婴宁未入世前与她最亲密的是鬼母和婢女小荣,社会关系单纯而朴素。她们都是源于自然,不属于那个秽浊的现实社会,她们是自由的,不受拘束的,对于自己的爱情,她们选择敢爱敢恨,大胆追求自己的幸福。在她们的思想中没有男尊女卑,女人不是天生受男人控制的,她们和传统的依附男人的女人截然不同。她们有主见,既主动热情又敢于追求爱情。而且独立不羁,拿的起放的下,进退自如。
而另一方面,黑暗社会,恶势力猖獗,官不为民做主,即使是七尺男儿有时在这样残酷的社会现实面前也会一筹莫展,而聊斋女性却能在家庭和个人为难的关键时刻,以自己特有的方式给恶势力以致命的一击,像复仇女神,使正义得到伸张。商三官、窦氏、庚娘就是这样的奇女子。《商三官》中的商三官,在即将完婚之际,父亲被恶霸杀害,哥哥告状一年多都毫无结果。商三官为父报仇,巧扮优伶,在仇人庆贺生日的当夜,将其杀死;《窦氏》中的窦氏本是一个痴情的女子,却被土豪南三复始乱终弃,活活逼死,死后化为厉鬼,终于报仇雪恨。现实生活中人不能做的事,鬼做了,做得痛快淋漓,大快人心;《庚娘》中的庚娘在公公、婆婆和丈夫遭到歹人王十八暗害,自己面临生死考验时,沉着冷静,勇敢机智,既保住了自己的清白,又亲手杀死了仇人。
《聊斋志异》中的女鬼大都与民间传说中的鬼不同:将鬼高度审美化了。弱化,淡化了鬼身上的鬼气,最大限度地来表现鬼的善与美。她们大多有娇好的容颜,娴静的妍姿,有着聪明才智与善良的心。
狐女小翠是一个性格塑造得很成功的狐女形象。她最引人瞩目的特点便是“善谑”。 同时聪慧、干练、果断和坚强。她那天真活泼、无忧无虑的'开朗性格在王太常仔细端详下露出的嫣然微笑中,在同母亲分别对“殊不悲恋”的表现中,就已有所露。在她身上,永远也找不到一丝愁苦的痕迹,永远也看不见半点忧伤的影子。同痴儿元丰一起生活,小翠是“殊欢笑,不为嫌。”她把自己的别院变成了一个游戏场,终日和元丰以及丫头们一起嬉戏。“刺步作圆,蹋蹴为笑”,“涂公子作花面如鬼”,以及扮古人,玩的名目既多,花样也新奇别致,整天奔逐笑闹,弹琴跳舞,不但闹得全家皆知,最后连邻里也知道。这个“善谑”的特点表现在小翠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之中。在王给谏与王待御政治斗争的环境中,王给谏越是寻隙中伤小翠的公公王待御,她的玩笑开得也就愈大,以致最后王待御时而无可奈何地概叹“余祸不远矣”,时而“惊颜如土”,大哭“指日赤吾族矣!”通过这种反衬,小翠“善谑”的主要性格特征更加鲜明耀眼了。但是小翠并不是单纯的“善谑”,通过这次事件,我们可以看出“善谑”中透露着小翠的聪慧、干练、果断和坚强。在整个事件中,小翠的杰出之处,不仅表现在计策本身的仔细周密,使仇敌自投罗网,还表现在她知道王给谏要害王太常,与元丰成礼后,就开始准备,把元丰的痴疾这一生理弱点变成有利条件。这些都充分显示出了小翠的足智多谋。
还有《小谢》中的小谢是个活泼可爱,不懂世事,乐不知愁的鬼仙。她聪明好学,心地善良,学什么都是一次就学会。与秋榕成为朋友后两肋插刀,和陶生在黑暗力量斗争中彼此帮助。作者充分利用鬼仙和幽冥世界所提供的超现实力量,通过人鬼相杂,幽冥相间的生活画面,深刻反映了社会现实的矛盾。
中国古代传统女性是不能有陶生、小谢等人的相互帮助,也不能有婴宁的笑,女性被定位为男人的附属品,扮演被支配的角色,小谢、婴宁、小翠的行经是对这一制约的颠覆和重新置配。使她们摆脱了“笑不露齿”、“三从四德”、“七出”等精神的桎梏都在嬉戏和畅笑中被消解了,令人刮目相看。这也充分体现了女性自主意识的崛起。
清代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黑暗,蒲松龄举业一再受挫的不幸,昔日友情的冷淡,现实中可望不可及的真实、自主的人生、情感,世态炎凉深沉凝重的体验,如此种种压抑郁积于蒲松龄胸中,作者只能将它们埋藏于意识的深处,最终借助于文学创作来得以表现和升华。从某种意义上说《聊斋志异》就是蒲松龄所体验过的情绪情感的形象载体,其笔下的术形象中都涵纳着作者蒲松龄的“真”性情。从《聊斋志异》全书来看,虽是儿女情长、谈狐说鬼,却是最贴近社会人生。在其大部分的篇章里,作者的爱憎强烈,作品中所塑造的女性形象是我国古代文学中一个新的高度。蒲松龄所设计的奇幻情节和塑造的奇幻人物形象,都具有理想的性质,但是这些只能存在于花妖鬼狐的幻境之中。因此,《聊斋志异》中的女性多半有着更美的品性。联系作者的一生不得志的际遇,则可感知他笔下的狐鬼故事大部分是他个人的生活感受而自由生发出来的,凝聚着他大半生的酸甜苦辣,表现着他对社会与人生的思考和对美好生活的憧憬向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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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周先慎:《明清小说导读》.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
[6]袁行霈:《中国古代文学史》.中国教育出版社,2017年第一版. [7]姜维枫:《聊斋志异女性形象浅议》.
《聊斋志异·青凤》中的人物形象光彩照人,其中青凤美丽聪慧、情理兼备、知恩图报,是一个敢于追求个人幸福的狐女形象;书生耿去病狂放不羁、执着痴情,富有狭义心肠;狐叟则是一个严苛的封建家长,但同时他又具有长者风范;而孝儿是一个恪守孝道、风流倜傥的谦谦君子。
一、青凤形象
1、美丽聪慧
青凤在文中正式出场较晚,但作者对她的描写却极为传神。耿去病夜闯旷废已久的宅第,与狐叟一家相遇,相谈甚欢。当谈到狐叟先祖的谱系时,狐叟遂命孝儿“请阿母及青凤来”,让她们也来听祖上的功德,于是青凤出场了。作者通过耿生的眼睛来描写青凤的美丽,“审顾之,弱态生娇,秋波流慧,人间无其丽也”,以至于让耿生一见倾心,“瞻顾女郎,停睇不转”,不能忘情。从狐叟口中得知,青凤“颇惠,所闻见辄记不忘”,如此美丽聪慧的女子,难怪耿生会念念不忘。
2、情礼兼备
《聊斋志异》中青凤与其他狐女最大的不同在于其对封建礼教的遵从。青凤自小由叔父抚养长大,叔父对她十分严格,处处以封建礼教的标准要求她,为了恪守封建礼教,她在面对所爱时内心是矛盾而犹豫的,所以青凤与耿生的感情一波三折。两人初次见面时,耿去病对青凤一见钟情,目不转睛,青凤则“俯其首”,一副娇羞之态。后来耿生故意用脚轻压她的脚,“女急敛足,亦无愠怒”,说明青凤对耿生并无憎意,只是封建礼教的思想枷锁让她羞于表达自己的真实情感。
在狐叟一家搬走前夕,青凤按捺不住相思之情,只身来见耿去病,她小心翼翼,迈着细碎的脚步。看到耿生后,她又“骇而却退,遽阖双扉”,这一系列动作描写将青凤迫切希望见到耿生却又犹豫不决的心理状态刻画的真实可感。幽会中的青凤羞涩、半推半就,对待爱情的态度充满矛盾与纠结,这正是情礼之争在她身上的具体体现。青凤告诉耿生“过此一夕,即相思无用矣”,依依惜别之情可见一斑。后来二人在幽会中被叔父撞见,青凤“羞惧无以自容,俯首倚床,拈带不语”,在叔父的责骂声中“低头急去”。此时的青凤不像一个无拘无束的狐女,更像一个知书达理、恪守封建礼教却又无比痴情的大家闺秀。
3、知恩图报
青凤同时也是一个知恩图报的形象。青凤与耿去病幽会时被狐叟撞见,狐叟丝毫不姑息叔侄之情,认为两人私会伤风败俗,青凤回房中后,其叔父依然“诃诟万端”。但当狐叟有难时,青凤不计前嫌,全力以赴要救出叔父。孝儿前来耿去病处求援,耿去病故意不同意。后来耿生将这件事告诉青凤,青凤大惊失色,曰:“果救之否?”随后青凤为叔父开脱,说自己从小被叔父抚养长大,养育之恩不能忘怀;另外,之前叔父责骂自己也是家范使然,不是叔父的个人意志。当耿去病救下狐叟后,青凤不计前嫌,将黑狐抱在怀中三天三夜,狐叟方才苏醒。狐叟苏醒后,青凤恳求耿生将原来的宅第借给他们,以成全自己回报叔父养育之恩的心意,这些都表现了青凤知恩图报的善良本性。
二、耿去病形象
1、狂放不羁
《青凤》中的耿去病是一个狂放不羁的书生。他的叔叔一家不堪诸多怪异惊扰搬离旧宅,
耿去病却嘱咐看守老翁看到或听到怪异之事就奔来相告,这种不惧邪祟的勇气表现出他的狂放不羁。闯入旧宅后,狐叟一家正在饮酒,耿去病大胆闯入,并笑说自己是不速之客。结识狐叟一家并对青凤一见钟情时,耿去病更是动手动脚,当众调戏青凤。后来竟至“神志飞扬,不能自主”,口出诳语说:“得妇如此,南面王不易也”。
后来,耿去病见到偷偷与他私会的青凤狂喜不已,青凤把门关上时,耿生跪在门前恳求她,说只希望捏一下她的手。青凤开门后,耿生便抱住青凤并让她坐在自己膝盖上,这一系列描写都表现出耿去病狂放不羁的性格特征。
2、执着痴情
耿去病在对待爱情上又是一个执着痴情的人物形象。初次结识青凤,耿去病坠入情网不可自拔,老媪发现他喝醉后愈发狂傲就领着青凤离开,耿去病“而心萦萦,不能忘情于青凤也”。在爱情的驱使下,他甚至搬到旧宅中居住,只为再次遇到青凤。后来狐叟为了让耿生知难而退,幻化成厉鬼相吓,耿生却染指研磨自涂,将自己也涂黑与之对视,使厉鬼惭愧而去。之所以不避险恶,正是因为耿去病对爱情的执着痴情。
当耿去病与青凤幽会被狐叟撞见,狐叟对青凤严厉责骂时,耿去病心如刀割,大声曰:“罪在小生,与青凤何与?倘宥凤也,刀锯铁钺,小生愿身受之!”正是源于对青凤的痴情,耿去病把一切错误都归咎于自己,生怕青凤受到一丝委屈。
3、富有侠义心肠
耿去病富有侠义心肠,清明节扫墓归途中,他见到两只狐狸被一犬逼逐,一只逃走,另外一只“依依哀啼”。耿去病“怜之,启裳襟,提抱以归”,这一细节足见耿去病极富同情心和侠义心肠,并没有因为狐狸是异类而放弃它们。同样,当得知所救狐狸就是青凤时,耿去病也没有因为青凤是狐女而憎恶她,反而“如获异宝”。
后来狐叟有难,孝儿请求耿去病救自己的父亲,耿生表面不同意,实际还是不计前嫌,救下了狐叟。
三、狐叟形象
1、严苛的封建家长
《青凤》中的狐叟是一个严苛的封建家长形象,他代替青凤的父亲行使家长的职权,对青凤管教甚严。青凤明知耿去病的??成钋椋?却不敢接受,原因在于“叔闺训严,不敢奉命”。当狐叟发现耿去病与青凤的深情厚谊时,他首先想到的不是成全青凤的爱情而是怕青凤与耿去病的私情有辱门户,所以化作厉鬼恐吓耿生,好让他知难而退。不料耿生在爱情的驱使下却对这险恶处境无动于衷,后来狐叟不得不举家搬迁。在搬迁前夕,狐叟撞见青凤与耿去病幽会,便严厉苛责青凤,怒骂:“贱辈辱吾门户!不速去,鞭挞且从其后”!狐叟的所作所为正是封建家长的专横做派。
2、长者风范
值得注意的是,看似冥顽不化的狐叟在被耿去病救下性命之后,了解到耿去病对青凤的痴情以及事情的来龙去脉,对耿去病“惭谢前愆”,冰释前嫌。后来就像一家父子一样,再也没有猜忌,和和美美地和谐共处。遵守封建伦理的狐叟也非蛮横无理之人,而是展现出了长者风范。
四、孝儿形象
作者对孝儿着墨不多,却将其形象塑造的真实鲜活。耿去病私闯旧宅,惊到狐叟一家,狐叟与耿去病谈话间招来孝儿,“孝儿亦倜傥”,与耿去病一见如故。后来,冰释前嫌后孝儿还经常到耿生书房谈笑喝酒,其乐融融。后来还当了耿去病儿子的老师,“循循善教,有师范焉”。可见孝儿在文中就是一个风流倜傥的谦谦君子。
除此之外,孝儿又是一个恪守孝道的理想化人物。当自己的父亲遭遇横祸时,孝儿找到耿去病,伏地不起,悲怆欲绝,希望耿生能伸出援手拯救他的父亲。耿去病佯装不救时,孝儿“哭失声,掩面而去。”
正是这些熠熠生辉的人物形象,共同书写了狐女青凤和书生耿去病悲欢离合的爱情故事。随着故事情节的推进和人物形象的演绎,青凤和耿去病在追求爱情自由的道路上,由矛盾彷徨最终上升到对爱情坚定不移的相守。
在自己的家门口开了一家茶馆,他请喝茶的人给他讲故事,并交这些故事,陆云自己的创作最终创作出了这本书;他的文笔是非常好的,这本书中很多的小说细节都是非常的到位
聊斋志异论文提纲
《聊斋志异》是明清文言梦幻小说的经典之作那么它在其中的影响又是怎样的呢?
一、 总述《聊斋志异》的地位、前人研究《聊斋志异》关于讽刺艺术的情况。
二、概括《聊斋志异》中鬼狐妖的形象。与魏晋、唐传奇中鬼狐妖形象进行对比,突出现在《聊斋志异》中的鬼狐妖的形象是拥有完美的人性、超凡的本领和美貌,这与前人所塑造的厉鬼和狡猾狐狸妖的形象有着颠覆性的变化,这一种变化就一方面说明了作者非凡的想象力和勇于打破常规的创造力,另一方面也说明了鬼狐妖的形象有一种提升的空间,鬼狐妖的形象人格化了。
三、鬼狐妖的形象塑造上就具有讽刺艺术。讽刺用于暴露对象的缺点和可爱之处,用夸张或者反讽等方式揭示事实。以《婴宁》为例。婴宁爱笑的形象到最后不笑的形象反映出当时的社会容不了像婴宁这样纯真、笑得烂漫的女子的存在,讽刺当时肮脏的人间社会容不下一点美好的事物的存在。
四、人与鬼狐妖形象的对比,更显出鬼狐的人性的光辉。作者用鬼狐代表正义的呼声,没有塑造典型的英雄人物形象,这是因为在当时的社会下,人非人,甚至远离人间的鬼狐妖比君子更可爱更具有人性的光辉,所以作者只能寄托虚幻的鬼狐妖来展示出世间的美好,另一方面,也讽刺了在当时社会的人都带着一颗邪恶贪婪的心活着,导致了人性的毁灭,人都不能算是人了,只能通过鬼狐原本被认为是邪恶的代表来传递人性的美好,而原
本最应该具备人性的美好的人却比不上鬼狐妖。
1、以《武孝廉》为例。石孝廉原本是身患重症之人,靠的狐女的一颗救命丸续命,狐女不求回报而且还愿意伺候石孝廉,后来石孝廉得知狐女的真实身份后却要杀了她。一个善良、宽厚和气、得体的狐女和一个以怨报德、豺狼野心的石孝廉这两个形象有着鲜明的对比,反衬出人类的丑恶,竟然比狐狸还要凶狠,进一步讽刺了人类社会的复杂和人性的丑恶。
2、《葛巾》为例。葛巾这一美艳的花妖,被常大用的爱花之情所感动,而以身相许,葛巾不仅使常大用家业兴旺,而且把自己的妹妹许配给常大用的弟弟,两姐妹为常家生了儿子,葛巾做到了传统妇女的典范,但是在常大用知道了妻子的真是身份后,以前对葛巾的痴爱却消失了,甚至对葛巾产生怀疑,与叶公好龙这一故事一样,作者辛辣地讽刺了常大用这人物,揭示了他的虚伪、表里不一的坏作风。
3、以《小翠》为例。一个狐仙,对于王家无意之中施予的恩德,还想着报答,而王家傻公子受小翠再生之福,却因一只破瓶打碎而被打碎而失声叫骂,何其鄙吝之至,和公子分手后又破镜重圆,找好替身后又从容离去,从这件事可以知道,仙人之情,远比世俗之人深厚。讽刺了世俗之人鄙陋的人性,不及狐狸的情谊之深。
五、结束语。
明清文言梦幻小说是中国古典小说的重要组成部分。文言梦幻小说经历了先秦的萌芽、六朝的发轫、唐宋的定型、蒙元的平寂,至明清时期达到辉煌。
对明清梦幻小说进行研究可以更为清晰地探索其发展的历史轨迹、情节范型和叙事神理,从而在历史纵线上观照文言梦幻小说自身的发展规律及其对传统古典小说的继承和超越中文系毕业论文提纲中文系毕业论文提纲。明清文言梦幻小说的历史发展阶段可以分为四个时期:自明建国起至嘉靖初年,以“剪灯”系列为代表,文言梦幻小说逐渐走出蒙元低谷,进入承前启后的复苏期; 明末清初动荡的社会和黑暗的政治使得梦幻题材成为文士抒发情怀、消释块垒的重要载体,文言梦幻小说相继涌现。而《聊斋志异》的出现,则标志着文言梦幻小说走出唐传奇梦幻小说的光环步入一个新的高峰;雍正至乾嘉年间,《聊斋志异》的风行,促使模拟效颦之作继踵激增,风起云涌,繁荣一时,出现了许多颇有新意、颇有创制的作品;道光以后,文言梦幻小说逐渐落潮,直至完全终结,退出历史舞台。文言梦幻小说是文人的释怀与写心,明清时期的文言梦幻小说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在情节范型方面又有所创新与突破。
其常见情节范型主要有六类:以梦幻的形式表达作者的政治见解,在人生如梦的感触中表现自己落魄境遇、用世志向、刺世之心、政治理想和人生社会哲理思考的“梦幻人生范型”;因相思爱恋“心驰到彼”、灵肉分离的“因爱离魂范型”;因渴望自由平等、精神交通的婚恋,故而在精神上幻想一种理想婚恋的“婚姻艳遇范型”;以梦幻的形式承载某种政治目的、政治理想、政治抱负的“政治话语范型”;受佛教思想、佛经故事影响,用小说的体裁于梦中劝诫世人弃恶从善,以淳化社会风俗的'“果报轮回范型”;以梦游地狱和梦游仙境的形式批判现实的黑暗与表达理想社会图景的“游冥游仙范型”。
梦幻小说自有一套叙事策略,尽管其并非文言梦幻小说所专有。但通过对明清文言梦幻小说进行理性分析和透视,可以从中体察出明清文言梦幻小说与其它文言小说在叙事视角、叙事时间、叙事结构等方面的不同之处文言梦幻小说是文士的主体性创造活动的结晶,真实地反映了文士的审美心态和审美追求。受梦幻本身所具有的朦胧性、虚幻性等特有属性的决定,明清时期的文言梦幻小说体现出鲜明的虚实相生的浪漫幻设特点、姿彩各异的语言特色以及浓郁的诗情画意韵味中文系毕业论文提纲论文。明清文言梦幻小说的渐趋势微是历史的必然,然而,它却将梦幻载体的精髓注入其后文学体裁。民国之后,五四时期,梦幻题材的一度繁荣,当与此有一定关系。因此,通过对明清文言梦幻小说的集中探讨,我们可以更加深入地了解其题材、范型之发展渊源及其艺术特色,从而更全面地把握文言梦幻小说的整体面貌。
中文摘要3-4
英文摘要4-8
引言8-23
一、文言梦幻小说的界定8-11
二、文言梦幻小说的历史流变11-14
三、文言梦幻小说的研究历史与现状14-21
四、文言梦幻小说研究的意义与方法21-23
第一章 明清文言梦幻小说的历史发展阶段23-45
第一节 “剪灯”系列:承前启后的复苏期(明建国起至嘉靖初年)23-26
第二节 《聊斋志异》:走向高峰的转型期(明嘉靖初年-清康熙年间)26-38
第三节 “聊斋”拟作:推波助澜的沿承期(雍正年间起至乾嘉盛世)38-41
第四节 《聊斋》余絮:新旧交替的终结期(道光年间至光绪末年)41-45
第二章 明清文言梦幻小说的常见情节范型研究(上)45-61
第一节 梦幻人生范型45-52
第二节 因爱离魂范型52-57
第三节 婚姻艳遇范型57-61
第三章 明清文言梦幻小说的常见情节范型研究(下)61-85
第一节 政治话语范型61-70
第二节 果报轮回范型70-78
第三节 游冥游仙范型78-85
第四章 明清文言梦幻小说亚常见情节范型研究(存目)85-86
第五章 明清文言梦幻小说叙事模式研究86-102
第一节 叙事视角86-91
第二节 叙事时间91-97
第三节 叙事结构97-102
第六章 明清文言梦幻小说的审美追求102-110
第一节 虚实相生的浪漫幻设102-104
第二节 姿彩各异的语言艺术104-107
第三节 诗情画意的韵味107-110
第七章 明清文言梦幻小说梦幻与白话梦幻小说比较研究(存目)110-111
第八章 明清文言梦幻小说文化研究(存目)111-112
第九章 明清文言梦幻小说的影响及地位112-114
附录114-121
结语121-123
参考文献123-127
后记127-128
《聊斋志异》研究自20世纪80年代兴起,至今已走过了近30年的历程,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笔者从评点文本的整理与考辨、评点的思想价值、小说理论价值、评点家、评点史等方面,对这30年的成果进行爬梳整理,力求作出客观的评述,并提出目前研究存在的不足及需要解决的问题,希望对《聊斋志异》评点研究有所推进。古代的文人墨客,读书时经常在句里行间,书头文尾,加以简要的评语或施以丹黄圈点,用以品藻诗文,抒发体会,人们把这种形式称作“评点”或“评注”,是中国特有的文学批评形式之一。由于其表现形式零碎、不成系统、故一直以来被遗忘在历史尘埃里。直至20世纪80年代,随着思想的解放和认识的逐步深入,随着对“如何处理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问题”的深入讨论,人们才将关注目光投射到评点这一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学批评上来。《聊斋志异》评点研究就是随着这股思潮涌现出的新的学术课题。通行的是:将与作品连为一体的批评称之为“评点”,其形式包括序跋、读法、眉批、旁批、夹批、总批和圈点 [1] (P6)。可以看出,与文本紧密结合的批评是评点的主体,鉴于此,对于只以单篇形式独立存在、没有批语与之相呼应的序跋为对象的研究文章,本文暂不收录。本文从评点文本的整理与考辨、评点的思想价值、评点小说理论价值、评点家、评点史、评点形式等方面,对近30年的《聊斋志异》评点的研究现状进行爬梳整理,力求作出客观的评述,并提出目前研究存在的不足及需要解决的问题,希望对《聊斋志异》评点研究有所推进。一、在古代,小说地位无法与正统的诗文相比,因而依附于它的“小说评点”,其处境可想而知。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有大量小说评点者的真实姓名湮没无闻,能够刊刻随原著一起传播的评点本毕竟有限。未被发现的评点本尚且不论,就是被公认为《聊斋志异》评点大家的冯镇峦和但明伦等评点本的相关资料也十分有限。因此,对评点本的搜集、整理、考辨工作就显得非常重要。[2] (P1-12)、[3] (P75-92); [4] (P78-87)虽然王渔洋在《聊斋志异》的传播及评点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但由于小说原著版本的复杂性及传抄过程中的偏差,导致王渔洋评点也出现异文。如万隆 [5] (P85-93)认为王渔洋批语为32条,而王清平 [6] (P111-115)则坚持是36条。后者立论翔实,论据有力,故较为可信。《〈聊斋志异〉“王评”考述》 [7] (P13-19)一文,对王渔洋评点写作时间、蒲松龄抄录王评的形式等加以考证。以上三篇文章无疑为我们认识王士禛评点之原貌有重要作用。除此之外,张菊如《王批〈聊斋志异〉评价》 [8] (P120-128)发现有正书局排印出版的《原本加批〈聊斋志异〉》的付排印本是《王批〈聊斋志异〉》,只不过被增删篡改过。杨海儒 [9] (P136-155)亦对“有正本”提出了质疑,认为有正本已非蒲著之原貌,而是经过书商的篡改。这两篇文章均是经过细心考辨得出的结论,对正确认识“有正本”之发展演变有指导作用。总的看来,关于评点本的整理考辨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这只是冰山一角,有待解决的问题还很多,需要广大学者同仁的继续努力。二、该文将评点放到但明伦所处的历史环境中去考察其价值,无疑有新颖之处。汪庆元《〈聊斋志异〉方舒岩评点初探》 [12] (P85-98)认为方评多是触时事而发,他以强烈的爱憎赞扬了具有反抗精神的人物,批判了封建统治势力、封建知识分子的软弱,小市民的虚荣及其封建道德观念等等。可见方评的批判力度与广度要超过其他诸家。该文持论中肯,论证严谨,具有参考价值和认识价值。21世纪以来关于思想方面的学术成果虽然比较少,但研究视角有所拓展。如张稔穰《冯镇峦、但明伦等对〈聊斋志异〉思想内容的评点》 [13] (P75-83)认为但明伦、冯镇峦等人的评点与金圣叹的小说评点比较起来,更重视对作品思想内涵的挖掘。他们评点的依据是儒家的伦理道德,评点内容涉及作者立言本旨、作品中人物言行心理、作品写到的社会现象等许多方面。陈昌茂、毛翔《论〈聊斋志异〉但明伦评点本中的孝悌思想及其现代价值》 [14] (P72-77)一文,从对但明伦其名的阐释入手,对“孝”和“悌”进行分类并加以评述。文章的可贵之处在于作者试图挖掘但明伦关于“孝悌”思想的现代意义。另外何金文、董玉洪、张文、张四妮等文,王先霈等人的专著中间偶有涉及,兹不赘述。三、从文学理论的角度观照小说评点,是当今小说评点研究的重要领域,也是研究比较深入的部分。关注的焦点大致集中在评点包含的创作动机、篇章结构、艺术形象塑造等方面。对这些问题的讨论有利于深化《聊斋志异》的研究,对中国古代小说理论、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亦有重要意义,也是我们当下建设有中国特色文学理论值得参考和借鉴的对象。如孙一珍 [10] (P282-310)总结出但评关于艺术创作的八大辩证关系、塑造艺术形象的十种笔法等,是较早进行《聊斋志异》评点研究的成果之一。盛瑞裕 [11] (P340-353)的《聊斋但评特色之我见》承袭了孙一珍的思路,他将艺术形式分为文法和章法两种,与孙一珍的分法多有交叉。赵馥的《但明伦小说鉴赏体系之研究》 [15] (P93-98)一文,一改视评点零散琐屑、无系统的观点,从鉴赏家审美情感之再现、聊斋艺术美之升华、立体化的审美鉴赏体系、聊斋艺术客观效应之反馈等四个方面阐述了但评的审美体系。这篇文章立论严谨,论据明晰,观点新颖,深化了对但明伦评点的系统化研究。《冯镇峦评本〈聊斋志异〉初探》 [16] (P83-89)认为冯氏是把《聊斋志异》当作“小说”来分析和批评的,准确地把握到了生活真实与艺术虚构之间的关系,为冯镇峦其人其事其评点的研究开了一个好头。在《明清小说评点中的“另类”——冯镇峦、但明伦等对〈聊斋志异〉艺术规律的发掘》 [17] (P123-130)中,张稔穰先生指出:在小说理论史上,冯、但等人对《聊斋志异》的评点第一次肯定了文言小说集体例驳杂的合理性及其审美意义。他们指出了《聊斋》故事的“虚构”特色,分析了“志异”产生的深层原因,挖掘出了蒲松龄塑造鬼狐形象的特点及主要方法,并对一些独特的“文法”进行了分析和命名。该文材料丰赡,论述详尽,是一篇有重要学术价值的研究成果。四、评点之传播价值研究小说评点的兴起和发展是以推动小说的商业传播为其主要目的,评点几乎成了小说传播的一种促销手段。《聊斋志异》评点的繁荣也离不开这个原因。以往人们只关注评点的理论价值,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研究视野的扩大,研究方法的增加,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进行除理论价值以外的其他价值的研究,如传播价值。盛瑞裕 [11] (P340-353)先生独具慧眼,他认识到了评点的传播价值和商业价值,认为《聊斋》评点,往往能因评点家的真知灼见而一语中的,起到“传作者苦心,开读者了悟”的作用,成为沟通作者和读者心灵的桥梁,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和不容低估的存在价值。文章对这个问题虽着墨不多,但把握准确。这对《聊斋志异》评点的多视角研究具有重要意义。进入21世纪后,小说评点传播价值的研究进入了一个蓬勃发展时期。据谭帆先生认为,小说评点的传播价值大致表现为内外两端。就外在现象而言,表现为小说评点对小说的传播和普及的促进;就内在形态而言,则表现为评点本身在欣赏层面上对读者的阅读影响和指导作用 [1] (P117)。张文 [19]主要着眼点是但明伦评点对读者阅读的影响和指导作用,是内在形态的研究。黄晓明 [30]则着眼于评点的外在现象,强调评点活动对《聊斋志异》的文本的改动,以及其地位的不断攀升中所起的作用。五、评点家研究评点家研究是评点内容研究深化的表现之一。关于评点家的生平资料,疑问颇多,鲜有详备者。故近年来,一部分学者致力于评点家其人其事的考证。八十年代,孙一珍和盛德瑞的文章中对但明伦其人其事有所涉及,但都未作深入考察。九十年代以后这种情况有所改变,如吴丕的《但明伦小传》 [31] (P83-87)和寇金富的《著名聊斋评论家但明伦》 [32] (P35-37),就是专门介绍但明伦的文章。吴先生以历史的眼光,重新审视但明伦其人其事,在肯定他文学造诣的基础上,对历史上把但明伦誉为“名贤”和“了不起的军事家”这一观点提出异议,并举出大量的事实证明其“交易退敌术”的荒谬,目的在于让人们了解真实的但明伦。寇金富则恰恰相反,他是以赞扬为基调,对其所犯过的历史错误则一笔带过而着重肯定其评点《聊斋志异》所作的贡献。在继承了前人成果的基础上,山东师范大学张文 [19]又向纵深挖掘,他根据《清朝贡举年表》、《清朝御史题名录》、《广顺州志》、《清史稿》等文献资料,撰写的《但明伦论》一节,论据充足、可靠,论证逻辑严谨,可以看作是关于但明伦比较详细、客观、公正的考述,显示了较高的学术功底。何金文、胡邦炜的《冯镇峦评本〈聊斋志异〉初探》 [16] (P83-89)是研究冯镇峦评点的早期成果。关于冯镇峦其人其事其文,有简短介绍,认为“在四川清代的学术史上,冯镇峦无疑是一个值得发掘的人物。”关于冯镇峦的籍贯,学者们一般根据其在《读聊斋杂说》“涪陵冯镇峦远村氏”的落款以及《喻序》推出:冯镇峦,字远村,涪陵人。涪陵究竟何指?研究者一般认为是今四川涪陵。据李胜、张勤 [26] (P134-137)考,冯镇峦之籍贯“涪陵”,乃用隋唐及宋时古称,实为当时之合州即今日之重庆合川。材料有据,考辨有力,表现出了其相当的学术功力。《聊斋志异》方评的出现比较晚,关于其作者方舒岩,后人知之甚少。汪庆元的《〈聊斋志异〉方舒岩评点初探》 [12] (P85-98),根据评点对其籍贯及其评点年代作出了初步推测:方舒岩,浙江淳安县人,他评点《聊斋志异》应该是嘉庆十六年以后的几年间中的事情。关于方舒岩的研究有待于史料的进一步发掘。吕扬、张菊如、刘世德及董玉洪、孙虎堂、黄晓明、张四妮等人论文中均对部分评点家生平有所介绍。六、评点史的研究不容置疑,科学每前进一步,都是以继承吸收前人成果为基础的,因此对清人研究成果进行爬梳整理是十分有必要的。吕扬的《〈聊斋志异〉研究史话》 [33] (P90-94)、赵伯陶《读〈聊斋〉札记——〈聊斋〉清人旧评刍议》 [34] (P71-83)、黄洽的《自出手眼,别开天地——清人〈聊斋志异〉的评点述说》 [35] (P72-75)等均是运用历史研究的方法,宏观介绍了清代《聊斋志异》的评点情况或研究情况,但论述各有侧重。吕扬以宏观的视野,把《聊斋志异》三百多年的研究史进行梳理,将其分为三个时期:一是为“志异”正名时期。如高珩、唐梦赉等人对“子不语”派的批判;二是从《聊斋志异》成书到冯评出现,这个时期的评点和评论大多是放在对蒲的创作意图和小说艺术成就的探讨上;三是评点期。这个时期评点本大量出现,对《聊斋志异》展开了全面的研究。黄洽则是从评点内容着手,将清人《聊斋志异》评点也分为三个方面,分别是为《聊斋志异》正名、对小说思想价值的揭示、对小说创作特色的分析。这两种分法各有其合理之处,对我们系统了解《聊斋志异》评点的总体概况有一定帮助。据盛伟 [36] (P75-80)先生统计,现存《聊斋志异》评本有十六、七家之多。其成就孰高孰低,人们议论纷纷。如何用一种较为合理的标尺为参照物,去衡量各家的成就与价值?赵伯陶找到了“小说评点派”这把尺子。他从小说评点派的角度观照诸家评点,认为王渔洋与冯镇峦、何守奇、但明伦三家不同,是文人兴之所至下的笔墨,而三家评点亦各有轩轾。冯评重在宏观把握,但评显示了卓越的艺术鉴赏力,往往于微观之处见精神。何评较冯、但二家为单薄,但其闪光之处也值得玩味。综观四家评点,作者可谓是抓住了它们的主要特色。亦有学者就某一家评点的研究情况进行梳理分析,比如张文的《但评研究综述》 [37] (P8-11),就是针对近30年但明伦评点研究成果的归纳总结。七、评点形式的研究近30年关于“评点”批评方式本身特征的研究成果较少,主要集中在对评点形式、评点方法的探索与总结以及评点语言特色等问题。评点具体形式包含哪些,历来观点不一。如黄晓明 [30]认为《聊斋志异》评点的形式包括:1、序跋;2、边缘批语;3、行间批语;4、本文后总批,包括作者自评;5、强调符号;6文后附录;7、插图等。笔者认为这种分法将评点的外延过度扩大,消解了“评点”之所以为“评点”的特性。孙树木《浅谈冯镇峦对〈聊斋志异〉的评点》 [38] (P69-71)一文中,对冯评中大量的夹评予以观照,并归纳出比较法、比喻法、借用法等冯镇峦常用的评点方法。对于各家评点的语言特色,亦有学者关注,如张文 [19]对但明伦评点语言的特色的挖掘,认为但评有“评点细致、富有层次、语带禅机、幽默风趣、擅长譬喻,有详细的论述”等诸多优点。张四妮 [20]归纳总结了冯镇峦叙事简洁、喜用典故、语言容量大的特点。与其他问题相比较而言,评点形式的研究有待于进一步的拓展。八、影响评点的文化因素的研究文学是文化之花。文学的发展离不开孕育其的土壤——文化。因此,从文化学的角度来研究和审视《聊斋志异》诸家评点,是研究走向深入的表现,也是研究向多元、现代发展的必然趋势。这一视角较少为人注意,值得认真研究。今之学者蒋玉斌 [39] (P95-98,111)打破以往研究“只关注评点本身的拘囿”,将关注的目光扩展到整个清代的文化史,特别是清代的学风。认为清代的经世致用、考据、崇尚古文之风深深影响了《聊斋志异》的评点。他指出“在清代学风的文化背景之下观照《聊斋志异》评点,有利于我们更加深入地把握《聊斋志异》评点的理论价值,并进一步探讨小说评点(尤其是文言小说评点)在理论史上的独特地位。毋庸讳言,这也有利于我们准确而深入地理解饱含蒲松龄‘孤愤’之情的《聊斋志异》的深刻内涵。”文章视野宽广,阐释精深,论述详密,考证谨严,达到了很高的学术水平,是不可多得的佳作。董玉洪 [40] (P86-87)亦是从文化层面上去探索影响《聊斋志异》评点勃兴的文化背景及原因,他指出:小说评点形式的成熟和《聊斋志异》本身批判现实和崇尚真情的题材魅力共同促成《聊斋志异》评点的勃兴及广泛传播。将《聊斋志异》评点放在小说评点史、清代的文化史、思想史的三维坐标上去予以定位,这样的尝试有利于正确认识和评价《聊斋志异》的价值。除此之外,黄晓明、张四妮等人的文章也涉及到了这一问题。九、回顾与展望近三十年来,《聊斋志异》评点虽然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其中不乏见解新颖、学术价值较高的论著。但是,我们也应该清醒地看到,研究中存在着明显的不足,有些论文缺乏对研究的推进作用和对他人的启发意义。研究中存在的许多问题还有待深入探讨,甚至有待于新的突破。1、新资料的发现和整理。文献资料的挖掘、整理和利用是学术研究的基础,资料的突破往往会带来研究的新进展。《聊斋志异》一些评点本尚有许多相关基础资料不详,存在大量可以挖掘的空间,因此还需要学者们进一步的努力。2、研究范围的进一步拓展。探究范围的大小与研究的深度与广度有直接的关系。既有的成绩并不表明我们的研究范围已经穷尽了。因为客观方面,有许多材料有待发掘或正在被不断发现;主观方面,与研究者的思维、视野的转变和拓展有关系。以现有成果来看,新世纪以来,研究者们往往将目光锁定在冯评、但评上。而其他各家有的仅仅是整理出来而没有人去研究,有的至今为止只有一篇概括性介绍的文字,我们理应发掘其有价值的资源。3、更新和改进研究方法。已有成果大多从小说理论角度看评点,对其丰富的文化内涵缺乏关注。评点在中国小说史上虽然是以“批评”的面貌出现的,但其实际所表现的内涵远非文学可以涵盖。今之学者应当建立在对新学科、新方法吸收的基础上,把小说评点从以往纯作理论批评研究的狭隘视角中解放出来,研究影响《聊斋志异》评点产生的文化、社会、经济等因素,把握其多重的文化价值。十、结语小说评点是中国特有的文学批评形式,对其进行系统的梳理和研究必定会推进中国小说理论的建设和特色文学理论的建设。《聊斋志异》是中国古典名著之一,在国际上也有重要的影响。关于它的评点理应得到重视。
他平时特别喜欢跟别人聊天,而且听了特别多的故事,受到了启发,就创作出了这本小说,文笔特别好,让人特别精神。
在我国封建社会里,女性处于被歧视、被压迫的地位。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孔子就把女性打入与“小人”同类的行列,“惟女子与小人难养也”,人们自觉不自觉地奉行着“女子无才便是德”的信条,给女性套上了难以解脱的精神枷锁。同时。在 《聊斋志异》中的女性不再被笼罩在男性的阴影之下,丧失了自身的意义,而是充分显示出了自己的主动性,充满了进取精神,她们在爱情婚姻的追求上表现得大胆热烈,毫不顾及封建礼教的种种束缚,敢于按照自己的感情和意愿,义无返顾地去追求,忠贞不渝地去爱,直到实现与所爱的人的幸福结合。爱情背景下聊斋女性的代表主要有:
(一)敢爱敢恨的狐妇
《武孝廉》中的狐妇在石某病时救了石某,也不嫌弃他的落魄嫁给他,并且帮助他走上仕途,但石某不知恩图报,百般侮辱、谋害狐妇,狐妇在得知石某要杀死自己后决然收回自己赠给石某的丸药,让石某旧病复法而亡。作者让那些负心汉一个个没有好下场,一方面表明了作者对这些被侮辱女性的同情,另一方面表现了作者对封建制度的鞭笞。不难看出,这些被侮辱的女性她们虽然普遍命运悲惨,都是为男子所遗弃所侮辱,但是她们都有坚决的反抗精神,最终都惩罚了那些负心汉。
(二)外貌丑而心灵美的乔女
乔女在丈夫穆生死后,志不二嫁。后来孟生不嫌其“黑丑”,欲要迎娶,乔女不嫁,然而她却认为孟生不嫌自己丑陋,是自己的知己,所以孟生死后,她为了酬报知己挺身而出,急其家难,抚其遗孤,撑其门户,增殖其产,自己却廉洁自守贫贱以终,表现出“士为知己而死”的美德。仇大娘则是在娘家面临破产时,挺身而出担起重担使家庭得以重新振兴。作者在这里着重肯定的是传统女性那种善于治家的天性。不畏困难、勇挑重担是她们所共有的美德。
(三)要独立,只要婚姻实质而不要名分的侠女
侠者是行走江湖,行侠仗义的人,他们路见不平,拔刀相助。而《侠女》中的侠女却是大家闺秀,但她同样具有“来无影,去无踪”的神秘特点。主要是为报父仇。更为特别的是她为报答顾生的养母之德,甘心情愿地未婚生子,给顾家传宗接代却不接受明媒正娶。侠女的婚姻观在讲贞节,讲究婚姻是“终身大事”的社会中,像她这样只讲求婚姻实质,而不讲表面的礼法和名分的表现,可以说是极其解放的思想。
更值得注意的是,《聊斋志异》中的女性不但敢于主动追求爱情,而且当爱情遭到背叛时能果断采取行动,毅然离开曾爱过的人,去寻找新的真正的爱情。《云翠仙》中的云翠仙母女为梁有才的苦苦追求和百般表白所打动,应允了他的
求婚。但后来张有才见利忘义,密谋背叛云翠仙。对此,云翠仙怒斥他的卑鄙行径,愤然离去。《阿霞》中的女主人公则在看到自己所爱的景生薄情寡义时,立刻断绝了与他的联系,同郑生结为姻缘。
不同环境与背景下的聊斋女性人物
在爱情和婚姻家庭生活中,聊斋女性呈现了前所未有的丰富性和多样性。在社会生活中,她们机智勇敢地同恶势力做斗争,谈笑嬉闹之间却敌兵,她们的才能、文才、治国才能也让庸碌的男子望尘莫及因此,环境对女性人物的性格形成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以婴宁为例:先从自然环境来说,婴宁这种纯净自然的性格是在一种纯粹自然的环境中形成的。婴宁就在这个处处是烂漫的山花的世界里长大。从古到今,花从来都是一种美好、高洁的象征,从她出场“拈梅花一枝”到最后,作者都把她置于花的海洋,在花的世界中所养成的爱花性情,如花的品格,这就揭示出了女主人公之所以具有憨直无邪、活泼开朗的天性的原因,这显然跟那个未经世俗熏染过的特定典型环境有着不可分的关系。自然环境在人物性格的形成中起着重要作用,同样人物所处的社会环境的影响也不可忽视。在《婴宁》中,婴宁未入世前与她最亲密的是鬼母和婢女小荣,社会关系单纯而朴素。她们都是源于自然,不属于那个秽浊的现实社会,她们是自由的,不受拘束的,对于自己的爱情,她们选择敢爱敢恨,大胆追求自己的幸福。在她们的思想中没有男尊女卑,女人不是天生受男人控制的,她们和传统的依附男人的女人截然不同。她们有主见,既主动热情又敢于追求爱情。而且独立不羁,拿的起放的下,进退自如。
而另一方面,黑暗社会,恶势力猖獗,官不为民做主,即使是七尺男儿有时在这样残酷的社会现实面前也会一筹莫展,而聊斋女性却能在家庭和个人为难的关键时刻,以自己特有的方式给恶势力以致命的一击,像复仇女神,使正义得到伸张。商三官、窦氏、庚娘就是这样的奇女子。《商三官》中的商三官,在即将完婚之际,父亲被恶霸杀害,哥哥告状一年多都毫无结果。商三官为父报仇,巧扮优伶,在仇人庆贺生日的当夜,将其杀死;《窦氏》中的窦氏本是一个痴情的女子,却被土豪南三复始乱终弃,活活逼死,死后化为厉鬼,终于报仇雪恨。现实生活中人不能做的事,鬼做了,做得痛快淋漓,大快人心;《庚娘》中的庚娘在公公、婆婆和丈夫遭到歹人王十八暗害,自己面临生死考验时,沉着冷静,勇敢机智,既保住了自己的清白,又亲手杀死了仇人。
《聊斋志异》中的女鬼大都与民间传说中的鬼不同:将鬼高度审美化了。弱化,淡化了鬼身上的鬼气,最大限度地来表现鬼的善与美。她们大多有娇好的容颜,娴静的妍姿,有着聪明才智与善良的心。
狐女小翠是一个性格塑造得很成功的狐女形象。她最引人瞩目的特点便是“善谑”。 同时聪慧、干练、果断和坚强。她那天真活泼、无忧无虑的'开朗性格在王太常仔细端详下露出的嫣然微笑中,在同母亲分别对“殊不悲恋”的表现中,就已有所露。在她身上,永远也找不到一丝愁苦的痕迹,永远也看不见半点忧伤的影子。同痴儿元丰一起生活,小翠是“殊欢笑,不为嫌。”她把自己的别院变成了一个游戏场,终日和元丰以及丫头们一起嬉戏。“刺步作圆,蹋蹴为笑”,“涂公子作花面如鬼”,以及扮古人,玩的名目既多,花样也新奇别致,整天奔逐笑闹,弹琴跳舞,不但闹得全家皆知,最后连邻里也知道。这个“善谑”的特点表现在小翠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之中。在王给谏与王待御政治斗争的环境中,王给谏越是寻隙中伤小翠的公公王待御,她的玩笑开得也就愈大,以致最后王待御时而无可奈何地概叹“余祸不远矣”,时而“惊颜如土”,大哭“指日赤吾族矣!”通过这种反衬,小翠“善谑”的主要性格特征更加鲜明耀眼了。但是小翠并不是单纯的“善谑”,通过这次事件,我们可以看出“善谑”中透露着小翠的聪慧、干练、果断和坚强。在整个事件中,小翠的杰出之处,不仅表现在计策本身的仔细周密,使仇敌自投罗网,还表现在她知道王给谏要害王太常,与元丰成礼后,就开始准备,把元丰的痴疾这一生理弱点变成有利条件。这些都充分显示出了小翠的足智多谋。
还有《小谢》中的小谢是个活泼可爱,不懂世事,乐不知愁的鬼仙。她聪明好学,心地善良,学什么都是一次就学会。与秋榕成为朋友后两肋插刀,和陶生在黑暗力量斗争中彼此帮助。作者充分利用鬼仙和幽冥世界所提供的超现实力量,通过人鬼相杂,幽冥相间的生活画面,深刻反映了社会现实的矛盾。
中国古代传统女性是不能有陶生、小谢等人的相互帮助,也不能有婴宁的笑,女性被定位为男人的附属品,扮演被支配的角色,小谢、婴宁、小翠的行经是对这一制约的颠覆和重新置配。使她们摆脱了“笑不露齿”、“三从四德”、“七出”等精神的桎梏都在嬉戏和畅笑中被消解了,令人刮目相看。这也充分体现了女性自主意识的崛起。
清代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黑暗,蒲松龄举业一再受挫的不幸,昔日友情的冷淡,现实中可望不可及的真实、自主的人生、情感,世态炎凉深沉凝重的体验,如此种种压抑郁积于蒲松龄胸中,作者只能将它们埋藏于意识的深处,最终借助于文学创作来得以表现和升华。从某种意义上说《聊斋志异》就是蒲松龄所体验过的情绪情感的形象载体,其笔下的术形象中都涵纳着作者蒲松龄的“真”性情。从《聊斋志异》全书来看,虽是儿女情长、谈狐说鬼,却是最贴近社会人生。在其大部分的篇章里,作者的爱憎强烈,作品中所塑造的女性形象是我国古代文学中一个新的高度。蒲松龄所设计的奇幻情节和塑造的奇幻人物形象,都具有理想的性质,但是这些只能存在于花妖鬼狐的幻境之中。因此,《聊斋志异》中的女性多半有着更美的品性。联系作者的一生不得志的际遇,则可感知他笔下的狐鬼故事大部分是他个人的生活感受而自由生发出来的,凝聚着他大半生的酸甜苦辣,表现着他对社会与人生的思考和对美好生活的憧憬向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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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袁行霈:《中国古代文学史》.中国教育出版社,2017年第一版. [7]姜维枫:《聊斋志异女性形象浅议》.
《聊斋志异·青凤》中的人物形象光彩照人,其中青凤美丽聪慧、情理兼备、知恩图报,是一个敢于追求个人幸福的狐女形象;书生耿去病狂放不羁、执着痴情,富有狭义心肠;狐叟则是一个严苛的封建家长,但同时他又具有长者风范;而孝儿是一个恪守孝道、风流倜傥的谦谦君子。
一、青凤形象
1、美丽聪慧
青凤在文中正式出场较晚,但作者对她的描写却极为传神。耿去病夜闯旷废已久的宅第,与狐叟一家相遇,相谈甚欢。当谈到狐叟先祖的谱系时,狐叟遂命孝儿“请阿母及青凤来”,让她们也来听祖上的功德,于是青凤出场了。作者通过耿生的眼睛来描写青凤的美丽,“审顾之,弱态生娇,秋波流慧,人间无其丽也”,以至于让耿生一见倾心,“瞻顾女郎,停睇不转”,不能忘情。从狐叟口中得知,青凤“颇惠,所闻见辄记不忘”,如此美丽聪慧的女子,难怪耿生会念念不忘。
2、情礼兼备
《聊斋志异》中青凤与其他狐女最大的不同在于其对封建礼教的遵从。青凤自小由叔父抚养长大,叔父对她十分严格,处处以封建礼教的标准要求她,为了恪守封建礼教,她在面对所爱时内心是矛盾而犹豫的,所以青凤与耿生的感情一波三折。两人初次见面时,耿去病对青凤一见钟情,目不转睛,青凤则“俯其首”,一副娇羞之态。后来耿生故意用脚轻压她的脚,“女急敛足,亦无愠怒”,说明青凤对耿生并无憎意,只是封建礼教的思想枷锁让她羞于表达自己的真实情感。
在狐叟一家搬走前夕,青凤按捺不住相思之情,只身来见耿去病,她小心翼翼,迈着细碎的脚步。看到耿生后,她又“骇而却退,遽阖双扉”,这一系列动作描写将青凤迫切希望见到耿生却又犹豫不决的心理状态刻画的真实可感。幽会中的青凤羞涩、半推半就,对待爱情的态度充满矛盾与纠结,这正是情礼之争在她身上的具体体现。青凤告诉耿生“过此一夕,即相思无用矣”,依依惜别之情可见一斑。后来二人在幽会中被叔父撞见,青凤“羞惧无以自容,俯首倚床,拈带不语”,在叔父的责骂声中“低头急去”。此时的青凤不像一个无拘无束的狐女,更像一个知书达理、恪守封建礼教却又无比痴情的大家闺秀。
3、知恩图报
青凤同时也是一个知恩图报的形象。青凤与耿去病幽会时被狐叟撞见,狐叟丝毫不姑息叔侄之情,认为两人私会伤风败俗,青凤回房中后,其叔父依然“诃诟万端”。但当狐叟有难时,青凤不计前嫌,全力以赴要救出叔父。孝儿前来耿去病处求援,耿去病故意不同意。后来耿生将这件事告诉青凤,青凤大惊失色,曰:“果救之否?”随后青凤为叔父开脱,说自己从小被叔父抚养长大,养育之恩不能忘怀;另外,之前叔父责骂自己也是家范使然,不是叔父的个人意志。当耿去病救下狐叟后,青凤不计前嫌,将黑狐抱在怀中三天三夜,狐叟方才苏醒。狐叟苏醒后,青凤恳求耿生将原来的宅第借给他们,以成全自己回报叔父养育之恩的心意,这些都表现了青凤知恩图报的善良本性。
二、耿去病形象
1、狂放不羁
《青凤》中的耿去病是一个狂放不羁的书生。他的叔叔一家不堪诸多怪异惊扰搬离旧宅,
耿去病却嘱咐看守老翁看到或听到怪异之事就奔来相告,这种不惧邪祟的勇气表现出他的狂放不羁。闯入旧宅后,狐叟一家正在饮酒,耿去病大胆闯入,并笑说自己是不速之客。结识狐叟一家并对青凤一见钟情时,耿去病更是动手动脚,当众调戏青凤。后来竟至“神志飞扬,不能自主”,口出诳语说:“得妇如此,南面王不易也”。
后来,耿去病见到偷偷与他私会的青凤狂喜不已,青凤把门关上时,耿生跪在门前恳求她,说只希望捏一下她的手。青凤开门后,耿生便抱住青凤并让她坐在自己膝盖上,这一系列描写都表现出耿去病狂放不羁的性格特征。
2、执着痴情
耿去病在对待爱情上又是一个执着痴情的人物形象。初次结识青凤,耿去病坠入情网不可自拔,老媪发现他喝醉后愈发狂傲就领着青凤离开,耿去病“而心萦萦,不能忘情于青凤也”。在爱情的驱使下,他甚至搬到旧宅中居住,只为再次遇到青凤。后来狐叟为了让耿生知难而退,幻化成厉鬼相吓,耿生却染指研磨自涂,将自己也涂黑与之对视,使厉鬼惭愧而去。之所以不避险恶,正是因为耿去病对爱情的执着痴情。
当耿去病与青凤幽会被狐叟撞见,狐叟对青凤严厉责骂时,耿去病心如刀割,大声曰:“罪在小生,与青凤何与?倘宥凤也,刀锯铁钺,小生愿身受之!”正是源于对青凤的痴情,耿去病把一切错误都归咎于自己,生怕青凤受到一丝委屈。
3、富有侠义心肠
耿去病富有侠义心肠,清明节扫墓归途中,他见到两只狐狸被一犬逼逐,一只逃走,另外一只“依依哀啼”。耿去病“怜之,启裳襟,提抱以归”,这一细节足见耿去病极富同情心和侠义心肠,并没有因为狐狸是异类而放弃它们。同样,当得知所救狐狸就是青凤时,耿去病也没有因为青凤是狐女而憎恶她,反而“如获异宝”。
后来狐叟有难,孝儿请求耿去病救自己的父亲,耿生表面不同意,实际还是不计前嫌,救下了狐叟。
三、狐叟形象
1、严苛的封建家长
《青凤》中的狐叟是一个严苛的封建家长形象,他代替青凤的父亲行使家长的职权,对青凤管教甚严。青凤明知耿去病的??成钋椋?却不敢接受,原因在于“叔闺训严,不敢奉命”。当狐叟发现耿去病与青凤的深情厚谊时,他首先想到的不是成全青凤的爱情而是怕青凤与耿去病的私情有辱门户,所以化作厉鬼恐吓耿生,好让他知难而退。不料耿生在爱情的驱使下却对这险恶处境无动于衷,后来狐叟不得不举家搬迁。在搬迁前夕,狐叟撞见青凤与耿去病幽会,便严厉苛责青凤,怒骂:“贱辈辱吾门户!不速去,鞭挞且从其后”!狐叟的所作所为正是封建家长的专横做派。
2、长者风范
值得注意的是,看似冥顽不化的狐叟在被耿去病救下性命之后,了解到耿去病对青凤的痴情以及事情的来龙去脉,对耿去病“惭谢前愆”,冰释前嫌。后来就像一家父子一样,再也没有猜忌,和和美美地和谐共处。遵守封建伦理的狐叟也非蛮横无理之人,而是展现出了长者风范。
四、孝儿形象
作者对孝儿着墨不多,却将其形象塑造的真实鲜活。耿去病私闯旧宅,惊到狐叟一家,狐叟与耿去病谈话间招来孝儿,“孝儿亦倜傥”,与耿去病一见如故。后来,冰释前嫌后孝儿还经常到耿生书房谈笑喝酒,其乐融融。后来还当了耿去病儿子的老师,“循循善教,有师范焉”。可见孝儿在文中就是一个风流倜傥的谦谦君子。
除此之外,孝儿又是一个恪守孝道的理想化人物。当自己的父亲遭遇横祸时,孝儿找到耿去病,伏地不起,悲怆欲绝,希望耿生能伸出援手拯救他的父亲。耿去病佯装不救时,孝儿“哭失声,掩面而去。”
正是这些熠熠生辉的人物形象,共同书写了狐女青凤和书生耿去病悲欢离合的爱情故事。随着故事情节的推进和人物形象的演绎,青凤和耿去病在追求爱情自由的道路上,由矛盾彷徨最终上升到对爱情坚定不移的相守。
《聊斋志异》格言警句剖析
“从聊斋志异看古代社会的的神鬼观”
在我国封建社会里,女性处于被歧视、被压迫的地位。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孔子就把女性打入与“小人”同类的行列,“惟女子与小人难养也”,人们自觉不自觉地奉行着“女子无才便是德”的信条,给女性套上了难以解脱的精神枷锁。同时。在 《聊斋志异》中的女性不再被笼罩在男性的阴影之下,丧失了自身的意义,而是充分显示出了自己的主动性,充满了进取精神,她们在爱情婚姻的追求上表现得大胆热烈,毫不顾及封建礼教的种种束缚,敢于按照自己的感情和意愿,义无返顾地去追求,忠贞不渝地去爱,直到实现与所爱的人的幸福结合。爱情背景下聊斋女性的代表主要有:
(一)敢爱敢恨的狐妇
《武孝廉》中的狐妇在石某病时救了石某,也不嫌弃他的落魄嫁给他,并且帮助他走上仕途,但石某不知恩图报,百般侮辱、谋害狐妇,狐妇在得知石某要杀死自己后决然收回自己赠给石某的丸药,让石某旧病复法而亡。作者让那些负心汉一个个没有好下场,一方面表明了作者对这些被侮辱女性的同情,另一方面表现了作者对封建制度的鞭笞。不难看出,这些被侮辱的女性她们虽然普遍命运悲惨,都是为男子所遗弃所侮辱,但是她们都有坚决的反抗精神,最终都惩罚了那些负心汉。
(二)外貌丑而心灵美的乔女
乔女在丈夫穆生死后,志不二嫁。后来孟生不嫌其“黑丑”,欲要迎娶,乔女不嫁,然而她却认为孟生不嫌自己丑陋,是自己的知己,所以孟生死后,她为了酬报知己挺身而出,急其家难,抚其遗孤,撑其门户,增殖其产,自己却廉洁自守贫贱以终,表现出“士为知己而死”的美德。仇大娘则是在娘家面临破产时,挺身而出担起重担使家庭得以重新振兴。作者在这里着重肯定的是传统女性那种善于治家的天性。不畏困难、勇挑重担是她们所共有的美德。
(三)要独立,只要婚姻实质而不要名分的侠女
侠者是行走江湖,行侠仗义的人,他们路见不平,拔刀相助。而《侠女》中的侠女却是大家闺秀,但她同样具有“来无影,去无踪”的神秘特点。主要是为报父仇。更为特别的是她为报答顾生的养母之德,甘心情愿地未婚生子,给顾家传宗接代却不接受明媒正娶。侠女的婚姻观在讲贞节,讲究婚姻是“终身大事”的社会中,像她这样只讲求婚姻实质,而不讲表面的礼法和名分的表现,可以说是极其解放的思想。
更值得注意的是,《聊斋志异》中的女性不但敢于主动追求爱情,而且当爱情遭到背叛时能果断采取行动,毅然离开曾爱过的人,去寻找新的真正的爱情。《云翠仙》中的云翠仙母女为梁有才的苦苦追求和百般表白所打动,应允了他的
求婚。但后来张有才见利忘义,密谋背叛云翠仙。对此,云翠仙怒斥他的卑鄙行径,愤然离去。《阿霞》中的女主人公则在看到自己所爱的景生薄情寡义时,立刻断绝了与他的联系,同郑生结为姻缘。
不同环境与背景下的聊斋女性人物
在爱情和婚姻家庭生活中,聊斋女性呈现了前所未有的丰富性和多样性。在社会生活中,她们机智勇敢地同恶势力做斗争,谈笑嬉闹之间却敌兵,她们的才能、文才、治国才能也让庸碌的男子望尘莫及因此,环境对女性人物的性格形成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以婴宁为例:先从自然环境来说,婴宁这种纯净自然的性格是在一种纯粹自然的环境中形成的。婴宁就在这个处处是烂漫的山花的世界里长大。从古到今,花从来都是一种美好、高洁的象征,从她出场“拈梅花一枝”到最后,作者都把她置于花的海洋,在花的世界中所养成的爱花性情,如花的品格,这就揭示出了女主人公之所以具有憨直无邪、活泼开朗的天性的原因,这显然跟那个未经世俗熏染过的特定典型环境有着不可分的关系。自然环境在人物性格的形成中起着重要作用,同样人物所处的社会环境的影响也不可忽视。在《婴宁》中,婴宁未入世前与她最亲密的是鬼母和婢女小荣,社会关系单纯而朴素。她们都是源于自然,不属于那个秽浊的现实社会,她们是自由的,不受拘束的,对于自己的爱情,她们选择敢爱敢恨,大胆追求自己的幸福。在她们的思想中没有男尊女卑,女人不是天生受男人控制的,她们和传统的依附男人的女人截然不同。她们有主见,既主动热情又敢于追求爱情。而且独立不羁,拿的起放的下,进退自如。
而另一方面,黑暗社会,恶势力猖獗,官不为民做主,即使是七尺男儿有时在这样残酷的社会现实面前也会一筹莫展,而聊斋女性却能在家庭和个人为难的关键时刻,以自己特有的方式给恶势力以致命的一击,像复仇女神,使正义得到伸张。商三官、窦氏、庚娘就是这样的奇女子。《商三官》中的商三官,在即将完婚之际,父亲被恶霸杀害,哥哥告状一年多都毫无结果。商三官为父报仇,巧扮优伶,在仇人庆贺生日的当夜,将其杀死;《窦氏》中的窦氏本是一个痴情的女子,却被土豪南三复始乱终弃,活活逼死,死后化为厉鬼,终于报仇雪恨。现实生活中人不能做的事,鬼做了,做得痛快淋漓,大快人心;《庚娘》中的庚娘在公公、婆婆和丈夫遭到歹人王十八暗害,自己面临生死考验时,沉着冷静,勇敢机智,既保住了自己的清白,又亲手杀死了仇人。
《聊斋志异》中的女鬼大都与民间传说中的鬼不同:将鬼高度审美化了。弱化,淡化了鬼身上的鬼气,最大限度地来表现鬼的善与美。她们大多有娇好的容颜,娴静的妍姿,有着聪明才智与善良的心。
狐女小翠是一个性格塑造得很成功的狐女形象。她最引人瞩目的特点便是“善谑”。 同时聪慧、干练、果断和坚强。她那天真活泼、无忧无虑的'开朗性格在王太常仔细端详下露出的嫣然微笑中,在同母亲分别对“殊不悲恋”的表现中,就已有所露。在她身上,永远也找不到一丝愁苦的痕迹,永远也看不见半点忧伤的影子。同痴儿元丰一起生活,小翠是“殊欢笑,不为嫌。”她把自己的别院变成了一个游戏场,终日和元丰以及丫头们一起嬉戏。“刺步作圆,蹋蹴为笑”,“涂公子作花面如鬼”,以及扮古人,玩的名目既多,花样也新奇别致,整天奔逐笑闹,弹琴跳舞,不但闹得全家皆知,最后连邻里也知道。这个“善谑”的特点表现在小翠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之中。在王给谏与王待御政治斗争的环境中,王给谏越是寻隙中伤小翠的公公王待御,她的玩笑开得也就愈大,以致最后王待御时而无可奈何地概叹“余祸不远矣”,时而“惊颜如土”,大哭“指日赤吾族矣!”通过这种反衬,小翠“善谑”的主要性格特征更加鲜明耀眼了。但是小翠并不是单纯的“善谑”,通过这次事件,我们可以看出“善谑”中透露着小翠的聪慧、干练、果断和坚强。在整个事件中,小翠的杰出之处,不仅表现在计策本身的仔细周密,使仇敌自投罗网,还表现在她知道王给谏要害王太常,与元丰成礼后,就开始准备,把元丰的痴疾这一生理弱点变成有利条件。这些都充分显示出了小翠的足智多谋。
还有《小谢》中的小谢是个活泼可爱,不懂世事,乐不知愁的鬼仙。她聪明好学,心地善良,学什么都是一次就学会。与秋榕成为朋友后两肋插刀,和陶生在黑暗力量斗争中彼此帮助。作者充分利用鬼仙和幽冥世界所提供的超现实力量,通过人鬼相杂,幽冥相间的生活画面,深刻反映了社会现实的矛盾。
中国古代传统女性是不能有陶生、小谢等人的相互帮助,也不能有婴宁的笑,女性被定位为男人的附属品,扮演被支配的角色,小谢、婴宁、小翠的行经是对这一制约的颠覆和重新置配。使她们摆脱了“笑不露齿”、“三从四德”、“七出”等精神的桎梏都在嬉戏和畅笑中被消解了,令人刮目相看。这也充分体现了女性自主意识的崛起。
清代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黑暗,蒲松龄举业一再受挫的不幸,昔日友情的冷淡,现实中可望不可及的真实、自主的人生、情感,世态炎凉深沉凝重的体验,如此种种压抑郁积于蒲松龄胸中,作者只能将它们埋藏于意识的深处,最终借助于文学创作来得以表现和升华。从某种意义上说《聊斋志异》就是蒲松龄所体验过的情绪情感的形象载体,其笔下的术形象中都涵纳着作者蒲松龄的“真”性情。从《聊斋志异》全书来看,虽是儿女情长、谈狐说鬼,却是最贴近社会人生。在其大部分的篇章里,作者的爱憎强烈,作品中所塑造的女性形象是我国古代文学中一个新的高度。蒲松龄所设计的奇幻情节和塑造的奇幻人物形象,都具有理想的性质,但是这些只能存在于花妖鬼狐的幻境之中。因此,《聊斋志异》中的女性多半有着更美的品性。联系作者的一生不得志的际遇,则可感知他笔下的狐鬼故事大部分是他个人的生活感受而自由生发出来的,凝聚着他大半生的酸甜苦辣,表现着他对社会与人生的思考和对美好生活的憧憬向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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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聊斋志异·青凤》中的人物形象光彩照人,其中青凤美丽聪慧、情理兼备、知恩图报,是一个敢于追求个人幸福的狐女形象;书生耿去病狂放不羁、执着痴情,富有狭义心肠;狐叟则是一个严苛的封建家长,但同时他又具有长者风范;而孝儿是一个恪守孝道、风流倜傥的谦谦君子。
一、青凤形象
1、美丽聪慧
青凤在文中正式出场较晚,但作者对她的描写却极为传神。耿去病夜闯旷废已久的宅第,与狐叟一家相遇,相谈甚欢。当谈到狐叟先祖的谱系时,狐叟遂命孝儿“请阿母及青凤来”,让她们也来听祖上的功德,于是青凤出场了。作者通过耿生的眼睛来描写青凤的美丽,“审顾之,弱态生娇,秋波流慧,人间无其丽也”,以至于让耿生一见倾心,“瞻顾女郎,停睇不转”,不能忘情。从狐叟口中得知,青凤“颇惠,所闻见辄记不忘”,如此美丽聪慧的女子,难怪耿生会念念不忘。
2、情礼兼备
《聊斋志异》中青凤与其他狐女最大的不同在于其对封建礼教的遵从。青凤自小由叔父抚养长大,叔父对她十分严格,处处以封建礼教的标准要求她,为了恪守封建礼教,她在面对所爱时内心是矛盾而犹豫的,所以青凤与耿生的感情一波三折。两人初次见面时,耿去病对青凤一见钟情,目不转睛,青凤则“俯其首”,一副娇羞之态。后来耿生故意用脚轻压她的脚,“女急敛足,亦无愠怒”,说明青凤对耿生并无憎意,只是封建礼教的思想枷锁让她羞于表达自己的真实情感。
在狐叟一家搬走前夕,青凤按捺不住相思之情,只身来见耿去病,她小心翼翼,迈着细碎的脚步。看到耿生后,她又“骇而却退,遽阖双扉”,这一系列动作描写将青凤迫切希望见到耿生却又犹豫不决的心理状态刻画的真实可感。幽会中的青凤羞涩、半推半就,对待爱情的态度充满矛盾与纠结,这正是情礼之争在她身上的具体体现。青凤告诉耿生“过此一夕,即相思无用矣”,依依惜别之情可见一斑。后来二人在幽会中被叔父撞见,青凤“羞惧无以自容,俯首倚床,拈带不语”,在叔父的责骂声中“低头急去”。此时的青凤不像一个无拘无束的狐女,更像一个知书达理、恪守封建礼教却又无比痴情的大家闺秀。
3、知恩图报
青凤同时也是一个知恩图报的形象。青凤与耿去病幽会时被狐叟撞见,狐叟丝毫不姑息叔侄之情,认为两人私会伤风败俗,青凤回房中后,其叔父依然“诃诟万端”。但当狐叟有难时,青凤不计前嫌,全力以赴要救出叔父。孝儿前来耿去病处求援,耿去病故意不同意。后来耿生将这件事告诉青凤,青凤大惊失色,曰:“果救之否?”随后青凤为叔父开脱,说自己从小被叔父抚养长大,养育之恩不能忘怀;另外,之前叔父责骂自己也是家范使然,不是叔父的个人意志。当耿去病救下狐叟后,青凤不计前嫌,将黑狐抱在怀中三天三夜,狐叟方才苏醒。狐叟苏醒后,青凤恳求耿生将原来的宅第借给他们,以成全自己回报叔父养育之恩的心意,这些都表现了青凤知恩图报的善良本性。
二、耿去病形象
1、狂放不羁
《青凤》中的耿去病是一个狂放不羁的书生。他的叔叔一家不堪诸多怪异惊扰搬离旧宅,
耿去病却嘱咐看守老翁看到或听到怪异之事就奔来相告,这种不惧邪祟的勇气表现出他的狂放不羁。闯入旧宅后,狐叟一家正在饮酒,耿去病大胆闯入,并笑说自己是不速之客。结识狐叟一家并对青凤一见钟情时,耿去病更是动手动脚,当众调戏青凤。后来竟至“神志飞扬,不能自主”,口出诳语说:“得妇如此,南面王不易也”。
后来,耿去病见到偷偷与他私会的青凤狂喜不已,青凤把门关上时,耿生跪在门前恳求她,说只希望捏一下她的手。青凤开门后,耿生便抱住青凤并让她坐在自己膝盖上,这一系列描写都表现出耿去病狂放不羁的性格特征。
2、执着痴情
耿去病在对待爱情上又是一个执着痴情的人物形象。初次结识青凤,耿去病坠入情网不可自拔,老媪发现他喝醉后愈发狂傲就领着青凤离开,耿去病“而心萦萦,不能忘情于青凤也”。在爱情的驱使下,他甚至搬到旧宅中居住,只为再次遇到青凤。后来狐叟为了让耿生知难而退,幻化成厉鬼相吓,耿生却染指研磨自涂,将自己也涂黑与之对视,使厉鬼惭愧而去。之所以不避险恶,正是因为耿去病对爱情的执着痴情。
当耿去病与青凤幽会被狐叟撞见,狐叟对青凤严厉责骂时,耿去病心如刀割,大声曰:“罪在小生,与青凤何与?倘宥凤也,刀锯铁钺,小生愿身受之!”正是源于对青凤的痴情,耿去病把一切错误都归咎于自己,生怕青凤受到一丝委屈。
3、富有侠义心肠
耿去病富有侠义心肠,清明节扫墓归途中,他见到两只狐狸被一犬逼逐,一只逃走,另外一只“依依哀啼”。耿去病“怜之,启裳襟,提抱以归”,这一细节足见耿去病极富同情心和侠义心肠,并没有因为狐狸是异类而放弃它们。同样,当得知所救狐狸就是青凤时,耿去病也没有因为青凤是狐女而憎恶她,反而“如获异宝”。
后来狐叟有难,孝儿请求耿去病救自己的父亲,耿生表面不同意,实际还是不计前嫌,救下了狐叟。
三、狐叟形象
1、严苛的封建家长
《青凤》中的狐叟是一个严苛的封建家长形象,他代替青凤的父亲行使家长的职权,对青凤管教甚严。青凤明知耿去病的??成钋椋?却不敢接受,原因在于“叔闺训严,不敢奉命”。当狐叟发现耿去病与青凤的深情厚谊时,他首先想到的不是成全青凤的爱情而是怕青凤与耿去病的私情有辱门户,所以化作厉鬼恐吓耿生,好让他知难而退。不料耿生在爱情的驱使下却对这险恶处境无动于衷,后来狐叟不得不举家搬迁。在搬迁前夕,狐叟撞见青凤与耿去病幽会,便严厉苛责青凤,怒骂:“贱辈辱吾门户!不速去,鞭挞且从其后”!狐叟的所作所为正是封建家长的专横做派。
2、长者风范
值得注意的是,看似冥顽不化的狐叟在被耿去病救下性命之后,了解到耿去病对青凤的痴情以及事情的来龙去脉,对耿去病“惭谢前愆”,冰释前嫌。后来就像一家父子一样,再也没有猜忌,和和美美地和谐共处。遵守封建伦理的狐叟也非蛮横无理之人,而是展现出了长者风范。
四、孝儿形象
作者对孝儿着墨不多,却将其形象塑造的真实鲜活。耿去病私闯旧宅,惊到狐叟一家,狐叟与耿去病谈话间招来孝儿,“孝儿亦倜傥”,与耿去病一见如故。后来,冰释前嫌后孝儿还经常到耿生书房谈笑喝酒,其乐融融。后来还当了耿去病儿子的老师,“循循善教,有师范焉”。可见孝儿在文中就是一个风流倜傥的谦谦君子。
除此之外,孝儿又是一个恪守孝道的理想化人物。当自己的父亲遭遇横祸时,孝儿找到耿去病,伏地不起,悲怆欲绝,希望耿生能伸出援手拯救他的父亲。耿去病佯装不救时,孝儿“哭失声,掩面而去。”
正是这些熠熠生辉的人物形象,共同书写了狐女青凤和书生耿去病悲欢离合的爱情故事。随着故事情节的推进和人物形象的演绎,青凤和耿去病在追求爱情自由的道路上,由矛盾彷徨最终上升到对爱情坚定不移的相守。
《聊斋志异》是我国古代文言短篇小说的高峰。鲁迅评价它说:“虽亦如当时同类之书,不外记神仙狐鬼精魅故事,然描写委屈,叙次井然,用传奇法,而以志怪,变换之状,如在眼前,又或易调改弦,别叙畸人异行,出于幻域,顿入人间,偶述锁闻,亦多简洁,故读者耳目,为之一新。”在《聊斋志异》中,蒲松龄以理想主义的笔触塑造了一批敢于藐视封建礼教法规,按自己的自由意志行事的血肉丰满的女性艺术形象,憨直任性的婴宁,活活泼机智的小翠,多情狭义的秋荣、小谢,温柔拘谨的青凤,绰约可爱的聂小倩,意绪风流的林四娘,等等。《婴宁》的女主人公就是其中之一。《婴宁》写的是狐女婴宁与王子服真诚相爱,并终于结成美满婚姻的动人故事。表达了封建社会中青年人追求坚贞,纯洁爱情的美好向往,也揭露和鞭挞了封建制度对人性的压迫。对婴宁的形象,作者更倾注了极大的热情,称其为“我婴宁“,成功的人物形象的刻画,确立的《婴宁》在《聊斋志异》中的艺术代表地位。
少女婴宁是一个狐狸精与人所生的狐女,从一开始就受到封建社会的摒弃,但她一出场,就是笑容伴着鲜花,“捻梅花一枝,容华绝代,笑容可掬”,完全没有被遗弃孤儿那种愁容,此后,作者反复用笑容对婴宁进行了细腻深入的刻画,塑造了一个个性鲜明的可爱动人形象。
婴宁的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便是与鲜花相伴。她的少女时所居住的山村,处处是花,到王子服家之后,爱花成癖,甚至不惜当掉金钗四处购置良种,在房前屋后都种满了花。鲜花在小说中有着很重要的作用,以大自然中美丽的鲜花来象征婴宁的的美丽和纯洁,以花衬人,以人比花,将婴宁花一样的容貌和内心表现的淋漓尽致。此外,王子服和婴宁的爱情一是由于花而引起的,园中的对话更是围绕花来进行。是花引起了王子服勇敢的追求,使他得以接近婴宁并最终实现完美结合。
众所周知,在封建礼教重重压迫之下,女子有所谓“三从四德”,“行不露趾,笑不露齿”,然而婴宁却蔑视这些礼教的清规戒律。在我看来,她的蔑视完全是由于“不知者无畏”。这和她从小的生活环境有着密切联系。婴宁生活在一个世外桃源般与世隔绝的山林里,那里“乱山合沓,空翠爽肌,寂无人行,止有鸟道。遥望谷底,丛花乱树中,隐隐有小村落,下山入村,见舍宇无多,而意甚修雅。北向一家,门前皆丝柳,墙内桃杏尤繁,间以修竹,野鸟格磔其中。”这里是一个没有受到世俗气息污染的的人间仙境,一切都是那么纯净,充满生机,朝气勃勃。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中,养育了一个纯真美丽的婴宁。当她在上元郊游中,见到注视自己的王子服,不仅敢笑,而且还笑着打趣他,说他“目灼灼似贼”,正是反应了婴宁的天真可爱,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当王子服独自到山中找到婴宁时,她丝毫没有少女的矜持,先是从门不时的露出脸来偷看,见了面也是谈笑自若,毫无顾忌。当养母拍婢女叫她与王子服见面时,“户外嗤嗤笑不已”,进门后还用手捂着嘴,笑不能止,当王子服作自我介绍时,她又开始了笑。这段描写,婴宁虽没有说话,却通过笑表现了她丰富的内心世界。她与王子服之前已经见过面,此时又来自我介绍,自然可笑,同时她的笑声也包含了她对即将获得的爱情所感到的欢心。当她第一次见到王子服那含情默默的眼神,聪明的狐女便知道了王子服的情意,当王子服找
到婴宁家,却找不出相间的理由,坐卧徘徊时,他的这种深情和执着,婴宁怎么会不知道,当她的带一个青年如此的垂爱,怎能不由衷的痴笑几声呢。
婴宁的爱笑是故事情节的重要组成部分,堪称人物形象塑造的神来之笔。她“笑容可掬”地出场;与王子服二次相见时,人未到而“户外嗤嗤,笑不可遏”;入内则“尤掩其口,笑不可遏”;受母斥责仍“忍笑而立”,转眼间又笑得“不可仰视”;甚至于无所顾忌地与向自己求婚的王子服在树林中嬉笑,并在树头“狂笑欲望”;见到婆母“犹浓笑不顾”, “才一展拜,翻然遽入,放声大笑”。举行婚礼时,则“笑极不能俯仰”。爱笑尽显出婴宁的天真烂漫,憨态可掬,也尽显作者对人物的偏爱,因为在作者笔下,这笑归根结底是“笑处嫣然,狂而不损其媚,人皆乐之”。
当人们“使华妆行新妇礼”的时候,她仍然憨笑,使场面出现了尴尬,当王子服一家多她的身世感到怀疑的时候,她只是“孜孜憨笑”,王子服一家无可奈何。她的笑不仅使她自己感到快乐,她还把这样的快乐到给周围的人,每当母亲有忧愁的时候,她一笑即可化解,她就像个天使,有她在的地方,就有快乐。为此,她很受人们欢迎。然而,当她以恶作剧的方式惩罚了好色之徒“西人子”之后,没有人对好色之徒进行谴责,而是把所有的罪过都推到了婴宁的身上,在母亲的叱声厉责中,婴宁发誓再也不笑了。
笑,是婴宁唯一的资本,当这一基本的权利被残忍的扼杀之后,我们不能不为之痛惜。前面大段的喜剧式的描写已经让人们渐渐喜欢上了婴宁的笑容,可这突如其来的打击却让人真的有些承受不了。当她对着王生哭泣,讲述自己的悲惨身世,并希望王生把抚养自己成长的鬼母与秦氏合葬式,呈现在大家眼前的是一个多么善良,知恩图报的美丽形象啊,她的一举一动,不仅突出了她性格中深沉的内容,也给她纯真可爱的品质增添了亮色,使她的精神世界得以升华。她的笑,正是人们心中最美好的东西,而作者却把它撕破了给大家看,婴宁的笑被扼杀了,可作者却让人们在“小婴宁”身上看到了希望,然而,“小婴宁”的命运恐怕也是不容乐观的吧。
婴宁形象的成功刻画,与小说中的细节描写和环境渲染不可分。小说篇幅不长,要在如此篇幅中将人物写得血肉丰满,生气贯注,栩栩如生,作者高度凝练出神入化的细节捕捉功力堪称一绝。只是在轻轻几笔之间,婴宁的性格神态,爱花﹑爱笑就跃然纸上。尤其是多处写到婴宁的笑,均各具情态,有“笑容可掬”,也有“含笑拈花而入”;有“户外隐有”的笑声,也有入内不可遏制的笑;有“狂笑欲望”,也有“笑极不能俯仰”等,这一连串对笑的描写,笔墨简洁,点到即止,却又毫不重复,充满情趣,声态并作,使人物形象饱满逼真,出神入化。而“昧爽省问”与“操女红”之描写,看似随笔带过,全似 漫不经意,实际上却匠心独运,有丰富的蕴涵,点划之间已使人物性格走向复合化,更加饱满。
作者在环境氛围的渲染上也不惜笔墨,如王子服为寻觅婴宁,伶仃独步,望南山而行,以王子服的视角,移步换形地对小里落及周围环境层层点染,氛围烘托已足,则令主人公婴宁出场。整个氛围诗意盎然。环境之清幽脱俗,人物之超凡美洁,宛如一幅风景画轴,缓缓展开,妙笔天成,人与美景融为一体。
一、憨笑如痴
古代小说里,哭得最美的是谁?红楼千金小姐林黛玉,什么情况下都能哭,哭得花瓣为她落地,小鸟飞走不忍听。笑得最美的是谁?聊斋狐女婴宁也。《婴宁》全文四千字,涉及到“笑”的竟然达到四十多处。“婴宁爱笑,无拘无束地笑,无法无天地笑,连结婚拜堂她都能笑得不能行礼”含笑、隐笑、嗤笑、可笑、纵笑、复笑、狂笑、微笑、忍笑、憨笑如此爱笑的婴宁,真是笑得摇曳多姿,美不胜收。
婴宁是笑着出场的,“梅花一枝,荣华绝代,笑容可掬”,使书生“注目不移,竟忘顾忌”,而婴宁看到书生的呆状,笑吟吟说了句“个儿郎,目灼灼似贼”,这一笑,笑出了书生的情思,笑出了少女的纯真。然而这只是婴宁笑之诸多美好的一个序幕,其奇特的笑便是她独特性格的美好展现。再次出现的时候,“执杏花一枝”,“含笑站花而入”,等鬼母唤婴宁出来见王子服时更是“良久,闻户外隐有笑声”,到门口时“嗤笑不已”,进门后“尤掩其口,笑不可遏”,被鬼母斥责后“忍笑而立”,当王子服问“妹子年几何矣”后,婴宁再也忍不住“复笑,不可仰视”。在后园中,婴宁在树上看见王子服,“狂笑欲堕”,直到“失手而堕,笑乃止”;王子服扶之,婴宁于是再次大笑,“倚树不能行,良久乃罢”。后来婴宁随王子服回家,“但闻室中嗤嗤皆婴宁笑声,”及至王母入室,婴宁“犹浓笑不顾”最后连举行婚礼时也“笑极不能俯仰”,致使婚礼不能正常进行下去。作者不厌其烦地巧妙地写出了他在不同场合的无拘无束呵纯真笑语,无不感染着众多读者,她的笑声可以解忧——“每值母忧怒,女至一笑即解”;可以去哭——“奴婢小过,恐遭鞭楚,辄求诣母共话,罪婢投见恒得免”;可博爱人——“邻女少—妇,争承迎之”;可增其媚——“然笑处嫣然,狂而不损其媚,人皆乐之”。
在那个封建社会里,女人只能“向帘儿底下, 听人笑语”,只能笑而不能露齿,笑不出声,否则就是有悖纲常,有失检点,不正经。而婴宁,她面对陌生男子,毫无羞怯地笑,自由自在地笑,任何场合都可以笑,真是任性而为,一切封建礼教对她都不过是春风吹马耳。她生活在“乱山合杳、空翠爽肌、寂无人行、只有鸟道”的深山里,她没受过封建礼教的毒害,没受过世俗社会的污染,她像野花一样烂漫,山泉一样清澈,山鸟一样灵秀。她是古代文学女性形象中笑得最烂漫、最恣肆、最优美的一个,她是天真烂漫、是真性情的化身。
二、爱花成癖
花自古以来便是女性美好的象征,如莲花之“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梅花之“香自苦寒来”这些美好的品质和节操都是人们对美好现象的向往或希冀。古今文人皆爱用花来描写女性,如崔护的“人面桃花相映红”,李白的“荷花羞于颜”。而在《聊斋志异》中,蒲松龄也让花自始至终的陪伴在狐女婴宁身边,让花决定了她的命运,用花的灿烂来特写她纯真烂漫的性格。
婴宁爱花,无论她走到哪里,哪里就是花的世界。在婴宁初露面,“捻梅花一枝,容华绝代,笑容可掬”,此处也是以梅花之高洁淡雅来突出婴宁的风华绝代。以至于王子服“注目不移,竟忘顾忌”。而后婴宁“遗花地上,笑语自去”,在这里,婴宁似乎是无意丢花,却是以花作为她与王生爱情的信物,交给了王生。
而王子服“拾花怆然,神魂丧失,至家藏花枕底,不语亦不食。”可见婴宁在王子服心中已留下深刻的印象,使得他无法释怀。而王子服往寻于山中,偶见婴宁时,她正“执杏花一朵,俯首自簪”随后“含笑捻花而入”,当王生与婴宁第一次单独相处时,也需是“穿花小步”而婴宁正于树头之上,而后王生与之交谈,又因婴宁之痴憨,只能说出“我非爱花,爱捻花之人耳”之语,也可见王生对婴宁的喜爱至深。而她所住的地方“门前皆柳树,墙内桃杏尤繁,间以修竹,野鸟格磔其中”,“门内白石砌路,夹道红花豆棚花架满庭中”,就连室内也有“窗外海棠枝朵,探入室中”。至舍后,又有“细草铺毡,杨花糁径、有草舍三楹,花木四合其所;”此处,作者以浓墨重彩的笔触向我们展现了婴宁居住的环境优美,庭院中花枝繁华盛放的景象,这也正是为了从侧面体现婴宁爱花至深的性格,体现她与孩童般活泼灵秀,天真烂漫的心灵。试想若无婴宁爱花成痴的性格,她位于幽僻山村的家中,又怎么会有如此繁花似锦的景象。而这一描写,也与下文中婴宁的举动遥相呼应,更加生动的体现婴宁爱花成痴的性格特征。
婴宁随王子服来到王家,始终保持着她纯真美好的心灵,她不仅让她的笑声留在王家,更是把她爱花种花的习性带到的王家。她 “爱花成癖,物色遍戚党,窃典金钗,购佳种,数月,阶砌藩溷,无非花者”。在这里,已经可以看出,花已经是婴宁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因为爱花,她可以四处物色,不遗余力;为了爱花,她不惜冒着为人责骂的危险,典当随身的金钗;而后,因为爱花,她更是能够亲力亲为,悉心照料培育,使得王家随处可见花的踪影。而婴宁爱花,还体现在她经常攀登王家院后靠近西邻的木香架,“摘供簪玩”,即使是王母的呵斥,也没有能够改变她的做法。可见,在婴宁的心中,对花的喜爱,对美好事物的纯真向往的情感,始终没有因为时间和空间的改变而改变。
三、聪慧狡黠
天真无邪,爱笑美丽又聪明狡黠的婴宁,是生活中可以遇到的,却又打着鲜明的现实烙印。不容这样的她在当时的封建社会上存在,被束缚在封建制度中。婆母嫌她“太憨生”,接着又因为墙脚的恶作剧惩罚了西邻之子险些被逮对质公堂,当时母亲责备她说“疯癫成这样,要知道乐极生悲。幸好县官神明,没有受到牵连;要是碰上糊涂的官员定会把你推倒公堂上去质对,那我儿子还有什么面目见亲戚相邻?”经婆母的这番封建礼教的训诫,婴宁“矢不复笑” 哪怕故意逗她,也始终不笑,不过她也从来没有愁容。
从此天真烂漫爱笑的理想性格就这样被封建礼教所封—杀。这个墙脚下的恶作剧,写出了婴宁既天真又狡猾。虽然狡黠是婴宁的陋处,但同时也是婴宁的真处。天真是因为婴宁出生于幽谷,受育于鬼狐,不审三从,不知四德,无视长幼之序,不用进退之仪,不知封建礼教。用笑声蔑视、笑声动摇一切封建礼教的束缚。婴宁从天真烂漫的笑到最后经过一场无知的恶作剧变的“矢复不笑”。从现代人的眼光来看,是一种可悲,笑是婴宁唯一的资本,当这一最基本的权利都被残忍的扼杀,我们不能不为之痛惜。作者在前面大段的喜剧式的描写已经让人们渐渐喜欢上了婴宁的笑容后,又突如其来的打击真让人有些承受不了。这正是蒲松龄作者笔下的理想性格与现实的尖锐矛盾导致的变化,同时,也阐明了当时女性的悲哀。
婴宁性格中现实的一面最终代替了理想性的一面,虽不免让读者感到惋惜,但却把封建社会残酷的生活规律表现的淋漓尽致,在这个女性地位卑下的封建社会国度里,我们也看到了作者蒲松龄他对女性真性情的肯定和赞扬。亦憨亦黠的性格,写狐写人,表达了作者对自由幸福的爱情生活的大胆追求。
婴宁是一个具有代表性的人物形象,性格上具有“亦憨亦黠”的特点,作者写狐目的是为了写人。婴宁是人和狐的和身。在她的身上既有人性,也有狐性,因为她与人一样也有七情六欲,感情丰富:时而大笑,时而哀哭,时而憨语,时而伤感,时而任性。她比谁都勤劳,她比谁都孝顺。作者这样对美的构想反映了当时人们对美的追求、美的渴望、美的向往和颂歌,同时也折射出现实与愿望之间遥不可及。
当她对着王生哭泣,讲述自己的悲惨身世,并希望王生把抚养自己成长的鬼母与秦氏合葬式,呈现在大家眼前的是一个多么善良,知恩图报的美丽形象啊,她的一举一动,不仅突出了她性格中深沉的内容,也给她纯真可爱的品质增添了亮色,使她的精神世界得以升华。她的`笑,正是人们心中最美好的东西,而作者却把它撕破了给大家看,婴宁的笑被扼杀了,可作者却让人们在“小婴宁”身上看到了希望,然而,“小婴宁”的命运恐怕也是不容乐观的。
参考文献:(罗超潜)
[1]作者:蒲松龄.《聊斋志异选》.出版地: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时间:2003年
[2]作者∶蒲松龄(风梳柳编译).《白话聊斋之狐仙故事》.出版地∶九洲图书出版社.出版时间:2000年.
[3]作者∶马瑞芳.《马瑞芳讲聊斋》.出版地∶中华书局.出版时间:2017年.
婴宁是聊斋先生最钟爱的人物,也是最成功的人物。
谚曰:“马上看将军,花间瞧美人。” 崔护写:“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李白写“云想衣裳花想容”,“荷花羞玉颜”以花写美人格外传神,婴宁和花息息相关。她一露面,“拈梅花一枝”。再出场,“执杏花一朵”。她惦记的是:“视碧桃开未?”索性,她像野小子一样爬到树上折花! 她做了媳妇,不置私房,“爱花成癖,物色遍戚党,窃典金钗,购佳种。数月,阶砌藩溷,无非花者。”花,操纵着婴宁的行动,花,甚至决定着婴宁的命运。她遇见王子服,王子服对她“注目不移,竟忘顾忌”,她竟大大方方地“遗花地上,笑语自去”。花是她留下的爱情信物,王子服保存得都枯萎了,婴宁却天真地问:“枯矣,何留之?”故意以花捉弄王子服。她还爬上王家垣墙折木香,“摘供簪玩”,惹了一场“西人子”暴卒的横祸。花与婴宁姑娘始终休戚相共。婴宁自己呢?是远离尘嚣、只有鸟道的深山中,自由开放的一朵鲜花,是超凡脱俗的仙葩,是王母娘娘御花园中和露种的天上碧桃,谪到污浊不堪的人间了。
婴宁爱笑,无拘无束地笑、无法无天地笑。连结婚拜堂时她都“笑极,不能俯仰”。婴宁是中国古代小说中笑得最开心、最恣肆的姑娘,她几乎把封建时代少女不敢笑、不能笑、不愿笑的一切条条框框全打破了。那些少女只能够“向帘儿底下,听人笑语”,只能笑不露齿,否则就有悖纲常、有失检点、不正经,而婴宁呢?她面对陌生男子,毫无羞涩地、自由自在地笑:“笑不可遏”,“忍笑而立”,“复笑,不可仰视”,“大笑”,“笑声始纵”,“狂笑欲堕”,“笑又作,倚树不能行”。……她真是任性而为,一切封建礼教的繁文缛节对于她均如东风吹马耳。她是人间真性情的化身。现实生活中,能不能有这样自由的女性?在腥风血雨遍布闺阁的封建社会,能允许婴宁们存在吗?婴宁,只不过是一种自由的象征,一种生命力的象征,一种天马行空的想象,一种芳草美人的比喻! 这位幻想中的自由女神不仅使得封建时代受制于君权、夫权的女性更显得悲惨,更显得无助,而且,她自己也终于一个觔斗从自由飞翔的天空,栽到荆天棘地的地面。婴宁用巧计惩罚了西人子,连县官都宽恕了这种也许过头的恶作剧,婴宁的婆母却结结实实地训斥道:“‘憨狂尔尔,早知过喜而伏忧也。邑令神明,幸不牵累。设鹘突官宰,必逮妇女质今堂,我儿何颜见戚里?’女正色,矢不复笑。母曰:‘人罔不笑,但须有时。’而女由是不复笑。” 婴宁的婆母仍然允许她笑,“但须有时”,要按照三从四德规范去笑,要在封建伦理允许的范围内笑,要在强大的封建阴影中强颜欢笑! 于是,笑姑娘从此不再笑,就是故意逗她笑,她也不笑。一个如此纯洁的少女,来到如此肮脏的社会,哭还哭不及呢,哪儿笑得出?
蒲松龄自称,“我婴宁”似山中名为“笑矣乎”的香草,远胜于那些作态之“解语花”。婴宁这位天真烂漫的狐女,她不像太液池牡丹那样娇嫩,那样华丽。她山花般明媚,山花似鲜艳,山花一样的性情。这位摆脱了封建羁绊,了无脂粉气、富贵气的姑娘,是怎样长成的?随着留仙诗化笔触,人们进入一个“乱山合沓,空翠爽肌,寂无人行,止有鸟道”的地方。原来,她住在绝顶人来少、山光悦鸟性的深山,没有人事纷繁,只有山月松风; 没有尔虞我诈,只有绿竹红花;没有驷马驰途,只有鸟飞之路,这个远离了天荆地棘人世的所在,桃李繁茂,丝柳绿竹生机勃勃,像婴宁的盎然生命力;空气澄净,粉壁光洁,裀藉几榻,罔不洁泽,像婴宁那样纯洁;片片飞堕的红花,探进房内的海棠,像婴宁那样活泼;草舍茅庐,豆棚瓜架,朴素无华,像婴宁那样天然而去雕饰。寂无人行的青山,花木四合的草舍,野鸟飞鸣的柳竹,探出枝朵的海棠,似乎都在说:我也是一个婴宁,我也是婴宁的一部分!
顾恺之画谢鲲,置之岩中。蒲留仙则把他喜爱的“我婴宁”置于谷静岩深处,丛花修竹中,和野鸟共存。培根曾下过如此定义:“艺术是人和大自然相乘。” 《婴宁》的人物与自然环境可谓契合得天衣无缝。
灵活飞动的人物语言给《婴宁》的艺术形象带来神采。婴宁说的第一句话是:“个儿郎,目灼灼似贼!”这是对“注目不移,竟忘顾忌”的王子服而言。开口解颐,幽默生动。此处的“贼”字并非一般意义的小偷,而是对那种眼睛雪亮者的形容,是哂笑,却非怒骂。“贼”字在淄川口语中,常被用于关系亲密或熟不拘礼者之间做昵称,如有的老妇人称自己的孙辈人“小狼贼”。婴宁此语“西边日出东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情)”,流露了她对王子服的好感,也展示了她那种想说就说、不拘礼法的为人。婴宁再次对王子服说话,是在其后园:“生俟其笑歇,乃出袖中花示之。女接之,曰:‘枯矣。何留之?’曰:‘此上元妹子所遗,故存之。’问:‘存之何意?’曰:‘以示相爱不忘也。……’女曰,‘此大细事! 至戚何所靳惜?待郎行时,园中花,当唤老奴来,折一巨捆负送之。’生曰:‘妹子痴耶?’女曰:‘何便是痴?’生曰:‘我非爱花,爱捻花之人耳。’女曰:‘葭莩之情,爱何待言。’ 生曰:‘我所谓爱,非瓜葛之爱,乃夫妻之爱。’女曰:‘有以异乎?’曰:‘夜共枕席耳。’女俯思良久,曰:‘我不惯与生人睡。’”在灼灼其华的桃树下,一对青年男女作爱情剖白。男的诚恳地述说自己因对捻花女“凝思成疾”,“幸垂怜悯”。女的却似惘然不解,认为他保存花就是想多要花,还要“折一巨捆”送他。男的真诚地声明他希望“夫妻之爱”,女的却傻呵呵地回答“我不惯与生人睡”。表面看去,婴宁迹近于傻大姐,有人据此说她“憨绝”,男主人公也说“妹子痴耶”,其实,都中了作家之障眼法。“异史氏曰” 曾自己透露: “观其孜孜憨笑,似全无心肝者; ……其黠孰甚焉。”婴宁之惠机正是隐藏于“憨绝”之中。她装作不懂王子服痴情,正是为了让王子服把爱情表达得更热切、更赤诚。有哪位怀春少女不喜爱绵绵情话?她根据操纵王子服的需要随时改变二人的关系,当她要用送一大捆花捉弄他时,说“至戚何所靳惜”,近极了; 当她听到王子服直述情爱时,又说“葭莩之情,爱何待言”,又远得很,真是远近亲疏随心所欲。在芳华鲜美的桃树下对话的男女相映成趣,一个“绝惠”而真痴,一个假痴而黠甚,真真“可爱深红映浅红”(杜甫语)矣。
另一段极显人物个性的对话,是婴宁把王子服的“夜共枕席”的文绉绉话语,变成一句大白话向老母和盘托出:“大哥欲我共寝。”王子服因之大窘,向婴宁进行“此背人语”的教育,婴宁回答:“背他人,岂得背老母,且寝处亦常事,何讳之?”王子服又落入婴宁彀中,在那儿认真地启蒙,其实,婴宁比王子服更清楚:老母是个聋媪!“幸媪不闻,犹絮絮究诘”。十四入泮的聪明人王子服始终没发现自己心上人的小诡计,婚后还“以憨痴,恐漏泄房中隐事”,殊不知,婴宁决不是不通人事的书痴郎玉柱,“女殊密秘,不肯道一语”。这才是“憨痴”者的庐山真面目。那些“岂得背老母”的话,不过是她的善谐谑个性的巧妙显露耳。当然,如果婴宁始终用这种似乎游戏人生的态度说话,她这个艺术形象便缺少了层次和底蕴,所以我们在小说结尾看到这位嬉不知愁的笑姑娘“对生零涕”,一板一眼地、掷地有声地讲出了一番坦露心曲的话:“妾本狐产,母临去以妾托鬼母,……妾又无兄弟,所恃者惟君。”她要求王子服迁葬母尸,语辞哀婉恳切,与前判若两人。然而,正是这段似乎与人物形象相悖的话,最后完成了婴宁性格。揭示婴宁憨笑的本质乃“我婴宁殆隐于笑者矣”。以花写婴宁,以笑写婴宁,以痴语写惠绝之婴宁,以庄重慎密之语为一向活泼恣肆之婴宁做结语,留仙真是笔如游龙,穷态极妍。
蒲留仙在《画壁》 中说过一句富有哲理的话:“幻由人生。” 点评家们十分重视这四个字。冯镇峦曰“幻由人生一语,该括一部昙花记。”但明伦曰:“妙谛可参。”“幻由人生”一语,已是不解之解,且是真解,且是妙解,“幻由人生”的涵义就是:只要你热切地期待,真诚地翘盼,你所挚爱、热望、追求的一切,便会蓦然出现,你心上的人儿便会飘然而至。“幻由人生”是作家蒲留仙创造的艺术哲学,是他植根于理想主义的构思模式。“幻由人生”可以看做是打开某些聊斋迷宫的钥匙,看做某些聊斋故事的真谛妙解。《婴宁》就是幻由人生的范本:王子服路遇捻花女,凝思成疾,他的朋友吴生以“当代访之”、“成事在我” 来他,其实根本不曾去查问,数日后又胡诌捻花女“即君姨妹行,今尚待聘”,且居于“西南山中,去此可三十余里”,王子服信以为真,竟“怀梅袖中”向南山探访。吴生的话本来就是对王子服“绐之”,按此说求访,岂非水中捞月?然而,王子服不仅找到了捻花女婴宁,她还确是他的姨妹,他们还打破内戚之嫌成了亲! 一切,都是按照王子服的愿望,真是地地道道的“幻由人生”。
世界是何等地小啊。王子服在茫茫人海寻找一个仅见一面、姓名不知的少女,岂非大海捞针?却偏偏如愿以偿。蒲松龄真是创造偶然性的高手。然而这偶然又以必然为依据。细剖《婴宁》布局,可见作家细针密线、用心良苦。吴生王子服说捻花女乃其表妹,王子服进深山查访,再遇婴宁,却“念无以阶进”。聋媪好心地留他吃饭,刚刚说过:“姓名尚自不知何亲可探!”马上又在言谈中主动认亲:“尊堂,我妹子。”“老身姓秦”,并介绍女儿是“庶产,渠母改醮,遗我鞠养。”真是变出意外,奇诡迷离。但是,王子服携婴宁归家后,作家又让吴生来解开了婴宁身世之谜:“秦家姑去世后,姑丈鳏居,祟于狐,病瘠死。狐生女名婴宁,……”真是交待得清清楚楚。最后又由婴宁自述身世,且与王子服一起,到“荒烟错楚中”,寻得聋媪“肤发犹存”之尸,葬入秦氏墓。整个情节实幻相依,无一漏笔、脱笔。而尤为可贵的是:《婴宁》是情节淡化的小说,婴宁其人,才是小说最具魅力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