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互联网时代，所有行业都不能置身世外，都必须转型。对于传统行业来说，转型是需要勇气的。我精心为大家搜集整理了行业转型成功的案例，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2015年1月17日，王健林在2014年 工作 报告 中即宣布万达开始第四次转型计划，转型主要内容是转向服务业为主的企业，包括万达集团的转型和万达商业地产的转型。
转型以后的万达要实行新的发展模式，同时加快发展 文化 旅游、金融、电子商务3个产业，到2020年形成商业、文化旅游、金融、电商基本相当的四大板块，彻底实现转型升级。
作为当前最传统的重资产行业里的龙头，万达四次转型，每次都踏准节奏。这次，万达做出来的转变极有可能影响整个地产界的进程：房子未来可能会免费，收费的环节在服务。房子可能只是一个流量的入口，这才是真正打动人心的地方!
诚品书店颠覆的是传统的书店卖书模式。在诚品书店，除了买书外，每一层还有无数的创意礼品店、特产店，甚至还有一些自由品牌和私人定制的服装店、时尚用品店，顶楼有画廊、互动空间，楼下有餐厅、咖啡馆、超市、鲜花店，但在布局上让人感觉以书店为主。
这种 商业模式 需要庞大的客户流量为依托，初期为培养流量，只做最有黏性但利润空间单薄的商品——图书。而当读书人都把诚品作为买书和读书的圣殿时，再恰如其分地引入符合读书人品味和诉求的其他创意服务和餐饮等增值服务，让这一客户群体感受到更好的一站式体验。
国内类似诚品书店的书店转型不少。但是品途网认为，大部分都得其形而未得其神。请注意一点：诚品书店更注重场景的融合。而不是简单的在书店卖咖啡、卖衣服等附加消费品。他们重视了“场景”的概念。
洛贝是集研发、生产、营销推广为一体的传统小家电企业，主营业务包括：各类家用、商用中高端净水器、电压力锅、米糊机等厨房小家电。其中电压力锅品类定位于中高端市场,整体在该行业排名第四。
洛贝坐落于东莞市松山湖国家高科技园区，工厂占地面积50多亩，拥有办公大楼、研发中心、生产中心等。近两年来传统 渠道 受市场大环境及渠道碎片化的影响有所下滑，而电子商务与礼品渠道有所增长，但增长速度较慢。行业特点：产品开发周期比较长，成本比较高。
2003年委托商标事务所注册“乐邦”商标，但由于企业重视度不够，三年后发现商标被抢注，损失了一部分客户和市场，前期投入了两亿多的市场推广费付之东流。后来重新注册新品牌“洛贝”。期间引入经理人团队，但是企业发展并不尽如人意。2009年企业重新定位，认为企业还处在创业成长期，随着渠道碎片化趋势的发展，公司王总成立新渠道部，开发礼品渠道，电视购物，电子商务等渠道。由于团队不熟悉电子商务如何操作，几年运营进行了多方位尝试，也入驻了天猫、京东、国美在线、苏宁易购平台，虽取得了一些成绩和进步，也遇到了不少的困难和问题。2015年公司规划要在电子商务方面进行大的突破。
2015年5月加多宝推出金罐凉茶扫一扫，形成互联网生活圈子。
该生活圈逻辑就是“因罐子而生”，消费者因口渴买加多宝，通过扫一扫进入互联网生活圈，然后链接其他朋友，或完成其更便利的生活，从而改变消费者消费快消品时的孤立状态，而让每个罐子成了生活圈中的便利入口。
根据加多宝官方的解释，金罐加多宝将围绕美食、娱乐、运动、音乐四大主线，整合现有资源优势，计划每月围绕一个主题为消费者提供心动福利，这样，在未来即可以为用户串联起数以万计的生活方式。
加多宝向来以营销策略见长，这次表面上看还是为了促销，但是却为零售业的未来提供了想象的空间。零售业未来竞争的可能不仅仅是短期的销量，而是一个生活圈子的黏性。
今年1月12日，苏宁董事长张近东在苏宁春季部署会上宣布，首次成立苏宁物流集团和苏宁金融集团，加速两大业务板块产业化发展、独立化运营的能力，全面提升行业竞争力。
张近东将苏宁的转型划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苏宁易购。
第二个阶段线下的互联网化，加强移动端布局和O2O融合。
第三个阶段供应链互联网变革、互联网金融、物流社会化和公有云，从而实现全面的互联网化。
苏宁转型的重要举措之一，就是利用互联网技术改造门店，建立线下云店，改善用户体验，这才是O2O的真正诠释。难怪都为其点赞背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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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到国内的富翁，相信大家可以想到很多人，如马化腾、马云，郭台铭，其中之一就是万达集团的董事长王健林。根据万达集团官网发布的有关王健林的新消息来看，2019年4月份以来，王健林大概有5天在西部地区。 比如，4月11日，王健林董事长出席甘肃省暨陇商大会并发表演讲；4月12日，王健林董事长会见天水市委书记王锐；这样看来，王健林在经过4000亿负债和为了还债“卖卖卖”的之后，对于万达集团转型之路的决心也是非常大的。所以万达的未来还是可以期待的。1988年，王健林在大连创建了万达的前身“西岗区住宅开发公司”。而他为自己设定的第一个目标就是先赚一个亿，而王健林也是幸运的，在设定目标的第二年，他就迎来了让他赚了接近1000万元的项目——大连市北京街旧城区改造。而正是这个项目，王健林也找到自己的经营模式，就是改造旧城区。此后，长达十年王健林都是这么做的。 2000年，在中国经济飞速发展的时期，不满于现状的他觉得让员工和企业活得更好，必须改变现状，最后万达的雏形诞生，他也研究出了新的模式。此后经过王健林大力的扩展，万达走向康庄大道，2016年，王健林家族凭借17000亿元人民币成为中国首富。此前万达集团官微宣布2019年万达将不再发展房地产，这是为什么呢？ 其实，万达决定不做房地产，已经不是这一两年的事情了。有资料显示，2017年8月份前王健林的财富超过2169.16亿的人民币，而万达的总资产也高达8000亿元，甚至更高。这样大好的局面只延续到2017年下半年，因为马拉西亚大马城项目的失势，王健林不得不低价抛售旗下产业，也造成了万达账面上的亏损，王健林也曾公开表示，其万达负责4000亿。在万达“卖，卖，卖”的情况之后，万达集团外债至少还有2000多亿。所以变卖万达旗下的房地产项目，以此来降低负债率，偿还欠款。 此后，万达集团就开始了对未来重新布局。企业开始逐步向文化、 体育 等产业投资，并把内向型的经营思路逐步过渡到内外兼修。2018年是中国房地产企业开始集中“去房地产”化的一年，不少企业的公司业务也开始了实质性的转型，而许多中小房地产企业，甚至直接停止房地产开发，转向其他领域。这是中国房地产业发展的一个必然过程。像万科这样的企业，都要高喊“活下去”，万达转型一切似乎都已经很明朗了。万达告别房地产老亮认为是非常明智的选择，而且到目前为止事实也已经证明了万达的选择是正确的。 告别房地产，让万达轻装上阵 1993年以来，万达经历了4次转型，第一转型是从大连走到广州，由地方性企业转为全国性企业；第二次转型，也就是2000年的时候，万达由住宅地产转为商业地产；第三次转型，万达从单一的房地产转向商业地产、文化 旅游 综合性企业，这时已经来到了2006年；第四次转型就是2015年开始的轻资产战略转型，这次转型与以往是有本质区别的，因为这次的转型是要彻底的离开房地产行业。2017年和2018年很多人都知道万达一直在卖卖卖，于是万达高达4000多亿的负债也被大家所关注。如果看了上面万达的4次转型时间点，相信大家就不会那么惊讶了，而且还不得不佩服老王的前瞻。我们在2017年开始看到的卖卖卖应该是老王在2015就已经开始筹划的，虽然有些项目比如文化 旅游 类的确实是割爱了，但是大船掉头难免有些损失，最重要的是能够成功。 卖卖卖的同时，万达也一直在发展自己的核心资产，2017年以来每年都交付30个万达广场。时间来到2019年5月，万达在短短几个月时间里已经又宣布了2000多亿的投资，说明万达已经轻装再出发！ 万达投资沈阳800亿，其中5个万达广场，但本质已不同 5月初，万达投资沈阳800亿曾经一度被刷屏，特别是房地产的圈子里，很多人都觉得房价也要随之再来一波。我们以万达广场为例，其实这次的投资和以前肯定是不一样的，以前都是万达拿地、万达设计、万达建设、万达运营。而这次，一定是万达运作，第三方出资，万达设计、万达运营，这才符合万达的轻资产战略，现在万达已经完全可以靠着这个品牌去扩张了，不需要在单打独斗。万达告别房地产是为因为万达已经树立起了自己的品牌，在这个靠品牌吃饭的时代，在这个合作才能共赢的时代，谁还会一个人去搞大把的投资？ 万达的王健林抛弃房地产有多重原因: 1.时代大背景:中国经历几十年的高速发展和巨大的城镇化人口红利，让几十年来房地产行业成为一块香饽饽，但是任何一个经济体的发展都有其必然的规律，当生产扩张到一定程度便会有扩张转为产能过剩，继而工作者劳动收入不再大幅增加，房地产行业同样的经济环中的商品，只是这个商品被赋予金融属性，加上中国土地和户籍的制度，导致这个效应被放大，但现在，很显然，中国房地产黄金时期不再，这是很明显的共识，所以大佬们转行也是很合理的。 2.融资难度大。万达是怎么玩的?相信大家都知道的套路，像银行贷款开发的，加上大企业的信用背书，有点名气的都这么玩，万达自然有过之而不及，但是这个 游戏 想要一直继续需要满足多个条件，房价还会继续涨；国家还允许房地产这么玩下去；房企信用背书能力还在；居民还买的起房；当然，这多个方面都出现问题，万达靠山倒了，这么大房企，政商关系处理不好，银行融资就难了，而且最重要国家风向变了，整个行业融资都收紧了，一旦资金受限，这个 游戏 就玩不转，那么卖项目，卖公司都是常见的，能撑下去就不错了，今年上半年有超过270家房企破产。 3.公司战略转型。万达步伐有点大，项目一个接一个，业务范围涵盖投资，影视， 体育 ，文旅，酒店，房地产，物管，商业中心，还有一些零碎的投资，在海外也布局了很多大型项目甚至高溢价收购，王健林作为聪明人，也会看风使舵，转型是必须的，不然资金链要断了。 4.王健林个人原因，这个喊着先赚一个亿再说的企业家，看看他那个豪放的儿子，马云爸爸人家情商这么高都要辞职阿里巴巴集团，回家当老师，王健林有自知之明的话，赶紧求生吧，这时候还谈首富？ 万达集团告别房地产，就本人认为是企业的转型策略。 从事了30多年房地产的万达，在全国各地打造了其地产王国，如今瘦身退出，也从侧面反映出了地产大佬的万达对于房地产未来若干年的判断和预期。第一，释放资产的流动性。 众所周知，地产行业是重资产，然而资产流动性才是企业的生命力。此次的改革可以说让企业的资产流动性得以释放，增强了企业的活力、灵活性，更重要的是大大降低了企业未来的运营风险。从实际操作看，至少释放出千亿资产。第二，未来的盈利点不再是地产行业。 虽然不能明确肯定未来的地产行业是否继续繁荣还是逐渐衰退。但有两点是肯定的：一是地产行业的风险性加大，这种风险主要来源于市场风险和政策风险。可以看到中央和各地在近两年频繁发出政策信号，限购、限贷、限售，越来越多的城市房价纷纷回落，交易量更是持续走低；二是地产行业确实走完了一个生命周期，未来的赢利点在通信、人工智能、互联网、生物 科技 等高核心价值的行业，这些行业的资产轻、附加值高、门槛高、 科技 含量高、政策扶植力度大，具有核心竞争力。如果说花同样的价钱，不如摆脱老旧沉，集中起来办大事。第三，地产不在但管理还在。 万达卖掉了酒店资产，但是酒店的管理权还在，万达酒店仍然负责酒店的设计、经营和管理。万达文旅也同样负责主题公园的设计、建设和管理。所以整体来说，对其影响并没有外界所传的那么大。万达通过养老服务、物业管理等迅速回笼资金，而不再靠买地卖房的模式，其称之为"去地产化"。 正如同一个人脱去了厚棉袄，换上了短袖短裤，就是想让自己跑得更快更远。（家族财富密码：金镰刀） 作为一个 财经 工作者，我认为王健林宣布万达彻底告别房地产，这应该是句真心话，也标志万达经营战略的真正转向。 这么做，说明王健林还是把握透了中国的房地产业发展的脉搏，在王健林看来中国房地产业爆发时期就高利润时期已经结束，现在进入了微利时代了；而且现在和未来的竞争将更加激烈，继续留在这个领域找拼，有点物不所值了。 而且，随着城镇化进入尾声，以及人口城市化的放缓，未来房产需求量和价格上涨幅度都会比前二十年有较大的下滑。 所以，在房地产处于这样拐点时期，王健林先生宣告万达告别房地产，其实是聪明之举，也是万达未来发展的新起点。 目前房地产的整体趋势其实大家都看得比较明白了。前几年的疯狂抢购带来了整个行业的巨大泡沫，目前的价格已达到波峰，后续很难有再多的接盘侠愿意接手，即便不是最高值也已非常接近，5-10后将迎来不可逆的下跌，15-20年后可能会有大幅下跌。 资本的炒作向来是有大的利益空间就一踊而上，到达巅峰就会及时离场，这在股市上看得更为真切。同样的，做企业的也要考虑这个问题，尤其要考虑5-10年后的市场情况。对于房地产行业的大势已去，王健林的彻底告别房地产规划可谓大刀阔斧，干净利索，不愧为一名退役军人，有着军人的果敢和勇气。虽说是丢卒保车，损失不少，可看看现在捡了便宜的富力地产的尴尬你就知道，爱占小便宜的吃大亏，能吃得小亏的才叫看得长远。 万达以前的重资产造成负债过多，体量过大，运作投入过大，就像一艘行在浅湾的豪华游轮，看着气派，可随时会搁浅。可如今，王健林甩掉了累赘，轻松出海，无论是抗风险能力还是新领域的市场前景，都比较强劲。这几年万达也屡经战败，元气大伤，这段时间会是万达短暂的休 养生 息期，所以无论是王健林还是王思聪都显得低调很多，3-5年后相信万达会再次引人瞩目。 看好王健林的未来，也看好王思聪。这两位父子都是正儿八经做实业的，王健林不炒作不来虚的，虽说有时王思聪有些大嘴巴有些不着调，但是三观正，又正义感强，还是希望他们能有更好的发展。也看好他们在商场上的眼光和能力。 政府一再强调，房住不炒!地方政府不能将房地产当作经济增长的“兴奋剂”，政府政策上已经不支持了。 房地产的贷款越来越紧张，资金链收紧，很多房地产公司会很难受。 等房产税开征，许多空置房会出来，市场供给增加，价格会下跌 大势所趋，提早转型，是稳妥的的决定。 而且根据万达发布的情况，转型还是挺成功的。老王还是挺厉害的。房地产下跌是大势所趋，但不会下跌幅度很大，地产规划在那里摆着，政府法规在那亮着。个人觉得，告别房地产是后30年正确的方式。 中国的房产观念太严重，甚至影响到了99年的小生们。王健林集团去除地产化或许会走的更快，更轻些。中国2028年房子应该是不稀缺的，因为拆迁会让家庭有更多的房产或是启动资金。那时候应该就不会因为房子而犯愁。 特朗普都去当总统从政了…这个就是房地产的顶端，在中国没有可能……所以转行是对滴……顺带把房地产降降温…还有一点…制造业不崛起，那就是要科学研究崛起，两条路放在这里，都需要新生代好好打拼，换句话说到底还是教育系统，不单单是学校，家长也要上点心… 各个都从商，商业本来就是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的故事，所以商业服务也严格监管…不管是买东西的还是生产东西的，做假的成本一定要很高，代价一定要很大，不然，违法成本低，大家都抱着侥幸心理，回到 社会 ，反馈的就是综合问题…映射的就是国际问题…就是国际竞争力… 所以…定论就是练好内功，脚踏实地，人人都有工匠精神，才是 社会 正能量… 华安未来资产管理（上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企华安）入股的杭州富谦网络 科技 有限公司“票票喵”平台（以下简称平台）投资理财，目前该平台圈钱跑路，已被杭州警方以“涉嫌集资”罪立案侦查。 2018年8月5日该平台累计涉嫌出借人达3000余人，累计总用户数达36万余人次；涉嫌金额49.4亿，目前亏空出借人资金8亿元左右
如今提起万达，应该无人不知。可以说，万达是一家自带聚光灯的企业。轻资产转型，不管是行业下行压力下的被迫之举，还是主动出击，这位“老大哥”却实实在在的引领着行业的未来走向。万达集团有四大业务，分别是商管、地产、文化和投资，大家所熟知的万达商业地产就是曾经覆盖了商管和地产两大业务的公司。 为什么说“曾经”呢？这要从他的发展历程来解释了。 2002年9月16日，大连万达房地产有限公司和大连一方地产有限公司各持股50%成立了大连万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2007年，从万达集团收购了27家地方公司，更名大连万达商业地产有限公司，成为万达旗下唯一的地产发展平台；2009年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在2018年1月29日，万达商业地产引入腾讯、苏宁、京东和融创的战略投资，用来赎回港股退市时引入的投资人手中的股份，并更名为大连万达商业管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也就是万达集团下的商管集团，之前的地产业务被剥离出去，由新成立的万达地产集团有限公司负责。了解了万达商业地产的基本信息后，我们再来看分享的主题：万达的轻资产模式。 在此之前，我们还要先熟悉一下，什么是轻资产？以及国内的其他房地产企业是否也在进行轻资产转型探索呢？ 以万达为例，轻资产模式就是建设一个万达广场，全部资金由投资方承担，万达负责项目前期的选址、设计和建造，同时负责商场内的招商和运营管理，万达还会将自己的品牌注入其中，在商场运营过程中使用自己的信息管理系统。简而言之，除了钱是别人掏，其他还是万达全权负责。万达广场正式投入运营后，所产生的租金收益由万达和投资方按照一定比例分成。 重资产模式也就是万达的城市综合体产品，建设万达广场的资金由万达自己出，周边再配套建设写字楼、商铺和住宅等，万达将这些物业对外销售，所产生的现金流再投入到万达广场中，形成“以售养租”的运营模式。 从中国的房地产行业来看，地产开发和商业运营分离，是行业洗牌的开始，也是行业走向专业化、走向成熟的必由之路。 许多标杆房地产企业相继提出轻资产战略转型，像万科、绿城、保利、龙湖地产等等。万达可以说是走在轻资产转型最前列的“三好学生”，早在2015年就正式启动了轻资产模式，当时与光大安石、嘉实基金、四川信托和快钱公司联手，共建了20座万达广场，这标志着万达走向了轻重并举的道路；2017年全面实施轻资产战略；2018年将轻重资产分离，地产与商管集团各司其职。前面也提到过，正是在这一年，万达完成了商业地产公司的拆分。伴随着万达地产开发和商业运营的业务分离，万达的组织结构调整也在逐步实施。 首先，分拆出来的地产开发业务由新成立的万达地产负责，业务覆盖地产开发和物业服务，其中地产开发又分为商业项目和住宅项目两大板块。其次，完善商管集团各业务条线，建设业务四大中心：项目管理中心、招商中心、营销策划中心和运营中心，以及九大运营中心：东北、华北、西北、华东、华中、中南、西南、华南九大区域，各区域成立相应的运营管理公司；项目管理中心下则成立各地城市公司。除了组织结构上的调整，在人事任命方面，万达也是下了很大功夫。 2019年，距离万达牵手腾讯、苏宁、京东和融创四大战略伙伴已经有一年多的时间，此时，腾讯、苏宁开始更深地介入万达商管。来自腾讯的李朝晖、来自苏宁易购的蒋勇成为万达商管新任董事。这两个战略伙伴介入之后，万达商管的董事构成包括董事长丁本锡，董事齐界、曲德君、王志彬、李朝晖、蒋勇，还有独立董事陈汉文、薛云奎、刘纪鹏。 进入2020年之后，万达商管经历了四次高层“换血”。原董事长丁本锡请辞，由万达商管原董事兼副总裁齐界接任董事长和总裁一职。之后，万达商管的副总裁梁飞建、高级总裁助理兼规划中心总经理黄驾宙、首席总裁助理兼招商中心总经理王锐相继离职，由曾任万达集团总裁助理、万达商业地产城市公司总经理的韩扬、华西运营中心总经理陈洪涛、万达商管高级总裁助理章培玉分别接任。2月，万达商管副总裁沈嘉颖离职，由商管集团高级总裁助理兼华北运营中心总经理孙亚洲接替。4月21日，原万达集团高级副总裁兼人力资源管理中心总经理肖广瑞接任齐界，转任万达商管执行总裁。了解了万达的轻资产转型之路，以及万达为此进行的组织再造手术之后，我们再来看万达的轻重资产两种模式，究竟是怎样运作的呢？ 前面我们也简单介绍了一下，那具体来看，“以售养租”的重资产模式就是万达将自有资金和募集到的资金用来购买土地，自己开发建设城市综合体，万达广场作为商业部分只租不售，所有权仍然在万达手中，所获得的租金收益和资产溢价一部分用来归还银行的贷款利息，另一部分归自己所有，万达广场的租约和资产可以拿来抵押，贷款金额又投入到购买土地中，由于物业升值所产生的资产溢价部分还可以拿来进行私募融资、或者整体出售、或者剥离出来单独上市；周边配套的住宅、写字楼和商业街对外销售，所获得的销售收入用来归还银行贷款。 我们再来看万达的轻资产模式，万达与银行、证券、基金等投资机构合作，开发万达广场的资金由投资机构承担，万达负责广场的设计、建设、招商和运营，同时输出万达的品牌、管理、技术和资源等等，建成后，万达广场的所有权和增值收益归投资机构所有，租金收益一分为二，大部分归投资机构，万达每年从中获取30%左右。轻资产转型以来，万达商管的经营已经取得了比较显著的成效。2018年底，万达广场已开业“轻资产”项目23个，2019年开业的43个万达广场中，有29个是轻资产项目，2020年计划开业的50个万达广场中，37个是轻资产项目，在建的133个万达广场中，107个是轻资产项目。截至目前，万达商管旗下开业的万达广场已经达到324个。 2019年万达商管实现收入434.8亿元，租金收入384.8亿元，同比增长17.8%。其中，轻资产租金收入同比增长43.9%，万达广场出租率99.9%，租金收缴率100%。前面我们说到万达进行轻资产转型，并且已经取得了一定成效，那么，万达为什么要转型呢？以前的重资产模式难道不赚钱了吗？ 从整个行业来说，房地产的“黄金时期”已经过去了，以前看好的物业升值前景已经不复存在，并且，重资产模式已经难以适应当前的政策环境和市场形势，靠单打独斗、统包统揽的粗放型运作模式来盈利更加困难，所以轻资产模式应运而生。 单从万达自身来说，除了行业共有的各种压力，上市融资也像一座大山，时刻压在万达身上。为了拓宽融资渠道，万达从2009年底就启动A股上市之路，但2010年遇到房地产严格调控，先后出台的“国十一条”、“新国四条”等一系列房地产调控政策，从需求和供给两方面进行了全方位的收紧，包括首付比率、贷款利率、房地产开发用地、融资IPO等等。随后几年，虽有相对宽松的房地产政策相继出台，但总的来说还是处于政策紧缩周期之内，实际上是叫停了房地产企业的股权融资，转型轻资产后，就可以不被划入“房地产”板块，从而避开政策风险。4年后，万达因未按照上市规则报送预先披露材料而终止上市，随后在香港上市，但上市首日就跌破发行价，之后股价一直下跌，也是因为境外投资者并不看好万达的重资产模式，在香港上市18个月后，万达从香港退市，重回A股。 但从2015年受理申请后，直至今日仍未成功上市，最新的数据显示，今年3月6日，万达中止审查，之后是恢复审查还是终止，也让我们拭目以待。 撰写：谦启咨询团队 编辑、排版、校对：小谦 主编：陈勇 出处：谦启管理评论
作 者：邵轩岚
来 源：财视传媒
时势造英雄，时势也毁英雄；但真正的英雄都会卷土重来。 “识大势、知进退”，如今用来形容万达创始人王健林，或许恰如其分。
4年前，王健林面临的时代“大势”是在一轮又一轮海外扩后，外部形势的突变： 融资收紧，资金链几近断裂，万达要面临艰难的“去杠杆”过程，属于万达的时代迅速变“小”了。
随后几年，王健林被迫开始了“瘦身计划”，果断变卖核心资产。比如2017年7月，以637.5亿元的代价，将13个文旅项目和77家城市酒店的股权分别卖给融创的孙宏斌与富力的李思廉。中国首富要靠卖家产求存？这一度让外界颇为震惊： 靠资金杠杆撬动的企业，如此没有韧性？
大势变了。王健林这个出身军旅的四川人，关键时刻的决策自然是杀伐决断：虽然无奈，也必须要坚决退出，虽然不舍，也不能有太多留恋。 这就是“知进退”。尤其是“退”，这是需要自我否定的，特别是否定之前很成功的商业模式。
一次性出清了重资产，万达如今成了“彻底的商业管理运营企业”。有消息称，曾经的万达物业，现在的万达轻资产商管公司（下称“万达商管”）或在年内上市。万达正在变轻，转型较为彻底，已悄然间走在了房企转型的前列。
01、王健林的“大时代”与“小时代”
王健林可谓是一代“网红企业家”。 他言辞犀利，思维敏捷。 广为人知的是他赚1个亿的“小目标”论，让普通人印象深刻，不时拿这个论调调侃。
在联想创始人柳传志眼中，王健林是个 “不做家门口的汉子” ，他带领万达从大连走到全国；又从全国走向全球。在王健林全部用手稿写就的《万达哲学》一书中，柳传志作序称赞王健林， “极具前瞻性而且决策果敢”；“没一句空话套话，从不藏着掖着”；“虽只是一本演讲集，但细读下来却是一部企业创业史”。
让柳传志印象深刻的是王健林的“三次转型”：
第一次 是2000年万达开始做商业地产，反对声音很多，住宅地产发展那么好，为什么要自讨苦吃？
第二次 是在2010年，商业地产做得正红火，王健林又一头扎向文化 旅游 ，而且投资之大、动作之快，让人叹为观止，刚开始大家也看不明白，但是王健林趟出了一条新路。
第三次 是万达“又是电商，又是金融，健步如飞，与时俱进”，柳传志如此描述。
而这正是王健林的“大时代”， 它契合了中国房地产发展的时代进程，王健林敏锐地抓住了中国城镇化发展的 历史 机遇。 2017年之前，王健林一直是《财富》富豪榜的常客，巅峰时曾以净资产313亿美元问鼎亚洲首富，超过李嘉诚。
新的变化很快来了。2017年，美国《财富》杂志评选世界500强，万达也上榜了，位列第380位。细看万达营业收入为284.8亿美元，利润为1.103亿美元，净利润率不到0.4%，而此前一年万达的利润率还有8.88%。这让观察者非常诧异。
值得一提的是，2014年12月万达物业曾在香港上市，以313亿港元的募资成为当年港股最大IPO。不到两年，也就是在2016年3月，王健林以“估值不及预期”进行私有化退市，期望在A股上市。很显然，私有化导致了赢利能力下降。
据一篇题为《王健林“清仓甩卖”真相首富如何对待政策？》的文章解读， 表面上是万达在“买买买”，但背后是金融机构提供的资金。 这部分资金通过“内保外贷”进入了境外，万达和王健林在中国国内背负人民币负债，持有的是海外的美元资产。
而王健买的大都是酒店、游艇公司、 娱乐 、 体育 公司等泛 娱乐 公司。而这些资产，并不是国家需要的。
2017年7月，“看清大势”的王健林果断将旗下13个文旅项目与76家酒店卖掉。值得一提的是，在做出转让决策的半年前，王健林还公开表示，要打败迪士尼。半年后，他要把打败迪士尼的武器卖了。 “这无疑挖心” ，一位 财经 评论员直言。
随后几年，万达一直在接受外界放大镜下的审视，甚至是冷嘲热讽，收缩战线的万达无疑面临了一个艰难的“小时代”。 比较有意思的是，相较于苏宁与恒大等企业近来面临的债务窘境，万达的“卖卖卖”目前赫然成了一个成功转型的“模式”。
02、卖卖卖：舍弃了部分利益，保存了整体
“很早以前，1998年吧，成都某现场活动采访，见过一次，聊天谈到买大连万达足球队，搞到甲A第一，后来又高价卖给实德。那种高位套现的得意感，印象深刻！”一位媒体人谈及20多年前与王健林的一次交集时如是说。
王健林在最近一次的“高位套现”是在2021年5月23日。当日大连万达集团在其官网发布消息，公司已全部退出了AMC（NYSE：AMC）董事会，仅保留少数股权， 累计回笼资金14.76亿美元。投资收益超过1倍。
2012年，王健林斥资26亿美元购买了全球最大连锁影院AMC100%的股权，这也是万达当年出海的第一笔收购。据报道，在这笔投资中，包括7亿美元现金、19亿美元债务和5亿美元的设备改造费用。
但按照万达方面的说法，万达在AMC的实际现金投资仅有7亿美元，债务仍归属AMC，5亿美元的设备改造费通过AMC上市募资之后已解决。根据此次回笼的14.76亿美元来计算，万达在AMC方面的投资收益超过了1倍。
此外，王健林还加速收缩海外投资： 卖掉世界铁人公司，清空海外5个地产项目。 据媒体统计，万达目前已经清空了其在海外全部的地产项目，累计回笼资金约65.04亿元。有分析人士认为， 王健林当年在海外买的资产其实还不错，所以他出手的时候还能有点溢价，基本也没做亏本买卖。
在国内方面，万达同样是卖卖卖，王健林还喊出了 “商管集团剥离房地产业务，一平方米房地产开发也不能有，成为彻底的商业管理运营企业”，足见其决心。
除了卖掉文旅项目与酒店这个“震惊世界的大动作”外，王健林还引进了腾讯、苏宁、京东与融创4家战投，340亿元入股万达商管；引进阿里、北京文投70亿元入股万达电影；60亿元向融创转让文旅管理公司。这些运作，在外界看来， 万达俨然经历了一次“混合所有制”改革，这场“混改”粘合了中国南北各方势力入局，为其日后进行商管、文化与投资布局轻资产奠定了基础。
在2019年初万达内部的总结大会上，王健林称2018年资本运作合同收入827亿元人民币，已收回现金627亿元人民币。这些收入中，绝大部分是股权资本运作，少部分是资产转让。万达通过卖卖卖，为转型获得了喘息之机。在分析看来， 具有很高“政治智慧”的王健林，舍弃了万达的部分利益，保存了整体利益。
万达第四次转型，在王健林看来是很成功的，房地产不再是主要收入来源，最终完成目标定在了2020年。据报道，尽管在开始剥离地产业务之初，万达商管曾有过短暂的“阵痛期”，但在2018年和2019年，万达商管净利润率实现连续两年提升，2019年的利润率更是达到了近五年的新高31.91%。
03、如何布局轻资产，万达凭的是什么？
2020年，疫情突如其来，万达活得怎么样？ 据万达公布的数据显示，2020年，全国万达广场出租率高达99.4%，租金收缴率更是达到惊人的99.9%。如果扣除减免的43.3亿元租金的影响，即便是受到疫情冲击，2020年万达广场租金同比2019年仍然增长8.1%，实现逆势增长。
万达不但没有倒下，还活得非常不错。 在疫情期间，万达让利43.3亿，租金收入比2019年还要多。在外界看来，这堪称是一大商业奇迹。如今万达旗下各业务板块正在全面开始寻求品牌、管理输出。其中，万达商管的轻资产化最为彻底。
据报道，2020年，万达商管对外宣布，自2021年开始不再发展重资产，即不再投资持有万达广场物业，全面实施轻资产战略，每年签约“轻资产”的万达广场将不低于60个。据万达官网显示，目前开业的万达广场有385个。
王健林曾在一次年会中详细阐述了万达商业的“轻资产模型”，将万达轻资产分为投资及合作两类： 投资类就是别人出钱，万达帮别人找地、设计、建设、招商、竣工运营后移交给别人，其中还有一个资本化程序。合作类就是万达既不出钱，也不出地，觉得项目合适，跟别人签合同，帮别人建设，建成后租金三七分成。
新华社对于“万达模式”也给予了很高的褒扬与溢美，原文如下： 放眼中国乃至全球商业史，能够做到输出品牌管理价值的优秀企业可谓凤毛麟角，且通常需要历时百年之久。而万达用了30年，就让“万达广场”跻身其中，拥有比肩可口可乐、迪斯尼、耐克等全球品牌的价值，殊为难得。
万达凭什么？凭借的是自身的管理经验与品牌， “我作为一些大银行的顾问，被请去为一些不良资产的购物中心做诊断，银行希望我能提供一些经验，帮它们做起来，可是有的项目看完后，我只有一个意见——炸掉重来，没有任何提升办法。” 王健林在《万达哲学》一书这样讲述，而这个讲话是在2010年9月27日。
王健林在书中举了上海松江的一家购物中心的例子。它在大学城附近、地铁站的终点，地段很好，但总建筑面积48万平方米的综合体，只做了7层，每层6万多平方米，统一层高4.5米、荷载500公斤。
“6万多平方米一层，人进去根本找不着北；统一层高、荷载，完全没有考虑商家的需要。当时还在基坑阶段，我诚恳地对几个股东建议，一定要推倒重来，但他们舍不得已经投入基础施工的几千万元，最后这个项目成了烂尾楼，损失几个亿。”王健林无不遗憾地表示。
万达集团资产规模够养老了吗：不是。世界500强的资产标准是300亿美元。2011年7月15日，万达集团现在的资产总额是1400亿元，按照现有的发展速度，估计2013年万达集团就将跻身世界500强。提到国内的富翁，相信大家可以想到很多人，如马化腾、马云，郭台铭，其中之一就是万达集团的董事长王健林。根据万达集团官网发布的有关王健林的新消息来看，2019年4月份以来，王健林大概有5天在西部地区。比如，4月11日，王健林董事长出席甘肃省暨陇商大会并发表演讲；4月12日，王健林董事长会见天水市委书记王锐；这样看来，王健林在经过4000亿负债和为了还债“卖卖卖”的之后，对于万达集团转型之路的决心也是非常大的。所以万达的未来还是可以期待的。1988年，王健林在大连创建了万达的前身“西岗区住宅开发公司”。而他为自己设定的第一个目标就是先赚一个亿，而王健林也是幸运的，在设定目标的第二年，他就迎来了让他赚了接近1000万元的项目——大连市北京街旧城区改造。而正是这个项目，王健林也找到自己的经营模式，就是改造旧城区。此后，长达十年王健林都是这么做的。2000年，在中国经济飞速发展的时期，不满于现状的他觉得让员工和企业活得更好，必须改变现状，最后万达的雏形诞生，他也研究出了新的模式。此后经过王健林大力的扩展，万达走向康庄大道，2016年，王健林家族凭借17000亿元人民币成为中国首富。此前万达集团官微宣布2019年万达将不再发展房地产，这是为什么呢？其实，万达决定不做房地产，已经不是这一两年的事情了。有资料显示，2017年8月份前王健林的财富超过2169.16亿的人民币，而万达的总资产也高达8000亿元，甚至更高。这样大好的局面只延续到2017年下半年，因为马拉西亚大马城项目的失势，王健林不得不低价抛售旗下产业，也造成了万达账面上的亏损，王健林也曾公开表示，其万达负责4000亿。在万达“卖，卖，卖”的情况之后，万达集团外债至少还有2000多亿。所以变卖万达旗下的房地产项目，以此来降低负债率，偿还欠款。此后，万达集团就开始了对未来重新布局。企业开始逐步向文化、 体育 等产业投资，并把内向型的经营思路逐步过渡到内外兼修。2018年是中国房地产企业开始集中“去房地产”化的一年，不少企业的公司业务也开始了实质性的转型，而许多中小房地产企业，甚至直接停止房地产开发，转向其他领域。这是中国房地产业发展的一个必然过程。像万科这样的企业，都要高喊“活下去”，万达转型一切似乎都已经很明朗了。万达告别房地产老亮认为是非常明智的选择，而且到目前为止事实也已经证明了万达的选择是正确的。告别房地产，让万达轻装上阵1993年以来，万达经历了4次转型，第一转型是从大连走到广州，由地方性企业转为全国性企业；第二次转型，也就是2000年的时候，万达由住宅地产转为商业地产；第三次转型，万达从单一的房地产转向商业地产、文化 旅游 综合性企业，这时已经来到了2006年；第四次转型就是2015年开始的轻资产战略转型，这次转型与以往是有本质区别的，因为这次的转型是要彻底的离开房地产行业。2017年和2018年很多人都知道万达一直在卖卖卖，于是万达高达4000多亿的负债也被大家所关注。如果看了上面万达的4次转型时间点，相信大家就不会那么惊讶了，而且还不得不佩服老王的前瞻。我们在2017年开始看到的卖卖卖应该是老王在2015就已经开始筹划的，虽然有些项目比如文化 旅游 类的确实是割爱了，但是大船掉头难免有些损失，最重要的是能够成功。卖卖卖的同时，万达也一直在发展自己的核心资产，2017年以来每年都交付30个万达广场。时间来到2019年5月，万达在短短几个月时间里已经又宣布了2000多亿的投资，说明万达已经轻装再出发！万达投资沈阳800亿，其中5个万达广场，但本质已不同5月初，万达投资沈阳800亿曾经一度被刷屏，特别是房地产的圈子里，很多人都觉得房价也要随之再来一波。我们以万达广场为例，其实这次的投资和以前肯定是不一样的，以前都是万达拿地、万达设计、万达建设、万达运营。而这次，一定是万达运作，第三方出资，万达设计、万达运营，这才符合万达的轻资产战略，现在万达已经完全可以靠着这个品牌去扩张了，不需要在单打独斗。万达告别房地产是为因为万达已经树立起了自己的品牌，在这个靠品牌吃饭的时代，在这个合作才能共赢的时代，谁还会一个人去搞大把的投资？万达的王健林抛弃房地产有多重原因:1.时代大背景:中国经历几十年的高速发展和巨大的城镇化人口红利，让几十年来房地产行业成为一块香饽饽，但是任何一个经济体的发展都有其必然的规律，当生产扩张到一定程度便会有扩张转为产能过剩，继而工作者劳动收入不再大幅增加，房地产行业同样的经济环中的商品，只是这个商品被赋予金融属性，加上中国土地和户籍的制度，导致这个效应被放大，但现在，很显然，中国房地产黄金时期不再，这是很明显的共识，所以大佬们转行也是很合理的。2.融资难度大。万达是怎么玩的?相信大家都知道的套路，像银行贷款开发的，加上大企业的信用背书，有点名气的都这么玩，万达自然有过之而不及，但是这个 游戏 想要一直继续需要满足多个条件，房价还会继续涨；国家还允许房地产这么玩下去；房企信用背书能力还在；居民还买的起房；当然，这多个方面都出现问题，万达靠山倒了，这么大房企，政商关系处理不好，银行融资就难了，而且最重要国家风向变了，整个行业融资都收紧了，一旦资金受限，这个 游戏 就玩不转，那么卖项目，卖公司都是常见的，能撑下去就不错了，今年上半年有超过270家房企破产。3.公司战略转型。万达步伐有点大，项目一个接一个，业务范围涵盖投资，影视， 体育 ，文旅，酒店，房地产，物管，商业中心，还有一些零碎的投资，在海外也布局了很多大型项目甚至高溢价收购，王健林作为聪明人，也会看风使舵，转型是必须的，不然资金链要断了。4.王健林个人原因，这个喊着先赚一个亿再说的企业家，看看他那个豪放的儿子，马云爸爸人家情商这么高都要辞职阿里巴巴集团，回家当老师，王健林有自知之明的话，赶紧求生吧，这时候还谈首富？万达集团告别房地产，就本人认为是企业的转型策略。从事了30多年房地产的万达，在全国各地打造了其地产王国，如今瘦身退出，也从侧面反映出了地产大佬的万达对于房地产未来若干年的判断和预期。第一，释放资产的流动性。众所周知，地产行业是重资产，然而资产流动性才是企业的生命力。此次的改革可以说让企业的资产流动性得以释放，增强了企业的活力、灵活性，更重要的是大大降低了企业未来的运营风险。从实际操作看，至少释放出千亿资产。第二，未来的盈利点不再是地产行业。虽然不能明确肯定未来的地产行业是否继续繁荣还是逐渐衰退。但有两点是肯定的：一是地产行业的风险性加大，这种风险主要来源于市场风险和政策风险。可以看到中央和各地在近两年频繁发出政策信号，限购、限贷、限售，越来越多的城市房价纷纷回落，交易量更是持续走低；二是地产行业确实走完了一个生命周期，未来的赢利点在通信、人工智能、互联网、生物 科技 等高核心价值的行业，这些行业的资产轻、附加值高、门槛高、 科技 含量高、政策扶植力度大，具有核心竞争力。如果说花同样的价钱，不如摆脱老旧沉，集中起来办大事。第三，地产不在但管理还在。万达卖掉了酒店资产，但是酒店的管理权还在，万达酒店仍然负责酒店的设计、经营和管理。万达文旅也同样负责主题公园的设计、建设和管理。所以整体来说，对其影响并没有外界所传的那么大。万达通过养老服务、物业管理等迅速回笼资金，而不再靠买地卖房的模式，其称之为"去地产化"。正如同一个人脱去了厚棉袄，换上了短袖短裤，就是想让自己跑得更快更远。（家族财富密码：金镰刀）作为一个 财经 工作者，我认为王健林宣布万达彻底告别房地产，这应该是句真心话，也标志万达经营战略的真正转向。这么做，说明王健林还是把握透了中国的房地产业发展的脉搏，在王健林看来中国房地产业爆发时期就高利润时期已经结束，现在进入了微利时代了；而且现在和未来的竞争将更加激烈，继续留在这个领域找拼，有点物不所值了。而且，随着城镇化进入尾声，以及人口城市化的放缓，未来房产需求量和价格上涨幅度都会比前二十年有较大的下滑。所以，在房地产处于这样拐点时期，王健林先生宣告万达告别房地产，其实是聪明之举，也是万达未来发展的新起点。目前房地产的整体趋势其实大家都看得比较明白了。前几年的疯狂抢购带来了整个行业的巨大泡沫，目前的价格已达到波峰，后续很难有再多的接盘侠愿意接手，即便不是最高值也已非常接近，5-10后将迎来不可逆的下跌，15-20年后可能会有大幅下跌。资本的炒作向来是有大的利益空间就一踊而上，到达巅峰就会及时离场，这在股市上看得更为真切。同样的，做企业的也要考虑这个问题，尤其要考虑5-10年后的市场情况。对于房地产行业的大势已去，王健林的彻底告别房地产规划可谓大刀阔斧，干净利索，不愧为一名退役军人，有着军人的果敢和勇气。虽说是丢卒保车，损失不少，可看看现在捡了便宜的富力地产的尴尬你就知道，爱占小便宜的吃大亏，能吃得小亏的才叫看得长远。万达以前的重资产造成负债过多，体量过大，运作投入过大，就像一艘行在浅湾的豪华游轮，看着气派，可随时会搁浅。可如今，王健林甩掉了累赘，轻松出海，无论是抗风险能力还是新领域的市场前景，都比较强劲。这几年万达也屡经战败，元气大伤，这段时间会是万达短暂的休 养生 息期，所以无论是王健林还是王思聪都显得低调很多，3-5年后相信万达会再次引人瞩目。看好王健林的未来，也看好王思聪。这两位父子都是正儿八经做实业的，王健林不炒作不来虚的，虽说有时王思聪有些大嘴巴有些不着调，但是三观正，又正义感强，还是希望他们能有更好的发展。也看好他们在商场上的眼光和能力。政府一再强调，房住不炒!地方政府不能将房地产当作经济增长的“兴奋剂”，政府政策上已经不支持了。房地产的贷款越来越紧张，资金链收紧，很多房地产公司会很难受。等房产税开征，许多空置房会出来，市场供给增加，价格会下跌大势所趋，提早转型，是稳妥的的决定。而且根据万达发布的情况，转型还是挺成功的。老王还是挺厉害的。房地产下跌是大势所趋，但不会下跌幅度很大，地产规划在那里摆着，政府法规在那亮着。个人觉得，告别房地产是后30年正确的方式。中国的房产观念太严重，甚至影响到了99年的小生们。王健林集团去除地产化或许会走的更快，更轻些。中国2028年房子应该是不稀缺的，因为拆迁会让家庭有更多的房产或是启动资金。那时候应该就不会因为房子而犯愁。特朗普都去当总统从政了…这个就是房地产的顶端，在中国没有可能……所以转行是对滴……顺带把房地产降降温…还有一点…制造业不崛起，那就是要科学研究崛起，两条路放在这里，都需要新生代好好打拼，换句话说到底还是教育系统，不单单是学校，家长也要上点心…各个都从商，商业本来就是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的故事，所以商业服务也严格监管…不管是买东西的还是生产东西的，做假的成本一定要很高，代价一定要很大，不然，违法成本低，大家都抱着侥幸心理，回到 社会 ，反馈的就是综合问题…映射的就是国际问题…就是国际竞争力…所以…定论就是练好内功，脚踏实地，人人都有工匠精神，才是 社会 正能量…华安未来资产管理（上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企华安）入股的杭州富谦网络 科技 有限公司“票票喵”平台（以下简称平台）投资理财，目前该平台圈钱跑路，已被杭州警方以“涉嫌集资”罪立案侦查。2018年8月5日该平台累计涉嫌出借人达3000余人，累计总用户数达36万余人次；涉嫌金额49.4亿，目前亏空出借人资金8亿元左右
如今提起万达，应该无人不知。可以说，万达是一家自带聚光灯的企业。轻资产转型，不管是行业下行压力下的被迫之举，还是主动出击，这位“老大哥”却实实在在的引领着行业的未来走向。万达集团有四大业务，分别是商管、地产、文化和投资，大家所熟知的万达商业地产就是曾经覆盖了商管和地产两大业务的公司。 为什么说“曾经”呢？这要从他的发展历程来解释了。 2002年9月16日，大连万达房地产有限公司和大连一方地产有限公司各持股50%成立了大连万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2007年，从万达集团收购了27家地方公司，更名大连万达商业地产有限公司，成为万达旗下唯一的地产发展平台；2009年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在2018年1月29日，万达商业地产引入腾讯、苏宁、京东和融创的战略投资，用来赎回港股退市时引入的投资人手中的股份，并更名为大连万达商业管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也就是万达集团下的商管集团，之前的地产业务被剥离出去，由新成立的万达地产集团有限公司负责。了解了万达商业地产的基本信息后，我们再来看分享的主题：万达的轻资产模式。 在此之前，我们还要先熟悉一下，什么是轻资产？以及国内的其他房地产企业是否也在进行轻资产转型探索呢？ 以万达为例，轻资产模式就是建设一个万达广场，全部资金由投资方承担，万达负责项目前期的选址、设计和建造，同时负责商场内的招商和运营管理，万达还会将自己的品牌注入其中，在商场运营过程中使用自己的信息管理系统。简而言之，除了钱是别人掏，其他还是万达全权负责。万达广场正式投入运营后，所产生的租金收益由万达和投资方按照一定比例分成。 重资产模式也就是万达的城市综合体产品，建设万达广场的资金由万达自己出，周边再配套建设写字楼、商铺和住宅等，万达将这些物业对外销售，所产生的现金流再投入到万达广场中，形成“以售养租”的运营模式。 从中国的房地产行业来看，地产开发和商业运营分离，是行业洗牌的开始，也是行业走向专业化、走向成熟的必由之路。 许多标杆房地产企业相继提出轻资产战略转型，像万科、绿城、保利、龙湖地产等等。万达可以说是走在轻资产转型最前列的“三好学生”，早在2015年就正式启动了轻资产模式，当时与光大安石、嘉实基金、四川信托和快钱公司联手，共建了20座万达广场，这标志着万达走向了轻重并举的道路；2017年全面实施轻资产战略；2018年将轻重资产分离，地产与商管集团各司其职。前面也提到过，正是在这一年，万达完成了商业地产公司的拆分。伴随着万达地产开发和商业运营的业务分离，万达的组织结构调整也在逐步实施。 首先，分拆出来的地产开发业务由新成立的万达地产负责，业务覆盖地产开发和物业服务，其中地产开发又分为商业项目和住宅项目两大板块。其次，完善商管集团各业务条线，建设业务四大中心：项目管理中心、招商中心、营销策划中心和运营中心，以及九大运营中心：东北、华北、西北、华东、华中、中南、西南、华南九大区域，各区域成立相应的运营管理公司；项目管理中心下则成立各地城市公司。除了组织结构上的调整，在人事任命方面，万达也是下了很大功夫。 2019年，距离万达牵手腾讯、苏宁、京东和融创四大战略伙伴已经有一年多的时间，此时，腾讯、苏宁开始更深地介入万达商管。来自腾讯的李朝晖、来自苏宁易购的蒋勇成为万达商管新任董事。这两个战略伙伴介入之后，万达商管的董事构成包括董事长丁本锡，董事齐界、曲德君、王志彬、李朝晖、蒋勇，还有独立董事陈汉文、薛云奎、刘纪鹏。 进入2020年之后，万达商管经历了四次高层“换血”。原董事长丁本锡请辞，由万达商管原董事兼副总裁齐界接任董事长和总裁一职。之后，万达商管的副总裁梁飞建、高级总裁助理兼规划中心总经理黄驾宙、首席总裁助理兼招商中心总经理王锐相继离职，由曾任万达集团总裁助理、万达商业地产城市公司总经理的韩扬、华西运营中心总经理陈洪涛、万达商管高级总裁助理章培玉分别接任。2月，万达商管副总裁沈嘉颖离职，由商管集团高级总裁助理兼华北运营中心总经理孙亚洲接替。4月21日，原万达集团高级副总裁兼人力资源管理中心总经理肖广瑞接任齐界，转任万达商管执行总裁。了解了万达的轻资产转型之路，以及万达为此进行的组织再造手术之后，我们再来看万达的轻重资产两种模式，究竟是怎样运作的呢？ 前面我们也简单介绍了一下，那具体来看，“以售养租”的重资产模式就是万达将自有资金和募集到的资金用来购买土地，自己开发建设城市综合体，万达广场作为商业部分只租不售，所有权仍然在万达手中，所获得的租金收益和资产溢价一部分用来归还银行的贷款利息，另一部分归自己所有，万达广场的租约和资产可以拿来抵押，贷款金额又投入到购买土地中，由于物业升值所产生的资产溢价部分还可以拿来进行私募融资、或者整体出售、或者剥离出来单独上市；周边配套的住宅、写字楼和商业街对外销售，所获得的销售收入用来归还银行贷款。 我们再来看万达的轻资产模式，万达与银行、证券、基金等投资机构合作，开发万达广场的资金由投资机构承担，万达负责广场的设计、建设、招商和运营，同时输出万达的品牌、管理、技术和资源等等，建成后，万达广场的所有权和增值收益归投资机构所有，租金收益一分为二，大部分归投资机构，万达每年从中获取30%左右。轻资产转型以来，万达商管的经营已经取得了比较显著的成效。2018年底，万达广场已开业“轻资产”项目23个，2019年开业的43个万达广场中，有29个是轻资产项目，2020年计划开业的50个万达广场中，37个是轻资产项目，在建的133个万达广场中，107个是轻资产项目。截至目前，万达商管旗下开业的万达广场已经达到324个。 2019年万达商管实现收入434.8亿元，租金收入384.8亿元，同比增长17.8%。其中，轻资产租金收入同比增长43.9%，万达广场出租率99.9%，租金收缴率100%。前面我们说到万达进行轻资产转型，并且已经取得了一定成效，那么，万达为什么要转型呢？以前的重资产模式难道不赚钱了吗？ 从整个行业来说，房地产的“黄金时期”已经过去了，以前看好的物业升值前景已经不复存在，并且，重资产模式已经难以适应当前的政策环境和市场形势，靠单打独斗、统包统揽的粗放型运作模式来盈利更加困难，所以轻资产模式应运而生。 单从万达自身来说，除了行业共有的各种压力，上市融资也像一座大山，时刻压在万达身上。为了拓宽融资渠道，万达从2009年底就启动A股上市之路，但2010年遇到房地产严格调控，先后出台的“国十一条”、“新国四条”等一系列房地产调控政策，从需求和供给两方面进行了全方位的收紧，包括首付比率、贷款利率、房地产开发用地、融资IPO等等。随后几年，虽有相对宽松的房地产政策相继出台，但总的来说还是处于政策紧缩周期之内，实际上是叫停了房地产企业的股权融资，转型轻资产后，就可以不被划入“房地产”板块，从而避开政策风险。4年后，万达因未按照上市规则报送预先披露材料而终止上市，随后在香港上市，但上市首日就跌破发行价，之后股价一直下跌，也是因为境外投资者并不看好万达的重资产模式，在香港上市18个月后，万达从香港退市，重回A股。 但从2015年受理申请后，直至今日仍未成功上市，最新的数据显示，今年3月6日，万达中止审查，之后是恢复审查还是终止，也让我们拭目以待。 撰写：谦启咨询团队 编辑、排版、校对：小谦 主编：陈勇 出处：谦启管理评论
万达集团
万达集团： 从传统地产行业转型为服务业为主的企业。
万达集团作为传统企业里的龙头，之所以发展的那么迅速，就在于万 达的四次转型都踏准了节奏。
第一次是区域发展，从大连做到全国；
第二次是从住宅房地产转向商业地产；
第三次转型是向文化旅游转型。
而第四次转型范围更广、力度更大，是代表万达未来发展方向的全新转型升级。 这次转型主要内容是转向服务业为主的企业，包括万达集团的转型和 万达商业地产的转型。 万达将加快发展文化旅游、金融产业、电子商务3个产业，到2020年 形成商业、文旅、金融、电商基本相当的四大板块，彻底实现转型升级。
万达的每一次转型带来的都是更高的成就。现如今，万达名下产 业己经遍布中国，万达网络科技集团也 己 在上海宣布成立。 未来，基于互联网技术的应用场景将会拓展至购物中心、商户、酒 店、电影院，为购物中心等实体商业 提供线上线下一体化发展的解决方案。
华为
华为： 战略转型的唯一目的是活下去。
自1987年至今，华为在过去30年里，先后历经多次重大战略转型，形成了从战略制定、战略执行到保障机制的战略管理流程链，使其业务发展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实现持续盈利的发展态势。
在华为的发展历程当中， “活下去”都 是华为始终坚持的最高目标， 因为，只有活下去，企业才有机会寻求更好的发展。 如果企业连活着都成为问题，那么所谓的发展都是空谈。
华为每次的战略转型其实也都面临着外在的环境，包括客户的变化、机会的变化以及竞争格局的瞬息万变等等。 为了应对这些变化，华为能够将全球最顶级专家聚集在一起，共同对其进行研讨、检视和识别，最终，这种集体的智慧可以形成统一的攻势。
平安银行
平安银行： 零售转型策略突破传统，核心优势不断筑牢。
“我们零售转型的战略没有变，但我们的上阵武器已经鸟枪换炮，策略打法已经突破传统，核心优势也不断筑牢。”在8月8日平安银行举行的2019年中期业绩发布会上，该行董事长谢永林生动地描述，并用“不容易、守承诺、新变化”三个关键词总结了平安银行过去、现在的经历和未来的发展规划。
2016年10月，平安银行新班子组建，为扭转当时资本压力大、资产质量差的局面，该行做出向零售转型的战略决定。 而零售业务的成绩证明了该行的“守承诺”，短短三年零售成为了该行收入增长的重要支柱。
2019年上半年，该行零售业务营业收入385.96亿元、同比增长31.7%，在全行营业收入中占比为56.9%； 零售业务净利润108.10亿元、同比增长19.1%，在全行净利润中占比为70.2%。
蒙牛
蒙牛： 从传统乳业制品企业转型为O2O “互联网+”的奶制品企业。
蒙牛的“互联网+”转型升级是通过跨界战略路线实现。 在毒奶粉事件后，为保证产品的品质， 蒙牛在质量与技术方面直接引进国际标准，整合和运用全球先进的技术、研发和管理经验。
而蒙牛的营销手段也非常具有互联网思维，跨界与百度合作，通过二 维码追溯牛奶产地 “精选牧场” ，让客户清晰地了解到蒙牛的生产技术和管理体系。
与滴滴战略合作，从线上扩展到线下，如送蒙牛红包，滴滴专车用户 上车后有机会享受蒙牛牛奶。 蒙牛的转型带来的是更多跨界的合作，互联网思维下的营销使得蒙牛战略合作深入到品牌、渠道、资源甚至供应等方面，这是对蒙牛来说最好的转型方式。
海尔
海尔： 从传统家电企业转型为一个制造创客和企业家的平台。
2014年是海尔全面向互联网时代转型的一年，推出了空气盒子、空气 魔方、智能烤箱等智能终端设备，可谓硕果累累。
在“互联网+”，“工业4.0”的时代，海尔基于互联网企业和客户关系逆转，提出“人人创客”的口号，在企业内部起了管理变革，意欲打造一个平台型组织。
海尔互联网转型4年，海尔已经孵化了1160多个小微创业项目，100个小微企业年收入过亿元，24个小微企业成功引入风投，14个小微企业估值过亿。 过去的海尔是一个制造家电的企业，来来的海尔将是一个制造创客和 企业家的企业。
加多宝
加多宝： 全网联合的营销新思路。
互联网+模式下电子商务的发展为零售企业带来销售转型的契机，而多 种网络传播模式的发展打开了企业宣传的新思路，“加多宝”的宣传方案在业内享有盛名，不仅广告创意引起不同行业相模仿，投放目光精准更是确保了传播效果的最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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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到国内的富翁，相信大家可以想到很多人，如马化腾、马云，郭台铭，其中之一就是万达集团的董事长王健林。根据万达集团官网发布的有关王健林的新消息来看，2019年4月份以来，王健林大概有5天在西部地区。 比如，4月11日，王健林董事长出席甘肃省暨陇商大会并发表演讲；4月12日，王健林董事长会见天水市委书记王锐；这样看来，王健林在经过4000亿负债和为了还债“卖卖卖”的之后，对于万达集团转型之路的决心也是非常大的。所以万达的未来还是可以期待的。1988年，王健林在大连创建了万达的前身“西岗区住宅开发公司”。而他为自己设定的第一个目标就是先赚一个亿，而王健林也是幸运的，在设定目标的第二年，他就迎来了让他赚了接近1000万元的项目——大连市北京街旧城区改造。而正是这个项目，王健林也找到自己的经营模式，就是改造旧城区。此后，长达十年王健林都是这么做的。 2000年，在中国经济飞速发展的时期，不满于现状的他觉得让员工和企业活得更好，必须改变现状，最后万达的雏形诞生，他也研究出了新的模式。此后经过王健林大力的扩展，万达走向康庄大道，2016年，王健林家族凭借17000亿元人民币成为中国首富。此前万达集团官微宣布2019年万达将不再发展房地产，这是为什么呢？ 其实，万达决定不做房地产，已经不是这一两年的事情了。有资料显示，2017年8月份前王健林的财富超过2169.16亿的人民币，而万达的总资产也高达8000亿元，甚至更高。这样大好的局面只延续到2017年下半年，因为马拉西亚大马城项目的失势，王健林不得不低价抛售旗下产业，也造成了万达账面上的亏损，王健林也曾公开表示，其万达负责4000亿。在万达“卖，卖，卖”的情况之后，万达集团外债至少还有2000多亿。所以变卖万达旗下的房地产项目，以此来降低负债率，偿还欠款。 此后，万达集团就开始了对未来重新布局。企业开始逐步向文化、 体育 等产业投资，并把内向型的经营思路逐步过渡到内外兼修。2018年是中国房地产企业开始集中“去房地产”化的一年，不少企业的公司业务也开始了实质性的转型，而许多中小房地产企业，甚至直接停止房地产开发，转向其他领域。这是中国房地产业发展的一个必然过程。像万科这样的企业，都要高喊“活下去”，万达转型一切似乎都已经很明朗了。万达告别房地产老亮认为是非常明智的选择，而且到目前为止事实也已经证明了万达的选择是正确的。 告别房地产，让万达轻装上阵 1993年以来，万达经历了4次转型，第一转型是从大连走到广州，由地方性企业转为全国性企业；第二次转型，也就是2000年的时候，万达由住宅地产转为商业地产；第三次转型，万达从单一的房地产转向商业地产、文化 旅游 综合性企业，这时已经来到了2006年；第四次转型就是2015年开始的轻资产战略转型，这次转型与以往是有本质区别的，因为这次的转型是要彻底的离开房地产行业。2017年和2018年很多人都知道万达一直在卖卖卖，于是万达高达4000多亿的负债也被大家所关注。如果看了上面万达的4次转型时间点，相信大家就不会那么惊讶了，而且还不得不佩服老王的前瞻。我们在2017年开始看到的卖卖卖应该是老王在2015就已经开始筹划的，虽然有些项目比如文化 旅游 类的确实是割爱了，但是大船掉头难免有些损失，最重要的是能够成功。 卖卖卖的同时，万达也一直在发展自己的核心资产，2017年以来每年都交付30个万达广场。时间来到2019年5月，万达在短短几个月时间里已经又宣布了2000多亿的投资，说明万达已经轻装再出发！ 万达投资沈阳800亿，其中5个万达广场，但本质已不同 5月初，万达投资沈阳800亿曾经一度被刷屏，特别是房地产的圈子里，很多人都觉得房价也要随之再来一波。我们以万达广场为例，其实这次的投资和以前肯定是不一样的，以前都是万达拿地、万达设计、万达建设、万达运营。而这次，一定是万达运作，第三方出资，万达设计、万达运营，这才符合万达的轻资产战略，现在万达已经完全可以靠着这个品牌去扩张了，不需要在单打独斗。万达告别房地产是为因为万达已经树立起了自己的品牌，在这个靠品牌吃饭的时代，在这个合作才能共赢的时代，谁还会一个人去搞大把的投资？ 万达的王健林抛弃房地产有多重原因: 1.时代大背景:中国经历几十年的高速发展和巨大的城镇化人口红利，让几十年来房地产行业成为一块香饽饽，但是任何一个经济体的发展都有其必然的规律，当生产扩张到一定程度便会有扩张转为产能过剩，继而工作者劳动收入不再大幅增加，房地产行业同样的经济环中的商品，只是这个商品被赋予金融属性，加上中国土地和户籍的制度，导致这个效应被放大，但现在，很显然，中国房地产黄金时期不再，这是很明显的共识，所以大佬们转行也是很合理的。 2.融资难度大。万达是怎么玩的?相信大家都知道的套路，像银行贷款开发的，加上大企业的信用背书，有点名气的都这么玩，万达自然有过之而不及，但是这个 游戏 想要一直继续需要满足多个条件，房价还会继续涨；国家还允许房地产这么玩下去；房企信用背书能力还在；居民还买的起房；当然，这多个方面都出现问题，万达靠山倒了，这么大房企，政商关系处理不好，银行融资就难了，而且最重要国家风向变了，整个行业融资都收紧了，一旦资金受限，这个 游戏 就玩不转，那么卖项目，卖公司都是常见的，能撑下去就不错了，今年上半年有超过270家房企破产。 3.公司战略转型。万达步伐有点大，项目一个接一个，业务范围涵盖投资，影视， 体育 ，文旅，酒店，房地产，物管，商业中心，还有一些零碎的投资，在海外也布局了很多大型项目甚至高溢价收购，王健林作为聪明人，也会看风使舵，转型是必须的，不然资金链要断了。 4.王健林个人原因，这个喊着先赚一个亿再说的企业家，看看他那个豪放的儿子，马云爸爸人家情商这么高都要辞职阿里巴巴集团，回家当老师，王健林有自知之明的话，赶紧求生吧，这时候还谈首富？ 万达集团告别房地产，就本人认为是企业的转型策略。 从事了30多年房地产的万达，在全国各地打造了其地产王国，如今瘦身退出，也从侧面反映出了地产大佬的万达对于房地产未来若干年的判断和预期。第一，释放资产的流动性。 众所周知，地产行业是重资产，然而资产流动性才是企业的生命力。此次的改革可以说让企业的资产流动性得以释放，增强了企业的活力、灵活性，更重要的是大大降低了企业未来的运营风险。从实际操作看，至少释放出千亿资产。第二，未来的盈利点不再是地产行业。 虽然不能明确肯定未来的地产行业是否继续繁荣还是逐渐衰退。但有两点是肯定的：一是地产行业的风险性加大，这种风险主要来源于市场风险和政策风险。可以看到中央和各地在近两年频繁发出政策信号，限购、限贷、限售，越来越多的城市房价纷纷回落，交易量更是持续走低；二是地产行业确实走完了一个生命周期，未来的赢利点在通信、人工智能、互联网、生物 科技 等高核心价值的行业，这些行业的资产轻、附加值高、门槛高、 科技 含量高、政策扶植力度大，具有核心竞争力。如果说花同样的价钱，不如摆脱老旧沉，集中起来办大事。第三，地产不在但管理还在。 万达卖掉了酒店资产，但是酒店的管理权还在，万达酒店仍然负责酒店的设计、经营和管理。万达文旅也同样负责主题公园的设计、建设和管理。所以整体来说，对其影响并没有外界所传的那么大。万达通过养老服务、物业管理等迅速回笼资金，而不再靠买地卖房的模式，其称之为"去地产化"。 正如同一个人脱去了厚棉袄，换上了短袖短裤，就是想让自己跑得更快更远。（家族财富密码：金镰刀） 作为一个 财经 工作者，我认为王健林宣布万达彻底告别房地产，这应该是句真心话，也标志万达经营战略的真正转向。 这么做，说明王健林还是把握透了中国的房地产业发展的脉搏，在王健林看来中国房地产业爆发时期就高利润时期已经结束，现在进入了微利时代了；而且现在和未来的竞争将更加激烈，继续留在这个领域找拼，有点物不所值了。 而且，随着城镇化进入尾声，以及人口城市化的放缓，未来房产需求量和价格上涨幅度都会比前二十年有较大的下滑。 所以，在房地产处于这样拐点时期，王健林先生宣告万达告别房地产，其实是聪明之举，也是万达未来发展的新起点。 目前房地产的整体趋势其实大家都看得比较明白了。前几年的疯狂抢购带来了整个行业的巨大泡沫，目前的价格已达到波峰，后续很难有再多的接盘侠愿意接手，即便不是最高值也已非常接近，5-10后将迎来不可逆的下跌，15-20年后可能会有大幅下跌。 资本的炒作向来是有大的利益空间就一踊而上，到达巅峰就会及时离场，这在股市上看得更为真切。同样的，做企业的也要考虑这个问题，尤其要考虑5-10年后的市场情况。对于房地产行业的大势已去，王健林的彻底告别房地产规划可谓大刀阔斧，干净利索，不愧为一名退役军人，有着军人的果敢和勇气。虽说是丢卒保车，损失不少，可看看现在捡了便宜的富力地产的尴尬你就知道，爱占小便宜的吃大亏，能吃得小亏的才叫看得长远。 万达以前的重资产造成负债过多，体量过大，运作投入过大，就像一艘行在浅湾的豪华游轮，看着气派，可随时会搁浅。可如今，王健林甩掉了累赘，轻松出海，无论是抗风险能力还是新领域的市场前景，都比较强劲。这几年万达也屡经战败，元气大伤，这段时间会是万达短暂的休 养生 息期，所以无论是王健林还是王思聪都显得低调很多，3-5年后相信万达会再次引人瞩目。 看好王健林的未来，也看好王思聪。这两位父子都是正儿八经做实业的，王健林不炒作不来虚的，虽说有时王思聪有些大嘴巴有些不着调，但是三观正，又正义感强，还是希望他们能有更好的发展。也看好他们在商场上的眼光和能力。 政府一再强调，房住不炒!地方政府不能将房地产当作经济增长的“兴奋剂”，政府政策上已经不支持了。 房地产的贷款越来越紧张，资金链收紧，很多房地产公司会很难受。 等房产税开征，许多空置房会出来，市场供给增加，价格会下跌 大势所趋，提早转型，是稳妥的的决定。 而且根据万达发布的情况，转型还是挺成功的。老王还是挺厉害的。房地产下跌是大势所趋，但不会下跌幅度很大，地产规划在那里摆着，政府法规在那亮着。个人觉得，告别房地产是后30年正确的方式。 中国的房产观念太严重，甚至影响到了99年的小生们。王健林集团去除地产化或许会走的更快，更轻些。中国2028年房子应该是不稀缺的，因为拆迁会让家庭有更多的房产或是启动资金。那时候应该就不会因为房子而犯愁。 特朗普都去当总统从政了…这个就是房地产的顶端，在中国没有可能……所以转行是对滴……顺带把房地产降降温…还有一点…制造业不崛起，那就是要科学研究崛起，两条路放在这里，都需要新生代好好打拼，换句话说到底还是教育系统，不单单是学校，家长也要上点心… 各个都从商，商业本来就是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的故事，所以商业服务也严格监管…不管是买东西的还是生产东西的，做假的成本一定要很高，代价一定要很大，不然，违法成本低，大家都抱着侥幸心理，回到 社会 ，反馈的就是综合问题…映射的就是国际问题…就是国际竞争力… 所以…定论就是练好内功，脚踏实地，人人都有工匠精神，才是 社会 正能量… 华安未来资产管理（上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企华安）入股的杭州富谦网络 科技 有限公司“票票喵”平台（以下简称平台）投资理财，目前该平台圈钱跑路，已被杭州警方以“涉嫌集资”罪立案侦查。 2018年8月5日该平台累计涉嫌出借人达3000余人，累计总用户数达36万余人次；涉嫌金额49.4亿，目前亏空出借人资金8亿元左右
作 者：邵轩岚
来 源：财视传媒
时势造英雄，时势也毁英雄；但真正的英雄都会卷土重来。 “识大势、知进退”，如今用来形容万达创始人王健林，或许恰如其分。
4年前，王健林面临的时代“大势”是在一轮又一轮海外扩后，外部形势的突变： 融资收紧，资金链几近断裂，万达要面临艰难的“去杠杆”过程，属于万达的时代迅速变“小”了。
随后几年，王健林被迫开始了“瘦身计划”，果断变卖核心资产。比如2017年7月，以637.5亿元的代价，将13个文旅项目和77家城市酒店的股权分别卖给融创的孙宏斌与富力的李思廉。中国首富要靠卖家产求存？这一度让外界颇为震惊： 靠资金杠杆撬动的企业，如此没有韧性？
大势变了。王健林这个出身军旅的四川人，关键时刻的决策自然是杀伐决断：虽然无奈，也必须要坚决退出，虽然不舍，也不能有太多留恋。 这就是“知进退”。尤其是“退”，这是需要自我否定的，特别是否定之前很成功的商业模式。
一次性出清了重资产，万达如今成了“彻底的商业管理运营企业”。有消息称，曾经的万达物业，现在的万达轻资产商管公司（下称“万达商管”）或在年内上市。万达正在变轻，转型较为彻底，已悄然间走在了房企转型的前列。
01、王健林的“大时代”与“小时代”
王健林可谓是一代“网红企业家”。 他言辞犀利，思维敏捷。 广为人知的是他赚1个亿的“小目标”论，让普通人印象深刻，不时拿这个论调调侃。
在联想创始人柳传志眼中，王健林是个 “不做家门口的汉子” ，他带领万达从大连走到全国；又从全国走向全球。在王健林全部用手稿写就的《万达哲学》一书中，柳传志作序称赞王健林， “极具前瞻性而且决策果敢”；“没一句空话套话，从不藏着掖着”；“虽只是一本演讲集，但细读下来却是一部企业创业史”。
让柳传志印象深刻的是王健林的“三次转型”：
第一次 是2000年万达开始做商业地产，反对声音很多，住宅地产发展那么好，为什么要自讨苦吃？
第二次 是在2010年，商业地产做得正红火，王健林又一头扎向文化 旅游 ，而且投资之大、动作之快，让人叹为观止，刚开始大家也看不明白，但是王健林趟出了一条新路。
第三次 是万达“又是电商，又是金融，健步如飞，与时俱进”，柳传志如此描述。
而这正是王健林的“大时代”， 它契合了中国房地产发展的时代进程，王健林敏锐地抓住了中国城镇化发展的 历史 机遇。 2017年之前，王健林一直是《财富》富豪榜的常客，巅峰时曾以净资产313亿美元问鼎亚洲首富，超过李嘉诚。
新的变化很快来了。2017年，美国《财富》杂志评选世界500强，万达也上榜了，位列第380位。细看万达营业收入为284.8亿美元，利润为1.103亿美元，净利润率不到0.4%，而此前一年万达的利润率还有8.88%。这让观察者非常诧异。
值得一提的是，2014年12月万达物业曾在香港上市，以313亿港元的募资成为当年港股最大IPO。不到两年，也就是在2016年3月，王健林以“估值不及预期”进行私有化退市，期望在A股上市。很显然，私有化导致了赢利能力下降。
据一篇题为《王健林“清仓甩卖”真相首富如何对待政策？》的文章解读， 表面上是万达在“买买买”，但背后是金融机构提供的资金。 这部分资金通过“内保外贷”进入了境外，万达和王健林在中国国内背负人民币负债，持有的是海外的美元资产。
而王健买的大都是酒店、游艇公司、 娱乐 、 体育 公司等泛 娱乐 公司。而这些资产，并不是国家需要的。
2017年7月，“看清大势”的王健林果断将旗下13个文旅项目与76家酒店卖掉。值得一提的是，在做出转让决策的半年前，王健林还公开表示，要打败迪士尼。半年后，他要把打败迪士尼的武器卖了。 “这无疑挖心” ，一位 财经 评论员直言。
随后几年，万达一直在接受外界放大镜下的审视，甚至是冷嘲热讽，收缩战线的万达无疑面临了一个艰难的“小时代”。 比较有意思的是，相较于苏宁与恒大等企业近来面临的债务窘境，万达的“卖卖卖”目前赫然成了一个成功转型的“模式”。
02、卖卖卖：舍弃了部分利益，保存了整体
“很早以前，1998年吧，成都某现场活动采访，见过一次，聊天谈到买大连万达足球队，搞到甲A第一，后来又高价卖给实德。那种高位套现的得意感，印象深刻！”一位媒体人谈及20多年前与王健林的一次交集时如是说。
王健林在最近一次的“高位套现”是在2021年5月23日。当日大连万达集团在其官网发布消息，公司已全部退出了AMC（NYSE：AMC）董事会，仅保留少数股权， 累计回笼资金14.76亿美元。投资收益超过1倍。
2012年，王健林斥资26亿美元购买了全球最大连锁影院AMC100%的股权，这也是万达当年出海的第一笔收购。据报道，在这笔投资中，包括7亿美元现金、19亿美元债务和5亿美元的设备改造费用。
但按照万达方面的说法，万达在AMC的实际现金投资仅有7亿美元，债务仍归属AMC，5亿美元的设备改造费通过AMC上市募资之后已解决。根据此次回笼的14.76亿美元来计算，万达在AMC方面的投资收益超过了1倍。
此外，王健林还加速收缩海外投资： 卖掉世界铁人公司，清空海外5个地产项目。 据媒体统计，万达目前已经清空了其在海外全部的地产项目，累计回笼资金约65.04亿元。有分析人士认为， 王健林当年在海外买的资产其实还不错，所以他出手的时候还能有点溢价，基本也没做亏本买卖。
在国内方面，万达同样是卖卖卖，王健林还喊出了 “商管集团剥离房地产业务，一平方米房地产开发也不能有，成为彻底的商业管理运营企业”，足见其决心。
除了卖掉文旅项目与酒店这个“震惊世界的大动作”外，王健林还引进了腾讯、苏宁、京东与融创4家战投，340亿元入股万达商管；引进阿里、北京文投70亿元入股万达电影；60亿元向融创转让文旅管理公司。这些运作，在外界看来， 万达俨然经历了一次“混合所有制”改革，这场“混改”粘合了中国南北各方势力入局，为其日后进行商管、文化与投资布局轻资产奠定了基础。
在2019年初万达内部的总结大会上，王健林称2018年资本运作合同收入827亿元人民币，已收回现金627亿元人民币。这些收入中，绝大部分是股权资本运作，少部分是资产转让。万达通过卖卖卖，为转型获得了喘息之机。在分析看来， 具有很高“政治智慧”的王健林，舍弃了万达的部分利益，保存了整体利益。
万达第四次转型，在王健林看来是很成功的，房地产不再是主要收入来源，最终完成目标定在了2020年。据报道，尽管在开始剥离地产业务之初，万达商管曾有过短暂的“阵痛期”，但在2018年和2019年，万达商管净利润率实现连续两年提升，2019年的利润率更是达到了近五年的新高31.91%。
03、如何布局轻资产，万达凭的是什么？
2020年，疫情突如其来，万达活得怎么样？ 据万达公布的数据显示，2020年，全国万达广场出租率高达99.4%，租金收缴率更是达到惊人的99.9%。如果扣除减免的43.3亿元租金的影响，即便是受到疫情冲击，2020年万达广场租金同比2019年仍然增长8.1%，实现逆势增长。
万达不但没有倒下，还活得非常不错。 在疫情期间，万达让利43.3亿，租金收入比2019年还要多。在外界看来，这堪称是一大商业奇迹。如今万达旗下各业务板块正在全面开始寻求品牌、管理输出。其中，万达商管的轻资产化最为彻底。
据报道，2020年，万达商管对外宣布，自2021年开始不再发展重资产，即不再投资持有万达广场物业，全面实施轻资产战略，每年签约“轻资产”的万达广场将不低于60个。据万达官网显示，目前开业的万达广场有385个。
王健林曾在一次年会中详细阐述了万达商业的“轻资产模型”，将万达轻资产分为投资及合作两类： 投资类就是别人出钱，万达帮别人找地、设计、建设、招商、竣工运营后移交给别人，其中还有一个资本化程序。合作类就是万达既不出钱，也不出地，觉得项目合适，跟别人签合同，帮别人建设，建成后租金三七分成。
新华社对于“万达模式”也给予了很高的褒扬与溢美，原文如下： 放眼中国乃至全球商业史，能够做到输出品牌管理价值的优秀企业可谓凤毛麟角，且通常需要历时百年之久。而万达用了30年，就让“万达广场”跻身其中，拥有比肩可口可乐、迪斯尼、耐克等全球品牌的价值，殊为难得。
万达凭什么？凭借的是自身的管理经验与品牌， “我作为一些大银行的顾问，被请去为一些不良资产的购物中心做诊断，银行希望我能提供一些经验，帮它们做起来，可是有的项目看完后，我只有一个意见——炸掉重来，没有任何提升办法。” 王健林在《万达哲学》一书这样讲述，而这个讲话是在2010年9月27日。
王健林在书中举了上海松江的一家购物中心的例子。它在大学城附近、地铁站的终点，地段很好，但总建筑面积48万平方米的综合体，只做了7层，每层6万多平方米，统一层高4.5米、荷载500公斤。
“6万多平方米一层，人进去根本找不着北；统一层高、荷载，完全没有考虑商家的需要。当时还在基坑阶段，我诚恳地对几个股东建议，一定要推倒重来，但他们舍不得已经投入基础施工的几千万元，最后这个项目成了烂尾楼，损失几个亿。”王健林无不遗憾地表示。
此外，万达文化集团是中国最大的文化企业，2017年上半年收入达到308亿元;万达网络科技集团是实业+互联网大型开放型平台公司;万达金融集团重点发力传统金融，未来将实现金融多牌照运营。作为世界级的中国领军企业，近期，万达大幅抛售和重组的动作却让人有些看不懂：2017年7月19日，万达以637.5亿元的总价将77家城市酒店全部股权以及13个文旅项目的91%股权分别转让给富力和融创。到8月9日，香港联交所发布公告称，万达集团旗下万达酒店发展(0169.HK)公布重大资产重组计划，万达两大轻资产公司——万达酒店管理公司和万达文旅集团注入香港上市公司。这个动作是将重资产出售给富力、融创后，又将剩余的轻资产注入上市公司的决策。在短短20多天时间内，王健林将万达旗下资产做了深度调整和重新组合。多位业内人士向《中国经营报》记者表示，这些大动作背后，是万达轻资产品牌化运营模式的转型逻辑。早在2015年初，王健林曾宣布万达集团开始进行第四次转型，将从一家房地产公司，转向一家以服务业为主的企业，走“轻资产”之路。在2016年集团年会上，王健林又明确提出：“万达商业是集团转型的重点公司，力争在2018年提前两年完成转型目标，成为商业服务型企业。一要逐步减少地产投资、二要实现轻资产运营、三要提升租金利润占比。”
中国还没有真正有涉及到第四方物流的公司，在中国应该说大部分还只是一个概念。不过目前“百世物流科技有限公司”提出要做第四方物流。
论我国第四方物流的发展研究一、第四方物流第四方物流是一个供应链的整合者及协调者，管理组织本身与其他互补性服务所有的资源、能力和技术来提供综合的供应链解决方案。第四方物流主要是对企业的供应链进行监控，以实现快速度、高质量、低成本的物流服务，在解决企业物流的基础上，整合社会资源，解决物流信息充分共享、社会物流资源充分利用的问题。第四方物流是将相关最优资源和策略应用到企业的运作中来，从而提高企业的业绩，促进经济发展。第四方物流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持续降低企业物流整体成本。第四方物流能够充分利用其物流网络及现有的信息技术对物流活动中的所有环节进行整合、协调并管理物流各环节各参与方的活动与利益冲突，从而能够帮助企业持续降低物流的整体运作成本。2．培植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核心竞争力是企业在市场竞争中保持持续优势的源泉。采用第四方物流，能使企业更好地配置自身的资源，专注于核心业务，集中优势资源拓展主业，大大提升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并为企业的后续发展提供永续的动力。3．促进经济健康发展。我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经济增长对物流需求越来越大，经济发展对物流的依赖程度越来越高。第四方物流能够提升整个物流业的服务质量与服务能力，以其高效率的运作满足经济发展的要求。二、我国发展第四方物流存在的问题1.第三方物流在中国物流市场上的份额很低。发展提高第三方物流的服务功能和地位是发展第四方物流的关键。在我国，第三方物流企业有的是传统物流企业转变而来，有的来源于国外独资和合资企业，还处在转型发展时期。第三方物流在整个物流市场上的占有率很低，短期内不具备整合物流资源的能力。2．我国物流基础设施建设的落后。我国物流基础设施和装备条件与第四方物流的发展要求存在一定差距。我国初步形成了由铁路、公路、水路、民用航空及管道等五种运输方式组成的运输体系，基础设施、技术装备、管理水平、运输市场等方面都取得了巨大的发展，但是还不能满足第四方物流发展的需要。3.管理体制不完善。在我国，由于体制没有理顺，各部门之间分工存在交叉，造成了物流行业管理中存在部门分割、重复建设等种种问题。4．供应链管理技术尚未发育成熟。目前中国供应链管理技术尚未发育成熟，企业组织变革管理的能力较差，同时整个物流的基础设施落后，客户的规模较小，还承担不起第四方物流的服务。第四方物流的发展必须在第三方物流高度发达和业务外包极为流行的基础上才能发展起来。5.物流信息化程度低。信息化是物流的灵魂，而强大的物流信息网络是第四方物流开展的前提条件。利用信息网络技术可以掌控物流供应链的各环节，最有效地整合全国的物流资源，提高物流的运作效率，降低物流成本。目前由于信息技术的不成熟、投资费用偏高等问题使得信息化程度低，缺少能够实现供应链上所有企业和第三方物流企业的信息共享的公共信息平台。6.现代物流人才的缺乏。物流业之间的竞争，不仅需要有先进的技术和雄厚的资金，还要有一批高素质的物流人才。第四方物流发展要求物流人才不仅具备物流的基础知识和丰富的实战经验，还要具备IT、人力资源管理、技术集成等全方位的知识和能力，我国目前严重缺少这类高素质的物流人才。三、发展第四方物流的对策1.加强物流基础设施的规划和建设。政府应该统筹规划，整合物流资源，加强协调，加大物流基础设施的投资力度，并积极引导社会各方力量涉足物流业的投资建设，为物流和配送打好基础。同时在政策上应该制定规范的物流产业发展政策，在全国内合理地建立具有一定规模和区位优势的物流园区、物流基地和物流中心。加快物流产业标准化、规范化进程。2．大力发展第三方物流。大力发展第三方物流是当前提高我国物流产业发展水平最重要的措施。在整个物流供应链中，第四方物流是第三方物流的管理和集成者，第四方物流是通过第三方物流整合社会资源。只有大力发展第三方物流企业，第四方物流才有发展的基础。为满足现代物流业的发展需要，必须大力发展第三方物流，培育大型企业集团，提高物流业的效益。3.加速物流产业信息化，建立全国物流公共信息平台。发展第四方物流是解决整个社会物流资源配置问题的最有力的手段。我国目前正在推进信息化进程，利用先进的RFID、EDI、GPS等信息技术把当前蓬勃发展的现代物流产业进行信息化改造，利用网络技术建立物流行业的公共信息平台，通过信息技术和网络技术整合物流资源，这样可以使我国物流产业产生质的提高，从容应对跨国物流企业的竞争。4.加快物流人才培养。人才是企业的灵魂，第四方物流企业特别需要大量的物流人才。当前的物流人才远远不能满足第四方物流发展的需要，因此我们要通过高等院校和专业物流咨询机构，在实践中培养、锻炼人才，培养一支适应现代物流产业发展的企业家队伍和物流经营骨干队伍。要大量吸收在信息技术、人力资源管理、网络技术等方面的人才，激励这些人才把自己具备的知识和物流知识融合在一起，促进第四方物流的发展。大力引进和培育掌握现代知识的物流复合型人才，形成一支适应现代物流产业发展高素质人才队伍，以促进和保障未来第四方物流在我国的发展，提升我国物流产业整体水平。------我国第四方物流发展思路研究内容摘要：第四方物流是一个供应链的集成商，可以解决第三方运作过程中存在的缺陷问题，本文分析了第四方物流的含义及其相关功能，阐述了成为第四方物流所需要的外部和内部条件，并针对我国物流业发展现状，分析了构建完备第四方物流的可行性及基本思路。关键词：供应链 第四方物流 第三方物流第四方物流作为新兴的供应链管理方法，正成为一个新的行业热点受到广泛关注。国外对第四方物流的理论研究比较多且有一些成功运作的案例，但是第四方物流在我国还处于萌芽期，企业界在引进操作第四方物流中也有一定的盲目性。本文拟在对第四方物流含义功能及在对第四方物流组织分析的基础上，对我国发展第四方物流的思路进行探讨。一、第四方物流的含义及功能第四方物流是一个供应链的集成商，它通过对本公司内部和具有互补性的服务提供商所拥有的不同资源、能力和技术进行整合和管理，向客户提供一整套供应链解决方案。第四方物流企业不是从货物运输的角度看待各企业间的关系，而是站在客户企业的目标和利益角度，寻求各个客户间资源与优势的互补。第四方物流企业将其业务与客户的企业经营相融合，在实际管理过程中强调业务流程协调技术的重要性。第四方物流的功能有以下几个方面：第四方物流商是物流信息的管理者，他们收集并处理供应链上所有的运行数据和成本信息。通过对信息的分析和计算设计出适合客户企业的供应链解决方案。它是供应链的集成者和整合者，第四方物流商利用其系统基础设施和采用公共的信息平台，把制造商和他的供应商以及消费者联系起来，并能够利用其管理能力来集成和整合制造商上游的供应商和下游的顾客。它是物流服务的购买者，第四方物流商能够为制造商提供物流的购买技巧。通过第四方物流商的专门研究物流和供应链以及成本分析和运行优化的专家队伍，他们能有效的评估有着最适应提供某一方面物流服务活动的最佳的物流服务提供商。二、第四方物流组织构成第四方物流的组织成员一般包括：委托客户。第四方物流组织一般是在主要委托客户企业与服务供应组织之间通过签订合资协议或长期合作协议而形成的组织机构。参加第四方物流的客户数量可以是一个，也可以是若干个，可以是同行业的，也可以是不同行业的，根据其规模和实力的不同可分为主要客户和一般客户。其中主要客户构成了第四方生存发展的基础或市场，在第四方物流组织中主要客户扮演了两种角色，一是第四方物流组织的成员，委托客户除了与其它组织共同出资外，通常也把它的整个物流和采购管理，包括物流设备、物流管理人员及经营人员转让给第四方物流组织。作为出资的回报，第四方物流组织负责管理和经营主要客户的整个供应链的管理职能。二是第四方物流组织的客户，它与第四方保持着长期的、稳定的业务关系。第三方物流服务商。是为企业提供专业物流服务的机构，是供应链实施的主体。它拥有一定的服务设施、服务专业知识和经验，提供采购、储存、运输和车辆、装卸和物资配送、物料处理等综合多样化服务，也可以是从事物流某一方面业务服务的企业。它是第四方物流在物流实体操作方面的主要承担者。管理咨询公司。是从事物流管理服务的咨询机构，管理咨询公司及类似的组织具有强大的战略管理能力，它没有具体的物流设施，但却拥有高素质的物流管理人才和丰富的管理经验，了解和掌握着物流的信息。它主要从事物流评审、物流规划、物流顾问、系统实施及物流培训等方面的业务，能够帮助企业作出科学的规划和管理，提高收益和竞争力。起到智囊的作用。其他增值服务商。主要是一些IT信息服务提供者以及专业的营销、包装、加工、配送等服务的服务商。第四方物流组织有较大的柔性，其主要运作方式有供应链合作联盟型、提供集成方案型、行业创新型、动态联盟模式。从第四方物流组织构成来看，第四方物流作为客户间的联接点，通过合作或联盟提供多样化服务。从而实现服务最佳整合、资源最佳整合，保证产品可以迅速、高质量、低成本送到需求者手中。三、发展第四方物流的条件第四方物流的前景非常诱人，但成为第四方物流的门槛也非常高。美国和欧洲的经验表明，要想进入第四方物流领域，需具备一定的外部条件和内部条件。发展第四方物流的外部条件：成熟的第三方物流市场。第四方物流的产生要有高度发达的，具有强大竞争力的第三方物流作为土壤。由于第三方物流企业长期从事物流供应链管理，积累了部分协调管理的经验。第四方物流必须对第三方物流的社会资源进行整合，在此基础上循序渐进地发展。具备物流公共信息平台。物流信息平台能够整合物流信息系统的信息资源，完成各系统之间的资料交换，实现信息共享；通过物流信息平台，可以加强物流企业与上下游企业之间的合作，形成并优化供应链；同时可以为电子商务提供很好的物流服务，促进电子商务的发展。发展第四方物流的内部条件：必须具备世界水平的供应链策略制定，业务流程再造，技术集成和人力资源管理能力；在集成供应链技术方面处于领先地位；能够同时管理多个不同的供应商，具有良好的关系管理和组织能力；在业务流程管理和外包的实施方面有一大批富有经验的供应链管理专业人员；高水平的供应链规划、策略制定、业务流程再造、技术集成和人力资源管理能力；对组织变革的深刻理解和管理能力；行业经营管理的专家，对所在的行业有深刻的理解和把握能力；全球扩展的网络覆盖能力和支持能力。四、我国第四方物流公司的诞生我国第四方的市场需求相当可观。目前我国第四方物流企业的模式主要有：由第三方物流直接演化。2002年12月，深圳市首家第四方物流公司――新产业综合物流股份有限公司成立。此前的11月，由美的集团威尚公司控股的第三方物流公司安得物流与广州著名家电销售商东泽电器签暑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在第三方物流基础上共同打造第四方物流，为东泽电器提供从供货商到经销商到单一客户的一整套涉及货物运输、仓储、货物跟踪等全程的解决方案。与外资企业合资组建。广州鼎胜物流公司是在广州港务局与新加赂畚窦�藕献市私ǖ模�悄壳拔夜�执�锪鞴δ茏钇肴�⑶夷芴峁┑谒姆轿锪鞣�竦南执�锪髌笠抵�弧?nbsp;技术合作型。1998年开始，深圳的新产业公司与日本富士通公司合作，共同研究开发了一套符合中国国情的物流中心管理系统。2000年珠海东泽电器与全球最大的企业管理软件供货商、全球第三大独立软件供货商SAP合作，引进了R3ERP系统，并采用了GPS全球定位系统来辅助物流配送体系。目前，九川物流公司已与日本松下电器、荷兰飞利蒲、美国沃尔玛、中国的格力电器、科龙电器等国内外大型企业建立了长期的、稳定的合作关系。九川物流公司已经实现了全国各个物流中心的业务适时联网，客户可以在九川物流公司的SAPR3系统里操作定单，查询全国所有仓库的库存变化，也可以从最靠近客户的仓库进行资源调度，随时了解供应链商每个环节信息的变化。五、我国发展第四方物流的思路1、发展第三方物流，为第四方物流发展作好前期准备大力发展第三方物流企业，提高整个物流产业的水平，也为第四方物流发展作铺垫。第四方物流企业对管理能力的要求非常强，不仅要具备某个或某几个业务管理方面的核心能力，更要拥有全面的综合管理能力和协调能力，原因是第四方物流要将不同参与企业的资源进行有机整合，并根据每个企业的具体情况，进行合理安排和调度，从而形成第四方物流独特的服务技能和全方位、纵深化的经营。这些显然不能在瞬间突变中产生。从发展的规律看，第四方物流的构成主体除了主要委托客户企业外，高度发达和具有强大竞争能力的第三方才是第四方孕育的土壤。这些第三方物流企业由于长期从事物流供应链管理，完全具备相应的管理知识和能力，并且目前优秀的第三方物流企业已经在从事各种高附加价值活动的提供和管理，初步积累了部分综合协调管理的经验，所以，这类企业才有可能发展成为第四方。如果没有第三方物流市场的成熟，特别是优秀第三方物流企业的形成和壮大，第四方物流很难出现和发展。2、加速电子商务与现代物流产业的融合，建立全国物流公共信息平台发展第四方物流是解决整个社会物流资源配置问题的最有利的手段。同时，把当前蓬勃发展的电子商务和现代物流产业结合起来的最佳途径就是培育第四方物流，建立全国物流行业平台，通过国际互联网形式整合物流企业的资源，这样可以使物流产业真正有质的提高。也只有这样才能从容对付跨国物流公司的竞争。亚洲物流科技有限公司行政总裁陈伟强指出，在内地发展第四方物流，必须打造第四方物流的应用平台，建立统一规范的网络平台，整合不同物流企业的资源，这样才能增加物流的透明度，提供更加全面的供应链集成服务给客户。应重点培育已经具有第四方物流的雏形，在整合物流资源有一定基础的物流信息平台，使其发展成为第四方物流。3、统筹规划，搞好物流配送的基础建设加强统筹规划，注重物流设施的投资建设，搞好物流配送基础建设，是第四方物流成长的必要条件。同时我国物流产业真正提升必须通过第四方物流来完成。建立物流信息公共平台，发展第四方物流，应该是政府重点发展的对象。为此，在物流产业政策上，重点应放在物流基础建设、产业服务规范工作上，重视物流园区建设，使物流设施和物流企业在空间上集中、合理、有序，实行专业化、集约化、一体化和规模化运营；建立商品条形码标准；鼓励物流企业技术创新、加快物流人才培养和加大人才引进力度等。4、整合物流资源，由竞争走向合作国内物流业资源较为庞大，但传统意义上的物流各个环节之间缺乏有效的整合，需要提供一个全面的管理方式。国内物流业目前的物流成本大约占总成本的比例依然较高，可压缩的空间很大，提供物流服务有非常广阔的市场前景，国内干线物流资源利用率不高，且在物流配送方面几乎没有一个专业的服务体系，目前，我国许多物流企业正在按照传统模式建立自身的物流体系，包揽了“干线物流――配送――投递到户”的全过程，独家统管全程物流只是一种理想，这样势必会造成资源配置的不合理。通过对从事异地间配送的物流公司和从事物流末端投递到户的配送公司进行整合，实现优势互补，从而建立一种贯通物流全程的新物流体系，因此，通过现有物流资源的整合，由竞争走向合作是加速我国第四方物流进程的捷径。第四方物流的最大特点在于集成。第四方物流的发展很大程度上解决了供应链一体化的难题，从而使供应链向稳定化、有序化方向发展，但成为第四方物流必须拥有物流市场专业知识和网络，拥有规模经济效益、拥有第三方物流的灵活性、拥有信息技术等内外条件的支撑。我国第四方物流目前只是处于探索、试验阶段，要实现第四方物流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我国第四方物流发展的困境与出路随着经济娜�蚧��泄��鸾コ晌�澜绲闹圃熘行摹⒉晒褐行暮臀锪髦行模�馕�夜�锪饕档姆⒄固峁┝艘桓瞿训玫钠趸�S捎谖夜�木�孟衷谡�τ谧�旖锥危�执�锪髟谌〉靡欢ǚ⒄沟耐�保�勾嬖谧诺谌�轿锪鞣⒄顾�降南拗啤⑽锪骰�∩枋┙ㄉ柚秃蟆⑽锪餍畔⒐蚕砥教ㄈ狈�腿瞬咆逊Φ戎疃辔侍猓�圃甲诺谒姆轿锪鞑�档姆⒄埂R虼耍�杓�夤�晒ξ锪髌笠档南冉��椋�⒊浞纸岷衔夜�氖导是榭觯�诰蛭侍獠��母�床⒀罢医饩龆圆撸�罅Ψ⒄刮锪髌笠狄咽堑蔽裰�薄?一、已有研究与发展现状物流从初期的实践，经过多次发掘和科技推动，终于出现了今天全球范围内蓬勃发展的局面。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现代物流将以全新的学科视角和全新的产业形态立足于当代经济之林。现代物流产业将是知识经济时代的重要组成部份。随着市场竞争的激化和社会分工的细化，为了把更多的精力集中于自己的主营业务上，部分厂商开始把一些自己不十分在行的，诸如运输、仓储这样的业务外包给“第三方”经营。而这些业务都属于一个概念：“物流”。同以往比较，物流外包具有明显的优越性，其概念也在不断地拓展。由物品供应商提供的物流服务称为第一方物流，而由物品的需求方提供的物流服务被称为第二方物流。而由“第一方”和“第二方”以外的物流企业提供物流服务的业务模式被称为第三方物流，简称3PL。在物流渠道中，第三方物流由专业物流企业以合同为约束、以结盟为基础的、系列化、个性化、信息化的物流代理服务，在一定期限内提供用户所需的全部或部分物流服务。第四方物流（4PL）的概念是美国Accenture管理顾问公司首先提出的，并且对这个术语注册了商标。他们对4PL的定义是：“第四方物流（4PL）供应商是一个供应链的集成商，它对公司内部和具有互补性的服务供应商所拥有的不同资源、能力和技术进行整合和管理，提供一整套供应链解决方案”。第四方物流的主要作用是：对制造企业或分销企业的供应链进行监控，在客户和它的物流和信息供应商之间充当惟一“联系人”。第四方物流从2002年开始在中国见诸报端。当时，南方的一些物流公司、咨询公司甚至软件公司纷纷宣称自己的公司提供的是“第四方物流”服务，他们的公司就是从事“第四方物流”的公司。甚至北京中关村成立的一家物流公司，其公司全名竟然就直接叫“第四方物流公司”。标榜没有车队、没有仓库，却从事物流服务就是第四方物流公司，好像正俨然成为一种时髦。但总的说来，上述物流公司中并没有一家真正严格意义上的第四方物流公司，大多数仅仅是停留在概念阶段的被庸俗化的第四方物流公司，其根本原因在于没有真正认识什么是第四方物流，只是将第四方物流停留在商业炒作的阶段上。二、我国第四方物流发展的困境分析（一）第三方物流发展水平的限制。发展第三方物流是发展第四方物流的关键。第四方物流的产生要有高度发达的，具有强大竞争力的第三方物流作为土壤。尽管第三方物流在中国早已存在，但这个行业只是在最近由于公司对供应链管理的态度变化才得以显著发展。在我国，第三方物流企业或脱胎于传统物流企业，或来源于国外独资和合资企业，还处在转型发展时期，短期内不能成为整合物流资源的“有领导力量的物流提供商”。从对第四方物流的产生分析来看：第四方物流必须在第三方物流高度发达和企业供应链外包极为流行的基础之上才能顺利发展起来，而我国的第三方物流企业仍处在初步发展阶段。因而，真正成为第四方物流企业的角色是缺位的。（二）我国物流基础设施建设的落后。设施和装备是第四方物流整合多方资源所必需的硬件。我国目前的物流基础设施和装备条件与现代化的物流产业，尤其是第四方物流的发展要求存在较大差距。我国交通运输基础设施总体规模小，质和量也远远不够，运送量偏低，目前我国需要运输的实物量增长远远高于实际完成的货运总量的增长；各种物流设施及装备的技术水平和设施结构不尽合理，各运输方式之间的装备标准不统一；物流器具标准不配套，设施和装备的标准化程度较低，不能充分发挥现有物流设施的效率；物流包装标准与物流设施标准之间缺乏有效的衔接；智能化、自动化仓库还比较少；仓储运输系统的整合效能比较低。从而导致由物流设备落后所造成的企业成本高居不下。（三）缺乏物流信息共享平台。信息化是物流的灵魂，而全国物流公共信息平台的建设是第四方物流开展的必要条件，第四方物流公司只有通过网络平台，最有效的整合全国的物流资源。对供应链的各个环节进行操控，方能与客户、第三方物流公司以及其它互补性服务商进行无缝衔接，实现信息共享，达到对整条供应链提出完善的解决方案。目前国内的物流管理软件相对简单，对物流各环节的服务平台还不能无缝衔接，这些都直接影响到第四方物流对全社会的物流资源进行有效地整合。因此，必须继续推动信息技术发展，加强第四方物流网络信息平台的建设。如果缺乏统一的物流信息平台，企业一旦将物流业务外包，就必须承担高额的监督成本，也容易导致由信息不对称带来的道德风险。（四）物流人才匮乏。第四方物流的发展需要一批高素质的物流人才。物流人员不仅要具备物流的基础知识和丰富的实战经验，还要具备IT、人力资源管理、技术集成等全方位的知识和能力。然而，在我国，物流人才奇缺。目前中国拥有国际权威认证机构颁发的物流专业管理资格证书的职业经理人数量有限，缺口很大。现在活跃在第三方物流领域的物流从业人员，大多是海外归来的学者，而且一些物流专家大多是从管理工程、交通运输、仓储、营销学等相关煊蜃��吹摹T谡庵秩瞬叛现刎逊Φ那榭鱿拢�谒姆轿锪髌笠挡豢赡芙隹考父觥拔锪髯�摇本湍芨�突е贫ㄗ钣沤饩龇桨福�膊豢赡芙隹克�蔷湍芎侠淼氐髋湔�錾缁岬奈锪飨低匙试矗�拐�龉┯α吹男�首畲蠡��晒Φ厥迪终�龉┯α吹墓δ苷�稀?三、我国第四方物流发展的出路探索目前我国在物流水平相对落后的情况下开展第四方物流，机遇与挑战并存。为此，怎样抓住机遇、克服困难大力提倡第四方物流是我们物流工作的重点。（一）发展第三方物流企业，为第四方物流提供基础。第四方物流是通过第三方物流整合社会资源基础上再进行整合，4PL的发展必须在3PL行业高度发达和企业供应链业务外包极为流行的基础上才能够发展起来。只有大力发展第三方物流企业，第四方物流才有发展的基础。目前我国还处在发展第三方物流的初始期，物流企业发展比较分散，既有改制后的大型物资集团，又有生产企业延伸供应链而形成分管专业化物流公司。国有的以物流为主体的公司也尚未完成经营机制的转换，民营的第三方物流公司虽在崛起却还没有羽毛丰满，同时制造企业把物流外包给第三方也尚未形成气候，为适应现代物流业发展的需要，必须大力发展3PL，培育大型企业集团，这样既可以在不增加资本投入情况下，提高物流业的效益，同时为4PL发展作为铺垫，提高我国物流产业的整体发展水平。（二）政府统筹规划，搞好物流基础建设。4PL发展的前提是先进的物流基础设施，我国物流产业真正提升，必须通过第四方物流来完成。现代物流是多个传统行业融合的产物，交通、通信等基础设施是其发展的硬件环境。政府应加强统筹规划，注重物流设施的投资建设，并积极引导社会各方力量涉足物流业的投资建设，促进我国物流业发展和整体水平的提高。搞好物流配送基础建设，是第四方物流成长的必要条件。政策的制定也应着重考虑我国物流产业的发展，应以市场为导向，企业为主体，以物流服务需求为依托，最大限度地降低全社会的物流总成本，提高物流效率。第三方物流企业本身是物流业的“利润点”，靠企业自身发展规律就能生存，而第四方物流对整合社会资源、物流产业的提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它的发展状况对经济发展、商品流通和大众消费起着重要的促进或制约作用。为此，在物流产业政策上，应重点放在物流基础建设方面。
确实是这样的，你为什么选这个题目，其实就算放到全球，成熟的第四方物流市场都没有成型，何况中国了。
学术堂最新整理了20个物流管理专业的论文题目，供大家进行参考：1.企业运输计划设计2.制造企业生产物流合理化研究3.绿色物流管理研究4.讨论现代采购管理以提高企业竞争力5.第三方物流企业资源整合研究6.中小物流企业竞争力研究7.公路运输业发展物流服务的研究8.企业物流模式决策分析9.制约中国第三方物流发展的因素研究10.如何将传统的存储和运输转移到现代物流11.商业连锁企业配送中心运作研究50个多个物流论文主题，总有一个适合您12.企业物流外包的战略决策与关系管理13. XX市物流业发展现状调查14.企业分配制度建设15.配送中心的位置和计划16.中国物流现状与发展趋势17.中国物流业发展战略分析18.西部第六产业发展规划19.西安市场流通园建设分析20.企业生产过程中的物流效率分析
研究领域： 中国制度转型、开放条件下的中国经济增长以及农村发展 教育经历： 祖籍江西新干，1964年生于陕西西安。1986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地理系本科。1989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管理科学中心，获经济学硕士学位。1996年毕业于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农业与应用经济学系，获发展经济学博士学位。 工作履历： 1989年8月至1991年8月，西安电力机械制造公司变压器厂职员。1997年1月至1999年7月，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讲师。1999年7月至2002年12月，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副教授。2000年1月至5月，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农业与应用经济学系访问副教授。2002年4月至6月，日本国际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访问教授。2003年7月－10月，美国斯坦福大学国际发展研究所访问教授。2007年8月至2008年1月，美国康奈尔大学社会学系访问学者。2002年8月至今，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前身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2006年11月到2011年4月，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管理委员会主任。2003年11月-2010年1月，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2008年至2012年，担任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2010年至今，担任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2012年11月21日，接替周其仁任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 主要兼职： 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2015年4月22日，当选2015年度长江学者。北京大学社会科学调查中心管理委员会主任（2006－2010），北京大学社会科学部学术委员会委员（2005 －），康奈尔大学经济和社会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经济学季刊》主编（2001－，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办），Agricultural Economics 副主编（2007－2010），China Economic Journal (2007－，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办)、《中国金融学》（2003－，四川大学主办）、《公共管理评论》（2003－，清华大学主办）、《世界经济文汇》（2005－，复旦大学主办）、Journal of Rural Cooperatives（2006－，希伯来大学主办） 学术委员会成员。中华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发展经济学研究分会（2006－，副会长：2007－），留美经济学会 (1993－，1998-1999年度理事，出版委员会成员，2004－)，美国经济学会（1997－），英国皇家经济学会（2006－），国际比较经济学会（2003－），欧美同学会 （1997－）。 匿名评委：Agricultural Economic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American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 Economic Journal, Economics of Transition,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Journal of Theoretical and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Urban studies, 经济研究，世界经济，教育部社会科学项目（2005），社会科学基金会（2002），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2001），英国Economic & Social Research Council (2000), 中国软科学学会 (1999)。 教授课程： 经济学原理；演化博弈和制度分析；发展经济学；农业经济学；法律经济学；商业数学与博弈论初步；中国经济：1949-1999；高级微观经济学；管理经济学；管理信息系统与计算机应用初步。 主要荣誉： 论文《结构转型与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获第二届“浦山世界经济学优秀论文奖”，2011年3月。专著《土地制度和农业发展》获第二届“张培刚发展经济学优秀成果奖”，2009年2月。论文《中国出口品国内技术含量升级研究——来自全国、江苏省与广东省的证据》获第一届“浦山世界经济学优秀论文奖”最高奖，2008年11月。《南方人物周刊》2008年度中国青年领袖，2008年5月。北京大学第十五届“挑战杯”――五四青年科学奖竞赛“优秀指导教师”，2007年6月。GDN第8届年会“Reforms, Public Services and Poverty” 一等奖（和沈艳合作），2007年1月15日，北京。Fellow, India-China Institute, The New School, 2006-2008. 第二届“农村发展研究奖”，论文奖，2006年。北京大学优秀教学奖，2006年。北京大学十佳教师，2006年。北京大学杨芙清－王阳元院士奖教金优秀奖，2005年。教育部“新世纪人才支持计划”，2005年。北京大学第八届文科优秀著作二等奖，2002年9月。北京市2001-05年度“跨世纪百人工程”。北京大学2001年度岗松奖教金，2001年4月。北京大学第七届文科优秀论文二等奖，2000年9月。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赴美交流奖学金，2000年1月-5月。世界银行Robert McNamara研究奖学金，2000-2001。霍英东青年教师研究奖学金，教育部，2000-2002。归国奖学金，福特基金会，1997－1998。Gamma Sigma Delta，世界农业荣誉协会，1995。MEO奖学金， 威斯康星大学，1995年春季。孙逸仙中西部奖学金，1995年。五四科学论文奖，北京大学，1985。2015年6月，姚洋、钟宁桦合著的《中国企业中的工会与工人的福利》（Unions and Workers’Welfare in Chinese Firms）获得第十六届（2014年度）孙冶方经济科学奖。 学术著作： 姚洋、高梦滔（主编）：《健康、村庄治理和农村发展》，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8月。Yang Yao and Linda Yueh (editors), Globalization and Economic Growth in China, World Scientific, 2006. 黄平、姚洋、韩毓海：《我们的时代》，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年9月。顾昕、高梦滔、姚洋：《诊断与处方：直面中国医疗体制改革》，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1月。林毅夫、姚洋（主编）：《中国的奇迹：回顾与展望》，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Garnaut, Ross, Ligang Song, Stoyan Tenev, and Yang Yao. Ownership Transformation in China, The World Bank, 2005. 汪丁丁、韦森、姚洋：《制度经济学三人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4月。姚洋：《土地、制度和农业发展》，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8月。 译著：姚洋（主编）：《转轨中国－审视社会公正和平等》，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5月。姚洋：《制度与效率—与诺斯对话》，四川人民出版社，2002年10月。姚洋：《自由、公正和制度变迁》，河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2月。刘一皋、王晓毅、姚洋：《村庄内外》，河北人民出版社2002年1月。Ross Garnaut, Ligang Song, Yang Yao and Xiaolu Wang, China’s Private enterprise. Canberra: Asia Pacific Press, 2001. 姚洋（校者）：《充分理由》（Daniel Bromley著），上海人民出版社即出。赖平耀、姚洋、邢予青（译者）：《民主制度的经济理论》（Anthony Downs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9月。姚洋（校者）：《博弈与信息》（Eric Rasmusen著），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3年10月。姚洋（校者）：《博弈论》（Tirole and Fudenberg著），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11月。 课题项目：2008年3月－2009年3月：“中国制度转型的特点和经验”，教育部。2007年7月－2008年1月：“中国地区差异的政治经济学分析”，世界银行2009年《世界发展报告》背景报告。2007年5月－2008年5月：“中国出口产品技术提升研究”，主要实施人之一，北京市－北京大学共建项目。2006年6月－2006年12月：“村庄选举及其影响”，主要实施人之一，Brown大学和斯坦福大学。2006年4月－2006年12月：“中国私营部门的发展和可持续性”，主要实施人，IFC。2005年7月－2005年9月：“中国对外投资企业调查”，主要实施人，FIAS、IFC、MIGA。2005年9月－2007年8月：“中国工业集聚研究”，参与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2005年1月－2007年12月：“土地制度和城市化的关系”，参与人，教育部重大课题项目。2004年9月－2006年8月：“中国增长方式转变研究”，主要实施人，教育部“新世纪人才支持计划”。2004年9月－2006年8月：“中国转型研究”，主要实施人，教育部文科重点研究基地重大课题。2004年2月－2005年6月：“大病风险对农户的影响”，主要实施人之一，世界银行。2002年7月－2003年7月：“中国农村医疗体系改革”，主要实施人。 2002年7月－2002年12月：“国有企业改制研究”，主要实施人之一，世界银行国际金融公司资助。2001年3月-2001年8月：“产权改革中的效率和平等：中国的例子”，与Michael Carter, Klaus Deininger, Juergen Voegele合作，世界银行。2000年5月-2001年4月：“中国政府改革与经济绩效的关系”，世界银行McNamara项目资助。2000年1月-2000年12月：“东亚技术发展”，中国项目负责人，世界银行。2000年1月-2002年1月: “中国土地制度的变迁与绩效”, 负责人, 教育部霍英东青年教师基金会资助。1999年6月-2000年3月：“中国私营部门研究”，主要实施人之一，世界银行国际金融公司资助。1999年7月-2000年9月：“农村之间的人口流动与中国村庄的经济和社会变迁”，项目负责人，与王晓毅、刘一皋合作，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中国公共政策资助项目。1999年7月-1999年12月：“贵州土地长期租赁的效率和公平问题”，项目负责人，世界银行资助。1998年9月-2001年9月：“中国财政体制研究”，参与者，负责乡及乡以下的财政研究。项目总负责人为吴敬琏。福特基金会资助。1998年6月–1999年1月：“中国农村工业化”，项目负责人，与林毅夫合作，世界银行资助。1998年3月－1998年12月：“中国小企业的技术与效率”，项目负责人，与王岳平合作，世界银行资助。1998年1月－1998年7月：“城市化对中国环境的影响”，项目负责人，日本联合国大学资助。1997年1月－1998年1月：“土地制度、土地市场与中国农业绩效”，项目负责人，与Michael Carter和刘守英合作，世界银行资助。
政治:由封建制转为半封建半奴隶制,是历史的倒退经济:中国经济全面衰弱,资本主义萌芽被扼杀文化:文化空前专制,中国科举制彻底腐朽外交:闭关锁国,中国不只没有前进反而倒退260年科技:中国科技开始全面落后西方思想:奴化思想,扼杀明朝开明思想
从经济上讲：元朝是全面健康发展的商业社会，外贸收入占有相当高的国民收入比例。中国事实上在宋代已经有资本主义的萌芽，在元代，资本主义事实上已经开始进入了“原始积累”的“羊吃人”阶段，也就是商业、手工业，开始向传统的农业抢饭吃的阶段。在元代，商人很容易成为国家的统治阶级的成员，整个商人阶级受到尊重，商业文明被极高的推崇。商业有如此之高的地位，在中国历史上，元代是一个顶峰。这是在宋的基础上的正常发展的结果。宋帝国也是一个以商业为发展导向的产业，不过宋的商业规模并不如元强大，因为毕竟元是在宋的基础上继续发展出来的。然而到了明朝则先后切断了陆上丝绸之中和海上丝绸之路。商业被彻底打击。中国几千年来作为积极的商业帝国的地位，从此不再。中国与外界不存在正规合法有序和积极的商业关系。只能保持一种类似于先秦时期的“朝贡”模式。可以说，明朝使中国的对外商业模式倒退了几千年，一下子打回到了秦始皇他爷爷的时代。而商人想要掌握政权，也是不可能的事情了，即使是商人的儿子，张居正，一度成为了大明帝国有史以来空前绝后最优秀的宰相，但是他也不敢于去维护商业集团的利益，而反而更加的保护地主阶级的权益。因为明代的商人，是没有社会地位的。张居正之所以要当官，就是要摆脱商人家族的卑下的社会地位。张居正尚且如此，其他人可想而在。在这样的格局下，作为不能掌握政权的一个阶层，商人，是永远没有政治前途的。因此，也是绝对没有任何发展起资本主义的机会的。可以说，明朝没有给资本 主义留任何生存的机会，只有死路一条。而进入清代，连这种秦始皇他爷爷的水平也没有了，整个国家的经济完全成为了小农自给自足型的。清朝连死路都没有留给资本主义，因为根本就没生出来过，清朝从建国以来，就从来没有什么商业化的事情发生过。既无生，何谈死？从政治上讲：元朝的皇权相当有限，受到来自各个方面的制衡，皇帝要通过宰相来管理国家，宰相又要受到地位平等的监察机构的限制。而且地位有相当高的自治权力，中央不能过份干涉地位权限。进入明代，起初干脆取消宰相制度，后来作为一种妥协，将宰相权以非正式的方式移交给“皇帝的老师兼秘书”——大学士代理。而后，又渐渐的将执政的权力交在“皇帝的家奴兼玩伴”太监代理。而皇帝对太监的控制力量是极其强大的。可以说，明代的皇权，达到了一个极高的水平。尤其是太祖、成祖时期，是皇权最高胀的时期。到了清代，干脆连大学士和太监也没有了。真正的乾纲独断。大臣只有承政听旨的份儿，完全没有任何决策资格。从文化上讲：元朝具有极发达的文化，不仅继续并发展了“辽宋夏金大理吐蕃蒙古”等唐朝以后中国各王朝的各种文化，并且积极主动的吸纳来自西方和亚洲其他国家的文化。元朝皇帝曾经多次写信至罗马天主教教皇，请求派出西方传教士，向中国传播西方文化，这在整个中国封建史上，既是空前的也是绝后的。直到民国以后至今，中国人才开始以尊重的态度主动的学习西方文化，在这之前，只有元朝有过主动的向西方学习的姿态，而我们如果注意到，元这种姿态是在元朝处于世界第一强国的时候表示出来的，就更感到难能可贵了。一个王朝，在自己很强大的时候，积极主动的虚心去向比自己相对落后和弱小的民族学习文化，这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而到了明代，从建国之初，帝国开始很不情愿接受西方文化，明初的时候，帝国对完全没有威胁性可言的境内的基督徒进行了灭绝性的大屠杀。这其中其实很多人是中国人，当然多数是外国人。到了明末的时候，西方人再次出现在帝国的视线之内，士大夫们立即起来极力的攻击西方学者和传教士，是“居心不良”者。然而，这在当时，绝对是一个“莫须有”的罪名。当时的西方根本想不到对中国有任何“不利的企图”，他们想都不敢想。直到帝国因为战争，——建州兵变，女真人谋求东北独立，这才勉为其难的接受了西方人在武器制造方面的先进技术。顺带着，也接受了西方的很多文化和思想。因此明末甚至提出了反对帝制的思想，这是很了不起的事情。而到了清朝，即使帝国已经离死不远了，帝国的统治者不得不借助西方的学者来当自己的先生的时候。仍给了西方学者一个限制“只许教学问，不许传教！，不许传播西方的思想。”所以可以说，到了清代，中国彻底没有一点对于文化的追求的态度，完全处于一种自高自大的极端民族自负主义情结当中了。所以总的说，由元至明，是一个历史性的倒退，从明到清，又是一个历史性的倒退。而之前的中国历史，从秦汉到宋元，不管是统一还是分裂，社会文明都是在发展中的。元朝是一个转折，元朝本身仍是在发展辽、宋、夏、金文明，但是发展的速度已经大不如从前了。而元以后，进入了欠发达阶段，社会的发展速度已经相当的缓慢。进入明朝以后，社会在主体上，已经不再发展，只有在帝国的边缘地区，和非主流领域，还有一点形式上的发展。进入清朝以后，连边缘地区和形式上的发展，也没有了，整个帝国就像一具僵尸一样。
摘要：当每一位政治学研究者都努力使自己的研究能对政治知识有所贡献，或者说产生学术增量的时候，政治学自然就不断向前发展了。可是，如果我们不善于盘活“知识存量”，譬如对走在我们前头的学者的知识贡献不甚了解，我们就有可能进行重复的难以形成学术增量的研究。《李景鹏文集》对中国近30 年经济政治制度变迁和社会转型的解读可以说是独一无二的，文集作者提倡并身体力行：把政治生活看成“力的作用场所”加以考察，使政治学研究能与经济学、社会学、伦理学等相关的学科打通，把“应然”的研究和“实然”的研究、思辨的研究和实证的研究、静态的研究和动态的研究有机地结合起来，吸收市场经济新观念以优化我国政治学研究工作，等等，很值得年轻的政治学研究者学习借鉴。 关键词：李景鹏文集；转型研究；知识增量；研究方法 一 近几年本人一直在思考中国经济市场化对中国政治发展的影响问题，也试图应用西方政治学理论，譬如亨廷顿等人的现代化理论来解释中国经济市场化、工业化、城市化和政治民主化之间的关系，或者说对“中国社会经济现代化将如何推动中国政治发展”进行描述。但是，当笔者读了近50 万字的《李景鹏文集》以及作者2002 年以后的系列文章后，发现原先自以为比较成熟也有一定独立见解的那些想法，在李景鹏教授的文集中早已有充满智慧的、条理清晰、说理透彻的论述。在笔者看来，中国政治学的发展是一个靠一代代政治学研究者不断进行政治学知识产出和积累的过程，中国政治学这座大厦的建设和修缮需要不断有人为它添砖加瓦。在这样一个连续不断的知识积累过程中，年轻学者在经常关注西方政治学者的理论创新与方法改进的同时，对国内学者所做的研究及取得的成果也应该给予足够的重视，在我们的同胞尤其是那些从事政治学研究几十年之久的老一辈学者的研究成果面前，我们同样应该心存敬畏，用心研读，批判继承。有一种说法大概意思是要知往哪去，必须先搞清楚目前的方位在哪，我们要推动中国政治学更快发展，就必须知道走在我们前面的人是如何一步步把它往前推进的。我们总是以引用西方政治学名著中的句子、段落，借用他们最新的研究方法为荣，却对西方学者做学问、写论文时所表现出的重视知识积累的良好习惯没有足够的重视。西方学者一般都知道，要产生“学术增量”就必须清楚“学术存量”，他们追求的是使自己的研究工作能够对该领域的知识积累有所贡献，因此，在开始某一项研究工作之前，他们会尽可能获得有关知识存量的百分之百的了解，以避免做重复研究。我们的情况则是，过分追求“文章数量”，白纸黑字，只要发表了就是“成果”，至于是不是能形成“学术增量”，似乎并不重要。其结果是，每年在各种各样刊物发表的文章确实数量可观，但学术水平并没有因此大幅提高。有感于此，读《李景鹏文集》使笔者放弃写“中国经济市场化与政治发展”之类文章的初衷，觉得写一篇“读后感”更有意义。 如果说“中国政治学缺乏解释力”的批评具有一定针对性的话，那么，在笔者看来《， 李景鹏文集》给读者展现的则是一个能使自己的研究成果富有现实解释力的老一辈政治学研究者的风范。文集中的文章很少堆积西方政治学新名词、术语，也极少引用西方某个著名政治学家的话来说明自己的观点，但这不等于说他没有学习、吸收、借鉴西方政治学理论与分析方法。他不是用西方的政治学理论流派和理论观点来简单地比附中国变化中的现实，而是把有参考价值的理论著作彻底咀嚼、消化、吸收，转化成自己的思想营养、理论知识，应用这些理论知识，采用自己独特的方法去分析改革实践、洞察社会变迁过程，并用自己朴素而准确的文字、清晰的逻辑推演对所观察到的经济、政治制度变迁过程与规律进行深入浅出的说理，使其研究成果完全体现一个中国学者的问题意识、现实关怀和一位学问高深的学者的理论素养。因此，希望通过本文能让更多的读者分享《李景鹏文集》。 李景鹏教授所做的中国“转型研究”属于规范研究范畴，但笔者发现其理论推演所得出的很多结论与国外一些学者采用实证研究方法得出的结论具有惊人相似的一面。譬如近来仔细阅读丹麦学者奥勒·诺格德著的《经济制度与民主改革——原苏东国家的转型比较分析》，发现奥勒·诺格德以1989 年到1998 年期间二十个原苏东国家作为实证对象，在“两个层次上”、“从两个角度”运用了比较方法进行“转型分析”，其得出的许多结论，与“文集”作者对“中国转型期问题的政治学思考”所获得的洞见非常相似。尽管诺格德主要不是研究中国的转型问题，但这种结论上的相似性可以增强我们对“文集”作者主要用“规范研究”方法所得结论的信念，让我们年轻学者认识到“规范研究”的价值，确信规范研究同样能获得真理性认识，从而自觉接受规范研究方法训练，不断提高规范研究能力。正如中山大学的任剑涛教授在一个政治学研究方法讲习班上所指出的，应该“寻求规范研究的方法尊严”，规范研究不应该在实证研究方法面前溃不成军，规范研究应该象实证研究那样有一套严谨的方法陈述，要努力建构规范方法。并指出，建构规范方法是件难度很大的工作，而规范研究成果要得到学术共同体的承认就需要历经学术共同体长期检验，必须具有知识推进意义并存在进一步争辩的余地，而且解释范式也必须经得起检验，因此规范研究实际上对研究者的个人素质有很高的要求，譬如必须具有思想性、知识积累、对触及问题的认同感、领悟性、敏感性和穿透力。笔者读《李景鹏文集》常常被作者对其所研究问题的认同感、领悟性、敏感性和穿透力所震撼，切实体会到作者具有很高的规范研究能力，但至今仍然是只能有所感知而不能言传，感觉“文集”读起来很有同感、很受启迪，可方法远远没有学到。也许成功的研究者还需要进一步贡献自己的智慧，在“建构规范方法”方面做些工作，真正成为还在“黑暗中摸索”的初级研究者的引路人。希望通过本文引发更多学者透过“文集”感悟规范研究的奥妙。 二 作为一个政治学研究者，研究中国转型的落脚点自然放在“政治转型”，而一个国家的政治是与其经济、文化以及社会的其它方面交织在一起的。因此，当读者翻看《李景鹏文集》的目录，会发现两个“似怪非怪”的现象：第一个是，文集的目录根本找不到“转型研究”这类字眼； 第二个是“， 改革开放”、“经济体制改革”、“政府与市场”、“利益结构”这些本属于经济学研究者常涉及的问题，在文集的目录中与“政治体制改革”、“权力结构”、“政治腐败”、“社会团体”之类的术语具有大致相同的出现频率。为什么说这两种现象“似怪其实不怪”呢？ 因为一个国家的转型是个整体推进的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要对其进行观察、思考、研究，必须有多视角、宽领域的眼光和多学科综合全面的知识，因此，一个真正全身心投入这方面研究，并长期坚守这一研究阵地，扎扎实实开展自己的研究工作的人，是不会在其所写的文章标题中使用“转型研究”字样的。 因为在他(她) 心里，假如把“转型研究”看成奔流入海的河流，那么，不同领域、从不同的分析视角进行各个具体问题研究的每一项研究成果都将是也只能是汇入“转型研究河流”的涓涓细流。至于“文集”目录所反映出的“经济关怀”，本人的理解是作者抓住了“经济——政治”这对主要矛盾，试图描绘出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这一过程中，经济制度变迁与政治体制转型之间的互动关系以及随着市场化程度的不断提高将如何引起社会各个领域的发展变化，从而推动整个社会一步步实现转型。由于文集内容十分丰富，涉及面比较广，下面只能有所选择的介绍文集作者解读中国社会政治转型的思想观点。 (一) 对中国社会转型的“一阶初始条件” 什么是社会转型？ 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理解。但对于转型研究首先必须弄清楚转型的起因或者说转型的背景这一点，却不难达成共识。这好比研究股票市场的专家要对已经跌到低谷的某一只股票将会在哪个点上开始回升进行分析，也就是要预测曲线的“拐点”在哪里的时候，必须对原来这只股票的走势是怎样形成的有一个全面准确的分析判断一样，对中国转型的分析必须建基于对发生转型前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各方面状况的深刻认识之上。“每一位曾经在以往‘真实存在的社会主义’中生活过的人，可能都有着同样的感觉，那就是对于我们所见所闻，在谙熟习常的感觉之中，模模糊糊地察觉到了它的某种不正常”。《中国转型期问题的政治学思考——〈李景鹏文集〉》的作者把“文革”给中国社会造成的破坏、给人民带来的苦难作为中国选择对内改革、对外开放，从而启动中国社会转型的“初始条件”：“人类的活动只有在客观的历史发展为其准备了可能性的条件时， 才能产生预期的效果。..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不是发生在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也不是发生在七十年代初，而是发生在七十年代末，这是因为只是到了这时，历史才为我们提供了改革开放的机遇，而我们又正好及时地抓住了这个机遇。” 作者从思想解放、体制外经济因素的发展、对计划经济弊端的切身体验和对市场经济的接纳、对人治的厌恶和对法治的期待、对经济民主和思想政治文化自由的追求、对社会秩序的珍视和对认识世界、走向世界的憧憬等十个方面来分析文革所产生的客观结果对于形成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的历史机遇所起的作用。总之，“若忽视了文革的客观结果对造成我国现代化机遇所产生的影响，就不能说是对我国现代化机遇的全面的把握”。这就是文集作者对始于上世纪70 年代末的中国社会转型的“初始条件”的分析。 (二) 对转型过程各种相关因素及其相互作用的动态分析 中国的改革从一开始就是经济体制变革与国家“政治控制” 方式的转变相互促进，两方面的改革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不可分割的整体，但作为政治学研究者，其使命在于：一方面是随时检视现有政治控制方式中有哪些阻碍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因素；另一方面是对经济市场化进程的逐步推进将为政治体制改革创造哪些有利的条件、积累哪些方面的压力并以怎样的方式转化成政治发展的动力进行理性的分析并发出预警信号。《李景鹏文集》所记录的正是作者尽一个政治学者的职责，几十年跟踪观察我国的改革历程，不断进行理论思考所得的真知灼见。特别是作者对处于变动中的各种“结构”的分析，并以此为切入点对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滞后的原因的解释和对中国政治发展的动力源泉的揭示，可以说是入木三分，令人回味无穷。 作者指出，政治结构是整个社会结构中的一个重要部分，社会结构包括人口结构、族群结构、阶层结构、文化结构、经济结构、利益结构和政治结构，其中的政治结构又可以分为政治主体结构、政治权力结构、政治文化结构等。因此，“在研究政治结构的时候，不但需要将政治结构的各方面的内容都涉及到，而且还要与社会结构中的有关方面的内容联系起来，才能达到深入的分析和透彻的了解”。思想是行动的指南，正因为作者有这样一种认识，因此在长期的研究工作中始终抓住经济市场化所引起的各种结构的变化，尤其是“利益结构”、“ 阶层结构”的变化，分析预测政治结构将会相应发生的变化，使自己的研究成果既具有很强的现实感，又富有超前意识。 1、对经济制度变迁与政治体制转型互动关系的动态考察 前面已经讲过，文集作者是抓住“经济——政治”这对主要矛盾进行中国社会转型研究，因此，我们很自然先要知道作者是怎么看待中国的经济制度变迁与政治体制转型之间的关系。国内外都有人评价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是比较成功的，但政治体制改革滞后于经济体制改革，似乎中国的改革是单条腿走路。那么，李景鹏是怎样认识这个问题的？ “人们为什么会如此关注政治体制改革呢”？一般地说，促使人们关心政治体制改革大约有如下的一些因素：第一，对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的关怀；第二，对整个国家的政治状况的不满； 第三，对社会生活失序状态的不满；第四，对自己的政治地位和政治权利的状况不满。第五，对某种具体的不良政治遭遇的感受。“但是，当人们开始关注政治体制改革的时候，人们便会陷入矛盾之中：这就是人们对于政治体制改革的这种愿望和政治体制改革在实践中严重滞后之间的矛盾。 这种矛盾就说明，政治体制改革是一个十分复杂的工程，单单有愿望是不够的。要想使政治体制改革真正能够向前发展，不能靠愿望，而要靠动力。因此，探讨政治体制改革的动力问题乃是弄清楚政治体制改革滞后的原因、寻找推动政治体制改革发展的契机的根本性问题。政治体制改革的动力究竟来自何处？ 从道理上来说，政治体制改革的动力首先应该来自广大的人民群众改变政治存在的要求。其次是来自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的要求”。“政治体制改革总是向着放松控制因而是减少权力的方向转变，因而就不可避免地使当权者丧失权力和利益。..在现实中政治改革从来就是有风险的，而且是会损害领导层的既得利益的。因此，政治改革对于各级领导层来说，从来都具有被迫性。..政治体制改革的动力便只能来自外部的压力了。也就是说，政治体制改革往往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实现的：即如果不改革，则会冒更大的风险和丧失更大的利益，这样，在“两害相权取其轻”的形势之下，改革便有可能被迫地实现。因此我们就需要研究这种“两害相权取其轻”的情况如何才会发生？ 是什么样的形势和力量才会推动这种情况发生？“在目前，当来自人民群众的改革动力还没有成长起来的时候，研究政治体制改革的重点就应该放在探索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在不同的时期将会如何具体地提出政治体制改革的各种要求。而当这种要求遇到原有政治体制的阻碍时，又会引起什么样的社会后果？ 这种社会后果又会怎样地影响领导者的决策选择？ 当领导者做出有关政治体制改革的某些选择后，在执行的过程中又如何克服来自各方面的阻力？ 等等。这就要求我们把经济发展、经济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密切地结合在一起，作为一个整体来考虑”。这都是些发人深省的非常需要政治学研究者通过深入研究作出回答的问题。 2、对社会利益结构变化与中国政治发展的关系的分析预测 文集很突出的一个特点就是重视利益分析，利益分析在《李景鹏文集》中可以说是随处可见。在文集作者看来，“利益结构是社会系统和政治系统的深层结构，它构成社会和政治运行的内在动力。一个社会的利益结构若发生重大的变化，社会系统和政治系统便会受到极大的冲击而引起震荡”。“利益结构在实际过程中是社会经济生活与政治生活之间以及社会经济生活与社会意识形态之间相互联系与相互转化的中介，离开了利益结构这个中介，其联系和转化都不可能”。 因此，作者不厌其烦分析中国改革开放初期社会利益结构的变化及其所产生的后果，并进而阐述这种变化对于中国的政治发展已经产生和即将产生的影响。作者从很多方面进行十分详尽的分析，在此不加以罗列，仅举其中的两点，一是作者关于社会利益结构的变化对政治参与的影响的观点，作者指出：“一方面由于利益单元的缩小和畸形的利益竞争，使人们产生对政治的冷漠和对政府的疏离，这就会降低人们对于政治参与的积极性，从而延缓政治改革，特别是民主的发展。 这种情况不利于促进政治建设，特别是不利于反腐败，也不利于改进社会风气和提高人民的政治素质，但对于保持政治稳定有某些好处。另一方面，由于人们的群体利益意识有可能逐渐发展，就可能为未来的民主发展奠定比较坚实的基础，改变民主的发展缺乏社会基础的状况。它预示着到一定时期，中国的民主政治将有一个较大的并且强有力的发展。”另外，作者关于社会利益结构变化对政治权威的影响的见解也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他指出，“利益关系的变化及所产生的一系列的后果，特别是人们对于整体利益的疏离，从根本上改变了过去对政治权威崇拜的状况，而迅速地使政治权威世俗化。这种状况既带来挑战，也带来机会，使我们的政治有可能向着更现代化的道路发展，但短时说来，又会对加强政治管理造成一定的困难。”“利益结构作为政治生活与社会生活之间、特别是政治生活与经济生活之间的中介，对政治结构的影响是极大的。” 3、从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发展的一般要求和中国的现实出发分析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变化趋势以及使其健康发展的对策选择 作者首先指出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变化是政治权力结构的变化、政府职能的变化、社会利益结构的变化、民间社会的发展、政治控制形式的变化、政治腐败的社会后果等所有这些变化相互作用的总的结果。接着分析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中，国家与社会的关系问题为什么会变得越来越重要：“总之，国家与社会的关系问题，既关系到市场经济能否顺利地发展，又关系到社会主义民主的发展和社会生活自主化(即市民社会) 的发展。” 再接着，作者把国家与社会的关系落实到政府与社会的关系上，并从市场经济的本质要求和我国现实状况出发提出“政府与社会之间的应然关系”，在进入“实然关系”的分析时又把问题转化为“政府权力与社会权力”的不平衡问题，在把比较抽象的“国家与社会”关系一步步拉回现实的社会以后，作者有针对性的提出解决问题的对策建议：“第一是增强政府在提供公共产品方面的作用，即是使政府在提供市场运行规则、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方面的规则并有效实施这些规则方面发挥强有力的作用。第二是坚决杜绝行政权力对市场的非法的和不适当的介入或垄断，彻底转变政府职能，真正实现‘政企’、‘政事’分开。第三是坚定不移地创造各种条件来发展社会自主力量，使其向着社会自治和制约政府的方向逐渐地成长起来。”这是作者1999 年发表的见解，太发人深省了。 41 论证中国社会团体向利益集团转变的必然性和艰巨性及其对政治发展的影响 李景鹏教授关于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与社会团体的大量涌现以及发展趋势的分析与预测分布于文集、《中国政治发展的理论研究纲要》和2002 年以来发表的文章中，因此，在介绍他这方面的理论观点时， 不能仅限于《李景鹏文集》。“随着市场经济向纵深的发展和社会利益结构的重大变化，人们追求的目标就变得多样化起来。与此相联系，人们所参与的社会组织也多样化了。于是各种各样的社会团体便在社会上迅速地发展起来。这种情况对于政治发展究竟意味着什么，便成为一个需要认真研究的问题了”。 “我国目前的社团大体上可以划分为五大类：行业性的、专业性的、学术性的、公益性的、联谊性的。然而在所有的社团中对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影响最大的则是行业性的社团。因为行业性的社团是在经济生活中生长出来的，是与社会生产和社会流通密切地联系着的，因而都是一些具有利益群体性质的社团。而作为一种有组织的利益群体，在学术上一般称为利益集团。虽然目前中国的这些具有利益群体性质的社团还不是完全意义上的利益集团，但它们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具有了利益集团的特征。因此我们对这些社团的研究就不能回避利益集团的问题，就不能不从利益集团的角度来进行，否则就无法深入”。 前面所说的“文集”的大部分研究属规范研究范畴的意思仅仅是指其结论的获得主要是靠理论推演，而不是靠统计推断。可是，当我们作出这样一个基本判断的时候，并没有排除进行理论推演的人在得出结论前进行大量的实地考察、获得丰富的感性认识，甚至接触大量的数据资料的可能性。仔细读过“文集”的人，可能会发现一种现象：在作者有关中国社会转型的大量的研究成果中并没有出现很多的数据、图表，但却能让读者仿如进入到其所分析的社会现象的真实场景中，感同身受的理解、接受其分析的各种经济政治变量之间的互动关系，这是什么道理呢？ 根据笔者的了解，道理就在于“文集”作者有很强的问题意识和现实关怀，不是关起门来做学问，而是时时刻刻捕捉正在变化中的社会政治生活的新气息、新动向。例如上述关于中国社会团体的发展状况、存在问题和发展趋势的分析与预测，实际上是建立在“北京大学政治发展与政府管理研究所社会团体研究中心”(李景鹏教授是该中心的主要负责人) 所开展的大规模的问卷调查和一定范围的实地调查所获得的大量第一手材料的基础之上的。当然，在这当中，善于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由表及里、由此及彼的素质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再往深处考虑，如果有一天，我们的政治结构完全能够容纳利益集团现象了，那么这种状况与我国政治参与和民主化的发展又会有什么联系呢？ 它是否会对中国的民主化进程产生某种影响呢？ 如果会产生影响，那么其程度又会如何呢？ 等等。这些问题对于中国的政治发展也将会产生极大的影响，值得人们关注”。体现的就是作者立足现实预测未来的能力。 三 《李景鹏文集》对中国近30 年经济制度变迁与政治转型的跟踪、观察、分析研究是相当全面而深入的，远不是以上几点所能概括。椐本人学习所得，文集作者至少还从市场发展对政府职能的转变的要求、政府权力结构的变迁对政府机构改革的影响、社会转型期政治腐败的蔓延及其对社会控制系统的挑战、城市社区和农村社会治理结构的变化对基层民主的推动等方面对中国社会所发生的整体变革进行深入的研究和分析。 但一个人的研究工作无论如何也不可能面面俱到，譬如说，本来，中国近三十年的高速现代化或者说社会经济政治文化转型是由市场化、工业化、城市化共同推动的，但是文集作者对中国社会转型的研究基本上没有对快速工业化、城市化对人们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政治参与意识和能力的影响进行必要的分析。又譬如，“文集”基本上没有涉及中国政党制度的功能发挥问题，也许作者觉得近三十年的中国政党制度与1979 年以前三十年的政党制度并没有太多的差别，或者是别的什么缘故，总之，“文集”没有分析市场经济的发展对我国政党制度功能发挥提出的新要求以及政党制度功能的健全对中国社会顺利实现转型有什么影响。当然，这也许有点吹毛求疵之嫌，因为一个成功的研究者必定是懂得把力往哪儿使的有明确主攻方向的智者，不可能是东打一枪西放一炮的“路路通”。限于篇幅，这个问题到此打住，下面转入对文集作者之所以能对中国社会转型作出不同凡响的解读的原因思考。 应该说，笔者在这个问题上只找到部分答案。早在1990 年，“文集”作者在谈到“政党政治与政治学的研究”时就说过一段可以让我们找到作者之所以能对复杂的社会政治现象作出十分令人信服的解释的一个原因：“政治生活的规律也同社会生活其他领域的规律一样都具有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实在性。..规律并非由什么超人的力量所主宰，而是每一个参加政治生活的人的意志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相互制约的总的结果。因此，探究政治生活的规律，就不应该仅仅从书本上的原则出发，而应当主要依靠具体地分析社会上各种政治力量之间的复杂交错的相互作用的状况。在这种具体分析和描述的基础上，再借助于逻辑的工具去细心地探求，并将结论拿到实践中反复印证和检验，这样才能找到规律。因此，作为出发点，我们必须把政治生活看作是各种政治力量的一种相互作用的场所，或简称‘力的作用场’。”为什么要把这么长的一段话都摘录下来？ 没读过《李景鹏文集》的人也许很难体会其中的道理，而对笔者来说，从“文集”中找到这样一段话之时便是笔者解开“文集”作者为什么能对中国转型作出别具一格的解读的奥秘之时，因此，有种窃喜之感。 另外，“文集”还有一处引起笔者注意。在1998 年北京大学百年校庆也是北大政治学与行政管理学系建系十周年纪念之喜庆日子里，作为在北大执教已超过四十年也是与政治学与行政管理学系共同走过最初的十年岁月的老教授发出这样一种期盼之声——“愿未来十年更美好”， 为政治学未来的发展“祈求一个风调雨顺的年景”“， 希望在政治学研究中改变过去那种人自为战的局面”，“希望政治学界各种学术组织的活动能够更多地集中于学术的发展，而较少的受到各种非学术因素的影响和干扰”。还“希望政治学研究能与经济学、社会学、伦理学、心理学、历史学、人类学等相关的学科打通，积极吸取来自其他学科的营养”。“在方法论方面，希望能把应然的研究和实然的研究、思辨的研究和实证的研究、静态的研究和动态的研究有机地结合起来，以利于研究的深入”。读着作者这几个“希望”，笔者更是有种“茅塞顿开”的感觉。 更值得一提的是，“文集”作者在2000 年临近退休的岁月，全面总结了自己对如何吸收向市场经济过渡中逐步被人们所接受的新观念以改造我国的政治学研究的思想观点。作者指出，市场行为的核心是“交易”，从交易的本质所产生的市场经济的观念有互惠观念、过程观念、契约观念、世俗化观念和追求增量创新的观念。是否将这些观念引入政治学研究，情况完全不一样。如果政治学能吸收以上新观念，将会变得更加注重对利益调节和政治交易的研究、将会从注重“零和博弈”转向注重“正和博弈”、从注重统治和管理转向注重参与、从注重政治行为转向注重制度创新、从注重“存量变迁”转向注重“增量变迁”。太深刻了，非常值得回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