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本书以上各章，实际上我们对阮籍已经随文有所评论或评价。在本书将要结束之时，我们认为有必要再强调以下几点。（一）畅一代庄学之风在玄学思想发展史上，如果说何晏，特别是王弼在易、老方面开创了一代新的学术思想风气，那么，阮籍在倡导和推动庄学方面则有着独特的贡献，并由此形成易、老、庄三玄鼎立的学术思想格局。两汉时期，儒学独尊，道家之学浸微，庄学地位之可怜，不仅远不能与儒学相比，甚至也不能与老学相比，它几乎衰落到近于绝学的边缘。《汉书·艺文志》著录道家之书三十六家，九百九十三篇，而先秦颇为兴盛的《庄子》五十二篇仅是其中的一家。汉时，关于《庄子》的学术著作仅有刘安的《庄子略要》和《庄子后解》两种，①而且，很可能这二书为一书之异名。对于《庄子》一书，当时注意的似乎甚为寥寥，见于前后两《汉书》的可以举出以下几家：其一为《汉书·王贡两龚鲍传》："蜀有严君平，??依老子、严（庄）周之指蓄书十余万言。"然现在知道严君平只有老子之书，而不见庄子之书，此处所载或许是泛说，并非真有庄子的著作。其二为《汉书·叙传》："（班）嗣虽修儒学，然贵老、严（庄）之术。"其三为《后汉书·马融传》："今以曲尺之羞，无灭资之驱，殆非老庄所谓也。"后两条虽提及庄子，但未必真有人对之有兴趣。到三国曹魏正始时期，玄学大盛，但当时士人所爱好的仅是老子。虽然史籍屡有"老庄"并称的记载，事实上庄子仍然没有受到学术界的足够注意，不能与老子相比。《三国志·魏志·管辂传》注引《辂别传》云："冀州裴使君（徽）才理清明，能释玄虚，每论《易》及老、庄之道。"然而史载不见有其庄子之书的著录，大概裴徽也只是好谈老、庄，未必有书，或者此处也是概说，未必所谈论的内容真有庄子。又同书载："（管）辂论（何）晏云：'论老、庄则巧而多华'。"同处注引《何晏传》说："晏之以才秀知名，好老庄言，作《道德论》。"何晏爱好《老子》确是事实，然而说他爱好《庄子》似无史料佐证。这种重"老"轻"庄"的情况，到王弼那里才略有改变。《世说新语·文学》注引《王弼别传》说，王弼"少而察惠，十余岁便好老庄，通辩能言。"检王弼注《易》、《老》两书，其中屡屡称引《庄子》，史书说他"好老庄"，不能说没有根据。但是，王弼特别爱好的是《老子》，在此书上下功夫极深，于《庄子》也没有专门著作。以上情况表明在正始时期，庄学尚处于萌动阶段，其影响与地位根本无法与老学相抗衡。《庄子》真正受到士人的重视，并且在思想界发生强烈影响而终成大国的，是从竹林时期开始的。这个时期，在玄学史上才开始出现《庄子》注一类的著作和关于《庄子》的专论。其中，最值得注意的庄学学者是向秀和阮籍二人。《世说新语·文学》说：初注《庄子》者数十家，莫能究其旨要。向秀于旧注之外为"解义"，妙析奇趣，大畅玄风。这条记载有两点需要讨论：其一，在向秀之前注《庄子》者竟有数十家之多，这是否为史家夸张之说，我们可存而不论。检索现存史料，当时注《庄子》而所可知的仅有司马彪、崔撰、孟氏等三家。这三家在陆德明《经典释文》中都提到过。然而其书早已不存。司马彪为司马懿弟高阳王睦之长子，现在没有确凿的证据说明他注① 《庄子略要》，王应麟《玉海》作《要略》，《文选》江文通《杂体诗》注、谢灵 运《入华子岗诗》注、陶渊明《归去来辞》注、任彦升《齐文宣王行状》注并引。《庄子 后解》，见《文选》张景阳《七命》注引。《庄子》在向秀之前。孟氏生平不详，故无法确定他注《庄》的年代。据《向秀别传》载，向秀"唯好《庄子》，聊应崔撰所注，以备遗忘"（《世说新语·文学》注引），由此可知崔撰注确在向秀之前。其二，向秀之前，虽有注《庄》者，但"莫能究其旨要"。大概这一部分注家仍然回于汉代解经的学风，只注重字句的解释而不能理解《庄子》的义理，在当时的士人中未能发生真正影响，所以向秀不得不于"旧注之外为'解义，"，才使《庄子》的思想旨趣得以显现，井使庄学之风大畅。可见，真正使庄子之学兴盛而衍为一种学术思潮的，不是在竹林之前，而是在竹林时期。①在竹林名士中，对于倡导庄子之学及推动庄子之学的发展而起过巨大作用的，除了向秀之外，恐怕另一个就是阮籍了。阮籍没有为《庄子》作注，仅有《达庄论》和《大人先生传》两篇关于庄学的论文。就学术价值而言，这两篇文章比不上向秀的《庄子注》，因此，在思想或理论的层面，阮籍的影响或许比不上向秀。但庄学作为一种学风，不止表现在学术和思想方面，而且也体现为一种达观的生活情趣与放纵的行为，阮籍在这一侧面的作用尤为突出，超过了向秀的影响。还需要考虑到另外一种情况，对某一学风起鼓动作用的，不仅取决于某一理论水平的高低，而且也与理论家本身的声望高低有关。细绎史料，可知阮籍的声望高过向秀，依此而言，阮籍的畅玄之功也是不容忽视的。不论如何，至少可以这样说，阮、向都是推动庄学发展的重要人物。嵇康的理论成就尤高于阮籍。然而从学术倾向这一特定层面上看，稽康的思想兴趣不是像阮籍那样专注于庄学方面，他似乎对于老学的兴趣更为浓厚一些。嵇康的学术思想方面的著作颇多，对庄子思想也有不少的称引，但没有一篇是讨论庄子之学的专论。因此，在倡导庄学方面，其作用显然比不上阮籍。至于竹林名士中的其他人，除了刘伶仅有一篇充满了庄学精神的《酒德颂》短文外，则根本无庄学方面的著作传世，与阮籍实在无法相比。如果说他们对庄学的发展有什么贡献，那也是仅仅在生活行为方面起着一种推波助澜的作用。对于庄学的兴盛，阮籍具有特殊的贡献，起着特殊的作用。① 向秀的《庄子注》作于竹林时间。详见本书第一章四。（二）玄学发展史上的重要一环正如历代对玄学的褒贬一样，当前学术界对玄学的基本估价也大不相同。然而，无论对玄学是持否定态度者，或者是持肯定态度者，都似乎不得不承认，玄学突破了两汉宇宙论的思想框架和经验主义的思维模式，而把视线转移到本体论的层面，更为强调"辩名析理"的思维方式，并提出了一系列的新概念和新问题，从而丰富了中国古代哲学的内容和提高了理论思维的水平。玄学把中国古代哲学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推进到一个新阶段，似乎日益成为当今学术界的一种共识。作为魏晋时期的重要哲学家阮籍，尽管不可以说他的理论贡献等伺于全部玄学的理论贡献，但把他的哲学思想视为是玄学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这应该说不是虚誉之词。东晋袁宏作《名士传》，把魏晋时期的玄学士人分为"正始名士"、"竹林名士"、"中朝名士"（《世说新语·文学》注引），这实际上是把玄学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正始名士的代表人物何晏、王弼，强调天地万物皆"以无为本"，主张齐一儒道，调和自然与名教的关系。竹林名士则以阮籍和嵇康为代表，他们没有涉及有无关系问题，而是强调自然的一面，对名教采取了激烈的批判态度，实际上其中隐含着以自然为本、以名教为未的理论意义。中朝名士的代表人物是裴頠与郭象，裴頠"崇有"而郭象尚"独化"。裴頠"崇有"，所以他反对"贵无"的主张，并针锋相对地提出"无不能生有"而"有为自生"的主张。同时，又针对阮籍和嵇康"越名教而任自然"的思想，主张名教不可超越。郭象的"独化"论也可以说是"崇有"，这可以说是对裴頠思想的继承，但其思想内容从实质上说并不否定"贵无"；他崇尚自然，但又不否定名教，而强调自然与名教是完全统一的。因而，郭象哲学无论在有无问题上，还是在自然与名教问题上，都是在更高思维层次上对何晏、王粥哲学的复归，对整个玄学思想的综合。裴頠的生活时代及其思想产生的时间，距离郭象较近，或比郭象稍早一些，就此而言，袁宏把裴頠与郭象同视为"中朝名士"是有道理的。但从其理论的不成熟性和提问题的角度而论，实际与阮籍、嵇康一样，应该视为是从何、王哲学到郭象哲学的逻辑过渡。因此，袁宏的说法大体上勾画出了玄学发展的线索。关于玄学发展的这一历史进程，学术界许多人早就指出过，我们没有必要再予以详论。我们在这里所要强调的是，从玄学的发展的进程看，阮籍，当然也包括嵇康在内，他们的哲学无疑是玄学史上一个必不可缺的理论环节，这也可以说是它的一个理论价值所在。这可以借用任继愈的说法来说明这一点：如果说王弼的贵无论的玄学体系致力于综合本体与现象、自然与名教，代表了玄学思潮的正题，那么阮籍、嵇康的自然论以及裴頠的崇有论则是作为反题而出现的。阮籍、嵇康强调本体，崇尚自然，裴危页则相反，强调现象，重视名教，他们从不同的侧面破坏了王弼的贵无论的哲学体系，促使它解体，但却围绕着本体与现象、自然与名教这个核心进行了新的探索，在深度和广度方面极大地丰富了玄学思想。郭象的独化论是玄学的合题。??--《中国哲学发展史》魏晋南北朝卷第180 页有一点还需要强调指出：阮籍、嵇康的自然论哲学作为王弼贵无论哲学的"反题"，并不限于在逻辑上前者是对后者的否定，即由自然与名教的对立代替了自然与名教的综合，而且也在思想内容方面表现为前者对后者的否定。在王弼那里，自然与名教之辨主要是在自然之则与政治或伦理之序这一社会层面上而展开论证，其理想人格是内圣（道家）与外王（儒家）的合一。到了阮籍、嵇康那里，玄学发展的方向发生了根本性的逆转，即由对外在政治治乱和伦理秩序的关注转向了对自我的内在生命或精神的关注，自然与名教之辨转换为感性与理性、个体与群体或个性与社会关系之辨，理想人格成为超越现实的纯自然人格。与正始哲学本质上属于政治哲学不问，自然论哲学是一种人生哲学，是对个体自我的生命意义所作的新的探求。因此，阮籍、嵇康的哲学作为玄学发展史上的重要一环，其理论价值不仅仅体现逻辑上，而且也体现在思想内容上。这大概即是任继愈所说的"在深度和广度方面极大地丰富了玄学思想"的具体含义。（三）思想解放的作用承认玄学的思想解放作用，这不是笔者的独见和创新之说。随着近代新文化、新思想、新观念的发展，早就有人指明了这一点。解放以后，特别是近几年，更有不少人重新肯定了玄学的这种作用。所谓思想解放，大概是指对传统的学术、思想和礼俗条框的冲决和破坏，同时也表现为新的文化、思想与新的观念体系的确定。也许阮籍在哲学理论方面的创新之功并不显得怎么特别突出，但是他对旧事物的破坏作用，似乎当时很少有人能与之匹敌。我们上面说，阮籍在倡导和推动庄学的发展方面有不可抹煞的功绩，这一事实的本身就含有思想解放的意义。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对于巩固和确定新兴地主阶段的统治，维护中央集权制和国家的统一无疑起着积极的政治作用。可是与此同时，这种文化专制主义的政策带来的是先秦百家争鸣局面的消失，学术、思想领域内不可避免的僵化，对于思想发展的窒息和扼杀。王弼以老入儒，以老解经，突破了汉代经学的藩篱，无异于给抱残守闷的传统经学带来一股春风，这应该视为是一场从汉代经学的繁琐学风和家传师承的学术方法中解放出来的思想运动。在这场思想解放运动中，王弼的开创之功是巨大的。但是，王弼的思想并不直接表现为与传统儒家思想的完全对立，他依然承认儒家思想的崇高地位，奉儒家的圣人为理想的人格，并以调和儒道关系作为理论目标。而阮籍则完全突破了儒家所设定的思想范围，表现为对传统儒家统治意识的否定。例如：在社会政治层面上，他公开斥责君臣上下之分、尊卑贵贱之别是不合理的，"君立而虐兴，臣设而贼生，坐制礼法，束缚下民"，视名教纲常制度力维护君主一私之利，束缚、欺压民众的工具。他设计了一个"无君而庶物定，无臣而万事理"的理想社会，以理想的合理性否定现实的不合理性。东晋时期鲍敬言著《无君论》，对君主专制制度的罪恶进行了淋漓尽致的揭露，①这不能不使人联想到阮籍的直接影响。魏晋士人这种异乎寻常的大胆言论或思想，尽管带有激愤与空想的性质，但其思想解放之程度，不能不使人感到膛目结舌。在道德意识的层面上，阮籍公开排圣贤、非礼法，把儒者所崇尚的礼制直斥之为"残贼乱危死亡之术"，讥礼法之士为处在裤裆中的虱子，热切地要求摆脱伦理道德的虚伪形式，实现人类自然本性的复归。其思想之大胆，在中国历史上是甚为少见的。阮籍设计了"至人"或"大人先生"这样一个"无宅"、"无主"、"无事"的理想人格，视外物无分文价值，"世之名利胡足以累之哉！"这种玄远、自然、做眼万物的自由人格，与士君子"诵周孔之遗训，叹唐虞之道德，唯法是修，唯礼是真，手执圭壁，足履绳墨"（《大人先生传》）那种卑污龌龊的世俗人格相比，可谓有天壤的差别。读阮籍文真使人有一种超凡脱俗、飘然尘外、荡涤污秽的解放之感。在生活态度或生活情趣的层面，阮籍那种不拘礼教的旷达，纵情饮酒的豪放，轻世做物的神韵，更是震撼人心，令人叹为观止。名教礼法，世俗成规，被阮籍破坏得干干净净。这也是一种思想解放的形式。诸如此类，不一而是。从中国思想发展史看，玄学，特别是阮籍、嵇康等人的玄学哲学，可以说是人的一次重新发现。人之所以为人，或说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在于人① 《无君论》原文已佚，其内容详见葛洪《抱补子·诘鲍篇》。是一个有自我意识的存在。人类在把自我与对象区分开来的同时，就意味人类所特有的自我意识的形成，标志着人的自觉或人的本质的自我发现。中国先秦哲学，就是人的自我意识以理论形式的初步确证。这种人的自我意识，应该包括社会和个体两个层面。真正的、完美的自我意识，应该是这两个层面的有机统一。如果说，先秦儒家在社会层面上肯定了人的自我意识，那么，与之相对立的道家学派则在个体层面上肯定了人的自我意识。但是，由于汉代儒学的独尊，人的社会层面上的自我意识片面地凸现出来，人变成了单纯的社会性动物和执行某种政治伦理目的的工具，而人的个性却完全丧失了。到了魏晋时期，随着玄学的兴盛，一些玄学思想家，特别是以阮籍、榆康为代表的一派玄学家，他们借助于先秦道家的思想形式，重新肯定了个体层面上的人的自我意识，找到了久己失落的个性自我。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不能不认为，阮籍、嵇康所高扬的"越名教而任自然"的口号，本质上所显示的是一场个性解放运动。如果说，王弼哲学的思想解放价值主要体现在学风或学术及思想方法一面，那么，阮籍、嵇康哲学的思想解放价值则主要体现在人的内在精神一面，这是一种更为深刻的思想解放，也是阮籍、嵇康哲学的独特价值所在。但也应刻看到，阮籍的思想和生活态度也有极为消极的一面。他片面地强调人的个性，而忽视了人在社会层面上的价值和意义。他的虚无主义理论和不关实事的清谈，当然有提高人的精神境界的作用，表现了一种自由解放的精神和不为世利的高尚人格。但是，这种思想外化为一种行为，做官而下关心自己的职责，饮酒终日，无所事事，一味追求逍遥纵放，却是丧失了士人所应有的参与社会的职责。在阮籍等人的影响下，从两晋伊始乃至南北朝终，在几百年期间，朝野内外，君臣上下，许多人以玄远旷达为幌子，为自己的生活腐化、道德败坏的行为辩护，形成一种社会风气。尽管阮籍是"有疾而为"，不得已而为之，但无论就其思想、行为的本身，还是就其对后世影响，其后果只能是社会组织的涣散，社会整体的解体，社会生活的动荡。前人指责"清谈误国"的说法固然难免偏颇，但也不是没有道理。包括阮籍在内的玄学哲学，作为立国之道，作为治国安邦的学说，是很难行得通的，是没有实效的。①历史事实证明，人的真正的自我意识应该是社会性与个体性的双方统一，真正的思想解放在于把个体与群体两方面自觉地结合起来。阮籍思想的一个重要缺陷是只要一面，而否定另一面。任何事物都是一个矛盾着的统一体。在人类的社会生活中存在着真善美与假恶丑的对立，在某一个人身上也往往如此。阮籍当然也不能例外。无论从他的思想、行为或人格的自身，还是从他对于当世和后世的实际影响，都可以发现这种双重性的特征。唐代刘禹锡诗云："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今人研究古人，就是要在批判和揭示他的历史局限的同时，从中筛选中真善美的东西，以锻炼我们的思维，丰富我们的精神生活，净化我们的灵魂，提高我们的精神境界，培养我们的高尚情操。如果说研究阮籍这样的一个历史人物有何现实意义，恐怕也就于此了。评论 | 2 12013-06-16 21:18热心网友 最快回答阮籍(210～263)，三国魏诗人。字嗣宗。陈留尉氏(今属河南)人。是建安七子之一阮瑀的儿子。 曾任步兵校尉，世称阮步兵。崇奉老庄之学，政治上则采谨慎避祸的态度。与嵇康、刘伶等七人为友，常集于竹林之下肆意酣畅，世称竹林七贤。阮籍是「正始之音」的代表，其中以《咏怀》八十二首最为著名。阮籍透过不同的写作技巧如比兴、象征、寄托，借古讽今，寄寓情怀，形成了一种「悲愤哀怨，隐晦曲折」的诗风。除诗歌之外，阮籍还长于散文和辞赋。今存散文九篇，其中最长及最有代表性的是〈大人先生传〉。另又存赋六篇，其中述志类有〈清思赋〉、〈首阳山赋〉；咏物类有〈鸠赋〉、〈狝猴赋〉。考《隋书．经籍志》著录阮籍集十三卷，惜已佚。明代张溥辑《阮步兵集》，收《汉魏六朝百三家集》。至近人黄节有《阮步兵咏怀诗注》。 阮籍在政治上本有济世之志，曾登广武城，观楚、汉古战场，慨叹“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当时明帝曹叡已亡，由曹爽、司马懿夹辅曹芳，二人明争暗斗，政局十分险恶。曹爽曾召阮籍为参军，他托病辞官归里。正始十年(249)，曹爽被司马懿所杀,司马氏独专朝政。司马氏杀戮异己，被株连者很多。阮籍本来在政治上倾向于曹魏皇室，对司马氏集团怀有不满，但同时又感到世事已不可为，于是他采取不涉是非、明哲保身的态度，或者闭门读书，或者登山临水，或者酣醉不醒，或者缄口不言。不过在有些情况下，阮籍迫于司马氏的淫威，也不得不应酬敷衍。他接受司马氏授予的官职，先后做过司马氏父子三人的从事中郎，当过散骑常侍、步兵校尉等，因此后人称之为“阮步兵”。他还被迫为司马昭自封晋公、备九锡写过“劝进文”。因此，司马氏对他采取容忍态度，对他放浪佯狂、违背礼法的各种行为不加追究，最后得以终其天年。阮籍作品今存赋 6篇、散文较完整的9篇、诗90余首。 阮籍的诗歌代表了他的主要文学成就。其主要作品就是五言《咏怀诗》82首。阮籍著作，《隋书·经籍志》著录有集13卷。原集已佚。不过他的作品散失的并不多，以诗歌为例，《晋书·阮籍传》说他“作《咏怀诗》八十余篇”，看来全部流传了下来。明代曾出现多种辑本，张溥辑《阮步兵集》，收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中。鲁迅对阮籍的评价（竹林名士中）嵇阮二人的脾气都很大；阮籍老年时改得很好，嵇康就始终都是极坏的。阮年青时，对于访他的人有加以青眼和白眼的分别。白眼大概是全然看不见眸子的，恐怕要练习很久才能够。青眼我会装，白眼我却装不好。后来阮籍竟做到“口不臧否人物”的地步，嵇康却全不改变。结果阮得终其天年，而嵇竟丧于司马氏之手，与孔融何晏等一样，遭了不幸的杀害。这大概是因为吃药和吃酒之分的缘故：吃药可以成仙，仙是可以骄视俗人的；饮酒不会成仙，所以敷衍了事。他们的态度，大抵是饮酒时衣服不穿，帽也不戴。若在平时，有这种状态，我们就说无礼，但他们就不同。居丧时不一定按例哭泣；子之于父，是不能提父的名，但在竹林名士一流人中，子都会叫父的名号。旧传下来的礼教，竹林名士是不承认的……至于阮籍，就更甚了，他连上下古今也不承认，在《大人先生传》里有说：“天地解兮六合开，星辰陨兮日月颓，我腾而上将何怀？”他的意思是天地神仙，都是无意义，一切都不要，所以他觉得世上的道理不必争，神仙也不足信，既然一切都是虚无，所以他便沉湎于酒了。然而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的饮酒不独由于他的思想，大半倒在环境。其时司马氏已想篡位，而阮籍的名声很大，所以他讲话就极难，只好多饮酒，少讲话，而且即使讲话讲错了，也可以借醉得到人的原谅。只要看有一次司马懿求和阮籍结亲，而阮籍一醉就是两个月，没有提出的机会，就可以知道了。阮籍作文章和诗都很好，他的诗文虽然也慷慨激昂，但许多意思都是隐而不显的。宋的颜延之已经说不大能懂，我们现在自然更很难看得懂他的诗了。他诗里也说神仙，但他其实是不相信的。嵇康的论文，比阮籍更好，思想新颖，往往与古时旧说反对。孔子说：“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
阮籍，出生于汉建安十五年（210），三岁丧父，由母亲把他抚养长大。父亲死后，家境清苦，阮籍勤学，天赋秉异，八岁就能写文章。少年时期，阮籍非常好学，酷爱研习儒家的诗书，同时也表现为羡慕名利富贵，以道德高尚、乐天安贫的古代贤者为效法榜样的志趣。 阮籍性格孤僻，轻荡，大约在十六七岁时，有一次随其叔父阮熙到东郡，充州刺史王昶与他相见时，他“终日不开一言”，王昶“自以为不能测”。 阮籍在政治上有济世之志，曾登广武城，观楚、汉古战场，慨叹“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 “籍才藻艳逸，而倜傥放荡，行己寡欲，以庄周为模则。官至步兵校尉。” “籍旷达不羁，不拘礼俗。性至孝，居丧虽不率常检，而毁几至灭性。后为尚书郎、曹爽参军，以疾归田里。岁余，爽诛，太傅及大将军乃以为从事中郎。后朝论以其名高，欲显崇之。籍以世多故，禄仕而已。问步兵校尉缺，厨多美酒，营人善酿酒，求为校尉，遂纵酒昏酣，遗落世事。籍口不论人过，而自然高迈，故为礼法之士何曾等深所仇疾。大将军司马文王常保持之，卒以寿终。” “（司马文王）曰：‘天下之至慎，其惟阮嗣宗乎！吾每与之言，言及玄远，而未曾评论时事，臧否人物，真可谓至慎矣。’” 阮籍虽不像嵇康那样始终不在司马氏政权里任职，但阮籍的做官，只是虚与委蛇，所为不过“禄仕”而已。其所秉持的处事之道依然是老庄哲学。因此，改朝换代并没有改变他的性格，他依旧保持放荡不羁的行为和心性。阮籍虽放荡不羁，但不谈论时事，不臧否人物，被司马昭称为“天下之至慎”，用此以免杀身之祸。 阮籍的处世哲学是典型的积极的消极主义。他看不惯西晋司马氏政权，但又无法摆脱司马氏执政的现实，并且出于生存的需要，他必须获取一份俸禄以便养活自己。所以，当司马文王力邀他出来做官的情况下，他没有像嵇康一样拒绝而引来杀身之祸，而是要求任一个闲职，远离权力斗争中心，远离是非中心。 这样的好处就是，一方面，西晋政权认为名声在外的阮籍至少名义上不再反对它，并且属于西晋政权圈子里的人物；另一方面，阮籍自己借此逃避了杀身之祸。他出任步兵校尉期间，终日饮酒吃肉，呼呼大睡，抱着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心态，从不参与朝政；虽然司马氏刻意拉拢也不为所动，在得知司马氏有意与他结为亲家的情况下，每日买醉、以昏睡来避谈此事，司马氏也只好不了了之。这种处世哲学后来被后世权贵反复使用，屡试不爽。 阮籍在乱世之中安身立命，其消极避世、积极生活的心态还是很管用的。（完）
魏晋南北朝的书法艺术 魏晋南北朝是一个动荡时期，在三百几十年中，战乱纷繁、朝代迭更。虽有短暂的统一，但绝大部分时间都处于若干政权对峙的局面，把它作为乱世来看，当无疑义。 出人意料的是，这么一个动荡时期，在文化思想方面，却是有其辉煌灿烂成就的。这一时期不仅出现了为数众多的文学家、诗人、艺术家。如曹子建、陶渊明、谢灵运、顾恺之等等，而且还前所未有的出现了评论诗、文、书、画的著作。如陆机的《文赋》、刘勰的《文心雕龙》、钟嵘的《诗品》、谢赫的《古画品录》、姚最的《续画品录》等等。而以论书、品书法的文章为最多，如羊欣、王僧虔、萧衍、陶弘景、庾肩吾、袁昂等等，都有著述行世。足见魏晋南北朝时期书法之盛为前所未有。 魏晋时期特殊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宗教背景促成了中国历史上独一无二的魏晋风度，实际上是一种儒生名士风度，是做为士族意识形态的人格表现，亦即魏晋时期的审美理念。遭到后人指责的原因，无非是饮酒过度、狂放简傲；华服粉饰、风流自赏；扪虱而谈、悖逆常理；文风浮靡、清言误国。而练丹服药，以求长生，亦成风气。这当然与动荡的时局有关。人们珍惜生命、爱恋自由，寻求人生的欢乐与价值。 魏晋风度是源于以《周易》、《老子》、《庄子》为核心的玄学的兴起，是一种生命哲学，它启迪魏晋人士用精神超越的方式来面对现实，变苦难为理想中的精神世界。玄学的兴起，标志着汉代以来儒家哲学思想的危机。强大的思想解放运动也冲击着魏晋时期的文学艺术领域。因此，魏晋南北朝不同于汉代人强调文艺与政教的关系，而更看重个性，强调文艺要表现作者个人的特点。曹丕说得好：“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作为统治者的这种议论，在汉代以前，是不能想象的事情。 所谓魏晋风度，即为魏晋士人自由精神、个性以及灵感的释放，凸现人的主体意识以及对大自然的留恋、赏鉴。陶渊明、谢灵运以及竹林七贤等为代表人物。而魏晋南北朝的书法艺术，也必然蕴带这种意识，书法已不再是单一的记事的讲究优美造型的字体，而是上升为达情写意的艺术表现形式。以自身的作品品质、气韵、情感标誉当代、影响后世。从严格意义上讲，中国书法直到魏晋时期，才真正成为自觉的艺术行为。魏晋风度成就了一代书风，至东晋王羲之，集书法之大成，被尊为书圣，使书法艺术发挥到了极致，形成所谓“晋韵”的前所未有的艺术内涵，同时也成为中国后世书法的楷模。 魏 楷 晋 韵 长达60年的三国鼎立，从文化发展方面来看，魏为主流，东吴次之，僻处西川的蜀汉则由于频于治蜀保国，尚无暇文化建设。就书法艺术而言，亦是如此。 东汉后期极为盛行的刻碑风气，至曹魏遭到大力禁断。除政府有必要刊石立碑之外，私人严禁为之。虽亦有违禁而私立碑者，但为极少数，故刻碑数量较东汉后期大为减少。现在我们所能见到的，较为著名的碑迹有《上尊号奏》、《受禅表》、《三体石经》、《毌丘俭纪功残碑》、《曹真残碑》、《王墓残碑》、《范式碑》、《郛休碑》、《孔羡碑》、《太公吕望表》、《天发神谶碑》、《禅国山碑》、《爨宝子碑》、《葛府君碑》、《九真太守谷郎碑》等等。 魏建立之后，就书法史来说，对后世影响是很大的，留下了许多著名碑迹，出现了卫觊、韦诞、邯郸淳、钟繇等等许多书法家，这当然与曹操、曹丕父子对书法的重视有关。《三国志》中记载，曹操倾慕梁鹄书法，以至宫殿中有题署，皆为梁鹄所书，而且曹操还将梁鹄的书法“悬著帐中，及以钉壁玩之。”唐张怀瓘评：“武帝尤工章草，雄逸绝伦。” 有人认为曹氏父子对书法的垂青异于汉灵帝时用琢磨书法把知识分子引向脱离政治的道路不同。一方面，出身宦官之家的曹操利用书法来提高自己的政治地位，抵制一些名士对他出身的鄙薄与轻视。另一方面，也是曹氏父子用来招徕名士文人、笼络知识分子的一种手段，将大量受压抑、排斥的志士名流吸收到自己的周围，用以巩固自己的领袖地位。因此，虽然三国纷争，战乱不断，但书法艺术却一直成为官僚、世族子弟、知识分子竞相标榜的一种风尚。竞讲书法成为广泛的社会现象，曹氏父子对书法的重视，对于推动书法的发展与进步是有直接关系的。这也是吴、蜀在书法上不能与魏抗衡的原因。 从这一时期遗留下来的碑刻看，质朴凝重、雄浑奇纵，依然是东汉后期碑刻的延续，足证魏初于庄重的碑石上，仍用汉隶书体。其中《上尊号碑》、《孔羡碑》、《曹真残碑》、《黄初残碑》等等，毫不逊色于汉碑。 《上尊号碑》，也称《上尊号奏》、《公卿将军上尊号奏》、《百官劝进表》。顾炎武《金石文字记》考为魏黄初元年（公元220年）。隶书体。碑额阳文篆书。为三国魏时著名碑刻。书体雄强奇伟、严整端凝，整饬中透出灵秀的韵致，极具特色，不同凡响。 《孔羡碑》，也称《鲁孔子庙碑》。三国魏黄初年（公元220年）立。隶书体。碑额《鲁孔子庙碑》为篆书体。书风淳古，沉稳劲健，笔画多用方笔，雄强利落，碑末有宋嘉佑七年张稚圭题记。为魏隶中之名品。 《黄初残碑》也称《郃阳十三字》。魏黄初五年(公元224年)立。隶书体，残石四块，共35字，乾隆初年出土后即归私人所有，有摹刻本、影印本行世。碑字秀整多姿，法度井然而又潇洒适意，似为天成。书风与《曹全碑》相类似，而劲健过之。 《曹真残碑》，全称《魏镇西将军上军大将军曹真残碑并阴》。曹真于魏太和五年（公元231年）卒，碑当在其后立。现仅存残碑中部。隶书体，布局严整、端凝庄重。用笔方、圆并掺。但却显流动多姿、点画生动、精能之至，当属魏时隶书碑中之上佳者。 东吴所遗留下来的碑迹较曹魏要少得多，但却不乏精品，如《九真太守谷朗碑》、《葛府君碑》和《天发神谶碑》等。 《天发神谶碑》也称《天玺纪功颂》、《吴孙皓纪功碑》等。宋代时，碑已断为三块，故又名《三段碑》。吴天玺元年（公元276）七月立。碑为幢形，置于江宁（今南京）天禧寺。清嘉庆十年（公元1805）遭受火灾而被焚毁。《天发神谶碑》相传为吴国皇象所书，书风独特。碑文为篆书体，但多用隶书笔势，是以古篆与隶书笔法杂用而创造出一种新的风貌。起笔处如刀削斧截，转折处方锐刺目，收笔多露尖锋，字体结构紧密，保持小篆上紧下松、上收下散的基本格局。似篆似隶、厚重雄浑、锋棱威利、瑰玮奇异。古奥特立的体态，在中国书法史是一件史无先例的特立独行的艺术珍品。 《天发神谶碑》对后世书法尤其是对清代的篆书、篆刻有着深远的影响。故后人评价极高。清张叔未有云：“吴《天玺纪功碑》雄奇变化，沉着痛快，如折古刀，如断古钗，为两汉以来不可无一、不能有二之第一佳迹。”康有为《广艺舟双楫》中云：“吴碑有四，其《天发神谶碑》奇伟惊世。” 从书体上看，魏初的碑迹如《受禅碑》、《孔羡碑》、《上尊号碑》等都是汉隶的遗韵。到了吴之《谷郎碑》则似楷似隶，康有为说它“上为汉分之别字，下为真书之鼻祖”，以作为“由隶变楷”的证据。而《吴衡阳郡太守葛福君碑》的出现，才算是中国现存的最早的楷书作品。康有为说它：“高秀苍浑，殆中郎正脉，为真书第一古石。”其后，中国书法开始了楷书、行书、草书并行的时代，而隶书已不如东汉那样兴盛，篆书则几乎无人问津。 曹魏时期，在曹操的倡导下，书法艺术空前普及，特别是官僚及文人学士，都把书法视为表现自身修养方式，许多人都成为书家为时人景仰。钟繇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 钟繇，字元常，颖川长社（今河南长葛东）人，为曹魏重臣。汉末举孝廉，累迁侍中、尚书仆射、东武亭侯。魏初，为延尉，进封嵩高乡侯、太尉、平阳乡侯。明帝时封定陵侯，加授太傅，故世称钟太傅。他以东汉曹喜、刘德升、蔡邕为师，取各家之长为己用，擅隶、真、行、草诸体，尤以楷书成绩为巨大。他以真书的横、捺取代了隶书的蚕头燕尾，参以篆、行、草书笔画的使转，完成了楷书的形体，并使之定型化。虽然不能说楷书为钟繇一人所创，但楷书是由钟繇通过努力，使之定型、完善，并得以广泛应用，是功不可没的。能够确立一种新的书体，须有超常的才能和巨大的劳动创造力。史书记载他学习书法，十六年不出门户，精研书法。“若与人居，画地广数步，卧画被穿过表，如厕至于忘归，见万类皆画像之。”（李贽《初潭集》） 详查文献资料，三国之前未见正规的楷书记载，我们现在所能见到的钟繇的书作多为楷书。单就他整理、创立楷书体这一杰出的贡献，便足以彪炳千秋。书史上称他为“楷书之鼻祖”，足以说明他在书法史上的地位。 钟繇的书法真迹我们已无从得见，传世的《宣示表》、《荐季直表》、《贺捷表》、《力命表》、《刀命表》、《丙舍帖》、《昨疏还示帖》、《白骑帖》等等，均属楷书，且为小楷。清丽典雅、朴拙端凝。其中以《贺捷表》与《宣示表》最能代表钟繇书法风貌。《贺捷表》书风自然古朴、茂密幽深，字型方扁，略有隶意。《宣示表》写得端庄古雅、质朴浑厚、雍容华贵、天趣盎然。萧衍评其书法：“如云鹄游天，群鸿戏海；行间茂密，实亦难过。”张怀瓘评其书法：“真书绝妙，乃过于师”，“秦汉以来，一人而已”。 钟繇以外，曹魏的著名书家尚有胡昭、韦诞、邯郸淳、卫觊、卫瓘、卫恒、索靖等。其中以卫觊最能与钟繇一争高下。卫觊好文辞，篆、隶、草书无所不能，著名的《受禅表》即为卫觊所书。其草书瘦劲精妙。曹魏以后的书家都是师承钟、卫两家，逐渐形成两派，代代传承。至永嘉之乱，名门世家皆离故土，有的避居北方，有的流离江南。卫觊的弟子江琼、江统，再传弟子崔悦、崔潜，父子相继传承卫觊书法，置根于北方。而王导携《宣示表》过江，故江南赖钟书得以传承书法。 钟、卫两家书派对后世影响不同，南北书风相异自是由魏开始。北方雄浑自然，多丰碑大字；南方闲适淡泊，多纸素手札。至清代阮元著《南北书派论》、《北碑南帖论》指明书法“由隶字变为正书、行草，其转移皆在汉末、魏晋间。”此后分为南北两派：东晋、宋、齐、梁、陈为南派；赵、燕、魏、齐、周、隋为北派。“南派乃江左风流，疏放妍妙，长于启牍，减笔至不可识。”“北派则是中原古法，拘谨拙陋，长于碑榜。”由此可以看出，南派书法，亦即自东晋开始，中国的书法艺术又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曹魏时期还有一位书法家索靖不能不提。索靖，字幼安，敦煌（今甘肃）人。张芝姊孙。官至征南司马。善隶书，尤精章草。师从张芝、卫诞，骨势峻迈，笔力劲健。《宣和书谱》云：“靖以章草名动一时，学者宗之。如欧阳询以翰墨自名，末尝妄许可，路见靖碑，初过而不问，徐视乃得之，至卧碑下，不忍去。”“王廙尝得靖书，每宝玩之，遭永嘉丧乱，乃四叠缀衣中以渡江。”以上这段话中举了两个例子，一是唐代大书家欧阳询，路见索靖碑刻，“初过而不问”直至“至卧其下，不忍去”。由初见不以为然，再看觉得不错，三看竟然接连几日住在碑侧，仔细研习，“不忍离去”。这三过索靖碑的记载，说明索靖书法的高度内涵，能征服欧阳询这位大书家，自是高妙之极，不同凡响。二是书法家王廙得到索靖的书迹，如获至宝，动乱之际，与其兄王导怀藏《宣示表》渡江一样，王廙也将索靖的书迹“四叠缀衣中以渡江”。于是江南士子也赖以传承。 索靖的书法，流传于后世的作品有《出师表》、《月仪帖》、《急就章》等。宋代的《淳化阁帖》收集有索靖的书迹。 《月仪帖》是其代表作。刻本，11章，104行。是类似于今天的书信集的内容形式。《月仪帖》的每月分为两部分，上段多为叙景寒暄，下段畅叙友情。由于流传久远，缺四、五、六月的内容。章草书体，书法淳古峭拔、行笔简便，笔姿动荡妙曼、字势斜正自然，极具韵律，字虽独立而气脉畅达，浑然适意，实为学习章草的绝佳范本。 西晋书法名家的尺牍墨迹流传下来的极为少见，且均以刻本传世，刻本难免失真，且不见笔墨痕迹，终为憾事，因此墨迹的流传就显得弥足珍贵。西晋书法名家陆机的草书《平复帖》是我们现在能见到的最早的、最为可靠的墨迹真品。这足以说明《平复帖》的价值连城的身份，是名至实归的国宝。 陆机，字士衡，吴郡华亭（今上海市松江）人。东吴名将陆逊之孙，与其弟陆云，并有异才，时称“二陆”。官祭酒、平原内史等职，后为谗言所陷，死于司马颖之手。 陆机在历史上以文学著称，他能诗、善赋，好为骈文体，是西晋太康、元康年间最著声名的文学家。他注重文辞形式技巧，典雅宏丽，讲究声律、对偶，然内容多空泛、模拟，代表了太康文学的主要倾向。他20岁就写有《文赋》，对后世文学创作、理论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在史学、艺术学上也多有著述，惜多亡佚，有宋人辑《陆士衡集》传世。 由于《平复帖》的留传，使陆机得以在书法史上占一席之地。《平复帖》是陆机写给朋友的一封信。9行84字。用秃笔写在麻纸上，外表上看，只是一纸普通信札，介于章草、今草之间，字格高雅、神采飞扬，字形偏长，上窄下宽，左低右高，欹侧取势，但斜而能正，颇具奇趣。用笔斑驳古拙，风格平淡质朴。由于是信札，故尽显率意挥洒而无半点矜持之态。与汉、晋简牍书颇为近似，当属由章草向今草嬗变过程中过渡的典范书体。 客观地看，陆机在书法上的影响很难与同时的索靖、卫瓘相比，且他的草书有明显的东吴风气，与吴简也极为相近。成就他在书法史上的地位是《平复帖》这一难得真迹的归属。 历代书论，涉及《平复帖》者甚多。《大观录》中说《平复帖》：“草书，若篆若隶，笔法奇崛。”董其昌云：“右军以前，元常之后，唯存数行，为希代宝。”想来陆机在世时，绝想不到他的这件平常书信，竟然能堂而皇之地成为中国早期书作中的扛鼎之作。 “永嘉之乱”结束了西晋的一统天下，同时也改变了中国书法以中原为核心的格局，将书法中心由黄河流域转移到了长江以南的广大地区。 晋时的书法是中国书法史上最为辉煌的时期。成就这辉煌的时期，大致包括如下原因：一是书法是魏晋风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书法的优劣直接表现其风度的高下，故士人学子于书艺一技，不敢有丝毫的怠慢。二是晋人研习书法蔚成风气，且有许多卓有成绩的书家，受到时人的推重。唐孙过庭《书谱》开篇即言：“夫自古之善书者，汉、魏有钟、张之绝，晋末称二王之妙。”则钟繇，羲、献父子都为魏晋人物，时人将钟繇、王羲之并称“钟王”，代表了中国书法的最高水平，是书坛的领军人物，受到士人的拥戴。三是两晋时期对诗、文、书、画的研究颇为重视，且成绩卓著，而书法的研究有过于诗、文，更为深邃、精妙，涌现出卫恒、索靖、成公绥、卫铄、王羲之、王珉等等众多的书论家，他们书、论具佳，理论的视角各具特色，精深的书学理论，自然推进了两晋的书法创作。 书法艺术在魏晋南北朝，不仅用来书写碑文、表章记事、歌功颂德，更发展成为人们文化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了。从书法的欣赏、研究和创作中，人们可以获取美的享受，丰富精神生活。比如东晋的桓玄就“雅爱羲之父子书，各为一帙，置左右玩之。”他还“每请长康（顾恺之）与羊欣论书画，竟夕忘疲。”可见书法已经同诗、画、音乐一样，跻于当时士大夫阶层的爱好之列了。这时期，有的书法作品，就是写在绢或纸上的亲朋之间日常生活的书札。作者一时兴会所至，随意挥毫，略无拘束，所以字里行间往往有一种纵逸潇洒之气，因而书札在完成它通讯问候的使命之余，还能给人们以别有一番美轮美奂的书法艺术的享受。这种书札在所谓“帖”的中间占有相当大的比重，而写帖又给了书法以比写碑更大的用武之地。从写碑转入以写帖为主，是我国书法发展史上的一大转折。从此以后，人们对书法艺术的美的要求就更加自觉、强烈，锐意地讲究使笔用墨，追求笔墨气韵。因为书法艺术越是精美，个人的思想感情和审美趣味就表现得愈加充分，反转来，也就使书法艺术的表现力愈加丰富和提高。通过对魏晋南北朝书法艺术的全面审视，清楚地展现出中国书法艺术已经完全进入了一个自觉的、独立发展的、藉以表现个人思想、情怀、意念、品质的新的时期了。 晋时的书法，主要是楷书，行书和草书（今草）。而且这三种书体至东晋都达到了空前的高度。经过晋人的整理、完善，几乎达到了不可逾越的高度，为后世学书者的不二法门。比如王羲之学习钟繇的楷书之后，将楷书进一步完善，尽消钟楷之隶意，笔法上进行梳理，使晋楷不同于魏楷，与钟楷相较，一为古韵，一为新姿，晋人楷书更显秀整清逸，更易于为后人所接受。而王羲之的贡献，主要的还是在行书、草书上。 门阀士族，多以书法世代相传，是东晋时期的一种特殊现象。在东晋众多的书家中，以王、谢、郗、庾四家族为最盛。王家当然以羲、献父子为最有名声。父子之外，羲之父王旷、伯父王导、叔父王廙，堂兄弟王怡、王洽、王劭、王荟，子献之，侄王珣、王珉等都擅长书法。 谢家能书的有谢奕、谢安、谢万、谢藻、谢敷。 郗家能书者有郗鉴、郗愔、郗昙、郗超、郗俭、郗恢。 庾家能书者为庾亮、庾翼等。 四家之外，尚有著名书家陶侃、刘超、顾荣、任靖、卞壶、应詹、范宁、范汪、丁潭、孔愉、葛洪、张澄、刘、张彭祖、康昕、荀舆、刘劭、张翼、韦昶、沈嘉、刘璞、桓温、刘怀之、卢谌、虞安吉、袁松山、顾恺之、桓玄、陈畅、诸葛长民、女书家卫夫人，王羲之妻、王凝之妻、郗惜妻等等。 王羲之便是生活在讲究门阀的时代，而且是四大家族之首的王家的贵公子。 王羲之字逸少，琅邪临沂人（今属山东）。晋怀帝永嘉元年（公元307）生，卒于晋哀帝兴宁三年（公元356）。官至右军将军、会稽内史，后世称他为“王右军”。他幼时讷于言语，长大后却能言善辩。他是一名有远见的政治家，幼时即有骨鲠之称。我们能见到的羲之遗迹只有小楷、行书、草书，章草极少，以小楷《黄庭经》、行书《兰亭序》最为著名。对于古代书家，不能以未见到的书体，就说他不能书，如果涉猎不深，取材不博，是不会有大成就的。他自己说他渡江后见到李斯、曹喜、钟繇、梁鹄的书迹，以及蔡邕的《石经》、张昶的《华岳碑》于是“遂改本师，仍于众碑学习，遂成书耳。”他渡江所见到的书迹，李斯、曹喜是篆书，钟繇、梁鹄是楷书、隶书，《石经》、《华岳碑》是隶书。他讲这番话时，已经53岁了，此时他的书法艺术已炉火纯青，见识极具广博，回顾往事，才讲出这样中肯的话来，他的成功，赖于他的苦学隶书，与他争胜的是钟繇和张芝，两人的正、草书体，实际上皆是隶书的发展，故羲之学钟、张，即是一种发展。他学习碑迹、学习隶书，说明他博览是为了约取。所以，他能成为书圣，树立了不朽的传统，为后世楷模。 把自己的书作与前代作一番比较后，王羲之说：“顷寻诸名书，钟、张信为绝伦，其余不足观。”他认为与自己一争短长的，只有钟繇和张芝，其余都不足论。又说：“吾书比之钟张：钟当抗行，或谓过之。张草犹当雁行，然张精熟，池水尽墨，假令寡人耽之若此，未必谢之。”他的天资比钟繇高，所书楷书当然要比钟繇更具姿态。他认为张芝的功夫太深，以至“池水尽墨”，所以草书不如张芝，实际上张芝写的是大草，羲之写的是小草，他可能认为张芝的恣肆的大草要比小草更具气魄，还看不到他的这种新的小草书体的进步价值。 王羲之被后人尊为“书圣”，他的作品代表了魏晋时期乃至整个中国书法史上的最高水平，也是书法史上一座承前启后的里程碑。他在行、草书的创造与贡献上，除了对书法创作与技法上的高度提升外，更为重要的是他把行、草书引上了一个具有空前意韵的书法境界，即后人所谓“晋韵”，这不单是代表了晋代书风，也是中国书法的最高境界，时至今日，仍无人能得以逾越。是他把纯乎自然发展的书法引向了一个注重技巧华美特征又具无限意韵的精致的境界。当然，王羲之在书法上的这种前无古人的创造，不是空穴来风，一种文化、一种艺术的形成不能只靠个人的独思冥想，它一定会受到时代的大环境及周围人物的文化素养的影响之中。如前文所讲，晋代是一个强烈表现个性特点的魏晋风骨的时代，是一个竞讲文化论理的时代，无论是玄学，也无论是绘画上“气韵生动”的提出，抛开其中消极的一面，无非是在追求一种境界。王羲之本人的政治地位显赫、权势炙手可热的王氏家族的出身；他的父兄、妻儿、亲友的书法艺术水平、文化素养的影响等等，都与他在书坛上独树一帜、成一家之风范不无关系。 所谓“晋韵”的依托，除了学识、情操、人格、襟怀等方面外，创作过程、技法等方面当然亦至关重要。王羲之于此亦对后人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他在题卫夫人《笔阵图》后云：“夫欲书者，先干研墨，凝神静思，预想字形大小、偃仰、平直、振动，令筋脉相连，意在笔前，然后作字。若平直相似，状如算子，上下方整，前后齐平，便不是书，但得其点画耳。”在《书论》中说：“每书欲十迟五急，十曲五直，十藏五出，十起五伏，方可为书。”等等的论述，都是留给后人的宝贵财富。他的笔法含篆书、隶书而不露痕迹，用笔多用裹锋、回锋，以敛其气，为“内”笔。行笔中、侧锋并用。藏、露锋互见，结字奇、正、拙、巧变化，字形大小相掺，形成了独具风姿的节奏与韵律，而以他的学养、风度、情操、襟怀为灵魂，书作自然迥异前贤，不同凡响而为他人不能望其项背、步其青云后尘的超绝的风姿情韵。 令人非常遗憾的是王羲之的书作真迹，我们已无从得见，我们所见到的王羲之书作如：《乐毅论》、《黄庭经》、《东方朔画赞》（以上小楷）、《丧乱帖》、《姨母帖》、《初月帖》、《行穰帖》、《平安三帖》、《快雪时晴帖》、《兰亭序》（以上为行书）、《寒切帖》、《十七帖》、《上虞帖》、《远宦帖》（以上是草书）等都是后人摹刻、摹写的，即便如此，我们还是能通过这些遗作，看出笔姿的精细轻重、方圆曲直、结字的欹正巧丽、字间的聚散断续、变化无穷、端庄清逸的字态、气韵。 《兰亭序》是王羲之的代表作品，对后世影响最大，被称为天下第一行书。《兰亭序》成于东晋永和九年（公元353）三月初三，王羲之与名士谢安等42人，聚会于会稽山阴的兰亭，曲水流觞，恣情咏、饮，唱和，所得诗作集结一起请王羲之作序言，这就是千古书法杰作《兰亭序》帖。是用茧纸、鼠须写成。全篇28行、324字，章法布白，浑然一体，还有几处涂改痕迹，更显得自然潇洒，全篇二十几个“之”字，七个“不”字，各具特色而不雷同，体现了王羲之殊异于前代书家的书法面貌，代表了他所遗留下来书作的最高造诣。 《兰亭序》的成功，主要的，不是笔墨上的功力与技巧，而是在于天朗气清、风和日丽的优美春色中“畅叙幽情”的充满诗情画意的氛围，自然要影响书家的情绪、创作风格。良朋雅集、情景交融使他心手相畅，于是这“天下第一行书”便产生了，而这偶然冲动的创作灵感的依托，是晋代文人共有的晋人风度，是使晋人得以精神解放的玄学，而书法是这精神解放了的自由精神人格最为适当的艺术形式。因此，《兰亭序》是王羲之弃官之前兰亭春游的自由自在的心态反映；抑或是他发乎自然、率真恣情的老庄思想根源的体现，大而言之是晋人书法从表现自然精神到人本身精神的转移，亦即成为晋人神韵典型的书法形式。我以为后世人虽努力追求晋人风韵，但多做作而不自然，是因为没有了晋人所处的环境，说明了晋人的空灵的精神和个性自由的文化环境的不可重复性。 王羲之的书法，历史上多有评价。梁武帝萧衍《古今书人优劣评》中说：“字势雄逸，如龙跳天门，虎卧凤阁。”李嗣真《书后品》说他：“若草书杂体，如清风出袖，明月入怀”“草之圣也”。唐张怀瓘《书断》中评其隶书：“骨肉相称，婉态妍华”；行书“动合规仪，调谐金石，天姿神纵，无以寄辞”；草书“虽损益合宜，其风骨精熟，去之尚远”。《唐人书评》评他的书法：“羲之书如壮士拔剑，壅水绝流。头上安点，如高峰坠石；作一横画，如千里阵云；捺一偃波，若风雷震骇；作一竖画，如万岁枯藤；立一倚竿，若虎卧凤阁；自上揭竿，如龙跃天门。”唐代以前，羲之书法并不十分彰显。唐太宗李世民对他的书法佩服之至，收藏王羲之真迹三千余幅，命褚遂良逐一鉴定。并亲撰《王羲之传论》称赞王羲之书法：“详察古今，研精篆素，尽美尽善，其惟王逸少乎？观其点曳之工，裁成之妙，烟霏露结，状若断而还连；凤翥龙蟠，势如斜而反直。玩之不觉为倦，览之莫识其端。心摹手追，此人而已。其余区区之类，何足论哉！”他得到王羲之《兰亭序》墨迹后，命赵模、韩道政、冯承素、诸葛贞等四人响拓数本，分赐给皇太子、诸王近臣，死后以《兰亭序》墨迹作陪葬。故我们已见不到《兰亭序》的真迹。传世的只有冯承素、褚遂良和虞世南的临本了，其中以冯承素的钩摹本最为逼真。摹刻本以《定武兰亭》为最佳。 x
线描是我国书法与绘画艺术造型的主要手段，敦煌壁画也继承了这种造型手法，使形象具有高度的概括力。从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的彩陶纹饰中的编织纹、鸟兽纹、几何纹等，商周青铜器上的云气纹、夔龙凤纹等，再到西汉帛画上的线描，可以看出线条在其中的传承和发展。敦煌壁画就继承了线描的刻画方式，表现出其自身的特点。中国几千年来绘画艺术有着构图上的装饰性，这是一种优良的传统。早期的敦煌壁画，在人物布局形式结构上一脉相承地充分运用了对称、均衡、反复、重叠等手法，疏密有致、轻重适宜，在变化中寻求统一，在整体中又有冲突，从中展示出了壁画匠人高超的艺术技巧。中国绘画从一开始就注重颜色，无论是彩陶上的墨与红的对比、漆画上的红与绿交辉，还是帛画上五彩缤纷的颜色，都显示出工笔重彩的特点。敦煌壁画中形象的色彩，主要按照“随类赋彩”的标准，并且赋以重彩，使画面显得辉煌、明快、浓重、热烈，同时又在一幅画面上达到色彩的统一。以形写神，是中国古代绘画创作与评论的最高准则。这一点在敦煌壁画上同样体现出来，不论是何种题材，何种人物，都是为了表现主题的内心活动，所以敦煌壁画的线描和色彩的运用都是为了达到“以形写神”的最终目的。 由于敦煌壁画的创作历时较长，所以每个时代都有各自的造型风格特点。从初创时期到后来的元代，敦煌壁画经历了许多风格的变化和发展，其中魏晋南北朝和唐代的样貌比较丰富，具有代表性，下面便以敦煌莫高窟为例，分析这两个时代的风格特征。 魏晋南北朝是敦煌莫高窟艺术史上的早期阶段，出现了许多的风格面貌。敦煌莫高窟艺术的发展最早是伴随着印度佛教艺术的东渐传播而开始的，并随着佛教在中国的式微而结束，体现出了外来佛教艺术逐渐中国化的过程。所以，在魏晋南北朝的早期阶段，在表现技法上表现出了印度佛教美术与汉晋美术的相互叠加，同时也表现出了印汉两种文化的交融。我们看到在当时就已经很熟练运用的铁线描，平面装饰效果的壁画风格也在逐渐的成熟。值得引起人们关注的还有“秀骨清像”人物的出现，人体修长，清朗飘逸，艺术刻画追求的是内在气质，反映了老庄玄学思想的南朝士大夫的审美追求。 至唐代，佛教的传入进入了全盛时期，在敦煌莫高窟中从内容到形式上都体现出了新的风貌。内容多以民族化的佛经为主，人物形象接近于现实生活，注重画面的远近透视关系，有了较真的视觉效果和感受。在表现技法上，唐代壁画人物造型均趋于写实，比例适度、匀称，神态庄严沉静，菩萨造型女性化并且丰腴健美，这也是佛教艺术民族化的体现。北朝、隋时期的壁画主要用铁线描，而唐代逐渐运用自由奔放的兰叶描。这种线的运用上的变化更体现出了以虚实表现体积，从整体艺术风格上来说从前期的气势磅礴向后期的精细柔美转变。敦煌壁画艺术博大而精深，绚烂无比，是值得我们关注和研究的，其所具有的史料价值已经大大超越了宗教意义，多学科的形象资料价值、认识价值是无可比拟的，这也是它成为世界文化珍贵遗产的原因，被誉为“墙上博物馆”。
孤独星球
《孤独星球》是世界最大的私人旅行指南出版商，由托尼·惠勒和莫琳·惠勒1972年在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墨尔本西郊的富兹克雷区创立。在伦敦、奥克兰、新德里和北京设有办公室，其旅行指南就称为《孤独星球》系列，历史相当悠久，是第一个针对背包客撰写的旅行系列丛书，受到背包客及其他低开销旅游者广大的推崇。
中国自助游
中国自助游：是一本为真正渴望发现旅游乐趣的人准备的指南。由资深旅游者和当地旅游局提供千锤百炼的第一手资料，并以更深入、更细致的态度，更务实、更专业的旅游信息。
最好的时光在路上
一辈子是场修行，短的是旅行，长的是人生。
每天都是一次新的旅行，每一个和我们走过一段的人都值得感激。
最好的时光在路上——在不同的地方遇见的不同的人，他们各不相同的人性闪烁，在那个与你交错的瞬间，改变、点化、充盈着你的人生。
最美的自己在远方——孤独的旅行能让人有更多的机会单独面对自己，向内心的更深处出发。总有一天，你会在不经意之间，遇见那个你最想成为的自己。那个你，卸下了在都市丛林里背负的重重铠甲，活力蓬勃，宛若新生。
资料拓展：
“旅”是旅行，外出，即为了实现某一目的而在空间上从甲地到乙地的行进过程；“游”是外出游览、观光、娱乐，即为达到这些目的所作的旅行。二者合起来即旅游。所以，旅行偏重于行，旅游不但有“行”，且有观光、娱乐含义。
（资料来源：百度百科：旅游）
《孤独星球》很多旅游爱好者都形象地将这套旅行指南称为背包客的“圣经”。
一、《穿越百年中东》：一本通过游记的形式把中东今日的局势讲的比较清楚的书，但观点和史料就不可考了，需要自己辨别。从奥斯曼土耳其在一战后被瓜分到各种宗教极端组织（如哈马斯、ISIS）的前世今生，从黎巴嫩谈到以色列，逻辑清晰、顺畅，文笔也好。
二、《他们最幸福》：作者自己把生活过成了旅行是值得羡慕的，可惜我们也只有羡慕的份儿。忙忙碌碌的为面包而奔波的朝九晚五，一年两次休假紧张的走马观花的旅行，于我就已满足。参差多态乃是幸福的本源，这本书告诉我们世界上有另外一种你不知道的活法。人，这辈子短短几十年，只要自己感到幸福就好。
三、《在路上》：这部杰克·凯鲁亚克的小说被背包客奉为经典，大概是说一群年轻人开车横跨美国大陆的旅行。 印象深的是他们浑浑噩噩、精神空虚、放荡不羁，一路狂欢嬉笑，是对美国60年代嬉皮士运动和这“垮掉”的一代记录与写照。
四、《千年一叹》：这本越野数万里亲历人类各大文明遗迹的日记值得一读，跟着作者的眼和脚去感受希腊，埃及，以色列，约旦，伊拉克等十个国家的古老文明，飨一次千年的盛宴。
五、《林达全集》：居美——《“近距离看美国”系列》，旅法国——《带一本书去巴黎》，游西班牙——《西班牙旅行笔记》。林达的文字很朴实、优美、有洞见，通常从生活的细枝末节着手，擅长用讲故事的方式来书写历史、社会、文化等方方面面，读来引人入胜，极有代入感。通过这些故事，作者表达自己鲜明的历史观，那就是人性。
一、《人一生要去的50个地方——固铂天下行》推荐指数：★★★★★这本书被《中国国家地理》和《时尚旅游》权威人士的专业推荐。首先这本书是一家生产轮胎的厂商“全球替换轮胎专家固铂轮胎”（CooperTires）与《天下行》合作编辑而成。固铂轮胎厂商一直致力与越野与旅游类轮胎生产，并长期组织车队进行自驾游，所以具有实用性、专业性，另外加上与《天下行》合作，更是如虎添翼，是一本难得的可行性旅游书籍，故推荐为五星。这本书按照“梦幻、仙境、桃花源”、“净化、灵修、朝圣地”、“自然、原始、神秘探探”、“闲情‘逸致、生活地带”、“历史、文明、时间城郭”、“激情速度、动感都市”五个专题，系统地介绍中国50个最值得一去的地方的自驾游攻略。书中不仅提供了完整、快捷的旅行线路图，还向你推荐了当地特色的小吃等相关旅游中要谨记的一些事宜。这本书还依据最新节日调整方案，并结合了中国最新旅游趋势。作为一本全面的旅游攻略，书中不仅特别提供最值得体验的50条“在路上”自驾配套线路，固铂更是为每条路线悉心推荐旗下最适合的轮胎，为大家的旅途提供最可靠的保障。二：《中国自助游》推荐指数：★★★★★这本书以资深玩家标准，明确指点必游之处，打破旅游手册通通说好的惯例。1766处经典景点，149个旅游城市和景区，500条独具特色的个性线路，120条绝对经典线路。作为中国能一直畅销数年的旅游类书籍，绝对有它的独到之处，故也被评为五星。作为连续6年中国最畅销的自助游手册，这本书以丰富的经验和遍布全国的报料网络，深切洞悉游者的好恶，在成千上万的去处中，以资深旅行家的体验，帮你明确判断每个景点是否值得前往，推荐那些被忽略的真正令人心动之处。我们更以本土美食家的标准，选择终身难忘的当地美食。我们更专注于令你的旅程每一天都有声有色。 一次有充足准备的美好旅行，足以提升你的口味、趣味和品位。一本好的旅行指南，就是一个好的开始……三：《梦幻旅游——人一生要去的50个地方》中国卷推荐指数：★★★★☆世界是一本大书，那些从来没有旅行过的人仅仅读了这本书的一页。 在暗夜星空下如小精灵一般的萤火虫——这是关于乡村最美丽的幻想，而在婺源，还有着比幻想更美的景物。马头墙，雪白的墙身，青黑色的瓦，屋顶是刻着各式图案的飞檐翘角，直指苍穹，在蓝天绿树映衬下分外瞩目。这是无数旅游书籍称为“中国最美丽的乡村”的地方。这本书按照：百年城郭→野外探险→人间天堂→阳光地带→文明奇迹五大主题，对中国各地的旅游景点进行阐述，但唯一的缺憾就是这本书较之上两本缺乏实践性，没有上两本具有更专业的实地考察性。但也不亏是旅游类的绝佳书籍，毕竟它在将中国旅游圣地归类做出了一定贡献。评为四星半。四：《梦幻旅游——人一生要去的50个地方》世界卷推荐指数：★★★这本书与上本书的区别就是，《固铂天下行》讲的50个城市是中国的，对于我们普通驴友来说更现实，更具有可行意义。而这本《梦幻旅游》讲述的是世界50个旅游景点城市，所以对于我们来讲，有点可观看而不能亲自体验，但是也有部分驴友可以实现愿望。故推荐为三星。这本书以：城市风情：百年老城→野外探险：最后的伊甸园→人间天堂：美丽、平静、天堂般愉悦→阳光地带：现代文明与自然的完美结合→世界奇观：人类不巧的创造为线索，向我们展示了世界50个旅游绝佳城市。五：《中国国家地理》推荐指数：★★★★☆《中国国家地理》杂志的主办者是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及中国地理学会。作为一本官方刊物，这本杂志无疑是地理书籍中最权威，最值得信赖的一本书。但是有句说也说的不错，完美的东西避免不了瑕疵，杂志毕竟是杂志，所以没有书籍做的比较清晰，所以评为四星半，但是它的合订本、特辑等，那是相当的不错。地理杂志对每个景点都进行了深入研究与调查，写出了各个景点的美、魂、文化，这是其他几本书不可以比拟的。所以我建议买一本中国地理，再买一本上述其中几本中的一本，这样你结合起来，是绝对的完美搭配。这样一来，将会使你的旅途更加充满乐趣，不但领略了风景，还领略到了风景之外的魂。
魏晋南北朝文学史--------------------------------------------------------------------------------第一讲：概论第一节：魏晋南北朝社会及文化的转型特点汉代大一统王朝及其社会文化的特点。汉末社会及文化的新因素，士人群体的分化与儒教对士人作用的松动、文学上抒情与玄思风气的初现。 魏晋南北朝文化与汉代文化的关系，延续性与变革性的统一。皇权、强权及门阀三种政治形态的复杂交替。玄学思潮的发生与持续，儒家、道家及道教、佛教等各种意识形态之间的抵抗与交融。第二节：魏晋南北朝文学的发展特点及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从民间文学与政教文学向文人文学的转变，文人文学传统的正式形成。文学中人主题的突出，从政教文学向性情文学的发展。关于“文的自觉”、“人的自觉”的问题的讨论历史，鲁迅的观点、李泽厚等人的观点。文学作为语言艺术的艺术自觉，文学形式的发展，王瑶的观点。文体意识的突出及文体的大发展，由形式技巧而形成文体。第三节：魏晋南北朝文学的演变趋势刘师培、鲁迅等人关于魏晋南北朝文学史的观点。魏晋南北朝时期历史的多变、不安定性与文学发展的关系。魏晋南北朝文学在时间与空间上的不平衡性。魏晋南北朝文学的多阶段性。魏晋型文学：以人主体精神与富有现实及历史内涵的感情世界为主要的表现对象，采用比兴言志的基本方法，文学风格相对的高古自然。南朝型文学：以人审美生活与审美客体为主要的表现对象，伦理价值的隐晦与主体精神的失落，气骨顿衰的风格现象，文学艺术美的充分强调及其得与失。第二讲：建安文学第一节：建安文学繁荣及其社会文化背景1．建安风骨与时代建安人的精神状态与建安风骨。建安文学的特殊的历史背景：从乱世到初步治平之世。乱世中蒿目时艰、慷慨悲哀的文学。初步治平之世，文学向华丽壮大的风格出现的。2、从文体角度看建安文学的实绩建安时代音乐重建与诗歌兴盛的关系，乐府新声与五言诗的兴起。赋体与赋风的变化，抒情小赋、体物的赋的兴盛。第二节：曹操与曹丕的诗文1、曹操其人的再评价，曹操是一个具有很强的现实感、同时又富于理想精、人文怀抱的人。从综合的作用来看，他是建安文学的最大贡献者。曹操的诗风与文风是他多方面气质的表现，通脱而机智的文风，苍凉而又沉雄、高爽的诗风。2、曹丕的个性与文学表现上的趣味。曹丕诗歌的音乐性。曹丕诗歌在表现女性感情世界及女性美感形象上的成就。曹丕《典论·论文》对魏晋南北朝文学理论的巨大贡献，文气说、文章“本同末异”说。第三节：曹植的文学创造成就造就曹植理想主义气质的早年时代及生活环境。邺下文风对曹植的溉养。曹植晚期的生命悲剧与文学精神之飞跃。超越时代，显示天才的表现力的曹植诗歌，对五言诗文人化的巨大的贡献。《洛神赋》，思美人赋系列，曹植的杰出的艺术创造。第三节：七子等人的文学围绕曹氏父子的邺下文人集团之形成。建安文士与曹魏集团的关系。王粲的学术与文学。《登楼赋》与《七哀诗》。刘桢的个性。刘桢在五言诗方面的成就。徐干《中论》与建学术，《室思》的优美风格及诗歌史影响。陈琳、阮瑀的章表书记、陈、阮的五言诗。蔡琰的作为时代遭遇之缩影的人生悲剧：《悲愤诗》。第三讲：正始文学第一节：魏晋之际的政治与思潮1、 政治与文学曹氏集团与司马氏集团的较量、高平陵政变。名士风流与司马氏强权的关系，学术、士风与政治的复杂交织。强权政治与魏晋南北朝文人及文学之关系。2、玄风与文学“正始明道，诗杂仙心”再释。正始玄学风气的形成及对文学的积极与消极的影响。正始玄风孕生出一种新的人生价值观，给文学带来了新的精神。正始文学初开魏晋南北朝玄学影响文学的时代风气。魏晋玄学与文学关系的考察。本课题的目前研究状况。3、 从文人集团到名士集团邺下文人集团为文学家群体，“正始名士”“竹林名士”则为名士群体。这两个名士集团的非文人集团性质之分析。第二节：阮籍与《咏怀八十二首》1、阮籍生平与思想阮氏家族。少年对儒家经典的学习。成长期中人生观的改变的名士风流的代表。内淳至外坦荡。2、阮籍的创作从邺下诗人到阮籍的诗歌演变，阮籍对建安诗风的继承与发展。《咏怀诗》的创作性质，个人化的写作，具有成一家之言的立意。《咏怀诗》思想主题，生命主题与历史现实的主题。《咏怀诗》艺术结构与语言风格。第三节：嵇康1、嵇康的美学思想。《声无哀乐论》在美学上的深度。《声无哀乐论》质疑传统政教文艺观的实质。2、嵇康的诗风与个性、玄趣的入诗、自然美的表现。嵇康四言诗的独特的美学风格及对陶渊明等后人的影响。第四讲：西晋文学第一节：西晋的政治与士风、文风西晋政治的演变过程，为由强权政治向皇权政治转化，最后皇权失落，外戚与皇族争权，陷于乱政。其士风与文风也与这一政局演变紧相联系。魏晋更迭之际，玄学名士纷遭杀害与黜斥，造成士风转向。玄学与正统儒学渐相结合，造成儒玄兼综的学风。典雅、拟古的文学风气盛行，同时文学的语言向精致化发展。后期则皇权失落，乱政迭移，上层士风向虚无放诞发展，下层则出现孤介、愤激之气。文学上出现批判现实及超越现实两种倾向。第二节：傅玄与张华傅、张的政治道路、治学道路与文学创作的道路。傅玄乐府诗在文人拟乐府上的承前启后性，其创作方法与取材方向，多改编旧作，以表现妇女问题的作品最为出色。张华对西晋文风的影响：在拟古中寓创造，精致的技巧、温丽的风格，情感表现的细腻化，场景的重视等。第三节：陆机与潘岳等太康诗人太康文学风气的新变因素。陆机的生平，其人格个性的复杂性：修谨中有大度，作为亡国之后出仕中朝，有较强功名心。陆机的文学渊源与创新性，基本上还是处于拟古的创作风气中，但语言艺术上有较多的新尝试。《文赋》的理论，其体制的成因，其在魏晋南朝文论发展史上的意义。潘岳。关于他的人品与文学的传统的话题。潘陆比较的传统话题。长于哀诔的文风。《悼亡诗》的及其后世悼亡类作品的影响。第四节：西晋后期的几组杰构弊政与乱世中，一部分士人取得了独立思考的精神，西晋后期文学的新精神。与建安、正始诗风的关系。左思与《咏史八首》。左思的家世、勤学生涯、早年理想、寒素意识。《咏史》八首艺术上成功的原因分析。左思其他的作品。张协的乱世之隐。《杂诗十首》推陈出新的艺术价值，长于体物，较有风骨。郭璞之学问倾向，人物之奇特性，作为传说人物的郭璞。《游仙诗》的艺术风格，在中国古代游仙诗发展史上的地位。刘琨。从“二十四友”之一员到抗敌英雄，刘琨的思想觉醒。刘琨诗歌在西晋末诗群中特殊价值。第五讲：东晋文学第一节：东晋前中期文学西晋末之乱造成两晋之际文学的断层。门阀士族政治的建立与门阀士族文人群体的形成。玄言文学的产生，东晋玄言诗发生的原因。玄言诗的评价。玄风的转变与山水审美意识的发生。东晋前中期山水文学的滥觞。庾阐、湛方生的山水诗。王羲之《兰亭序》、孙绰《天台山赋》。东晋后期文学的复兴之象，谢混、殷仲文的诗。第二节：陶渊明1、陶渊明的家世与生平 影响陶渊明的两位祖先：陶侃、孟嘉。陶渊明的早年理想与性情 。陶渊明的仕宦心态与归隐之思。归隐后的心态与生活。如何评价陶渊明归隐。2、陶渊明的思想。与儒、道、释三派之关系。围绕“形、影、神”三大范畴而展开的陶渊明的生命哲学，及其在中国古代生命哲学与人生观发展史上的地位。“真”、“善”、“淳”的人生及社会理想。3、陶渊明的诗歌艺术 陶渊明诗歌的艺术渊源：正始诗人及两晋诗歌对陶渊明的影响。陶诗的几大类型：行旅诗、田园诗、怀古诗、咏怀诗等。（分类是为了更全面地把握陶渊明的诗歌艺术，但分类是具有相对性的。）平淡风格成因之分析：从矛盾到和谐。陶诗的语言艺术，古人对陶诗艺术的评论。4、 4、《桃花源记》与陶渊明的散文艺术。中国古代的乌托邦社会幻想。《桃花源》之谜。《桃花源》记的语言艺术。5、 陶渊明的文学史地位。陶渊明的接受史。第六讲：刘宋文学第一节：晋宋之际的政治变化与文学的发展强权人物的出现与门阀政治的解体。晋宋之际士族、庶族各阶层的政治地位的变迁。士族与庶族两个阶层在文学上各自的表现。皇权重建与雅颂文学。山水审美意识的进一步发展。山水文学的兴盛。抒情文学传统的回复。诗歌与音乐关系加强。第二节：谢灵运的山水诗创作谢灵运与谢氏的家族的文化、文学传统。谢灵运的人生悲剧，以门阀名士的身份遭遇皇权政治的格局。谢灵运的文学创作道路。谢灵运山水诗创作与其哲学思想的关系。谢灵运山水诗创作与其政治遭遇的关系。谢灵运山水诗艺术特色及其对后世的影响。第三节：鲍照的文学创造鲍照的寒素情结及政治上的表现，热切的政治追求与临路迟回的彷徨。鲍照作为一个天才文学家的特点。鲍照在文学上的全面性的创作成就。乐府诗创作的成就，回复汉魏乐府艺术传统，开启南朝文人创作乐府新声的风气。《拟行路难》在歌行体发展上的巨大影响。《芜城赋》与南朝辞赋的艺术风格。第七讲：齐梁陈文学第一节：谢朓与永明诗歌革新“竟陵八友”与永明文人集团。永明文学的新变。永明体及其声律问题。沈约对永明文学发展的影响。沈约的诗歌成就。谢朓所处的时代及其家族当时的处境，人生悲剧。谢朓的精神气质与其诗歌风貌。山水诗从“大谢体”到“小谢体”的发展。谢朓对永明文学的超越。谢朓的诗歌史地位。第二节：南朝后期文学繁荣与失范以禅让之名，行篡夺之实。皇权的纷争。南朝历史的恶性循环。文人群体理想精神的进一步失落。佛教的进一步发展及其对文士精神世界的影响。形似写物的文学风气。绮艳文风兴起。绮艳文风发生的内外部原因。宫体诗艺术得失的客观评价。萧氏父子在文学上的功过。第八讲：北朝文学第一节：北朝文学的发展元魏王朝的建立。十六国、北朝文学的进程。南朝文学对北朝文学的影响。北地三才：温子升、邢邵、魏收。梁陈之际南方文学家的大量入北朝与北朝文学的成熟。南北文学的融合。第二节、庾信与王褒庾信的家世，他在梁朝时的文学创作。庾信入北朝后的创作变化，文学精神的升华，乡关之思，荣枯主题等。庾信文学的特色，强烈的抒情性、与高度的语言技巧，超越浮靡时风，表现出一定的思想深度。王褒在南朝与北朝时的创作。第三节：《水经注》、《洛阳伽蓝记》《水经注》一书的性质，集地志、博物记、游览记等著述于一书。《水经注》山水文学的成就。对后世山水小品的影响。《洛阳伽蓝记》，北魏迁洛后佛教的兴盛，杨炫之的叙事艺术与文风。第九讲：魏晋南北朝乐府民歌第一节：魏晋南朝民歌吴歌在东吴的兴起。东晋时期吴声的流行。长江中下游都市经济的发展与吴声、西曲的盛行。吴声、西曲的体制、表现内容与艺术特点。南朝民歌的绝唱：《西洲曲》，形象之美、境界之美、声韵之美。第二节：北朝民歌北方民族的尚武、质朴与北朝民歌的风格。《木兰诗》的艺术成就，“刚健含婀娜”的风格。南北朝民歌对文人诗的巨大影响。第十讲：魏晋南北朝小说第一节：志怪小说志怪之源。南北朝社会与志怪风气。佛教、道教与志怪。娱乐与志怪。干宝与《搜神记》，故事类型，小说艺术。第二节：志人小说魏晋南北朝的人物品评风气。追慕名士遗风的社会风俗。魏晋以来人物记、人物别传之流行。《世说新语》：传神的人物描写，冷隽的语言风格。“魏晋南北朝文学”思考题1、 魏晋南北朝文学在文学史的地位。2、 魏晋文学与南朝文学在发展上的连续性与变迁之处。3、 三曹父子个性、思想与文风之比较。4、阮籍《咏怀诗》卓越的艺术创造及其成因。5、西晋文学的特点。6、如何理解玄言诗的出现。7、如何认识陶渊明的隐逸。8、为何说谢灵运为山水诗的开创者，谢氏之前山水诗创作的情况。9、鲍照的寒素意识、才华、遭遇中所反映的社会问题。10、谢朓与永明诗人群体。11、宫体诗现象之认识。12、魏晋南北朝民歌对文人诗的影响。13、魏晋南北朝小说的在中国古代小说发展史的上地位。
南朝民歌的特点：1．南朝民歌风格委婉缠绵、清新自然。2．南朝民歌最突出的艺术技巧就是利用汉语的谐音构成双关隐语。如“理丝入残机，何悟不成匹”（《子夜歌》），“丝”和“思”是同音异字构成双关；3．南朝民歌大多体制小巧，多五言四句。南朝民歌的代表作是《西洲曲》，建议阅读背诵，会更容易理解南朝民歌。北朝民歌特点：1．北朝民歌风格粗犷豪放，质朴刚健。2．北朝民歌的艺术虽然没有南朝民歌细腻委婉、优美精致的特点，但是在粗疏质朴中也别开另一种艺术境界。3．北朝民歌的形式除五言外，还有四言、七言、杂言等，不似南朝民歌形式比较单调。北朝民歌的代表作是《木兰辞》
中央民族大学汉语言文字学考研经验分享
先说一下我的个人情况吧，我本科是一个普通的二本，今年顺利考入中央民族大学汉语言文字学专业。能从一个二本院校成功逆袭到985名校，个人觉得还是有点经验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的啦，希望能够对大家有些帮助。
一、关于择校和专业
1、关于专业选择
招收汉语言文字学的学校有的考大综合，有的考语言小综合，大综合包括语言类和文学类，小综合只考语言类的。陕师大这方面初试考的是大综合—816语言综合和716文学综合，816语言综合包括现代汉语和古代汉语，716文学综合是四科（古代文学、现当代文学、文学理论、世界文学）选择二科，一般学生都必选择一个文学概论，因为文学概论最重要参考书只有一本，学习内容比较少，另一个科目则是结合自己专业进行选择。比如选择学古代文学专业的必然选择古代文学，对于汉语言文字学都可以，但世界文学很少有人选，因为世界文学是近几年才纳入的科目，真题比较少，考题规律不易把握，所以很少有人选择。笔者选的是716文学综合（现当代文学+文学概论）+816语言综合。
选择这个学校，也是因为虽然考得是大综合，但文学综合并不是所有的都考，四科选择两科就好了。考得内容比较少。专业早已定好是汉语言文字学文字学方向，这个学校这个方向很强，而且还是211、双一流，教师队伍庞大。此外，学校招生名额多，之前招收10个人，近几年扩招到12个人了，比起其他只招四五个学生的学校来说，已经比较多了，而且，这些人数是不包括推免生和调剂生的，师大保护第一志愿（需要提醒得是，上面说得招生人数是整个汉语言文字学专业的，包括文字学、音韵学、方言学、训诂学、语法学等具体方向共10或12人，录取后，大家具体方向可能会根据你选择的导师会调整的）。另外，参考书目之前学校列过，而且考得内容没有很大变动，基本一直是上面介绍的那样。
2、中央民族大学汉语言文字学考研概况
中央民族大学文字学专业每年招收的统招名额大约在5—7个左右，2021年录取5人。2020年报录比是77：7，2019年报录比是95：7，2018年报录比是94：8，所以基本上是100人左右中录取5—7人，竞争力还是很大的。
文字学往年的古汉和现汉方向考生虽然初试卷子相同，但是有选做题，也就是古汉考生只选做古汉部分，现汉只选作现汉部分。而2021年的初试内容变化很大，所有题目都是必做的，没有研究方向之分的选做题了。这也更加考察古汉、现汉、语纲三个科目知识的全面性掌握。
关于中央民族大学文字学是否压分和歧视，在这里跟大家认真地说明一下这个情况，中央民族大学是没有任何歧视和压分的，大家可以完全放心的哦，毕竟我自己就是一个普通的二本上岸的，所以大家只要专心备考就好啦，导师们只看你的专业实力的！
二、初试复习经验
1.专业课一846汉语基础
（1）参考书目：
王力《古代汉语》、郭锡良《古代汉语》、裘锡圭的《文字学概要》、邵敬敏的《现代汉语通论》、叶蜚声《语言学纲要》、黄天树《说文解字通论》、郭在贻《训诂学》林沄《古文字学简论》、唐兰《中国文字学》，蒋绍愚《古汉语词汇纲要》、《危机下的中文》、《说文解字》。
（2）复习时间安排
一轮两个月内完成：搭框架、熟悉书本内容，不需要特别关注细枝末节的知识点。我直接用的我买来的笔记作为辅助，进行框架梳理，帮助我节省了很多时间，差不多一个多月就结束了。
二轮是重点，在一轮框架基础上进行填充式学习。要多花时间，具体时间长度因人而异，要把方方面面的知识都把握好，重点在于真的学会了，脑海中有很好的宏观和微观知识框架。（这里我是自己总结的思维导图，几乎覆盖初试全部知识点）
三轮、四轮二轮准备充分的前提下，三轮四轮主要抓记忆和知识整合延伸。二轮弄好了，这一轮就可以很快复习一遍，一个月以内就可以完成一遍。
（3）学习方法
关于古汉、现汉、语纲等理论知识，我自己整理了思维导图式的笔记，到三轮以后的理论复习基本上就可以抛开课本了，它在我的备考中发挥了极大的作用，效果显著。
小篆：要每天练习，用的工具书《说文》和《文字学概要》，另外我自己还整理了常考及重点的小篆字形转换的笔记，可以经常翻阅。
字本义、六书：也是要每天积累记忆的，这一块我也是自己在学习过程中逐渐积累，总结出一份常用的字本义笔记，经常进行翻阅复习。
繁简字：这个会考单个字的繁简转换，也会考篇章转换。要一两天就练习一次。我整理了一份练习篇章转换的文选电子版（简体字），方便我打印出来，进行练习。
句读：这个是不练不会，练会了几乎不会丢分的题目，而且分数比重超级大，一定要每天练习的哦。关于这个我是整理了一份重要文选的电子版，无标点符号的，可以用来每天练习。
诗词格律：这个要求既会分析平仄拗救等，也要会写五言七言律诗，曾经考过的，虽然不常考，但是一旦考了，分数比重是很大的哈，所以学弟学妹们也不能松懈哦。大家可以去网上搜一些关于诗词格律的课程，结合着学习。
上述这些方面的题型，尤其是像字本义、小篆，一定要注意平时的积累并形成一个笔记，句读、繁简转换等也要多多练习，最好是手头有个专门的练习材料的哈。
2.专业课二618作文
（1）小作文
多读一下专业课相关论文，平常就阅读一下《危机下的中文》，可以发散思维。练习的时候要更加注重写作的框架逻辑。
（2）大作文
大作文是很重要的，而且这个拉分很厉害。个人总结经验有两条，一是书写，写字很好看的同学就占优势了。二是练习，可能大家觉得作文水平不是一朝一夕能提升的，但是大家不要气馁，我以我亲身经验说明，只从考试的角度来看，短时间内提升作文成绩，是完全可以的。最重要的是找对方法，在每一次练习之后，一定要找到写作能力较高的人加以指导，提升自己对于作文修改的能力。只有这样，才能在短期内看到效果。
3.英语一
英语（一）这些年的题目能明显感觉难度有所增加，但分数线只升不降。所以英语还是比较重要的，这也是比较能拉分的一个科目。尤其是英语基础比较薄弱的（比如我）在前期一定要尽量多背背单词。朱伟5500一定要反复过，还有相关的短语以及固定搭配起码要做到熟悉。因为在翻译题当中会出现固定搭配或者常用短语。英语真题也非常重要，张剑黄皮书我自己刷了三遍，第一遍可能正确率不高，五个阅读可能会错到3个甚至4个，这些都没有关系，因为考研阅读本身就是一个比较难的存在，第一次接触难免会有些不适应。所以如果遇到这种情况也不必太着急，一定要及时调整好心态，找到出错的原因，及时巩固单词或者固定搭配。
阅读也需要一定的技巧，毕竟要在15分钟完成阅读并做题，要在有限的时间内还要保证正确率，技巧也是需要一定的加持。比如要先确定剧中的动词，如果一句话中有词不认识也没关系，只要找准主语和动词就能对一些选项进行对错的基本判断。还有像“三句原则”当找到跟题干有关的关键词时，秉持着“当句前后三句必有答案”的原则来进行判断。如果当句很长，超过两行，则答案必在本句。对于考中央民族大学的同学来说，如果你的基础比较薄弱，那必须要先过国家线，这几年A区英语国家线一般都在55分左右，我们按60来算，相对比较保险。这60分可以分成：完型3+阅读24+七选五8+翻译3+小作文6+大作文16。当然，还是越高越好。
4.思想政治理论
政治是一个前紧后松的科目，在后期任务比较重，但是在前期一定要每天坚持学，把基础打好。政治的得分以选择题为重。大题得分大家都差不很多，这时候就要靠选择题的正确率来把握分数。
因为我是文科生，高中的时候学政治的底子还在，所以前期相对轻松一点。如果感觉自己的基础不是很好，对于政治比较陌生，建议前期一定要好好看书，或者跟课学习。同时加上肖1000题，随学随练，巩固加深记忆。如果感觉还可以，不想浪费太多时间在政治上，我就属于这种情况，可以简单浏览重要知识点后直接上肖1000，以练代学。可能一上来错误比较多，一定要认真改错，吧每一个选项涉及的知识点全部掌握，刷到后面就会越做越快，正确率也会提高很多。后期等到11月左右，市面上陆续出现各位老师的押题卷后，一定要坚持刷题，只做选择就可以。做得多了就会发现横向比较之下，知识点考察的复现率非常高，最后真正考试的时候大概率也就是那些知识点。大题主要以肖四为主，再加上平时的积累以及其他老师的一些大题参考书，比如徐涛、腿姐。
政治的目标以及分数构成：对于考中央民族大学的同学来说，政治考到75+是比较保险的，如果能更高当然更有把握。这75分的构成可以分为选择题37-40 + 大题35-38。根据个人情况的不同可以将令部分进行适当调整，但总分上不能差太多。2022年政治考80以上的大有人在。
三、复试准备经验
初试成绩出来后，学校公布四月一日复试，一个月的时间其实也没复习，就是把初试的知识点又顺了一遍。复试会有五位导师都参加，先是抽取一道英语题，然后是一道专业题，最后一个环节是五位老师顺位提问，期间有老师对某个回答进行追问。所有问题都非常基础，基本上和初试考察的范围一样，老师不会问和专业课无关的话题，但总体还是和蔼可亲，虽然我是最后一名考生，但老师给分还是很靠前的。所以只要成绩不是擦线过，比线能高个10—15分，那问题就不大。
建议大家备考过程不要太依赖电子设备，平板和笔我也有，个人感觉不适合大量记笔记，拿来看看学习视频还行，但绝对不是必需品；也不要通过APP去记录学习时间或者分享照片，不仅浪费时间，而且各类APP试下来，还不如把手机放远点，面前放个闹钟，拿个小本子做好一天的计划，这样更高效。备考期间我日均复习6—8小时，超过8小时的天数屈指可数，而且我周末还需要工作，每周一我会休息一天。也就是一周只有四天可以安心学习的时间。说这些是想告诉大家，想要去做就踏实高效的做，不做给别人看，每天的收获只有自己最清楚，就算是九月份开始，也完全来得及。
中央民族大学文字学的初试和复试成绩分别占总成绩的70%和30%，由此看出，学校是很看重初试成绩的，因此专业基础一定要扎实。
复试备考最重要的是心态，其次是在良好心态的基础上进行合理备考。复试和初试有很大不同，复试会涉及到研究生阶段的研究方向以及相关论文等。所以在备考期间一定要多多阅读相关论文，拓展知识面。
2020年和2021年都是采取网络复试的办法，每个人平均有20分钟的面试时间，免笔试。包括中文的自我介绍、英文自我介绍或外文文献翻译、专业问答问答环节。复试后两天左右时间出结果（非工作日除外）。
四、写在最后
无论是你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一起学习，都很好，但在考研伙伴的选择上一定要擦亮眼睛哦，你们的组合一定要是相互促进的。人太多会分散精力的，就不建议了。
考研说起来容易，但也不容易，每个上岸的人都会有一段迷茫期，但一定要坚持下去，人难我难我不怕难，人易我易我不大意，每个人考研的历程都是一部血泪史，但这个过程很充实，越努力越幸运，祝大家越努力越幸运！
最后祝大家考研顺利上岸，期待与你们在中央民族大学相见！
1. 寄托教育现象探微（1/2），社会科学家，2008.042. 中小学教育信息化建设中的问题剖析（独立），教育探索，2008.043. 自我关怀：教师自我发展之路（独立），教育研究与实验，2009.094. 论教师主体自觉的层次（独立），温州大学学报，2010.065. 寄托儿童人格特征初探（2/2），心理科学，2005.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