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邹平人。中共党员。1964年毕业于山东大学中文系。历任前马列主义研究院文艺组业务干部，《光明日报》编辑部编辑、总编室副主任，中宣部文艺局副局长，中国文联驻会副主席、书记处书记，研究员。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影视创作领导小组副组长。1958年开始发表作品。1984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专著《毛泽东文艺思想新论》(合作)，评论集《文艺方法与观念新探》(合作)、《艺术·现代意识与它的参照系》、《繁荣与选择》等。论文《时代的脉搏与道德的思考》获1984年《光明日报》优秀理论文章二等奖。
熊育群，男，1962年端午节出生于湖南汨罗。1983年同济大学建筑工程系毕业，分配到湖南省建筑设计院从事建筑设计，任工程师；1989年调中国老区报工作，任编辑部主任；1992年调湖南省新闻出版局，任湖南省新闻图片社副社长、图片新闻报总编辑；1994年调羊城晚报工作，任文艺部副主任，高级编辑。2008年3月调广东省作家协会任广东文学院副院长。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一级作家。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开始文学创作，1984年处女诗作在《绿风》诗刊发表。在《诗刊》、《上海文学》、《萌芽》、《人民日报》、《星星》、《绿风》、《诗歌报》、《中国青年报》等报刊发表诗歌300余首，诗作被《第三代诗人探索诗选》、《青春诗历》、《当代青年诗人自荐代表作选》、《2004中国诗歌年选》、《2005中国诗歌年选》、《2006中国诗歌年选》、《2007中国诗歌年选》、《同济百年诗选》等近20部选集收录。1991年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诗集《三只眼睛》。1987年开始散文创作，1987年7月17日在《绿衣使者》报首次发表散文《灰滩河》。随后相继在《人民文学》、《收获》、《十月》、《新华文摘》、《读者》、《花城》、《钟山》、《解放军文艺》、《散文》、《青年文学》、《散文选刊》、《随笔》、《中华文学选刊》、《散文海外版》等刊物发表散文一百余篇。《中华文学选刊》2005年选发个人专集，并配评论。《青年文学》2007年第7期发表个人专辑。2006年第6期《南方文坛》发表陈剑晖教授关于熊育群散文创作的长篇评论文章《生命性灵中的湘楚浪漫》。《文艺争鸣》2008年第4期新世纪文学研究[新世纪“新生代”文学写作评论大展（散文卷）]推出新世纪重要散文作家代表人物，专论《熊育群散文的审美世界》排于第一。教育部211重点工程《中国散文通史》（当代卷）作为上世纪九十年代散文代表作家，辟有评介熊育群散文创作成就专节。1998年去西藏，创作了两部长篇散文作品《西藏的感动》和《走不完的西藏》。1999年9月出版后，两次进入畅销书排行榜。现出版的散文著作有《西藏的感动》（湖南文艺出版社，1999年9月）、《走不完的西藏》（湖南文艺出版社，1999年9月）、《随花而起》（广东人民出版社，2000年1月）、《灵地西藏》（时事出版社，2000年8月）、《罗马的时光游戏》（中国青年出版社，2004年7月）、《探险西藏》（摄影散文集，广东旅游出版社，2001年6月）、《春天的十二条河流》（贵州人民出版社，2006年8月）、《雪域神灵》（花城出版社，2007年8月）、《怒江 澜沧江，给我一双目光》（花城出版社，2008年4月）。即将出版的还有《路上的祖先》（百花文艺出版社，2008年）。熊育群的第一篇中篇小说《无巢》2007年《十月》第一期发表，《小说选刊》头条转载并配发创作谈。独创新闻小说体，引起文坛极大反响。《小说选刊》将《无巢》作为刊物2008年征订广告文字在全国宣传。中国作协《小说选刊》选编的《2007中国年度中篇小说》将《无巢》头条选入，并将文章段落印于封面；人民文学出版社选编的《21世纪年度小说2007中篇小说》选入。理论上，熊育群以对话形式，在羊城晚报开辟“文艺现场”版推出近二十个名家对话专版，由中国文联出版社结集成《一直在奔跑——艺术大师对话》于2003年10月出版。2007年1月，光明日报出版社以《把你点燃》书名再版，2008年1月重印。
崔跃松，安徽省演讲学会执行会长，安徽省委讲师团高端宣讲专家、知名报告专家。
崔跃松曾踏遍全国100多座城市，为全国不同层次不同领域的观众做了1000多场有关爱的主题报告。直接听众超30万人，通过光盘、网络、书籍等途径收听观看的间接观众更是不计其数；上至国务院机关，下到村民小组都有崔跃松的听众。
崔跃松的特点：
崔跃松通过对自己的严格要求，他逐渐开辟了智库的另一个应用平台，用自己独特的语言传播方式，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为党和政府做好鼓与呼的工作，为社会文明进步与发展建言献策，为中国文化建设添砖加瓦，擂鼓助威。
在他的影响下，徐州一位读者因为读过他的书，写下20多页纸的长信，专程赶到合肥登门拜访他。许许多这种情景，这种经历，这种思想的碰撞，精神的交流，已然成为安徽乃至全国社科界的一股清流。
以上内容参考：
百度百科-崔跃松
钱金涛，男，现任重庆市教科院中学语文教研员，高级教师，教育部语文课标教材鄂教版副主编、全国当代语文教育学会常务理事、重庆市中语会副秘书长、西南大学文学院语文教育研究所兼职研究员。 曾在《语文通讯》《语文学习》等刊物发表文章30余篇，并在北京、浙江、兰州、广州、云南、贵州、江苏、重庆等地做过100多场讲座，引起极大震动。钱金涛的讲座注重生动与形象兼具，注重案例印证和旁征博引相援，所讲内容尤其注重能给教学一线提供可操作性，深受好评。常开讲座有：1.通识教育类——《点燃从教的酒精灯》《课堂高速路》《征服学生的魅力》《让课堂沸腾起来》《亲在课堂》《班主任的葵花宝典》等；2.语文综合类——《我不能躺着看见神》《为语文而来》《语文教师，智慧的庄稼汉》《教学语文智慧，智慧教学语文》《课堂理想》。3.语文专项类——《带着匕首去见学生》《语文慧根的培养》《阅读与“立竿见影”》《以清醒的写作姿态拥抱立竿见影》《语文考试的硬度与长度》《作文，从天堂垂下的绳子》《语棱与作文》《语阵与作文》《文采的根与苗》《作文的大法与小法》等。
不知道是不是你想问的那个人。。。简介：李湘铭，男，汉族，湖南省湘潭县响水乡，湖南众一集团董事长兼总经理。 2004年9月，李湘铭在经过专家实地论证后，大胆决策，以365万元的高价，竞拍湘潭县响水乡锰矿开产权成功。他和他的“众一锰业”开始了新的运作。经过半年时间的日夜苦战，矿洞里终于运出来第一桶矿砂，老矿残矿起死回生。 时至今日，120余人的“众一锰业”队伍，从事锰矿石开采和锰粉加工，每月可完成产值200万元，利税近60万元。 接着他又买下湘潭雨湖地下停车场，建成湘潭众一商业广场。2005年，李湘铭又将“众一房地产开发”、“众一福利锰业”、“众一商业广场”三大公司合并，成立湖南众一集团。集团拥有注册资金5600万元，年产值近8000万元。李湘铭2009年底遭检举2009年12月22日，红网“百姓呼声”发表一封来信，投诉李湘铭任董事长的湖南众一房地产公司。投诉内容全文如下： 强烈要求督促湖南众一房地产归还我工程进度款，处理违法行为 中共湖南省委、省人民政府、省建设厅、湘潭市委、市政府、市建设局： 我叫罗治朝，湖南邵阳隆回人，长沙市开福区人大代表，建筑工程承包商，是湘潭华亚建设有限公司“众一国际”项目承包人。 何亚军，湘潭市人，湘潭华亚建设有限公司，法人代表。 李湘铭，湘潭市人，省人大代表，湖南众一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 现我把众一公司李湘铭所涉及的不法行为及在房地产开发中所发生的一系列事情反映给各级政府部门和领导。 2007年5月，众一公司因需要融资，董事长李湘铭要求我垫资为其建设的“众一国际高尔夫花园”到裙楼，承包施工。于5月11日，我与众一公司、华亚公司签订该项目《建设安装工程施工承包合同》同时又单方与华亚公司签订了《项目经济责任承包合同》，李湘铭收下我500万人民币履约保证金。 目前，我已经完成发98%的工程主体结构约71000平方米的工程量，共投入设备、押金、工程价款、利息支付等折合人民币约9000多万元，按《承包合同》的约定，众一公司应支付我工程进度款、退保证金共计4800多万，但众一公司不按合同办事只付给我代付的材料款、工资等2058万元，拒付余下的2799万元。从开始应付进度款起，李湘铭就故意拖欠，致使我资金周转困难无力支付民工工资。 2008年9月，他以保证民工工资和工程款支付为由，通过华亚公司把我施工的“众一公司”在建工程1~3楼裙楼第一债权受偿人权利让与省信托投资公司融资贷款了5000多万。按理这笔贷款应用来全额支付工程款，李湘铭却仅付给我极小部分，其余4000多万被他套走他用。在此期间，“众一公司”在建工的大部分住宅、门面(包括未动工的C栋)被他预售，收回现金近亿元。由此可见，他完全是有钱支付我工程款的，但他采取拖延的方法拒不支付，可鄙的是凭借自己是省人大代表的权势采取非法手段逼着我借高利贷支付民工工资来维持施工，我施工到20层时，他仍不履行合同、拒不支付进度款，致使我债台高筑。 我多次催讨无果，期问李湘铭组织人员三次殴打我施工民工，致使10余人受伤，其中轻、重伤各1人。（公安机关已备案）。 2009年9月5日，李湘铭以解决民工工资为由诱使我到华亚公司开会，招集众人，采取威胁的手段强逼我在早已准备好的有虚假成分在内的4026万元已付款“清单’’上签字。(如尚未支付的代扣代缴实际未缴的税金200多万元，担保款600万元及用未建C栋30套住宅抵扣的1000多万元等共计约2000万元。)当时在场的证人有建设局的刘科长、清欠办的李三明主任、还有我的投资人曾旗东、华亚公司的何亚军等。此后，李就以我在上签字为由拒不支付欠下的工程进度款。 并四处散布谣言，仗着省人大代表这块牌子，人多势众，威逼我借款支付民工工资和材料款施工到26层。可耻的是9月7曰，李湘铭以临时周转10天为由，走用来支付民工工资的130万元现金，并一拖再拖拒不归还，致使我工地无法继续施工，不得已停下。10月23日，我把李湘铭拖欠我工程进度款的真实情况汇报给湘潭市建设局、清欠办，受清欠办李主任安排，我前往李湘铭公司对帐，李湘铭却亲自纠集上百人拿木棍、铁棒围住工地，并把前往协调关系的罗斌东砸伤。后来，建设局多次出面协调要求我们双方对帐，他无法拿出付款凭证，指使几个打手拿着铁棒，私自撬开我资料柜烧毁我部分结算资料(己报案)。其后，他以为我没有结算资料，在我方不知情下，就和华亚公司委托审计事务所进行造价咨询评估。11月20日，李湘铭威逼华亚公司老总何亚军“声明”我不再担任众一项目承包人了。次日，李湘铭亲自带队派了200多个社会闲杂人员，手持木棍、铁棒等凶器，阻止施工干到下午5点。第二‘天清晨，又有百来人围攻，下午l点多，李又指使人用铁棒把我的人强行赶到马路上，来进行协调的干警刚走，李湘铭的人又把我的人打了出来，并砸了我项目部办公室、资料室、财务室、仓库，偷走我部分结算原始资料，还趁机抢走我员工二的物品及部分现金。目前，我的员工及民工都已被李湘铭组织的人员赶出了工地。 李湘铭他身为一个省人大代表，各应为国家建设出谋划策，尽职尽责维护人民的利益，却勾结黑势力为所欲为，其行为不仅有辱人民代表的形象，更危及湘潭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 现我恳求各级政府部门、领导为我主持公道，公平公正、依法依规处理好湖南众一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拖欠我工程进度款及其李湘铭的违法行为，以维护我的合法利益。 湘潭华亚建设有限公司众一国际项目承包人：罗治朝 2009年12月11日 “众一国际”项目A、B座应支付工程进度款、履约保证金、临时建筑款： 根据合同、补充合同、协议书约定应支付工程进度款明细 序号 付款项目 比例 付款依据 计算方式 应付金额 1 3层裙楼 10% 合同 71697平方米×950元/平方米×10% 681．1215 2 增付 300元/平方米 补充协议 26694平方米×300元/平方米 800．82 3 钢材专用款 众一承诺 300 4 10层顶板 13% 合同 71697平方米×950元/平方米×17% 885．4579 5 20层顶板 17% 合同 71679平方米×950元/平方米×17% 1157．806 6 25层顶板 5% 合同 71697平方米×950元/平方米×5% 339．2 7 C座桩基 修改协议 48 8 履约保证金 施工合同 600 9 临建 合同 46 合计 4856 二、众一公司支付给华亚公司项目部帐号工程进度款明细表 1．众一公司支付罗治朝现金： 日期 摘要 金额（万元） 2008年8月28日 付工程款（转帐） 70 2008年8月29日 付工程款（转帐） 100 2008年8月29日 付工程款（转帐） 100 2008年9月4日 付工程款（转帐） 10 2008年9月12日 付工程款（转帐） 100 2008年9月12日 付工程款（转帐） 180 2008年10月27日 付工程款（转帐） 780 2008年10月27日 付工程款（转帐） —473 小计 868 2．众一公司代付罗治朝款项如下： 日期 摘要 金额（万元） 2008年11月30日 代付混凝土 100 2008年10月30日 罗鹏错支 10 2008年12月 付工程款（现金） 7 2008年12月 代付旺强钢材款 150 2008年11月 代付旺强钢材款 156 2008年7月 付工民工工资（华亚收与付） 280 2008年12月30日 付工民工工资（华亚收与付） 386 2009年11月 代付民工工资（华亚收与付） 100 小计 1189 以上数据显示，众一应付我方工程进度款减去众一已付工程进度款和代付工程材料、民工工资等于众一所欠工程进度款。 4856万元—868万元—1189万元=2799万元 湘潭华亚建设有限公司众一国际项目部承包人：罗治朝 2009年12月21日。
李湘铭简介： 李湘铭，男，汉族，湖南省湘潭县响水乡，湖南众一集团董事长兼总经理。 2004年9月，李湘铭在经过专家实地论证后，大胆决策，以365万元的高价，竞拍湘潭县响水乡锰矿开产权成功。他和他的“众一锰业”开始了新的运作。 经过半年时间的日夜苦战，矿洞里终于运出来第一桶矿砂，老矿残矿起死回生。时至今日，120余人的“众一锰业”队伍，从事锰矿石开采和锰粉加工，每月可完成产值200万元，利税近60万元。 接着他又买下湘潭雨湖地下停车场，建成湘潭众一商业广场。2005年，李湘铭又将“众一房地产开发”、“众一福利锰业”、“众一商业广场”三大公司合并，成立湖南众一集团。集团拥有注册资金5600万元，年产值近8000万元。
时间 人生历程 1981年九月廿九 出生于南安洪濑 1982年5月28日被抱养，父亲家在洪濑，爷爷家在康美。1997年 于南安市“宝莲中学“初中部毕业 1997.12.12-2000.12.12 服役于三明消防支队梅列一中队、特勤中队，期间任副班长及战斗班长职务，期间获“优秀士兵”称号及多次各级嘉奖 1998年 荣获三明市消防支队十五大知识竞赛第一名 1998年6月 参加南平抗洪救灾，获支队嘉奖 1998年11月 参加福建消防总队阅兵，获大队嘉奖 2000年 加入中国共产党 2001年 获得世界华人小学生作文大赛辅导三等奖 2001年3月-5月 于晋江池店浯谭联防队工作 2001年5月-2004年4月、2005年2月-2007年10月 于泉州晚报社做保安员 2001年 开始发表文章 2006年 发表散文、杂文、现代诗等共计60篇 2009年 获得泉州网温陵社区元霄节征文一等奖 2009年 发表文章130篇以上 2009年9月3日-2009年10月14日 于南环路旭辉电子有限公司做保安员 2007-2011年 在泉州各市、县、区进行间断性摩托车载客 2010年3月—2011年4月于“世纪之村”集团责编泉州人民广播电台每周90分钟节目，独自负责所有新闻素材提供、草稿撰写并发布网上新闻2010年 发表文章270篇以上 2011年1月30日 被当选为南安市作家协会第三届理事会常务理事、南安市青年文学协会第五届理事会副秘书长 2011年5月 加入福建省作家协会 2011年 发表文章250篇以上 2012年2月9日——2012年4月9日 于新疆鄯善豪盛石材，杂工、卸板 2012年5月19日 获得泉州市文学奖 2013年2月25日——2013年6月1日于泉风文化传媒，从事文字编辑，单独编辑完成《泉州一本玩透》、《第二届关帝文化节》、《关帝文化论文集》等及多份地图的文字及专访2013年8月27日——……于南安市锦堂园艺工程有限公司，副总2014年2月被评选为最具影响力南安市党员微故事人物2014年3月27日被增补为南安市政协文史委员2010年由九州出版社出版个人文集《靠近大地》，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2010）第262325号。当代中国流行刊物著名作家丁立梅作序，南安市副市长李清安主编，270页。该书由知名作家丁立梅作序，流行杂志《现代妇女·爱尚》今年第一期作为重点推荐，已在南安市新华书店等上架推出。有关《靠近大地》的书评见刊于《吉林日报》、《厦门文艺》、《黔南日报》等近十家报刊。《靠近大地》的电子书也已在北京书生网与中文书刊网上架！一：洪少霖个人资料足迹到过的地方：晋中介休、运城、北京、西安、三门峡、南昌、广州、梅州、温州、三明、南平、建瓯、龙岩、漳州、莆田、厦门、东山岛、云水谣、福州、吐鲁番、鄯善、库尔勒、柳园、敦煌、武汉、福鼎、霞浦、太姥山、嵛山岛、南澳岛、锦州、汕头、汕尾……个人已完成3000篇散文、随笔、小说、诗歌等，约200万字。2001年开始在海内外正规纸质报刊，如：1，杂志类：《人生》、《人民教育》、《意林》、《南安党史》、《健康与素食》、《炎黄纵横》、《青年记者》、《杂文选刊》、《经典杂文》、《决策探索.上半月》、《写作》、《做人与处世》、《知识窗》、《思维与智慧》、《散文诗》、《疯狂阅读》、《感悟.睿版》、《中国铁路文艺》、《中国林业》、《安全与健康》、《成功.感动人生》、《养生大世界》、《黄河黄土黄种人》、《现代妇女·爱尚》、《闽南》、《闽南风》、《泉州党史》、《中国职工教育》、《江门文艺》、《人事天地》、《方圆》、《福建宗教》、《福建道教》、《少年作家》、《大科技》、《澳洲彩虹鹦》（澳大利亚）、《文萃》（香港）、《小品文选刊.下半月》、《大众文艺》等；2，报纸类：《人民日报,海外版》、《国际日报》、《大公报》、《新民晚报》、《文萃报》、《广州日报》、《南方日报》、《甘肃日报》、《宁夏日报》、《侨报》（美国）、《人间福报》（台湾）、《世界日报》（菲律宾）、《团结报》、《人民代表报》、《山西日报》、《山西晚报》、《太原日报》、《成都日报》、《福建日报》、《河北法制报》、《北方法制报》、《中国文化报》、《中国邮政报》、《中国石油报》、《中国航天报》、《中国矿业报》、《中国电视报》、《中国科大报》、《中国建材报》、《北京青年报》、《北京晨报》、《京郊日报》、《新快报》、《半岛晨报》、《华东旅游报》、《江西晨报》、《汕头日报》、《汕尾日报》、《青岛日报》、《兰州晚报》、《福州日报》、《厦门日报》、《三明日报》、《泉州晚报.海外版》、《珠江晚报》、《上海中医药报》、《上海老年报》、《华夏酒报》、《城市金融报》、《新闻晚报》、《福建侨报》、《福建科技报》、《精神文明报》、《河南日报.农村版》、《海峡都市报》、《贵州都市报》、《浙江工人日报》、《深圳特区报》、《大众卫生报》、《农村信息报》、《家庭主妇报》、《石油管道报》、等200多家报刊发表1000多篇个人原创作品；个人作品被收入《特别行动》、《爱的脚步》、《穿越历史烟云》（熊志强主编）、《品读泉州》（宋长青主编）、《幸福禅》（释永信主编、光明日报出版社、七篇）、《台湾文学年鉴-2010年》五篇、《武荣拮英》（南安市文联主编）、《福建省职工诗文集——放飞梦想》（福建省总工会编）等图文集；个人作品被收入中国国家图书馆、各省市图书馆、泉州市档案馆馆藏。个人事迹曾被人民网、新民网、新浪官方网、网易新闻中心、中国军创网、中国保安、中国职工教育、泉州晚报、海峡都市报、东南早报、现代青年报、泉州青年报、南安商报、南风、泉南等数十家媒体报道。洪少霖获得过的奖项（四十多次）部分目录：1999年荣获三明市武警消防支队十五大知识竞赛，一等奖2001年世界华人小学生作文大赛《你的样子》辅导，三等奖2007年泉州晚报“玉润轩杯”婚事记忆征文，三等奖2009年泉州网温陵社区元霄征文，一等奖2010年《泉南会刊》先进通讯员、优秀撰稿人2011年泉州晚报“请为报社提建议”活动，最高奖。2011年海峡都市报“五一随手拍，寻找最美劳动者”活动，一等奖，2011年泉州市“城市建设管理年”金点子征集活动，三等奖2011年惠泉啤酒庆祝建党90周年征文，二等奖2011年“我的幸福观”征文，主办单位：广东省委宣传部，三等奖2011年“全民消防生命至上”征文（山西法制报、山西消防总队主办)，三等奖2011年度，泉州市文学奖2014年，南安市党员微故事最具影响力人物2014年，仙公山征文三等奖
郭明义。他是好人中的另类，他“好”的程度令人瞠目结舌，所行善举的彻底让闻者无言以对。 52岁的郭明义，戴着一副老式大框眼镜，笑容憨厚，肤色略黑，放进人群中，顷刻就找不到痕迹。 他是生活中最常见的“好人”，在浴池给老人搓澡，每次下楼时都捎上邻居的垃圾，一辈子没占过便宜。 与众不同的是，他是好人中的另类，“好”的程度令人瞠目结舌，所行善举的彻底让闻者无言以对。 他20年献血6万多毫升，是全身血液的10倍；他资助180多名贫困儿童读书，自己却几无存款；他家徒四壁，新买的电视，留不了几天，就转手捐赠…… 与热衷慈善的富豪不同，郭明义只是一名收入很少的矿山工人。1982年，他从部队转业到鞍山市千山区齐大山镇的齐大山铁矿工作。 鞍山是他的故乡，也是雷锋工作过的地方。 在采场公路管理员的岗位上，他一干就是二十几年。他用众多善举，使平凡的生活近似传奇。 因为善举，他获得无数荣誉：全国无偿献血奉献奖金奖、全国红十字志愿者之星、鞍钢矿业公司模范共产党员……矿业公司领导甚至称，因为郭明义整个“矿山人”的精神都得到了升华。 然而，也有无数的非议涌向他。一次婚宴上，老同学们甚至嘲讽地问他，“我玩麻将没钱了，赞助点？”“我的孩子也在上大学，能不能也赞助赞助？” 这些冷嘲热讽，郭明义习以为常，淡然处之。他的生活也总是这样，无时无刻不被赞誉和非议包裹。 曾有轶事称，有人逗郭明义，说鞋坏了，郭明义马上就脱下鞋给他。 在别处，这可能只是一个笑话，但在齐大山镇，人们相信这是真的。 这让每个到访者都很好奇，“好人”郭明义，究竟做过些什么？他为什么要这么做？ “傻人”郭明义 曾有人嘲笑他，称他为“傻子”，因为他对自己一分钱都舍不得花，却把钱捐给别人。他也曾受委屈，但反过来一想：雷锋当年不也被人称为“傻子”吗？为什么我就不能做“傻子”？ 郭明义家并不富裕，房子40平方米，家用电器寥寥无几，存款时常归零。 他并非没有机会拥有大房子。矿上几次福利分房，郭明义都有机会，可他一次申请都没有交过。 旁人问他，他说，看到还有许多同志没有房子住，机会就让给他们吧。 有人甚至私下联系他，“你不要，你可以申请下来，然后卖给我，一大笔钱啊”。郭明义当场回绝，这不符合他的处事原则。 海城有个孩子每天要走4公里路上学，郭明义听说后把自行车送了过去。妻子又为他买了一辆。不久后，他听说汤岗子小学的一个贫困生上学路途遥远，这辆自行车再次成为赠品。 无私奉献成了他刻在骨头里的习惯。 1997年，矿上开展创星级公路会战。作为普通机关人员，郭明义只负责技术指导和检查验收的工作。但为调动作业区20余工作人员的积极性，他说只要大家加班加点，超额完成每天工作量，就天天请他们吃饭。 十几天里，大家每天都干到八九点钟才收工，他也每天都请大伙到饭店吃饭。 当时人们以为郭明义请吃饭的钱肯定能报销。但事后很久，大家才得知，他在饭店赊了2000多元的账。 当时郭明义一家收入还不足1000元，而且他还在捐款助学，早已囊中羞涩。在外地进修的妻子回家后，才用家中仅有的一点积蓄，抹平了这笔账。 在他那里，没有什么是不可以给别人的，没有什么比帮助别人更重要。 2009年春节前夕，郭明义午休前接到血站的电话，问他能否提前捐献血小板。他知道血小板保存期特别短，一般都是按照预约的捐献时间采血，没有重症病人血站不会打电话。 天降暴雪，道路难行，郭明义跑出很远拦了一辆出租车赶到血站。一名重症孕妇正等待他的血液。 血站让他献一个单位的血小板，他不肯，“不行，还有孩子呢。”最终他献了两个单位的血小板。采集结束时，疲惫的他在采血床上睡着了，孕妇母子则平安得救。 今年3月，辽宁一大学生患上尿毒症，无钱换肾，家里唯一有收入的母亲准备捐肾救女。 “她妈妈可是家庭的支柱啊，身体万一垮了怎么办？”从报纸上读到这则消息，郭明义当即决定捐肾。开车送他去医院的朋友钟明杰一听缘由，也要捐。 人体有两个肾脏，摘掉一个之后，仍然能够存活。这是果断得近乎鲁莽的郭明义和他的朋友对于肾脏的全部了解。 郭明义的肾没能捐出去，因为不匹配，他扔下身上全部的200元，“出来急，就带这些”。 郭明义76岁的老母亲得知这一事情后，拿起电话就哭：“这么大的事，咋不先给我通个气呢？”妻子又心疼又后怕：“你觉悟再高，自己的身体不要了？” 其实，郭明义并不是不愿意跟家人商量。他的思维常常简单得惊人，他没觉得这是件多么重大的事，以至于当人们赞扬他的崇高时，他会感到不解。 “黏人”郭明义 鞍钢的很多人都是在浴池里认识郭明义的。在这里他一边为工友搓澡，一边介绍捐献造血干细胞的知识。 1990年，齐矿号召职工参加义务献血，此后20年，郭明义坚持每年献血，累计无偿献血达6万多毫升，相当于他身体全部血量的10倍。 工友张国斌13岁的女儿患上白血病，他在矿上发起爱心捐款的同时，更思考要救孩子最有效的办法就是造血干细胞移植。目前国内捐献者不多，配型成功的概率低。能不能在矿里组织捐献活动，每增加一个捐献者，不就增加一分希望吗？ 于是他自己动手写无偿献血倡议书，向工友宣传。下班后工友洗澡，他常常不顾劳累，跑到澡堂里帮助工友搓澡。“我帮你搓搓背。”“不用，不用……”“没事，我来，我来……”郭明义说着就开始搓。他一边搓，一边介绍捐献造血干细胞的知识。 搓完一个，他又接着给另一个人搓。两个多小时后，工友们都洗完澡走了，他自己才开始洗澡。有时候，连热水都没了。 还有很多人收过郭明义的手表。这些手表都是郭明义捐血小板换来的纪念品。鞍山市中心血站副站长李莎说，郭明义每月都来献血小板。一个单位的血小板相当于800毫升的全血。捐一个单位，血站就会送一台榨汁机或豆浆机这样较好的纪念品。但郭明义每次都推说家里有，要求换成4块献200毫升血时送的手表。每次都是如此。血站的工作人员不理解。后来矿上来献血的人说，郭明义把那些手表都送人了，同时他又发动别人也跟着他一起献。 这时的郭明义就像橡皮糖，甩都甩不掉。“我都觉着特不好意思。别人一拒绝，我就蔫了。他倒好，追着别人说。脸皮‘特厚’。”郭明义的“发小”李树伟说。 很多慈善机构的工作人员都被郭明义反复“骚扰”过。鞍山市希望工程办公室主任宋红梅说，以前郭明义经常中午的时候给办公室的工作人员打电话，而且隔十分钟就打一次，语气总是很急促：“事情办得怎么样了？”工作人员也有点不高兴。后来才知道，老郭家没有电话，自己也没手机，只能中午休息的时候到办公室打电话，询问事情的进展。 后来，老郭终于有了手机。他就常常早上6点多或在晚上10点多给宋红梅打电话，让她寄一些捐助对象的档案。“现在休息的时候，要是接不到他的电话，我们反倒都不习惯了。” 郭明义要是黏起人来，谁也躲不开。有一次同学聚会后，大家张罗去唱歌。郭明义说：“我不会唱歌就不去了，单位还有事，我得回去上班。”怎么拦也拦不住。几个女同学说要跟他一起回去。这时，郭明义偷偷对李树伟说：“有女同学跟我走，只好打车啦！我兜里只有5块钱，借我10块钱吧。” 第二天是星期天，早上5点多钟，李树伟家的电话响了，是郭明义要还钱。李树伟说：“不要啦。”第二天早上5点多，电话又响了。一连几天，早上5点多，李树伟家的电话都会准时响起。“李树伟，你快去取吧，我可受不了了。”李树伟的老婆喊道。 “凡人”郭明义 郭明义很感激家人的支持。汶川地震时他捐了很多钱，最后连女儿那个月的生活费都不够了。“真是挺亏待她们的。” “假如我是一只鸟，我也应该用嘶哑的喉咙歌唱……然后我死了，连羽毛也腐烂在土地里面。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片土地爱得深沉……”郭明义坐在6米高的电动轮汽车里，拿着对讲机大声地朗诵着。洪亮的声音在空旷的矿山间回荡。工友们都会静下心来听。 他还喜欢背《再别康桥》，同样的抑扬顿挫，声情并茂。没有人会去挑剔他朗诵技巧的单一，而只会被他的激情所感染。 他也常常唱歌。《青藏高原》、《爱的奉献》、《咱当兵的人》这些歌曲都反复地在矿山响起。 他最好的听众是他的妻子。结婚二十多年来，郭明义没给妻子买过一件礼物。2009年10月，齐矿组织到井冈山参观学习。临行前，妻子给郭明义带了1000元。回来那天，郭明义从兜里掏出一个红色小盒放在妻子手里。打开一看，竟是一枚“钻戒”。 后来，郭明义实话实说，这枚戒指是花28元从小摊上买的，剩下的钱捐给了希望工程。 妻子依然很开心地把这枚戒指戴在手上。“这是老郭出门给我带回来的，28元！”她骄傲地说。 这些年，郭明义把家里能捐的都捐了。他经常跟妻子说，又发现了一个特困家庭，再捐一次吧，也许是最后一次了。妻子总是笑着说，你别糊弄我啦，也别说什么最后一次，反正家里就这么一点积蓄，捐完了也就清静了。 家里唯一值钱的就是一台电视，但郭明义一听说有个贫困家庭的孩子特别想看电视，他就毫不犹豫地把电视送给了人家。他一连捐了三台。这一次女儿气哭了，两天没和他说话。“当初要不是老爸把电视拿走，你能考上这么好的大学吗？”女儿上大学后，郭明义开玩笑说。 女儿上大学后，给家里写信说：“一想起那不足40平米的家就感到特别的温暖。” 后来，鞍山市希望办的领导知道后，给郭明义家送了台电视机，并告诉他：“这是国家的固定资产，不能捐。” 郭明义很感激家人的支持。汶川地震时，他连着捐了很多钱，最后连女儿那个月的生活费都不够了。“真是挺亏待她们的。” 好人成长史 有的人吃龙虾是享受，我帮助别人就是享受。 郭明义怎么会成为这样一个人？ 在郭明义的发小李树伟眼中，郭明义的“好人行径”或多或少有遗传基因。郭明义的父亲，曾是矿上“戴过大红花”的省级劳模，因勇救落井青年而作为英雄集体代表到北京作事迹报告，被周恩来总理接见过。“这样的家庭培养出的孩子能不好么”？ 然而矿上的劳模家庭很多，但郭明义只有一个。李树伟认为，郭明义的性格决定了他喜欢整天做好事，而这种性格从儿时的行径可见一斑。 郭明义流传最广的少年轶事之一是“英勇护粪”。当时为支援农业，小学号召捡大粪，交多者为三好学生。李树伟等人嫌脏，用河泥充数。唯有郭明义四处捡粪，且精挑细选。冬天结束时，他家院子里，大粪堆成小山。 农村的收粪人发现后如获至宝，和郭明义的奶奶商谈后，以当年的天价15元收购。李树伟的妈妈在一旁看得羡慕不已：“有这样的儿子，发了。”然而，郭明义回来时嚎啕大哭，死活不肯卖。最终，这堆粪捐给了大队。 学校号召“除四害”，要求交老鼠尾巴。李树伟等人以马鞭鞘顶替。全班只有郭明义交的是两根老鼠尾巴，“让我们说什么好呢，从小就是一个老实人”。 最让李树伟印象深刻的是，小时孩子们上矿山给大人们送热水，这属于当年献爱心的方式。郭明义再次成为另类。别人送水，唯独他送红糖水。奢侈品红糖没了就换茶叶，此举一度让郭明义成为孩子们中的公敌。 “傻子，恨得我们牙直痒痒，只好跟着送茶水。”李树伟哭笑不得地回忆着童年往事，他说，很多事情从小就注定了。 郭明义从小就渴望成为一名光荣的解放军战士，最崇拜的人是雷锋。 1977年，他从鞍钢参军，推荐他入伍的老红军余新元，当年也曾送雷锋参军。在部队，他也以雷锋为榜样。 28年前，郭明义退伍时，连长蔺传芳说，我们这支连队是参加过上甘岭战役、丁字山战役的英雄连队，我们都是雷锋的传人，不管到哪里都要好好干，发扬优良传统！ 28年后，和连长再次见面时，郭明义已华发初生，连长一把抱住他：“好小子，干得好！你没有丢咱部队的脸！”闻之，两行热泪奔涌而出。 “有的人吃龙虾是享受，我帮助别人就是享受。”郭明义说，“为社会多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觉得自己被群众所信赖、被社会所需要，我就会感到很充实、很快乐、很幸福。” 其实，他并不是一开始就有这样的“觉悟”。郭明义回忆，小时候，自己虚荣心挺强，听到表扬就高兴。后来，他入了党，还被评为学雷锋标兵。站在领奖台上的那一刻，郭明义觉得，收获，似乎远不止于此。 助人的快乐是那样醉人，让他心甘抛却其他的一切欲望。从那以后，郭明义把好事做得越来越纯粹：对大家的好，是打心窝子里掏出来的，而自己收获的快乐，也是从心底汩汩涌出来的。 更多的郭明义 做好事，别人瞅你的眼神都不一样。你别笑，我是真觉着自己升华了。 越来越多的人走向郭明义。他们义务献血，他们捐资助学，他们捐献造血干细胞，挽救他人的生命。他们是快乐的。 2008年12月18日，郭明义的工友许平鑫与武汉一名白血病患者配型成功，并完成了捐献。后来，这位患者来找他。两人紧紧相拥，热泪盈眶。 “你不能想象那种感觉，太奇妙了。你和这个陌生人突然有了血脉相连的关系。”许平鑫一提起来就很兴奋，“我在矿场是开300多吨的电动轮汽车的，一开就是8个小时，累得要死，每天就是这样的机械重复。我以为我的生活就是这样的了。但跟着郭大哥做这些事后，我发现人生还是很有意义的。” “可不就是这样。”李树伟说，“我这辈子就想挣钱。折腾了大半生，还是啥也没捞着，但是这几年我觉得我活得挺高兴。做好事，别人瞅你的眼神都不一样。你别笑，我是真觉着自己升华了。” 现在凡是郭明义倡议的活动，李树伟都参加了。郭明义还成了李树伟的法宝。他爱打麻将，但没有钱，老婆也不肯给他。他就老婆说是跟郭明义出去，他老婆立马就同意了，还给了他200块，说：“咱家也不富裕，捐点就行了。”“只要提郭明义就好使，跟着郭明义就不能干坏事。当然，这种伎俩也不能常用，要不然心里觉着对不起郭明义。” 如今，郭明义的爱心团队已经有5800多人。“这也就是郭明义吧，其他人用轿抬我都不来。”一个妇女说。 “我跟雷锋还差得很远，但依然还是希望你们多宣传我。因为这能让更多的人知道在这个年代，雷锋精神并没有过时。” 助人为乐的极致 “你为什么这么做？”记者们反反复复地追问郭明义。这是出于职业天然的质疑精神，也是每个人心中难解的困惑。 从郭明义嘴里，我们都没有得到理想的答案，一个符合我们逻辑链条的答案。郭明义对于我们的追问也很纳闷。对于他来说，一切都是最自然不过的了。 问着问着，我都觉得自己有点卑鄙。一个人做好事，当好人，难道不应该是天经地义的吗？我们为什么都不相信了？是不是我们自己的价值观出了问题？ 他说，帮助别人是快乐的。这个我们都信，因为每个人都可能体会过这样的快乐。 只是郭明义把这一点做到了极致。他不仅仅助人为乐，而且安贫乐道。在城市里，在现代社会，这种精神可能是更为稀有的。 我们中的很多人，在成为房奴、车奴的时候，也为自己套上了精神的枷锁。我们没有更多的精力和实力再去关爱他人，帮助他人。我们也许还会说，谁来帮帮我啊？ 郭明义的家很清贫。3口之家，40平米的房子。但是，他妻子平静的笑容，他女儿恳切的家书，都让我感觉到他们是幸福的。 是他要得太少，还是我们要得太多？郭明义说，房子要那么大做什么？能住就行了。只要一家人在一起就很知足了。 很多时候，痛苦就是来源于欲望。而郭明义对于物质已经几无要求，无欲则刚。 我们都是常人，恐怕都难以达到他这样的高度。我们也许也无法完全认同他的价值观。但我们至少可以给他掌声！
储安平（1909年－1966年？），江苏宜兴人，中国学者、知识分子。民国时期著名评论家，《观察》社长和主编。1928年入上海光华大学英文系，1933年起，在南京《中央日报》任副刊编辑。1936年赴英国伦敦大学做研究工作。1938年回国至重庆，先后担任《中央日报》撰述，编辑，复旦大学教授，中央政治学校研究员。1940年8月，在湖南安化县蓝田国立师范学校任教师，《英国采风录》、《英人法人中国人》为这一时期作品。《英国与印度》一书则是其讲授英国史和世界政治概论的讲稿。并在桂林《力报》任主笔。1945年春，在湖南辰溪《中国晨报》任主笔。日军占领桂林后，他在重庆创办《客观》周刊，共出版十七期。1946年春赴上海，9月1日创办《观察》半月刊，任社长和主编，兼任复旦大学教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国家出版总署专员，新华书店副总经理，出版总署发行局副局长。1954年任九三学社中央委员、宣传部副部长，并当选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1957年任《光明日报》总编辑。同年6月，因在《光明日报》发表《向毛主席、周总理提些意见》（著名的“党天下”发言），招致当局不满，反右运动开始后储安平迅速被作为典型打倒，其家人和诸多相关人士均受牵连。文革中遭受残酷迫害，生死不明。1978年后，五十五万右派做了改正，但储安平依然是不予改正的中央级“五大右派”之一。
是我国经过了30年的解放运动，特别是3年的解放战争，推翻了国民党的统治，打垮了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取得了震撼全世界的中国人民民主革命胜利。在建国的前夕，《光明日报》诞生了。《光明日报》初由中国民主同盟主办。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中央领导同志都为《光明日报》创刊题词。1949年7月起，《光明日报》就陆续开始创办《经济》、《文学》、《文学评论》、《学术》、《新语文》等各种专刊，开始形成自己的鲜明特色。1953年起由中国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合办。1957年改由中共中央宣传部和中共中央统战部领导。1978年以来，《光明日报》几次调整办报方针，但以知识分子为主的读者对象始终没有改变。1982年11月，《光明日报》明确为中共中央领导和主办。1994年8月，经党中央批准的光明日报社编制方案明确规定：光明日报社是中共中央直属事业单位，是中央宣传部代管的新闻机构。此报的顺序号从创刊第一号“号”的称谓一直延续至今，区别于其他某些报纸“期”的称谓。此报当时的零售价为旧币制20元，后升至200元一份。当时《光明日报》社社址在北平西长安街32号，编辑、印刷厂在石驸马大街90号，报社社长未署名，当时报社设有8个部处组，分别有联系电话。 从《光明日报》报纸的演变轨迹，可以看出当今和谐社会的来之不易。 《光明日报》创刊以来，为党紧密联系和激励知识分子，发挥知识分子为祖国社会主义建设服务起着积极的作用。《光明日报》从一份民主党派机关报发展为党中央主办、中宣部代管的全国性重要党报，成为“党的喉舌”，经历了曲折的发展历程。1949年1月北平解放，时有报纸26家。根据中央对进步、反动、中间性质的旧有报业不同的处理意见，北京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对北平旧有报业的处理除保留《世界日报》和《新民报》二家私营报外皆予查封。旋即由于《世界日报》在刊登新华社来稿的同时还发布国民党新闻稿件，2月25日被当作国民党CC系报纸而没收。时隔2个多月，根据毛泽东主席在西柏坡曾提出新中国应该办一张主要以知识分子为对象的报纸的意见，中共中央指定由中高级知识分子云集的中国民主同盟接收原北平《世界日报》的产业及人员。《世界日报》是由中国新闻史上唯一一人办三报(《世界晚报》《世界日报》《世界画报》)的报业家成舍我于1925年2月创办的民营报纸。该报除了主要进行军事、政治新闻报道外，同时还兼重教育新闻报道。1937年“七七事变”发生后不久日本占领北平，《世界日报》停刊。此时《世界日报》是北平发行量最大的日报，社会影响极大。其规模、设备、编辑、作者队伍堪称全国一流水平。抗战胜利后，1945年11月20日于北平原地复刊。当时民盟集中了较多的中国教育界、文化界的知名人士，素有办报的传统，并积累了相当丰富的办报经验。1949年5月14日下午，民盟总部在北京饭店举行第11次会议，商讨接手、改造《世界日报》的事宜，就当时黑暗的旧中国面临灭亡，新民主主义革命即将取得最后胜利，中国的未来充满着光明的政治背景，会议通过决议将报名定为《光明日报》，同时决定5月16日正式接收报馆，社址仍用原《世界日报》西长安街的社址。创刊报头由郭沫若先生题写，也有人认为是沈钧儒先生所题写的，两者之中无论是谁题写的，这一报头一直使用到文化大革命初期。新中国成立前后毛主席先后题写了上百家报纸的报头，《光明日报》却是极少数非毛主席题写报头的报纸之一。一切准备就绪之后，6月16日新报出版，由民盟总部所主办的新中国第一张国内外公开发行的民主党派机关报——《光明日报》于北平横空出世。办报伊始《光明日报》每天出版对开四版，星期六增出对开四版称之为增刊，主要有“学术”、“新语文”、“历史教学”、“文学评论”等。版式上采用传统的仍是竖排法。1955年1月1日，《光明日报》率先对排版格式进行改革，开国内报纸横行排版的先河。众所周知，在此以前，我国报纸历来都是竖排版的，没有横排的先例。当时《光明日报》的地位和前苏联的《消息报》很相似，于是把《消息报》作为参考标志进行文字排版改革，最终全国第二大报《光明日报》成了中国第一份文字改版的报纸。到1956年元旦《人民日报》也改为横排，紧接着全国报刊积极响应。直到反右运动开始前，《光明日报》虽说是由民主党派主办，但同时也接受中央人民政府新闻总署的领导。办报经费按照公营报纸实行“供给制”政策，中央人民政府拨给办报所需要的资金和设备及工作人员的基本生活费用。社长由民主党派人士担任，中国民主同盟副主席、农工民主党主席章伯钧是第一任社长。历任总编基本上是由具有民主党派和共产党员双重身份人士担任，如第一任胡愈之，第二任邵宗汉，第三任常芝青除了是民主党派人士外都是共产党员，第四任储安平则只是民主党派人士。 《光明日报》创办之时就将主要读者定位为广大的知识分子。报道内容除了重要的国内外时事之外，主要是有关知识界的各种情况。随着1952年4月全国新闻工作会议根据民盟的政治任务明确规定：《光明日报》以文教工作的宣传报道作为报纸的中心内容。此后，文教工作的宣传报道内容每期几乎占1/4的版面。加上《光明日报》拥有诸如包括郭沫若、费孝通、范文澜、翦伯赞、茅盾、老舍、巴金、梅兰芳、程砚秋、俞伯平、沈从文、钱伟长、谈家桢、苏步青、丁石孙、叶剑英、陈毅、董必武等史学家、文学家、艺术家、科学家、革命家大批著名的精英作者。《光明日报》办得有声有色，在全国众多报纸中特色鲜明，受到广大读者的深深喜爱。1953年1月，《光明日报》改由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联合主办。此时正值抗美援朝之际，为大力报道抗美援朝内容，《光明日报》的副刊除“历史教学”外全都被取消了，但不久之后《光明日报》又陆续创办了“史学”、“文学遗产”、“哲学”等一系列具有浓厚学术色彩的副刊。从1954年春到1957年上半年反右开始，《光明日报》副刊的发展进入到“文革”前的巅峰时期。《光明日报》在全国非常畅销，成为在知识分子群体中影响最大的报纸。1956年4月，毛主席提出了艺术上百花齐放，学术上百家争鸣的方针。为了使知识分子能感到自己拥有足够的言论自由权，促进“双百方针”的顺利推进，毛主席及党中央充分利用报纸这一宣传工具来调动知识分子的激情。1957年3月10日，毛泽东在特别邀请新闻界人士参加的座谈会上问及时任《光明日报》总编常芝青：“《光明日报》是民主党派的报纸，你一个共产党员在那里当什么总编辑。你撤出来，找一个民主人士去当总编辑。”不久之后，中共中央撤销了《光明日报》的党组。让民主党派独自办报。4月1日，九三学社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储安平正式就任总编辑，章伯钧仍继续就任社长之职。紧接着在随之而来的整风运动中，中共中央将文艺、学术思想问题的“争鸣”转变为鼓励党外人士和知识分子“大鸣大放”，向党和政府的工作提出批评意见和建议。对此毛主席又一次专门召开了新闻出版界代表的座谈会，其中就办报而言，他认为“共产党不如党外人士，现在是外行领导内行”。这样一来，在“整风”、“鸣放”阶段，党外人士、知识分子们显出了无比的热情，积极响应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政策。储安平以《光明日报》名义，派出大批记者到全国九大城市采访，召开民主党派人士和高级知识分子座谈会，鼓动他们向共产党提意见，并亲自安排版面“发表座谈纪录11次，共占了12个版，约13万字”。在整风发言中民主党派人士充分地发表自己的看法，章伯钧、储安平分别提出了“政治设计院”、“党天下”的言论。以此同时，《光明日报》作为中国各民主党派中央机关报成当时全国两份最活跃的报纸之一，大胆刊出各种“鸣放”声音。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社论《这是为什么?》，拉开了“反右派运动”的序幕。《光明日报》被定为推行“资产阶级方向”的两家报纸之一，成为新闻界的“毒蛇”，被点名批评：“利用百家争鸣和整风运动，发表大量带煽动性的报道。”1957年6月至7月，《光明日报》有18人被划为右派，章、储两人均被当作“大右派”揪出，名列中国十大右派之榜。1957年反右开始不久，《光明日报》改由中共中央宣传部和中共中央统战部领导，与中央保持步调一致。1958年全国进入“大跃进”时期，为了更好地宣传“大跃进”，新闻界内部也开展了“大跃进”运动。1958年2月27日。人民日报社宣布了《苦战三年工作纲要(草案)》，这个纲要其中强调了“千方百计地利用广大读者的来信，使读者来信真正成为丰富报纸内容的源泉，每月争取刊用读者来信600件至1000件……”。在《人民日报》的带动下，新闻界掀起了相互竞赛的热潮。《光明日报》也不甘落后，一改“同人办报”、“专家办报”的作风，依靠广大人民群众，进行开门办报。“仅用了三个月的时间，就在各地文教部门建立了五百多个通讯组，发展了近两千名通讯员”。这样一来，稿件猛增，篇幅显得紧张，于是10月25日编委会在报上登出《本报五种专刊停刊启事》，毛主席看了这个启事后，认为“《光明日报》的副刊和‘哲学’、‘文学遗产’等，应继续办下去，不要停刊”。根据主席的意见，11月2日’又登出《本报“哲学”、“文学遗产”等专刊继续出刊启事》。大跃进时期，报社内也搞大跃进，如排字房案提出“比干劲，放‘卫星’，排字案工显奇能；不论编辑删、倒、花，政治挂帅克服它!”校对室提出“质量要好保时间，分分秒秒都抢先，政治挂帅鼓干劲，校对卫星飞满天”，如同其他报纸一样，《光明日报》也成为推动“大跃进”的有力工具。 1967年1月3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报纸问题的通知》，其中提到省市报可以停刊闹革命，但是不应当停止代印《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光明日报》。到1968年底，大多数报纸停办，全国报纸数量降为历史最低仅42种，全国性报纸只剩下4种，《光明日报》便是能保留下来为数不多的全国性报纸之一。自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全国形成了《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和《解放军报》“两报一刊”的宣传机构，负责披露“最高指示”、新的运动口号以及运动的最新“战略部署”。“两报一刊”成为全国舆论的指挥棒，是全国人民了解“中央精神”最主要的渠道。当时全国报纸的内容及版式皆以“两报一刊”为样版。内容上，《光明日报》的副刊和专刊全部取消，大量转载刊登政治性的文章，学术色彩削弱，内容单一化。版式上，以《光明日报》报头为例，原本在反右运动开始后为改变“资产阶级右派向党进攻的急先锋”的形象，就有人提出换掉以前的报头，请毛主席题写。直到1964年夏天，报社穆欣同志为此专门向毛主席写过报告，而毛主席认为(《光明日报》)原先用的报头是郭沫若写的，他曾说过，凡是报上用的鲁迅、郭老写的报头，都不再写。情况并非这样，郭老只题写了“文学遗产”专刊的刊头。经过说明以后，仍然没有应允，这事便拖下来。随着“文化大革命”的深入开展，为避免因《光明日报》报头非毛主席所题写，而遭到“造反派”的挑剔，以保证报纸的正常出版，1966年12月24日，报社同志用毛主席1963年1月9日手书《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一词的词末注明“郭词见一九六三年一月一日光明日报”中的“光明日报”四字制成报头，将所制的版样送请毛主席审阅后，于1967年元旦开始使用，此后沿用至今。1976年，十年浩劫结束，新闻界努力加强自身建设，逐步恢复中国新闻工作的优良传统。1978年杨西光任《光明日报》总编辑，上任的第一件事便是于5月份对《光明日报》进行改版，使之成为以宣传科学、教育为主的文化战线方面的报纸。在国内报业中第一家提出不刊登一般性时政经济新闻，增加科技新闻内容，最先取消报眼处每日刊登的毛主席语录，把马、恩、列、斯、毛等无产阶级革命领袖的引语由黑体变成宋体，随后其他党报纷纷效仿。改版后的《光明日报》在将科学、教育和知识分子问题放在报道的重要地位的同时，保持报纸的学术色彩，对重大的理论问题和思想问题发表意见。《光明日报》在头版全文刊发了了由时任中央党校副校长胡耀邦审定的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批判了“两个凡是”的观点，揭开了解放思想大讨论的序幕。“同一天，新华社向全国播发全文，第二天，《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7家省市报纸均转载了此文。到5月底，全国共30家报纸转载了这篇文章”。随着这次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在全国的逐步开展，形成了广泛深入的思想解放运动，为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完成了思想理论与舆论上的准备。1982年11月，《光明日报》明确为中共中央领导和主办。1993年，总编辑徐光春提出了改革报纸宣传的十二个转变，其中一切的关键是实现“变科教文报为综合性报纸”。1994年8月，党中央批准光明日报社为中共中央直属事业单位，是中央宣传部代管的新闻机构，《光明日报》成为全国性重要党报。1978年以来，《光明日报》虽然几次调整办报方针，但努力把报纸办成“知识分子的精神家园”这宗旨始终没有变，以知识分子为主要读者对象这一鲜明特色没有变。
1982-1992年在光明日报社工作，历任记者、主任记者、记者部主任助理、作品版主编。1993年任光明日报出版社总编辑。1995年9月调入作家出版社任常务副社长兼总编辑，1997年4月任作家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2001年11月任中国作家协会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2003年12月22日，挂帅中国作家出版集团，被任命为党委书记兼管委会主任。张胜友是一位优秀的记者和报告文学作家，同时，还是中国出版界一个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物，1993年他出任光明日报出版社老总，在一年内还清360万元外债，向报社上缴利润80万元。1995年9月他调任作家出版社社长，仅一个月，作家出版社的月图书发行码洋从39万元跃升至276万元。一年后发行码洋即从1200万元达到3859万元。2001年则飙升1.7亿元，经济总量相当于改革前的14倍，甚至曾经有一个月份控制中国文学畅销书市场的2/3份额。他从一个记者、作家的角色转换成一位出版家后，不负众望，连年把作家出版社的业绩推向高峰。张胜友的改革思路很新潮，甚至将足球赛制引进单位的人事改革中来，他先将优秀编辑组成甲A队，被优化组合下来的则组成甲B队，鼓励甲B冲A。为了给编辑人员更为广阔的舞台空间，他打破按文学门类划分编辑室的传统做法，把它们变成相应并列的编辑室，允许编辑放手开发各个文学门类的图书，这样既便于公平竞争，又可以使编辑的潜能得以充分发挥。在他的带领下，作家出版社涌现出了一大批贴近市场、具有“双效”的优秀图书，得了100多项国家级和省部级图书奖项，包括国家图书奖、中国图书奖、“五个一工程”图书奖以及茅盾文学奖。2003年12月22日，中国作家出版集团正式挂牌成立，这是迄今为止国内获准成立的第一家大型专业性文学出版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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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具体评价中却有一种意见，认为邓小平只是这场讨论的“支持者”。原因是引发这场讨论的，由《光明日报》1978年5月11日公开发表的“本报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以下简称《实》文），是其他人倡议和组织撰写的，邓小平事先并不知道，当然也没有参与，而是在文章发表以后，特别是听到了文章引起不同意见、党中央主要领导同志不满并加以谴责，才使他特别关注并阅读了文章，不久就在1978年6月2日全军政治工作会议总结讲话中，公开明确地支持《实》文的观点。 这种“支持者”的说法在社会上流传一段时间。光明日报社的一些同志发现以后，曾经在1999年光明日报五十年大庆时出版了一本《光明日报与真理标准讨论》专著，该书全文收录了从胡福明的第一篇来稿、胡福明和光明日报编辑的历次修改稿直到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同志的修改定稿的原文，还收录了光明日报编辑的回忆文章和对历次修改稿的说明。这本书由光明日报出版社于1999年6月出版，出版前的1999年4月1日曾送请国家新闻出版署转请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审读。以下是他们审读后的意见： 本书比较清楚、真实地介绍了真理标准讨论发动的经过及历史背景，为读者能够全面、客观地了解这一历史过程提供了较为详细和珍贵的历史资料。政治观点和思想倾向均无问题，有出版价值。其中，尤其是第三部分：《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写作和发表经过，讲得更为全面、准确、可信。 但书稿的几个部分在事实把握和叙述风格等方面还显得不够一致。主要是： 一、《走进新时代的序曲》，这部分对于邓小平等老一代革命家在真理标准讨论中的作用、这种作用对于光明日报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讲得还可以再充分一些。对于《解放军报》发表的关于真理标准的文章也应有比较清楚的交待。建议在定稿时作适当补充。 二、第二部分，即“实文”的组稿、修改和发表，虽然事实介绍的比较清楚，作者的看法也有一定道理，但有些地方语言表述过于尖刻，……等等，易引起不必要的争议，建议将这类语言删去。重要的是把事实讲清楚，而不必对其他说法作过多的批驳，读者自会作出判断。 三、书里引用了不少历史材料，但很多材料没有注明出处，为提高本书的资料和学术价值，最好能补充一些关键的注释。 以上意见仅供参考。 中央党史研究室1999年4月 我们本来以为，为了对历史和人民负责，介绍事件真相、澄清不实传言而出版的《光明日报与真理标准讨论》一书，通过无可争议的原始资料，已经把《实》文的来龙去脉交待得清清楚楚，用不着再浪费笔墨。但以后的情况并非如此，这种不实传言仍在社会上流传，以致有关方面表示，光明日报的同志应该出来说话，否则以讹传讹，不实的野史就会变成了正史！这样的担忧并非没有道理。 《实》文的发表是邓小平关于要准确地、完整地运用毛泽东思想体系，反对两个“凡是”思想的启示下进行的，由此文引发的真理标准问题讨论更是由邓小平发动、组织和领导的。 事实胜于雄辩，流言止于智者。 由于这个问题涉及到一个出版界长期困惑的作者与编者的定位问题，剖析这个问题，对弄清楚什么是《著作权法》上的作者，什么是编辑，正确处理作者与编者的关系，也有重要意义。 （一） 胡耀邦是久经考验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在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期间，他在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解放老干部等诸多方面，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巨大贡献。胡耀邦亲自参与了《实》文的修改、发表，审定了由中央党校《理论动态》送去的《实》文清样，批准刊登，对推动《实》文在《光明日报》上公开发表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人们对此任何时候都不应该否定。但不能不说，《实》文并非如某些书刊所说是由他“亲自组织撰写”的。 不是事实的事怎么会形成一种到处流传的舆论呢？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就是《实》文的源头在哪里？也即文章的作者究竟是谁？是北京的孙长江还是南京的胡福明？ 孙长江当年是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的研究人员，参与编辑《理论动态》。胡耀邦那时曾担任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胡耀邦对《理论动态》情有独钟，除了亲自审读《理论动态》上的文章外，也常常与刊物的编辑们讨论当前的思想理论问题，策划重大选题。如果说《实》文是由孙长江撰写的，由胡耀邦“亲自组织”甚至由他策划、倡议是非常有可能的。 胡福明当年是南京大学政治系一名普通教师。胡耀邦与他没有任何工作上的关系，也没听说他们相识。如果说《实》文是胡福明所撰写，由胡耀邦“亲自组织”一个从来没有见过面的胡福明“撰写”一篇重要论文，则有悖于常情！ （二） 解开作者之谜的关键在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同志的稿子（以下简称“中”稿），究竟是光明日报送去请他们修改的稿子（以下简称“光”稿）即胡福明投来的《实》文的第7、第8次改稿，还是如社会上流传的是他们自己撰写单独成篇的稿子，或者是由以他们写就的稿子为基础，吸收“光”稿的少许内容由孙长江“捏合”而成的稿子。 “中”稿除了开篇导言（第一段）以外，分成四个部分，连导言在内共有19个自然段。“光”稿除了导言（第一段）以外，也分成四个部分，连导言在内共分17段。 让我们逐段逐句进行对照。 首先，从《实》文的总体内容来看，“中”稿19个自然段，只有末一段是“光”稿中所没有的，其他18个自然段的内容，除了个别新引用的马克思主义导师的语录和极个别的几段话以外，都可以在“光”稿中找到。 其次，那个时候的学风、文风的特点是常常引用马克思主义导师的语录，以增加文章的权威性。“中”稿共引用了15条语录，除了2条是新增加以外，13条语录都是来自“光”稿。如果一篇论文，不仅内容的绝大部分均来自另一篇论文，而且连援引的语录绝大部分也一样，能认定这篇论文是独自成篇的吗？“中”稿作为论据，举了几个例子。自然科学史方面，举的是化学元素周期表的发现和证实的过程，哥白尼的太阳系学说从假设到成为真理的经过；社会科学方面简要介绍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从提出到被确认为真理的历史等。但这些内容无一不是在“光”稿中被列举过，特别是占整个文章四分之一篇幅的文章第三部分，举的例子是马克思、恩格斯对《共产党宣言》修改个别论点和列宁对它的评价，“中”稿和“光”稿并无不同。大千世界，悠悠万物，一南一北素无往来的两名作者，分别构思和撰写自己独立成篇的文章，选取的事例居然也如此雷同，这能是巧合吗？ 第三，再从文章的具体章节段落来看，第一段导言，“中”稿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是什么？这是早被无产阶级革命导师解决了的问题。”“光”稿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是什么？这个问题早被无产阶级的革命导师解决了的。”只是把“这个”改为“这是”，把“问题”挪了个地方。 “中”稿的第2段也是照抄，只是把“光”稿第2段中引用的一段毛主席语录摘取出来，移到“中”稿的第3段中，而这段语录就成为“中”稿新添加的。 像这样整段照抄照搬，或略加增删修改的，还有“中”稿中的第4段、第5段、第6段、第7段、第9段、第12段、第18段等。 有意思的是第13段，文字不长，照录如下：“毛主席说：‘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297页）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辩证唯物主义。” 按“中”稿的说法，这一段是新加的。但仔细一对照，这段话前面两句耳熟能详的语录，原来出自“光”稿中的第6段，而后面的三句话，有两句出自“光”稿的第12段，“中”稿加了“坚持马克思主义”一句，第13段也就变成新添加的了。 这里请细心的读者耐着性子阅读对照“中”稿的第14段和“光”稿的第13段，从中可以学到一些如何做好编辑工作的知识，区分什么是作者，什么是“为他人作嫁衣裳”的编辑。 以下两段文字依次是“中”稿和“光”稿： （“中”稿）马克思主义导师们不仅提出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而且亲自作出了用实践去检验一切理论包括自己所提出的理论的光辉榜样。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待他们所共同创造的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科学文献《共产党宣言》的态度，就是许多事例当中的一个生动的例子。1848年《宣言》发表后，在45年中马克思和恩格斯一直在用实践来检验它。《宣言》的7篇序言，详细地记载了这个事实。首先，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不管最近25年来的情况发生了多大的变化，这个《宣言》中所发挥的一般基本原理整个说来到现在还是完全正确的。”同时，他们又指出，“这些基本原理的实际运用，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28页）马克思和恩格斯根据新实践的不断检验，包括新的历史事实的发现，曾对《宣言》个别论点作了修改。例如，《宣言》第一章的第一句是：“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恩格斯在1888年的《宣言》英文版上加了一条注释：“确切地说，这是指有文字记载的历史。”（《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51页）《宣言》发表以后人们对于社会的史前史有了进一步的认识，特别是摩尔根的调查研究证明：在阶级社会以前，有一个很长的无阶级社会；阶级是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并非从来就有的。可见，说“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并不确切。恩格斯根据这种新实践得出的新结论，作了这个说明，修改了《宣言》的旧提法。《宣言》还有一个说法，谈到无产阶级要用暴力革命夺取政权，以推翻资产阶级。1872年，两位革命导师在他们共同签名的最后一篇序言中，明确指出：“由于最近25年来大工业已有很大发展而工人阶级的政党组织也随着发展起来，由于首先有了二月革命的实际经验而后来尤其有了无产阶级第一次掌握政权达两月之久的巴黎公社的实际经验，所以这个纲领现在有些地方已经过时了。特别是公社已经证明：‘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29页）列宁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这个说明十分重视，他认为这是对《共产党宣言》的一个“重要的修改”。（《列宁选集》第3卷第208页）。 （“光”稿）马克思主义的导师提出了检验真理的实践标准，并自觉运用它检验和发展自己的理论，以至修改个别结论。现在来看看马克思、恩格斯是怎样根据实践来检验《共产党宣言》的。1848年《宣言》发表后，他们在45年中一直根据实践来检验《宣言》，《宣言》的7篇序言正是生动的说明。首先，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不管最近25年来的情况发生了多大的变化，这个《宣言》中所发挥的一般基本原理整个说来直到现在还是完全正确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28页）130年来，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实践证明这个结论仍然是正确的。同时，他们根据新的实践经验，发展了自己的学说，并且修改了个别观点。这里举一个修改《宣言》的例子。《宣言》第一章的第一句是“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恩格斯在1888年的《宣言》英文版上加了一条注释：“确切地说，这是指有文字记载的历史。”（《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51页）在1847年，社会的史前状态，全部成文史以前的社会组织，几乎还完全没有人知道；后来，陆续发现土地公有制的世界各地原始社会的基础。特别是摩尔根在夏威夷岛土著居民中调查研究了几十年，发现了氏族的真正本质及其对部落的关系，揭示了原始共产主义社会的内部组织的典型形式，从而证明：在阶级社会以前，有一个很长的无阶级社会；阶级是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并非从来就有的。可见，说“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并不确切，因此，恩格斯作了修改。此外，《宣言》还有一个重要修改。马克思恩格斯说：“由于最近25年来大工业已有很大发展而工人阶级的政党组织也跟着发展起来，由于首先有了二月革命的实际经验而后来尤其是有了无产阶级第一次掌握政权达两个月之久的巴黎公社的实际经验，所以这个纲领现在有些地方已过时了，特别是公社已经证明：‘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29页）在《宣言》中说，无产阶级要用暴力革命夺取政权，以推翻资产阶级。在1848年2月革命和巴黎公社的实践基础上，马克思得出新结论说：无产阶级必须用革命暴力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列宁指出：这是一个“重要的修改”（《列宁选集》第3卷第208页） 两相对照，“中”稿只是从语法修辞方面比“光”稿精炼，实质内容上并无区别。 （三） 对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的同志在参与修改《实》文中付出的辛勤劳动和做出的重要贡献，光明日报同志在所编辑出版的《光明日报与真理标准讨论》一书中已作了高度评价，认为“保持了基本观点，质量上有了提高”，具体包括：对原稿作了不少删削；加了毛主席修改个别提法的例子，使文章论据增加了份量；加了小标题，使主题更加鲜明，最后一段写得更加有力；加强了针对性等。 但不能据此推断出“中”稿就是一部独立的作品。 与“光”稿对照，首先，“中”稿的主题没有任何实质性的变更，依然是论证实践与理论的关系，确认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 其次，基本观点、主要论据也没有变化。“中”稿和“光”稿都是四个部分，只不过“光”稿标以（一）、（二）、（三）、（四），而“中”稿使之具体化：“检验真理标准只能是社会实践”、“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革命导师是坚持实践标准的榜样”、“任何理论都需要不断接受实践的检验”。“中”稿和“光”稿所引的经典著作的语录和所援引的实际例子基本相同，论据也基本一样。 解开《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作者之谜(下) 第三，任何有影响的论文，都应当有体现其个性和特色的核心内容。“光”稿的核心内容其实就是两点，一是反对两个凡是，一是强调唯一标准。“中”稿在这两个方面均没有突破。 （四） 《实》文在组稿、修改、发表过程中，作者、编者（光明日报）和参与修改者（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三方的定位也是很清楚的。光明日报作为新闻出版单位，与胡福明从一开始就是编者与作者的关系，光明日报向胡福明约稿，胡应约投来了《实》文；光明日报选中了《实》文，并提出修改要求，胡进行了修改，光明日报也作了修改，最后在《光明日报》上发表。光明日报与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及孙长江的关系，从一开始就是一家新闻出版单位与“特约编辑”的关系，即光明日报总编辑听说孙长江也在构思同一主题的文章，决定把孙请来参加修改胡福明来稿的讨论会。光明日报后来把“光”稿送去，也明白告诉是请他们帮助修改。这一点，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的同志心里完全明白，所以在《理论动态》正式刊出《实》文时，经过他们的再三斟酌，仍在文章后面专门注明“《光明日报》社供稿，本刊作了些修改”。 如此在1978年5月明白无误的事情，后来怎么又模糊起来，到了20多年以后的今天，甚至变为《实》文是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自己写的，而且成了“胡耀邦亲自组织撰写”的呢？光明日报1984年曾经发生过一件事情，由于它与《实》文有关，这里不得不介绍一下。 1984年是新中国成立35周年，也是1949年6月16日创刊的光明日报建社35周年。1982年年底组建的新一届领导班子决定举办一次1979—1983年度优秀理论文章评奖活动，纪念国庆、社庆，扩大报社影响。在评奖过程中，光明日报有关部门的一位负责同志发现评选出来的年度优秀理论文章，反映不了报社的理论成就。能够代表成就的是《实》文，而它又不属评奖范围。为了解决这个矛盾，决定设立只有一个名额的“特别奖”，奖给《实》文及其作者，奖金为1000元。本来这奖金是只奖给胡福明的，后来考虑到《实》文经过了多次修改，光明日报的同志修改过，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的同志也修改过。光明日报的编辑，修改作者文章属于本职工作，无须嘉奖，而党校理论研究室的同志纯为尽义务，应酌情奖励，给多了不适合，太少了又拿不出手，就从给作者的奖金中分出300元，作为修改文章的“劳务费”。从光明日报的同志来说，纯属一番好意。可能党校理论研究室的同志对此另有看法，他们拒收这笔“劳务费”。授奖单位颁发奖金，接受单位拒收，虽然有些反常，但总的来说也还可以理解。 但是让人不可理解的是，这件纯属业务活动的寻常事，后来却被炒作得沸沸扬扬，有的同志一方面说“这是公然篡改历史和严重的侵权行为”，另一方面又说，这是一个“大人物”导演的，旨在“抹杀中央党校特别是胡耀邦在真理标准讨论中的重要作用。”致使光明日报社蒙受了一次不白之冤。 （五） 为了把作者的谜团进一步解开，有必要从《著作权法》的角度，正确认识作品、作者和编辑的定性、定位，正确处理作者与编者（编辑）的关系。 我国《著作权法》规定，作者是直接创作作品的人。创作作品是指作者将自己的创作构思，运用自己的技巧、方法，借助于一定的符号形式写出表现自己的思想、观点和个性、特色的作品。 编辑则指编辑作品的人。所谓“编”，在古代指用以穿联竹简的皮鞭或绳子，今指编织、编列；“辑”古指协调驾车的众马，今指连缀、搜集。把“编”和“辑”联结一起，编辑即指搜集材料并将之连缀汇集，加以鉴别、选择、分类、整理、加工和校勘的过程。 弄清了作品、作者和编辑的概念，联系到《实》文发表的实际，我们认为：《实》文是一部文字作品，有它不同于其他作品的独立主题，即论证实践与理论的关系，宣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一主题贯穿全文始终。尽管实践与理论关系，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在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中并不是新的课题，但这一命题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中国提出，却有着非同寻常的重要意义。 作为一部作品，光有主题是不够的，还要有围绕主题展开的基本内容（包括基本观点和论据、论证）。在《实》文中，不论胡福明的初稿和历次改稿（三个部分），还是光明日报的两次改稿（四个部分），其基本内容均是：（一）阐明任何理论，区别是真理还是谬论，归根到底是由社会实践来检验的；（二）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最基本的原则；（三）马克思主义导师们如何坚持实践标准，修改自己著作中的个别观点，批判“两个凡是”；（四）揭批林彪、“四人帮”是如何反对实践标准，歪曲毛泽东思想，提出要肃清其流毒和影响。 作为一部作品，除了主题、基本内容以外，还应有属于它自己的个性和特色的地方。在《实》文中，除了它特有的论据以外，主要是两处：一是通过理论论证和马克思主义导师修正自己个别论点的实例，强调实践标准的正确性、重要性，反对“两个凡是”。二是强调检验真理的标准只有一个即实践，没有第二个标准。在这一点上，“中”稿比之“光”稿没有什么新的东西。 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同志的修改说到底就是一名编辑所应该做的，不能因为对原作进行了修改，编辑就可以自封为作者。如果这样，编辑工作就不是“为他人作嫁衣裳”，而作者的合法权益就不能得到保护。 有的同志可能会问，如果小修小改，当然编辑不能成为作者，但如果改动得多、大，是否就可以成为作者呢？也不能，除非主题、基本内容、核心问题、文字风格都改得面目全非。 从《实》文修改过程来看，光明日报同志的修改并不小，包括标题突出“唯一”、框架由三部分改为四部分，修改后篇幅增加了1/3；突出了邓小平要完整地、准确地理解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体系的观点，批判了“两个凡是”；文章结尾部分提出“科学无禁区。凡是有‘禁区’的地方，就没有科学”，指出现在仍有“禁区”，有待于我们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武器把它冲破，等等。如果按照“中”稿对待“光”稿的同一标准，“光”稿应该认定为一篇全新的文章，光明日报的同志也就应该从编辑变成了作者。但光明日报的同志从来就没有想过把《实》文当成自己的作品，也从来没有想过自己因此就变为作者。他们认为这不仅不符合历史事实，而且也有悖于新闻出版职业道德，违背《著作权法》的立法精神。 列宁说得好：“只要再多走一小步，仿佛是向同一方面迈的一小步，真理便会变成错误。”（《列宁选集》第31卷第85页）在《实》文问题上，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的同志，作为参与修改者，是有重要贡献的，但如果再向前迈一小步，把自己当作文章的作者，“真理便会变成错误”，如果把这个问题硬扯到中央党校甚至胡耀邦那里去，可能就要犯更大的错误。
简单的说就是1966~1976年的文革以后,人们要求对"文革"中的错案进行平反,然而,当时党中央的主要领导人提出"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为了反对这个错误方针,思想理论界展开了一场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