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科院自动化研究所的一篇博士毕业论文火遍了整个互联网，而在这一篇论文最后的致谢中，作者并没有想别的论文那般普通的写完了致谢内容，而是描写了为了读大学的艰辛日子，因此让很多网友感到触动。当我们读到致谢的第一句：“我走了很远的路，吃了很多的苦，才将这份博士学位论文送到你的面前。”，就能够体会到作者当时心怀感激的心情。
这篇论文致谢之所以能够这么火，最主要的原因便是作者黄国平对于自己经历的描述，以及自己心中对于能够读书的一种渴望与感激。看完他的论文致谢后，我们脑海中对于这种情景似乎相当熟悉，回头一想，那便是高中所学的《送东阳马生序》。作者宋濂当时也是“主人日再食，无鲜肥滋味之享 ”、“足肤皲裂而不知 ”，和黄国平家徒四壁，为了赚取读书费用抓黄鳝、养小猪崽如出一辙。
看到这里，许多读者不免同情他的悲惨身世。但是就是这样的一位悲惨少年，却从来没有放弃过自己的理想，他希望自己有机会“重新认识这个世界”，这样他才可以“不辜负这一生吃过的苦”。而这样一位怀着理想的少年，如今进入了我国最大的互联网公司之一的腾讯工作。而未来的他也必将有着光明的前途，因此从这样一位少年的经历中，我们看到了确实是知识改变了命运。
而黄国平也是非常感谢网友们的关注，并且写了一封回信。从黄国平的身上，我们看到了人类的无助、悲惨与痛苦，但是也看到了渴望，努力以及生存下去的冲劲，他身上的品质值得我们每一个人去深思值得，也我们每一个人去学习，他是我们许多人的榜样，是知识改变命运最好的例子。
他的很多话都写得非常真诚，而且人们从这里感受到了很多的感情，也有一些人产生了共鸣。
原因是这篇文章内容写的特别的好，既感谢所有人，同时也写出了自己想要展望的未来。
博士研究生阶段的学习，使我对物理有了更深刻的了解，也使我对自己有了重新的认知。我认为，这段学习生涯，是我人生的一次重要旅行。在这次旅行即将结束的时刻，回忆途中的点点滴滴，我深深感觉到，没有他人对我的帮助，我甚至都没有勇气开启这段难忘的航行，更不用说克服重重困难，一路走来了。 在这里，我首先要感谢我的导师xxx研究员。在我即将踏上这次旅行的.时候，先生作为指路人，以高瞻远瞩的目光给我指明了前进的方向，让我在前进的途中具备了明确的目标感;先生还一丝不苟地给我标记了旅途中可能存在的陷阱，让我时刻保持警惕，坚持正确的方向。几年之中，先生一直在彼岸，我在途中，时至今日，我勉强能靠岸，欣喜之余，对先生的辛勤付出，殷切希望，以及关心爱护表示最真诚的感谢。 我要感谢师兄xxx博士，我们俩在这次旅途中乘坐了同一条舰船，大部分时间都是他掌舵，我们一起克服困难，披荆斩棘，一路向前。这次旅途中，我们俩有喜有忧，成功过，失败过，但无论如何，这种最诚挚的友谊将会对我未来的学习和工作输入无限的正能量。 我还要感谢师兄xxx博士，本论文的许多工作都得益于他对电子实验室的贡献，没有他的辛勤劳动，很多工作无法进行下去。 我还要感谢师兄xxx博士。xx在我懵懂的时候，给我宝贵的意见和建议，让我变的笃定，继续努力。xx对我的生活提供了无私的帮助，使我能够安心学习，勇往直前。 我还要感谢xxx工程师和xxx研实员，她们俩对电子实验室的建设付出了很多汗水。 感谢xxx副研究员，xxx副研究员，xxx副研究员，xx副研究员，xx研究员，xxx，xxx，xxx，xxx和原子分子动力学组的每一个人，他们都对我的进步提供了帮助。 感谢人教处的xx老师，xxx老师和xxx老师在我学习期间提供的耐心帮助。 感谢我的父母，亲戚和朋友，他们的支持和宽容是我专心学习，并完成学业的有力保障。 最后，我要向所有鼓励，关心和帮助过我的人表示忠心的感谢。
某领域的公允价值计量研究的现状及相关问题新会计准则国际化研究某领域或者某上市公司盈利质量分析上市公司的经营绩效评价系统构建上市公司会计信息操纵、上市公司关联交易现状、上市公司会计监管控制、盈余管理等问题环境会计、人力资本会计、价值链会计、法务会计、反倾销会计、战略管理会计、资源流成本会计、信息化会计等等会计新领域也可以选题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这些选题的都还可以写，你看下，那些适合你写的，你一定要明确你自己的方面，然后结合你自己所学的知识点去写。千万不要选些你不熟悉的题目。1、中小企业财务管理中存在的问题与对策分析——以××企业为例2、中小企业融资问题探讨3、中小型民营企业财务管理现状分析4、上市公司财务治理问题探析5、从市盈率指标谈股市泡沫6、负债经营风险控制策略探析7、谈财务管理中的杠杆理论8、谈资金时间价值理论在财务管理中的运用9、上市公司股利政策分析——以××企业为例10、温州农村财务管理现状分析——以××村为例11、集团公司财务总监委派制分析——以××公司为例12、公司资产流动性分析13、对财务报表分析方法的探讨14、企业清算财务问题探析15、谈企业固定资产管理16、现金流量表的财务分析问题探讨17、非公开融资在中小企业融资中的作用探讨18、企业多元化过程中的融资问题探讨19、民营企业上市融资中面临的问题调查20、公司财务管理的委托代理关系探讨21、温州民间资金的对外拓展与事务所新业务开展调查22、上市公司交叉持股问题分析——以某某公司为例23、商业企业财务报表分析——以某上市公司为例24、基金公司共同持股问题探讨25、应收账款管理存在的问题及解决对策26、中小企业财务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27、财务杠杆及其在筹资决策中的运用28、融资管理的问题及优化策略29、中小企业融资问题研究30、上市公司融资偏好研究31、我国企业融资租赁的现状及创新发展方向32、企业融资结构的比较分析33、负债经营对公司价值的影响研究—以某公司为例34、再融资方式与成本的比较35、上市公司融资优序问题研究36、上市公司资本结构优化研究37、公司治理与融资成本实证研究38、民营企业融资管理的问题及优化策略39、供应链融资研究40、公司债券融资研究41、上市公司资本结构实证研究42、融资约束与会计欺诈43、论我国的融资租赁44、上市公司再融资问题研究45、上市公司并购融资问题研究46、民营企业融资困境及其对策分析47、小微企业融资机制研究48、中小企业集群融资研究49、电子商务与中小企业融资50、中小金融机构发展与中小企业融资(三)投资理论研究方向51、长期投资决策评价指标及其比较分析52、上市公司投资绩效研究53、上市公司投资决策研究54、上市公司市值管理研究55、中小投资者利益保护问题研究56、企业价值评估方法研究-----以某上市公司为例57、投资决策、筹资决策与股利政策的关系58、投资项目的财务可行性分析59、投资者保护理论与实证研究综述60、股权分置改革后的大股东行为研究
写某公司财务分析啊
工业工程在国内企业，尤其是大型企业的应用研究，作为一个具有很强的理论和实际意义的课题，被推到前所未有的显要位置。下面是我为大家整理的工业工程系研究 毕业 论文，供大家参考。
任务导向工业工程实践研究
1实践过程
小组成员进入企业生产现场实地观察、观测、搜集与企业相关的文档资料，并多次与企业相关部门负责人讨论，通过与企业生产现场6S管理的标准做对比(例如生产现场作业地面和容器货架的标准要求：地面物品摆放时应有定位、标识，地面应无污染、无积水、无油污、无卫生死角、无杂物、主干通道畅通，标志线清晰、区域划分合理，区域线与标识清晰无剥落、安全警示区划分清晰并有明显的警示标志、容器、货架本身标识明确，无过期及残余标识等、容器、货架无破损及严重变形等)，发现生产现场生产线工位器具定置以及生产线功能区域划分等方面存在很大的问题，因此企业生产现场成为我们的重要目标，经过反复研究最终我们把调查对象锁定在生产现场的中层领导和生产现场基层工作人员。
1.1基层工作人员调查
根据对企业负责人的访谈，我们发现生产现场存在问题具有代表性的有以下几个部门，机加车间、装配车间、连杆车间、动力处和物流处。我们小组分别针对这几个重点部门，并且运用工业工程基础、精益生产、统计学的相关知识，设计了6S管理问题调查问卷。对调查问卷做出以下要求：问卷设计的方面有整理、整顿、清扫、素养、办公室清洁和安全。对于整理方面，主要从作业场所、休息区和物品摆放情况展开;整顿方面，从物品的定位、标识问题进行调查;清扫重点从作业场所、设备完好情况、通道线、周转车、周转器具和动力总成出库、零部件入库进行;素养，主要从工作人员的着装、个人行为习惯、休息室的环境和工作人员食堂就餐环境就行调查;办公室清洁从工作室的固定物品摆放情况、文件资料的摆放以及室内的卫生等进行;而安全问题主要从工作人员的 安全 教育 知识掌握情况进行调查。问卷设计内容，一部分是属于被调查者能够直接回答比较浅显的内容;另一部分是需要被调查者经过仔细思考才能得到的内容，这部分的问卷设计就是符合5W2H的应用 方法 。之后分别对五个典型部门的生产现场基层工作人员进行问卷调查，成功发放调查问卷，并对问卷进行统计汇总，与企业生产现场6S管理的标准做对比。
1.2企业相关负责人调查
对现场工作人员展开问卷调查的同时，我们小组成员对机加车间、装配车间、连杆车间、动力处和物流处五个典型部门相关负责人进行了交谈。通过交谈，了解企业生产现场管理中存在的问题：上级任务下达的及时性、基层工作人员完成作业的有效性之间存在的矛盾，生产现场管理政策执行力度不到位，管理制度不完善、检查部门之间的互检性差、作业现场无效劳动人员普遍存在，生产无计划以及物料浪费严重等。并依据企业相关文件资料介绍，更深层次的发现问题，以便提出高质量的解决对策。
2 总结
本次调研达到了6S管理改善管理的目的，企业在实施改进 措施 时取得了一定的效果。这次实践提高了学生的 社会实践 能力，增强了运用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有利于对理论知识的转化和拓展。
神经人因实验工业工程论文
一神经人因实验在工业工程学科中的应用
Kim等将影响生产系统的因素主要分为四大类，即人的因素、技术因素、结构因素和任务因素，并认为其中人的因素处于系统中四大因素之首的地位。当今的生产系统要能在新的复杂环境下进行有效决策和响应，应当对人的因素投入更多新的研究技术。这其中就包括神经人因实验的技术。神经人因实验以其能深入人的大脑思维和身体的生理反应层面所表现出的优势在工业工程领域备受瞩目。目前，各国学者在尝试运用神经人因实验来研究工业工程学科中的各项主题，神经人因学的提出者Parasuraman将神经人因实验的发展方向主要归纳为:多任务下脑力负荷的研究、个体认知差异的研究等。工业工程学科的实验教学与研究正由过去主要运用传统的行为学的研究方法向主要运用现代的神经人因实验的研究方法转变。
1神经人因实验在多任务脑力负荷研究中的应用
脑力负荷，是指工作者为达到作业标准而付出的注意力大小，其影响因素包括工作任务量的大小、工作时间要求、工作者素质和能力要求、工作者工作意愿以及工作环境和由环境引发的工作情绪等。在当今高度现代化的生产中，生产人员从过去大部分需要自己手工操作机器设备到现在更多地是监控自动化系统的运行。分布式的大型生产系统要求监控者管理更多的机器设备，各种工作任务以并行的方式将各种信息传送给高级的人机交互集成系统，人机交互集成系统将信息融合后以各种通道的方式呈现给监控者。在这种分布式的多任务并行处理的生产模式中，监控者需要监控大量的机器设备，感知和分析各种类型的数据信息，其脑力负荷较过去成倍增长，传统的行为学实验已经难以对多任务下的平行加工进行研究，而神经人因实验恰能对由过去经典的聚焦型注意转向分散型注意的多任务下脑力负荷进行有效测量。神经人因实验针对工作者在多任务监控过程中涉及到的对多种工作信息的自动感知、选择性注意以及敏捷操控，能够有效度量同时应对多项工作任务的脑力负荷。近年来，在工业工程的人的因素研究领域中，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人机与环境工程系运用神经人因实验系统地开展了多模式飞行模拟任务下飞行员的脑力负荷测量与评价。实验人员使用脑电的事件相关电位实验技术，选取听觉失匹配负波脑电成分为实验指标，采用oddball的神经人因实验范式，将听觉失匹配理论用于飞行员的脑力负荷评价中，在9种模式的飞行模拟任务条件下进行飞行员的脑力负荷测量，通过让被试者完成模拟飞行任务的同时，测试非注意条件下飞行员的听觉失匹配指标，得到脑力负荷与脑电的听觉失匹配负波同向变化的规律，为飞机座舱显示界面的设计提供了依据。除了航空领域，神经人因实验也能应用于道路交通、船舶航行、高危行业工作人员的脑力负荷度量。
2神经人因实验在个体认知差异研究中的应用
工业工程学科的主要任务是要对生产及服务系统中的人、机器、物料、环境和信息进行整体设计、评价和优化，在这些过程中，个体认知差异在感觉、动作和情绪过程中形成对各项任务的胜任力和局限性，由此产生的人的不同行为作用于技术系统和环境系统，最终影响整个系统的工作绩效。Karwowski从“人—技术—环境”3个系统之间的关系出发，认为人的不同行为是整个系统工作的核心，因此个体认知的差异是工业工程研究的重点。由于过去受实验技术条件的限制，对于人体认知的差异只能从外在行为学观察的角度进行实验。随着对被试的无损伤的神经测量技术的进步，神经人因实验现在能在大脑思维的层面从人的内在生理数据采集出发，进行基于人的生理与心理分析的个体认知差异实验。近年来，众多学者开始引入神经人因实验的技术，针对个体认知差异开展工作过程中个体和群体的心理与行为反应规律的研究。浙江大学神经工业工程团队通过采用神经人因实验中的事件相关电位技术，进行工作人员对安全标志信号词的感知和评价的神经过程实验。研究发现:人对安全标志信号词的处理过程分为早期感知和信息评价两个阶段，安全标志信号词的主观风险感知存在差异，不同的安全标志信号词能够传递不同的风险信息，人对安全标志信号词的认识会受到情绪的影响。这些研究结果为安全管理中的安全培训、安全标志信号词的设计及使用提供了依据。神经人因实验将在 系统安全 、产品可用性、职业安全等领域的个体认知差异研究方面有着广泛的应用前景。
二神经人因实验实例神经人因实验的过程
一般分为实验前的实验设计、实验实施和实验后的数据处理和分析。相较于以往的工业工程实验，神经人因实验的不同之处在于:在实验前的设计阶段，要根据实验目的选取合适的神经实验技术，比如事件相关电位技术、生物反馈技术、眼动技术、功能性核磁共振技术、脑磁技术、近红外脑成像技术等。在明确了具体的神经实验技术后，采用相应的实验范式设计实验，比如go-nogo范式、oddball范式、等概率范式、n-back范式等。在实验过程中，需要严格按照神经实验的国际规范开展神经人因实验。实验后要根据神经实验的统计分析方法进行神经测试数据的统计分析，在此基础上进行讨论并得出神经人因实验的结论。下面以笔者开展的一例关于船舶数字化界面测试的神经人因实验来展现神经人因实验的一般过程和方法。该实验使用真实的海洋工程船拖缆机的自动化控制界面作为刺激材料，通过模拟拖缆机的现实工况，让被试者在执行监控拖缆机卷筒转速变化任务的同时，感知自动化控制界面中的事故报警信号的变化，通过认知神经实验测试应急人员对事故报警信号的反应能力，从大脑思维的层面直接揭示船舶操作人员在事故信号变化下的应急反应机理。
1实验前准备
参考神经人因实验中关于视觉失匹配的论文，实验被试的数量分布在8～12名。本实验选择12名健康人员参加实验(6位男性，6位女性，年龄24～30岁，平均年龄25.5岁，均为右利手)，所有被试者实验前24h内未曾服用镇静催眠药物或者精神活性类物质。均向每位参加实验人员支付了被试费(20元/h)。每位被试均具有正常的视觉敏锐度和正常的色彩分辨力。本实验遵守《赫尔辛基宣言》，每位被试在实验前均签署了实验信息的知情同意书。被试在充分理解实验内容和进行练习后进行正式实验。实验刺激材料由E-Prime0软件编写和呈现，刺激材料采用的是海洋工程船拖缆机的自动化控制界面，显示于19寸液晶 显示器 中央。所有刺激材料的大小、亮度、对比度等指标一致。在实验刺激材料中，界面中央的数字表示拖缆机在正常工作情况下的卷筒速度为7.5m/min，界面两侧的图形符号代表拖缆机的系统压力报警信号，正常状态下为绿色，形成实验的标准刺激。异常报警时为红色，形成实验的偏差刺激。界面中的报警信号有5种类型的变化，分别为颜色、持续时间、朝向、形状和大小的不同变化。5种类型刺激融入一个完整的oddball实验范式中，在同一实验环境下测试这5种类型刺激变化下被试者的视觉失匹配指标。
2实验过程
实验在隔音、光线事宜和电磁屏蔽的房间中进行，被试者取舒适坐位，距离显示器1m。被试者被要求注视屏幕中的拖缆机控制界面。界面中央为拖缆机在工作情况下的卷筒速度，正常状态下为7.5m/min，超过允许的速度范围后，要求被试者尽快和尽可能准确地进行相应的反应动作，规则为:当速度由7.5增大为7.9时按键盘“Z”键，当速度由7.5减小为7.1时按键盘“/”键。这一工作任务代表拖缆机的监控者对卷筒工作速度的实时调整。在实验的过程中，被试者被要求专心完成拖缆机卷筒速度的监控工作，忽视界面两侧系统压力报警信号的变化。界面中央数字的变化与两侧报警信号的变化无关联性。通过这一设定，形成对报警信号的非注意，真正做到对任务不相关的刺激材料变化的视觉失匹配的检测。实验包括3个块(Block)，每个块开始的前15个刺激为标准刺激，以形成一个记忆模板。每个块之间有一个休息过程，中间休息的过程由屏幕中的休息提示呈现，被试休息好后，按空格键继续。整个实验用于记录和分析的标准刺激有450个，每种类型的偏差刺激各有90个。整个实验大约用时18min。
3实验后数据处理和分析
使用脑电分析软件对实验数据进行离线分析。首先对原始脑电数据进行DC校正，然后进行脑电预览，拒绝具有明显漂移或杂质的脑电数据。接着去除眼电对 其它 导联数据的影响。然后进行脑电分段，分析时程为刺激后400ms，基线为刺激前100ms。接着进行基线校正，然后去除伪迹，波幅大于±100μV者被视为伪迹去除。接着分别对标准刺激和各类偏差刺激的脑电进行分类叠加平均，然后进行20Hz无相移低通数字滤波，最后将偏差刺激与标准刺激相减，得到视觉失匹配脑电波形(时间窗口:150～200ms)。统计分析时采用SPSS17.0统计软件对视觉失匹配数据采用重复测量方差分析，因素分别为视觉失匹配类型(颜色、朝向、持续时间、形状、大小)×大脑半球(左、右)。可采用Greenhouse-Geisser法进行校正。分别列出了五种视觉失匹配的均值、标准误差和95%置信区间。描述性统计结果显示，视觉失匹配脑电波幅由大到小排列依次为:朝向偏差引起的失匹配、形状偏差引起的失匹配、颜色偏差引起的失匹配、持续时间偏差引起的失匹配和大小偏差引起的失匹配。根据球形检验(Mauchly’sTestofSphericity)的统计结果，Mauchly的W=0.451，Sig.=0.592，表示各组间的方差矩阵接近相等，故接受球形假设，应接受“SphericityAssumed”的分析结果:各类型视觉失匹配脑电数据的重复测量结果之间的差异显著(F=193，p<0.05);大脑左右半球间的差异不显著(F=336，p>0.05);“视觉失匹配类型”与“大脑半球”的交互作用差异不显著(F=1.296，p>0.05)。根据实验的重复测量方差分析结果和脑电图(见图1)，五种类型的视觉失匹配的主效应差异显著。实验结果说明采用oddball实验范式在同一个刺激序列中，不同类型的自动化控制界面的报警信号分别成功诱发出相应的视觉失匹配脑电波;各种类型的视觉失匹配之间的差异显著，视觉失匹配脑电波幅由大到小排列依次为:朝向偏差引起的失匹配、形状偏差引起的失匹配、颜色偏差引起的失匹配、持续时间偏差引起的失匹配和大小偏差引起的失匹配。2D脑电电位分布图可看出，视觉失匹配在人脑的颞枕区最为明显。根据实验结果，可以指导设计人员在设计自动化控制界面时，优先选用视觉失匹配强的信号作为自动化控制界面的安全报警信号，以提高安全报警信号的感知效果，从而提升人—机系统的应急反应能力。
三结语
神经人因实验以其能深入探究生产作业中人的生理和心理的技术优势而在第三代工业工程的实验教学中占据重要地位。相较于以往工业工程以行为观察和问卷调查为主要手段的实验技术，神经人因实验不仅能有效将人的认知过程与行为过程相分离，避免认知与行为两者在实验测度上互相混淆，而且能研究工作中的人的内隐行为，解除人类内部认知过程的黑箱，通过神经人因实验揭示生产信息加工中各环节内隐行为的认知机理。因此，神经认知实验借助最新的神经测量技术手段和设备，突破过去工业工程实验教学的局限，满足第三代工业工程的教学与研究要求。随着当今生产自动化的程度日益提高，人机系统中的人的因素逐渐成为系统优化的瓶颈，随之而来的是人的注意力分散、警戒水平下降、人误概率增加等一系列问题凸现。神经人因实验能有效进行多任务下脑力负荷、个体认知差异等研究，揭示上述问题形成的机理，提供测度和评价指标，为改进和优化薄弱的人的因素提供客观依据。神经人因实验有其自身独特的研究方法和过程。本文通过一例具体的关于船舶数字化界面测试的神经人因实验展现了该类实验的实验范式选择、实验数据采集与分析等一般过程和方法。
本科生培养模式下工业工程论文
1国内外工业工程本科生培养模式对比
1.1国外工业工程专业本科生培养模式
美国佐治亚理工学院在1924年建立了工业与系统工程系。他们认为，在当今信息社会中，传统的工业工程专业技术已经不能满足现代制造业和服务信息系统等企业的分析、设计和改善等多方面需求，只有借助计算机技术才能更好地发展工业工程技术。通过调整工业工程本科生的培养模式，更好地为社会提供具有复杂系统的监测控制和优化能力的工业工程师。该校重点培养学生的专业技术，开设众多具有特色的专业课程，其中包括:基础统计方法学、工程经济学、质量工程、随机制造与服务系统、仿真系统、供应链建模概论、工业工程建模、工程优化、健康系统概念、人机集成系统设计、物流学、技术预测与评价、机器人与自动化数据采集应用等课程。英国诺丁汉大学的工业工程专业主要开设制造工程和管理专业有关课程，他们致力于培养制造和管理工程师，使之能够通过生产和管理等措施达到降低生产成本、改进产品质量和提高生产率的目标，从而保持并提高企业的竞争力。第一学年主要安排制造工程和管理的基础课程以及分析方法的课程。第二学年制造工程领域的课程包括基于制造的设计模块，自动化模块和制造过程模块;管理领域的课程主要有工业关系模块，质量工程模块以及商业会计模块。在第三学年，学校安排了广泛的选修课程，使学生可以根据各自的 兴趣 爱好 选择所修课程。而在第四学年，诺丁汉大学加强了实践教学，通过与众多企业建立合作关系，为学生安排与本专业相关的实践活动，对实际研究项目进行调研、分析和答辩，进一步培养学生应用专业理论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1.2国内工业工程专业本科生培养模式
上海交通大学的工业工程专业设置在工科院系，学生具有扎实的专业技术，有较好的工科基础，不仅掌握工程专业技术还掌握计算机、管理和工业工程专门技术，是社会急需的既懂技术又擅长管理的复合型专业技术人才，主要研究方向包括:
(1)生产与服务系统工程;
(2)现代物流工程;
(3)生产与服务系统规划、设计与控制;
(4)质量与可靠性工程。但是，学校安排的实践课程和去企业实习课程少，学生动手实践能力不足。天津大学工业工程专业隶属于管理学院，这种模式的专业基础为管理学、管理经济学、系统工程学、运筹学和一门工程学科(以机械工程为主)。本科毕业生需掌握工作研究、生产计划与控制、先进制造系统、物流工程、质量管理与控制、工程经济学、成本控制、人因工程和管理信息系统等工业工程专业知识和技能，成绩合格毕业授予管理学学士学位。其专业培养目标是旨在培养具有管理学、经济学和系统工程理论与方法的坚实基础，懂得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基本理论，拥有扎实的专业工程技术。
主修课程:管理学、 市场营销 学、运筹学、应用统计学、经济学、企业 财务管理 、会计学、管理信息系统、经济法、工程经济学、系统分析、机械设计基础、现代制造技术、基础工业工程、质量管理、成本控制、生产计划与控制、精益生产、物流工程、可靠性工程、人机工程学、实验设计、制造系统仿真、工业工程应用与实践等。由此可见，学校基础课程比例高，而专业工程类课程比例较少。
由上述典型高校工业工程培养模式可知，我国高校工业工程专业的课程设置中管理类课程所占比重较高，而国外高校的工业工程专业课程安排大多以工程学科内容为主，管理类内容为辅。从专业实践能力来看，美国高校的工业工程专业更注重培养学生的实践动手能力。许多学校都安排了与机械有关的工厂实习和实际项目研究等方面的学习，使学生有机会获得生产第一线的基础 经验 ，不仅为以后工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也使学生对所学专业内容有了具体的认识，对以后学习工作都有很大帮助。学习最终是为了投入实践，我国的工业工程专业也应该进一步加强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真正做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为国家和社会培养出优秀的工业工程专业人才。
2对国内高校的几点教学建议
根据各大高校的调查研究，我国现存教学方案存在以下不足: 教学方法 古板;教学实践环节薄弱;课程结构不合理;学生学习目标不明确。针对以上不足，现提出以下改革建议:(1)大力推行以学生为主体的启发式教学，改变学生思维模式。在国外经济发达国家，实行以学生为中心的启发式教学，以启发学生的思维为核心，促进他们生动活泼地学习，而我国采取的是以教师为中心的灌输式教学。启发式教学的特点是调动学生的主动性，启发学生独立思考，发展学生的 逻辑思维 能力。美国本科教育采取启发式互动教学方法，教师提问，学生分组讨论。只有每个学生都积极地进行讨论，才能真正参加到学习过程中。他们把学生在课堂上的活跃度作为平时考核很重要的一部分;
(2)将课程设计作为考核科目，锻炼动手能力。首先，手的操作不仅可以促进视觉、触觉、感知能力的发展，还可以增加身体协调性。其次，通过动手设计，可以掌握其产品原理和方法，对理论的理解更加深刻。再次，通过具体的实践操作把知识从课堂延伸到具体研究项目的执行、完成，为未来的学习、工作做好准备;
(3)实施开放式教学，完善课程结构。开放式教学的核心是学生自主探究，主动参与学习到过程中，突出展现了学生的主观能动性。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不只是注重学习内容，重要的是从学生的实际需求和兴趣爱好出发，让学生选择所学内容，培养积极价值观。目前，开放式教学主要采用案例教学、项目教学和模拟教学等多种开放性的教学方法。案例教学法，一般来源于真实的生活环境，通过相似的组织结构、人员关系与时间，运用同样的资源约束、竞争压力、数据和信息，从总体战略的角度出发，培养学生的政策观点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项目教学法，由学校和企业合作组成小组，深入实践第一线，在解决实际问题的同时，学习如何运用已有的知识，在实际操作中获取解决问题的能力。模拟教学法是计算机虚拟现实技术的使用，通过模拟企业实际的情况以及所面临的市场环境的复杂流动，来制定相应的营销策略，以培养学生解决问题的能力。在国外，一些知名大学几乎没有统一教材，学生也没有统一的课本。
教师总是想方设法地挑选最新的、最有发展前途的、就业率最好的内容来进行教学。毫无疑问，不局限于教材、注重实践能力培养的开放式教学更容易培养出适合社会需要的人才;(4)加大工厂实习力度，明确学习目标。注重理论教育的高校，很多学生不知道所学习的知识到底可以用在何处，以致最后渐渐失去了兴趣，没有了学习目标和学习动力。学校可以结合学生的就业，有针对性地选择典型的行业和企业，尝试建立校外实习基地。在学习过程中引导学生对企业生产经营中存在的实际问题进行分析，提出改革方案，实现校企共赢。
3结语
通过对国内外高校工业工程本科专业人才培养模式的对比研究，从而了解到国内外在工业工程专业人才培养上存在课程设计、培养目标等方面的差异，找出我国高校现存的工业工程专业人才培养模式的不足之处。从而调整现有工业工程专业的培养计划，不断优化培养方案，为制定和完善符合现代工业工程发展的专业人才培养模式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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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工业工程在当代世界的发展趋势
10、工业工程在生产效率方面改善之应用
空调和冰箱的工作原理基本上是一样的，都是由压缩机,冷凝器，蒸发器，和节流装置组成。工作原理是制冷系统内制冷剂的低压蒸汽被压缩机吸入并压缩为高压蒸汽后排至冷凝器。同时轴流风扇吸入的室外空气流经冷凝器，带走制冷剂放出的热量，使高压制冷剂蒸汽凝结为高压液体。高压液体经过过滤器、节流机构后喷入蒸发器，并在相应的低压下蒸发，吸取周围的热量。同时贯流风扇使空气不断进入蒸发器的肋片间进行热交换，并将放热后变冷的空气送向室内。如此室内空气不断循环流动，达到降低温度的目的。 而冰箱没有风扇靠自然对流来进行热量交换。 而冰箱没有风扇靠自然对流来进行热量交换。 作为冰箱它仅是将密封柜体内的的温度降至一定的设定值,而对于空调来讲,要使室内温度降低,必须将室内多余的热量排出室外,所以压缩机和散热器必须在室外.夏天我们从空调旁边走过时,感觉到有热风吹出,就是这个道理.热量传递简称传热。物体内部或者物体之间，只要有温差的存在，就有热量自发地由高温处向低温处传递。自然界日常生活和工业生产领域中到处存在着温差，因此热量传递就成为一种极普遍的物理现象。研究热量传递的规律即根据不同的热量传递过程得出单位时间内所传递的热量与相应的温度差之间的关系。不同的热量传递方式具有不同的传递规律，相应的研究分析方法也各不相同。传热学在科学技术各个领域中都有十分广泛的应用。尽管各个领域中遇到的传热问题形式多样，但研究传热的目的大致上可以归纳为三个方面。(1)强化传热，在一定的条件下(如一定的温差、体积、重量或泵功等)增加所传递的热量。(2)削弱传热或称热绝缘，即在一定的温差下使热量的传递减到最小。(3)温度或传热控制，为使一一些设备能安全、经济地运行，或者为得到优质产品、工艺，需要对热量传递过程中物体关键部位的温度或传热速率进行控制。
1、 传热学发展史传热学作为学科形成于19世纪。在热对流方面，英国科学家牛顿于1701年在估算烧红铁棒的温度时，提出了被后人称为牛顿冷却定律的数学表达式，不过它并没有揭示出对流换热的机理。对流换热的真正发展是19世纪末叶以后的事情。1904年德国物理学家普朗特的边界层理论和1915年努塞尔的因次分析，为从理论和实验上正确理解和定量研究对流换热奠定了基础。1929年，施密特指出了传质与传热的类同之处。在热传导方面，法国物理学家毕奥于1804年得出的平壁导热实验结果是导热定律的最早表述。稍后，法国的傅里叶运用数理方法，更准确地把它表述为后来称为傅里叶定律的微分形式。热辐射方面的理论比较复杂。1860年，基尔霍夫通过人造空腔模拟绝对黑体，论证了在相同温度下以黑体的辐射率(黑度)为最大，并指出物体的辐射率与同温度下该物体的吸收率相等，被后人称为基尔霍夫定律。1878年，斯忒藩由实验发现辐射率与绝对温度四次方成正比的事实，1884年又为玻耳兹曼在理论上所证明，称为斯忒藩-玻耳兹曼定律，俗称四次方定律。1900年，普朗克在研究空腔黑体辐射时，得出了普朗克热辐射定律。这个定律不仅描述了黑体辐射与温度、频率的关系，还论证了维恩提出的黑体能量分布的位移定律2、传热的基本方式热传导是指在不涉及物质转移的情况下，热量从物体中温度较高的部位传递给相邻的温度较低的部位，或从高温物体传递给相接触的低温物体的过程，简称导热。热对流是指不同温度的流体各部分由相对运动引起的热量交换。工程上广泛遇到的对流换热，是指流体与其接触的固体壁面之间的换热过程，它是热传导和热对流综合作用的结果。决定换热强度的主要因素是对流的运动情况。热辐射是指物体因自身具有温度而辐射出能量的现象。它是波长在0.1～100微米之间的电磁辐射，因此与其他传热方式不同，热量可以在没有中间介质的真空中直接传递。太阳就是以辐射方式向地球传递巨大能量的。每一物体都具有与其绝对温度的四次方成比例的热辐射能力，也能吸收周围环境对它的辐射热。辐射和吸收所综合导致的热量转移称为辐射换热。实际传热过程一般都不是单一的传热方式，如火焰对炉壁的传热，就是辐射、对流和传导的综合，而不同的传热方式则遵循不同的传热规律。为了分析方便，人们在传热研究中把三种传热方式分解开来，然后再加以综合。3、传热学今后的应用20世纪以前，传热学是作为物理热学的一部分而逐步发展起来的。20世纪以后，传热学作为一门独立的技术学科获得迅速发展，越来越多地与热力学、流体力学、燃烧学、电磁学和机械工程学等一些学科相互渗透，形成多相传热、非牛顿流体传热、燃烧传热、等离子体传热和数值计算传热等许多重要分支。现在，机械工程仍不断地向传热学提出大量新的课题。如浇铸和冷冻技术中的相变导热，切削加工中的接触热阻和喷射冷却，等离子工艺中带电粒子的传热特性，核工程中有限空间的自然对流，动力和化工机械中超临界区换热，小温差换热，两相流换热，复杂几何形状物体的换热，湍流换热等。随着激光等新的实验技术的引入和计算机的应用，为传热学的发展提供了广阔前景。3、总结热科学的工程领域包括热力学和传热学.传热学的作用是利用可以预测能量传递速率的一些定律去补充热力学分析，因后裔只讨论在平衡状态下的系统．这些附加的定律足以3种基本的传热方式为基础的，即导热、对流和辐射。 传热学是研究不同温度的物体，或同一物体的不同部分之间热量传递规律的学科。传热不仅是常见的自然现象，而且广泛存在于工程技术领域。例如，提高锅炉的蒸汽产量，防止燃气轮机燃烧室过热、减小内燃机气缸和曲轴的热应力、确定换热器的传热面积和控制热加工时零件的变形等，都是典型的传热问题参考文献:〔1〕 杨世铭，陶文铨 《传热学》高等教育出版社，第三版 1998〔2〕 章熙民，任泽霈，梅飞鸣《传热学》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第四版 2001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宣告了洋务运动的破产。洋务运动起于军事自强目的，也结束于军事指挥和其他方面上的失败。1.起因 太平天国运动给清政府造成了不小的打击，虽然太平军的军事能力并不是有点，虽然他们组织训练方面很平常，军器不及官军，但由于那时官军暮气很重，军饷低，无纪律，无操练，猜忌深，所以“简直腐化不成军”（《中国近代史》P47）。1860年曾国藩、李鸿章因目睹外国列强“船坚炮利”，发出“唯独火器不能及”的感慨，所以先后上书学习外国技艺，造炮制船。奕�6�0也在奏折中说“治国要做到自强，自强以练兵为要，练兵又以制器为先”。我想，这些是洋务运动的起源，也应该是近代军事发展的起源。2.洋务运动时期的军事建设对军事近代化和甲午中日战争的影响1.器物方面 中学历史课上都学过，李鸿章办轮船招商局，铁甲兵船，建立北洋海军。我觉得这些很可贵，中国古老的军事战略是“重陆轻海”，洋务运动使战略方针逐步改变。直到现在，我们国家都没有航空母舰，可见这种古老的战略影响有多深！在甲午战争中，中国已经能够动员组织一支装备近代化的海军——北洋水师而不是旧式水师同日本侵略者作战了。它粉碎日本“聚歼清舰于黄海中”的狂妄计划，还坚持了近一个月的威海保卫战。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重大的进步。虽然很多人批评洋务运动不彻底，但军事装备近代化是军事近代化的物质条件,因此,洋务运动为中国军事初步奠定了物质基础。2.思想方面 在洋务运动期间,西方的军事理论与著作被翻译与介绍到中国,西方军事著作的翻译,传播了西方国家近代的军事思想。3.人才方面 在天津建北洋水师学堂，武备学堂，洋务派创办了我国第一批新型学校,大力引进西方科学知识,开创了近代军事教育事业的先河，培养了为国防事业作出重大贡献的严复、邓世昌、刘步蟾等人。洋务运动中建立的海陆军学堂造就了一批新式军事人才，成为甲午战争中抗击日本侵略的骨干力量。北洋海军成军时，除提督丁汝昌外，其他官员全部由海军学堂毕业生担任。北洋各舰的大付、二付、管轮等职，也多从福州船政学堂和天津水师学堂的毕业生中选任。这些经过严格培训、通晓海军业务又富有爱国心的军官，构成了北洋海军的中坚。甲午战争爆发后，由他们任管带的定远、镇远、等舰，均为中国在海上作战和护航的主力舰船。海军学堂的毕业生，始终是海战第一线的指挥员和重要骨干在近代军事上，在洋务运动中锻炼和培养出来的军事科技人才,为军事近代化准备了一定的条件。总的说来，洋务派通过引进西方国家的先进的科学技术与先进的现代化的生产方法,先后建立起一批以大规模机器生产为特征的军事工厂,使中国的军事工业从无到有；以军事工业的开展为契机,洋务运动开设了一些军事学校,培养了一批近代军事人才；通过西方新的洋枪洋炮的使用,西方近代化的军制与训练方法开始进入中国；同时在“三千年未有之变局”的新形势下,随着西方近代战防思想的不断介绍,中国古代的军事思想不断被注入近代化的内容。对于中国自身来讲，洋务运动使得近代先进火器在技术上的不断上升，中国与列强的差距逐步缩小。3．（军事）改革中遇到的阻碍1.领导人眼光局限 曾国藩等洋务派领导人没出过国，李鸿章在甲午战败后才出过，他们毫无机械知识，及时钦佩西方机械，但没有对于西方文化和制度的深入了解，也不能把运动彻底的搞下去。军事肯定也受到一些影响。 北洋海军初成立时，李请了有经验的英国军官做指挥，后来却误听人言，辞退了他，并用了对海军全然不知的丁汝昌做总司令。2.经费 老师在课上讲过很有意思的事情，光绪和他父亲怕慈禧不肯交出政权，用修建颐和园的方式让慈禧沉于游乐，而修园经费很大，李鸿章只好挪用建海军的款子修园。所以甲午之战前的七年，中国海军无一只新船，而日本每年都更新船只。3.守旧派的阻挠 士大夫的陈旧思想阻碍了科学的进步，“在人心不在技艺”“何必师事夷人”等观点是士大夫不去投考科学班。开明的郭嵩？和曾纪泽两人主张学习西方制度，被骂汉奸，一个隐居一个气死。迷信的民众也阻挠了发展。4.甲午战争暴露出洋务运动中的军事问题北洋海军的失败不仅在于经济上和思想上的原因导致了武器装备等诸方面的劣势, 如用人不当，加上军队素质,使得中国军队的综合实力、战斗能力远远低于侵略者。还在于清政府战略战术的错误，。军事自强的目标是实现中国军队的近代化。从军事近代化的角度看，洋务运动军事自强在甲午战争前还是在低层次上进行的。它的最大不足在于，基本上还是停留在实现武器装备近代化的阶段，而没有将它推进到实现军事制度近代化这样一个更高的层次。（不彻底！）这样，先进的装备同落后的旧军制之间就存在着严重的矛盾。这种状况在甲午战争中充分地暴露了出来。洋务运动中清朝军队没有建立适应近代化战争的集中统一的指挥体制。甲午战争爆发后，始终没有组建一个上下层次分明、职责清楚的指挥系统，指挥多元化的情况到处可见。这是造成平壤失守、鸭绿江防线崩溃、大连旅顺的沦陷、五次反攻海城的失利和威海保卫战失败、北洋海军全军覆灭的一个重要原因。甲午战争中国的失败告诉我们，只学习器物是不够的，还要注重根本上对陈旧落后的军制进行革新。
明代督抚制度主要是对地方权力的整合。因为明朝朱元璋分权过度，将地方上的权力一分为三，虽然这样有利于加强中央集权，但是地方上出现的一些问题三司中的哪个司都无法单独解决，于是不得不在三司之上设立巡抚，在边方，由于军事的需要，往往一镇的力量不足以抵挡外族（主要是蒙古人）的进攻，所以在巡抚之上又设立总督，这样就形成了督抚制度。督抚制度是在省级或省级以上对权力的整合，在省级以下还有道（守、巡、兵备等道）对权力的整合。督抚制度的产生，归根结底是朱元璋将地方权力分解得太严重了。您如果想深入了解明代的督抚制度，我建议您读一下明史学者靳润成、罗冬阳、关文发、王天有等人的文章或专著！
我只找到课文，但没找到论文！ 它是以幻灯片的形式播放滴！ 这个文章或许有用： 被延误的现代化——晚清变革的动力与空间 雷颐 1840年的鸦片战争，使古老的中华文明第一次遇到了一个优于自己的外来文明的挑战。这次战争，迫使中国带着深深的屈辱开始在现代化的道路上蹒跚而行。中国现代化的道路之所以如此艰难曲折，不仅因为它是外来、强迫、后发的，更是因为中国当时的统治者大清王朝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对这个挑战实际是“现代化”开端的意义竟毫无认识，因此不知所措，进退失据，步步被动，一拖再拖，一误再误，最终丧失了主动变革、主动“现代化”的机遇。这种主动权的自我丢失不仅使大清王朝最终覆灭，更重要的是使中华民族的“现代化”被大大延误，屡受重挫。 洋人的膝盖和女人的马桶 其实，鸦片战争后签定“南京条约”，中国被迫开放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口通商”时，清政府尚有相当广阔的改革空间。但清政府对所面临新挑战的意义毫无所知，仍抱自己是“天朝上国”的自大观念，从一开始就延误了变革的最初时机。在满清大员中，林则徐无疑是少有的开明之士，他对外部世界的认识可以说是当时“先进的中国人”的代表。而从一些细枝末节，便可窥见当时人们对外部世界的认识程度。自从乾隆年间英国使臣晋见皇帝拒不行跪拜之礼后，对此便有种种说法。一说英国使臣见到中国皇帝后慑于“天威”，不由自主双膝下跪；另一种说法是洋人的膝盖与中国人不同，根本不能弯曲，所以才没有下跪。鸦片战争爆发时，有人想起这第二种说法，信以为真，因此提出“红毛番”虽擅海战，但由于膝不能弯，不擅地面战争，所以中国军队只要多准备些长竹竿即可，两军相遇时用竹竿将英人捅倒，他们便很难爬起来，中国军队自可轻易取胜。这种说法，对林则徐亦有相当影响。当然，他并不相信英国人是天生的膝不能弯，而是他们腿打绷带使然。在战争爆发前夜，他认为“夷兵除枪炮之外，击刺步伐俱非所娴，而腿足裹缠，结束严密，屈伸皆所不便，若至岸上更无能为，是其强非不可制也。”林则徐的认识尚且如此，他人便可想而知。如当时的名将杨芳，作为参赞大臣随靖逆附将军奕山于1841年赴广州防剿英军。他到广州后，认为英舰在水上浮行却几乎炮炮皆准，命中率反远高于在清军在陆上固定的炮台，其中定有某种邪术。他相信女妇所用的秽物最能“以邪破邪”，故想出妙计，搜集许多妇女所用马桶载在竹排上，出防炮台。结果当然未能“破邪”，炮台为英军所破。当时有人赋诗曰：“粪桶尚言施妙计，秽声传遍粤城中”。“知己知彼，百战不殆。”这是兵家常识，战争双方无不想方设法了解对方的情况。但在近代中国，这条“常识”却不适用，或者说是不准用。身处与“夷人”作战前线，林则徐当然要尽可能多地了解“夷情”，聘有专门的翻译为他译介有关情况，编译成《四洲志》，对五大洲三十余国的地理、历史、政情作了初步的介绍，这也是近代中国第一部较为系统地介绍外部世界的著作。1842至1843年间，林则徐的好友魏源受林嘱托，在《四洲志》的基础上编成《海国图志》，对“夷情”作了更详细的介绍。但魏源在此书中仍坚持传统观点，面对现代地理学，他花了许多功夫“考证”出“自古以震旦为中国，谓其天时之适中，非谓其地形之正中也。”即承认中国在地理上虽不居“正中”但在文明教化、典章制度上仍是世界的中心。但他认识到“狄夷”在形而下的“器物”层面尚有所长，中国可以师法，所以对其先进的制造轮船火炮之术，练兵养兵之法，更有专门介绍，并明确提出要“师夷长技以制夷”。鸦片战争使林则徐、魏源等人对外部世界有了初步客观的了解。然而象林则徐、魏源这样仅为了解敌情而编的《四洲志》、《海国图志》便被视为大逆不道，认为“知夷”“悉夷”本身就是罪过，“堂堂天朝”岂能去了解那些“蛮夷之邦”？他们甚至不得不为为“制夷”而“知夷”“悉夷”百般辩解，也因为这种不畏浮议、敢于面向现实的勇气，林则徐才被后人誉为近代“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仅仅“知夷”尚且如此，他们提出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政策，则必然遭到更加严厉谴责。对现实的回避，其实只能使现实更加严酷。结果，对中国人具有启蒙意义的《海国图志》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对中国的影响非常有限，然而这本书传到日本去后却产生了极大的影响，短短几年就再版二十几次，日本朝野正是通过这本书对世界大势有了更多的了解，可以说这部著作对日本明治维新的发生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一部旨在启发中国改革的著作，在自己的祖国备受冷落，却在异邦大受欢迎，启发了异邦的改革，并反过来不断侵略中国，这不能不说是历史的讽刺，是中国的悲剧。在随后的岁月中，“师夷长技以制夷”这简单几个字一直引起激烈争论，但双方对“制夷”这一目的其实并无异议。所以这种种流派不论彼此攻讦如何激烈甚至于你死我活，无论是坚守“夷夏之防”还是主张“彻底夷化”，目的却都是为了“救国”，因此本质上都可归于广义上的民族主义或“爱国主义”。但不无遗憾的是，人们往往只将那些严守“华夷之辨”、反对“师夷长技”者视为民族主义或爱国主义。对“师夷长技以制夷”，则抹去其“制夷”的目的然后便扣以“变夷”“媚外”“崇洋”“卖国”“殖民”等大帽，使其居于道德/政治的绝对否定性境地和劣势地位因而最多只有招架之功（仅五四时期例外），进而自己再倚道德/政治的优势地位对其作义正辞严的攻击或批评。这样，在近代思想概念的流变中，所谓“民族主义”便常常带有相当程度封闭排外色彩，实际应称为“狭隘民族主义”。近代历史表明，这种“民族主义”却偏偏又对中国真正的繁荣富强起了巨大的阻碍作用，实际误国匪浅，为害甚烈。对此应有清醒的认识和相当的警惕。近代中国的些微成就、终未亡国恰恰却是许多不同时期、不同程度地主张“师夷”（“向西方寻求真理”？“后殖民”？）的有识之士不惜负重谤而努力奋斗的结果。或许，这就是所谓“历史的辩证法”罢。 未料到的动力下移 鸦片战争使中国开始屈辱地一点点打开自己的大门，不得不开放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这“五口”与外国人“通商”。但清朝统治者依然不愿正视现实，不愿承认一个与自己起码是“同等水平”的外部文明的存在。但是，大门被打开之后，就无法关上，不得越来越多地与外国打交道。清朝统治者拒不承认、也不愿与“蛮夷”打交道，在它的观念中，仍是只有“理藩”，而无“外交”。可以说，它对这“三千年未有之变局”的开端完全没有认识，但现实中又必须与外部世界打交道，于是设立“五口通商大臣”，还想将与“狄夷”的关系限定在通商之内、而不是政治外交关系。而且，这位办理“五口通商”的大臣始终以钦差的身份列为兼职，即非专官又无专署。到60年代初经过第二次鸦片战争，各种形式的中外交涉更多，外国侵略者对由地方官吏兼差的五口通商大臣办理对外交涉日益不满，在种种压力之下，清政府才成立了专办外交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以为权宜之计。清朝统治者颇为天真地以为“俟军务肃清，外国事务较简，即行裁撤，仍归军机处办理，以符旧制。”但随着时代的发展，“总理衙门”不仅未能裁撤，职权反而越来越大，不仅纯外交意义上的“交涉”归其“总理”，而且举凡通商、关税、传教、招募华工、边防疆界、海防水师、船务、购置军械、创办机器制造企业、邮电、铁路、矿务、练兵、新式学堂等无不“总理”，可谓包罗万象。然而，一个职权如此重大的机构却始终未脱“临时”的名份，“所派王大臣多系兼差，未能殚心职守”，亦无法提出统筹全局的应变大纲。直到1901年7月，经八国联军侵入北京的剧变之后，清政府才在列强的压力下明谕将总理衙门改为外务部。也就是说，从第一次鸦片战争起历经60余年，清政府才不得不从体制上放弃了“天朝上国”的旧体制，设立了正式的专门机构。由于长期不愿放弃旧体制，不愿正式承认“外交”的存在，而实际却又不得不与咄咄逼人的列强“外交”，所以清政府对外交涉往往左支右绌，前后矛盾，贻患无穷。例如，为了阻止列强在京常设公使的要求，清政府在设立总理衙门的同时又分别在南京、天津设立的“南洋大臣”和“北洋大臣”二职，希望能就近处理外交事务作为“折冲”之地，使列强感到没有在京常设公使的必要。从行政体系上说，南洋大臣“掌中外交涉之总务，专辖上海入长江各口，其闽、粤、浙三省则兼理焉。”北洋大臣“掌北洋洋务、海防之政令。凡津海、东海、山海各关政悉统治焉。”但是，南、北洋大臣与总理衙门之间并不存在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总理衙门对南北洋大臣只起顾问、传达、审核作用，该两大臣在对外交涉时小事自办，大事上奏请旨，均不经过总理衙门。这样，实际存在多种外交渠道，彼此难以协调。但出乎清朝统治者预料的是，这些措施却使南、北洋两大臣成为权重一时的地方大吏。清廷初设这两个“大臣”时，皆由满洲贵族担任，想直接控制对外交涉并阻止汉族地方大吏权势的增长。但事与愿违，南北洋大臣的演变却使新崛起的汉族大吏取得该位，取权更大。兼任这两职的两江和直隶总督的权势远高于其他总督，实际成为总督之首。如先后任此二职的曾国藩、李鸿章、刘坤一、张之洞、袁世凯等，无不权倾一时，在国家的外交、军事、财经、政务上都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最终，“北洋”成为一个独立的政治利益集团。汉族地方大吏之所以能取得如此大的权力，主要是因为太平天国农民战争的结果。正是在镇压天平天国的战斗中，长期受压的汉族官吏获取了相当大的权力，迅速崛起。对清政权而言，权力结构的这种变化意义非常深刻，使变革的主导力量开始下移。清朝是异族入关统治，对汉人一直实行高压、防范政策，在不少高级官吏的设置上虽是一满一汉，但实权都在满族贵族手中。而一些十分重要的职务如内务府大臣、宗人府宗正、理藩院尚书等规定只能由满洲贵族担任，各地的总督、巡抚也大都由满人担任，军机大臣、尤其是首席军机大臣，绝大多数都由满洲贵族担任，军权更是“不轻假汉人”，只有少数例外，如年羹尧曾率军西征，但得胜后结局却颇凄惨。太平天国起义爆发后，清廷仍沿传统作法，以满洲贵族率军前往围剿。但太平军却一路势如破竹，率大军出征的满族贵族不是大败而逃就是惨被击毙，曾经威风凛凛的满族权贵，竟无人能阻挡太平军的进攻。这时，一些汉族地主士绅自动办起团练，协助清军镇压太平天国。在这种危急情势下，清廷也只得谕令各地广办地方团练，与清政府一同镇压太平天国。以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为代表的湘、淮军及一批汉族官吏或地方士绅在镇压太平天国的战斗中立下赫赫战功，并取得了相当大的实权。也就是说，正式的国家军队的战斗力反而不如私人武装，开始出现以后愈演愈烈的“兵为将有”的雏形。在1860年以前，督抚多为满人，湘军统帅曾国藩虽已与太平军鏖战六七年战功卓著，但清廷一直未授以正式统兵名义，直到这年8月，始被授两江总督、钦差大臣。以后担任督抚的汉人越来越多，满人则渐渐只有十分之一二。尤其是湘、淮两军，出任督抚者更多。曾、左、李无不权倾一时，李鸿章长期任直隶总督，成为督抚之首。从满汉关系来说，相当一分权力已转移到汉族官吏手中；从中央和地方关系来说，地方权力越来越大，原有高度集权的权力模式开始变化。这批在以镇压太平天国起家的汉族地主阶级新兴官僚对中国、世界大势有较多的了解，尤其是镇压太平天国的亲实践，使他们认识到洋枪洋炮、火车轮船的厉害和重要。此时他们有权有钱有势，正是在他们的发动、主持下，开始了中国的第一个现代化运动－－洋务运动，但距林则徐、魏源提出的“师夷长技以制夷”，已过去了二十余年。在近代中国这样险恶的环境中，二十年时光，是非常宝贵的。 洋文、洋枪、洋炮、洋…… 从一开始，洋务运动就阻力重重，极不顺利。太平天国农民起义使清政府几临灭顶之灾，但就在这样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它对应不应该仿造洋枪洋炮洋轮等“救命之举”竟犹豫不决。今日认为十分“温和”的“洋务运动”，在发轫之时却被指为“溃夷夏之防，为乱阶之倡”（与今日“全盘西化”的指责一样严重），曾遇到今人难以想象、难以理解的反对。以现代大机器生产来造枪炮船舰、通电话电报，明明是统治者在近代要生存就不可少的措施，却遇到统治阶级中冥顽不化者以“夷夏纲常”这类传统的意识形态合法性的强烈反对。但统治者面对着接踵而来、一次比一次严重的内忧外患，为生存计还是不得不“办洋务”，这就为向西方学习打开了一个难得的缺口。首先从军事利器的引进仿制逐渐推广深入到全面学习西方机器大工业所需的科学技术的学理的层次和阶段。但“洋务运动”每前进一步，都遇到了巨大的阻力，产生了今人难以想像的激烈争论。要办洋务自然要学习外语、学习声光电化等自然科学知识。但中国传统是“形而上者为之道，形而下者为之器”，只有苦读圣贤经典、寻章摘句、参加科举考试获得功名才是“正途”，而“技术”一直被视为“雕虫小技”甚至是“奇技淫巧”。换句话说，在中国传统知识谱系中，只有儒学经典的地位，而自然科学知识的地位极低，几乎不被看作一种“合法”的知识。但在现实面前，洋务派不得不“低头”，提出要学习外语和各种自然科学知识，并创办了学习外语和自然科学知识的“同文馆”。1866年他们又更进一步，上奏提出要招收“正途”出身人员学习声、光、电、化、天文算学，想提高自然科学知识的地位。这一主张引起了顽固派的极大不满和强烈反对，他们提出只要“读孔孟之书，学尧舜之道”便可“明体达用”，“何必令其习为机巧，专明制造轮船、洋枪之理乎？”“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认为学习自然科学知识就是“变而从夷，正气为之不伸……数年之后，不尽驱中国之众咸归于夷不止。”他们认为“技艺”将扰乱“人心”，所以对革新自强势必造成的“官员队伍”技术化忧心忡忡，“操用人之柄者，苟舍德而专尚才，从古乱臣贼子何一非当世能臣哉？”一再强调官员应是以“正人心”为专业的职业意识形态专家，而不应是一心务实，即专注于所谓“器”“末”的技术化官员。为反对这一主张，顽固派甚至将天气久旱不雨归咎于此，说这是“天象示警”，说明此举“不当于天理，不洽于人心，不合于众论”。广大士大夫对洋务派此举也十分反感，一时出现不少对联：“诡计本多端，使小朝廷设同文之馆；军机无远略，诱佳子弟拜异类为师。”“未同而言，斯文将丧。”“孔门弟子，鬼谷先生。”百姓间也有不少俚语，如“胡闹，胡闹！教人都从了天主教。”在这种压力之下，同文馆的招生受到严重打击，人数锐减，而“正途”出身人员更是基本没有，洋务派提高自然科学知识的计划严重受挫。对现代国家来说，修筑铁路对经济发展和国防强大都十分重要，洋务派在19世纪70年代初就看到此点，但反对者甚众，认为筑路将破坏风水、触犯龙脉……结果修铁路长期未获得“合法性”。仅一些洋务派大员在自己的势力范围内零星修成了一些铁路，有的修成不久即被扒掉！直到1889年清廷下旨，修路之争才算有了一个结论。修建铁路这种明显的有益之事尚且要争论将近二十年，遑论其他。造轮船、架电线、开煤破等各类“洋务”无不引起激烈争论，遇到强烈反对和巨大阻力。在这些争论中，科学技术被顽固派说成是破坏儒家伦理道德的“奇技淫巧”，而儒学纲常是“立国之本”，所以引进科技自然便是破坏“国本”。他们认为学习声光电化等与“洋”有涉的任何事物都是“奉夷为师”，结果是“溃夷夏之防，为乱阶之倡”，终将导致“以夷变夏”。在反对洋务派的斗争中，顽固派或屡屡上疏，或借助舆论，十分巧妙地扬长避短以长击短。首先，他们尽量不在“用”这明显不利于他们的“形而下”层面上和洋务派理论纠缠，而在超越实践的抽象的“道”这“形而上”领域发难。举凡修路架线建船造炮、是海防重要还是塞防重要等纯技术纯战略问题都被他们高度政治化、道德化、意识形态化，提升到“道”的高度，然后再加以反对。因为在“道”的层面便可以逃过实际的“用”的检验，便可用传统逻辑严密的“道器一体”论咄咄逼人地反驳洋务派显得支离的“体用分离”论。抽掉具体内容，这种批判还很能显示出一种雄辩的道德的正义性与合理性。例如，在抽象的意义上谁能说“立国之道当以礼义人心为本”是错误的呢？而洋务派主张的“富强”则被漫画化为以“弃义逐利”为本，在道德上自然就矮了一截。其次，他们紧紧抓住当时的政治不修（不少并非洋务之过）及“洋务”的种种弊端和失误大作文章，打动人心。强调“此时当务之急，不在天文，而在人事；不在算学机巧，而在政治修明”，上书罗列民生凋敝、官吏不廉等实例，还以天灾来附会洋务的“时政之失”。他们煞费苦心把正是他们所要维护的旧体制所造成的种种弊病与洋务弊端和失误混为一谈，以达反对任何变革、完全复旧的目的。第三，他们将“夷之长技”等同于列强侵略中国的行径，“夫洋人之与中国，敌国也，世仇也”，所以学西学便是“扬其波而张其焰”，这就不仅仅是“数典忘祖”，而是“认贼作父”。在屡遭列强侵凌的近代中国，这种指责最能煽起民情民意，使真正有利于富强的措施反而难以施行。由于顽固者总是将这种技术问题道德化，使自己成为占统治地位的传统意义形态话语的“捍卫者”的优势地位，使开明者居于“不道德”的劣势地位。结果，统治者中的开明者只能被动地绕开或躲过这种意识形态的争论（作为统治者中的一部分，开明派只能躲避而无法抛开或“重构”这种意识形态）。但在顽固派咄咄逼人的意识形态进攻面前，本想一意“务实”厌恶“务虚”的洋务派也不得不面对顽固派的挑战，无法回避必须解决的基本理论问题。冯桂芬在洋务运动发轫之时提出的“以中国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的著名论断，成为日后洋务派处理中西文化问题的蓝本。在这一基础上，以曾、左、李和张之洞等为代表的洋务大员和以冯桂芬、薛福成、王韬、郑观应为代表的洋务知识分子为提倡西学而不遗余力。他们提出“穷则变，变则通”“勿狃于祖宗之成法”的“变通自强”论；提出“开利源以求富”和“办学局以育才”等新的经济理论和教育理论，终于结晶成“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一高度概括的理论模式。这一模式象柄双刃剑，但却明显是防御性的，或是抵挡顽固派的进攻，或是反击维新派的挑战。不过在起初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它的主旨却是针对顽固派的诘难、为引进西学辩护、寻找合法性基础的。其作用与意义，均不能低估。三十年的洋务运动，在来自本阶级内部的巨大阻力中缓缓。在云谲波诡的近代中国，“洋务”的这种缓缓缓而行使清政府的可控空间再度锐减。当以“求强”为目的并不要求体制变革的“洋务”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必然转入“求富”阶段。人们认识到，西方国家的强盛在于“国富”，而“国富”的真正基础在于“民富”。通商口岸的勃兴、大机器生产的引进，产生了一批新式工商业者。但是，国家的政治、经济制度却仍是传统的体系，使民间工商业发展受到严重的歧视、阻碍和压抑。这样，社会、经济和政治进行全面变革，扶持、发展工商的要求自然就提上了历史的日程。 “祖宗之法”与“西法” 政治体制变革作为历史的要求提出之后，真正在行动上推动政治变革的不是重权在握的中央朝臣或地方大员、而是“统治阶级”中的最下层，即功名不高的“读书人”成为变革的主要动力，变革的动力再次下移。甲午战争中国军队的惨败，为他们登上历史舞台提供了契机，发动了十分悲壮的戊戌维新运动。维新派的基本观点是认为“民权”为致强之本，而洋务派的失误在于仅以为船坚炮利、机器制造就可以富国强兵，而未认识到使西方各国富强的“西学西政”的奥秘在于“伸民权”。当然，他们认为中国“伸民权”的最佳具体形式只能是“君主立宪”，而不是“民主共和”。当时以“公车上书”为象征的“读书人”虽是统治阶级中的低层，但仍是“体制内”的阶层，并不希望“革命”。在“公车上书”中，康有为提出的“国政之法”中的重要一点是“置议郎”，在两年后的“上清帝第五书”中，他明确提出要立宪，“自兹国事付国会议行”，“采择万国律例，定宪法公私之分。”在给光绪帝作参考的《日本变政考》中，他写道：“日本改定国宪，变法之全体也，总摄百千万亿政事之条理，范围百千万亿臣民之心志，建斗运枢，提纲挈领，使天下戢戢从风，故为政不劳而后举。”他认为“变政全在定典章宪法”确是抓住的问题的关键。但在“百日维新”之中，他们深知反对力量的巨大，而在政治改革方面，“维新”实际所做的不过是减汰冗员、裁撤机构，设立制度局等“行政”方面的措施，而并没有颁布关于定宪法或开议会的谕旨。或者说，他们想从行政改革入手逐渐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但这一点点改革，也必然要侵犯一些人的既得利益的，其中使“百官震骇”的便是裁减机构与官吏。而这恰是百日新政中比较重要的一项，光绪皇帝在一道上谕中宣布：“国家设官分职，各有专司。京外大小各官，旧制相沿，不无冗滥。近日臣工条奏，多以裁汰冗员为言。”“现当开创百度，事务繁多，度支岁入有常，岂能徒供无用之冗费，致碍当务之急需。”一些衙门“事务甚简，半属有名无实，均著即行裁撤……”但裁撤工作遇到官员们的极大反抗，所以很不顺利，以致不得不再次下谕，要求“将在京各衙门闲冗员缺，何者应裁，何者应并，速即切实筹议。”外省也要“认真裁并，并严行甄别沙汰，其各局所冗员，一律裁撤净尽。”但具体裁减措施还未来得及实行，维新便归于失败。其中重要的一个因素，便是被裁的大批老吏冗员站在守旧势力一边，因为他们的个人利益受到损害。一个庞大的官僚机构，其力量是强大的，其利益是难以侵犯的，因此也是难以战胜的。但不对其进行减撤，改革就无法进行，这就注定了这种改革必然如履薄冰，充满艰险，稍有不慎，便全盘皆输。对庞大的官僚机构进行调整精简，对“冗员”的安置，或是要以更强的“力量”来贯彻执行，或是以相当的“利益”来赎买。这二者，无权无能的光绪皇帝或维新派都未能作到，因此以行政改革来推行政治改革的策略实际很难实行。对此，维新派是深有体会的。康有为曾说，当谭嗣同、林旭入为军机四卿后“又欲开议院，吾以旧党盈塞，力止之。”有趣的是，“戊戌变法”总被指为“激进”，而清政府在短短几年后实行的“变法”范围远远超过“戊戌”的“新政”、“立宪”却往往被推为改良的典范。如“维新”时期根本未敢提出“废科举”，只是提出改革考试内容，以“策论取士”取代“八股取士”，但却遭到了强烈反对。维新派被骂为“名教罪人”、“士林败类”、“首倡邪说，背叛圣教，败灭伦常，惑世诬民”……连康有为的弟弟、后来成为“六君子”之一的康广仁看到反对如此激烈，都不得不劝乃兄缓行此策：“八股已废，力劝伯兄，宜速拂衣，虽多陈无益，且恐祸变生也……弟旦夕力言，新旧水火，大权在后，决无成功，何必冒祸……”而在几年后的“新政”中，清廷却不得不把几千年的“科举”制彻底废除。相对而言，维新运动成效最著之一是在创办新式政论报刊方面。清末有人谈到“维新派”时曾这样说过：“新党之议论盛行，始于时务报；新党之人心解体，亦始于时务报。”这样说是否恰当暂可不论，但至少说明了《时务报》的重要性，进而言之，也说明了“新式报刊”在当时的重要性。因为中国向来只有官家的“邸报”而无真正的“报刊”。所谓“邸报”，只是传抄朝中诏令章奏，约略等于现代的“政府公报”。后又有《京报》，但内容“首宫门抄，次上谕，又次奏折，皆每日内阁所发抄者也。”而中国现代报纸之产生，均出自外国人之手。随着通商口岸的开辟，外报外刊的增多，中国的一些有识之士也开始认识到现代报刊的重要作用，要求办报之声便日渐高涨。康有为在“上清帝第二书”和“上清帝第三书”中反复申述创办报刊的重要性，他认为报刊有“设报达聪”的功效。“中国百弊，皆由蔽隔，解蔽之方，莫良于是”。梁启超在《时务报》创刊号发表《论报馆有益于国事》一文，认为“觇国之强弱，则于其通塞而已”，而“去塞求通，厥道非一，而报馆其导端也。”报刊是国之耳目喉舌，若无耳目喉舌便是“废疾”，“而起天下之废疾者，则报馆之为也。”对报上的总总言论，“见知见罪，悉凭当途。若听者不亮，目为诽言，摧萌拉蘖，其何有焉。或亦同舟共艰，念厥孤愤，提倡保护，以成区区。则顾亭林所谓天下兴亡，匹夫之贱，与有责焉。”他不仅认识到报纸对国家政治的重要性，而且看到了现代报刊对民间社会的重要性。除了军国大事之外，报纸还详记人数之生死、民业之盈绌、学会之程课、物产之品目、格致之新理、器艺之新制等无所不记。总之，“有一学即有一报”，通过在报刊上的公开交流和讨论，不仅“通上下”，而且“开民智”。“阅报愈多者，其人愈智。报馆愈多者，其国愈强。”中国传统的谤木谏鼓、太史采风与现代报刊有本质的不同，对此，维新派未尝不知。但他们此时并不是在进行一种脱离现实的学理上的研究和论证，而是要借助亡灵、用“传统”来为“现代”服务，用“曾经有过”作为“制度创新”的合法性依据。作为“体制内”的改革者，此时他们的
有一篇中国近代军事后勤体制建设及其对中国军事发展的影响军事后勤学理论认为，后勤体制是军队作为实施后方勤务工作而确立的组织体系和组织制度的总称。它包括各级后勤机构的设置、构成、编制、隶属关系和职权划分等。依组织系统分，它包括陆军后勤体制、海军后勤体制等；以任务性质分，它包括后勤组织指挥体制、后勤保障体制等；以专业内容分，它包括物资财务体制、卫勤体制、运输体制、维修体制等。清代是中国古代军制发展到最后阶段并逐步向近代军制转变的时期，这一转变突出体现在晚清时期。近代后勤体制建设以鸦片战争为起点，以太平天国运动为促进剂，以甲午战争为转折点。鸦片战争以前，清政府主要依靠的仍是刀、枪、剑、戟等传统兵器及生锈的"红衣大炮"，延续古代军事后勤体制。1840年作为中国近代史的开端，其意义在于西方先进的军事技术带给国人思想观念的强烈冲击。武器装备的巨大落差使国人感到了自强御侮的迫切性，林则徐、魏源等有识之士由此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战略防御思想，但未受到朝廷重视。因此，鸦片战争后的10年内，是中国近代军事思想启蒙和发展阶段，军队的近代化建设并无多大成效。19世纪50年代初的太平天国运动使清军遭受严重打击，清政府不得不进口大量先进武器以维持其统治；同时，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洋务派官僚开展了一场"以制器为先"的"自强"运动，开始自制先进武器。从另一个侧面讲，新式武器装备的采用，不但使后勤职能人员相应增加、物资消耗量上升，更从军队波及到国家的工业部门、交通运输部门、财政部门，促使了军事工业的建立、铁路的修建，还促使军费筹措机制和军费消耗途径的变化。可以说，军事后勤保障内容的变化是引起晚清军事后勤体制演进的重要原因。但从鸦片战争到甲午战争，近代军事后勤体制建设是迫于武器装备的改变而被动进行的，缺乏全面考虑，没有形成自上而下的、有序的后勤体系，不能适应近代战争的需要。甲午战败后，清政府着手改革军制、编练新军，近代军事后勤体制初步建立。本文主要从后勤组织指挥体制与后勤保障体制两个方面，对从鸦片战争到甲午战争期间军事后勤建设的轨迹进行分析。一、后勤组织指挥体制后勤组织指挥体制是军队整个后勤系统组织编制、职能划分和制度的统称，是实施后勤保障的组织基础。它由各级后勤指挥机关、专业勤务部门等组成。鸦片战争前，清代的中央后勤管理机构基本承袭明代，以兵、户、工三部为管理后勤的中央机关。三部中涉及后勤的职掌分别是：兵部下设的武库清吏司掌管兵器，职方清吏司掌天下舆图，车驾清吏司掌驿传邮符及牧马之政令；户部管理赋税课征、仓库收支等事，并设有专管用兵经费的军需局；工部掌"修造权衡武备之事"，关于火药的存储发放和战船的修造等都属其责，下设有制造库，专攻冶金制造。三部关于后勤管理的意见往往由军机处转呈，皇帝旨意也由军机处传达。在太平天国以后，地方势力逐步坐大，中央权威被削弱。到清末，中央后勤管理系统发生了一些重大的变化：由于洋务运动的展开，掌管洋务大权的总理衙门也执掌了相当一部分后勤事务大权，如海关、铁路、邮电、兵工厂等，皆涉及到军事后勤条件的改良和进步。随着三部地位下降，地方督抚军权和财力大增，在军事后勤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这对战争期间部队的统一后勤征集与调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太平天国后，除中央的后勤组织与指挥体制有所改变外，军队的后勤组织体制也有了相当的变化。陆军主要体现在湘军、淮军上，海军则以北洋水师为代表。1、湘、淮两军的军事后勤组织指挥体制湘军与淮军是晚清最重要的军事集团,对近代中国的军事、政治和社会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为镇压太平军，曾国藩组建了一支新型地主武装--湘军，它的选将、招募、营制、饷章的制度都与绿营迥异，还装备了洋炮，开了晚清"兵为将有"的先河。从太平天国到甲午战争，陆军延续着湘、淮军的体制。湘、淮军的后勤机关是粮台。在湘、淮军组织内设有两个机关，一个是主兵的营务处，一个是主饷械的粮台。粮台共分八所：文案所、内银钱所、外银钱所、军械所、火器所、侦探所、发审所、采编所。粮台设总理事务一员，总揽事权，各所则分派委员负责。其主要任务是把通过多方筹措的粮饷、军械等经水路或陆路源源不断地运往前线，分发各路湘军。粮台制与湘军兵为将有的特点相应，其直接受命于曾国藩。在作战过程中，又设立前敌、后敌粮台和转运局，使粮台各部职责更加分明，提高了效率。淮军仿效湘军，在交通要道中枢建立了粮台，这些粮台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及捻军起义中都起到了重要的后勤保障作用。就后勤人员而言，是长夫制度的建立。1854年，曾国藩首创长夫制，即在军营中专门设置后勤人员承担军中杂务，规定："营官及帮办人等，共享长夫四十八名。搬运火绳、子药及一切军装等项，共享长夫三十名。……以上各项共长夫一百八十名，五百人一营，计百人用夫三十六名。"这在一定程度上将战斗人员与后勤人员职责分开，有利于提高战斗力与保持后勤保障的及时与效率。可看出，长夫只是与营伍相关的人员，而不在正式编制之内，是"夫"而非"兵"。长夫制由曾国藩首创，并为其它军队所效法，王尔敏先生评价说"长夫的职事性质，极类似现代的工兵，只是尚未臻于完美境地。就中国兵制而论，是一项极大的进步。湘淮军之有长夫，当为中国专设工兵之滥觞。"这可以说是对长夫的重要性及其任务范围的最好诠释。在后勤制度方面，湘军也是严谨而有实效的。曾国藩的陆军饷章影响到咸丰、同治间东南各省勇营，其后的淮军和袁世凯的小站练兵也采用此项饷章，只是稍加变通而已。陆军饷章确立薪水口粮之制：详细额定了营官、帮办、医生、工匠及勇夫的薪粮，且立定限制，无论官大官小、官多官少，其月饷及长夫数依所带兵人数而定。该制度的优点是：与绿营相比，增加了士兵的口粮，能使士兵专心操防，养一兵得一兵之用；防止冒滥，用以养廉。湘军至同治元年共12年，人员达12万，所用军需不到3000万两，而绿营在咸丰三年以前的2年中，兵仅9.7万，军需银开支达2510万两，可见军需立限的成效。2、北洋水师的后勤组织指挥体制如果说陆军后勤体制的进步主要体现在湘淮两军之上，那么海军的后勤改革则集中体现在北洋水师的建设之中。1885年增设总理海军事务衙门，确定优先发展北洋水师，装备先进外洋火炮，舰船也得到调整和加强。北洋水师是一支新型的现代化的舰船部队，其作战方式与旧式水军极为不同，物资消耗量也极其惊人，在运行及维修方面均需要专业性的技术人才及机器工厂。李鸿章认为："凡筹饷、练将、修船、制器、铸造、军火、置设天线以及储备戎具煤斤，无一而非急务，且其中仿用西法者十居七八，尤为艺精理奥……，是以地方则有清讼、发审、保甲、水利、筹款、车船、厘金、征信等局；海防则有练饷、支应、军械、机器制造、电报、船坞工程等局，并分设营务处，建立水师，武备学堂及医院、煤厂，使专责成而免贻误。"他强调了军费、军械、电报、船坞工程等从地方到军队的后勤机构建设，也阐明了李鸿章的近代军事后勤思想。1888年颁布了《北洋海军章程》，这是一个适应近代海军建设要求的章程，它是海军军制改革的先声，对北洋海军的后勤体制建设，提出：关于"水师后路各局"，有负责维修舰船和旅顺口铁甲大石船坞，有专管兵船一切器具添置购买的船械局，有大沽木船坞，有专管海军全军俸饷的天津海防支应局，有专管水陆各军军火收发的天津军械局，有专修船上零件之威海行营机器厂，有总理水师营务处，有旅顺口、威海卫水师养病院等。可见，甲午战前，北洋水师已经设置了一套较完整的后勤机构，这是中国军队在后勤近代化方面迈出的第一步。各后勤机构专司一职，其运转均要依据一定的组织规则，调拨军械必先由各营局向北洋大臣请领，由督院发文至军械局，再由军械局交转运局向军械局领取发运。军械的分布情况要按季向北洋大臣汇报。二、后勤保障体制后勤保障体制是军队实施物质供应、修理、运输、医疗等保障的体制。从另一个方面说，后勤保障体制影响到后勤物质建设与供给的制度性来源，它又与后勤组织指挥体制相配合，使后勤建设与军队作战形成内在联系。1、物质供应保障物质供应保障分为实物保障和经费保障。武器装备是物质保障的核心，在军事后勤建设中处于重中之重的地位，对于清军作战能力的提高与军事制度的变革有着原动力的作用。总体上讲，清军在后勤建设方面，走的是一条由外购进而仿造、自造的道路。在冷兵器和旧火器时代，武器装备均由国家统筹生产、储运和修理。在19世纪60年代以后，清军对洋枪、洋炮及舰船的需求逐渐增加，而自身又无生产能力，因此只有外购和求借。1862年，曾国藩创立"安庆内军械所"，始造枪炮；1868年8月江南制造局造出了第一号中国轮船，取名"恬吉"。至此，中国近代武器装备的筹措，开始走上自制之路。此后又建立了江南机器制造总局、金陵制造局、天津机器制造局、广东制造局、湖北枪炮厂等近代兵工企业。国防工业的发展使清军在武器装备和海防近代化方面取得了可观的成绩。1888年，北洋舰队正式成立时，拥有舰艇吨位数已成为当时世界上引人注目的海上力量。但由于外购与自造并存，购买自不同的国家，仿造不同品型的枪炮，在配件上很难兼容，因而造成了维修和补给的困难。清军在甲午战争中的武器装备保障可以说是型号混杂、质量低劣、数量不敷。经费保障包括军费筹措、分配、交换、储备和消费。军费的消耗途径直接反映了军队近代化的进程：太平天国以前，军费开支主要是军饷；太平天国以后，大量军费用于近代武器装备的配备，军饷开支只占很少比例。经费保障与国家的财政制度紧密相联。与前近代相比，清政府在财政方面的最大变化莫过于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中 "就地筹款"制度的兴起。在太平天国运动之前，兵权、筹饷权归中央节制，兵饷由户部统一配给。太平天国运动中，湘、淮、练军因势而起，由于中央财政危机，各将帅就地筹款，形成了兵为将有的局面，清政府逐步失去了对兵权的控制。"吾辈行军，必须亲自筹饷，不可仰食于他人。"这样，筹饷练兵制械等事，皆听各省督抚各自为政。督抚专权不仅是晚清政治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也对后勤体制的改革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不仅使清政府难以扩大筹措军费的渠道，也难以真正实现后勤指挥的统一。从饷源种类上来讲，清朝中前期，赋税收入是军费的基本来源。到洋务运动时期，由于购买先进武器装备，开办军事工业，所需费用更是水涨船高，筹措军费的办法也发生了很大变化。饷源以地丁、漕政、盐政、关税、厘金为大宗。前两者没有什么变化，盐政加征，关税收入因为进出口贸易额的增加和税率变化都有了大幅增加。厘金则成为各地方军费不可缺少的重要来源。湖北设局抽厘始于咸丰五年，两年内，仅襄阳一局就共抽收银14万余两。湖南设局抽厘先于湖北。经曾国藩努力，从1855年到1864年，湘军基本上形成了三大饷源基地，即江西牙厘、湖南东征局半厘、广东粤厘，厘金成为湘军最稳定最主要的饷源。2、交通运输及通讯保障体制清军在运输及转运体制上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近代以来，随着轮船、火车为工具的近代交通方式的采用，传统运输方式逐步退出了历史舞台。曾国藩在湘军中建立了水师，平时承运作战物资，战时用作水上攻击。此后，屡经争论，终于修筑了为数不多的铁路。加上台湾铁路，从1881－1894年的十三年间，共修建铁路仅300多公里。铁路在陆运中所占比率并不大，各省驻防的八旗军和绿营兵所用军需主要还是依靠人力畜力，其进步无疑是革命性的。在通讯方面，1886年中国电报总局分立为北洋电报官局和电报商局，盛宣怀任电报商局总办，其实他一直总揽中国电报全局。电报总局之下，沿线设若干分局，各局设董事、司事、管报生、工匠等；分局之下设讯房机房，沿途设巡电讯房，责成绿营兵巡视。1879年李鸿章试办天津至大沽间的电报局，是一条试验性军用专线；1881年开通津沪线全长3000余里，是中国第一条长途电报线，虽然其经营管理模式为官督商办，但也具有极其重要的国防军事价值。但是，因经费有限，中国电报线路只有陆线，没有海线，陆线易遭自然和人为的损坏，这一点从甲午战争可以得到印证。三、影响与分析鸦片战争以来，西方的坚船利炮不仅震惊了中国人的思想，也改变了战争的方式和进程，更对军事后勤提出了与冷兵器时代完全不同的要求与挑战。应该说，从鸦片战争到甲午战前军事后勤建设的成效，与前近代相比，已有了相当的进步。首先，后勤专业化的程度加强，后勤逐步与军队分离，不仅建立了专门的后勤机构，在后勤人员的配备上也与作战人员各司其职。如湘淮军的长夫制、北洋水师的后路各局等。其次，近代化的后勤组织与保障体系初步形成，如粮台、转运局。在后勤保障方面：其一，军事工业的建立和发展为军队近代化武器装备提供了保障，并触及社会基础工业。其二，拓宽了军费来源，以保障近代化军队建设的庞大支出。其三，近代化的交通运输和通讯手段在军事后勤保障中运用。正是由于这些近代化的进步，使清政府拥有装备一定数量西式枪炮的湘淮军及新兴的北洋水师，比绿营兵更能适应近代对外战争的需要。甲午黄海之战是中国海军以近代化方式进行海上作战的典型，在陆路战场还出现了步、骑、炮、工协同作战的局面。甲午战争是对近代以来清军建设的综合检验，其败因是多方面的，从战略上讲，甲午战争是中日两国综合国力的较量，它的失败有政治的和经济的因素，但其直接原因仍是军事上的，表明战前的军事后勤体制仍然存在诸多缺陷：其一，也是最为致命的，各自为政，指挥不灵。由于各系统的军队以各自筹饷的方式来维持军队，并以此为基础进行各自的军事后勤建设，因而表面上各军设置了不少后勤部门，但一旦大规模的战事降临，则出现协调不灵、各自为政的被动局面；兵为将有，令属多门，互不统属，中央军事后勤体制与军队后勤体制权责交叉，缺乏自上而下的、强有力的后勤指挥机关，甲午战争时期清军的迅速溃败即证实了这一点。其二，机构设置不全，重视力度不够，导致后勤保障不力。甲午战争期间军粮、枪械不能及时到位是清军战败的重要原因。其三，虽然洋务运动对于推动清军武器装备近代化有着不灭之功，但由于科技水平落后和基础工业不发达，不能为军工企业提供高质量的原材料，武器装备、交通、通讯等无法保障近代战争的需求。其四，后勤体制与西方后勤体制相比较仍然有差距：长夫仍然是夫，而不是士兵；另外，按西方军制，一个万人左右的作战单位都应有自己的后勤机关，中央则有统筹的后勤部，协调各军各省区的后勤机关，宏观调配。但由于清朝中央权力的衰落，军事物资的调拨都控制于地方和实力派手中。这些缺陷使清军最终在甲午战争中付出了惨痛的代价，清政府下定决心，改革军制，新的军事后勤体制有了改弦更张的契机。军事后勤体制变革不仅受到当时人们思想认识水平的影响，也受到国家的军事体制和国民经济制度的制约。在宏观上，军事体制是国家组织制度的主要组成部分，而后勤体制又是军事体制的重要一环，因此，后勤体制也会受到国家政治、经济、军事等综合因素的制约与影响。也即是说，近代中国的军事后勤体制变革不仅仅是一个军事问题，而是受到晚清政治、经济、思想条件的制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