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信作为一代名将，彪炳史册：公元前204年他用背水一战的策略，以数千兵力击败二十万赵军。公元前202年，他用十面埋伏的计策,逼得项羽在乌江自刎而死……可以说，韩信为刘邦夺取天下立下了汗马功劳，但韩信在功成名就之后却未能寿终正寝——在公元前196年，被刘邦的妻子吕后诱杀于长乐宫钟室。难道韩信之死真的是应了那个“鸟尽弓藏，兔死狗烹”的典故？韩信为什么会落得如此下场？说起汉代风云人物，不能不说到韩信，因为韩信在西汉初年至少有两个“第一”。第一个“第一”，韩信是西汉第一功臣，当时就有人这样评价韩信：“功高无二，略无世出”。什么叫略无世出呢？就是说这个世界上不会有第二个韩信了，他的功劳也没有人可以跟他媲美了。第二个“第一”，韩信是西汉第一个被杀的功臣，西汉还有一些其他被杀的功臣，但韩信是第一个。韩信之死，是西汉第一大案，也是一个名案和疑案，它被看做是开国皇帝诛杀功臣的典型，使我们想起那句耳熟能详的成语——“鸟尽弓藏，兔死狗烹”。这个话韩信曾经说过，但是第一个说这句话的人不是韩信。是谁呢？是越王勾践手下的大夫范蠡。越王勾践的故事大家都是很熟悉的，叫做“卧薪尝胆”。春秋时期，吴越两国相邻，经常打仗。公元前497年，吴国大败越国。越王勾践屈辱求全，向吴王求降，去吴国给吴王夫差做奴仆，终于得夫差的信任，于三年后被释放回国。勾践回国以后，为了不忘国耻，睡觉就卧在柴薪之上，坐卧的地方挂着苦胆。经过十年的积聚，越国终于打败了吴国。后来，人们把这个故事概括为“卧薪尝胆”，用来形容人刻苦自励、发愤图强。那时辅助越王勾践卧薪尝胆、报仇雪恨的主要有两个人：一个是大夫范蠡，一个是大夫文种。越国灭掉吴国以后，范蠡大夫就对文种大夫说，咱们走吧，咱们的任务已经完成了；越王勾践这个人是可以共患难而不能共富贵的，你要记住：“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这就是“鸟尽弓藏，兔死狗烹”的出处。这里的走狗说的是跑得很快的狗——在古汉语里面，“走”是跑的意思——“走狗”这个名词就是从这儿出来的。范蠡大夫后来就真的走了。他干吗去了？下海经商。据说他还携带了一位小蜜，就是西施，泛舟西湖。不久范蠡就成了一个大富翁，号称“陶朱公”。文种大夫却不肯走，他说，你看我立了这么大的功劳，现在是摘桃子的时候了，我干吗要走啊？结果越王勾践送给他一把剑，同时带了这么一句话，勾践说，先生教给寡人七种杀人的办法，寡人只用了三种办法就把吴国给灭了，还剩下四种没有地方用啊，是不是你去先王那里试一试呢？文种一听就明白了，自杀了。这就是“鸟尽弓藏，兔死狗烹”的来历。楚汉之争结束后，功高震主的韩信成了刘邦的一块心病。项羽一死，刘邦马上便夺了韩信的兵权；公元前201年，刘邦又以谋反为名将韩信诱捕。韩信被抓时，仰天长叹，鸟尽弓藏，兔死狗烹。但刘邦此时并没有杀掉韩信，只是把他贬为淮阴侯。那么韩信到底是因为什么而被杀的呢？根据司马迁《史记》的记载，韩信被杀大概是这样的一个过程。在汉十一年，就是刘邦当了汉王的第十一年，也即他当了皇帝的第六年——这个时候西汉王朝也不过刚刚建立——发生了一件事情，一个叫陈的起兵造反，他自称“代王”，不是代替的“代”，而是代国之王。代在什么地方呢？是在现在的河北省境内。陈当时有很多军队和人马，而且他是养士的人，手下有很多英雄豪杰——陈这个人是很厉害的，走到哪儿随从他的车辆都有上千辆，很多人拥护他。听到陈反了的消息，刘邦勃然大怒，带领军队御驾亲征，去讨伐陈。这期间，韩信与陈有书信来往。韩信写信给陈说，你只管造反，兄弟我在京城给你做内应。而且他做了准备，准备把监狱里的人放出来，让他们去攻打皇宫——当时留守京城的人是吕后，就说把吕后抓起来杀了。这个事情被人告发了。告发的起因，是韩信手下有一个人犯了错误，被韩信关了起来，准备杀头。这个人的弟弟知道了这个情况，就向吕后通风报信，说韩信准备谋反。吕后说这个事情怎么办啊？把相国萧何找来商量，萧何就出了一个主意。萧何出了一个什么主意呢？他自己去找韩信，说前方传来了捷报，咱们皇上打了胜仗，现在群臣都要到皇宫里去祝贺。我们知道那个时候的通信是不发达、不方便的，前方有什么战事，韩信并不知道；那么萧何一说，韩信就相信了。但是韩信不去，韩信说，你看我一直在生病——因为前一段时间韩信闹情绪，一直装病不上朝——我连朝都不上的人，怎么能去呢？萧何说 ：“虽疾强入贺。”意思是，你虽然有病，但还是勉为其难去一趟吧 ；这么大的事情，大家都去祝贺，你不祝贺不好嘛！韩信觉得实在是推托不过，就勉勉强强进宫了，来到长乐宫。当时汉王朝的主要宫殿有两座：一座叫未央宫，是皇帝住的；一座是长乐宫，是皇后住的。因为这期间是吕后在主政，所以韩信来到长乐宫。长乐宫两边早就埋伏好了，韩信一进来，很多壮士一拥而上，把韩信捆了起来。吕后没有请示也没有汇报，也来不及了，当机立断，先斩后奏，把韩信杀了——斩之于长乐钟室，就是在长乐宫里面一个放编钟的房子里把韩信杀了；而且立即下令逮捕韩信的家人——“夷信三族”，就是将韩信父族、母族、妻族三族的人全部杀光。公元前196年，一个为大汉王朝的建立立下汗马功劳的韩信就这样被杀了。可以说，韩信之死不完全是因为功高盖主，不完全是因为“鸟尽弓藏，兔死狗烹”。因为他说这个话的时候，刘邦并没有杀他；而是因为他参与了一个谋反大案，被吕后所杀。临死之前，韩信仰天长叹，说了这么一句话：“吾悔不用蒯通之计，乃为儿女子所诈，岂非天哉！”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是说我后悔啊，我后悔当初没有听蒯通的建议，以至于落到今天这个下场，被小孩子、女人所欺，所谋杀，我真是追悔莫及！蒯通是个什么人？他给韩信出了什么计谋？他出此计谋是在什么时候？蒯通原来叫蒯彻，为了避汉武帝的讳，后来史家写做蒯通。蒯通这个人的身份，《史记》上的说法是叫范阳辩士，范阳在今天的河北省境内，大概蒯通祖上是范阳人；但同时《史记》也把这个蒯通称为齐之辩士，可见他活跃的地区是齐国，就是现在山东这个地方。什么叫做辩士呢？辩士就是谋士，就是靠辩论、说服、出谋划策来谋生的士，所以也叫说客。我们知道在春秋战国直至秦汉之交，社会上有一个阶层叫士，士是什么呢？就是低级贵族。贵族一共有四等，天子、诸侯、大夫、士。士和前三种贵族的区别在于什么地方呢？天子、诸侯、大夫都是有地盘的，有领地、有封地、有封国、封邑，而士是没有这些的，用现在的话说，士是没有不动产的。士有什么呢？第一，他有一个贵族身份。第二，一般来说士都有一技之长。比如说他有武艺，武功好，这个叫做武士；如果他有文才，文笔好，这个叫做文士；如果说他计谋好，那他就叫做谋士；如果他口才好，那他就叫做辩士——这些人就是靠出谋划策、耍嘴皮子游走于诸侯权贵之间的，今天给你出个主意，明天给他出个主意。他们是没有什么立场，没有什么是非的。他反正就是给你出主意，如果你采纳我的主意，我被你雇佣了，我是忠心耿耿给你谋划；如果我的主意你不听，byebye，我换一个老板。就像现在的什么策划大师、点子公司，也算是一种智力劳动吧。蒯通就是这样一个人，而且是非常有名的辩士，曾经到处游说，天下闻名。那么，蒯通是什么时候给韩信出的主意呢？公元前206年，秦朝灭亡，西楚霸王项羽和汉王刘邦双方为争夺全国的统治权，展开了历史上有名的“楚汉战争”。在楚汉相争的过程当中，韩信的军事天才得到了充分的展示，他在公元前203年攻下齐国七十二城，强迫刘邦封自己为齐王，成为刘、项之外举足轻重的第三种力量。对韩信来说，这确实是一个最好的造反机会。因为当时刘邦也好，项羽也好，都不敢得罪韩信啊！这些谋士、辩士是何许人也，都是机灵鬼啊，他还能看不清这个？于是他们呼呼啦啦地都跑去找韩信，第一个来的叫武涉。武涉是什么人呢？武涉是项羽手下的人，项羽把武涉派去就是想稳住韩信，让韩信守中立。但是，由于武涉是项羽的人，他的说服力是很有限的。第二个自动跳出来劝说韩信的就是蒯通。此时的蒯通本来就是韩信身边的谋士，而且韩信将齐国的七十二座城市全部打下来也是出自蒯通的主意，所以蒯通的说服力比较强，说话分量比较重。蒯通是这样去说服韩信的。他说，我这个人会看相。韩信说，你真的会看相吗？他说，是啊。韩信说，你给我看看。蒯通说，这个东西属于天机不可泄露。韩信说，好好好，左右的人，你们都出去。然后蒯通就对韩信说，相君之面不过封侯，而且会有危险——看你的脸是一个侯爵的水平，而且有风险；相君之背贵不可言——看你的背，背长得好，贵不可言。武涉和蒯通都来游说韩信，他们俩的意思差不多，主要有三层意思：第一层意思是说，韩信你现在的形势非常之好，在楚汉相争的这个战争中，你处于举足轻重的这样一种角色，这样一个分量。武涉是这么说的：“当今二王之事权在足下，足下左投则汉王胜，右投则楚王胜。”“当今二王之事权在足下”，权是权重，不是权利。什么叫做权呢？权就是秤砣，秤砣就叫做权。那个秤杆叫衡，把秤拎起来，什么样的情况全靠秤砣在移动。权的分量就叫做权重。现在你这个秤砣往左边移移，刘邦就赢了；往右边移移，项羽就赢了。所以叫“权在足下”。什么叫足下呢？足下是古人对朋友辈的一种尊称。古人的尊称有四种：陛下、殿下、阁下、足下。这四种称呼共同的一个意思就是：我不敢看你的脸，因为你地位太高，面子太大。见到皇帝我不敢看皇帝的脸，我只敢看你的台陛之下——大家知道皇帝的龙椅，就是那个宝座有一个台，台上面有台阶，那个台阶叫陛；见到太子或王子，我也不敢看你的脸，我只看你的宫殿之下；见到宰相，我也不敢看你的脸，我只敢看你的楼阁之下；见到尊贵的朋友，我也不敢看你的脸，我只敢看你的脚下，就是低头的意思。权在足下，就看足下的这个足往哪边走，这叫做举足轻重，你这一抬脚就有分量。/* 42 */第五讲 韩信被杀之谜(3)蒯通也有这样的意思，蒯通怎么说的呢？“当今两主之命悬于足下，足下为汉则汉胜，与楚则楚胜。”所以武涉和蒯通这两个人都有一个共同的意思：韩信你在这个关键时刻可得站稳了立场，你一定要做出正确的选择。在这个政治斗争当中，站队是非常重要的——站队站对了，青云直上，富贵荣华；站错了，身败名裂，没有翻身的余地——你要想好了。第二层意思，武涉和蒯通他们都说，你不能帮刘邦，为什么呢？因为刘邦的野心是很大的，他要兼并天下，他之所以重用你韩信是因为楚王项羽还在，他的头号敌人是项羽，他要用你来对付项羽；一旦项羽被他灭了，下一个轮到的就是你韩信。因此韩信的命运和项羽的命运是连在了一起的。由前面两个前提，将逻辑地得出第三个结论，那就是：你韩信既不要帮刘邦，也不要帮项羽。不能帮刘邦的道理很清楚，你帮了刘邦，把项羽灭了以后，刘邦下一个灭的就是你了；那么同样的道理，你帮了项羽，那么把刘邦灭了以后，也轮到灭你了。所以，最佳选择是什么呢？三分天下而王之，王（w坣g），就是称王的意思——干脆三分天下，鼎足而立，谁也不吃掉谁，大家都安全，天下也和平。这个建议如果被采纳了，中国的历史就得重写了。由于武涉是项羽派来的说客，他的说服力不强，所以韩信很简单地就把武涉给打发走了。如果说从项羽这边派来的武涉劝说韩信是有其军事目的的，那么韩信自己的谋士蒯通劝说他及早独立则是一心为其着想的。韩信是个军事天才，但是在陷入政治斗争的旋涡时却表现出了自己的犹豫。面对千载难逢的称王机会，韩信是如何权衡利弊的呢？韩信对武涉说：“臣事项王，官不过郎中，位不过执戟，言不听，画不用，故背楚而归汉。汉王授我上将军印，予我数万众，解衣衣我，推食食我，言听计用，故吾得以至于此。夫人深亲信我，我背之不祥，虽死不易。幸为信谢项王。”韩信说，武涉先生你是从项羽那儿来的，我韩信原来也在项羽麾下当差，项羽对我怎么样呢？官不过郎中，位不过执戟——郎中就是警卫员或者说侍卫官，整天拿着一个戟在他门口站岗。我出的主意他不听，我做的策划他不用，所以我才离开项王的。我来到汉王这边，汉王对我怎么样呢？授我上将军印，封我做三军总司令，给我那么多的人马，让我驰骋疆场建功立业，才有了我韩信的今天！何况汉王对我是这么的好——“解衣衣我，推食食我”——脱下自己的衣服给我穿，让出自己的饭菜给我吃。一个人对我这么好，这么亲，这么爱，我如果背叛他，那是不吉利的——“背之不祥，虽死不易”——我宁肯死也不会改变对汉王的一片衷心。对不起得很，武先生，请你代替我韩信谢谢项王吧。那么对蒯通呢？蒯通是韩信自己的谋士，他说话的分量就要重得多了。蒯通一共三次劝说韩信，第一次劝说韩信的意思和武涉是一样的，韩信的回答也是一样的：“汉王遇我甚厚，载我以其车，衣我以其衣，食我以其食。吾闻之，乘人之车者载人之患，衣人之衣者怀人之忧，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吾岂可以乡利倍义乎！”韩信说，汉王把他自己的车子给我坐，把他自己的衣服给我穿，把他自己的饭菜给我吃，我怎么能见利忘义呢？我怎么能够背叛他呢？蒯通就说了，你觉得汉王对你很好吗？恩重如山？你觉得你们俩亲如兄弟？唇齿相依？心心相印，休戚与共？不对吧，蒯通说，世界上没有什么永恒的友谊。比方说，越王勾践和他的大臣范蠡、文种关系好不好？铁不铁？文种和范蠡为越王勾践立下的功劳大不大？后来怎么样呢？野兽已尽而猎狗烹——野兽都打完了以后，猎狗还要它干什么，猎狗就煮着吃了——后来他们不就落得这个下场吗？难道说你韩信今天和汉王的关系就好得过越王勾践和文种的关系吗？靠得住吗？韩信说，哎，这个事你让我想想好吧，你让我想想。蒯通第三次去说服韩信，说，足下不可以再犹豫了，猛虎犹豫起来还不如蜜蜂一蜇。老虎厉不厉害？蒯通说如果老虎在那儿犹犹豫豫的话，还不如一只蜜蜂——蜜蜂当机立断，就是刺你一下，刺了算了。你不能这样犹豫，这是上天给你的一个极好的机会，是你成就大业的机会。你如果三分天下而王之，至少此刻可以保平安，将来条件成熟了以后你可以得天下。你进退自如，为什么偏偏一条道儿走到黑呢？蒯通当时说了这样的话：“天与弗取，反受其咎；时至不行，反受其殃。”意思就是说，上天给你的你不拿，那是要带来灾难的；时机成熟了你不做，那是要带来灾殃的。总之你不能犹豫。他又说了一句：“功者难成而易败，时者难得而易失。”功就是功名、功业、事业。一个人的功业或事业成功往往很难，但是要失败却很容易。就像通常老百姓说的那样——这个事咱做不好还不能往坏里做，失败是很容易的事情。时是什么？时是时机、机遇。时机、机遇这个东西很难得到，却很容易丢掉。我们讲机遇，机遇就是可遇而不可求的，有些人可能一辈子都碰不到机遇，是不是？那么一旦机遇来了，你应该紧紧地抓住它，你不抓住，它马上就没有了，转眼即逝。所以蒯通说：“时乎时不再来！”机遇啊机遇啊，它是不会再来的。天底下哪儿有这种事：老天爷给你一次机遇你错过了，再给你一次再错过，再给你一次……就瞅着你给了，不可能的，“愿足下详察之”。韩信面对蒯通三次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的劝说，表现出了自己的优柔寡断，没有像指挥作战时那般叱咤风云。从某种意义上说，韩信承认了自己是一个将才而刘邦是一个帅才，他没有勇气逾越从“将”到“帅”的界限。毕竟，当“帅”要面对着项羽、刘邦两大强敌的阻碍。如果保持现状，韩信则可以心安理得，因为他坚信刘邦不会抹杀自己的功劳，再加上韩信也忘不了刘邦对他的知遇之恩，所以他没有称王。韩信不称王只是简单的报恩吗？这里面有什么深层的原因吗？韩信当时不愿意背叛刘邦的理由是什么？就是他对蒯通说的那段话：“乘人之车者载人之患，衣人之衣者怀人之忧，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这个回答比他对武涉的那个说法高了一个层次，更为深刻。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坐了人家的车子，那就要把人家的患难也背在自己的身上，因为他已经用他的车子背过我了；穿了人家的衣服，那就要把人家的忧虑也当做自己的忧虑，放在自己的心怀里面；吃了人家的东西，就要用生命去报答，宁肯死也要完成人家的事情。“死人之事”，这是一个很高的要求，那已经不是简单的知恩图报或“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的问题，而是要用生命去报答。这是为什么？因为中国文化有这么一个观念——食物是生命之源，谁给我们东西吃就等于给了我们生命。谁给了我们生命？当然按现代科学的观点，是母亲给了我们生命，生育了我们。但是你要想想，比如一个小孩子，尚且在婴儿期，他能知道自己是谁生的吗？他不可能知道，他知道什么呢？他只知道谁给他吃的。而一般地说，孩子都是母亲用母乳来哺育的，谁给他奶吃他就认谁做母亲，这就叫“有奶便是娘”。其实历史上很多人都是和奶妈亲，包括历史上一些皇帝，都是跟奶妈亲，因为他是吃奶妈的奶长大的。中国很多地区把这个奶就叫做妈妈，吃奶就叫做“吃妈妈”，那是生命的源泉。所以凡是给了我们生命的源泉——包括我们肉体的生命，包括我们精神的生命——我们都称之为母亲，比如“母亲河”、“母校”、“祖国母亲”……都是生命的赋予者。同样的，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共衣是一种很重很重的情分。因为中国人有一个观念，自己的衣服是不能随便给人穿的，尤其是女人。为什么呢？因为衣服是最贴身的，它已经构成我们“文明人”身体的一部分，做一个“文明人”不能赤身裸体的，必须要穿衣服，它代表我的身份，甚至代表我的性格、我的心理，它是我身体的代表。如果我把我的衣服给人穿，这叫做以身相许。《诗经》里面有一首诗说：“岂曰无衣？与子同袍。”意思是说：谁说我们没有衣服穿，我跟你共一件战袍。同袍就是同胞啊，我们说骨肉同胞，海峡两岸骨肉同胞，那“胞”是什么？“胞”就是衣、胞衣，就是小孩子生下来外面的那个胞衣。所以同袍就是同胞，同衣就是同依，依靠的“依”。我们看《红楼梦》里面有一个情节，就是晴雯因为王夫人讨厌她，说她长得像狐狸精，狐媚，肯定是勾引我们家哥儿了，撵出去，撵回家去。结果她又穷又苦又生病，不久于人世，奄奄一息，宝玉偷偷地去看她，两个人泪流满面。晴雯已经是到生命的最后时刻了，挣扎着在被子里面把自己贴身的内衣脱下来交给宝玉，宝玉接过来以后，立刻明白了晴雯的心思，把自己的外衣也脱了，把晴雯的内衣紧紧地穿在自己身上。晴雯说，这样一来我就死可瞑目了，要不然我真是枉担了一个虚名。所谓枉担的虚名是什么意思呢？是王夫人怀疑她跟宝玉两个人那个了，其实晴雯是清白的，她和宝玉两个没那个，跟宝玉那个的是袭人。但这样一来，我晴雯的内衣宝玉穿过了，就等于我晴雯和宝玉两个的身体已经贴在一起过了，那么我背这个罪名也不冤枉了。你说，共一件衣服是多么重的情分啊？那么刘邦能够把自己的衣服脱下来给韩信穿，韩信感恩戴德，永志不忘，不能背叛。这当然是中国文化中的心理通则，但是对于韩信来说还有一层特殊性，特殊在什么地方呢？就是韩信早年时挨过饿，挨过冻，是曾经没饭吃没衣服穿的人，遇到一个诸侯王，居然把自己的衣服给他穿，把自己的饭给他吃，韩信的这份感激简直是难以言表。于是，我们发现，要解答韩信不肯背叛刘邦而终于背叛刘邦这个谜团，我们还必须弄清楚韩信的身世。他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早年有什么样的遭遇？后来又是因为什么样的原因走上一条这样的人生道路呢？请看下一讲《韩信身世之谜》。韩信在最有可能反叛成功的时候拒绝背叛刘邦，因为刘邦“载我以其车，衣我以其衣，食我以其食”。这不仅因为他是一个感恩重义的人，也是因为他曾历尽坎坷。作为一个破落的低级贵族，韩信早年的生活是什么样的？他有一些怎样的遭遇？这些遭遇对于他的性格和命运产生了什么影响？他一直在等待一个时机，最终也遇到了一个伯乐，这就是萧何。韩信的荣辱成败写就了那一段最辉煌的历史篇章。韩信是西汉的开国功臣，也是第一个被杀的功臣。那么韩信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有一个什么样的出身呢？《史记》为韩信作过一个传叫《淮阴侯列传》，列传一开头就说，淮阴侯韩信者，淮阴人也，始为布衣时，贫，好带刀剑。这些话告诉我们这样一些信息：第一，韩信曾经是布衣。什么叫布衣呢？就是没有官职的人——有官职的人可以穿锦，而没有官职的人只能穿布。但是请大家注意，这布可不是现在的纯棉，因为那个时候咱们中国还没有棉花，这个布是麻布。第二，韩信没有钱。贫，古代的贫是没有钱财的意思；穷，是没有官职的意思——在上古的时候，“贫”、“穷”两个字是两个概念。我们现在看到，韩信是既没有钱也没有官职，所以可以说他是贫穷。第三个信息告诉我们，韩信好带刀剑。那么他是带刀还是带剑呢？我的结论是：韩信带的是剑。为什么呢？因为古汉语为了好听，往往要用两个字，而第一个字又往往是虚指的。比方说缓急，没有缓，只有急；所以“刀剑”，我认为没有“刀”只有“剑”。而且在后面司马迁还写道，项梁项羽起义以后，韩信“仗剑从之”——拎着一把剑就参军了，可见韩信平时是带剑的。这个信息又告诉我们什么呢？告诉我们韩信有贵族身份。因为在那个时候，只有有贵族身份的人才有资格带剑——当时冶金技术并不高，铸一把好剑很不容易。我们去看一些古代文献或者看一些古代故事，往往说一把宝剑铸不出来之后，非得有一个人跳到炉子里面去，才能铸出来一把好剑，所以剑是很高贵的。我们看武侠小说，里面大侠大多用剑，你看有没有一个大侠用斧头或是用两把铁锤的？那不成体统。只有一身长衫，手上拿一卷书，这儿佩一把高贵的剑，才显得风流潇洒。由此我们得出一个结论，韩信可能是个破落贵族。那么问题就来了，作为一个破落贵族，韩信的少年时代是怎样度过的？他又有一些什么遭遇呢？司马迁告诉我们，韩信这个人有着贵族身份，还有一把剑——我猜测这剑可能是祖传的，韩信他肯定买不起——却既没有什么德行又没有什么本事，史书上的说法叫做“无行不得推择为吏”，就是说韩信他没有什么良好的社会表现，因此地方上招募低级公务员——叫“吏”——的时候大家都不招他。然后又说，韩信不能“治生商贾”。什么叫商贾呢？商就是流动着贩卖商品的人，贾就是开一个店铺有固定地址卖东西的人，这叫做“行商坐贾”。韩信他没有这个本事，不会做生意——既不能做行商，也不能做坐贾，那他该怎么吃饭呢？韩信是“从人寄食”，就是他只能到人家家里去混饭吃、蹭饭吃，所以“人多厌之者”，就是当地的人都很讨厌他。一个大男人，整天挎把剑，啥也干不了，到处混饭吃，这样一个人会讨人喜欢吗？韩信经常去混饭吃的一家叫做南昌亭长，亭长是一个什么样的职务呢？当时的制度叫做十里为亭、十亭为乡，就是十个村子合起来叫做一亭，十个亭合起来叫做一乡。那么可以推测出来亭长比乡长低半级，比村长要高半级，这人是这么个职务。这个亭叫南昌亭，并不是我们现在江西省的南昌市，是截然不同的两个概念。这个南昌亭长大概多少有点钱，韩信就老到他家里去混饭吃，天天去吃，吃得这个南昌亭长的老婆一肚子气。最后，南昌亭长的老婆就想了一个办法：半夜起来做饭，天亮之前把饭端到床上，全家人吃光。韩信早上起床，摇摇荡荡来吃饭，一看饭已经吃完了。韩信当然明白了，人家是讨厌他了，他一赌气，就和南昌亭长绝交了——我不跟你玩儿了——他脾气还大得很。然后他跑去干什么？跑到河边去钓鱼。你想想他这种没本事的人，我估计那鱼大概也是钓不上来的。正好，河边有几个洗絮的老大娘，叫做漂母——那个时候丝绵的棉絮要到河里面洗一洗。这些漂母每天来洗絮的时候都自己带饭，其中有一个一看韩信没饭吃，可怜他，就把自己带的饭分给他吃，每天去洗絮就每天分饭给韩信吃。有一天她漂絮的工作做完，就跟韩信说，明天我就不来了，以后吃饭的问题你自己想办法吧。韩信说，谢谢大娘，将来我一定厚报您。漂母说，大丈夫不能自食其力，还说什么厚报？我不过是同情你罢了，你还说这种大话？
史记》是我国最早的纪传体通史.这部书共一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多字.此书也开创了纪传体史书的形式,对后来历朝历代的正史,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我们先谈《史记》。读它，我有一个感觉，就是我是在和活人谈话。司马迁，好人。好人经常倒霉，我对他很同情，也很佩服，觉得他这一辈子没有白活。 《史记》是一部什么样的书？大家都知道，它是一部史书，而且是史部第一，就像希罗多德之于希腊，我们也是把司马迁当“史学之父”。但此书之意义，我理解，却并不在于它是开了纪传体的头。相反，它的意义在哪儿？我看，倒是在于它不是一部以朝代为断限，干巴巴罗列帝王将相，孳孳于一姓兴亡的狭义史书，像晚于它又模仿它的其他二十多部现在称为“正史”的书。我欣赏它，是因为它视野开阔，胸襟博大，早于它的事，它做了总结；晚于它的事，它开了头。它是一部上起轩辕，下迄孝武，“究天人之际，穷古今之变”的“大历史”。当时的“古代史”、“近代史”和“当代史”，它都讲到了。特别是他叙事生动，笔端熔铸感情，让人读着不枯燥，而且越想越有意思。 司马迁作《史记》，利用材料很多。它们不仅有“石室金匮”（汉代的国家图书馆兼档案馆）收藏的图书档案，也有他调查采访的故老传闻，包含社会调查和口头史学的成分。学者对《史记》引书做详细查证，仅就明确可考者而言，已相当可观。我们现在还能看得到的早期古书，它几乎都看过。我们现在看不到的古书，即大家讲的佚书，更是多了去。这些早期史料，按后世分类，主要属于经、子二部，以及史部中的“古史”。经书，其中有不少是来自官书旧档，年代最古老。它们经战国思想过滤，同诸子传记一起，积淀为汉代的“六艺之书”和“六家之学”。司马迁“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是我们从汉代思想进窥先秦历史的重要门径。不仅如此，它还涉及诗赋、兵书、数术、方技，包含后世集部和子部中属于专门之学的许多重要内容，同时又是百科全书式的知识总汇。它于四部仅居其一，但对研究其他三部实有承上启下（承经、子，启史、集）的关键作用。借用一句老话，就是“举一隅而三隅反”。据我所知，有些老先生，不是科举时代的老先生，而是风气转移后的老先生，他们就是拿《史记》当阅读古书的门径，甚至让自己的孩子从这里入手。比如大家都知道，王国维和杨树达，他们的古书底子就是《史》、《汉》。所以，我一直认为，这是读古书的一把钥匙，特别是对研究早期的学者，更是如此。读《史记》，除史料依据，编纂体例也很重要。这本书的体例，按一般讲法，是叫“纪传体”，而有别于“编年体”（如鲁《春秋》、《左传》、《纪年》及后世的《通鉴》）和“纪事本末体”（如《国语》、《国策》和后人编的各种纪事本末）。但更准确地说，它却是以“世系为经”，“编年”、“纪事”为纬，带有综合性，并不简单是由传记而构成，在形式上，是模仿早期贵族的谱牒。司马迁作史，中心是“人”，框架是“族谱”。它是照《世本》和汉代保存的大量谱牒，按世系分衍，来讲“空间”（国别、地域、郡望）和“时间”（朝代史、国别史和家族史），以及“空间”、“时间”下的“人物”和“事件”。它的十二本纪、三十世家、七十列传，“本纪”是讲“本”，即族谱的“根”或“主干”；“世家”是讲“世”，即族谱的“分枝”；“列传”是讲“世”底下的人物，即族谱的“叶”。这是全书的主体。它的本纪、世家都是分国叙事、编年叙事，用以统摄后面的列传。本纪、世家之外，还有“十表”互见，作全书的时空框架。其“纪传五体”，其中只有“八书”是讲典章制度，时空观念较差，属于结构性描述。原始人类有“寻根癖”，古代贵族有“血统论”，春秋战国“礼坏乐崩”，但“摆谱”的风气更盛（“世”在当时是贵族子弟的必修课），很多铜器铭文，都是一上来就“自报家门”，说我是“某某之子某某之孙”。司马迁虽生于布衣可取卿相的汉代，但他是作“大历史”。他要打通古今，保持联贯，还是以这样的体裁最方便。这是我们应该理解他的地方。 司马迁作《史记》，其特点不仅是宏通博大，具有高度概括性，而且更重要的是，它还能以“互文相足之法”，节省笔墨，存真阙疑，尽量保存史料的“鲜活”。比如初读《史记》的人，谁都不难发现，它的记述往往自相矛盾，不但篇与篇之间会有这种问题，就是一篇之内也能摆好几种说法，让人觉得莫衷一是。但熟悉《史记》体例的人，他们都知道，这是作者“兼存异说”，故意如此。它讲秦就以秦的史料为主，讲楚就以楚的史料为主，尽量让“角色”按“本色”讲话。这非但不是《史记》的粗疏，反而是它的谨慎。如果吹毛求疵，给《史记》挑错，当然会有大丰收，但找错误的前提，首先也是理解。 《史记》这部书伟大，它的作者更伟大。我们“读其书而想见其为人”，一定要读他的《太史公自序》和《报任安书》。《太史公自序》当然很重要，因为只有读这篇东西，你才能了解他的学术背景和创作过程，知道他有家学渊源、名师传授，“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人生老道，所以文笔也老道。但我们千万不要忽略，他还有一封《报任安书》。如果我们说《太史公自序》是司马迁的“学术史”，那么《报任安书》就是他的“心灵史”。为什么呢？因为这是一篇“欲死不能”之人同“行将就死”之人的心灵对话，每句话都掏心窝子，里面浸透着生之热恋和死之痛苦。其辗转于生死之际的羞辱、恐惧和悲愤，五内俱焚、汗发沾背的心理创伤，非身临其境者，绝难体会。小时候读《古文观止》，我总以为这是最震撼人心、催人泪下的一篇。 司马迁为“墙倒众人推”的李将军（李陵）打抱不平，惨遭宫刑，在我看来，正是属于鲁迅所说敢于“抚哭叛徒”的“脊梁”。他和李将军，一个是文官，一个是武将，趣舍异路，素无杯酒交欢，竟能舍饭碗、性命不顾，仗义执言，已是诸、刿之勇不能当。而更难的是，他还能在这场“飞来横祸”之后，从命运的泥潭中撑拄自拔，发愤著书，成就其名山事业。读《报任安书》，我有一点感想：历史并不仅仅是一种由死人积累的知识，也是一种由活人塑造的体验。这种人生体验和超越生命的渴望，乃是贯穿于文学、艺术、宗教、哲学和历史的共同精神。史家在此类“超越”中尤为重要。它之所以能把自身之外“盈虚有数”的众多生命汇为波澜壮阔的历史长河，首先就在于，它是把自己的生命也投射其中。我想，司马迁之为司马迁，《史记》之为《史记》，人有侠气，书有侠气，实与这种人生经历有关。一帆风顺，缺乏人生体验，要当历史学家，可以；但要当大历史学家，难（我以为，“大历史”的意义就在通古今，齐生死）。 以个人荣辱看历史，固然易生偏见，但司马迁讲历史，却能保持清醒客观，即使是写当代之事，即使是有切肤之痛，也能控制情绪，顶多在赞语中发点感慨，出乎人生，而入乎历史，写史和评史，绝不乱掺乎。 对司马迁的赞语和文学性描写，我很欣赏。因为恰好是在这样的话语之中，我们才能窥见其个性，进而理解他的传神之笔。例如，在他笔下，即使是“成者为王”的汉高祖也大有流氓气，即使是“败者为贼”的项羽也不失英雄相。就连当时的恐怖分子，他也会说“不欺其志，名垂后世”；就连李斯这样的“大坏蛋”，他也会描写其临死之际，父子相哭，遥想当年，牵黄犬，逐狡兔的天伦之乐。很多“大人物”写得就像“小人物”一样。 同司马迁的“发愤著书”有关，《李将军传》也值得一读（有趣的是，它是放在《匈奴传》和《卫将军传》的前边）。他讲李陵之祸，着墨不多，对比《汉书》，好像一笔带过。这种省略是出于“不敢言”还是“不忍言”，我们很难猜测。但他在赞语中说： 传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其李将军之谓也？余睹李将军，悛悛如鄙人，口不能道辞。及死之日，天下知与不知，皆为尽哀。彼其忠实心诚信于士大夫也？谚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此言虽小，可以谕大也。 一个个耐人寻味的小故事编织成了世世代代流传的史记. 司马迁笔下的人物个个栩栩如生,有着鲜明的个性.生动的语言,优美的文字让读者读起来仿佛置身于一个个优美的意境中.随着情节的起伏,我的心情也在为之而改变.喜着主人公的喜,忧着主人公的忧,感受着主人公的感受.轻松幽默的语言,紧张刺激的情节,仿佛把我带到了那个遥远的时代.各个时代的背景特色;各个国家的风土人情;各个民族的风俗习惯,在《史记》中表现得淋漓尽致,绘声绘色. 看《史记》就仿佛在作一次足不出户的历史旅行,领略了那个时代的一切,回顾了各种令人难以忘怀的历史事件.体会了当时人们的思想感情. 看《史记》就仿佛在读一本有趣的故事书.生动形象的历史人物有声有色的为你讲述他们身上发生的有趣的故事,带领你进入他们的世界. 看《史记》就仿佛在和一个历史学家面对面的谈话.深深的被他那准确到位的语言所打动.在不知不觉中也增长了必要的历史知识,丰富了头脑. 《史记》是一本既生动有趣又能增长知识的值得一看的好书.
《史记》是中国西汉时期的历史学家司马迁撰写的史学名著，原称《太史公记》。列“二十四史”之首，《史记》是中国古代最著名的古典典籍之一，与后来的《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合称“前四史”。 《史记》记载了上自中国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代，下至汉武帝元狩元年（公元前122年），共3000多年的历史。作者司马迁以其“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史识，使《史记》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 《史记》全书包括十二本纪（记历代帝王政绩）、三十世家（记诸侯国和汉代诸侯、勋贵兴亡）、七十列传（记重要人物的言行事迹主要叙人臣）、十表（大事年表）、八书（记各种典章制度记礼·乐·音律·历法·天文·封禅·水利·财用），共一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余字。 《史记》最初没有固定书名，或称“太史公书”，或称“太史公记”，也省称“太史公”。“史记”本来是古代史书的通称，从三国时期开始，“史记”由史书的通称逐渐成为“太史公书”的专称。 《史记》对后世史学和文学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影响。其首创的纪传体编史方法为后来历代“正史”所传承。同时，《史记》还被认为是一部优秀的文学著作，在中国文学史上有重要地位，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有很高的文学价值。刘向等人认为此书“善序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俚”。[编辑本段]【作者简介】 司马迁司马迁（公元前145年～公元前90年），西汉史学家、思想家、文学家。字子长，左冯翊夏阳（今陕西韩城南芝川镇）人。著有《史记》，《汉书·艺文志》著录有《司马迁赋》八篇；《隋书·经籍志》有《司马迁集》一卷。 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任太史令，写古今通史的愿望没有实现，临终要司马迁完成其夙愿。后来，司马迁继任父亲太史令之职，开始写《史记》，十多年后，终于完成。 司马迁早在20岁时，便离开首都长安遍踏名山大川，实地考察历史遗迹，了解到许多历史人物的遗闻轶事以及许多地方的民情风俗和经济生活。 汉武帝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司马迁38岁时，正式做了太史令，有机会阅览汉朝官藏的图书、档案以及各种史料。他一边整理史料，一边参加改历。等到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我国第一部历书《太初历》完成，司马迁就开始撰写《史记》。 汉武帝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司马迁因为替李陵辩护，而被关入监狱，并处以宫刑。太始元年（公元前96年）司马迁出狱，后当了中书令。直到汉武帝征和二年（公元前91年），《史记》全书得以完成。 作者年表 公元前145年（汉景帝中元五年），生于龙门。 公元前140年（汉武帝建元元年），6岁，父亲司马谈任太史令。《太史公自序》：“谈为太史公，仕于建元元封之间。太史公既掌天官，不治民。” 公元前136年（汉武帝建元五年），10岁，在夏阳耕读。《太史公自序》：“耕牧河山阳，年十岁，则诵古文。” 公元前135年（汉武帝建元六年），11岁。窦太后死，汉武帝罢黜黄老之言，发动尊儒。 公元前134年（汉武帝元光元年），12岁。是年董仲舒上“天人三策”。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司马迁时在夏阳耕读，时在长安求学。 公元前127年（汉武帝元朔二年），19岁，从夏阳迁居长安。从孔安国学《尚书》，从董仲舒学《春秋》。孔安国为侍中。 公元前126年（汉武帝元朔三年），20岁，开始外出游历，回长安后，为汉武帝近侍郎中，随汉武帝到过平凉、崆峒，又奉使巴蜀。 公元前110年（汉武帝元封元年），36岁。汉武帝封禅泰山，司马谈病死洛阳。司马迁到泰山参加封禅。 公元前108年（汉武帝元封三年），38岁，正式做太史令，一边整理史料，一边参加改历。 公元前104年（汉武帝太初元年），42岁，《太初历》完成，开始编写《史记》。 公元前99年（汉武帝天汉二年），47岁，汉武帝攻打匈奴，骑都尉李陵投降。司马迁为其辩护，下狱，遭宫刑。(不过《史记》一半左右都是在他入狱的时间中完成的) 公元前96年（汉武帝太始元年），50岁，汉武帝改元大赦。司马迁出狱后当了中书令。 公元前91年（汉武帝征和二年），55岁，《史记》全书完成。[编辑本段]【成书原因】 司马迁著《史记》，其史学观念在于“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司马迁探求的天人之际，并非承认天的神秘力量，而是重视天人之间关系的演变，从而了解 “古今之变” 的关键，探求出历史动态发展变化的层面，最终完成“一家之言”。而他的撰述动机，主要有以下三方面： 一、司马迁为了继承其父司马谈编订史书的遗志，完成撰述《史记》的宏愿 司马氏世代为太史，为继承孔子撰述《春秋》的精神，整理和论述上代历史。《隋书·经籍志》说：“谈乃据《左氏春秋》、《国语》、《世本》、《战国策》、《楚汉春秋》，接其后事，成一家之言。”可见司马谈有意继续编订《春秋》以后的史事。 元封元年，汉武帝进行封禅大典，司马谈身为太史令，却无缘参与当世盛事，引为终生之憾，忧愤而死。他死前将遗志嘱咐儿子司马迁说：“今天子接千岁之统，封泰山，而余不得从行，是命也夫！余死，汝必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司马迁则回答道：“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可知司马迁乃秉承父亲的遗志完成史著。 而《史记》以《封禅书》为其八书之一，即见其秉先父之意。 二、司马迁想继承《春秋》精神 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说：：“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此正暗示其有明道义，显扬志业人物的使命。 《春秋》的下限，到鲁哀公获麟之年，此后的史事就没有完整的史籍记载。司马迁是绍继《春秋》，并以汉武帝元狩元年“获麟”及太初元年改历下限，撰写史记。 然而，司马迁继承《春秋》，不仅是要形式上承继周公以来的道统，而且是重视《春秋》的性质，他在《太史公自序》说：“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春秋》以道义，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 可见司马迁对“春秋之义”和“春秋笔法”心仪已久，这是他要承孔子的真意、秉承《春秋》褒贬精神，撰述《史记》。 三、司马迁要肩负史家职责 司马谈早有整理上代历史的计划，可惜却“发愤而卒”，临终前叮嘱司马迁，认为“自获麟以来，史记放绝。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甚多，司马迁身为太史公，有完成论载上代历史的任务。 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也指出身为太史的职责说：“且余尝掌其官，废明圣盛德不载，灭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不述，隳先人之言，罪莫大焉。”因此，司马迁一心秉承先人世传及“述往事以思来者”的责任感，决意撰述《史记》。 在《报任安书》中也透露著述《史记》的目的，他说“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可见他不但要完成太史令的责任，更要尽史学家的职责。 【成书原因】 司马迁著《史记》，其史学观念在于“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司马迁探求的天人之际，并非承认天的神秘力量，而是重视天人之间关系的演变，从而了解 “古今之变” 的关键，探求出历史动态发展变化的层面，最终完成“一家之言”。而他的撰述动机，主要有以下三方面： 一、司马迁为了继承其父司马谈编订史书的遗志，完成撰述《史记》的宏愿 司马氏世代为太史，为继承孔子撰述《春秋》的精神，整理和论述上代历史。《隋书·经籍志》说：“谈乃据《左氏春秋》、《国语》、《世本》、《战国策》、《楚汉春秋》，接其后事，成一家之言。”可见司马谈有意继续编订《春秋》以后的史事。 元封元年，汉武帝进行封禅大典，司马谈身为太史令，却无缘参与当世盛事，引为终生之憾，忧愤而死。他死前将遗志嘱咐儿子司马迁说：“今天子接千岁之统，封泰山，而余不得从行，是命也夫！余死，汝必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司马迁则回答道：“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可知司马迁乃秉承父亲的遗志完成史著。 而《史记》以《封禅书》为其八书之一，即见其秉先父之意。 二、司马迁想继承《春秋》精神 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说：：“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此正暗示其有明道义，显扬志业人物的使命。 《春秋》的下限，到鲁哀公获麟之年，此后的史事就没有完整的史籍记载。司马迁是绍继《春秋》，并以汉武帝元狩元年“获麟”及太初元年改历下限，撰写史记。 然而，司马迁继承《春秋》，不仅是要形式上承继周公以来的道统，而且是重视《春秋》的性质，他在《太史公自序》说：“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春秋》以道义，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 可见司马迁对“春秋之义”和“春秋笔法”心仪已久，这是他要承孔子的真意、秉承《春秋》褒贬精神，撰述《史记》。 三、司马迁要肩负史家职责 司马谈早有整理上代历史的计划，可惜却“发愤而卒”，临终前叮嘱司马迁，认为“自获麟以来，史记放绝。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甚多，司马迁身为太史公，有完成论载上代历史的任务。 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也指出身为太史的职责说：“且余尝掌其官，废明圣盛德不载，灭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不述，隳先人之言，罪莫大焉。”因此，司马迁一心秉承先人世传及“述往事以思来者”的责任感，决意撰述《史记》。 在《报任安书》中也透露著述《史记》的目的，他说“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可见他不但要完成太史令的责任，更要尽史学家的职责。[编辑本段]【最激动人心的思想】 表现进步的民族观 进步的经济思想 强烈的民主性批判性 贯穿全书的豪迈的人生观，生死观，价值观[编辑本段]【创作态度】 严谨实录 司马迁撰写史记，态度严谨认真，实录精神是其最大的特色。他写的每一个历史人物或历史事件，都经过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并对史实反复作了核对。 汉朝的历史学家班固说，司马迁“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也就是说，他的文章公正，史实可靠，不空讲好话，不隐瞒坏事。这便高度评价了司马迁的科学态度和《史记》的记事翔实。 客观公正 司马迁坚持“实录”精神，在给人物作传记时，并不为传统历史记载的成规所拘束，而是按照自己对历史事实的思想感情记录。 从最高的皇帝到王侯贵族，到将相大臣，再到地方长官等等，司马迁当然不会抹杀他们神奇、光彩的一面，但突出的是揭露他们的腐朽、丑恶以及对人民的剥削和压迫。尤其揭露了汉代统治阶级的罪恶。 司马迁虽是汉武帝的臣子，但对于汉武帝的过失，司马迁丝毫没有加以隐瞒，他深刻揭露和批判了当时盛行的封禅祭祖、祈求神仙活动的虚妄。在《封禅书》中，他把汉武帝迷信神仙，千方百计祈求不死之药的荒谬无聊行为淋漓尽致地描绘了出来。 评价分明 项羽司马迁想为封建统治者提供历史的借鉴作用，反映的是真实的历史，这是非常可贵的。 本着实录的精神，司马迁在选取人物时，并不是根据其官职或社会地位，而是以其实际行为表现为标准。比如，他写了许多诸如游侠、商人、医生、倡优等下层人物的传记。在司马迁心目中，这些人都有可取之处。 司马迁首创了以人载事，始终叙述一个人生平事迹的写法。着重写其“为人”，并注意其“为人”的复杂性，是司马迁的笔法。他在作传时，把自己的看法寓于客观的事实叙述之中，来表示自己对人物的爱憎态度。 比如项羽这个人物，司马迁同情他，以非常饱满的热情来写这位失败英雄。他既称赞项羽的骁勇，又对他的胸无大志、残暴自恃作出批评。可是，在《项羽本纪》中，司马迁并没有发议论，但是他对项羽的爱憎态度却于叙事之中明显地表现了出来。这便是司马迁作传的最大特点，即真实性和倾向性的统一。[编辑本段]【内容体例】 内容结构 《史记》是一部纪传体通史，全书共一百三十篇，有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五十二万六千五百一十五字。其中的本纪和列传是主体。 “本纪”是全书提纲，按年月时间记述帝王的言行政绩。 “表”用表格来简列世系、人物和史事。 “书”则记述制度发展，涉及礼乐制度、天文兵律、社会经济、河渠地理等诸方面内容。 “世家”记述子孙世袭的王侯封国史迹和特别重要人物事迹。 “列传”是重要人物和少数民族的传记。 文章内容 《史记》的文章可分成两个部分：前面的正文是人物的生平描述，这部分皆以代表性事件或逸事衔接交杂而成；正文后面会加上作者的评论或感想，通常以“太史公曰”为起头，内容或有作者的个人经历，或有对人物的评价，或有收集资料的过程，但仍以评论题材人物的性格与行事为主，这也呼应司马迁在自序中“究天人之际”的写作目标。 编撰主旨 按司马迁所说，编写的宗旨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究天人之际”：是探究天道和人事的关系，作者批判了原来的“神意天命论”，提出了“帝王中心论”。 “通古今之变”：即探究历史的发展实况及其规律。 参考内容 《史记》参考了众多典籍，如《左传》、《国语》、《世本》、《战国策》、《楚汉春秋》和诸子百家等，同时参考档案、民间古文书籍。司马迁还亲自采访，进行实地调查，然后对材料精心选择使用，治学态度异常严谨。 汉代之前的历史著作在内容、史事、材料、作者编撰水平上都无法和《史记》相比。《史记》不但规模巨大，体系完备，而且对此后的纪传体史书影响很深，历朝正史基本都用这种体裁撰写。同时，书中的文字生动性，叙事的形象性也是成就最高的。 体例结构 本纪 实际上就是帝王的传记，因为帝王是统理国家大事的最高的首脑，为他们作纪传而名之曰“本纪“，正所以显示天下本统之所在，使官民行事都有一定的纲纪的缘故。同时，也是全书的总纲，是用编年体的方法记事的。在“本纪”的写作中，司马迁采取了详今略远的办法，时代愈远愈略，愈近愈详。 “本纪”托始黄帝，是因为黄帝是中华民族的始祖，又是“正名百物”的祖师。将项羽列入“本纪”，一是秦汉间几年“政由羽出”，一是推崇其人格。� 书 是记载历代朝章国典，以明古今制度沿革的专章，非是熟悉掌故的史家，是无法撰写成书的。班固《汉书》改称“志”，成为通例。“书”的修撰，为研究各种专门史提供了丰富的资料。 孔子世家 是记载诸侯国之事的。这因诸侯开国承家，子孙世袭，也就给了他们的传记叫做世家。从西周的大分封开始，发展到春秋、战国，各诸侯国先后称霸称雄，盛极一时，用“世家”体裁记述这一情况，是非常妥当的。 司马迁把孔子和陈涉也列入“世家”，是一种例外。孔子虽非王侯，但却是传承三代文化的宗主，更何况汉武帝时儒学独尊，孔子是儒学的创始人，将之列入“世家”也反映了思想领域的现实情况。 至于陈涉，不但是首先起义亡秦的领导者，且是三代以来以平民起兵而反残暴统治的第一人，而亡秦的侯王又多是他建置的。司马迁将之列入“世家”，把他的功业和汤放桀，武王伐纣，孔子作《春秋》相比，将他写成为震撼暴秦帝国统治、叱咤风云的伟大历史英雄，反映了作者进步的历史观。 列传 是记载帝王、诸侯以外的各种历史人物的。有单传，有合传，有类传。 单传是一人一传，如《商君列传》、《李斯列传》等。 合传是记二人以上的，如《管晏列传》、《老庄申韩列传》等。 类传是以类相从，把同一类人物的活动，归到一个传内，如《儒林列传》、《循吏列传》、《刺客列传》等。 司马迁把当时我国四周少数民族的历史情况，也用类传的形式记载下来，如《匈奴列传》、《朝鲜列传》、《大宛列传》等，这就为研究我国古代少数民族的历史，提供了重要的史料来源。[编辑本段]【全书篇目】 本纪
司马迁（约前145～前90年)，卒于公元前90年，56岁终。字子长，我国西汉伟大的史学家、文学家，所著《史记》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被鲁迅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民国，鲁迅）。司马迁是西汉夏阳龙门人。夏阳（今陕西韩城南），县名，靠近龙门。所以司马迁自称“迁生龙门”（太史公自序）。龙门，龙门山，很有名气。传说大禹曾在龙门开山治水。龙门山的南面是黄河。司马迁的家正好在黄河、龙门之间。当地名胜古迹很多。司马迁从小在饱览山河名胜的同时，也有机会听到许多历史传说和故事。 发愤著《史记》 司马迁从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被封为太史令后开始阅读、整理史料，准备写作，到太始四年(公元前91年)基本完成全部写作计划，共经过十六年。这是他用一生的精力、艰苦的劳动，并忍受了肉体上和精神上的巨大痛苦，拿整个生命写成的一部永远闪耀着光辉的伟大著作。 《史记》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司马迁撰。全书包括十二"本纪"，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十"表"，八 "书"，共五个部分，一百三十篇约五十二万六千多字。记述了从传说中的黄帝至汉武帝太初四年上下三千年的历史。它同时也是一部文学名著，是中国传记文学的开创性著作。它的主体部分是本纪、世家和列传，其中列传是全书的精华。 司马迁撰写史记，态度严谨认真，实录精神是其最大的特色。他写的每一个历史人物或历史事件，都经过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并对史实反复作了核对。司马迁早在二十岁时，便离开首都长安遍踏名山大川，实地考察历史遗迹，了解到许多历史人物的遗闻轶事以及许多地方的民情风俗和经济生活，开扩了眼界，扩大了胸襟。汉朝的历史学家班固说，司马迁 "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也就是说，他的文章公正，史实可靠，不空讲好话，不隐瞒坏事。这便高度评价了司马迁的科学态度和史记的记事翔实。 司马迁要坚持"实录"精神，就必须面对现实、记录现实，这就不可避免地会发生"忌讳"的问题。可是他在给人物作传记时，并不为传统历史记载的成规所拘束，而是按照自己对历史事实的思想感情记录。从最高的皇帝到王侯贵族，到将相大臣，再到地方长官等等，司马迁当然不会抹杀他们神奇、光彩的一面，但突出的是揭露他们的腐朽、丑恶以及对人民的剥削和压迫。尤其揭露了汉代统治阶级的罪恶。他虽是汉武帝的臣子，但对于他的过失，司马迁丝毫没有加以隐瞒，他深刻揭露和批判了当时盛行的封禅祭祖、祈求神仙活动的虚妄。在《封禅书》中，他把汉武帝迷信神仙，千方百计祈求不死之药的荒谬无聊行为淋漓尽致地描绘了出来。 司马迁想为封建统治者提供历史的借鉴作用，反映的是真实的历史，这是非常可贵的。本着实录的精神，司马迁在选取人物时，并不是根据其官职或社会地位，而是以其实际行为表现为标准。比如，他写了许多诸如游侠、商人、医生、倡优等下层人物的传记。在司马迁心目中，这些人都有可取之处。司马迁首创了以人载事，始终叙述一个人生平事迹的写法。着重写其"为人"，并注意其"为人"的复杂性，是司马迁的笔法。他在作传时，把自己的看法寓于客观的事实叙述之中，来表示自己对人物的爱憎态度。比如项羽这个人物，司马迁同情他，以非常饱满的热情来写这位失败英雄。他既称赞项羽的骁勇，又对他的胸无大志、残暴自恃作出批评。可是，在《项羽本纪》中，司马迁并没有发议论，但是他对项羽的爱憎态度却于叙事之中明显地表现了出来。这便是司马迁作传的最大特点，即 司马迁的《史记》一书，留给后人许多启示；这些启示大多同具体的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结合在一起，这是《史记》之所以受到后人传诵、崇敬的主要原因。这里所举出的三个方面的启示，着重于人们为什么要重视历史、认识历史、记住历史上的经验教训，历史演进的法则何在，在历史演进中人应当有什么作为等问题。这些问题，不仅在司马迁时代，在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是带有根本性质的问题；就是在当今，也仍然是带有根本性质的问题。总起来说，任何时代的人们，在认识与处理历史与现实的关系上，在对待史学与社会及人生的关系上，都可以从《史记》中得到必要的启示。真实性和倾向性的统一。
周瑜乱世是血腥和残酷的，也是最迷人的，因为它是英雄的摇篮。而在人的精神生活中，英雄是一面永不飘落的旗帜，指引着人们前进的方向。纵观中国历史，三国当属最迷人的时代。在三国的英雄中，周瑜是著名的一位，罗贯中为了衬托诸葛亮才德卓越，智慧非凡，把周瑜写成一个心胸狭窄，嫉妒心很强的人。其实，历史中真实的周瑜“性度恢廓，大率得人”，“雄烈，胆略过人”，“建独断之明，出众人之表，实奇才也”。在其它三国的史料中，也没有任何有关周瑜“量窄”的记载。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对周瑜给予了极高的评价。赤壁之战，指挥者是周瑜，而不是诸葛亮。诸葛亮在“隆中对”中，有取西川的计划，但却被周瑜抢在了前面，只是天妒英才，周瑜病死在伐蜀的路上，并非被诸葛亮气死。按真实的历史推断，周瑜会有更大的作为。周瑜出身世家，天资聪颖，少年时就才名远播，素有“江淮之杰”的美称。周家世受皇恩，周瑜算是汉皇朝的既得利益者，如果按照正常的成长轨迹，他应该是保皇派，即使不沦为汉皇朝的殉葬品，待乱局已定省悟过来时，也已经错过了创业的大好时机，注定一生难有作为。然而，少年时的周瑜通过对学长们的追踪调查，敏锐地感到一个乱世即将到来和儒学在乱世中的软弱无力。在和鲁肃周游的途中，他又目睹了民间的苦难和血腥，最后毅然背叛了家族，背叛了师门，放弃看似一片光明的大好前程，中止对儒学的钻研，一边行万里路，一边广读兵书战策，如醉如痴地等待预想中的乱世。果然，天下大乱，周瑜从一个被主流社会所不啮的浪子，迅速崛起，指导孙策和孙权平定江东，成就一方霸业，又在“赤壁之战”中，击溃不可一世的曹操，一举奠定三分天下的格局。从主流社会的到一个被迫游荡天下的浪子，再到奠定一个时代的名将，周瑜的成长经历，值得许多现代人去深思和领悟。魏征给皇帝挑毛病的人贞观之治，是唐太宗李世民和群臣集体的功劳，而唐太宗本人对手下众多的文臣武将，给予最高评价的，是并未立下任何战功的魏征。魏征在中国历史上创造了君畏臣的先例，树立了谏官的最佳榜样，成为君主一面不可或缺的镜子，有时还具有放大镜和显微镜的作用。魏征前后为唐太宗提出了两百多条意见，总共达"数十万言"，上到国家政策，下到皇帝的私生活，无所不包，为贞观朝起了良好的监察匡正作用，李世民最后成为历史上少见的明君，魏征功不可没。为皇帝挑毛病的终身事业李世民即位后，任命魏征为谏议大夫，这是专门为皇帝提意见的职位，魏征从此老实不客气地开始了为皇帝挑毛病的事业，成为这一行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最出色人才，为中国历史树立了一个谏官的典范。唐太宗初登基，踌躇满志，励精图治，常常把魏征带到寝殿里，跟他讨论自己为政的得失。魏征本就有经国济世的大才，性子又耿直，无所顾虑，有什么说什么，唐太宗这会儿努力要当好皇帝，欣然采纳魏征的意见。魏征自觉遇到了知己之主，愈发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唐太宗这个时期的确是个从谏如流的明君，还特意消除魏征的顾虑说："你前后劝谏了我两百多件事，如果不是至诚为国，哪里做得到呢？"魏征向唐太宗提出了二百多条意见，严格监督君主的言行，这是为后世大大称道的。试想，谁敢向上司提出十条以上的意见呢，更何况是掌握生杀大权的皇帝?
十二本纪、三十世家、七十列传都是人物传记。
论《史记商君列传》《史记商君列传》我认为是一篇需要《史记》读者引起注意的一篇文章。司马迁秉着“不虚美，不隐恶”的史家笔风写成了史学巨著《史记》，但是我认为在《商君列传》中，商鞅完全被丑化了。众所周知，商鞅是一位跨时代的历史人物，也是对中国历史起了突出贡献的变法巨匠，他引导的商鞅变法，一改秦国祖制，建立了世界历史上第一个封建国家，让秦国在秦孝公统治的二十多年里，有一个小国弱国变成了七国中最强大的国家。历经五代之后，嬴政一统天下，并且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封建王朝——秦朝。由此我认为商鞅是中国历史一位伟人。《史记商君列传》中详细记载了商鞅变法的详细内容。可以归纳总结如下：一是承认土地私有，允许自由买卖。这就从法律上维护了封建土地私有制，有利于地主经济的发展。 二是奖励耕战，包括奖励耕织和奖励军功两方面的内容。奖励耕织就是奖励一家一户的男耕女织的农业生产，以生产粮食布帛多少为标准，凡是努力耕织生产粮食布帛多的，免去其本身的徭役。这就促进了小农经济和农业生产的发展，保证了封建国家的财源和兵源。奖励军功，规定军功以在前线斩得敌人首级多少来计算，按照军功大小授予不同的爵位和田宅。贵族凡是没有立军功的就没有爵位，不能享受特权。这就严重地打击了奴隶主贵族的特权，鼓舞将士勇敢战斗，加强了秦军的战斗力。 三是普遍推行县制，由国君直接派官治理，使县成为直属于国君的地方组织，从而加强了中央集权。原文：“令民为什伍，而相牧司连坐。不告奸者腰斩，告奸者与斩敌首同赏，匿奸者与降敌同罚。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有军功者，各以率受上爵；为私斗者，各以轻重被刑大小。僇力本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宗室非有军功论，不得为属籍。明尊卑爵秩等级，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有功者显荣，无功者虽富无所芬华。”上述内容对当时的中国各个诸侯国来来说无疑是有进步意义的，商鞅变法的效用也体现的十分明显，在商鞅变法十多年后的秦魏河西大战中，商鞅率领秦国军队打败了不可一世的魏国大军，“卫鞅伏甲士而袭虏魏公子卬，因攻其军，尽破之以归秦。魏惠王兵数破於齐秦，国内空，日以削，恐，乃使使割河西之地献於秦以和。”司马迁对商鞅的评价主要来自于一个叫做赵良的儒生，他在和商君的对话中毫不隐晦的指明商鞅的“罪状”：1、“今君之见秦王也，因嬖人景监以为主，非所以为名也”通过秦孝公宠臣景监接近秦孝公，和秦穆公时五羖大夫百里奚恰好相反。2、“刑黥太子之师傅，残伤民以骏刑，是积怨畜祸也。”用法度残忍刑法了太子傅嬴，和嬴虔遭遇相仿的还有很多人，老秦人几乎恨透了商鞅。3、“今君又左建外易，非所以为教也。君又南面而称寡人，日绳秦之贵公子。”商君违情背理地建立权威变更法度，又在商於郡称王。在《商君列传》末尾，司马迁写道：“商君，其天资刻薄人也。迹其欲干孝公以帝王术，挟持浮说，非其质矣。且所因由嬖臣，及得用，刑公子虔，欺魏将卬，不师赵良之言，亦足发明商君之少恩矣。”承袭了赵良的说法。司马迁作为一位伟大的历史学家，不可能看不到商鞅变法对中国历史的影响，司马迁没有写商鞅的大功，却着重写了商鞅的过错，这里面肯定有其深层次的历史原因，再次我做如下大胆推测，原因如下：世人对秦发的愤恨。《史记陈涉世家》，《史记高祖本纪》等传记中曾多次写道“天下苦秦久矣”，苦秦之意，苦于秦政，苦于秦法，秦政，始皇和二世的暴政，秦法，溯其根本，就是商鞅变法。商鞅变法，不是盛世之法，而是战时之法，主要表现在前面说到的奖励耕战一条，春秋战国天下纷争的年代，这样的法度自然能够使得一个强国一统天下。然而秦国一统天下后没有对秦法修改，而是近乎完全沿袭前法，用高压政策压榨人民，自然，官逼明反，民揭竿而起。汉朝百姓对秦法讳莫如深，司马迁自然要依照人民的态度记叙历史。汉武帝高压政策。商鞅变法让秦国老氏族近乎完全丧失原有的大权，后世统治者肯定也会看到，一场变法一定会让社会产生巨大的变革，如果汉武帝时期再有很多商鞅出现，很可能会威胁到汉武帝的统治。这退一万步讲，也是中国历史上变法成功案例很少的原因。自商鞅变法到鸦片战争的两千多年里，中国大地上上演了很多次翻天覆地的朝代变更，而成功的变法一例也没有，封建统治者为了维护自身权益，定然会压迫所有的变法人士。汉朝的大体政策和汉朝的法律。自春秋战国，到秦朝暴政，再到楚汉战争，人民饱受战争之苦，汉朝的稳定显得十分难能可贵，汉朝之法律也比秦法松了很多，这是时代的进步，为了规诫后世统治者不要重蹈秦朝的覆辙，司马迁转而将笔风突转批判商鞅，其实是批判商鞅之法。
蔺相如——提起这三个字,我想大家都不会感到陌生,在学完《完璧归赵》这篇课文后,我便对他起了仰慕之情.他是一个有勇有谋,机智的人,因此,他在我心目中的位置一直无人取代.在现在的社会中像蔺蔺相如的人也很少有,多数人都很有才华,但缺少勇气,换个角度说,就是很自私,做什么都以自我为中心,从来不为大局着想,但在《完璧归赵》中,当秦王拿着和氏璧,但并没有用十五座城池来交换的意思时,蔺相如便借口和氏璧有瑕疵的理由,从秦王手中拿回和氏璧,然后把和氏璧高高举起,说：“臣认为贫民之交,尚且受信,更何况是一国之君?今天,臣看大王没有交换城池的诚意,所以将和氏璧收回,如果大王一定要抢强,臣只有和这和氏璧一起撞碎在这柱子上.”秦王害怕蔺相如真的将和氏璧撞碎,只有答应在五天以后再正式交换城池,聪明的蔺相如却趁此机会,派人乔装,走小路带着和氏璧回赵国去了.等秦王发现时已经来不急了.蔺相如的机敏吸引了我,他的勇气更加让我钦佩,你或许不会有太多的感触,但设身处地的考虑一下,如果赵王把这项任务交给你,你会怎么样?你有勇气说出蔺相如所说的话吗?你能够将和氏璧完整的带回吗?我想答案是否定的,退一步来讲,你我也一定不会去接受这一个任务,因为你根本不能放弃你那荣华的生活.当今社会是黑暗的,但人心更加黑暗,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自己,利益和金钱腐蚀了多数人的灵魂,只有及少数的人能够认清自我,多数人为了一己私利而不择手段,用出各种阴谋诡计,做了多少伤天害理之事,有的还为了金钱和利益白白送出了自己的生命.之是多么可笑,拿他们和蔺相如相比,简直是两种极端,而且是两种不同的极端.或许还是一个学生的我没有资格去评论谁,没有权利去指责谁,给没有能力去揭穿社会的黑暗,但至少我能够在作文中写出我内心的想法,不必虚假的活着.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拥有蔺相如那种机智头脑的人是普遍存在的,并不罕见.但是有多少人用在正处呢?那写聪明的人往往被“聪明”蒙住了心,最终走向死亡的深渊.但他们没有像蔺相如那样,没有向社会做出贡献,他们枉费了上苍所给予他们的那机智,灵敏的头脑!活的那么无耻,死的那么可笑啊!蔺相如,或许他也有缺点,但他有的缺点应该被他光彩四射的优点所埋没了吧!
这是议论文文体吗？ 论点论证呢？
《刺客列传》全文五千多字，共写了曹沫、专诸、豫让、聂政、荆轲、高渐离六个人，而其中单是荆轲一个人就用了三千多字，可见荆轲是司马迁这篇作品要表现的核心人物。节选部分主要记叙了“荆轲刺秦王”的故事，叙述了这一事件的前因后果，从准备、实施、到最后失败，事件过程完整。情节围绕一个“刺”字展开，波澜起伏，惊心动魄，人物的性格也随着故事情节的发展得到了生动的表现。公元前228年（秦王政19年），秦王政派其大将王翦攻赵，杀掉赵葱，遂克邯郸，虏赵王迁。王翦随即奉命率兵驻扎中山（今河北省定州），准备向燕国进攻。燕国这时处于朝不保夕、危如累卵的困难境地。事实是：“燕弱小，数困于兵，今举国不足以当秦。”（《战国策·燕策三》）。燕太子丹这时好像热锅上的蚂蚁，在秦军压境的危急时刻，不得不采取派人行刺这种恐怖政策。战国末期燕秦两国的斗争形势，荆轲刺秦王的故事发生在战国末期的公元前227年，即秦统一中国之前的六年。当时，秦已于公元前230年灭韩，又在公元前228年破赵，秦统一天下的大局已定。燕国是一个地处北方的小国。当初燕王为了讨好秦国，曾将太子丹交给秦国作为人质。秦“遇之不善”，太子丹于公元前232年逃回燕国。公元前228年，秦将王翦破赵以后，引兵向北，直逼燕境。燕太子丹为了抵抗秦的大举进攻，同时也为了报当初在秦被凌辱之仇，决定派荆轲劫持秦王，想要挟秦王归还秦侵占的各国土地；如果要挟不成，便刺死秦王，造成秦国内部的混乱。但事与愿违，荆轲刺秦王失败，秦大举进攻燕，公元前222年灭燕。本文揭示了弱小燕国和强大秦国之间的尖锐矛盾和激烈斗争，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战国时期秦燕之间的兼并与反兼并的斗争《史记·刺客列传第二十六》
曹沫感恩于鲁庄公用人不疑，专诸感恩于阖闾善待自己，豫让感恩于智伯知交之遇，聂政感恩于严仲千里结交，荆轲感恩于燕丹折节下士。
网上确实有很多这样的历史人物文章，你可以去找下呀，肯定也能找到（历史学研究），看下范文，结合自己的思路来写文章
I stared stupidly at a heap of crumbling ruins, ivy-covered and gray, through which great trees had pushed their way. I crept forward, dragging my numbed foot, and as I moved, a falcon sailed from the tree-tops among the ruins, and soaring, mounting in narrowing circles, faded and vanished in the clouds above.
关键词：李鸿章，洋务运动，爱国摘要：李鸿章作为一个影响了晚清中国近半个世纪的汉族官僚。可以说是中国历史进程中的一个悲剧人物。一生奔波劳累，是洋务运动中做事最多的的人。最后却落得被时人、后人唾骂的卖国贼。今天，我们应该抛弃过去的偏见，全面客观的看待这样一个历史人物。“丈夫只手把吴钩，义气高于百尺楼。一万年来谁著史，三千里外欲封侯。”一位历史学家曾经说过，晚清只要搞懂三个人，就可以把晚清历史的枢纽、着眼点找到。这三个人是：慈禧，李鸿章，赫德。慈禧代表清王朝满族贵族的最高统治者，太平天国后，清朝权力中心下移，地方汉族大员崛起。湘系，淮系，北洋。当中时间最长，做事最多的就是李鸿章。赫德代表洋人和西方势力。这足见李鸿章的分量。关于如何评价李鸿章，我想先从李鸿章对自己的评价入手，甲午战争使他一生事业名声扫地，他也承认自己少年科第，壮年戎马，中年封疆，晚年洋务，一路扶摇，没想到甲午一战，把我这个纸糊的灯笼给捅破了。现在我们一步一步来看。首先，李鸿章并非出生于大地主大官僚家庭，他的祖先一直到他的祖父才有了两倾地。李鸿章24岁就中了进士。过去有种说法，叫五十少进士，二十老明经。就是说五十岁能中进士就已经很了不起了。像小说范进中举的人层出不穷。可以说李鸿章是很刻苦，而且理学修养很高。在19世纪50年代，太平天国横扫中国江南地区，清朝的“八旗”，“绿营”不堪一击。是靠汉族大员的团练才将其平定。其中就包括李鸿章的淮军。过去李鸿章镇压太平天国被称为是他的一项“罪证”。我认为这是因为受过去得意识形态影响，凡是镇压农民起义的就是反动势力，尤其在文化的革命时期。凡是不“革命” 的就是反动的顽固派，而在那个时期“革命”其实是被理解成“造反”，只有造反才是对的，所谓“造反有理”。历史作者梅毅（赫连勃勃大王）在他的新书《极乐诱惑———太平天国的兴亡》中评价太平天国是世间的“祸胎”，没有任何先进的东西可言。虽然很多起义者追随太平天国，认为可以实现有田同耕，有饭同食的理想国。可惜“人们对天堂的渴望，往往导致其最终堕入地狱的深渊”。经过了太平天国，捻军两次大规模的内战后，李鸿章凭借军事力量起来了。这时正值英法连军火烧圆明园。让李鸿章看到西方的船坚炮利，势不可挡。他立刻对淮军进行现代化改革，用现代兵器武装，此后30年，淮军基本充当了国防军主力。又组建了北洋海军，是中国现代化的一颗明珠。这两支队伍在中国近代反侵略战争和国防近代化的过程中，是应该肯定的。趋新实物，是李鸿章的特点，他认识到中国应该建立自己的民族工业，不能只向外国人买兵器，所以他积极投身洋务，作为晚清五大洋务集团，拉开了近40年“洋务运动”“同光中兴”的序幕（而且他也是谢幕者）。一方面，他办实业，铁路、海防都是他最早创办的，另外他创办了中国最早的军事工业，民用工业，电报也，据说创造了47个第一，非常不容易。另一方面，他同时看到光有造机器的的机器不行，还要有造机器的人和懂原理的人。于是他派遣留学生。近代留美幼童，福州船政学堂，陆军军官，都是李鸿章派的，不过留学周期太长，而洋务急需人才，于是聘请洋人，聘请土籍科学家如徐寿、华恒芳等。另外设立翻译官，翻译了很多科学、军事方面的书籍然后办学堂，做了很多事情。在办军事工业后发现国不富就无法养兵。于是又办民用工业，办轮船招商局和洋人争利，开煤矿。办民用工业钱不够用，他就想出了一个办法。官方出一股，民间资本出一股，总的是国家控股，官督商办。这在当时是一个全新的体制。事实上，李鸿章搞洋务是阻力重重的，很多人认为他大逆不道。比如造轮船，要大机器生产。当时很多顽固派就反对，而且势力很大，认为立国之道在人心，在孔孟之道，不在于机器，那是奇技淫巧。以洋人为师就是乱我中华，就是用夷变夏。至于修铁路，19世纪70年代初就提出来了，最后1889年慈禧下懿旨批准，在那么紧急的情况下耽误了20年。在期间李鸿章修了一条70公里的铁路用来运煤，当时遭到反对。结果不敢跑蒸汽机车，而是用骡子在铁轨上拉着跑。至于洋务运动需要的技术人才，在当时根本没有人愿意学，认为只有孔孟之道才是正道。比如严复就是想走功名之路，但后来父亲死了，家里很穷，他才进福州船政学堂。在洋务派和顽固派历次的争论中，顽固派总是把技术性的问题上升到道德层面，上升到违反孔孟之道。中国人有种泛道德化的倾向，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悲哀。纵观整个洋务运动，李鸿章克服了重重困难，中国才取得来之不易的一点点近代化的进步。由此观之，李鸿章是个爱国士大夫。李鸿章被指责最多的就是甲午战败，签署中日《马关条约》。李鸿章早就认识到了日本的威胁。1874年李鸿章就说“泰西虽强，尚在七万里之外，日本则近在户闼，视我虚实，诚为中国永远大患。”他创立北洋水师时就指出“今日所以谋创水师不遗余力者，大半为制御日本起见。”甲午战争中李鸿章下令不许出战有诸多原因。首先是慈禧60大寿，不能被一场战争搅和。其次，他深知中国30年的军事变革，不过是一座纸片糊的破房子，实际上不足以战胜日本。其实李鸿章了解自己部队的腐败，之道不能打，只能养成猛虎在山之势威慑日本。电视剧《走向共和》里李鸿章对荣禄说过一段话，虽然未必是历史事实，但很精辟。他说自己不过是大清的裱糊匠，把一栋破屋子涂的很光鲜，有些小风小雨弄破了几个洞再糊上就好了。但一旦遇上暴风雨，就免不了倒掉的结局。这个暴风雨就是日本。在百弊丛生的中国，他根本不能以一人之力补天，被日本战胜是必然的。我们过去总提历史是人民创造的，可是不能说盛世的、革命的历史是人民创造的，而屈辱的历史就是几个“窃国大盗”“卖国贼”创造的吧！李鸿章做了一个衰落国家的替罪羊。至于后来的《辛丑条约》的签订，李鸿章没有什么责任，战争的挑起和整个过程李鸿章都没有参与。他还和张之洞，刘坤一搞了个“东南互保”，保存了一点实力和中国经济的命脉，一方面没有彻底激怒洋人，另一方面使谈判有了一点最起码的本钱。纵观李鸿章的一生都在为国家奔波劳碌，为中国最早的现代化奠定基础，尽自己说能强国，说他“卖国”其实是毫无道理的。当然，李鸿章在强国的同时，也有许多错误和不足的地方。比如他搞军事工业现代化，却没有对军事体制尤其是陆军进行多大的革新，没有形成军官团及其精神。还有就是他任人唯亲，尤其是对同乡的照顾。淮军1300多名军官中700多人是安徽人。再就是只重视对器物的变革，没有进行政府体制的变革，没有行政效率的提升。即使在淮系内部也没有现代管理体制的样子，还是古代幕府的延伸。李鸿章作为一个新旧交替的任务，一方面以前所未有的的眼光来看待世界，一方面也没有脱离出传统的官僚作风，但是我们不能苛求古人，在那样一个时代，能够做到他这点，我认为已经非常难得了。通过对李鸿章的认识，我觉得今天的中国也有很多值得借鉴的地方。比如洋务运动时期搞的官督商办，一百年后我们的改革也在用。我们今天的国有企业改革也是国家控股。这在改革刚开始的时候可以刺激民间资本的投入，可是不能根本的解决问题，因为实际掌权的的仍然是官员，商人没有发言权，导致企业仍然死气沉沉，官商很难融合。洋务运动的官督商办企业因此倒了，我们现在的改革如果不能再向前迈一步，实现私有制，那将是很危险的。再有就是只重器物层面的改革，而没有对政治体制的改革，最终导致洋务运动的失败，今天我们的改革至少也要消除那些政治方面一切限制经济自由健康发展的东西。另外李鸿章的改革没有系统的理论和指导思想，这使他在与顽固派的争论中总是处于劣势，最后这能自己低头做事，所以不论做什么都应该有系统的思想作支撑。还有李鸿章的变革是进入体制内的最高层进行的，这样代价很小，如果是靠革命变革，那对人民和国家都会造成巨大破坏。再有李鸿章的军事现代化变革也没有组织军队的腐败，直接造成了甲午战争的失败，也是我们今天要注意的。最后，李鸿章对外国有一种恐惧的心里，很“畏外”。我们今天在同外国打交道时应该挺起脊梁，据理力争。对于个人来说，李鸿章也有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他是先攻学历资本，获得后立刻转向实力和道德资本，环环相扣，缺一不可，也不能颠倒顺序，这也是对于个人来说是要学习的。参考文献：《中国政治制度史》世纪大讲堂——翁飞：李鸿章雷颐——晚清变革的动力与空间姜明——李鸿章与甲午战争的历史教训
论君主与国家兴衰的关系中国历史悠久，君王辈出。君王是一国之首，直接影响整个国家。西汉文帝、景帝两代四十年左右的时间，政治稳定，经济生产得到显著发展，历来被视为封建社会的“盛世”，史称“文景之治”。汉文帝刘恒，西汉王朝建立后，汉高祖、惠帝、吕后都着力于恢复农业生产，稳定封建统治秩序，收到了显著的成效。文景两帝相继即位后，又在这基础上进一步采取了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的措施。汉景帝刘启，十分重视农业生产，他即位后多次下诏劝课农桑，按户口比例设置三老、孝悌、力田若干员，经常给予他们赏赐，以鼓励农民发展生产。同时还注意减轻人民负担，文帝二年（前178）和十二年，曾两次“除田租税之半”，即租率减为三十税一，十三年还全部免去田租。文帝十二年又废除了过关用传制度，这有利于商品流通和各地区间的经济联系，对于农业生产的发展也有一定促进作用。汉文帝对秦代以来的刑法也作了重大改革。①秦代大多数罪人，即被判处为隶臣妾以及比隶臣妾更重的罪人，都没有刑期，终生服劳役。文帝诏令重新制定法律，根据犯罪情节轻重，规定服刑期限；罪人服刑期满，免为庶人。②秦代法律规定，罪人的父母、兄弟、姊妹、妻子和子女都要连坐，重的处死，轻的没入为官奴婢，称为“收孥相坐律令”。文帝明令废止。③秦代有黥、劓、刖、宫四种肉刑。汉文帝下诏废除黥、劓、刖，改用笞刑代替，景帝又减轻了笞刑。改革的后两项在当时和以后虽没有认真执行，但文帝时许多官吏能够断狱从轻，持政务在宽厚，不事苛求，因此狱事简省，人民所受的压迫比秦时有显著的减轻。文景两代对周边少数族也不轻易动兵，尽力维持相安的关系。吕后时，南越王赵佗自立为帝，役属闽越、西瓯、骆，又乘黄屋左纛，与汉王朝分庭抗礼。文帝即位后，为赵佗修葺祖坟，尊宠赵氏昆弟，并派陆贾再度出使南越，赐书赵佗，于是赵佗去黄屋左纛，归附汉王朝。文帝后元二年（前162），又与匈奴定和亲之约，此后匈奴虽背约屡犯边境，但文帝只是诏令边郡严加备守，并不兴兵出击，以免烦扰百姓。文景之治之所以成为封建社会的盛世，与文帝个人励精图治是分不开的。他即位不久，就废止诽谤妖言之罪，使臣下能大胆地提出不同的意见。秦代以来有所谓“秘祝”之官，凡有灾祥就移过于臣下。文帝十三年下诏废除并且声明：百官的错误和罪过，皇帝要负责。次年，他又禁止祠官为他祝福。文帝自奉也相当节俭，在位二十三年，宫室苑囿、车骑服御之物都没有增添。他屡次下诏禁止郡国贡献奇珍异物。他所宠爱的慎夫人衣不曳地，帷帐不施文绣。文帝曾想建造一座露台，听说要花费百金，等于中人十家之产，于是作罢。因为文帝提倡俭约，所以当时国家的财政开支有所节制和缩减，贵族官僚也不敢滥事搜括，奢侈无度，从而减轻了人民的负担，这是“休养生息”政策的重要内容之一。文景两代采取了上述一系列措施的结果，使当时社会经济获得显著的发展，封建统治秩序也日臻巩固。西汉初年，大侯封国不过万家，小的五六百户；到了文景之世，流民还归田园，户口迅速繁息。列侯封国大者至三四万户，小的也户口倍增，而且比过去富实得多。农业的发展使粮价大大降低，文帝初年，粟每石十余钱至数十钱。据《汉书·食货志》记载，汉初至武帝即位的七十年间，由于国内政治安定，只要不遇水旱之灾，百姓总是人给家足，郡国的仓廪堆满了粮食。太仓里的粮食由于放置过久，以致腐烂而不可食，政府的库房有余财，京师的钱财有千百万，连串钱的绳子都朽断了。这是对文景之治十分形象的描述。再说说暴君。夏桀是夏王朝的末代君主。他文才出众，武艺超群；赤手空拳可以格杀虎豹，能把铁钩象拉面条一样随意弯曲拉直，如此文韬武略的人应该成为一代明君。遗憾的是，夏桀把所有的聪明才智都用在暴虐、享乐和瞎折腾上。他大兴土木建造豪华夸张的皇宫，用黄金铸成的柱子就有九个。夏桀最热心的工作就是举行盛大宴会，每次宴会都不少于三千人，这在当时那个幅员不太辽阔的国度里可不是一个惊人的数目。三千人走到酒池边，象牛群饮水一样从岸上伸下脖子，在震耳欲聋的助兴鼓声中放开喉咙狂饮。夏桀在任时的最大“杰作”是发明一种名为“炮烙”的酷刑，在铜柱上涂抹膏油，下面燃烧炭火，教犯人赤足在铜柱上走过。那是不可能不滑下去的，滑下去恰恰跌到炭火上烧死。商部落的末代君主殷纣也是一个传奇式的人物，和夏桀一样文武全才。他天生神力，能把九条牛倒拉着走。他的双手还能托住大厦的横梁……可是：他没有把他的聪明才智用在治国安帮和济世安民上，而是用在拒绝规劝和掩饰错误上。他在任时大兴土木，宫廷建筑一日不停且花样翻新，仅只“瑶宫”“瑶台”就兴建了七年。后宫中的肉象山林一样堆着，酒也是盛在庞大的池子里——这点和夏王朝的末代君主夏桀很相似。每次宴会，参宴的臣僚常常大吃大喝，一连几天沉醉不醒，以致大家常常忘掉今天是什么日子。夏桀和殷纣都自视过高，听不进不同意见。本应成为明君，最终成为暴君。他们的统治，也随即土崩瓦解了。我认为，如果一国之君本身的品行不佳，那么必定会带坏整个国家的风气。例如，宋代初期，统治者提倡节俭，穿着朴素，节约了资源。但到了宋代中后期，统治者追求享乐，使奢侈之风席卷宋代，影响社会风气。相反，如果统治者有德有才，那么这个国家一定能够兴旺起来。君主优，国家兴;君主劣，国家衰。国家的命运，掌控在统治者的手中。统治者的品行很重要，政策也很重要。元太祖忽必烈大力发展农业，禁止贵族圈占农田为牧场，使农业经济得到了恢复和发展。汉武帝任用霍去病、卫青等大将，反击匈奴，收复失地，开疆拓土，名垂青史。而清朝统治者闭关锁国，严密监视海外贸易，既得不到西方先进的技术，也看不到世界的局势，使中国走向衰败，遗臭万年。政策，也决定了一个国家的强弱。一个国家的兴衰，与统治者有莫大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