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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全球化对我国的影响及相应对策 张春祥 一、经济全球化的由来及其内涵 经济全球化指的是生产要素以空前的速度和规模在全球范围内流动，以寻求相应的位置进行最佳的资源配置。经济全球化的实质是经济市场化。世界经济出现这种新的发展趋势，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历史潮流。特别是80年代以来，其特征日益显著。“经济全球化”一词就是当时那些从事国际政治研究的学者和国际社会的一些权威人士针对世界经济的特征提出来的。1990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首席经济学家奥斯特雷规模性地使用了这一词语。这一过程是从美国第37任总统尼克松宣布美元与黄金脱钩开始的。此后，西方各国都纷纷实行自由汇率制度和拆除关税壁垒，放松资本进出口管制，从而为国际间的交流扫清了障碍。 当前，经济全球化的主要特点是：一是正在快速扩大贸易自由化的范围。世贸组织正式运行以来，贸易自由化已从传统的商品领域扩大到技术、金融等服务贸易领域。1997年，世界商品与服务贸易额合计已达6.7万亿美元，预计到2010年，将增加到16.6万亿美元。 二是投资外向化日趋凸现。1990年，国际直接投资额2430亿美元，1996年达到3600亿美元，发达国家的对外的直接投资是国际直接投资的主体，发展中国家对外的直接投资也在稳定增长。三是加速区域集团化的发展。现有146个国家和地区参加了各种形式的35个区域性经济集团。这些区域经济集团不仅内部的商品和资本流动加快，共同大市场正在形成，而且外部的开放程度也在提高。四是正在形成生产网络化体系。作为经济全球化载体的跨国公司，“以世界为工厂，以各国为车间”进行生产。五是加速了金融国际化。时间、地域和国界对资本流动已构不成障碍，国际金融市场年交易量500亿美元。每年通过国际金融市场实现的融资安排在1万亿美元以上。 全球经济化的日趋发展，生产（资本）、金融、贸易等活动在全球范围内扩散，而管理、资金控制和金融服务等活动日益集中在少数当今国际中心城市。这一经济趋势促使一些国际性大城市发展成所谓全球性城市，当今少数5～6个全球性城市掌握了全球范围80％的贸易额。这些全球性城市分为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为全球性城市；第二个层次为区域性城市。这些城市在全球和区域范围的经济中占有支配地位并产生辐射作用时，它的中央商务区（cbd ）就成为实现经济功能一体化的驱动中枢，以跨国公司、财政、金融（货币、银行、市场、证券）等机构高聚集为主要特征。 经济全球化趋势表现有四个方面。一是以信息技术为标志的新技术革命，强化了国际间的经济联系；二是国际金融对经济发展的影响越来越大，金融工具不断创新，资金跨国交易的速度和规模前所未有；三是全球和地区贸易投资自由化的进程加快，发达国家要求发展中国家全面开放市场；四是西方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不断向世界各地扩展。就我国沿海的部分城市来讲，据报载，美国500家最大的跨国公司已有24 家在上海投资；新加坡由政府牵线，在苏州设立“新加坡工业园区”；广东惠州市“八五”期间共签外资项目5175宗，实际利用外资8.6亿美元，引进东芝、索尼、日立、nec、本田、通用等跨国公司的资金与技术；近年引进雀巢、杜邦、京瓷、三星、美能达、诺基亚、三洋、金霸王、佳能等跨国公司投资，有效地推动了新技术的建立与发展。 由此可见，地理上的日益分散活动，在功能上逐渐融合为一个全球层次上的互相依存、互相补充的一体化经济体系，称为“全球经济一体化”（或全球经济化、世界型经济）。 二、经济全球化对我国的影响 经济全球化是当代经济发展的一种趋势。在经济全球化成为世人关注的热点之初，人们强调的多是积极的、有利的一方面，认为经济全球化意味着资源在全球范围内分配，有利于生产力更快提高和全球经济的普遍发展。因而全球化是具进步意义的历史大趋势，如果全球经济是平等、合理的则可使各国都从中受益。然而当今全球化有其两重性，对世界各国来说，既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也提出了严峻的挑战，既可能从中获利也有可能受损。在全面认识经济全球化给国家经济安全带来利弊的基础上，各国都纷纷采取相应对策，以减少经济全球化对国家经济安全的负面影响。 （一）经济全球化对我国的正面影响。 进入9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趋势发展得更快了，世贸组织不断扩大，特别是跨国公司的发展显著加快，有力地推动了经济全球化。 1.经济全球化有利于国际生产力的发展。经济全球化是世界科学技术进步的产物，同时也是各国为获得超额利润、发展本国经济、提高国际地位而进行制度安排的结果。 2.经济全球化有利于世界科技创新。国际科学技术的创新，能直接带动全球生产力的提高。在全球化过程中，生产要素必然进一步突破民族国家疆界的限制，在国际间自由流动，从而使各国的企业家能利用世界任何地方的资金、技术、信息、管理和劳动力在他们希望的任何地方进行生产，然后把产品销往任何有需求的地方。 3.经济全球化有利于用最有利的条件进行生产和市场销售，这是全球经济发展的最优状态。 对外开放是我国的一项国策，20年来的实践已证明，越是开放较早的行业其发展速度就越快，国内很多企业正是在合资中成长壮大的。利用外资会给我们带来一些冲击，但更多的是利益，是竞争中的发展。我们要拓宽开放领域，特别是对外科技含量高、发展潜力大的服务业的进一步开放，将会增加新的外商投资热点，扭转当前外资下降趋势，并有利于提高引资质量和水平。 从以上正面影响来看，经济全球化给世界各国带来的最大好处是可以实现资源在全球范围内的最优配置，某一国家经济运行效率无论多高，总要受到本国资源和市场的限制。经济全球化对发展中国家的有利因素可概括为四个方面：“有利于吸引外资，弥补国内建设资金的不足；有利于引进先进技术和设备，实现技术发展上的跨越；有利于学习先进管理经验，培养高素质的管理人才；有利于发展优势，开拓国际市场”。经济全球化对发达国家有利，也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实现现代化和追赶发达国家的难得机遇。1979～1997年的近20年间，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增长率就高出发达国家一倍。这种趋势今后还会持续下去。克林顿在访华前的讲话中说：“据预测，在未来20年，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率将是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率的三倍”。由此可见，宣传经济全球化弊大于利，不但不符合事实，还会传播有害信息。而且经济全球化是不可抗拒的潮流。 （二）经济全球化对我国的负面影响 经济全球化给我国带来了很大的发展机遇，但不可避免地会给发展中国家带来不利因素和风险。 1.对金融市场的负面影响。在国际金融无体系状态下，金融市场动荡，丑闻不断，投机猖獗，风暴四起，发展中国家在扩大外资规模的同时，放松了对本国金融市场的监督，一旦国内经济出问题，发达国家的投资资本便乘虚而入，酿成金融市场的严重危机。这几年，国际市场的金融状况、商品流动状况所发生的变化和出现的问题，都会波及到我国。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最后蔓延到韩国和其他一些国家。实际上对我国也构成了很大的冲击，整个外贸出口、利用外资都受到很大影响，1999年尚有一定好转。 2.对我国经济主权的负面影响。参与经济全球化的国家必须遵守已有的的国际条约、协定和惯例，为获得经济全球化给各国带来的好处，有时被迫主动对经济管理权限作出某些让步，其结果造成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活动受制于发达国家。 3.对产业结构的负面影响。在全球经济化过程中，发展中国家如接受发达国家扩散的低层次产业，就会形成与其高层次产业的垂直分工，因产业结构的单一性、纯属性，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发展会受到发达国家经济发展周期的不良影响。 4.对市场占有的负面影响。伴随着跨国公司的“侵入”，市场更多地被外资所占有，国外市场已被发达国家所瓜分，发展与发达国家凭目前的经济实力分割国外市场，这会给我国的经济发展造成危害。 据联合国《1997年投资报告》统计，全世界已有跨国公司4.4 万个，其设在境外的分支机构28万个。形成了庞大的全球生产和销售体系。这些跨国公司控制了全世界三分之一的生产，掌握全世界70％的对外直接投资、三分之二的世界贸易与70％以上的专利和其他技术转让。我国部分国内市场已被跨国公司控制，轻工行业如洗涤用品、饮料等，外商投资企业在生产量、销售上占了35～50％；移动通讯设备仅美国摩托罗拉天津独资企业一家已占国内市场的90％；德国西门子在华39个合资企业中规模最大的北京国际交换机系统有限公司的产品在中国市场的份额达到32％，全国程控交换机外商占70％的市场。 5.对可持续发展的负面影响。发达国家主要发展知识密集型的高新技术产业和服务业，而把劳动力资源密集型的产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广大发展中国家除了继续作为原材料、初级产品的供应者外，还成为工业品的生产基地。发展中国家经济和高新技术落后，不得不以消耗稀缺自然资源和污染环境为代价，参与国际竞争，争取“后发效应”。在全球化背景下，综合国力竞争，主要体现在争夺资源上，实际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其结果强化了发达国家在高新技术领域的垄断地位，加剧了发展中国家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环境的破坏，影响到国家的可持续发展。 6.对经济制度的负面影响。有的人认为，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必须在经济制度上保持“同步”，否则无法推进改革、发展经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制度始终有可能被发达国家的市场体制所“兼并”。 经济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在实现各国资源最优配置和促进世界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激烈的竞争、冲击和风险。其表现主要是：经济全球化弱化了各国的国家主权，使国内经济波动的可能性大大增加，对国内产业和市场将造成一定的冲击，并可诱发国内金融风险等。但是只要对策有方，其冲击和风险是可以控制的。 三、对欧美日经济发展的透析 当前，世界经济发展的三大主要力量是欧洲、美国和日本的经济状况及其发展，对全球包括我国在内的影响是比较大的。 （一）欧共体经济。欧盟经济比较稳定，但欧洲的状况出乎意料。就是欧元启动时间不长，已贬值11％。特别是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对南斯拉夫实施空中打击，使欧洲的资金纷纷外流，对欧洲的影响很大。此情况对美有利，因为资金持有者认为美国比较安全，使资金很大程度上流向美国，并支持了美国的股票市场。但欧洲的经济还是比较稳定的。欧元启动对欧盟所以有利，是互相间的交易变成了内部交易，交易成本大大降低。对欧元以后的变化趋势，欧中央银行认为，目前欧元贬值是不可避免的，从长远看，欧元在国际上仍然是稳定的。欧盟对中国的关注，有两方面原因：人民币不贬值是好事，对他们有利；我国的外汇储备在币种上是否增加对欧元的储备。我们增加对欧元的储备，对欧元币值能起稳定作用。目前我国外汇储备80％是美元。今后要考虑扩大美元以外的其它币种的储备，但必须注重外汇储备的安全问题。 （二）美国经济。美国经济连续八年增长，究其原因，除国内外有利因素外，主要是制造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是最重要的基础，而制造业的进步，是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中期，在全球化大潮中对制造业进行彻底改造和改组。第一，从80年代中期起由汽车业带头，学习日本的精益生产和先进的管理方法；第二，90年代初，美国经济走出衰退后，利用信息技术对传统产业进行了全面改造；第三，与技术改造相结合，通过缩编、放权和再造工程，以及横向管理等，对企业进行大改组。结果使制造业打了一个翻身仗。从制造业的复兴方面看，主要表现有三个方面。 1.钢铁。在日本的竞争下，美国连年亏损。1993年仍亏损3.5 亿美元。80年代一个工人生产一吨钢10小时，90年代只要5小时。到1995 年美国为4.42小时，日、法、德、英依次是4.49、4.61、4.69、4.71小时。1994年，美国获利10亿美元。 2.汽车。在竞争中，80年代日本产量超过美国，占美国市场份额的25％以上。本田车成为美国人最喜欢的款式。80年代美国三大汽车公司进行了技术和管理改革，扭转了颓势。1992年，三大公司除通用外，均比日本提高了成本效率。生产一辆小车直接成本福特为5481美元，克莱斯勒为4841美元；日本丰田6216美元，本田6216美元，日产是6782美元，马自达6618美元。1994年，产量与收入都超过日本。 3.微电子。80年代美国从自己所创新的领域败下阵来，在全球的半导体市场份额，由1981年的53％下降到1988年的43％，同期日本由34％上升到46％。制造业前10名，美占前7家，日占后3家，1990年美只剩下一家。市场份额由74％下降到45％，日本由20％上升到48％。美国企业的奋斗加政府支持，1990年扭转了局面。1994年全球1020亿美元的半导体市场，美日分别为43％、40％。日本占领的低档记忆芯片，始终未打入尖端的微处理器市场。而顶尖公司是美国的应用原料公司。 美国制造业复兴与美国持续稳定增长的关系，使人们对制造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有了更深刻的认识。首先，不因服务业在国民经济的比重上升而轻视制造业；其次，要十分重视高新技术的优先发展，但不能忘记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的重要性。制造业是满足人们物质需要的部门，不能在发展高新技术时放弃传统制造业。美国早期用低价劳力把制造业搬到国外也不可取，应用高新技术武装制造业才是正确的。 从以上情况看，目前美国经济处于景气状态，看来在今后几年不会出现大的问题。但隐患也存在，膨胀的股票市场支持了美国国内消费。持有5000美元以上股票的家庭约占美国家庭总数的60％，这些家庭的消费都受股票市场的影响，股票上扬，其消费欲望就增长；一旦股市萎缩，整个消费就下来。美国自己也承认，股市至少有30％是泡沫。美国股票市场市值为12万亿美元，国内生产总值约8万亿美元， 我国股市市值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四分之一，而美国为1.5倍。 当然美国的高新技术处于世界领先地位，有的领域处于垄断地位。 （三）日本经济。美国是世界第一经济大国，日本是第二经济大国。日本国内生产总值估计5万亿美元。 其发展对其他国家的影响是比较大的。目前日本经济仍未走出困境，处于萧条状态。从日本官方统计，1999年情况有所好转，但影响日本经济的基本问题没有完全解决。 主要原因有三：一是银行包袱沉重。泡沫破灭后， 银行的不良资产超过约1万亿美元；二是日本的消费需求不足比我国严重的多。日本最大的居民消费是住房问题，现在房地产业处于低迷状态，对国家影响较大；三是日本的设备投资仍未增长。日本的这种状况对世界经济的发展，对我国的出口和利用外资都会产生影响。 总而言之，今后这种基本格局不会发展大的变化，如果利用得好，对我国是有利的。因此，我们要抓住机遇，更多地利用外资、资源和技术。改革开放20年，我国利用外资总规模为4000亿美金，按现在汇率计算约3万多亿元人民币。这对解决国内建设资金短缺起了相当大的作用，其中能源交通方面利用外资最大。与此同时，引进了大量的先进技术和先进装备，但先进装备真正达到世界水平的不到三分之一，这些先进装备主要靠引进，自己开发的比重不足。我国矿产资源丰富，可按人口平均并不多，下世纪初，部分矿产资源严重短缺，原油就是个问题。在当前国际条件下，充分利用国际市场解决我国资金、技术和某些资源不足问题，对我们是有利的，应抓住这个机遇。 近年来，虽然国际政治、经济不稳定因素有所增长，但和平发展是世界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是全世界人民向往的，只要不出现大规模战争，目前的世界格局对我们是有利的。 四、我国应采取的相应对策 经济全球化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必然。是客观的历史趋势，它仍将不断加强。21世纪经济全球化将获得新进展。我国作为一个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其经济安全同样在一定程度上面临着经济全球化给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安全带来的种种负面影响。根据世界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从我国的国情出发，如何正确选择中国的经济安全战略，在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后显得尤为紧迫。 （一）坚持“以人为本”的可持续发展战略，保护我国的综合国力不断加强 党在十五大报告中指出：“要充分估计未来科学技术，特别是高新技术发展对综合国力、社会经济结构和人民生活的巨大影响，把加强科技放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地位，使经济建设真正转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这是国家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关键所在。科技进步和劳动者素质的提高，其核心就是人的发展。 可持续发展理论主题中有两个基本点：人类在追求生存与发展权利时，要保持其与自然相和谐的关系；当代人在创造和追求今世发展与消费时，努力做到使自己的机会与后代人平等。这就需要极大地提高人的素质。“可持续发展的中心是人”，（见《行动纲领》），人的发展是人类最终目标，与其他方面的发展相比，应把提高人的素质放在绝对优先地位，人是发展的主体和动力，而发展又取决于人的素质。今后人类的生存发展已经不能单纯依靠土地种植和挖掘地球资源来维持，必须挖掘和利用人类自身的智慧资源。 坚持可持续发展，不断增加我国的综合国力。社会经济与人口、环境、资源的协调发展，既不造成环境破坏，又不产生任何负面影响；不仅当代人可以更好地生存、发展，而且子孙后代能更好地生存发展。作为一种新的发展战略，它以节约资源，特别是要科学发现各种可利用的再生资源，使社会生产得以延续；保护环境，防止本国和跨越国界的环境恶化；控制人口，使人口的增长与社会的承受力保持平衡，提高经济增长的社会效益，在此基础上我国的综合国力方可得到不断的加强。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改善生活质量，保持和创造美好的环境，实现资源的永续利用和人类世代发展。 （二）加强我国科学技术研究与开发，积极引进国外先进和适用的科学技术 当今世界，知识和技术是最重要的财富，一个国家发展水平高低及其进一步发展的潜力主要取决于其拥有的知识和技术。国力的较量，就是知识和技术水平的较量。科技进步是经济发展的决定因素，人才是科技进步和经济社会发展最重要的资源，提高人的科学文化素质，才能在科学技术上取得突破性进步，才能发展我国的高新技术产业，改变长期以来不合理的国际产业垂直分工格局以及提高国际竞争能力，增强防御经济全球化给经济安全带来的各种不利影响的能力。从我国的国情出发，国民教育、科技投入和管理体制要协调发展，这是提高科学技术水平的唯一正确策略。 （三）加大对外开放的力度，使我国尽快参与世界经济的进程 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只要更加积极地走向世界，利用国际市场的有利资源，我们才能充分发挥一个发展中大国的优势，提高综合国力，增大经济全球化时代经济安全系数。中国要进一步扩大开放的广度和深度，要完善全方位、多层次和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格局，发展外向型经济；要同世界各国、各地区发展平等互惠的经贸关系，开辟多元化的国际市场；要有原则地、有作为地加入各种世界性的、区域性的金融和贸易组织。当然，事关国计民生和重大经济利益的领域，我们要始终坚持中方必须掌握主导权和控制权，像电信业的控股问题，寸步不让；农业方面，我们坚持小麦、玉米、大米、棉花、糖、食用油，以及化肥等产品的专营权，确保国家有足够的宏观调控手段，避免损害亿万中国农民的利益。 （四）强化企业体制改革，组建我国大型企业集团和跨国公司 为适应国际市场竞争的垄断日益加强的趋势，我国企业的未来发展必须走联合的道路，组成大型企业集团，并通过政府的积极引导和扶持，积极开展国际经营，以世界为市场来安排投资、开发、生产、销售，将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进行合理配置，最终形成有国际竞争力的跨国公司。以美国为例，本世纪初，美国有汽车制造企业200多家，现在只有3家企业。从国际上看，组建大型企业集团是一条行之有效的途径。世界各国的企业，跨国并购导彩纷呈，兼并与收购表现为强强联合，优优相并。1995年，日本东京银行和三菱银行合并，成立东京三菱银行，总资产达到7014亿美元；1996年，美国波音公司和麦道公司两大飞机制造巨头合并，使其获得65％的世界市场份额；1997年6月， 蒂森和克虏伯两大钢铁公司合并，蒂森——克虏伯钢铁公司，以其110 亿马克的营业额和1500万吨原钢产量而居欧洲扁钢领域第一、世界第三。并购范围空前，涉及各行各业。汽车工业领域，奔驰与克莱靳勒两大汽车公司合并，福特兼并马自达公司，大众并购罗伊斯公司；1998年初，美国著名的计算机制造商康柏公司以96亿美元收购在大型计算机制造中颇具实力的数字设备公司；1999年初，美国电话设备制造商朗讯公司以203 亿美元并购美国第四大计算机网络设备制造商艾森德通讯公司，从而把计算机、通讯等高科技行业大兼并不断推向高潮。 从以上情况看，国家的竞争力取决于企业的竞争力，国家的经济安全体系最终也要靠强大的企业力量来支撑。因此，企业必须“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企业是技术创新的主要承担者，是科技成果转化的主力，要引导企业把市场需求作为技术创新的出发和落脚点，使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达到全国以至国际水平。全国所在大型企业都应建立健全技术中心，有条件的民营企业也要建立健全技术开发机构，积极开展创新活动。把国企改革和技术创新有机地统一起来，提高国企的竞争力。 （五）加强利用外资管理，克服引进外资中的问题 资金不足是制约发展中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因素，利用外资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建设和发展，但利用不当也会形成国内市场流失和金融危机等不利于经济安全的问题。我国今后一段时间的引进外资工作，要统一认识，实施“以市场换技术”的利用外资战略；同时要牢牢控制利用外资的规模、结构和流向，以外资的技术含量作为引进外资的质量评判标准，平等互利地利用外资，绝不接受任何出让主权的条件。 （六）对制造业进行彻底改造和改组，复兴我国制造业的竞争优势 制造业是满足人们物质需要的部门，是支柱产业，是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涉及到国家安全、社会安定的大问题。所以不能因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上升而轻视制造业。在经济全球化的大潮中，根据我国的国情，借鉴国外行之有效的经验对我国的制造业进行彻底改造和改组。一方面，要引进日本的精益生产和先进的管理方法，使企业向专、精、特、新的方向发展；另一方面，利用信息技术对传统产业进行全面改造，尤其是利用高新技术改造制造业，使其恢复竞争优势；当然，这些都应与技术改造相结合，通过缩编、放权、再造工程、横向管理等对企业进行大改组，提高制造业劳动生产率，使我国的制造业打一个翻身仗，奠定我国经济增长的坚实基础。 在经济加速全球化的时代，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在一切领域的资源、技术和人才都居于领先地位，即使在激烈的竞争中也应该实行优势互补，以臻共同繁荣，即双方或多方互惠互利，这也已经成为一种同竞争并存的历史趋势，以达到“以最有利的条件生产、在最有利的市场销售”的世界经济最优状态。
国际货币体系改革:问题.前景和可能方案----清华环球财经高级论坛的演讲(摘要)要深入讨论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和重建，我想至少有六个方面的问题需要详细研究。第一、 当前全球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究竟是什么？有关的辩论和观点纷纭复杂，我们需要一个逻辑和事实相符合的理论来解释为什么会出现如此巨大规模、损失如此巨大、波及范围如此之广的全球金融危机。如果我们不能很好地理解全球金融危机的制度根源，特别是国际货币体系与全球金融危机的关系，我们就无法谈论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和重建。正是因为金融危机给全人类的经济造成重大灾难，才激发越来越多的人关注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第二、 为什么我们需要一个国际货币体系？看起来是一个简单的问题，回答起来并不容易。美联储前主席沃尔克曾经说：一个全球经济需要一个全球货币，需要一个真正的全球货币体系。为什么？因为我们需要全球储备货币；需要一个顺畅、公平的国际收支调节机制；需要一个全球最后的贷款人；需要一个解决全球金融危机的机制。第三、 美元本位制的缺陷在哪里？目前我们可以说有一个全球货币体系，那就是美元本位制，美元是全球储备货币。这个货币体系也有一个国际收支调节机制，那就是浮动汇率体系。也有一个国际最后贷款人，就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美国联储。但这个体系有非常严重的缺陷，它没有任何外部约束机制。国际储备货币发行没有任何外部约束。浮动汇率体系实质上是一个国际货币供应量的内在增加机制。深刻理解美元本位制的运行机理和内在缺陷，是探讨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前提。第四、 究竟有没有一个内在自动稳定的国际货币体系？历史和理论都证明没有。任何国际货币体系的有效运转，都需要各国宏观经济政策的协调和配合。人们传统认为金本位制是自动运行的，其实不是，它的有效运转必须依靠各国之间的合作，各国宏观经济政策必须要坚持一些共同的原则，譬如财政不能出现长期的大规模赤字。布雷顿森林体系为什么可以有效运转20多年？因为那时各国宏观政策还是存在一些合作和配合，各国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比较节制、有原则。后来为什么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了？主要原因就是美国的货币政策过度扩张。因此，要改革和重建国际货币体系，各国必须就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一些基本原则达成一致。完全各搞一套，互相矛盾甚至对峙，任何国际货币体系都无法有效运行。第五、 如何才能达成对全球经济体系运转的一些共同观点或原则？理论上说，要改革和建立全球货币体系，各国必须有一个共同的全球经济模型，那就是说：各国对全球货币体系的运转机制要有一些基本的共识，譬如说浮动汇率体系究竟是不是一个有效的调节机制？全球要不要回到稳定的汇率体系？储备货币发行没有约束或过度是不是全球通货膨胀和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跨国资金特别是投机资金的流动是不是具有巨大的破坏力？毫无节制、毫无监管的跨国资金流动是否有利于真实经济的增长和真实财富的创造？如果无法就这些基本问题达成共识，改革国际货币体系就无从谈起。第六、 最后一个问题：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有哪些可能方案？有五个可能的方案可以供大家讨论。（1）将美元直接转化为世界货币，将美联储转变为世界中央银行，可以比照欧洲中央银行的模式，让各国共同参与管理美元；（2）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成改造成为世界中央银行，创造一个新的世界货币，按照人口和GDP等规模确立各国在世界中央银行的股份和投票权；（3）世界主要大国（美国、欧洲、中国、日本、俄罗斯、英国、印度、巴西等）签署国际货币协议，创立世界货币单位（World Currency Unit， 简称WCU），世界货币单位背后的基础是上述大国的一篮子货币再加上黄金。各国货币和世界货币单位挂钩。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改造成为管理世界货币单位和世界储备的机构（准世界中央银行）。这可能是“重建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最佳方案。（4） 积极稳步推进区域货币和金融合作。这对中国尤其重要。中国应该加速和周边国家的金融货币合作，特别是和东南亚国家的货币金融合作，迅速提升人民币的国际地位，扩大人民币的流通范围。为今后进一步谈判构建世界货币做好准备。中国尤其要采取切实可行措施，推动国际储备货币的多元化和国际货币“战国时代”的形成。（5）维持目前的国际货币体系不变。最多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人事安排和股份比例上有所调整，增加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发言权。以上五种方案，可能性最大的是第四和第五方案，第三种方案的可能性也比较高。下面我着重谈谈第一个问题。一个毫无疑问的事实是，世界上批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人非常多，而且正越来越多。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尤努斯主编过一本书，书的题目是《fifty-years is enough》（五十年已经够了），是1994年出版的，也就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创立50年。在这本书里，很多经济学和政治学的专家指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维护国际货币体系和国际金融体系的稳定方面早已经不起作用了，甚至发挥了好些负面作用，所以应该进行彻底的改革。当时最具有挑战性的声音就是《fifty-years is enough》。其实在1971年甚至更早的时候，芝加哥大学的经济学大师弗里德曼就讲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根本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他当然是从一个不同的角度说的。200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也写过一本书叫做《Globalization and Its Discontents 》，在这本书中，他非常严厉地批评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一些政策，重点是所谓“华盛顿共识”的政策主张，譬如毫无原则的私有化和自由化；毫无原则毫无节制的资本帐户开放和跨境资金流动，以及浮动汇率政策。斯蒂格利茨这本书有非常严密的证明，包括一些很好的理论模型，说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推行的政策对发展中国家是没有什么好处的，只有很多的坏处。我首先讲这些学者的言论和观点，就是要告诉大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所代表的国际货币体系体并不是一个神圣不可改变。很多人早就对它产生了怀疑，甚至一直在呼吁改变它。尽管中国目前还不能主导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但我们必须有自己的思想、主张和立场。麻省理工学院有一位非常有名的经济史学家金德尔伯格，曾经把国际货币基金体系比喻成路灯，只有当路灯不亮了的时候人们才会意识到它的存在。国际货币体系也是一样，只有当它出现问题，像出现全球性的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时候，我们才开始深入地讨论国际货币体系，而在这之前，很少有人去讨论货币基金体系。所以我首先就要指出：全球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是国际货币体系的内在缺陷。国际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是什么？技术层面有七大原因：（1）次级贷款的泛滥和贷款标准恶意降低。（2）衍生金融交易过度发展和缺乏监管。（3）信用评级机构缺乏内在约束机制，信用评级机构曾经将大量按揭贷款资产评为AAA极，给投资者以极大误导。（4）金融机构杠杆比例过高。（5）金融机构资产和债务期限严重错配（以短期债务来发放长期贷款或购买长期资产）。（6）金融机构业务扩张过度。（7）所谓抛空等金融创新加剧市场动荡。技术层面原因里面，最核心的原因是衍生金融交易发展过度和缺乏监管。然而，这些是表面的原因。它们本身就是全球金融制度安排内在缺陷的结果。制度层面有四个原因：（1）国际货币体系的美元本位制和浮动汇率体系导致全球流动性泛滥。（2）所谓“华盛顿共识”导致许多国家不顾本国需要和监管能力实施金融开放或资本流动自由化，导致短期债务急剧增加和国际投机资金到处冲击各国金融体系，这就是所谓金融全球化的巨大弊端。（3）美联储2002-2003年的错误货币政策直接导致信用泡沫和资产价格泡沫。埋下目前金融危机的祸根。（4）美国首创的股权激励机制导致企业高管片面追求短期赢利和不惜一切手段推高股价。以上是更深刻的原因。其中核心是美元本位制和浮动汇率体系。这个霸权货币体系本质上让全世界为美国的错误货币政策承担风险、为美国的错误买单从最深刻的意义上讲，金融危机其实源于人类经济体系最根本的弊端：（1）真实经济和虚拟经济严重背离。目前全球虚拟经济的规模是真实财富规模的数十倍，衍生金融产品乃是虚拟经济最典型的表现，它们的恶性膨胀与人类真实财富没有任何关系，却极大地增加了人类整体经济体系的风险。（2）风险递增定理（对应于物理学的熵增定理）。经济体系越复杂，系统性风险就越高；单个人或单个机构（包括政府的财政部和中央银行）所承受的系统风险越大。经济体系某一个环节出现问题，就可以立刻导致整个体系的崩溃。以上是最深刻的根源：西方文明所倡导或主导的财富创造方式和生活无法已经无法持续；人类经济活动的模式终将需要彻底改变。真实经济和虚拟经济背离的程度是和全球货币金融体系密切相关的。真实经济就是要实际参与物质的转换和真实财富的创造，就比如开个餐馆，就必须买来原材料，然后做成可口的饭菜来招待客人。虚拟经济呢？就是是买资产等着价格涨上去之后再卖出赚钱。如果地球上所有人都从事真实经济，整个人类的经济活动将是非常缺乏效率的，要回到原始经济，以物易物，经济规模会很小，增长会很缓慢。但是，设想一下，如果全世界的人都搞虚拟经济，都买了东西在那里等着涨价赚钱，那么人类经济体系也会完全崩溃，最后的规模也会是零。所以人类经济体系的正常运转，必须是真实经济和虚拟经济之间达到一个微妙的平衡。但是现在人类的经济体系，真实经济和虚拟经济之间已经严重失衡。比如说金融衍生品，是典型的虚拟经济，只是虚拟经济的一部分，但是金融衍生产品的总值已经超过了600万亿美元，最高达到了680万亿美元。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呢？它已经超过了全球GDP总值的十多倍，人类的GDP总值也才58万亿美元。华尔街几乎所有的银行，都是大量从事衍生金融产品的投机买卖。比如摩根、花旗等银行买卖的金融衍生品规模是非常庞大的，都达到数十万亿美元。这样规模的金融衍生品一旦出现赔付或违约问题，后果就非常严重，会出现很严重的偿还和追债问题。华尔街那些金融巨头倒台，重要原因就是衍生金融交易的巨额亏损。反过来我们要问，如此规模的虚拟经济对实体经济的发展到底有什么好处？这是值得思考的问题。我们可以将人类的经济体系比喻成一个钟表，现在的发展严重摆向了虚拟经济的一侧。虚拟经济发展还有一个重要规律，就是风险递增定律：经济体系越复杂，系统性风险和整体风险就越大，甚至是几何级数地放大。现在有些人建议美国进行的金融改革，重点还是要发展更多的金融衍生工具来分散风险，比如说发展住房期货来分散风险，发展住房市场抛空机制，来稳定住房市场，来防止住房市场的泡沫产生。我个人认为这是不行的。华尔街风险分散模型成立的前提是系统风险没有增大。可是整个金融衍生品的链条增长的时候，金融风险是呈几何倍数增加的，这时再分散，风险仍是很大。这个可以从CDS看到，CDS被创造出来本来是用来分散危险的，但是实际上却是风险更大了，当然这是个很技术性的问题。为什么金融体系和经济体系会存在我前面说的七个方面的技术原因？为什么会出现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出现严重的背离？为什么整个金融体系出现风险递增？根本原因是目前的国际货币体系有严重缺陷。第一是美元本位制完全没有约束；第二个是浮动汇率体系。很多经济学大师研究的结果，说明浮动汇率体系是一个国际货币供应量无限制增加的内在机制。浮动汇率体系促使全世界的货币供应量无限制放大。从1971年到今天，全球基础货币量是数百倍的增加，1971年只有381亿美元，今天超过了6.2万亿美元。弄清楚了全球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还有几个重要问题需要深入讨论：第一，为什么我们需要一个国际货币体系或者是国际金融体系？第二，需要比较一下历史上出现过的三个主要的国际货币基金体系；第三，需要研究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即世界上没有一个自动稳定的国际货币基金体系，也就是说，如果我们真要维持一个国际货币体系的有效运转，各个国家就要承诺对自己的政策有所约束。没有一个自然的、自动就能稳定的国际货币基金体系。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结论。第五，如果要建立一个新的国际货币基金体系或者我们想改革国际货币基金体系，各国对于全球经济体系的运转就要有一个共识，或者说一个“common model of world economy”，没有基本的共识，改革就无从谈起。第六，就是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可能有哪些方案。
亚洲金融风暴是一场发生于1997年7月至10月的事件。事源于泰国放弃固定汇率制，随后危机进一步波及至邻近亚洲国家的货币、股票市场及其它的资产，相关资产的价值也因此暴跌。这一事件在泰国又被称作“冬阴功危机”。风暴打破了亚洲经济急速发展的景象，亚洲各国经济遭受严重打击，纷纷进入大萧条。危机还导致社会动荡和政局不稳，一些国家也因为危机陷入长期混乱。除此之外，危机中更是影响俄罗斯和拉丁美洲经济。
背景：
1989年，亚洲吸引将近一半的向发展中国家的资本净流入。南亚经济体，以提高利率，尤其吸引追逐高回报率的外国投资者。因此，这个区域流入巨大的资金，经历剧烈的资产价格上涨。与此同时，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新加坡和韩国经济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经历8%-12%的高GDP增长。这被称为“亚洲经济奇迹”。
90年代中期，一系列事件冲击著经济环境：人民币和日元的贬值、美国利率的上升及进而走强的美元、半导体价格的骤降，这些都影响亚洲新兴市场国家的经济增长。当美国经济在90年代早期从衰退中恢复时，格林斯潘领导的联准会开始提高美国利率来对抗通货膨胀。
相较于东南亚一直以较高的短期利率吸引热钱，这使得美国成为比东南亚各国更有吸引力的投资目的地，这抬高美元的价值。对于那些把货币锚定美元的南亚国家来说，走高的美元使得它们的出口更加昂贵、失去国际竞争力。同时，1996年春，东南亚国家的出口增长预期显著下滑，使他们的经常账户更为恶化。
受影响地区
泰国、韩国和印尼是受金融风暴影响最严重的国家，资产泡沫消失后由于国家接近破产状态，没有能力还清债务，亟需需要国际支援。老挝、马来西亚和菲律宾也受到波及。而中国大陆、香港、新加坡、台湾虽有影响，但受影响程度相对较轻。日本则处在泡沫经济崩溃后自身的长期经济困境中，投资能力大减，受到此金融风暴的影响并不大。
扩展资料：
影响
此危机迫使除了港币之外的所有东南亚主要货币在短期内急剧贬值，东南亚各国货币体系和股市的崩溃，投资者损失惨重纷纷预计停损，以及由此引发的大批外资撤逃和国内通货膨胀的巨大压力。亚洲各国大量企业破产、银行倒闭、股市崩溃、房地产下跌、汇率贬值、失业率上升，人民生活受到严重影响。经济遭受严重打击，造成经济衰退、社会动荡和政局不稳，一些国家也因此陷入长期混乱。
经济
东南亚国家和地区的外汇市场和股票市场剧烈动荡，以1998年3月底与1997年7月初的汇率比较。各国股市都缩水三分之一以上。各国货币对美元的汇率跌幅在10%~70%以上，受打击最大的是泰铢、韩圆、印尼盾和马来西亚令吉，分别贬值39%、36%、72%和40%。
危机导致大批企业、金融机构破产和倒闭。例如，泰国和印尼分别关闭了56家和17家金融机构，韩国排名居前的20家企业集团中已有4家破产，日本则有包括山一证券在内的多家全国性金融机构出现大量亏损和破产倒闭，信用等级普遍下降。泰国发生危机一年后，破产停业公司、企业超过万家，失业人数达270万，印尼失业人数达2000万。
资本大量外逃，据估计，印尼、马来西亚、韩国、泰国和菲律宾私人资本净流入由1996年的938亿美元转为1998年的净流出246亿美元，仅私人资本一项的资金逆转就超过1000亿美元。
受危机影响，1998年日元剧烈动荡，6月和8月日元兑美元两度跌至146.64日元，为近年来的最低点，造成西方外汇市场的动荡。东南亚金融风暴演变成经济衰退并向世界各地区蔓延。在金融风暴冲击下，泰国、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四国经济增长速度从危机前几年的8%左右下降到1997年的3.9%，1998年上述四国和香港、韩国甚至日本经济都呈负增长。东亚金融风暴和经济衰退引发了俄罗斯的金融风暴并波及其他国家。巴西资金大量外逃，哥伦比亚货币大幅贬值，进而导致全球金融市场剧烈震荡，西欧美国股市大幅波动，经济增长速度放慢。马来西亚在亚洲金融风暴后，经济成长开始缓慢。
政治
亚洲金融风暴使亚洲国家多个政权倒下，韩国、泰国和印尼政府倒台，在韩国，执政多年的保守派大国家党在总统选举中落败，在野新千年民主党首次取得政权，在泰国，联合政府下台，由民主党重新执政，在印尼，执政32年的苏哈托倒台。在马来西亚，执政17年的马哈迪把其副总理安华革职。日本首相桥本龙太郎辞职，俄罗斯更是一年之内连换六届总理。此后这些国家都面临不同程度的民主倒退。
参考资料：百度百科：亚洲金融危机
网上很多 直接搜啊 或者你可以进大学里的数据库 一般大学图书馆都有相应的数据库，供写论文用。一搜一大把
中国启动积极则政政策的背景 1998年第一季度以来，由于国际和国内经济形势发生了很大改变，东南亚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造成很大影响，加之一系列国内经济问题，迫切需要以宏观政策措施扩大内需，实施反周期操作，于是中国政府采取了积极财政政策。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背景因素主要有以下五个方面。 第一，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影响1997年7月爆发的东南亚金融危机，对亚洲经济产生极大影响，并扩展到俄罗斯，波及拉美，进而使欧洲和美国也受到影响。东南亚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在1998年逐渐显现，尤其是外贸方面受到的冲击更为明显。1998年上半年外贸的出口额为869.8亿美元，同比增长6%，与1997年同期的22%和1997年全年的20.9%的增长速度相比，增长幅度明显放慢，并于1998年5月出现负增长，极大影响了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这种形势客观上为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创造了基本条件。 第二，中国经济处于周期性低谷阶段，经济增长明显趋缓。并出现通货紧缩迹象。1998年上半年中国经济增长率仅为7%，与全年8%的增长目标形成明显差距，表明中国经济处于周期性低谷阶段。同时，物价水平持续负增长，居民消费价格和商品零售价格均下降，被认为是通货紧缩的表现。 第三，中国买方市场已经形成。中国经济在改革前以供给不足的短缺经济为主要特征，随着市场化改革的不断推进，先后出现过1983年的“局部买方市场”和1990年的“市场疲软”，1997—1998年转变为全局性的“买方市场”或“过剩经济”，市场出现了供大于求的局面，国内需求不旺，企业产成品库存总量不断增加，1998年已达4万亿元，约相当于GDP的40%以上。买方市场的形成，意味着需求已经成为影响和制约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 第四，“下岗分流”和失业压力加大。随着国有经济的战略性改组，必须继续积极推进企业的兼并重组乃至破产，促进企业的优胜劣汰。由于国际国内经济环境恶化，经济增长速度趋缓等因素的迭加，使企业困境进一步加剧，出现了大量的下岗分流人员，一年约1000余万人，失业压力增大，并有可能影响社会稳定。 第五，货币政策效果不佳。中国经济“陆”过程中，尽管货币政策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放松银根、刺激需求的政策，中心银行先后多次降低存、贷款利率，并取消国有商业银行的贷款限额控制，降低预备金率。颁布积极实行贷款支持的指导意见等等，以求扩大企业贷款需求刺激投资，但货币政策没有产生足够明显的政策效果，其操作空间和余地已经相对狭小。 综上所述，为实现8%的经济增长目标，启动财政政策便是必然的选择。 实施积极财政政策是我国经济发展的现实需要 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必须根据我国经济的现实需要，主要是：一是扩大内需的需要。随着买方市场的形成，需求约束已经成为影响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而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导致外需增长大幅下滑，只有依靠国内需求来促进国民经济的稳定增长。但此时国内消费和投资需求增长趋缓，只有依靠政府投资来拉动内需；二是调整政府投资重点的需要。随着卖方市场向买方市场的转变和我国市场经济不断发展和完善，大多数产品供给能力大量闲置，有效需求不足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政府投资只能向投资金额比较大，民间资本无力承担的道路、交通。环保等公共投资领域倾斜，通过改善城乡基础设施、加强环境保护等来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促进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三是承担改革成本的需要。随着市场经济改革的不断深入和结构调整步伐的加快，大量历史遗留问题逐渐暴露出来，工人失业人数不断增加、社会保障资金拖欠等一系列影响社会安定的问题都要求财政给予必要的资金支持。 中国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成效分析 几年来的实践表明，实施积极财政政策是非常正确的，也取得了巨大成效，表现在：首先扩大了投资，保持了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实行积极财政政策，发行建设国债，调整税收政策，停征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增加政府投资，引导民间投资，成为这一时期促进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1998—2002年发行长期建设国债和特种国债共6600亿元，安排国债项目万余项，投资总规摸3万亿元以上，全国的基础设施和环保状况得到了比较大的改善，增强了经济发展后劲。 其次提高了居民收入水平，刺激了消费增长。政府出台了调整收入分配的政策措施，支持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费和离退休职工基本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等。中心财政还大幅增加了对中西部地区增资的转移支付补助，建立了艰苦边远津贴 制度。银行降低利率，提供消费信贷。使居民的消费心理预期得到了改善。这些措施增加了居民收入，调节了收入差距，对刺激消费起了明显作用。1999年居民消费增长54%，2000年呈回升态势，达到了9.10%，2001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37595亿元，比2000年增长10.1%. 第三完善了出口退税政策，稳定了进出口增长水平。自1998年以来，中国政府分三次提高了部分商品的出口退税率，使出口货物平均退税率达到15%.同时，还采取了完善加工贸易治理和扩大生产企业进出口经营权等一系列配套性政策措施，刺激出口增长。 第四加强了对重要产业和中西部地区的支持，促进了经济结构优化。一是通过税收减免及财政贴息等政策，支持符合产业政策方向的技术改造和高新技术产业发展；二是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从基础设施项目和生态建设入手，加大了对中西部落后地区的投入，制定财政税收优惠政策，全面带动了中西部经济的发展能力；三是加大了对中西部地区的转移支付。 第五全国基础设施建设取得明显成效。全国公路、铁路，城市供水。电信，电网、生态环境等基础设施明显改善，一些重要的、关系国民经济发展总体布局的大型基础设施项目如青藏铁路、西气东输、西电东送等已经开工，并取得了较大的进展。 实施积极财政政策虽然取得了很大的成效，但是积极财政政策的根本目标，或者说衡量其成功与否的更高标准，是看它是否把民间投资启动起来了，因为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不可能长期执行下去，它只能是在民间需求不足时，非凡是经济发生较大动荡时实施的一项短期政策。因此今后是否继续实施，必须依据世界经济和中国经济的运行态势来作判定，进行适时适度的调整。 2淡出积极财政政策的原因 2002年，前财政部部长项怀诚在论述中国的财政政策时表示：“中国实行的积极财政政策一定要逐步淡出，因为没有一个国家的政府能够长期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而不出问题。”根据项怀诚提出五个观点，可以得出结论，那就是实施积极财政政策是不得已而为之的。虽然积极财政政策取得了很大成效，但是淡出也是必然的趋势，因为过多采用发行国债的积极财政政策存在其局限性和负面影响，具体分析如下： 国债投资是政府行为，过多发行国债不利于中国市场经济的完善 适当发行国债是有利于经济发展的，但过多发行国债则不利于市场经济的运行，原因有三个方面：一是国债资金投资是政府投资，建设的项目主要是国有项目，形成的企业主要是国企，这样一方面改革老国企，另一方面又再造一批新国企。假如新建的国企在产权关系上还是国有独资企业，体制、机制不变，那么若干年后可能还要进行新的国企改革。二是国债是由国家集中发行，国债投资项目由国家有关部门审批，而项目的实施者是企业和地方政府，两者是相互分离的主体，不能保证资金的有效使用。三是过多的资源集中在政府手中，增加了资源配置中的计划、行政色彩，妨碍了市场化改革进程，淡化了市场机制的作用，不符合市场经济的要求。四是积极财政政策长期实行还会出现边际效应递减，不能很好地发挥乘数作用，造成政府投资效率递减，既不能提高效率，又不能保证公平，直接导致政府信用和财政信用危机。另外，中国也应顺应国际潮流，削减赤字、降低债务。 过多发行国债有可能带来金融风险，不能有效刺激经济增长 国债项目在中心国债资金投入的同时，要求地方资金和银行信贷配套，未来国债资金偿还可以通过发新还旧的方式解决，但银行贷款的偿还必须通过项目本身的盈利。国债项目大多是基础设施，收益性不强，这就给银行信贷带来了潜在的，巨大的坏账风险。目前国内需求不足，包括投资需求不足和受收入制约的最终消费需求不足。假如着重解决基础设施的投资，而忽略刺激消费需求，在中国下岗人数多、收入低，农民收入增长减缓，各阶层、各行业收入差距拉大的情况下，消费需求不足反过来会制约生产和投资增长，形成经济运行的恶性循环。 影响宏观经济治理平衡 由于长期的国债投资必然带来固定资产投资的快速增长，使投资的增速超过GDP的增速，而且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超过消费的比重。中国历年经济发展的实践已经证实，积累占国民收入30%是合适的，通货膨胀和通货滞胀都不会产生，但目前这一比例将近40%，影响了积累与消费的平衡，带来了宏观治理上的困难。 债务规模已达国际警戒线，财政债务偿还的压力较大 国家商业银行和国有企业的债务被看做中心财政的债务。目前四大资产治理公司剥离的银行不良资产为4万亿元，四大银行现有的不良资产估计在27亿元左右，银行部门的不良资产总数就在5万亿元左右。同时国有企业未被剥离的不良资产和正在形成的不良资产估计总数也有一两万亿元。如此计算，政府财政之外的国有银行和企业的债务规模约达4万-5万亿元，加上中心财政的债务余额5万亿元，整个国家财政的债务规模应该在5万—6万亿元之间，约占GDP的60%，已达到国际警戒线。中国的国债不像有些国家由中心和地方分级分担，而是多集中在中心财政，中心财政的负担很重且不利于收支平衡。积极财政政策带来的财政赤字和债务余额对未来经济的发展产生负效应。 不利于产业结构调整和财政制度改革 长期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使投资偏重于第一、二产业，第三产业发展滞后，产业结构不合理的矛盾进一步扩大。从目前居民消费的供需结构看，单靠对实物产品消费的增长来扩大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的空间较为有限，而居民对服务的消费还有进一步扩大的空间。中国第三产业产出占GDP的比重低于发达国家，也低于同等发展水平的发展中国家。大力发展第三产业，不仅是调整产业结构的需要，还可以扩大就业、促进消费、拉动经济增长。另一方面，由于国债的投入基本上是政府的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是国有资本，这就削弱了民间资本的投入，从而使达11万多亿元的民间储蓄资本不能充分发挥作用。财政体制改革的重点任务之一，就是要充分发掘民间资本的发展空间，使投资主体多元化，而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效果与此相悖。 过多发行国债易导致制度性“挤出效应” 首先，由于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与政府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政府国债投资需要银行信贷和证券市场的支持，融资资金有限时，商业银行和证券市场势必压缩其他所有制企业或个人投资需求。其次，通信、邮电、交通等基础设施行业，存在着严重的行政性垄断现象，限制其他投资主体的进入，即使进入也对业务范围进行严格限制，从而损害了民间投资者的积极性 ，降低了私人投资在相关行业扩张的可能性。第三，中国尚未建立对长期亏损、无法清偿债务的国有企业的破产机制，政府通过财政补贴、直接投资、迫使银行贷款的方法维持早应破产企业的生存，这样做加剧了资金的稀缺性，加重了财政负担，从而增加了其他企业的投资成本，也使市场空间变得相对狭小，限制了民间企业可能的发展。国债发行导致的制度性“挤出效应”现在已日趋明显。 导致消费需求相对不足 由于长期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使积累投资占GDP的比重过高，消费比重下降，消费需求的增长受到影响，对GDP增长率的贡献下降。2001年上半年消费增长对GDP的增长贡献率不足40%.与此同时，消费增长率的下降还直接使居民收入尤其是农民收入增长缓慢，不同收入阶层之间的收入差距进一步拉大，导致了包括农民和城市居民的弱势群体的出现。据国家统计局统计，中国居民收入差距以基尼系数计算，已达0.4的警戒线，这会直接影响有效需求的扩大，进而影响整个国民经济增长和社会稳定。 通过对以上经济因素的分析，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即淡出积极财政政策是必然的。应该说，积极财政政策客观上确实已经起到了较佳的经济作用，对整个投资、消费需求的拉动比较明显，且在国际经济形势看好的背景下，中国出口开始回升，外商直接投资增长率维持在11%～12%，投资质量也比较高，民间投资的增长速度和企业更新改造投资也比较活跃，所以选择这一时期逐步淡出积极财政政策，时机是比较成熟的;
虽然没找到这方面的论文，但是你参考下下面的文章应该自己可以写的出的5分钟明白金融危机爆发的原因 ：
淡出积极财政政策的对策思考1998年，为应对亚洲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中国政府在坚持“人民币不贬值”的汇率政策下，开始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其主要内容是通过发行国债、增加赤字、增加政府投资。支持重大的基础设施建设等来拉动经济增长。从1998至2002年，每年增发国债都在1000亿元以上，国债投资带动了基础设施建设并拉动了GDP的增长，对中国宏观经济保持7%以上的经济增长率发挥了重要乃至决定性的作用。但2002年4月前财政部部长项怀诚公布中国要“淡出”积极财政政策。他表示，中心政府财政出现“收入增长太低、支出增长太快”的严重情况，积极财政政策在实行五年后必须“逐步淡出”。由此引发了一系列的问题：为什么积极财政政策要“淡出”？淡出积极财政政策的主要对策是什么？本文就这些问题进行初步研究。1中国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背景及成效财政政策和积极财政政策的基本涵义财政是国家为实现其职能，满足社会公共需要对一部分产品所进行的分配和再分配。财政政策是一国政府为了实现一定的宏观经济目标而调整财政收支规模和收支平衡的指导原则及其相应的措施。财政政策由税收政策、支出政策、预算平衡政策、国债政策等构成一个完整的政策体系。财政政策是政府追求经济与社会发展目标，实施宏观经济调控的重要政策手段，在弥补“场失灵”的资源配置、维护社会稳定的收入再分配、保持经济稳定的反周期操作等方面，都可以发挥功能。积极的财政政策是在一定程度上以适当扩大财政赤字和国债发行规模来促进国民经济持续适度增长和社会稳定目标的实现。中国启动积极则政政策的背景1998年第一季度以来，由于国际和国内经济形势发生了很大改变，东南亚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造成很大影响，加之一系列国内经济问题，迫切需要以宏观政策措施扩大内需，实施反周期操作，于是中国政府采取了积极财政政策。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背景因素主要有以下五个方面。第一，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影响1997年7月爆发的东南亚金融危机，对亚洲经济产生极大影响，并扩展到俄罗斯，波及拉美，进而使欧洲和美国也受到影响。东南亚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在1998年逐渐显现，尤其是外贸方面受到的冲击更为明显。1998年上半年外贸的出口额为869.8亿美元，同比增长6%，与1997年同期的22%和1997年全年的20.9%的增长速度相比，增长幅度明显放慢，并于1998年5月出现负增长，极大影响了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这种形势客观上为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创造了基本条件。第二，中国经济处于周期性低谷阶段，经济增长明显趋缓。并出现通货紧缩迹象。1998年上半年中国经济增长率仅为7%，与全年8%的增长目标形成明显差距，表明中国经济处于周期性低谷阶段。同时，物价水平持续负增长，居民消费价格和商品零售价格均下降，被认为是通货紧缩的表现。第三，中国买方市场已经形成。中国经济在改革前以供给不足的短缺经济为主要特征，随着市场化改革的不断推进，先后出现过1983年的“局部买方市场”和1990年的“市场疲软”，1997—1998年转变为全局性的“买方市场”或“过剩经济”，市场出现了供大于求的局面，国内需求不旺，企业产成品库存总量不断增加，1998年已达4万亿元，约相当于GDP的40%以上。买方市场的形成，意味着需求已经成为影响和制约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第四，“下岗分流”和失业压力加大。随着国有经济的战略性改组，必须继续积极推进企业的兼并重组乃至破产，促进企业的优胜劣汰。由于国际国内经济环境恶化，经济增长速度趋缓等因素的迭加，使企业困境进一步加剧，出现了大量的下岗分流人员，一年约1000余万人，失业压力增大，并有可能影响社会稳定。第五，货币政策效果不佳。中国经济“陆”过程中，尽管货币政策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放松银根、刺激需求的政策，中心银行先后多次降低存、贷款利率，并取消国有商业银行的贷款限额控制，降低预备金率。颁布积极实行贷款支持的指导意见等等，以求扩大企业贷款需求刺激投资，但货币政策没有产生足够明显的政策效果，其操作空间和余地已经相对狭小。综上所述，为实现8%的经济增长目标，启动财政政策便是必然的选择。实施积极财政政策是我国经济发展的现实需要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必须根据我国经济的现实需要，主要是：一是扩大内需的需要。随着买方市场的形成，需求约束已经成为影响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而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导致外需增长大幅下滑，只有依靠国内需求来促进国民经济的稳定增长。但此时国内消费和投资需求增长趋缓，只有依靠政府投资来拉动内需；二是调整政府投资重点的需要。随着卖方市场向买方市场的转变和我国市场经济不断发展和完善，大多数产品供给能力大量闲置，有效需求不足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政府投资只能向投资金额比较大，民间资本无力承担的道路、交通。环保等公共投资领域倾斜，通过改善城乡基础设施、加强环境保护等来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促进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三是承担改革成本的需要。随着市场经济改革的不断深入和结构调整步伐的加快，大量历史遗留问题逐渐暴露出来，工人失业人数不断增加、社会保障资金拖欠等一系列影响社会安定的问题都要求财政给予必要的资金支持。中国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成效分析几年来的实践表明，实施积极财政政策是非常正确的，也取得了巨大成效，表现在：首先扩大了投资，保持了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实行积极财政政策，发行建设国债，调整税收政策，停征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增加政府投资，引导民间投资，成为这一时期促进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1998—2002年发行长期建设国债和特种国债共6600亿元，安排国债项目万余项，投资总规摸3万亿元以上，全国的基础设施和环保状况得到了比较大的改善，增强了经济发展后劲。其次提高了居民收入水平，刺激了消费增长。政府出台了调整收入分配的政策措施，支持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费和离退休职工基本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等。中心财政还大幅增加了对中西部地区增资的转移支付补助，建立了艰苦边远津贴制度。银行降低利率，提供消费信贷。使居民的消费心理预期得到了改善。这些措施增加了居民收入，调节了收入差距，对刺激消费起了明显作用。1999年居民消费增长54%，2000年呈回升态势，达到了9.10%，2001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37595亿元，比2000年增长10.1%.第三完善了出口退税政策，稳定了进出口增长水平。自1998年以来，中国政府分三次提高了部分商品的出口退税率，使出口货物平均退税率达到15%.同时，还采取了完善加工贸易治理和扩大生产企业进出口经营权等一系列配套性政策措施，刺激出口增长。第四加强了对重要产业和中西部地区的支持，促进了经济结构优化。一是通过税收减免及财政贴息等政策，支持符合产业政策方向的技术改造和高新技术产业发展；二是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从基础设施项目和生态建设入手，加大了对中西部落后地区的投入，制定财政税收优惠政策，全面带动了中西部经济的发展能力；三是加大了对中西部地区的转移支付。第五全国基础设施建设取得明显成效。全国公路、铁路，城市供水。电信，电网、生态环境等基础设施明显改善，一些重要的、关系国民经济发展总体布局的大型基础设施项目如青藏铁路、西气东输、西电东送等已经开工，并取得了较大的进展。实施积极财政政策虽然取得了很大的成效，但是积极财政政策的根本目标，或者说衡量其成功与否的更高标准，是看它是否把民间投资启动起来了，因为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不可能长期执行下去，它只能是在民间需求不足时，非凡是经济发生较大动荡时实施的一项短期政策。因此今后是否继续实施，必须依据世界经济和中国经济的运行态势来作判定，进行适时适度的调整。2淡出积极财政政策的原因2002年，前财政部部长项怀诚在论述中国的财政政策时表示：“中国实行的积极财政政策一定要逐步淡出，因为没有一个国家的政府能够长期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而不出问题。”根据项怀诚提出五个观点，可以得出结论，那就是实施积极财政政策是不得已而为之的。虽然积极财政政策取得了很大成效，但是淡出也是必然的趋势，因为过多采用发行国债的积极财政政策存在其局限性和负面影响，具体分析如下：国债投资是政府行为，过多发行国债不利于中国市场经济的完善适当发行国债是有利于经济发展的，但过多发行国债则不利于市场经济的运行，原因有三个方面：一是国债资金投资是政府投资，建设的项目主要是国有项目，形成的企业主要是国企，这样一方面改革老国企，另一方面又再造一批新国企。假如新建的国企在产权关系上还是国有独资企业，体制、机制不变，那么若干年后可能还要进行新的国企改革。二是国债是由国家集中发行，国债投资项目由国家有关部门审批，而项目的实施者是企业和地方政府，两者是相互分离的主体，不能保证资金的有效使用。三是过多的资源集中在政府手中，增加了资源配置中的计划、行政色彩，妨碍了市场化改革进程，淡化了市场机制的作用，不符合市场经济的要求。四是积极财政政策长期实行还会出现边际效应递减，不能很好地发挥乘数作用，造成政府投资效率递减，既不能提高效率，又不能保证公平，直接导致政府信用和财政信用危机。另外，中国也应顺应国际潮流，削减赤字、降低债务。过多发行国债有可能带来金融风险，不能有效刺激经济增长国债项目在中心国债资金投入的同时，要求地方资金和银行信贷配套，未来国债资金偿还可以通过发新还旧的方式解决，但银行贷款的偿还必须通过项目本身的盈利。国债项目大多是基础设施，收益性不强，这就给银行信贷带来了潜在的，巨大的坏账风险。目前国内需求不足，包括投资需求不足和受收入制约的最终消费需求不足。假如着重解决基础设施的投资，而忽略刺激消费需求，在中国下岗人数多、收入低，农民收入增长减缓，各阶层、各行业收入差距拉大的情况下，消费需求不足反过来会制约生产和投资增长，形成经济运行的恶性循环。影响宏观经济治理平衡由于长期的国债投资必然带来固定资产投资的快速增长，使投资的增速超过GDP的增速，而且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超过消费的比重。中国历年经济发展的实践已经证实，积累占国民收入30%是合适的，通货膨胀和通货滞胀都不会产生，但目前这一比例将近40%，影响了积累与消费的平衡，带来了宏观治理上的困难。债务规模已达国际警戒线，财政债务偿还的压力较大国家商业银行和国有企业的债务被看做中心财政的债务。目前四大资产治理公司剥离的银行不良资产为4万亿元，四大银行现有的不良资产估计在27亿元左右，银行部门的不良资产总数就在5万亿元左右。同时国有企业未被剥离的不良资产和正在形成的不良资产估计总数也有一两万亿元。如此计算，政府财政之外的国有银行和企业的债务规模约达4万-5万亿元，加上中心财政的债务余额5万亿元，整个国家财政的债务规模应该在5万—6万亿元之间，约占GDP的60%，已达到国际警戒线。中国的国债不像有些国家由中心和地方分级分担，而是多集中在中心财政，中心财政的负担很重且不利于收支平衡。积极财政政策带来的财政赤字和债务余额对未来经济的发展产生负效应。不利于产业结构调整和财政制度改革长期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使投资偏重于第一、二产业，第三产业发展滞后，产业结构不合理的矛盾进一步扩大。从目前居民消费的供需结构看，单靠对实物产品消费的增长来扩大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的空间较为有限，而居民对服务的消费还有进一步扩大的空间。中国第三产业产出占GDP的比重低于发达国家，也低于同等发展水平的发展中国家。大力发展第三产业，不仅是调整产业结构的需要，还可以扩大就业、促进消费、拉动经济增长。另一方面，由于国债的投入基本上是政府的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是国有资本，这就削弱了民间资本的投入，从而使达11万多亿元的民间储蓄资本不能充分发挥作用。财政体制改革的重点任务之一，就是要充分发掘民间资本的发展空间，使投资主体多元化，而积极财政政策的实施效果与此相悖。过多发行国债易导致制度性“挤出效应”首先，由于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与政府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政府国债投资需要银行信贷和证券市场的支持，融资资金有限时，商业银行和证券市场势必压缩其他所有制企业或个人投资需求。其次，通信、邮电、交通等基础设施行业，存在着严重的行政性垄断现象，限制其他投资主体的进入，即使进入也对业务范围进行严格限制，从而损害了民间投资者的积极性，降低了私人投资在相关行业扩张的可能性。第三，中国尚未建立对长期亏损、无法清偿债务的国有企业的破产机制，政府通过财政补贴、直接投资、迫使银行贷款的方法维持早应破产企业的生存，这样做加剧了资金的稀缺性，加重了财政负担，从而增加了其他企业的投资成本，也使市场空间变得相对狭小，限制了民间企业可能的发展。国债发行导致的制度性“挤出效应”现在已日趋明显。导致消费需求相对不足由于长期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使积累投资占GDP的比重过高，消费比重下降，消费需求的增长受到影响，对GDP增长率的贡献下降。2001年上半年消费增长对GDP的增长贡献率不足40%.与此同时，消费增长率的下降还直接使居民收入尤其是农民收入增长缓慢，不同收入阶层之间的收入差距进一步拉大，导致了包括农民和城市居民的弱势群体的出现。据国家统计局统计，中国居民收入差距以基尼系数计算，已达0.4的警戒线，这会直接影响有效需求的扩大，进而影响整个国民经济增长和社会稳定。通过对以上经济因素的分析，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即淡出积极财政政策是必然的。应该说，积极财政政策客观上确实已经起到了较佳的经济作用，对整个投资、消费需求的拉动比较明显，且在国际经济形势看好的背景下，中国出口开始回升，外商直接投资增长率维持在11%～12%，投资质量也比较高，民间投资的增长速度和企业更新改造投资也比较活跃，所以选择这一时期逐步淡出积极财政政策，时机是比较成熟的。3对于淡出积极财政政策的对策思考积极的财政政策在实践中应当逐步退出，但绝对不能操之过急，这就需要中国一方面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认真解决好在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过程中产生的问题，做适当的调整；一方面要采取相应对策，逐步退出。在当前形势下，应采取以下对策。调整优化国债资金的投向和结构首先适当发行国债，但规模不宜扩大。由于国际经济贸易发展变化有许多不确定性，外需的增长存在较多的制约因素，而国内民间投资没有启动、消费需求刚性较强、未完工项目需要后续资金、通缩和就业压力增大等客观情况以及国债投资使用中存在投资效应减弱，由于缺乏好的项目国债投资下拨缓慢，宏观经济政策的连续性等问题，今后可以适度发行一定数量的国债，但规模不宜扩大。自1998-2002年，中国发行国债分别是1000亿元、1100亿元、1500亿元、1500亿元、1500亿元。截至2002年，中国共发行国债6600亿元。2003年，发行国债1400亿元，减少100亿，是1998年中国实施积极财政政策以来首次减少，这意味着在中国实施了长达5年的积极财政政策将逐步减弱力度并平稳淡出。其次调整优化国债资金的投向和结构。国债资金首先保证在建项目的扫尾，确保重大项目的投入和建设，重点向农村倾斜、向结构调整倾斜、向中西部非凡是西部地区倾斜、向生态环境建设倾斜，并严格控制除西部开发项目外的新开工项目，果断制止低水平重复建设和过度超前建设，保证工程质量。第三要加强国债资金治理，提高资金使用效益。规范国债资金拨付使用程序，扩大国债资金实行国库集中支付范围，全面推行追踪问效治理，强化国债资金使用的监督检查。第四要注重积极财政政策与其他宏观调控政策的协调配合，扩大政策实施效果。将实施积极财政政策、扩大投资需求同扩大就业、改善人民生活、促进消费结合起来，将扩大政府投资与鼓励和引导社会投资。利用外资结合起来，将财政支持经济发展与防范财政风险结合起来，加快培育和完善经济增长的内在机制。第五继续实施增加居民收入的政策。国债资金的使用重点要向低收入阶层倾斜，在目前下岗失业人员增多、城市贫困人口增加的情况下，应该集中财政资金提高低收入阶层收入水平和增加社会保障支出，尤其是要向农民倾斜。农民收入水平低是制约中国消费增长的关键因素，必须要减免农民税费，切实给农民实惠。在这方面应采取的政策措施是第一，利用财政资金建立农副产品的价格保护体制，以合理的保护价收购农副产品，保证农民从事农业生产的稳定收入，保护农民的合理利益和农业生产的积极性。第二，在经济建设专项国债中拨出专款用于对农业生产性贷款，对农产品深加工企业的生产经营贷款实行贷款贴息，以增加对农业及农村经济发展的支持力度。第三，对农民购买化肥、农药、种子等必须的农业生产资料实行优惠价格供给，差价由国家利用支农资金或拨出专项国债资金进行补贴。第四，中心财政应拨出一部分资金专门用于改善农村校舍、补贴学校资金不足、补发教师工资，对于非凡困难的边远地区还可以免除学杂费等方法实行真正的义务教育，以提高农村教育质量，提高农民素质，缩小城乡差距。第五，减轻农民税负，继续推进农村费改税，并相应对农民个人储蓄存款部分免征利息税。降低税负，促进投资和消费的良性增长减轻税负是扩张性财政政策的手段之一，能起到刺激投资和消费、拉动国内需求的作用，既有利于减轻企业负担，也有利于启动民间资金，带动最终消费。具体措施是第一将生产型增值税转变为消费型增值税。中国是世界上少数几个实行生产型增值税的国家，由于对购进的固定资产不答应扣除，使其扣除范围较小，税基较高，不利于调动企业投资的积极性。消费型增值税是对新增价值中用于消费的部分征税，其扣除额既包括全部生产资料转移价值的税额，还包括新增价值中用于投资部分的税额，有扣除范围广、税基小的优点。生产型增值税转变为消费型增值税会使财政收入减少一部分，但有利于调动企业生产和设备投资的积极性，增强企业活力，刺激民间投资积极性，促进经济发展。第二按照国民待遇原则统一内外资企业所得税。中国已加入WTO，但外资企业所得税仍有优惠，国家应对外资统一企业所得税，按照扩大税基、降低税率的原则，减轻内资企业的税负，使各类企业在公平税负的条件下进行竞争。第三进一步完善出口退税机制，实行全额退税。结合增值税的转型，对出口商品实行彻底退税即实行完全的零税率，逐步取消退税指标的分配治理办法，鼓励企业扩大出口。第四提高个人收入所得税起征点。目前中国个人所得税起征点只有800元，应根据收入标准和物价水平的变化，尽快提高个人所得税征收起点，扩大扣除额，也可按一年的总收入征收所得税。要加大对高收入者的征税力度，严格控制高收入者偷漏税现象，对高收入者的税收所得可用于补贴低收入者，调节收入差距，也可用于建立社会保障基金。加大实施消费性财政政策的力度目前中国实行的基本上是投资性财政政策，投资性财政政策适应于社会对资本具有大量需求时期。随着中国积极财政政策五年来的连续实施，国债资金的大量投入，中国社会经济形势发生了变化，电信、铁路、公路、电力等重要生产部门的资本已经趋于饱和，社会对资本的需求势头已经减弱，投资空间趋于缩小，社会生产能力迅速增长，普遍的生产过剩现象逐渐形成，市场供给迅速增加，制约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不再是资本投入不足，而是商品过剩。在这种情况下，需要对财政政策做出相应的调整，减少财政投资，增加福利资金支出，侧重实施消费性财政政策，而实施消费性财政政策是无任何成本的，同时，实施消费性财政政策有助于减少储蓄，增加消费。目前，中国的居民储蓄率比较高，居民储蓄余额已经达到11万亿元，且增长率较快。较高的储蓄率严重影响了消费需求的增长，制约了经济发展。而侧重实施消费性财政政策，有利于福利保障制度的完善，人们对未来生活的担扰也会逐渐减少。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必然会追求享受，减少储蓄，增加消费，甚至可以超前消费，从而增加市场需求，刺激经济增长。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目前用于社会福利保障的财政资金已占GDP的10%左右，成为拉动市场需求的重要因素，说明了消费性财政政策对社会经济增长所发挥的作用。所以，消费性财政政策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将会远远大于投资性财政政策。货币政策适当宽松，加大支持经济的力度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是宏观调控的两大工具，在财政政策逐步淡出的过程中，货币政策要相应地积极活跃起来。一是实行积极的货币政策。采取向国有独资商业银行发放再贷款的方式，适当扩大货币发行量，消化特定贷款等历史坏账，继续降低再贷款利率；下调中心银行存款预备金利率，必要时可以实行零利率，刺激商业银行贷款。二是改革邮政储蓄，理顺邮政储蓄转存款利率。现在邮政储蓄转存款利率明显高于中心银行一年期再贷款利率和商业银行在中心银行存款利率的水平，造成邮政储蓄增长过快。三是深化金融体制改革，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重点解决银行的贷款激励和风险约束不对称的问题，确立银行的利润目标，建立起以商业原则为基础的贷款决策机制，并加强对贷款企业的财务约束，从而切实发挥宏观调控政策的协调联动效应。四是加强货币政策手段的运用，主要是要加快利率市场化，加大货币市场的公开市场操作力度，同时把货币政策调控的范围逐步扩大到资本市场，重视和发挥资本市场的作用。积极引进外资，加大利用外资的力度充分利用目前国内外的有利环境，加大利用外资的力度。美国经济的不确定性，伊拉克战争及美国大企业的财务丑闻，使投资者对在美国投资的安全与收益产生怀疑，这将导致美国资金的外流，这对中国扩大吸引外商直接投资规模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同时，中国在加入WTO后，国外投资者对中国的全面开放和巨大的市场潜力有着良好的预期，对投资中国的积极性很大。而且中国目前又是世界上经济增长最快、经济与社会形势最安定的国家，对外资具有极强的吸引力。因此中国要充分利用目前的良好机遇，在利用外资方面，要实行观念提升和方式更新；要从区域开放观念上升到全球化意识；要从用优惠政策创造局部优势环境观念上升为用法治营造公平、公正、公开的综合经济发展环境的意识，提高“软环境”质量要从商品经营观念上升为资产经营、资本运营意识；要从政策引导的主管观念上升到以投资者为中心的服务意识；要从“引进来”为主转变为“引进来”。
给你个思路吧 首先写写理论 导出 金融危机产生的原因 特点 危害 影响等等 进而提出分析解决的办法 在这里插入三个例子 最后收尾不是太难写 先确定好例子 再写网上相关资料不少 耐下心来 相信你能完成！
冷战结束后，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迅速发展，新自由主义不仅仅只是美国经济政策的基础，也成为美国在全球推行金融自由化的工具。新自由主义虽然对治理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西方国家的滞胀起到了一定的疗效，但它不是万能的。 所谓新自由主义，是一套以复兴传统自由主义理想，以尽量减少政府对经济社会的干预为主要经济政策目标的思潮。一些学者称之为“完全不干预主义”，因其在里根时代勃兴，因此又称其为“里根主义”。而“金融大鳄”索罗斯把这种相信市场能够解决所有问题的理念称为“市场原教旨主义”。索罗斯在接受法国《世界报》采访时表示，“（华尔街的危机）是我所说的市场原教旨主义这一放任市场和让其自动调节理论的结果。危机并非因为一些外来因素，也不是自然灾害造成的，是体制给自己造成了损失。它发生了内破裂。” 新自由主义的模式，突出强调“最少的政府干预，最大化的市场竞争，金融自由化和贸易自由化”。由于美国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主导作用，新自由主义的思想对这个体系也形成了极大影响。包括会计制度、市场评级体系、风险控制程序，乃至金融政策，甚至市场适用的语言、计价货币等，统统采用的是美国规则，国际金融体系实际上成了美国金融体系。很显然，这不符合平等、公平、协商的国际原则，无视各国发展阶段、管理水平、经济和社会体制的差异。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已经认识到，未来国际金融体系的改革与调整要想取得成果，就必然要触动这一思想基础。 在经济全球化迅速发展的背景下发生的金融风暴，必然会产生比以往更强烈的冲击。 一、这个全球性的影响来自于以美元为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 上世纪70年代，在美国主导下建立的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但是，凭借强大的经济实力，美元仍然是当今国际储备和贸易结算的主要货币。直到目前，美元在国际结算和全球各央行外汇储备中的比重一直维持在60％以上。“领头羊”一出问题，必然产生多米诺骨牌效应，致使全球金融市场迅速陷于极度恐慌之中。 二、金融全球化让世界在享受全球化带来的红利的同时，也带来了相应的风险。 由于金融自由化和经济全球化发展到相当高的程度，今天世界各地都处在不同程度的金融开放之中，大笔“热钱”在全球各地迅速流动，各种令人眼花缭乱的金融衍生品将全球金融机构盘根错节地联系在一起，而美国等发达国家又占据着最为有利的地位。最典型的就是，美国一些金融机构把大量的房地产抵押债券打包后，出售给了很多国家。正因为如此，发源于美国这一全球最大经济体和最发达金融体系的金融风暴，才会造成史无前例的影响。 随着全球金融动荡的加剧，世界各国都不同程度地出现了流动性短缺、股市大跌、汇率震荡、出口下降、失业率上升等现象，全球金融市场和实体经济正面临严峻考验。 金融风暴首先重创了美国的银行体系，粉碎了这个“世界最完备体系”的神话。美国商业银行的市场集中度远远落后于欧洲国家。美国有大量的州立银行与中小银行。这些银行在过去几年内投资了大量的次级抵押贷款金融产品以及其他证券化产品。次贷危机爆发后，它们出现了大面积的资产减记与亏损。这些中小银行抵御危机的能力很差，也很难得到美国政府的救助，因此在未来破产倒闭的概率很高。 在世界范围内，欧洲银行业受殃及最深，因为欧洲银行过分依赖于短期借贷市场，而不是通常的客户储蓄。新兴市场经济体也很难独善其身。金融危机爆发后，大量资金从新兴市场经济体撤离，一些自身经济结构比较脆弱、对外资依赖程度比较高的国家正面临严峻考验。 最令人担忧的是，全球金融危机不可避免地要传导至实体经济领域，拖累甚至阻滞全球经济增长。目前，美国房地产投资已经持续缩减。而在房地产市场与股票市场价格交替下挫的负向财富效应的拖累下，美国居民消费日益疲软。由于自身股价下跌，美国企业投资的意愿和能力均有所下降。而由于能够提供的抵押品价值下跌，美国企业能够获得的银行信贷数量也大幅下降。美国经济在2009年陷入衰退几乎已成定局。欧元区经济、日本经济等发达经济体和部分新兴市场经济体在2009年的增长前景也不容乐观。 由于美国经济占全球比重近30%，其进口占世界贸易的15%，美国经济衰退将导致全球商品贸易量下降，进而影响一些外贸依存度大的发展中国家的出口和经济增长。而危机对实体经济的严重影响，很有可能带来全球范围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形成经济复苏的新障碍。大规模救市措施，也会使本来就有巨大财政赤字的美国政府雪上加霜，一旦出现大肆发行债券、印发钞票，势必会导致美元信用下跌，并推高全球通胀率。 规模空前的金融风暴是对世界各国经济治理能力的考验，是对世界各国加强国际合作的诚意与决心的考验。目前，国际社会正密切关注着这场危机的走势，关注着全球各国的应对举措及其所产生的效应。
这次全球经融危机的源头是由美国的次贷危机所引发的。而美国次贷危机是产生的原因是由于美国房地产业泡沫破裂所导致的。描述一下这次次贷危机的演变过程:美国次债危机--美国信贷危机--全球信贷危机和美国经融危机--全球经融危机，最后影响全球实体经济。影响全球实体经济的后果就是全球经济增速放缓、人们消费欲望降低、企业盈利水平的下降、失业人口的增加、就这样一直的恶性循环下去,直到信贷危机结束才会慢慢有所好转!各国政策：美国：（一）新的流动性管理手段 一是调整贴现窗口贷款政策。从2007年8月起，美联储多次通过调整贴现政策，鼓励出现财务困难的商业银行向美联储借款。2007年8月17日，美联储下调贴现率50个基点，使其与美联邦基金利率之差由此前100个基点缩小为50个基点，贷款期限延长至30天，并可应请求展期。2008年3月18日，美联储再次下调贴现率75个基点，使其贴现率与联邦基金利率进一步缩小至25个基点，贷款期限延长至90天。
二是启用新的融资机制。2007年12月12日，美联储推出对合格存款类金融机构的创新融资机制（TAF）。在TAF中，美联储通过拍卖提供为期28天的抵押贷款，每月两次，利率由竞标过程决定，每次的TAF有固定金额，抵押品与贴现窗口借款相同。由于TAF事前确定数量并采用市场化的拍卖方式，既能有效解决银行间市场的流动性问题，又不会导致银行准备金和联邦基金利率管理的复杂化，被视为美联储40年来最伟大的金融创新。2008年7月30日，作为28天TAF的补充，美联储推出84天期TAF，以更好地缓解3个月期短期融资市场的资金紧张情况。2008年9月29日，美联储又表示计划将于11月推出两次总额为1500亿的远期TAF，时间和期限将在与存款机构协商后确定，以确保年底前市场参与者资金充足。此后，又于2008年10月6日将总规模扩大至3000亿。 三是启用新的融券机制。2008年3月11日，美联储推出了另一项创新流动性支持工具（TSLF）。TSLF是由美联储以拍卖方式用国债置换一级证券交易商抵押资产，到期后换回的一种资产互换协议，有效期为六个月。TSLF的交易对手仅限于以投资银行为主的一级证券交易商，交易商可提供的合格抵押资产包括联邦机构债券、联邦机构发行的住房抵押贷款支持证券和住房抵押贷款支持证券（MBS）等。 四是启用一级交易商信贷工具（PDCF），向一级交易商开放贴现窗口。在贝尔斯登事件发生后，为进一步缓解金融市场短期向下的压力，2008年3月17日，美联储决定利用其紧急贷款权力，启用PDCF，其实质是向符合条件的一级交易商（主要指投资银行）开放传统上只向商业银行开放的贴现窗口，提供隔夜贷款。 五是推出资产支持商业票据，即货币市场共同基金流动性工具（AMLF），通过支持货币市场共同基金支持商业票据市场。2008年9月19日，针对雷曼兄弟倒闭引发华尔街震荡、大量投资者纷纷从货币市场共同基金撤资的形势，美联储宣布推出AMLF，以贴现率向储蓄机构和银行控股公司提供无追索权贷款，供其从货币市场共同基金（MMMF）购入资产抵押商业票据。同时，美联储还计划直接从一级交易商手中购买房利美、房地美和联邦房屋贷款银行等发行的联邦机构贴现票据，以进一步支持商业票据市场的顺利运行。
六是推出商业票据融资工具（CPFF），直接支持商业票据市场。2008年10月7日，美联储宣布创建CPFF，运作机制是通过特殊目的载体（SPV），直接从符合条件的商业票据发行方购买评级较高且以美元标价的3个月期资产抵押商业票据（ABCP）和无抵押的商业票据，为美国的银行、大企业、地方政府等商业票据发行方提供日常流动性支持。 七是向商业银行的准备金付息。长期以来，美联储和其他主要国家的中央银行均不为商业银行的法定存款准备金和超额准备金支付利息。在次贷危机的冲击下，为了增加商业银行的可贷资金，2008年10月6日，美联储宣布向商业银行法定存款准备金和超额准备金支付利息。其中，向法定准备金支付的利息比准备金交存期的联邦基金目标利率均值低10个基点，向超额准备金支付的利息初定为比准备金交存期的最低联邦基金目标利率低75个基点。
（二）对金融机构的直接救助 救助投资银行贝尔斯登。2008年3月14日，美第五大投行——贝尔斯登出现了流动性危机，为了援助贝尔斯登，美联储紧急批准了JP摩根与贝尔斯登的特殊交易，即纽联储通过JP摩根向贝尔斯登提供应急资金，以缓解其流动性短缺问题。贝尔斯登将其流动性最差的300亿美元资产作抵押，纽联储通过JP摩根向其提供为期28天的等额融资。这是自上世纪30年代美国经济“大萧条”以来，美联储首次向非银行金融机构开放贴现窗口。 救助房利美和房地美。2008年7月13日，美联储和美国财政部联合宣布对陷入财务困境的“两房”提供救助。其中，美联储将允许“两房”直接从纽联储贴现窗口借款，条件是美联储将在两家企业的资本充足率监管和其他审慎性监管中发挥咨询作用。在9月7日美国政府接管“两房”方案中，纽联储成为美国财政部向“两房”提供信用贷款的财务代理人。 救助美国国际集团（AIG）。美国次贷危机爆发以来，由于市场违约风险急剧上升，作为全球信用违约掉期市场主要卖方的AIG受到严重影响。2008年9月16日，美联储宣布向AIG提供850亿美元的高息抵押贷款，条件是美政府需获得AIG79．9％的股权，并持有其向其他股东分红的否决权。2008年10月8日，美联储再度声明，此前向AIG提供的850亿美元贷款额度已用尽，允许AIG以投资级固定收益证券作抵押，美联储将再度给予AIG378亿美元的贷款额度。 采取国际联合救助行动。2007年12月12日、2008年3月11日和9月18日、10月8日和10月13日，为了应对不断恶化的金融危机冲击，美联储先后与欧洲中央银行、英格兰银行和日本银行等进行了大规模的国际联合援助行动。主要内容包括：（1）各主要国家中央银行通过公开市场操作等渠道向本国货币市场注入流动性。（2）美联储与主要国家的中央银行建立临时货币互换安排，并根据形势发展调整互换的期限和规模。从2008年10月13日起，为配合其他国家中央银行的救市行动，联储宣布，暂时上调与欧洲中央银行、英格兰银行、瑞士国家银行和日本银行的美元互换额度至无上限。（3）2008年10月8日，美联储、欧洲中央银行、英格兰银行、加拿大中央银行、瑞典中央银行和瑞士国家银行等联合宣布降息50个基点。 美国财政部应对危机的非常规措施 2007年上半年，美国次贷危机刚刚发生时，美国财政部采取了常规性政策措施进行应对，后来随着金融危机的不断升级、美国经济金融形势的不断恶化，美国财政部被迫出台了一系列非常规措施来应对危机的挑战。 （一）1500亿美元的一揽子财政刺激计划 2008年1月4日，美国国会宣布实施1500亿美元的一揽子财政刺激计划。根据这一计划，美国家庭将得到不同程度的税收返还，商业投资第一年可以享受50％折旧，中小企业还可以享受到额外税收优惠。另外，房利美和房地美证券化限额被临时上调，联邦住房委员会的担保额也相应增加。 （二）援助并接管“两房” 2008年7月13日，美国政府宣布，美国财政部和美联储将联手对深陷困境的“两房”提供援助：一是提高这两家公司能够从财政部获得贷款的额度。二是为了保证“两房”能够获得足够的资本，财政部将拥有在必要时收购其中任何一家公司的股份的权力。三是允许这两家公司直接从纽联储的贴现窗口借款。2008年7月22日，当世界还在议论美国政府是否应该救助“两房”时，美国众议院批准总额3000亿美元的住房援助法案，这一法案授予财政部向“两房”提供援助的权力，并可以为陷入困境的房贷户提供帮助。根据这一法案，联邦住房委员会可以向约40万个面临丧失抵押品赎回权风险的房贷户提供上限为3000亿美元的再融资担保，帮助他们将目前利率较高的按揭贷款转换为利率较低的30年固定利率贷款。2008年9月7日，由于“两房”形势进一步恶化，美国政府宣布这两家公司的四步走计划：一是联邦住房金融局牵头接管“两房”；二是财政部与“两房”分别签署高级优先股购买计划；三是为“两房”和联邦住房贷款银行建立一个新的、有担保的借贷工具；四是推出购买政府资助企业按揭抵押证券的临时计划。 （三）推出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金融救援计划 2008年10月3日，美国总统布什批准了《2008年紧急经济稳定法案》，推出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7000亿美元的金融救援计划。主要内容包括：一是授权美国财政部建立受损资产处置计划（TARP），在两年有效期内分步使用7000亿美元资金购买金融机构受损资产；二是建立受损资产处置计划后，允许财政部向金融机构受损失资产提供保险；三是成立金融稳定监督委员会和独立委员会对法案的实施进行监督；四是对接受政府援助企业的高管薪酬做出限制；五是与国外金融监管部门和中央银行合作；六是将保护纳税人利益放在重要位置；七是增加对丧失抵押品赎回权的房贷申请人的帮助。 （四）金融监管体制改革 从某种意义上讲，美国金融监管体制改革是此次金融危机中美国政府采取的意义最为重大、影响最为深远的非常规应对措施。在以往的金融危机中，美国政府主要是采取包括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在内的多种宏观经济政策组合来应对。 2007年春天，美国财政部长亨利·保尔森呼吁重新检查美国的金融监管体系，以便更好地处理保护投资者与增强市场竞争性的关系。2007年秋天，保尔森宣布美国财政部将设计金融监管体制改革方案。2008年3月31日，美国财政部公布了长达218页的美国金融监管体制改革蓝图。 美国金融监管体制改革蓝图包括三个目标：一是短期目标：强化总统金融市场工作组的使命，并将银行监管者纳入小组；美联储进一步推进拓展贷款渠道；对抵押贷款发起设立全国统一标准；为各州对抵押贷款市场参与者颁发执照设定统一的最低标准。二是中期目标：合并储蓄机构监管署（OTS）和货币监理署（OCC）；美联储负责监管支付和结算体系；设立联邦保险监管体系，隶属于财政部的全国保险管理署负责管理联邦保险监管体系；合并美国证券管理委员会（SEC）与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CFTC）。三是长期目标：设立美国三大金融监管体，即美联储担当“市场稳定监管者”的角色，维护美国金融市场稳定；成立“金融诚信监管者”，负责对银行业的监管；成立“商业行为监管者”，负责规范商业活动并保护消费者利益。 法国：1. 法国政府宣布3600亿欧元银行业拯救方案作为危机起源的银行业一年来一直饱受市场的冲击，各大银行股价在市场上大起大落。在美国政府7000亿美元的救市计划之后，欧洲联盟成员国政府也宣布了17000亿欧元的大规模救市计划，让银行业暂时躲过了连锁倒闭的危险。但银行业仍处于相当脆弱的状态，一些银行正在寻求合并与重组以巩固自己的地位。2008年10月5日法国巴黎国民银行宣布收购富通银行在比利时和卢森堡的金融业务，从而成为欧元区最大的储蓄银行。法国储蓄银行与法国人民银行正在商谈合并事宜，预计2009年春季能够实现合并。法国储蓄银行最近因交易员违规操作损失了7.516亿欧元，也宣布将回归传统的储蓄银行业务。为了帮助银行摆脱融资难的困境，法国政府推出的3600亿欧元救市计划第一步措施已经开始实施。2008年9月底，法国、比利时、卢森堡联合向德克夏银行注资64亿欧元，其中法国政府向德克夏银行提供了10亿欧元，法国信托局则提供了20亿欧元。接着法国政府于2008年10月15日推出了一项紧急财政修正案，批准成立“法国经济财务公司”，该公司拥有国家提供的3200亿欧元担保金。法国政府将通过为银行发行债券提供担保和参与银行资本重组等方式帮助银行摆脱融资难的困境。法国政府将为银行发行最长为5年期的中期债券提供担保，并专门成立一个机构从市场筹措资金，用来保证银行各项业务的正常开展。2008年10月20日，法国政府决定到2008年底前向法国农业信贷银行、法国巴黎国民银行、法国兴业银行、法国互助信贷银行、法国储蓄银行、以及人法国民银行等另外6家主要银行注资105亿欧元。这次注资将以发行附属债权的方式进行，政府并不直接参与银行股份。法国政府此举是为了促进银行向企业尤其是向中小企业发放贷款，为经济部门提供财政服务，获得资助的银行都与政府签署了履行银行职责的承诺。法国政府表示，如果市场紧张状况一直持续，2009年还会采取同样措施，为金融机构注入相同数额的资金。法国也与其他欧洲国家政府同时宣布对本国所有个人银行账户提供担保，以稳定存款人的信心。2008年10月7日，欧盟27国财长例会，决定在至少一年时间内，将欧洲联盟各成员国最低储蓄担保额度提高到5万欧元。而欧洲中央银行和英国等各国中央银行与美联储联手，向银行体系注入流动性。此外，法国总统萨科奇还特别任命了“贷款调解人”，为所有遭遇贷款困难的法国企业提供服务。由于金融危机使中小企业和家庭获得贷款更加困难。法国政府2008年10月21日与相关银行签署了支持中小企业获得贷款的援助协议，具体将动用资金220亿欧元，其中170亿欧元来自法国国内现有储蓄规模庞大的存款。此外，法国政府负责援助中小企业的机构OSEO银行额外提供20亿欧元。法国信托局向两个基金提供1.1亿欧元资金，用于对银行对中小企业贷款提供担保，担保金额总数为20亿欧元。与此同时，法国工商就业联合会（L'UNEDIC）承诺，对雇员超过50人的企业给予1至2个月的失业保险金滞纳期。法国政府还宣布，从2008年10月23日开始一直到2010年1月1日为止，对从事新的投资业务的企业，减免投资企业的职业税负担。国家承担地方政府因此而减少的税收。预计2011年此项财政补贴金额约为10亿欧元。2008年11月25日，法国总统萨科齐宣布，把原来针对6个就业困难地区的就业财政补贴政策扩大到新增加的18个地区，并将根据情况考虑继续扩大该项优惠政策的实施地区。同时他还宣布一项总额为4亿欧元的援助汽车行业的措施，用于鼓励研发新型节能汽车。此外，法国地方政府将获得总计50亿欧元的国家财政贷款，以便在银行贷款无法到位的情况下保证地方财政预算的实施。这项资金的来源为法国信托局的储蓄基金。2008年11月20日，法国总统萨科齐宣布成立法国战略投资基金，该基金总额为200亿欧元，专门用于支持法国的战略性企业。法国战略投资基金相当于法国的国家主权财富基金，旨在对受当前金融危机冲击而陷入困境，并且可能沦入外国企业集团控制的法国企业提供支持。新成立的战略投资基金可能与欧洲联盟其他成员国，甚至欧洲联盟以外国家的主权财富基金开展合作。该基金将出于长期发展战略考虑，通过对具有战略意义的大型或小型企业参股的方式，而对一些工业项目进行投资。2. 法国政府出台260亿欧元的重振经济计划法国总统萨科齐于12月4日在法国北部都安市雷诺汽车公司的一个生产基地发表演讲，公布了法国政府260亿欧元的重振经济计划，总金额大约占法国国民总产值的1.3%。该计划的主要内容包括扩大公共投资以及对房地产和汽车行业提供援助等，具体涉及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法国政府新增加105亿欧元的公共投资。其中包括向基础设施部门增加40亿欧元的资金（新增14亿欧元，其中5亿欧元包括在Grenelle环保计划之中），向高等教育和科研部门增加近7亿欧元的资金，向国防和安全装备部门增加14亿欧元的资金，向文化遗产保护部门增加7亿欧元的资金等。其次是法国政府向国有企业投资40亿欧元。具体内容包括法国电力公司在2009年将多投资25亿欧元用于生产，其中3亿欧元专用于可再生能源领域；法国燃气苏伊士集团将追加2亿欧元投资；巴黎地铁公司投资4.5亿欧元；法国铁路公司投资3亿欧元；法国邮政公司将多增加6亿欧元的投资用于改善邮局接待顾客的环境，以及邮政办公楼的能源更新。第三项是地方政府投资25亿欧元。法国国内各地方政府要追加投资，地方政府承担72%的公共投资，通过增值税返还基金的渠道，在两年里把15.482%的投资返还给每个地方政府。在2009年的预算中，增值税返还基金预算为59亿欧元，增长了近13%。另外将提前返还增值税，返还金额为25亿欧元。第四项是为大型基础设施项目募集160亿欧元。当前的金融危机造成在建的大型基础设施缺乏资金，尤其是新建项目的融资更加困难。预计中期投资规模将达到200亿欧元。法国信托局将再次发挥重要作用，它将从储蓄基金中为大项目投资80亿欧元。与此同时，法国政府将出面逐一为每个大型项目提供部分贷款担保，最高限额也是80亿欧元。第五项是优先发展铁路和公路建设，其中图尔市至波尔多市的高速铁路线总金额高达70亿欧元，还包括公共和私人合作投资项目如布列塔尼地区至卢瓦尔沿岸地区高速铁路线，塞纳河运河，大学校园改造计划，微型水电站大坝翻建和设备更换等投资项目。萨科齐宣布在2010年至2014年间，同时开工建设4条高速铁路线，这在法国历史上尚属首次。他指出，今后几年公共和私人合作投资项目以及政府对开采、经营、土地使用等的特许权出让金收入将超过150亿欧元。第六项是14亿欧元的救助房地产业。主要涉及在未来的两年内多增建10万套住房，总金额6亿欧元，其中包括在低租金住房需求量最大的地区购买3万套住房，新建3万套社会住宅，新建4万套过渡房。投入2亿欧元加快于2003年开始的郊区旧城改建计划。2009年投入6亿欧元用于购买新房时提供无息贷款，这项措施在2009年将有助于10万套住房的购买和建设。提供政府特殊帮助，让3万户低收入家庭成为房主。临时放宽对城市化规定的限制，以加快住房建设。在不违反可持续发展原则的条件下，从12月4日起，建筑许可证有效期可以延长一年。投入2亿欧元在2009年至2010年用于住宅的能源改造。另外1.6亿欧元用于紧急住所和特殊接待场所的建设，以便增加1000张床位。第七项是购买环保新车奖励1000欧元。具体内容包括凡报废车龄10年以上的旧车、同时购买每公里CO2排放量低于160克的环保型新车，将获得1000欧元的奖励，该措施将与已推出一年的购买环保汽车奖励300欧元的政策合并执行。如果报废车龄10年以上的旧车、同时购买每公里CO2排放量低于100克的环保型新车，则购车人将获得2000欧元的奖励。这项新措施将耗资2.2亿欧元。此外，向汽车生产企业贷款的银行将获得10亿欧元的注资，这不属于政府补贴，而是综合贷款利率为8%。第八项是新增加40亿欧元贷款扶持中小企业。法国政府于2008年10月4日已经出台的资助中小企业措施总额为220亿欧元。这次的新措施则包括：专门为中小企业贷款的OSEO银行将提供20亿贷款（原来计划为10亿贷款）。自2009年开始，返还给企业的抵税贷款为38亿欧元，将惠及5000家企业，其中90%是中小企业。从2009年第1季度开始，返还给企业增值税，将涉及8.2万家企业，其中8.1万家为中小企业。第九项是扶持就业措施。新增5亿欧元用于资助就业政策的实施。在2009年，凡是雇员低于10人的小型企业新招员工，雇主将享受到免除缴纳相当于最低工资额60%的社会保险征摊金的优惠。最后一项是资助最贫困家庭每户200欧元的措施。从2009年3月底开始，向领取救助金的每个家庭发放200欧元，涉及380万户家庭，总金额达7.6亿欧元。 为了更好地执行这项重振经济计划，法国总统萨科齐还特别委托总理费永任命德维江担任特别新增的经济振兴部长一职，其主要职责是确保公共部门投资的有效实施，克服政府在通过刺激经济增长计划时所遇到的一切障碍，并且必要时有权调整政府的拨款计划。绝大多数的经济分析师普遍都认为：萨科齐总统所推出的上述措施将有助于降低金融危机对法国经济的影响，但总体上看来规模仍然十分有限，不能构成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经济重振计划，顶多只是一个支持计划，是对金融风暴冲击的一个反应，因此只能将其称之为三个月的重振计划。甚至还有人预计法国政府可能在不久前的将来再推出另一个新的经济重振计划。欧洲联盟委员会负责经济与货币事务的委员阿尔穆尼亚表示：法国政府最近提出的经济刺激计划是积极的，现在应当确保欧洲联盟各国之间的协调行动，同时也要确保它们之间的经济刺激计划能够统一，法国的经济刺激计划符合欧洲联盟确定的目标。法国国内的工会和协会表示：这项计划中缺乏重振消费和购买力的措施，惠及穷人的措施也非常有限；在总统对危机发表的这演讲中，唯一明确是雇主可以享受新的社会保险征摊金减税措施。在政界方面，右派的人民运动联盟当然普遍对于这项计划表示称赞。左派的社会党人士则宣称这只是一些小措施，不能解决问题，这项计划最大的遗漏是忘记了购买力，他们还要求降低商业附加税率，提高住房补助金和其他补助金，以便大幅度支持内需。俄罗斯：1.成立专门机构，加强对金融形势的研判和反危机行动的指导2008年8月，梅德韦杰夫总统下令成立隶属于联邦财政部的金融市场咨询委员会，专门从事对金融市场发展走势和国家贷款政策的研究和评价。10月20日，梅德韦杰夫总统又下令成立直属于总统的金融市场发展理事会，对如何发展俄罗斯国内金融市场并保证其稳定等问题展开研究，同时对政府在这一领域所采取的措施的效果进行评估。12月10日，普京总理宣布，政府将成立以第一副总理舒瓦洛夫为首的政府金融危机协调委员会，专门负责在金融危机条件下协调各政府部门的工作并制定相应的反危机措施。2.增加流动性，紧急注资稳定股市和信贷机构2008年9月18日，梅德韦杰夫宣布紧急拨款5000亿卢布用以稳定股市。10月7日，梅德维杰夫总统召开紧急经济会议，要求政府尽快对失常的金融市场形势做出反应。同时宣布，国家将动用储备基金向银行提供期限不低于5年、总额为9500亿卢布的补贴贷款。10月13日，财政部长库德林表示，政府不排除再次研究向银行提供额外补贴贷款的问题。3.为反危机措施及时提供法律保障此次危机中，俄议会与政府空前默契，从立法角度积极支持政府反危机行动。在总统于10月7日宣布向银行紧急注资不久，国家杜马于10月10日通过了关于向银行提供补贴贷款的《支持俄罗斯金融体系额外措施》法案，批准外经银行在2009年年底前有权向商业机构提供外汇贷款，用于偿还这些机构在2008年9月25日之前取得的外国贷款。10月13日，梅德韦杰夫签署了有关稳定本国金融市场形势的一揽子法案。4.对涉及国计民生的行业和大型企业实施紧急救助俄罗斯政府在多次降低石油出口关税之后，又于10月14日宣布向四大油气公司提供90亿美元贷款帮助它们偿还外债，这4家公司是俄罗斯石油、天然气工业公司、卢克石油公司和秋明英国石油公司。联邦能源部副部长西纽金10月15日表示，该部正在紧急制定政策建议，敦促政府向涉及国计民生的石油、电力等大型企业提供特殊支持。此外，俄政府还考虑修正2008年和未来3年的联邦预算，追加额外措施，对一系列经济领域给予具体的支持。普京总理12月15日宣布，国家将援助1500家大型企业，为它们提供优惠贷款、国家担保，保证国家定购，并在税务重组或税务贷款方面提供帮助。俄政府12月下旬公布了第一批295家受助企业名单。5.稳定民心，提高对自然人存款担保额度为维护居民金融利益，确保社会稳定，俄罗斯联邦政府宣布提高对自然人存款担保额度，将上限由原来的40万卢布提高到70万卢布（约合25450美元），大约相当于居民平均月工资的40倍。普京总理11月20日表示，俄罗斯政府将尽一切努力不让以前发生过的经济危机在俄罗斯重演，将尽最大可能保护居民储蓄存款，包括那些投资住宅建设的公民的收益。6.减少资本外流，抑制通货膨胀俄罗斯中央银行11月28日宣布，为了减少资本外流和抑制通货膨胀，从12月1日起将再融资利率提高一个百分点，至13%。这是2008年以来第六次提高再融资利率。俄罗斯政府一再提高央行再融资利率，但此举与其巨资救市的政策自相矛盾，实际上加剧了流动性不足。俄罗斯政府陷入了两难的境地。7.降低赋税，减轻企业负担为减少国际金融危机对企业的影响，俄政府大规模降低赋税，下调海关关税、石油出口税等多种税收税率。11月21日，国家杜马二读通过了《税法典》修正案，将企业所得税下调17%。新税法于2009年1月1日开始执行。据联邦财政部综合测算，此次所得税调整，政府向企业合计让利将不少于5000亿卢布。8.积极寻求国际合作，共度难关俄罗斯政府表现出强烈的寻求国际合作的愿望，积极参加各种国际组织和磋商机制的相关对话和会晤，希望借此消除一部分金融危机的影响。10月8日，梅德韦杰夫总统和法国总统萨科齐讨论世界经济形势，共同寻找克服国际金融危机的策略。次日，梅德韦杰夫在与吉尔吉斯斯坦总统巴基耶夫会谈后宣布，两国将在克服金融危机方面进行合作。财政部长库德林在华盛顿参加“八国集团”和“二十国集团”会议期间先后与美国、英国、巴西等国的财政部长及美联储主席进行了会谈，重点讨论了稳定金融市场的问题。此后，梅德维杰夫总统和普京总理以及联邦政府各相关部长在与中国、日本、韩国、印度等国领导人会晤时都反复强调国际合作抗击金融风暴的重要性，并特别强调在上海合作组织框架内加强合作的必要性。希望能够对你有所帮助！作为国际金融体系的组成部分，行业性的就业冲击同样不可避免。中国金融行业处于全球金融危机的最前沿，所受到的就业冲击最直接也最严重。与国际贸易相关的行业就业也会受到巨大的冲击。由于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衰退导致进口需求降低，从而导致了我国外贸行业的萎缩并引发就业需求大幅下降。由于全球金融市场的紧密联系，中国的金融体系也在经受考验。尽管中国资本市场并没有完全开放，存在“防火墙”的保护，但是金融危机对中国的金融市场、资本市场的负面影响不可回避。而且，因为次贷危机已经影响到全球的实体经济领域，这对我国外贸出口的影响越来越大。金融危机急速冲击就业市场 作为国际金融体系的组成部分，行业性的就业冲击同样不可避免。中国金融行业处于全球金融危机的最前沿，所受到的就业冲击最直接也最严重。与国际贸易相关的行业就业也会受到巨大的冲击。由于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衰退导致进口需求降低，从而导致了我国外贸行业的萎缩并引发就业需求大幅下降。 国家统计局日前国民经济运行数据显示，前三季度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9．9％，比上年同期回落2．3个百分点。如果这种局面持续发展，金融危机引发的实体经济动荡会大大影响我国就业的增长空间。 大学生就业属于新的增量就业，因此，宏观与微观经济环境变化对其影响很大。从某种程度上说，大学毕业生成为企业应对外部环境的“雇佣调节器”。这场全球范围内的金融危机带来的全球经济滑坡导致消费需求下降，投资需求萎缩，从而引起对新增劳动力需求的大幅减少，企业的首要决策是降低增量就业。 同时，为有效应对外部快速变化的环境，企业也在不断地计算现有人员工作时间与新增人员替代选择的成本收益关系，这也会降低增量就业。在我国，金融行业、外贸行业、与出口相关的制造业受到巨大冲击而降低对新增人员的需求，因此，大学毕业生将会成为受冲击最大的就业群体。 提振就业需求根本在扩大经济需求 为抵御国际经济环境对我国的不利影响,我国确定了进一步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的10项措施。这些措施包括：建设保障性安居工程、农村基础设施建设、铁路、公路和机场等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医疗卫生、文化教育事业发展、生态环境建设、自主创新和结构调整、地震灾区灾后重建各项工作、提高城乡居民收入、在全国所有地区、所有行业全面实施增值税转型改革、加大金融对经济增长的支持力度等。根据初步匡算,实施上述工程建设,到2010年年底约需投资4万亿元。 与此同时，国家提高纺织品、服装、玩具等劳动密集型商品出口退税率和提高抗艾滋病药物等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商品的出口退税率。这次税率调整涉及3486项商品，大约占海关税则中全部商品总数的25．8％。这次调整对于我国受外需影响较大的珠三角、浙江等地区的中小企业将是一个巨大帮助，有助于减轻出口企业面临的经营压力，对提高企业出口竞争力有积极作用。
您好， 中学生如何应对当前的金融危机 仅供参考，请自借鉴 希望对您有帮助
从你身边感受到的经济影响写起。 就可以了。比如 是什么影响了家庭旅游消费。之类。论文格式可以参考：
2008年全面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正在演变成全球性的实体经济危机，我国已达1.4万亿的出口市场立刻受到严重影响，预期增速同比将下降12％个百分点以上。为应对金融危机，我国在近期将出台涉及钢铁、汽车、造船、石化、轻工、纺织、有色金属、装备制造和电子信息、房地产等十大产业的的振兴规划。我认为，出台“十大产业振兴规划”是自我国80年代末以来撤消了冶金部、机械部等政府产业部门之后，第一次把产业发展规划重新放到国家经济发展战略的重要位置，这将对我国这十大产业的发展前景产生重大的积极影响。但不可回避的是，从已经出台的振兴规划草案来看，还有两处硬伤：一是十大产业规划中的“轻工产业”，明显带有计划经济体制的色彩，按照“一轻”、“二轻”的行政式行业划分来规划产业振兴政策，显然不符合产业发展规律。在与人们生活密切相关的制造业中，快速消费品的生产和耐用消费品的生产是两个截然不同的产业领域，有着截然不同的产业组织模式和市场规律，那么为什么要沿用计划体制下的“轻工”分类来做新时期的产业规划呢？二是产业“振兴规划”中“振兴”两字太土太旧，不能反映新时期、现阶段的产业规划的核心价值和发展取向。日本在四十年前、美国在二十年前都曾提出过相当系统、有效的产业振兴计划和相关法律。我国的产业振兴也可以追溯到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以及改革开放以来的三十年。那么近日再提产业“振兴”，与以往有何不同？标题中关键词的简单重复，显然意味着规划者还没能真正掌握今日规划与往日规划的不同之要诣。我认为，今日产业规划，必须用“产业主导权”来统领。我国企业的产业主导权孱弱，由来已久。改革开放之初，我国企业刚刚开始融入国际市场，只能进行“三来一补”等最初级的加工贸易，当时还没有产业主导权的概念，或者说还无暇顾及。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我国出口产品结构逐渐升级，从以打火机、纺织品为主向机电产品、高技术产品为主过渡。在这个阶段，我国企业开始“亲身”感受到全球产业主导权的重要性——不论是对外部需求的过度依赖、国际分工的低层次，还是企业平均利润的越来越低，都可以归结为“产业主导权”的缺失。缺少主导权，中国企业就只能为跨国公司贴牌生产；缺少主导权，中国企业就只能被限制于低利润的市场或渠道；缺少主导权，中国企业就没有获得金融支持和资本运作的机会；缺少主导权，中国企业就只能被动地接受国外技术标准，购买国外企业的专利……虽然我国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和技术水平提高了，但却未能相应的高利润，一旦外部需求萎缩，最先遭殃的就是我国的企业。这次全球金融风暴对我国出口产业的巨大冲击，再一次证明了产业主导权的缺失是我国产业发展的软肋。长城所长期关注着产业主导权问题。我认为，产业主导权包括市场主导权、资本主导权、技术主导权这三方面内容。其中市场主导权包括工业产品的价格主导权与消费品的品牌主导权；资本主导权包括货币主导权、资本运作的主导权；技术主导权包括自主创新能力、知识产权转移、技术联盟等方面的内容。而技术主导权又决定着市场主导权、资本主导权的获取，它是产业主导权核心内容。我认为，这次推出的产业规划应把核心指导思想和根本目标建立在“获取中国企业的全球产业主导权”上来。以全球产业主导权争夺为核心，国家产业振兴规划应该在以下四个方面提出明确的指引：首先，这次产业振兴的方向是什么。在这十大产业的当前基础上，简单的扩大市场需求，是不可能达到“振兴”的目的的。只有转变当前的产业发展路径，发展新的产业发展路径和模式，走自主创新的道路，走领导全球产业发展方向的道路，才能从根本上振兴十大产业。其次，产业振兴的目标是什么。如果将扩大内需、缓解就业率不断下滑为目的，那只能起到短期效应，也无法从长期上促进这十大产业的振兴。在振兴方向上，我们应该遵循温总理与2008年12月27日视察中关村科技园区时提出的“三结合”，并作为制定振兴规划的指引，也就是“克服眼前的困难同保持经济长远可持续发展结合起来，治标与治本结合起来，科技与经济结合起来”。再次，出产业振兴的主体应该是谁。十大产业中，钢铁、汽车、造船、石化、纺织、有色金属、装备制造、电子信息产业都是国有大型企业相当集中的领域。产业振兴规划不应演变为扶持国有企业垄断地位的政策。在规划中，应明确提出鼓励民营企业发展，提高其产业比重，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促进民营企业去国际市场上竞争，争夺产业主导权。最后，产业振兴的关键措施是什么。如果仅仅将已经讲了多年的“加强技术改造”、“加强研发力度”、“提供专项资金支持”拿出来再讲一遍，恐怕对产业的振兴和企业的操作不会有何实质性的促进。振兴规划公布前，应投入精力研究出台什么样的政策，才能为中国企业争夺全球产业主导权创造良好的氛围。具体的来讲，振兴规划必须着眼于发展新的产业发展路径和模式，从技术主导权入手，推出促进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具体办法，建立符合中国实际的可以操作的企业间技术转移平台、技术联盟，促进中国企业的技术主导权获取。同时，要通过四维价值链分析，研究产业发展的内外部影响因素，在不同产业领域推出有针对性的产业政策，在国际商品价格、品牌建设等领域保护和扶持重点企业的发展，从而争夺国际市场主导权。第三，要继续稳定人民币的币值，不能因短时间的出口受阻就压低人民币汇率，要从货币主导权的高度稳定人民币的远期预期，进而促进人民币的国际化。同时，鼓励具有核心竞争力的企业参与国际并购，利用全球金融危机的机会迅速扩大全球市场占有率，建立企业的资本主导权。当然，并购的前提应该是对并购对象的详细调研和成本、价值分析。
给你现成的资料终归有限，你可以去查看各方经济学家对该问题的分析，集百家之长就是你的，另外，你还可以形成独立见解，这就是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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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上很多 直接搜啊 或者你可以进大学里的数据库 一般大学图书馆都有相应的数据库，供写论文用。一搜一大把
浅析2008年金融危机成因【摘 要】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国际经济失衡会导致国际资本在全球范围内重新配置。从某种意义上说,国际经济失衡和国际货币体系缺陷是金融危机爆发的前提条件,而国际游资的攻击是金融危机爆发的实现条件。从目前国际形势和中国国内形势来看,金融危机的前提条件已经具备,因而防范国际游资攻击是制定当前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的首要目标。【关键词】金融危机 国际经济 国际货币体系 国际游资金融危机是由外部因素还是由内部因素造成的,历来学术界有两种比较对立的观点:阴谋论和规律论。阴谋论认为金融危机是经济体遭受有预谋和有计划攻击造成的,是外因造成的,特别是在东南亚金融危机以后,这种观点较为流行。规律论认为金融危机是经济体的自身规律,是内因造成的。三代金融危机理论①基本上是承认规律论。随着金融监管技术提高,一个国家因监管或管制出现问题而导致金融危机的可能性变小;而随着经济全球化趋势增强,现代的金融危机基本上表现为在国际经济失衡的条件下,国际资本在利益驱动下利用扭曲的国家货币体系导致区域性金融危机爆发,因而从本质上说,金融危机的性质和成因都发生了变化。本文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从国际经济的视角具体解析金融危机的形成原因。其他的资料：金融危机的国际经验及现实思考内容提要：90年代以来，频繁爆发的金融危机给各国经济带来了极大的危害。本文首先回顾和归纳了各国爆发金融危机的原因，并总结其经验和教训，然后结合我国金融体系中可能诱发危机产生的因素，对我国预防和抵御金融危机进行了有益的探讨，最后提出建议。关键词：金融危机 经验与教训 现实思考随着经济的全球化以及我国逐步开放金融业，我国的金融体系越来越成为世界金融体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然而20世纪以来频繁发生的金融危机却明白无误地昭示着金融危机的危害性。尤其是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大国而言，金融危机在某种意义上可能就是一个灾难性的结果。虽然我国迄今还未曾在发生金融危机，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国的经济结构和金融体系有多么健全，而更多地可归结为我国先前所处的封闭状态。事实上，国外近年来关于中国爆发金融危机的论调几乎就不曾停止过。比如尼古拉斯•拉迪就认为，中国的金融危机早已成熟，唯一缺乏的是引发危机全面爆发的导火索（吴传俯，2003）。更有《远东经济评论》2002年发表文章认为“中国金融系统在走向毁灭”。虽然这些观点各有其出发点，但是中国经济体系内部存在着许多诱发金融危机的因素却是不争的事实。因此，在金融开放已成为趋势的当前，从其他国家发生的金融危机中汲取经验，防范金融危机并且增强自身抵御金融危机的能力就更显得迫切而重要。一、理论综述关于金融危机，比较权威的定义是由戈德斯密斯（1982）给出的 ，是全部或大部分金融指标——短期利率、资产（资产、证券、房地产、土地）价格、商业破产数和金融机构倒闭数——的急剧、短暂和超周期的恶化。其特征是基于预期资产价格下降而大量抛出不动产或长期金融资产，换成货币。金融危机可以分为货币危机、债务危机、银行危机等类型。而近年来的金融危机越来越呈现出某种混合形式的危机。（一）马克思的金融危机理论马克思关于金融危机的理论是在批判李嘉图的“比例”理论、萨伊的“市场均衡法则”的基础上建立的。马克思指出，货币的出现使商品的买卖在时间上和空间上出现分离的可能性，结果导致货币与商品的转化过程出现不确定性，而货币作为支付手段的职能在客观上又会产生债务支付危机的可能性；因此，导致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可能性的关键在于商品和货币各自不同的独立运动价值特性。而只要商品、货币存在，经济危机就不可避免，并且会首先表现为金融危机。马克思进一步指出，“一旦劳动的社会性质表现为商品的货币存在，从而表现为一个处于现实生产之外的东西，独立的货币危机或作为现实危机尖锐化的货币危机，就是不可避免的。” 可见，马克思是将货币金融危机分为两种类型：伴随经济危机发生的货币金融危机和独立的货币金融危机。伴随经济危机的金融危机主要是以市场竞争、资本积累以及信用发展等因素为现实条件，而独立的货币金融危机则是金融系统内部紊乱的结果。同时马克思特别强调了银行信用在缓和和加剧金融危机中的作用。总的来说，马克思认为金融危机是以生产过剩和金融过剩为条件，表现为企业和银行的流动性危机、债务支付危机，但是其本质上是货币危机。（二）西方的金融危机理论早期比较有影响的金融危机理论是由Fisher（1933）提出的债务－通货紧缩理论。Fisher认为，在经济扩张过程中，投资的增加主要是通过银行信贷来实现。这会引起货币增加，从而物价上涨；而物价上涨又有利于债务人，因此信贷会进一步扩大，直到“过度负债”状态，即流动资产不足以清偿到期的债务，结果引起连锁的债务－通货紧缩过程，而这个过程则往往是以广泛的破产而结束。在Fisher的理论基础上，Minsky（1963）提出“金融不稳定”理论，Tobin（1980）提出“银行体系关键”理论，Kindleberger（1978）提出“过度交易”理论， M.H.Wolfson（1996）年提出“资产价格下降”理论，各自从不同方面发展了Fisher的债务－通货紧缩理论。70年代以后的金融危机爆发得越来越频繁，而且常常以独立于实际经济危机的形式而产生。在此基础上，金融危机理论也逐渐趋于成熟化。从70年代到90年代大致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的金融危机模型是由P.Krugman（1979）提出的，并由R.Flood和P.Garber加以完善和发展，认为宏观经济政策和汇率制度之间的不协调是导致金融危机的原因；第二阶段金融危机模型是由以M.Obstfeld（1994、1996）为代表，主要引入预期因素，对政府与私人之间进行动态博弈分析，强调金融危机由于预期因素存在的自促成性质以及经济基础变量对于发生金融危机的重要作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后，金融危机理论发展至第三阶段。许多学者跳出货币政策、汇率体制、财政政策、公共政策等传统的宏观经济分析范围，开始从金融中介、不对称信息方面分析金融危机。其中有代表性的如Krugman(1998)提出的道德风险模型，强调金融中介的道德风险在导致过度风险投资既而形成资产泡沫化中所起的核心作用；流动性危机模型（J.Sachs，1998），侧重于从金融体系自身的不稳定性来解释金融危机形成的机理；“孪生危机”( Kaminsky & Reinhart, 1998 ) ，从实证方面研究银行业危机与货币危机之间固有的联系。 二、金融危机的国际经验与教训从历史上看，早期比较典型的金融危机有荷兰的“郁金香狂热”、英格兰的南海泡沫、法国的密西西比泡沫以及美国1929年的大萧条等等。由于篇幅所限，本文仅回顾20世纪90年代以来所发生的重大金融危机，并试图从中找出导致金融危机发生的共同因素，以为我国预防金融危机提供借鉴。（一）90年代一共发生了五次大的金融危机，根据时间顺序如下：1.1992－1993年的欧洲货币危机90年代初，两德合并。为了发展东部地区经济，德国于1992年6月16日将其贴现率提高至8.75％。结果马克汇率开始上升，从而引发欧洲汇率机制长达1年的动荡。金融风波接连爆发，英镑和意大利里拉被迫退出欧洲汇率机制。欧洲货币危机出现在欧洲经济货币一体化进程中。从表面上看，是由于德国单独提高贴现率所引起，但是其深层次原因是欧盟各成员国货币政策的不协调，从而从根本上违背了联合浮动汇率制的要求，而宏观经济政策的不协调又与欧盟内部各成员国经济发展的差异紧密相连。2.1994－1995年的墨西哥金融危机。1994年12月20日，墨西哥突然宣布比索对美元汇率的波动幅度将被扩大到15％，由于经济中的长期积累矛盾，此举触发市场信心危机，结果人们纷纷抛售比索，1995年初，比索贬值30％。随后股市也应声下跌。比索大幅贬值又引起输入的通货膨胀，这样，为了稳定货币，墨西哥大幅提高利率，结果国内需求减少，企业大量倒闭，失业剧增。在国际援助和墨西哥政府的努力下，墨西哥的金融危机在1995年以后开始缓解。墨西哥金融危机的主要原因有三：第一、债务规模庞大，结构失调；第二、经常项目持续逆差，结果储备资产不足，清偿能力下降；第三、僵硬的汇率机制不能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3.1997－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亚洲金融危机是泰国货币急剧贬值在亚洲地区形成的多米诺骨牌效应。这次金融危机所波及的范围之广、持续时间之长、影响之大都为历史罕见，不仅造成了东南亚国家的汇市、股市动荡，大批金融机构倒闭，失业增加，经济衰退，而且还蔓延到世界其它地区，对全球经济都造成了严重的影响。亚洲金融危机涉及到许多不同的国家，各国爆发危机的原因也有所区别。然而亚洲金融危机的发生决不是偶然的，不同国家存在着许多共同的诱发金融危机产生的因素，如宏观经济失衡，金融体系脆弱，资本市场开放与监控，货币可兑换与金融市场发育不协调等问题（李建军、田光宁，1998）。.1998－1999年的俄罗斯金融危机受东南亚金融危机的波及，俄罗斯金融市场在1997年秋季大幅下挫之后一直处于不稳定状态，到1998年5月，终于爆发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大震荡，股市陷入危机，卢布遭受严重的贬值压力。俄罗斯金融危机是俄罗斯政治、经济、社会危机的综合反映 ,被称为“俄罗斯综合症”。从外部因素上看，一方面是因为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另一方面则是由于世界石油价格下跌导致其国际收支恶化，财政税收减少。但究其根本，国内政局动荡，经济长期不景气，金融体系不健全，外债结构不合理则是深层次的原因。5.1999－2000年的巴西金融危机1999年 1月 7日，巴西米纳斯吉拉斯州宣布该州因财源枯竭，90天内无力偿还欠联邦政府的 154亿美元的债务。这导致当日巴西股市重挫 6%左右，巴西政府债券价格也暴跌4 4%，雷亚尔持续走弱，央行行长在三周内两度易人。雷亚尔对美元的汇价接连下挫，股市接连下跌。“桑巴旋风”迅即向亚洲、欧洲及北美吹开，直接冲击了拉美国家，欧洲、亚洲等国家的资本市场。巴西金融危机的外部原因主要是受亚洲和俄罗斯金融危机影响导致国际贸易环境恶化，而其内部原因则是公共债务和公共赤字日益扩大，国际贸易长期逆差，宏观经济政策出现失误等多种因素作用的结果。从这几次金融危机可以看出金融危机其实就如同达摩克利斯之剑，时时悬在各国头上，只不过是在不同时候降落在不同国家头上而已。可以说，在全球范围内不同程度的金融危机几乎年年都有。事实上，2001年再度爆发阿根廷金融危机，由此可见金融危机的频繁性。20世纪以来典型的金融危机有以下几个特点：(1).传染性；(2).突然性；(3).破坏性；(4).频繁性。总的来看，金融危机的爆发是一个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从发展的趋向来看，金融体系内部越来越成为金融危机爆发的直接原因。然而宏观经济结构失调，僵硬的汇率制度，脆弱的金融体系，不合理的外债结构往往成为酝酿金融危机的土壤，也是导致这几次金融危机的共同原因。（二）金融危机的经验与教训金融危机爆发频率的增加为我国提供了重要的经验和教训。大致有以下几点：1.实施有弹性的汇率制度。对于一国经济而言，大致可以选择由市场决定的浮动汇率和由央行干预的固定汇率。比较而言，固定汇率在微观经济效率方面具有比较优势，但是央行明确承诺维持汇率稳定的义务却使得央行必须牺牲货币政策的自主权，而浮动汇率则可使货币政策能够对各种冲击做出反应，从而引致较优的宏观经济绩效。然而实施固定汇率制却并非意味着绝对地固定名义汇率，而应当动态调整以反映经济发展的趋势。事实证明，汇率变动的压力如果不能以主动的方式加以化解，则必然就以危机的方式释放。以墨西哥与泰国为例，僵硬的汇率制度越来越不能反映真实汇率变动的趋势，从而固定汇率的压力越来越大，结果在投机者的冲击下，外汇储备就会下降并引发市场信心危机。2.对于国际救援宁可不可抱有期望外部贷款援助往往被认为是最有效的反危机措施之一。来自IMF等外部贷款救援有利于稳定币值，恢复危机发生国的经济增长，但是其组织结构决定了其职能的发挥需要以极少数国家的利益为前提。IMF在墨西哥金融危机与亚洲金融危机中表现的差异就说明了这一点，而这其实又是两次危机缓解时间巨大差异的重要原因之一。此外，IMF的贷款条件往往比较苛刻，甚至会以牺牲部分国家利益为代价，并且附带着漫长的讨价还价时间，这对处于危机中的国家是极为不利的。而这其实也就是马来西亚首相马哈蒂尔宁愿过贫困日子也不向IMF求援的原因。因此，对于在金融危机以后的国际救援不应给予太多指望。3.适当的外债规模和结构双缺口模型证明了发展中国家即使在较高储蓄率时也必然要借助于外资和外债。事实上，外资流入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但是外债的规模与结构应当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内，尤其是对于巨额短期资金进出应当适度从严，以减少金融市场的动荡。在上述的几次金融危机中，短期资金几乎都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此外，借入的外债应用于投资用途，而不应用于偿还旧债，更不应当为特权阶层所挥霍。4.宏观经济失衡往往是爆发金融危机的重要原因。总结这几次金融危机，可以看出宏观经济失衡往往是金融危机爆发的前提条件。尤其是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在“东亚奇迹”正为世人所瞩目之际，因此，其中缘由更值得沉思。事实上，在高增长光环的掩盖下，以高投入和出口带动的亚洲经济中早已出现了严重的结构问题。经济结构没有及时调整加剧了经济失衡，成为金融危机爆发的基本条件。 三、中国防范金融危机的现实思考中国迄今为止没有爆发过金融危机，主要可归功于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良好的国际收支状况、谨慎的金融自由化以及资本帐户下的不可自由兑换。然而，虽然没有遭受到金融危机的直接冲击，却并不意味着我国目前的金融系统有多么安全。事实上，我国在渐进改革中累积的深层次矛盾已经成为诱发金融危机的潜在因素。这大致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国有企业的改革问题；2．证券市场违规操作，过度投机现象；3．国有商业银行改革问题。在亚洲金融危机以后，IMF曾对金融危机的防范措施作了归纳，主要集中在以下五个方面：1.鼓励各国政府实行健康的宏观经济政策；2.由国际结算银行出面制定一系列的标准，鼓励新兴市场遵守这些标准；3.在IMF建立自动生效的援助机制，当符合标准的国家在遇到金融危机时，自动给予援助；4.IMF积极鼓励新兴市场使用价格手段来限制那些不适当的、过多的短期资本流入；5.注意力从限制短期贷款的发放转移到确实让放贷者承担更大的风险。而对于我们国家而言，除了IMF所归纳的这五点之外，更重要的是要解决我国经济中诱发金融危机产生的因素。从预防金融危机出发，构建健全的金融体系和有效的监管体系，并增强自身抵御金融危机的能力。1.加强审慎的监管体系。审慎监管体系的脆弱性是许多国家爆发金融危机的重要原因。缺乏有效的监管，一国金融体系的运作就会失去安全屏障。而如果没有一个强而有效的审慎监管体系，则由于明确或潜在的存款保险的存在以及不对称信息的原因，银行体系里将存在大量的道德风险。这样，在发生危机时存款保险或政府会提供担保的预期会诱使金融机构过度承担风险，结果导致金融危机发生的更高概率（Le Fort，1989）。根据我国目前实施监管的现状，应当重点从制度上完善监管体系，杜绝监管的漏洞，促使银监会 、证监会、保监会分工协作高效运转；培育金融监管体系运转的微观金融基础；将金融系统内部控制与外部监管有效结合起来；改进和完善监管手段；监管监管者，平衡和制约监管者的权力和义务。2. 完善和稳定金融体系。传统的经济理论认为市场导向型的金融系统优于银行为主导的金融系统，然而更新的研究表明两种金融系统各具优势和劣势 。对一国而言，选择那一种模式更多地应当从其社会、历史和文化背景方面予以考虑。然而大多数经济学家达成的共识是一个“好的”金融系统应当具备有效的法律体系，良好的会计标准，透明的金融制度，有效的资本市场和规范的公司治理。实践证明，健全的金融体系将对抵御金融危机起着极其关键的作用。3．改革低效的国有银行体系。目前，国有银行体系的低效运作已成为影响金融体系稳定的重要因素，而沉淀多年的历史坏帐和低效率的银行治理结构则加大了我国金融体系的脆弱性。高盛公司在其2002年12月的研究报告中指出，中国的银行体系最值得担心的倒不是类似东南亚金融危机中东南亚国家的银行业所出现的摧枯拉朽般的倒闭风潮，最应当担心的倒是像日本的金融体系一样，因为迟迟不推出彻底的金融改革，不仅使得银行体系一蹶不振，而且还严重制约了日本经济的复苏和增长潜力的发挥。此外，我国应当引入民营银行，形成适度竞争的银行体系。各国的实践证明，市场化才是提高银行体系运作效率的根本途径。4.谨慎推行金融自由化。70年代以后，许多国家在麦金农和肖的金融自由化理论指导下掀起了金融自由化的浪潮。然而不同国家金融自由化的绩效却相差甚远。许多国家由于金融自由化不当导致了严重的金融危机。对于我国而言，金融自由化已成为现实的选择，重要的是要为金融自由化创造有利的初始条件，谨慎地推进金融自由化进程。5．建立金融危机预警系统。金融危机往往是金融风险积累的结果，因而事先监控和控制金融风险，将金融危机化解于未然就极为重要。对于金融体系中的风险因素，尤其是导致金融危机产生的潜在因素，如通货膨胀、汇率、银行体系风险、债务风险都应当纳入金融危机的预警系统。参考文献：[1] Demirg- Kunt, Asli and Detragiache, Enrica.“Financial Liberalization and Financial Fragility”, 1998.[2] 贝内特•T•麦克勒姆，国际货币经济学[M]，中国金融出版社，2001年[3] 李建军、田光宁，九十年代三大国际金融危机比较研究[M]，中国经济出版社，1998年[4] 陈学彬，当代金融危机的形成、扩散与防范机制研究[M]，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1年[5] 王德祥，论马克思的金融危机理论[J]，《经济评论》，2000年3期[6] 刘明兴、罗俊伟，金融危机理论综述[J]，《经济科学》，2000年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