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20xx年1月，重修《太原王氏族谱》卷二（附录一）记载：“明洪武九年（公元1376年），天下一统，削平胡元。至大明洪武二十五年（公元1392年），因西三府：济南、兖州、东昌遭元末兵戈之害，人民逃亡，田地荒芜，尽是荆棘，旨上将土居人户坐为军籍。令东三府：青州、登州、莱州临海等处户繁丁多者，迁徙西三府。彼时，孝思、孝敬祖不在被迁之列，仍居福山，惟我孝忠、孝礼祖，即于是年承王命，迁于馆陶县。彼时二祖西行，实难离家，奈圣旨不敢违背，乃携妻抱子洒泪而行。孝思祖遣亲子舜、孝敬祖子幼，乃遣义子伯元相送至馆陶县，县令收入版籍，令祖去城东常氏庄下屯。舜、伯元同二祖各开荒熟耕，繁衍生息俱未回籍。祖殁后卜兆新茔。自孝礼、舜祖后，家业兴隆，人口繁盛，现星散卫运河畔，冀鲁两省，传宗36代，人口达数万之众。” 如今，在山东省临清市八岔路镇杨坟村的旷野上，巍然耸立着孝忠、孝礼、舜、俊四祖的墓碑。孝礼祖的墓碑头上对称刻着两条龙，活灵活现，龙口下面的“福山王氏”四个大字，虽然有些模糊，却能够辨认清楚。 20xx年5月2日，为了全面客观真实地记述源远流长的“福山王氏”家族数百年来励志自强、建功立业的风雨历程；展示福山始迁祖王鉴后裔，英豪遍神州，美名扬天下的光辉形象；歌颂“大碾王”王伦、王信祖支脉族人在人生的大道途中，共赴时艰、相濡以沫、呕心沥血、不懈努力的创业精神。我和族人敬达叔、婶子申荣梅、小弟佰哲，驱车前往了烟台。 经过一天地奔波，直到下午六时许，方才到达烟台，族人国风叔盛情款待。我本来想，第二天到始迁祖居住之地福山看看，却未料敬达叔有急事需要连夜返回。国风叔只好把1998年5月15日，其父亲王盛之调查谨志的《诸留王氏家族志》复印件送给我们。我们也把《太原王氏源流探析》一书，以及电子稿，拷贝到国风叔的电脑上，便匆匆告别了，留在我心间的是一缕深深的遗憾。 回到家中，我认真阅读了《诸留王氏家族志》复印件。从清乾隆四年（公元1739年）春二月，已85岁高龄的孝斌祖第九世孙鼎任和第十世孙骐（《福山县志》亦有鼎任和骐的名讳记载），校并书的《王氏家谱》中发现，对我始迁祖孝忠、孝礼，亦有记载：“吾始祖之来也，甚远，其讳俱失。传至凡孝字者亦甚多，有孝真、孝义、孝英、孝思、孝敬、孝忠、孝礼等讳。”王隆兴（字盛之）撰写的《祖籍渊源调查记》如此记载：“洪武年间移民时，与吾一世祖同辈的王孝忠、王孝礼奉旨分迁馆陶县。吾家谱这一记载与《明史》正相吻合。是孝忠、孝礼的后人，于清康熙年间委其亲戚，时任福山训导的张风翥，捎谱来福山寻祖认宗的，并不是吾王氏，由馆陶迁来福山的。”这样的记载，恰与我们的《太原王氏族谱》相一致。 由此可见，我们馆陶的“福山王氏”与烟台福山的王氏，600年前是一家确定无疑，感情的距离一下子便拉近了。但是，孝斌与孝忠、孝礼祖之间的关系如何，无从考证。 20xx年10月4日，为了摸清这一链条的关系，国风叔不辞辛苦，千里迢迢地驱车从山东烟台来到河北临西。我和敬达叔陪同国风叔，先后到山东临清烟店镇王集村、八岔路镇杨坟村，与族人交流情况，并到孝忠、孝礼、舜、俊四祖的墓地拜祭。尽管费劲不少，依然未能摸清这一链条的关系，也同样留下了深深的遗憾。这个问题，一直成为我和国风叔心中的一个结，久久不能释怀。 20xx年5月1日，敬达叔在婶子申荣梅身患重病，已经不能独自行走的情况下，执拗地让三女儿婷婷和女婿张贵涛陪伴着，同我一起第二次前往山东烟台，国风叔依旧是盛情款待。第二天吃完早饭，国风叔便亲自驾车，陪同我们前往了福山。 福山历史悠久，古文化源远流长。据考古发现，约在10万年前就有人类活动遗迹。福山亦是东夷文化发祥地，目前境内就有：邱家庄、臧家、东风等新石器遗址，属龙山文化时期，距今6000余年前。1983年，烟台专区撤区改市，福山县更名为福山区，至今没有变动。 经国风叔联系，我们又认识了福山的族人家良叔。在他们的陪同下，我们首先来到大屋村。大屋村紧邻公路，交通方便，村边立有一块黑色石碑，上面刻有“大屋”两个白色大字。据悉，石碑背面的村名来历记述有误。 《诸留王氏家族志》之《祖籍渊源调查记》第八节，有这样的记载：“大屋村吾族王氏第一世王红道，第二世‘凡’孝字名孝思，以下有凡‘士’字、凡‘承’字的，至今已传至十九世。可以看出，该村起初‘凡’孝字与吾村相同，但是世数就有差别了，他的第二世与吾第一世乃是一辈人。” 看来，已经没有家谱传承下来的大屋村族人，也没有办法与我们这支王姓接续了。但是，站在通往大屋村的道路上，我依然感觉到亲切，遂与敬达叔分别在标示有“大屋”的石碑前摄影留念。 接着，我们来到了王家茔遗址，这里已经没有一户王家人居住，成为了一座五环彩瓦厂。 国风叔详细介绍说：“王家茔在门楼村后里，祖茔传说百亩，茔后有大屋村，而且，大屋村名也是由我家起名。在1739年时，住在大屋村的人都是我们本族的，现在，门楼村距茔地约有一里地，距现大屋村约有3里地。大屋村我也走访过，根据我父亲说的.，我和家良叔也约见过几位老人。有一个老人80多岁，他说，他小时候见过一世祖的画像在堂里，一个红光满面的大胡子。二世祖王孝思，在家谱里见过，一世祖叫王红道。我分析，王孝思就是王舜父亲，一世祖找不到就弄个王红道顶替。在1753年，王琪续家谱时也说过，大屋村属九甲，当时凡永字的与我九世祖同辈，凡大字的与王骐同辈。我十世祖，当时门楼集叫六甲，凡承字者与我三甲九世祖同辈，凡尔字者与我十世祖同辈。所以，当时门楼村及大屋村所住的都是我王家本族人，门楼村现在已经找不到我王家本族人了，大屋村还能找到我王家本族人。下次来，我们一起去大屋村找几个老人聊聊。我家从第六世祖开始迁移诸留王村，但茔地一直由我这一支管理。解放以后平坟，我们这一支还种粮，诸留王村离坟地约有6里地。我觉得，我这一支是王孝思后人，王孝思就在大屋村居住过，或其小儿子在大屋村居住。大屋村家谱我一直在寻找，找到大屋村家谱三世祖是谁，一切就明白了。” 我兴奋地说：“我期待着有机会再来福山寻根问祖，更期待着我们的世系传承，大白于天下的那一天。” 站在王家茔遗址的空地上，我们叔侄四人照了一张“全家福”。 离开王家茔遗址，我们直接插到了门楼村的最深处。这里只有一条主街，其余的均为狭窄的小街小巷，宽一点的小街巷，仅仅能容纳一辆小车通行，窄一点的小街巷，就只能由行人来往了。许多老房子都年久失修，墙皮脱落，房顶坍塌，笈笈可危，没有人居住了。有的老房子却有人居住，过年时贴在门框上的“欢乐幸福家，平安吉祥地”；“财源滚滚来，鸿运腾腾起”的对联依然火红。有的主人看见我们在小小的街门口照相，感到稀奇，便问我们是干什么的，我们笑答，寻根问祖。问起他们的姓氏，无一家是王姓人，我的心中不免滋生出一种寒凉之意。 凝视着古老的房屋，我的思绪回溯到700多年前：始迁祖王鉴，原居莱阳，其父溺水后，为避兵燹，年仅8岁的鉴祖，于元朝年间，随80有余的祖母赵氏和母亲周氏，依依不舍地痛别亲人，背井离乡，由莱阳徒步前往福山县，十天方才到达，投奔在祖姑父汪洪源（《福山县志》有其名讳记载）门下。尽管亲戚之间数十年不相往来，老祖姑已故去20年矣，但祖姑父汪洪源还是给予衣食。居住数日，又寻访至少祖姑父孙光祖处，年已70的祖姑唤子孙佩曰：“实系至亲，宜认之。”于是，孙公、汪公互相周济，母子有所倚居。二年，祖母赵氏辞世，鉴祖亦在福山县渐长成人。20岁时，即跟从表祖孙佩学习工业。举至弱冠，渐有积蓄，治买田宅，家道稍丰，后经表祖孙佩介绍，始配福山县门楼村居民林英（先人原为金巡海统驭使，因金朝内乱辞官不仕，林英不愿袭替，隐居福山村落，有田三百亩，家业稍丰）之女为妻，并入赘其家。鉴祖下传四代，至人称“大碾王氏”的王伦、王信兄弟，仍居住在门楼村。 “友明你看，这里快要坍塌的老房子，是不是我们老祖宗居住过的？”敬达叔的问话，打断了我的思绪。 我认真地说：“也许是吧。” 1924年《王氏族谱》记载：“大碾王氏祖居门楼村，原与狗塔村相近，前后相去三里。”2007年《太原王氏族谱》前续卷一记载：“门楼村与狗塔村，相距三里，汪公（洪源）居前村，我王氏居住后村。”《诸留王氏家族志》之《祖籍渊源调查记》第五节，如此记载：“据大屋王华民回忆，原有其家谱亦有‘大碾王、莱阳迁来狗塔村’等记载。这也是祖居门楼村历史长远的一个佐证。”族谱记载如此吻合，说明祖居门楼村确信无疑。 可狗塔村呢？查无此村名，《福山县志》亦未有记载。国风叔介绍说：“我叔分析，狗塔村不是门楼村，应该是汪格庄，离门楼村不到3里地。”由此分析，汪格庄应是汪洪源的居住地。1958年，建门楼水库时，37个自然村整体搬迁，便分成了东西两个汪格庄。 那么，狗塔村在哪里？在国风叔和家良叔的引领下，我们来到了“山东烟台福山银湖省级湿地自然保护区核心区”。 站在一条宽阔的大坝上，国风叔手指着远方的一处水域说，那里就是狗塔村遗址。再回头凝望门楼村，也就是三里之遥。距离是对上了，可村名依旧是个迷。不管狗塔村是否存在，我现在就站在了祖居之地的这块热土上，心里还是感到格外激动和兴奋。我独自在湿地自然保护区的大坝下，背靠狗塔村遗址留下一张影后，又与老王家的三位叔叔，在大坝上背靠狗塔村遗址，面对门楼村方向合影留念。我们是有意识地把自己的身影，与生命的祖根之地紧紧地融合在一起。 从狗塔村遗址返回途中，路经门楼村时，我特意让车停下，在“门楼村欢迎您”的标志牌前，留下了自己的影像。 走出门楼村地界的瞬间，我心中蓦地滋生了一种故土难离的感觉……
寻根问祖农历六月十六,母亲生日.兄弟姐妹决定自驾陪老爸老妈出关寻拜祖籍,一直听父辈说祖先闯关东到辽宁兴城，后来才到吉林.所以大家都嚷着要回老家看看.兴城--临海滨城，古色古香。兴城历史悠久，源远流长。自古以来，就与中原文化和中央政权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据仙灵寺、兹毛山、狐仙洞等古遗址发掘出来的文物加以考证，远在原始社会末期，我们的祖先就在这里繁衍生息了。殷商时代，兴城属孤竹国地。西周为燕北部山戎徒河地。战国属辽西郡地。秦统一六国后，兴城隶属幽州辽西郡的柳城、徒河、海阳三县分辖，后为辽东属国所辖。东汉末年，境地被乌桓所据。建安十二年（公元207年），曹操率军大破乌桓和柳城（今朝阳市南），境地被收复。三国时期，隶属魏昌黎郡宾徒县。西晋时严州昌黎郡徒河县地。东晋十六国时，属燕平州（治所今朝阳市）昌黎郡（治所义县）。南北朝时，属北魏营州柳城县；后属瑞州柳城、来远两县分辖。唐末，陷于契州。辽代于今兴城河中、下游流域置严州（治所今曹庄镇大海口），辽圣宗统和八年（公元990年），设兴城县（治所桃花岛郡今钓鱼台街道海口），这是兴城这一名称的最早由来。金时，属北京路（今内蒙古宁城县大明城）。元时兴城废县，地属锦州和瑞州分辖。明属辽东都指挥使司宁远卫。清代撤卫建州。1913年（民国二年），宁远州改为宁远县。1914年1月，因与山西、湖南、甘肃、新疆等省之宁远县重名，乃沿用辽时之名改称兴城县。初隶属奉天省，后隶属锦州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为兴城县，隶属辽西省，后改属辽宁省。1986年12月，经国务院批准撤销兴城县设兴城市（县级），由省直辖。后改由葫芦岛市代管。76岁的老爸，出生在离兴城十余公里的旧门乡一个叫做刘屯的小山村，那是奶奶的家,而我们郭姓则集居离刘屯不远处的草白沟,这里全村人都为郭性,并按照统一家谱排序,"万世永长春,全家宴祖宅",到我这辈,刚好是春字.父亲7岁离开这里，博闻强记的老爸居然记得儿时伙伴和村子的古建位子，找到学堂原址和曾玩耍放牛山坡小溪，兴奋不已。静谧山村，居然是我的根植。
再有十来天，2015年就将成为过去，“全国旅游年票一卡通”也将结束它的使命，成为纪念品。12月20、21日，果香为发挥2015“全国旅游年票一卡通”的余热，组织了最后一次“寻根问祖自驾游”。 一.广胜寺 广胜寺位于临汾市洪洞县东北17公里霍山南麓，我们从洪洞明姜镇出口下高速，就影影绰绰看到了广胜寺飞虹塔，似梦似幻，若隐若现，阳光穿过重重雾霾疲惫不堪地照在塔上，浓重的雾霾夺去了七彩琉璃的光华，只能看到灰不流球的塔矗立在山巅上。 广胜寺飞虹塔建于明代，是五座佛祖舍利塔和中国现存四座古塔之一，也是迄今为止发现的唯一留有工匠题款的琉璃古塔。塔八角十三层，高塔身青砖砌成，外表镶饰五彩琉璃，层层皆有琉璃出檐。各层檐下俱有琉璃花罩和垂莲柱，以及屋宇、楼阁、亭台、角柱、佛龛、门洞、枋心、花卉、人物、翔凤、狮、象等琉璃构件，门洞佛龛内置佛、菩萨、童子像，门洞两侧镶嵌琉璃盘龙、宝珠等饰物。下三层尤其精致，上绘莲花椅柱、佛像、菩萨、金刚盘龙卧虎、奇兽珍禽等色彩艳丽的图案。塔檐挑角挂百余个铁铃，在风中叮当作响，似在将谐和的佛音传向四方。塔身中空，内设"之"字形木质楼梯直通塔顶，楼梯陡峭，设计巧妙。 飞虹塔和赵城金藏、元代壁画，并称“广胜寺三绝”。广胜寺始建于东汉时期，分上下两寺，飞虹塔位于上寺，元代壁画藏于下寺。下寺在霍泉之滨，与山巅的上寺遥遥相对。下寺门外的霍泉还在日夜不歇的涓涓喷涌，滋养着洪洞七十多万儿女。据说1958年建截流槽时，槽中大小泉眼108个，现在只有5个泉眼出水了，这5个泉眼的出水量也比前几年减半。 泉边是祖辈洪洞赵城儿女祭祀霍泉神的水神庙，主殿为明应王殿，重檐歇山顶式，四周设围廊。殿内有明应王像端坐神龛正中，两侧有四尊童男童女侍奉着，塑工极为精美，衣饰合体，神态娴静，形象楚楚动人；龛下有四大臣泥像分站两列，其气色神态各异，面部表情传神。“广胜寺三绝”的元代壁画，就在此殿内。导游讲壁画有将近二百平米，东西两壁有求雨图和降雨图，神话故事，想像离奇。除此还有几幅很富有风土民情的卖鱼图、司食图、司宝图、打球图、下棋图等，画面上还有园林、村舍、街市以及各种人物、民俗，犹如元代社会的一个缩影，充满了浓郁的生活气息和地方色彩。尤其一进庙门东侧南壁上，有一幅反映元人戏曲的画十分珍贵和有名，它是中国发现唯一的大型元代戏剧壁画，画面上部是一幅横标，是书"大行散乐忠都秀在此作场"，戏剧场面是一个戏班集体亮相，正中是班主"忠都秀"。十一个人物中，生旦净末丑，都勾画了脸谱，有的还挂了胡须，有的手持笏板、刀、宫扇等道具，有三种乐器演奏，击鼓、吹笛、拍板同登前台。这幅画反映了元代杂剧盛行时期的真实情景，是研究戏剧史的珍贵资料。水神庙山门是一座古代"过路戏台"，每年农历三月三，这里都要请戏班唱大戏祭霍泉神。 令我感到好奇的是与水神庙一墙之隔便是广胜寺的下寺，可能是现在管理部门为了方便，在水社庙与广胜寺下寺的隔墙打一便门。参观完水神庙从便门即可进入下寺，来到下寺前佛殿。殿阔五开间，悬于山顶。整个大殿使用了人字大爬梁，构造奇特，用材经济。后殿是始建于唐开元年间大佛殿，现存建筑为元重修。大殿面阔七间，进深八椽，单檐悬山顶，殿内保存有元代塑像毗卢佛、药师佛、阿弥陀佛，及文殊、普贤二菩萨，是不可多得的珍品。下寺的山门是天王殿，面宽三间，单檐歇山顶式，远看重檐楼阁，檐下无廊柱，内陈设现代木雕十八罗汉及弥乐佛像等。 下寺到上寺可以开车上去，也可以登台阶上去，还可以从荆棘丛中攀爬上去。我等是虔诚地顺登级而上的。飞虹塔是现在广胜寺真正的一绝，上寺还有一奇特景观－－几株黄色的柏树，那黄是佛教崇尚的那种明黄色，我以前见过的柏树也都是碧绿的，唯在这里看到了黄色的柏树，莫不是柏树日日受佛法熏陶也修成正果有了佛性？回来后在网上查阅资料，只找到2002年一则新闻报道：越南发现了新树种－－黄金柏，不知道与上寺的黄色柏树是否同宗？ 离开广胜寺，到洪洞大槐树旧址“到此一游”。移民时的大槐树已没了踪迹，现存的槐树同我等一样是当年的子孙辈了，为赶着去故射山，没进去寻那遥远的祖先，只在园门外合影算是留念。 二.故射山 姑射山，属于吕梁山脉，在临汾尧都区境内。相传为尧王夫人鹿仙女诞生地，因庄子的《逍遥游》中有“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之语而出名。走了好长时间才看到路旁沟边一堆残垣断壁，尘埃瓦砾，路另一边有些洞窟贴了对联，洞窟中塑有佛像，有香火供烛，但不见人影。在半山腰一洞中颂经之声，袅袅悠扬，听来应是有一播放机在洞中。此间庙宇由于道路需要怕是不会再修复了，公路从庙中过了。自此就算进入了故射山的仙洞沟，此洞窟可能为北仙洞景点之一佛兴寺。北仙洞景点还有云雾寺、王母阁等寺庙。站在佛兴寺废墟上，向沟对面望去，楼台亭阁琳琅满目、近在咫尺。 小时候听大人讲故事说，沟这边的人家和沟那边的人家每天闲话家常，但要到对面走个亲戚得走上几天。这回从北仙洞去往眼前的南仙洞，还真验证了这个故事的真实性。我们开着车从拦腰斩断沟的路上过去，都曲曲弯弯地走了挺长时间，在从前全靠骑驴步行坐马车，从北仙洞绕过数百米深的深沟大渠到南仙洞，可不得走上几天时间哦。 南仙洞的寺庙神像，远远多于北仙洞，有兴隆寺、神居洞、碧岩寺、观音阁和戏台等庙宇寺观，还有“洞房”的词源“天下第一洞房”，传说是尧帝与鹿仙女的洞房。南仙洞是姑射山仙洞沟的主要景区。这里山势峻峭、奇峰异洞、庙宇成林、苍松翠柏。亭、台、楼、阁，大小殿宇，多依山靠崖面沟就势构筑。这里儒释道三家不仅共居一山，还同处一室。观音阁内主塑观音菩萨像，两侧为文殊、普贤塑像，两壁四层悬塑有十二圆党、阎罗、罗汉、二十四诸天等，精巧玲珑，似从远古飘然而来。阁中还塑有送子观音、行年观音、韦陀、金刚及道教中的真君和玄武大帝像，佛道和谐共处。 最令我眼前发亮的是大雄宝殿不大的院落中那一院绿竹，嫩绿嫩绿的，绿得让人心疼，北方本少竹，在这寒冬深山里看到娇艳欲滴的翠竹，让我的心情格外清爽。 三.临汾古城 故射山探访仙人毕，天色已晚，我们夜宿临汾市内山西师大旁边一不起眼的快捷酒店。一行十二人中，有三人曾是师大学子，住在这里我们可以顺便回母校看看。师大的校门像搭起来的积木，一进校门的平房都摞起来成高楼，空出来的地盘做了广场，路两边高大的梧桐树与合欢树，换成了几乎各地千篇一律的云杉树。三十年前的教学楼、寝室、教工宿舍、家属楼依然在使用，只是早已物是人非，教室里坐着的是介于我们儿孙辈之间的莘莘学子。可以佐证临汾古城悠久历史的城墙即将消失，校区北面把原来的临汾公园扩了进来，建了几栋教学楼。在新旧校区之间居然还标本似的夹藏着一排平房。本想到学生食堂吃早餐，再体验一回大锅饭的滋味，奈何才八点刚过食堂已打烊。 师大隔壁是临汾博物馆，其实就是设立在大云禅寺的文物保管所，当地人习惯管大云寺叫铁佛寺，因塔内有唐代铁铸佛头而名。现存建筑有山门、天王殿、大雄宝殿、金顶宝塔、藏经楼，另外还有南北配殿、厢房等。主体建筑金顶宝塔方形六层，临汾县志记载“塔顶常有光，传有舍利子云。”我们去得太早，工作人员还没上班，展室未开，只在院里转了转。 临汾是一座有着4700余年历史的古城，是解放战争时期共产党攻克的第一座城池，为解放战争积累了丰富的攻城经验。三十年前临汾的街道两旁种满了各种果树，是有名的'花果城，如今果树不知魂归何处。临汾更是中华文明的发源地之一，是尧舜禹三代大帝的帝都。据传尧是最早钦定九州，统一华夏民族的先祖，是他开启了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明之门。为了纪念这位伟大的先祖，后人至西晋始便在尧的故乡临汾立庙祭祀，即是现今中华儿女共同的祖庙－－尧庙。 数千年的风霜雨雪，尧庙历经苍桑，毁了建，建了毁。新近建的华门，是迄今世界最高大的门，号称“天下第一门”，华门广场有缩小了的天安门、金水桥；有气势宏伟长城造型用花岗岩构筑的千家姓纪念壁，有石刻尧钦定历法二十四节气图，有高大的石雕华表。 “五凤楼”算是尧庙里最老的建筑了，是唯一幸存下来的明清建筑。“五凤楼”亦称“光天阁”，意为帝尧之功德、光天下之明、兆万民之福。尧庙里另存的老物件，就是尧井周围的四棵古柏了，西侧两棵为“柏抑楸”和“柏抱槐”，即一棵柏树中间长出楸树，另一棵柏树中间长出槐树。每年四五月间，柏枝丛中盛开红色楸花，白色槐花；东侧两棵古柏，一棵叫“鸣鹿柏”，一棵叫“夜笑柏”。传说唐代在寝宫雕塑帝尧与夫人鹿仙女的圣像时，突然跑来一对梅花鹿在柏树下欢蹦鸣叫，故称此树为“鸣鹿柏”，至今它的枝丫树杈，长相酷似梅花鹿角。“夜笑柏”传言古时一僧人从印度移植而来，每年除夕夜晚，便发出沙沙之声，颇似人的笑声，故称“夜笑柏”。 四.丁村民居 丁村隶属于襄汾县，因旧石器时代的遗址被发现而闻名于世，丁村民居是借了丁村遗址的光，走入游人眼中的。 离村子还有几千米远，丁村的名片－－上书“丁村”两个大字的新建仿古大牌坊便映入眼帘，牌坊下是宽阔的旅游大道。来到丁村，村民说遗址已没啥可看的了，遗物大都被转移走了，故没去遗址游览。 丁村民居，是典型的明清民宅建筑群，列入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的有40余座。最早的建于明代万历二十一年，最晚的建于民国年间，历时近四百年。由于宗族的繁衍发展，民宅群按族支群呈东北西南向分布，分北院、中院、南院、三片组成。这三大群组以村中心明代建筑观音堂为领首，以丁字小街为经纬，分落于北中南三方，整个村的规划布局是一只乌龟的形状。这些民宅布局合理，建筑气派讲究、简洁大方、横径曲巷、院院贯通、连接巧妙，在建筑的风格上各有不同，虽具晋南建筑特色，但本人觉得没有晋中晋商民居高大上，没有晋中民居厚重雄伟的气势，没有晋中民居富丽堂皇的气派。丁村民宅各院落建筑布局不同，造型雕刻各异。以两层楼式四合院为主体格局，有单进、二进之分。厢房二楼都是矮小的阁楼，只能用于放置杂物和用作保暖防晒，与晋中二楼都可住人的格局不同。一般布局为正厅、腰厅、厢房、观景楼、绣楼、倒座、牌坊、门楼、牌楼等，在建筑构件斗拱、雀替、博风板、栏额、门楣、窗棂、影壁、匾额上，无处不点缀着浮雕、阴雕、阳雕的人物、鸟兽、花草、静物，有单幅雕、组雕、连环雕，巧夺天工，多而不繁，精美大方。其中一处房屋栏额雕刻，不是二龙戏珠，而是二龙戏羽翅飞人，不晓得是失误还是何意？丁村宅院大门多置“坎宅巽门”，门内筑影壁，没有晋中民居豪华的门楼，简洁的大门上方，几乎家家都刻吉语门楣，多为“坦荡”、“耕读”、“凝瑞”、“耕圃”、“居易”、“积厚流光”类。建筑物墙壁上钉满了用来加固墙壁的铁钉，有的兼做拴马环。最具代表性是成为“丁村民俗博物馆”的丁坤一支的五个大院和丁村文化陈列馆所占据的大院。 1985年建立的丁村民俗博物馆拥有民俗文物近万件，是中国第一个反映汉民族民俗风情的专题性博物馆。馆内以节俗、婚俗、礼仪、民间艺术等为主题，展示晋南地区汉民族的岁时节令、衣食住行、人生礼仪、婚丧嫁娶、民间书画、民间剪纸、民间木版年画、民间刺绣品，还有上过《舌尖上的中国》的丁村花馍、皮影木偶、宗教信仰等文物。 还有两处特殊的院落，一处是干涸的水池旁，带有类似阳台的大院，从外观看是一座两层楼房，二层也是可以居住的，二层后墙伸出一雕栏平台，可惜院门紧锁，不能进去看个究竟。还有一处大门上有门楼，远观楼阁上似神阁或祖祠。 丁村民居群已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然而保护并不尽如人意，有不少院落只留下了临街的一面，内里早已坍塌毁坏，貌似现在好多创建文明城市的形象工程。 丁村人居住习惯与晋中人不同，晋中人居住以正房为首选，丁村人不住正房住东西厢房。丁村村民还在使用比较原始的鼎式泥炉烧柴做饭，走访了几户人家，都只有老年人在居住，家中昏暗脏乱，身上的衣服油光发亮，这种穿着改革开放前在农村很多见，因为那时穷，一身衣服要从春穿到冬，改革开放后还是第一次见到。村民这种生活状态，与村外气派的旅游广场和气势雄宏的大牌坊，极不相谐，好像不在一个时代。 五.汾城古镇 汾城古镇唐初为尉迟恭的封地鄂公堡，唐贞观七年县城由古城迁于此，名为太平县，民国时改称汾城县，解放后汾城县与襄陵县合并为襄汾县时，撤县建镇，是中国历史文化名镇，多亏降格为镇，才会保留下来这么一个原汁原味基本完整的明清县治标本，让我们有幸欣赏到明清县城的模样。我们到来时正赶上汾城镇庙会，大街上商贾云集、熙熙攘攘，高低不同长短有异的叫卖声此起彼伏，刺耳的汽笛鸣叫声从被人流拥堵如蜗牛爬行的各色汽车里传出，我们一步一挪费了好大功夫才腾挪到古镇中心的古楼附近。 汾城保存较完好的古建筑还真不少，竟然还有专门的文物管理部门，这在乡镇一级是少有的。在城隍庙周围转了一圈，也没找到可以进去的地方，正当我们在庙外叽叽喳喳品评大街上所能看到的建筑物的瑰丽秀气、工世卓绝时，街上过路的大哥给我们提供个信息，城隍庙的钥匙在隔壁文物保管所的人员手里，感谢保管所的管理人员，略一交涉挺痛快地给我们打开大门，让我们尽情观赏。城隍庙山门对面，一座团形麒麟双龙纹琉璃影壁斑斑驳驳，两侧依稀可辨“生了死死了生生死不息，人化物物化人变化无穷”。一幅对联道尽了人间哲理。影壁外两边各立一双斗石质旗杆，山门侧立一过街牌坊，牌坊一面刻“监察坊”，另一面刻“翊镇坊”，提醒路人城隍爷坐阵在此，辅佐官员监督着你的一言一行。城隍庙内现存建筑山门、戏台、献殿、大殿、钟鼓楼、厢房、配殿等均保存完好。七架五间牌坊式山门，一进去顶头就一座过街戏台，戏台木构华丽别致，戏台对面大殿前出庑廊，廊前亭子的构造奇巧精艳、美不胜收！ 过了桥就看到了社稷庙，庙临街的两面被新建的镇卫生院包围，内里都已经修缮完毕，但社稷庙还没有正规入口，要从卫生院住院楼的缝隙进去。现存主要建筑有献殿、大殿、钟鼓楼等，建筑虽不多，但层层飞檐勾连重叠、错纵交横，可谓玲珑奇秀、别有风味！ …… 匆匆两日寻根问祖临汾行，探古寻幽，体味着不同时代的风格，领略了不一样的风情……
寻根文学主要代表作家及作品：阿城和他的《棋王》；王安忆和她的《小鲍庄》；郑义和他的《老井》；韩少功和他的《爸爸爸》；郑万隆和他的《老棒子酒馆》；张承志和他的《北方的河》；李杭育和他的“葛川江系列”小说。这是寻根文学全盛期最受关注的作家和作品。至于莫言的《红高粱》，虽然影响也不小，但赶上了寻根文学的衰退期，一般不作为典型之作来看。寻根文学的影响就在于它在新时期以来激进而浮躁的现代化进程中挽留了传统的声音，在汹涌的西化文化大潮中努力发出民族的、本土的声音。这都是一种逆流而上的反拨。寻根文学的局限往往可以从作家的理论宣言和创作实践之间的矛盾中体现出来。韩少功等人口口声声要重新镀亮传统，给传统以现代的生命；结果却不约而同地以断裂性的思维让传统与现代发生不可调和的冲突，而没有达到传统文化现代化的写作预期。更令人惊愕的是，韩少功最早打出文化寻根的大旗，其创作却非“寻根”，而是启蒙批判式的“刨根”！
能立足于我国自己的民族土壤中，挖掘分析国民的劣质，发扬文化传统中的优秀成分，从文化背景来把握我们民族的思想方式和理想、价值标准，努力创造出具有真正民族风格和民族气派的文学。
寻根小说在向传统文化回归时表现出对具有原始风貌、异域情调的社会生活形态的偏好，这种原始情结的出现既有作家自身的原因，也与外来文学的影响有关，同时也是文学自身发展的逻辑结果。寻根小说在具体作品中对原始或半原始文化表现出批判、认同或二者兼而有之的三种倾向。
扩展资料：
寻根文学最早出现：
当代文学创作中的文化寻根意识最早体现在朦胧派诗人杨炼的组诗里,包括他在1982年前后写成的《半坡》、《诺日郎》、《西藏》、《敦煌》和稍后模拟《易经》思维结构写出的大型组诗《自在者说》等。
在小说领域里,则是起于王蒙发表于1982年到1983年之间的《在伊犁》系列小说。
1983年以后,随着贾平凹的《商州初录》、张承志的《北方的河》、阿城的《棋王》、王安忆的《小鲍庄》、李杭育的《最后一个渔佬儿》等作品的发表和引起轰动,许多知青作家加入到了“文化寻根”的写作之中,并成为这一文学潮流的主体。
1984年12月,在《上海文学》杂志社与杭州《西湖》杂志社等文化单位在杭州举办的座谈会上,许多青年作家和评论家讨论近期出现的创作现象时提出了文化寻根的问题。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寻根文学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寻根小说
寻根小说:八十年代中期，文坛上兴起了一股"文化寻根"的热潮，作家们开始致力于对传统意识、民族文化心理的挖掘，他们的创作被称为"寻根文学"。1985年韩少功率先在一篇纲领性的论文《文学的"根"》中声明："文学有根，文学之根应深植于民族传统的文化土壤中"，他提出应该"在立足现实的同时又对现实世界进行超越，去揭示一些决定民族发展和人类生存的迷。"在这样的理论之下作家开始进行创作，理论界便将他们称之为"寻根派"。综合来看，"寻根派"的文学主张是希望能立足于我国自己的民族土壤中，挖掘分析国民的劣质，发扬文化传统中的优秀成分，从文化背景来把握我们民族的思想方式和理想、价值标准，努力创造出具有真正民族风格和民族气派的文学。从作家选取的某个地域做为切入文化层面基点的角度来分析，可以把"寻根文学"划分为"城市文化寻根"和"乡野文化寻根"两个大范围。代表作家有阿城、张承志、韩少功等。写实主义:这是一个在艺术创作尤其是绘画、雕塑和文学、戏剧中常用的概念，更狭义的讲，属于造型艺术尤其是绘画和雕塑的范畴。无论是面对真实存在的物体，还是想象出来的对象，绘画者总是在描述一个真实存在的物质而不是抽象的符号。这样的创作往往被统称为写实。遵循这样的创作原则和方法，就叫写实主义。与写实主义（或者大致可称为具象主义）相对的概念是抽象主义。马原的“原小说”马原式的形式感、叙事方式、语言形式在中国当代小说界变得光彩夺目。马原以他的文本要求人们重新审视“小说”这个概念，他试图泯灭小说“形式”和“内容”间的区别，并正告我们小说的关键之处不在于它是 “写什么”的而在于它是“怎么写”的。他第一次把如何“叙述”提到了一个小说本体的高度，“叙述”的重要性和第一性得到了明确的确认。马原的意义在于他是中国当代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形式主义者，他第一次在实践意义上表现了对小说的审美精神和文本的语言形式的全面关注，并把文学的本体构建当作了自己小说创作的绝对目标。虽然，在中国的文论话语体系中，“形式主义”并不是一个肯定性的正面范畴。但是马原为“形式主义”翻案、正名的决心非常坚决。他意识到“形式”是一个突破口，它最具有“视觉”效果，最能够以感性而直观的方式回应人们对“现代性文学”形象的期待，也最能够摆脱与意识形态的正面冲突。因此，把“形式”极端化而上升为“形式主义”是马原最重要的文学策略。正是借助于极端的“形式主义”，马原的小说具有了“先锋性”，它不仅与传统的文学截然有别，而且与其时大红大紫的新时期主流文学也格格不入。用李劼的话说“马原的形式主义小说向传统的文学观念和传统的审美习惯作了无声而又强有力的挑战。从这个意义上说，马原的形式主义小说，乃是先锋文学最具实质性的成果。这种形式主义小说的确立，将意味着中国先锋文学的最后成形和中国当代文学的一个历史性转折的最后完成。”[⑧]这样的评价在今天看来，不免有点夸张，但是在那样的时代却是再自然不过了，在文学界对“现代性文学”普遍的焦虑和狂热的期待中，马原正是那个想像中早该来到的“果实”，尽管有点青涩，尽管有点“难懂”，但是大家还是如获至宝，觉得非常解渴。――这就是告别了旧时代的现代性的文学，这就是自由的独立的文学，这就是富有创造性的文学，这就是脱离了意识形态性和政治性的文学，这就是走向世界的文学，这就是我们所追求和需要的文学。总之，马原提供了关于“现代性”文学的“样板”，回应了“什么是现代性文学”的问题，也满足了那个时代关于“现代性文学”的所有想像。他是当之无愧的“文化英雄”，多年之后回想起来，马原自己也难免洋洋得意，“先锋小说实际是继承了西方小说二十世纪第一个十年开始的现代派运动，就是小说从‘写什么’转向‘怎么写’，是小说形式和观念上的一场革命”[⑨]。马原的聪明之处在于，他并不仅仅把“形式主义”停留在形而上和观念层面上，而是力图把“形式主义”落实到“技术”和“操作”层面上，这就使得马原式的先锋小说不仅“好看”，而且还具有了表演性和示范性，这对于急于摆脱旧的文学枷锁，而又对新的文学图式感到茫然的中国作家来说，无疑是一剂良药。马原不仅展示了什么是“现代性”的先锋文学，而且还教会了人们如何去实践这种先锋文学的方式。“怎么写”是马原小说形式主义话语的核心。他对“叙述”的发现和强调，对虚构的重视，都标志着一种崭新的文学观的诞生。在这种文学观中，“写什么”变得不再重要，与“写什么”有关的在中国主流文学理论中有举重轻重地位的真实性问题、内容与形式的关系问题、生活的源泉问题等等都逐步被消解了。而“元虚构”、拼贴式结构、语言的自我指涉、神秘性和偶然性的风格等“技术”性因素开始上升为小说的主体，中国新时期文学从此开辟了一条“另类的线索”。七月诗派:“七月诗派”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个很有影响的诗歌流派，因胡风主编的文艺期刊《七月》而得名。它横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两个历史时期，是我国新文学史上存在最久的一个诗歌流派。1937年9月11日，胡风主编的《七月》文学周刊在上海创刊。取名“七月”，编者是要让读者不要忘掉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的七月，立志把宣传和鼓动神圣的民族革命战争作为这个刊物的光荣使命。以后，胡风先后主编了《七月》周刊（上海）、《七月》半月刊（武汉）、《七月》月刊（重庆）、《希望》月刊（重庆—上海），并主编了《七月诗丛》、《七月文丛》和《七月新丛》三套丛书。从广义上说，凡是在这些刊物和丛书上发表过诗作的作者，都可称为“七月诗派”的诗人。九叶诗派：九叶诗派是中国现代文学的末期产生的诗歌流派，他们更直接更深刻地感受到了西方文化的影响，同时有更深刻地感受到民族的灾难。他们有着共同的追求，这是特别注重是个本身价值的一群，如其代表诗人辛迪所说“我的是宁愿让一个读者读一千遍，也不愿让一千个读者只读一遍”他们要求坚持文学的本身价值和独立传统，在艺术和现实之间求得平衡；他们还追求个人与时代的融合，主张必须以血肉的感情书写思想的探索，首先是思想自己，思想希冀与一切社会历史生活的严肃关联，既要有凝聚的沉潜德育深切的个人投掷，又要有全局的把握和超人的目光。;朦胧诗派：70年代末80年代初出现的诗派，其代表人物有北岛、舒婷、顾城、江河、杨炼等。作为一个创作群体，“朦胧诗”并没有形成统一的组织形式，也未曾发表宣言，然而却以各自独立又呈现出共性的艺术主张和创作实绩，构成一个“崛起的诗群”。关于朦胧诗曾在当时文坛引起论争。“朦胧诗”精神内涵的三个层面是：一揭露黑暗和社会批判，二是在黑暗中寻找光明、反思与探求意识以及浓厚的英雄主义色彩，三是在人道主义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对“人”的特别关注。“朦胧诗”改写了以往诗歌单纯描摹“现实”与图解政策的传统模式，把诗歌作为探求人生的重要方式，在哲学意义上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从某种意义上讲，“朦胧诗”的崛起，也是中国文学生命之树的崛起。
快餐文学，不必咬文嚼字，一笑而过
快餐文学，不必咬文嚼字，一笑而过
2004年以前，河南省新闻出版局下属的河南省中小学教材出版中心负责中小学教材的出版、印制和发行工作。河南出版集团成立以后，按照政事、政企分离原则，河南省中小学教材出版中心业务职能划归河南出版集团。2007年中原出版传媒集团在原河南出版集团的基础上改制设立，直接承继了由河南出版集团承担的中小学教材出版、印制和发行工作。 中原出版传媒集团内设教材出版部，负责中小学教材业务的具体经营。中小学教材的出版业务模式分为原创出版和代理出版印制两种。原创出版是出版社自己组织编写教材，自行出版印制；代理出版印制是代理出版单位与教材原创出版社通过签订代理协议方式取得原版权的代理权，由代理出版单位出版印制。集团公司教材出版部的出版业务模式属于代理出版印制模式。 教材出版部在岗职工20人，其中，出版印制人员10人，市场推广和教材培训人员10人；负责教材市场推广、教师培训、教材印制、质量控制等工作。按学历结构及职称，硕士3人，高级职称2人。中原出版传媒集团教材出版部不从事教材研究开发，而是采用代理或代印代发的形式取得教材原创出版社的代理权，主要由中原出版传媒集团下属的印刷单位负责印制，通过中原出版传媒集团下属的新华书店发行，向河南省各地中小学校供应教材。与中原出版传媒集团建立代理关系的教材原创出版单位有人民教育出版社、教育科学出版社、中国地图出版社、星球地图出版社、上海科技出版社、语文出版社等。中小学教材代理出版业务的主要市场为河南省内；其中，义务教育阶段教材占有河南省内50%以上的市场份额，高中教育阶段教材占有河南省内70%以上的市场份额。 中原出版传媒集团拥有主要包括河南省内131家新华书店和1家外文书店组成的图书发行系统，拥有河南省内最大的印刷企业，为河南省各地中小学校提供了优质的教材产品和售后服务。相对于一般图书出版，中小学教材出版具有特殊性，对经营单位在管理水平、经营规模、资金实力、业务能力等方面有较高的要求，中原出版传媒集团教材出版部所经营的中小学教材出版业务在河南省内中小学教材市场中处于重要地位。 经营范围：教材、教学参考书、教学科学理论学术著作、《寻根》（凭许可证经营）；从事社会科学、教育内容互联网出版业务；国内广告代理、制作、发布。 大象社的前身为河南教育出版社。经文化部文出字（83）第2399号《同意成立河南教育出版社》文件批准，河南教育出版社成立于1983年12月28日。经新闻出版署新出图[1996]708号《关于同意河南教育出版社更名为大象出版社的批复》文件批准，河南教育出版社于1996年10月10日更名为大象出版社。2008年12月25日，大象社改制为有限责任公司。大象社现拥有《图书出版许可证》[新出图证（2004）字HN03号]、《出版物经营许可证》（新出发豫批字第SZ00007号）；拥有《互联网出版许可证》[新出网证（豫）003号]；拥有《期刊出版许可证》（豫期出证字第1209号），期刊名称：《寻根》，经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出版总署批准公开发行，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CN41-1209/K；拥有《广告经营许可证》，以自有的《寻根》为载体发布广告；拥有《商标注册证》（证书编号：第1448812号）。 大象社设有尚品和高等教育两个图书分社，考试、北京两个图书事业部，教材、教辅两个编辑中心，以及市场营销中心、图文设计工作室、质检校对科、出版科等12个业务和经营部门，6个职能部门。大象社在岗职工182人；其中：编辑111人，管理人员19人，财务人员7人，销售人员45人。按照学历和职称，硕士14人，本科140人；高级职称 30人，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2人。 根据大象社最新经备案的《章程》，中原出版传媒集团持有大象社100%股权。 为保证大象社经营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本次交易前后，大象社的主要高管人员不发生重大变化。大象社拥有图书、互联网、期刊出版经营资质。拥有三报两刊。已经基本形成书、报、刊、网络、数字出版良性互动的跨媒体运营的多元化发展格局。业务以大中小学各类教材、教学参考书、教学辅助读物及教育理论著作、工具书等教育类出版物为主，以学术著作、大众读物等图书出版为辅。主要产品包括教材、教辅、学术理论著作、大众读物等。大象社相继被评为全国良好出版社、全国新闻出版系统先进集体、全国优秀出版社。《寻根》杂志获得第二届国家优秀社科期刊奖，进入全国社科期刊百强。 大象社自成立以来，共出版图书8,000多种，印数超过20亿册，有400多种图书获得省、部级以上优秀图书奖。其中《著名中年语言学家自选集》、《中国科学技术典籍通汇》、《中国音乐文物大系》、《走向海洋丛书》等获国家图书奖，《中国音乐文物大系》等获中国图书奖，《河南人口环境资源丛书》、《邓亚萍》、《当今博物馆丛书》等获国家“五个一工程”奖，《中国传统工艺全集》获中华优秀出版物奖，《天边的彩虹》获中国最美图书奖。大象社推出的《基础训练》、《学习指导》等教辅类图书已经成为畅销全国的知名品牌，除教材、教辅外，逐步在大众读物和学术专著方面形成了以现代文化名人系列、国际汉学研究系列、科技史系列、博物考古系列和收藏系列等为代表的出版品牌。 大象社积极参与国际出版市场，与多家海外出版机构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多次参加有影响的国际书展，版权贸易活跃。截至2009年底，共引进海外图书50余种；向海外出版机构输出图书40余种。 2007年—2009年，大象社分别出版图书794种、834种、927种，其中新版图书分别为302种、425种、381种，重印图书分别为492种、409种、546种；出版图书重印率分别为62%、49%、58%。 2006年，全国图书出版业竞争力研究课题组从反映出版社的五种能力（生产力、销售力、盈利力、组织力、资源力和成长力）对全国572家出版社进行综合排名，大象社在全国出版社竞争力排名中列第40位。 截至2010年12月31日，大象社不存在对外担保，也不存在即将到期的大额负债。 经国家出版事业管理局（80）出版字第602号《同意成立河南科技出版社》文件批准，河南科学技术出版社成立于1980年8月30日。科技社改制为有限责任公司。 科技社现拥有《图书出版许可证》（新出图证（2004）字HN02号）、《出版物经营许可证》（新出发豫批字第ZZ00254号）。 科技社设有医卫、农业、工业、教材、生活、高教一、高教二、对外合作八个编辑室及其他职能部门。科技社在职职工137人；其中：编辑52人，管理人员14人，销售人员56人。按照学历和职称，博士1人，硕士15人，本科45人；高级职称23人，中级职称20人。 根据科技社最新经备案的《章程》，中原出版传媒集团持有科技社100%股权。 为保证科技社经营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本次交易前后，科技社的主要高管人员不发生变化。科技社拥有图书出版经营资质。业务以医疗卫生、农业科技、工业技术、各类科普读物、中小学教材、高职高专教材等出版物为主，主要产品包括科技类图书、教材、大众读物等。 科技社自成立以来，共出版图书近4,000种，印数达5.6 亿册，有400多种图书获得省、部级以上优秀图书奖。其中《中国蝶类志》获第五届国家图书奖提名奖，《中国鸟类图鉴》、《中国蝴蝶分类与鉴定》、《中国瑚珀昆虫图志》、《中国大型真菌》、《中国蝶类志（修订版）》等获中国图书奖。参与组编的普通高中新课标教材《通用技术》（一套14册）已由教育部全国中小学教材审定委员会审查通过，并由广东、江苏、辽宁、湖南、湖北、河南、陕西、北京等地教育部门选用；已经出版了护理、医学、畜牧、机电、艺术、旅游等十几套200余种高职高专教材，形成了具有特色的职业教育教材体系。科技社在医学、情趣手工等方面形成了出版品牌特色。科技社多次被评为全国良好出版社。 1998年以来，科技社积极开展对外版权贸易，与英国、日本、美国等30家海外出版机构建立了稳固的业务联系，引进了医学类、时尚生活类、情趣手工类共计上千种图书。 2007年—2009年，分别出版图书 379种、443种、458种，其中新版图书分别为202种、219种、289种，重印图书分别为177种、224种、169种；出版图书重印率分别为47%、51%、37%。 截至2010年12月31日，科技社不存在对外担保，也不存在即将到期的大额负债。 经营范围：国内广告业务；计算机图文设计；企业管理策划；销售；办公设备、文教用品、其他化工产品（除危险化学品）、电子产品、感光材料。 2009年7月8日，通过股权收购，该公司成为科技社的全资子公司。该公司成立以来，主要从事纸张销售、版面设计、排版制版等业务。科技社持有该公司的100%股权。公司拥有印刷许可证，从事封面设计，图书、杂志、报纸的排版制版。 经营范围：少年儿童读物，少年儿童辅导读物，少年儿童刊物；国内版图书、电子出版物零售（限分支机构凭证经营）。设计、制作、发布、代理国内广告业务。海燕社前身为河南少年儿童出版社。经文化部文出字（82）第1493号《同意成立河南少年儿童出版社》文件批准，河南少年儿童出版社成立于1982年11月16日。经文化部文出字（85）第744号《同意河南少年儿童出版社改名为海燕出版社》文件批准，河南少年儿童出版社于1985年5月14日更名为海燕出版社。经河南省省属国有企业改革工作联席办公会议[2008]19号《关于中原出版传媒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所属单位改制总体方案的批复》文件批准，2008年12月25日，海燕社改制为有限责任公司。 海燕社现拥有《图书出版许可证》（新出图证（2004）字HN04号）、《出版物经营许可证》（新出发豫批字第SZ00215号）；拥有《互联网出版许可证》新出网证（豫）002号。 海燕社内设学前儿童读物、学龄儿童读物、动漫读物、教育读物、综合编辑、市场销售、储运部等七个编辑出版业务部门和综合管理、计划财务、总编室、出版等四个管理部门。海燕社本部及下属子公司设有《故事世界》、《金色少年》、《理财》、《幼儿智力开发画报》4个期刊编辑部。 海燕社在岗职工141人；其中：编辑、校对56人，管理人员13人，财务人员8人，生产、销售人员43人。按照学历和职称，硕士9人，本科48人；高级职称23人。根据海燕社最新经备案的《章程》，中原出版传媒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持有海燕社100%股权。 为保证海燕社经营的稳定性和持续性，本次交易前后，海燕社的主要高管人员不发生变化。海燕社的主营业务为中小学教材、教辅、幼儿读物、面向青少年的科普类知识读物、科幻及少儿文艺类图书的出版，主要产品有教育类读物、各类未成年人读物、国内外儿童文学名著、电子类图书等。海燕社多次被评为国家良好出版社。海燕社成立以来，共出版图书、电子出版物1.1万余种，出版物发行数量达16.8亿册（张、盒），有500多种图书获得省部级以上奖励，其中《中国婴幼儿百科》等获国家图书奖，《彩图版中国通史》等获中国图书奖，《神奇的雅鲁藏布江大峡谷》等获国家“五个一工程”入选作品奖，《灾后青少年心理援助指南》获中华优秀出版物抗震救灾特别奖，《小巴掌童话》获全国优秀少儿图书奖。海燕社推出的《中国通史（少年版）》、《中国科学家探险手记》、《棒棒仔品格养成图画书》、《笨笨熊学成语故事》、《小学生校园派》、《家有儿女》、“漫画国学系列”、“小女生系列”、“文学大师经典绘本”、“小学生工具书系列”等图书和丛书已经成为畅销全国的知名品牌，并逐渐形成了以低幼读物和适应青少年需求的科普、科幻、文艺作品类图书为主的产品特色。 海燕社在国际图书版权贸易市场日渐活跃，与瑞典、俄罗斯、德国、日本、韩国等国家及香港、台湾地区的数十家出版社建立了业务合作关系；输出图书版权五十余种，引进图书版权一百余种。其中，《非常名人》、《小兔汤姆》等获得引进版优秀社科类图书奖。 2007年—2009年，海燕社分别出版图书591种、688种、758种，其中新版图书分别为294种、256种、238种，重印图书分别为297种、432种、520种；出版图书重印率分别为50.3%、62.8%、68.6%。 截至2010年12月31日，海燕社不存在对外担保，也不存在即将到期的大额负债。
国内最主要的三大刊物：《考古》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辑的考古刊物。月刊。出版地点北京。 第一任主编、副主编为夏鼐、 陈梦家。内容包括田野考古的调查发掘简报，考古研究的一般性论述，考古工作简讯，考古技术工作，书刊译介，学术动态等。创刊于1955年，原名《考古通讯》。1955～1957年为双月刊，1958年为月刊。1959年改名《考古》，出至1966年第 5期停刊（其中1960年出10期）。自1972年复刊至1982年为双月刊，1983年改为月刊。《文物》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文物局主办的学术性、资料性刊物。月刊。出版地点北京。原名《文物参考资料》。创刊于1950年初，本是文物局资料室编辑的内部通讯性刊物，内容包括文物保护、博物馆和图书馆 3个方面。1951年，编者改为文物参考资料编辑委员会，并公开发行，但有关考古的内容仍然较少。从1956年开始，内容不再包括图书馆方面。1959年改名《文物》，有关考古的文章进一步增多。1966年6月停刊,至1972年复刊，内容改为专一于古代文物，不再刊载革命文物方面的文章。该刊与《考古》在内容上的不同之处，在于除刊登考古发现与研究外，还注重碑帖、书画、版刻和各种传世文物。《考古学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辑的考古刊物。季刊。出版地点北京。夏鼐主编。内容包括田野考古的调查发掘报告,考古研究的专题论文,以及与考古学关系密切的其他重要论著。它的前身是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于1936年出版的《田野考古报告》第 1册。该刊1947～1949年改名《中国考古学报》，出版了第2～4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由考古研究所编辑,于1952年出版了第5册。1953年改称《考古学报》,为半年刊，至1955年出版了第6～10册。1956～1960年改为季刊,1962～1965年复为半年刊。1960年下半年、1961年和1966～1971年停刊。1972年复刊至1977年为半年刊（其中1972年仅出1期），1978年起重新改为季刊。其他：刊名 创刊日期 出版频率 主办单位 附注考古与文物 1980年1月 双月刊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 华夏考古 1987年7月 季刊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古脊椎动物学报 1957年 1967-1972 年停刊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 于1957年创刊英文版季刊，刊名为Vertebrata PalAsiatic, 1959年创刊中文版的《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1961年两刊合并，刊名沿用《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1966年停刊，1973年复刊（1966和1973年均只出版了两期），1984年起刊名改为《古脊椎动物学报》江汉考古 1980年4月 季刊 湖北省博物馆，湖北省考古学会 农业考古 1981年 季刊 江西省中国农业考古研究中心 史前研究 1986年4月20日 季刊，停刊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西安半坡博物馆 人类学学报 1982年8月 季刊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 化石 1972年 季刊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 国立台湾大学考古人类学刊 1953年 年刊 国立台湾大学考古人类学刊编辑委员会 辽海文物学刊 1986年5月 半年刊 辽宁省考古博物馆学会，辽宁省博物馆 江西文物 1989年8月 季刊 江西省文化厅 由《江西历史文物》与《江西革命文物》合并而成。1992年起改名《南方文物》。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 1979年 半年刊 中国历史博物馆 北方文物 1985年2月 季刊 黑龙江文物管理局 原名为《黑龙江文物丛刊》 黑龙江文物丛刊 1981年10月 1984年11月停刊 黑龙江省文物出版编辑室 改名为《北方文物》 四川文物 1984年1月 双月刊 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 文物世界 1999年11月 季刊 山西省文物局 原名为《文物季刊》 文物季刊 1989年5月 季刊 山西省文化厅文物局 1999年11月改名为《文物世界》 中原文物 1981年3月 双月刊 河南博物院 原名为《河南文博通讯》 广东文物 1996年8月 半年刊 广东省文化厅，广东省文物博物馆学会 故宫博物院院刊 1958年 双月刊 故宫博物院 博物馆研究 1982年12月 季刊 吉林省博物馆学会，吉林省考古学会 东南文化 1985年10月 月刊 江苏省考古学会 原名为《文博通讯》 文博通讯 1975年5月 1984年停刊 南京博物院 1985年10月改名为《东南文化》 文博 1984年7月 双月刊 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陕西省博物馆 文物保护与考古科学 1989年6月 半年刊 上海博物馆 鉴赏家 1995年5月 半年刊 上海博物馆，《鉴赏家》编辑部 收藏 1993年1月 月刊 陕西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新疆文物 1985年 季刊 《新疆文物》编辑部 福建文博 1979年8月 半年刊 福建省博物馆，福建省文博编辑组 故宫文物月刊 1983年4月 月刊 国立故宫博物院 中国历史文物 2002年2月 双月刊 中国历史博物馆 原名为《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
发展方向大象出版社，其前身是河南教育出版社。自1983年建社以来，该社从一家只有12人、20万元资金的地方教育出版社，发展到现在年销售3个多亿、资产总额达到2.2亿元实力雄厚的中国优秀出版社，也是河南省唯一一家中国优秀出版社。2006年，该社被确定为我省第一批文化体制改革试点单位，通过不断改革与创新，大象社正一步步实现自身的繁荣与发展，并渐次开启书籍中一座座精美的“黄金屋”。目前，大象社已基本形成编、印、发、物配套齐全，书、报、刊、网络、数字出版良性互动的跨媒体运营的多元化发展格局。25年来，该社共出版了8000多种图书，印数超过20亿册，有400多种图书获得包括国家图书奖、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图书奖、中国图书奖在内的省、部级以上优秀图书奖。调整结构“大象”树品牌1“只有不断改革与创新，才能促进进一步繁荣；只有持续繁荣，才能获得长远的发展。在进行了“三项制度改革”和组织结构调整的基础上，大象社积极调整出版物结构，实施品牌带动战略，进一步增强了出版社发展的核心竞争力。以服务教育为中心、为核心，以出版基础教育类出版物为基础，以教材开发与推广为重点，以精品品牌图书为社创名牌骨干，以走市场学生用书为突破口，多种媒体并举，走市场化道路”，被确定为大象社“十五”期间的战略重点。经过多年的努力，大象社的出版体系正在逐步形成。尤其是在出版品牌教材、品牌教辅与品牌一般图书方面，已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并在国内产生了相当影响。小学《科学》、初中《地理》、高中《历史》、《书法艺术》、《现代社交礼仪》等多种名牌教材的出版，基本形成了从小学至高中12个年级，新课标教材与职业教育教材相结合的大象版品牌教材体系；除多年来打造的“基础训练”与“寒暑假作业”外，“大象考王”系列图书，也已成为我省万千学子必备的王牌教辅。“龙班题典”、“龙班智慧阅读”丛书等也有望成为新的市场品牌。此外，古代文化名人系列、国际汉学研究系列等多种特色图书的出版，也为进一步优化图书结构、提升出版品牌奠定了基础。整合资源，“大象”增实力近年来，大象社始终将一业为主、多元发展作为应对未来出版形势变化的主要措施。在坚持出好纸介质图书的前提下，先后创办了《寻根》杂志、《今日英语报》，并对《中学生学习报》实施战略重组。目前，《中学生学习报》发行量达1.2亿份、居全国第一，为出版社在跨媒体、多元化方向发展的道路上迈出了坚实的一步。为提高集约化经营程度，大象社还对现有编辑资源进行整合，不但积极调整社内机构设置，还探索建立了图书出版的事业部运行机制，先后成立了北京事业部、尚品图书和考试图书事业部。2007年初，尚品事业部出版的《经典河南》一书，已印刷到1万套，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同时，大象社还通过加强与省内作者资源的联系，与中科院、北京图书馆等研究单位建立长期合作关系，聘请国内外专家进行讲学等方法，整合出版资源，提升出版品位。改革创新 开启“黄金屋”针对时代需求，大象社还加快了社内的科技发展和出版业的数字化进程：建立本社的局域网，在编辑、出版、管理流程上逐步实行网络化管理，以提高科学管理水平，增强快速反应能力；建立大象社网站，将部分图书与杂志内容制作为网络版，供读者阅读与下载，扩大了社会影响，为电子读物的出版奠定了基础。同时，该社还积极从事图书的数字化出版工作，结合本社的图书出版情况，每年网络出版新书60种。“大象基础教育网”和数据库的出版工作也在积极进行中。在积极开展版权贸易，实施“走出去”战略方面，大象社通过建立版权贸易专业队伍，充分考虑版权贸易可行性，确定引进版权重点等措施，近几年已累计进行版权贸易140多项。仅近两年，该社卖出的版权就有100余种，且70%是传统文化方向的，远远高于引进的版权。在海外汉学领域，大象社正逐步成为国内出版基地。近年来，在教材降价14%，学生人数下降3%至4%，市场竞争空前激烈的情况下，大象社仍取得了销售收入连年增长、库存图书及应收款显著下降的良好经营成绩。目前，大象出版社正以大象那样脚踏实地又善于负重、栉风沐雨却坚忍不拔的精神，开拓创新、勇往直前。
本来有三名烈士的家人还没有找到，但是经过人民日报发布寻亲信息就立马找到了，政府的办事速度还是非常快的。虽已逝世，风骨犹存。
人民日报发展决不能以牺牲人的生命为代价 6月14日人民日报刊登评论员文章《发展决不能以牺牲人的生命为代价》。 评论指出:最近一段时间,一些地方接连发生重特大安全生产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惨痛的事实再一次敲响警钟:人命关天,发展决不能以牺牲人的生命为代价。评论强调:我们搞建设、谋发展,是让人民过上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发展是硬道理,中国当前、今后的发展任务仍然很重,但发展绝非不计代价,发展为了人民,发展的根本目的是人民幸福。
都找到了，很多牺牲的烈士都还非常年轻，她们的爸爸妈妈也都很年轻，真的非常让人难受
2021年1月25日新闻联播主要内容如下
1、习主席将出席世界经济论坛“达沃斯议程”对话会并发表特别致辞
2、洞悉人类历史发展大势、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3、李总理主持召开教科文卫体界人士和基层代表座谈会征求对政府工作报告、“十四五”规划纲要的意见建议
4、栗战书同伊朗议长举行会谈
5、汪会长会见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八届理事会会长会成员
6、中办、国办印发《关于做好人民群众就地过年服务保障工作的通知》
7、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全面从严治党首先要从政治上看——论学习贯彻习主席总书记十九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重要讲话精神
8、（迈好第一步、见到新气象）王记者：扩内需畅流通、加快推动双循环
9、（新春走基层）零下42℃ 极寒中的营林人
参考资料来源：中央电视台-1月25日新闻联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