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之功:1。组建淮军太平天国成立后,一路如尖刀利刃,乘风纸破,势如猛虎。清军一路败退,到后来太平军二破江南大营后,清政府在整个长江下游地区已失去最后一支经制军主力。这个时候的江南士绅,已如抱团老鼠,危在旦夕。李鸿章就是在这个时候,临危受命,组建淮军,前往抵抗太平军。当时是两淮地区,民风强悍,尤其是“兵、匪、发、捻”交乘的皖中腹地,民间纷纷结寨自保图存。当听闻李鸿章招募之后,纷纷上前投靠,而李鸿章也通过他在两淮地区的关系,使得淮军顺利组建,以致后来成为一支雄师。2。镇压天平天国运动也许在现在许多人看来,太平天国起义,是一群被清朝压迫到底,进而奋起反抗的无辜平民。李鸿章率军强势镇压,实在是助纣为虐。但首先李鸿章是清朝大臣,自然为清廷效力。再者以当时的情况,长期内耗只能加快列强瓜分中国的脚步,镇压是必然的。最后如果不镇压,真让一群什么也不懂的平民,领导一个国家,这以后的事情会如何,便无需多说了。3。领导洋务运动,创建北洋水师清末积弊,整个国家处于水深火热、内忧外患的境地。昔日以铁骑征服中原的大清帝国,抵不过列强的船坚利炮,成为实实在在的“东亚病夫”。在顽固派死守祖宗规矩,不图维新之时,李鸿章顽强的站了出来。带头创办实业,领导洋务运动,与守旧派作斗争。也许在今人看来,洋务运动并不是彻底的革新,并没有真正的挽救国家于水火。当在当时能够站出来,足以证明李鸿章的前瞻性,事实上后来与列强周旋,很大部分都是依靠洋务运动的积蓄来斗争的。所以李鸿章功绩极大,更不用说他创办的北洋水师了。4。外交上的一力周旋李鸿章代清王朝签订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诸如《越南条约》《马关条约》《中法简明条约》等,这是他后世最大的骂名。可是如果静下心来细思,李鸿章已经做到了最好。“弱国无外交”,并不是一句空话。
千秋功罪任评说,海雨天风独往来
一个弱国的外交强手,也是经济天才;军事上内战属强者,外战属庸者(不完全是弱者),军事思想不如他的后辈先进;文化上是奉行“中体西用”的代表——这点个人比较欣赏,这才是真正的“拿来主义”,比“全盘西化”和“闭关自守”都来得符合实际;官场生存方面,也属于强者,一直能立于政治的中心;政治理念上,他只能属于封建王朝的卫道士,根本不是什么新时代的代表——他就是自己评价自己的那种“为破屋子修修补补的裱糊匠”,根本不会想到把那间“破屋子”完全推倒了,再建一座新的。 梁启超说得好:“吾敬李鸿章之才,吾惜李鸿章之识,吾悲李鸿章之遇。”
李鸿章尽力维护中国的利益,洋务图强,然而无法改变中国落后的现实。对于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他曾据理力争,然而无奈国家羸弱,不得不接受屈辱的要求。他也有外交上维护中国的事迹,如在八国联军攻占北京后独自前往谈判,最终不割地而平息事件;在甲午战争处于不利情况时曾主动用最小代价来达成和解等,都是他卫国有利的一面。
慈禧称赞他是“再造玄黄“之人。李鸿章去世的消息传来,慈禧的眼泪当场就流了下来,感叹说:“大局未定,倘有不测,再也没有人分担了。“
曾国藩的评价:“少荃天资与公牍最相近,将来建树非凡,或竟青出于蓝也未可知。“
梁启超在他所著的《李鸿章传》中为李鸿章所处的境地感到无尽的悲恸。书中写到:“当戎马压境之际,为忍气吞声之言,旁观者尤为酸心,况鸿章身历其境者!“[8]
梁启超在《李鸿章传》,称:鸿章必为数千年中国历史上一人物,无可疑也。李鸿章必为十九世纪世界历史上一人物,无可疑也。梁启超说他“敬李鸿章之才“,“惜李鸿章之识“,“悲李鸿章之遇“。
日本首相伊藤博文视其为“大清帝国中唯一有能耐可和世界列强一争长短之人。“[10]
日本人对李鸿章的评价是:知西来大势,识外国文明,想效法自强,有卓越的眼光和敏捷的手腕。
美国人的评价是:以文人来说,他是卓越的;以军人来说,他在重要的战役中为国家作了有价值的贡献;以从政来说,他为这个地球上最古老、人口最多的国家的人民提供了公认的优良设施;以一个外交家来说,他的成就使他成为外交史上名列前茅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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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在评述李鸿章功过是非的同时,逐步注意到了他的书法艺术,通过其存世的大量墨迹,我们看到了他书法的非凡功底。但很少有人提及他是位素养颇高的文化人,更是位造诣甚深的晚清书法家。
李鸿章从政之余,喜欢收藏图书。在上海寓居丁香花园,有“望云草堂”藏书处。咸丰十年(1860)在上海镇压小刀会起义时,经常光顾著名藏书家郁松年的藏书楼“宜稼堂”,郁氏曾奉送多部珍籍给他。去世后,其藏书归于李经迈继承,其珍贵版本于抗日战争中经“汉文渊”书肆主人出售不少。
参考资料:百度百科—李鸿章
对李鸿章的客观评价:
李鸿章是过渡时代的过渡性人物,是晚清中国政坛上少有的开明的封建官僚。作为地主阶级代表人物,他首先要维护地主阶级的利益,镇压太平天国、兴办洋务都是这一阶级属性的具体体现。
李鸿章清楚地意识到中国的落后,主张通过向西方学习来实现国家的繁荣富强,并身体力行,客观上有利于中国的近代化。
但他没有真正认识到中国落后的根源是其政治制度本身,向西方学习存在着本质的局限性,不可能使中国真正走上富强之路。
李鸿章在对外战争中,指挥失当、极力妥协,战后代表清政府签定卖国的《马关条约》等条约,尽管是被迫的,但客观上确实是丧权辱国,他是清朝的主要卖国贼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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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李鸿章错误的反面批判
李鸿章身后曾经得到了许多不公正的评价以至于在课本中和电视剧中被塑造成卖国贼汉奸卑微的形象等,所谓的历史事实是由于后来的时代需求,而不断的被发掘和阐释而展现出不同的面貌。
任何人都要时代和环境的约束和限制,评价历史人物一定放到特定的时期去看待,如果以现代的人观点来看,那么每个人都是失败者本文中的观点难免有偏颇之处。
参考资料:
李鸿章_百度百科
一个家里的男人,一个社会的老人,一个满清的奴才,签署了大量的卖国条约,有着太多的卑躬屈膝的丑行,北洋舰队的覆没,朝鲜战争的惨败,对法抗争中清军胜而不胜局面的产生,跟这位大人物脱不了关系,好一点的就是领导并参与了洋务运动,一定程度上开启了民智,发展了一定的民族经济,锻炼的新军,让中国进一步的开眼看了世界,并且也曾环球访问过,扩大了清政府的知名度,后面甲午战争后,清朝和日本签订合约时,爱了小日本一枪,后面就少陪了一点钱。总接一句不是个好鸟。。。
李鸿章生平简介 李鸿章(1823~1901) 晚清军政重臣,淮军创始人和统帅,洋务运动的主要倡导者。字子黻、渐甫,号少荃、仪叟。安徽合肥人。道光二十七年(1847)中进士。同时,受业曾国藩门下,讲求经世之学。咸丰三年(1853)受命回籍办团练,多次领兵与太平军作战。1858年冬,入曾国藩幕府襄办营务。1860年,统带淮扬水师。湘军占领安庆后,被曾国藩奏荐“才可大用”,命回合肥一带募勇。同治元年(1862),编成淮勇五营,曾国藩以上海系“筹饷膏腴之地”,命淮勇乘英国轮船抵沪,自成一军,是为淮军。旋经曾国藩推荐任江苏巡抚。地方实权既握,又于江苏大力扩军,采用西方新式枪炮,使淮军在两年内由6000多人增至六、七万人,成为清军中装备精良、战斗力较强的一支地方武装。后淮系军阀集团在此基础上逐渐形成。李鸿章到上海后,同外国雇佣军(后组建为常胜军)出犯太平军。1863年和1864年他率淮军攻陷苏州、常州等地,和湘军一起镇压了太平天国。 从60年代起,李鸿章积极筹建新式军事工业,仿造外国船、炮,开始从事标榜“自强”的洋务事业。1865年分别在上海和江宁(今江苏南京)创立江南机器制造总局和金陵机器制造局。同年,署理两江总督,调集淮军数万人赴中原对捻军作战。1866年,继曾国藩署钦差大臣,专办镇压捻军事务。次年,授湖广总督。其后,采取“就地圈围”、“坚壁清野”等战略,相继在山东、江苏间和直隶(约今河北)、山东间剿灭东、西捻军。1870年,继曾国藩任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从此控制北洋达25年之久,并参与掌管清政府外交、军事、经济大权,成为清末权势最为显赫的封疆大吏。 李鸿章从19世纪70年代起,进一步扩大洋务事业,因标榜“自强”进而“求富”,主要以“官督商办”的形式创办了一系列民用企业。同时,又着手筹办北洋海防,以外购为主,自造为辅,于光绪十四年(1888)建成北洋海军。为培养“自强”“求富”所需人才,还创办各类新式学堂,并派人赴欧美留学。所有这些洋务事业,对近代中国社会的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中外力量对比悬殊的格局,使李鸿章产生了严重的“惧外”思想,在对外交涉中始终坚持“委曲求全”的方针。1901年11月去世。谥文忠,晋封一等侯。著有《李文忠公全集》。李鸿章是晚清权倾一时的人物,他的一生几乎与晚清相始终,晚清中国的命运与李鸿章密切相关。李鸿章以镇压农民起义起家,太平军和捻军将士的鲜血染红了他的顶子;他出洋访问、创办中国近代企业,是洋务运动的先驱,在中国近代化的进程中留下了难以抹除的影响;《马关条约》和《辛丑条约》都是由他谈判而最后缔结,他的言行一定程度上关涉到晚清政府的命运。诚如梁启超《李鸿章传》中所说:“四十年来,中国大事,几无一不与李鸿章有关系。” 李鸿章又是一个颇为复杂的人,他热中权势,长期掌控着清政府的内政外交军事大权,聚集一批军政人才为其所用;有同僚称其可杀,康有为拒绝他加入强学会,孙中山向他上书变法。如此等等,使得李鸿章的一生极富传奇性.
简介 李鸿章(1823.2.15-1901.11.7),本名章桐,字渐甫(一字子黻),号少荃(泉),晚年自号仪叟,别号省心,谥文忠。安徽合肥东乡(今肥东县)磨店人。因行二,故民间又称“李二先生”。 有《李文忠公全集》。 李鸿章以书生带兵,既有“专以浪战为能”的记录,也有“翰林变作绿林”的恶名。数年的团练生涯,使他逐步懂得了为将之道,不在一时胜败,不逞匹夫之勇。他曾因咸丰五年(1855年)十月率团练收复庐州之功,“奉旨交军机处记名以道府用”。次年又以克复无为、巢县、含山的战功,赏加按察使衔。然而,功高易遭妒,一时之间,谤言四起,李鸿章几不能自立于乡里。七年(1857年),皖抚福济奏报李鸿章丁忧,为父亲守制,从而结束了他为时五年的团练活动。翌年,太平军再陷庐州,李鸿章携带家眷出逃,辗转至南昌,寓居其兄李翰章处。他本人遂于九年(1859年)末投奔建昌曾国藩湘军大营,充当幕僚。 李鸿章受任之初,形势极为严峻。当时上海是全国最大的通商口岸,华洋杂处,是江南财富集中之地;淮军抵达时,正值太平军第二次大举进攻,能否守住上海并徐图发展,是摆在李鸿章面前的最大考验。李鸿章牢记恩师的教诲“以练兵学战为性命根本,吏治洋务皆置后图”。而由上海官绅组建的“中外会防局”,一心指望外国雇佣军抵御太平军,对洋人百般献媚,他们和外国军队对淮军不以为然,“皆笑指为丐”。面对这种情况,李鸿章激励将士说“军贵能战,待吾破敌慑之”。不久,淮军果然于当年下半年独立进行了虹桥、北新泾和四江口三次恶战,李鸿章亲临前线指挥,成功守住了上海,顿时令中外人士对淮军刮目相看。 李鸿章是晚清最杰出的外交家,他的后半生致力于中国的外交事业,虽然几乎所有的卖国条约上都有他的签名,但是在当时那种国际大环境下他已经尽到一个外交家的全部努力了。所有对外关系交涉的失败是因为当时中国腐朽的政治制度,贫弱的经济基础和软弱的国际地位,而这一切归根到底是因为以慈禧为首的满清皇室势力。这些人为了掩饰自己的无能只能把所有的罪过都推给直接出面做事的下人——李鸿章。从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一直到新中国建立这将近100年的时间里以李鸿章为首的一代又一代中国外交家利用纷繁复杂的国际环境尽一切可能的维持了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维护了中国的国体大致完整使中国没有像南亚各国那样彻底的沦为殖民地,为中华民族的崛起复兴保留的一份坚实的基础。
《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 《李鸿章在天津筹办洋务档案文献》
《李鸿章传》《李鸿章全集》《晚清有个李鸿章》《李鸿章家族》参考资料:
李鸿章及其生活的时代,早已成为历史的陈迹。但他作为近代中国一位非常复杂的历史人物,在不同时期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所言所行更是斑驳陆离,因而人们评价起来众说纷纭就没有什么可怪的了。正所谓:“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 过渡时代的过渡性人物 李鸿章“少年科第,壮年戎马,中年封疆,晚年洋务,一路扶摇”,在晚清政坛上纵横驰骋半个多世纪。梁启超评价李鸿章“是为时势所造之英雄,非造时势之英雄”。李鸿章虽然难以承载“英雄”桂冠,但为“时势所造”和影响“时势”进程则是不争的事实。 李鸿章活跃于政治舞台之日,正值晚清社会从传统向近代、从独立国家向半殖民地演化的过渡时代。适逢其会的李鸿章也就成了“崛起于新旧两界线之中心的过渡时代”的过渡性人物。时代造就了李鸿章,而李鸿章也以自己的言行在绚丽多彩的时代画卷上深深地打上了个人的印记。李鸿章人生旅途,跨越道、咸、同、光四朝,出将入相,“坐镇北洋,遥执朝政”,涉及晚清几乎所有重大历史事件。他身为清朝“柱石重臣”,植根于封建主义而又倾向资本主义,忠实于传统营垒而又颇具改革精神,所言所行,往往新旧纷呈,中西杂揉,内则“开拓”与“因循”毕具,外则抗争与妥协并存,因而有时是顺乎时代潮流,有时又是阻挡历史车轮。 用农民的鲜血染红自己的顶子 李鸿章以儒生起家军旅,凭借编练淮军镇压太平天国、“削平大难”而“早膺疆寄,晋赞纶扉”。太平天国运动是“四海变秋气”的封建衰世的农民群众企图用火和剑来变革现存的清朝统治秩序,把“通天下皆一式”的地上天国在现世、在中国建立起来。尽管他们所憧憬的“通天下皆一式”的地上天国实际上只能给自己套上一副带有光环的封建枷锁,但他们反对“鹰遍野,豺狼噬人”、内则残民以逞、外则丧权辱国的清朝统治,无疑是顺乎时代潮流的正义之举。李鸿章维护腐朽的清朝统治,镇压太平天国,用农民的鲜血染红自己的顶子,自然是逆时代潮流而动,罪无可赦。 推动中国社会从传统向近代转轨 李鸿章堪称洋务运动的首脑和旗帜。洋务运动是时代的产物,是对外国殖民侵略和世界现代化浪潮冲击所作出的积极回应,是近代中西文化撞击和交融的初步结果。与同时代的洋务官员相比,李鸿章不仅对中外形势和中国出路的认识要比同僚深刻,而且采用西法、举办洋务新政数量之多、成效之大,也无人能望其项背。他清醒地认识到,中国处于“数千年未有之变局”,遇到“数千年未有之强敌”,大清帝国“厝火积薪,可危实甚”,因而主张“识时务者当知所变计耳”,绝不应昏睡于“天朝上国”的迷梦中,不思振作。为此,他提出必须向西方学习,举办洋务新政,以求“自强”、“自立”。他斥守旧而不避“人君”,为“自强”而力倡变法,主张以儒家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之以西方富强之术。他力主把“修明前圣制度”和学习“外人所长”结合起来。所谓“修明前圣制度”,就是“变法度必先易官制”,改善封建政治制度。所谓学习“外人所长”,就是引进属于西方“物质文明”的军事装备、机器生产和科学技术,企图借用西方资本主义甲胄以保护清朝封建主义的躯体。必须指出的是,他力图排除西方的“政治文明”即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只热衷于引进西方“物质文明”即近代军工技术,显然不能使中国摆脱传统的农业社会,实现资本主义现代化,但毕竟使封建体制发生裂痕,催生了中国的资本主义,从而使中国社会在传统向近代转轨的路途上迈出了艰难的第一步。加速中国向半殖民地沉沦 李鸿章曾长期跻身于晚清“外交第一冲要”,时人称“一生功过在和戎”。外交的成败,自然取决于综合国力的强弱和外交政策的当否。就综合国力即军事、经济和政治组织力而言,封建的中国远逊于列强,因而清王朝的声威一遇到列强的枪炮就扫地以尽。李鸿章有鉴于此,明确指出:中外实力相距悬殊,列强之“军械强于我,技艺精于我”,中国无法取胜于疆场,因而对列强不可轻言战争,而应以“羁縻”之策谋求“中外相安”之局。所谓“羁縻”,就是用儒家的道德规范即孔子“忠信笃敬”四字方针进行“笼络”。在应对列强欺凌时,始则以理折之,进行与虎谋皮式的道德说教,并实施以中国传统的合纵连横理论和西方的均势思想相结合为特征的“以夷制夷”之策;继而不惜在权益上作出某种限度的让步,以期“驯服其性”,实现“守疆土保和局”的目标。李鸿章所以主张“羁縻”之策,目的之一是想争取并利用和平环境“借法自强”,预修战备,以期“确有可以自立之机,然后以战则胜,以守则固,以和则久”。从李鸿章推行“和戎”外交的实际看,有得有失,而失远大于得。他指挥过“以北洋一隅之力搏倭人全国之师”而以失败告终的甲午战争。他亲手与外国签订了一系列条约,其中除了《中日修好条规》、《中秘友好通商条约》等少数平等条约外,其他诸如《马关条约》、《中俄密约》、《辛丑条约》等均为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这些丧权辱国条约标志着中国从独立国向半殖民地沉沦。对此,作为以慈禧为首的统治集团的重要一员和晚清丧权辱国外交决策的参与制定者和主要执行人的李鸿章绝对难辞其咎。 腐朽王朝的忠臣 李鸿章是清王朝的忠臣。他出身于崇尚宋学的官僚地主家庭,自幼受到严格的封建传统教育。在他的心目中,忠君观念根深蒂固,他认为君臣之位不能僭越,疆吏不可“窥测朝廷之迹”。他与清廷互相依存,荣辱与共。他需要依靠清朝皇权维护地主阶级的统治,清廷也需要依靠他“安内攘外”,维护清王朝的稳定。他凭借清廷爬上权力顶峰,清廷则把他誉为华夏栋梁,声称“无鸿章,无清朝”。他的悲剧在于既看出清朝统治风雨飘摇,犹如“敝絮塞漏舟,朽木支广厦,稍一倾覆,遂不可支”;又在自己“实力足可除清廷自立有余”时,仍“勤勤恳恳服侍皇室,决不另有他途”。他镇压太平天国、倡导洋务新政、推行“和戎”外交,无一不是为了拯救面临沉没的“漏舟”和倾覆的“广厦”。他形象地把清王朝比为“破屋”,自己比作“裱糊匠”,宣称“裱糊匠”只会“修葺”而不能改造“破屋”,及至“破屋”“真相破露,不可收拾”,“裱糊匠”自然无计可施。他为“无力回天”而深长叹息,瞻望前景而茫然若失。 独特的性格特征 李鸿章具有独特的性格特征,而他的性格特征则是其文化素质、心理条件和社会烙印的综合反映。一曰“拼命作官”。李鸿章“拼命作官”意在争权竞势和扶危安倾。因而他“自壮至老,未尝一日言退”。他精通“宦术”,“好结内援”,“献媚宫闱”,“固宠求荣”;他勇于任事,“不避劳苦,不畏谤言”,“屈心抑志,忍尤攘诟,以济时艰”。二曰“不学无术”。李鸿章曾自诩“生平不解空言高论,只知以实心办实事”。不尚空谈固然是其所长,但缺乏以“真实学问”为根底的“以实心办实事”,绝不可能收到“旋乾转坤”的实效。他直到晚年对此才有所省悟:“自悔盛年不学,全恃一股虚骄之气,任意胡为,其实没有根底。现在真实学问,已用功不进。”(吴永:《庚子西狩丛谈》,卷4)三曰“恃才傲物”。李鸿章入仕后,随着地位的飙升和权势的膨胀,心态畸变,飘然欲仙。他吹嘘支持大清“天下”者,“舍我其谁”。对同僚倨傲不恭,对部属动辄训斥,对洋人“尤轻侮之”。曾国藩看出李鸿章“近颇傲,非吉兆”,曾密札劝诫:“一居高位,则宜时时检点”,“不可误认简傲为风骨,风骨者,内足自立,外无所求之谓,非傲慢之谓也。”(黄:《花随人圣庵摭忆》)但是言者谆谆,听者藐藐。李鸿章依然故我,“自信自大”,“喜嘲谑,忌者日众”。四曰“好以利禄驱众”。被时人誉为识时务之大员的李鸿章,虽然出身儒生,但却在“西学”和“变局”的影响下,产生了疏离儒学的倾向。他注重“治国平天下”,漠视“以修身为本”;注重事功,漠视为人;张扬功利主义,否定儒家义利观。他直露地说:“天下熙熙攘攘,皆为利耳,我无利于人,谁肯助我?”(周馥:《负暄闲语》,卷上)功利既是李鸿章搏击宦海的动力,又是他驱策部众的工具。他遴选部众,“着重于经世致用。凡有谋略而干练,必受到赏识擢拨,文章道德,尚在其次。”(王尔敏:《淮军志》)李鸿章以功利为纽带结成的庞大群体,影响了近代中国的历史进程,受到“好以利禄驱众,志节之士,多不乐为用,缓急莫恃,卒致败误”的责难也就是当然了。
写作思路:根据题目要求,多方面写出对李鸿章的看法。
作为清末重臣,中兴元老,中国工业革命当之无愧的先驱——李鸿章。甲午战争后,穷兵黩武的明治维新成了文明的代表,而你推动的以民生为本的洋务运动反而被国人贬为“维护腐朽制度的尝试”,不知道那时你的心情如何。
封建王朝日趋末落,中国早已脱离世界发展的轨道,独自做着离心运动。多少灵魂在无奈中麻木,而你号召先进的知识分子展开了轰轰烈烈的爱国运动。面对动荡不堪的政局,你完全可以逃之夭夭,亦或以死明志,得一精忠爱国的芳名,但你没有,是说你太天真还是太蠢,偏偏要在兵荒马乱的时局中“逞强”。
也许你知道,死亡对于一个落后的民族而言无济于事,拨开民族的阴霾才是重要之事。于是你操练海军,创建北洋舰队,用微弱的力量与外敌抗争,开启中国军事现代化进程。上天并不怜悯你,甲午战争成了你的滑铁卢,让你声音狼藉。不久后,朝廷需要你了,任你为“议和全权大使”,赴日商定协议。
难道你不知道签订丧权辱国的条约会让你成为百姓的“公敌”吗?你的付出最终换来的是满天唾沫,声声刺耳的“卖国贼”、“亡国奴”将你骂得无处遁形。其实当时的晚清如同一间“破屋”,而你就是那裱糊匠,东补西贴,既不能将破屋推倒重建,也不能将其修好,最后那残局还是需要你来收拾。问问历史,过客匆匆,多少人懂你?
梁启超评价你说“吾敬李鸿章之才,吾惜李鸿章之识,吾悲李之遇……一言蔽之,则以李鸿章为中国独一无二之代表人也!”美国总统格兰特称你为当时世界上四大伟人之首。我不了解你的过去,不敢随意评价你,但我知道议和主意起于慈禧,割地赔款也经朝廷同意……最后你却要承担如此深重的责任。
真的,太多的无奈让你成为众矢之的,太多的伤痕让你体无完肤,拨开历史的迷雾,依旧可见你铮铮的爱国忠魂。是功是过?是对是错?或褒或贬?或悲或喜?这一切早已化作缕缕青烟,可历史的那片星空却因你变得纠结、美丽。
李鸿章极力主张兴办洋务运动,促进了中国近代化的发展;他,签订了中国近代史上几个重要的不平等条约,丧权辱国,在近代史上被纵说纷纭、评判好坏不一的清廷官员。下面是我为大家推荐的近代史李鸿章小论文,供大家参考。
近代史李鸿章小论文 范文 一:论李鸿章
李鸿章(1823-1901),安徽合肥人,世人多尊称李中堂,亦称李合肥,本名章桐,字渐甫或子黻,号少荃(泉),晚年自号仪叟,别号省心,谥文忠。作为淮军创始人和统帅、洋务运动的主要倡导者之一、晚清重臣,生前官至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授文华殿大学士,身后被慈禧太后称赞为“再造玄黄”之人。清朝追赠其为太傅、晋一等肃毅侯、谥文忠,赐白银五千两治丧,在其原籍和立功省建祠10处,京师祠由地方官员定期祭祀。清代汉族官员京师建祠仅此一人。日本首相伊藤博文视其为“大清帝国中唯一有能耐可和世界列强一争长短之人。”著有《李文忠公全集》。 (引用百度知道)
李鸿章,是近代史中一位很出名的人物,其一生几项 事迹 对当时影响极大,甚至影响今日:发起洋务运动和签订各种不平等条约。
洋务运动的内容很广泛,涉及军事、政治、经济、 教育 ,外交等,而以“自强”为名,兴办军事工业并围绕军事工业开办其他企业,建立新式武器装备的陆海军,是其主要内容。从60年代开始开办江南制造局、福州船政局、安庆内军械所等近代军事工业。其中,江南制造局是中国第一个较大的官办军事工厂,1865年由李鸿章在上海创办,全厂约2000余人,主要制造枪炮、弹药、水雷等军用品,同时还制造轮船,1867年后开始制造船舰。福州船政局是清政府创办的规模最大的船舶修造厂,1866年由左宗棠在福州创办,全厂约1700余人,以制造大小战舰为主。安庆内军械所是清政府最早开办的近代兵工厂,1861年12月由曾国藩在安庆创建,厂子规模不大,主要制造子弹、火药、炮弹等武器。除创办上述一类工厂外,还派遣 留学 生学习技术。但是,洋务派兴办军事工业的过程中,遇到了难以解决的问题,最主要的就是资金、原料、燃料和交通运输等方面的困难。
于是,洋务派在“求富”的 口号 下,从70年代起采取官办、官督商办和官商合办等方式,开办轮船招商局、开平矿务局、天津电报局、唐山胥各庄铁路、上海机器织布局、兰州织呢局等民用企业。与此同时,洋务派还开始筹划海防,在1884年初步建立起南洋、北洋和福建海军。在洋务派控制了海军衙门以后,又进一步扩建北洋舰队,修建旅顺船坞和威海卫军港。
洋务运动极大的促进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推动了中国的近代化进程,在一定程度上抵抗了外国列强的经济侵略,但是洋务运动有其局限性:第一,在不触动腐朽的封建专制的前提下,洋务派试图利用西方资本主义的某些长处来维护封建专制统治,这种手段和基础的矛盾,使洋务运动注定是不可能成功的。同时,洋务运动处处受到顽固派的阻挠和破坏,从而加大了洋务运动开展的阻力。第二,洋务派本身的阶级局限性,决定了他们既是近代工业的创办者和经营者,也是其摧残者和破坏者,其封建衙门和官僚式的体制,必定导致洋务企业的失败。第三,洋务运动的目的之一是抵御外侮,但洋务派在主持外交活动中,坚持“外须和戎”,对外妥协投降,他们所创办的近代企业有抵御外侮和“稍分洋人之利”作用,但却不能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地位。
说起李鸿章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可以说近代史上一些重大的不平等条约都是他签订的,包括《天津条约》、《马关条约》、《辛丑条约》,这些丧权辱国的条约都使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程度大大加深。
光绪十年(1884年),朝鲜爆发“甲申事变”,对朝鲜时存觊觎之心的日本,乘机出兵。那时候,李鸿章与日本专使签署《天津条约》时,规定朝鲜若有重大事变,中日双方出兵需要事先知照。为甲午战争爆发结下祸胎。 光绪二十一年二月十八日,李鸿章受命,作为全权大臣赴日本议和。与日方代表反复 辩论 ,在第四次谈判后签订《马关条约》,中国赔款2亿两白银,割让辽东半岛及台湾澎湖等条约。
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七月二十五日,李鸿章、奕劻代表清廷签署了《辛丑条约》:1、中国赔款4.5亿两白银,以关税、盐税和常关税作担保,分39年还清,本息共9.8亿两。
2、在北京东交民巷设立使馆区,由各国驻军把守,中国人一概不准在内居住。
3、拆除大沽炮台和北京至海通道的各炮台;在天津周围20里内不得驻扎中国军队,列强可以在北京驻扎防守使馆的卫队,并在京榆铁路沿线包括山海关在内的12个要地驻扎军队。
4、永远禁止中国人成立或参加"与诸国仇敌"组织,违者处死。
5、中国将各国事务衙门改为外务部,"班列六部之前",并指定皇族亲贵担任外务大臣。
虽然签订了不少丧国辱权的条约,但在当时的条件下,也是无可奈何,他只是被推上台面的清朝高官而已。
总的来说,李鸿章一生有功有过,我认为他是功大于过,对于侵略者,对于外交他已经尽力了,对于中国来说,他也对中国起了相当大的积极作用,促进中国内部改革,推动中国近代化进程,相对抵抗了外国列强的入侵。用孙中山的话来做个结尾 “我中堂佐治以来,无利不兴,无弊不革,艰难险阻,尤所不辞。”
近代史李鸿章小论文范文二:浅谈李鸿章
纵观历史,人物万千,可是人们对其的评价,几乎都逃不出一个极端化的范畴。在人们眼里伟大的人没有瑕疵,而卑鄙的人没有一点人性。李鸿章就是其中的典型。
可是李鸿章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在人们眼里,他就是一个彻彻底底的卖国贼, 《马关条约》和《辛丑条约》这两条罪状就足以让人们将他彻底钉死在卖国贼的柱子上,永世不得翻身。
他真的只是一个卖国贼吗?
我不以为然,在我看来李鸿章是功大于过。
诚然他为了家族和自己的利益,受过贿赂,打压他人产业。但是他对于中国,对于历史的巨大贡献是不可磨灭的,绝不是一个卖国贼就可以掩盖一切的!
作为政治立场和他对立的梁启超曾经说过:吾敬李鸿章之才,吾悲李鸿章之遇。既然两者对立他的话应当有相当的可信度。
也许有人说,一家之言而已。那就来纵观其一生,再做评价。
李鸿章出身于翰林,清代文贵武贱,但他后来毅然从戎,虽然其中有吕贤基的原因,但大部分还是出于李自己的主观意愿。他为什么毅然从戎呢?因为时年正值太平天国运动,神会动乱不堪。太平天国运动,使农民阶级的反抗运动,是农民阶级反抗精神的体现,可是在那个内忧外患的时代,对于中国需要的是富强,是统一,是一个强大的政府!因此,作为有远见的他又怎么会置之事外,唯有挺身而出。
1862年,他因“功”被委任为江苏巡抚,三年后又署两江总督,镇压捻军。
1870年,他接替曾国藩,就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开始逐步掌管清廷政治、军事、经济、外交大权。
1899年到1900年任两广总督,授武英殿大学士、文华殿大学士。他在施政过程中的核心是办洋务,被称为洋务运动的代表者或奠基人。李鸿章当时中国极少数能够正确对待西方技术的人之一,他在顽固派的阻挠和谩骂之下,极力主张“师夷长技以自强”。在他的主持下,中国出现了第一个大型兵工厂,第一座炼钢炉,第一条铁路,第一个煤矿,第一个纺织厂,第一支近代海军,第一艘轮船,第一个到西方的留学生等等,洋务派创造了中国近代的许许多多的第一,无疑为中国的近代化迈出了第一步。
有人说洋务运动是失败的,无法拯救中国的命运。但这个结论是怎么出来的,是在 总结 洋务运动失败的基础上总结起来的,而李鸿章大力发展洋务运动的时候,洋务运动并没有失败,并且还在相当程度上造就了中国的中兴,至少让中国打开了国门,让新的技术进来了,在实践中慢慢的摸索出来,原来中国不仅是技不如人,而是制度不如人。可是试问一下,有谁能够在当时就能一眼发现中国贫弱的症结所在?没有人,纵然是康有为,纵然是孙中山,他们不也是在甲午战争以后,洋务运动彻底失败以后才发现中国贫弱的根本所在,才提出变法革命救国的吗。而在当时,可以说中国没有一个人能够发现,当时能够救中国的,只有洋务运动,而李鸿章正是洋务运动最大的实施者。
甲午中日战争中,中国战败,北洋水师更是全军覆没,更令人们谴责洋务运动的失败。可是事实证明甲午战争,中国失败是必然的,海军军费的挪用,旧式军队的腐败,官僚的惧战,这些因素综合起来造成了中国被日本打败。的确李鸿章在海战中坐失战机,是他的责任,但是如果换上别人又能怎么样?定远号是当时中国主力战舰,航速是15.5节,日本的吉野号是多少?22.5节!而且双方炮弹的射速更是相差25倍!这样的战怎么打?再加上经过政府克扣的海军军费,又怎能支撑起一场战争!在黄海的一战,可以说北洋海军打的相当的出色了。作为一个明智厄将领,李鸿章只能选择守势,保存下实力,而不是愚蠢的去送死!而后来的事实证明,缺口并不是从海上被打开的,而是从陆上被撕开的。这个责任难道也要李鸿章和他的水师来背吗?
甲午海战战败后,<马关条约>的签订是李鸿章一个最大的骂名。人们都骂李鸿章卖国贼,签订如此丧权辱国的条约,国人声讨:“卖国者秦桧,误国者李鸿章! 。可是请想一下,仅作为一位中堂的李鸿章真的能决定一切吗?中国发号施令的人还是那位著名的老太后,李鸿章仅是一个办事的而已,决定权在北。而李鸿章在得到仅仅是全部授权而已,但其之后却依然在争,为中国争的一分是一分,条约签订一直拖延了数月。导致李的日本被刺。谁都知道作为战败国的代表在战胜国的土地上滋味并不好受,那么他为什么还要拖延数月?在为中国争?要知道,他事前就已经得到了授权了,大可以一签了之。所以说这个骂名为什么不要慈禧来背,却要让李鸿章来背呢?
1990年,八国联军入侵中国,中国再次战败,慈禧等人逃亡,又将烂摊子扔给李鸿章。
1901年9月7日,李鸿章在辛丑条约上签字,又被人们口诛笔伐!但是有人想过吗?这次事件的真正责任人是谁?事情完全是由慈禧太后引发的,滥用义和拳,和八国开战,妄图以一群土匪乱民和西方的列强对战,以至于围攻一个小小的使馆都攻不下来,最后让人家八国联军打进了北京,而期间李鸿章正在南方任职并没有参与,他还和张之洞,刘坤一搞了个“东南互保”,保存了一点实力和中国经济的命脉,一方面没有彻底激怒洋人,另一方面使谈判有了一点最起码的本钱。但到最后中国已经糜烂到无法收拾的时候,必须要有个人出来收拾局面,所以慈禧老太后一纸圣职,李鸿章出来了,他明白他要出来,这个卖国贼的骂名就背定了,但是他不出来,请问一下,中国难道就任由八国联军赖在北京不走么?人们只知道他签订的条约,又有谁知道他那纵横的老泪,刺眼的呕血! 李鸿章在人生的最后时刻觉醒了,明白他一生所致力的洋务运动是没有办法救中国的,所以康梁变法的时候他毅然以维新同志自居,到后来戊戌变法失败,慈禧太后下令诛杀维新党人,当时康有为就藏在广州,可是李鸿章就是不杀,并且以:我不做侩子手顶了回去。难道这样的人也该骂吗?
纵观李鸿章这一生,一句生不逢时即可概括了!
作为一个弱国的外交家,其处境可想而知!我们都知道一句话,弱国无外交。一方面作为战败国,弱国不可太强硬,另一方面还要为自己的国家争取更大的利益,保全国家。处于强弱两国之间的李鸿章,是尴尬的,无力的!其实所有对外关系交涉的失败的本质,是因为当时中国腐朽的政治制度,贫弱的经济基础和软弱的国际地位,而这一切归根到底是因为以慈禧为首的满清皇室势力。但每一次在国家面临危机时出来收拾残局都是李鸿章,却被国人目为卖国者,只有全体军机大臣在上奏给皇帝的一份奏折中说过的“中国之败全由不西化之故,非鸿章之过”,曾令李鸿章老泪纵横。
从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一直到新中国建立这将近100年的时间里以李鸿章为首的一代又一代中国外交家利用纷繁复杂的国际环境尽一切可能的维持了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维护了中国的国体大致完整,使中国没有像南亚各国那样彻底的沦为殖民地,为中华民族的崛起复兴保留的一份坚实的基础。他们的功劳是无法忽略的,是无法磨灭的!试问没有李鸿章他们的周旋,国将焉在?
李鸿章也是人,他并不是神,他身上也有人的弱点。他和左宗棠的一世冤家,但却为了国家而多次抛弃恩怨,与他联手,共御外敌!他有人自私一面,他有高傲一面,他也有失算的一面,但是人都有缺点,俗话说的好,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试问一下天下有哪个人会没有缺点!
所以我说,历史上的李鸿章,有的不仅只有过错,更不是向人们眼中只是一个卖国贼。他对于中国政治,经济,军事, 文化 等各方面的现代化都有着不可磨灭和代替的巨大贡献!
他的一生功大于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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