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科举制度与国家治理(一)科举制度对国家治理的积极作用科举制度兴起于隋唐时期,当时的社会生产力迅速发展,封建地主经济进一步繁荣,封建社会开始进入鼎盛阶段,封建制度也日臻完善。随着自身经济力量的壮大,中小地主开始要求政治上的权利。统治者对官僚机构进行了调整,设立了三省六部制,使官僚机构更加完备,分工也更加细密,从而需要补充大量官吏。为迎合中小地主和统治者双方的需要,科举制度应运而生。科举制度作为中国传统社会治理庞大国家过程中的一种理性选择,对于国家治理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1.科举制度奠定了古代中国“文官制度”的基础。科举考试是选拔官员的主要方法。它所一直坚持的是自由报名、公开考试、平等竞争、择优取士的原则,其基本理念是“至公”,其最大的特点就在于公平。不管科举制实际上是否能够真正做到“至公”,但至少其制度设计是体现“至公”精神的。因为科举考试选官制比世卿世禄制及其他选官取士制度(如汉代的察举和征辟制、魏晋南北朝的九品中正制)更先进,更公平,也更适应当时社会的需求,所以自隋唐以来历代统治者皆将其作为选拔人才的首要途径。它给广大中小地主和平民百姓通过读书入仕登上政治历史舞台提供了一个公平竞争的机会、条件和平台。过去是“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而今是“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可以说,科举制是封建社会的“平民政治”。这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皇族及豪强宗法势力对于政治权力的垄断,促进了社会的良性流动,从而扩大了统治阶级政治统治的合法性基础。正因为如此,自五代以后,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政权或迟或早都采用了科举制。可以说,科举制度是中国历史上、也是世界历史上最具开创性和平等性的官吏和人才选拔制度。2.科举制度带来了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稳定统治者要想更好地治理国家,就需要有一种整合社会的主导思想。秦始皇采用的是法家思想,但由此带来的严刑峻法、横征暴敛使人民不堪忍受,致秦二世而亡。汉初统治者吸取秦代的教训,采用黄老之学,“无为而治”,至汉武帝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学便成为封建专制国家的社会意识形态,有效地发挥着维护封建统治、实现社会整合的作用。美国学者吉尔伯特·罗兹曼在其主编的《中国的现代化》一书中指出:“科举制在中国传统社会结构中居于中心的地位,是维系儒家意识形态和儒家价值体系之正统地位的根本手段。”统治阶级统治地位的维持,一是凭借国家暴力机器,二是依靠制度的力量,三是通过意识形态的整合,而这些也都离不开儒家思想滋养出来的官员和知识分子。科举制度作为一种国家制度,考试以儒家经典为唯一标准,所谓“以孔子的是非为是非”,就使得儒学这一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通过科举制度的推行得以制度化。儒家思想与封建专制制度和科举制度相结合,成为维护封建统治的强有力的思想武器,因而科举成为中国封建社会长期稳定发展的重要制度因素。(二)科举制度对社会进步的消极影响历史地看,科举制度一方面奠定了古代中国文官制度的基础,带来了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稳定;另一方面也因其制度设计的价值取向和自身的缺陷,给国家治理和社会发展带来许多弊端。随着封建制度的日益腐朽,以儒学为基础的科举制度对中国社会的进步也日益成为一种障碍。1.科举制度是强化封建专制独裁的工具科举制的价值取向首先是维护和强化封建专制制度,它体现的是封建统治阶级的意志,其目的是通过把读书、应考、做官三件事紧密联系在一起,培养和选拔甘心俯首帖耳地服务于封建王权和政治统治的奴才,即所谓“牢笼英才,驱策志士”。由于科举制在封建社会政治生活中具有重要作用,统治者便不断扩大科举范围,相应地造成日益严重的冗官问题。在宋代,每次科考均以几倍、十几倍于唐代的规模大量取士,凡被录取者都要授官,结果是封建官僚机构日趋庞大,人浮于事,效率低下。随着科举制的成熟与发展,读书做官的思想日益凝固化,相伴而生的官本位现象也日趋严重。中国古代社会从先进变落后、从文明变愚昧,与此关系甚大。到了封建社会后期,科举制最终被封建保守派用来抵制思想进步,反对社会变革,成为社会进步的一大障碍。2.科举制度的公平性并不是无可置疑的随着科举制的不断发展,虽然形成了回避(包括籍贯回避、亲属回避)和保密(包括锁院、糊名、誊录等)制度以防止作弊,保证公平,但这也只是限制了那些没有门路的下层百姓。南宋学者洪迈谈到科举之弊时说:请人代答试卷虽被明文禁止,但“禁之愈急,则代之者获赂谢愈多,其不幸而败者百无一二”。考生夹带、传递、换卷、割卷、顶名、冒籍、贿买、钻营等等,无所不用其极,科场舞弊的现象与科举制度共始终。在很多有关科举的博物馆里就陈列有古代科举考试中用于作弊的各种形式的夹带品,上书蝇头小楷,密密麻麻,令人叹为观止。当权者采取各种防止舞弊的措施,追求细节上、形式上的公平,但这并不意味着真正的公平。事实上,当权者利用手中权力,提拔亲信子弟,培植自己的党羽,致使政治腐败的现象极为普遍。科举在制度设计上也有不少弊端。在唐代,士人可以在考前请托社会名流将自己推荐给主考官,即所谓“行卷”。常科登第后,还要参加吏部的“释褐试”,合格后方能脱去平民服装换上官员衣冠。其言、身、书、判四个环节,除“身”是天生的,其他都取决于主考官的意志。因此,士人钻营、请托、逢迎拍马、趋炎附势、上书献赋、攀附权贵之风极为盛行。所有这些,都使得科考作弊的各种防范措施常常成为掩人耳目的虚文。此外,科举制度还有对考生身份的限制,如从事娼、优、隶、卒等“贱业”者,其子弟不能参加科举考试,而且女性也是被排除在科举考试之外的。科举制的所谓公平性由此可见一斑。二、科举制度与学术发展科举制度在中国的文化和学术发展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中国古代文明与文化学术的发展和繁荣都与科举制密切相关。比如,中国文化在宋代的南移,科举制就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根据徐晓望先生的研究,科举制极大地推进了东南地区的文化普及,促进了该地区理学的发展、出版业的兴盛、文史艺术的繁荣,使长期处于中华文明边缘的“南蛮”之地呈现出“巷南巷北读书声”及“家有诗书,户藏法律”的景象,由此形成了东南地区一直延续到明清时代的文化优势。科举在古代中国的社会生活中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正如明末清初在中国居住过22年的葡萄牙人曾昭德(Alvaroz Semedo)所言:中国人热衷科举考试,是因为只有通过科举考试才能取得秀才、举人、进士这三种学位,“这些科举考试构成了国家最重要的事务,因为它事关权位、声望、荣誉及财富。它们是人们全力关注、魂系梦萦的事物”。科举考试凭成绩取士,注重才能,这就在全社会特别是社会中下层形成了一种惜时勉学、自觉求学的风气。无论是仕宦望族、商贾阶层,还是一般平民百姓,都极为重视科举教育。科举制还显然促进了明清时代农、工、商家庭出身的“士人”群体的涌现,使得当时社会知识阶层人数大增,从而对古代中国学术文化与教育的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事实上,无论中国古代学术文化兴盛还是衰落,都无法排除科举制的影响。随着封建统治的没落,科举制度的弊病也愈加明显。由于考试内容局限于儒家经义,考试方法注重死记硬背,科举制日益流于形式,不但不能选拔有真才实学之士,而且束缚了学术思想的发展。1.科举制度下“八股取士”的弊端,抑制了中国学术文化的创新科举制度发展到明清时代,实行八股取士,考试形式越来越程式化、格式化,最终形成“八股文”。八股文是一种非常刻板僵化的文体,限定论题、格式等,被鲁迅先生讽刺为“原是蠢笨的产物”。它极大地束缚了人们的思想,泯灭了人们的个性,销蚀了人们的创造力。考生不能自由发表自己的见解,也无法展示自己的才华,只能熟读四书五经以应付科举考试。八股取士使得天下千万学子都把精力放在学做八股文上,学问由此而衰败,学风也由此而变坏,社会的学术思维创新的环境也因此走到了黑暗的极致。这使得人们即便有了新的思想和创见,也无力或无法彰显于世。科举制度不利于知识创新,将许多知识分子的精力与研究都束缚在一个狭小的范围内。这种反对独创,只尊孔孟朱程理学的做法,极大地抑制了读书人的创新精神,甚至到今天还有影响。八股取士所带来的脱离实际的学风,对中国学术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消极的影响。2.科举制度下考试内容狭窄单一的弊端,阻碍了中国自然科学的进步科举考试的内容狭窄单一,不外四书五经,而且只能为“圣贤”作注,不能越雷池一步。科举考试以儒家经典为基本内容,儒学被封建统治者奉为圣典,其他均被视为异端而排除在科举之外。儒学与科举制结合,显然也大大抑制了中国自然科学的发展。古代中国历来重治术轻技术,人文学科高度发达,自然科学地位低下。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侧重宏观而相对忽视微观,擅长思辨而相对拙于实证,这种现象实际上与科举制互为表里。唐代科举系统中曾设有进士、秀才、明经、明法、明算、武举及吏道等科,虽然对考试内容限制并不太严,但明算科是录取人数最少、地位最低的科目。到了宋代,考试科目的设置变成了“精贡举、罢诸科”,独存进士科,即“诗赋取士”和“经义取士”,法、道等体系的思想受到排斥。明清时期考试范围则进一步缩小,仅限于四书五经。清末受西洋坚船利炮的震撼,曾开设算学科,然而所取人数极少。当时多数人在思想观念上根本就不重视自然科学。明代名医李时珍在三次乡试不第后弃举从医,呕心沥血写成《本草纲目》进献皇帝,却被束之高阁。这种状况除了与中国人传统思维方式有关之外,显然还与科举制度的长期影响密切相关。科举考试在内容上基本把自然科学排除在外,这使得资本主义“分权时代”到来、相应的“分科之学”(西方科学的基本特征)开始主导世界科学发展潮流的时候,富有创新精神的中华民族却无法展现自己的聪明智慧。因此,明清以后中国科技大大落后于西方,科举制或许是难辞其咎的。3.科举制度“学而优则仕”的官本位弊端,扭曲了知识分子的价值取向“学而优则仕”的价值取向使得人们认为受教育、读书的目的只是为了“做官”,科场功名往往成为读书人的原动力和毕生追求。“白发童生”、“寿星举人”这样的现象不仅仅体现个体的不幸,更是整个社会的悲哀。“学而优则仕”的政治制度和价值取向也极大地缩小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思维空间。特别是到了明代实行的八股文考试,更是把科举制度的弊端推向了极致。同时,因为学习儒家经典的目的是应付科举考试然后做官,所以与之无关的知识都被视为“形下之器”,是君子不屑的“奇技淫巧”。例如经商,许多读书人只是为了改变自己在经济上的贫困地位才“弃儒经商”、“弃文经商”的,一旦他们的经济地位有所改变,他们就往往会由商返儒。自然科学和其他学术文化在中国不发达的原因很多也很复杂,但知识分子只重科举的价值取向无疑是一个重要原因。明朝末年的著名科学家宋应星在其科学巨著《天工开物》的序言中就很有感慨地写道:“此书与功名进取毫不相关”。显然,这是科举时代注重实际的知识分子所发出的充满郁闷的感叹。三、科举制度与人才培养科举制是中国古代的一种取士选官制度,属于文官考试制度,同时还兼有教育考试性质,所以它最直接地作用于教育与人才培养,其进步影响是无法抹杀的。据记载,唐代共开进士科263科,取进士近7000人,有姓名可考的状元148人,10人位至宰相,其他的也多为能人志士。如初唐“四杰”中的杨炯、王勃,其后的陈子昂、岑参、王昌龄、韦应物、白居易,中唐的孟郊、刘禹锡、韩愈、柳宗元,晚唐的杜牧、李商隐、皮日休等等,都是进士出身,王维、柳公权还是登科状元。北宋和南宋共有118榜进士,取进士30000余人、状元118人。北宋71名宰相中,有64名是进士或制科出身。欧阳修、王安石、苏轼、苏辙、曾巩、晏殊、梅尧臣、黄庭坚、范成大、杨万里、朱熹、程颢、文天祥、范仲淹、司马光等都是进士出身。明清时代的进士中也不乏有文韬武略的人才。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科举制度造就了古代中国的人才,塑造了古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群体形象。然而,物盈则亏,法久终弊。科举制度历经千年,正如康有为所说:“凡法虽美,经久必弊。… …而不与时消息,改弦更张,则陷溺人才,不周时用,更非立法求才之初意矣。”虽然历代统治者都对科举制进行过改革,但大都是治标不治本,致使科举制弊端丛生。科举制度在人才培养方面的最大弊端在于:1.导致人才知识结构有缺陷科举考试对于当时的知识分子来说,是一根强有力的指挥棒。由于考试只限于经书的内容,只注重经义的解释,使得考生脱离实际而专注于那种空疏之学,知识面越来越窄。对此一些西方传教士看得很清楚。英国传教士韦廉臣认为:中国士人在科举的指挥棒下,“谬于一偏之见,而不能达观,拾五经之糟粕,拘八股为文章,而于天文、地理、算学、化学、重学… …置诸不论不议之列”。另一位英国传教士麦嘉温批评那些所谓秀才、举人、进士、翰林:“用西方的观点看,获得以上学位所需要的知识是贫乏而有限的。在我们英国学生的眼里简直少得可怜”。2.造成知识分子人格扭曲前面已经讲到在科举制下人们读书就是为了做官,这种思想对读书人的危害尤其严重,不仅使他们的知识残缺,而且使他们的人格扭曲。他们梦想着经过十年寒窗,一旦及第就可一步登天。为了实现读书做官的梦想,他们不惜采取夹带、代考、行贿等舞弊手段,却还满嘴讲着正诚格致、修齐治平的漂亮话;或者像范进那样为求取功名,皓首穷经,耗尽了青春年华,最终中举却成了一个疯子。3.科举制度本身具有非人性化特征科举考试从产生之日起录取率就很低,而且科考间隔时间也很长,竞争异常激烈,在科场上脱颖而出者为数甚少,大部分人终身没有出头之日。因此,科举制的非人性化特征首先在于严重地埋没人才。对此,顾炎武在其《日知录·拟题》中给予了猛烈抨击:“八股之害,等于焚书,而败坏人材,有甚于咸阳之郊所坑者但四百六十余人也!”同时,儒家经典常常晦涩难懂,它远离人们的现实生活,更不会激发人们对于自然科学的兴趣,所以在科举制度下,整个学习过程枯燥乏味,成为对读书人身心两方面的折磨。此外,科场考试环境也是非人性化的。为了防止舞弊,作为考场的贡院号舍被设计得狭窄封闭,只给每人约一米见方的空间,形同地狱。更有甚者,“在明英宗年间的一次考试中发生了火灾,由于考生被锁在号舍里不能逃脱,使90余名考生葬身火海”。在科举制度下,教育最主要的功能被异化了,它已经演变成了奴化、禁锢知识分子的工具,使社会的这部分最活跃的精英力量萎缩、沉寂。科举时代出身于八股科举的“人才”,有很多是低眉屏息、蝇营狗苟而绝无信仰、原则可言的庸才。他们除了功名富贵以外别无所求,不想也无力反抗黑暗的朝廷。所以,科举制度在近代教育潮流的冲击之下被废除就是毫不奇怪的事情了。综上所述,科举制度的影响是深远的。可以肯定地说,中国古代文明曾经“先于天下”,“超于亚洲”,但后来落伍了,这都不能排除科举制度的重要影响。科举制度在中国毕竟存在了1300年,这本身就说明它有一定的合理性。科举制度不仅仅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厚重的一笔,还对世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亚洲的朝鲜、日本、越南,欧洲的英、法等国都不同程度地受到这种影响。孙中山先生曾十分欣赏英国通过考试选拔文官的制度,并设想以此来改造中国的官吏体系。但他考察研究的结果是:“英国行考试制度最早,美国行考试制度才不过二三十年,英国的考试制度就是学我们中国的。中国的考试制度是世界上最早最好的制度。”事实上,真正要评价科举这么一个复杂精细、影响重大的制度,需有一定的时空距离。离废科举越久远,人们越冷静客观,就看得越清晰全面。对科举制这么一个选拔了中国从隋唐到明清大部分政治家、文学家和著名学者的制度,对一个与1300年间几乎所有知识分子、所有地区和绝大部分书籍都有关的制度,对一个中国发明的被西方国家所借鉴的制度,在其存在1300年、废止100多年后的今天,我们不应仅仅将它作为批判的靶子,而应对它进行全面的清理和研究,把它放入历史的长河中加以理性的考察,过滤其陈腐僵化的东西,肯定其合理积极的因素,并从中吸取对当今社会有益的智慧。以上为有关论述，仅供参考，希望对您有所帮助收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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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朝——中国古代科举制度的起源中国古代科举制度最早起源于隋代。隋朝统一全国后，为了适应封建经济和政治关系的发展变化，为了扩大封建统治阶级参与政权的要求，加强中央集权，于是把选拔官吏的权力收归中央，用科举制代替九品中正制。据史载，开皇三年（583年）正月，隋文帝曾下诏举“贤良”。开皇十八年（598年）七月，又令京官五品以上，总管，刺史，以“志行修谨”“清平干济”二科举人。隋炀帝大业三年（607年）四月，诏令文武官员有职事者，可以“孝悌有闻”“德行敦厚”“结义可称”“操履清洁”“强毅正直”“执宪不饶”“学业优敏”“文才秀美”“才堪将略”“膂力骄壮”等10科举人。大业五年（609年）正月，又诏令诸郡以“学业该通，才艺优洽”“膂力骄壮，超绝等伦”“在官勤慎，堪理政事”“立性正直，不避强御”等4科举人。这些虽都是临时取人之法，尚未形成制度，但分科举人的特征，以具科举制的雏形。大业年间，隋炀帝还曾设置明经，进士二科，并以“试策”去士，这标志着科举制已经诞生了。进士一词初见于《礼记·王制》篇，其本义为可以进受爵禄之义。当时主要考时务策，就是有关当时国家政治生活方面的政治论文，叫试策。这种分科取士，以试策取士的办法，在当时虽是草创时期，并不形成制度，但把读书、应考和作官三者紧密结合起来，揭开中国选举史上新的一页。唐玄宗时礼部尚书沈既济对这个历史性的变化有过中肯的评价：“前代选用，皆州郡察举……至于齐隋，不胜其弊……是以置州府之权而归于吏部。自隋罢外选，招天下之人，聚于京师春还秋住，乌聚云合。”▲唐朝——中国古代科举制度的完备推翻隋朝的统治后，唐王朝的帝王承袭了隋朝传下来的人才选拔制度，并做了进一步的完善。由此，科举制度逐渐完备起来。唐太宗、武则天、唐玄宗时完善科举制的关键人物。在唐朝，考试的科目分常科和制科两类。每年分期举行的称常科，由皇帝下诏临时举行的考试称制科。常科的科目有秀才、明经、进士、俊士、明法、明字、明算等五十多种。其中明法、明算、明字等科，不为人重视。俊士等科不经常举行，秀才一科，在唐初要求很高，后来渐废。所以，明经、进士两科便成为唐代常科的主要科目。唐高宗以后进士科尤为时人所重。唐朝许多宰相大多是进士出身。常科的考生有两个来源，一个是生徒，一个是乡贡。由京师及州县学馆出身，而送往尚书省受试者叫生徒；不由学馆而先经州县考试，及第后再送尚书省应试者叫乡贡。由乡贡入京应试者通称举人。州县考试称为解试，尚书省的考试通称省试，或礼部试。礼部试都在春季举行，故又称春闱，闱也就是考场的意思。明经、进士两科，最初都只是试策，考试的内容为经义或时务。后来两种考试的科目虽有变化，但基本精神是进士重诗赋，明经重帖经、墨义。所谓帖经，就是将经书任揭一页，将左右两边蒙上，中间只开一行，再用纸帖盖三字，令试者填充。墨义是对经文的字句作简单的笔试。帖经与墨义，只要熟读经传和注释就可中试，诗赋则需要具有文学才能。进士科得第很难，所以当时流传有“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的说法。常科考试最初由吏部考功员外郎主持，后改由礼部侍郎主持，称“权知贡举”。进士及第称“登龙门”，第一名曰状元或状头。同榜人要凑钱举行庆贺活动，以同榜少年二人在名园探采名花，称探花使。要集体到杏园参加宴会，叫探花宴。宴会以后，同到慈恩寺的大雁塔下题名以显其荣耀，所以把又把中进士称为“雁塔题名”。唐孟郊曾作《登科后》诗：“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朝看遍长安花。”所以，春风得意又成为进士及第的代称。常科登第后，还要经吏部考试，叫选试。合格者，才能授予官职。唐代大家柳宗元进士及第后，以博学宏词，被即刻授予“集贤殿正字”。如果吏部考试落选，只能到节度使那儿去当幕僚，再争取得到国家正式委任的官职。韩愈在考中进士后，三次选试都未通过，不得不去担任节度使的幕僚，才踏进官场。唐代取士，不仅看考试成绩，还要有各名人士的推荐。因此，考生纷纷奔走于公卿门下，向他们投献自己的代表作，叫投卷。向礼部投的叫公卷，向达官贵人投的叫行卷。投卷确实使有才能的人显露头角，如诗人白居易向顾况投诗《赋得原上草》受到老诗人的极力称赞。但是弄虚作假，欺世盗名的也不乏其人。唐太宗重视人才的培养和选拔。他即位后，大大扩充了国学的规模，扩建学舍，增加学员。武则天载初元年二月，女皇亲自“策问贡人于洛成殿”，这是我国科举制度中殿试的开始，但在唐代并没有形成制度。在唐代还产生了武举。武举开始于武则天长安二年，公元702年。应武举的考生来源于乡贡，由兵部主考。考试科目有马射、步射、平射、马枪、负重摔交等。“高第者授以官，其次以类升”。唐玄宗时，诗赋成为进士科主要的考试内容。他在位期间，曾在长安、洛阳宫殿八次亲自面试科举应试者，录取很多很有才学的人。▲明朝——中国古代科举制度的鼎盛时期元朝开始，蒙古人统治中原，科举考试进入中落时期，但以四书试士，却是元代所开的先例。元朝灭亡后，明王朝建立，科举制进入了它的鼎盛时期。明代统治者对科举高度重视，科举方法之严密也超过了以往历代。明代以前，学校只是为科举输送考生的途径之一。到了明代，进学校却成为了科举的必由之路。明代入国子监学习的，通称监生。监生大体有四类：生员入监读书的称贡监，官僚子弟入监的称荫监，举人入监的称举监，捐资入监的称例监。监生可以直接做官。特别是明初，以监生而出任中央和地方大员的多不胜举。明成祖以后，监生直接做官的机会越来越少，却可以直接参加乡试，通过科举做官。参加乡试的，除监生外，还有科举生员。只有进入学校，成为生员，才有可能入监学习或成为科举生员。明代的府学、州学、县学、称作郡学或儒学。凡经过本省各级考试进入府、州、县学的，通称生员，俗称秀才。取得生员资格的入学考试叫童试，也叫小考、小试。童生试包括县试、府试和院试三个阶段。院试由各省学政主持，学政又名提督学院，故称这级考试为院试。院试合格者称生员，然后分别分往府、州、县学学习。生员分三等，有廪生、增生、附生。由官府供给膳食的称廪膳生员，简称廪生；定员以外增加的称增广生员，科称增生；于廪生、增生外再增名额，附于诸生之末， 称为附学生员，科称附生。考取生员，是功名的起点。一方面、各府、州、县学中的生员选拔出来为贡生，可以直接进入国子监成为监生。一方面，由各省提学官举行岁考、科考两级考试，按成绩分为六等。科考列一、二等者，取得参加乡试的资格，称科举生员。因此，进入学校是科举阶梯的第一级。明代正式科举考试分为乡试、会试、殿试三级。乡试是由南、北直隶和各布政使司举行的地方考试。地点在南、北京府、布政使司驻地。每三年一次，逢子、午、卯、酉年举行，又叫乡闱。考试的试场称为贡院。考期在秋季八月，故又称秋闱。凡本省科举生员与监生均可应考。主持乡试的有主考二人，同考四人，提调一人，其它官员若干人。考试分三场，分别于八月九日、十二日和十五日进行。乡试考中的称举人，俗称孝廉，第一名称解元。唐寅乡试第一，故称唐解元。乡试中举叫乙榜，又叫乙科。放榜之时，正值桂花飘香，故又称桂榜。放榜后，由巡抚主持鹿鸣宴。席间唱《鹿鸣》诗，跳魁星舞。会试是由礼部主持的全国考试，又称礼闱。于乡试的第二年即逢辰、戍、未年举行。全国举人在京师会试，考期在春季二月，故称春闱。会试也分三场，分别在二月初九、十二、十五日举行。由于会试是较高一级的考试，同考官的人数比乡试多一倍。主考、同考以及提调等官，都由较高级的官员担任。主考官称总裁，又称座主或座师。考中的称贡士，俗称出贡，别称明经，第一名称会元。殿试在会师后当年举行，时间最初是三月初一。明宪宗成经八年起，改为三月十五。应试者为贡士。贡士在殿试中均不落榜，只是由皇帝重新安排名次。殿试由皇帝新自主持，只考时务策一道。殿试毕，次日读卷，又次日放榜。录取分三甲：一甲三名，赐进士及第，第一名称状元、鼎元，二名榜眼，三名探花，合称三鼎甲。二甲赐进士出身，三甲赐同进士出身。二、三甲第一名皆称传胪。一、二、三甲通称进士。进士榜称甲榜，或称甲科。进士榜用黄纸书写，故叫黄甲，也称金榜，中进士称金榜题名。乡试第一名叫解元，会试第一名叫会元，加上殿试一甲第一名的状元，合称三元。连中三元，是科举场中的佳话。明代连中三元者仅洪武年间的许观和正统年间的商辂二人而已。殿试之后，状元授翰林院修撰，榜眼、探花授编修。其余进士经过考试合格者，叫翰林院庶吉士。三年后考试合格者，分别授予翰林院编修、检讨等官，其余分发各部任主事等职，或以知县优先委用，称为散馆。庶吉士出身的人升迁很快，英宗以后，朝廷形成非进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内阁的局面。明代乡试、会试头场考八股文。而能否考中，主要取决于八股文的优劣。所以，一般读书人往往把毕生精力用在八股文上。八股文以四书、五经中的文句做题目，只能依照题义阐述其中的义理。措词要用古人语气，即所谓代圣贤立言。格式也很死。结构有一定程式，字数有一定限制，句法要求对偶。八股文也称制义、制艺、时文、时艺、八比文、四书文。八股文即用八个排偶组成的文章，一般分为六段。以首句破题，两句承题，然后阐述为什么，谓之起源。八股文的主要部分，是起股、中股、后股、束股四个段落，每个段落各有两段。篇末用大结，称复收大结。八股文是由宋代的经义演变而成。八股文的危害极大，严重束缚人们的思想，是维护封建专制治的工具，同进也把科举考试制度本身引向绝路。明末清初著名学者顾炎武愤慨地说：“八股盛而《六经》微，十八房兴而二十一史废”。又说：“愚以为八股之害，甚于焚书。”▲清朝——中国古代科举制度的灭亡清代的科举制度与明代基本相同，但它贯彻的是民族歧视政策。满族人享有种种特权，做官不必经过科举途径。清代科举在雍正前分满汉两榜取士，旗人在乡试、会试中享有特殊的优特，只考翻译一篇，称翻译科。以后，虽然改为满人、汉人同试，但参加考试的仍以汉族人为最多。科举制发展到清代，日趋没落，弊端也越来越多。清代统治者对科场舞弊的处分虽然特别严厉，但由于科举制本身的弊病，舞弊越演越烈，科举制终于消亡。清人为了取得参加正式科举考试的资格，先要参加童试，参加童试的人称为儒生或童生，录取“入学”后称为生员（清代有府学、州学和县学，统称为儒学）。儒学和孔庙在一起，称为学宫。生员“入学”后即受教官（教授、学正、教谕、训导）的管教。清初生员尚在学宫肄业（有月课和季考，后来变成有名无实了），又称为生，俗称秀才。这是“功名”的起点。生员分为三种：成绩最好的是廪生，有一定名额，由公家发给粮食；其次是增生，也有一定名额；新“入学”的称为附生。每年由学政考试，按成绩等第依次升降。正式的科举考试分为三级：乡试，会试，殿试。乡试通常每三年在各省省城举行一次，又称为大比。由于是在秋季举行，所以又称为秋闱。参加乡试的是秀才（生），但是秀才在参加乡试之前先要通过本省学政巡回举行的科考，成绩优良的才能选送参加乡试。乡试考中后称为举人，第一名称为解元。会试在乡试后的第二年春天在礼部举行，所以会试又称为礼闱，又称为春闱。参加会试的是举人，取中后称为贡士，第一名称为会元。会试后一般要举行复试。以上各种考试主要是考八股文和试帖诗等。八股文题目出自四书五经，略仿宋代的经义，但是措辞要用古人口气，所谓代圣贤立言。结构有一定的程式，字数有一定的限制，句法要求排偶，又称为八比文、时文、时艺、制艺。殿试是皇帝主试的考试，考策问。参加殿试的是贡士，取中后统称为进士。殿试分三甲录取。第一甲赐进士及第，第二甲赐进士出身，第三甲赐同进士出身。第一甲录取三名，第一名俗称状元，第二名俗称榜眼，第三名俗称探花，合称为三鼎甲。第二甲第一名俗称传胪。状元授翰林院修撰，榜眼、探花授儒林院编修。其余诸进士再参加朝考，考论诏奏议诗赋，选擅长文学书法的为庶吉士，其余分别授主事（各部职员）、知县等（实际上，要获得主事、知县等职，还须经过候选、候补，有终身不得官者）。庶吉士在翰林院内特设的教习馆（亦名庶常馆）肄业三年期满举行“散馆”考试，成绩优良的分别授翰林院编修、翰林院检讨（原来是第二甲的授翰林院编修、原来是第三甲的授翰林院检讨），其余分发各部任主事，或分发到各省任知县。“范进中举”这个片断选自《儒林外史》的第三回“周学道校士拔真才，胡屠户行凶查捷报”。这一回写的是范进中举的故事。小说描写广东学道周进，到广州上任，先考两场生员，考完两场以后，第三场是南海、番禺两县的童生来进行考试。童生里就有范进，范进考完这场考试后就进了学，取得了第一名，人们称他为“相公”。范进进了学以后想进一步考举人，考上举人后人们就会称他为“老爷”。中举是科举考试的一个过程，在我们讲评这个故事之前，先简单介绍一下清代的科举考试制度。清代的科举考试制度分两个阶段，一个是科举的初步考试，一个是科举的正式考试。科举的初步考试有这么三种，一种叫童试，一种叫岁试，一种叫科试。童试，一般又叫做“小考”。凡童子开始应初试的时候称做“童生”，童生经过一定的考试选拔，在县里面选拔了以后到督学进行考试，督学考试合格就可以称做“秀才”了。范进是多年的童生，最后终于考上秀才了。秀才每一年考一次，这也是一个选优的过程，这叫“岁试”。每三年还要参加一次大的考试，叫“科试”。每三年考一次，主要是为了推举举人考试的资格，通过这个考试的提名，便有资格参加举人的考试。范进刚好赶上童试这一年也是科试的同一年，他考上了童试的第一名秀才，自然就有资格参加举人的考试。这是科举的初步考试。接下来是科举的正式考试，它也有三种：乡试、会试、殿试。乡试每三年举行一次，即在子、卯、午、酉这四个年中的八月举行乡试。乡试考中了以后就称为举人，举人实际上是候补官员，有资格做官了。按清代的科举制度规定，举人可以到吏部注册，可以取得一定官职，可以当县官了。当然这个职位很少，每年大概就40人到130人的名额。举人的名额很少，那么举人当中候补做官的人就更少了，这样就往往有候补官。这是第一种乡试。接下来是会试。会试是紧接着乡试，在第二年的二月份举行。乡试是头年的八月份考完，第二年的二月是春天，到京城考试，叫“春试”，这就是会试。会试如果考中了，称为进士，进士每年的名额大概有300名左右。会试考完以后还要进行第三场考试殿试，在会试以后的第二个月，大概在4月份前后。殿试是皇帝在太和殿亲自考试，考中后就是钦定的进士，可以直接做官了。科举考试的内容主要是八股文。八股文主要测试的内容是经义，《诗》《书》《礼》《易》《春秋》，五经里选择一定的题目来进行写作。题目和写作的方式都是有一定格式的。八股文中有四个段落，每个段落都要有排比句，有排比的段落，叫四比，后来又叫八股。八股文在当时是非常重要的，它关系到一个人能不能升官，能不能科举考试中进士升官。所以在小说中说：“当今天子重文章，足下何须讲汉唐。”“汉”是指汉代的文章，“唐”指的是唐诗，汉代的文章也好，唐代的诗歌也好，都不如当今皇帝所看重的八股文，八股文在当时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当时的人们都一门心思地扑在八股文上，只有八股文章才能敲开科举考试的大门。
传统科举制的技术、制度与政治哲学涵义——兼论科举制与现代文官制度的根本差异一、从技术层面看科举：一部有效而稳定的文官机器经过了一个世纪的政坛风云与官制兴革，人们回首发现：“科举竞争”无论是与我国古代的世卿世禄、察举征辟，还是与外国古代的贵族制、军功制与“奴官”（如近东的所谓马木路克制）制相比，都要合理得多。而科举废除后，我国军阀时代与后来的官制也未见得优于、甚至常常是劣于科举。另一方面现代文官制中的考试制度却有许多类似科举的程式。因此为科举制“平反”的呼声也越来越高了。当然，对照现代文官制的实践，要挑科举制的毛病也是轻而易举的。诸如考试内容的陈腐、参考资格与考试规则等方面用现代眼光看也并非绝对公平。而当时的官吏铨选中除考试外也还存在着其他非竞争性因素，如世袭、恩荫、荐举、捐官、特授、奴官（太监外任或清时满洲包衣外任之类）等等。但是如果不以现代文明标准苛求前人，则应当说在前近代世界上的确难以找到一种政治人材选拔方式其“公正”性与效率能超过我国科举制度的成熟期。而且成熟期科举制度在严肃科场纪律、实行规范竞争方面的确是我们现行的考试制度所不能及、更是“察举征辟”色彩浓厚、身份与“关系”背景强烈的我国现行干部制度应当借鉴的。 撇开贵族政治（它一般与非中央集权的“软国家”相联系）不谈，历史上凡属中央集权的“硬国家”，无论中外，都有赖于高度科层化的职业官僚政治。印度莫卧儿帝国的曼萨卜达尔（mansabdar）体制有33级官阶，从“十人长”直至“万人长”，都是由朝廷自上而下征召、提拔或降黜的官吏。古罗马基础上建立的拜占廷帝国也有复杂的罗戈瑟特（logothete）文官体制，正是靠了这种体制多民族多元文化的拜占廷帝国才得以与特马（军区）制下军官贵族化倾向以及村社的地方自治倾向相抗衡而维持着国家行政管理职能，使帝国在内忧外患频仍的几个世纪中得以延续。所有这些官僚体制都有赖于一套中央铨选，考核与“雇用”官员的程序。但是，曼萨卜达尔体制的原则是“军而优则仕”，军事官僚的色彩远过于文职色彩。作为高级“国家雇员”他们脱胎于莫卧儿早期的雇佣军，其成员多为外国（印度以外的西亚、中亚伊斯兰地区）冒险家，缺少文化自律。因此尽管曼萨卜达尔体制以官僚决定薪俸极高而闻名于史，国家对他们也一直拥有任命与考核之权（如所周知，这两点即高薪与考核是当前人们谈论最多的反腐败方法），但这一体制的腐败速度与程度仍然极为惊人，可以说决不下于我国传统的科举官僚体系。[1]拜占廷的罗戈瑟特官僚体制文职色彩浓厚，而且对于具有政教合一特点的拜占廷东正教帝国来说，这一官僚体制既保持着独立于教会系统之外的世俗性，又具有一定程度的意识形态（宗教）自律。国家对文官的考核内容则包括罗马法之类的实用知识。然而罗戈瑟特在地方行政上的效能受特马军事贵族的制约而十分有限，而且由于政治贵族化的发展，官僚的作用日益减退，到14-15世纪罗戈瑟特大都已成为无权的虚衔。另一方面由于罗戈瑟特多是低薪乃至无薪职，又执掌征收赋税之权，因而腐败也非常严重。最后，这一文官体制的消亡也就成了拜占庭国家灭亡的先兆。[2]与这些中央集权官僚体制相比，我国的科举官僚体系在文职化、科层化、合理化等方面显然更胜一筹。以科举为“正途”而又以儒家学说为科举考试内容的做法把政权的世俗性与意识形态灌输自然地融合为一体，是我国传统政治的一大创造，它比政教合一体制与纯粹的雇佣官僚制都更有利于传统中央集权国家的发展。“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式的“机会均等”更是在专制条件下最大限度地扩大统治基础的有效办法。我国的传统中央集权体制延续得远比莫卧儿印度或拜占廷帝国为长久，这与科举官僚制胜于曼萨卜达尔或罗戈瑟特之类的外国传统官僚制是不无关系的。而如果以科举制奠定基础的隋唐为界划分我国历史的前后期，也可以看出，后期中央集权国家的凝聚力与稳定程度要大于前期，这与官僚铨选制度由察举征辟到科举考试的演变也密切相关。当然也必须指出，科举制植根于我国的具体土壤，它与其他土壤上萌发的制度间具有某些不可比性。科举制有赖于单一民族或多民族国家中主体民族在人口、发展水平与文化认同上的巨大优势。象拜占廷、印度那样民族与文化成份高度多元化的国家是难以发展出类似制度的。而他们那种形态的官僚制或许是维护这种传统多元化国家中央集权制度的最佳选择。 二、从制度层面看科举：“法愈密而天下之乱即生于法之中” 以考试选拔人材，从技术上讲无可非议。纵使它不应成为唯一的选拔方式，也至少应当是选拔方式之一或者是主要方式。起码在入仕之际并无政绩民望可考的情况下，选拔依据在逻辑上不外乎三者：即知识性考试，身份（门第、出身与其他先天性等级）以及个人与机构的随机性荐举。而考试比论身份“公平”，比荐举“客观”，这本属常识，并不是需要在学术上详加论证的深奥之理。现代文官制度中的考试制与我国历史上从察举向科举的过渡，与其说是谁学了谁，不如说两者都更多地是基于这种人类价值基础上的常识与逻辑。而它们在实行中遇到的阻力也不是因为其优点在学理上难于发现，而是因为它妨碍着某种既得利益体系。 但对于一种政治制度而言，人材选拔毕竟是个技术性问题，而政治制度的核心在于统治的合法性基础。而在这个问题上我国科举制与它以前的世卿制、察举制以及外国的罗戈瑟特等官制一样都是以传统型或卡里斯玛型权威作为其合法性基础的。因而它们与建立在法理型权威基础上的现代文官制度、民主国家的文官制度仍有本质的区别。从这一点上来说，提出所谓“选举制好还是考试制好”的问题来就十分荒谬。民主政治中的选举是解决统治合法性问题的，它与作为人材选拔拔术的考试制并不是一个层面的事物。从某种意义上说，芸芸众生在总体上看是平庸的，为他们中多数意志所左右的选举结果也往往是平庸者而不是“英明领袖”或圣明君主当选。那么民主制意义何在？就在于它确立了统治者的权力来自被统治者之授权这一原则，从而较好地解决了统治的合法性基础问题。这样的“统治者”以考试选拔公职人员，就与传统帝王以科举引“天下英雄入吾彀中”[3]有了本质的区别。即使后者的科场纪律比前者更严更“公平”，即使后者在技术上可以为前者所效法，这两者也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制度的规定性反映在技术上，就形成了现代文官制度与古代科举的一些重大区别。一般地说，现代民主国家的官员实行政务官与事务官分途：政务官（掌权者）直接或间接由选举产生，与政党共进退；事务官（办事者）多由考试录用，按业绩或年资晋升，具有职业化、专业化特点，不受政党进退的影响。而传统科举官僚体制恰恰相反，这类体制谈不上政务官与事务官的严格区分而只有“君臣”之别（严格地说只有皇帝是“掌权者”，而百官都是为他办事的“臣仆”或奴才），但通常中央及地方的各级政要（即现代一般列为政务官的阁员、议员与地方主官的古代对应者）都由考试出身而非经选举。反而是各衙门的办事员即所谓刀笔吏者流并不通过考试，而是由种种不规范途径产生：有由正官“自辟僚属”者，从社会上招募者，经各种关系推荐者，甚至还有“学而劣则吏”、专以科场淘汰所余充之者。在明代后一途径居然成为定式，即“生员入学十年，学无所成者及有大过者，俱送部充吏”。[4]而他们在现代文官制中的对应角色正是考试录用的主要对象。 “政务官”不经选举，“事务官”不经考试，这样一种与现代文官制度完全相反的现象当然不是出于科举制设计者的考虑欠周，而是由政治制度本身的专制性质所决定的。“政务官”不经选举则不对选民负责，难以建立权力约束机制。“事务官”不经考试则会难免素质低劣，“天下之吏，既为无赖子所据。”[5]于是在统治合法性与办事效率两方面都造成了严重缺陷。一方面“政务官”不可一世，往往“官逼民反”，另一方面“事务官”蝇营狗苟，衙门陋规泛滥，明清时常有“衙蠹”之称。这显然不是通过强化科场纪律所能解决的。考试选官在技术上确有优点，但它本身并不能解决制度性问题。相反，制度的败坏却能够歪曲这一“技术”。因此尽管到明代科场纪律已经空前严密：“会试：御史供给收掌试卷；弥封、誊录、对读、受卷及巡绰监门，搜检怀挟，俱有定员，各执其事。”“试日入场，讲问、代冒者有禁。……文字中不许自序门第。弥封编号作三合字。……试士之所，谓之贡院；诸生席舍，谓之号房，人一军守之，谓之号军。试官入院，辄封钥内外门户。在外提调、监试等谓之外l官，在内主考、同考谓之内l官。”然而科场中的腐败现象仍然是层出不穷：“其贿买钻营、怀挟请代、割卷传递、顶名冒籍，弊端百出，不可穷究。而‘关节’办甚。事属暖昧，或快恩仇报复，盖亦有之。其他小小得失，无足道也。”[6] 尽管如此，科举官僚制最大的弊病还不在科场，而在官场。即如黄宗羲所说：“今之取士也严，其用士也宽”。所谓取士之严，指士林出路仅有科举一途，造成严重的人材浪费；所谓用士之宽，指一旦考上即易于“ 进”，致使“在位者多不得其人”，官场气大坏。他由此叹道：“取土之弊，至今日制科而极矣！”[7] 黄宗羲所处的明末，有识之士对科举制的评价已如此恶劣。其在两百多年后的清末变革之潮中之被废除就不难理解了。今人对“废科举”持批评态度者往往责怪清末以来在“西化”之风影响下一切求变的“激进主义”，实则科举名声的败坏早在清末“激进主义”兴起以前、甚至早在国门未开、国人尚不识西学为何物以前就很严重了。今人往往奇怪于当时的中国放着那么多的积弊不改，甚至连男人的辫子也尚未剪掉，便急急忙忙地废除了科举制这个据说是“类似于现代文官制度”的宝贝。其实人们如果注意到反科举的思潮兴起于“西化”之前，也许就不会奇怪了。历史不能假设，但倘无西方入侵，科举制在中国自身的轨道上是否就能一直运作下去，也未尝不是个问题。明末时从皇帝到社会上就已对“制科之弊”怨声不绝。崇祯皇帝因此提拔了非进士出身的陈新甲、孙元化、陈启新等人委以尚书、总督、巡抚等要职，并“为拔贡、保举、准贡、特授、积分、换授，思以得度外之士”。但专制之制不改而考官之技已失，反而把事情弄得更糟。“欲得胜于科目之人，其法反不如科目之详，所以徒为纷乱而无益于时也”。[8]这段历史几乎可以说就是200多年后废科举后果的预演，它既说明了专制政治不变而只拿考试一法开刀，后果必然不良，也表明了在专制政治下被严重扭曲了的考试选官法本身的危机。对此如果只埋怨清末“激进改制”坏事，也是有失公正的。ッ髑迨贝科场纪律制定得如此严密，何以科举制仍会败坏呢？我以为黄宗羲的一段话道出了症结所在，虽然这段话他并不是专就科举而言的： 后世之法，藏天下于筐箧者也。利不欲其遗于下，福必欲其于上。用一人焉则疑其敛自私，而又用一人以制其私；行一事焉则虑其可欺，而又设一事以防其欺。天下之人共知其筐箧之所在，吾亦鳃鳃然日惟筐箧之是虞，故其法不得不密，法愈密而天下之乱即生于法之中，所谓非法之法也。[9]为什么“法愈密而天下之乱即生于法之中”？原因就在于这是一种“藏天下于筐箧”即置天下于一家之私囊的立法。科举制败坏的根源就在于此。今日重新评价科举，这一点是不应回避的。三、从政治哲学层面看科举：“大共同体本位”与对个性的禁锢上述黄宗羲的话还可以引起更深层的思考。这段话表明：中国的传统统治者，乃至传统中国人，并不象表面上声称的那样相信“性善论”。他们对人的“自私”与人性的阴暗面可以说是无时或忘，并为此处心积虑地设计“防人”之法。这种中国政治文化中的奇特景观是那些只从儒家圣贤之言来考察“传统”的人难以解释的。明清科场规则之严密，常使今天的科举肯定论者大为赞叹。然而又岂止科场规则，传统中国的“防人之法”达到极高水平的例子可以说不胜枚举。科场防弊达到了每个“考生”派一军人给盯着的地步，官场防弊则达到了本省人不得在本省为官的地步，这就是明清两代发展得登峰造极的回避制。那时除了世袭的土司和法定必须由孔家人任知县的曲阜一地外，全国各地的县官都必须来自外省，甚至本省其他府、县的人也不行，以防同乡结党为弊。就是这些外省人还不能久任，而须频繁调动，以防任职日久形成关系网。对社会上的人际关系，国家也常持以怀疑的眼光，尽量限制人与人之间、个人与社区之间依附关系的发展。甚至对于儒家意识形态极力褒奖的家族组织，专制国家也不象表面声称的那样欣赏。从北魏的废宗主而立三长、明初“浦江郑氏九世同居”被皇帝疑忌为“以此众叛，何事不成？”而险遭杀身之祸，直到清代一些地方官府“毁祠追谱”，抑制宗族势力，专制国家对“强宗右族”的疑惧与礼教对大家族的褒奖始终并存，而且前一因素的实际影响往往超过后一因素。[10]实际上这一切都可以归之为我国政治文化中以“国家（王朝）本位”来排斥在实践上则崇刑废德、扬忠抑孝、强制分家，鼓励“告亲”，禁止“容隐”，不一而足。《秦律》中关于“妻有罪，其财界夫”，“夫有罪，妻先告，其（妻）财不收”、奴婢“盗主之父母不为盗主”的条款，明确承认父子夫妇各有其财。而秦人世风，则有所谓’借父l，虑有德色；母取箕帚，立而谇语。抱哺其子，与公并踞；妇姑不相悦，则反唇相讥。[12]这里亲情之淡漠，恐怕比据说父亲到儿子家吃饭要付钱的“西方风俗”尤有过之。人性险恶，险恶的人抱成团更难制驭，因此国家应当使人际关系尽量自上而下地“一元化”，即皇帝--官僚--吏胥--下民，而任何横向关系如“朋党”、宗族、同乡等等都应减弱到最低限度。以后的历代王朝一方面“独尊儒术”，一方面“汉承秦制”，其统治精神多少都具有“儒表法里”的性质：王道其表而霸道其里，德治其名而刑治其实，看似吏的儒化，实为儒的吏化。历代帝王不论口头上怎么讲，实际上对“法、术、势”的重视远超过四维八德。由汉到清的中国基本上仍是“大共同体本位”的，而不是小共同体本位、更不是个人本位的。像古希腊的德莫、古罗马的父权制大家族，中世纪欧洲的村社、行会、教区这类具有自治因素的“非国家”组织所享有的地位，在传统中国是不可想象的。与西方相比，这种传统秩序与其说是“家族主义”的，勿宁说是“国家主义”的。科举制度就是这一特点的产物。从科举考试的内容看它似乎有明显的儒家色彩，然而这一制度本身应当说主要是法家传统的体现。事实上，更能体现儒家性善论与宗法伦理的选官制度应当是由道德偶象式的地方元老举荐“孝廉”、“贤良方正”为官的察举制度。这一制度被废弃并代之以“冷冰冰的”科场角逐无疑是极权国家权威对宗法权威、“法术势”对温情主义占优势的结果。而学界对此似乎尚无足够认识。另一方面，这种选官制度与中世纪西方贵族制的区别也正是“大共同本位”与“小共同体本位”之别的反映。我们知道，现代化进程的本质内涵是有个性的公民及公民个人权利摆脱传统共同体的桎梏而崛起。而在缺少中央集权专制政体的中世纪西方，“大共同体”长期处在不活跃状态，人的个性发展的主要障碍来自采邑、村社、行会、家族公社等“小共同体”。这些“小共同体”在近代化过程中所受的冲击，与我国法家传统对“小共同体”的否定往往在表象上颇为相似。这就给人以一种印象：似乎古代中国的某些制度是惊人地“现代化”。象科举考试选官制度、回避制度与“现代文官制度”的相似就是如此。类似的还有由于极权国家对于臣民间横向依附关系的限制而形成的民间人际关系“自由化”表象。我国很早就存在着臣民之间的“自由租佃”、“自由雇佣”和“自由买卖”，而很少有西方那样的采邑农奴制以及自治村社对个人的束缚。如果不考虑专制国家对臣民的桎梏，那么我国人民似乎很早就生活在“自由”之中了。然而这当然只是一种幻象，因为在我国历史上，采邑、村社、教区、行会之类“小共同体”权力的不发达，并不是公民个人权利的发达所造成。相反地，它意味着专制国家这一传统的“大共同体”权力的膨胀，它不仅使公民个人权利无由产生，连“小共同体”的权利也被压抑。它“平等地”剥夺了一切人的公民权利。与其说这样的社会不存在着不自由的农奴，勿宁说不存在的只是“自由的”农奴主，而所有臣民都是专制国家及其人格化体现者（君主）的“普遍奴隶”。关于这一点，中国历史上屡见不鲜的《水浒》式造反-“庄主”带领“庄客”（或者说是农奴主带领农奴）造专制国家的反-- 成了最好的注解。 使“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的科举制也正是在这一点上体现出它与现代文官制度的最本质的区别。这两者都具有排斥“小共同体利益”的功能，因而在技术上可以十分相似。但前者是从专制国家即大共同体本位的角度排斥“小共同体”，后者却是从公民权利本位即个性本位的角度排斥“小共同体”。考虑到这一点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象黄宗羲那样具有鲜明的个性倾向的中国式“启蒙思想家”在抨击科举制之余，会主张恢复仿佛是更为落后的察举征辟之制：这与社会上的人们宁投“庄主”为“庄客”也不愿做天子爪牙之下的“编户齐民”是一个道理。现在不少论者从技术上指出科举考试仍不如现代文官制“平等”，这自然是可以讨论的。但我认为这并非问题的关键：公民个性本位还是“大共同体”本位才是根本的区别。科举考试即便再“平等”，只要它是一种排斥个性的“平等”，那么它就并无现代性可言，而只能一种天下臣民“平等”地作为皇上奴才候选人的制度。严格地说，它与天下女子在容貌面前一律“平等”地供皇上“选美”的制度并无实质区别。在前近代社会中，束缚个性发展的共同体桎梏是多种多样的，而个性发展的进程往往不可能一下同时摆脱所有的桎梏而一步跨入“自由”状态。因此，个性发展的一定阶段就可能表现为桎梏性较小的共同体权利扩张、对主要的共同体桎梏形成消解机与制衡机制。西欧中世纪向近代过渡时“市民与王权的联盟”就是这样。在“大共同体”不活跃的西方，公民权利在一定阶段上与“大共同体”的体现者结盟，联手反对“小共同体”的桎梏，反对领主权与村社陈规，就成为一种积极的进程。而在市民权利成长起来后，便会转而向王权及其所代表的“大共同体”发起挑战，追求个性的进一步解放。而在传统中国则相反，“大共同体”的桎梏比“小共同体”强得多。因此如果说在西方王权（它在本质上并不是一种市民社会因素）在一定阶段上可以有助于市民社会的成长，那么在中国，或许公民权利在一定时期却需要与某种“小共同体”结盟。我们知道“庄主经济”对于市场经济的根本价值而言是一种落后现象，但正是在某种程度上具有“庄主经济”色彩的乡镇企业，在冲破大一统命令经济的蕃篱、推动中国走向市场机制与人的个性解放的特定阶段上却发挥了重大作用，从这个角度上看，清末对科举制的否定也许仍不失其积极意义，尽管“废科举”之后出现的替代物并不令人称道（犹如“庄主经济”或王权也并不是市场化进程与市民社会所追求的东西一样），尽管我们现在还要为摆脱这些替代物、实现政治人材选拔方式的现代化进行艰苦的努力。[13]总之，公务员任职资格考试作为选拔官员（主要是初入仕途的事务官员）的技术手段，如果不是最好的，至少也是必不可少的。传统科举考试在这方面的确能给人以不少启示。但这一技术手段受基本政治制度（主要是统治合法性的产生机制）制约，正是由于这种制约，科举官僚体系在“官”无选举、“吏”无考试这两点上都根本迥异于现代文官制度，它的积弊及最后被废除都有其内在原因，并不能全归咎于“全盘西化”或“激进主义”。最重要的是：科举官僚制的政治哲学基础是强调“大共同体本位”（君国本位）的传统法家政治理念（因此我认为有必要重新审视所谓儒家文化及其相关概念，诸如性善论、家族本位与“德治”理念等在“中国传统”中的实际地位，至少它与书本上的地位大异其趣）。它与以个人本位（在法理上即公民权利本位）为政治哲学基础的西方文官制由于都排斥“小共同体本位”（家族、社区或利益集团本位），因而可能会有某些技术上的相似。但两者在深层次上的根本区别却可能比它们各自与“小共同体本位”的距离更大。因此，绕开深层次的变革直接借助于那些技术上的相似而从传统官制跨入现代文官制度，恐怕是一厢情愿的空想。在科举制退出历史舞台百年之后，客观地重新评价这一制度并在技术意义上借鉴科举制是完全必要的，但作为历史问题我们不应借弘扬所谓“保守主义”而完全否定“废科举”，作为现实问题我们更不能指望仅靠考试取官就能解决政治体制现代化的出路。注释：[1] R.C.Majumdar, H.C.Raychaudhuri and K.Datta, An Adranced History of India. Macmillan,1978.PP.549-556 [2] W.E.Kaegi,Byzantine Empire:Bureaucracy. N.Oikonomides,Logothete.Bath in Dictonary of the Middle Ages.Vol.2,PP.471-475;Vol.7,P.642. [3] 《唐摭言》卷一。 [4] 《明史》卷六九《选举一》 [5] 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吏胥》。 [6] 明吏》卷七0，《选举二》。 [7] 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取士》。 [8] 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取士》。 [9] 《明夷待访录·原法》 [10] 参见秦晖：《宗族文化与个性解放：农村改革中的‘宗族复兴’与历史上的‘宗族之谜’》，《中国研究》（东京）1995年8月号，28-31页。 [11] 《韩非子·备内》 [12] 《汉书·贾谊传》，今本贾谊《新书·时变》文略异。 [13] 关于“大共同体”、“小共同体”及个性发展（现代化）进程间的关系，详见注[10]秦晖，25-31页。
传统科举制的技术、制度与政治哲学涵义——兼论科举制与现代文官制度的根本差异一、从技术层面看科举：一部有效而稳定的文官机器经过了一个世纪的政坛风云与官制兴革，人们回首发现：“科举竞争”无论是与我国古代的世卿世禄、察举征辟，还是与外国古代的贵族制、军功制与“奴官”（如近东的所谓马木路克制）制相比，都要合理得多。而科举废除后，我国军阀时代与后来的官制也未见得优于、甚至常常是劣于科举。另一方面现代文官制中的考试制度却有许多类似科举的程式。因此为科举制“平反”的呼声也越来越高了。当然，对照现代文官制的实践，要挑科举制的毛病也是轻而易举的。诸如考试内容的陈腐、参考资格与考试规则等方面用现代眼光看也并非绝对公平。而当时的官吏铨选中除考试外也还存在着其他非竞争性因素，如世袭、恩荫、荐举、捐官、特授、奴官（太监外任或清时满洲包衣外任之类）等等。但是如果不以现代文明标准苛求前人，则应当说在前近代世界上的确难以找到一种政治人材选拔方式其“公正”性与效率能超过我国科举制度的成熟期。而且成熟期科举制度在严肃科场纪律、实行规范竞争方面的确是我们现行的考试制度所不能及、更是“察举征辟”色彩浓厚、身份与“关系”背景强烈的我国现行干部制度应当借鉴的。 撇开贵族政治（它一般与非中央集权的“软国家”相联系）不谈，历史上凡属中央集权的“硬国家”，无论中外，都有赖于高度科层化的职业官僚政治。印度莫卧儿帝国的曼萨卜达尔（mansabdar）体制有33级官阶，从“十人长”直至“万人长”，都是由朝廷自上而下征召、提拔或降黜的官吏。古罗马基础上建立的拜占廷帝国也有复杂的罗戈瑟特（logothete）文官体制，正是靠了这种体制多民族多元文化的拜占廷帝国才得以与特马（军区）制下军官贵族化倾向以及村社的地方自治倾向相抗衡而维持着国家行政管理职能，使帝国在内忧外患频仍的几个世纪中得以延续。所有这些官僚体制都有赖于一套中央铨选，考核与“雇用”官员的程序。但是，曼萨卜达尔体制的原则是“军而优则仕”，军事官僚的色彩远过于文职色彩。作为高级“国家雇员”他们脱胎于莫卧儿早期的雇佣军，其成员多为外国（印度以外的西亚、中亚伊斯兰地区）冒险家，缺少文化自律。因此尽管曼萨卜达尔体制以官僚决定薪俸极高而闻名于史，国家对他们也一直拥有任命与考核之权（如所周知，这两点即高薪与考核是当前人们谈论最多的反腐败方法），但这一体制的腐败速度与程度仍然极为惊人，可以说决不下于我国传统的科举官僚体系。[1]拜占廷的罗戈瑟特官僚体制文职色彩浓厚，而且对于具有政教合一特点的拜占廷东正教帝国来说，这一官僚体制既保持着独立于教会系统之外的世俗性，又具有一定程度的意识形态（宗教）自律。国家对文官的考核内容则包括罗马法之类的实用知识。然而罗戈瑟特在地方行政上的效能受特马军事贵族的制约而十分有限，而且由于政治贵族化的发展，官僚的作用日益减退，到14-15世纪罗戈瑟特大都已成为无权的虚衔。另一方面由于罗戈瑟特多是低薪乃至无薪职，又执掌征收赋税之权，因而腐败也非常严重。最后，这一文官体制的消亡也就成了拜占庭国家灭亡的先兆。[2]与这些中央集权官僚体制相比，我国的科举官僚体系在文职化、科层化、合理化等方面显然更胜一筹。以科举为“正途”而又以儒家学说为科举考试内容的做法把政权的世俗性与意识形态灌输自然地融合为一体，是我国传统政治的一大创造，它比政教合一体制与纯粹的雇佣官僚制都更有利于传统中央集权国家的发展。“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式的“机会均等”更是在专制条件下最大限度地扩大统治基础的有效办法。我国的传统中央集权体制延续得远比莫卧儿印度或拜占廷帝国为长久，这与科举官僚制胜于曼萨卜达尔或罗戈瑟特之类的外国传统官僚制是不无关系的。而如果以科举制奠定基础的隋唐为界划分我国历史的前后期，也可以看出，后期中央集权国家的凝聚力与稳定程度要大于前期，这与官僚铨选制度由察举征辟到科举考试的演变也密切相关。当然也必须指出，科举制植根于我国的具体土壤，它与其他土壤上萌发的制度间具有某些不可比性。科举制有赖于单一民族或多民族国家中主体民族在人口、发展水平与文化认同上的巨大优势。象拜占廷、印度那样民族与文化成份高度多元化的国家是难以发展出类似制度的。而他们那种形态的官僚制或许是维护这种传统多元化国家中央集权制度的最佳选择。 二、从制度层面看科举：“法愈密而天下之乱即生于法之中” 以考试选拔人材，从技术上讲无可非议。纵使它不应成为唯一的选拔方式，也至少应当是选拔方式之一或者是主要方式。起码在入仕之际并无政绩民望可考的情况下，选拔依据在逻辑上不外乎三者：即知识性考试，身份（门第、出身与其他先天性等级）以及个人与机构的随机性荐举。而考试比论身份“公平”，比荐举“客观”，这本属常识，并不是需要在学术上详加论证的深奥之理。现代文官制度中的考试制与我国历史上从察举向科举的过渡，与其说是谁学了谁，不如说两者都更多地是基于这种人类价值基础上的常识与逻辑。而它们在实行中遇到的阻力也不是因为其优点在学理上难于发现，而是因为它妨碍着某种既得利益体系。 但对于一种政治制度而言，人材选拔毕竟是个技术性问题，而政治制度的核心在于统治的合法性基础。而在这个问题上我国科举制与它以前的世卿制、察举制以及外国的罗戈瑟特等官制一样都是以传统型或卡里斯玛型权威作为其合法性基础的。因而它们与建立在法理型权威基础上的现代文官制度、民主国家的文官制度仍有本质的区别。从这一点上来说，提出所谓“选举制好还是考试制好”的问题来就十分荒谬。民主政治中的选举是解决统治合法性问题的，它与作为人材选拔拔术的考试制并不是一个层面的事物。从某种意义上说，芸芸众生在总体上看是平庸的，为他们中多数意志所左右的选举结果也往往是平庸者而不是“英明领袖”或圣明君主当选。那么民主制意义何在？就在于它确立了统治者的权力来自被统治者之授权这一原则，从而较好地解决了统治的合法性基础问题。这样的“统治者”以考试选拔公职人员，就与传统帝王以科举引“天下英雄入吾彀中”[3]有了本质的区别。即使后者的科场纪律比前者更严更“公平”，即使后者在技术上可以为前者所效法，这两者也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制度的规定性反映在技术上，就形成了现代文官制度与古代科举的一些重大区别。一般地说，现代民主国家的官员实行政务官与事务官分途：政务官（掌权者）直接或间接由选举产生，与政党共进退；事务官（办事者）多由考试录用，按业绩或年资晋升，具有职业化、专业化特点，不受政党进退的影响。而传统科举官僚体制恰恰相反，这类体制谈不上政务官与事务官的严格区分而只有“君臣”之别（严格地说只有皇帝是“掌权者”，而百官都是为他办事的“臣仆”或奴才），但通常中央及地方的各级政要（即现代一般列为政务官的阁员、议员与地方主官的古代对应者）都由考试出身而非经选举。反而是各衙门的办事员即所谓刀笔吏者流并不通过考试，而是由种种不规范途径产生：有由正官“自辟僚属”者，从社会上招募者，经各种关系推荐者，甚至还有“学而劣则吏”、专以科场淘汰所余充之者。在明代后一途径居然成为定式，即“生员入学十年，学无所成者及有大过者，俱送部充吏”。[4]而他们在现代文官制中的对应角色正是考试录用的主要对象。 “政务官”不经选举，“事务官”不经考试，这样一种与现代文官制度完全相反的现象当然不是出于科举制设计者的考虑欠周，而是由政治制度本身的专制性质所决定的。“政务官”不经选举则不对选民负责，难以建立权力约束机制。“事务官”不经考试则会难免素质低劣，“天下之吏，既为无赖子所据。”[5]于是在统治合法性与办事效率两方面都造成了严重缺陷。一方面“政务官”不可一世，往往“官逼民反”，另一方面“事务官”蝇营狗苟，衙门陋规泛滥，明清时常有“衙蠹”之称。这显然不是通过强化科场纪律所能解决的。考试选官在技术上确有优点，但它本身并不能解决制度性问题。相反，制度的败坏却能够歪曲这一“技术”。因此尽管到明代科场纪律已经空前严密：“会试：御史供给收掌试卷；弥封、誊录、对读、受卷及巡绰监门，搜检怀挟，俱有定员，各执其事。”“试日入场，讲问、代冒者有禁。……文字中不许自序门第。弥封编号作三合字。……试士之所，谓之贡院；诸生席舍，谓之号房，人一军守之，谓之号军。试官入院，辄封钥内外门户。在外提调、监试等谓之外l官，在内主考、同考谓之内l官。”然而科场中的腐败现象仍然是层出不穷：“其贿买钻营、怀挟请代、割卷传递、顶名冒籍，弊端百出，不可穷究。而‘关节’办甚。事属暖昧，或快恩仇报复，盖亦有之。其他小小得失，无足道也。”[6] 尽管如此，科举官僚制最大的弊病还不在科场，而在官场。即如黄宗羲所说：“今之取士也严，其用士也宽”。所谓取士之严，指士林出路仅有科举一途，造成严重的人材浪费；所谓用士之宽，指一旦考上即易于“ 进”，致使“在位者多不得其人”，官场气大坏。他由此叹道：“取土之弊，至今日制科而极矣！”[7] 黄宗羲所处的明末，有识之士对科举制的评价已如此恶劣。其在两百多年后的清末变革之潮中之被废除就不难理解了。今人对“废科举”持批评态度者往往责怪清末以来在“西化”之风影响下一切求变的“激进主义”，实则科举名声的败坏早在清末“激进主义”兴起以前、甚至早在国门未开、国人尚不识西学为何物以前就很严重了。今人往往奇怪于当时的中国放着那么多的积弊不改，甚至连男人的辫子也尚未剪掉，便急急忙忙地废除了科举制这个据说是“类似于现代文官制度”的宝贝。其实人们如果注意到反科举的思潮兴起于“西化”之前，也许就不会奇怪了。历史不能假设，但倘无西方入侵，科举制在中国自身的轨道上是否就能一直运作下去，也未尝不是个问题。明末时从皇帝到社会上就已对“制科之弊”怨声不绝。崇祯皇帝因此提拔了非进士出身的陈新甲、孙元化、陈启新等人委以尚书、总督、巡抚等要职，并“为拔贡、保举、准贡、特授、积分、换授，思以得度外之士”。但专制之制不改而考官之技已失，反而把事情弄得更糟。“欲得胜于科目之人，其法反不如科目之详，所以徒为纷乱而无益于时也”。[8]这段历史几乎可以说就是200多年后废科举后果的预演，它既说明了专制政治不变而只拿考试一法开刀，后果必然不良，也表明了在专制政治下被严重扭曲了的考试选官法本身的危机。对此如果只埋怨清末“激进改制”坏事，也是有失公正的。ッ髑迨贝科场纪律制定得如此严密，何以科举制仍会败坏呢？我以为黄宗羲的一段话道出了症结所在，虽然这段话他并不是专就科举而言的： 后世之法，藏天下于筐箧者也。利不欲其遗于下，福必欲其于上。用一人焉则疑其敛自私，而又用一人以制其私；行一事焉则虑其可欺，而又设一事以防其欺。天下之人共知其筐箧之所在，吾亦鳃鳃然日惟筐箧之是虞，故其法不得不密，法愈密而天下之乱即生于法之中，所谓非法之法也。[9]为什么“法愈密而天下之乱即生于法之中”？原因就在于这是一种“藏天下于筐箧”即置天下于一家之私囊的立法。科举制败坏的根源就在于此。今日重新评价科举，这一点是不应回避的。三、从政治哲学层面看科举：“大共同体本位”与对个性的禁锢上述黄宗羲的话还可以引起更深层的思考。这段话表明：中国的传统统治者，乃至传统中国人，并不象表面上声称的那样相信“性善论”。他们对人的“自私”与人性的阴暗面可以说是无时或忘，并为此处心积虑地设计“防人”之法。这种中国政治文化中的奇特景观是那些只从儒家圣贤之言来考察“传统”的人难以解释的。明清科场规则之严密，常使今天的科举肯定论者大为赞叹。然而又岂止科场规则，传统中国的“防人之法”达到极高水平的例子可以说不胜枚举。科场防弊达到了每个“考生”派一军人给盯着的地步，官场防弊则达到了本省人不得在本省为官的地步，这就是明清两代发展得登峰造极的回避制。那时除了世袭的土司和法定必须由孔家人任知县的曲阜一地外，全国各地的县官都必须来自外省，甚至本省其他府、县的人也不行，以防同乡结党为弊。就是这些外省人还不能久任，而须频繁调动，以防任职日久形成关系网。对社会上的人际关系，国家也常持以怀疑的眼光，尽量限制人与人之间、个人与社区之间依附关系的发展。甚至对于儒家意识形态极力褒奖的家族组织，专制国家也不象表面声称的那样欣赏。从北魏的废宗主而立三长、明初“浦江郑氏九世同居”被皇帝疑忌为“以此众叛，何事不成？”而险遭杀身之祸，直到清代一些地方官府“毁祠追谱”，抑制宗族势力，专制国家对“强宗右族”的疑惧与礼教对大家族的褒奖始终并存，而且前一因素的实际影响往往超过后一因素。[10]实际上这一切都可以归之为我国政治文化中以“国家（王朝）本位”来排斥在实践上则崇刑废德、扬忠抑孝、强制分家，鼓励“告亲”，禁止“容隐”，不一而足。《秦律》中关于“妻有罪，其财界夫”，“夫有罪，妻先告，其（妻）财不收”、奴婢“盗主之父母不为盗主”的条款，明确承认父子夫妇各有其财。而秦人世风，则有所谓’借父l，虑有德色；母取箕帚，立而谇语。抱哺其子，与公并踞；妇姑不相悦，则反唇相讥。[12]这里亲情之淡漠，恐怕比据说父亲到儿子家吃饭要付钱的“西方风俗”尤有过之。人性险恶，险恶的人抱成团更难制驭，因此国家应当使人际关系尽量自上而下地“一元化”，即皇帝--官僚--吏胥--下民，而任何横向关系如“朋党”、宗族、同乡等等都应减弱到最低限度。以后的历代王朝一方面“独尊儒术”，一方面“汉承秦制”，其统治精神多少都具有“儒表法里”的性质：王道其表而霸道其里，德治其名而刑治其实，看似吏的儒化，实为儒的吏化。历代帝王不论口头上怎么讲，实际上对“法、术、势”的重视远超过四维八德。由汉到清的中国基本上仍是“大共同体本位”的，而不是小共同体本位、更不是个人本位的。像古希腊的德莫、古罗马的父权制大家族，中世纪欧洲的村社、行会、教区这类具有自治因素的“非国家”组织所享有的地位，在传统中国是不可想象的。与西方相比，这种传统秩序与其说是“家族主义”的，勿宁说是“国家主义”的。科举制度就是这一特点的产物。从科举考试的内容看它似乎有明显的儒家色彩，然而这一制度本身应当说主要是法家传统的体现。事实上，更能体现儒家性善论与宗法伦理的选官制度应当是由道德偶象式的地方元老举荐“孝廉”、“贤良方正”为官的察举制度。这一制度被废弃并代之以“冷冰冰的”科场角逐无疑是极权国家权威对宗法权威、“法术势”对温情主义占优势的结果。而学界对此似乎尚无足够认识。另一方面，这种选官制度与中世纪西方贵族制的区别也正是“大共同本位”与“小共同体本位”之别的反映。我们知道，现代化进程的本质内涵是有个性的公民及公民个人权利摆脱传统共同体的桎梏而崛起。而在缺少中央集权专制政体的中世纪西方，“大共同体”长期处在不活跃状态，人的个性发展的主要障碍来自采邑、村社、行会、家族公社等“小共同体”。这些“小共同体”在近代化过程中所受的冲击，与我国法家传统对“小共同体”的否定往往在表象上颇为相似。这就给人以一种印象：似乎古代中国的某些制度是惊人地“现代化”。象科举考试选官制度、回避制度与“现代文官制度”的相似就是如此。类似的还有由于极权国家对于臣民间横向依附关系的限制而形成的民间人际关系“自由化”表象。我国很早就存在着臣民之间的“自由租佃”、“自由雇佣”和“自由买卖”，而很少有西方那样的采邑农奴制以及自治村社对个人的束缚。如果不考虑专制国家对臣民的桎梏，那么我国人民似乎很早就生活在“自由”之中了。然而这当然只是一种幻象，因为在我国历史上，采邑、村社、教区、行会之类“小共同体”权力的不发达，并不是公民个人权利的发达所造成。相反地，它意味着专制国家这一传统的“大共同体”权力的膨胀，它不仅使公民个人权利无由产生，连“小共同体”的权利也被压抑。它“平等地”剥夺了一切人的公民权利。与其说这样的社会不存在着不自由的农奴，勿宁说不存在的只是“自由的”农奴主，而所有臣民都是专制国家及其人格化体现者（君主）的“普遍奴隶”。关于这一点，中国历史上屡见不鲜的《水浒》式造反-“庄主”带领“庄客”（或者说是农奴主带领农奴）造专制国家的反-- 成了最好的注解。 使“天下英雄入吾彀中”的科举制也正是在这一点上体现出它与现代文官制度的最本质的区别。这两者都具有排斥“小共同体利益”的功能，因而在技术上可以十分相似。但前者是从专制国家即大共同体本位的角度排斥“小共同体”，后者却是从公民权利本位即个性本位的角度排斥“小共同体”。考虑到这一点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象黄宗羲那样具有鲜明的个性倾向的中国式“启蒙思想家”在抨击科举制之余，会主张恢复仿佛是更为落后的察举征辟之制：这与社会上的人们宁投“庄主”为“庄客”也不愿做天子爪牙之下的“编户齐民”是一个道理。现在不少论者从技术上指出科举考试仍不如现代文官制“平等”，这自然是可以讨论的。但我认为这并非问题的关键：公民个性本位还是“大共同体”本位才是根本的区别。科举考试即便再“平等”，只要它是一种排斥个性的“平等”，那么它就并无现代性可言，而只能一种天下臣民“平等”地作为皇上奴才候选人的制度。严格地说，它与天下女子在容貌面前一律“平等”地供皇上“选美”的制度并无实质区别。在前近代社会中，束缚个性发展的共同体桎梏是多种多样的，而个性发展的进程往往不可能一下同时摆脱所有的桎梏而一步跨入“自由”状态。因此，个性发展的一定阶段就可能表现为桎梏性较小的共同体权利扩张、对主要的共同体桎梏形成消解机与制衡机制。西欧中世纪向近代过渡时“市民与王权的联盟”就是这样。在“大共同体”不活跃的西方，公民权利在一定阶段上与“大共同体”的体现者结盟，联手反对“小共同体”的桎梏，反对领主权与村社陈规，就成为一种积极的进程。而在市民权利成长起来后，便会转而向王权及其所代表的“大共同体”发起挑战，追求个性的进一步解放。而在传统中国则相反，“大共同体”的桎梏比“小共同体”强得多。因此如果说在西方王权（它在本质上并不是一种市民社会因素）在一定阶段上可以有助于市民社会的成长，那么在中国，或许公民权利在一定时期却需要与某种“小共同体”结盟。我们知道“庄主经济”对于市场经济的根本价值而言是一种落后现象，但正是在某种程度上具有“庄主经济”色彩的乡镇企业，在冲破大一统命令经济的蕃篱、推动中国走向市场机制与人的个性解放的特定阶段上却发挥了重大作用，从这个角度上看，清末对科举制的否定也许仍不失其积极意义，尽管“废科举”之后出现的替代物并不令人称道（犹如“庄主经济”或王权也并不是市场化进程与市民社会所追求的东西一样），尽管我们现在还要为摆脱这些替代物、实现政治人材选拔方式的现代化进行艰苦的努力。[13]总之，公务员任职资格考试作为选拔官员（主要是初入仕途的事务官员）的技术手段，如果不是最好的，至少也是必不可少的。传统科举考试在这方面的确能给人以不少启示。但这一技术手段受基本政治制度（主要是统治合法性的产生机制）制约，正是由于这种制约，科举官僚体系在“官”无选举、“吏”无考试这两点上都根本迥异于现代文官制度，它的积弊及最后被废除都有其内在原因，并不能全归咎于“全盘西化”或“激进主义”。最重要的是：科举官僚制的政治哲学基础是强调“大共同体本位”（君国本位）的传统法家政治理念（因此我认为有必要重新审视所谓儒家文化及其相关概念，诸如性善论、家族本位与“德治”理念等在“中国传统”中的实际地位，至少它与书本上的地位大异其趣）。它与以个人本位（在法理上即公民权利本位）为政治哲学基础的西方文官制由于都排斥“小共同体本位”（家族、社区或利益集团本位），因而可能会有某些技术上的相似。但两者在深层次上的根本区别却可能比它们各自与“小共同体本位”的距离更大。因此，绕开深层次的变革直接借助于那些技术上的相似而从传统官制跨入现代文官制度，恐怕是一厢情愿的空想。在科举制退出历史舞台百年之后，客观地重新评价这一制度并在技术意义上借鉴科举制是完全必要的，但作为历史问题我们不应借弘扬所谓“保守主义”而完全否定“废科举”，作为现实问题我们更不能指望仅靠考试取官就能解决政治体制现代化的出路。注释：[1] R.C.Majumdar, H.C.Raychaudhuri and K.Datta, An Adranced History of India. Macmillan,1978.PP.549-556 [2] W.E.Kaegi,Byzantine Empire:Bureaucracy. N.Oikonomides,Logothete.Bath in Dictonary of the Middle Ages.Vol.2,PP.471-475;Vol.7,P.642. [3] 《唐摭言》卷一。 [4] 《明史》卷六九《选举一》 [5] 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吏胥》。 [6] 明吏》卷七0，《选举二》。 [7] 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取士》。 [8] 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取士》。 [9] 《明夷待访录·原法》 [10] 参见秦晖：《宗族文化与个性解放：农村改革中的‘宗族复兴’与历史上的‘宗族之谜’》，《中国研究》（东京）1995年8月号，28-31页。 [11] 《韩非子·备内》 [12] 《汉书·贾谊传》，今本贾谊《新书·时变》文略异。 [13] 关于“大共同体”、“小共同体”及个性发展（现代化）进程间的关系，详见注[10]秦晖，25-31页。
1905年9月2日，实行了1300年的科举制度由光绪皇帝下诏废止。但科举的影响并未从此消失，对它的是非得失，许多评论失之偏颇，缺乏历史唯物主义的、实事求是的态度。应该如何评价它呢？没有功劳也有苦劳一种制度存在一千多年，不被别的制度所取代，说明它本身的优越性和存在的合理性。它是当时先进的选拔人才的方法，没有功劳也有苦劳。两汉时期，中国的封建制度正在逐渐完备，如何选拔人才，统治者起先采取的是征辟、荐举的办法，由地方官或世家豪族向上级以至中央政府推荐人才，被推荐的往往是世家子弟。推荐的标准是门第高贵， “举秀才不知书，举孝廉父别居”。魏晋实行九品中正制度，把人才分为九等进行品评，但主要根据仍是家庭出身，道德、文章、才干都是次要的。主持品评的大小中正也都是世家豪族， “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因此从东晋到南北朝，北方的崔、卢、王、谢，南方的朱、张、顾、陆，这些名门大族高踞政府的要津，连皇帝老子也要退让他们三分，这种门阀政治造成贵族与平民之间有着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堵塞了平民百姓中优秀人才的晋身之路。隋朝以后实行科举制度，开科取士，“十年窗前勤苦读，一举成名天下知”，寒素之家的子弟也能由读书科举进入仕途，打破了世家大族垄断做官权利的局面，国家选拔人才也就有了更广阔的天地，而且一个人中了举人、进士，改变了自己的地位，也鼓励了十个人、一百个人勤奋读书，对提高整个民族的文化素质也是有好处的。唐和两宋是中国封建社会发展到巅峰的时期，也是科举制度逐步完备的时期，当时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化，其中就有科举制度的一份功劳。元朝是少数民族入主中原，统治者起先不懂得科举的作用，后来有所认识，也加以恢复使用。明太祖朱元璋虽然自身没有多少文化，但很了解实行科举有利于巩固他的统治，即位之后很快开科取士。清朝统治者也是这样。经世致用含华咀英从整个封建社会来说，读书人不敢谈经世致用的时间是不长的，因此，以儒家学说为指导思想的科举考试，也大都不是脱离实际的。南宋宝佑四年（1256年）文天祥中状元的那一科，考试题目有五百八十六字之多，最后几句说：“天变至臻，民生寡遂，人才乏而士习浮，国计殚而兵力弱，荷泽未靖，边备孔棘，岂道不足以御世欤？抑化裁推行有未至欤？”题目毫不隐讳地指出了国家的严重情况，要士子们出谋划策，化解危机。清光绪壬寅科（1902年）福建乡试（考举人），主考官是闽浙总督许应骙。这次出了三个题目：《汉唐宋开国用人论》、《勾践焦思尝胆论》、《子贡使外国论》。第一个题目评论历史，有古为今用的意义。第二个题目很有现实意义，当时甲午战争、八国联军之役中国一败涂地，惨遭割地赔款的屈辱，提倡发扬勾践卧薪尝胆的精神，誓雪国耻，这和形势结合得多么紧密。第三个题目很有趣，也很高明。子贡是孔子学生中善于理财会做生意的，汉朝为什么不能派像子贡这样的人到匈奴做生意，进行经济交流使双方都有利，求得边境的长期安宁。接下来的会试（考进士），因为北京的贡院遭到八国联军的破坏还没有修好，便改在开封举行。大总裁盛宣怀出了个题目《论铁路收归国有》。这是当时的热门话题，后来还成为武昌起义的导火线之一。中国的科举，历来是以儒家学说作为指导思想的。儒家从孔子开始，就是讲经世致用的。孔子思想的精髓在于《论语》，如果《论语》没有经世致用的作用，就不可能有“半部《论语》可以治天下”的说法。儒家学说是经过不断改造的，每次改造都与当时的思想政治相联系，因此说儒家学说和经世致用脱节，是片面的。在封建社会中，读书人不敢评论时政，这种情况也是有的，但一旦文网松懈，情况就变了，道光年间，经世致用的呼声高入云霄，因而出现了像龚自珍、魏源这样开一代风气之先的思想家。选拔精英机制完善像李白、杜甫这样的旷世奇才，都没有考中进士，因而有人认为科举并不公正。其实，在我国实行一千多年的科举制度，目的是让读书人通过统一考试，择优录取，分配他们做各级官吏，实现学而优则仕原则的精英选拔机制。首先，科举的录取率很低，除恩科而外，正科三年一次，每省乡试只取一二百人，全国的会试取三百多人，绝大多数人是要落榜的，这样的录取率，怎能做到像唐太宗所说的“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其次，有人兴趣在于走“终南捷径”，不愿意一个台阶一个台阶走科举的路。第三，科举选拔的是做官的人才，不是培养诗人。当然，诗人文学家符合科举选拔人才条件的，也能够入选。唐宋八大家中，除苏洵以外，其他七人全是进士出身。总的来说，科举一般是公正的，但不可能完全公正。科举从隋唐起直到清末，实行一千多年，各种制度都比较完善。比如进入考场，要经过严格的搜查，搜身而外，用具（笔墨砚）也要检查，带进去的午餐干粮都要切开来看看，要夹带进入号房是很难的。收买考官也不容易，每次考试，一位主考三四位同考，只要遇到一个刚正不阿不要钱的，把你揭发出去，就要被判重罪。而且考试的文章是要公布的，称为“闱墨”，还要刊刻印书，卖给参加考试的人做范文。《儒林外史》中马二先生就是干这个行当的。文章不太像样，拿不出手，刊刻出来更会惹祸。朝廷对科场作弊都用重典，被处以极刑的屡见不鲜。咸丰年间大学士柏俊就因科场作弊被腰斩。鲁迅的前辈也因涉及科场案弄得倾家荡产，身陷囹圄。因此除偶尔有人铤而走险外，人们大都不敢以身试法，考试作弊的现象实属少见。科举考中的状元以及进士、举人等，在社会上大都是一时俊彦，颇能干出一番事业。清朝260多年中，举行殿试112次，中状元的有112人，其中出了不少人才。比如乾隆庚辰科状元毕沅，除官至湖广总督而外，经、史、文字学、金石学造诣都很深，并且主持编纂《续资治通鉴》220卷。咸丰丙辰状元翁同龢，官至军机大臣、尚书，是同治、光绪两朝的帝师，甲午战争中坚决主战，戊戌变法时坚决支持光绪皇帝，以致被慈禧太后革职，其胆识为时人称赞和景仰。毛泽东说过，谈到中国的现代工业，不能忘记四个人。这四个人中有一个叫张謇的，是中国民族工业的奠基者之一，此人就是光绪甲午科的状元。中状元也有靠运气的，光绪癸卯科殿试时，适值慈禧太后70大寿，进士王寿彭名字吉利（古代传说中彭祖寿高八百岁），因而中状元。乾隆甲辰、丁未、庚戌三科，屈居榜眼的王鸣盛、孙星衍、洪亮吉都是名噪一时的大学问家，而状元则不太出色，有人讥讽考官有眼无珠，说三个状元都是撞上了大运，但这毕竟是少数。其实，科举中最大的不公正是对生员的出身有一些不合理的限制。上辈或本人要过饭，可以参加科举并中状元，如宋朝的吕蒙正和明朝的范际昌；可是有的职业却被视为“贱业”，如剃头的和唱戏的，子孙不能参加科考，这是毫无道理的规定，是科举制度中严重的不公正。废除科举兴利除弊科举制度本身也存在着许多弊病。唐宋时代，限制还没有那么多。明清以后，解释儒家经典要以朱熹的《四书集注》为标准，不能越雷池一步，这就束缚了人们的思想。明清两朝还规定，科举考试的文体为八股文，这种死板僵化的文体，对人们思想的束缚更为严重，这两项颇为世人所诟病。科举制度最致命的弱点，是清朝中后期它选拔出来的人才不能适应国家和社会的需要。清朝同治、光绪年间，一部分官僚推行洋务运动，创办了一些新式企业，如招商局、电报局等。这些企业是要用西方的生产技术和管理方法来经营管理的，出身于科举的举人秀才对这些东西十分陌生，无法胜任工作。西方的学校正是培养这方面人才的，它们有小学、中学、大学，各种专门学科齐全，这显然比我们的科举制度优越。如果我们还是八股取士、策论取士，新的人才从何而来？再说，西学东渐之后，各门自然科学如物理、化学等向全世界传播，我们的知识分子茫然无知，还在整天子曰诗云，如何跟得上社会发展的步伐？因此我国的有识之士抨击科举，提出“废科举，兴学堂”，这是完全正确的。这不仅是一种主张，而且已付诸实践。1895年，北洋大臣王文韶在天津创办北洋西学堂（北洋大学前身），1897年，盛宣怀在上海创办南洋公学（交通大学前身），后来各省也陆续创办了新式学堂。在这种情况下，1905年正式废止科举，由学校取而代之，就是顺理成章、势所必然的了。至此，科举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法律史博士生沈大明：中国的科举制度的特点及利与弊中国的科举制度主要表现出三个特点：贤能治国，为我所用；标准客观，竞争公平；立法保护，稳定延续。其作用和价值主要体现在：统一了价值，延续了文化；推动了教育，培养了人才；稳定了政治，推动了发展。其负面作用表现为导致了学校教育与社会的脱离，内容单一，文体要求走向极端等。总之，因为有科举考试，才有中国官僚体制的稳定中的延续，也因为有科举考试，才有中国历史和文化的曲折中的发展。
科举兴衰 科举制度在中国实行了整整一千三百年，对中国以至东亚、世界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隋唐以后中国的社会结构、政治制度、教育、人文思想，莫不受科举的影响。 科举原来目的是为政府从民间提拔人材。相对于世袭、举荐等选材制度，科举考试无疑是一种公平、公开及公正的方法，改善了用人制度。最初东亚日本、韩国、越南均有效法中国举行科举，越南科举的废除还要在中国之后。十六至十七世纪，欧洲传教士在中国看见科举取士制度，在他们的游记中把它介绍到欧洲。十八世纪时启蒙运动中，不少英国和法国思想家都推崇中国这种公平和公正的制度。英国在十九世纪中至末期建立的公务员叙用方法，规定政府文官通过定期的公开考试招取，渐渐形成后来为欧美各国彷效的文官制度。英国文官制所取的考试原则与方式与中国科举十分相似，很大程度是吸纳了科举的优点。故此有人称科举是中国文明的第五大发明。今天的考试制度在一定程度上仍是科举制度的延续。 从宋代开始，科举便做到了不论出身、贫富皆可参加。这样不但大为扩宽了政府选拻人材的基础，还让处于社会中下阶层的知识份子，有机会透过科考向社会上层流动。这种政策对维持整体社会的稳定起了相当的作用。明清两朝的进士之中，接近一半是祖上没有读书、或有读书但未作官的“寒门”出身。但只要他们能“一登龙门”，便自然能“身价十倍”。历年来千万莘莘学子，俯首甘为孺子牛，目的多亦不过希望能一举成名，光宗耀祖。可以说，科举是一种拢络、控制读书人的有效方法，以巩固其统治。 科举为中国历朝发掘、培养了大量人材。一千三百年间科举产生的进士接近十万，举人、秀才数以百万。当然其中并非全是有识之士，但能过五关斩六将，通过科考成进士者，多数都非等闲之辈。宋、明两代以及清朝汉人的名臣能相、国家栋梁之中，进士出身的占了绝大多数。明朝英宗之后的惯例更是“非进士不进翰林，非翰林不入内阁”，科举成为高级官员必经之路。利玛窦在明代中叶时到中国，所见负责管治全国的士大夫阶层，便是由科举制度所产生。 科举对于知识的普及和民间的读书风气，亦起了相当的推动作用。虽然这种推动是出于一般人对功名的追求，而不是对知识或灵性的渴望；但客观上由于科举入士成为了风尚，中国的文风普遍得到了提高。明清两朝时，中国的读书人以秀才计，大部份时间都不下五十万人；把童生算在内则以百万计。当中除少数人能在仕途上更进一步外，多数人都成为在各地生活的基层知识份子，这样对知识的普及起了一定作用。而且由于这些读书人都是在相同制度下的产物，学习的亦是相同“圣贤书”，故此亦间接维持了中国各地文化及思想的统一和向心力。 科举所造成的恶劣影响主要在其考核的内容与考试形式。由明代开始，科举的考试内容陷入僵化，变成只要求考生能造出合乎形式的文章，反而不重考生的实际学识。大部分读书人为应科考，思想渐被狭隘的四书五经、迂腐的八股文所朿䌸；无论是眼界、创造能力、独立思考都被大大限制。大部份人以通过科考为读书唯一目的，读书变成只为做官，光宗耀祖。另外科举亦局限制了人材的出路。到了清朝，无论在文学创作、或各式技术方面有杰出成就的名家，却多数都失意于科场。可以推想，科举制度为政府发掘人材的同时，亦埋没了民间在其他各方面的杰出人物；百年以来，多少各式菁英被困科场，虚耗光阴。清政府为了奴化汉人，更是严格束缚科举考试内容。清代科举制日趋没落，弊端也越来越多。清代统治者对科场舞弊的处分虽然特别严厉，但由于科举制本身的弊病，舞弊越演越烈，科举制终于消亡。 就算在科举被废除以后，它仍然在中国的社会中留下不少痕迹。例如孙中山所创立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中规定五权分立，当中设有的“考试院”便是源出于中国的科举考试传统。另外，时至今日科举的一些习惯仍然可以在中国大陆的高考中看见。例如分省取录、将考卷写有考生身份信息的卷头装订起来，从而杜绝判卷人员和考生串通作弊、称高考最高分者为状元等等，俱是科举残留的遗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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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想吧，写论文怎么能依靠别人呢？
很高兴为您解答：问题：跪求两岸关系论文，600字左右解答：海峡两岸之间最重要的、金刚不坏的纽带，是我们共同享有的中华文化。通过不断的交流和研讨，我们可以把这根纽带扭得更紧。孔子是中华文化的象征，他的伟大思想是中华文化的核心，为所有中华儿女共同享有的精神遗产;保存并弘扬以儒家学说为主干的中华文化，是包括两岸人民在内的所有中华子孙的天职。 中华文化的智慧体现在哪些地方?就体现和渗透在处理人和人的关系、人和天的关系、现实和未来的关系以及个人的身与心的关系方面。贯穿在这四大关系中的是中华文化中的哲学理念，就是“天人合一”，是“阴阳和合”，是“和而不同”。中华文化最早树立了以人为本的道德理念，因为我们的先民从历史中，从大自然中，从现实生活中，正确地总结了人类社会应有的正常关系，即:无数个体是社会和国家的基础，个人的道德修养关乎社会的稳定和进步，于是形成了由己以达天下的“修―齐―治―平”道德之路。 在中华文化极为丰富的内涵基础上，在治国和平天下方面又形成了“王道”思想。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称中国五千年来为“超稳定”的社会，但是他却没有注意到造成稳定的众多原因中的这一条。当今世界的形势颇为类似中国的战国时代，群雄并争，吞噬资源，毁坏环境，弱肉强食。“霸道”充斥世界:人对人霸，国对国霸，人类对自然霸。究其霸之因由，归根结蒂是极力高悬一个“利”字，无限容忍一个“贪”字。这种霸道的世界绝对不能再继续下去了!而解决之道，除了对于霸道给予必要的抗争、阻遏，还需从长远、从根本处寻求出路，要在整个社会对利的贪求和对道德良知的珍惜二者之间求得相对的平衡。正是在这点上，中华民族可以做出对人类的巨大贡献――中华文化有着独特的智慧和丰富的经验来平衡身与心、物与魂、己与他的关系。这智慧和经验，对于个人来说就是对德的崇尚和终生的追求;对于社会、国家和天下来说，就是“王道”。“王道”的提法，首先见于《尚书洪范》:“无偏无党，王道荡荡。无党无偏，王道平平。无反无侧，王道正直。”此时“王道”所指，还是具体的周先王治理天下之道。到了《孟子》说“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这时的王道，则指的是为王之道。至于把“王道”作为一种理想政治的专称，与“霸道”相对，恐怕还是汉儒的功劳。“王道”所指虽然有此变迁，但是其共同点则都是强调对内以德(仁、义)治国，对外则“修文德以来之”，视四海为一家。 “王道”，即意味着包容、平等、友爱、融合，意味着以人类共同的幸福为终极目标，这正是当今世界和许多国家所欠缺的。我们愿意和台湾朋友一道，开展这一论题的研究，并努力把“王道”思想的精华介绍给全世界。
三国演义大家都知道 尊刘贬魏 把曹操作为了 反面人物，挟天子以令诸侯、乱世奸雄 但殊不知 作为三位君主之一的曹操 其雄才伟略均在孙、刘之上曹操，字孟德，三国时期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诗人，魏国的奠基者。他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文武双全、身经百战的英雄人物。“说曹操，曹操到”、“徐庶进曹营，一言不发”、“身在曹营心在汉”......很少有那位古人会像曹操这样，被我们随时提到。但是，现代人对曹操的了解实际上并不多。人们对他的了解大多是“白脸奸臣”“汉贼”之类，这可以说是受了《三国演义》的影响，但近些年随着对曹操研究的深入，以及今年曹操墓的发现，一阵新的曹操热便随之而起，所以，近十年以来，已经有很多学者对曹操进行了研究，发表了一些论文。在这里我就对近十年来对曹操的研究概况作一个总结，以便于后来者进行更深入的研究.以下，将分几个方面来简述。一、 曹操的形象历史上的曹操(155—220年)，是东汉末期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他出身豪门，其父曹嵩官至太尉；年轻时便机警而有权术，被当时名气很大的人物评论家许劭评为“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在镇压黄巾军中，他初露头角，历任骑都尉、济南相、典军校尉；在天下大乱时，他更是大显身手，由东郡太守升格为州牧，成为占据一州的诸侯(东汉全国共十三州)。建安元年(196年)，他接受荀或建议，迎汉献帝至许都，从此挟天子以令诸侯，在政治上占据主动，先后歼灭吕布、袁术、袁绍等割据势力，逐步统一了北方。建安十三年(208年)秋，他率军南下，不战而得荆州；但在赤壁之战中被孙权、刘备联军打败，统一全国的计划受阻。此后，他一面发展生产，恢复经济，一面强化对朝政的控制，为其子曹丕代汉奠定了基础。他精通兵法，是汉末最富谋略的军事统帅。他又是卓有成就的诗人，其诗气势称雄，慷慨悲壮。在当时的政治舞台上，象他那样的全才式的杰出人物，真是罕有其匹。对于汉末形势的发展和三国鼎立的形成，他起了很大的作用。对于这些方面，历来研究甚多；特别是20世纪50年代以来，对历史人物曹操的历史功绩、历史地位，学术界大致已有共识，这里不作更多的论析。《三国演义》中的曹操形象，是全书人物中性格最丰富、最复杂的一个人物，也是一个塑造得极为成功的艺术典型。《三国演义》中的曹操形象，不仅是历史人物曹操基本特征的艺术演绎，而且集中涵盖了千百个封建统治者的复杂品性，因而具有更高层次、更大范围的历史真实性。在中国文学史上，很难找到象曹操这样集真伪、善恶、美丑为一体的封建政治家形象，这样的“圆的人物”。他完全可以列入世界名著之林的不朽就艺术典型的行列之中，具有永恒的审美意义。二、 曹操的性格学界谈到曹操 的为人和性格,大抵有两种观点 ,一是将政治人物 的曹操与文学人物的曹操合并来看 ,说其不论为人或为诗 ,均谲诈阴险 ;二是把曹操的政治活动与文学创作分开 ,说其为人谲诈 ,为诗真诚 。但是 ,这两种观点都过于笼统 ,都把曹操的性格看成一成不变 的东西 ,不免有些机械 。笔者认为,曹操的性格是复杂多变的 , 青壮年的曹操和老年 的曹操有不 同的性格特点 :青壮年 时期的曹操慷慨通脱 , 自信机警 ;老年曹操多忧多 虑和孤独谲诈 。当然心理学认为 ,人的性格是逐渐形成的 ,不 可能有截然 的分期 。笔者分曹操性格为两个 时期 是 出于探究 的方便 。前期性格的 自信特征当然在后期还存在 ,但是慢慢为忧虑的特征所笼罩 。前 期慷慨机警的性格特征也见于后期 的诗篇 ,但是更多的时候为谲诈的特征所遮掩 。当然从整体上看 ,曹操性格是多重的 ,很多看似矛盾的现象都在他 的身上统一起来 :他用人不疑 ,不为用者就杀掉 ;他唯才是举 ,又嫉贤妒能 ;他杀人如麻 ,临刑又唏嘘流涕 ;他食邑两万户 ,又大力倡行节俭 。凡此种种都说明曹操性格上的多重性 。曹操出身于宦官之家 ,虽然衣食无忧 ,但社会地位较低 ,这对幼年曹操游手好 闲的个性有很大的影响 。曹操在镇压黄巾起义 的过程 中实力 日益强大 ,他挟天子 以令诸侯 , 剪除群 雄 ,统一 北方 。但赤壁之战的失败击碎 了曹操统一全 国的美梦从此 ,统一大业和时光短暂成为曹操生命 中的重, 要矛盾 。这一矛盾 的发展对曹操性格 的演变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三、 曹操的军事思想曹操的军事思想有广泛的来源。首先，来源于他统一战争的实践。曹操在这一实践中，探讨了如何从没有兵、没有地盘起步，如何在群雄包围的内线作战中杀出重围，如何战胜强敌袁绍成长为中国最强大的力量，如何为消灭联合起来的南方势力进行战争准备。核心问题，是在汉末条件下综合运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手段，实现以弱胜强，尔后以强胜弱。由于他所处的北方，混战比任何地方都激烈，战乱造成的人口锐减，经济崩溃，比任何地方都严重，曹操又连克群雄，所以其军事实践也比任何群雄都复杂、生动和成功，为其军事思想提供了丰富的材料。曹操又是一位好学深思之士，御军30多年，手不离书，白天研讲武策，晚上思考经传，又喜好同众僚属讨论问题，内论御敌固守、行军进退之宜，外料敌人变化、彼我虚实、战争之术，经常整夜不停地探讨。沿着这条实践、探讨、再实践、再探讨的道路，最终形成了他的军事思想。这一军事思想，是他个人才力的产物，也是他周围谋士共同智慧的结晶，是指导曹操取得胜利的思想。曹操既反对一味恃武，也反对一味恃文。他肯定战争，称颂战争是济世所需，引证儒家经典说，《易经》称上古有“弧矢之利”（弓箭之利，是在天下建立权威），《论语》曰“足兵”（应保持足够的武装力量），《尚书?洪范》八政曰“师”（古代八种政事为建立和使用军队），《易经》“师贞丈人吉”（当战争是正义的，而且有德高望重的人临阵指挥时，就吉利），《诗经?大雅?皇矣》“王赫斯怒，爰征其旅”（天帝告戒周文王不可贪求别人土地，但是当密国人来侵犯时，文王则赫然大怒，整军而出，以止其侵犯），以上述经典证明儒家并不一概反战。曹操有征引史实，说明黄、成汤、周武王“咸用干戚以济世”，援引《司马法》“人故杀人，杀之可也”。认为不如此，有可能像只文不武的徐偃王那样，迅速失败，结论是：“恃文者亡”。曹操坚持武力统一中国。一丞相掾属谏止他对刘备用兵，曹操说，你应当了解我，想让我安坐不动，只推行周文王的文德，恐怕我不是那样的人。四、 曹操的文学成就曹操“外定武功，内兴文学”，他又是汉末杰出的文学家和建安文学新局面的开创者。他一方面凭借政治上的领导地位，广泛地搜罗文士，造成了“彬彬之盛”的建安文学局面；一方面用自己富有创造性的作品开创文学上的新风气。他的诗全部都是乐府歌辞，史家说他“御军卅余年，……登高必赋，及造新诗，被之管弦，皆成乐章”，确是实录。这些乐府歌辞虽沿用汉乐府古题，却并不因袭古辞古意，而是继承了乐府民歌“缘事而发”（《汉书?艺文志》）的精神，“用乐府题目自作诗”（清方东树语），反映了新的现实，表现出新的面貌。曹操的诗极为本色，艺术上的显著特点是用朴质的形式披露他的胸襟，使人读其诗如见其人。他是一个雄心勃勃的政治家和军事家，所以诗也是“如幽燕老将，气韵沉雄”。尽管在语言形式上极接近汉乐府，却有自己的独特风格。曹操的诗不仅对建安文学有开风气的作用，由于创造性较大，对后代文学也有重要的影响。他的以乐府古题写时事的作法对后来的新乐府诗有很大的启示。从他这种旧题新事乐府到杜甫的“即事名篇”的新题事乐府，再到白居易等人掀起的新乐府运动，可以清晰地看出一脉相承的发展。另外，《诗经》以后，四言诗很少佳篇，曹操继承了“国风”和“小雅”的抒情的传统，创造出一些动人的篇章，使四言诗再一次放出光采。后来嵇康、陶渊明等人有成就的四言诗都是沿着这条路走下去的。曹操又是“改造文章的祖师”。他的文和诗一样富有创造性。汉代散文，由于受辞赋的影响，趋向骈偶化，各种体裁的文章也往往形成某种固定的框框。曹操的散文只是用简洁朴素的文笔把要说的话自由地写出来，却自有鲜明的个性。如《让县自明本志令》，用简朴的文笔把他一生的心事披肝沥胆地倾吐出来，具有政治家雄伟的气魄和斗争的锋芒。文中说：“设使国家无有孤，不知当几人称帝，几人称王”，这些话是非曹操不能道的。曹操这种“清峻”“通脱”的散文风格表现了建安散文的新风貌，对魏晋散文的发展有重要的影响。今天，对于曹操的研究仍将作为一种文化现象，被一代又一代的人们评说，他将具有永恒的文化
When I opened the beginning of the article, clearly remembered in the classroom, teacher readed the first paragraph to us. At the beginning of listening after teachers read, I did not understand a bit, why should teacher selected just one paragraph to read for us to listen. But then the teacher's a few questions aroused me great interesting. And i've readed it again with taken the teacher's questions. Now, to see the whole book, come back to thinking about the beginning of the doubt, all glance at the heart. The author use the way directness describe, with short、concise setences, just a few of the features described as "across the plains of the rivers and mountains vaguely visible," "pebbles and great circle of stone in the river bed , show its cirdle and white." , "Clear water, fast river", just as a display screen in front readers. The work at the beginning seted the base, such as "tree trunks are full of dust," "leaves as early as drop-in in that year" and "only the leaves on the road,emptily", all those may showed this should be a sad story. The first part of the story has a lot of description on the war, the author through the officers's eyes and mouth to saying the the battle situation, describing the dining hall officers and clerics in the war…… attitudes and views from those described, we understand the social background and the characters's survival state of the story. Hemingway's integration scenarios about the environment, with action and image to performance emotion purely. The dialogue in telephone, short and real inner monologue, we can see that daily-language base on heavy hardwork. I think that love story can't be lacked in all atory, no love story no complete works. In "A Farewell to Arms", we clearly see the male hero's love to the female hero changed and developmented step-by-step , and eventually difficult as people would like to. It should be said that this love is broken by the war. Story begain, for this war, the hero in this book is dutifully to the war. To the soldiers suffering from intestinal hernia he help them without any complainer, in the first attack he ignor the danger beside him to took back the drivers foods, after injured he still had heroic spirit of humility, and all of those performance this point. Shows a soldier should had the courage and kind. And at this time, he also started contact with Miss Barlaick, beginning with the purpose of not pure. Longer and longer the war time. In the dining hall, all kinds of people were in the discussion of the war. The cleric whom Henry concerned made Henry understand a lot.At the same time, Henry begain to had a doubt on the war. In his convalescence, he has successfully developed his love, healed his hurt. However, the reality can not be what a person was willing to. He had to return to the war. Personally experienced all kinds of war,particular saw the Italian military be defeated with helter-skelter, saw his comrades die in his own eyes, and military police arbitrarily executed the officers who separated from his troop……The war bring people a series of pain and sadness.All these made Henry determined to leave the war, been far away from the war, took off the military uniform, to found his lovey determined……From the story of what happened these days, Henry's attitude toward the war have taken place in major changes. He was no longer believe in war, no longer willing to participate in the war. He has arrived in Milan, did not read newspapers, did not care about the battle situation.At this time Henry has been fully made himself out of the war. And just wanted been together with his loved girl. Risked their lives to leave the Milan, arrived in Switzerland, you can say that this was the beginning of a new life. Henry and lovey lived a simple but pleasure rural life. Although at this time they left the war, but it always gave people a false sense of that life.Always fearing that it would be a dream.Life was worrying still.Aafraid that dream would broke up, afraid that the well-being would no longer someday…… The outcome still made us sad, Carsarlin finally left Henry. In times of chaos, the love flower withered at last. Made us bemoan…… From the whole story, Hemingway wrote the process that peaple doubt the war,hate the war,till play it cool and numbly to the war that destructed love and humanity.Reflecting the mental of cynical ,the crisis of faith "confused Generation " after the First World War.In the book the hero Henry fulfilled to the war till censured it.This change shows in Italian all sectors of the community's attitude to war.And Hemingway just wanted to make people "to understand of the thoughts and feelings in the war from this book" . Now to reading, this is a novel has many attraction and something to learn from it. Hemingway's language does have its merits, worth to taste……
商务英语专业毕业论文 论文选题 论文选题是毕业论文写作的开端。能否选择恰当的题目，对于整篇毕业论文写作是否顺利，关系极大。好比走路，这开始的第十步是具有决定意义的，第一步迈向何方，需要慎重考虑。否则，就可能走许多弯路，费许多周折，甚至南辕北辙，难以到达目的地。毕业生选题，要遵循这样两条基本原则：第一条是价值原则，即论文的选题要有价值。论文价值有理论价值和应用价值之分，选题时，要把应用价值摆在首位。学生写的毕业论文不是毫无实际意义的“空对空”的文字游戏，而是来源于现实，并为现实服务的。第二条是可行原则选题时要充分考虑主客观条件。客观条件主要是写作的时间、地点、环境；主观条件包括作者的才能、学识和所掌握的材料等。学毕业生在选择毕业论文题目时，必须考虑自己的主、客观条件，量力而行。即要选择那些客观上需要，主观上又有能力完成的题目。 选题的具体方法 1、尽快确定毕业论文的选题方向 在毕业论文工作布置后，每个人都应遵循选题的基本原则，在较短的时间内把选题的方向确定下来。从毕业论文题目的性质来看，基本上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中提出的理论和实际问题；另一类是专业学科本身发展中存在的基本范畴和基本理论问题。大学生应根据自己的志趣和爱好，尽快从上述两大类中确定一个方向。 2、在初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选定毕业论文的具体题目 在选题的方向确定以后，还要经过一定的调查和研究，来进一步确定选题的范围，以至最后选定具体题目。下面介绍两种常见的选题方法。 1）浏览捕捉法 这种方法就是通过对占有的文献资料快速地、大量地阅读，在比较中来确定题目的方法。浏览，一般是在资料占有达到一定数量时集中一段时间进行，这样便于对资料作集中的比较和鉴别。浏览的目的是在咀嚼消化已有资料的过程中，提出问题，寻找自己的研究课题。这就需要对收集到的材料作全面的阅读研究，主要的、次要的、不同角度的、不同观点的都应了解，不能看了一些资料，有了一点看法，就到此为止，急于动笔。也不能“先入为主”，以自己头脑中原有的观点或看了第一篇资料后得到的看法去决定取舍。而应冷静地、客观地对所有资料作认真的分析思考。在浩如烟海，内容丰富的资料中吸取营养，反复思考琢磨许多时候之后，必然会有所发现。 浏览捕捉法一般可按以下步骤进行： 第一步，广泛地浏览资料。在浏览中要注意勤作笔录，随时记下资料的纲目，记下资料中对自己影响最深刻的观点、论据、论证方法等，记下脑海中涌现的点滴体会。当然，手抄笔录并不等于有言必录，有文必录，而是要做细心的选择，有目的、有重点地摘录，当详则详，当略则略，一些相同的或类似的观点和材料则不必重复摘录，只需记下资料来源及页码就行，以避免浪费时间和精力。 第二步，是将阅读所得到的方方面面的内容，进行分类、排列、组合，从中寻找问题、发现问题，材料可按纲目分类，如分成： 系统介绍有关问题研究发展概况的资料； 对某一个问题研究情况的资料； 对同一问题几种不同观点的资料； 对某一问题研究最新的资料和成果等等。 第三步，将自己在研究中的体会与资料分别加以比较，找出哪些体会在资料中没有或部分没有；哪些体会虽然资料已有，但自己对此有不同看法；哪些体会和资料是基本一致的；哪些体会是在资料基础上的深化和发挥等等。经过几番深思熟虑的思考过程，就容易萌生自己的想法。把这种想法及时捕捉住，再作进一步的思考，选题的目标也就会渐渐明确起来。 2）追溯验证法 这是一种先有拟想，然后再通过阅读资料加以验证来确定选题的方法。这种选题方法必须先有一定的想法，即根据自己平素的积累，初步确定准备研究的方向、题目或选题范围。但这种想法是否真正可行，心中没有太大的把握，故还需按着拟想的研究方向，跟踪追溯。追溯可从以下几方面考虑： ①看自己的“拟想”是否对别人的观点有补充作用，自己的“拟想”别人没有论及或者论及得较少。如果得到肯定的答复，再具体分析一下主客观条件，只要通过努力，能够对这一题目作出比较圆满的回答，则可以把“拟想”确定下来，作为毕业论文的题目。 ②如果自己的“拟想”虽然别人还没有谈到，但自己尚缺乏足够的理由来加以论证，考虑到写作时间的限制，那就应该中止，再作重新构思。 ②看“拟想”是否与别人重复。如果自己的想法与别人完全一样，就应马上改变“拟想”，再作考虑；如果自己的想法只是部分的与别人的研究成果重复，就应再缩小范围，在非重复方面深入研究。 ④要善于捕捉一闪之念，抓住不放，深入研究。在阅读文献资料或调查研究中，有时会突然产生一些思想火花，尽管这种想法很简单、很朦胧，也未成型，但干万不可轻易放弃。因为这种思想火花往往是在对某一问题作了大量研究之后的理性升华，如果能及时捕捉，并顺势追溯下去，最终形成自己的观点，这是很有价值的。 追溯验证的选题方法，是以主观的“拟想”为出发点，沿着一定方向对已有研究成果步步紧跟，一追到底，从中获得“一己之见”的方法。但这种主观的“拟想”绝不是“凭空想象”，必须以客观事实、客观需要等作为依据。 论文参考题目： 1/商务英语在中国加入WTO后的新趋势... 2/中英文在生活习语中的差异 3/论英汉翻译中的外来词译法 4/幼儿英语的愉快教学 5/中英文化的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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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尔滨工业大学土木工程学院钢结构与木结构学科组博士生导师名单 沈世钊、张素梅、武振宇、祝恩淳、范 峰、武 岳、崔昌禹、王玉银、支旭东 樊承谋教授：木结构“末代皇帝” 时间：2008-7-9 9:40:03 阅读： 394 标签： 木结构 樊承谋 樊承谋，1926年2月出生于温州。毕业于瓯江小学（现广场路小学），1949年毕业于厦门大学土木系。1950年入哈尔滨工业大学研究生班，学完俄语之后，师从哈工大原苏联专家组组长卡冈教授从事木结构研究。 长期以来，樊承谋从事木结构及纤维混凝土的教学与科研，发表论文100多篇。曾任原哈尔滨建筑工程学院教务处处长、建筑材料系主任等职。2000年该学院重新并入哈尔滨工业大学，他任土木工程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国际标准化组织木结构技术委员会中国常驻代表、全国木材及复合材料结构标准技术委员会副主任等职。他曾主编《木结构》等高等学校试用教材，主编国家标准《木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50206—2002、主编中国工程建筑标准化标准《钢纤维混凝土试验方法》、主编建筑工业行业产品标准《建筑用竹材物理力学性质试验方法》等。出版的专着有《木结构工程》、《钢纤维混凝土应用技术》、《现代木结构》、《木结构基本原理》等。樊承谋在木结构的教学、科研长期处于停顿状态的大环境下，始终坚持对木结构的关注和研究，被誉为我国木结构的“末代皇帝”。 樊承谋说樊家取得成功的秘诀来自认真读书、认真做事。（陈莉莉/摄） 樊家在温州市区八字桥一带曾算大户人家。清末，店员出身的先祖樊德臣，赚了几个钱之后发奋读书，考取生员。他勤俭节约，时常把布鞋夹在腋下走路，因此成了附近有名的“大脚”生意人。一个偶然机会，他发现了改建成内河小客轮的小南门一带将有繁荣的前景，就买下了附近的大片土地，做起房地产开发生意，成为富有人家。樊家重视教育，家族兴旺，培育了好几位名家。樊祖鼎是樊家第五房后人，是兰州大学著名教授，为我国培养了大批外语人才；樊承武是我国著名音乐指挥家，他出自二房老二。他是1959年的小提琴协奏曲《梁山伯与祝英台》在上海首演的指挥，蜚声音坛。樊承武的大哥樊承谋也是有名的教授，今天他成了我们的采访对象。 采访对象：樊承谋 哈尔滨工业大学教授 哈工大木结构研究中心原主任 博士生导师（以下简称樊） 专栏主持：金辉 本报记者（以下简称金） “末代皇帝”的由来 金：国内木结构界的专家学者称您为我国木结构的“末代皇帝”，那可是当年宣统皇帝溥仪的地位啊！其意思是不是说您是中国木结构研究的最后权威，或者说是木结构研究和运用在您手中寿终正寝，从此结束呢？ 樊：这是一种戏说。我在厦门大学学的是土木工程，后来在哈工大师从卡冈教授从事的研究也是木结构，毕业后仍一直从事木结构研究。木结构是指建筑主要结构构件均采用实木锯材或工程木产品的建筑工程结构。我曾从上世纪50年代以来主持编写我国《木结构》等高等学校试用教材和国家标准《木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50206—2002等，还出版《木结构工程》等木结构专着。 新中国成立初期由于木结构能就地取材，较多地采用砖木结构。1958年大跃进时期，46%的工业厂房采用木屋盖。到了上世纪70年代后期，结构用材采伐殆尽；国家又缺乏外汇，无力进口木材。我国木结构的应用和研究也就停了下来，我所长期从事的木结构成了“没落”的结构，他们就戏称我是我国木结构的“末代皇帝”。 金：上世纪80年代，木结构的应用和研究在国内停下来了，这是不是说木结构从建筑结构用材中消失了，使您也“失业”了呢？ 樊：是的，我“失业”了，而且所有从事木结构的人都转行了，我当时也转到了纤维混凝土专业。1986年我60岁，从当时哈尔滨建筑工程学院教务处处长的位置上退下来，由于学校的需要，到建材系做系主任，更多地做进行纤维混凝土结构的研究。但是作为国际标准化组织木结构技术委员会（ISO TC/165）中国常驻代表，我每年参加ISO TC/165的年会。ISO TC/165第十三次会议就是由我主持在哈尔滨召开。 到了上世纪90年代后期，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我国经济发达地区开始进口轻型木结构住宅，建设部下文，由我主编完成国家标准《木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 50206-2002，列入了轻型木结构的内容，确保工程质量。至今轻型木结构住宅已建成数千幢。在我国停滞20来年的木结构终于复苏。为了恢复我国的木结构学科，虽然我早已年过古稀，但责无旁贷，不得不重操旧业，也可以说“末代皇帝”公然“复辟”。 金：不是说我国木结构用材砍伐得差不多了，连窗户也只得“以钢代木”，那么国外是如何运用木结构的？ 樊：当中国的木结构停顿20来年时，正是国际上木结构发展最快的时期。国外已从实木结构发展到复合木材结构。木材加工从锯切发展到旋切或削片，使出材率提高20%以上，复合木材也逐步从整张的旋切板胶合的旋切板胶合木（LVL），发展到采用制作胶合板的下脚料的旋切板条胶合的平行木片胶合木（PSL），进而又发展到用速生阔叶材的杨木削片胶合成层叠木片胶合木（LSL）。 在欧美发达国家，已经实现了“砍伐一株，种植两株”的森林资源利用的良性循环，实现了科学采伐，所以北美、北欧90%的住宅采用轻型木结构。这才是真正的绿色环保的木结构。木材是可再生的资源，比起钢筋和混凝土来，每生产一吨木材，只需要453kw的电力，而生产一吨钢材需要3780kw，与之相反，木材的成长过程却能吸收C02，可见，木材的使用是“惟一真正天然的可再生的建筑材料”。木结构前景无量。 “末代皇帝”的起步 金：以此看来，木结构过去因为资源管理出了问题，使您成了“末代皇帝”，现在发达国家的做法很符合绿色环保，是很有研究前景的学科。您还记得当年是如何想到去研究木结构的？ 樊：我1949年6月大学毕业，毅然从厦门回到刚刚解放的温州。然后即去上海向东北招聘团报名，8月份受聘来到了沈阳东北财经委员会基建处当技术员。短短两个月时间就投身于重工业基地的建设，次年被派往哈工大学习。学完俄语之后，被分配到卡冈教授门下。你可知道，哈工大共有67名前苏联专家，其中仅3名博士、教授，并且卡冈教授是前苏联有名的木结构权威，莫斯科土建学院的名教授。我能得到他的指导虽属偶然，却是我今生的荣幸。 在卡冈教授的指导下，我花费了一年多时间完成了《含水量对竹材理学性能的影响》的副博士论文。1958年导师将我的副博士论文带到苏联莫斯科土建学院，经该院学术委员会讨论通过，还通知我到苏联参加答辩之后便可拿到副博士学位。由于当时两国关系的恶化，我未能成行。不过，我不管这些，仍把木结构研究作为自己的专业。我参加了中国第一部《木结构设计规范》文本的翻译，因我的俄语水平不错，最后由我定稿，质量甚佳，受到了建设部的表扬。1963年，我又参加了中国自行制定的《木结构设计规范》初稿的编写。 金：真是名师出高徒，您导师是权威，所以您的研究起点很高，这对于您的研究大有益处。那么您在温州读书时也是很优秀很出类拔萃的吗，还有当年的记忆吗？ 樊：我的学习成绩一直不错。小学生时就向《吹泡泡》刊物投稿，年底我的奖品是最多的，因为我的稿子刊出最多。我从小闲书看得比较多，对后来有好处。记得奶奶给我的零花钱常去买闲书，那时《一扣八折》旧小说丛书，我就有两个书橱。四五年级我开始读《三国演义》，这一辈子我把《三国演义》读了7遍，得益匪浅，十分喜欢。我的儿子出国深造，我没有给他别的东西，就是送他一本《三国演义》。 我在温州中学读初中时，就接受党的教育。温州城区地下党的冯增荣是我的同班同学，他介绍我读《社会发展史》等革命书籍。我参加了温州中学里的“五月读书会”。1947年暑假回温州时，我小学同班同学谷超豪（地下党员）特地到我家，讲了当时的革命形势，引导我积极参加学生运动。浙南上海支部也及时给我提供信息，我回到厦大后，率先发动学生举行罢课，厦大地下党组织因此派人关怀我的进步，提供《大众哲学》等书籍，让我学习，正因为这部书，我懂得了“否定之否定”的哲学原理，树立了参加革命的信念。 我在中学读书时，特别喜欢英语，高中时我能把英语课本全部背下。林语堂先生中英皆精通，他曾将清代沈复的《浮生六记》翻译成英文。记得一个暑假，父亲请了一个朋友教我学习英文，他叫我把英文的《浮生六记》背下来。我就关起门读呀背呀，效果甚好。开学了，我们班级同学用英文写作文，范崇照老师说惟有我的作文才是英文的构思。 “末代皇帝”的家族 金：你们樊家在温州是个出名人的家族，如樊祖鼎、您和您的弟弟樊承武等都很有名气，您觉得他们为何会取得成就，他们最大的特点是什么？ 樊：樊祖鼎是我的叔父辈，他的成就可大了。他是兰州大学外国语学院德高望重的一代宗师，曾任兰州大学公共英语教研室主任、外国语言文学系副主任；甘肃省语言学会常务理事、会长；中国大学外语教学研究会理事；甘肃省外语教学研究会会长理事等职。 他着有《美国英语与英国英语分歧》、《论简练》等论文，译着有《卡列布•威廉斯》、《敦煌水部式》等，还在英语教材十分匮乏的年月里编写过《英语文选》、《英语泛读》《化学英语文选》等14种教科书，为兰州大学的外国语教学作出了重大贡献。 樊承武是我的弟弟，我们从小一起长大，他是有音乐天赋的。不过，他喜欢音乐受我父亲影响比较大。父亲樊作虞新中国成立前在五马街开设温州大药房，曾为浙南游击纵队提供药品和无线电器材。建国后先在工商联，后到民主党派工作，成了国家机关干部。他年轻时喜欢广东音乐，我家不仅拥有二胡、琵琶、扬琴、风琴等乐器，并且父亲还经常邀请朋友到家里合奏，因而弟弟时常参与，耳濡目染。其实我也喜欢音乐，在厦门大学读书时，我还是厦大学生民乐团团长。1951年弟弟去参军，在朝鲜战场创作的歌曲获了三等军功奖。1954年他到上海音乐学院学习，后来参加了上海歌剧院的创建，并担任副院长。 总结他们的成功经验，我发现一个共同点就是认真读书，而且做任何事情都认真。 金：其实不论是个人还是家族读书是天下第一好事。如今您也到了耄耋之年，回顾您的人生有什么感悟吗？ 樊：首先是树立了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其次是孜孜不倦地掌握知识；虽然机遇是第三位的，但非常重要，只有把握机遇才能成功。
朗读者开场白第五期
人生中，许多“第一次”的经历，难忘而宝贵，
无论是苦是甜，都为人生留下烙印。
忆往昔，每一个独一无二的“第一次”，
都是一首耐人回味的诗篇，
更是一副精彩的人生画卷。
董卿华丽转身朗读者 ：因为前20年的使命已经完成
央视春晚、《中国诗词大会》、《朗读者》，20xx年一开春女主持董卿人气攀升。特别是《朗读者》舞台上，她的身份是主持人兼制作人。如今，在“央视一姐”的头衔之外，她又被赋予了“才女”和“网红主持人”等新标签。
变化：当制作人独处的时间几乎没有
做了制作人后，董卿坦言生活发生了很大改变。她有个习惯，手机从不带进卧室。可最近这个多年的习惯被打破了，她需要通过手机和很多人保持联系，独处的时间也几乎没有了。
20xx年3月，董卿第一次跟央视导演刘欣提起《朗读者》的节目创意，当时她就提出“高而不冷”的观点。节目播出后引发的热度超出了董卿的预料。她预期的受众群是50后、60后、70后和80后，让她没想到的是90后和00后成了《朗读者》的主力观众。《朗读者》第一期播出后的两天内，自媒体上与之相关的超十万阅读量的文章已经数不过来。第一期节目嘉宾濮存昕读的《宗月大师》出自《老舍散文》，节目播出后这本书上了微博热搜榜单。有些此前拒绝过节目组邀约的嘉宾如今也改变心意了。
在策划阶段，董卿请来很多人，同行白岩松、作家刘震云和导演陆川都在她的名单里，她当时就像祥林嫂一样见谁就说。那时候她每天睡眠不足，凌晨4点睡早上8点起，总是睡不着：“我紧张。醒来一睁开眼就想节目的事，想着嘉宾、读本、故事、后期……第一次录制的时候，我还是害怕得跟导演说我上不了台了，觉得自己好像已经没有力气再说话了。”
“要么在台上主持，要么在台下为台上的主持做准备。”这是董卿一直以来的工作状态。筹备《朗读者》一年里，台下的工作她通常是和团队一起完成的。此前她惟一的身份是主持人，台下的工作她都自己在家里完成。春晚直播前，她一个人待在书房，想象着全国观众就在她的面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她开始大声练习，“音量之大，估计楼上楼下的邻居都早于观众听到了我的串联词。”董卿说：“这些话在我嘴巴里滚了上百遍，上台才有那个底气。”
不录节目的时候，早上10点到晚上10点董卿一定在办公室，让工作人员能找到她。选读本她要求所有导演必须在会议上大声朗读筛选出的文章，两分钟后在座的人可以随意打断，如果大部分人觉得听不下去，这篇文章就被淘汰。
董卿泪点很低。有一天晚上她翻开《朗读者》嘉宾斯琴高娃的读本，想到了作家张洁写的《世界上最疼我的那个人去了》一书，她花了半个小时翻看了书里的几个章节，“哎呀就不行了，哭得稀里哗啦的，整个人都不好了。”那天夜里她熬到四点才睡觉，第二天录制，九点她起床化妆，化妆师吓坏了，“脸没法看了，眼睛肿得睁不开了。”后来她跟同事说：“如果这个人物是想打动情点，但我丁点反应都没有，那肯定是有问题的。”
演员赵文瑄只在电视上见过董卿，印象比较深的是董卿和刘谦搭档的魔术节目。录制当天，他第一次见董卿，他跟董卿聊大咪(他的猫)带给他的改变，“不知道怎么搞得，就哽咽了。”他说自己以前参加电视节目，也不是没有主持人想要让他谈伤感话题，但他总是刻意回避太过汹涌的感情流露，那天当董卿坐在他对面时，他打开了情感阀门。
有些观众奇怪的是，《朗读者》为何不打嘉宾朗读篇章的字幕。这也是董卿的提议，“当时有人提议在嘉宾朗读时打字幕，我严词拒绝。我说一定要把读本展现在屏幕上，用一种特殊的包装方式，让观众能一行行读下来，让他们变相阅读。”
转身：自认前20年使命已经完成
董卿1994年进入主持行业，当时浙江电视台招聘主持人，她被录取。两年后在父母的建议下，她通过考试，成为上海东方电视台的主持。1996年央视春晚在上海开设分会场，当时董卿负责场务工作，那是她和春晚的第一次近距离接触。2002年董卿入央视，2004年倪萍退出春晚，最终央视选择了董卿出镜春晚。
这些年观众习惯了各种晚会上的董卿，她也习惯了这样的自己。20xx年是董卿到央视整十年，她觉得该是时候改变了。一年后她选择暂时离开，去美国南加州大学做了一年的访问学者。回国后，开始《朗读者》的筹备。
“你为什么要做《朗读者》?你做主持人驾轻就熟，所谓的行业地位也摆在那了。”周围有人不理解，包括她一直以来最忠实的观众——她的父母。“我前20年的使命已经完成了，在这些综艺节目中，我用灿烂的笑容，得体的语言，甚至是美好的服饰唤起了大家的一些记忆，给大家留下了美好的感受。可那已经结束了。”董卿说，她知道是时候开始下一个阶段了：“再过10年，我可能更自信了，自信到我做一个节目可以什么形式都不要，就是架一台机器在院子里，放一本书在那儿，没有舞台，没有灯光，没有音乐，安安静静地说文字里的故事。”
朗读者第5期以第一次为主题，那么你人生中难忘的第一次又是怎么样的呢?下面是为大家带来的朗读者第5期开场白台词。
朗读者第5期开场白台词
人生中，许多“第一次”的经历，难忘而宝贵，
无论是苦是甜，都为人生留下烙印。
忆往昔，每一个独一无二的“第一次”，
都是一首耐人回味的诗篇，
更是一副精彩的人生画卷。
朗读者第5期观后感：
不少人形容《朗读者》是电视综艺的“一股清流”。有些专家认为，说它“清”，是因为《朗读者》做到了形式清爽、内容清新、让人内心清净，让观众恰如其分地感受文学的力量，引发共鸣，感受文学之美、声音之美和情感之美，而这也正是节目火爆的文化密码。
形式上，《朗读者》每期设置一个主题，首先会分享一段人生故事，然后再朗读一篇文字。这些文字是嘉宾一段人生经历的投射，而不会显得是两张皮：故事是故事，朗读是朗读。两者之间选择一个很巧妙的切入点，这也是《朗读者》的核心策划所在。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尹鸿点评：“《朗读者》别具一格， 慢下来 用朗读做电视，真是稀缺而有价值的电视文化。”内容上，朗读者既有濮存昕、柳传志这样的名人，也有蒋励、成都鲜花谷夫妇这样的普通人，至于读什么，策划之一的刘震云认为，每个人都有朗读的原动力，读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为什么要读这段文字，这段文字会与我们产生怎样的共鸣。执行总导演夏欢欢回忆说：“我们确定要请成都鲜花谷的夫妇，但让他们读什么呢?董卿听了他们的故事后，一下子就想到了朱生豪写给妻子的《醒来觉得甚是爱你》。”这期节目播出后，他们的人生故事与朗读被网友誉为最美丽的“遇见”之一，网友评价：“虽然没有受过专业的训练，不懂什么朗读技巧，但是他们那蕴含着感情的声音却不停地撞击着我的心灵。”
荧屏上，《朗读者》等文化类节目异军突起，激起了不少观众对诗词、书信、朗读等传统文化方式的热爱。这也呼应了董卿做《朗读者》的初衷：“尽我们所能去做情感类的一种共鸣，去唤起大家对文学的一种认知和最温柔的记忆。”
《朗读者》在带领大家沉浸在文字的意境、享受人文艺术之美的同时，更满足了不少观众的审美需求。当下，弘扬传统文化，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成为时代主流，大众迫切需要这方面的精神食粮。从朗读的层面看，不是每一位朗读者都能展现出专业高水准，但真正打动人的，是朗读者结合个人独特经历所传达的真情实感，与观众产生了精神上的共鸣。濮存昕那句“记住帮助你的人，有能力的时候去帮助别人”，回应了人们内心对善的需求;而《愿你慢慢长大》中，初为人母的张梓琳寄语孩子的“愿你有好运气，如果没有，愿你在不幸中学会慈悲。愿你被很多人爱，如果没有，愿你在寂寞中学会宽容”所传达的，则是人们内心对安静平和的向往。“汉语之雅驯，文化之宽广，情感之丰厚，全都在节目不疾不徐的节奏中渐次打开。”
家，简单一个字，能引起无数人的情感共鸣。下面为大家带来第九期朗读者开场白，欢迎欣赏。
第九期朗读者开场白
家，简单一个字，能引起无数人的情感共鸣，因为家是每个人最初的记忆，也是我们最终的归宿。
莫尔说，为了找寻想要的东西，我们走遍全世界，回到家，找到了。
而中国古人则推崇，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
家是个人通向外界的重要的纽带。
在今天的这期节目里，最让我们有感受的是作家梁晓声的那句话：
“每一个人都有现实的家园，书本可以构建一个精神家园”。
家，真的是一个充满内涵，又充满温暖的词。
第九期朗读者潘际銮的励志事迹
颠沛流离的少年
1927年12月24日，潘际銮出生于江西九江的铁路职工家庭。抗日战争前，家庭经济条件虽然清贫，但一家人和和睦睦，他像许多孩子一样无忧无虑地生活着，贪玩、淘气，但学习却是非常的认真和努力。从小就有着强烈求知欲的潘际銮，小学只读了一年便跳级升入三年级，三年级后又跳级到五年级。
1937年，就在潘际銮快读完小学时，抗日战争爆发了。由于日本的侵略，九江告危，父亲只得领着一家人匆匆收拾了几件简单的行李，爬上了一辆到南昌的火车，后在赣南的泰和县暂时安家。到泰和后，潘际銮没有插班入学，但他利用半年的时间，自学了小学五、六年级的全部课程。1938年秋天，他在100多人的考试中以第11名的优异的成绩考入泰和县立中学。这时，九江已经沦陷。
在泰和住了不到一年，潘家被迫再度逃亡。一家人背着铺盖和饭锅，一路走了3个月，过着难民的生活。他们一路上躲过了数次日本战机的轰炸，到达株洲时，潘际銮和表哥都得了伤寒病，父亲只得背着儿子上路。在路上既无医院也无药，也许是父母的细心照顾，也许是年轻旺盛的生命力，潘际銮奇迹般地战胜了病魔。
1939年，全家在昆明安顿下来，在一个由城里搬到乡下躲日本飞机轰炸的学校读书。家离学校大约有二三十里路，要翻过3座山梁，然后沿着河边行走。有一次潘际銮和哥哥全都掉进洪水里，两人在河里沉浮好几里，直往下游冲去，最后多亏几位赶猪的农民将他们救上来。
战火很快烧到了西南边陲。滇缅铁路停工后，父亲、姐姐相继失业。1942年秋天，父亲又在昆明附近安宁县的兵工厂找到工作。姐姐则被介绍到很偏僻的易隆县郊外公路旁的一家汽车修理厂做职员。少年潘际銮跟着姐姐在汽车修理厂做临时工，干点抄抄写写、登记账目之类的事物。潘际銮有一个办公桌，他就把课本放在抽屉里，领导来了就合上抽屉，领导走了就打开抽屉看书，这样他自学高中一、二年级的书，他回忆说当时觉得读书很有趣味。
1943年春天，潘际銮考入政府为照顾回国华侨子弟办的中山中学，插班进入高中第二学期。潘际銮是以各门功课第一的优异成绩考进该校的。学校虽然不要学费、免费食宿，可是食宿条件极差。
1944年秋天，潘际銮被保送进西南联大。抗日战争胜利后，他又到了清华大学机械系学习。
求学哈工大，与“焊”结缘
新中国诞生后的第二年，教育部决定选派一批优秀青年教师到哈工大进修俄语，为全面学习苏联、改革教育做准备。潘际銮由清华大学推荐，于1950年秋天来到了哈工大。一到哈工大，他立即投入了紧张的突击式的俄语学习。仅半年的时间，潘际銮已经能和苏联的老师、学生用俄语熟练地交流了。这时的哈工大已被确定为学习苏联教育经验的重点大学，教育部又决定把潘际銮这批俄语进修生全部转为研究生，在苏联专家的指导下进行深造和研究。
“在哈工大读研究生期间，导师指导我如何做研究，我理解了应该怎样去研究一个问题，怎样自己把问题搞清楚，怎么做学问，这些都是在哈工大学习的。”潘际銮的导师是焊接专家普洛霍洛夫，他是前苏联莫斯科鲍曼工业学院教授，是当时苏联派往哈工大50多位专家中唯一的一位教授、博士，在焊接的理论和实践上都有较高的造诣。潘际銮一生从此与焊接结下不解之缘。
潘际銮知道焊接技术是一门新兴的先进技术，国内还是一片空白，这门发展中的技术一定会在新中国的未来经济建设中发挥重要作用，精通焊接技术的高级人才是国家迫切的需要。因此，他主动报名攻读焊接专业。当时自愿学习焊接专业的研究生一共有6个人，师从普洛霍洛夫。当他报名学习焊接时，一些清华、北大的老师开玩笑说：“你专门到哈工大去学焊洋铁壶、修自行车有什么意思呢?”这反映了当时人们对焊接的看法。
普洛霍洛夫指导潘际銮选择的研究方向“焊接中的热裂纹”是焊接技术中一个前沿问题，也是在国际上一直存在争议的问题。在普洛霍洛夫指导下，潘际銮利用纯铝制成条状试件，对金属的脆性温度阶段内的强度、塑性和温度、变形速度等因素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的实验研究。普洛霍洛夫是一位很重视实验并善于进行实验的导师，而潘际銮也充分发挥自身的动手能力和实验才干。没有现成的拉伸设备，他用一台旧车床改装成符合要求的拉力机。为了使试件温度均匀并不会由于自重而断裂，他巧妙地把铝试件平托在一个铜模上，收到了良好的效果。通过实验，他不仅进一步验证了某些关于金属变形和断裂的理论，而且获得了一些很有价值的重要发现。
一方面他比较深入细致地观察到了金属塑性在脆性温度阶段及其附近的变化规律，打破了过去传统的概念(即笼统地认为当温度达到脆性温度阶段时，金属的塑性与强度均将急剧下降，直至为零)，从而丰富了普洛霍洛夫的理论。另一方面他的研究证明了金属在脆性温度阶段的力学性能不仅取决于其化学成分，而且取决于其应力状态、形变速率。
潘际銮同普洛霍洛夫从理论上进行了较深入的分析和总结，初步形成了描述焊接中金属热裂纹形成机理的物理模型。潘际銮和普洛霍洛夫建立的这一理论，考虑了所有可能的因素，包括机械因素(变形、应力)及冶金因素(脆性温度范围及塑性)等，并对这些因素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科学分析。运用这一理论，就有可能在各种焊接中预测裂纹产生的可能性。1953年，潘际銮在整理总结这些实验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完成了他的研究生毕业论文《焊接中金属的晶间层断裂问题》。现在，哈工大博物馆里还存有他当年的部分实验报告原件。
“哈工大是我国焊接专业的发源地，是焊接学者的摇篮，是我们中国焊接事业的起点。”采访中，潘际銮不时地说起类似的话语。在潘际銮研究生学习阶段，1952年哈工大决定成立焊接专业，潘际銮被任命为焊接教研室代理主任，他与4位同班学焊接的研究生田锡唐、陈定华、周振丰、徐子才开始建设焊接实验室，讲授本科焊接课程，在我国高等教育界创建了第一个焊接专业。1955年夏天，潘际銮和清华大学派去哈工大进修的教师一起返回清华，又在清华大学建立焊接教研组，潘际銮被任命为焊接教研组主任，成为我国第二个焊接专业和焊接教研组的建设者。就这样，中国的焊接人才队伍慢慢地壮大起来。
科研创新，“焊”为祖国
“我目前主要有3个研究方向：核电站的焊接问题、高速铁路的焊接问题和爬行焊接机器人。”潘际銮年迈的身体里跳动着一颗年轻的心，86岁高龄却依然从事着我国最尖端的焊接技术研究。“搞科研就要扎扎实实”，做研究，潘际銮讲求脚踏实地、一丝不苟，而且重视解决实际生产中的问题。
20世纪60年代，他率领一支由教师、工人、学生组成的队伍，承担了由清华大学设计建造的核反应堆的焊接工程任务。为了完成这项任务，他组织教师学生从研制氩弧焊装备和工艺开始，到研究铝的焊接冶金问题、工艺装备设计制造，一直到生产，前后花了3年多时间，终于成功完成了核反应堆的焊接工程任务，这在我国属于首创。为了解决反应堆中的燃料棒和控制棒焊接问题，他又在没有任何资料的情况下，研究成功我国第一台电子束焊机。
70年代末，潘际銮和同事们研究电弧传感器，首次建立电弧传感器的动、静态物理数学模型，并研制成具有特色的电弧传感器及自动跟踪系统。80年代，他研究成功新型MIG焊接电弧控制法“QH—ARC法”，首次提出用电源的多折线外特性，陡升外特性及扫描外特性控制电弧的概念，为焊接电弧的控制开辟了新的途径。
1987年至1991年，潘际銮在我国自行建设第一座核电站(秦山核电站)时担任焊接顾问，为该工程作出重要贡献。2003年，他研制成功爬行式弧焊机器人，属国际领先水平。
在长期的焊接科研与教学中，潘际銮也十分注重理论的探讨与总结，除了在国际国内学术会议发表演讲外，还撰写了大量专著，代表著作有《现代弧焊控制》、《焊接中热裂纹》、《焊接手册》等。他发表论文200余篇。
潘际銮获得了很多荣誉，如国家技术发明奖一等奖、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进步奖、中国焊接终身成就奖、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北京市特等劳动模范等。谈到这些荣誉，他认为，“那只是奋斗的结果，绝不应是奋斗的目标!”他始终认为，只有当自己的创造发明获得成功，给社会带来巨大的利益时，才会享受到人生的真正幸福。
正是有了这种淡泊名利、治学严谨的科学作风，他才能够顺利完成核反应堆设备焊接任务、创造新型焊接电弧控制法的先进技术、研制成功爬行式全位置弧焊机器人及激光焊缝跟踪系统……几十年来，在新中国乃至世界焊接技术发展的历程上，都深深地印着潘际銮的足迹。
采访最后，潘际銮说：“我有4句话：第一句是与人为善，助人为乐;第二句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第三句是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第四句是坚持真理，不做违心事。这是我做人的信念。”他把这4句话送给广大学子，并希望学子们能继承和发扬哈工大的优良传统和学风，在未来的事业中知难而进、敢于攀登，为祖国、为人民做贡献。
《朗读者》经典开场白
1.人生，缘始于“遇见”，情长于“陪伴”。陪伴是温暖人心的力量;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陪伴，是我能给你最好的礼物。
2.一篇好文，一个好故事，一次真诚的分享。
《朗读者》经典开场白
3.朗读，也是一种陪伴。
4.不喧哗，自有声。
5.一篇好文，一个好故事，一次真诚的分享。
6.朗读，也是一种陪伴。不喧哗，自有声。
7.所以说，遇见仿佛是一种神奇的安排，它是一切的开始。
8.古往今来，有太多太多的文字，在描写着各种各样的遇见。
9.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这是撩动心玄的遇见。
10.幸会，今晚你还好吗?这是《罗马假日》里安妮公主糊里糊涂的遇见。
《朗读者》：衡量
看了四五期的见字如面，偶然看见《朗读者》。第一反映是模仿，都是以“大家”读的一种形式呈现。
然后许多人跳出来说《朗读者》是董卿出任制片人，在见字如面播出时朗读者已经进入剪辑阶段了，无抄袭可说。
当然对于非诚勿扰这类节目火之后，各大卫视相互创新模仿，种种类相亲节目串出来，所以也不知无模仿你说是否真假。
当然不否认现在热度和评分来说，朗读者略胜一筹。
刚播出便带着许多标签：董卿主持，读信，名人等等。
客观来说。董卿远胜于见字如面那两个聒噪的主持人，场景布局更华丽，有名人有普通人，更有如今我们不知名的伟大的艺术家。
比起网剧制作的见字如面，有些在老大哥平台播出董卿主持豆瓣评分9.2的朗读者。见字如面好像被甩了几条街。
对我来说，我更喜见字如面。片头占5分。朗读者意在走近大家，片头采访许多人读信，节目访谈加朗读，以小见大。确是喜人，但在那么富丽堂皇的布局下将小人物，朗读文字搬上去，总是有点过于耀眼，难以放下。
在著名翻译家许先生与董卿的交谈里，我湿了眼眶。只为依旧可以热泪盈眶的许先生，而不是节目。
在见字如面第一期归亚蕾读蔡琴写给杨德昌的信时，我更为撼动。这一次，有为节目。
虽然女主持人一直在各种解读抢话，男主持人一直插不上话，蒋勤勤林更新的朗读被各种人吐槽没感情。
但在一个不大不小的空间，一张讲台一封信一个人站在那，就仿佛能触到岁月的影子。
哈工大土木学院网站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