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穿红色军服的士兵，这是拿破仑的军队，也是代表着一些新鲜的东西的，象征着一个好的发展。
红与黑》是19世纪欧洲批判现实主义的奠基作品.小说围绕主人公于连个人奋斗的经历与最终失败,尤其是他的两次爱情的描写,广泛地展现了"19世纪初30年间压在法国人民头上的历届政府所带来的社会风气",强烈地抨击了复辟王朝时期贵族的反动,教会的黑暗和资产阶级新贵的卑鄙庸俗,利欲熏心.因此小说虽以于连的爱情生活作为主线,但毕竟不是爱情小说,而是一部"政治小说". 司汤达是善于从爱情中反映重大社会问题的文学大师.于连的两次爱情都与时代风云紧密相连,这是当时阶级角逐的一种表现形式,他对德·雷纳尔夫人后来的确也产生了真正的感情,但开始是出于小市民对权贵的报复心理.因此,于连第一次占有德·雷纳尔夫人的手的时候,他感到的并不是爱情的幸福,而是拿破仑式的野心的胜利,是"狂欢"和"喜悦",是报复心理的满足. 如果说于连对德·雷纳尔夫人的追求还有某些真挚情感的话,那么于连对玛蒂尔德小姐的爱情则纯属政治上的角逐,玛蒂尔德既有贵族少女的傲慢,任性的气质,又受到法国大革命的深刻影响.她认为,如果再有一次大革命,主宰社会的必定是像于连这样富于朝气的平民青年.同于连结成伉俪,既富于浪漫气息,又找到了有力的靠山.而于连则认为与玛蒂尔德小姐结婚可以爬上高位,青云直上,因此不惜去取她的爱情. 但是,于连的两次爱情最终还是失败了.这是因为在复辟时期,封建势力向市民阶层猖狂反扑.于连不是统治阶级圈子里的人,那个阶级决不会容忍于连那样的人实现其宏愿. 《红与黑》在典型环境典型性格的塑造,匀称的艺术结构和白描手法的运用上都有突出的成就,而司汤达所以被评论家称为"现代小说之父"则是因为他在《红与黑》中表现了卓越的心理描写天才.现实主义作家都强调细节的真实,但司汤达与巴尔扎克不一样,他着重刻画的不是客观环境,而是人物内心活动的细致和逼真,作者常常三言两语就把人物行动,周围环境交代过去,而对其内心的活动则洋洋洒洒,不惜笔墨,爱情心理描写更是丝丝入扣,动人心弦.作者在于连得知德·雷纳尔夫人写揭发信到枪杀她这段情节上仅用了三页,而与玛蒂尔德的爱情却花了上百页的篇幅细致描写.德·雷纳尔夫人堕入情网时的那种喜悦,痛苦,忏悔而又不甘放弃幸福的复杂心理的展现,也令人拍案叫绝. 读《红与黑》是一段太过漫长的过程,因为时间已给了作家和作品最无私而又公正的评判,我的阅读态度自不能像对畅销书那样肆无忌惮,又不能像对言情小说那样不置可否.我是在用心灵去与那个时代交谈,重点也放在历史以外的探究和思考. 引领我啃完这本书的是其本身的巨大魅力.作者从一纸简单的刑事案件资料中展示出那个时代广阔的社会画面,把一个普通的刑事罪行提高到对十九世纪初期法国资产阶级社会制度,进行历史和哲学研究的水平.小说令我看到在生硬的历史书上无法感受的,那段法国大贵族和资产阶级交替执政的关键时期的状况.我从中了解到现实主义作品的另一种艺术特色——司汤达倾心的人的"灵魂辩证法";这与以往我从《高老头》,《欧也妮·格朗台》中体会的巴尔扎克的"造成一个人的境遇"有很大不同. 全书最耀眼也是文学史上著名的人物自然是于连·索雷尔,"平民出身,较高文化,任家庭教师,与女主人发生恋情,事露,枪杀恋人,被判死刑"是他一生的骨架,"追求"幸福的"热情"和"毅力",对阶级差异的反抗所表现出近乎英雄的气概就是动人的血肉.作者用淡化物质描写而突出心灵跟踪的手法强化的,正是于连处在青年的冲动下追求"英雄的梦想"经历,这是对那个社会形态的反抗,也是对碌碌无为,虚度青春的反抗. 在社会现实阻碍实现抱负时只有两种选择:退避或是反抗.那些当着小职员不求上进,整天抱怨生活乏味的青年就是退避者,他们或许平庸得舒适却被社会的前进所淘汰.能不断树立人生目标,决定实现人生理想的便是和于连有同样气概的反抗者.这个时代当然不欢迎虚伪的言行作为手段,但仍然需要对生活的热情来反抗空虚的度日.这样,于连悲剧性的结局除了昭示"个人反抗行不通"外,就有了对当今社会更实际的意义. 写至此,不得不引到这部小说的一个"创举"——使于连与德·雷纳尔夫人"心灵的爱情"和于连与德·拉莫尔小姐"头脑的爱情"相映成趣.尽管这两个贵族女性的爱情方式迥然不同,一个深沉,一个狂热,他们在这两个基本点上却是一致的,那就是:对本阶级的厌恶,对封建门阀制度的叛逆.记得当于连发现自己的爱情正蜕变成虚荣的工具时说"我把自己毁了",可之后的细节是"一种高傲之间带着恶意的表情很快的代替了最真挚,最强烈的爱情的表情."这时的贵族小姐却是摆脱了一向慢得像乌龟爬一样的生活,用丧失尊严的方法博得爱情.书中两段悲剧爱情的进展始终伴随着新贵的若即若离和于连的自卑带来的怀疑,直至生命将要终结时,爱情才爆发出无济于事的原始的火花,令人感怀. 当我将落笔时,发现用意识写出感想的时间已可与用精神阅读原著的时间相比较了.我兴奋于自己得到反抗平庸的启示,感动于那些尽管扭曲而依然壮烈的爱情片段.当有人提及《红与黑》,我可以自豪地在回答"我读过"后面加上一句"我也掩卷沉思过"。
首先《红与黑》并非雨果的代表作，而是司汤达的。一般认为，“红”象征拿破仑时代 ，“黑”象征封建黑暗统治；“红”象征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的热血与生命 ，“黑”象征波旁王朝复辟时期的黑暗与阴谋。而主人公于连就生活在“红”与“黑”交接的时代。
法国司汤达著。中译本由罗玉君据巴黎费尔南·罗歇出版社1929年版译出，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新1版。《红与黑》是司汤达的代表作，写于1828—1829年，1830年出版。
小说的副标题为《1830年纪事》，司汤达通过描写小资产阶级青年于连个人奋斗的过程和性格发展的历史，深刻地反映了1815—1830年法国复辟王朝时期的阶级关系和社会生活。
小说故事发生在复辟时期法郎士-孔德省的维立叶尔城。木匠的儿子于连常以出身微贱为耻，在少时所受资产阶级启蒙思想的影响下，决心靠个人的才能和奋斗来改变自己的社会地位。他随西朗神父学拉丁文，一部《圣经》能倒背如流，因此当上了市长德·瑞那的家庭教师。于连不久与德·瑞那夫人发生了暧昧关系，事情败露被迫离开。进省城贝尚松神学院后，于连卷入了教会内部的宗派斗争，最后投身于极端保皇党人木尔侯爵门下。于连因出身低微，屡遭歧视。在受到木尔赏识后，甘心成为保皇党政治阴谋的忠实工具。侯爵小姐玛特尔坚持要与于连结婚，侯爵无奈，准备改变他的出身。正当于连踌躇满志的时候，在教会特务的一手策划下，德·瑞那夫人的一封揭发信使他的美梦毁于一旦。绝望之下，于连开枪打伤了德·瑞那夫人，最后被判处死刑。
小说通过于连在与自己的阶级利益完全相反的历史逆流中盲目追求个人利益，最终走向毁灭的经历，广阔地表现了波旁王朝后期从外省到巴黎尖锐的社会矛盾和阶级斗争。司汤达广泛运用独白和自由联想等多种艺术手法充分展示人物的心理活动，成功地塑造了于连这个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小说对19世纪的批判现实主义文学产生了重大影响。
参考文献：王余光 徐雁 主编.中国读书大辞典.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9.第1340-1341页.
《红与黑》：批判现实主义之宗教批判 ——兼论作者的世界观《红与黑》一书是法国批判现实主义长篇小说的伟大的开篇之作，他集中力量主要批判了封建总趋势没落和暂时复辟时期的政治和宗教现实。1789年到1794年的法国大革命对教会势力一场沉重的打击，但是这种打击是随着统治阶层的态度而不断变化的。1789年8月4日，革命党废除了主要的封建制度，同时也就废除了教会的一大经济来源，即取消了十一税。接着没收了教会的土地和其他财产，变卖它们，补充国库。革命派还对天主教会的神职人员做出了试图防止日后反抗新政权的重大规定，即有关僧侣的非宗教体制条例，使神职人员在政府和教会之间作出两者必居其一的决定。几经波折， 到1794年5月7日，议会根据罗伯斯庇尔的建议，通过了建立崇拜“最高实体”的决议，其中第一条称法国人民承认最高实体和灵魂不灭。 但到了拿破仑时代天主教教会的命运就同拿破仑的活动及其妄图主宰世界的欲望紧密相连了。拿破仑为笼络天主教会实力为自己的统治服务，在占领意大利之后，于1801年同罗马教廷缔结条约。但条约于1809年就遭撕毁，拿破仑称教皇的领地使法兰西帝国的一部分。同时，罗马教皇当即颁布敕令，把拿破仑及其反教会的支持者开除教籍，而拿破仑也下令将教皇押解法国。拿破仑垮台后，教皇庇护七世才返回罗马，作为国际教会势力的罗马教廷的历史才得以继续下去。此后的十五年，是波旁王朝在神圣同盟支持下在法国复辟的十五年。这十五年里，也是罗马教廷在经过拿破仑的洗劫之后进行恢复和巩固的十五年。在这十五年里，神圣同盟竭尽全力帮助天主教会，首先重建教皇国，紧接着为其建立显如中世纪的崇高的地位。被拿破仑摧毁了的那些反动制度有重新建立起来，而且还建立起新的修士网体系等制度。但是无论如何，此时天主教会的势力已经鞭长莫及，支配力已经大大削弱了。作品中，为了组织起一只镇压资产阶级起义的队伍，教会和封建政权联合起来，甚至采用勾结远在三千里的地方的罗马教廷的手段，控制神甫、五万教士，进而控制士兵（一般百姓）。而罗马教廷也显然非常乐意去做虽然违背宗教道德的在宗教领袖指定的日子里，可以都经同样的话的事，因为法国人首先愿意说一切都应归于教士所有这样的话。贵族们还特派于连到英国向某要人口传密信，无非是以国家的林产和人民的自由为代价，换取无爱国刽子手和贵族的封建利益。所有这一切，没有别的原因，唯有利益，政治上的和经济上的。我们说，宗教和政治从来就是同源异流，紧密联系的，都源出于一定的经济基础，有把人余人之间关系的结果（政治）和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虚幻反映（宗教），归结余人于自然之间关系的结果（经济）和人与自然之间的真实反映（经济）。宗教和政治的紧密关联性在小说中虽未表现出政教合一的高级形态，但事实是，大到整个罗马教廷，小到教士个人如卡斯塔奈德神甫之流，都在为政治上的地位和自己的经济利益而奋斗。宗教和政治相互利用。可以说，宗教是政治和法律，而非哲学，艺术和伦理。因为他既是观念性的，又是体制性的；既可以作为西向理论控制民众，又可以作为一种组织和制度去统辖民众。这便注定了它与政治关系更紧密，更容易为社会斗争各方所利用。宗教有时哲学、艺术和伦理，有不是政治和法律，因为宗教具有一种超脱的外表，比如贝尚松神学院走廊墙上的字句：“六十年的苦修，比起永世的身安心乐或地狱里的刀山火海，那算得什么？”宗教企图宣讲这样的思想来势民众放弃目前的政治斗争和经济利益，并用以掩盖自己的世俗意图。卡斯塔奈德神甫每一句当众讲出的话都是对天主教教义和天主教宗教道德的解释，而他的每一个背后作出来的动作都是阴谋家职业精神的体现。这个神甫的形象是教民眼里的牧师，使政治家受理的刽子手。当然，教徒中的个别形象与政治中的个别角色却始终没有放弃过斗争，甚至矛盾甚深，如弗利赖神甫与拉穆尔侯爵。但是这种矛盾只是有权有势的集团或个人为取得更多的权势而作的斗争，是狗咬狗的斗争。这种矛盾始终没有上升至主要矛盾，而且当有了第三方（国家或民众）的利益作为自己损失的补偿时，他们之间所谓的矛盾也就不了了之了。教会中达神甫之间的斗争是壮烈的，声势号大的。相比之下，教会中小教士一面听这信徒的倾诉，一面也受着主教的颐指气使。而在神职人员或准神职人员之中，神学院的那些小学士的命运则是最悲哀的。神学院，在于连“望见大门上的镀金铁十字架”时，就认为是“人间地狱”了。神学院的大门只乐意为金钱敞开。于连的朋友傅凯第一次见到于连时说：“两枚锃亮的五法郎银币教我明白，自己真是蠢货，没在第一次来就摸出来。”而那些农家子弟学士来神学院也并不是为了研习教义、教规、教理，而是好像在学习和实践着某种潜规则：在眉山的宗教道德的外表下追求丑恶的世俗利益。“他们呕心沥血，弄到几乎病倒”，学问上却无所进步；他们可以说出“卡斯塔奈德神甫把彼拉先生当地人对待”这样的话，也可以从“从他们死气沉沉的眼里，饭前只看到期待饱吃一顿的生理需求，饭后之看到口腹之欲满足后的生理快感”。“神学院里每份每秒都得饰行欺世。”任何一个学时都不能破坏这种潜规则。于连破坏了，他被人猜忌，被人告密，也只有懂得并履行这种潜规则才能生存。作者对于这些农家子弟学士应没有什么蔑视和歧视，但是对他们所履行的这种潜规则则既是同情的，有时批判的。一方面，教会和教士的社会地位和经济收入相对来讲是相当高的，但同时教士发迹的机遇却是极有限的，这就迫使他们在积极追求“理想”的同时又不能有所暴露，这样就形成了他们呆里耍奸的表现形象。但是，这种表现形象的根本原因却在与宗教教会的稳步发展需要被欺又能欺别人的人。所以可以说，学士们既已是悲剧的演员，有梦想这座悲剧的导演。但是，作者显然是批判的，在批判他们的言行中就包含这对潜规则的批判，他批判“长时间的苦修仪规”，批判“食用带壳煮的溏心蛋吃法”，批判聪明的夏泽尔“总不忘说两句糊涂话，被发落到第五十名”。在《红与黑》中，有两位神甫给我们留下了美好的深刻的印象：彼拉神甫和贝尚松大主教。他们都是聪明善良的人，所不同的是前者严厉，而后者更“可爱”。彼拉神甫自从与于连在神学院相识之后，就一直没有停止帮助过他，事业上的和情感上的。在神学院时，处处关照，对于陷害于连的那封信并没有深加追究；临走将于连隆重推荐给后来改变他人生的拉穆尔侯爵，有不厌其烦地提醒其在拉穆尔府的为人处世，还帮他联系了个神学院继续学习。可以说彼拉神甫是于连的严父，有是于连的慈父。在事发之前，他防微杜渐，严格要求于连的言行举止；一旦于连落难，彼拉神甫深深引咎自责，顾不得老命而为之奔走。而于连也是彼拉神甫忠实的儿子和朋友。事发之后，于连想到的第一个人正是彼拉神甫。至于这个贝尚松大主教，他“是个可爱的老人，生来就该住在京城巴黎，现在来贝尚松，简直是流放”；他又是“慈祥的”，“是个很有才情的人，虽长年迁徙，饱经忧患，却并不消沉”；他“与神学识（于连）讨论起贺拉斯有没有钱”，“但他的记性时而有点偷懒”；他在把羽翎花球搁在华盖顶上，“弄得胆战心惊，生怕手下哪个人会丢了性命”；他“爱看大家吃的高高兴兴，津津有味”；他“礼贤下士的态度，尤使于连受宠若惊。想不到温文尔雅如许，与平时那种天然的独尊之概，竟相得无间”。在这里，作者没有否定大主教的一个字。相反，全文的直接叙述和字里行间自觉或不自觉地倾注了作者的无限敬重和爱戴之情。在作者心目中，这样的神职人员是完美的，人格上更是完整的。他们不仅心灵中有一个“最高实体”，而且处处表现出友爱和救人危厄的精神，他们既是神圣而严肃的，又是可接近甚至可爱的。可以说，作者并没有彻底否定宗教的每一个方面，而是在试图寻找一个宗教道德与人道主义道德的和谐的紧密的契合点，这便是作者的宗教观。但是，我们认为宗教道德和人道主义道德在根本上是对立的。宗教道德寻找着一种和谐的人神关系；这个关系的产生和维持下去实质上要求人对神盲目的信仰，绝对的敬畏和单方面的服从；要求神在支配和操纵人类命运方面的主宰作用，要求人神关系的实质是主奴关系、君民关系。当以宗教道德“审时度势”时，人的独立地位便不复存在了。而人道主义道德旨在规定人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要求人要爱人类，爱他人，爱社会，爱集体，要求对人的肯定而对神的否定，人于人之间互爱关系才是至高无上的。当然，根本上的对立并不完全意味着随时随处都对立。当在人之爱神的前提时，人道主义的道德便得以体现；否则的话，人之爱人会付出惨重的代价。作者正是通过对这个神甫形象的塑造来阐释自己的宗教观。但是，我们认为，在宗教道德沦丧的大背景下，提倡这样的宗教观只会是徒劳。这实在没有科学的世界观和宗教观理论下，产生的片面和不彻底。唯愿没有苛求前人之意。
小说《红与黑》出版至今已有200年左右的历史了，为什么在这风云变幻的200年中小说仍可以经久不衰？原因在于小说不仅十分成功地塑造了于连·索黑尔这个极富时代色彩，又具有鲜明个性的艺术形象，而且通过主人公的经历，展示了法国复辟王朝时期广阔的时代画卷，触及到当时许多尖锐的社会问题。小说主人公于连的经历和遭遇反应了当时广大小资产阶级青年的普遍命运。于连生性聪颖、高傲、热情、坚毅，但又自私、多疑。在僧侣贵族当政、门阀制度森严的封建社会，因出生平民而备受歧视。这种受压迫的地位使他滋长了对现实的不满情绪：启蒙思想和拿破仑的影响，培养了他的反搞性格。他立志要像拿破仑那样靠个人才智建立功勋，飞黄腾达。但是在复辟时期，拿破仑式的晋身之道已被贵族阶层堵死了。就在这样的岩石底下，一株小树弯弯曲曲地生长。于连为了博取大家用赏识，明知毫无价值，却还把拉丁文的《新约全书》背得滚瓜烂熟。他那惊人的背诵能力让他跨进了维立叶尔市长家，当起家庭教师来。在那段时期，他与德。瑞那夫人发生了暧昧关系，大部分是为了反抗和报复贵族阶级对他的凌辱。但是，纸醉金迷、利欲熏心的上流社会也腐蚀了于连的灵魂，助长了他向上爬的欲望和野心。于连进入阴森恐怖的神学院后，亲眼目睹了勾心斗角、尔虞我诈的丑恶内幕，于是他便耍起了两面派手法，这种表里不一的行为居然得到院长的青睐和宠幸。神学院的生活进一步扭曲了于连的性格，强化了他向上爬的野心和虚伪的作风。于连给木尔侯爵当私人秘书后虽然还不时流露出平民阶级的思想意识，但在受到侯爵重用，征服玛特尔小姐后，于连的“平民阶级叛逆心”已消失。他成了复辟王朝的忠实走卒。正当于连一步步走向他所向往的“光明”时，因枪击德·瑞那夫人而彻底断送了自己的前程，把自己送上了断头台。作为一部优秀的批判现实主义小说，《红与黑》并没有从概念出发，将主人公于连图解成一个追求功利的符号。相反，作者却给予了他深切的同情，通过人对欲念的执着追求与追求不到的痛苦来批判那个时代特定的社会现实，这也是《红与黑》流传至今魅力长存的原因。
《红与黑》是一本很著名的文学书，你可以看下别人（世界文学研究）里面的文学论文，看下别人的框架， 然后结合你自己的思路，就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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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与黑》是法国作家司汤达的一部小说，也是他的代表作。这部作品讲述了主人公于连是一个小企业主的儿子。凭着他的聪明才智，当他在当地市长家里当家庭教师时，他和市长的妻子有染。事件曝光后，他逃离了市长的家，进入了一所神学院。在神学院院长的推荐下，他去了巴黎，很快得到了侯爵的赏识和重用。与此同时，于连与侯爵的女儿有染。最后，在教会的策划下，市长的妻子被迫写了一封告密信来揭发他，这毁了他成功的事业。一怒之下，他开枪打伤了市长的妻子，被判处死刑并。小说中对双重人格、矛盾性格和悲剧命运的描写，客观地揭示了法国君主复辟的残酷现实及其对年轻一代的腐蚀和毁灭。
《红与黑》是19世纪欧洲批判现实主义的奠基之作。小说以男主人公连诗的个人奋斗经历和最终的失败为重点，尤其是对其两段爱情的描写，广泛展现了“19世纪初三十年历任政府压迫法国人民所带来的社会风气”，强烈批判了维新王朝时期的反动贵族、教会的黑暗和资产阶级新贵族的卑鄙、粗俗和贪婪。因此，小说虽然以连诗的爱情生活为主线，但并不是爱情小说，而是一部政治小说。
作者通过对生活的长期观察，结合当时的现实和对社会矛盾的理解，使《红与黑》成为一部反映维新时期社会现实的优秀作品。作品中的“红”代表穿着红色制服的士兵，“黑”代表穿着黑色制服的牧师。这是当时年轻人在社会上出人头地的两条捷径，也代表了当时社会的社会特征。这部作品全面批判了各种社会弊病，同时成功塑造了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尤其强调了环境对人物的影响，也使这部作品成为典范。
《红与黑》把重要的社会主题作为小说结构中的一个重要因素，使其成为主人公活动的标准社会环境和基础，从而充分显示了其现实主义的艺术方向。小说深刻地反映了20世纪30年代法国的社会现实。小说描写了拿破仑激情奔流的时代，描写了新兴资产阶级日益发展和繁荣的时代，描写了法国成千上万被压抑的小资产阶级青年对自由平等和战争的强烈愿望。
这部书主要表达的主题思想，是通过法国社会中的一些实际情况，描述了不同身份的人的不同生活，而且他们在社会中会产生不同的矛盾。
没有太正确或者太错误的事情，错误和正确只是有一个平衡关系的，平衡好了就可以共同发展。
《红与黑》是19世纪法国乃至欧洲文学的一座丰碑。小说围绕主人公于连的个人奋斗及两次爱情经历的描写，揭示了复辟王朝时期的波澜的阶级大博斗，反映了政治黑暗、教会腐败，贵族反动和资产阶级利欲熏心的广阔生活画面。于连的两次爱情动机都是以爱情占有为出发点最终要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通过于连这个文学形象，一方面描述了法国七月革命前夕在人民革命浪潮冲击下的贵族以及中小资产阶级的恐慌情绪；另一方面又塑造了一个出现于社会剧烈变革中的个人野心家的艺术形象，美化了资产阶级的生活观和幸福观。小说的结构严谨匀称，语言简洁流畅，人物形象和人物性格与环境紧密相连，善于揭示人物的内心冲突和思想感情的瞬间变化，以此来突出人的个性特征，这是本书最大的艺术特点。作者简介
广泛展现了“19世纪初三十年历任政府压迫法国人民所带来的社会风气”，强烈批判了维新王朝时期的反动贵族、教会的黑暗和资产阶级新贵族的卑鄙、粗俗和贪婪。因此，小说虽然以连诗的爱情生活为主线，但并不是爱情小说，而是一部政治小说。
这部作品是法国经典的现实主义矛盾作品，男主角他半个身子是黑道，半个身子是白道。
在看《红与黑》这本小说的时候不要将其当成简简单单的爱情小说，要将其当成一部政治作品来看，只有这样才能更好的了解这个作品的中心思想。
《红与黑》：批判现实主义之宗教批判 ——兼论作者的世界观《红与黑》一书是法国批判现实主义长篇小说的伟大的开篇之作，他集中力量主要批判了封建总趋势没落和暂时复辟时期的政治和宗教现实。1789年到1794年的法国大革命对教会势力一场沉重的打击，但是这种打击是随着统治阶层的态度而不断变化的。1789年8月4日，革命党废除了主要的封建制度，同时也就废除了教会的一大经济来源，即取消了十一税。接着没收了教会的土地和其他财产，变卖它们，补充国库。革命派还对天主教会的神职人员做出了试图防止日后反抗新政权的重大规定，即有关僧侣的非宗教体制条例，使神职人员在政府和教会之间作出两者必居其一的决定。几经波折， 到1794年5月7日，议会根据罗伯斯庇尔的建议，通过了建立崇拜“最高实体”的决议，其中第一条称法国人民承认最高实体和灵魂不灭。 但到了拿破仑时代天主教教会的命运就同拿破仑的活动及其妄图主宰世界的欲望紧密相连了。拿破仑为笼络天主教会实力为自己的统治服务，在占领意大利之后，于1801年同罗马教廷缔结条约。但条约于1809年就遭撕毁，拿破仑称教皇的领地使法兰西帝国的一部分。同时，罗马教皇当即颁布敕令，把拿破仑及其反教会的支持者开除教籍，而拿破仑也下令将教皇押解法国。拿破仑垮台后，教皇庇护七世才返回罗马，作为国际教会势力的罗马教廷的历史才得以继续下去。此后的十五年，是波旁王朝在神圣同盟支持下在法国复辟的十五年。这十五年里，也是罗马教廷在经过拿破仑的洗劫之后进行恢复和巩固的十五年。在这十五年里，神圣同盟竭尽全力帮助天主教会，首先重建教皇国，紧接着为其建立显如中世纪的崇高的地位。被拿破仑摧毁了的那些反动制度有重新建立起来，而且还建立起新的修士网体系等制度。但是无论如何，此时天主教会的势力已经鞭长莫及，支配力已经大大削弱了。作品中，为了组织起一只镇压资产阶级起义的队伍，教会和封建政权联合起来，甚至采用勾结远在三千里的地方的罗马教廷的手段，控制神甫、五万教士，进而控制士兵（一般百姓）。而罗马教廷也显然非常乐意去做虽然违背宗教道德的在宗教领袖指定的日子里，可以都经同样的话的事，因为法国人首先愿意说一切都应归于教士所有这样的话。贵族们还特派于连到英国向某要人口传密信，无非是以国家的林产和人民的自由为代价，换取无爱国刽子手和贵族的封建利益。所有这一切，没有别的原因，唯有利益，政治上的和经济上的。我们说，宗教和政治从来就是同源异流，紧密联系的，都源出于一定的经济基础，有把人余人之间关系的结果（政治）和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虚幻反映（宗教），归结余人于自然之间关系的结果（经济）和人与自然之间的真实反映（经济）。宗教和政治的紧密关联性在小说中虽未表现出政教合一的高级形态，但事实是，大到整个罗马教廷，小到教士个人如卡斯塔奈德神甫之流，都在为政治上的地位和自己的经济利益而奋斗。宗教和政治相互利用。可以说，宗教是政治和法律，而非哲学，艺术和伦理。因为他既是观念性的，又是体制性的；既可以作为西向理论控制民众，又可以作为一种组织和制度去统辖民众。这便注定了它与政治关系更紧密，更容易为社会斗争各方所利用。宗教有时哲学、艺术和伦理，有不是政治和法律，因为宗教具有一种超脱的外表，比如贝尚松神学院走廊墙上的字句：“六十年的苦修，比起永世的身安心乐或地狱里的刀山火海，那算得什么？”宗教企图宣讲这样的思想来势民众放弃目前的政治斗争和经济利益，并用以掩盖自己的世俗意图。卡斯塔奈德神甫每一句当众讲出的话都是对天主教教义和天主教宗教道德的解释，而他的每一个背后作出来的动作都是阴谋家职业精神的体现。这个神甫的形象是教民眼里的牧师，使政治家受理的刽子手。当然，教徒中的个别形象与政治中的个别角色却始终没有放弃过斗争，甚至矛盾甚深，如弗利赖神甫与拉穆尔侯爵。但是这种矛盾只是有权有势的集团或个人为取得更多的权势而作的斗争，是狗咬狗的斗争。这种矛盾始终没有上升至主要矛盾，而且当有了第三方（国家或民众）的利益作为自己损失的补偿时，他们之间所谓的矛盾也就不了了之了。教会中达神甫之间的斗争是壮烈的，声势号大的。相比之下，教会中小教士一面听这信徒的倾诉，一面也受着主教的颐指气使。而在神职人员或准神职人员之中，神学院的那些小学士的命运则是最悲哀的。神学院，在于连“望见大门上的镀金铁十字架”时，就认为是“人间地狱”了。神学院的大门只乐意为金钱敞开。于连的朋友傅凯第一次见到于连时说：“两枚锃亮的五法郎银币教我明白，自己真是蠢货，没在第一次来就摸出来。”而那些农家子弟学士来神学院也并不是为了研习教义、教规、教理，而是好像在学习和实践着某种潜规则：在眉山的宗教道德的外表下追求丑恶的世俗利益。“他们呕心沥血，弄到几乎病倒”，学问上却无所进步；他们可以说出“卡斯塔奈德神甫把彼拉先生当地人对待”这样的话，也可以从“从他们死气沉沉的眼里，饭前只看到期待饱吃一顿的生理需求，饭后之看到口腹之欲满足后的生理快感”。“神学院里每份每秒都得饰行欺世。”任何一个学时都不能破坏这种潜规则。于连破坏了，他被人猜忌，被人告密，也只有懂得并履行这种潜规则才能生存。作者对于这些农家子弟学士应没有什么蔑视和歧视，但是对他们所履行的这种潜规则则既是同情的，有时批判的。一方面，教会和教士的社会地位和经济收入相对来讲是相当高的，但同时教士发迹的机遇却是极有限的，这就迫使他们在积极追求“理想”的同时又不能有所暴露，这样就形成了他们呆里耍奸的表现形象。但是，这种表现形象的根本原因却在与宗教教会的稳步发展需要被欺又能欺别人的人。所以可以说，学士们既已是悲剧的演员，有梦想这座悲剧的导演。但是，作者显然是批判的，在批判他们的言行中就包含这对潜规则的批判，他批判“长时间的苦修仪规”，批判“食用带壳煮的溏心蛋吃法”，批判聪明的夏泽尔“总不忘说两句糊涂话，被发落到第五十名”。在《红与黑》中，有两位神甫给我们留下了美好的深刻的印象：彼拉神甫和贝尚松大主教。他们都是聪明善良的人，所不同的是前者严厉，而后者更“可爱”。彼拉神甫自从与于连在神学院相识之后，就一直没有停止帮助过他，事业上的和情感上的。在神学院时，处处关照，对于陷害于连的那封信并没有深加追究；临走将于连隆重推荐给后来改变他人生的拉穆尔侯爵，有不厌其烦地提醒其在拉穆尔府的为人处世，还帮他联系了个神学院继续学习。可以说彼拉神甫是于连的严父，有是于连的慈父。在事发之前，他防微杜渐，严格要求于连的言行举止；一旦于连落难，彼拉神甫深深引咎自责，顾不得老命而为之奔走。而于连也是彼拉神甫忠实的儿子和朋友。事发之后，于连想到的第一个人正是彼拉神甫。至于这个贝尚松大主教，他“是个可爱的老人，生来就该住在京城巴黎，现在来贝尚松，简直是流放”；他又是“慈祥的”，“是个很有才情的人，虽长年迁徙，饱经忧患，却并不消沉”；他“与神学识（于连）讨论起贺拉斯有没有钱”，“但他的记性时而有点偷懒”；他在把羽翎花球搁在华盖顶上，“弄得胆战心惊，生怕手下哪个人会丢了性命”；他“爱看大家吃的高高兴兴，津津有味”；他“礼贤下士的态度，尤使于连受宠若惊。想不到温文尔雅如许，与平时那种天然的独尊之概，竟相得无间”。在这里，作者没有否定大主教的一个字。相反，全文的直接叙述和字里行间自觉或不自觉地倾注了作者的无限敬重和爱戴之情。在作者心目中，这样的神职人员是完美的，人格上更是完整的。他们不仅心灵中有一个“最高实体”，而且处处表现出友爱和救人危厄的精神，他们既是神圣而严肃的，又是可接近甚至可爱的。可以说，作者并没有彻底否定宗教的每一个方面，而是在试图寻找一个宗教道德与人道主义道德的和谐的紧密的契合点，这便是作者的宗教观。但是，我们认为宗教道德和人道主义道德在根本上是对立的。宗教道德寻找着一种和谐的人神关系；这个关系的产生和维持下去实质上要求人对神盲目的信仰，绝对的敬畏和单方面的服从；要求神在支配和操纵人类命运方面的主宰作用，要求人神关系的实质是主奴关系、君民关系。当以宗教道德“审时度势”时，人的独立地位便不复存在了。而人道主义道德旨在规定人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要求人要爱人类，爱他人，爱社会，爱集体，要求对人的肯定而对神的否定，人于人之间互爱关系才是至高无上的。当然，根本上的对立并不完全意味着随时随处都对立。当在人之爱神的前提时，人道主义的道德便得以体现；否则的话，人之爱人会付出惨重的代价。作者正是通过对这个神甫形象的塑造来阐释自己的宗教观。但是，我们认为，在宗教道德沦丧的大背景下，提倡这样的宗教观只会是徒劳。这实在没有科学的世界观和宗教观理论下，产生的片面和不彻底。唯愿没有苛求前人之意。
儒家的仁爱思想是儒家思想最为重要的内容。孔子"仁爱"思想是一个内涵十分丰富的概念，在孔子思想中占有很重要的位置，并且对中国社会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仁"，原本指对人亲善或持有一种同情心，在孔子那里被发挥成了一种学说、一种哲学观。建立在民族宗法基础上的家国同构，是在农业文明为主的时代以家族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家天下。与这种家天下的谱系结构相平行的精神纽线是孔子的一系列与之相匹配的仁学思想。这个仁学思想的核心是"仁"，从这个核心出发，是孔子的"仁者爱人"，进而是"入则孝，出则悌"，是孔子仁学思想的又一要义、又一个纽结，最后，他提出"泛爱众"，完成了仁学思想的基本建构。在孔子看来，只有在家敬（孝）父母，出门敬（悌）兄长，才能把"仁"这种主观理想的精神境界，推己及人，由家庭推广到社会，才能"泛爱众"。并且，"其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鲜矣"。由此，可以看出，孔子仁学思想的目的是为了维护奴隶制国家秩序及其生存基础的。最后，孔子为他的仁学思想这根精神纽线画上了一个中止符，他说："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了"天下归仁"，他又提出一种办法"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并把它作为"忠恕"之道来行仁。从"仁"出发到"归仁"，显然是孔子认为的一种完满的精神境界。 按照孔子"仁者爱人"的说法，仁的基本含义应该落实到对他人的尊重和友爱上面，具体地说，应该承认人的存在，尊重人的人格，具有明确的人化意识和行为。孔子"仁"的思想强调人伦义务，希望人人尽伦尽职。这样，在为人处世方面就应该努力做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孔子以"爱人"解释仁，作为仁德的根本标志，他不仅希望以"仁爱"精神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更以"仁爱"原则来治国安邦。如果社会中的每个人都能做到仁、具有仁爱之心，上下、长幼、尊卑有序的礼治社会便不难实现了。 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孔子思想自然是基于对那时社会问题的深入思考，他的仁爱思想也是如此。孔子所思考的是社会如何安定，是怎样使政治清明，因而在政治的层面上，孔子的仁爱思想便十分自然地推衍出了仁政德治的思想，从而建立了以仁为核心的道德理论体系，以仁来统摄诸德，强调仁在智、仁、勇等重要德行之中的中心地位，把恭敬、慈惠、诚信、宽厚、敏捷等德行作为实现仁德的标志。 孔子以后的几位思想家孟子、墨子和荀子都对仁学有重要发展。尤其是孟子将孔子的仁爱思想发展为"仁政"学说，影响后世极大。孟子把"恻隐之心"看成"仁之端"。孟子看到了人生具有的良知、良能，看到了人所共有的怜悯、同情之心，进而把仁看成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本依据，因而孟子说："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有道德的人就是保存了先天的仁德的人，具备了仁德，才能以仁爱之心处世待人。 在将仁爱思想建立成为人性论的依据之后，孟子又将仁爱精神推而及于政治，从而产生了他的仁政学说。孟子认为："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这便是孟子的仁政论。在他看来，仁与不仁应当作为施政的根本。行仁政者得天下，失仁政者失天下，这是历史经验已经反复证明了的。不仁者而得邦国尚有可能，"不仁而得天下者，未之有也"，要统一天下，得到天下人民的拥护，不施仁政是绝对做不到的。 秦汉以后，孔、孟的仁学思想不仅产生了积极影响，而且还在后世的实践和阐发下继续得到了发展。 秦由暴政而亡的教训，给了汉初统治者们带来太多的思考。当战争的烟尘散尽后，汉初政治家和思想家不能不认真总结秦朝灭亡的教训，陆贾因此撰成《新语》，认为秦"用刑太急"，不知教化，是导致强秦速灭的重要原因。贾谊在《过秦论》中的话更是切中了要害，这便是"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这对汉初的政治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面对极度凋弊、百业俱废的严峻现实，汉初的统治者不得不取用"清静无为"的黄老思想，他们看到了儒学"难与进取，可与守成"、"序君臣父子之礼，列夫妇长幼之别"的特征，于是，当经济获得了一定的发展之后，他们还是选择了儒家思想，以巩固封建统治秩序，维护社会伦理纲常。 汉统治者取用儒学却不是专用儒学，他们也离不开其他各家的一些主张，如法家的"尊君抑臣"思想就倍受汉武帝的欢迎。汉朝学术是一种综合学术，那时的思想家都不同程度地儒、法杂糅，仁义与法刑并列。这表现在汉朝的施政方针上，则是法治与德治相结合，"刑德并用"。西汉的"中兴之主"宣帝就表白说："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汉武帝便是"内多欲而外施仁义"，虽然他们内里多欲，但为了江山的长治久安，仍然要压抑自己，行王道，主德治，施仁义。 儒家的仁义主张总是在与政治上的强力抗争着。秦汉时期，现实政治生活中民本思想的提倡以及政治批评的活跃，总是生动地体现着仁学的精神。汉代，从贾谊的政论、董仲舒的抑兼并、废奴婢、除专杀之威、不与民争利的政治主张，到夏侯胜、贡禹、鲍宣对暴政的揭露与抨击，无不贯穿着仁学精神。 东汉后期，社会危机不断加深，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玄学产生，佛教、道教流行。玄学盛行之际，"名教"被批判，周公、孔子遭轻薄。例如，东汉末年的曹操曾因"后生者不见有仁义礼让之风"而伤神，但他却认为"承平尚德治，乱世赏功能"，故下《举贤勿拘品行令》，宣称可以任用"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的人才。玄学家也有人认为儒家的伦常合乎人性自然而加以肯定，说"夫仁义者，人之性也"，这不是对儒家"名教"的调和，便是用道家的理论为儒家思想作论证。魏晋隋唐长期的儒、佛、道"三教"争斗时期，儒家的仁学甚至沦落到了名存实亡的地步。 宋明时期，理学兴起，仁学终于走出了危机。孔孟道统取得了独尊地位，以仁为核心与实质的伦理本体建立起来。理学家集从前仁学之大成并有重大发展，他们以仁为理、为太极，将仁的实质归结为"天地生物之心"，使仁的思想更加丰富，恢复了仁学的目的论精神，仁学也真正成为一种时代精神。在此背景下，王安石乐做"亲民之官"，立志改革；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倡导革新；张载立志"为天地立心，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更多的人在反对权奸或者挽救民族危亡的关头表现出高风亮节，视死如归，谱写了一曲又一曲的"正气歌"。明末清初的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等人更心系"万民之忧乐"，在社会政治思想方面为理学时代的仁学做了极好的总结。 近代以来，内忧外患、民族危机空前严重，谭嗣同的《仁学》、康有为的《大同书》是批判继承发展仁学的代表，体现了仁学在近代的新变化、新面貌。前者以仁作为冲决罗网的动力，他提出"民本君末"、"君权民授"，提倡仁说，谓"仁以通为第一义"；后者以仁为未来理想社会的价值基础，看起来它吸收了民主、自由、人权等资产阶级思想，与孔孟仁学有"实质"区别，但其深层核心处却依然体现了孔孟仁学的价值标准。 孔子仁学思想内含丰富，并为后世历代继承和发扬。考察这样的历程，我们不难得出一些具有启发性的认识。 首先，后世学者认为孔子思想中包含仁礼矛盾的看法是不全面的。我们研究孔子的思想，认为它有一个发展的过程。最初，孔子所关注较多的是礼，他所念念于怀的是如何以周代礼乐重整社会。但事与愿违，孔子到处碰壁，他不得不进一步思考"礼"之不行的深层原因，便开始越来越多地谈论"仁"，议论仁与礼的关系，孔子的仁学思想得到了充分的拓展和完善。孔子所处的年代正值春秋末年，当时的奴隶制社会风雨飘摇，"礼崩乐坏"。孔子提出"克己复礼为仁"（孔子《颜渊》），想女娲补天，又不合时宜。孔子不是没看到这一点，当他的行"仁"主张处处碰壁，便不断发出怨叹"时也，命也"。他既是从仁，又是从命，始终不能摆脱这一世界观上的矛盾。尽管孔子常叹自己时乖命蹇，他的植根于宗法关系以伦理道德为内容的仁学思想却在哲学上产生了深远的意义。这种仁学思想被发挥到极至，就是孔子提倡的"志士仁人"要"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为了那个高尚的"仁"，人们可以用性命去换取，能说不到了极至吗？诚然，孔子仁学思想中的"亲亲爱爱"或"泛爱众"表现了对人的同情、尊重、关心和爱护，无疑是对当时奴隶获得解放和人的价值得到提高的愿望所进行的合理概括。孔子的"仁爱"思想不仅影响着中国古代伦理道德，乃至凝聚于今天的家庭关系，从而使炎黄子孙不忘骨肉亲情。全面地看，不难发现孔子的仁学是为其"礼"的思想服务的。礼的思想有其秩序性的内核，体现了他对社会稳定的关注。那种将"礼"与后世所谓"礼教"简单等同起来的做法是不可取的。至于后世的"名教"、"名分"乃至"三纲五常"，则是后儒片面强调礼，将礼绝对化的产物，与孔子礼的主张已经有所区别。孔子的仁学服务于礼，却代表了人道精神、道德精神、群体精神等等，今天仍然值得大力提倡。 第二，在长期的封建时代，孔子的仁学对政治的清明起了重要的积极作用。仁学反映着时代，离不开特定的历史条件。长期以来，在仁学精神的培育下，中华民族逐渐养成了许许多多的优良传统，如修养完善自身道德，持守"为政以德"；为政顺应民心，与民同忧共乐；爱惜民力，轻徭薄赋以养民。事实证明，仁风昌行时期，总是政治相对清明，官吏相对清廉；暴行大作之时，往往贪敛之风盛行，社会动荡不安。 第三，孔子的仁学思想造就了中国人民注重亲情伦理的特性，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富有了浓厚的感情色彩。在新出土的竹简中，"仁"字从身从心。《孟子》记告子之言曰："仁，内也，非外也；义，外也，非内也。"孟子也说："仁，人心也；义，人路也。"可见，仁突出了人的内在因素即思想观念的特征，是人的真善美道德属性的表达。有仁的思想品质，才会有义的行为，故曰"仁者，义之本也"，正义的行为准则是与仁相伴的。中国古代重孝，孔子曾说："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一个人对自己的父母都不尽孝道，更不会有什么良心善行。有了孝行，才有人与人之间的谦让与诚信，才会有当政者的"养民也惠，使民也义"。所以，汉代倡导"以孝治天下"；北魏孝文帝说"《孝经》一卷，人行之本"；隋文帝说"《孝经》一卷，足以立身治国"。上行下效，孝是一切伦理的根本，由此推广开来，便是"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便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孔子的仁学思想尽管是从维护奴隶制出发，但这个思想重视对人的作用超过了对天神的崇拜。他处的那个时代正在向封建社会过渡，不能不说，时代的进步在他的身上是有反映的，否则他便说不出"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务民主义，敬鬼神而远之"。孔子的仁学思想以人为本，和他的以维护奴隶制为本是互相矛盾的。实际上，这种矛盾的思想体系虽矛盾亦难能可贵。他的"言仁必及人"、"爱仁能人"的仁学思想是既难得又照鉴后人。如果这种思想只是取悦帝王，是不会这么受人欢迎的、并在民间找到他的市场。应该说，孔子的仁学思想尽管具有矛盾性，但更具有较强的实践理性。孔子是主张理论的实践性的，他常说"学而时习之，不亦悦乎"，"君子纳于言而敏于行"，为要"推己及人"，使众多的君子在实践中具有"仁"的自觉，孔子非常强调理性自觉和主观能动作用，进而把为"仁"联系到求"知"。在认识论方面孔子径向理性主义发展，在政治上，孔子虽然是个倾向于守旧的唯心主义者，但他的"仁"学思想却在哲学史上是一个具有理论贡献的创新，并以其扎根于宗法关系的伦理道德内容而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另外，我们不能不看到，孔子的仁学思想在对待人的问题上却是前后矛盾的。他把人分成君子和小人，并说"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孔子《宪问》）作为贵族出身的孔子，由于阶级的偏见，他把"仁"看成是先天的道德属性，只有君子才能做到"仁"，小人就绝对不行。这样，"仁"就成为"天赋的道德"，就主张只好用人主观意识修养来补救。忘了指出的是，当仁在仁学里进一步发挥时，仁就是指奴隶社会的道德准则，是奴隶主对自己阶级意识的一种自觉。因此仁学思想再光焰，也同时留下了巨大的历史晷影。转载《试述孔子的仁学思想》一文请注明出自〖北屯在线〗。谢谢合作！文章地址：
有，详谈联系1、金田起义：1851年1月，洪秀全率领拜上帝教教众在广西省桂平县金田村发动起义，建号太平天国。2、永安封王：1851年3月，洪秀全在东乡宣布称天王。后永安建制封五王：封杨秀清为东王，萧朝贵为西王，冯云山为南王，韦昌辉为北王，石达开为翼王，所封诸王皆受东王节制。3、定都天京：1853年3月，太平军攻克南京，改名天京，定为太平天国首都。4、天京事变： 1856年9月，发生了天京事变，东王杨秀清、北王韦昌辉先后被杀，翼王石达开率部出走后败亡。5、《天朝田亩制度》：1853年颁布，是天平天国的纲领性文件和社会改革方案。6、《资政新篇》：1859年颁布，洪仁玕拟定的带有资本色彩的改革与建设方案，但为涉及农民的土地问题，缺乏实施的阶级基础和社会条件。7、太平天国农民运动失败的根本原因：1864年失败。失败的根本原因是农民阶级的阶级局限性，换言之，缺乏先进的阶级的领导。8、洋务派及综理洋务的中央机构：奕��是首领，还有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1861年成立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9、洋务派举办洋务事业的目标：“求强”“求富”。10、洋务派举办洋务军事工业目的：直接目的是镇压国内农民起义，同时有抵御外国侵略的目的。11、举办洋务事业的指导思想：最早由冯桂芬概括出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12、洋务派举办的民用企业的形式和性质：形式：官办、官督商办（采用最多的形式）、官商合办。性质：基本上属于资本主义性质的近代企业。13、洋务运动失败的标志：中日甲午战争中北洋水师的全军覆没。14、资产阶级维新派的主要代表人物：康有为（旗手）、梁启超、谭嗣同、严复等。15、“公车上书”：1895年，康有为等在京赶考的举人（由各省派公车送京赶考）向皇帝上书，要求拒绝与日本议和并变法。16、宣传变法的理论文章：康有为《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等著作；梁启超《变法通义》，谭嗣同写了《仁学》，严复在翻译赫胥黎的《天演论》等 .17、宣传组织变法的著名“三会三报三学堂”：强学会、南学会、保国会。上海《时务报》（梁启超任主笔）、天津《国闻报》（严复主办）湖南的《湘报》。广州万木草堂（康有为主持）、长沙时务学堂（梁启超任中学总教习）。他们还向光绪皇帝建议设立京师大学堂。18、维新派与守旧派辩论的问题及其实质：要不要变法，要不要实行君主立宪，要不要废八股、改科举和兴学堂。实质是资产阶级思想与封建主义思想在中国的第一次正面交锋。19、守旧派的代表人物：洋务派官僚张之洞，写有《劝学篇》是对抗维新变法的代表作。20、“百日维新”：1898年6月11日，光绪皇帝颁布《明定国是诏》未开始标志，1898年9月21日慈禧太后发动“戊戌政变”，为结束标志。21、“戊戌六君子”：谭嗣同、刘光第、林旭、杨锐、杨深秀、康广仁 .
【摘 要】关于孔子思想的核心内容，学术界观点不一，颇有争议，但总体来说趋向于“仁学核心说”，但也有学者认为“关于孔子的思想核心争议，多是来自观察的角度不同”。文章正是立足于这一点，结合学术界关于孔子核心说的观点论述，对《论语》中的仁、德思想内容及其二者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分析论述，以便进一步分析理解孔子的主体思想内容。 中国论文网 http://www.xzbu.com/4/view-6083308.htm【关键词】孔子；仁、德；思想 要准确把握和理解《论语》中的“仁、德”思想，必须明确“仁、德”在孔子思想体系中的地位和特点，要讨论这一点首先要弄清楚孔子的思想核心内容。再将其思想核心与孔子的德之思想进行比较分析，以便对《论语》中孔子的“以仁释德”思想有一个清晰的理解。 一、核心之论 关于孔子思想的核心历来学术界观点不一，众说纷纭，现就目前学术界关于孔子思想核心内容学说观点进行简要梳理总结，以便能恰当理解论证孔子的“以仁释德”思想。目前，学术界关于孔子思想核心说主要有以下几种： 一是“仁”是核心说。目前这种观点在学术界是主流，而且代表多为名家大家，如冯友兰先生认为：故直尚有行不通处，而仁则无行不通处。故仁为孔子“一贯”之道，中心之学说。故《论语》中亦常以仁为人之全德之代名词。唯仁亦为全德之名，故孔子常以统摄众德。此外，冯友兰先生还认为：仁可包括孝、忠、智、礼、信等德目的含义。持此观点的还有谢无量（《中国哲学史》）、匡亚明（《孔子评传》）、劳斯光（《新编中国哲学史》一卷）等著名学者。 二是“礼”是核心说。持此种观点的学者认为“仁”只不过是解释礼、恢复礼的一种手段和措施。如李泽厚先生认为：孔子讲仁是为了释礼，与维护礼直接相关。礼是以血缘为基础、以等级为特征的氏族统治体系。要求维护和恢复这种体系是仁的根本目标，故提出孔子“以仁释礼”的观点。美国著名学者Fingarette Herbert的观点更为明确：孔子思想外在的礼仪是中心，不是内在的个体心理（仁），此外还有著名学者蔡尚思也持此种观点。 三是多核心说。认为孔子的思想核心是“忠恕”、“仁礼”、“仁义”、“仁义礼”等复合或多个概念搭配组成。还有学者认为，孔子思想的包容性与庞杂性，很难用单一的核心学说来概括。学术界关于什么是孔子思想的核心一直存在着争议，这种争议很大程度上来自观察的角度不同。 二、以仁释德 “仁”在孔子的思想体系里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也是孔子伦理概念群中的重要概念之一，要明确“仁”与“德”之间关系，首先要对《论语》中“仁”的含义、内容及地位进行一个简单的分析。 （一）仁的含义 关于仁的内涵解释是多方面，古今中外学者对此解释可以说众说纷纭，但大都是以德释仁的方法，对仁进行分析阐述，现就朱熹等为例，以人物时间顺序进行简单对比分析。 一是朱熹以德释仁。在《论语集注》中，朱熹常常使用“以德释仁”的方式将德与仁联系起来阐述。朱熹通过“以德释仁”的方式表达了对仁的认识。 在这个过程中，德的内涵得以进一步明晰和深化。朱熹首先阐述了德与仁的关系：仁者，爱之理，心之德也。仁者心存而不放，故其言若有所忍而不易发，盖其德之一端也。仁者，本心之全德。二是晚清通儒陈澧认为：“仁”有三义，一曰爱；二曰心德；三曰淳恳。由此可以看出前两点是根据朱子“爱之理，心之德”的分解而来。三是杨慧杰先生认为，仁有七义：德之总称；一德之名；抉择；自我实现；功能；功夫；仁者。这是杨慧杰先生在“爱与心德”解释的基础上又增加了七种解释。四是谢无量先生在《中国哲学史》中论述孔子之“仁说”时，论述了孔子仁智勇三大德，同时对这三德的关系也做了说明，并认为：“仁可以兼智勇，智勇不能兼仁，故仁为全德之名也。”他进而认为：“仁者实为天理之至纯，可以总括人心之全德者。五是冯友兰先生认为“仁”为全德之名，统摄众德，包含孝、礼、忠、信、直等德目的含义。六是劳斯光先生认为“仁”观念是孔子学说之中心，亦是其思想主脉之终点，“仁”为视人如己，净除私累之境界，并认为“仁、义、礼”构成孔子基本理论，并认为仁能统摄义、礼。再联系朱熹将仁解释为“爱之理，心之德”，杨伯峻在解释《论语》中109个仁时将105个都解释为“仁德”，都可谓以德释仁的典型。 综合上述七家学者对仁的含义解释可归纳为：爱；心德；一德之名；仁德；德之总称；全德；自我实现；功能；功夫；仁者等十一种解释，以德释仁者居七（爱、仁者也为德目之一），且上述学者都强调”仁”为孔子的思想核心，由此可以见得仁是和德密不可分的。对于个人的品德，孔子强调仁和义，尤其是仁。它是一种绝对的道德律。在《论语》里，孔子用“仁”这个字时，有时不是仅指一种特定的品德，而是泛指所有人的德性，这便是“仁人”一词的含义，这种场合下“仁”是品德完美。由此可见“德”在孔子思想体系中地位也就不言而喻了，因为从上述各家观点的论述很容易看出：仁、义、礼、智、信、忠、孝、悌、勇、清、直、道、和乃至中庸等概念都是孔子的思想体系的主要内容和论述重点，但无论是从内涵还是外延来讲都有一个共同的指向和根本目标，那就是德。 因此，本文认为孔子无论是“以礼释仁”还是“以仁释礼”、以及对仁的各种阐释和发挥其最终目的还是为了实现德、普及德，借以实现德治的大同理想社会。仁的思想即便是孔子儒学的最高境界或思想核心，但其内容任然是由众德组成，其根本目的还是实现德，实践德。这正是孔子思想中“以仁释德”的最明显例证。 （二）仁的内容 作为孔子的重要思想内容“仁”，在《论语》中一共出现110次之多，可见孔子对仁的重视，但在另一方面孔子又“罕言利与命与仁。”且不轻许人以仁，并认为自己不具备仁的资格，仅以君子居。下面我们就以孔子弟子问仁及孔子理解的仁等几个方面来理解《论语》中“仁”的思想，以便能进一步佐证孔子的“以仁释德”思想。 第一，孔子心目中的仁。孔子及弟子关于仁的问答论述可以简单分为三个部分：一是仁的含义。孔子心目中的仁的含义也有狭义和广义之分，侠义的仁简单的说就是爱人，如樊迟问仁。孔子则直言“曰爱人”，司马牛问仁，孔子的回答是慎语，勿多言，这些回答只是具体而简单的含义。而具有广义的则是对颜渊、仲公和子张问仁的回答分别是：克己复礼；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邦无缘，在家无怨；恭宽信敏惠等宏观方面的论述。 如子张问仁于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请问之？”曰：“恭、宽、信、敏、惠。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意思是说，如果在政治领导上能奉行这五种德行，便是仁。这里主要是就政治和行政领域而言，孔子理解的仁政主要着眼在执政者德行，而不及于政策措施。同时也表达出，仁可以散化为一组更具体的德目，反过来说，一些更具体的德行共同构成了仁的体现。从而，仁既代表了诸多德行的统一性，又是诸德行的总和，可以是整个德行的代表。后世儒学认为仁不仅是所有德行中最重要的德，而且是几个主德之首，更是能够代表各种德性的唯一德性。樊迟问仁。子曰：“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虽之夷狄，不可弃也。”这里的回答当然可以被认为与问者的特定状况有关，同时，与子张问仁孔子答恭、宽、信、敏、惠，也是类似的，盖仁是全德，故可以散见几个不同的其他德行。这些对仁的抽象广义解释在本章前面已有论述，不再赘述。 第二，理想之仁。在孔子的心目中仁无疑居有很重要的地位和作用，但是体验和实践仁的主体依然是人，可以说通过仁的体验和实践的最终目的是实现人一个“道德的自我”。同时仁在实践的过程中，是一个渐进的历程，任何人在一个时间和一个阶段也不能完美的实现它，所以孔子也不以仁人自居，也不轻许人以仁，有人说：“雍也仁而不佞。”孔子的答复是，“不知其仁（意即雍不为仁），焉用佞”。又答复孟武伯说，子路、冉有、公西华，都“不知其仁”。孔子对所有学生，仅仅说“回也其心三月不违仁”，这也未必是说颜渊是仁人。对于令尹子文和陈文子，说他们“忠”或“清”，却不同意他们是仁。 那么在孔子的心目中，什么样的人才算仁人呢。下面我们就以《论语》中孔子及与弟子关于子产、管仲的平价，来简要分析一下孔子心目中的理想之仁。 子谓子产：“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或问子产。子曰：“惠人也。” 子曰：“管仲之器小哉！”或曰：“管仲俭乎？”曰：“管氏有三归，官事不摄，焉得俭？”“然则管仲知礼乎？”曰：“邦君树塞门，管氏亦树塞门。邦君为两君之好，有反坫，管氏亦有反坫。管氏而知礼，孰不知礼？” 子路曰：“桓公杀公子纠，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子曰：“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 子贡曰：“管仲非仁者与？桓公杀公子纠，不能死，又相之。”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岂若匹夫匹妇之为谅也，自经于沟渎而莫之知也。” 子产之惠。从上述第一段材料可以看出子产具有“恭、敬、惠、义”为特征的君子之德，但孔子只称之为惠人即宽厚慈惠之人。众所周知，子产是春秋时期郑国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其主要政绩为“论政宽猛、子产告范、不毁乡校、铸刑于鼎”等多种行之有效的政治措施，并使郑国民众在强国林立之间平安生存数十年，并以此成为孔子最尊敬的人之一。以至于在其去世之时，孔子泣而流泪称之为“古之遗爱矣”，而并没有许之于仁。分析其原因：一是子产施政宽猛（刑）相济，而不是孔子提倡的“道之以德，齐之以礼”；二是子产施政益民的范围只是郑国一国之众，而非孔子的天下苍生；三是子产铸刑鼎治国政，而不是孔子所提倡德礼相结合的以德治天下。 管仲之仁。从上述第二、三、四段材料看孔子对管仲的评价，孔子说管仲不俭，不知礼，却说：“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由这点来看，孔子认为管仲纵是“有反坫”“有三归”等诸多“不礼”的行为，孔子却称其仁。原因有三：一是有德政之举，辅助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符合孔子“远人不服，修文德使来之”的政治理念；二是有德治之功，辅佐齐桓公尊王攘夷，匡扶周室，使天下有一个较长期的（齐桓公在位四十三年）安定局面，这是大有益于大众的事，而这就是仁德。由此可见，按照孔子的观点，谁能够使天下安定，保护大多数人的生命安全，并使之安居乐业，就可以许他为仁。从上述最后一段材料子贡与孔子的问答可以看出孔子最终评价仁人与否的标准是是否实现“博施于民而能济众”的宏伟政治理想目标。由此可见孔子心目中理想“仁”的重要标准，不但要有德政之举，而且还要有德治之功。 （三）求仁之举 仅就仁的概念含义而言，孔子对仁的广义解释包含着求仁的方法，首先是“克己复礼为仁，”并进一步指出“为仁由己”不由人，具体方法就是“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本文认为其含义还应有“非礼勿思”，这符合孔子“仁由己”即主张内在约束的思想特点，在这一层含义中，孔子强调了礼的重要行，同时主张外在的规范“礼”与内在的约束“克己”相结合以实现“天下归仁”目标。其次是以礼待人，仁心爱人。如仲公问仁，孔子的回答也包含着三层含义：一是强调与人相处要以礼相待，并且要在行动上给予充分重视，如“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其次是真心爱人，替他人着想，做到“以恕己之心恕人，以责人之心责己”，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最后是对待他人无论是外在于行，还是内在于心，都要表里如一，真正做到“在邦无怨，在家无怨。” 三、以德为本 仁被朱熹阐述为德的具体表现，在某些情况下，仁表现为“德之一端”，在另外一些情况下，仁则表现为德的全部。因此，我们可认为朱熹将仁界定为一个经验性的道德本体，通俗地讲，就是诸多道德品质的本原，那么，以“爱人”为基本内涵的仁自然也是以德为本原了，下面以文献为例，进行分析：“心不违仁者，无私欲而有其德也”；“仁，则心德之全而人道之备也”； 尹氏曰：“成德以仁为先。”上面材料旨在说明想要拥有德，就必须按照仁的准则行事，只有做到了仁，才会“有其德”。 也就是说，在这里，朱熹认为仁是以德为目的的，在现实中实践仁， 实际上是间接地提高了自己的道德修养，最终使自己的道德趋于完善。 让我们再来分析一下仁、礼、德三者之间的关系。在一定程度上，礼只是仁的体现与落实，没有礼，仁就无所依托此，在“齐之以礼”的同时，还要“道之以德”，把德与礼或说是仁与礼紧密结合起来。在孔子这里，仁既是德，德既是仁，“仁德”作为一种系统的道德思想体系，却是孔子首先提出的。把德和礼联系起来，把道之以德与齐之以礼统一起来的德治思想，也是孔子首先提出的。虽然仁和礼是统一不可分割的，但从思想的发展来看，孔子在思想史上做出的新贡献是他的德治思想和仁的思想。也正是因为这样，所以虽然齐之以礼是孔子的目标，而孔子所最关心和讲得最多的，却是道之以德。” 我们可以看出：正是由于德具有较强的抽象性和包容性，并且很难理解把握，这才促使仁、礼的思想的产生，因为只有两个概念，才能更好的从内心和外在两个方面，对德进行完美的诠释。相对于德来讲，仁是内容，礼是形式；仁是德的内心道德情感，礼是外在行为规范；仁是德的基础、灵魂，礼是德的体现、落实。有了仁，德才有人性内心的约束和最终归属，那就是一心向善；有了礼，德就可以落实到具体行为上，就有了可以实际检验的德具体标准。仁、礼不只是使德从内心到外在得到落实，它们反过来也起着培养着德的作用；通过仁、礼的内外两方面规范和约束，可以提升人们的精神境界。 因此，从周公以礼释德思想的产生，到孔子以仁释德思想的建立，并通过孔子对礼之思想的发展和超越，才从内心和外在两个方面对德之思想的真实内容进行了一个全方位的阐释。至于中庸思想，孔子曾说过“中庸之德为至德矣”，本文认为只是德之思想得以完美体现的准则和尺度。至此孔子的“以仁释德”的思想体系已完全确立了起来，其主要内容就是仁礼相结合，中庸为准则，以德为根本。 参考文献 [1]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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