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征信“征信”一词开始对我还是很陌生的。然而，和各种商业银行的接触多了，渐渐的也就对“征信”有了一定的了解。开始关注中国的征信体系了。虽然，中国的征信体系起步比较晚，但是早在中国古代就流行着季布一诺千金、曹操割发代首的信用故事。可见，中国的信用历史还是比较的悠久。所谓的征信，就是专业化的、独立的第三方机构为个人建立信用档案，依法采集、客观记录其信用信息，并依法对外提供信用信息服务的一种活动，它为专业化的授信机构提供了一个信用信息共享的平台。建立这种体系的好处有：第一，节省时间银行需要了解的很多信息都在我们的信用报告里了，所以就不用再花那么多时间去调查核实我们的在借款申请表上填报信息的真实性了。所以，征信的第一个好处就是给我们自己节省时间，帮我们更快速地获得借款。为自己带来实质性的实惠和方便，只是安全规避各种呆账、坏账的前提条件。第二、借款便利俗话说好借好还，再借不难。如果我们的信用报告反映自己是一个按时还款、认真履约的人，银行肯定喜欢我们的，不但能提供贷款、信用卡等信贷服务，还可能在金额、利率上给予优惠。比如房贷，我曾经开见过一个报道，就是说的一对夫妇，因为自己的信用记录保持得很好，当他们准备向建设银行贷款买房时，当时银行给予了利息七折的优惠，无形之中就减少了几万元的利息。要是没有银行建立的客户电子信用体系，相信是不会有这么大的优惠的了。从这故事可以看出，银行建立的这个体系，最后受益的还是我们自己。第三、信用提醒如果信用报告中记载借款人曾经借钱不还，银行在考虑是否给借款人提供贷款时必然要慎重对待。银行极有可能让借款人提供抵押、担保，或降低贷款额度，或提高贷款利率，或者拒绝给借款人贷款。如果信用报告中反映了借款人已经借了很多钱，银行也会很慎重，担心您负债过多难以承担，可能会拒绝再给您提供贷款。由此提醒您珍惜自己的信用记录，自觉积累自己的信用财富。第四、公平信贷征信对我们还有一大好处是，帮助我们获得更公平的信贷机会。征信中心提供给银行的是我们信用历史的客观记录，让事实说话，减少了信贷员的主观感受个人情绪等因素对我们贷款信用卡申请结果的影响，让我们大家都能够得到更公平的信贷机会。随着我国的法制建设逐步走向成熟，各种法律法规随着社会发展和经济建设需要应运而生，但征信立法工作仍然滞后，2009年10月2日《征信管理条例》的出台将填补中国征信立法的空白，而且对于推动中国征信业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有网民提出，《征信管理条例》一旦立法通过，其内容和规定就可成为法院判决的法律依据，这表明我国征信立法进入了快车道。我国征信法律制度建设已有时日，但距离建立统一的征信法律体系仍任重道远。现有的征信规定多为规章、地方法规，呈部门、地区分割之势，与市场经济对统一市场的内在要求相悖，加之现有的规定本身也不乏需要完善之处，所以，在着眼尽快制定统一的征信法律或行政法规长期目标下，此次《征信管理条例》公开征求意见，对推动整个中国的信用进步，乃至中国经济长远的发展，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对于尚不成熟的中国征信行业而言，加快立法进程，加强对征信业的有效管理，是确保征信业和市场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必然要求。通过立法要求各商业银行及其他信用信息提供者在向征信机构报告企业或个人的不良信用信息时，应提前通知企业或个人，以保证征信信息的准确性。这一方面有利于提高征信程序的合法性，另一方面也对减少事后社会成本，包括诉讼成本，不无裨益。银行作为经营者应该承担起更多的提醒信用风险的社会责任，在将不良记录提供给征信系统前，应该建立善意确认制度，以书面形式及时告知当事人，给当事人提供异议和申辩的机会与渠道。因此在个人征信方面，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的指示，中国人民银行组织各个商业银行建设的全国统一的个人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已经于 2004年12月中旬在北京、重庆、深圳、西安、南宁、绵阳、湖州等七城市试运行，并计划于2005年底实行全国联网运行。建立个人信用信息数据库不仅可以帮助个人积累信誉财富，方便个人借款，同时也有助于商业银行控制信用风险，并服务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和监管当局的金融监管。征信与我们的利益一、征信关系我们的切身利益个人征信是征信机构依法采集、调查、保存、整理并提供个人信用信息的活动，简单地说，就是以信用报告的形式提供个人信用记录。（一）信用记录——我们以后的第二身份证就算现在现在离开身份证我们都会觉得寸步难行，而在欧美等征信业发达的国家，没有另一张“身份证”同样也会觉得举步维艰，这个“身份证”就是个人的“信用记录”。首先，关于我们生活中的一些大事情，离不开信用报告，例如买房、买车、找工作，办信用卡、租房、买保险，“我能看您的信用报告吗？”往往是您提出要求后，银行、雇主、房东和保险公司向您必问的问题之一。其次，信用记录的好坏决定我们是否能办成我们想办的事，以及花多大的成本办成我们想办的事。例如，假设当我们要申请一笔银行贷款。不难想象，如果我们的信用报告中的记录表明自己是一个按时还款、认真履约的人，那么好借好还，再借不难，银行不但能给我们贷款让我们买房买车，还能给您较低的利率。因此，良好的信用记录，这将是我们自己终身的财富。相反，如果我们的信用记录表明您拖欠以前的借款不还，或者是虽然还了但每次还款的时间都晚于银行要求的时间，银行可能就会据此判断您可能是一个不太认真履约的人，是一个信用风险较大的人。当然，这并不意味着银行就肯定不给我们贷款，但它可能会要求我们提供第三方担保，或者要求您提供实物抵押，还会要求您支付较高的利率，如果这些仍然不能让银行相信它能收回贷款的话，它也可能就拒绝给您贷款了。因此，信用记录不好，会大大减少您得到银行贷款的机会，并提高我们的借款成本。再进一步讲，信用记录不好，会影响您提高生活质量或进一步发展的机会。所以，发达国家通常流传着这样的话：“要像珍惜自己的生命一样维护个人的信用记录”。关于未来中国征信体系的发展。在中国人民银行将按照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确立的“完善法规、特许经营、商业运作、专业服务”原则，加快建设企业和个人信用服务体系，逐步形成以道德为支撑、产权为基础、法律为保障的社会信用制度。增强全社会的信用意识，提高全社会的诚信水平。加快进行以下几方面的工作：一是加快征信法规建设，二是加快全国统一的企业和个人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的建设，三是积极发展专业化的社会征信机构，逐步开放征信服务市场，四是加强征信市场监督管理，五是抓紧制定信用服务行业标准，推动信息共享。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我国的各项工作稳步前进，国家日益富强，这也使得我国有了建立健全的征信体系的前提。有了健全的征信体系，这又是一个利国利民的举措，体现中国共产党为民着想，为民办事的宗旨，符合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的要求。我坚信，在中国共产党的有力领导下，我国的征信的体系一定会取得更加辉煌的成果。
哎，我也写疯了啊，必须是论文啊？
写作思路：根据题目要求，可以从征信体系的介绍作为开头，之后描写大学生与征信体系之间的关系，在当前时代，需要了解的相关内容，最后总结身为大学生，可以为征信体系做些什么，正文：
大学生是青年群体的佼佼者，大学生的信用记录不仅关系着个人利益，更关系着全民的道德水准和文明素质。国家能否为世界认可，能否立足于世界与我们当代大学生道德素质紧密相关。
国家为了保证每一个大学生顺利完成学业，向我们提供了诸多金融服务:助学贷款、信用卡等。如此多的照顾政策为我们的生活提供了保障。但是，正如屡见不鲜的考试作弊、求职简历注水一般，拖欠偿还助学贷款的现象也是频繁出现。中国人民银行总行长曾痛心疾首地表示，他们怀着一颗炙热的心送出他们的帮助，可是现实却令人心寒，直至2004年拖欠国家贷款的比例还一直徘徊在20%--40%。
这样的数据令我们深省，大学生的诚信问题愈来愈严重，怎样才能改变现状?
当然，完善大学生诚信教育体制十分重要，但是，解决诚信问题迫在眉睫，完善诚信教育体制耗时耗力。所以当前，建立大学生诚信档案，进行大学生征信显得尤为重要。征信是督促大学生提高诚信意识，解决诚信问题最快捷的方法。
征信市场的研究论文篇三 《我国征信市场的培育与发展》 摘要：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信用市场经过十几年的风风雨雨，已逐步走向成熟，征信体系初见成效，且市场化运作模式基本形成。但由于传统的信用观念影响，政府、银行、企业、个人对征信市场的标准化发展在认识上重视不一，操作上“摸石头过河”，因此，我国的征信供给市场不规范，征信需求市场不成熟，征信体系还不够完善。为推动征信体系快速健康发展，必须对征信供需两大市场进行基础性的培育和规范。 关键词：信用;征信市场;征信体系 我国征信业经过十余年的发展，从无到有，逐渐壮大，虽已形成了一定的规模，但信用中介机构仍然处于步履艰难的窘境。究其根源在于全社会缺乏信用观念与政府缺乏信用法制而伴生的整个市场的征信产品供给与有效需求严重不足。如企业使用信用产品的意识普遍淡薄、社会其他主体大多缺乏利用信用产品来保护经济交往中利益的意识。特别是在结束计划经济体制之后，我们还是习惯于操作政府信用需求，不自觉地导致政府信用需求挤出企业特别是个人的信用需求。其表现就是企业离不开银行贷款、银行个人储蓄居高不下。因此，如何淡化政府信用需求，稳定企业信用需求，启动个人信用需求，从而推动征信机构、征信产品、征信从业人员快速健康发展，就成为建设社会征信体系的一个重要问题。本课题分析了征信供需市场的培育与完善和两大市场的协调与管理问题，以期对我国征信市场的发展与完善提供有限的参考。 一、征信供给市场的培育与完善 (一)我国征信供给市场现状分析 1.征信机构的发展状况。 我国的征信机构包括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和一些私营征信机构。中国人民银行组织商业银行已建成的全国统一的企业和个人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成为我国企业和个人征信体系建设的标志性工程，同时，也是我国征信体系的重要基础设施。它在全国范围内为每一个有经济活动的企业和个人建立了一套全面的、综合的信用档案，连接了所有的商业银行、非银行金融机构和有条件的农村信用社，截至2006年12月，已为460多万户贷款企业和近5亿自然人建立了信用档案。其中4800多万自然人拥有信贷记录，收录的企业和个人贷款余额占全国相应贷款余额的90%左右。 私营征信机构主要是指经征信监督管理部门批准的、专门从事征信业务活动的企业法人，即狭义上的征信机构。目前我国私营征信类公司的总体规模普遍较小，几家规模比较大的征信公司，如新华信商业风险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华夏国际企业信用咨询有限公司等，其年营业收入也仅有几千万元的水平。目前我国征信机构的主要特征表现为：信用征集和调查公司正处于探索阶段;资信评估机构发育缓慢;信用担保机构存在较大的风险;资产评估机构公信力度较低。 2.征信产品的供给状况。 从供给的角度来看，资本征信产品、企业征信产品、个人征信产品品种较少、普及率低。 首先，各金融机构之间还没有建立一套统一的信用评级体系，对于同一企业各金融机构内部评级结果差距很大，同一企业在不同金融机构常常具有不同的信用等级，这种评级结果在金融机构之间互不认可，不具有可比性，使得企业的真实信用状况难以准确判断。对相同事物的不同描述造成了征信体系建设中各系统间互联互通困难，对数据加载整合造成了很大障碍，降低了征信系统的数据质量，影响了信用信息的准确性和完整性，使信用报告无法全面和客观反映被征信主体的信用状况，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征信产品供给市场的健康快速发展。 其次，人民银行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的数据采集普遍单薄。2006年11月人民银行渭南市中心支行对渭南市县级金融征信系统的一份调查显示，目前渭南市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的数据只能反映客户在信贷方面的内容，数据的采集也只是与金融部门有信贷业务关系的客户群，因而很难独立成为征信产品。 同时，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的数据更新也比较慢，信息的真实性难以核实。在调查中中国人民银行延安市宜川县支行和定西市安定区支行都承认，一些县人民银行仅仅通过年审完成数据库的信息更新，企业提供的信息是否真实、准确无法核实。渭南中心支行的工作人员认为，目前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信息质量难以保证，部分信息更新与企业变化脱节，不能及时反映企业财务、资产等情况。如渭南市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中企业财务状况的数据一般是在办理贷款卡、发生信贷业务以及每年4至6月贷款卡集中年审时进行登记的，大多数企业每次相隔的年审时间为一年，而企业财务的变化却是频繁的，这使得银行信贷登记咨询系统中的财务数据与企业真实财务状况有较大偏差。 再次，商业性的私营征信机构采集信息在很大程度上受到限制。由于信息公开涉及社会各方面的利益，而目前我国尚没有统一的信息公开的相关法规，征信机构采集信息难度大、成本高，严重阻碍了征信机构业务的开展和产品的普及，国家还没有相关的法规，强制性规定掌握征信数据的各机构和企业必须向社会公开有关征信数据，并严格控制信息公开的种类、传播范围和准确性，以保护消费者的利益。 3.从业人员的管理状况。 征信人员是征信事业的关键，征信报告初级资料的搜集、报告的撰写、公司印象的产生及公司利润的来源均依赖于征信员的认真工作。因此征信机构从业人员素质的优劣自然也会影响征信品质的好坏。 征信工作的本质是以现有的数据探求事物真相，预测未来趋势。技术范围颇为广泛，涵盖会计、统计、经济、货银、企管、国贸、税务、市场、行销、商事法及各行各业的专业知识。征信工作已形成一种专业工作，不仅初入门者需要训练培养，而且随着社会的变迁，科技日益发达，征信技能不断更新，征信从业人员须不断接受新信息，高效完成工作。而我国征信机构从业人员较少，人数最多的公司也仅有几百人，通常为几十人，有的征信公司仅有几个人，而且这些从业人员素质参差不齐，具有本科以上学历的比重不高，具有专业知识的人更少。这严重影响了我国征信业的进一步发展。 (二)我国征信供给市场的发展与完善 1.征信机构的专业化。 我国的征信机构应该以国际性征信机构为标准进行完善。如，益百利(Experian)和艾可飞(Equifax)，这两个跨国公司都采用先进的计算机和 网络技术 ，对数据进行集中处理，建立了一个庞大的数据中心并异地备份，数据每月进行更新。两个公司对于信息数据的处理在技术上是自动完成的，以防止人工干预出现错误，防止违法使用个人客户信息。两大公司通过对收集数据的加工处理，为金融机构和零售商有偿提供信用产品及服务，主要是提供信用报告。 同时，利用对数据的深加工，帮助金融机构和零售商更深入地了解客户和开发有利润潜力的客户，进行目标营销;利用其先进的信用评分技术，帮助金融机构和零售商快速处理客户申请、准确决策;利用其人才、技术和管理优势，提供特定服务，向外进行技术扩张。再如，美国的信用局，专门从事个人信用资料的收集、加工整理、量化分析、制作和售后服务，形成了个人信用产品的一条龙服务。我国的征信机构也应该就信用信息的收集、信用产品的开发和管理形成一套科学的体系，即：建立起信用资料的收集和登记、信用数据的加工处理和信用评估、信用产品销售使用的系统工程。 2.征信产品的标准化。 征信标准化建设是征信业高效率发展的平台。征信标准化的目的是促进信用信息跨部门、跨行业共享，规范征信业务活动，推动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因此，涉及信用信息采集、使用以及从事征信业务的机构。如涉及企业身份登记及个人身份认证、信贷、企业信用、产品质量、社会保障、公积金、纳税、法院执行、通信缴费、学历等信息的机构以及信用调查、信用评级等征信机构。 2006年11月21日，人民银行发布了包括征信数据元标准在内的5个标准，其中征信数据元标准为系列标准，包括《征信数据元数据元设计与管理》、《征信数据元个人征信数据元》及《征信数据元企业征信数据元》，人民银行2006年11月21日发布的是该系列标准其中的两项。《征信数据元数据元设计与管理》是指导性标准，结合征信业务特点，对征信数据元的基本概念和结构、征信数据元的表示规范以及特定属性的设计规则和方法进行规定，明确了征信数据元的动态维护管理机制，为指导征信机构或其他相关信用信息报送或使用机构编制征信数据元目录提供了统一的方法和指南。《征信数据元个人征信数据元》按照《征信数据元数据元设计与管理》的基本原则和方法，对个人征信市场所涉及的基础性、通用性数据元的定义、计量单位、表示等18个属性进行了统一规定。并且，为发挥征信业标准化建设促进社会信用体系健康发展的作用，人民银行优先开展了信贷市场和银行间债券市场信用评级规范的制定工作。 为进一步实现征信业的国际化、标准化，《征信数据元企业征信数据元》等国际性标准应逐步出台。主要涉及：数据元及代码标准、数据包格式标准、信用数据交换统一接口标准、分布式自治数据库统一检索技术指导标准、分布式应用服务访问指导规范、征信数据交换质量过程管理规范、征信数据安全过程管理指导规范等。另外，鉴于国内可能出现较多地方性征信系统的实际情况，应制定征信系统建设指导白皮书，指导各征信系统的建设，从而保证各系统可以有效地与其他征信系统衔接。 3.从业人员的现代化。 社会各界委托征信机构提供征信资料，主要是希望透过征信机构有经验的专业人才，以其专业知识及作业方法，对企业及个人往来客户经调查分析后，提出评鉴意见，作为信用管理的依据。且专业征信机构因处于第三者立场，对委托征信及被征信公司均无任何利害关系，所搜集到的资料能客观公正地分析，使企业交易更有保障。而信用的探讨、分析与评估判断，则依赖征信工作人员求真、求专之精神、敏锐的警觉性及观察能力，缜密的分析与熟练技术的应用与丰富经验之配合。至于如何巧妙运用，与征信工作人员的素养关系重大。因此，征信工作人员必须接受专业培训且应具有良好的道德修养。 征信人员应该通过职业培训分为初级征信人员与中、高级征信人员。初级征信人员必须达到高级商业学校程度，或大专程度(曾修习会计、商业、工商管理等有关课程者)。目前的征信工作人员必须进行训练，训练的方式，应该除了由征信事业或企业内部的主管对员工集体教育及个别辅导、工作会议研讨、举办企业内部演讲会等的内部训练以外，外部训练也十分必要，包括国内、外院校进修及其他外部训练机构，或选派优秀人员赴先进国家同业考察、研习业务等。 针对初级征信人员，应由专门负责单位编列年度训练计划，适度为员工建立一套完整的职业前程发展计划，定期有系统地培育员工，提高其实务处理能力，以提高人力资源的品质。相对地，针对中、高级征信人员的训练，则以不定期训练为主，可视业务需要随时调整、训练或派赴训练机构训练，增强其对社会关系错综变化的应变能力，提升其经营理念层次。 二、征信需求市场的培育与发展 (一)企业征信需求市场的培育与发展 1.企业征信需求存在的问题。 长期以来，我国政府对推动企业广泛使用信用产品没有足够的引导，更加上经济发展水平对企业征信需求拉动不够，因此，我国企业信用仅在大城市大企业有所发展，相当部分的中小城市及中小企业信用能力还不强，广大农村地区更是无从谈起。根据国外的经验，经济发达程度与征信成熟程度呈正相关关系。即，经济越发达对征信的依赖程度就越大，而征信又反过来促进经济的发展。从国际上看，当人均GDP超过3000美元时，企业信用的巨大潜力才会被发掘出来。2005年我国GDP刚刚超过18亿元，人均1400美元，远远低于该标准线。 另外，企业对征信的作用认知程度较低也是企业征信需求市场得不到较好发展的重要原因。长期以来，我国间接融资几乎垄断了企业的资金融通市场。而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风险承担主体是国家，企业贷款靠关系、走后门、凭计划，企业的信用意识缺失。中小企业在银行的贷款比例极低，更是缺乏信用意识。亚洲金融危机以后，银行风险的暴露，金融监管的加强，银行体制的改革，使得企业的信用意识有所加强，但被信用机构征集信用的正确理念并没有树立起来。对征信机构缺乏了解，对征信公司的调查报告将成为企业开拓新客户、提供信用额度的重要衡量指标认识不够。相反，由于一些企业信用程度低，即会把征信报告当作“黑名单”，对征信持消极态度。这也是各国征信业发展的历史足迹。如，上世纪初日本的征信业，企业对于早期的信用调查普遍持警惕、排斥、拒绝态度，其中不乏将调查员拒之门外、侮辱谩骂等行为，表现出社会整体的不信任感。这一局面一直持续到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而在今天，经过无数次市场洗礼，企业已普遍认同其在经济生活中的作用，将其作为参与经济活动的游戏规则。态度转为谨慎警惕、理解和配合。一些企业甚至希望接受信用调查，以便通过征信公司的信用调查网络，向客户、金融机构展现自身良好的资信状况，开拓潜在客户，获得优惠贷款。而国内企业对自身的信用信息缺乏足够的重视和规范的管理机制。 2.企业征信需求市场的培育。 我国实行市场经济体制以来，各类企业都在大力倡导正确的信用理念，但信用信息规范的管理机制却没有建立起来。企业自身的信用信息规范的管理机制既是企业发展的必要条件，也是建设和完善社会征信体系不可或缺的前提。从西方征信体系完善的国家来看，具有一定规模的企业一般都建立了独立的信用管理部门。企业内部征信制度既能服务于企业赊销业务的发展，也有利于企业信用信息的管理。从而可以充实与完善社会征信体系。这种制度一般要求企业建立相对独立的信用管理机构，制定信用政策，对每一笔赊销业务进行前期、中期、后期管理。 但是，建立企业内部征信制度，首先要有相应的法律支持。我国在有关征信法规制定中要考虑为企业内部征信发展提供法律环境。资料是企业内部征信关键环节。法律应当授予企业方便、快捷地获得赊销对象信用信息的权利，并划定较宽松的资料收集范围;应当允许企业从政府部门、专业征信机构获取其债务人的信息;应规定债务人承担提供虚假信息的责任。 另外，政府应采取积极措施，推动企业内部信用制度建立。针对社会信用意识差，传统观念强的状况，政府应采取试点、树立典型，介绍经验，开动宣传舆论机器，形成良好的社会氛围，促使企业，尤其是大中型企业加快建立起内部征信制度。 (二)个人征信需求市场的培育与发展 1.个人征信需求存在的问题。 第一，我国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导致个人信用利用程度不高。个人信用消费仅在大中城市有所发展，相当部分的中小城市个人信用消费能力还不强，广大农村地区更是无从谈起。目前，除了东部沿海城市和中、西部部分省会城市经济较发达外，我国大多地区经济水平较落后，尚不具备大范围发展个人信用的经济条件。 第二，政府对个人信用征信的引导与规范不够导致个人征信的有效需求不足。1999-2000年，我国相继颁布了《关于开展个人消费信贷的指导意见》、《个人存款账户实名制的规定》等法规，但这些法规的权威性和可操作性都较差，更没有对较为关键的个人信息的使用和传播进行规范。此外，我国的个人破产制度，社会保障制度，个人财产申报制度，个人账户制度等相关 政策法规 尚未出台，影响了个人征信制度的建立。 第三，传统观念直接影响个人信用征信的有效需求。受传统观念影响，我国居民“量入为出”的消费习惯根深蒂固。尽管在一些大中城市，人们的消费观念正在发生变化，一部分人已突破了“零信用”记录，但大多数人仍然对个人贷款持谨慎态度，而储蓄率却高达39%。并且个人还持有相当数量的国库券、债券、股票等金融资产，这些都是重要的个人信用资源。理论上说，18万多亿元的个人信用资产足以产生巨大的个人信贷需求，促进消费信贷的增长，而当前的实际情况是，我国个人贷款占银行贷款总额的比例约为2%-3%，在个人信贷业务发展较好的上海也仅有10%，远远低于西方发达国家30%的比例。庞大的个人信用资源被长期闲置，很大程度上限制了个人信用征信制度的建设与发展。 第四，个人信用资料不全导致个人征信的有效需求不足。目前我国居民能够提供的个人信用文件主要有居民身份证、户籍证明、人事档案和个人财产证明(如存款凭证、实物财产和其他个人财产证明等)。前三种文件仅能说明个人的自然状况，第四种虽然与经济有关，但它仅提供了某一时点个人存款余额和实物资产情况，并不反映个人收入多少、来源及可靠性，也不反映个人债权、债务状况及守信状况。由于我国尚未建立起个人财产申报制度和个人基本账户制度，个人收支和债权债务没有完整系统的记录，个人信用评价的基础数据资料十分缺乏。另外，在我国，绝大部分地区没有专门的征信机构对个人信用记录进行系统的收集记载，普通居民普遍缺乏自己的个人信用记录。个人信用档案一片空白，个人征信成为“空中楼阁”。 第五，个人信用资料的分割封锁降低了个人征信的有效需求。目前，我国居民的个人信用信息“原材料”，要么掌握在公安、法院、人事、工商、税务、劳动保障等政府相关的部门中，要么掌握在银行、公用事业单位、通信、保险等非政府机构，处于极端分散的状态。同时，这些部门和机构的信用数据档案系统相互封闭，条块分割情况严重，制约了个人征信体系建设的步伐。 2.个人征信需求市场的培育。 首先，发挥政府部门作用，运用市场机制积极引导、推动个人信用信息的建设。当前，我国尚处于经济转型时期，市场经济发育状况和社会信用状况都不是很理想，单独依靠市场的力量来推动个人信用信息建设是行不通的，必须重视和依靠政府支持，发挥政府在制定政策、创造环境和监督管理方面的优势，推动个人信用信息建设的快速发展，提高其有效需求。 其次，营造个人信用信息的法律环境，提高对社会公众隐私权的保护。借鉴美国的《公平信用报告法》等，制定类似的法律，全面保护个人隐私权。该法律应包括以下内容： (1)保护被征信者的知情权，即征信必须取得被征信者同意; (2)合法性，即征信必须符合法定程序，以合法手段取得; (3)客观性和时效性，即信息的收集应以事实为基础，进行客观、公正的描述;被征信者有权消除错误的、过时的信息，保证信息的准确性和时效性; (4)保密性，即信息服务对象必须是根据法定的或约定的事由使用信息资料，不得随意向第三者泄密; (5)对征信中侵害个人隐私的行为进行追究和惩处。 再次，立足全民，培育良好的诚实守信社会风尚。个人信用征信工作是一项社会性的系统工程，需要全民的参与，要做好信用知识普及工作，加强全民道德教育，向社会大众宣传、普及信用知识，要注重个人信用的培育。良好的个人信用是一种经济资源，在欧美一些发达国家，信用已经成为一个人在生活中的“第二身份证”。个人信用的培育重在日积月累。日常生活中将不用的钱及时存入银行、使用银行卡刷卡消费、按时归还贷款、避免信用卡恶意透支、按时交纳各种税费等等，都有利于提高自己的信用评分，有利于个人信用的培育。 为使我国征信市场尽快与国际市场接轨，在大力培育征信供需市场的同时，必须努力解决征信的法律法规问题、征信市场监管问题、行业自律不足问题等，实现征信市场的快速协调发展。 猜你喜欢： 1. 金融诚信论文 2. 关于市场与金融的3000字论文 3. 关于市场经济诚信论文 4. 关于个人信用管理论文
写作思路：根据题目要求，可以从征信体系的介绍作为开头，之后描写大学生与征信体系之间的关系，在当前时代，需要了解的相关内容，最后总结身为大学生，可以为征信体系做些什么，正文：
征信体系是现代金融体系运行的基石。有无健全的征信体系，是市场经济是否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
征信体系的主要功能是促进企业和个人积累信用记录，帮助防范信用风险、保持金融稳定、推动金融发展、提升金融竞争力，并以此促进经济健康发展和社会文明、和谐、进步。
当代大学生是青年群体的佼佼者。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当前大学生在校享受着助学贷款、信用卡等金融服务，毕业离校走向社会后，将更是各种金融服务的受益者。因此，大学生群体的信用记录的好坏，不仅关系到大学生自身的形象和利益，也直接关系到全民的道德水准和文明素质。
为此，在高校开展大学生征信与相关金融知识宣传。向大学生提供了解征信、了解金融的机会，希望在此基础上能探索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征信和金融知识国民教育之路。
1932年6月，由当时的浙江实业银行、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等5家银行共同发起筹建了“中国征信所”，这是我国第一家华资信用调查机构，其服务主要有两项：
一是企业的历史和现状调查。
二是经济和金融一般情况的调查。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实行传统的单一公有制的计划经济体制，企业的生产、交易主要依靠国家信用，银行的信贷统统按国家计划进行，征信需求消失了，征信业自然也烟消云散。
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和市场经济的发展，信用交易在我国也日渐发达。为适应现代信用交易发展的需要，我国的征信行业也从头再来。现阶段我国的征信机构大体上分为三类：
一是国家有关部门推动建立的企业和个人征信体系。。
二是民间中资征信机构。
三是已经进入我国的外资征信机构。
在个人征信方面，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的指示，中国人民银行组织各个商业银行建设的全国统一的个人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已经于2004年12月中旬在北京、重庆、深圳、西安、南宁、绵阳、湖州等七城市试运行，并计划于2005年底实行全国联网运行。
建立个人信用信息数据库不仅可以帮助个人积累信誉财富，方便个人借款，同时也有助于商业银行控制信用风险，并服务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和监管当局的金融监管。
了解了以上这些内容，作为大学生又应该为我国征信系统的建立和完善做些什么，这些都是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
征信市场的研究论文篇三 《我国征信市场的培育与发展》 摘要：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信用市场经过十几年的风风雨雨，已逐步走向成熟，征信体系初见成效，且市场化运作模式基本形成。但由于传统的信用观念影响，政府、银行、企业、个人对征信市场的标准化发展在认识上重视不一，操作上“摸石头过河”，因此，我国的征信供给市场不规范，征信需求市场不成熟，征信体系还不够完善。为推动征信体系快速健康发展，必须对征信供需两大市场进行基础性的培育和规范。 关键词：信用;征信市场;征信体系 我国征信业经过十余年的发展，从无到有，逐渐壮大，虽已形成了一定的规模，但信用中介机构仍然处于步履艰难的窘境。究其根源在于全社会缺乏信用观念与政府缺乏信用法制而伴生的整个市场的征信产品供给与有效需求严重不足。如企业使用信用产品的意识普遍淡薄、社会其他主体大多缺乏利用信用产品来保护经济交往中利益的意识。特别是在结束计划经济体制之后，我们还是习惯于操作政府信用需求，不自觉地导致政府信用需求挤出企业特别是个人的信用需求。其表现就是企业离不开银行贷款、银行个人储蓄居高不下。因此，如何淡化政府信用需求，稳定企业信用需求，启动个人信用需求，从而推动征信机构、征信产品、征信从业人员快速健康发展，就成为建设社会征信体系的一个重要问题。本课题分析了征信供需市场的培育与完善和两大市场的协调与管理问题，以期对我国征信市场的发展与完善提供有限的参考。 一、征信供给市场的培育与完善 (一)我国征信供给市场现状分析 1.征信机构的发展状况。 我国的征信机构包括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和一些私营征信机构。中国人民银行组织商业银行已建成的全国统一的企业和个人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成为我国企业和个人征信体系建设的标志性工程，同时，也是我国征信体系的重要基础设施。它在全国范围内为每一个有经济活动的企业和个人建立了一套全面的、综合的信用档案，连接了所有的商业银行、非银行金融机构和有条件的农村信用社，截至2006年12月，已为460多万户贷款企业和近5亿自然人建立了信用档案。其中4800多万自然人拥有信贷记录，收录的企业和个人贷款余额占全国相应贷款余额的90%左右。 私营征信机构主要是指经征信监督管理部门批准的、专门从事征信业务活动的企业法人，即狭义上的征信机构。目前我国私营征信类公司的总体规模普遍较小，几家规模比较大的征信公司，如新华信商业风险管理有限责任公司、华夏国际企业信用咨询有限公司等，其年营业收入也仅有几千万元的水平。目前我国征信机构的主要特征表现为：信用征集和调查公司正处于探索阶段;资信评估机构发育缓慢;信用担保机构存在较大的风险;资产评估机构公信力度较低。 2.征信产品的供给状况。 从供给的角度来看，资本征信产品、企业征信产品、个人征信产品品种较少、普及率低。 首先，各金融机构之间还没有建立一套统一的信用评级体系，对于同一企业各金融机构内部评级结果差距很大，同一企业在不同金融机构常常具有不同的信用等级，这种评级结果在金融机构之间互不认可，不具有可比性，使得企业的真实信用状况难以准确判断。对相同事物的不同描述造成了征信体系建设中各系统间互联互通困难，对数据加载整合造成了很大障碍，降低了征信系统的数据质量，影响了信用信息的准确性和完整性，使信用报告无法全面和客观反映被征信主体的信用状况，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征信产品供给市场的健康快速发展。 其次，人民银行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的数据采集普遍单薄。2006年11月人民银行渭南市中心支行对渭南市县级金融征信系统的一份调查显示，目前渭南市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的数据只能反映客户在信贷方面的内容，数据的采集也只是与金融部门有信贷业务关系的客户群，因而很难独立成为征信产品。 同时，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的数据更新也比较慢，信息的真实性难以核实。在调查中中国人民银行延安市宜川县支行和定西市安定区支行都承认，一些县人民银行仅仅通过年审完成数据库的信息更新，企业提供的信息是否真实、准确无法核实。渭南中心支行的工作人员认为，目前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信息质量难以保证，部分信息更新与企业变化脱节，不能及时反映企业财务、资产等情况。如渭南市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中企业财务状况的数据一般是在办理贷款卡、发生信贷业务以及每年4至6月贷款卡集中年审时进行登记的，大多数企业每次相隔的年审时间为一年，而企业财务的变化却是频繁的，这使得银行信贷登记咨询系统中的财务数据与企业真实财务状况有较大偏差。 再次，商业性的私营征信机构采集信息在很大程度上受到限制。由于信息公开涉及社会各方面的利益，而目前我国尚没有统一的信息公开的相关法规，征信机构采集信息难度大、成本高，严重阻碍了征信机构业务的开展和产品的普及，国家还没有相关的法规，强制性规定掌握征信数据的各机构和企业必须向社会公开有关征信数据，并严格控制信息公开的种类、传播范围和准确性，以保护消费者的利益。 3.从业人员的管理状况。 征信人员是征信事业的关键，征信报告初级资料的搜集、报告的撰写、公司印象的产生及公司利润的来源均依赖于征信员的认真工作。因此征信机构从业人员素质的优劣自然也会影响征信品质的好坏。 征信工作的本质是以现有的数据探求事物真相，预测未来趋势。技术范围颇为广泛，涵盖会计、统计、经济、货银、企管、国贸、税务、市场、行销、商事法及各行各业的专业知识。征信工作已形成一种专业工作，不仅初入门者需要训练培养，而且随着社会的变迁，科技日益发达，征信技能不断更新，征信从业人员须不断接受新信息，高效完成工作。而我国征信机构从业人员较少，人数最多的公司也仅有几百人，通常为几十人，有的征信公司仅有几个人，而且这些从业人员素质参差不齐，具有本科以上学历的比重不高，具有专业知识的人更少。这严重影响了我国征信业的进一步发展。 (二)我国征信供给市场的发展与完善 1.征信机构的专业化。 我国的征信机构应该以国际性征信机构为标准进行完善。如，益百利(Experian)和艾可飞(Equifax)，这两个跨国公司都采用先进的计算机和 网络技术 ，对数据进行集中处理，建立了一个庞大的数据中心并异地备份，数据每月进行更新。两个公司对于信息数据的处理在技术上是自动完成的，以防止人工干预出现错误，防止违法使用个人客户信息。两大公司通过对收集数据的加工处理，为金融机构和零售商有偿提供信用产品及服务，主要是提供信用报告。 同时，利用对数据的深加工，帮助金融机构和零售商更深入地了解客户和开发有利润潜力的客户，进行目标营销;利用其先进的信用评分技术，帮助金融机构和零售商快速处理客户申请、准确决策;利用其人才、技术和管理优势，提供特定服务，向外进行技术扩张。再如，美国的信用局，专门从事个人信用资料的收集、加工整理、量化分析、制作和售后服务，形成了个人信用产品的一条龙服务。我国的征信机构也应该就信用信息的收集、信用产品的开发和管理形成一套科学的体系，即：建立起信用资料的收集和登记、信用数据的加工处理和信用评估、信用产品销售使用的系统工程。 2.征信产品的标准化。 征信标准化建设是征信业高效率发展的平台。征信标准化的目的是促进信用信息跨部门、跨行业共享，规范征信业务活动，推动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因此，涉及信用信息采集、使用以及从事征信业务的机构。如涉及企业身份登记及个人身份认证、信贷、企业信用、产品质量、社会保障、公积金、纳税、法院执行、通信缴费、学历等信息的机构以及信用调查、信用评级等征信机构。 2006年11月21日，人民银行发布了包括征信数据元标准在内的5个标准，其中征信数据元标准为系列标准，包括《征信数据元数据元设计与管理》、《征信数据元个人征信数据元》及《征信数据元企业征信数据元》，人民银行2006年11月21日发布的是该系列标准其中的两项。《征信数据元数据元设计与管理》是指导性标准，结合征信业务特点，对征信数据元的基本概念和结构、征信数据元的表示规范以及特定属性的设计规则和方法进行规定，明确了征信数据元的动态维护管理机制，为指导征信机构或其他相关信用信息报送或使用机构编制征信数据元目录提供了统一的方法和指南。《征信数据元个人征信数据元》按照《征信数据元数据元设计与管理》的基本原则和方法，对个人征信市场所涉及的基础性、通用性数据元的定义、计量单位、表示等18个属性进行了统一规定。并且，为发挥征信业标准化建设促进社会信用体系健康发展的作用，人民银行优先开展了信贷市场和银行间债券市场信用评级规范的制定工作。 为进一步实现征信业的国际化、标准化，《征信数据元企业征信数据元》等国际性标准应逐步出台。主要涉及：数据元及代码标准、数据包格式标准、信用数据交换统一接口标准、分布式自治数据库统一检索技术指导标准、分布式应用服务访问指导规范、征信数据交换质量过程管理规范、征信数据安全过程管理指导规范等。另外，鉴于国内可能出现较多地方性征信系统的实际情况，应制定征信系统建设指导白皮书，指导各征信系统的建设，从而保证各系统可以有效地与其他征信系统衔接。 3.从业人员的现代化。 社会各界委托征信机构提供征信资料，主要是希望透过征信机构有经验的专业人才，以其专业知识及作业方法，对企业及个人往来客户经调查分析后，提出评鉴意见，作为信用管理的依据。且专业征信机构因处于第三者立场，对委托征信及被征信公司均无任何利害关系，所搜集到的资料能客观公正地分析，使企业交易更有保障。而信用的探讨、分析与评估判断，则依赖征信工作人员求真、求专之精神、敏锐的警觉性及观察能力，缜密的分析与熟练技术的应用与丰富经验之配合。至于如何巧妙运用，与征信工作人员的素养关系重大。因此，征信工作人员必须接受专业培训且应具有良好的道德修养。 征信人员应该通过职业培训分为初级征信人员与中、高级征信人员。初级征信人员必须达到高级商业学校程度，或大专程度(曾修习会计、商业、工商管理等有关课程者)。目前的征信工作人员必须进行训练，训练的方式，应该除了由征信事业或企业内部的主管对员工集体教育及个别辅导、工作会议研讨、举办企业内部演讲会等的内部训练以外，外部训练也十分必要，包括国内、外院校进修及其他外部训练机构，或选派优秀人员赴先进国家同业考察、研习业务等。 针对初级征信人员，应由专门负责单位编列年度训练计划，适度为员工建立一套完整的职业前程发展计划，定期有系统地培育员工，提高其实务处理能力，以提高人力资源的品质。相对地，针对中、高级征信人员的训练，则以不定期训练为主，可视业务需要随时调整、训练或派赴训练机构训练，增强其对社会关系错综变化的应变能力，提升其经营理念层次。 二、征信需求市场的培育与发展 (一)企业征信需求市场的培育与发展 1.企业征信需求存在的问题。 长期以来，我国政府对推动企业广泛使用信用产品没有足够的引导，更加上经济发展水平对企业征信需求拉动不够，因此，我国企业信用仅在大城市大企业有所发展，相当部分的中小城市及中小企业信用能力还不强，广大农村地区更是无从谈起。根据国外的经验，经济发达程度与征信成熟程度呈正相关关系。即，经济越发达对征信的依赖程度就越大，而征信又反过来促进经济的发展。从国际上看，当人均GDP超过3000美元时，企业信用的巨大潜力才会被发掘出来。2005年我国GDP刚刚超过18亿元，人均1400美元，远远低于该标准线。 另外，企业对征信的作用认知程度较低也是企业征信需求市场得不到较好发展的重要原因。长期以来，我国间接融资几乎垄断了企业的资金融通市场。而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风险承担主体是国家，企业贷款靠关系、走后门、凭计划，企业的信用意识缺失。中小企业在银行的贷款比例极低，更是缺乏信用意识。亚洲金融危机以后，银行风险的暴露，金融监管的加强，银行体制的改革，使得企业的信用意识有所加强，但被信用机构征集信用的正确理念并没有树立起来。对征信机构缺乏了解，对征信公司的调查报告将成为企业开拓新客户、提供信用额度的重要衡量指标认识不够。相反，由于一些企业信用程度低，即会把征信报告当作“黑名单”，对征信持消极态度。这也是各国征信业发展的历史足迹。如，上世纪初日本的征信业，企业对于早期的信用调查普遍持警惕、排斥、拒绝态度，其中不乏将调查员拒之门外、侮辱谩骂等行为，表现出社会整体的不信任感。这一局面一直持续到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而在今天，经过无数次市场洗礼，企业已普遍认同其在经济生活中的作用，将其作为参与经济活动的游戏规则。态度转为谨慎警惕、理解和配合。一些企业甚至希望接受信用调查，以便通过征信公司的信用调查网络，向客户、金融机构展现自身良好的资信状况，开拓潜在客户，获得优惠贷款。而国内企业对自身的信用信息缺乏足够的重视和规范的管理机制。 2.企业征信需求市场的培育。 我国实行市场经济体制以来，各类企业都在大力倡导正确的信用理念，但信用信息规范的管理机制却没有建立起来。企业自身的信用信息规范的管理机制既是企业发展的必要条件，也是建设和完善社会征信体系不可或缺的前提。从西方征信体系完善的国家来看，具有一定规模的企业一般都建立了独立的信用管理部门。企业内部征信制度既能服务于企业赊销业务的发展，也有利于企业信用信息的管理。从而可以充实与完善社会征信体系。这种制度一般要求企业建立相对独立的信用管理机构，制定信用政策，对每一笔赊销业务进行前期、中期、后期管理。 但是，建立企业内部征信制度，首先要有相应的法律支持。我国在有关征信法规制定中要考虑为企业内部征信发展提供法律环境。资料是企业内部征信关键环节。法律应当授予企业方便、快捷地获得赊销对象信用信息的权利，并划定较宽松的资料收集范围;应当允许企业从政府部门、专业征信机构获取其债务人的信息;应规定债务人承担提供虚假信息的责任。 另外，政府应采取积极措施，推动企业内部信用制度建立。针对社会信用意识差，传统观念强的状况，政府应采取试点、树立典型，介绍经验，开动宣传舆论机器，形成良好的社会氛围，促使企业，尤其是大中型企业加快建立起内部征信制度。 (二)个人征信需求市场的培育与发展 1.个人征信需求存在的问题。 第一，我国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导致个人信用利用程度不高。个人信用消费仅在大中城市有所发展，相当部分的中小城市个人信用消费能力还不强，广大农村地区更是无从谈起。目前，除了东部沿海城市和中、西部部分省会城市经济较发达外，我国大多地区经济水平较落后，尚不具备大范围发展个人信用的经济条件。 第二，政府对个人信用征信的引导与规范不够导致个人征信的有效需求不足。1999-2000年，我国相继颁布了《关于开展个人消费信贷的指导意见》、《个人存款账户实名制的规定》等法规，但这些法规的权威性和可操作性都较差，更没有对较为关键的个人信息的使用和传播进行规范。此外，我国的个人破产制度，社会保障制度，个人财产申报制度，个人账户制度等相关 政策法规 尚未出台，影响了个人征信制度的建立。 第三，传统观念直接影响个人信用征信的有效需求。受传统观念影响，我国居民“量入为出”的消费习惯根深蒂固。尽管在一些大中城市，人们的消费观念正在发生变化，一部分人已突破了“零信用”记录，但大多数人仍然对个人贷款持谨慎态度，而储蓄率却高达39%。并且个人还持有相当数量的国库券、债券、股票等金融资产，这些都是重要的个人信用资源。理论上说，18万多亿元的个人信用资产足以产生巨大的个人信贷需求，促进消费信贷的增长，而当前的实际情况是，我国个人贷款占银行贷款总额的比例约为2%-3%，在个人信贷业务发展较好的上海也仅有10%，远远低于西方发达国家30%的比例。庞大的个人信用资源被长期闲置，很大程度上限制了个人信用征信制度的建设与发展。 第四，个人信用资料不全导致个人征信的有效需求不足。目前我国居民能够提供的个人信用文件主要有居民身份证、户籍证明、人事档案和个人财产证明(如存款凭证、实物财产和其他个人财产证明等)。前三种文件仅能说明个人的自然状况，第四种虽然与经济有关，但它仅提供了某一时点个人存款余额和实物资产情况，并不反映个人收入多少、来源及可靠性，也不反映个人债权、债务状况及守信状况。由于我国尚未建立起个人财产申报制度和个人基本账户制度，个人收支和债权债务没有完整系统的记录，个人信用评价的基础数据资料十分缺乏。另外，在我国，绝大部分地区没有专门的征信机构对个人信用记录进行系统的收集记载，普通居民普遍缺乏自己的个人信用记录。个人信用档案一片空白，个人征信成为“空中楼阁”。 第五，个人信用资料的分割封锁降低了个人征信的有效需求。目前，我国居民的个人信用信息“原材料”，要么掌握在公安、法院、人事、工商、税务、劳动保障等政府相关的部门中，要么掌握在银行、公用事业单位、通信、保险等非政府机构，处于极端分散的状态。同时，这些部门和机构的信用数据档案系统相互封闭，条块分割情况严重，制约了个人征信体系建设的步伐。 2.个人征信需求市场的培育。 首先，发挥政府部门作用，运用市场机制积极引导、推动个人信用信息的建设。当前，我国尚处于经济转型时期，市场经济发育状况和社会信用状况都不是很理想，单独依靠市场的力量来推动个人信用信息建设是行不通的，必须重视和依靠政府支持，发挥政府在制定政策、创造环境和监督管理方面的优势，推动个人信用信息建设的快速发展，提高其有效需求。 其次，营造个人信用信息的法律环境，提高对社会公众隐私权的保护。借鉴美国的《公平信用报告法》等，制定类似的法律，全面保护个人隐私权。该法律应包括以下内容： (1)保护被征信者的知情权，即征信必须取得被征信者同意; (2)合法性，即征信必须符合法定程序，以合法手段取得; (3)客观性和时效性，即信息的收集应以事实为基础，进行客观、公正的描述;被征信者有权消除错误的、过时的信息，保证信息的准确性和时效性; (4)保密性，即信息服务对象必须是根据法定的或约定的事由使用信息资料，不得随意向第三者泄密; (5)对征信中侵害个人隐私的行为进行追究和惩处。 再次，立足全民，培育良好的诚实守信社会风尚。个人信用征信工作是一项社会性的系统工程，需要全民的参与，要做好信用知识普及工作，加强全民道德教育，向社会大众宣传、普及信用知识，要注重个人信用的培育。良好的个人信用是一种经济资源，在欧美一些发达国家，信用已经成为一个人在生活中的“第二身份证”。个人信用的培育重在日积月累。日常生活中将不用的钱及时存入银行、使用银行卡刷卡消费、按时归还贷款、避免信用卡恶意透支、按时交纳各种税费等等，都有利于提高自己的信用评分，有利于个人信用的培育。 为使我国征信市场尽快与国际市场接轨，在大力培育征信供需市场的同时，必须努力解决征信的法律法规问题、征信市场监管问题、行业自律不足问题等，实现征信市场的快速协调发展。 猜你喜欢： 1. 金融诚信论文 2. 关于市场与金融的3000字论文 3. 关于市场经济诚信论文 4. 关于个人信用管理论文
良好的信用环境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命脉，我国市场经济条件下信用缺失和对社会征信需求的上升，使我国征信市场迫切需要发展。下面是我为大家整理的征信市场的研究论文，供大家参考。
《浅谈对我国征信市场监管的探究》
摘要：我国信用征信业起步于20世纪80年代末，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对征信的需求日益加大。尤其是近几年来，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发展、信用信息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应用和我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全面推进，征信引起了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作为新型服务行业的征信业呈现出快速发展的态势，社会对征信的监管要求越来越紧迫。本文梳理考察了我国征信市场监管现状分析、存在问题和不足，尝试提出我国征信监管的对策思路和建议。
关键词：征信市场 监管 探究
征信是指依法收集、整理、保存、加工自然人、法人及其他组织的信用信息，并对外提供信用 报告 、信用评估、信用咨询等服务，帮助客户判断、控制信用风险，进行信用管理活动。征信能够帮助实现信息共享，提高对交易对手风险识别，所以，征信在经济和金融活动中具有重要的地位，构成了现代金融体系运行的基石，是金融稳定的基础，对于建设良好的社会信用环境具有非常深远的意义。征信体系是指与征信活动有关的法律规章、组织机构、市场管理、 文化 建设、宣传 教育 等共同组成的一个体系。征信体系是现代金融体系运行的基石，是金融稳定的基石，对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具有非常深远的意义。征信监管是征信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目的是保护数据主体(即企业和个人)的利益而实施征信法规，并以此促进信息共享，规范征信机构的行为，维护征信市场的正常秩序，促进征信市场健康稳定发展。
一、我国征信市场监管的现状分析
目前，我国比较健全的征信系统是银行信贷征信系统，其监管单位是中国人民银行，主要职责包括，一是积极配合有关部门推动《征信管理条例》的研究制定，使征信工作有法可依，有章可循。二是制定发布《个人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管理暂行办法》，保障个人信用信息的安全和合法使用，防范和降低商业银行信用风险。三是落实《物权法》赋予人民银行征信中心承担应收账款质押登记的职责，制定发布《应收账款质押登记办法》。四是制定发布了《关于在银行间债券市场发行债券信用评级有关事项的公告》、《关于加强银行问债券市场信用评级作业管理的通知》、《信用评级指导意见》、《信贷市场和银行问债券市场信用评级规范》等一系列公告和规范性文件，规范银行间债券市场和信贷市场信用评级活动。
2006年全国统一的企业和个人信贷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正式建成，并实现全国联网运行;该数据库已经与所有商业银行、政策性银行、信用合作社及其他金融机构连接，同时还与公安部的人口数据库联网，实现了个人身份信息真实性在线核查。截至2010年底，该系统已分别为近1700万户企业和7.77亿多自然人建立了信用档案。企业和个人征信系统提供的信用报告，正逐渐成为以信贷信息为核心，全面反映企业和个人借债还钱、遵守合同及遵纪守法状况的“经济身份证”。
除了银行信贷征信系统外，我国从事信用登记、信用评级、信用咨询、信用调查、信用评分业务的社会征信机构有200家左右。从规模上看，虽然我们有大公国际、中诚信、联合信用等注册资本上千万元，从业人员数百人的较大社会征信机构，但大多数社会征信机构目前从业人数不过数十人，人员素质良莠不齐，对信用评级技术的研究还不成熟，有关信用评级的研究文献较少，信用评级专业人才供给有限，加之征信数据不完备等客观困难，使得征信公司的评级工作开展较慢。这些问题很大部分源于对征信业发展缺乏统一规划和监管，主要表现为：
一是地方自定义的所谓公共征信机构定位不准，性质不明，规划缺乏科学性，发展带有盲目性。目前，地方政府信用体系建设热情很高，各级政府都希望建设自己的信用信息共享平台，甚至要建设联合征信平台和综合评级系统，还希望能够共享中国人民银行征信系统数据，但缺乏总体科学的前瞻规划。地方建立的所谓公共征信机构由于负载着服务于公共管理的职能，并非专门的征信机构，与征信的专业化背道而驰，而且其信息来源相当有限，偏于一隅难有作为。因此，地方建立的所谓公共征信机构是不成熟的、不完善的，其功能和作用必然大打折扣，最终只会造成发展无序和重复建设，增加征信市场发展成本，造成资源浪费，不利于信用资源的优化组合。
二是对社会征信机构的业务准入许可和管理溥弱。在缺乏国家层面的法律、法规的情况下，各地纷纷出台了地方性法规和规章，并设置了一些专门的征信管理部门。以信用评级为例，2000年4月，中国人民银行、国家计委、中国证监会、中国保监会、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向国务院行文《关于信用评级机构管理有关问题的请示》(银发(2000)136号)，建议“参照国际惯例，将信用评级机构作为一般企业进行管理。对评级机构从事企业债券类，贷款证、金融机构、金融债券类，证券公司、上市公司、股票、基金类， 保险 机构类评级的执业资格分别由国家计委、中国人民银行、中国证监会、中国保监会进行认定。”，即对机构管理实行一般企业工商部门注册制，执业资格分业务由多部门认定。
三是对信用评级等征信产品的制度性需求不足。在美国，个人贷款一般都要求出具个人信用报告，企业到银行融资，也要求进行相应的评级。而在我国，除了短期融资券、中期票据和长期公司债实行强制评级外，在信贷市场上借款企业的主体评级仍采取自愿原则。在自愿原则下，企业还缺乏现代信用意识，没有意识到现代市场经济本质上是信用经济，反而片面地认为信用评级等征信服务是要收费的，但收费以后并不能保证企业融资成功，因而参与的积极性不高，甚至存在一定的抵触心理。
二、当前征信市场监管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相关法律、法规严重滞后。征信服务市场的健康发展需要具备一个先决条件，即征信服务机构能够合法收集相关信息，并在整理加工后对外披露，具体而言，就是必须具备一个完整的法律环境，而目前我国信用服务行业的法律、法规几乎处于空白状态。在征信服务机构的业务范围、信息收集方式、信息加工方式、信息保管方式、信息使用范围、信息有效期限、以及违法、违规收集和使用信息的惩罚等方面均没有全国统一的法律、法规对其进行规定。仅有的一些部门规章或地 方法 规，也存在效力层次低、规范内容不一致的缺陷。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外资征信机构或不法机构硬钻我国法制不健全的空子，无序开展业务，将会对我国征信服务市场健康发展及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带来极大的负面影响。因此，如何开放征信服务市场，以及开放后国家如何对征信服务机构实施有效监管是摆在我们面前的紧迫而又严峻的问题。
(二)监管体系有待完善。我国征信服务业的监管主体和监管标准一直没有明确。首先，我国对征信服务行业实行较宽的开放政策，对所有征信服务机构包括外资征信机构仅按照一般的信息咨询企业标准进行工商注册登记，在准入方面也基本没有特别的限制。虽然国务院赋予人民银行管理征信业的职能，但对征信机构的统一的机构准入和业务监管缺乏具体明确的法律规定和监管手段，许多社会征信机构一直游离于监管之外。其次，在中外征信服务机构的合资的细节问题上，我国管理部门至今没有明确的规定。目前对合资征信服务机构，我国只要求中方控股，除此别无其他。如此宽泛的要求很容易导致内资机构将管理部门的批准的特许经营权专卖给外资征信服务机构，其结果是不但未给国家利益和行业发展带来好处，反而对信息安全造成威胁。目前美国穆迪、标准普尔、惠誉等利用我国在信用评级管理方面的溥弱环节，在几乎没有任何障碍的情况下，长驱直入中国的信用评级市场。2006年，美国评级机构开始了对中国信用评级机构的全面渗控。2006年，穆迪收购中诚信49%股权并接管了经营权，同时约定七年后持股51%，实现绝对控股。同年，新华 财经 (美国控制)公司收购上海远东62%的股权，实现了对该机构的直接控制。
2007年，惠誉收购了联合资信49%的股权并接管经营权;标准普尔也与上海新世纪开始了战略合作，双方亦在商谈合资事宜。这样，目前我国四家全国性的信用评级机构除大公始终坚持民族品牌国际化发展外，其余已经或正在被美国控制。在被美国收购的评级机构中，中诚信、联合在全国各省均设有分公司，他们可以从事国内的所有评级业务，市场份额合计超过2/3以上。美国评级机构借助被收购公司的分支机构，迅速将触角伸展到全中国，直接或间接从事所有评级和相关业务。最后，在业务监管上，目前我国对信用评级行业采取分市场监管模式。目前，对从事信贷市场及银行间债券市场、企业债券、证券市场评级业务的执业资格分别由中国人民银行、发改委、中国证监会分别进行认定。而对信用信息登记、信用管理咨询、信用担保、商账追收等业务，监管主体和标准一直未明确，致使一些外资征信服务机构轻而易举地进入我国市场，并通过混淆业务界限逃避监管。
(三)行业自律不足，缺乏科学、统一的执业技术规范。行业自律组织是规范行业健康发展的重要的内生力量，从国际上看，行业协会，如美国的信用管理协会等在征信业发展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我国目前缺乏类似的自律组织和自律机制，十分不利于行业参与者执业水平的提高、执业纪律的规范、行业技术标准的统一和恶性竞争的防范。
三、对征信监管的思路和建议
(一)完善法规。加快立法、完善相关法律制度是我国征信服务业发展的必要保障。要按照国务院赋予中国人民银行“管理征信业，推动建立社会信用体系”的职责，做好国务院社会信用体系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的工作，与其他部门一起研究建立我国征信行业具体的监管制度，推动《征信管理条例》早日出台，规范评级机构的从业行为，建立评级机构的执业标准;积极推动评级机构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和内部管理制度，提高产品和服务质量;建立评级行业从业资格管理制度和黑名单制度，强化从业人员的责任和义务。
(二)特许经营。征信服务业是一个特殊行业，十六届三中全会明确了征信服务机构特许经营的方针。因此，对于征信服务机构，特别是外资机构进入我国征信服务市场，应首先由行业监管部门对其业务资格进行审批，并对其业务范围给予许可，征信服务机构得到业务资格审批后方可履行其他注册登记手续。
(三)加强监管。中国人民银行要按照国务院赋予的“管理征信业，推动建立社会信用体系”的职责，做好国务院社会信用体系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的工作，与其他部门一起研究建立我国征信行业具体的监管制度。要规范征信服务机构的从业行为，建立征信服务机构的执业标准;积极推动征信服务机构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和内部管理制度，提高产品和服务质量;建立征信服务行业从业资格管理制度和黑名单制度，强化从业人员的责任和义务。
(四)培育民族品牌。由于国内征信服务市场起步较晚，与西方国家相比，我国征信服务行业整体较为落后，内资信用服务机构与外资服务机构相比缺乏竞争力。在不违背公平的前提下，政府相关部门在政策制定时应对合格的内资征信适度倾斜，在相关法律、法规或监管实践中增加征信服务的制度性安排，优先购买或使用具有一定公信力的内资征信服务机构的产品和服务，在特殊领域试行强制评级，给民族品牌以充足的空间来自我完善和发展，提高其竞争力，尽快缩小与国际大型征信服务机构的差距。
(五)加强行业自律。建立征信业协会，例如为了加强信用评级工作的指导，应尽快建立自律性的信用评级行业协会。其主要任务包括：组织各家评级机构交流工作 经验 ，不断提高评级质量;协调各家评级机构的评级方法和指标体系;协助征信管理部门做好对评级机构的资料审查和日常业务管理工作;督促检查和加强各家评级机构的自律管理，建立自我约束机制等。
《我国征信体系建设及建议》
【摘要】随着市场活动的深入和频繁，信用越来越成为市场活动的重要资源之一。而征信体系在我国还尚不成熟，那么征信体系建设目前在我国的发展情况如何，还存在哪些问题，如何完善建设，则成为本文的主要讨论内容。
【关键词】信用 征信体系 经济贸易
一、征信体系及发展状况概述
信用是以偿还为条件的价值运动的特殊形式，包括货币借贷和商品赊销等形式，如银行信用、商业信用等。
征信体系则是为信用活动提供的信用信息服务，实践中表现为专业化的机构依法采集、调查、保存、整理、提供企业和个人的信用信息，并对其资信状况进行评价，以此满足从事信用活动的机构在信用交易中对信用信息的需要，解决借贷市场信息不对称的问题。
征信体系包括个人征信体系和企业征信体系，主要有征信法律、征信市场、征信业务和征信标准等。征信体系在国外已经与100多年的历史了，但是在我国起步较晚，目前还不成熟。但是其明显的功能却是得到了大多数人的认可，因此也得到了重视，比如可以减少优质借款人的借款成本，缓和借款人和还款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消除金融约束，帮助贷款人更加准确的评估风险等。就其整体发展情况而言，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就个人征信来看。目前我国的个人信用征信体系已有初步的发展。截至2008年3月末，数据库收录的自然人数已达到6亿，其中1.09亿人有信贷记录。
(二)企业征信。目前我国的企业征信模式有两种，一是有中国人民银行在2002年建成投入使用的企业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2008年3月末，数据库收录的企业及其他组织个数已达到1357.5万个，目前国内企业资信调查专业服务公司大体有三类：第一类是中资的企业资信调查公司，以上海中商征信有限公司等公司为代表;第二类是外经贸系统、国家统计系统和国家工商管理系统以及各商业银行系统所属的专门提供企业资信调查服务的有关机构;第三类是已进入中国的外国征信公司，如台湾的中华征信所等。
(三)从总体来看，是人行征信系统为主导、市场化征信机构为辅的多元化格局
中国征信体系建设从信贷征信起步，目前已形成以人行金融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为主导、市场化征信机构为辅的多元化格局(图5)。人行征信系统作为基础数据库，是征信体系的核心环节;立足于细分市场的市场化征信机构，发挥其细分数据优势，两者差异化配合构建了完整的征信系统。
二、我国征信体系建设中存在的问题
(一)征信体系系统功能欠缺。如数据更新不够及时、信用信息记录不够全面、无法查询到个人不良信用记录的明细信息，因无法查到企业的具体贷款和还款明细而造成风险增加、贷款困难甚至造成双方的误会等。有待于进一步改进。
(二)我国的征信体系法律制度建设严重滞后，立法分散而且层次较低。如系统的征信法律法规严重缺乏，立法规范的范围较窄，在信息有效公开共享和与隐私的保护的权衡方面，和失信惩处方面无法保障。
(三)最关键的一方面是缺乏有效和有力的市场监督机构。在征信系统发展较晚和较慢的我国，最明显的问题是缺乏有效的监督组织，比如没有成立行业协会对征信行业进行自律监管，仍然存在恶意竞争、存在虚假信息提供等不良现象。缺乏守信激励和失信惩戒机制。这不仅降低了守信者的积极性，也削弱了对失信者的约束力和威慑力。
(四)信用文化建设和征信教育宣传滞后
在英美、日本等信用发达国家，信用报告已经成为企业和个人的经济身份证。但是在发展中国家比如我们国家，虽然人们知道信用在经济生活中的重要性，但由于信用文化长期缺失的困境下，社会信用环境不容乐观。目前我国的征信教育体系还没有形成，具有系统化征信知识的高学历、高水平、有经验的信用管理人才更加有限。公众信用知识普及水平远远不够。
(五)征信资料权威性系统性不强，而且信用数据条块分割，难以共享。
目前从事征信业务的机构大都以收集与各自业务相关的信息资料为主，局限性大、覆盖面小、可咨询性差，从数量、质量两方面来看。都远远不能满足征信体系建设的需要。另外，征信主体分处于不同的部门和行业，客观上造成了信息的分割局面。
三、促进征信体系建设良性发展的 措施
(一)进行市场化运作，形成成熟额 商业模式 。具体可以通过链接银行和企业的信息网络，形成资源共享，同时对所有搜集和储存的数据进行评定等级，并加以分析提出报告，为建立规范化的体系提供参考数据。
(二)建立和完善相应的法律制度，提供安全保障。比较成熟的如英美等发达国家，分别建立了《金融服务现代化法》、《诚实借贷法》等等，为征信体系的稳步发展和运作提供了法律保障。
(三)以政府为主导，掌握关键技术。银行，企业和个人都可以成为信用信息中心的会员，在信息中心中所有的成员进行资源互换，资源共享。而处理征信信息需要关键的数据整合技术，同时还需要政府的庞大力量作为后盾。如日本征信体系最大的特点就是以政府为主导。
(四)建立标准的评分体系。信用水平是目前市场交易的主要依据，但作为企业的衡量标准通常调查客户的信用水平需要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和时间，当然也存在很大的难度。这就要求有一个公共平台能够随时记录、储存各会员的信用情况。
信用是当今社会非常重要的竞争资源，因此应该要给予充分的重视。当然我们国家也陆续采取了很多有效的措施，并提出了明确的规划目标，例如中国人民银行提供了个人在贷款方面的记录，或者对民众反映较多的食品行业建立了黑名单制度等一系列有效的措施，都反映了我国一直在努力的建设征信系统。我们相信，在大家共同的努力下，我国的征信体系会越来越好，终将会形成良性循环，净化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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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征信“征信”一词开始对我还是很陌生的。然而，和各种商业银行的接触多了，渐渐的也就对“征信”有了一定的了解。开始关注中国的征信体系了。虽然，中国的征信体系起步比较晚，但是早在中国古代就流行着季布一诺千金、曹操割发代首的信用故事。可见，中国的信用历史还是比较的悠久。所谓的征信，就是专业化的、独立的第三方机构为个人建立信用档案，依法采集、客观记录其信用信息，并依法对外提供信用信息服务的一种活动，它为专业化的授信机构提供了一个信用信息共享的平台。建立这种体系的好处有：第一，节省时间银行需要了解的很多信息都在我们的信用报告里了，所以就不用再花那么多时间去调查核实我们的在借款申请表上填报信息的真实性了。所以，征信的第一个好处就是给我们自己节省时间，帮我们更快速地获得借款。为自己带来实质性的实惠和方便，只是安全规避各种呆账、坏账的前提条件。第二、借款便利俗话说好借好还，再借不难。如果我们的信用报告反映自己是一个按时还款、认真履约的人，银行肯定喜欢我们的，不但能提供贷款、信用卡等信贷服务，还可能在金额、利率上给予优惠。比如房贷，我曾经开见过一个报道，就是说的一对夫妇，因为自己的信用记录保持得很好，当他们准备向建设银行贷款买房时，当时银行给予了利息七折的优惠，无形之中就减少了几万元的利息。要是没有银行建立的客户电子信用体系，相信是不会有这么大的优惠的了。从这故事可以看出，银行建立的这个体系，最后受益的还是我们自己。第三、信用提醒如果信用报告中记载借款人曾经借钱不还，银行在考虑是否给借款人提供贷款时必然要慎重对待。银行极有可能让借款人提供抵押、担保，或降低贷款额度，或提高贷款利率，或者拒绝给借款人贷款。如果信用报告中反映了借款人已经借了很多钱，银行也会很慎重，担心您负债过多难以承担，可能会拒绝再给您提供贷款。由此提醒您珍惜自己的信用记录，自觉积累自己的信用财富。第四、公平信贷征信对我们还有一大好处是，帮助我们获得更公平的信贷机会。征信中心提供给银行的是我们信用历史的客观记录，让事实说话，减少了信贷员的主观感受个人情绪等因素对我们贷款信用卡申请结果的影响，让我们大家都能够得到更公平的信贷机会。随着我国的法制建设逐步走向成熟，各种法律法规随着社会发展和经济建设需要应运而生，但征信立法工作仍然滞后，2009年10月2日《征信管理条例》的出台将填补中国征信立法的空白，而且对于推动中国征信业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有网民提出，《征信管理条例》一旦立法通过，其内容和规定就可成为法院判决的法律依据，这表明我国征信立法进入了快车道。我国征信法律制度建设已有时日，但距离建立统一的征信法律体系仍任重道远。现有的征信规定多为规章、地方法规，呈部门、地区分割之势，与市场经济对统一市场的内在要求相悖，加之现有的规定本身也不乏需要完善之处，所以，在着眼尽快制定统一的征信法律或行政法规长期目标下，此次《征信管理条例》公开征求意见，对推动整个中国的信用进步，乃至中国经济长远的发展，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对于尚不成熟的中国征信行业而言，加快立法进程，加强对征信业的有效管理，是确保征信业和市场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必然要求。通过立法要求各商业银行及其他信用信息提供者在向征信机构报告企业或个人的不良信用信息时，应提前通知企业或个人，以保证征信信息的准确性。这一方面有利于提高征信程序的合法性，另一方面也对减少事后社会成本，包括诉讼成本，不无裨益。银行作为经营者应该承担起更多的提醒信用风险的社会责任，在将不良记录提供给征信系统前，应该建立善意确认制度，以书面形式及时告知当事人，给当事人提供异议和申辩的机会与渠道。因此在个人征信方面，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的指示，中国人民银行组织各个商业银行建设的全国统一的个人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已经于 2004年12月中旬在北京、重庆、深圳、西安、南宁、绵阳、湖州等七城市试运行，并计划于2005年底实行全国联网运行。建立个人信用信息数据库不仅可以帮助个人积累信誉财富，方便个人借款，同时也有助于商业银行控制信用风险，并服务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和监管当局的金融监管。征信与我们的利益一、征信关系我们的切身利益个人征信是征信机构依法采集、调查、保存、整理并提供个人信用信息的活动，简单地说，就是以信用报告的形式提供个人信用记录。（一）信用记录——我们以后的第二身份证就算现在现在离开身份证我们都会觉得寸步难行，而在欧美等征信业发达的国家，没有另一张“身份证”同样也会觉得举步维艰，这个“身份证”就是个人的“信用记录”。首先，关于我们生活中的一些大事情，离不开信用报告，例如买房、买车、找工作，办信用卡、租房、买保险，“我能看您的信用报告吗？”往往是您提出要求后，银行、雇主、房东和保险公司向您必问的问题之一。其次，信用记录的好坏决定我们是否能办成我们想办的事，以及花多大的成本办成我们想办的事。例如，假设当我们要申请一笔银行贷款。不难想象，如果我们的信用报告中的记录表明自己是一个按时还款、认真履约的人，那么好借好还，再借不难，银行不但能给我们贷款让我们买房买车，还能给您较低的利率。因此，良好的信用记录，这将是我们自己终身的财富。相反，如果我们的信用记录表明您拖欠以前的借款不还，或者是虽然还了但每次还款的时间都晚于银行要求的时间，银行可能就会据此判断您可能是一个不太认真履约的人，是一个信用风险较大的人。当然，这并不意味着银行就肯定不给我们贷款，但它可能会要求我们提供第三方担保，或者要求您提供实物抵押，还会要求您支付较高的利率，如果这些仍然不能让银行相信它能收回贷款的话，它也可能就拒绝给您贷款了。因此，信用记录不好，会大大减少您得到银行贷款的机会，并提高我们的借款成本。再进一步讲，信用记录不好，会影响您提高生活质量或进一步发展的机会。所以，发达国家通常流传着这样的话：“要像珍惜自己的生命一样维护个人的信用记录”。关于未来中国征信体系的发展。在中国人民银行将按照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确立的“完善法规、特许经营、商业运作、专业服务”原则，加快建设企业和个人信用服务体系，逐步形成以道德为支撑、产权为基础、法律为保障的社会信用制度。增强全社会的信用意识，提高全社会的诚信水平。加快进行以下几方面的工作：一是加快征信法规建设，二是加快全国统一的企业和个人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的建设，三是积极发展专业化的社会征信机构，逐步开放征信服务市场，四是加强征信市场监督管理，五是抓紧制定信用服务行业标准，推动信息共享。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我国的各项工作稳步前进，国家日益富强，这也使得我国有了建立健全的征信体系的前提。有了健全的征信体系，这又是一个利国利民的举措，体现中国共产党为民着想，为民办事的宗旨，符合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的要求。我坚信，在中国共产党的有力领导下，我国的征信的体系一定会取得更加辉煌的成果。
大学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梦的生力军,必备的法律素养是其立足社会的核心条件。下面是我为大家整理的法律方面论文，供大家参考。
汽车消费贷款保证保险是指借款人向贷款人申请汽车消费贷款后，由借款人作为投保人，根据合同约定，向保险人支付保险费，保险人对于合同约定的因借款人不履行贷款合同给贷款人造成的财产损失承担赔偿保险金责任的商业保险行为。该业务自1997年开办，在短时间内实现了蓬勃发展，并带动了机动车辆保险市场的繁荣。但是，由于汽车消费贷款保证保险的保险期限较长，不仅客观上风险要在经营中逐步释放，而且随着保险事故的不断发生和理赔调查的日趋深入，该业务在管理上遗留的问题和导致的纠纷也越来越多。笔者将理论研究和业务实践相结合，就汽车消费贷款保证保险业务中可能涉及的三类纠纷进行法律分析。
一、购车人发生欠款后、保险人赔付银行损失之前，银行或者保险人以银行名义起诉购车人、担保人的案件
当购车人发生欠款并构成保险事故后，银行有权选择依据贷款合同向购车人、担保人主张权利，也有权依据保险合同向保险人索赔。这种情况下，除非保险条款或合作协议中明确约定了保险人享有先诉抗辩权，否则保险人没有权利要求银行先起诉购车人、担保人。同时，在没有赋予保险人先诉抗辩权的情况下，为防止银行在购车人发生欠款后滥用诉权，即便银行自愿选择起诉购车人、担保人，在未经与保险人协商一致时，该诉讼费一般是不属于保险赔偿范围的。
因此，银行和保险人在发生保险事故后，首先应关注共同利益、从实际出发，对于购车人恶意欠款或无力还款、确已无法通过催收或协议处分抵押物等方式收回欠款，并且购车人或担保人具有可执行财产能够采取财产保全措施的，应尽快协商一致，由保险人承担诉讼等经费并以银行名义起诉购车人、担保人，以及尽早采取财产保全措施。
二、银行起诉保险人的案件
银行起诉保险人的案件是汽车消费贷款保证保险纠纷中最为常见的，争议焦点主要是保险人是否应承担法律责任，实践中争议较大、较难处理的主要有以下二种类型：
(一)涉嫌的案件
涉嫌贷款的，一般是借款人、汽车经销商单独或串通，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取提供虚假材料以虚构汽车买卖关系、同一车辆向多家银行贷款、非法提取贷款现金挪作他用等方式套取银行贷款。此类案件中，有的是购车人伪造、变造或收购、借用他人身份证购车，有的是提供虚假财产状况证明、虚增车价，有的则是虚拟购车主体、担保人或抵押财产等情况。因此，判断保险人是否应承担保险责任，应根据实际，重点关注以下几个方面：
1.保险利益问题。《保险法》第12条规定了“财产保险的被保险人在保险事故发生时，对保险标的应当具有保险利益”;因此，对于涉嫌的业务，如果贷款人并未实施购车行为，保险人可根据新《保险法》第四十八条“被保险人对保险标的不具有保险利益的，不得向保险人请求赔偿保险金”的规定而拒绝赔偿。
2.银行审贷和投保人如实告知的义务。针对涉嫌的汽车消费贷款保证保险业务，保险人通常基于《贷款通则》、《汽车消费贷款管理办法》的规定和保险条款的约定，以银行疏于履行审贷义务、投保人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作为不承担责任的抗辩理由。笔者认为，尽管《贷款通则》和《汽车消费贷款管理办法》等明确规定了银行的审贷义务是独立的，并且银行有审慎地进行资信调查的义务，条款中也通常约定了保险人在因被保险人过错导致贷款合同无效或被撤销时、在投保人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时，不承担赔偿责任;但在实务中，仍然应该根据银行疏于审贷和投保人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的具体情形区别判断其法律后果。
如前所述，涉嫌的汽车消费贷款保证保险的具体情形千差万别，但无论是空车套贷、虚增价款或者其他情形，其基本特征均是申请贷款的材料中存在虚假信息。既然存在虚假信息，则必然说明银行在审贷过程中存在着不同程度的疏忽、投保人在投保过程中隐瞒了真实情况。
针对保险人关于银行审贷疏忽的抗辩，保险人不承担责任的条件应以银行的过错为限，不宜包括轻微的疏忽、更不应以虚假信息推定银行存在过错。特别是购车人收购、借用他人身份证件的情形，笔者认为应构成表见代理，贷款合同成立，保险人不能以银行未尽到资信调查义务或当事人之间没有一致意思表示为由而不承担保险责任。
针对保险人关于投保人未如实告知的抗辩，笔者认为尽管汽车消费贷款保证保险对“最大诚信”的要求更高，投保人的如实告知义务仍然应以“有限告知”为原则，同时应逐步确立书面询问的有限告知方式。在有限告知的前提下，投保人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保险人有权根据保险合同的约定拒绝承担赔偿责任。此外，汽车消费贷款保证保险中，由于投保人和被保险人是分离的，被保险人是进行保险索赔的权利人，因此，投保人告知义务的履行以及对投保人有关情况的调查直接关系到被保险人权益的风险。
根据《保险法》规定，对投保人的选择和有关情况的调查是保险人的法定义务，其该义务的履行也关系到保险合同的履行，因此有人提出要通过双方协议将保险人的审查义务和银行的信贷资产审查结合在一起，或者以银行的资信审查代替保险人的承保审查。笔者认为，银行的资信调查和保险人的承保审查义务的法律依据不同，前者是依据《商业银行法》、《贷款通则》等，后者是依据《保险法》，其侧重的专业重点亦有所不同，因此不能混为一谈或相互替代，相反，应分别予以强化。
(二)由于银行未履行作为被保险人的催收、危险程度增加的通知义务、未代投保人连续投保车辆险等而引发保险责任争议的案件
1.根据《贷款通则》第32条规定，“贷款人在短期贷款到期1个星期之前、中长期贷款到期1个月之前，应当向借款人发送还本付息通知单”，贷款人对逾期的贷款要及时发出催收通知单，做好逾期贷款本息的催收工作。保险条款通常约定被保险人有做好欠款的催收工作和催收记录的义务。
2.根据《保险法》关于保险标的危险程度增加时应及时通知保险人的规定，保险条款通常也在被保险人义务中约定被保险人发现投保人有潜在的不还款风险或任何可能导致保险合同风险增加的情况，应通知保险人并协助减少或消除风险。
3.为避免投保人因贷款所购车辆自身发生事故损失而产生的不还款风险，汽车消费贷款保证保险一般要求投保人一并投保贷款所购车辆的损失险、盗抢险等车辆保险，且保险条款通常约定投保人未按时续保上述车辆保险的，被保险人应代投保人投保。银行违反上述保险法规定或保险合同约定的被保险人义务，保险人有权按照法律规定和合同约定主张不承担赔偿责任或减小赔偿责任。
三、保险人赔付银行损失后，向购车人、担保人进行追偿的案件
保险人在履行了保险赔偿责任之后，有权向购车人、担保人进行追偿，但笔者认为该追偿不等同于保险代位求偿。保险代位求偿权，是“基于保险利益原则，为防止被保险人获得双重利益而公认的一种债权转移制度”，通常认为保险代位求偿权的实质是民法清偿代位制度在保险法领域的具体运用;该制度设立的目的是既不能让被保险人因投保而取得额外的利益，也不能让有过错的第三者逃避其在法律上的赔偿责任。
新《保险法》第60条规定，“因第三者对保险标的的损害而造成保险事故的，保险人自向被保险人赔偿保险金之日起，在赔偿金额范围内代位行使被保险人对第三者请求赔偿的权利”。由此可见，保险代位求偿权是代位被保险人向第三人行使权利;因此有观点认为，由于保证保险合同中投保人即是债务人，其是否还款、是否按约定履行义务直接决定了保险事故是否发生，与第三人没有直接关系，因此一般不存在第三人过错致使保险事故发生的情况，当然也不存在保险代位求偿权。笔者认为，这种观点就是没有区分保险事故发生的具体情形，将保险人的追偿权等同于代位求偿权的错误认识。
(一)投保人因主观意愿而发生恶意违约
汽车消费贷款保证保险承保的风险具有信用性，与投保人对债务履行的主观愿望具有一定的联系。对于保险人而言，其在依赖投保人的诚信态度的基础上为其信用承保，无法通过一般的询问和告知来了解投保人的主观世界，况且投保人的主观意愿随时可能发生变化。因此，一旦因投保人主观恶意造成保险事故发生，即出现了保险人承保的不确定性危险的必然发生，保险人得为该射幸率的发生而给付保险金，并将因为缺乏第三方责任因素而不享有代位求偿权。但是，保险人不享有对第三方的代位求偿权，并不等于其不能向投保人(债务人)或担保人追偿;保险人在向被保险人履行了保险赔偿责任之后，被保险人对投保人不再享有赔偿金额范围内的债权，该债权及相应的担保权一并转移至保险人，实务中保险人与被保险人也会就权益转让问题签署权益转让书。
(二)因受第三方侵害影响履约能力而发生善意违约
投保人因第三方的侵权或合同违约行为而遭受侵害，降低或损害了投保人向债权人履行债务的能力，造成保险事故发生，一般称为善意违约。这种情况下，由于投保人最终可以从第三方获得损失的救济，而保险代位权的本质是“一个为了防止被保险人获得超过全额补偿，有利于承保人或保险人的原则”(语出1883年Castellainv.Preston案中的布莱特法官)，故笔者认为此时保险人既可以向投保人(债务人)、担保人追偿，也可以行使代位求偿权向有责任的第三人追偿。
(三)因客观情况发生变化而发生违约
除了主观因素以外，某些客观上的事件，例如地震、台风、洪水、海啸等以及战争、武装冲突等不能预见、不能克服、不能避免的不可抗力以及非因当事人故意或过失而偶然发生的意外事件，也可能导致投保人(债务人)不履行、不能履行或不能全部履行清偿责任。对于不可抗力或意外事件导致的保险事故，保险合同从保障投保人和被保险人利益的角度出发，立足于减轻并合理分配风险，一般约定为保险人承担保险责任且不向投保人追偿。同时，此类情形下因无特定第三方的过错，亦不存在保险人代位求偿权。
一、法律文化的内涵
自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随着我国文化理论的发展，“法律文化”从西方引入我国，开始引起我国法理学、比较法学和法律史学领域学者的关注，“颇有言必称法律文化之势”。但由于学界对法律文化的内涵缺乏明确的界定和深入的研究，使得法律文化现在仍未形成系统的理论，更遑论一门独立的学科。“法律文化”的概念最早是由美国学者劳伦斯•弗里德曼在《法律文化与社会发展》一文中提出的，指的是“与法律体系密切关联的价值与态度,这种价值与态度决定法律体系在整个社会文化中的地位”。而法念法律文化与社会发展》一文中最先英国法学家科特雷尔则认为“法律文化”仅适用于观察法律与文化一体化的初民社会和小型社区以及特定职业人群的法律观念，与“法律意识形态”等同。也有学者把法律文化视为法律传统或作为一种法律解释方法。概括而言，法律文化是指植根于一个民族或国家长期共同生活的历史文化过程中公认的、稳定的法律价值、观念以及学说的统称，是人们进行法律活动的行为模式和指导规范。
二、当前我国法律文化研究现状与问题
首先，我国法律文化侧重与其他法学学科结合来研究某一问题，而缺少对宏观理论的研究。从我国近几年的研究成果来看，我国当前研究法律文化，主要集中在：(1)与法制史结合来研究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包括礼法、无讼、自然法、律等，这部分研究占绝大部分;(2)与比较法结合来研究法律文化;(3)进行地方性研究，来研究少数民族如藏族、彝族、瑶族等的法律文化。而对法律文化本身的理论基础、体系的研究却明显不足。其次，法律文化没有厘清与一些学科尤其是法学学科的关系，从而影响了自身学科的发展。随着社会的发展，这种学科交叉越来越明显，也越来越重要。这种跨学科的发展前提是相应学科之间的合作关系，而非简单的包含关系。而且我国法律文化的跨学科研究仅着眼于法社会学和法制史，对于其他学科不够重视。而当前世界中关于法与数据、数字时代、工程学、戏剧、数学、人工智能的研究已经变成一种新的发展趋势。最后，对我国法律文化的现代化路径这一理论基础问题，我国学者存在认识偏差。不少学者认为打破法律文化区分的制度性法律文化与观念性法律文化这种二元结构并进行整合，使观念性法律文化向制度性转变，是我国法律现代化的路径。然而，深入分析后我们可以发现这种观念背后体系的是一种法律的一元观，即“趋向于附和占据支配地位的依照法律治理国家的观点”，是“现代科学主义驱动下型构而成的以立法统合整个法律定义”，是“唯法律的”、“现代性的”、“宏大叙事型的”。但就转型期的我国现代化进程而言，我们更多的恰恰是对“现代性”的反思，更关注的是“后现代的”“地方性知识”这样多元格局的存在。我们的出发点不再是看“冲突”，而是看“存在”，不再是进行统一的“整合”，而是研究各自独立的前提下互动的融合来起作用，来满足转型的中国社会现实需要。
三、法律文化研究的理论基础——法律多元主义
马克•维恩•霍克在第23届世界法哲学大会的基调报告中曾讨论了欧洲统合过程中法文化的统一性和多样性，指出在全球化背景下，由于“在不同地域文化传统相互影响愈益强烈的过程中，强势的文化传统往往处于支配地位，并且时常会驱逐、消磨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处于相对弱势的文化传统中的某些要素”，因此努力保护本地区部分的传统和经济，“提升后发国家的法律地位”，建立国家法和国家内部多元的、部分社会的法规范、以及欧盟法的三元法律构造这一多元体制至关重要。事实上，这种法律文化的多元化正如我们前文所述，是现代社会下，法律文化发展的必然选择。这种法律文化多元主义正是我国研究法律文化的理论基础。提倡法律文化多元主义的学者中，最有影响的一位是日本的千叶正士。其理论的核心观点就是对于作为国家法的正式法与非正式法之间具有复杂的交互关系，应当将包涵多元价值、理念的法前提予以概念化，并运用构成多元法体制的各种概念进行分析。千叶正士针对亚洲不同地域多元法体制下的国家法和移植法、固有法，进行法人类学、法社会学、以及法哲学上的分析论证，提出了法文化上的独创概念——“法文化的操作性定义”。其多元法体制的法文化理论内核可以概况为是三种二元区分下二项对立，具体是指“正式法•非正式法”，“移植法•固有法”，“法规则•法前提”这三方面的二项对立。
法制史论文—我国刑事制度我国是一个有几千年文明历史的国家，是世界上的文明发源地之一，也是人类社会法制文明起源较早的重要地区。当然，我这里指的法制并不是现代所讲的成文法，乃至法典。只是说在原始的公有制社会的末期已经有一定规范。下面我将谈谈我对我国刑事制度的发展历程，和我从中得到的一些结论。从原始社会开始，我国已经有了法制。当然法制并不代表着成文法，只是存在与当时社会比较适应的社会规范，当时主要是以习惯法和传统习俗为主的社会规范。也就是说，但是法制就是习惯法，由于当时的对与犯罪的习惯就是复仇，然后“以血还血，以牙还牙”的同态复仇便成为了当时的刑事制度的主要形式。在现代人看来，这种简单的一命抵一命是一种野蛮的，血腥的手段，但是对与以前的无故杀人，无疑是一种进步。..因为在原始社会，能给他们最大的约束的就是传统的生活习惯和部落的生活习性。这种表面上看来的血腥手段，恰恰是当时的争取公正的正义诉求，而并不具有厚实的那种征服，奴役或者压迫的强权性质。到了原始社会的后期，我们以夏商为典型例子。我先来列举当时的主要的情况，政治上实行的是中外朝制度，经济仍然是农耕经济为主，关键是文化，因为立法本来就是一个文化活动，所以当时的文化风格和立法的规范有极大的关系。原始社会的后期，那种神学观是非常浓重的，对与神当时的人单纯地抱怨一种敬畏（没有利用的心理），因此当时的立法思想;受天命制法，宗教神权色彩浓厚。可能大家觉得我写原始社会的末期的刑事制度没有明确地区分刑法与其他法律制度的区别，因为在我看来，在原始社会的末期，法律还没有一个明确的划分，条理非常不明确，它调整的一个标准都是习惯法，就是说自由度非常大，而且其中的保障制度往往涉及到刑罚，所以在我看来，这种习惯法调整的社会中，判断它有没有刑事制度的性质，只有看有没有涉及刑罚。到了周朝，开始有一个比较明确的制法的标准，西周有周公制礼，吕候制刑。礼作为习惯法的一种形式，是西周习惯法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周礼的制定，反映了西周立法的等级制度的精神。吕候对西周的刑事法制的贡献主要在于制定9刑。9刑的基本精神在于严厉打击危害国家利益与社会利益的刑事犯罪。到了春秋，开始制定成文法。秦朝，封建制度建立，为了加强社会稳定，采取轻罪重罚的制度，显示了当时刑法文明的落后。以后还经历了诸多的朝代，刑事制度也经历了不断地反复，应当作为公法的刑法始终逃不出调整社会各个方面的规范的作用，这种跨界的调节，往往导致了刑罚的不公平和滥用。而且导致其他法律部门的畏缩在我看来古代一切的法律制度，无论是习惯法还是成文法无不涉及到刑事制度的运用，在古代，刑即法。虽然在秦代以后把法律分成各个法律部门，可是却没有形成相应的法律部门独特的调节制度，而全部仍然运用刑事制度调整。这无疑是一种错误。这也反映了当时的社会发展的不完善和制度的不成熟，民众的法律意识没有建立起来。正如柏拉图说说：一个法律并不用多么有新意或多独特，因为在一个有法律意识的社会中，人民心中自然会有守法的意识，在一个没有法律意识的社会中，人民没有守法的意识，无论法律多新鲜，多独特，人民终会创造机会来违反。这无疑说明了，法律的有效运用，并不在于刑罚有多重，而在于人民对法律有一种敬畏，有一种敬仰，有一种信任，这3个情绪缺一不可。
有关法学与爱的三个话题请允许我在开头就突兀地提出自己新近的一个小想法：我坚信，法学的内在，正是一代又一代法律人对人类所怀有的巨大的爱。是的，这个念头有一些乌托邦的味道，并且掺有太多因温情脉脉而显得模糊不清的暧昧，使其更像是歌德诗作中拙劣的一行，而不应出现在一篇西方法律思想史论文的开头。但，我希望自己这不成熟的观点能得到更多人的认同与肯定，并付之身体力行，成为法学研究的信条、法学教育的目标。或者，其实在我做出自己的论述之前，当下的大多数法律人早已或清晰或模糊地认识到了这一点，他们队法学进行深刻的探究正是出于对全人类的爱、对人类命运的关怀，而不是——争名逐利。这，更能让我欣喜。同时，我也希望通过论述让自己切实地明白真相是否如此，倘若在其中我发现了自己是错误的，或者由他人指出，我也是同样深感庆幸的。虽然，在论述之前，甚至可以追溯到在接受正规法学教育之前，我就早已坚信，正如冉阿让所说，除了相互关爱之外，世人别无他事可做。1， 关于我与法学这个之于我——一个法学本科生——来说不啻为哥伦布的新大陆的大发现其实起源于一次读书经历，它并不能算是多么奇特，但却绝不普通。就像瓦格纳在半梦半醒之间脑中迸出冥思已久的序曲间调一样，“这一切，都是偶然的顿悟”。何勤华老师在《战争与和平法》的“中译者序”中写了这样一句话：格劳秀斯的《战争与和平法》的中心思想，凝聚到一点，就是对人类和平的执著追求，就是对人类的爱。读到这句话时，我正坐在敬文图书馆三楼广阔的中央大厅里。午后的阳光通过天顶大块的玻璃直射下来，一种暖洋洋的温馨在我周身洋溢起来，如同一片墨迹的淡淡晕染。我看着那些空无一物的明亮，心中突然爆出意种惊恐的木然和碎裂的声响，铁马冰河，天崩地裂。这种莫名的错愕，源于我从少年时代起就对法律所怀有的不友好的印象。造就这种印象的原因不外乎是每个男孩子在少年时期都会具有的那种如同犀牛般的反叛脾性，对执政者的天然的抵触。在我高二高三那段最精彩的文科班生涯中，周围所有的朋友几乎都是自然而然地信奉无政府主义，虽然事实上没有一个人知道那到底是什么。那时，我们每个人都牢记着雨果在1862年元旦为其著作《悲惨世界》写就的序言：只要因法律和习俗所造就的社会压迫还存在一天，在文明的鼎盛时期人为地把人间变成地狱并且使人类与生俱来的幸运遭受不可避免的磨难；只要本世纪的三个问题——贫穷使男子潦倒，饥饿使妇女堕落，黑暗使儿童羸弱——还得不到解决；只要在某些地区还可能发生社会的毒害，换句话说，同时也是从更广的意义来说，只要这个世界上还有愚昧和痛苦，那么，和本书同一性质的作品都不会使无用的。在重新回味这段话的过程中，我仍然有着抑制不住的激动，脑海中依旧会泛起那些恶毒的法律与刑罚对冉阿让所做出的迫害，而想到更多的，是现实生活中所存在的那些因法律的不公而带来的悲剧。最有代表意义的，就是最近的“许霆案”，这个闹剧所反映出的，也许不仅仅是司法者的愚蠢，而更是法律本身的某些特质吧。当我们班——一群“新生的法律人”在对此案进行课堂讨论时，竟然有更多的同学说，也许法律错了，但，法律就是法律，无论我的内心如何，我只能认定其是盗窃金融机构。我当时顺应着她们悲哀地感受着这种无奈。这就是我在接到法学院的录取通知书时所遇见的场景，我将投身给这样一个矛盾的事业——彪炳正义，本身却正是正义最大的破坏者。是的，正义，在法律人的脑海中，这似乎是一个被遗忘的词汇中。在我所已经接受过的将近其一半的本科法律教育中，似乎从来没有人教过我们要如何正义。没错，很多老师跟我们说过正义的概念，种类繁多，有广义的，有狭义的，有古代的，有近代的，咬文嚼字，引经据典。但是，却从来没有老师告诉过我，我是否应该为我心中的愤怒而奋不顾身，提携玉龙为君死，我以我血荐轩辕。也从来没有一个老师跟我说过如马英九主席一样对法科学生的要求：“法律学子应立誓秉心公正、为民谋福、担当正义守护，否则即不配学法！”反倒是我的母亲，给了我一些启迪。寒假时，我陪母亲看央视热播剧集《闯关东》，其中有一个片段:在日军的炮火轰炸下，法庭被震得微微颤动，中国法官冒着生命危险，也顶着亲日政府的压力，依然裁决了作为被告的日本人败诉。母亲连头也没回、淡淡地跟我说，你以后也要做这样的法官。母亲的这种她认为理所应当的期许让我倍感羞愧，我深知这一切有多么难，在一个司法并不独立的国家。我相信，在我之前，就已有很多的法律学子为没法实现母亲对自己所提出的这个最起码的盼望而内疚。可我并不知道，今后还会不会有；或者，什么时候才会没有。我也只能痛苦地相信，或者无力地辩解，这不怪我们，我们尽力了。然而，无论如何，我不能接受对不正义的妥协。为此，我始终在寻找，法律这个领域里，“正义”这个支点究竟在何处。哪怕，只是为了面对母亲时，能拥有一份坦然。2， 关于战争所以，我要毫不犹豫地说，也许，何勤华老师的那句话让我找到答案了，而且答案竟然如此简单——爱。原来真相也许就是这样一个简单的结论：法学的目的在于设计一种使全人类或者其中一部分人的生活更和谐的秩序，正如博丹提出国家的主权、洛克倡导权利的合理分配、卢梭呼吁良好的民主政治。也就是说，这些伟大的天才，他们在进行法学研究时，心里充斥着的，正是对全人类的无私的爱。而我眼前的这本书——《战争与和平法》，无疑也是格劳秀斯先生基于这种天才的爱而完成的“世界性的著作”。在《战争与和平法》这本书中，格劳秀斯先生依次探讨了战争发生的原因、财产权与人身权的本质以及其所依据的理由、所有权的义务、王室继承权的规则、受契约保护的权利、条约的效力和解释、以及国际法上的主体等等在战争中至关重要的问题，而凡此种种，起目的都在于设计一种战争的规则。“设计一种战争的规则”，这句简单的概括有些冷冰冰的工业世界特色，它的背后所隐藏似乎是更大批量的战争。因为，由工业社会所约束的思维往往有一个：一个事物的规范化必然导致批量化。所有的大规模产业无一不有自己的“规则”。若战争也应验此规律，那是不可设想的。然而，天才的荷兰人当然不会是战神的侍从，他的理论也自然不会是爱因斯坦最终早就了原子弹的相对论；他为战争所设计的规则，旨在从对战争三个重要环节的规定从而达到对战争的全面限制、对非正义战争的彻底根除，这三个环节分别是：挑起战争的原因，战争中的具体行为，结束战争的机制。这人类历史上最杰出的成果之一，却正是“荷兰的囚徒”所身经的那个苦难时代的产品。本书出版在1625年，17世纪刚过去四分之一的时候。整个欧洲处在一种看似平静的氛围之中：宗教改革已进入尾声，资产阶级尚未剑拔弩张，王室贵族与教会还在享受残存的荣耀。但在后来，这种平静很快就被证明是各方势力暗中彼此消长而表现出的一段僵持：宗教改革的思想已深入人心，资产阶级正蓄势待发，王室贵族与教会已无可救药却仍希冀苟延残喘。打破寒潭，在海峡对岸，是世界资产阶级革命的号角——光荣革命；而在欧洲大陆，则是最终拖垮了哈布斯堡王朝的“三十年战争”。处在这样一个瓶颈般的年代，荷兰的天才已经预感到一场新的利益分配即将开始，战争这“伟大的清洁剂”必将涂炭生灵。他深知，战争对于执政者来说只是谈判桌上的筹码，对于天下苍生来说却是最深重的苦难。正如荷马所哀叹的：“阿瑞斯的光荣的巨盾上满是勇者的鲜血！”我猜想，天才每思至此，必当泪如泉涌，情难自禁。他明白，他无法阻止战争的到来，那么，也许，他就只能尽一己之力使人类受的伤害尽量减少。这正是格劳秀斯先生最可爱的地方，也许他的理论毫无作用，也许这个世界上的战争该杀伤多少人依旧杀伤多少人，但是他做了，他尽了自己的力量。他，表达了自己的那份伟大的爱。他在临睡前、临死前都不会遗憾了。（他让我莫名地想起许三多。）然而，他做到了，在他之后，战争是有了一套详细的规则，从宣战到停战，一切都必须有模有样、有板有眼地进行。固然，这不是单凭他的一本书就做到的。但，正是他率先发出了和平的呼喊，后世大家云集响应，经过了一代又一代的卓绝努力，才最终创造了当今世界这样一个国际秩序相对稳定的大环境。谁能说，这不是法律人献给全人类的最广博无私的爱？3， 关于死刑这是《论犯罪与刑罚》第二十八章的章节名称。在看贝卡利亚的这本书之前，我是坚持死刑存置论的。我相信读过侦探小说女王——阿加莎·克里斯蒂的作品的人都会坚持死刑的正义性。我可以列举很多，《ABC谋杀案》、《人性记录》、《斯太尔斯庄园奇案》等等，波洛可不愿意像福尔摩斯那样去找一个化妆成乞丐的男人，除了伤亡惨重的恶性犯罪，可没有什么值得这个生活品味颇高的矮个子比利时人为之动用他那“灰色的小细胞”。从而，他所挖掘出的犯人，无一不是令人欲杀之而后快的。其中，《东方快车谋杀案》无疑是最著名的，而它也因众所周知所以引用起来相当方便，它唯一不同的地方倒不在于其复杂而精致的犯罪手段，而是那个罪大恶极的人不是杀人的人而是被杀的人：小阿姆斯特朗被一个罪犯绑架并谋杀，这个罪犯通过行贿等不法手段逃脱刑罚，但多年后，小阿姆斯特朗的家人们在一列火车里谋杀了他。我相信没有会认为波洛对这一干杀人犯不予追究是不正义的，反而，我们只会抱怨法庭的无能、法官的腐败。在法学范围内，它可以扯出很多相关的话题，自然正义啦，同态复仇的正义性啦，但是，我在那时只愤慨地想到，若在现在，那个罪犯无论如何也是不会死的，那么多无可救药的杀人犯都会在英美舒适的监狱里度过余生，这简直是对法律的嘲笑。这种想法，后来看女王的很多小说时都会泛起来。请注意，我上面说到了“无可救药”，这是我所有这些自以为正义的愤怒的一个错误的基础。当然，这是贝卡利亚告诉我的。在贝氏关于死刑废止的论述中，我认为他最重要的是两个论点：没有人有权力剥夺别人的生命，包括执法者；死刑并不比终身苦役刑更具有改善力。“关于死刑”这一章并不长，但小贝（他写这书的时候好像只比我大五六岁）始终在傲气十足地围绕着这两个论点在进行对死刑的讨伐，但是他的论点在说明什么？前者是在竭力保证犯罪人的生命权，这是后者的基础;而后者，却是在明白无误地告诉大家，每个人都是可以改好的。这是一个天真得如同诗人一般的论点，像顾城一样说：“我眼睛看到的地方都盛开着花。”他让我记起一个小孩子，他说，谁说动物就想到大自然里去呀，小老虎找不吃的会饿死，小鹿会被大老虎咬死，还是动物园里最好。天才的通病是太单纯。世人都这么说。小贝希望每一个人皆能如他一样明白：无论多么罪大恶极的人都是有改过自新的可能的，只要这个社会施予其足够的爱心，而不是将社会在那些恶性犯罪中所应承担的责任都推卸到罪犯一个人身上，让他一死了之。但是，并不是所有人都能怀有天才的如此傲岸的爱的，他的博大无边的爱促使他不能放弃对任何一个灵魂的关怀。其实，对“全人类”这个虚泛的概念的爱并不是很难去怀有的，它只需一种悲悯之心，这是可以由文学、宗教等培养而成的；而将爱无分高低地施予每一个个体身上，这是很难做到的。嫉恶如仇，是正义；关怀包括正义在内的每一个人，这是接近于神性的高尚。在后世，有众多的法学大家也正是基于他们对人类所怀有的巨大的爱而“为废除死刑而战”（其中最为杰出的无疑是罗贝尔·巴丹戴尔）。他们也应该受到与小贝相同的尊敬。结语第一次毫无限制地些论文，于是就真的把自己想写的写出来了。谢谢老师的自由题目，也谢谢老师的费神批改。（很幸运能上老师的课）法学是爱，请相信我。爱是经久忍耐，慈悲为怀。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吹，爱是不狂妄，爱是不乖张，爱是不自私，爱是不轻易动怒，爱是鄙视不义，爱是喜欢真理。爱是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语出《圣保罗至哥林多书》参考资料1， 关于第一个话题，除雨果的《悲惨世界》外，还有大仲马的《基督山伯爵》，巴尔扎克的《邦斯舅舅》。法律的不正义在这三部小说里表现得淋漓尽致。虽然巴尔扎克的稍温婉一点。向这三位十九世纪的法国小说家致以同样的敬意。2， 关于第二个话题，以电影为主，奥黛丽·塔图主演的《漫长的婚约》，梅尔·吉布森主演的《爱国者》，布拉德·皮特主演的《特洛伊》，刘德华主演的《投名状》。战争毁灭一切，阿瑞斯与黑帝斯的双手始终紧紧相连。和父亲一起看的《爱国者》,父亲哭了。3， 关于第三个话题，除贝卡利亚的《论犯罪与刑罚》外，还有罗贝尔·巴丹戴尔的《为废除死刑而战》。对死刑的论述同样深刻，前者在理论，后者在亲历。还有两部小说，莫言的《檀香刑》和潘军的《死刑报告》，前者写了一个刽子手的生涯，后者写了许多死刑的冤案。前者远比后者精彩。4， 还有什么。《法律人，你为什么不争气》，陈长文、罗智强著，法律出版社2007版。《刑法格言的展开》，张明楷著，法律出版社2005版。《先知》之第十三篇：论律法，【黎巴嫩】纪伯伦著，王立译，北京出版社2006版。引用到了这几本书的词语和造句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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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是很好的法学毕业论文，你参考下，应该有所帮助一、引言 大数据技术的发展给科技进步、信息共享、商业发展带来了巨大的变革，社会活动网络化的发展趋势更给予了个人信息丰富的社会价值和经济价值，使它成为对于国家、社会、组织乃至个人都具有重要意义的战略资源。与此同时，与个人信息相关的犯罪活动也呈现出高发态势。2009年《刑法修正案（七）》增设“出售、非法提供公民个人信息罪”和“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罪”。2015年《刑法修正案（九）》将两个罪名整合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并扩大了主体范围，加大了处罚力度。2017年3月20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2017年解释》）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司法适用做出了具体规定。笔者在中国裁判文书网，对判决结果包含“公民个人信息”的刑事一审判决逐年进行检索，2009-2019年间各年份相关判决数如图表 1所示。我国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的发展可为四个阶段：2009～2012年，此类判决数为零，与个人信息相关的犯罪案件在实践中鲜有发生；2012～2016年，判决数量开始缓速增长，总量尚较少；2016～2017 年判决数量激增 214.6%，呈现出高发态势；2016～2019年，犯罪数量增速放缓。 图表 1作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的行为对象，公民个人信息的内涵、范围、判断标准对立法和司法适用具有重要意义。《2017年解释》第1条对其概念做了明确的规定，但实践中对公民个人信息的界定仍存在一些模糊的地方。如，如何把握行踪轨迹信息的范围、如何把握财产信息的范围和如何认定公民个人信息的可识别性等。由此观之，要实现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准确认定，我们应该对其行为对象的内涵、外延进行深入研究。本文拟对《刑法》二百五十三条“公民个人信息”的界定进行深入分析，希望能对司法实践中该罪的认定提供有益参考。 二、刑法上公民个人信息合理保护限度的设定原则 信息网络时代，我们要在推动信息科技的发展应用和保护公民个人信息安全之间寻求适度的平衡。刑法对公民个人信息的保护力度过小或者过大，都不利于社会的正常发展。笔者认为，应当基于以下三项原则设定公民个人信息刑法保护的合理限度。（一）刑法的谦抑性原则刑法的谦抑性,是指刑法应合理设置处罚的范围与程度,当适用其他法律足以打击某种违法行为、保护相应合法权益时,就不应把该行为规定为犯罪;当适用较轻的制裁方式足以打击某种犯罪、保护相应合法权益时,就不应规定更重的制裁方式。此原则同样是刑法在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进行规制时应遵循的首要原则。在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法律体系尚未健全、前置法缺失的当下，刑法作为最后保障法首先介入个人信息保护领域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行为进行规制时，要格外注意秉持刑法的谦抑性原则，严格控制打击范围和力度。对于公民个人信息的认定，范围过窄，会导致公民的合法权益得不到应有的保护，不能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行为进行有效的打击；范围过宽，则会使刑法打击面过大，导致国家刑罚资源的浪费、刑罚在实践中可操作性的降低，阻碍信息正常的自由流通有违刑法的谦抑性原则。在实践中，较常见的是认定范围过宽的问题，如公民的姓名、性别等基础性个人信息，虽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识别个人身份，但大多数人并不介意此类个人信息被公开，且即便造成了一定的危害结果，也不必动用刑罚手段，完全可以利用民法、行政法等前置法予以救济。（二）权利保护与信息流通相平衡原则大数据时代，随着信息价值的凸显，个人信息保护与信息流通之间的价值冲突也逐渐凸显。一方面，信息的自由流通给国家、社会、个人都带来了多方面的便利，另一方面，也不可避免地对个人生命和财产安全、社会正常秩序甚至国家安全带来了一定的威胁。科技的进步和社会的需要使得数据的自由流通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如何平衡好其与个人权益保护的关系，是运用刑法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行为进行规制时必须要考虑的问题。个人信息保护不足，则会导致信息流通的过度自由，使公民的人身、财产安全处于危险境地、社会的正常经济秩序遭到破坏；保护过度，则又走入了另一个极端，妨碍了信息正常的自由流通，使社会成员成为一座座“信息孤岛”，全社会也将成为一盘散沙，也将信息化可以带来的巨大经济效益拒之门外。刑法要保护的应当仅仅是具有刑法保护的价值和必要，并且信息主体主动要求保护的个人信息。法的功能之一便是协调各种相互矛盾的利益关系，通过立法和司法，平衡好个人信息权利保护与信息自由流通，才可以实现双赢。应努力构建完备的个人信息保护体系，既做到保障公民人身、财产权利不受侵犯，又可促进信息应有的自由流动，进而推动整个社会的发展与进步。（三）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相协调原则个人利益对公共利益做出适当让渡是合理的且必须，因为公共利益往往涉及公共安全与社会秩序，同时也是实现个人利益的保障。但是这种让渡的前提是所换取的公共利益是合法、正当的，并且不会对个人隐私和安全造成不应有的侵害。公共安全是限制公民个人信息的典型事由。政府和司法部门因为社会管理的需要往往会进行一定程度的信息公开，信息网络的发展也使得大数据技术在社会安全管理活动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同时也不可避免地涉及到对于公民个人利益边界的触碰，由此产生公共管理需要与个人权益维护之间的冲突。相对于有国家机器做后盾的公权力，公民个人信息安全处于弱势地位，让个人信息的保护跟得上信息化的发展，是我们应该努力的方向。公众人物的个人信息保护是此原则的另一重要体现，王利明教授将公众人物划分为政治性公众人物和社会性公众人物两类。对于前者，可将其个人信息分为两类：一类是与公民监督权或公共利益相关的个人信息，此类个人信息对公共利益做出适当的让步是必须的；另一类是与工作无关的纯个人隐私类信息，由于这部分个人信息与其政治性职务完全无关，所以应受与普通人一样的完全的保护。对于社会性公众人物，其部分个人信息是自己主动或是希望曝光的，其因此可获得相应的交换利益，对于这部分信息，刑法不需要进行保护；也有部分信息，如身高、生日、喜好等虽然被公开，但符合人们对其职业的合理期待，且不会有损信息主体的利益，对于此类信息，也不在刑法保护范围内；但对于这类信息主体的住址、行踪轨迹等个人信息，因实践中有很多狂热的粉丝通过人肉搜索获得明星的住址、行程信息，对明星的个人隐私进行偷窥、偷拍，此类严重影响个人生活安宁和基本权益的行为应当受到刑法的规制。 三、刑法上公民个人信息的概念、特征及相关范畴 （一）公民个人信息的概念“概念是解决法律问题必不可少的工具”。1.“公民”的含义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是指具有我国国籍的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的罪名和罪状中都使用了“公民”一词，对于其含义的一些争议问题，笔者持以下观点：（1）应包括外国籍人和无国籍人从字面上和常理来看，中国刑法中的“公民”似乎应专门指代“中国的公民”。但笔者认为，任何人的个人信息都可以成为该罪的犯罪对象，而不应当把我国刑法对公民个人信息的保护局限于中国公民。第一，刑法一百五十三条采用的并非“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个人信息”的表述，而是了“公民个人信息”，对于刑法规范用语的理解和适用，我们不应人为地对其范围进行不必要的限缩，在没有明确指明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情况下，不应将“公民”限定为中国公民。第二，全球互联互通的信息化时代，将大量外国人、无国籍人的个人信息保护排除在我国刑法之外，会放纵犯罪，造成对外国籍人、无国籍人刑法保护的缺失，这既不合理，也使得实践中同时涉及侵犯中国人和非中国人的个人信息的案件的处理难以操作。第三，刑法分则第三章“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并不限于仅对“中国公民”的保护，也同等地对外国籍人和无国籍人的此类权利进行保护。因此，处于我国刑法第三章的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的保护对象，也包括外国籍人和无国籍人的个人信息，“我国对中国公民、处在中国境内的外国人和无国 籍人以及遭受中国领域内危害行为侵犯的外国人和无国籍人，一视同仁地提供刑法的保护，不主张有例外。”（2）不应包括死者和法人对于死者，由于其不再具有人格权，所以不能成为刑法上的主体。刑法领域上，正如对尸体的破坏不能构成故意杀人罪一样，对于死者个人信息的侵犯，不应成立侵犯个人信息罪。对死者的个人信息可能涉及的名誉权、财产权，可以由死者的近亲属主张民法上的精神损害赔偿或继承财产来进行保护。对于法人，同样不能成为刑法上公民个人信息的信息主体。一方面，自然人具有人格权，而法人不具有人格权，其只是法律拟制概念，不会受到精神上的损害。另一方面，法人的信息虽然可能具有很大的商业价值和经济效益，但是已有商业秘密等商法领域的规定对其进行保护。因此，法人的信息不适用公民个人信息的保护。2.“个人信息”的含义法学理论上对于公民个人信息的界定主要识别说、关联说和隐私说。识别说，是指将可以识别特定自然人身份或者反映特定自然人活动情况作为公民个人信息的关键属性。可识别性根据识别的程度又可以分为两种方式，即通过单个信息就能够直接确认某人身份的直接识别，和通过与其他信息相结合或者通过信息对比分析来识别特定个人的间接识别。学界支持识别说观点的学者大多指的是广义的识别性，既包括直接识别，又包括间接识别。关联说认为所有与特定自然人有关的信息都属于个人信息，包括“个人身份信息、个人财产情况、家庭基本情况、动态行为和个人观点及他人对信息主体的相关评价”。根据关联说的理论，信息只要与主体存在一定的关联性，就属于刑法意义上的公民个人信息。隐私说认为，只有体现个人隐私的才属于法律保障的个人信息内容。隐私说主要由美国学者提倡，主张个人信息是不愿向他人公开，并对他人的知晓有排斥心理的信息。笔者认为，通过识别说对刑法意义上的公民个人信息进行界定最为可取。关联说导致了刑法保护个人信息的范围过分扩大，而隐私说则只将个人信息局限在个人隐私信息的范围内，忽略了不属于个人隐私但同样具有刑法保护价值的个人信息，同时由于对隐私的定义受个人主观影响，所以在实践中难以形成明确的界定标准。相比之下，识别说更为可取，不仅能反应需刑法保护的公民个人信息的根本属性，又具有延展性，能更好的适应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而导致的公民个人信息类型的不断增多。且通过梳理我国关于个人信息的立法、司法，识别说的观点贯穿其中。名称 生效年份 对“个人信息”核心属性的界定《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加强网络信息保护的决定》 2012年 可识别性、隐私性《关于依惩处侵害公民个人信息犯罪活动的通知》 2013年 可识别性、隐私性《关于审理利用信息网络侵害人身权益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 2014年 隐私性《网络安全法》 2016年 可识别性《关于办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2017年 可识别性、可反映活动情况图表 2《网络安全法》和《2017年解释》中关于公民个人信息的界定无疑最具权威性。《网络安全法》采用了识别说的观点，将可识别性规定为公民个人信息的核心属性。而后者采用了广义的“可识别性”的概念,既包括狭义可识别性 (识别出特定自然人身份) , 也包括体现特定自然人活动情况。两者之所以采用了不同的表述，是因为《网络安全法》对公民个人信息做了整体而基础性的保护，而《2017年解释》考虑到，作为高度敏感信息的活动情况信息，随着定位技术的不断进步逐渐成为本罪保护的一个重点，因此在采用了狭义的身份识别信息概念的基础之上，增加了对活动情况信息的强调性规定，但其本质仍是应涵括在身份识别信息之内的。所以，应以可识别性作为判断标准对公民个人信息进行界定。（二）公民个人信息的特征刑法意义上的“公民个人信息”体现了其区别于广义上的“公民个人信息”的刑法保护价值。明确刑法领域个人信息的特征，有助于在司法中更好的对个人信息进行认定。1.可识别性这是公民个人信息的本质属性。可识别是指可以通过信息确定特定的自然人的身份，具体包括直接识别和间接识别。直接识别，是指通过单一的信息即可直接指向特定的自然人，如身份证号、指纹、DNA等信息均可与特定自然人一一对应。间接识别，是指需要将某信息与其他信息相结合或者进行对比分析才能确定特定自然人，比如学习经历、工作经历、兴趣爱好等信息均需要与其他信息相结合才能识别出特定的信息主体。2.客观真实性客观真实性是指公民个人信息必须是对信息主体的客观真实的反映，。一方面，主观上的个人信息对特定个人的识别难度极大；另一方面，现行刑法关于侮辱罪或诽谤罪的相关规定足以对此类主观信息进行规制。司法实践中，如何判断信息的客观真实性也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如何实现科学、高效鉴别个人信息客观真实性，是司法机关应努力的方向。现有的随机抽样的方法有一定可取性，但不够严谨。笔者认为，可以考虑采取举证责任倒置的方式，若嫌疑人能证明其所侵犯的个人信息不具有客观真实性，则不构成本罪。3.价值性刑法的两大机能是保护法益和保障人权。从保护法益的机能出发，对于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这一自然犯，只有侵犯到公民法益的行为，才能纳入刑法规制的范围。而判断是否侵犯公民法益的关键就在于该信息是否具有价值。价值性不仅包括公民个人信息能够产生的经济利益，还包括公民的人身权利。从个人信息的人格权属性角度分析，个人隐私类信息的公开，会侵犯公民的隐私权、名誉权，行踪轨迹类信息的公开，会对公民人身安全带来威胁。从个人信息的财产权属性角度分析，信息化时代，信息就是社会的主要财产形式,能够给人们带来越来越大的经济利益。“信息价值仅在当行为人主张其个人价值时才被考虑”，只有具有刑法保护价值的信息，才值得国家动用刑事司法资源对其进行保护。（三）个人信息与相关概念的区分很多国家和地区制定了专门的法律保护个人信息，但部分国家和地区没有采用“个人信息”的概念，美国多采用“个人隐私”的概念，欧洲多采用“个人数据”的概念，而“个人信息”的表述则在亚洲较为常见。对于这三个概念是可以等同，存在观点分歧。有观点认为，个人信息与个人隐私有重合，但不能完全混同，也有观点认为个人信息包含个人隐私，以个人数据为载体。笔者认为，有必要对三个概念进行明确区分。1.个人信息与个人隐私关于这两个概念的关系，有学者主张前者包含后者，有学者主张后者包含前者，还有学者认为两者并不是简单的包含关系。笔者认为，个人信息与个人隐私相互交叉，个人信息包括一般信息和隐私信息，个人隐私包括隐私信息、私人活动和私人空间，所以两者的交叉在于隐私信息。两者制建有很大的区别，不能混淆。首先，私密程度不同，个人信息中除隐私信息以外的一般信息在一定程度上是需要信息主体进行公开的，如姓名、手机号、邮箱地址等，而个人隐私则具有高度的私密性，个人不愿将其公开；其次，判断标准不同，个人信息的判断标准是完全客观的，根据其是否具有识别性、真实性、价值性来进行判断即可，而个人隐私在判断上具有更多的主观色彩，不同主体对个人隐私的界定是不同的；最后，个人信息既具有消极防御侵犯的一面，也具有主动对外展示的一面，信息主体通过主动公开其部分个人信息，可能会获得一定的利益，而个人隐私则侧重消极防御，主体的隐私信息和隐私活动不希望被公开，隐私空间不希望被侵犯。2.个人信息与个人数据笔者认为，个人信息（personal information）和个人数据（personal Data）的区别在于，个人数据是以电子信息系统为载体的对信息主体的客观、未经过处理的原始记录，如个人在医院体检后从自助机取出的血液化验报告单；后者是指，数据中可对接收者产生一定影响、指导其决策的内容，或是数据经过处理和分析后可得到的上述内容，如血液化验报告数据经系统或医生的分析，形成的具有健康指导作用的结果报告，换言之，个人信息＝个人数据＋分析处理。 四、刑法上公民个人信息的司法认定 在司法实践中，对于概念和原则的把握必然有一定的差异性，需要具体情况具体讨论。在本部分，笔者对一般个人信息的认定进行总结归纳，并对一些存在争议的情况进行分析。 （一）公民个人信息可识别性的认定“可识别性是指个人信息能够直接或者间接地指向确定的主体。”经过上文中的讨论，根据《网络安全法》和《2017年解释》对公民个人信息的定义，我们能够得出，“识别性”是公民个人信息的核心属性，解释第3条第2款印证了这一观点。对于能够单独识别特定自然人的个人信息，往往比较容易判断，而对于需要与其他信息结合来间接识别特定自然人身份或反映特定自然人活动情况的信息，往往是个案中控辩双方争议的焦点，也是本罪的认定中最为复杂的问题。面对实践中的具体案情，对于部分关联信息是否可以认定为“公民个人信息”时，可从行为人主观目、信息对特定自然人的人身和财产安全的重要程度和信息需要结合的其他信息的程度三个方面综合分析加以判断。以此案为例：某地一医药代表为了对医生给予用药回扣，非法获取了某医院某科室有关病床的病床号、病情和药品使用情况。此案中所涉及的非法获取的信息不宜纳入刑法中“公民个人信息”的范畴。首先，从行为人主观目的上看，并没有识别到特定自然人的目的，而仅仅是为了获取用药情况；其次，从以上信息对病人的人身安全、财产安全以及生活安宁的重要性上来看，行为人获取以上信息并不会对病人权益造成侵犯；最后，从这些信息需要与其他信息结合的程度来看，病床号、用药情况等信息并不能直接识别到个人，需要结合病人的身份证号等才能起到直接识别的作用。所以，此案中的涉案信息不属于刑法所保护的“公民个人信息”。（二）敏感个人信息的认定《2017年解释》第五条根据信息的重要程度、敏感程度，即信息对公民人身、财产安全的影响程度，将“公民个人信息”分为三类，并设置了不同的定罪量刑标准。类别列举 “情节严重”标准（非法获取、出售或提供） “情节特别严重“标准（非法获取、出售或提供）特别敏感信息 踪轨迹信息、通信内容、征信信息、财产信息五十条以上五百条以上敏感信息 住宿记录、通信记录、健康生理信息、交易信息五百条以上五千条以上其他信息五千条以上 五万条以上图表 3但是在司法实践中，仍存在对标准适用的争议，主要表现在对敏感个人信息的认定。1.如何把握“行踪轨迹信息”的范围行踪轨迹信息敏感程度极高，一旦信息主体的行踪轨迹信息被非法利用，可能会对权利人的人身安全造成紧迫的威胁。《2017年解释》中对于行踪轨迹信息入罪标准的规定是最低的：“非法获取、出售或者提供行踪轨迹信息50以上”的，即构成犯罪。由于《2017年解释》中对行踪轨迹信息规定了极低的入罪标准，所以司法认定时应对其范围做严格把控，应将其范围限制在能直接定位特定自然人具体位置的信息，如车辆轨迹信息和GPS定位信息等。实践中，信息的交易价格也可以作为判定其是否属于“行踪轨迹信息”的参考，因为行踪轨迹信息的价格通常最为昂贵。对于行为人获取他人车票信息后判断出他人的行踪的情况，载于车票的信息不宜被认定为《2017年解释》所规定的“行踪轨迹信息”，因为该信息只能让行为人知道信息主体大概的活动轨迹，并不能对其进行准确定位。2.如何把握“财产信息”的范围财产信息是指房产、存款等能够反映公民个人财产状况的信息。对于财产信息的判断，可以从两方面进行把握：一是要综合考量主客观因素，因为犯罪应是主客观相统一的结果；而是考虑到敏感个人信息的入罪门槛已经极低，实践中应严格把握其范围。以此案为例：行为人为了推销车辆保险，从车辆管理机构非法获取了车主姓名、电话、车型等信息。此案中的信息不宜认定为“财产信息”。因为行为人的主观目的不是侵犯信息主体的人身、财产安全，最多只会对行为人的生活安宁带来一定的影响，因而应适用非敏感公民个人信息的入罪标准。（三）不宜纳入本罪保护对象的公开的个人信息的认定 信息主体已经公开的个人信息是否属于 “公民个人信息”的范畴，理论界存在观点分歧。笔者认为，“公民个人信息”不以隐私性为必要特征，因为《2017年解释》第1条并为采用“涉及个人隐私信息”的表述，而是以识别性作为判断标准。因此，信息的公开与否并不影响其是否可以被认定为“公民个人信息”。对于权利人主动公开的个人信息，行为人获取相关信息的行为显然合法，且其后出售、提供的行为，当前也不宜认定为犯罪。理由如下：第一，在我国的立法和司法中，曾以“隐私性”作为界定公民个人信息的核心属性，可见公民个人信息在一定程度上是从隐私权中分离出来的权利，所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侧重于对公民隐私和生活安宁的保护。权利人之所以自愿甚至主动公开其个人信息，说明这部分信息即便被获取、出售，也通常不会对其个人隐私和生活安宁造成侵犯，因此不应纳入刑法保护范围内；第二，根据刑法第253条之一的规定，向他人出售或提供公民个人信息，只有在违反国家有关规定的前提下才构成犯罪。对于已经公开的公民个人信息，行为人获取后向他人出售或提供的行为在我国缺乏相关法律规定的情况下，应推定为存在权利人的概括同意，不需要二次授权，也就是说不应认定行为人对获取的已经由权利人公开的个人信息的出售和提供行为系“违法国家有关规定”。第三，在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机制尚未健全、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高发的背景下，应将实践中较为多发的侵犯权利人未公开的个人信息的案件作为打击的重点。对于权利人被动公开的个人信息，行为人获取相关信息的行为可以认定为合法，但如果后续的出售或提供行为违背了权利人意愿，侵犯到了其个人隐私和生活安宁，或是对权利人人身安全、财产安全造成了威胁，则应根据实际情况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论处。对于权利人被动公开的个人信息，行为人对相关信息的获取一般来说是合法的，但是获取信息之后的出售、提供行为如果对信息主体的人身安全、财产安全或是私生活安宁造成了侵犯，且信息主体对其相关个人信息有强烈保护意愿，则应据其情节认定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 五、结语 大数据时代，个人信息对个人、组织、社会乃至国家均具有重要价值，由此也滋生了越来越多的侵犯个人信息犯罪。“公民个人信息”作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犯罪对象，其概念界定、特征分析、与相关概念的区分以及司法认定对于打击相关犯罪、保护公民个人信息具有重要意义。通过本文的研究，形成以下结论性的认识：第一，界定公民个人信息的原则。一是应遵循刑法的谦抑性原则，保证打击范围既不过宽而导致国家刑罚资源的浪费和可操作性的降低，也不过窄而使公民个人信息权益得不到应有的保障。二是应遵循权利保护与信息流通相平衡原则，在保障公民人身、财产权利不受侵犯的同时不妨碍信息正常的流通。三是应遵个人利益与公众利益相协调原则，允许个人利益对公共利益做出适当让步，但杜绝对个人利益的侵害和过度限制。第二，公民个人信息之“公民”应包括外国籍人和无国籍人，不应包括死者和法人。公民个人信息之“个人信息”应采取“识别说”进行界定，可以识别特定自然人是刑法上公民个人信息的根本属性。除了可识别性，刑法意义上的公民个人信息还应具有客观真实性、价值性等特征可作为辅助判断标准。还应注意个人信息与个人隐私、个人数据等相关概念的区分，避免在司法实践中出现混淆。第三，一般个人信息的认定。“可识别性”是其判断的难点，可以从行为人主观目的、信息对其主体人身和财产安全的重要程度和信息需与其他信息的结合程度这三个方面综合分析判断；对于行踪轨迹信息、财产信息等敏感个人信息，由于其入罪门槛低、处罚力度大，应严格把控其范围并结合行为人主观心理态度进行考量；对于信息主体已经公开的个人信息，应分情况讨论，对于信息主体主动公开的个人信息，行为人对其获取、出售和提供，不应认定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对于信息主体被动公开的个人信息，行为人对信息的获取是合法的，但其后出售、提供的行为，可以依实际情况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论处。希望本文的论述能够对我国个人信息保护体系的完善贡献微小的力量。
法政系本、专科生毕业论文参考选题一、 经济法类：1. 试论企业集团的法律地位2. 企业集团反垄断问题探讨3. 企业兼并法律问题探讨4. 我国外商投资企业税收问题探讨5. 试论我国自由贸易区立法6. 浦东新区土地有偿使用的法律问题探讨7. 浦东开发中利用外国政府贷款的法律问题初探8. 税收担保问题探讨9. 反避税的法律对策10. 出口退税问题探讨11. 社会保险税问题探讨12. 证券税收问题探讨13. 加强证券市场管理法律对策14. 资产评估立法中相关问题探讨15. 论外资银行和中外合资银行管理的若干法律问题16. 涉外土地批租的法律问题初探17. 试论我国出口加工区立法18. 建立我国涉外反倾销法律制度探讨19. 略论经济犯罪案件的查账20. 论论审计机构的法律地位和作用21. 我国养老保险法律制度探讨22. 试论我国劳动保险法律制度的若干问题23. 完善我国劳动争议处理程序的法律思考24. 进一步完善我国劳动合同法律制度的思考25. 加强和完善我国环境立法的思考26. 加强和完善我国环境执法的思考27. 论建立我国的技术开发区法律对策28. 商品销售中不正当竞争行为的若干法律问题探讨29. 期货立法若干法律问题探讨30. 论消费者合法权益的法律保护31. 试论反暴利立法的必要性32. 关于土地使用权问题的法律思考33. 房地产市场监管法律制度研究34. 我国投资立法初探二、商法类：1. 论股份有限公司的组织机构管理原则2. 论一人公司的法律规制3. 论有限责任公司股权转让制度4. 公司法人人格否认制度探究5. 论股东代表诉讼制度6. 论设立中公司的法律地位7. 论公司瑕疵设立制度8. 论公司内部监督制度9. 论控股股东的义务与责任10. 论关联交易的法律规制11. 论公司股份回购制度12. 论保险的功能--兼论与侵权损害赔偿功能的比较13. 论保险合同中的代位求偿权14. 保险业现金运用法律监督的问题研究15. 论强制保险制度16. 保险费管理法律问题初探17. 论消费保险合同18. 论信贷合同的担保19. 股份合作制企业若干法律问题探讨20. 试析票据制度中善意第三人利益的保护21. 试论我国破产制度的完善22. 论自然人破产制度三、民法类�1. 论胎儿利益的民法保护2. 关于完善我国监护制度的法律思考3. 论法人越权行为性质及效力--评我国《合同法》司法解释第十条4. 论尸体的法律地位--兼评我国遗体及其器官捐赠与移植立法5. 论表见代理的制度价值6. 浅析人格权的本质——兼评我国民法草案关于人格权的规定7. 论网络隐私权的法律保护8. 由“借腹生子”所引发的思考--论民法中的身体权9. 试论名誉权--兼论死者名誉的法律保护10. 论隐私权与知情权的冲突与协调11. 不动产物权预告登记及其价值研究12. 不动产物权顺位登记及其价值初探13. 论公信原则及对第三人利益的保护14. 简论建筑物区分所有权制度15. 简论物业管理合同的性质及效力16. 试论我国拾得遗失物制度的完善17. 添附规则与其相关规则的比较研究18. 论我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19. 试论商品房抵押及效力20. 商品房预售法律问题初探21. 在建工程抵押若干问题思考22. 共同抵押及其效力探析23. 最高额抵押的设定及效力24. 股份出质的设定及其效力实现25. 商品房按揭与让与担保制度的比较研究26. 论代位权的效力：兼评最高院《司法解释》第20条27. 关于我国代位权与代位权执行制度整合之研究28. 债权人的撤销权与破产法上撤销权的整合研究29. 债权人撤销权要件中的善意分析30. 论保证合同的无效及其责任的承担31. 试论担保物权与保证的竞合32. 论悬赏广告的性质及效力33. 浅析信赖利益的损害赔偿34. 论无权处分合同：兼论《合同法》第51条35. 合同变更与合同解除法律后果的比较研究36. 论预期违约责任--兼谈与不安抗辩权的区别37. 论违约损害赔偿的范围界定38. 论可预见性规则及其在违约损害赔偿中的作用39. 论出卖人的瑕疵担保责任40. 转租的性质及效力思考41. 浅论租赁权的物权化及其法理依据42. 浅析房屋承租人的优先购买权43. 浅议租赁物上增设物的归属44. 建设工程合同中的法定抵押权分析--兼评最高人民法院的相关司法解释45. 浅议旅客运输合同中承运人的安全保护义务46. 货物联运合同中的责任承担初探47. 见义勇为的报酬请求权--从完善无因管理相关规定谈起48. 雇主责任浅析49. 交通事故民事责任的保险与赔偿50. 医疗风险防范与损害赔偿的协调51. 试论侵权损害赔偿范围的界定52. 我国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立法缺陷及完善53. 简论分家析产的法律性质及其效力54. 关于遗赠扶养协议中的若干问题的法律思考55. 论隐私权的法律保护56. 论人格权的法律保护57. 试析违约责任中的可预见规则58. 论我国婚姻无效制度的构建59. 离婚损害赔偿制度探析60. 浅议精神损害赔偿制度61. 网络音乐著作权问题探析62. 论地理标志的知识产权保护63. 试论计算机软件的法律保护64. 略论“驰名商标”的法律保护65. 论发行权穷竭原则66. 论网络环境下的著作权限制制度67. 网络言论自由及其法律规制68. 网络服务商侵权责任探析69. 网络环境下的著作权保护四、诉讼法类：1. 论我国现行审级制度的不足与完善2. 论我国民事证据制度的改革与发展3. 试析民事诉讼的第三人制度4. “陷阱取证”引发的法律问题探究5. 审判监督程序利弊谈6. “小额消费诉讼”的法律问题探析7. 关于公益诉讼的立法保护8. 民事诉讼保全制度探究9. 论民事诉讼中的抗辩10. 地域管辖中的若干问题探究11. 举证妨碍问题探讨12. 抽象行政行为的司法审查制度探析13. 浅谈行政听证制度14. 论行政程序的司法审查15. 试论行政诉讼中的司法变更权16. 论行政诉讼中的举证责任17. 民事诉讼陪审制度改革初探18. 论民事诉讼中调解程序制度的完善19. 论遗产继承中的共同诉讼人20. 民事诉讼中本证与反证辨析21. 关于人民检察院抗诉的若干问题探讨22. 论刑事诉讼的监督机制23. 论我国刑事诉讼庭审制度的改革24. 论律师在侦查阶段的地位与作用25. 试论刑事诉讼各阶段的证明要求和证明标准26. 刑事诉讼中证据开示制度探究27. 我国刑事诉讼证人制度探讨28. 沉默权问题研究29. 试述非法证据的证明效力问题五、刑法类：1. 论特殊主体犯罪2. 论挪用公款罪3. 论无罪推定原则在我国刑事司法中的适用及不足4. 论罪刑法定原则5. 商业贿赂罪与国家工作人员贿赂罪之比较6. 略论正当促销手段与贿赂罪7. 安乐死问题探究8. “非法经营罪” 探究9. 网络犯罪问题探究10. 新型金融犯罪问题探究11. 论侵犯商业秘密罪12. 未成年人犯罪刑事责任问题研究13. 论我国刑法中的结果加重犯14. 论不作为犯罪15. 浅谈股票贿赂案犯罪数额的确认问题16. 论投案自首的认定及刑罚的适用17. 试论我国假释制度的完善18. 结果犯及其形态探究19. 浅析我国数罪并罚制度的不足及完善20. 死刑存废问题探究21. 论我国罚金刑制度的完善22. 精神病人的刑事责任及其法律适用问题探讨23. 流动人口犯罪问题探究六、宪法、行政法、法理、法史、国际法类：1. 试论罗马法的基本原则及其影响2. 浅析中国近代宪政立法3. 论沈家本修律与中国近代法律制度的建立4. 试析汉代法律的儒家化5. 论君权、父权、夫权与中国古代法律6. 谈无讼与息讼7. 论法律与道德的冲突与调适8. 论法律职业化与司法改革9. 行政执法难成因探究10. 关于改革和完善我国宪法监督体制的思考11. 论宪法诉讼制度的构建12. 我国宪法司法化探析13. 司法审查制度探究14. 法律移植问题探讨15. 论法的时代精神16. 论国家主权豁免17. WTO国际争端解决机制探究18. 试析世界贸易组织的法律体系19. 对反倾销立法及其适用的法律思考20. 论国际私法中的公共秩序保留制度21. 试论国际私法中法律选择的方法22. 论国际民商事案件管辖权冲突的解决23. 论我国涉外合同关系的法律适用罗马法所有权理论的当代发展三、所有权理论的当代发展与一物一权主义任何一个法律制度的突变都会使既有的制度体系受到冲击和挑战，因为绝对所有权分离与裂变而直接受到冲击和挑战的是大陆法系物权制度的一物一权原则。在这场变革中，不乏学者挥洒笔墨质疑一物一权原则，认为，一物一权的原始涵义是一物之上只存在一个所有权，因此，自用益物权和担保物权产生之后，尤其是现代建筑物区分所有权的产生，在任何一个不动产上都可能存在多个物权，甚至是多个所有权。一物一权原则在历史上也许很必要，但现在已经彻底过时了。而且，作为法学的概念，一物一权原则非但不科学，还常常对实践发生误导。故应当废除。也有学者站在相对的立场上以否定双重所有权为基点坚决捍卫一物一权原则，认为近代大陆法的所有权制度之所以选择了罗马法的模式，而没有选择日尔曼法的模式，即从西欧中世纪的双重所有权到资本主义时代的一物一权，是人类社会摧毁以身份等级为特征的封建制度清除财产上的封建身份束缚所做的重要努力。如果今天我们承认双重所有权，就会使具有身份性质的所有权制度或观念死灰复燃。这种二元结构的所有权制度一旦建立，现存的所有权制度即会因所有权的肢解而丧失其逻辑支撑以至崩溃。没有一物一权精神的物权决不是大陆法系物权制度的物权，否定一物一权，即否定物权概念、物权制度本身。当然也有学者采折衷的态度，认为股东和公司两种形态的所有权的分离是以公司的存在为根据的，公司有可能因为法定原因发生终止，一旦发生终止，权利分离的根据丧失，清算后的财产要返回股东，从而使所有权的权能完全复归于股东，这种返回正是所有权弹力性的表现。因此，多重所有权的存在与一物一权主义并不发生矛盾，在法人存续期间并存的两种所有权仅仅是一物一权的例外现象和特殊的表现形式。笔者认为，从大陆法上所有权发展的轨迹来看，其确实经历了从日尔曼法的双重所有权到罗马法的绝对排他所有权的变革历程，而且确实通过确立所有权制度废弃了封建的身份关系的束缚，张扬了所有权人的人性与自由。但如果仅以此作为论据，就导出“承认双重所有权，就会使具有身份性质的所有权制度或观念死灰复燃”，便是历史的倒退的结论，这一结论其实是欠缺必要的前提而不能成立的。因为绝对所有权的分割与碎变并非由封建身份关系所致，亦非导致封建身份关系束缚之结果，恰恰相反，它是绝对所有权人对其权利的自由表达，表明基于契约关系而各司其职的所有权主体各方地位完全平等，不受任何身份关系的束缚，决不是简单地向封建所有权制度的回归。肯定所有权自由分割的这种全球化的发展趋势，不是法制的倒退，而是法制的前进。物权具有排他性，这也是物权法的本质属性所在，否则，物权法就不称其为物权法。但是，物权的排他性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在同一物上所有权与用益物权的并存、所有权与担保物权的并存、罗马法所有权理论的当代发展担保物权与用益物权的并存，以及担保物权与担保物权的并存就是相容性的最好例证—物权兼具排他性与相容性双重属性。如果片面夸大物权的排他性，而否定物权的相容性，同样就如同否定物权的排他性一样，将使精心构筑与设计的大陆法物权体系遭致毁灭性的灾难。经过分割而在同一物上存在的多重所有权同样具有排他性与相容性，相容性决定一物之上可以存在多重所有权，所有权保留买卖中，在买卖标的物上存在的出卖人法定所有权和买受人的实意所有权即所有权相容性使然;而排他性又决定在同一物上不可能存在性质相互冲突的两个所有权，出卖人保留的法定所有权只能为出卖人一人所有，在同一出卖物上，不可能存在两个以上保留的法定所有权，同理，在同一出卖物上也不能存在两个以上实意所有权。物权的排他性与相容性是对立的，但又相互依存，相辅相成，二者的统一构成物权的完整属性。因此，只要我们依然坚持物权的排他性，尽管承认物权的相容性，承认在同一物之上可以存在双重所有权，反映排他性的一物一权原则仍然可以在物权法中占据重委的地位。易言之，承认双重所有权与捍卫一物一权并不发生根本性冲突，大可不必谈虎色变，诚惶诚恐。一物一权原则的核心内容是一物之上只能存在一个所有权，正视所有权的当代发展与变革又坚持物权法的一物一权原则，这正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要问题。对此应该有两种不同的解决办法，其一，在保持原有一物一权概念的基础上，将双重所有权解释为一物一权的例外或特殊表现;其二，在现代法的语境下对于一物一权予以全新的阐释。国内外学者在阐释法律原则时颇有共识:“法律原则是可以作为众多法律规则之基础或本源的综合性、稳定性的原理和准则”，法律原则“是法律精神的最集中的体现，是法律制度的原理和机理。”任何一项规则、制度及规范都不得和法律原则的精神相悖，因此，法律原则是对各项制度、规则和规范起统帅和指导作用的立法方针。“原则可能互相冲突，所以原则有份量，就是说，互相冲突的原则必须互相衡量与平衡。”每一项原则均有其自身的价值和它所追求的价值，当某一个具体的案件适用不同的原则将有不同的结果时，就需要在不同的原则之间进行平衡和衡量，适用价值最大者。原则之间可以相互冲突或相互衡量，但原则项下不可以有例外，否则，法律原则不称其为法律精神的最集中体现，也不称其为对法律制度、法律规则与法律规范起统帅和指导作用的立法方针。作为民法基本原则的诚实信用原则如果有例外或特殊表现形式，很难想象那应当是怎样的例外或怎样的特殊表现形式。一物一权原则既然作为物权法的基本原则，同样不应该有例外。显然，第一种解决问题的办法虽然本意在于解决矛盾，却又将自己陷人新的矛盾之中。台湾学者黄茂荣先生谈及概念之演变时，以德国学者的名句作为论据:“法律必须随时间经过而演进，始能符合因时间之经过而变更之社会，应无疑义。其结果，构成法律规定之概念，自与法律同样常有历史性的时间结构，必须随历史之变迁而演进。”[41]“没有一个法律概念，在教条上是完全不变的”，[42]现代法所有权制度的发展与演变，使得一物一权等物权法上的概念也必将随之发生改变，这样一来，第二种方法似乎才是最符合逻辑的。中外学者对一物一权的界定，文字的多寡不同，但就其所揭示的内涵可以概括为一句话:一物之上只能存在一个所有权，不能同时存在两个以上内容、性质相互冲突的他物权。[43]实际上，我们无须浪费太多的文字，只要将“内容、性质相互冲突”这一修饰语放在更准确的位置上，传统的一物一权概念便会有相当大的改观:在一物之上不能存在两个以上内容、性质相互排斥的物权。这一概念具有两重含义:1一物之上可以存在多个物权，包括一物之上可以存在两个所有权、所有权和他物权，或所有权和若干他物权。就是说，物权可以竞存，前提是，各种物权之间具有包容性，可以和平共处。但是，包容是暂时的，不是永久的。当潜在的物权排他性终于按耐不住物权的包容性而从骨子里进发出来时，竞存的物权便发生生死存亡的激烈冲突，解决冲突的手段是物权与生俱来的，或法律后天赋予的优先效力。物权优先效力的价值就存在于物权排他性取代物权相容性的变革之中，这场变革也造就了物权的优先效力;当然，所有权(母权)与自所有权中分离出去的他物权或自所有权中分割出来的它种意义的所有权(子权)[44]之间竞存的解体与优先效力无关，而由子权最终要向母权回归的本性所决定。2.性质或内容相互排斥的物权，即不相容的物权在一物之上只能有一个，包括所有权和他物权。这是一物一权原则的本质内涵所在，是物权的排他性使然，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道理。任何物权相互之间只要具有天然的排斥性，就不可能在同一物上竞存，一个权利在某一实在物上生成了，另一相斥之权利则自始不能生成:取得质物占有之人成就了质权，未取得占有之人不可能成就质权。当然，转质可以生成另一质权，但是转质权必须以原质权的有效存在为前提，依附于原质权而存在，原质权消灭，转质权随之消灭，转质权实际上是原质权的衍生物，在质物上存在的原质权与转质权并不是两个独立的质权。所有权保留买卖中，出卖人一经将标的物交付买受人，买受人的实益所有权即产生，同一标的物上不可能同时存在另一实益所有权。这期间，如果由于出卖人一物二卖，抑或买受人将自己的实益所有权出让他人而导致再行转让的实益所有权成立，那么，原实益所有权将于次实益所有权成立之时自行消灭。[45]这种天然的排斥性来源于物权本性与内容的同一性，正所谓“同性相斥”。典权可以与抵押权并存，但不可以与另一典权并存，因为两个典权同以占有为要件，并具有相同的使用、收益之内容。同理，基于信托关系而产生的法定所有权可以与受益人的实益所有权并存，但在信托财产上决不可以再设定他人相同内容的法律所有权。总之，无论所有权制度的发展会给所有权，乃至于整个物权体系带来怎样的变化，一物一权原则不容置疑。注释:尹田:《论一物一权原则及其与‘双重所有权’理论的冲突》，载《中国民法学精萃》2003年卷，机械工业出版社2004年版，第241页。参见王利明:《民商法研究》第2辑，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278页。〔美〕托马斯·C.格雷:《论财产权的解体》，高新军译，《经济社会体制比较》1994年第5期。参见欧阳坷:《人性光辉下的所有权》，吉林大学2004年民商法硕士学位论文，第4页。陈华彬:《外国物权法》，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9页。参见前引〔5〕，陈华彬书，第11页。梅夏英:<当代财产的发展及财产权利体系的重塑》，载王利明主编:《民商法前沿论坛》，人民法院出版社2004年版，第80页。参见前引〔5〕，陈华彬书，第11页。参见前引〔7〕，梅夏英文，第80页。前引〔2〕，王利明书，第286页。前引〔5〕，陈华彬书，第9页以下。参见前引〔2〕，王利明书，第289页。前引〔5〕，陈华彬书，第16页以下。肖厚国:《所有权的兴起与衰落》，山东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5页。参见[英〕亚当•斯密:《国富论》下卷，郭大力、王亚南译，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1页以下。GottfriedDietze，InfnseofproPer，ThejohnsHOpkinsPress，1971，p.126.参见【日」我妻荣:《物权法》，岩波书店1995年版，第2页，转引自前引〔2〕，王利明书，第294页。宋刚:《信托财产的独立性及其担保意义—从大陆法系责任财产角度》，清华大学2005年法学博士学位论文。谢哲胜:《台湾物权法制发展》，《财产法暨经济法》2005年第2期。申卫星在他的博士论文中对诸种形式的所有权保留做了详细论述。简单的所有权保留指卖方将标的物交付给买方，在买方支付该特定标的物的价款前，该标的物的所有权仍由出卖人保留，其保留所有权的客体仅限于根据本合同占有的特定的标的物;延长的所有权保留中，买受人购买标的物不是用于消费或自己使用，而是为了将标的物转售他人，或者是对标的物进行加工、添附后再行出售，为了保证卖方的价金债权，卖方保留所有权的客体可以延长到买方的转售所得或加工物之上。在延长的所有权保留中，买方在完全支付价金后方可取得标的物的所有权，在全部价金交付之前，买方有权对标的物进行处分。扩大的所有权保留，是指当事人约定当买方不仅清偿了全部价金，而且清偿了出卖人与买受人基于其它生意而产生的或即将产生的债务后，买方才可以获得标的物所有权的制度。参见申卫星:《期待权理论研究》，中国政法大学2001年博士学位论文，第68页以下。沈达明:《法国/德国担保法》，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年版，第148页。参见前引〔20〕，申卫星文，第51页。转引自前引〔2的，申卫星文，第91页。转引自刘德宽:《民法诸问题与新展望》，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95年版，第7页。笔者曾经主张，所有权保留中存在双重所有权，卖方所保留不是实益上的所有权，只有在买方没有按照约定交付价金时，这种所有权才具有意义，成为出卖人所有物返还请求权的权利基础;买受人以自己所有的意思占有、使用标的物的权利是真正意义上的所有权，只是这种所有权于买受人未按约定交付价金时终止而已。故可以借鉴英美法的经验，将两种所有权分别称为取回所有权和附条件的所有权。参见马新彦:《美国财产法上的土地现实所有权研究》，《中国法学》2001年第4期。王利明:《论公司所有权的二重结构》，载前引〔2〕，王利明书，第78页。前引〔l〕，尹田文，第249页以下。梅夏英教授在他的论文《当代财产的发展及财产权利体系的重塑》中也认为:“法人可以享有所有权所包含的一切权能，但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所有权。因为所有权是就个人对物本身权利义务的描述，法人作为一个法律构建的实体，本身便是一个团体的概念，这种由团体占有形成的法律上的主体本身便与’绝对所有权’的个人主义隐喻相悖”。参见前引〔7〕，梅夏英文，第82页。前引〔7〕，梅夏英文，第84页。以所有权保留为例，买受人未按约定支付价金的，其所有权终止，并回归于出卖人，出卖人的所有权由法律所有权转变为完整意义的所有权，有权利向买受人主张所有物返还请求权;买受人依约支付价金的，价金一经交付，出卖人的法律所有权自行终止，买受人的所有权转变为完满状态的所有权。前引〔1〕，尹田文，第252页。121法学研究2006年第1期这种抽象的所有权的结果”。GyorgyDiosdi，nersnPinAneetanre一classcazRomaLaw，pp.135、133、134.转引自前引〔2〕，王利明书，第275页。傅静坤:《论美国契约理论的历史发展》，《外国法译评》1卯5年第1期。孙宪忠:《中国物权法原理》，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142页。前引〔1〕，尹田文，第249页;孟勤国:《物权二元结构论》.人民法院出版社2002年版，第104页。参见前引〔2〕，王利明书，第79页。张文显主编:《法理学》，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71页，第72页。同上参见梁慧星:《民法总论》，法律出版社1996年版，第40页。迈克尔•D•贝勒斯:(法律原则—一个规范的分析》，张文显等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年版，第13页。[41]Laren:，Meth记enlehrede:Reehtswissenschaft，3.Aufl.1975，5.124f;GerhartHusserl，Reehtundzeit，1955，s一off.，转引自黄茂荣:《法学方法与现代民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83页。[42]前引〔41〕，黄茂荣书，第83页。[43]如日本学者川岛武宜所言:一物一权主义是指一个物权的客体仅为一个独立的有体物，在同一物之上不能存在两个或两个以上独立的物权，尤其不能设立两个以上所有权。我国学者对此也有同样的表述，一物一权原则指一物之上只能设定一个所有权;一物之上不得设定两个以上内容相冲突的他物权。参见王利明:《物权法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82页。[44]为行文方便，我们在此将所有权称为母权，分离或分割后产生的物权称为子权。[45]实意所有权指不具有所有权的法律责任，但具有所有权本质属性的所有权，亦称实质意义上的所有权，或实质上所有权，英美法上相应为衡平法上的所有权。与此对应的是法律所有权，指由法定公示方式表征的所有权，又称为法律上所有权，或形式上所有权，英美法中相应为普通法的所有权。
浅析普通师范类专科毕业生就业困境与对策研究旅游专科教育中人文素质培养与通识课程体系建浅谈成人本专科函授生《计算机实用基础》教学试论本科教育专科化问题及其成因和对策分析持续质量改进在门诊专科护理管理中的应用糖尿病专科护士考核与评定的实践研究外国文学在专科英语教学中的定位思考公安专科院校消防管理课程改革研究专科生中知青子女的心理特点分析专科词典编纂的学科依托改革，而改革的基础是明确法学本科毕业论文以应用型为主、理论性为辅的定位。
毕业论文是大学期间学习的结果，毕业论文的质量，决定于大学四年的学习过程。今天，我们强烈感知到毕业论文这个学习结果存在诸多问题，这其实是学习过程出了问题。所以，从结果“倒推”过程，从毕业论文存在的不足，反思整个教育过程的问题，不失为一条有效的思考路径。
一、法学本科毕业论文的现状与问题
法学专业是典型的文科专业，现阶段毕业论文普遍存在问题，如言之无物、“假大空”、网络抄袭等现象在法学学科中表现得更为突出。论文写作是一个厚积薄发的过程，法学本科毕业论文存在诸多问题，说到底是写作的积累不够，准备工作不足。
(一)知识积累不够
“法学论文写作的过程，就是法学知识辩证运用和实际运用的过程”[1]，没有足够的知识积累，不可能实现知识的运用。我国任何一所高校的知识传授都是充足饱满的，三年半的教学进程，一百多个教学周，大量的专业知识传授给学生。然而人才培养的效果更强调知识的有效积累。不仅要建立本门课程的知识体系，还需要把各门课程知识勾连起来，将碎片化的知识构建成系统完整的专业知识结构，这样才能实现知识的有效积累。知识的有效积累还应具有立体化特征。法学是一门有较强普遍联系性质的社会科学，一个领域的法律现象或问题，与周遭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都相关。除法学专业知识外，相关专业知识也有必要纳入积累范围。
现在法学本科毕业论文反映出明显的知识碎片化特征，就一个现象说现象，就一个问题说问题，法学各领域专业知识无法建立连接，法学与其他学科知识也不能有机结合。因此，毕业论文不可能有新颖的观察视角和分析工具，读起来枯燥无味。知识积累不够，还会使学生陷入只有感觉和判断却无法论证的困境[2]。
(二)思想缺乏创新
一篇言之无物、人云亦云的毕业论文是如何“炼成”的?首先是互联网这一便捷工具提供海量信息，然后在短时间内学生用“剪刀+糨糊”方式复制粘贴出一篇所谓的论文。在此过程中，学生没有对研究问题进行基本的思考梳理，更没有对论题进行深入的分析论证，根本达不到锻炼提高能力的目的。指导教师每年看到的本科毕业论文几乎千篇一律，前后几届学生的论文题目也相差无几，论文内容更是看不到新颖、创意和特点，味同嚼蜡。
假如学生头脑中对某一专业问题有兴趣有思考，并且有自己的看法观点，相信学生会把自己的想法在毕业论文中体现出来。而现在大多数学生的毕业论文只是文字的堆砌，好一些的学生能够在教师指导下对专业问题进行分析阐述，但往往深度不够。归根结底，是学生不能对专业知识展开独立思考，平时的学习不过是对教师授课内容的记忆背诵。因此，在论文选题时，毫无想法的学生才会从教师提供的备选题目中随意选择一个。在撰写论文时，学生不过是重复课堂上教师讲过的内容，缺乏自身主动的思考和论证，更不要说创新。
(三)写作训练不足
中国的学生比较习惯整齐划一，考试有标准答案，写作文有惯用套路。对于通过各抒己见探讨真知的学术性论文不甚了了。虽然有的教师给学生布置论文式作业或测验，但因缺乏有效监管，学生多是应付了事，这样，有的学生甚至到大四还觉得毕业论文很遥远很抽象。没有论辩性思维的基础，四年大学中的写作训练有限，毕业论文中出现明显的质量问题也就不足为奇。
很多学生撰写毕业论文时机械罗列概念、特征、原则，看不到作者的问题意识和论证思路，不能建立提出、分析和解决问题的基本框架结构，把论文写成了教材的体例;在论文层次安排上不会正确使用序号，引用参考文献时不遵循学术规范，不善于使用法言法语，对论文摘要和关键词的作用一头雾水等等现象，也特别突出。所有这些训练，都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学生需要在四年大学学习过程中进行反复训练，否则不可能在最后的毕业论文撰写中写出一篇漂亮的论文来。
二、加强法学本科毕业论文改革的对策
(一)教育观念：教育者要树立能力培养意识
教育改革首先是教育者的改革。传授知识是教师职责之本，但仅仅做到传授知识还远远不够，教师必须同时培养学生的各方面能力，要在扎实的专业知识和丰富的知识结构基础之上，培养学生独立思考与写作表达的能力。法学专业教师应当充分认识到所讲授课程和毕业论文对于学生能力培养的作用和意义，也应当充分认识到当前本科毕业论文存在质量问题的根源所在，更应该认识到撰写毕业论文的“功力”必须也只能源自整个本科学习过程。
教师在授课过程中，首先要帮助学生掌握该课程的知识体系，理顺“知识点—知识脉络—知识体系”结构的关系。这样点面结合，有利于学生理解该课程的知识，也有利于学生将该课程的知识与其他相关课程的知识结合起来，做到融会贯通。“理想的教与学应该是全部课程结束后，学生能在头脑中搭起以基础课和专业课关键知识点为节点，相互有机联系组成的专业知识架构。”[3]
其次教师要积极引导学生进行思考。在知识积累的基础上实现知识的恰当运用，才能体现出知识的价值，这个价值的实现，必须有学生对知识的积极思考。学生的思考不是源于教师在课堂上的灌输，而是教师对学生积极引导之后学生进行主动的、自觉的思考。法学知识是关于社会实践的知识，很多问题不是事实问题，也不是逻辑问题，而属于价值判断问题。即便是立法层面已经明确了的问题，教师仍然可以在阐明立法规定的前提下，引导学生做价值层面的反思与探讨。教师对学生思想的引导，是培养学生独立思考能力、锻炼学生思维能力的重要途径。只有教师的适当引导加上学生自身的积极思考，才能实现知识的体系化和立体化。也只有学生独立思考，才有学生创新的可能。
最后教师应当加强对学生写作能力的训练。功在日常中，是提高写作能力的不二法则。教师在授课过程中，可以就某个事件、观点给学生布置写作任务，篇幅可以不长，但在论文规范方面要严格要求。教师帮助学生掌握论文层次结构的安排、引用参考文献的标准，使其学习撰写论文摘要和确定关键词，讲解如何就一个观点展开论证等。
毕业论文是法学本科学生综合能力的集中呈现，不可能靠本科毕业之前的“突击”一蹴而就。本科毕业论文工作必须延伸至整个法学本科教育培养过程，法学专业教师应当建立教学工作的整体观，为学生提供必要的引领。通过四年的学习，学生不断积累知识与能力，才能获得水到渠成的效果，完成高质量的本科毕业论文。
(二)教学管理：规范本科毕业论文的管理
优秀的教学管理是成功教学活动的必要条件，本科毕业论文工作离不开教学管理的积极调控。虽然教学环节时间安排与就业时间重合只是毕业论文质量不佳的客观原因，但在就业压力巨大的现阶段，作为教学单位必须考虑这个现实问题。通常本科的毕业论文环节安排在第八学期，这个时间正是学生忙于寻找就业机会的阶段。在就业和完成毕业论文之间，学生自然选择就业，对毕业论文得过且过。实践中也的确有部分学生对毕业论文缺乏正确的认识和指导教师疏于管理的现象。因此，合理设计培养方案，加强对毕业论文教学环节的管理是必要而迫切的。
建议毕业论文工作的整体安排提前，第七学期开始毕业论文工作。在毕业论文工作开始之前制定时间进程表，确定论文工作的主要时间点和工作任务。毕业论文管理工作主要包括以下阶段：一是准备开题阶段，需要每年更新毕业论文备选题目，论文题目应体现社会热点和前沿问题，建议将专业课教师所承担的科研项目列入备选题目;之后召开毕业论文动员大会，说明毕业论文的基本要求、毕业论文的主要注意事项，强调毕业论文在本科学习过程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然后是开题，开题环节务必认真对待，对于不认真选题的学生起到督促作用，也可以帮助其明确写作目的和内容。二是论文撰写阶段，指导教师须与学生保持经常性联系，对论文结构、观点、参考书目和形式等进行指导。其中设置论文的中期检查，统计学生的论文进展情况，这也可以起到对学生的监督作用。三是评阅和答辩阶段。制定评阅和答辩标准，告知学生答辩方式和要求。四是论文总结阶段，对本轮论文工作进行整理总结和反思。总之，要做到各个环节无管理真空，实现写作环节的全过程管理，教学管理人员和指导教师务必严格执行管理规范。
(三)毕业论文形式：探索多种方式
所有教学环节都应服务于人才培养目标，本科毕业论文教学环节的灵魂在于体现出学生未来从业所需的各种能力。法学专业毕业生应当具备较强的资料检索整理能力，未来才能从浩繁的案件材料中快速获取有效信息;应当具备较强的分析论证能力，未来才能对各种法律问题抽丝剥茧、以理服人;应当具备较强的文字驾驭和语言表达能力，“笔杆子”和“嘴皮子”是法律人的两大法宝，较好地掌握这两项能力，能够帮助法学专业毕业生准确表达观点，更好地解决法律问题。法学本科毕业论文既要反映国家法律规定的初步科研能力要求，也应围绕培养目标锻炼其未来从业所需的各种能力。
三、从结果倒推过程：明晰法学本科毕业论文的定位
对法学本科毕业论文的所有改革措施，都指向一个根本问题，即法学本科毕业论文的定位问题，定位统领着法学本科毕业论文要不要改以改革及如何改革的问题。
我国的.高等教育早已从精英化教育进入大众化教育。从教育精英化到大众化最大的改变，是培养出来的人才不再以从事知识传承创新的科研人员为主，而是遍布于各行各业运用专业知识从事基本专业事务的普通劳动者。大众化教育背景下，“科学研究不再是大学的唯一任务或目标，甚至不是最主要的目标，培养和教育社会所需人才成为大学最主要的任务和目标”[4]。应用型人才成为大众化教育阶段的主要培养目标，特别是对处于法学教育金字塔底层的众多地方本科院校而言，培养应用型人才是这类院校法学专业存在的社会价值所在。毕业论文作为本科教育的组成部分，应当服务于人才培养目标的达成，不仅体现法学专业毕业生应具备的研究能力，更应当体现他们必要的文献检索能力、语言表达能力、文字驾驭能力和推理论证能力。法学教育的目的是培养能够从事法律实务工作的应用型人才，而不仅仅是培养专门从事法学研究的理论型人才。“对法学本科教育培养目标的认识，是进行法学高等教育的起点，也是开展法学学位论文写作工作的前提。”[5]高等教育发展阶段的转换决定对本科毕业论文定位的重新认识。
目前，法学本科毕业论文的众多问题为法学教育敲响警钟，提醒身处法学教育领域的人们反思问题根源何在。出现问题，固然是教学工作有怠惰，教学管理有疏漏，但更关键的问题也许是今天我们对毕业论文的认识已经不合时宜。在高等教育精英化阶段，毕业论文被赋予科研导向的内涵，其理论性学术性的定位不言自明。今天教育发展阶段有所不同，毕业论文的内涵发生了变化，我们有必要对本科毕业论文的定位做出明确说明，帮助教育制度的执行者尽快转变认识。在大众化教育阶段，法学本科毕业论文的定位不应完全是理论型的，而应当定位于以应用能力型为主、理论型为辅。接下来就要求，教育管理者和专业课教师必须与时俱进，重新认识本科毕业论文，积极推动和参与各个环节的改革。转变认识的意义，既在于更好地指导学生，实现人才培养目标，也在于推动高等教育切实地从精英化向大众化转变。
毕业论文是“果”，教学过程是“因”，对于法学本科毕业论文这个不令人满意的“果”，教学过程这个“因”虽不是唯一的却极为重要。从教学过程入手，建立体系化教育教学观念，优化教学管理方式，充分理解法学本科毕业论文的内涵，做出合理定位，为毕业论文做充足准备，可以成为破解法学本科毕业论文存在问题的有效路径。法学教育是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法学教育的质量关系着法治的未来。希望通过法学本科毕业论文的质量提升，以点带面，带动整个法律人才培养体系的良性演进。
法学本科论文
在学习、工作中，大家都跟论文打过交道吧，论文对于所有教育工作者，对于人类整体认识的提高有着重要的意义。你所见过的论文是什么样的呢？下面是我帮大家整理的法学本科论文，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助到大家。
一、司法考试背景下高校法学本科教学存在的问题
(一)法学本科教育的目标定位与司法考试之间存在矛盾
任何形式的教育都有其特定的目标。教育的培养目标定位，直接决定着人才的培养方向和培养模式。关于我国现行法学本科教育的定位，教育界曾进行过较激烈的争论，有的认为是通识教育，有的认为是职业教育，还有的认为是素质教育和职业教育的结合。但是，我国法学教育的人才培养目标定位，集中体现在《高等教育法》和国家教育部制定的有关政策文件中。如教育部《中国法学教育改革研究报告》中规定，法学本科毕业生应具备下列知识和能力：
(1)具有尚法精神和正义观念以及刚正不阿的人品;
(2)掌握法学各学科的基本理论与基本知识;
(3)具有创新意识与创新能力;
(4)掌握法学的基本研究方法与技术;
(5)了解法学理论的前沿和发展动态;
(6)熟悉我国法律和党的相关政策;
(7)具有运用法学理论与法律知识认识和处理问题的能力;
(8)掌握现代文献检索和网上获取信息的方法。
从以上目标定位所涵盖的知识和能力可看，中国的法学本科教育作为法学教育的基础，属于兼具通识教育特征的职业教育，具体而言，我国法学本科教育的目标是：培养能够适应经济和社会发展所需要的具有高素质、强能力的法律专业人才。从形式而言，我国法学本科教育的目标定位是非常明确和理想的，但是，从反映和体现教育目标的法学教学内容来看，现行的法学教育目标主要是追求素质教育。具体而言，在教学内容方面，强调知识结构的完整性和系统性，培养学生具有深厚的专业理论基础、宽广的专业知识面和较强的理论研究能力，为学生奠定从事理论研究或法律实务的基础。在这种法学教育中，法学教学过于理论化，教育不注重培养学生面对案例的实际操作能力，法学是仅作为一种人文知识而非一种职业的科学知识引入的，法学专业与法律职业相去甚远。从法学教育观念上来讲，在法学教育人才的培养上，没有把培养具有法律操作技能的法律实用人才作为培养的目标，而是要把学生们培养成具有进行法学研究、写作论文、发表论文能力的法学人才。因此，一些高校擅长于进行理论研究，提高学生的学术素养，丰富学生的法学思想，夯实学生的理论功底。这一局面对我国的法学教育来说是一件幸事，这种教学目标对提升法学教育层次具有积极的作用。但与此同时，其使学生很少能够在学习过程中接触到法律应用的实际运作，无法形成法律应用思维和相关应用技巧与能力。简言之，现行目标定位之下，法学教育与法律职业能力培养基本脱节、教育目标定位与司法考试价值去向之间产生矛盾。
(二)我国现行法学本科课堂教学模式不太符合司法考试
众所周知，法律科学作为一门独特的学问，具有独特的语言、思维方式和博大精深的知识体系，法律科学的这一特点决定了在法学教育中课堂讲授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就法律从业者而言，良好的法律职业道德品德和法律职业能力，都建立在雄厚的法学理论知识和职业训练基础上。在法学教育中，理论教学对实践具有指导意义，没有系统的理论教学，实践就失去了根基。但与此同时，作为一门具有极强专业色彩的职业，法律专业要求从业者应具备相应的实践知识和技能。我国现行的法学本科课堂教学，是一种学科教学，也可称为通识教育，多年来承继重理论轻实务的传统，所开设的课程偏向于法学理论，不重视法律知识的具体运用。首先，从教师在课堂上所讲的内容来看，大多数教师认为在课堂上需讲的是法学各学科的知识体系，法律实务问题只是个法律技能的操作问题，很容易掌握，无须在课堂上讲授，基于这样的观念，他们在课堂上主要以解释概念、注释条文、阐述理论为主，教学概念化、教条化和形式化的色彩过于浓厚，学生在接触法学教育时，往往是将法律当做一种科学知识来学习，就如同学习历史、哲学和文学一样，强调的是基本概念和基本知识的传授和学习方法的掌握，对司法实务知之甚少。
这种教学虽然使学生拥有比较扎实的法律知识，而且学生能够在某个法学专题领域长篇大论，但却使其很难运用所学专业知识来解决实践中的一些简单法律问题。这一情况充分，我国现在的法学本科教育主要是以法学理论知识为重，并且过于强调法律知识的传授、法学人文修养和学术精神的培养等，而对法律知识的实际运用不太重视。这样，法学教育局限在高等学校内部，有些学校认为法学教育纯粹是自己的事，与法律职业界的联系甚少。这种传统的法学教学模式将课堂讲授这一环节凝固化，课堂上理论教学过多，过于强调知识的灌输和纯理论的探讨，讨论式教学、案例式教学、启发式教学等其他教学方法运用过少，忽视职业素养和职业能力的培养、忽视分析及处理实际法律案件和纠纷的能力的培养。相反，司法考试，从其内容看，比较注重考察考生对与司法实务密切相关的法律知识或司法解释的理解力，从考试的方式看，则比较多地考察考生对有关法条和司法解释条款的记忆力和实际运用能力。我国现行法学本科教学模式的这种不合理性与滞后性是导致其与司法考试脱节并不兼容的重要原因之一。
(三)现行法学本科课程设计与司法考试科目之间存在一定差异
我国教育部确定了法学本科专业必须开设的14门法学核心课程，其包括法理学、法律史、宪法学、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学、民法学、商法学、知识产权法学、经济法学、刑法学、刑事诉讼法学、民事诉讼法学、国际法学、国际私法学以及国际经济法学等。这些法学核心课程涵盖了我国法律体系的主体，学生通过学习这些核心课程基本上能够搭建完备的法律知识体系。国家司法考试的内容范围不仅包括了这些核心课程外，还包括了与法律职业有关的现行法律法规和法律职业道德规范等。从这点看，法学本科教育核心课程与司法考试科目范围基本上相吻合。
然而实践中，各个学校在核心课程之外还开设了大量的选修课。这些选修课中很多不是本科学生所需要学习的，如外国刑法、比较行政法等完全可以取消;很多选修课和其他课程内容重复，如开设了民法总论和物权法，再单独开设担保法全无必要。这样下来，核心课程的核心地位得不到保证，其课时被大量挤占。此外，给法学本科生的课程安排顺序上存在一些不合理的问题，其中，最典型的是法理学课程的安排。从我国各高校法学本科专业的课程安排情况来看，绝大多数学校将法理学课程安排在大学一年级阶段，这样，刚从高中毕业进入大学的学生，在不知法律为何物的情况下，就开始接触法理学，在抽象的理论学习过程中就出现厌学情绪。这一情况说明，给法学本科生安排课程时应充分考虑课程的性质、难易度、学生的接受能力等。例如，在专业课程的安排上，应将民法学、刑法学、诉讼法学等实践性较强，学生容易接受的课程安排在前，而法理学、法制史等理论性强、实践性特点较小的课程安排在后。从司法考试的考查内容来看，考试的大多数内容涉及到刑法、民法、刑诉法、民诉法、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等课程，这些课程的所占分值比例也较大，而其它课程所占分值较少，有的只占一、两分，甚至有的内容多年不考。
二、司法考试背景下的法学本科教学改革建议
国家司法考试对我国法学本科教育的影响是不可避免的，其对法学本科教育的导向作用也是必然的。司法考试对法学本科教育的导向作用主要是通过引导本科教育的课程设计、培养方法革新、影响教学内容、提高学生能力来实现。
(一)应合理确定法学本科人才的培养目标和培养模式
培养什么类型的人才是任何高等教育的核心问题。法律职业对法学教育总是发挥着决定性的影响和作用，它不仅决定了法律教育的培养目标、主要任务和发展方向，而且还必然对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和法律人才的培养过程发挥重要的引导作用。在当今社会中，法律职业是一种高度专业化的职业，它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一整套包括法律思想、学术流派、价值标准和各种制度规定在内的法律知识体系。就法学学科的本质而言，它是一门实践性和应用性很强的学科，因此，法学本科教育不仅是以知识的获取为目标，而主要是以获得法律职业专业能力为目标。
从这点看，法学本科教育应该属于种职业教育，法学本科教育应该以培养具备扎实的理论基础、较高的心理素质和较强的适应能力的应用型法律人才为培养目标。同样，司法考试作为一种职业考试，其向法学教育转达这样的信息，即法学本科教育是应用教育，其不仅要使受教育者掌握专门的、相对抽象的知识体系和法律精神，而且要具备特定的法律职业思维、技能，必须以培养应用型人才为主。基于这点，我国法学本科教育的职能应该是使学生获得更多法学理论知识的同时，使其具备能够从事法律职业的能力和素质。法学本科教育的这种职能与司法考试制度的设计目标是一致的。
(二)优化课程设置，建构与国家司法考试相适应的法律知识体系
国家司法考试的内容主要涉及理论法学和应用法学、现行法律法规、法律实务和法律职业道德等方面，考试科目都是以14法学本科专业的14门核心课程为主体的，并且与本科教育的重点相一致。针对司法考试的这一特点，法学本科教育应该将其侧重点放在以上核心课程的教学上，尤其是其教学内容必须包含现行法律法规和法律事务的讲授，教师在上课时，有针对性、有重点地对司法考试内容涉及的核心内容进行讲授。这不仅不违反法学教育的学科属性，反而为更高层次人才的培养打下坚实的基础。为此，在法学本科课程的具体安排应适当与国家司法考试相适应。例如，先安排民法学、刑法学、诉讼法等应用课程，而理论法学安排在应用法学之后。因为这三门课程中，民法、刑法决定了公、私法两种不同的法律思维模式，诉讼法奠定了程序正义的理念，这些部门法的理论本身就是法律的基础理论，很多概念、术语、原则等在其他法律中还会反复出现，学生在有了较为具体的认识之后再学法理学等理论法学，更易于理解，知识才能一步升华和贯通。
此外，针对司法考试科目范围，应增加《法律职业概论》和《法律职业道德》等课程。这些课程的安排有助于学生对自己将来从事的职业有清楚的认识，进行职业规划，激发学习兴趣。不过，针对我国目前师资结构单一，教师缺乏实践经验的问题，上这些课程时，如果条件允许的话，可以安排司法机关的资深法官、检察官或者律师等到课堂来给学生进行专题讲座。此外，学生到大学四年级时，针对学生的考试需要，还可以给学生安排有关司法考试的专题讲座，就司法考试的内容体系，考生所具备的能力和学习方法等，给学生进行介绍，让学生正确、详细地认识司法考试。
(三)改进课堂教学方法，使其适应司法考试目的
法律科学的本质决定了课堂教学必须与活生生的司法实践紧密相连。在当今中国，法治建设迅猛发展，国家在加快各方面的立法进程，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不断完善，各种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的数量也日益增多，因经济和社会的快速发展而涌现出的法律问题也日益增多。这一情况说明，法学专业学生在大学学习阶段需要学习的法学知识也不断增多，有时候，学生有时候还没有学完一部法律的相关知识就出现这部法律被废止或者被大幅度修改的情况。对于即将成为法律人的人来说，要想在竞争越来越激烈、法律事务纷繁复杂的社会环境中占据一席之地的前提不仅是要具备较高的法学理论素养，而且还要熟悉和系统地掌握相关法律知识和法律事务。传统法学本科教育的最大缺点之一就是过于重视法学理论的培养，教师给学生提供的信息也仅限于抽象的理论和概念。这就导致法学教育的知识面过窄，信息量不足，不能适应社会对法学教育的要求。
国家设立司法考试制度就是为社会挑选出足以为这个社会“定争止分”的法律工作者，而不是选拔什么“哲学大师”、“思想家”等纯碎的理论工作者，这说明司法考试的内容以现行法律法规为纲，考察重点为法学基础知识和处理实践问题的能力，考察范围也比较广泛和细致。针对司法考试的这一特点，高校法学院系必须充分认识司法考试的性质和目的，不断地改革其课堂教学工作中的不足，使课堂教学的方法和内容与司法考试的目的适当相符合。就法学专业教师而言，衡量其课堂教学水平高低时，不仅要看其是否重视采用最新版的教科书，而且还要看其能否将国家颁布的新法律法规的内容和司法实践中出现的新问题以及法学理论发展的最新成果引入课堂来。具体而言，法学专业教师在备课时，必须了解与司法考试相关的信息，并在上课时，可以通过课堂讨论，案例教学等方法，将相关信息传达给学生。其中，案例教学有益于学生法律思维的培养，因此在基础理论课程之后开设专门的案例分析课程是十分必要的。案例讨论课应当涵盖民法、刑法、行政法等领域，具体做法上，教师首先应给学生提供案例让其课后研读，然后在课堂上讨论分析。通过课堂上教师与学生的双向讨论可以激发学生的思考，增强由事实推论法律的能力。
(四)对现行法学本科专业考试制度进行合理改进，使其与司法考试适当相适应
对现行法学本科专业考试进行改革的重点就是使其与国家司法考试的要求与目标相符合，实现法学本科专业考试与国家司法考试的合理对接。当前，我国司法考试的低通过率一方面反映出高校法学本科毕业生对司法考试试题的不适应，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学校对学生训练程度的不够，考试难度也较低，学生容易过关。从当前我国各高校法学院系的情况来看，大多数学校并未实行严格的教考分开制度，一般情况下，到期末时，任课教师自己出题，自己评卷。在有的学校，学生的考试通过率作为教师教学效果的重要标准来看待，因此，有的任课老师为了考虑到自己的教学效果达标，其试题难度一般不大，学生只须在临考前背笔记就能够通过考试，甚至平时听课不认真的学生也能通过考前突击背笔记顺利过关，这样，几年下来，学生只要通过学校要求的所有课程考试，就可以顺利拿到毕业证书。
而国家统一司法考试作为我国目前难度较高的职业考试，其要求考生对法学各科基本知识的掌握要广博，为此，考生必须根据指定的大纲、教材和参考书，全面而详尽地备考，对于指定大纲的任何知识点，都不能抱有丝毫侥幸心理。在此种情形下，高校法学院系如果仍然沿袭陈旧的考试模式，其不仅不利于提高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主动性，而且还会直接影响学生将来的司法考试成绩。基于这点，笔者建议，各高校必须对现行法学本科专业考试制度进行合理改进，在适当提高考试难度的同时，应突出试卷的分析性、灵活性和应用性特点，应切实落实教考分开制度，要严格把握学生的及格率，从而使本科期末考试制度与国家统一司法考试制度相接轨，使其成为司法考试的演练题。
(五)加强高校法学专业师资队伍建设，建立起一支既懂法学理论，又通法律实务的教师队伍
就高校学生而言，教师所具备的修养和素质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其所培养的学生的素质。长期以来，由于种种原因，我国高校法学院系普遍存在着教师队伍封闭化，很少参与司法实务，缺乏实践经验的情况，这一情况不仅导致了法学教师的理论研究与司法实践之间的严重脱节，而且还影响了其课堂教学的效果，甚至还影响了学生的司法考试成绩。司法考试作为一种职业考试，其不仅考察考生是否掌握丰富的法律知识，而且还重点考察考生对法律的实际运用能力，司法考试的这一特点要求高校法学专业教师不仅要具备扎实的法学理论功底，而且还要具有较强的理论联系实际、运用法学知识分析具体问题的能力。
基于这点，有必要造就一支既拥有扎实的法学理论修养，又具备较高的法律职业基本素质和实践经验的法学教师队伍，进而在教学过程中通过教师的这些特点，优化教学内容，使学生耳濡目染，提高学生运用理论知识来分析和解决法律题和积极应对司法考试的能力。为此，各高校有必要在学校和各级司法机关之间建立起行之有效的知识沟通机制。比如，应支持和鼓励法学专业教师在不影响正常教学工作的情况下在外面从事兼职律师、公司企业单位担任法律顾问、在司法机关担任人民陪审员等。此外，还可以从司法机关或者律师事务所聘请优秀的法律职业人员到高校法学院系来开展授课或专题讲座等活动。
摘 要 法律信仰作为法治国家的精神基础在依法治国的当今无疑意义重大，本文通过对法律信仰和良法概念的界定、什么样的法律才能被信仰的阐述，阐释了良法在法律信仰形成中的作用。
关键词 法律信仰 良法 作用
一、前言
依法治国作为我国的基本治国方略已经有十二年之久，为了实现依法治国的理想图景，我国已基本建立了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社会主义各项事业基本有法可依。虽然有法，但法律在实践当中权大于法、人大于法、以言代法、以权废法的现象比比皆是，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归根到底是法律不被信仰，如果法律不被信仰，与一纸具文无异，就似伯尔曼所说：“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①。”法律作为信仰的唯一对象在培养法律信仰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我们究竟要信仰什么样的法律？良法作为一种有别于恶法的良善之法应作为法律信仰的当然对象。本文正是以良法在法律信仰形成中的重要性为理论基础，通过以下逻辑来分析良法的这种重要性：法律信仰是依法治国方略的精神基础，这种精神基础又是如何形成的？法律作为法律信仰的唯一对象对法律信仰的形成起到了关键性作用，那什么样的法律才会被信仰呢？价值合理、规范合理、体制合理、程序合理的良善之法应成为法律信仰的对象②。
二、法律信仰与良法概念界定
（一）法律信仰
法律信仰一词在《辞海》中并没有针对性的解释，只有对信仰的'解释为：“信仰是对某种宗教，或对某种主义极度信服和尊重，并以之为行动的准则③。”谢晖教授认为“法律信仰是两个方面的有机统一：一方面是主体以坚定的法律信念为前提并在其支配下把法律规则作为其行为准则；另一方面是主体在严格的法律规则支配下的活动④。”由此，笔者认为法律信仰是指社会主体对法律的信服和尊重，并将这种信服和尊重的心理状态转化为行为准则的过程。法律信仰是一个动态的过程，而非静止不动的，是包括心理状态和行为过程的有机统一。也就是说，法律信仰不仅存在于理论上，而且践行于法治实践中。
（二）良法
良法是与恶法相对应的法哲学范畴，是一个广泛且不断发展的概念，它包括法的实质良善性和形式良善性两个不可分割的方面。要对良法下个确切的概念不容易，可从良法的标准来探讨良法的概念。李龙教授主编的《良法论》一书认为良法的基本标准是：价值合理性、规范合理性、体制合理性、程序合理性⑤。笔者认为，良法应从应然角度考虑，良法应是实质良善和形式良善的有机统一，由此，法律应当是怎样的，而非法律实然或已然是怎样的。价值合理性应是良法的灵魂，规范合理性、体制合理性、程序合理性都是为了实现良法的价值合理性服务的。因此，良法应是符合自然、社会、人类发展规律的，能够满足主体享有最一般人权、公平正义的，并能为大多数独立社会主体所信奉和行使的准则。
三、法律是法律信仰的唯一对象
法律信仰作为信仰的一种，其信服和尊重的准则当且仅当是法律，而不能是诸如权力、教义、风俗习惯之类的对象，如果法律信仰除法律之外还有其他对象，那就不是法律信仰，也培养不出法律信仰。法律的三品性“自由――人权性、效用――利益性、保障――救济性”是法律成为法律信仰对象的内在因素⑥。此外，规范的至上性是法律成为法律信仰对象的前提条件⑦。正是因为法律保障人权、救济权利、实现利益的特性及其至上性，确定了法律是法律信仰的唯一对象。
四、什么样的法律才会被信仰
依法治国的前提是有法可依，只有建立并不断完善法律体系才能为依法治国提供法律基础，而法律被信仰是依法治国的精神基础，只有法律真正为社会主体所尊崇和行使才能实现法治，但是并不是只要是法律就一定会被信仰，还要看这种法律是否具有价值合理、规范合理、体制合理、程序合理等特性，是否能够保障人权、救济权利、实现利益，是否能够体现法律的应然性（公平正义性），即法律应是良善之法，是为良法。
五、良法对法律信仰形成的作用
根据谢晖教授将法律信仰分为法律信念和在法律信念支配下的活动两方面来看⑧，良法对法律信仰形成的作用可通过以下两方面来实现：1.良法对法律信念形成的作用。法律信念是一个有关个体主观心理的概念，内在包涵着个体对法律的信服和尊崇，并把这种信服和尊崇内化为一种恒定的意念，而这种信服和尊崇的前提是法律可以实现主体的某种利益。良法因其效用-利益性、保障-救济性、自由-人权性，使其具备被信仰的价值基础；2.良法对法律实践的作用。法律实践的前提是有法可依，而这个法的良善性决定了法律实践的有效性，法律的有效实行是法律实践的应有之义。法律的善恶决定了人们对其信仰的最基本的逻辑起点和价值基础，只有善法――以人权保障为宗旨的法律，才能获得社会主体的普遍认同并加以普遍遵守，法律的良好实施才能促使人们去信服和尊崇法律，法律信仰才能形成。
六、结语
法律信仰在依法治国的当今无疑是非常重要的，但要真正让法律成为普通民众的信仰，首先法律应是良善之法，且应有效实施，法条具文的泛滥，除了带来种种社会成本，还会阻碍法律人职业自律，而法律人职业素质的降低，无疑会鼓励人们在法制外另辟渠道，解决纠纷维护权益，即求助于私力救助。因此，法律不仅在制定过程中要不断向良法靠近，而且制定出来的良法要得到有效的实施，这样才能为民众提供法律榜样，使民众信服法律，将法律内化为信念，从而信仰法律。
注释：
①[美]伯尔曼.法律与宗教.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1:28.
②李龙.良法论.武汉大学出版社.2001:71-72.
③辞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79:565.
④谢晖.法律信仰的理念与基础.山东人民出版社.1997:15.
⑤李龙.良法论.武汉大学出版社.2001:71-72.
⑥钟明霞,范进学.试论法律信仰的若干问题.中国法学.1998(2).
⑦谢菲.小议形成法律信仰的前提条件和经济基础.律师世界.2002(7).
⑧谢晖.法律信仰的理念与基础.山东人民出版社.1997:15.
企业并购与核心竞争力 2004-11-05 作者：南京师范大学商学院金融系 刘阳 2001-11-19 [摘要]由于并购可以给企业带来多重绩效，由此激发了企业一轮又一轮的并购热潮。与前几次并购浪潮相比，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第五次并购浪潮呈现出许多不同的特点，其最为明显的表现在于，越来越多的企业将并购作为构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的重要手段之一。关注这一点对处于并购热潮中的我国企业而言，是至关重要的。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全球范围内掀起了新一轮企业并购热潮。重大的并购案例此起彼伏，高潮迭起，且有愈演愈热之势。与前几次并购浪潮相比，此次并购浪潮呈现出许多不同的特点，其最为明显的表现在于，越来越多的企业将并购与企业核心竞争力的构建紧密结合起来。关注这一点对处于并购热潮中的我国企业而言，是十分重要的。 一、企业并购的基本动因 企业并购是一家企业以现金、证券或其他形式购买取得其他企业的部分或全部资产或股权，以取得对该企业的控制权的一种经济行为。 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企业只有不断地发展壮大，才能在竞争中求得自身的生存。企业发展壮大的途径一般有两条：一是靠企业内部资本的积累，实现渐进式的成长；二是通过企业并购，迅速扩展资本规模，．实现跳跃式发展。美国著名经济学家施蒂格勒在考察美国企业成长路径时指出：“没有一个美国大公司不是通过某种程度、某种形式的兼并收购而成长起来的，几乎没有一家大公司主要是靠内部扩张成长起来。”从企业成长的角度来看，与企业内部资本积累相比较，企业并购可以给企业带来多重绩效： 第一，并购能给企业带来规模经济效应。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企业的生产规模经济效应。企业可以通过并购对企业的资产进行补充和调整，达到最佳经济规模，降低企业的生产成本；并购也使企业有条件在保持整体产品结构的前提下，集中在一个工厂中进行单一品种生产，达到专业化水平；并购还能解决专业化生产带来的一系列问题，使各生产过程之间有机地配合，以产生规模经济效益。二是企业的经营规模效应。企业通过并购可以针对不同的顾客或市场进行专门的生产和服务，满足不同消费者的需求；可能集中足够的经费用于研究、设计、开发和生产工艺改进等方面，迅速推出新产品，采用新技术；企业规模的扩大使得企业的融资相对容易等。 第二，并购能给企业带来市场权力效应。企业的纵向并购可以通过对大量关键原材料和销售渠道的控制，有力地控制竞争对手的活动，提高企业所在领域的进入壁垒和企业的差异化优势；企业通过横向并购活动，可以提高市场占有率，凭藉竞争对手的减少来增加对市场的控制力。通常在下列三种情况下，会导致企业以增强市场势力为目的的并购活动：其一，在需求下降、生产能力过剩的情况下，企业通过并购，以取得实现本产业合理化的比较有利的地位；其二，在国际竞争使得国内市场遭受外国企业的强烈渗透和冲击的情况下，企业间可能过并购以对抗外来竞争；其三，由于法律变得更加严格，使企业间包括合谋在内的多种联系成为非法，企业通过并购可以使一些非法的做法“内部化”，达到继续控制市场的目的。 第三，并购能给企业带来交易费用的节约。企业通过并购可以从以下几方面节约交易费用：首先，企业通过研究和开发的投入获得知识。在信息不对称和外部性的情况下，知识的市场价值难以实现，即使得以实现，也需要付出高昂的谈判成本。此时，如果通过并购使知识在同一企业内使用，就达到节约交易费用的目的；其次，企业的商标、商誉作为无形资产，其运用也会遇到外部性的问题。因为某一商标使用者降低其产品质量，可以获得成本下降的大部分好处，而商誉损失则由所有商标使用者共同承担。解决这一问题的途径一是增加监督，但会使监督成本大大增加；二是通过并购将商标使用者变为企业内部成员。作为内部成员，降低质量只会承受损失而不得利益，消除了机会主义动机；再次，有些企业的生产需要大量的中间产品投入，而中间产品的市场存在供给的不确定性、质量难以控制和机会主义行为等问题。企业通过并购将合作者变为内部机构，就可以消除上述问题；最后，企业通过并购形成规模庞大的组织，使组织内部的职能相分离，形成一个以管理为基础的内部市场体系。一般而言，用企业内的行政指令来协调内部组织活动所需的管理成本较市场运作的交易成本要低。 除了并购能给企业上述绩效以外，企业外部环境的变化也是企业并购的重要动因。随着冷战的结束，世界格局逐步由两极走向多极，国际竞争已全面地从政治斗争、军事对抗为主转向了经济竞争。同时，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使得更多企业有机会进入国际市场。正是为了对日益增强的全球市场竞争压力作出反应，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跨国经营企业都越来越追求通过国外直接投资和非股权投资来进一步发展全球化经营，以便开发新市场或者利用生产要素优势来建立国际生产网，而并购是其最有效的途径。正如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在《1996年世界投资报告》中指出的那样：“合并和兼并是它们最偏爱的国外生产途径。事实上，1994年和1995年所增加国外投资中相当一部分是企业并购引起的。” 二、企业并购的新特点 企业并购在经济发展的早期就已出现，但是在业主企业或家族企业时代，企业并购并不普遍。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伴随着企业制度演化为现代企业制度后，企业并购才开始活跃起来。在迄今为止的一百多年间，全球已发生了五次大规模企业并购浪潮。第一次并购浪潮发生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其高峰时期在1899-1903年。此次并购浪潮主要是在同行业内部把大量分散的中小企业合并为少数几家具有行业支配地位的大型企业，形成行业寡占。通过这次横向并购，在美、日、德形成了一批大型工业垄断企业集团。如美国钢铁公司，资本超过10亿美元，其产量占美国市场销售量的95％；第二次并购浪潮发生在1915至1930年之间，1928年—1929年达到高峰。这次并购浪潮主要是一些已经形成的行业性支配企业，凭借其强大实力，采取“大鱼吃小鱼”的办法并购大量中小企业。此次并购另一重要特点是以纵向并购为主要形式；第三次并购浪潮发生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整个50-60年，1967—1969年达到高潮。此次并购以混合并购为主要形式，被并购企业已不限于中小企业，而进一步发展为大垄断公司并购大垄断公司，从而产生了一批跨行业、跨部门的巨型企业；第四次并购浪潮发生于1975-1992年间，1988-1999年达到高潮。此次并购呈现出形式多样化的趋势，横向、纵向、混合三种形式交替出现，并出现了“大鱼吃小鱼，弱者打败强者”的杠杆并购形式，并购范围日趋广泛，并购的目标也逐渐拓展到国际市场；第五次并购浪潮始于1994年，至今方兴未艾。这次并购浪潮和前四次相比，出现了一些新的特点。 第一，跨国并购得到进一步发展。自90年代中期起，国际上许多巨型公司和重要产业都卷入了跨国并购。据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公布的统计数字，1999年全球企业跨国并购比上年增加了35％，涉及金额达7200亿美元。美国的许多大企业在欧洲和亚洲大量进行同业收购，如美国得克萨斯公用事业收购英国能源集团、美国环球影城公司收购荷兰的波利格来姆公司等。而欧洲企业收购美国公司也同样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大手笔和快节奏，如德国的戴姆勒收购了美国的克莱斯勒、英国石油对美国阿莫科石油的并购。发生在欧洲和亚洲内部的跨国并购之风也出现了空前未有的增长势头，如英国制药企业收购瑞典的制药企业、法国的石油公司收购比利时的炼油厂、菲律宾黎刹水泥公司与印尼锦石水泥厂的合并等。 第二，巨型化趋势更为明显。近年来，全球企业的强强并购几乎涉及所有的重要行业，并购额也不断创出新高。1998年4月6日起，在短短7天的时间内，美国连续发生了6家大银行的合并，其中，美国花旗银行和旅行者集团的合并涉及金额高达725亿美元，创下银行业并购价值的最高纪录。这两家企业合并后的总资产额高达7000亿美元，并形成了国际性超级金融市场，业务覆盖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亿多客户。2000年1月，英国制药集团葛兰素威康和史克必成宣布合并计划，新公司市值将逾1150亿英镑，营业额约二百亿英镑，根据市场占有率计算，合并后的葛兰素史克制药集团将成为全球最大制药公司。2000年1月10日，美国在线公司和时代华纳公司的合并，组建美国在线一时代华纳公司，新公司的资产价值达3500亿美元。2000年2月4日，全球最大的移动电话运营商英国沃达丰公司以1320亿美元收购德国老牌电信和工业集团曼内斯曼，成为当时全球最大并购案。企业并购单位规模的不断扩大，表明企业对国际市场的争夺已经到了白热化阶段。这种强强合并对全球经济的影响十分巨大，它极大地冲击了原有的市场结构，刺激了更多的企业为了维持在市场中的竞争地位而不得不卷入更加狂热的并购浪潮之中。 第三，横向并购与剥离消肿双向发展。第五次并购浪潮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大量企业把无关联业务剥离出去，相应并购同类业务企业，使生产经营范围更加集中。近年来的全球同行业横向并购几乎涉及所有行业：石油、化工、汽车、金融、电信等等重要支柱产业和服务业。同时，企业剥离也在不少大公司特别是跨行业经营的公司内展开。例如，1997年德国西门子公司宣布停止生产电视机，从家电行业撤出，集中力量在世界通讯业展开竞争；英荷合资跨国公司联合利华为实现产业优化组合，出售了产业中的化工部门，其目的在于通过出售这几个化工公司，使其能够更多地投资到该公司利润增长更快的行业中去；韩国的双龙集团则将其双龙汽车制造公司出售给三星汽车制造公司，使其能够集中于水泥和石油等专业领域的发展。 第四，企业并购的动机在于寻找战略优势。在第四次并购浪潮中的部分并购，起因于对证券的疯狂投资和市场上对证券的过度需求，以及企业在投资商的鼓动下以融资方式并购其他企业，在完成并购后将公司分割出售，从股市差价中牟取暴利。但是，在第五次并购浪潮中，企业并购的动机主要在于寻求战略优势，而不仅仅是出于短期获利动机。许多并购案例交易双方出于战略考虑而寻求优势互补，共同应对来自各方面的挑战。专门研究企业并购的约翰奥尔森指出：“90年代的联合是以完全不同的心理状态为基础的。现在的问题是争取市场上的战略优势，推动80年代生意人的急功近利在这里不起作用。” 第五，并购得到了各国政府的默许乃至支持。早在19世纪60年代，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逐步发展到了顶点并逐步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经历这一转变过程的经济学家马歇尔在其《经济学原理》中探讨规模经济发生的原因时，提出了著名的“马歇尔冲突”。从此，围绕垄断与竞争、规模经济与竞争活力之间的矛盾在理论与实践中从未停止争论过。在90年代以前，西方各国尤其是美国对企业并购的管制比较严格，大型并购案往往是不允许的。在此以前美国甚至禁止企业之间联合开发技术和合作研制新产品，因为它认为企业之间的联合开发会损害竞争和创新，很有可能导致企业之间的合谋。但近年来，各国纷纷放宽限制，打破行业内部市场限制，并允许相关行业内有经营彼此业务的企业合并。各国企业许多重大兼并活动的成功，没有当局的默许乃至支持是不可能顺利实现的。 三、核心竞争力：企业并购的实质 第五次全球企业并购浪潮所呈现出的新特点表明，随着经济信息化、全球化进程的日益加快，企业之间的竞争越发激烈，企业要想求得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必须具备一定的竞争优势。企业的竞争优势究竟如何形成?传统的以梅森一贝恩范式为代表的“结构一行为一绩效”理论和波特的以这一理论为基础的竞争战略认为，决定企业竞争优势的首要的和根本的因素在于企业所在产业基本的竞争结构。但越来越多的事实表明，产业内长期利润率的分散程度要比产业间的分散程度大得多。可见，企业的竞争优势并非来自外部市场力量，而是企业自身的某种因素。正是在此基础上，构建并提升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以赢得竞争优势，已受到越来越多的企业的重视。 核心竞争力这一概念最初是由普拉哈拉德和哈默提出来的。他们认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是指能够在一批产品或服务上取得领先地位所必须依赖的能力。蒂斯、皮萨诺和舒恩则将核心竞争力定义为“提供企业在特定经营中的竞争能力和支柱优势基础的一组相异的技能、互补性资产和规则”。而巴顿则认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是识别和提供优势的知识体系。概括而言，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认识和理解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核心竞争力是企业竞争优势的根基；核心竞争力是各种技术、技能和知识的有机综合体；核心竞争力的最终目的在于实现顾客所看重的价值；核心竞争力是竞争对手难以模仿的，并具有持久性和可延展性。 核心竞争力理论引发了企业基本价值观的重新思考和思维方式的嬗变，并从更深层面和更长远的视角进化了企业的发展战略观，对企业的长远发展具有深远的战略意义。与传统的企业发展战略不同的是，它不再片面强调企业经营的短期效果，不再过多地纠缠于企业的一时的得失，而是着眼于企业深层次的竞争力的构建。企业只有充分调动和有效运用各种资源，卓有成效地培养和强化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才能获得长期稳定的竞争优势，从而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从核心竞争力的角度来看近年来全球企业的并购浪潮，不难发现，很多企业正是试图通过并购来构建新的、更高层次的核心竞争力，以期实现企业的持久竞争优势。一般而言，企业构建核心竞争力的基本模式有两种：一是自我发展构建企业核心竞争力；二是并购某些具有专长的企业，或与拥有互补优势的企业建立战略联盟。与自我发展构建企业核心竞争力相比，企业并购具有时效快、可得性和低成本等特点。尽管要完成从搜寻具有某种资源和知识的并购对象到实现并购，并进行资源重组，构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的过程也需要一定的时间，但这比通过自我发展构建核心竞争力要快得多；对于那种企业需要的某种知识和资源专属于某一企业的情况，并购就成为企业获得这种知识和资源的唯一途径；通过并购构建核心竞争力的低成本性主要体现在从事收购的企业有时比目标企业更知道它拥有的某项资产的实际价值。思科公司通过并购提升自己的核心竞争力而获得成长就是一个典型的案例。思科公司成立于1984年，是世界领先的网问阿互联解决方案提供商，在ATM网络方面占有市场最大的份额，互联网上80％以上的骨干路由器均来自思科公司，该公司是有史以来增长最快的公司之一。思科公司之所以能够快速成长，与它的并购战略密切相关。思科公司在实施其并购战略时，往往将并购的目标瞄准新兴的IT企业。这些企业有极具创意的新技术和好产品，最重要的是他们拥有顶级的技术开发人员。在四年多的并购过程中，思科公司成功地并购了20多家企业，他们全都有效地融入到思科公司的庞大体系之中，并且都在为思科公司的高速发展提供着动力。思科公司的案例告诉我们，企业并购在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方面确实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同时，我们也应注意到，并购只是一种手段，企业核心竞争力的提升是最终目的。要使企业并购真正成为企业构建核心竞争力的重要手段，必须特别注意以下两点：一是搜寻具有某种能力或作为某种能力基础的资源和知识的企业作为并购对象。这是通过并购构建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基础；二是整合核心竞争力要素，即将本企业所拥有的竞争力要素与目标企业的竞争力要素进行有机整合，从而构建企业核心竞争力。在这一阶段，要求企业具有较强的知识管理能力。 近几年来，在资本经营和低成本扩张的诱惑和推动下，我国企业也掀起了一股企业并购的热潮。但很多企业的并购往往更过于看重规模的扩大，对通过并购来强化核心竞争力这一并购的真正目标缺乏真正的认识，从而使一些企业并购徒有“大”的外表，根本没有形成企业的核心竞争力。这种缺乏核心能力的规模扩张只是一种不能持久的“泡沫”。在“做大”中突出“做强”应成为我国企业经营的新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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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哈 09高职国贸的吧 我4班的
二班四班的是谁，我是王平阳~叫你们不要百度你们还给我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