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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学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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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学论文

摘 要:本文通过对敦煌壁画仕女形象成因的分析,认为敦煌仕女人物造型特征在于从宗教逐渐演绎为世俗人物,其艺术特点在于完美地表现出了女性的灵动与自然形象,其服装造型与服饰特色在于能够充分体现女性娇柔婀娜的曲线和妩媚浓郁的色彩效果。关键词:敦煌壁画 仕女 服饰造型Abstract:In this paper,the author analyzed the reason why the beautiful women imagination of Dunhuang Murals look like that we saw it today.The possible conclusions have been presented by the author in this article.The author argue that the beautiful women imagination of Dunhuang Murals derived from the religionary imaginations which were finally transformed into the imagination of civil people.The artistic virtue of the beautiful women imagination of Dunhuang Murals is that it perfectly figured the lively and natural imagination of women,and its apparel modeling and color can effectively represent a charming and elegancy women.Key words:Dunhuang Murals,beautiful women,modeling of furnishings敦煌石窟,包括莫高窟、东西千佛洞、榆林窟等历经北魏、西魏、北周、隋唐、五代、直至夏和宋元等朝代一千余年的不断开凿,至今保存着五百五十个洞窟的五万余平方米的壁画,计有大大小小的彩塑和壁画佛像八千多尊。这是历代艺术匠师呕心沥血的艺术结晶,凝结着匠师们的艺术才华和设计智慧;它是集绘画、雕塑、建筑、舞乐、文化等方面于一身的综合性的民族史博物馆,是古丝路上一颗灿烂夺目的明珠和埋藏在大沙漠中的艺术圣殿。敦煌石窟艺术自被发现以来吸引了世界各国的研究者,敦煌学目前已经成为一个单独的研究领域,有关敦煌研究的论文、摄影或临摹等图文出版物已有很多,例如《敦煌佛像》、《敦煌菩萨》、《敦煌供养人》、《敦煌飞天》、《敦煌图案》等等。西方也有不少学者涉足研究敦煌艺术,但在敦煌石窟发现的早期甚至有人不择手段的进行破坏性的盗猎,把所盗的壁画和塑像经修复后,陈列于英国、美国、德国的一些博物馆。这一方面是偷猎者破坏敦煌艺术的罪证,另一方面也向世界人民展示了中华民族的古代文明和辉煌,让越来越多的西方人了解敦煌艺术。本文拟以敦煌壁画中的女性菩萨为视点,对其人物造型和服饰的审美特征及审美价值进行分析。一、敦煌壁画艺术的特征早在魏晋前后,就有佛教逐渐传到了中国。首先得到了当时的皇宫贵族和统治阶级的支持和推广,统治者希望处在战乱和苦难中的人们借助宗教尽快让他们找到精神寄托。敦煌莫高窟的开凿始于公元366年,是皇家贵族等有钱人出资开凿并把出资人的形象以壁画的形式画在每个洞窟之内,这就是“供养人”,或称“供养菩萨”。因此,当时有“帝身即佛身”之说。但北魏时期,壁画的形式和造像的故事情节,大都是按佛教发源地印度的宗教情节处理的。如“舍身饲虎”、“割肉贸鸽”、“挖眼舍人”之类充满惊恐、阴冷、悲惨的故事,让膜拜者从畏惧中产生施舍、行善、认命的信念,并相信自己只要虔诚行善便可来生转世,脱离苦海。我国当代著名的美学家、哲学家李泽厚博士在《美的历程》中指出:“宗教一方面麻痹人们于虚幻的幸福之中,另一方面,广大人民在一定时期如醉如狂地吸食它……”。到了隋唐时期,敦煌壁画在故事情节和人物造型上从宗教逐渐地走向了世俗。壁画人物造型和服饰主要以宫庭和贵族们的现实生活为原形和依据。于是,出现在匠师笔下的不再是悲苦和阴冷的主题。在绘制佛教故事或人物造型时,除源发地印度的某些姿式、手式、图式及布局的某些程式和规则必须保留外,在佛像和菩萨的形象、动态、服饰、色彩应用及用笔手法上,都已经融入了许多匠师们个人的艺术想像和才华。他们根据对当时丝路一带西域文化的感受和审美情趣,精心地构思、设计、塑造每一尊的菩萨和佛像,尤其是对其中的女性菩萨(我们称之为“敦煌仕女”)。如“供养菩萨”即供养人和众相多姿的观音菩萨、势至菩萨、胁侍菩萨及午伎、乐伎菩萨和飞天等等的造型和服饰,均已从宗教走向了世俗。这些菩萨已被塑造成为富有民族风情,蕴含青春活力的民间仕女,较之以前阴冷的宗教绘画,更具人情味和感染力,使膜拜者对优美欲出的菩萨和佛象在审美和陶醉中崇拜,向往之心由然而生。正如评论家史苇汀在《信仰与审美》一文中所说的朝拜是“通过审美进入信仰”。二、极力捕捉女性的灵动与自然之美是人物造型的突出特点在塑造众多女性菩萨中,匠师们的艺术天赋和设计智慧得到了充分的发挥。他们悉心研究西域各地女性人物的形象和风情,极力捕捉女性的灵动与自然之美。以具像的形式,工笔的手法赋予了作品中的每个人物以永恒的生命力和强烈的感染力。把一个个敦煌仕女画得女性十足、栩栩如生。这些洞窟匠师都是佛教的虔诚信徒,他们心中有佛,因此,甘愿献身洞窟;他们有的数十年或一辈子,有的父子两代甚至祖孙几代潜心于洞窟艺术,不图名,不为利,呕心沥血,精心打造每一个洞窟,塑造每一尊人物,使其造像既匠心独运,各具风采,又使众像整体统一,优美和谐。供养菩萨是敦煌仕女中出现最多的造像,她们绚丽多姿,富有审美个性,人物形象刻画细腻、面颊端丽,神情恬淡,看去娴静典雅,气质不俗;细品五官,则蛾眉高朗,凤眼灵秀,鼻如悬胆,唇若红樱;整体看去身材高挑,俨然西域民间丽人姿色;在注重脸部形象和身段塑造的同时,也从不忽略手与脚的描绘,手势自然优美,手指灵巧多变,无论空手作揖,或持花持物,或随意摆动,均与人物动态之节奏、韵律相谐调,与人物性别、年龄及风姿气质相统一。再如千呼千应,救苦救难的观音菩萨,有着各种不同的相貌和造型。但除少数男性观音和千手千眼观音之外,其他如送子观音,柳枝观音、水月观音、持花观音等等,都以仕女姿式造型和设色,服饰精致,色彩素雅,让人看去面善心慈、端庄高雅、神情自若、口目含悦,给人以宽厚博爱的气度。但敦煌壁画中最具独特创意的艺术形象无疑是“飞天”,“飞天”的创意思维或艺术灵感源于佛教中的“天堂、人间、地狱”之说。人能够在天上自由飞翔,是人们向往梦幻世界的一种理想追求。与西方相比,敦煌飞天人物的艺术手法和艺术形式大大高于西方的古罗马、古希腊时期的“飞天”,西方飞天的出现时间于我国大致相近,西方的飞天来自神话故事,但都长有翅膀,唯敦煌飞天全然不用翅膀,只用随风舞动的彩带和相应飘游的肢体,满天飞舞,自由自在。让观者觉得可亲可近,心灵神往,而且在画面视觉上由于配有许多舞动的彩带更增添了艺术的表现力和形式感,因此,国内外学者对敦煌飞天的艺术形式,审美情趣和审美价值都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如日本学者高梨隆雄在《以敦煌飞天为基准的美的设计方法》一文中指出:“飞天的天衣流线堪称世界设计美学之首”。三、敦煌壁画仕女服饰的特色如果说敦煌仕女在人物造型方面显示了历代匠师的艺术才华和绘画功底,那么,在服装款式,服装色彩和服饰纹样的绘制上,则更充分展现了匠师门的审美情趣,审美修养和设计智慧,同时,也让我们看到了古丝绸之路时期西域贵族的奢华现实和辉煌。敦煌仕女的衣冠服饰,形式多样,手法多变。归纳起来大致有:装束上应用了藏与露、披与挂、透与叠、松与紧、长与短的对比手法;色彩应用上随不同的时期呈现出不同的特色,既有冷暖对比、色相对比、纯度对比的色彩关系,又有温柔谐和、鲜艳明快的色调处理,富有很强的色彩感染力;配饰上进行了动与静、疏与密、多与少、明与暗的设计变化,这是艺术设计上了不起的构成原理和形式美法则的应用典范。例如把敦煌仕女设计为薄衣贴身,裙长拽地,袒胸露背,或大胆地袒胸露乳、露腰。并配以对称或不对称的丝绸披肩或肚围以美化人物,再以轻薄易飘的丝绢长巾或长带,挂于颈上或经手而绕或过腰而缠。从而在画面上收到了随势飘舞、穿插多变、风情万千的艺术效果。另外,饰品的点缀、服装的纹样、背景图案等方面的设计也都充分体现了敦煌壁画的实用装饰手法。其设计的规范程式和审美特征也是我们研究敦煌壁画审美价值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组织部分。所以,敦煌仕女之美是集造型、服装、服饰、图案、纹样、色彩等艺术手法和审美情趣的综合效果。每尊佛像或菩萨,从头到脚整体布局、疏密相兼、生动和谐。头插饰花或戴珠冠,恰到好处。耳坠、项链,肩扣、臂钊,手镯等饰品都注重色彩和造型变化,画龙点晴;胸链、腰链、疏密长短,错落有致,安排得宜,整体显现了珠光宝气、富丽华贵的艺术效果,从而更进一步提升了审美趣味和审美品位,与人物和服装的色彩效果相映成趣,相得益彰。这样的设计和装束效果,不仅完美的呈现了女性娇美婀娜的体形,更增添了所画人物的许多妩媚和艺术魅力。敦煌石窟是荟萃千年的艺术圣殿,它是留给世界人民无比珍贵的文化遗产,对于它的壁画人物,色彩应用及雕塑、建筑等等方面均已有许多著名画家和各界学者如张大千、常书鸿等许多人长期潜心洞窟,作了富有成果的临摹、研究和发掘、修复及保护工作。如今敦煌艺术已被正式列入“世界文化遗产”目录,这是中华民族的光荣和自傲。这正如当代著名美学家王建疆教授在《全球化背景下的敦煌文化、艺术和美学》一文中指出:“敦煌艺术作为中华文化传统的现代生成,其艺术的启迪作用仍然会长存人间”。敦煌艺术无论在绘画、雕塑、设计、美学和其他相关领域,都是我们文化复兴取之不竭,用之不尽的艺术宝库。 参考文献[1] 王建疆.全球化背景下的敦煌文化、艺术和美学.西北师大学报,2004.06[2] 高阳.敦煌壁画中吉祥天女的服饰与中国传统服饰审美文化.敦煌研究,2005.06[3] 张亚莉.唐代前期敦煌壁画的服饰色彩艺术.敦煌研究,2005.06

敦煌学辑刊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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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觉得壹品优刊不错的,我之前也是在那发表的

要求都是按照学校的具体要求来的,如果你们学校没有出通知,你也可以去找早发表网,他们那里的发的期刊多,一定有你所在学校的师兄师姐发表过,所以你可以先问一问往年的学校要求。但是只做参考哦,毕竟每年的要求都不是一成不变。

论文2000字敦煌

有关中国壁画、绘画等美术史的研究,是本次会议论文中涉及较多的专题。中国壁画艺术起自北朝,隋唐走上峰顶,至晚清、民初濒临谷底,壁画画种从美术史记载、论述领域完全消失,壁画家从画家行列除名,直接的影响是造成了中国绘画艺术的断层。李化吉《中国壁画的衰落与复兴》论述了盛唐时期是中国壁画顶峰期,宋以后,山水画、卷轴画开始占据主流地位,一直延续到近代。壁画退出主流地位,逐渐跌落末位,至明以后竟然“了无痕迹”。究其原因一是“灭佛运动”,“灭佛”封杀了壁画客观生存环境的发展空间;二是对画工的歧视,唐以前画家画工同作壁画还是正常的,到北宋,壁画是“众工”贱役范畴,画家参与是可耻的事,到南宋,画院也被概括在“画工”之列。其结果,壁画完全失去生存空间。有关中国绘画艺术的精髓线描研究方面和论文有夏朗云《从文献和石窟等文物上看吴道子莼菜条及陁子头道子脚的历史形态和意义》和刘韬《关于克孜尔石窟壁画“屈铁盘丝”式线条的研究》。陈瑞林和谭曙珍《敦煌与中国现代壁画——本土传统与外来影响的再选择》论述了中国近现代基督教壁画、商业壁画、政治宣传壁画、艺术壁画的发展,勾勒了壁画在近现代的演变轨迹。毛建波和陈永怡《敦煌壁画临摹与现代中国画——以“浙派人物画”为中心》论述浙江画家临摹、学习敦煌壁画,成为“浙派人物画”形成和成功的必不可少的重要推力,说明敦煌壁画临摹对现代中国画发展具有重要的贡献。 还有不少论文对敦煌艺术本身的制作方法、艺术语言、表现手法展开论述。关晋文《敦煌石窟早期壁画绘制方法小议》、马玉华《敦煌北凉北魏时期石窟壁画的制作》都基于作者多年临摹敦煌壁画的经验和认识,论述了敦煌石窟早期洞窟壁面地仗的制作、洞窟壁画绘制方法、制作工序。张建山《莫高窟第257窟九色鹿本生故事画色彩的表现手法》论述了作者对九色鹿本生故事壁画的色彩表现手法的认识。徐艺《莫高窟419窟彩塑之艺术语言研究》从塑形、绘色两个方面论述了作者对敦煌隋代雕塑艺术造型语言的理解。谢振瓯《敦煌壁画中经变故事的图式观与造型观回望》认为敦煌经变画的图式观、造型观是“本自心源,想成形迹”的意象手法,敦煌壁画直至今日仍然是解答当下中国现代绘画发展诸多疑问的的一部无可替代之经典。 五、古代壁画考古研究 古代壁画考古研究一直是敦煌学、石窟研究者历来关注的重要课题。本次会议中有许多论文从多方面、多角度涉及这一研究领域。 有关龟兹石窟的研究是本次会议考古研究的一个热点,有多篇论文涉及。龟兹石窟中保存有大量的裸体人物画,引起学者们关注。但近年来有些学者在龟兹石窟壁画裸体问题研究中存在资料不确、论说偏颇的现象。霍旭初《克孜尔石窟壁画裸体形象问题辩真》对此现象进行澄清辨析,认为克孜尔壁画裸体形象的出现,在一定的时期范围和特定的题材范围里,符合佛教造像的“表法”原则,有的是进行戒定慧教育达到“弃贪离欲”的反面视觉教材,还有许多裸体形象属于“禅观”的内容。通过对比研究,克孜尔壁画裸体形象与印度笈多王朝时期佛教艺术造型存在十分密切的关系,有些壁画可能采用的就是笈多佛教艺术传来的“样本”。 龟兹石窟壁画艺术的代表图案“菱形格”图案形式,是学界长期以来探讨的问题。史晓明《克孜尔菱格画的形态学类型与艺术风格——以菱格画的本体语言为契机》认为菱格画的形式语言是点、线、面和色彩,在形态学上属于装饰性写实风格。王文杰《形视于目,手会于心——克孜尔壁画菱形格图案形成机制与结构》在以往学者关于菱形格图案多种单一来源观点的基础上又进行了新的探索,认为它是菱形格山岳图案、音乐歌舞、纺织美术、犍陀罗艺术启发、龟兹地理及自然环境等多种因素交互影响和作用的结果。 王征《龟兹石窟壁画美术风格类型和年代研究》在调查龟兹石窟壁画的基础上,分析壁画表现技法中的用线、用色、形体动态等表现形式,将美术风格和考古类型学的研究方法相结合进行研究,确定壁画风格类型,进而讨论其年代分期。吕明明《克孜尔壁画中的王族供养人》通过对克孜尔约35个有供养人的洞窟中的11个洞窟的王族供养人画像进行对比研究,证明龟兹地区的佛教是受王族保护并大力扶持的。 壁画艺术可谓是利用塑造形式和图画形式表达人类情感或思想的一个艺术领域。如同所有艺术皆源于娱乐的本能,壁画艺术也不例外。壁画艺术乃是最贴近人类生活的一种艺术,是在生活环境的影响中诞生,生活环境的影响不仅在人类之间,在所有生物的相互关系中皆会产生影响。人类的生活环境会直接或间接地产生影响,人类是在这样的环境中受到方方面面的启发而创作出相应的艺术作品,即不同的环境会塑造出不同的创意作品。如今这样的艺术作品会为现代人枯燥无味的生活提供可以休闲放松的地方,而这就是艺术对社会做出的贡献,也就是作为艺术家应尽的义务。这样的艺术随着时光的流逝发展成多种多样的艺术形式,大体上分为个人艺术和大众艺术,而壁画艺术则从古至今以大众艺术行为的代表性艺术形态发展到今日。尤其像洞穴壁画,作为绘画的实用性最突出的一种佛教美术,由古代印度从教化角度创造出炉并传播到中国之后被赋予教化方面的装饰意义,为强调寺院的庄严性而被塑造得更加华丽、细腻。对于颜色采用而言,从最初的基本色调逐渐变得多种多样,并为了满足需要,开发并引进丰富的天然矿物颜料,从而促进了调色方法的发展。从东方概念上的“色”则超越了单纯的视觉方面的意义,随着其时代的价值观和美观等诸多条件而展现得异彩纷层、变化无数。尤其就绘画而言,从色彩的作用上,对比和协调等塑造领域和对象注入感情而加以美化。这样的色彩从东方的审美意识即美的意识上启始于礼乐,所谓礼乐与人类感情的适度开放具有密切关系。早在东方壁画中出现的色彩,将与阴阳五行思想相融合的五色视为神圣色彩,所采用的色彩会随着思想境界以及时代的变迁而改变了绘画的样式,随之出现的色彩从表现上由象征性发展到感性的表达。“敦煌”通过丝绸之路,容纳、反映了西域绘画样式和技术,是古代东西方文化的交流通道,从地理上也占重要位置。除了其地区的特点,敦煌壁画历经上千年的漫长岁月,在同一个地方经历不同的时代被持续创作,于是本论文将通过敦煌壁画所采用的颜料的分析和研究,推测各个时代所采用的颜料特性以及其变迁过程。为研究壁画材料,本论文对出现在古文献里的颜料相关记录和敦煌石窟壁画所采用颜料的调查分析,以从阴阳五行中相当于阴阳五行的五方色(白、赤、青、黄、黑)和五间色(绿、碧、红、蛾黄、紫)等10种基本颜色为中心,阐明其特点,观察不同时代从其色感和颜色上有何发展变化,为将来研究开发现代壁画材料和寺院壁画制作提供重要的基础依据。'

二、敦煌壁画随情赋彩的色彩艺术 敦煌曾是一块被历史特别眷顾,也曾是被历史深深遗忘的地方。这个地方拥有着众多充满色彩与韵律的象征符号,敦煌石窟不仅是世界上著名的艺术宝库,还是一座丰富多彩的颜料标本博物馆。它保存了北朝至元代十余个朝代千百年间的大量彩绘艺术颜料样品,是研究中国乃至世界古代颜料化学发展史的重要资料。敦煌壁画中的色彩,历经数千年的历史,仍然光彩夺目,它所表现的个体形象和整体色调都很优美,这不但归功于当时的艺术家们所研制、选用的材料,而且艺术家们用以情赋彩的手法,加强了自己作品的诗意化、情感化、现代化和意象化,使之随时观摩敦煌壁画均有百看不厌之感。现就以第61窟中的壁画为例,可作一些粗略的讨论。第61窟是莫高窟最大的洞窟之一,它是五代曹元忠夫妇开凿的,甬道于元代重绘。五代的石窟艺术有其独特的风格,塑像和壁画内容丰富,布局严谨,经变画情节增多,故事画再度兴起,画面上有许多社会生活场面。61窟位于莫高窟南区中部,主室覆斗形顶,顶中央饰团龙莲花井心,四坡画千佛,窟顶四角画四大天王。西壁详细描绘了文殊菩萨道场的五台山盛况,南、北两壁共画10铺经变画;东壁画维摩诘经变,东壁和南、北壁东侧下部画曹氏家族供养人49身、供养比丘尼3身;南北两壁西侧和西壁下部屏风画共33扇,画佛传故事。这是莫高窟晚期艺术中最详细的佛传图。61窟规模大,形制典型,内容丰富,壁画保存好,艺术水平高,其中内容完备。巨型的五台山全景图、联屏佛传故事画、字迹清晰和数量众多的榜题和曹氏眷属等身像,都是十分珍贵的研究资料。61窟室藻井图案——团龙莲花藻井,刻画精细至微,以石绿、赭石、白三色为主色,加黑、黄、朱红等色相间描绘,整个画面呈绿色主调,色彩丰富而和谐、高雅,人物面部色彩变化多端,但均统一入调,使整个画面气势宏大,有巧夺天工之妙。甬道南壁的炽盛光佛画,整幅以冷调完成,以石绿、石青、白三色相间,色彩稳重而协调;人物的面部和衣服多以红褐着色,节奏感强烈而不落入俗套;下半部以黄灰色虚画营创画面气氛,产生了色彩的虚实透视功能;战车上的色彩描绘极其丰富,可与印象派油画色彩相媲美。纵观整个画面用色,跌宕起伏,极富音乐色彩。东壁北侧女供养人以暖调呈现,红、黄、黑三色相间,古朴、厚重、大方,给人以欣欣向荣之感。北壁侧面不空绢索观音,用色丰富,冷暖相间,对比强烈,给人以激情奔放之感。南壁弥勒经变画,形象众多而繁杂,用红、绿相配,既有强烈对比,又有协调之感,是补色相配而不俗的典范之作。 莫高窟的所有壁画均完成于黑暗的石窟内,所有形象的赋彩都在昏暗的灯光下进行,但艺术家们通过高超的绘画技艺,使所绘形象栩栩如生,色调统一、协调,令人感叹不已。仅从敦煌壁的施色中,我们可以进行以点代面的思考,画家没在自然光下作画,而在昏暗的油灯下着色,没有自然的描写,都是艺术家胸有成竹的体现,色彩丰富,对比强烈,刻画精细,色调和谐统一。六朝谢赫在“六法”中提出要“随类赋彩”,讲的是着色时客观地反映事物,是对物象表面之色的描绘。笔者则以为创造敦煌壁画的艺术家们用色是“气韵生动”“随情赋彩”,在使用材料上充分强调发挥自己的意识、情感和想象,以饱满的激情,在极其艰苦的自然条件下,把自己的情感色彩挥洒在昏暗的石窟之中,使石窟永放光彩。 三、敦煌壁画与人为善的教育思想 在莫高窟各个时代的壁画中,有反映当时的一些生产劳动场面、社会生活场景、衣冠服饰制度、古代建筑造型以及音乐、舞蹈、杂技的画面,也记录了中外文化交流的历史事实,但敦煌壁画中的众多经变画,传达了人心向善的教育思想,壁画不仅能从艺术上给人以视觉感受,而且要使观画人能品读出其中的教育哲理。敦煌壁画为了广泛吸引群众,大力宣传佛经佛法,必须把抽象、深奥的佛教经典史迹用通俗简洁的、形象的形式灌输给群众,感召他们,使之笃信朝拜。于是,在洞窟内绘制了大量的故事画,让群众在看的过程中,受到潜移默化的教育。故事画内容丰富、情节动人、生活气息浓郁,具有诱人的魅力。敦煌壁画中的本生故事画是描绘释迦牟尼生前的各种善行,宣传“因果报应”“苦修行善”的生动故事。它是敦煌早期壁画中广泛流行的题材,如“萨捶那舍身饲虎”“尸毗王割肉救鸽”“九色鹿舍己救人”“须阁提割肉奉亲”等,虽然都打上了宗教的烙印,但仍保持着神话、童话、民间故事的本色。例如,第98窟中的《摩河萨捶以身施虎品》描述了摩河萨捶太子与二兄长外出游玩,归途中见母虎和七只小虎饥饿不堪,母虎要给幼虎充饥。摩河萨捶以身拯救饿虎,于是他横卧虎旁,但虎已无力食他,他在山崖上刺破喉咙,坠崖投身虎旁,饿虎饮吸鲜血恢复体力,取食萨捶。二兄长收拾遗骸,起塔供养。如《恒伽达品》《善事人海品》等等,都表达了教育众人从善的思想,为维护社会安定和繁荣起到了一定的教育作用。绘画的内容和思想主题给我们现代人带来很多有益的启示,艺术是为大众服务,不但要使观众赏心悦目,而且要起到一定教育作用。以积极、健康、向上为主题的艺术品仍然是当今社会所需求的主流,我们在艺术创作过程之中,尽最大可能地把积极、健康的思想内容融合于艺术作品之中,在观众品读艺术作品时不但能给予一定的艺术熏陶,而且要能给予教育的感染。当然,艺术不等于教科书,但笔者认为,纯粹的无思想的艺术品,绝不能称之为上品。一件艺术作品在思想内容上如果不能更多地净化观众的心灵的话,那至少要留给观众一个良好的心境。在这一方面上敦煌壁画的艺术创作做得相当优秀。敦煌壁画描写了神的形象、神的活动、神与神的关系、神与人的关系,以寄托人们善良的愿望,安抚人们心灵的艺术,充分体现着“与人为善”的教育思想。因此,壁画的风格,具有与世俗绘画不同的特征。但是,任何艺术都源于现实生活,任何艺术都有它的民族传统,因而它们的形式多出于共同的艺术语言和表现技巧,具有共同的民族风格。可见古代艺术家,在佛教思想影响下,独具匠心,融艺术与教育为一体,留辉煌于后世。 人类的敦煌,人类要了解,文明要延续。它很神秘,很令人向往,值得我们从各个领域的不同专业、多个角度,全方位、立体式地去研究它,以便更早地、更全面地揭开它神秘的面纱,把它的辉煌完全展现给人类,供世人研究、品读、借鉴,促使社会相关领域的研究发展。我们广大从艺者更要以敦煌艺术为契机,与时俱进、传承创新,早日创造出当代艺术的辉煌,共同缔造我国艺坛更加灿烂的明天。

敦煌的莫高窟壁画是我国的瑰宝

自从我知道中国有一个敦煌开始,就做着有关敦煌的梦。总有一天,我会站在那里,作为一个匆匆走过世间的短暂生命,饥渴地虔诚地仰望那百世的珍藏。这种梦是懵懂的,灰暗的,也是遥远的。但是,有了梦,便有了希望。终于有一天,我走进了敦煌,走进了莫高。车子离开敦煌,穿过沙漠,向东南行驶20多公里,在一色的沙漠中看到了几处斑斑点点的绿。绿色的后面还是黄沙,还是沙丘。我以为,还要走多远呢,车子进入了停车场。莫高窟就在那里,那几处绿的背后。看到了几座白色的道士塔。再走几步路,走过了一座桥。桥底下是干涸的河流。迎面看到了一座高大的牌楼,挂着“石室宝藏”的牌匾。后面是不高不大的土丘,也未见穿行的人流,看不到任何的不平常。这就是我梦中的敦煌么?看不到云岗石窟华丽的窟檐,十几米高的露天的佛雕,气势恢宏、华美壮丽。看不到麦积山石窟高耸的山,山岩上蜂窝状的、一盅又盅的窟窿眼,还有石壁上丰腴的、慈目而悲苦的佛像,饱尽沧桑而不腐不朽。

敦煌学博士论文答辩

程抱一,原名程纪贤,江西南昌人,法兰西学院首位华裔院士。著名旅法华人学者、作家。1929年生于山东济南,1948年抵法,1969年取得第一个文凭,1971年加入法国国籍。其法文名,先采用Cheng Chi-Hsien(程纪贤),后改用Francois Cheng (其中文笔名,开始采用“程抱一”。来源:老子《道德经》第十章“营魄抱一,能无离乎”。道家哲学、道家美学,贯穿了程抱一所有著作 ,成为程一生乐于向法国人传达的主要思想) 。程抱一的成名作——硕士论文《张若虚诗之结构分析》 是以Cheng Chi-Hsien署名出版 。 从一无名小辈,到受到巴黎上层关注,程抱一(程纪贤)与EPHE执教名人们的对话,皆是从此论文开始 。其后诸书,皆是此书之扩充。此书虽小,却更鲜明。其研究方法,获得了不小的轰动。以至于,程抱一后来的博士论文答辩,其出席者与影响,相对而言,反倒平凡得多,远没有其硕士论文牵动名人之多。程抱一硕士论文的答辩委员会成员是罗兰·巴尔特与谢和耐 。 戴密微(谢和耐之师)与桀溺教授,对此论文成功亦有很大帮助 。此书出版后,当时EPHE的博导之一,心理学家雅克·拉康展示出了巨大兴趣,马上开始了与程抱一的长期对话,直到拉康去世。当时,拉康正是在列维·斯特劳斯的引荐下 ,得以进入EPHE执教,与列维·斯特劳斯一样,拉康是关注青年学子程抱一的诸多老师辈人物之一。《张若虚诗之结构分析》一书封面与书内汉字书法,皆出自熊秉明之手书(HSIUNG PING-MING) ,故成为极其珍贵而难得一见的熊秉明早年作品代表作。 程纪贤于1947年进入南京金陵大学(1952年并入南京大学)英文系学习,1948年随其父(时任南京国民政府驻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教育官员——著名教育家程其保)赴法国定居。程抱一到法12年后获得第一份正式工作(1960) ,到法20年后获得第一个公立名校文凭(1969, Diploma of EPHE, Grande Ecole Public) 。初到法国的头十二年 生活清贫、无正式工作,但程抱一刻苦自学,在法语联盟协会(Association Alliance Francaise)学习法语,在巴黎圣热内维耶夫图书馆(Bibliotheque Sainte-Genevieve)通读法国文学经典,在巴黎各大学旁听。事实上,由于程抱一(程纪贤)并未在中国读完大学(仅念了半年,即随父抵法),故程抱一亦像诸多民国名人一样,并无大学本科之“科班”学历。如饶宗颐没有初中文凭,却被破格提拔为香港大学教授。其后,程在法国民间组织“法语联盟协会”学习语言(其文凭不被中法教育部承认)、在巴黎各大学旁听、在巴黎图书馆苦读自学的经历,约略似乎相当于程抱一靠刻苦自修而完成了其“大学本科”的学习过程。只不过,在异乡,这个孤独奋斗的历程过于悲凉 ,以致平常人常规的大学本科四年的时间,在程抱一身上被拖延成了十二年(1948-1960)。但正如其自述所说——“我胸中有一团火” ,“机遇只属于有准备之人”,若没有这个自强不息的靠自学增强实力的过程,程抱一绝不可能有后来得到其“伯乐”戴密微教授破格录取的决定性机缘 。 1960年,因旁听讲座后作出深入提问,程抱一结识了著名汉学家戴密微教授(Paul Demieville)并得到其帮助,以“助手”的工作身份,进入戴密微执教处——法国结构主义、符号学派的大本营 、国立名校(Grande Ecole Public / Great School Public) 巴黎高等研究实验学院Ecole Pratique des Hautes Etudes (EPHE)。在法国,Great school(Grande Ecole)高于University,是一个常识。在Great school里工作,并同时学习、出成果、毕业,更不容易,故程抱一首先进行法译汉的翻译,给台湾投稿,以打好基本功。当时,EPHE第四系(4e section)教授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刚转入第六系(6e section),并接替其导师吕西安·费弗尔(Lucien Febvre)成为第六系系主任。由于布罗代尔对中国文明的独特重视,随即在第六系创立中国研究中心 。该中心包含有一个中国语言学研究中心(由李嘉乐Rygaloff Alexis创建)。因戴密微教授的帮助,“来法十多年,我才有了第一份正式工作” ,——“丝毫没有因为我当时口袋里没有文凭的问题而受到影响” 。在EPHE做助手工作期间,程抱一开始了业余文学翻译(主要以法语诗歌汉译为主),并陆续将译稿寄给台湾、大陆的文学刊物,此即为今日可见的几种程译法国诗选之来源 ,其汉语译文颇具功力,有译笔传神之好评。 程抱一到法12年后进入的法国巴黎高等研究实验学院,简称“Hautes Etudes”、法国高研院、高等研究学院、法国高等研究院、法文名: Ecole Pratique des Hautes Etudes,官方缩写:EPHE,国立性质:Grand etablissement public, dependant directement du Ministere de l'Enseignement superieur et de la Recherche de la France。由拿破仑三世的教育部长、历史学家维克多·杜慧Victor Duruy创建于1868年,EPHE直属法国高教部,该性质一百五十年未变,名师云集,享有世界声望(de renommée internationale)。学生在该校做论文,所得到的文凭在法国向来享有盛誉。EPHE汉语名,又译:法国高等研究院 、高等研究学院 、索邦高等研究院 、法国高等研究实验学院、法国高等研究实践学院、法国高等实验研究院,等等。 汉译校名的多样性,是因“pratique”一词造成。法语中,法国教授们习惯将EPHE简称为“Hautes Etudes” ,即法国高等研究院 。因Ecole Pratique des Hautes Etudes字面中的“pratique”是研究方法,而非行政属性)。1868年,EPHE自创立之日起,就被其创立者Victor Duruy简称为“法国高等研究院”(Ecole des Hautes Etudes) 。创校者、教育部长Duruy从未掩饰他的雄心:其建立巴黎大学高研院EPHE的意图,在于推动老巴黎大学的创新精神。(Pour sa création, Duruy ne cachait pas son ambition. Il aurait alors annonce : « L'Ecole des hautes etudes est un germe que je depose dans les murs lezardes de la vieille Sorbonne ; en se developpant, il les fera crouler. ») 。Duruy创校后,EPHE历史上名人辈出,因注重实验,而学问扎实、视野开阔、稳妥创新,该校的博导们,几乎主导了19-20世纪西方文科革新的主要流派。索绪尔语言学派 、年鉴学派、结构主义、符号学派、法国亚述学、法国埃及学、法国敦煌学、法国希腊学、法国突厥学、法国梵学、巴黎城史学。。。19-20世纪西方各大高端文科流派,都在这里诞生。EPHE PARIS是二十世纪西方文科主要流派的风暴眼。以致深刻影响了大洋彼岸的美国和英国 。中国学界首先接触的常常是英美的转译本。而六十年代,程抱一(程纪贤)作为一个漂泊异乡的已四十岁的“年轻人”,独立支撑,自强奋斗,将中华老祖宗的文化精华抛进了巴黎名人堆里,导致了轰动效应,使中华文化被认识,实至名归。随后,香港学者饶宗颐从七十年代末起,开始受邀担任客座教授在EPHE PARIS执教,直到九十年代获得EPHE荣誉博士与法国骑士勋章为止,原汁原味的中华文化被更多地介绍给西欧学者与思想家。 1962-1969年,经过八年“孤独的勤勉”,程抱一在法国高等研究实验学院(EPHE) 取得硕士学位Diploma of EPHE (法文:Diplome de l'EPHE,程度:硕士 BAC+5;性质:公立大学文凭 Diplome universitaire;曾得到过此学位的法国著名汉学家有:法兰西学院院士谢和耐、法国远东学院院长傅飞岚、巴黎七大东亚文明系系主任汪德迈、荷兰皇家科学院院士施舟人等) 。程抱一的第一导师是李嘉乐 (Rygaloff Alexis,旧北大罗常培与老舍的法国弟子) 。其论文答辩委员 为罗兰·巴尔特(Roland Barthes)和谢和耐(Jacques Gernet,戴密微弟子)。在硕士论文《张若虚诗之结构分析》答辩成功通过后,程抱一(程纪贤)一举成名,得到当时在EPHE执教的多位世界级学者的重视,( 如罗兰·巴尔特Roland Barthes 、列维·斯特劳斯Levi Strauss 、拉康Jacques Lacan 、克里斯蒂娃Julia Kristeva、格雷玛斯A.J.Greimas 等),从此开始与法国文化精英的对话 。 程抱一的硕士论文《张若虚》于次年(1970)即被列维·斯特劳斯所领导的结构人类学大本营——巴黎绵羊出版社Paris Mouton 与吕西安·费弗尔、布罗代尔所领导的年鉴学派大本营——法国高等研究实验学院出版社Paris EPHE 联合出版(Cheng Chi-Hsien,《Analyse formelle de l'oeuvre poetique d'un auteur des Tang, Zhang Ruo-xu》,Edition EPHE et Paris Mouton 1970. Le travail a ete presente sous la direction de Rygaloff Alexis pour le diplome de l'Ecole Pratique des Hautes Etudes en 1969.) 。程抱一的第一本法语处女作《张若虚》出版后,得到克里斯蒂娃Julia Kristeva的亲自上门问询与推荐,随后,程抱一受到享有严肃学术名誉 的巴黎门槛出版社(Editions Seuil)约稿,遂将其硕士论文《张若虚》扩充,接连发表著名小册子《中国诗语言研究》和《中国画语言研究》。后用已出版的三本小册子,破例直接通过博士答辩(并未按常规撰写真正意义上的博士论文)——1979年,程抱一在EPHE教授谢和耐Jacques Gernet所创建的巴黎七大东亚文明系(LCAO of PARIS 7)取得博士学位。其后,程抱一的一生主要任教于巴黎东方语言学院(INALCO)并于该校退休,长期教授汉语和中国文化,也曾多次受邀在其他院校授课讲学。1998年程抱一受邀到北京大学讲学,因而在留法五十年后第一次回国。中年后,程抱一不再进行学术研究,兴趣转向文学创作。用法文发表了多部个人诗集和小说。其用法语撰写的长篇小说《天一言》 获法国费米娜文学奖。2002年程抱一入选法兰西学院(Academie Francaise),成为其四百年来首位华裔院士。2006年12月1日,中国驻法国大使馆赵进军大使出席同济大学校长万钢授予法兰西学院院士程抱一先生“名誉教授”证书仪式。仪式由驻法国使馆公使曲星主持,教育处白章德公参、复旦大学副书记彭裕文以及来自法国高校和企业的代表共40多位中外来宾出席。 随后,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法大使孔泉先生,也多次看望了程抱一教授。程抱一用法文写作了许多作品,也包括介绍中国文化,翻译中法两国文学大师的作品,被法国学术界称赞为“中国与西方文化之间永远不疲倦的摆渡人”。他的许多作品已经成为西方学术界研究中国绘画、诗歌的主要参考材料,他的诗歌《石与树》被选入《20世纪法国诗歌选》。程抱一的女儿程艾兰也为中国文化做出了重大贡献。著名汉学家程艾兰Anne Cheng,早先在巴黎高师学习英文专业,后发现到自己虽在法国出生长大,但仍并不能被认同是法国人 ,于是改学汉学,到法国汉学重镇EPHE巴黎高等研究实验学院跟随著名汉学家桀溺教授Jean-Pierre Dieny学习汉学 。德高望重的谢和耐教授,二十多年后,也再次成为程艾兰的答辩评委 。1998年其代表作《中国思想史》 获得西方汉学最高奖项——儒莲奖Prix Stanislas Julien,2008年获得法国汉学泰斗谢和耐、汪德迈提名,入选法兰西学院Collège de France,接掌曾由亨利马伯乐、戴密微、谢和耐等执教过的法国最高汉学讲席。程抱一父女合译的《论语》 至今仍是最权威的法文译本,于2009年被灌制成有声书唱片 。在西方,与辜鸿铭所译的《论语》英文版并称双璧。1971年程抱一加入法国国籍 。2002年程抱一被选为法兰西学院院士,法兰西学院仅有40名终身院士,程抱一是其中第一位,也是迄今为止的唯一一位亚裔院士,授予他的佩剑柄上镌刻着文天祥《正气歌》的第一句“天地有正气”。2012年程抱一被推选为南京大学十大杰出校友之一 。

张涌泉,1992年9月考入四川大学师从项楚教授攻读博士学位。1994年10月提前通过博士论文答辩,并获博士学位。1995年1月至1996年12月在北京大学中文系作博士后研究,合作教授裘锡圭先生。1996年12月破格晋升为教授。浙江大学敦煌学研究中心主任、古籍研究所所长,是浙江大学享受最高岗位津贴的九级教授,先后指导两篇全国百优博士论文。主要研究方向为汉语言文字学和敦煌学。

陈述词:1.选题缘由(研究什么问题?为什么选这个题目——使答辩委员明白你选题的价值何在?研究的问题范围)2.研究方法(你使用了什么研究方法?是如何研究的?即研究过程是怎样的?——使答辩委员相信你的研究是科学可信的)3..研究结果(通过研究得到了什么结论?有什么新发现?有何创新?——使答辩委员了解你研究的最终成果)注意事项:1.陈述和回答问题时都要注意语言流利、简明扼要,意思表达清楚就行,不要太啰嗦,让人感觉到你的思路是清晰的。2.回答问题时实事求是,态度诚恳,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3.落落大方,表现出研究者的自信,但又不能显得狂妄自大,一定要尊重答辩专家。4.如果之前知道答辩委员名单,可事先了解一下他们的经历、专长、成果和关注的问题,对预测他们的提问内容和回答的准备有好处。希望能够对你有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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