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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生态政治与政治生态化

【摘要】近现代工业文明给人类带来了巨大进步的同时，由于人类对自然和自身的不正确认识及盲目开发行为，导致了20世纪六、七十年代全球性生态危机。生态危机的产生与发展成为生态政治兴起的动因和基础。在此基础上推动了各国政治和国际政治生态化的发展。生态政治产生发展是政治生态学、政治生态化形成的前提和基础，政治生态化是生态政治发展的必然趋势和结果，是解决当前全球生态危机的不可或缺的根本 措施 之一，是全球经济、社会、 文化 、生态环境协调、持续、健康、发展的必然选择，也是未来政治发展的趋势之一。

一、引言

20世纪60年代以来，随着全球性环境问题的出现，生态危机越来越受到世界各国的关注，这种关注从某个角度上讲已远远超过了国家之间、地区之间、民族种族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人类越来越关注自身共有的生态环境和生存家园--地球。对生态危机的关注迫使人类重新审视自身与自然之间的关系，重新审视人类自身原有的 思维方式 、生产及消费方式、发展模式、意识形态、伦理观、发展观，以及世界各国经济、文化、政治发展前途和命运。全球性环境问题的出现，使得任何国家，不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社会主义国家还是资本主义国家又一次重新走到一起。

基于上述全球环境问题和生态危机的出现，20世纪60年代末开始，世界各国尤其是西方一些发达国家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风起云涌的生态政治。70年代以后，世界各国每年以"地球日"、" 世界环境日 "等为契机而不断壮大，至今方兴未艾。80、90年代在生态政治的推动下，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中纷纷建立了众多形形色色的生态组织和生态绿党(简称生态党或绿党)，生态学与政治学由此联姻形成了生态政治学、政治生态学等新兴交叉边缘学科，传统政治发展观也由此向政治生态发展观转变。

二、生态政治的兴起、发展及意义

(一)生态危机--生态政治兴起的动因和基础

所谓生态危机，指的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自然环境或生态系统结构和功能由于人为的不合理开发、利用而引起的生态环境退化和生态系统的严重失衡过程。

自工业革命以来，尤其是20世纪后50年全球环境遭到空前严重破坏和污染，并被一些生态学家、政治家称为20世纪人类犯下的三大愚蠢行为之一和"第三次世界大战"。"地球日"发起人盖洛德·纳尔逊曾精辟说道：来自自然的威胁(生态危机)是比战争更为危险的挑战，从德国和日本我们知道一个国家可以从战争的创伤中恢复起来，但没有一个国家能从被毁坏的自然环境中迅速崛起。50年代以后，世界环境相继出现"温室效应"、大气臭氧层破坏、酸雨污染日趋严重、有毒化学物质扩散、人口爆炸、土壤侵蚀、森林锐减、陆地沙漠化扩大、水资源污染和短缺、生物多样性锐减等十大全球性环境问题。全球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正残酷地撕毁人类关于未来的每一个美好愿望和梦想，这一影响不仅会殃及一代、两代人，而且将影响几代、甚至几十代人的生存繁衍。

全球环境问题及生态危机从以下一些数据和事实我们就可窥见一斑。例如，目前地球上的动植物物种消失的速率较过去6500万年之中的任何时期都要快上1000倍，大约每天有100个物种从地球上消失。20世纪以来，全世界哺乳动物中3800多种中已有110种和亚种灭绝，另外还有600多种动物和25000余 种植 物正濒临灭绝。生态学家指出，迄今为止，人类对生物多样性的损害如要使其自然恢复至少要一亿年以上。水污染使人类尤其是第三世界国家人民的生存环境不断恶化。据统计有17亿以上的人没有适当安全饮用水供应，30多亿人没有适当的卫生设备。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的一项调查指出，在第三世界由水污染引起的疾病平均每天导致的死亡人数达万人。再如1983~1984年埃塞俄比亚因植被破坏、土壤流失形成的特大旱灾使得100万人因饥饿而死亡，1991~1992年，非洲大陆12个国家持续旱灾，使得约3500万人濒临死亡。因水土流失和沙漠化加重，中国古文明中心的发源地--黄河，目前年断流最长达227天，与此同时，长江由于洞庭湖等大湖泥沙淤积加速，湖体面积和容量正逐年锐减，洞庭湖1825年面积约6000平方公里，1949年减少到4360平方公里，到1998年长江"特大"洪灾时湖面面积仅为2653平方公里，据此缩减速度，洞庭湖将可能在不到200年的时间内成为又一个"罗布泊"，从中国自然地理图册上消失。目前，长江中下游防洪大堤也逐年升高，古时?quot;黄河之水天上来"的悲剧在不远的将来又将可能在长江重演。今年我国北京、天津、上海等地多次发生的历史上罕见的沙尘暴天气，再次使得中国人感受到了环境破坏程度之深和距离之近。

全球环境恶化的直接后果就是经济损失。据估计，我国每年因环境污染和环境破坏所造成的经济损失高达2000亿人民币，这相当于20个唐山大地震造成的经济损失。仅1998年长江洪水就造成直接经济损失达1600亿人民币，而每年全世界因环境污染和破坏所造成的经济损失不低于万亿美元。因此，生态学家指出地球生态系统正在遭受地球有史以来最严重的污染和破坏，全球十大环境问题已直接威胁着全人类的生存和文明的持续发展，生态危机已经超越局部区域而具有全球性质，来自于生态危机的威胁，已远远超过战争、瘟疫，保护地球家园已刻不容缓、迫在眉睫。

生态学理论认为，人类和其他任何生物一样，都必须以一定的生态环境、特定的生态系统作为其生存繁衍的基础，在整个地球生物圈这个最基本、最重要的生态系统中，人类虽在整个生物界中一方面扮演着特殊的角色并无时无刻不对自然生态环境进行所谓的"改造"和"征服";另一方面，人类自从诞生之日起又无时无刻不依赖于其他生物和自然生态环境。同时，它与国家及国际政治生活息息相关，而政治又从来不是孤立存在的，政治是人类社会的政治，政治是人的政治。生态危机既然已关系到全人类的生死存亡，因此政治就必然与生态危机发生必然而深刻的内在联系，它必然延伸到社会之外的自然环境之中，因此当今全球性环境问题引发的生态危机对全球人类所构成的巨大威胁，此时的全球生态危机就不可能不成为一个政治问题，政治及政治行为对此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在生态危机的推动下，政治必须谋求一种全新的政治发展观：生态政治发展观。

(二)生态政治的兴起、发展及意义

生态危机的加剧使人类认识到，社会是身处自然环境中的社会，社会与自然环境之间具有辨证的双重互动效应，自然生态环境是社会环境的基础，社会又对自然环境有着深刻的正负效应。因此，到20世纪50、60年代全球环境问题在西方发达国家中日益成为一个敏感而重要的政治问题，生态政治理论也应运而生。生态政治理论认为，人类不仅是社会的人，同时也是受自然环境限制、约束的人，如果政治行为仅仅去把握人与人、人与社会间的社会属性关系，而忽略自然生态规律对人的影响，甚至违背自然生态运行规律，以人类自身生态环境及资源的牺牲为代价，去达到少数集团、阶级、国家的政治、经济利益，那么整个人类最终将自掘坟墓，走向自我毁灭的绝境。覆巢之下，焉有安卵?因此，生态政治理论是站在全人类生存利益的高度上指导生态政治有序地进行，一定程度上讲，它是超阶级、民族、种族、国家界限的。

最初的生态政治主要局限于民间自发组织的运动。60年代末，由于生态环境问题直接导致生态政治出现最明显的标志是"生态运动的出现"、"生态党的产生"、"国际环境组织作用的提高与加强"。这标志着全球生态政治的兴起和发展。

60年代后期，全球生态环境问题成为西方发达国家公众关心的 热点 。到了70年代，生态政治的目的也已从单一化向多元化趋势发展，到了70年代末、80年代初，生态政治已成为环保、和平、女权运动的多元全球性群众运动。最为著名的生态运动当属1970年4月22日美国爆发的有2000多万人参加的公民环保运动，正是这次运动促成了世界"地球日"的诞生和1972年联合国第一次人类环境会议的召开。90年代以来，生态政治从公众关注生态环境问题发展为公众与政府共同关心"可持续发?quot;的全球环境问题。"公共决策"过程的"生态化"使生态运动真正成为生态政治。与此同时，从60年代末至今，世界生态学家、经济学家、政治家以及科普学家一道推出了一系列生态环境发展与预测 报告 。如卡尔逊的《寂静的春天》、米都斯等人的《增长的极限》、加博尔等的《超越浪费的时代》，以及由58个国家152位世界著名生态学家、经济学家、政治家共同编写的《只有一个地球》等。

伴随着生态政治规模的扩大和深入发展，世界各国"绿党"组织应运而生，并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影响的日益增强。1972年新西兰诞生了世界第一个绿党，此后的70~80年代，西欧国家出现了绿党组织兴起的高峰，其中德国的绿党组织对全球绿党组织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和推动作用。到1983年，德国绿党以的选票出人意料地首次获得27个议席，这标志着绿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正式步入历史舞台。由于德国绿党以崭新的政治风格展现在公众面前，其党纲将生态、经济、政治紧密结合起来，反对核军备竞赛，谋求国际和平和女权、人权等，并提出相当完备的持续发展方案，因此在1987年议会选举中得票率突破了8%，并获得42个联邦议席，到两德统一后的1994年，绿党已在联邦议席中占有49个席位，成为联邦议院内第三大政党，到1998年，绿党领导人菲舍尔出任德国外交部长，首次成为国家政府中重要领导人。同时，80年代以来，欧洲比利时、奥地利、意大利、英国、法国、瑞典等国家以及90年代东欧及其他多党制的发展中国家也相继建立?quot;绿党"组织。据统计，1979~1989年，西北欧15个国家的绿党共有117名成员进入11个国家的议会，并于1999年2月在巴黎召开了欧洲绿党联合会第二次代表大会，有28个国家的300多名代表参加会议，提出了许多"绿色国际"等国际生态政治发展新概念和新趋势。

在各国绿色组织纷纷建立和民间生态政治如火如荼地进行时，像联合国下属的教科文组织(UNESCO)、人与生物圈计划(MAB)、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WCED)、国际自然资源保护同盟(IUCN)、世界自然保护基金会(WWF)、世界环境与发展研究所(IIED)、地球之友(FOE)等绿色和平组织政府和非政府间国际生态保护组织也纷纷成立，至今全世界已有7000多个非政府和政府环保组织活跃在世界政治舞台上。他们用生态思想、环境意识、生态伦理、生态哲学、持续发展等理念为解决国际争端、冲突、战争，最终为维护国际和平，为国际间经济、文化、政治协调发展以及跨国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作出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60、70年代西方民间自发的生态政治意义有三方面：一是在生态运动影响下"生态环境保护"成为各国政治家选举和施政的口头禅，即使最狂妄的政治家也必须首先提倡保护环境，以"生态牌"来夯实其竞选实力和政治地位，例如1976年美国卡特成功当选总统，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他提出了对生态环境保护的承诺;二是在公众舆论压力下，西方各国政府不得不直接或间接介入生态环境的保护、治理行动中来，并制定相应严厉的污染物排放标准和环境法规，增加环境开支比例;三是在公众生态政治宣传下，西方发达国家从工业文明时代逐步向生态文明时代过渡。到了90年代，公众生态政治发生了新的变化，尤其是1992年里约联合国环境与发展盛会召开以后，不仅发达国家，而且发展中和不发达国家公众也从纯粹关注环境问题发展为政府与公众共同关心全球环境变化和可持续发展问题，生态政治几乎触及到各国政治、经济、文化、军事、人权等每一个领域。

综上所述，全球性环境问题导致了全球生态危机，生态危机又成为民众生态政治的源动因和基础，把环境问题作为政治范畴并纳入政治家的视野，用全球性的环保联盟来代替军事、经济联盟，这是全球政治生活和政治战略的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转变。由于世界各国绿党的参政，以及民众生态政治的深入和范围的扩大，使得各国政治和国际政治向新的方向发展，这就是目前国际及各国内部政治发展的生态化趋势。

三、生态政治发展的必然趋势--政治生态化

(一) 政治生态化的内涵--政治的可持续发展

"生态化"一词目前经常出现，比如经济生态化、 教育 生态化、科技生态化等。"生态化"是将生态学原则和原理渗透到人类的全部活动范围内，用人和自然协调发展的理念去思考和认识经济、社会、文化等问题，根据社会和自然的具体情况，最优地处理人和自然的关系。政治是人类的政治，人类生存发展一刻也离不开与自然环境的协调发展，因此政治的发展与人类与自然存在着必然的内在联系。

"政治生态化"这一概念在国内外还鲜为少见。所谓政治生态化，其实质是把生态环境问题提到政治问题的高度，进而使政治与生态环境的发展一体化，把政治与生态有机辨证地统一起来，最终促进全球政治与生态环境持续、健康和稳定发展。环境在宏观上影响着政治区域的结构、功能和政治区域之间的相互作用，并制约着政治区域系统的运行以及政府高层决策者的政治举措。因此，政治生态化的提出就是要正确地解决政治与环境的关系，把环境问题纳入到政府决策、公民政治参与、国际政治行为和政治教育等过程中，使政治过程与生态环境的发展有机协调起来。这样政治与环境的内在关系就成为政治生态化研究的核心内容。政治生态化所遵循的是公平性、持续性、协调性、生态系统的自我调节、循环再生、生态平衡等生态学基本原则和原理。在当今世界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转变过程中，它将成为传统政治发展的历史转折点，从而构成与生态文明时代相适应的新型政治生态观，以推动世界经济、文化、政治、生态环境间的协调发展，使人类战胜生态危机，走?quot;人类中心主义"的阴影，向"生态中心主义"转变，步入生态文明时代。

(二) 政治生态化对国家及国际政治发展的基本要求

笔者认为，政治生态化认识和解决的核心问题是政治过程生态化。广义上说，政治过程既包括国家内部的政府行为过程，也包括国际政治环境、政治秩序的动态过程。政治过程生态化对政治发展的具体要求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政治生态化要求各国政府决策行为生态化。政府决策行为在解决生态环境问题上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政府的政策、法令、 规章制度 、教育方式等对环境保护进行直接干预，同时政府的政策、法令、规章制度、教育方式对经济发展模式、公众行为的影响又间接影响生态环境的保护。因此，政府决策行为在促进生态环境持续发展过程中处于主导地位，它可以把各种权利、手段有效结合起来，去提高公众的环境意识、科学素质，去调控人口数量和素质;通过政府实施教育工程去改变人们无节制地追求物质享受的消费观念和消费方式，培育全新的政治生态观。

事实上，世界各国都曾因政府决策失误导致了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当今世界面临的生态危机如此严峻，相当部分发展中国家还在继续西方发达国家的老路--先污染、后治理。中国的生态环境破坏及人口问题也正是50~70年代政府决策的严重失误所致。某种意义上讲，如果没有"大跃进"、"大炼钢铁"，没有"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等错误政府决策，就不会出现我国北方近年来越演越烈的沙漠化和沙尘暴;没有对马寅初的批判，中国也许就不会有今天如此沉重的人口负担，而这些政治发展观念和政府政策的失误所造成的生态环境损失是无法用数学概念来衡量，这种破坏是快捷、持续、长期的，甚至是不可逆转的，不是一代几代人可以偿还的，往往需要数十代人的不懈努力才可能改变。而这种努力一旦失败，人类数千年的文明可能就将付诸东流。这一点从人类曾经消失的古文明即可作为佐证：曾经灿烂一时的楼兰古国"、两河流域的古巴比伦文明、尼罗河畔的古埃及文明、印度河流域的古代印度文明的兴衰都为人类当今面临的生态危机提供了前车之鉴。未来政治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重塑生态地球村的和谐。政府和政治家们将面临社会团体、公众越来越多的压力，政府官员和政治家也必须用更多的财力、物力、人力来维护生态环境的持续发展，以此促进政治、经济、社会发展与全球生态环境协调发展，这是未来各国政治和世界政治的必然趋势。因此，当今世界各国亟需一批具有环境意识的、富于 想象力 和创造力的政治家。将环境保护知识与法律等基础知识同等列为国家政府公务员报考、考核的内容之一是当务之急，同时考核政绩时应对经济政绩对等考核，以此来促进政府政治行为的生态化。

其次，政治民主和公民政治参与行为生态化是政治环境生态化的必然要求。当生态环境问题从自然向社会领域转移并危及人类的生存发展时，生态环境问题就自觉转变为政治问题。政府是公民的政府，因此公民的政治参与将对政府决策具有极为重要的影响。一方面，生态环境问题及生态危机的出现不自觉地促进了公众的政治参与，政治参与主要通过政治选举、投票、公众对生态环境保护宣传活动等方式从而达到对政府环境政策和环境管理起作用;另一方面，公众政治参与又对生态环境的保护有着促进作用。因此政治生态化中广泛的公众政治参与及意识的增强是解决生态环境问题的有效途径之一，从而改变经济靠市场、环保靠政府"的传统消极的观念。广泛的政治参与对解决生态环境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政治参与有助于和平解决生态环境问题，避免社会动荡;政治参与有助于实现对政府的监督，避免政府决策失灵;政治参与有助于政治决策的科学化、公开化;政治参与有助于实现公民的环境权这一基本环境生存权利。

政治民主与政治环境生态化是当今世界各国政治发展的重要目标之一。邓小平同志曾经指出①，任何国家如果没有政治稳定，就没有国家、社会秩序的稳定、经济的有序健康发展，不稳定的社会使人们把过多的物力、才力、财力投入到权利与财富的斗争之中，经济也因此没有和平环境和可持续的自然资源供应而停止不前，甚至倒退。他的这一论述实际上已经从政治环境生态化的高度上阐述了政治与环境协调发展这一跨世纪战略目标。这一点"“”"就已经经受了惨痛的教训，不但经济倒退20年，而且因政治环境的不稳定导致对环境、资源的破坏、人口数量的膨胀造成了数十年甚至数百年都难以偿还的恶果和环境债务。另一方面，由于生态环境问题的出现又会反过来影响政治环境稳定和政治民主。例如，严重的粮食短缺、土地荒漠化、水资源污染与枯竭，人口剧增并超过环境承载量等一系列生态危机的出现必然引起政治上的恐慌和不稳定的社会局面，因此，政治环境的不稳定必然导致生态环境的退化，环境的退化又反过来影响政治的不稳定，从而形成一个恶性循环。同时，政治民主与经济发展也具有紧密联系，在遵循环境持续发展基础上的快速经济增长不仅为推进政治民主化提供了经济基础，为生态环境的保护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而政治民主的进程加快，又会反过来促进经济的发展、政治的稳定。因此政治民主与政治环境生态化在解决环境问题和生存危机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第三，建立国家、地区间平等、和谐、和平共处的国际政治新秩序的"地球村联邦"是政治生态化的另一基本要求。目前，世界政治秩序很大程度上还是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1999年的科索沃问题即是有力佐证。强权政治与霸权主义的直接后果是地区、国家、民族间的冲突、战争、核军备竞赛等，这些军事、政治行为的最终后果是对生态环境最大的污染和破坏。由于国际政治旧秩序的混乱，导致60年代以来地区冲突不断扩大和升级。这种冲突最根本目的还是为各自的"狭隘生态利益"。中东地区长年不断的战火的根源就在于争夺水资源是全世界不争的事实。世界各国尤其是核大国，裁军和削减核武器是当务之急，强权、霸权政治不仅加剧地区动荡、国家冲突，更不利于环境的持续发展。目前全球每年军费开支超过一万亿美元，这些费用的十分之一用于环境，那么所有发展中国家的自然保护区就可有效地得到保护。

生态学认为，任何生物都有其存在的合理性，物种间不论强弱、大小、进化时间的长短，它们在生态系统中的地位是平等的。因此国际政治新秩序中各国也应遵循这一平等性原则，减少或消除强权和霸权政治，避免地区、国家间的冲突，以及对地球生态环境威胁最大的核军备竞赛，以此来保证全球生态环境的持续发展。

因此，要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促进国际政治生态化，就必须建立全球伙伴新关系。这种新的全球伙伴关系既要求推动国际社会间在维护、恢复地球生态环境方面的合作，又要推动国际社会在经济、社会方面的合作，这种新的全球伙伴关系必须包含环境与发展两方面，改善国际经济环境，以利于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实现保护环境和经济发展协调的可持续目标;这种新型关系必须是公正平等的，建立在平等的国际关系准则基础之上，要实事求是地考虑造成地球生态环境恶化的不同国家间的责任，并以此确定相应的义务，在制定有关措施时，必须考虑到各国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和能力，不能不顾及历史和现实而用同一标准来要求发展程度不同的国家和地区;这种新型关系必须有国际社会共同有效、积极、务实地参与，在承担这一责任时各国之间也必须停止无休止的争吵，因为全球自然生态环境是一个整体，只有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共同参与才能建立这"新型全球伙伴关系"，确保全球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的人类共同目标。

第四，政治教育生态化。教育是人类改造自身的一种实践活动，教育过程中蕴涵了人类与自身的关系、与身外自然之间的关系。教育对人类自身自然的改造及影响，是以人类对身外自然的改造为前提和基础的，因此，教育并非纯粹的精神文化现象，它并没有远离自然界，相反它是以人类自身自然为对象，改造自然的实践活动。作为政治教育亦不例外，政治教育的目的是为了提高公民政治文化与政治意识。政治教育生态化是将生态学的基本原理、知识、原则渗入到政治教育之中，将受教育者的政治文化、政治意识提升到全人类的生存文化、生存意识上来，从而促进受教育者的环境素质和环境意识的提高。因此，在生态危机遍及全球的严峻形势下，现代政治教育向生态化方向发展是不可避免的，它推进政治教育进入一个崭新的教育生态化时代。通过政治教育生态化过程，使人类认识到工业文明时代已走向尽头，生态文明时代的到来是时代发展的总趋势。

综上所述，全球环境问题和生态危机是全球生态政治兴起的根本原因，而生态政治及各国生态绿党的成立发展成为政治生态化产生发展的基础，政治生态化成为解决当今全球环境问题和生态危机、促进世界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环境协调、持续发展的重要措施和途径，政治生态化也就成为未来政治发展的新趋势和必然选择。

致谢：本文在成文过程中得到云南大学环境科学系段昌群、王焕校教授以及公共管理学院董继美教授的审阅指正，特此致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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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全面的了！！！可能很长，你看着摘抄吧！！ 关于王维诗文的论文由于才力所限，一般人写诗往往不是驾驭意象，而是为意象所驾驭。也就是说诗歌的基调、意境被其中所用意象所左右。而一流的大诗人有驾驭一切意象的能力和气度，他们的诗作中有排云驭气亦有棋窗闲影，有怡红快绿亦有孤月寒星。故好诗中纵然意象纷繁，由于其强烈创作理念的贯穿、灵感的交融以及整体指向性的存在，看上去也会具有透明的质感，会使读者不自觉地把单个意象与诗歌的本体交相混融，进而忘记前者的存在。王维诗歌的天人合一的单纯，乃是众多复杂元素的复杂集合，由于这些元素都具有强烈的指向性，所以王维诗歌在整体上得以呈现出宁静致远、清澈通透的意境。由于王维的禅悦诗给人留下的印象实在太深，所以在大部分人眼里，王维永远是那个“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的王维，很容易就忘了“回首射雕处，千里暮云平”的壮阔，忘了“新丰美酒斗十千，咸阳游侠多少年。”的洒脱，忘了“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的深情，忘了“劝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的幽思，忘了“雨中草色绿堪染，水上桃花红欲然”（《辋川别业》）的清丽。王维的世界里有着很多殊异的景致，也许山泉和月光是其中千百年来公认为最美的，但也决不是全部。下面，我们就来浅析一下王维诗歌内容、形式的多变。下面是对《全唐诗》中收录王维的387首诗歌中，意象以及用词的一些统计，可资佐证。先看颜色。在这些诗歌中，色泽明艳的“红”共用21次，“金”共用58次，“黄”共用30次；色泽明快素净的“白”共用94次；来自植物的“青”共用73次，“绿”共用22次； 而压抑的的“黑”只有4次，“灰”则根本没有。由此可以看出：第一，王维喜欢明净的白色，这一点与同样以才力写诗的李白相类似。第二，王维的诗给人以幽静的印象，但他用夺目的“金”的次数也很多，鲜艳的红黄色亦不少。第三，王维诗歌中植物的颜色较多。值得注意的是，“青”较“绿”多，也许这可以视为一种明净光线的心理暗示（因为绿较青为深）。第四，王维对黑灰色避而不谈，这也可以视为一种暗示（王维鲜有社会批判性的诗作，他本人于政治在行动上也不像白居易、刘禹锡那样热心）。总的来说，王维诗歌中色彩比较丰富，似乎与我们平常的印象不太符合。这是因为王维诗歌的整体性很强，很多时候强烈的色差都被混融的意境所弥消，只是作为一种基础的美学元素存在，而由此生发出的美感，却始终单纯如一。再看王维诗中出现的意象。提到王维的诗，大家往往都会想起白云和明月，在这些诗中“云”出现了138次，“月”出现了55次，的确不少。植物里面，“竹”共出现了32次，“草”共出现了60次，而“花”则出现了83次。王维之诗给人以素雅之感，但是“花”的意象比“草”、“竹”的总和都多，可见王维的笔法与人们惯常中的印象有一定的相悖之处。这一点和上文中所说到的王维喜欢用鲜艳的颜色道理相同，都是用高妙的笔法点铁成金，使得艳丽夺目的事物在诗境中褪去繁华，生发出和谐静穆的诗意。王维早期诗歌中也颇有边塞题材的，但是王维似乎很讨厌兵器，竟没用一个“剑”字，用“刀”仅两处，有一次还是因为地名。另外，王维用“血”字也仅一次，更反映出了他的性格。但是不用兵器和血腥的字眼并不能说明王维诗中缺乏雄浑的意境，“云雷康屯难，江海遂飞沉”（《送韦大夫东京留守》），“回看射雕处，千里暮云平”（《观猎》），飘渺的云在王维手中，也可以变换出雄伟的形状。还有，“马”在王维的诗中出现了53次，且诗中之马多为诗人自己的坐骑，更多为奔驰之马，也可窥得诗人心胸。有很多诗人为了制造阳刚气息和雄浑意境，会自觉不自觉带有偏激的暴力倾向和血腥味道，这一点就算大诗人李白也不能免俗。但是王维诗歌中的雄浑是一种干净的雄浑，更多是年少的时的王维对人生的一种纯真的血性向往，看不见事实上的金戈铁马、血肉横飞，只有暮云千里、黄沙雪川的背景，只有金鼓狼烟、马嘶风啸的广角视听效果。另外从诗歌的形式变化，也可以从一个侧面得窥诗人的性格特点、思想特点。比如，上官仪的诗，《全唐诗》收录19首，其中只有一首杂言（还是以五言为主）、三首七言，剩下的全是五言，而且就在这些五言诗之中，其起兴的结构、情景的交换也有很多相似之处，他注定只是一个小诗人。我们一想起王维，就会想起他的五律和五绝，但是仔细一想，这只是因为他的五言诗太过出色。而其实王维的七言诗同样有许多绝唱，《渭城曲》、《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等均是唐诗中第一等的名篇，绝不逊于专写七言诗的诗人。从来五言贵收，七言贵放，擅收者若放易笔力不济，擅放者若收易束手缚脚。而王维收则月隐星幽，放则春水纵流，潇洒天然之才，不逊太白，神工鬼斧之妙，不输老杜。而且，王维还有很多唐代所不多见的六言诗，如《田园乐七首》中“桃红复含宿雨，柳绿更带春烟。花落家僮未扫，莺啼山客犹眠”之句，有宋词之韵，而高宋词之调。诗词之境殊而不同，唐人能词者，太白、香山、温八叉而已矣。王维虽无词作，但其六言诗中的浓浓词意，亦能说明王维情感、才华的丰富性。另外王维的四言诗也写得不错，这在唐朝诗人中极其少见。众所周知，由于少数民族入侵和大迁徙等原因，汉魏前的古音到隋唐已经发生巨大变化，可以说四言诗仅余文字耳。同时，唐代文坛那种兴象玲珑的气象，使得绝大部分诗人也再没有心境去写气古形削的四言诗。王维的四言诗《酬诸公见过》，开头“嗟予未丧，哀此孤生。屏居蓝田，薄地躬耕。岁晏输税，以奉粢盛。晨往东皋，草露未晞”数句，颇有《诗经》的韵致，显示出王维的对于上古诗歌精神气质的通彻。而后面的“静观素鲔，俯映白沙。山鸟群飞，日隐轻霞。登车上马，倏忽云散。雀噪荒村，鸡鸣空馆”几句，又有绝句之空灵清丽。全诗淡淡而起，层层皴染，摇曳多姿而又自然天成，最后“还复幽独”的王维式结句又将全诗归于平静，数种意境被巧妙揉合在一起，显示出了诗人丰富的内心世界。另外，王维的诗歌还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这将在后文中详加分析。总之，王维诗中的静谧之美乃是一种总体上的影像，若具体到细节上，我们会惊讶地发现王维的诗其实也是包罗万象。三流诗人的诗我们一眼就能认出来，因为他的诗真正流传下来的，也就那么一两首；二流诗人的诗我们也能认出来，因为他们就会写几样东西，只会用刻意的意象来制造风格；一流大诗人的诗我们也能一望而知，但是我们也说不清为什么。他的风格是万千的意象从整体上透露给读者的，看似只恒河一粒沙，其实却有三千大千世界，英才天纵，不可捉摸。其实王维诗歌内容、形式的丰富性本来应该是显性存在，但是由于人们对它的解读已经产生了思维惯性，致使显性存在被习惯思维屏蔽至视野之外，再加上历代文人的评论不断将其反复定义，最终使得显性存在成为了隐性存在，成为了被遗忘的丰富。而且，就算是在那些最为人称道的禅悦诗歌之中，其实也隐含着不为人知的密码，这些和上文那些被忽略掉的部分一起，构成了王维诗歌中的双重隐性存在。 论王维山水诗歌的审美意蕴 在王维的诗歌创作中，山水诗成就最高，也备受后世批评家关注。他的山水诗不仅在形式层面上具有以画入诗、声色并出的特点，具有独特的动静互衬、平缓悠长的节律，给人以极大的审美享受，而且诗人复杂的人生经历、丰富的心路历程更使其诗包蕴着深厚的人文内涵，潜藏着诗人独特的审美理想和生命意识。因而王维诗也成了多维视角中的焦点。其诗歌言外之意丰富而不可凑泊，意义融化在形式之中，成为独具特色的“有意味的形式”，真正完成了一个诗人在困顿、挤压、变形的异化状态下精神之诗意地复归。王维诗作为情景交融的典型体现，其清远的诗境蕴涵恰恰能造成历时性审美心理的沟通，诗人在诗中所表现的对自然生命的感悟及个体生命审美存在的方式对后人无疑有着恒久的魅力，充满无穷的生命哲思的启迪。可以说王维在文学史上的意义和贡献在于诗歌而又不局限于诗歌，他对前贤文化遗产兼收并蓄、取精用宏的博大和技巧，他融儒、庄、禅而兼综化用的机智和圆通，他引画技和音乐入诗的自觉和创意，他变宗教精神为审美精神的艺术敏感，他师法自然也师法内心的创作自由，他超越仕隐二难困境而又仕隐两全的生存智慧，他亲和山水，寄情山水的审美人生形式，都给了我们十分有意义的启发。 我在这里借用心理美学的研究方法，从形式层面——表层次——深层次——隐层次四个层面按由浅入深的逻辑顺序对王维山水诗进行新的解读，对诗人为适应和改造自已的生存状态和追求审美理想而生发和表现出来的艺术创作作深层次的分析，以探求其诗歌丰富的审美意蕴和文化价值，通过对诗人山水诗歌的再认识而达到对作为个体生命存在的王维的再认识。 我的论文包括绪论、正文、结语、参考文献四大部分，共计四万八千字。其中正文分为四章，第一章主要分析两个问题：“诗中有画”的审美表现；为什么说王维的山水诗“诗中有画”，反映了什么美学趣味和审美标准。第二章分析了诗人远离人间、回归自然的创作主题。第三章结合诗人生平和生存理念，为其山水诗分类，分析诗人复杂人生经历对诗歌创作的影响及寄托在作品中的人格追求。第四章主要分析诗作中独特的生命精神，进一步解读“王维现象”的文化内涵，重新认识王维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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