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学论文文献综述范文下载

文献综述范文的写作步骤如下： （一）选题 选题是写好文献综述的首要条件。选题要从实际出发，具有明确的目的性，在理论或实践上有一定意义。选题来源包括：1）与自己实际工作或科研工作有关的、较为熟悉的问题；2）某护理问题的研究今年来发展较快，需要综合评价；3）从掌握的大量文献中选择反映本学科的新理论、新技术或新动向的题目。  文献综述的题目不宜过大，越具体越容易收集资料，从某一个侧面入手，容易深入。 （二）搜集资料 文献资料是撰写文献综述的物质基础，选定综述的题材后要大量的搜集和阅读有关的中文和外文文献，文献越多，就越好些，综述的质量就越高。选择文献应先看近期的（近3-5年），后看远期的，在广泛阅读资料的基础上，在深入复习几篇有代表性的文章，必须找到原文阅读，特别是有权威性的文章应细读。在阅读文献过程中应做好读书卡片或笔记，为撰写综述准备资料。 （三）整理资料 综述不是众多文献资料的堆积，而是作者在阅读了一定量的资料的基础上，根据资料的重要程度进行细读，抓住其主要观点和结论，对掌握的资料进行分析、综合，先列出提纲，写出各级的大小标题，然后将观点相同的资料分别归入有关问题，并排好顺序。综述要如实反映原作者的观点，不能任意改动，但对引用的资料也要加以选择，不可能把搜集和阅读过的所有资料都写进去，应有所取舍。 （四）写作 根据写作提纲，逐项将内容展开，并注意观点与内容的一致。在写作过程中，可根据需要调整结构和补充内容。论述观点时，作者可有倾向性，但不同观点也应列出。初稿写出后，要反复修改和补充，包括内容增减、结构统一、数据核对和文字润色，综述发表前，最好请有关专家和同行审阅，力求做到主题明确、层次清楚、数据可靠、文字精练、表达准确。范文1： 从政府到企业：关于中国民营企业研究文献的综述 一、引言 在过去的20多年中，中国经济在转轨过程中的不俗表现，一直令中外经济学家为之着迷，作为其背后主要支撑力量的民营企业更是倍受关注。从民营企业的发展支撑着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和市场化进程的基本假定出发，经济学家们运用现代经济学的基本原理、方法，去观察、解释民营企业的成长绩效，及其所创造的“中国奇迹”。一些学者甚至认为，中国民营企业的成功挑战了“传统智慧”（Montignola，Qian and Weingast，1993），为主流经济学的发展作出了新的贡献。 以此为背景，我们尝试对该领域内主要贡献者的观点进行归纳，并梳理其理论逻辑，力求从另一个侧面去理解民营企业，进而理解中国经济改革的实质。具体讲，作为一种制度安排的民营企业，从其产生、发展和变迁的全过程看，它的特殊性究竟是什么？从产权已基本清晰的民营企业发展现状出发，将会把我们引导到一种什么样的未来状态？随着各种形式壁垒的消除，我们如何预测它下一步的表现？本文期望能为人们进一步寻求上述问题的答案提供一些有益的视角。 本文对文献的综述基本上按照民营企业的实际发展进程展开。第二部分评价斯蒂格利茨（Siglitz）等人的观点。与早期的政治经济环境相适应，产权安排被视为外生变量，市场竞争、激励与信息等因素得到了强调。第三部分介绍围绕产权安排提出的各种理论假说。尽管文献的视角各不相同，但大多数都是从Grossman－Hart－Moore的剩余控制权理论起步的。第四部分比较分析各种关于企业改制原因的假说。一般认为，地方政府退出与企业改制内生于市场化改革的总体水平。随着环境的变化，民营企业作为一般意义上企业的性质被更多地展现出来。 二、市场竞争、激励机制与效率改进 众所周知，中国的改革具有渐进性、政治改革与经济改革非同步性的特点。这构成中国民营企业成长的初始环境。早些时候，依照Sachs（1989）等人所设计的“大爆炸”模式进行改革的前苏联及东欧国家的经济出现持续衰退，而“摸着石头过河”的中国经济却保持了持续强劲增长的势头。尤其令经济学家感兴趣的是，推动这种增长的竟是有惊于主流经济学（企业）定义的乡镇企业。起初国内学者曾从经济行为的逻辑性与财产所有制无关的假定出发，运用兰格（Lange）的市场社会主义理论作过一些探讨，但基本没有得出什么有解释力的假说。根据主流经济学的标准理论模型似乎也一时难以给出令人信服的答案。 面对理论与现实的强烈反差，斯蒂格利茨（Stiglitz，1994）在详细考察了中国经济改革过程后认为，乡镇企业的成功表明，缺乏主流经济学所强调的私有产权关系并不是传统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问题所在，同时市场社会主义也存在一个严重失误，那就是低估了激励问题的重要性。由于假定信息完全，像阿罗—德布鲁（Arrow－Debreu）模型一样，作为市场社会主义理论基础的兰格—勒纳—泰勒（Lange－Lerner－Tallor）定理，并没有对信息不完全的现实予以足够的重视。在信息不完全的情况下，经济活动中会产生严重的委托一代理问题。此时的首要问题是改变管理人员的激励结构，而这一点在不改变企业产权的情况下也能做到。由于竞争机制的引入和企业“软预算约束”（Kornai，1998）的改变，致使经理的激励结构发生变化，即使不进行私有化也可使企业效率得到提高。正像人们已经观察到的，与积极推行私有化的前苏联、东欧国家相比，中国在给予经理人员更多的利润方面走得最远（热若尔·罗兰，中译本，2002）。乡镇企业早期的成功案例表明：激励机制的改进向相关行为主体提供了有力的激励。例如，随着企业生产率水平的提高，经理人员的收益不断增加；乡村居民生活状况得到改善；同时地方政府也可以获得企业所创造的大部分税收和利润（萧好，2000）。 沿着竞争与激励之间关系的思路，田国强（1995）通过一个基于激励理论的分析框架，较为系统地解释了激励机制变化对乡镇企业效率的影响。他从产权界定与资源有效配置的关系出发，认为明晰产权通常是资源有效配置的充分条件，却不一定是必要条件。很多情况下，资源的有效配置并不取决于产权的明确界定。因为在市场机制中，行为主体的激励来源于占有财产和获取利润，所以不像人们通常所理解的那样，只有私有产权才会产生高强度激励。为此，田国强用中国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成功案例作了进一步说明：尽管土地仍然归国家所有，但将努力程度与收益水平紧密结合起来的措施使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在很大程度上得到提高，最终导致农业生产效率的改进。这似乎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产权并不是解释中国乡镇企业效率的最关键变量。依照激励机制设计的理论逻辑，在公有制条件下也可能通过选择恰当的激励机制来使资源配置优化。中国乡镇企业表现出高效率的主要原因就是其制度安排满足了激励机制最基本的先决条件：把个人的收入和劳动贡献联系起来；企业经理和职工拥有更多的选择自由等等。 可以认为，斯蒂格利淡和田国强等人的上述理论比较成功地解释了早期中国乡镇企业的成长绩效。随着时间的推移，当外部环境参数发生变化时，经济学家进而发现，乡镇企业的决策权逐步由地方政府向企业转移（Jefferson et al，1994）。正如田国强同时所强调的，乡镇集体企业作为中国特定阶段特定条件下的特有现象，它诞生于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的早期阶段。随着经济体制转型的深入，当市场体系日益完善、产权明晰的企业不断增加时，乡镇企业的竞争优势可能会越来越小，很有可能竞争不过产权得到明确界定的企业（田国强，1995）。很显然，仅凭对竞争、激励的强调已不能更深入解释乡镇企业后来的表现。 三、产权配置与民营企业的绩效 尽管竞争机制的引入有助于改善民营企业的绩效，但我们知道，从计划到市场的转轨本质上是一个制度变迁过程，作为这一过程的微观基础，企业内部的制度安排特别是产权配置对效率的改进十分重要。此前有关东欧国家转轨的经验研究表明，在不稳定状态下，市场竞争的潜在功能难以完全发挥，过分强调竞争，会形成新的扭曲。但有关中国民营企业的案例似乎并不支持这一观点。究竟是什么抵消了扭曲造成的效率损失？现实使经济学家们最终认识到产权问题是无法回避的。Grossman－Hart－Moore所发展的剩余控制权理论为更深入地分析提供了一个共同的理论基础。以此为出发点，学者们从不同视角提出假说，积累了大量文献，并由此构成中国民营企业研究的主流。 Weitzman－Xu（1994）较早发展了一个有关中国乡镇企业内部产权安排的模型用以解释民营企业的绩效。在模型中，乡镇企业被刻画成一种产权模糊的合作性组织。虽然乡镇企业名义上归社区全体成员所有，但其控制权实际上掌握在乡镇基层政府手中。与私有产权相比，其产权安排是模糊的。然而在中国，它却表现出了与私营企业相近的绩效（Svejnar，1990；Pitt andPutterman，1992；Dong and Putterman，1997）。Weitzman－Xu进而认为，乡镇企业的出色表现挑战了标准产权理论。根据Grossman－Hart－Moore的理论，产权特别是剩余控制权的配置对一个企业来说是极为重要的，它可以在合约不完备的情况下向相关主体提供激励，并解决组织内可能发生的冲突。中国的经验似乎表明，产权的重要性与组织内冲突发生的可能性是正相关的，但这种相关性依文化中合作精神的不同而异。同西方相比，中国高合作精神的文化氛围（自利性动机弱，合作意识强）使得乡镇企业的模糊产权具有了一定效率。然而，Weitzman－Xu并没有清楚地解释文化作用的机制。如果真是高合作精神导致了中国乡镇企业的效率，那么处于相同文化环境中且产权同样模糊的国有企业效率的相对低下就是不正常的（田国强，1995）。很显然，要对中国乡镇企业的独特表现做出更具说服力的解释，还应当引入新的变量。 …… 四、企业改制与政府退出 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中国在两个方面发生了显著变化：（1）短缺经济时代结束，经济市场化水平进一步提高，以及（2）政治上对私有财产的看法较之以前宽容多了，甚至在形式上开始承认其合法性。在此背景下，一个被普遍观察到的现象是，乡镇企业增速减缓，以及紧接着的大范围改制。此时，文献关注的中心开始转向乡镇企业改制的原因。伴随着地方政府的退出，“模糊产权”这一中国民营企业的标志性特征，也逐渐褪色。蔡防（1995）用一个委托一代理理论的分析框架探讨了乡镇企业改制的动因。他假设地方政府是委托人，乡镇企业经理则被看作代理人，企业绩效取决于对经理的激励和约束。给定地方政府的监督能力，其监督效果内生于乡镇企业的数量和个体规模。在早期，企业个数少、经营规模小，加之经理的就业机会较少，企业面临的委托一代理问题尚不严重。随着地方政府所掌管的乡镇企业在规模和数量上的扩张，及经理就业机会的增多，监督效果逐渐变差。地方政府只得默许经理人员以灰色收入的形式获得部分剩余索取权以达到激励效果。因为经理所获得的剩余是“灰色的”，具有较高风险，作为补偿，对集体资产的侵蚀在所难免。结果乡镇企业的运作成本日益提高，以企业所有权（在地方政府和经理之间）重新配置为核心内容的乡镇企业改制也由此启动。 至此，整个理论演进的逻辑逐渐变得清晰起来。正如人们已经观察到的，随着政府的全面退出，中国民营企业的内容也在发生着实质性的改变，其内涵越来越接近主流经济学关于“企业”的标准定义。民营企业首先是一个普遍意义上的企业，其特殊性就在于被嵌入中国的体制转轨过程。伴随着经济市场化水平的进一步提高，它的一般性会被更多地展示出来。解决了这一关键认识问题后，有关中国民营企业的发展问题似乎开始逐步淡出主流经济学的分析视野。最近的文献考查表明，学者们的研究方向已开始由“解释问题”向“解决问题”转变。例如，姜长云（2000）对乡镇企业资本短缺问题的研究；张杰（2000）、格雷戈里和塔涅夫（2001）对民营企业融资；习题的研究；范从来等（2001）对乡镇企业产权制度改革模式和股权结构的研究；Sun（2002）对股份合作制内部治理机制合理化问题的研究等等。 需要指出的是，各种经验与对策性研究逐渐成为主流的现象，并不意味着民营企业的发展问题已不再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在我们看来，产权已基本明晰的民营企业，在当前的政治经济环境下，能否尽快成为国家应对全球化带来的一些重大社会、经济问题的主要力量，仍有许多问题需要从理论上进行解释。很显然，只有一种综合了政治学。社会学和经济学的多元化视角才能勾勒出它未来的成长轨迹。如何预测民营企业下一步的表现？随着它的成长将会对整个改革进程施加怎样一种影响？无疑是现实对理论提出的又一大挑战。（来源：经济研究） 范文2： 关于《中国财政分权问题研究》的文献综述 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后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越来越多的国内外学者围绕中国的财政分权问题展开研究。财政分权问题涉及到诸多因素，对其研究必须采用多层次的视角。既有的研究成果多囿于财政分权的某个局部层面，尚未见一个能够解释、分析中国财政分权问题的完整理论框架出现。财政分权，从政府间财政关系的角度而言，是指通过法律等规范化的形式，界定中央（或联邦）政府和地方各级政府间的财政收支范围，并赋予地方政府相应的预算管理权限，其核心是地方政府具有一定程度的财政自主权。1980年代开始，在全世界范围出现了一股财政分权的浪潮。据世界银行统计，截至1990年代中期，全世界人口超过500万的75个发展中国家中，有62个进行了程度不同的财政分权改革（世界银行，1997）。伴随着财政分权实践的蓬勃兴起，涌现了大量理论文献。这其中的大部分研究集中于探讨发展中国家和经济转轨国家的财政分权问题，而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经历了令人瞩目的快速发展后，其财政分权问题被越来越多的学者所重视。已有的研究中国财政分权问题的文献主要沿着下述几条线索展开： 1.对财政分权和市场化改革之间次序问题的研究。新中国成立后，具有制度变迁意义的财政分权改革肇始于1980年代初“分灶吃饭”财政体制的实施。将中国的财政分权置于其市场化进程的宏观视野中考量，学者们首先对于两者之间的先后次序问题进行了研究。高培勇（2001）认为，在国民经济调整的大背景下，分权化的财政体制改革先行一步，在改革启动初期扮演着为推进整体改革“铺路搭桥”的角色。贾康（2000）也认为，只有先从财力增量的分配格局入手，向地方政府放权，才能使传统的体制有所松动，为以后计划、物价、工资、企业等方面的改革提供空间。总之，多数学者的观点认为“分灶吃饭”式分权体制的实施，是中国市场化改革的突破口，是中央出于经济理性主动向地方进行放权让利的产物，其目的是缩小国家干预范围、增强市场经济的调节作用。 胡鞍钢和王绍光（1997）虽然也认同先行一步的财政分权对于中国市场化经济改革所具有的积极意义，但他们认为，1980年后的分权化改革并非是中央纯粹按照经济理性所做出的决策。事实上，这种“放权让利”是中国在1979和1980年连续出现巨额财政赤字，增收和减支皆不可行的背景下，为了缓解财政压力，中央被迫向地方妥协的产物。 与前述学者们的观点不同，黄佩华（1991）认为财政分权应当在市场化改革之后进行，否则会给地方政府带来盲目发展经济的负面激励。按照黄佩华的观点，中国1978年开始的经济改革的重要特征之一是财政分权先于对计划经济体制的市场化改革，且中国的财政收入主要来源于工业部门企业缴纳的税利，这就给地方政府提供一种负面激励：大力扩张地方工业规模，实施地区保护主义，以实现地区经济增长和财政收入最大化。正是地方政府的这种行为导致了1980年代经济运行的过热。基于上述分析，作者认为，转型国家的财政分权必须要选择合适的时机，确定正当的顺序，即中央向地方的财政分权应在经济体制改革的基础上进行。原因在于，只有先经历市场化的改革，割断政府和企业间的非正常联系，企业才能摆脱政府附庸的地位，成为独立自主的经济主体。接下来再实施财政分权，就可以避免给地方政府提供“铺摊子”的负面激励，更可以有效地实现财政分权所带来的诸多收益。杨灿明（1996）也持类似的观点。他认为1978年以来的财政分权化改革不仅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分配层面的问题，反而带来了市场分割、区域间交易费用提高及地方政府对地方企业控制加强等诸多问题。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政企分开等其他层面的市场化改革滞后于中央向地方的财政分权，没有把分配问题与整个宏观经济协调起来；其次，也是因为分权改革一开始并没有把促进市场经济发展作为明确的目标，改革在很大程度上只是对计划经济条件下政府间分权体制的量变。 2.对财政分权和宏观经济运行绩效的研究。总体而言，对于1980年代初开始的财政分权改革的绩效，多数学者的看法是，中央向地方权力的下放，地方收入留成比例的提高，强化了地方政府的利益动机，促进了地方经济的发展（Qian和Weingast，1996；Qian和Roland，1999）。但也有学者指出，财政分权所带来的这种激励机制仅仅在沿海地区发挥了作用，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主要是由这些地区带动的。因为这些地区充分受益于外来直接投资的流入、浓厚的企业家传统以及国有企业面临的预算软约束（Young，2000；Tsai，2004）。这一方面已有的文献主要集中在分权与经济增长以及分权和宏观经济稳定两个问题上。 （1）与经济增长相关关系的研究。关于财政分权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定量研究，学者们有着不同的结论。主要是因为在不同的研究中衡量财政分权的方法存在着差别。Zhang和Zou（1998）注重于财政资源在中央和地方间的分配，用人均省及省以下的财政支出与中央财政支出的比例衡量财政分权程度，并据此估计财政分权的影响。解释变量中包括了劳动力增长、投资增长以及以实际税率衡量的税收。其研究结果表明中国的财政分权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负相关关系。与他们的结论不同，林毅夫（2002）等人认为财政分权积极地影响了中国经济的增长。林毅夫的研究注重于地方政府对中央财政政策激励的反应，使用边际留成比例衡量财政分权，选择了28个省级政府1970-1993年的数据进行研究，得到的结论是财政分权主要通过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而不是促进投资来推动经济增长。马骏（1997）同样发现财政分权促进了中国的经济增长。不同的是，马骏选用的衡量财政分权的指标是省级政府的平均留成比例，而非边际留成比例。乔宝云（2002）就财政分权对于经济增长和财政资源分配均等的影响以及两者之间的取舍关系进行了探索。他使用中国1985-1998年间分省的有关数据，建立联立方程组计量模型，对经济增长率、分配均等和财政分权之间的关系进行了估计。结果显示，财政分权对于促进中国的经济增长起到了重要作用，但这种正面影响并不是线性的。 （2）与宏观经济稳定相关关系的研究。Rajiv Lall和Bert Hofman（1994）在分析改革开放后中国宏观经济波动的财政根源时发现，实施财政分权后，中国的行政管理体制是一种特殊的双重领导和条块管理的体制。在这种体制下，地方政府官员负有双重受托责任。1980年以来开始的放权让利改革，强化了地方政府官员的权力和促进本地区经济发展的激励，地方官员的受托责任也产生扭曲：对本级政府负责成为其首要目标，“条条管理”让位于“块块管理”。这种分权所带来的财政后果是，中央收入比重的逐年下滑以及中央对地方财政赤字控制能力的削弱。这些负面的财政后果进而成为导致宏观经济波动的财政根源。然而，也有学者认为财政分权改革是维护中国宏观经济稳定的重要因素。Montinola（1995）认为“中国式的财政联邦主义”在为地方政府发展经济和展开竞争提供激励的同时，也产生了一种保护改革的作用，这主要包括为中央政府的经济攫取和其他非正规资源配置能力施加了一种可信的限制。钱颖一和Weingast也持类似的观点（Qian and Weingast，1996），他们认为1980年代中国的财政分权改革确立了一种“维护市场”的财政分权框架，改革赋予地方政府管理本地经济的责任，强化了地方政府预算约束。同时，改革也有助于消除地区间的市场分割，促进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形成。与钱颖一等人的观点不同，Li和Lin（1999）将中国的成功归因于改革过程中“维护市场的威权主义”的确立。他们认为，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得益于实现了在中央政治控制和协调下经济分权化和地方预算自主间的平衡。 3.对财政分权程度的研究。在这一问题上学者们的看法比较一致，即中国的财政已经过于分权。既有的研究主要是通过设计一定的指标体系来衡量财政分权的程度。赵志耘和郭庆旺（2005）在研究中所选取的两类指标是地方政府收入自主权和地方政府财政支出占国家财政支出的比重。在地方政府收入自主权的三个衡量指标中，地方政府的税收控制指数比较小，表明中国地方政府的税收自主权较小，其他两个指标——地方财政本级收入占国家财政收入的比重和地方财政本级收入占地方财政总收入的比重，都表明中国的财政分权程度已相当高。特别是第二类地方财政支出占国家财政支出比重的指标，充分反映了中国是一个财政高度分权的国家。 国际比较也表明相同的情况。王绍光（1994）认为分权存在底线。通过研究34个国家中央财政收支的情况，他发现尽管各国国情不同，但当今世界一国中央政府财政收入或支出不应低于财政总收入和总支出比重的50％或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0％。如果某一国家在上述四个方面全部低于这些指标的话，就可以认为超出了分权的底线。他发现，前南斯拉夫在1980年代就超过分权底线，随后即出现了国家的动荡不安。而中国的上述四个方面也低于相应指标，表现为中央政府所应承担的公共服务数量和质量能力十分低下。这表明，中国的“放权让利”改革已经走过了头，超过了分权的底线，需要作出新的制度创新和制度安排，才能避免出现最坏的结果。 尽管普遍认为，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初步带来了政府间财政分配关系的规范化、科学化与公正化（楼继伟、李克平和项中新，2002），实现了提升“两个比重”的既定目标（高培勇，2004），是中国政府间财政关系的一次重新集权化（EraDabla—Norris，2005）。但是，财政分权依然处于过度的状态。由于过度分权， 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没有促进经济增长，同时也没有改善财政资源分配的均等（乔宝云，2002）。姚洋 （2003）也认为，适度的财政分权有积极的作用，但目前中国财政分权由于制度供给的失衡而远远超过了适度的界限，其后果是导致了各级政府对事权的推诿和由此而产生的矛盾在基层的积累、政府行为的商业化和机会主义倾向、地方公共品提供的分散化和小型化、地区差距的扩大，以及政府预算约束的软化等诸多问题。 4.简要评价和思考。通过对相关研究中国财政分权问题文献的梳理，不难得到以下结论：第一，财政分权是一个复杂的问题，需要运用多种方法，进行多层面的考量。从研究方法看，以往的研究既有规范分析，也有实证分析；研究视角上，历史和现实相结合，国际经验和中国国情相结合。既有的研究不仅涉及到宏观经济稳定等经济领域问题，也关乎政治体制和法律制度设计等政治、法律问题。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了，财政问题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也是一个政治问题、管理问题。对其研究和处理必须拓宽视角，不能拘泥于财政本身。第二，需要构建一个能够解释、分析中国财政分权问题的理论框架。目前，一些学者在研究中国财政分权问题时，往往直接照搬西方财政分权理论对中国情况进行分析，缺乏对中国特殊国情的深入考量。传统西方财政分权理论建立在发达国家的基础上，其关键性的前提，如成熟的代议制民主体制等，在中国并不存在，因此，正如Bahl所言，中国财政分权所获得的“好处”不能用传统的分权优点所解释（Bahl，2003）。另一方面，也有部分文献在立足中国国情的基础上，对现行财政分权制度安排的弊端进行了中肯的分析，提出了具有可操作性的政策建议，但由于缺乏宏观层面的理论指针，这些政策建议只能是局限于财权或事权划分等方面的零敲碎打式的制度创新，尚未有能够指导中国财政分权制度建设进程的系统化的理论出现。这一点也许正是下一步研究中国财政分权问题的关键所在。

文献综述论文范文如图所示：

文献综述的基本要求：

1、毕业论文（设计）文献综述是指学生在毕业论文（设计）研究课题或研究题目（初步）确定后，通过搜集、整理、阅读国内外相关学术文献资料，就与该课题或题目直接相关的主要研究成果、学术意义、研究方法、研究动态、最新进展等问题进行归纳总结、综合分析后所做的简要评述。

2、毕业论文（设计）文献综述所评述的学术文献必须与学生所撰写论文保持大体上的一致，必须对可能影响所撰写论文主要论点、政策建议或反驳依据等主要学术结论的相关文献及其主要论断做出清晰、准确、流畅的说明，必须保证综述本身结构的完整性，能够反映学生的利用学术文献的综合能力。

3、毕业论文（设计）文献综述是学生撰写毕业论文（设计）过程的有机组成部分，必须在论文指导教师的指导下完成；文献综述必须按学校要求的基本规范撰写。

论文类题目提交3000字左右的文献综述，设计类题目提交2000字左右的设计方案报告；文献综述的成绩综合纳入学生毕业论文（设计）成绩之中，未完成毕业论。

当代中国新闻学从1978年结束时处于“非科学的边缘”,到1997年被确立为独立的二级学科,完成了跳跃式的学科发展,学科体系建设所取得的成绩可谓神速。下面是我为大家整理的新闻学本科论文，供大家参考。

一、高校新闻学专业学生管理工作面临的挑战

新媒体时代，以智慧手机和移动互联技术为标志的移动网际网路，实现了人和人之间跨时空的即时交流。大学生对手机媒体的依赖已经远远超出了对亲人、朋友的依赖，这不得不说是一种已经发生了的人的异化。海量的资讯裹挟着我们，承载多样化资讯的媒体“掌控”着我们。

1、表面和谐的大学课堂

高校新闻学专业学生目前对于手机的依赖程度正在加深，他们的学习、生活、娱乐、购物等所有的生活都在手机上完成。大学的课堂上不再出现学生窃窃私语或大声喧哗等扰乱课堂的行为，静悄悄的课堂上只有老师一个人的声音在教室里回荡，师生互动的场景在这表面和谐的大学课堂里绝少出现。学生们沉溺在移动网际网路络的虚拟世界里无法自拔已经是现代大学课堂的一个常见的现象。这种现象在高校新闻学专业课程的课堂上屡见不鲜，学生在课堂上貌合神离的状态，令老师们头痛，学生管理方面也显得束手无策。

2、充满危险的人际交往

随着手机上网在高校新闻学专业学生中越来越普及。大学生中也盛行虚拟交往，交往物件也是多元的，既包括现实世界中与自己具有血缘、亲缘、同乡、同学、同事等关系的特定人群，也包括各种陌生人。他们会因为网路世界中的某些共同关注的话题而结识社会上不同阶层和身份的人。这就给高校新闻学专业学生的人际交往带来了很大的不确定性。新媒体时代，虚拟人际交往中高校新闻学专业学生的“分享”心理浓厚，他们热衷于依靠即时地理位置资讯交友的移动应用，个人地理位置能轻易被定位，让虚拟社交的人有了更真实的体验，但这种真实性也可能导致现实人际交往的潜在风险。

3、真假难辨的就业渠道

在新媒体环境下，人人都可以通过手机上网浏览资讯，释出资讯，这种自由度很大、门槛很低的资讯传播环境极大地唤醒了人们的自我表现欲，表达欲，同时也带来了网上资讯真假不分的问题。面对网际网路上海量的招聘资讯，高校新闻学专业的毕业生，显得既欣喜又无奈。网上关于就业招聘资讯数量庞大，但鱼龙混杂，很难辨别真假。

二、改善的新举措

新媒体时代，手机上网受到高校新闻学专业学生的热捧，他们的学习、生活、就业都与移动网际网路络紧密联络在一起，在这个虚拟生存与现实生存界限日渐模糊的时代，高校新闻学专业的学生管理工作者如何利用新媒体，融入学生的虚拟交往圈，为现实的学生管理工作服务，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1、建立师生互动交流的网路平台

新媒体环境下，随着手机上网的盛行，媒介对生活的介入和渗透可谓是无孔不入。在这个人人上网，处处分享的年代，教师可以通过手机QQ、微信等进入学生们的虚拟人际交往圈，倾听他们七嘴八舌的议论，关注他们的生活，以此加深对学生的了解，为制定科学合理的学生管理制度提供现实依据。

2、加强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和疏导

新媒体为高校新闻学专业的学生和教师提供了一种更加便捷的沟通方式，借助移动网际网路络中的社交平台，教师可以更加全面、深入地了解学生的心理状态。如今的大学生已经不再是天之骄子，他们要为考证、考级发愁，为毕业就业发愁，社会的快速发展给他们带来了巨大的心理压力。这种情况下，高校新闻学专业的学生管理工作部门要把培养学生的健康心理作为重点工作，定期开展心理健康讲座，邀请心理学专业的教师在大学生成长的不同阶段给予不同的心理健康辅导。针对个别突发事件，要进行恰当的心理干预，疏导学生中的不良情绪。此外，学校要定期开展心理健康调查，了解学生的心理健康水平，及时作出有针对性的心理辅导，把不良心理和情绪消灭在萌芽状态。

3、帮助学生筛选甄别网上就业资讯

高校新闻学专业学生毕业求职基本上以网路应聘为主，网上招聘资讯的真伪辨别就成为至关重要的一环。新闻专业学生的管理部门可以联合学校就业指导中心，帮助毕业生筛选、甄别真实可靠的招聘资讯。首先是借助计算机技术对网上招聘资讯中的重复资讯进行剔除，然后借助搜寻引擎，筛选真实的招聘资讯可以搜寻招聘单位的真伪，然后按照学校本身的发展水平即所开设的专业筛选出与本校毕业生相关的用人单位，这样经过了就业指导中层层把关，筛选出来的招聘资讯再经由高校新闻学专业相关院系的学生管理人员，及时地释出到学生的移动社交网路平台QQ群、微信圈等，学生通过手机即可及时获取自己感兴趣的招聘资讯，避免学生自行浏览网路的盲目性，也消除了虚假招聘资讯、传销组织欺到学生的隐患。

4、线上交流与线下沟通相结合

新媒体时代，学生和教师都比较偏爱虚拟人际交往，通过手机QQ、微信等即时通讯工具，老师和学生既可以克服面对面交流的拘束感，又可以把自己的心里话说出来，是一种最经济的人际沟通。但是线上沟通毕竟是一种虚拟化的人际交流，少了面对面时的丰富表情、动作等，交流的真诚度大大降低，交流内容的真实性也值得商榷。学校要加强对高校新闻学专业学生的管控，老师和学生的面对面交流必不可少，只有在师生双方面对面坐下来的时候，老师才能认识一个更加真实的学生。当然了，线上虚拟化的交流，尤其是移动社交平台的“关注”、“分享”可以增加彼此的亲近感，教师可以了解学生的生活、情感等方面的最新变动，为师生之间的面对面交流打好基础。

三、结语

新媒体时代，高校新闻学专业学生的学习、生活、就业等重要事宜都与移动网际网路息息相关。他们通过移动网际网路获取学习资料，通过移动网际网路购物、休闲，通过移动网际网路上的招聘资讯求职就业，他们的生存高度虚拟化了。这种虚拟化的生存状态对于高校新闻学专业的学生管理工作来说既是机遇也是挑战，一方面，方便了学生和老师之间的“无限制”沟通，有利于老师对学生的管控;另一方面，虚拟交往中资讯真伪的不确定，也增加了学生管理的难度。新媒介技术的发展已经不允许我们回避它的存在，高校新闻学专业学生管理者必须着力加强师生间的移动互联，密切师生关系，以期为干预和指导学生的思想和行为，加强新闻学专业学生管理提供依据和工具，最终提升学生管理工作的水平。

对于学生来说，通过课堂所学习的采访技能以及写作方法等并没有很好进行应用，在具体的教学过程中一些学生也只是死记硬背课本上或者是课堂上所学的知识。在学生在课堂上学到的采访技能及写作方法实际的工作中不能运用自如，新闻采写的能力不能很好地体现。我们知道，新闻学也是一门实践应用极强的学科，所以我们在教学的过程当中要强 *** 学的科学性和有效性，新闻人才的培养必须与就业市场接轨，而事实上现在广播电视新闻学专业的学生很多，但是真正有用的人才并不多。学不能致用，教育则无意义。因此，广播电视新闻学专业教学与课程的改革势在必行。笔者结合自身的教学，总结归纳出以下几个方面的改革思路：

改革课堂教学模式，实行“体验式教学”

在传统的教学过程中，绝大多数的教学组织和设计都过于被动，具体的教学没有达到实效性教学这一目的，因此教学的效率也不是很高。在传统的课堂教学过程中，绝大多数的课堂教学都是以教师为主导的，而学生则处于被动的地位，这种灌输式的教学一般都是老师来进行事先安排，老师滔滔不绝的讲课，学生埋头苦记笔记。新闻学的课堂在这种教学模式下进行的结果就是学生除了记住了笔记，没能激发他们对新闻的兴趣，能力的培养更是无从谈起。所以我们进行教学模式的改革和创新就要转变以往这种被动式的教学，进而变为积极主动的教学，确定学生的主体学习地位，不断的改变课堂的教学模式，是广播电视新闻学专业教学改革最重要的内容之一。对于广播电视新闻学的教学来说，它具有较强的实践性，所以我们要让学生从抄笔记的怪圈中走出来，转动他们的大脑，活跃他们的思维，课堂的设计和组织要注重和学生之间的互动，在教学的过程中鼓励学生广泛的参与进来，让他们在课堂上就体验新闻实践的乐趣，从而培养他们的能力。以笔者在新闻采访课中的知识点新闻线索的教学为例。在我们进行教学之前，或者是课堂的前十分钟，我们也就可以讲解基本理论新闻线索的基本含义及如何寻找新闻线索。在了解了这些基本的要求之后，我们也就要让学生知晓新闻线索是记者经过大量的反复的调查和思考所获得的，从中发现有传播价值的事实。对于课程时间的把握，一定要巧妙的进行设计，其中课堂剩余的三十分钟让学生走出教室，规定他们在第二节课上课之前回到教室，每个同学都需要写出1-3条在三十分钟内发现的新闻线索。不断的变革以往的教学模式也可以更好的激发学生的积极性和兴趣，这样一来也可以让学生觉得这种方式很新鲜，都很愿意尝试。在三十分钟过后，我们也就可以让他们陆续回到教室，各自分享自己找到线索。其中有的根据观察找到线索，比如关注学校的展板，了解到最近学校会开展哪些活动，可以跟进报道。当然我们也可以鼓励学生自己出去寻找线索，进行采访，这样也给予了学生较大的发挥空间。让学生去团委了解学校的优秀学生代表情况，可以做人物专访。还有的通过上网查询资料找到线索，有学生通过网路了解到蔬菜涨价的资讯，从而找到探寻食堂饭菜价为何稳定的新闻线索。之后老师需要对同学们的找到的线索进行点评，分析利弊。还提示大家，其实同学们今天的这堂新闻课本身也是一条有价值的新闻线索。学生实践讨论加老师点评的课堂教学模式，可以有效地培养学生的兴趣，同时，学生在体验中的经验获得必定大于老师的照本宣科的内容重要。

改革课程设定，提升学生综合竞争力

在高等教育教学管理和改革的过程中，相关的专家也指出目前世界范围内新闻教育课程体系从课程类别上分为三大类别，其中主要包括应试性教育、新闻学科以外的基础知识教育、新闻的专业教育。一般来说，应试性的教学主要是培养学生的人文素质，对于基础知识的掌握和储备等，其中新闻学专业的教学重在培养一支高素质的应用型人才，重点培养学生新闻从业能力的核心教育体系。对于应用型大学的广电新闻专业而言，新闻专业教育是最重要的。新闻学者Glennmott认为，新闻作为一种技艺永远不会被替代。对于不被替代，其一个基本的前提就是掌握新闻传播的主要技艺。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应该在课程设定上加大新闻专业课程的数量，同时在课堂教学的过程中实现很好的应用，这样也就可以确保学生能够通过专业学习掌握新闻传播技能。应试性教育是必须的，但在课程设定中应该把握好度。比如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育，是为了让学生能够适应中国的新闻传播制度，适应中国的新闻实践。从思想上对我国的新闻传播有一个整体的了解和认识。但是这类课程普遍理论性较强，内容比较枯燥，学生对知识的吸收程度有限。针对这一问题，我们在具体课程的设定上要更加科学化，其中对于相同类的课程设定以及门数是不宜过多的，要有选择的进行选择。在教学的过程中，我们要不断的变革教学的内容和教学的方式，尽量的使其多样化，比如电影观摩，课堂讨论等。新闻学科以外的基础知识教育对于今天全媒体时代的新闻教育而言，是尤其应该受到关注的。就目前情况来看，很多广电新闻专业的课程设定都有一些基础知识教育体系的体现，但是还仅仅的限于文学、广告学、秘书学等新闻传播学相关性较强的学科。从当下新闻人才的需求情况来看，财经类、法律类、科技类等型别的记者需求缺口更大。因为很多新闻院系毕业的学生缺乏其他专业的基础知识，无法进行准确深入的专业新闻报道。由此可见，课程设定中可以适当设定跨学科跨专业的选修课程，让学生根据自己的兴趣选择学习其他专业的基础知识，完善他们的知识结构，减少自己实践中的知识缺角进而提升他们的综合竞争力。

加强教学考核机制的创新和改革，进而激发学生创造力

在整个教育教学管理体系当中，除了基本的课堂教学，在教学的管理和考核上也要重视起来，积极做好相关的教学考核与管理，它们共同构成了一个完整的教学管理体系。其中，积极做好考试型别分析等具有重要的意义，在这方面我们知道闭卷考试是最为传统的考试型别，而随着当前教学的改革，目前越来越多的学校开始进行考核机制的改革，加强考核机制的创新和改革就要从教学的实际情况出发，例如对于应用型大学来说，我们从人才培养的目标进行全面分析，其中改革的必要性更为明显。一般来说，加强广播电视新闻学专业的实践教学需要具有更加开放的考核机制，这就要改变以往死记硬背的学习状态。进行考核机制的改革也是对管理模式的一种重要推动，因为考核的改变也在很大的程度上促使着我们的教学管理做出相应的改变。从考核学生能力的角度出发，需要记忆的考核内容必不可少，但是更多的比重应该倾向于实践能力的考核。结合应用型人才培养需求，笔者提出如下的课程考核标准：出勤和课堂参与占10%，两次平时课外实践作业占20%，期末理论考试占30%，期末实践作业占40%。与此同时可以实现教与学的有机统一。在传统的教学过程当中教师往往占据着主导的地位，学生在学习的时候往往是被动的接受，这样是不利于学生对基本知识的掌握的。所以，在实现教学与考核的一体化教学的过程当中，我们要确保学生的主体学习地位，实现“教”与“学”的有机统一。学生对实物操作，是掌握原理和技能的纽带。在教师直接指导下，学生通过实操，在掌握基本理论以及原理的同时，也能够具备较强的专业技能。归纳，是一体化教学的重要环节。学生实操验证的原理和掌握的技能，必须通过归纳才能系统化和牢固化，实现理论和实践一体化教学的真正目的。在期末理论考试的题型需要设定为开放式或者讨论式的，让学生学会自己思考专业领域中的问题。期末的实践作业由学生自主组成团队完成，从策划到作业成品，需要团队的分工协作，并将作品在最后一堂课上进行展示。学生将整学期学到的理论知识和积累的实践经验运用到最后的新闻作品中，锻炼他们创作的能力。

结语

总之，随着当前教学体制的不断改革和发展，在具体教学的过程中也需要进行教学模式的探讨和创新。对于应用型大学来说，强调专业教学的科学性和有效性也就显得尤为重要，在这方面，针对广播电视新闻学专业的人才培养，应该顺应新闻传播领域发展的规律，抓住该职业领域的实践性特征进行教学和课程设定。所在最后总结起来即是：首先必须根据业界的需求，明确新闻人才培养的教育理念。我们的培养目标是有理论基础并且能够熟练运用专业技能进行操作的人才，具体来说，我们要将广播电视新闻学专业的实践性和应用性教学作为教育改革的核心。当然，在另外一个方面我们也需要根据时代发展以及教育改革的相关需要探索改革教学模式，将死板的讲授变为充满乐趣的体验尝试，激发学生对职业的兴成新闻作品作为他们考核的主要方式，改变通过死记硬背就能得高分的现状。只有实践能力的充分展现，才能获得较高的分数。通过以上的相关分析笔者认为，只有从以上三个方面着手进行改革，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解决应用型大学中广电新闻业人才培养存在的学不能致用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