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指导员杂志

团长，副团长，团部参谋长，副参谋长，团部政委，各营营长，指导员，司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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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舰船知识

1946年1月，数九寒天。一个面容黄瘦，身穿黑色学生服的年轻人，来到平西延庆县的岔口。他是北平辅仁中学高中一年级的学生。为了追求光明和自由，他逃脱了国民党兵的盘查，进入了晋察冀解放区。一踏上这块自由的土地，他就情不自禁地唱起了《山那边的好地方》这支歌。这一天，正好是他16岁的生日，从此，他开始了革命征途的新生活。历史风帆，转眼驶过了35年。1981年9月，在西安举行的鲁迅一百周年诞辰的学术报告会上，我们看到一位中年人在讲台上宣读学术论文，受到与会者，特别是老一辈鲁迅研究家的称赞。从相貌上不难辨认出他就是当年投奔解放区的那个中学生，只是两鬓霜白，身体微胖，举止动作也俨然是一位学者了。他就是鲍昌。从一个高中一年级学生，成长为中国作家协会天津分会副主席、天津市美学学会会长、天津师范大学兼职教授，这是一条多么艰辛的路！“在痛苦的岁月里早熟了”鲍昌，曾用过白桦树、李兰陵、谷梁春等笔名。他于1930年1月21日出生在沈阳的一个在社会动荡中不断破产的家庭。他的曾祖父本是山东胶县的一个石匠，在前清的饥年馑月里，逃难到辽宁的凤城县农村。他的祖父是个佃农，但他的父亲却当了军人。20年代，成了东北军张学良属下的少校衔军官。母亲读过中学，爱好文学。1931年9月，鲍昌出生的第二年，就发生“九﹒一八”事变。全家随军移居北平。鲍昌在上小学前，也曾过了几年相对安定的日子。那时他父亲在北平军分会里有个小差事，能在北平租几间房子住，生活还过得去。“七·七”事变的前一年，父亲因患伤寒病而退役，全家很快就陷入了困境。父亲病愈后，依靠摆小摊为生，成了谋业无门的城市贫民。“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人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鲁迅语）。鲍昌在少年时代也有过这样的感受。在北宏庙小学里，他是个贫寒的学生，对于那些“有钱人”，本能地怀有敌意。特别是他作为一个关外流亡者的子弟，心田里早就滋长了鲜明的民族意识。所以，在考中学时，尽管他一向功课很好，完全能考上敌伪的公费学校，他却宁愿考进辅仁中学这样的教会学校，也不愿去受敌伪的奴化教育。辅仁中学是个贵族化的学校，学杂费比较昂贵。好在鲍昌每学期都能考中前两名，得到免费待遇，才得以坚持学习。鲍昌从小就很聪颖，学习也很刻苦，并且对文学怀有极大的兴趣。家里没钱买书，他便到西单商场的旧书摊去看“蹭儿书”，为此常遭到卖书掌柜的白眼。进中学后可以到北京图书馆看书了，他几乎把所有的节假日都消耗在那里．早上，图书馆大门一开，他就抢先进去，一直看到闭馆。中午休息时，就着馆里供给的白开水，啃自家带来的窝头、咸菜。偶尔也到附近的小饭摊上买碗老豆腐吃。生活虽然清苦，但他感到乐趣无穷。几年之内，他把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丁玲、冰心、朱自清，以及托尔斯泰、屠格涅夫、狄更斯、雨果等中外作家的名著都涉猎了，还读了不少中国古典文学作品。在小学和中学里。他写一手好作文，常被老师作为范文讲评，有的还登在《小朋友》杂志上。邻居中有个年近古稀的前清秀才，见他聪慧好学，就教他写旧体诗词。他在三、四岁就写了这样的诗：“青鹰傲空角，白虹行日周。万里挟奇物，披风列殿游。呵斥若雷动，挥刃若光流。奇计虽不中，一笑成楚囚。”“明纛飞门外，与子共赴仇。磨骨长城窟，漂尸深海沟。从容忘生死，乃在家国忧……”“诗为心声”，这些诗虽然模仿了阮籍、左思和刘琨，但也不难看到这个风华少年的抱负和志向。鲍昌读书的兴趣是广泛的。文学之外，他也爱好历史、哲学和其他的一些“杂学”。在他读到初中三年级时，就把《万有文库》中三分之一的书籍浏览过了。他几乎没有和同学们玩耍的时间，顶多是在“黑猫足球队”当个守门员；或者有时参加学校合唱队，演唱几支象《菩提树》、《你怎能忘记旧日的朋友》之类的外国歌曲。1945年日本投降时，鲍昌15岁了。他原来对“大后方”还抱有幻想，但国民党接收大员的胡作非为，美军吉普车的横冲直撞，加上物价飞涨，百业凋零，使他大失所望，政治上愈为早熟。这年秋天，他读到《民主》、《文萃》等进步书刊，开始倾心“山那边的好地方”了。他自己办了一份壁报，贴在教室里，第二天就遭到级任老师的制止。对此，他并没有心灰意冷，又和几名同学秘密组织了“北国青春学会”，还借了台油印机，编印了六期题为《反攻》的小报，大都是政治抗议性的内容。不料这事被训育主任察觉。训育主任的威胁、恐吓，不仅没有使他屈服，反而更坚定了追求光明和自由的信念，于是他离家出走，决心投奔革命，哪怕是前途充满了艰险。后来鲍昌回忆起这段往事时，曾不无感慨地说，“政治上，我是在痛苦的岁月里早熟了。”“生活是绝对命令”到达张家口后，鲍昌被分配到华北联大文艺学院学习。刚学了几个月的政治课，自卫战争爆发了。他随着学校从张家口辗转地撤到了冀中。在这里没上几个月的课，便到农村参加土改。他带着一把“独一角”枪，和区武工队员一起搞武装土改，也曾在荒僻的山地和政治土匪打过几次遭遇战。阶级斗争的疾风暴雨磨练了他，考验了他，于1947年8月1日，他被接纳为光荣的共产党员。这段生活经历，似乎与他上中学时想当个文学家的宿愿无期相遇。然而，他行军、战斗过的漠北沙幕、太行烽烟、滹沱激浪、平原晓日，却使他读了一部“无形的书”。这不仅锻炼了他的革命意志，而且开拓了生活视野，为他日后的文学创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跨到新时代来，鲍昌开始写“有形的书”了。1949年1月15日，鲍昌随解放大军进入天津。起初，他在军管会文艺处工作，不久又被调到文艺团体中当队长和政治指导员。1951年，21岁的鲍昌担任了天津人民艺术剧院的办公室主任兼党支部书记。生活逐步地安定下来，他的创作激情又萌发了。从1949年5月起，他开始在《天津日报》上发表诗歌、剧本、散文和评论，到1951年出版了剧本集《为了祖国》。1953年和1955年又出版了一个短篇集和一个评论集。于是，1955年5月，他被调到天津市文联，担任文联党组成员、副秘书长，接着又担任了《新港》文学月刊的第一任编辑部主任（《新港》文学期刊的名称就是他取的）。鲍昌50年代初期，鲍昌的行政工作很忙，但他仍然挤时间，深入生活，去读那本“无形的书”。他曾率领文工团，多次到农村、工厂、部队，以及抗美援朝前线慰问演出；也曾几次请创作假，到厂矿企业、基建工地去体验生活。1954年，他到内蒙草原上的勘探队生活了八个月，回来后写了一部50万字的长篇小说《青青的草原》。1957年，他的长篇小说和另外两个集子已经付排，突然一场政治风暴卷来，他象一现的昙花，从文坛上消逝了。他被错划为右派分子，到农村、农场劳动了五年。1962年被调到天津市文学研究所，搞文学研究。但只有两年多，就被派去搞四清运动，后来是“文化大革命”，进干校劳动。1969年又被下放到天津地毯厂，当了五年工人。命运迫使他在痛苦的条件下，去同工农群众相结合。侘傺的生涯，可以使人毁灭，也可以使人奋发。鲍昌选择了后者。1958年他被下放到天津南郊新房乡劳动。这个水田如织的村庄，曾是义和团的一个战场。白天，他累得脖子流汗；晚上，在瓜棚豆架下纳凉时，农民们常向他讲今述古。有一位70多岁的郭老汉，是义和团的一位师兄，给他讲了不少义和团的故事，还鼓励他说：“你不是会写书吗？把咱们这一段写写吧！”老汉的话很使他神往。夜深了，他躺在茅屋里望着窗外的星空，倏忽间，一颗耀眼的流星滑过，触发了他的创作动机。他决心写一部以义和团为题材的历史小说；“要用一双艺术美的眼睛，去观照‘世界苦’的历史”（鲍昌：《关于二三语》）。此后，他就秘密地搜集人民的口碑材料，并利用节假日，在朋友们的帮助下，去借阅文献资料。当时，他头上有顶政治帽子，不能断定何年何月才允许他发表作品，因此他作了“藏之名山，传之后世”的准备，把自己这项艰苦而繁重的工程当作是“名山事业”。

团长，副团。营长，副营。连长，副连。排长，副排，班长（副班）。还有技术方面的人员，参谋长什么的，有些任务要队长什么的。要看是什么军队了

太多了如果光说军官的话 就会有正副团长 政委 指导员 教导员 各营正副营长 各连正副连长 司务长 参谋长 参谋 各排正副排长 文职干部 后勤干事就多了 有干采购的 有油料补给的 有装备检修的 有营房管理的 有内务检查的 有纪检的 等等 要是团里有自己的工厂 当然工厂里还有各个部门的头 叫什么一般不和社会上的工厂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