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心理学论文从众心理

近年来，“星座决定命运”的说法在社会中流行开来，尤其是大学校园里的青年学生，对此很是热衷。如果说中、小学生对它的“迷信”多半是由于他们年龄尚小，世界观发展还不成熟的话，那么“星座迷恋”现象在大学生这一高知识群体中的流行就不能不让人产生疑问了可以发现，各大报纸和电视媒体对此都有过相关报道。可见，社会已经越来越关心这个问题了。在一些青少年杂志上，“星座与命运”、“星座与性格”等等，已经成为了一个重大的卖点。而在大学生中，各大高校的BBS上几乎都为“星座”开辟了专版，网络正以它特有的广度、深度和速度成为“星象迷恋”现象最有力的传播者。 大学生是怎样接触到“星象学”的？为什么它可以在大学生中如此流行？它是否真的到了另人担忧的程度？它会对大学生的行为产生什么影响？大学生是否认为这是一种现代迷信？这些问题都是本文试图去了解和探讨的。 绝大多数人都知道自己是属于哪一个星座的，可见它影响范围极广，大部分人都是由大众传媒和周围人接触到“星座”的那么，可以看出，大众媒体和周围人对个人行为的影响，个人容易受所处群体的亚文化影响，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从众心理的体现。从众是在集体影响下放弃个人意见而与大家保持一致的心理行为。社会心理学家认为，从众现象之所以发生，主要是由于集体规范压力与信息压力对个人的作用造成的。集体规范一旦形成，它就有迫使其成员去遵守的力量，集体规范的遵守与否是一个成员是否受集体欢迎的一个重要原因，所以，为了不被集体所排斥，个人常常在集体规范的压力面前出现从众现象。另外，从众的产生也常常与信息不详、情况不明、把握性不大有关系，这就是所谓的信息压力。青年文化的流行有从众的因素起作用。 大学生对“星座预测”的准确性并不要求，其态度主要以娱乐为主；所以，大可不必担心我们的大学生迷信此道，从而会危害社会的进步，要相信大学生的判断力。大部分学生对于“星座预测是否是一种迷信”持模糊态度。 为了能更好的了解大学生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首先，我们必须搞清楚“迷信”的概念。有社会心理学家认为“迷信通常被认为是一种‘非理性的、无根据的信念’，其外化为迷信行为”。《社会心理学辞典》中给出的迷信定义为“在缺乏充分根据的情况下持有的某种观念或信念，有些权威人士把迷信看作是人们最初企图理解解释不了的事物、解释复杂而混乱的世界的派生物；其他学者，突出的如行为主义者，认为它是人们认识不了周围世界中自己的行为和与之相继发生的事件二者间存在或不存在的因果关系的自然结果。”因此，“星座预测”这种貌似有充分根据的现象是应该属于迷信的，而且其最初的产生也是为了解释那些所谓的“超自然”现象。大学生对此之所以持一种“模糊态度”主要是因为它从西方传入中国不久，并且是以客观的观察星空为基础的，可以说是借科学做载体，同时，它又不同于我们中国一直在反对的封建迷信，因此出现判断标准的混乱(网上调查引起的一次争论也能代表很大一部分人的态度。)，而青年对其他异文化、新鲜事物的好奇也导致了对这种文化的接纳和包容。 青年群体，尤其是大学生，生活的各个方面都还没有确定下来，因此，他们会追求一些可以确定的、能给他们保证的东西，所以，他们会去相信“星座预测”星座预测中大学生最想了解的前三项依次为性格、爱情、职业。在这个问题中，选项在设计上有意把有关“科学”的选项与有关“星座预测”的选项相混杂，但被选出来的前三项都是与“星座预测”有关的，这说明“星座预测”这一现象的流行目前虽不会在很深的程度上影响大学生，但也决不能忽视，需要社会、学校加以正确的引导。 性别差异在对待“星座预测”的态度上所产生的影响。我发现不少男生认为“关心星座”是女孩子才爱做的事情，而且还认为对“星座预测”比较相信的往往也都是女孩子。观察“星座文化”可以发现，它基本上是青年人群体所特有的一种文化现象，是属于青年人所独有的，极少发现有中老年人加入其中。青年文化是现代大工业社会的产物，是“青年在参与各种社会活动时由其特殊的行为方式所体现出的独特的价值判断、人格倾向、审美情趣及思考方式的概括”。帕森斯最先使用了“青年文化”这一概念，他认为：“青年文化是青年人共同分享的独立的文化系统。一种或多或少不同程度的不负责任的青年文化与强调职责、服从和生产劳动的成人观念存在着冲突。青年文化强调放纵无羁的生活方式，抗拒成年人对他们保佑的希望和约束。”不难看出，帕森斯把青年文化定义为一种放纵性的亚文化，而青年文化的本质并非放纵性，而是反叛性。青年是新生的一代，比老一代思维活跃，对事物有新奇感，不愿墨守成规，总是以自己的眼光看待传统和现代社会，从自己的角度出发提出与众不同的主张。青年文化的叛逆性的主要表现之一就是其所具有的情绪性。青年心理和生理的不成熟决定了他们容易感情用事，这是青年非理性冲动的根源，反映在文化上，就是青年文化的情绪性。这种文化上的情绪性的表现即为青年时尚的兴起。由于“星座文化”在大学里十分流行，我们也可以视其为一种大学生特有的“青年时尚”。所谓青年时尚，是指在一定时期内，青年群体普遍流行的某种生活规格或样式。具体来说，就是指一个时期里相当多的人对特定的趣味、语言、思想和习惯为等各种模型或标本的随从和追求，这种随从和追求本身是一个动态的过程。青年时尚所蕴涵的文化，是一种随时代变迁而不断演变的价值观。青年时尚之所以流行，与青年本身的主观条件和心理因素密切相关。而对于个体来说，心理因素往往起着决定的作用。 日本社会心理学家荫山庄司说过：流行是青年人创造的。说明了青年本身在时尚的制造与流行中的地位与作用。青年群体由于其生理与心理的固有特征，对时尚有着本能的敏感、先天的爱好与急切的追求。 80年代以来，转型时期的新旧两种体制、两种思想、两种观点的并存对峙所形成的碰撞与摩擦日益剧烈，使这一代青年人未能从根本上摆脱“边缘人”的地位，他们的社会化极其向成年人的过渡遇到了相当大的困难和严峻的挑战。青年时尚之所以快速流行，也是青年的从众模仿心理和个性表现心理因素交错影响的结果。青年时尚能迎合青年的个性追求与自我实现的愿望。青年作为身心尚不完全成熟的社会群体，特别急于模仿社会上或自己周围的人群中那些正在流行的生活方式、行为方式，以求得社会的认同，适应迅速变化的社会生活，获得安全感，从而达到心理上的平衡。青年的从众模仿心理，即“求同于人”的心理，是青年时尚流行的重要的心理条件。 青年人的未确定性也决定了他们这一群体要追求确定的东西，这一群体的特征是：大学生的地位是临时的，他们对新事物好奇、心理发展还不成熟、前途未卜、未来空白，在社会上还没有一个稳定的地位，这样的特征就决定了他们对待“星座”文化的态度。 由于在中国没有一个像在西方国家那样占统治地位的宗教，而大学生这样的青年，他们的心理正处在一个需要引导的时期，其社会地位的临时性决定了他们处在“角色混淆”的阶段，对自身和社会充满了各个方面的困惑，所以，他们希望确定性的东西，而“星座预测”则正好符合了他们在这个时期的特殊的心理需求。康德曾经说过：“我一定要给信仰留一块地盘”，这种心理上的需求是人人都会有的，只是在个人一生不同的发展阶段表现不同罢了。 前文中我们已经明确了迷信概念，根据“星座预测”的各方面的特征，可以判定它应该属于一种现代迷信。这种超自然的神秘文化在人类思想的某个领域始终保存，不分种族、不分国家，人人都或多或少有此需求。个人所受的教育程度的多少只能对个体的迷信表现程度有所影响。人们之所以相信一些神秘文化，也多是基于此种心理需求，即需要找些理由把自己的行为合理化，对于大学生群体，他们对与“星座预测”的或多或少的迷信，也有出于此原因的，但同时由于大学生群体的特殊性，又在这个方面形成了他们自己的特点。大学生对为使自身行为合理化而相信“星座预测”的行为，大致可以分为三种类型： 遇到失败或挫折后，把自己行为合法化、合理化，以求得自我心理安慰。 对一些在生活中受到失败和挫折的人来说，迷信是他们精神安慰的鸦片，是心理自我防御的需要。人由于社会规范的约束而不得不压抑自己的一些欲望，由于社会条件的局限或本身能力的不足而行为失败，应当说是极其普遍的。然而，人们并不愿意直接承认自己的失败或无能，于是，就具有了心理自我防御机制。 “合理化作用”便是这种机制的主要形式之一。所谓“合理化作用”，是指当人的某种愿望不能得到满足或是某件事情没有做成功时，会自觉不自觉地用某些“合理的理由”为自己的失败或无能进行辩解，以求得心理的平衡。常常听到有人在遭受挫折时感叹“自己运气不好”、“命里注定”，就是这种心理防御机制在起作用，他们期待冥冥中有一个人所不能控制的所谓的“命运”来把他们所受到的挫折找到合理合法的解释。 把“星座”的预测与自己的理想相结合，用这些说法使自己为了实现理想的行为找到一个合理化的依据，或者说，年轻的大学生是在为自己的梦想(Dream)而努力，在这样一个寻梦的过程中，尤其是对于那些追求一些目标却又信心不足的人来说，“星座预测”给了这类人一种精神和心理上的支撑和行为依据。那么我们也可以这样认为，这种行为在某种意义上又不完全是迷信，而是一种自我实现、自我预言、自我印证，它强化了目标意识，使个人会更努力的朝他的理想迈进。 由青年群体的特有的，在生活各个方面的不确定性所造成的，这也是最普遍的一种心态。青年大学生在今后的生活、学习、爱情、工作等各个方面均还是个未知数，所以他们追求一些确定的东西，希望可以对自己的未来了解、掌握。而青年人特有的好奇、追求新事物的行为也会在“星座预测”中找到其合理的解释。

从众服从多数，一般是不错的。但缺乏分析，不作独立思考。不顾是非曲直的一概服从多数，随大流走，则是不可取的，是消极的“盲目从众心理”。

有的人对“从众”持否定态度。其实它具有有两重性：消极的一面是抑制个性发展，束缚思维，扼杀创造力，使人变得无主见和墨守成规；但也有积极的一面，即有助于学习他人的智慧经验，扩大视野，克服固执己见、盲目自信，修正自己的思维方式、减少不必要的烦恼如误会等。

实际上，在客现存在的公理与事实面前，有时我们也不得不“从众”。比如说：黑鸡可以下白蛋，但白鸡不能下黑蛋。再比如说，在日常交往中，点头意味着肯定，摇头意味着否定，而这种肯定与否定的表示法在印度某地恰恰相反。当你到该地时，若不“入乡随俗”，往往寸步难行。因此，对“从众”这一社会心理和行为，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能认为“从众”就是无主见，因为有时，刻意反对从众也是没主见的一种表现。

所以在生活中，我们要发扬“从众”的积极面，避开“从众”的消极面，努力培养和提高自己独立思考和明辨是非的能力；遇事和看待问题，既要慎重考虑多数人的意见和做法，也要有自己的思考和分析，从而使判断能够正确，并以此来决定自己的行动。

1924年实验社会心理学的诞生，标志着科学社会心理学的建立。此后，社会心理学的发展经历了确立期、发展期、和自我批判期，研究社会心理学是一大重要课题。下面是我给大家推荐的社会心理学2000字论文，希望大家喜欢!

《基于从社会心理学视角分析网络舆论引导》

[ 关键词] 网络舆论;典型报道;深度报道;网络新闻评论;意见领袖

[内容提要]网络舆论引导的实质就是舆论引导主体使网民“态度改变”的过程。社会心理学申的态度改变理论为研究网络舆论引导问题提供了理论借鉴。典型报道、深度报道、网络新闻评论、意见领袖等网络舆论引导方式都是对劝说宣传、暗示和模仿以及团体影响等态度改变 方法 的具体应用。

作为炙手可热的新兴媒介，网络媒体的影响力已经渗入到社会政治、经济和 文化 生活等诸方面。近年来，几乎每当国内外出现焦点事件，都会引起网民的强烈反响和激烈的 辩论 。其中很多具有建设性的看法和观点，有些对有关部门的决策和施政产生了积极影响，互联网正逐渐成为一个“意见自由市场”。但是，互联网是一把“双刃剑”，其自由性、匿名性、即时性、交互性等传播特性使得一些不良或非法内容信息恣意传播。在这种背景下，如何对网络舆论进行有效地引导，就成为网络新闻工作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网络舆论引导的目的是改变不正确或非理性的舆论，将其引导到正确的方向上来。因此，网络舆论引导的实质就是舆论引导主体使网民“态度改变”的过程。实践证明，对网络舆情的引导也需要“攻心为上”，而了解和把握网民的心理变化特征则有助于增强舆论引导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网络舆论引导与态度改变理论

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关于社会态度改变的研究成了社会心理学的重要课题之一。社会心理学中的态度改变，是指在一定的社会影响下，一个已经形成的态度在接受某一信息或意见的影响后，所引起的相应的变化，其本质是个人的继续社会化。关于社会态度改变的研究主要包括学习理论、信息理论、社会判断理论、认知理论、功能理论和态度改变三阶段理论。态度改变理论为我们研究网络舆论引导问题提供了理论借鉴。

网络舆论引导的具体方式多种多样，但是，根据社会心理学对态度改变的研究，具体的引导方式基本上都是以态度改变方法为依据：一是劝说宣传法，或者称说服法。这是一种借助各种传播媒介传播的信息影响人们，使之态度发生改变的方法，是一种常见和广泛使用的方法。二是暗示方法，就是用含蓄、间接的手段、方式和方法对个体或群体的心理和行为产生影响。这种心理影响方法表现为使人按一定的方式行动，或接受某种意见或信念。与暗示相联系的一种心理现象是模仿。模仿是指在没有外界控制的条件下，个体受他人影响而仿效其言行的过程，是社会中人际影响的重要形式之一。模仿、暗示的结果，会使多数人行为趋向一致，成为某种约定俗成的规范，有利于社会群体思想和行为的统一，推动社会的变化发展。三是团体影响法。团体的影响来自于团体的规范和准则，这种规范和准则对团体成员具有一种无形的约束力，促使团体中的每个人的言行与团体的规范准则保持一致。例如，在网络社区或者BBS 中，都会对以“明文规定”的形式说明该板块的具体规范准则，往往还会指出违反者将受到的处罚。在团体压力下，其成员的态度往往会发生改变。

网络舆论引导的典型方式

网络舆论引导的方式主要体现为以下几种：

典型报道方式。典型报道是一种逻辑劝服，其公式是“标准——衡量论证”，即通过寻求典型，塑造典型，树立一种标准供大家对照和模仿。康德在《崇高的分析》一文中揭示了典型化的含义，他认为典型具有高度的概括性和暗示性，是“最充分的形象显现”。人类只能通过个别认识一般，通过个性感悟共性，通过了解个别事例的性质与特征对同一类事物形成大体一致的意见，这正是媒体通过典型报道引导民意的奥秘所在。通过这种劝服和暗示，就会形成模仿。班杜拉提出的模仿论，即人可以不依赖自己直接的实际操作，而通过对他人的 言行举止 的模仿而学得一定行为。他很重视榜样的力量，认为榜样特别是受到人们尊敬的榜样。具有替代强化的作用，人们可以通过观察、模仿榜样而产生自我强化的作用。以上理论在网络舆论引导方面则体现为对典型事件和人物的报道。

以对任长霞 事迹 的报道为例，网络媒体之间协同合作，形成了强大的报道声势。由人民网、新华网、央视国际、中国网、中青网记者共同撰写的《长风彩霞逝者如诗——记登封市公安局局长任长霞》同日在各大网站共同推出。揭开了报道的序幕。同时，各大网站还在相关网页上互相设立链接，为受众全方位、多角度了解典型事迹，学习典型精神开辟了一条网上“绿色通道”。2004年6月3日，人民网开设“人民的好卫士——任长霞”大型专题，并开展讨论，网友踊跃留言。至6月7日0时留言6113条。新华网也设立了“立警为公，执法为民——人民的好卫士任长霞”专题，包括文字、图片、视频等等多项内容。多媒体视频新闻《忆长霞》囊括了各大电视媒体的34个节目。还有中央领导关于宣传任长霞事迹的指示，任长霞家人、同事、同学追忆任长霞事迹的报道，滚动播出网友悼念评论的文字和纪念学习任长霞的后续新闻，汇集了各大媒体对任长霞事迹的 相关报道 ，形成了互联网上的任长霞典型报道平台。

网络媒体典型报道的优势是显而易见的，不仅体现了报道形式和传播手段的多样化，也实现了网民的实时互动，吸引了广大网民积极参与，这是网络典型报道取得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从网民的留言和评价中我们了解到，人们需要榜样的激励，需要精神的力量，这是网络典型报道取得成功的社会心理因素。

深度报道方式。深度报道建立在事实的基础上，为读者梳理出对于事实的认识，也属于一种逻辑说服。深度报道往往具有“言之有物，鞭辟入里”的高度说服力，从而达到从更深的层次将舆论引导到正确方向上来的目的。

和传统媒体相比，网络媒体在从事深度报道方面体现出优越性。在传统媒体的深度报道中，或以文字为主、辅以图片报道，或以声音为载体报道，或以综合文字、音像等多种符号的报道，都有其形态上某方面的缺陷。而网络新闻深度报道则凭借多媒体手段，对重大社会事件进行有背景介绍、有分析解释、有归纳预测的报道与点评，报道方式也多种多样。而且报道是超文本结构的，即文本的构成，不仅有文字文本，而且有声音文本、图画文本、影视文本。在超文本结构中，新闻报道中的每一个关键人名、地名、时间，甚至一个词语、一个 句子 都可以联结另一个声音文本、图画文本、动画文本或影视文本。这样，网络媒体使深度报道更为生动、丰满、深刻。人民网的“人民视点”、新华网的“焦点网谈”、红网的“红外线”都在网络深度报道方面表现得比较出色。

目前，中国网络媒体的深度报道呈现出一些新的趋势。首先，随着政治民主化进程的推进，调查型深度报道将有更大的发展。在我国抗击非典的新闻报道中，“信息透明度”原则得到很好的贯彻，一批全方位透视非典的调查性深度报道起到了安定民心的社会“稳压器”、动员社会各界的“协调器”与促进社会进步与加强城市管理的“推进器”的作用。其次，评论型深度报道不再局限于曝光式的批评性报道，更多的眼光投向富有建设性的议题。很多深度报道更注意捕捉“社情民意”，报道百姓真正关心的话题，例如再就业工程、房改政策出台、医疗制度改革、帮困扶贫工作、全民健身、环境保护与生态平衡、社区文化建设等等。‘这些新趋势表明，反映公众舆情已经成为深度报道的一个重要组成元素，深度报道在引导网络舆论和稳定民心方面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

网络新闻评论方式。社会心理学认为，任何信息的报道，对某些事实的描述，如果不加专门的阐释和评论，对人们的思维定势是几乎不产生任何影响力的。网络新闻评论是传统媒体的新闻评论在网络平台上的延伸与创新。当前我国网络新闻评论有两种主要形式：一是网络媒体的评论，这是传统新闻评论的翻版或延续，往往是网络媒体的编辑就新近发生的新闻或变动的事实，在新闻网页上所设的言论专栏里发表或发布的署名评论，例如人民网的“人民时评”、“网友说话”等栏目。另一种是网民评论，目前网民评论最集中的场所还是BBS，例如人民网的“强国论坛”、新华网的“发展论坛”等。网民评论是反映公众舆情、传达社情民意的窗口，人们可以随时将自己的观点、言论以原创或跟贴的形式发表出去，网友还可以针对新闻事件进行讨论，这是一种自发式的、群言式的解读新闻的方式。

2005年3月，日本右翼势力修改历史教科书，篡改历史，美化对外侵略。4月，台独分子祭拜靖国神社，日本允许__访日。这一系列事件，激起了中国人民的反日情绪，在北京、广州、上海发生了涉日游行，还发生了打砸日本商店、损坏日本货品等行为。互联网上的反日舆情十分高涨，甚至有人别有用心地企图利用互联网策划、鼓动长假期间进行非法游行示威。人民网的观点频道从4月16日开始，在“人民时评”和“网友说话”两个栏目中登录了一些评论员、网友、学者的评论 文章 ，着重对游行事件发表看法，如丁刚在文章《我们怎样表达爱国热情》中认为，爱国是可以肯定的，但是要智慧地表达，不要给国家和人民带来负面影响。人民网还在“网友说话”栏目中，登载了一些学者分析日本和中日关系问题的文章，解析了从二战结束后中日关系的变化和日本政府对待历史的言行。这类高屋建瓴的解析文章让人们了解了事情的始末，克服盲目从众心理， 反思 自己的行为，纠正一些不当的做法，做到真正的爱国。人民网的这组评论性文章，得到了许多网民的支持和赞同，显示了网络新闻评论在引导舆论方面产生的积极作用。

“意见领袖”方式。信息传播者自身具备的特点对劝说宣传有着极大的影响，例如专家身份、社会地位、职业背景等等。这让人们很自然地联想到传播学中的“意见领袖”。意见领袖能够影响受众“怎么想”，从而使受众发生态度、行为的变化。

当网络上出现大量虚假信息和极端言论，受众无所适从时，他们对于权威意见的依赖会更强烈，更需要意见领袖为自己解惑。网络中的意见领袖主要是BBS的版主和强势话语者或活跃者，他们已成为网络新闻媒体舆论引导的一支生力军。中青在线青年话题论坛的版主李方几年来以“版主 日记 ”的形式发表了几百篇评论，在网友中影响很大，他自己也曾当选“中文论坛最勤奋版主”。目前，涌现出来的意见领袖大多具有良好的写作功底，同时具有鲜明的网络特色、地方特色和生活特色。例如，网友“小黄”常常通过一些日常生活的小 故事 来讲述生活中的大道理，让人看了深受启发。

此外，网络媒体特邀专家或网络评论员撰写评论性文章，以及采用“专家在线访谈”形式来引导舆论，都是对“意见领袖”方式的运用，也更能体现出信息传播者自身特点具有的劝服优势。例如，人民网的“网友热评”中，在引导对日舆情时，邀请到了新华社的高级编辑、国际部编委、东京分社前社长、国际问题专家王大军，他曾在日本工作过14年。他不仅发表了《到底怎么看待中日关系》的文章来分析中日关系，还作客新华网发展论坛，就中日关系同网友在线交流。王大军在文章中和回答网友的提问过程中，深入分析了中日关系间的种种问题，并且以他在日本的生活经历和亲身感受回答网友提出的问题，介绍日本国内的现实状况。他深刻而详细地阐述能够使网友了解中日关系的历史脉络，理解我国对日的政策，端正自己的爱国观点。

在实际工作中，往往是以上多种引导方式共同使用、互相补充，以达到引导网络舆论的最佳效果。

网络舆论管理需“疏”、“堵”并重

“由于因特网确实开阔了新闻和言论的自由空间，政治、经济的权利组织针对因特网实行的控制方式，正在从硬性控制转向以软性的对话关系、对策关系为主，如同我们说话中有语法的无形控制，但大多没有感觉到一样。”如果从社会控制理论来看，对网络舆论进行引导是一种“软控制”，但是强调舆论引导并不意味着对“硬控制”的漠视。“硬控制”主要是以法律法规的形式，并辅以技术手段，对网络信息进行内容上的管理，突出表现为“堵”。“堵”作为一种强力手段，对网络信息散乱、负面倾向等不健康状况的及时清理、规范会有明显效果，如：对一些恶意散布西化言论、攻击我政治体制、蓄意蛊惑人心的所谓“自由民主”、“思想启蒙”等具有颠覆性、破坏性的网站进行封杀;对一些恐怖、黄色、反动、人身攻击等有害言论予以删除或取消访问资格。这些“硬控制”为网络媒体的健康发展、占领新阵地、掌控网络话语权，起到了保驾护航的扶持性作用。但从网络媒体的长远发展来看，由于网络媒体与传统媒体的不同特点，应逐步调整“堵”与“疏”的比例，因势利导、顺势而为，采取以“疏”为主、以“堵”为辅的网络舆论引导与管理手段，不失为一种理性、科学的选择。

《从社会心理学角度浅析财富和幸福感不成正比》

【摘 要】文章通过对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与幸福感排名分析金钱与幸福感的关系，结果表明，金钱财富和幸福并非正比例关系，并探讨其原因。

【关键词】金钱;幸福;适应;社会比较

金钱可以买来幸福吗?俗话说，金钱买不到幸福。但是如果是另外一个问题，如果你的收入高一点，更富有一点，会不会觉得比现在更幸福更快乐?这个问题的答案，大概多数人都会给出肯定的答案，比如，根据《小康》杂志和清华大学媒介调查研究室2012年11月2日联合发布的“2011～2012中国幸福小康指数”的调查结果显示，影响公众幸福感的最重要因素被认为是收入(“涨工资”)，健康和婚姻尚位居其次。我们默认为，财富和幸福至少是正比例关系，更富有的人理应更加幸福，收入的提高可以让个人更幸福。事实果真如此吗?

一、财富与幸福感的关系

1.财富多寡国家地区排名及幸福指数排名情况分析。联合国近日在不丹举行幸福指数讨论大会，并发布了首份《全球幸福指数 报告 》。根据这份报告，丹麦、芬兰、挪威和荷兰这四国人均收入排进全球前15位的国家包揽了幸福榜的前四位，但是，财富的多寡也并非是国民幸福感的决定性因素，比如美国仅排在第11名。最不幸福的国家主要是那些战火纷飞的地区，尤其是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比如多哥、贝宁、中非共和国和塞拉利昂。“CCTV经济生活大调查(2011～2012)”显示，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前三名并非北上广，而是拉萨太原合肥;“2011年广东群众幸福感测评调查报告”显示，群众幸福感的总体评价得分上，经济更发达的珠三角地区低于经济欠发达的粤东西北。

2.经济发展情况及幸福指数增长相关情况。我国的GDP1990年增长率为，1991至2009年期间每年的增长率都在以上(具体数据参见“中国统计年鉴2010”计算)。然而根据荷兰伊拉斯谟大学曾对中国国民的幸福感进行的3次调查，中国人1990年国民幸福指数为(1～10标度)，1995年上升到，到2001年却下降到。到了2009年12月，美国密歇根大学社会研究所公布的幸福调查显示，中国人的幸福感仍在下降，现在的中国人没有10年前快乐了。中国人的幸福感在在改革开放的初期的确随着经济的发展而提高，但是经济进一步发展之后，人们的幸福感反而下降了。

事实显示，民众的幸福感指数并非和经济发达的程度呈现一一对应的关系，那些相对而言更有钱的人，并没有像预期那样幸福感更高。幸福感和经济发展轨迹之间的非同步性，国民幸福感的提升与经济发展速度之间没有必然联系。

二、原因分析

1.适应水平现象。人们的成功与失败，满意与不满的情感都是相对于先前的状态而言的。如果我们目前的成就降到我们先前所达到的水平之下，我们就会产生不满和挫败感;如果成绩超过了先前的水平，我们就会体验到成功和满意感。如果我们不断取得成功，那么我们将很快适应成功。达到我们所渴望的目标所体验到的狂喜的消散速度比我们想象的要快得多。从前可以使我们感觉良好的事件现在变成了中性事件，而从前我们感受到的中性事件现在很可能让我们体验到一种失落感。这就是人类的适应能力。以手机为例，1987年，中国大陆才有了第一个大哥大用户，仅仅25年后，中国人使用手机的普及率达到，大家开始把手机、钥匙和钱包称作“随身三件宝”，并且超过半数的人承认自己离不开手机。在手机刚刚开始兴起的时候，人们可以体验到使用手机随时联系到远方的亲人、重要的商业伙伴、朋友的幸福感，但随着手机日益普及，随时联系到他人成为了很平常的事情，人们已经适应了使用手机，这时就不能再体验到幸福的感觉;而一旦某日手机没电，一时联系不到他人反而感受到一种不满和失落感。其他一些让我们生活更舒适的东西，如空调、宽带、汽车等，也都是如此。适应水平现象导致物质条件的提高不能给我们带来持续的幸福感。

2.社会比较倾向。我们大部分的生活是以社会比较为中心的，我们感觉好或者不好依赖于我们和谁相比较。如同学业成绩好的学生，在进入大学之后，突然发现自己不再是最优秀的，这并非是因为其本人在智力或学习能力上下降了，而是因为比较对象发生了变化。当一个 篮球 明星以年薪3000万签约时，他年薪2500万的队友有可能会感觉不满。当我们为家里购置了新的房子、车子，却发现邻居换了更大的房子，更贵的车子，这时我们感受到的往往不是快乐和幸福，而是不满。这就是社会心理学中所谓的向上社会比较，这种比较带来的不满在社会心理学中称为相对剥夺。中国人的幸福感在1990～2009年间会先升后降，其主要原因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初期，物质发展成效明显地呈现出来，那时社会分化程度还不大，社会成员在心理上更多是作纵向比较，与前几年的生活水平相比，较容易产生满足感。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人们日益适应物质条件较好的生活(社会适应)，需求能被满足的标准相对提高了;而随着社会结构转型加速，贫富差距凸显;我们在收入增加后，可以享受更好的物质条件，但占据我们意识的是别人所拥有而自己没有的东西(相对剥夺)，我们的物质欲望不断上升而自己却越来越不满意，因此没有幸福的感觉。

三、结论

金钱财富与幸福感有相关关系，但是并非一直呈现正比例关系。由于人具有适应能力以及社会比较倾向，金钱财富的增加和物质条件的改善不一定带来幸福感的相应提升。

参考文献

[1]David .社会心理学(第8版)[M].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2006

[2]邓海建.“涨工资最幸福”指向着民生改善[N/OL].

[3]宣华华.随身三件宝.[N/OL].2013-03-04.

[4]调查：你是否离不开手机?[DB/OL].2013-03-04.

[5]调查显示中国人幸福感仍在下降没有10年前快乐[N/OL].

[6]广东首度发布群众幸福感测评调查报告总体“比较幸福”[N/OL].

[7]联合国公布幸福指数报告 丹麦民众全球最幸福[N/OL].

[8]我国手机普及率超全球水平 质量反降需强化监管[N/OL].

[9]中国城市幸福大排名：拉萨居首 年入10万是门槛[N/OL].

[10]中国统计年鉴2010[EB/OL].2013-03-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