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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格尔的历史哲学及其缺陷

摘 要：黑格尔的历史哲学不是要对历史进行反思，而是要把历史提升为哲学，从历史中把握人的精神发展的内在逻辑。人的自由实现是与人对于自由的意识联系在一起的，而这种对于自由的意识实际上就是人类精神对于其自身的意识。因此，对于黑格尔来说，历史实际上就是精神的自我意识的历史，它是精神外化和扬弃外化的历史。

关键词：黑格尔;历史哲学;缺陷

黑格尔的历史哲学不是要对历史进行反思，而是要把历史提升为哲学，从历史事件中把握其发生的原因，并从历史中把握人的精神发展的内在逻辑。这个逻辑过程显示了整个人类如何从原始走向现代文明、实现自由的过程。人的自由实现是与人对于自由的意识联系在一起 的，而这种对于自由的意识实际上就是人类精神对于其自身的意识。因此，对于黑格尔来说，历史实际上就是精神的自我意识的历史，它是精神外化和扬弃外化的历史。对于这个历史过程，马克思指出：“全部外化历史和外化的全部消除，不过是抽象的 、绝对的思维的生产史，即逻辑的思辨的思维的生产史。” 黑格尔的历史哲学思想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来概括 ：

第一，坚持自然和历史之间的区分。按照黑格尔的看法，自然只有周而复始的循环，那里不会有新事物出现，“太阳下面没有新的东西”;历史就不同了，它不断有新东西出现，这种新东西是由精神创造的。或许，黑格尔这个思想是在康德关于人类社会和自然之间的区别的影响下形成的。按照康德的说法，自然世界遵循的是 自然规律，而人的世界遵循的是 自由规律。

第二，一切历史都是精神的历史。对黑格尔来说，自然界是没有历史的，而在历史中起决定作用的是精神。“‘精神 ’在本性上不是给偶然事故任意摆布的，它却是万物的绝对的决定者。”精神的特性是它依靠自我而存在，因而它是 自由的，它意识到自己的存在，达到自我意识。精神可以自己创造自己，自己实现自己。历史的过程就是精神的展开过程 ：“世界历史可 以说是‘精神 ’在继续作出它潜伏在自己本身‘精神 ’的表现。”

第三，推动历史发展的力量是理性 (个人意识 的最高点)。按照黑格尔的看法，人的精神活动不是在真空中进行的，而是在个人的思想和行动中体现出来，个人的思想和行动中存在着热情 、意志和欲望等“主观方面”。这些主观方面都是精神实现自身目的的手段 ：“这一大堆的欲望 、兴趣和活动，便是‘世界精神 ’为完成它的目的――使这个目的具有意识，并实现这目的――所用的工具和手段……。然而前面所述各个人和各民族的种种生活力的表现，一方面，固然是它们追求和满足它们自己的目的，同时又是一种更崇高 、更广大的目的的手段和工具，关于这一种目的，各个人和各民族是无所知的，他们是无意识地或者不自觉地实现了它。”在历史 中，各个 民族或者个人为了 自己的利益或者 目的而相互斗争，并 由此受到损失，而理性 的普遍东西却不会受到损失。理性就是通过热情 、利益等主观的方面作为手段而达到 自身的目的，这就是理性的狡计。

第四，历史都是精神发展的历史，而精神的发展有其 内在的逻辑。在这里，历史的转换就是逻辑的转换被置于一个时间的标尺上，历史只不过是一种逻辑关系在时间上的展示。因此，历史上所出现的各种事件不是偶然的，而是必然的，这种必然性是由逻辑的必然性所决定的。对于黑格尔来说，在时间序列中出现的历史现象是 由逻辑的必然性所决定的。这种决定论思想也被称为现象和本质关系的决定论，黑格尔的逻辑学通过否定之否定所展示的正是这样一种抽象的思辨的历史。为此，马克思强调，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中把人类史描述成为概念运动的历史。

第五，历史的进程在理性国家中达到终结状态。黑格尔的这个观点受到人们的诟病，认为这是美化现代国家，特别是当时的德国。柯林伍德却为他辩护，认为历史研究只研究历史，而不研究未来，未来对于黑格尔来说，是一本永远没有打开的书，因此，历史必须在现在结束。但是，黑格尔所强调的达到历史终结状态的国家不是德意志王国，而是这样的国家 ：“‘国家’是道德的‘全体’和‘自由’的‘现实’。” 在这样的国家中，个人和社会达到了统一。《精神现象学》中关于 “精神”部分所描述的就是社会历史。“在‘精神’阶段里，意识则进一步表现为普遍意识，表现为社会。主体与客体 、个体性与普遍性在这里得到了进一步的统一。” 实际上，在“精神”这一部分，黑格尔所讲 的是“伦理”和“道德”问题，因此，社会历史中如何实现个人和社会统一的问题，是其中的核心问题。这个问题也是黑格尔《法哲学原理》中所讨论的中心问题。对于黑格尔来说，“国家是伦理理念的现实”，在这里，个人和社会达到了真正的统一。

但是，黑格尔的历史哲学仍然存在着严重的缺陷，如果我们把历史哲学和法哲学的结合体看做是广义的历史哲学，那么，马克思的历史观就是在批判地扬弃黑格尔历史哲学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马克思对黑格尔历史哲学的关注是从政治哲学人手的。这表明，马克思在深入研究历史观的时候，从一开始就抓住了黑格尔历史哲学中最核心的东西――政治哲学。马克思通过对黑格尔《法哲学原理》的批判，指出了他的缺陷 ：

第一，黑格尔颠倒了关于家庭 、市民社会和国家之间的逻辑关系的思想。按照黑格尔的观念，家庭、市民社会和国家都是客观精神发展的诸环节，家庭和市民社会是精神发展的有限性的表现，而国家是客观精神的真正的体现，国家克服家庭和市民社会的局限性而自我实现，国家规定了家庭和市民社会。马克思批判了黑格尔的这个思想，认为黑格尔颠倒了家庭、市 民社会和国家的关系。他说：“家庭和市民社会本身把自己变成国家。它们才是原动力。”从家庭、市民社会和国家之间的政治关系来说，马克思提出了具有 自由主义色彩的思想，认为家庭、市民社会把自己发展成为国家，它们是国家赖以形成的基础。但是马克思在这个时期，并没有完全摆脱黑格尔。对于马克思来说，家庭、市民社会和国家还都是精神发展的环节，是精神实在。

第二，黑格尔混淆了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之中个人和社会的关系。黑格尔在这里存在着内在的矛盾 ：一方面从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之间的分裂出发，来考察个人利益和普遍利益的关系;另一方面又试图把两者结合起来，把这种结合作为目标。马克思指出，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的分离是现代社会的状况。在市民社会，个人为了自己的利益而相互斗争，黑格尔所设想的理性国家就是要把这些冲突的个人结合起来。

马克思批判地继承了黑格尔的历史哲学，把国家和市民社会的政治关系放在社会历史的维度中考察，市民社会决定国家的命题就包含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意义。从政治层面来说，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的关系又是马克思进一步思考自由个人如何相互结合起来这一重大现实问题的理论中介。

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马克思借助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把被黑格尔颠倒了的国家和人的关系重新颠倒了过来，指 出国 家职能是人的社会特质的活动和存在方式。以下是我分享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论文，欢迎阅读!

摘要：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马克思借助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把被黑格尔颠倒了的国家和人的关系重新颠倒了过来，指出国家职能是人的社会特质的活动和存在方式。他提出市民社会决定国家的观点，并抓住人和人的社会关系，不仅在自然观上，而且在社会观上实现对黑格尔的颠倒，从而在对人的理解上实现了对费尔巴哈的超越。

关键词：人;人的本质;市民社会;国家

中图分类号：文献标识码：A 文章 编号：1003-949X(2008)-10-0056-02

一、人的问题的提出

1842年，是马克思思想发展史上第一次发生重大转变的一年。这一年，复杂的政治斗争和激烈的思想批判，使他开始抛弃唯心主义而转向唯物主义。这一转折，使马克思冲出了自我意识哲学的范围来考察人的问题，不再把人看作自我意识，而看作感性的、现实的人。

马克思在一八五九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提到了《批判》的撰写背景：“一八四二至一八四三年间，我作为《莱茵报》的编辑，第一次遇到要对所谓物质利益发表意见的难事”。“为了解决使我苦恼的疑问，我写的第一部著作是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性的分析”。 [1](P31-32)正是那些关于林木盗窃和地产分析、摩塞尔农民问题以及关于自由贸易和保护关税的 辩论 的难事，促使马克思从“天上”(纯理论批判)回到了“地上”(实际社会关系和物质利益关系)，并由此开始了创立自己新哲学的探索历程。《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就是这种探索的第一个重大成果。

二、批判黑格尔的过程中体现出的人的思想

批判黑格尔的法哲学同时也是马克思严肃的自我批判。在黑格尔看来，现实的理念即绝对观念是按照一定的原则和抱着一定的目的进行活动的。理念变成了独立的主体。家庭、市民社会对国家的现实关系，变成理念在运动过程中从自身把家庭、市民社会分离出来。因此对黑格尔来说，重要的不是在国家中寻找人的活动，而是“在国家中寻找逻辑概念的历史的再现”。马克思在评述黑格尔的观点时说：“国家制度是合乎理性的，只要它的各个环节都能消融在抽象逻辑的环节中。国家区分和规定自己的活动不能根据自己特有的本性，而应根据概念的本性，这种概念是抽象思想所固有的被神秘化了的动力。因此，国家制度的理性是抽象的逻辑，而不是国家的概念。我们得到的不是国家制度的概念，而是概念的制度;不是思想适应于国家的本性，而是国家适应于现成的思想。”[2](P267)

黑格尔也讲到人与人的活动，但它被看成是从属于理念活动的。黑格尔不是从现实的人引伸出国家，而是从国家引伸出现实的人;不是把国家看成是人的最高现实，而是把君主看成是“国家的最高现实”。马克思指出：“黑格尔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想给抽象的实体、理念写传记，于是人的活动等等在他那里就一定变成其他某种东西的活动和结果，其次是因为黑格尔想使人的本质作为某种想象中的单一性来单独活动，而不是使人在其现实的人的存在中活动”[2](P272)，因此全部确实的 经验 的存在，都被思辨地转化为理念的各个环节。

马克思指出：黑格尔把“真实的相互关系弄颠倒了。”在他那里，“应当成为出发点的东西变成了神秘的结果，而应当成为合理的结果的东西却成了神秘的出发点。”[2](P294)本来，家庭和市民社会产生了国家，它们是国家存在的基础，“可是在黑格尔看来却刚好相反，它们是从现实的理念产生的。它们结合成国家，不是它们自己的生存过程的结果;相反地，是理念在自己的生存过程中从自身中把它们分离出来。”[2](P251-252)他反对黑格尔把家庭、市民社会和国家看成“理念的各种规定”，而是强调它们是“人的存在”的各种社会形式，“人的本质的实现”、“人的本质的客体化”。所以同黑格尔把理念视为国家的内在奥秘相反，马克思提出“人永远是这一切社会组织的本质” [2](P293)的论断。

在马克思对黑格尔所肯定的专职国家何时会异化的批判中，他这样写道：“人就是人的关系、就是国家社会，国家、社会产生了等级即颠倒的世界观，因为它的本身就是颠倒的世界”。[2](P451)这里最重要的是人“自己在本质上的二重化”。[2](P340)在现实中就是表现为人“在政治等级变成了社会等级，在他们的政治世界的天国是平等的，而人世的存在中，在他们的社会生活中却不平等”。[2](P344)“在政治国家真正发达的地方，人不仅在思想中，在意识中，而且在现实中，在生活中，都过着双重生活――天国的生活与尘世的生活。前一种是政治共同体中的生活，在这个共同体中，人把自己看做社会存在物;后一种是市民社会中的生活，在这个社会中，人作为私人进行活动，把别人看作工具，把自己也降低为工具，成为外力随意摆布的玩物”。[2](P428)这是一种新的异化，这种异化“使人脱离自己的普遍本质，把人变成直接受本身的规定性所摆布的动物”。[2](P346)在专制制度里，人不能成为人本身，人是动物，“中世纪是人类史上的动物时期，是人类动物学”。[2](P346)而在今天这个社会中，“我们的时代即文明时代，却犯了一个相反的错误。它使人的实物本质，即某种仅仅是外在的，物质的东西脱离了人，它不认为人的内容是人的真正现实”。[2](P346)如果说在中世纪，是来自自然的限定，人被自然剥夺了主体地位，在这时人的非主体化则是一种人造的非人力量支配的!这里马克思首次发现了这种人被人自己创造出来的物的支配和奴役!

三、在人的理解上对费尔巴哈的超越

对黑格尔的客观唯心主义观点从怀疑、动摇发展到批判的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马克思在思想转折的初期对人的问题的看法。在思想上对这个过程发生巨大影响的，是费尔巴哈与思辨哲学相对立的、要求研究现实的人的唯物主义。从《黑格尔哲学批判》到《____的本质》，费尔巴哈已经用人本主义的唯物主义，揭露了宗教的本质和起源，说明了不是上帝创造了人而是人把自己的本质异化为上帝。这一颠倒从根本上对黑格尔的思辨唯心主义构成威胁，它所带来的启发和解放作用，对于正在从唯心主义转向唯物主义、从自由主义转向激进民主主义的马克思来说，是不言而喻的，这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也可以明显反映出来。

费尔巴哈把被唯心主义颠倒了的宗教和人的关系重新颠倒了过来――不是上帝创造了人，而是人创造了上帝：宗教是人的本质的异化;而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完成了另外一个颠倒：把被黑格尔颠倒了的国家和人的关系重新颠倒了过来――国家不是人的存在的基础，“国家的职能等等只不过是人的社会特质的存在和活动的方式。” [2](P270)就是说“国家”是“人的本质的异化”。

马克思在批判黑格尔时指出，人有社会特质，有私人特质，国家职能是人的社会特质的活动和存在方式。但人的社会特质又区别于费尔巴哈所说的自然本质。“国家的职能和活动是和个人有联系的(国家只有通过个人才能发生作用)，但不是和肉体的个人发生联系，而是和国家的个人发生联系，它们是和个人的国家特质发生联系的。”黑格尔“忘记了特殊的个体性是人的个体性，国家的职能和活动是人的职能;他忘记了‘特殊的人格’的本质不是人的胡子、血液、抽象的肉体的本性，而是人的社会特质，而国家的只能等等只不过是人的社会特质的存在和活动的方式。”[2](P270)

“人的社会特质”是什么呢?马克思说：“抽象的人只是作为法人即社会团体、家庭等才把自己的人格提高到真正存在的水平。”[2](P292)家庭、市民社会、国家等等就是人的存在的社会形式，是人的本质的实现，也就是“现实的人的存在”。“在考察家庭、市民社会、国家等等时把人的存在的这些社会形式看做人的本质的实现，看做人的本质的客体化，那末家庭等等就是主体内部所固有的质。人永远是这一切社会组织的本质，但是这些组织也表现为人的现实普遍性，因而也就是一切人所共有的。”[2](P273)

马克思在借助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基础上，勇敢地闯入了费尔巴哈不敢涉足的社会历史领域实现对黑格尔唯心主义的颠倒。他抓住了人和人的社会关系，从费尔巴哈在黑格尔体系中打开的缺口继续深入，要求不仅在自然观，而且在社会观上实现对黑格尔的颠倒。他并没有像费尔巴哈那样满足于固守自然观上的唯物主义这块地盘，这就使他虽然借助了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但在对人的理解上却超越了费尔巴哈。

不仅如此，马克思还把人的本质和社会历史发展联系了起来，如马克思认为：“被剥夺了一切财产的人们和直接劳动即具体劳动的等级，与其说是市民社会中的一个等级，还不如说是市民社会各集团赖以安身和活动的基础。”[2](P345)这就接近于关于无产阶级的阶级地位的思想。马克思后来指出，人的解放“它是一个若不从其他一切社会领域解放的完全丧失，并因而只有通过人的完全恢复才能恢复自己。这个社会解体的结果，作为一个特殊等级来说，就是无产阶级。”[2](P466)这实际上也意味着马克思开始接受共产主义思想，虽然这还不是科学社会主义。

马克思关于市民社会决定国家的观点，是和黑格尔的观点正相反对的。但这种对历史唯心主义观点的颠倒，并没有直接达到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这时还不能科学地揭示市民社会的基础，他相对于政治国家而提出的“物质国家”的概念，也是一个模糊的概念。马克思还没有看出“市民社会”作为“社会关系的总和”，最根本的是物质的生产关系;家庭形式也是随着生产发展的不同阶段而改变的。因此，他虽然把家庭和市民社会这些社会形式看作人的本质的表现，但他还没有科学地揭示“家庭”和“市民社会”的实质。这既是他深受费尔巴哈影响的结果，也是他还不能从根本上超越费尔巴哈的原因。所以，马克思关于市民社会决定国家的观点，只是对黑格尔用国家解释市民社会的唯心主义观点的批判，这一批判还是按照费尔巴哈的方式，用人的本质去说明国家，马克思当时对人的本质的理解还是比较抽象的。要从这一批判达到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原理还要经过一个艰巨的深化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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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邓晓芒教授现任武汉大学哲学系博士生导师、西方哲学研究所所长、中华外国哲学史学会常务理事。邓教授以其深厚的学术功底、严谨的治学态度著称于学界，是国内康德、黑格尔、马克思、现象学研究领域公认的权威学者，在国内外享有一定声誉。二、曹俊峰先生国内目前研究美学的学者，凡涉及康德学说多以引用曹俊峰先生的论译著为权威根据。三、李明辉教授李明辉教授是国内研究康德哲学的专家，出版多本关于康德思想的专书，尤其著有《康德历史哲学论文集》，堪称是研究康德历史哲学的权威。我能告诉你的就是这些，不太完整，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