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当益壮议论文素材

穷且益坚作文材料故事一：单亲妈妈和两个女儿李桃姣：相信明天会更好近日到江汉区巾帼家政服务站采访，结识了40多岁的李桃姣。服务站站长介绍说，她是站里最勤快的家政工之一。为了养活两个伢，她真的很不容易。记者随后走进了这个家庭。女主人说，日子是难点，可她相信明天会更好——前夫拿了拆迁款孩子甩给了我穿过窄窄的过道，一间十几平方米的小屋子就是李桃姣母女仨人的家了。一张单人床和一张双人床并排放着，占据了一半的屋子。旧衣橱，旧梳妆台，旧冰箱，旧书柜，惟一半新的就是一年前亲戚资助买的彩电了。屋子摆设虽旧，但收拾得很干净。李桃姣拿一把小板凳坐下，开始讲自己的故事。1993年，李桃姣和丈夫离婚了，为了让孩子的户口留在武汉，她便同意把女儿都判给丈夫，而自己只身一人到深圳打工。2000年，在很希望和妈妈住在一起的女儿的劝说下，李桃姣回到了武汉，一家四口又住在了一起。去年，房子拆迁，前夫拿了拆迁款就难觅踪影了。两个女儿就这样甩给了李桃姣。李桃姣说，这段日子是她最困难的时期。大女儿考高中，小女儿小学毕业。孩子们的教育开销太大了。当时，自己在一家酒店里打工。她说，别人在酒店里打工400多元，老板见她家太困难了，就给她每月500多元。平时客人没怎么吃的饭菜，她常留下来拿回家给孩子们吃。去打官司不如去打工“我父亲是一位极端不负责的人，他没履行他做父亲的责任与义务……他应该抚养我们……”李桃姣的女儿在一份起诉材料中这样写道。这份起诉材料誊写得很工整，但并没有交到法院里去。李桃姣说，我想过打官司争女儿的抚养费，可最终还是没有去。对于现在的我来说，去打官司不如去打工。前夫离开后，李桃姣也曾试图采用法律手段。可现实的状况却让她不得不停止法律声讨。娘三个要吃饭，大女儿上高中，小女儿读初中，生存的问题更需要马上解决。去年，她来到江汉区妇联寻求帮助。区妇联介绍她到区巾帼家政服务站当家政工。“什么都要钱，孩子的开销太大了。”为了孩子，李桃姣知道自己必须拼命干。李桃姣现在同时干三份工作。每天早上，她收拾完屋子就到一户人家里做中饭，下午再赶到另一家做晚饭。晚上再给一位“虾老板”打工。一天之中若有空闲的几小时，李桃姣也常会到服务站里守一守，看有没有临时的钟点工做做。马上要过春节了，李桃姣的一家客户打算给她放两天假。而李桃姣却不想休息，她让服务站给她再安排些工作，千万别让这两天时间浪费了。春节做家政工，每小时的报酬9元，是平时的近2倍。所以，李桃姣盘算着要在春节期间多做一点。“我没有时间，更没有精力去打官司，尽管我很想要回抚养费。”李桃姣一脸无奈地说。“妈妈，日子会好起来的……”“有几次我夜里起来上厕所，就看到妈妈偷偷在哭。”李桃姣的小女儿告诉记者，“妈妈嘴上不说什么，可心里难受。”服务站负责人说，李桃姣同时做三家，月收入近千元，在站里算高的了。但她一个人带着两个读中学的女儿，这些钱还是不够呀。为节省开销，娘三个很少买衣服。大多数的衣服都是别人送的旧衣服。两个女儿的学校离家较远。为省公汽钱，两个人都骑车上学，从家到大女儿的学校最快也要半个小时。家里开销最大的就是教育了。对于生活上的困难能克服的就尽量克服，可对孩子的教育，李桃姣从不放松，她说这个社会发展缺不了知识，自己是受了没文化的苦，孩子可不能再这样活。除了两个孩子正常的学费、书费外，李桃姣还每月拿出200元让女儿们上校外的英语培优班。大女儿三年前以优异成绩考入武汉市一中，今年即将参加高考，成绩一直不错的她很希望自己能考一所好学校回报母亲。小女儿在69中读初二，她说要向姐姐学习，争取考一个好中学，将来自己想当医生，这个愿望会激励自己。现在放假了，妈妈上班，姐姐要补课，家里的活就自己全包了。李桃姣惟一的安慰就是这两个女儿。李桃姣不开心时，女儿们劝慰她：“妈妈，日子会好起来的……”故事二：下岗的日子里何国安：“党员”二字很可贵家住循礼门的何国安师傅今年42岁，1980年入伍，1983年入党，1984年从部队转业。1994年从商业建筑工程公司下属行政单位下岗，曾经的辉煌——一瞬间结束了。爱人陈素敏比何国安早一年下岗，由于孩子还小，爱人在家带孩子，而何师傅就开始四处打工，做过保险，卖过啤酒，去年11份开始送报纸。现在爱人经人介绍，在省交通厅做保洁工。目前家庭月收入可达到一千元。回想那段四处做临时工的日子，令何师傅印象最深刻的莫过于填履历表，每次何师傅都会在政治面貌栏郑重地填上“党员”二字。他说这是自己的一种信念，自己受党的教育20多年，虽然目前自己的处境很艰难，但国家的发展，社会的发展让他无时不感到前进的步伐，所以每次谈到党员，都会有发自内心的自豪感。“党员的身份有没有给你带来切实的价值，比如在找工作中有优势”，记者问道。何国安说，“现在的商品社会，有才能就会有人赏识，一种信仰并不会给我更多的机会，但党的熏陶给我一种精神上的责任感，我干每件工作都会尽我所能，尽心尽力。”当过兵，到国营单位干过行政工作加上自己的党员身份，确实在下岗初给何师傅很大的压力，但想到自己还很年轻，有工作的能力，何师傅一直自己承受着生活的艰辛，从不到居委会社区求助。直到去年在居委会转组织关系时，社区同志才知道何师傅家双下岗的困境。“我是一个党员，我有能力，党领导我们向前走，现在周围的环境天天在变，生活也是越过越好，可能从我家看不出来，但改革是一个过程，现在只要劳动就有报酬，我能凭自己的双手吃饭，能自食其力，所以我也是幸福的。”何师傅的女儿今年读初一，孩子很听话，学习很好，也很体贴爸妈，她说自己会努力学习，争取拿奖学金，将来还要考大学，爸爸妈妈很乐观，她也很自信，困难不会压倒他们，相信爸爸妈妈的勤劳会改变生活。故事三：主动取消低保严琴：自食其力更好今年44岁的严琴和丈夫下岗十年了。2001年，社区居委会给他们家办了低保，每月110元，一年后，严琴却主动要求不吃低保了。严琴是个勤快的人，1993年下岗后，最初干老本行，在唐家墩帮一个私人老板卖土产，后来由于生意不好做，严琴又失业了。后来，严琴四处打工，做过餐馆里的杂工，还在合作路市场做过小生意。只干了三年，小本经营的她就在竞争激烈的市场中败下阵来。严琴说丈夫是个能人，什么都会，什么都肯学，只是下岗后没固定的工作，经朋友、同事介绍到处打临工。所以严琴家的收入很长的时间里都不稳定。“家里生活这么艰苦，有没有想到申请低保”记者问道，但显然严琴对这个话题很不好意思，“2001在社区的关怀下，曾经享受过一年的低保”，“那是社区第一批低保，根据我们家的情况，当时我和爱人都没有固定的工作，孩子要上高中，根据我们家的具体情况，每月可以拿110元的低保。”“那现在还有这个补助吗？”记者问道，“2002年6月份，我在居委会的介绍下，找到了一份工作，是在武汉市二医院做清洁工，负责清扫17楼到21楼的高干病房，早上工作5个小时，下午工作3个小时，一星期轮班休息一天，虽然工作很辛苦但每月可拿到450元，家里条件比原来好多了，所以我就到居委会主动取消了低保。”“为什么要取消呢，好像你家现在的情况也不是很好，丈夫还没固定的工作，孩子要上学，可以说110元钱对这个家庭很重要呀”记者说，严琴更加不好意思：“怎么说呢，我和丈夫有手有能力，我做勤杂工，丈夫现在在学开出租，到下半夜给别人挑土。现在我们还年轻，都能做得动，亲戚朋友不断地接济我们，社区也很关心我们，日子过得去。”严琴说：“在报纸电视上看到还有很多比我们生活更艰苦的人，所以主动申请取消低保。我去取消低保时没和丈夫商量，后来居委会打电话到我家，当时是丈夫接的。居委会说如果我家真的很需要这个帮助，可以继续资助我们，但我丈夫还是回绝了。”“那现在后不后悔呢”，严琴告诉记者自己很珍惜现在工作的机会，下岗工人很多，但只要自己肯干，肯吃苦，把这些从牙缝省下的钱准备供孩子上大学，相信日子会好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