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犁论文开题报告

孙犁（1913—2002）现、当代小说家、散文家，原名孙树勋，河北安平人。1977年以来，主要以散文创作为主。因自成风格而被称为“荷花淀派”开创者，有诸多后人效仿。历任中国作协理事、天津作协副主席、主席、名誉主席。早期作品明净质朴，勾勒出乡土民风，继承了废名一脉的抒情风格，具有独特的艺术魅力。晚近期作品所作由清新入于平淡，而在简洁之中更富于蕴藉。作品多次获奖，《荷花淀》、《吴召儿》、《嘱咐》等精典作品流传不衰。

人物生平孙犁孙犁 （1913年4月6日～2002年7月11日），现代小说家、散文家 、作家，被誉为“荷花淀派”创始人。原名孙树勋。河北省安平县人。12岁在安平县城上小学时，开始接触五四新文学。鲁迅和文学研究会对他有很大影响。他一直相信艺术为人生的主张。孙犁14岁考入保定育德中学。学习期间，开始阅读社会科学、文艺理论著作和一些苏联文学作品，扩大了他的视野，并为后来的创作和评论奠定了很好的基础。高中毕业后无力升学，流浪北平，在图书馆读书或在大学旁听，曾用“芸夫”的笔名在《大公报》上发表文章。还先后在市政机关和小学当过职员。 1936年暑假后，孙犁到河北安新县的小学教书，在这里他对白洋淀一带人民群众的生活有了初步了解。后任教于冀中抗战学院和华北联大，在晋察冀通讯社、《晋察冀日报》当编辑。 孙犁的小说有诗体小说之称。编辑本段成就及荣誉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他主要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冀中区从事革命文化工作，曾编印出版革命诗抄《海燕之歌》，在《红星》杂志和《冀中导报》副刊上发表过《现实主义文学论》《鲁迅论》等论文。孙犁1938年秋，在冀中区办的抗战学院任教，1939年春调阜平，在晋察冀通讯社工作。此后，在晋察冀文联、《晋察冀日报》、华北联大做过编辑和教员，同时进行文学创作。 1941年回冀中区参加编辑群众性的大型报告文学集《冀中一日》，并写成《区村和连队的文学写作课本》（后改名《写作入门》《文艺学习》，多次重印）。 1944年赴延安，在鲁迅艺术文学院学习和工作，发表了著名的《荷花淀》《芦花荡》等短篇小说。1945年回冀中农村，1949年起主编《天津日报》的《文艺周刊》。曾任中国作家协会理事、作协天津分会副主席等职。1956年起因病辍笔。1977年以后，又写有不少散文和评论以及少量小说。从40年代起，孙犁作品结集出版的有短篇小说集《芦花荡》《荷花淀》《采蒲台》《嘱咐》，中篇小说《村歌》《铁木前传》，长篇小说《风云初记》，叙事诗集《白洋淀之曲》，通讯报告集《农村速写》，散文集《津门小集》《晚华集》《秀露集》《澹定集》《书林秋草》《耕堂散文》，作品集《尺泽集》《曲终集》，论文集《文学短论》，还出版了《孙犁小说选》《孙犁诗选》《孙犁散文选》《孙犁文论集》以及《孙犁文集》等。孙犁全集2003年7月，孙犁纪念馆在河北省安新县白洋淀荷花大观园落成，2004年7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七卷本四百余万字的《孙犁全集》。 孙犁的作品以小说、散文集《白洋淀纪事》为其秀雅、隽永的创作风格的代表作，其中《荷花淀》、《嘱咐》等短篇作为现代文学史上负有盛名的篇章。被文艺界视之为“荷花淀派”的主要代表作。孙犁的小说以抗日战争时期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冀中平原和冀西山区农村为背景，生动地再现了当地人民群众的生活和战斗情景。茅盾说过：“孙犁的创作有一贯的风格，他的散文富于抒情味，他的小说好像不讲究篇章结构，然而决不枝蔓；他是用谈笑从容的态度来描摹风云变幻的，好处在于虽多风趣而不落轻佻。”（《反映社会主义跃进的时代，推动社会主义时代的跃进》） 1944年去延安，在鲁迅艺术文学院工作和学习。在延安，他发表了《荷花淀》《芦花荡》等作品，以其清新的艺术风格引起了文艺界的注意。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回冀中农村从事写作，直至解放。这一时期，他参加了土地改革工作，写有《钟》《碑》《嘱咐》等短篇小说和一些散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孙犁在《天津日报》工作，同时继续文学创作。风云初记长篇小说《风云初记》写于50年代初，以滹沱河沿岸两个村庄为背景，围绕着高、吴、田、蒋四姓五家在抗战初期的生活史，细致地勾勒了冀中平原各个社会阶层的生活状况和精神面貌，展现了七·七事变后，冀中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组织人民武装、建立抗日根据地的壮丽画卷。作者用谈笑从容的态度描摹抗日根据地的风云变幻，虽语多风趣而不落轻佻。中篇小说《铁木前传》写成于1956年。小说通过铁（匠）、木（匠）两家十几年间友谊的建立和破裂的过程，揭示了50年代初期北方农村的生活风貌和农业合作化运动给予农村社会的深刻影响。作品成功地塑造了小满儿这个处在生活的十字路口，性格矛盾的人物形象，在读者中间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956年以后，作者因病长期搁笔，但他以《天津日报》副刊《文艺周刊》为阵地，发现和培养了不少青年作家。这个时期，他还写有散文集《津门小集》、论文集《文学短论》等。 孙犁解放前及解放初期的创作结集为《白洋淀纪事》（1958），白洋淀纪事是作者最负盛名和最能代表他的创作风格的一部小说与散文合集。它主要反映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冀中平原和冀西山区一带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战争、土地改革、劳动生产、互助合作以及移风易俗的生活情景。作品从多方面勾勒了时代和社会的历史风俗画面，以明丽流畅的笔调，秀雅、隽永的风格和丰富的劳动者的鲜明形象，在读者中间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其中《荷花淀》等作品，已成为广泛流传的名篇，文艺界甚至以其为现代文学的一种风格流派的标帜，视为“荷花淀派”的主要代表作。 他早年所写的文章清新而隽永，对生活充满了美好的憧憬和向往，而晚年的文章则老辣纷披，对社会和世事有较多的鞭挞和批评。他既写出了象《荷花淀》那样优美、抒情的小说，又写出了象“不自修饰不自哀，不信人间有蓬莱。阴晴冷暖随日过，此生只待化尘埃。”这样消沉、悲观的诗句。孙犁的作品反差如此之大，以至于读他前后不同时期的文章对他产生判若两人的感觉。这究竟是为什么？一个真实的孙犁到底又是什么样子呢？ 孙犁是热爱生活的，否则无法想象他笔下所描绘出来的那么多美丽风景和人物形象，尽管他出生在国家和民族灾难深重的时段里。伟大的抗日战争，曾召唤无数革命青年投身其中，孙犁也不例外。异常残酷的烽火岁月，却使人民的精神品质和民族勤劳勇敢的优秀传统得到了充分的发扬。孙犁为之而感动，创作了象《荷花淀》、《芦花荡》、《光荣》、《嘱咐》、《风云初记》等一大批以战争为背景的小说。他的小说，“把纷涌的战争风云映衬在白洋淀的月光苇影，以及冀西山地的红袄明眸之中，从而发现那些在日常伦理生活中真正值得珍视的人性之善、人情之美” 。他着力描写、赞扬故乡的风光美和人情美，并塑造了一大批善良纯朴的农村妇女形象。水生妻、秀梅、吴召儿、春儿、妞儿……孙犁不仅描写她们的美丽容貌的特殊素养，而且深入她们丰富、复杂的感情世界，从她们命运的变化反映时代风云变幻。他在文学的世界里构筑他理想的王国。孙犁曾经说过：“文艺虽小道，一旦出版发行，就也是接受天视民视，天听民听的对象，应该严肃地从事这一工作，绝不能掉以轻心”。因此，孙犁的文章，都是他亲身经历，他说：“我回避我没有参加过的事情”，“我写到的都是我见到的东西，但是经过思考，经过选择”。可以说孙犁笔下的那些美丽可爱的人物形象里寄寓了他全部的憧憬和理想。 然而现实和理想永远充满着矛盾。作为一名解放区作家，孙犁曾一度受到广泛地阅读和推崇，被誉为“荷花淀派”的创立人，与赵树理的“山药蛋派”构成解放区文学的双璧。但正当孙犁在小说中对生活寄予满腔热情时，现实处境却使他越来越感到困惑和紧张。1942年整风运动带来的精神冲击，1946年因发表小说受到的公开批评，土改时因《一别十年同口镇》、《新安游记》等文章被定为“客里空”的典型，以及解放后对知识分子的一连串批判，尤其是1955年批判胡风运动对知识界造成的大规模振荡，这一系列的事件使得身体素质不好并且时刻耽心自己在写文章中犯错误的孙犁长期绷紧的神经终于在1956年春天崩溃。于是便有了后来的“十年荒于疾病，十年废于遭逢”。 象所有现代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命运一样，作家的命运也和时代紧紧相联。当革命一步步走向胜利并逐渐收缩知识分子言说的空间时，有的作家积极投身其间，有的作家在参与和退避之间犹豫徘徊，有的则保持沉默。沈从文、孙犁当属后者。如果说沈从文的沉默中饱含了太多的辛酸和无奈，那么孙犁的沉默则是以一种主动退缩的方式来守护自己的道德操守，尽管此中也有较多的无奈和被迫。 和沈从文的后半生一直沉默到死截然不同，孙犁“文革”以后，理想与现实的冲突不仅激发了他的创作热情，而且一反过去唯美的创作倾向，对社会的不公与人性的险恶有较多的揭露批评。比如他在《后富的人》一文中，对社会不公和由此造成的贫富悬殊曾有辛辣的讽刺和批评。他通过一高级住宅处川流不息的拣破烂的外地人日常生活的描绘，特别是在一天清晨散步时遇见一个刚从一幢楼房的垃圾间出来，满身满脸是黑灰的外地来的小姑娘所带给他的心灵震撼，提出了这样的质疑：“国家已经有不少人，先富了起来。这些从农村来城市觅生活的，可以说是后富起来的人吧。”在《芸斋书简——致韩映山》的信中，他列举了一次因简单的答话，使人家认为受了挖苦，以至怀恨在心，结果当这个人后来成为文革中造反派的小头头时，并极尽报复之能事，“其用心之毒，手段之辣，几乎使我丧生”。揭示了现实生活中人性的险恶。 对于他一生视为神圣的文坛，对其“商贾化”的现象加以了尖锐的批评，并多次指出：“因为文坛文风不正，致使一些本来很有前途的作者，经不住诱惑，走入歧途”。对流行的以“研讨”、“庆祝”等形式“花钱买名声”的做法，孙犁不屑一顾：“‘花钱买名声’，尤其是‘花别人的钱，替自己造声势’，我极不愿为，而耻为之。” 对于文坛的官场化现象，孙犁指出：“文艺团体变成官场，已非一朝一夕之事，而越嚷改革，官场气越大，却令人不解。”“文艺界变为官场，实在是一大悲剧。”进而他指出：“如果文途也象宦途（实际上现在文坛宦途已经难分），急功近利，邀誉躁进，总是没有好结果的。”他对一些所谓新潮作家的浅薄和无知提出批评和忠告：“当代一些所谓新潮作家，他的处女成名作，也是适合了当时的政治需要，而得以走红。这本来无可厚非，继续努力，自然可成名家。然每当跻身官场（文艺团体也是官场），便得意忘形，无知妄作。政治多变，稍遇挫折，便怨人尤天，甚至撒泼耍赖。这不只有失政治风度，也有损作家风采。”对于文坛上一些丑恶现象，他不无悲愤地感叹：“呜呼！文坛乃人民之文坛，国家之文坛，非一人一家、一伙人之文坛。为什么不允许人注视它，这能禁得住吗？可怜的是，近年来，文坛上的一些人物。不自爱重，胡作非为，人民已经不愿意再关心和爱护这个坛口了。” 孙犁的文学生涯肇始于抗日战争风云初起之时，延续了近70年。特别是在晚年不到二十年的时间里，他写下了100多万字的作品，迎来了创作的又一个高峰。从早年作品的清新、优美，到晚年作品的切中时弊，不平则鸣和悲悯情怀，他完成了从孙犁的理想到理想的孙犁的人格塑造和人生旅程。回顾平生，孙犁曾感慨万千：“我不知道，我现在看到的，是不是我青年时所梦想的，所追求的。……”曾经怀笔从戎的孙犁，晚年独居陋室，体弱多病，著书不辍，时常思念那些逝去的岁月，在孤独和衰老中咀嚼人生的况味，有时不免热泪盈眶。他曾在一篇题记中喟然长叹：“今晋察冀故人凋谢殆尽，山川草木，已非旧颜，回首当年，不禁老泪之纵横矣。”行文至此，我脑际忽然幻化出清人严遂成《三垂冈》中的诗句：“风云帐下奇儿在，鼓角灯前老泪多”。这诗句的意象倒是孙犁先生的一生形象的概括，于是，索性将它用作了本文的题目。 孙犁以90岁高龄终其一生，没有轰轰烈烈，没有大富大贵。他留给世人的唯有那朴素的文字，以及隐藏在那文字下面真诚的人性和火热的心肠，令后来者为之唏嘘不已…… 文章《芦花荡》被编入初中课文。编辑本段荷花淀派荷花淀荷花淀派，以孙犁为代表的一个当代文学的流派。以表现农村生活为主要内容并形成一定艺术特色的小说流派。此派作品大多采用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的手法，把人物的心灵美与自然美融合在一起，一般都充满浪漫主义气息和乐观精神语言，清新朴素，描写逼真，心理刻画细腻，抒情味浓，富有诗情画意。主要作家还有刘绍棠、从维熙、韩映山等。荷花淀即白洋淀，这一流派得名，不但源于白洋淀这个地方，也源于孙犁的短篇小说《荷花淀》。此派与以赵树理为代表的山西作家群“山药蛋派”和以周立波为代表的湖南作家群“茶子花派”并称编辑本段代表作品孙犁的作品以小说、散文集《白洋淀纪事》为其秀雅、隽永的创作风格的代表作，其中《荷花淀》 、《芦花荡》、《嘱咐》等短篇作为现代文学史上负有盛名的篇章。被文艺界视之为“荷花淀派”的主要代表作。孙犁的小说以抗日战争时期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冀中平原和冀西山区农村为背景，生动地再现了当地人民群众的生活和战斗情景。茅盾说过：“孙犁的创作有一贯的风格，他的散文富于抒情味，他的小说好像不讲究篇章结构，然而决不枝蔓；他是用谈笑从容的态度来描摹风云变幻的，好处在于虽多风趣而不落轻佻。”（《反映社会主义跃进的时代，推动社会主义时代的跃进》） 补充：其作品《报纸的故事》收入北师大版六年级语文教材中，《芦花荡》被收入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七年级下册语文书中。编辑本段评价孙犁一生笔耕不辍，是中国解放区文艺的代表性作家之一，他以其众多经典性的作品，描绘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一幅幅壮丽、清新的文学图画。全国解放后，孙犁文学创作继续取得长足的进展，成为新中国文学史上极负盛名的小说，散文大家，被认为是著名文学流派“荷花淀派”的创立者。在孙犁纪念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孙犁文学创作迎来了第二个高峰，他的作品以思想的深邃，文体的创新，艺术风格的鲜明和炉火纯青，在国内外产生广泛影响。 他的作品有：淡雅疏朗的诗情画意与朴素清新的泥土气息的完美结合。 作为孙犁文学业绩的重要组成部分，孙犁同志长期从事党报文艺副刊编辑工作，为解放区文学和天津文学的繁荣，为天津业余作者特别是工人作者的成长付出了极大的心血。他开创了天津日报文艺副刊热心扶植青年作者的优秀传统，几十年来为天津和全国文坛培养了一批批知名作家和业余创作骨干。他是我国报刊史上一代编辑典范。 孙犁同志是我国革命文学的一面旗帜，是我国当代文学的一位大师。他始终不渝地遵循党的文艺方针，身体力行发扬并丰富了我国革命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他对中国革命文学的卓越贡献，他崇高的文品、人品，深深地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人，赢得了广大作家和读者的敬爱。编辑本段著作《荷花淀》(小说、散文集)1947，香港海洋书屋；1959，人文(高中语文课本)《芦花荡》(短篇小说集)1949，群益（人教版课文）报纸的故事（北师大版第十一册） 《嘱咐》(短篇小说集)1949，天下出版社 《村歌》(中篇小说)1949，天下出版社 《农村速写》(散文、小说集)1950，读者出版社 《采蒲台》(短篇小说集)1950，三联出版社 《山海关红续歌》(诗集)1951，知识书店出版社 《风云初记》(长篇小说) l集，1951，人文；2集，1953，人文；1—3集，1963，作家 《白洋淀纪事》(小说、散文集)1958，中青出版社 《铁木前传》(中篇小说)1959，天津人民出版社耕堂读书记《津门小集》(散文集)1962，百花出版社 《白洋淀之曲》(诗集)1964，百花出版社《晚华集》(散文集)1979，百花出版社 《秀露集》(散文、小说集)1981，百花出版社 《耕堂杂录》(杂文集)1981，河北人民出版社 《疆定集》(散文集)1981，百花出版社 《琴和箫》(小说、散文集)1982，花山出版社 《孙犁小说选》1982，四川人民出版社 《孙犁文集》(l一5册)1981一1982，百花出版社 《耕堂散文》1982，花城出版社 《尺泽集》(散文集)1982，百花出版社 《孙犁文论集》1983，人文出版社孙犁散文《书林秋草》(杂文集)1983，三联出版社 《孙犁散文选》1984，人文出版社 《远道集》(散文)1984，百花出版社 《老荒集》(散文集)1985，上海文艺出版社 《陋巷集》(散文集)1987，百花出版社 《耕堂序跋》1988，湖南人民出版社 《无为集》(散文)1989，人文出版社 《芸斋小说》1990，人民日报出版社 《孙犁文集》正编5卷，续编3卷，共8卷，2002年，百花文艺出版社 《孙犁全集》共11卷，2004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本段散文《相片》《识字班》 《第一个洞》 《游击区生活一星期 》《三烈士事略并后记 》《塔记 》《王凤岗坑杀抗属》 《采蒲台的苇》 《安新看卖席记 》书的梦《张秋阁 》《光复唐官屯之战》 《学习》 《宿舍》《节约》 《小刘庄》 《挂甲寺渡口 》《厂景 》《访旧 》《婚俗》 《一天日记》 《回忆沙可夫同志》 《黄鹂 》《石子 》《善闇室纪年》序《伙伴的回忆》《服装的故事《悼画家马达》《删去的文字》《童年漫忆》《谈赵树理》《谈柳宗元》《吃粥有感》《红楼梦》杂说《方纪散文集》序《书的梦》《画的梦》《戏的梦》《夜思》《悼念李季同志》《乡里旧闻》《同口旧事》《新年悬旧照》《报纸的故事》《亡人逸《芸斋琐谈》《母亲的记忆》《青春余梦》《芸斋梦余》《猫鼠的故事》《夜晚的故事》编辑本段风格读孙犁的作品，最早是从小说开始的。给我强烈的印象是风格别致。同是战争题材，却很少描绘血与火，没有曲折的故事情节，没有复杂的战争描写，而是更多地展示战争中人物心灵的美，却自有一种吸引人的神奇力量。他笔下的白洋淀风光，清新疏朗，散发着潮润润的水气，像一幅淡淡的水墨画，弥漫着浓郁的诗意。那时最爱读的是《芦花荡》和《荷花淀》，至今一闭眼，便浮现出朦胧迷离的月光下，听水生说明天要到大部队去，水生嫂的手指震动了一下，想是叫苇眉子划破了手，她把手指放在嘴里吮了一下，多细腻、传神的细节哟！ 也许是年龄小、阅历浅吧，那时不怎么爱读孙犁的散文，觉得太平淡，没有奇崛的句子，词藻也不花哨，写人叙事，多是白描。那时更喜欢浓妆艳抹，词藻华丽，热烈奔放，甚至是“为赋新词强说愁”的“假、大、空”式的抒情散文。随着年龄地增长，阅历地加深，才感到孙犁的散文讲究情感的节制，含蓄蕴藉，朴素洁净，像在水中淘洗过似的，是一种绚烂之极归于平淡的“大美”，才领悟到浓妆艳抹易，平淡自然难，做到“朴实无华、平中见奇、淡而有味”就更难。这时，爱其散文胜爱小说，对其新时期的散文更是钟情不已。《晚华集》、《秀露集》、《澹定集》、《尺泽集》……无论怀人记事，思及故乡，追忆童年和战争岁月，还是咏物之作，都融入了深刻的生活感悟。孙犁先生不喜欢官场，远离热闹，自甘寂寞，正因有了这种难得的品性，才能长期以宁静沉潜的心态，进入到一般人难以企及的宏大深邃的艺术境界。 孙犁先生的散文是“写人生”的散文。他是一位富于哲思的作家，他的这些哲理思考，大都伴随着形象和激情一起出现，所以，在许多情况下，又帮助着其作品诗情画意地形成。他常常从司空见惯的事物中升华出人生的感慨，在作品中凝聚、昭示着深沉的人生情致，不仅给人以审美的享受，更让人从中悟出关于人生、社会和自然的道理。读其散文，如同聆听一位饱经沧桑的智者平静随和地倾诉，需静下心来，慢慢地去品读。《黄鹂》中，他充满深情地写道：“各种事物都有它的极致。虎啸深山，鱼游潭底，驼走大漠，雁排长空，这就是它们的极致。”在《贾平凹散文集序》中，他赞喻贾平凹像是在一块不大的园田里耕耘不已的农民，同时又提醒作家：“文艺之途正如人生之途，过早的金榜、骏马、高官、高楼，过多的花红热闹，鼓躁喧腾，并不一定是好事。人之一生，或是作家一生，要能经受得清苦和寂寞，经受得住污蔑和凌辱。要之，在这条道路上，冷也能安得，热也能处得，风里也来得，雨里也去得。” 孙犁先生生活简朴，不慕荣华，他对头年冬季贮藏的大白菜根部生出的黄白色菜花喜爱之极，精心放在水盆里，摆在书案上。于是便有了那篇字字珠玑的美文《菜花》。他认为菜花小而平凡，但同样是美的。作者在结尾写道：“现在，我已衰老暮，久居城市，故园如梦。面对一株菜花，忽然想起许多往事。往事又像菜花的色味，淡远虚无，不可捉摸，只能引起惆怅。人的一生，无疑是个大题目。有不少人，竭尽全力，想把它撰写成一篇宏伟的文章。我只能把它写成一篇小文章，一篇相当于菜花一样的散文。菜花也是生命，凡是生命，都可以成为文章的题目。”1992年孙犁先生写了一篇意味淡远的《扁豆》。“白扁豆细而长，紫扁豆宽而厚，收获以后者为多。我自幼喜食扁豆，或炒或煎。煎时先把扁豆蒸一下，裹上面粉，谓之扁豆鱼。”写到这里，突然一转，切入1939年的生活记忆，与一个单身游击队员共同生活的时光。“每天天晚，我从山下归来，就坐在他的已烧热的小炕上，吃他煎的玉米面饼子和炒扁豆。灶上还烤了一片绿色的烟叶，他在手心里揉碎了，我俩吸烟闲话，听着外面呼啸的山风。”由物及人，对战争年代同志间生死与共、相见以诚的和谐关系表现了深深的思念与怀想，朴实真挚，情理兼备，境界高远，细中见大，灵动飘逸，炉火纯青。 在十七年间，孙犁的小说从书名来看视乎是未完成之作，细细品味，才能发现其中的甘苦体验。孙犁先生的风格与日本川端康成类似，但二人的源头却迥然不同：孙犁源于对故土的爱，而后者却因其生世。孙犁对“小说散文化”孜孜以求，善于刻画形形色色的村姑形象：一方面继承了中国古典小说的传统，并赋予其革命色彩；另一方面又在关于革命的叙事中，突出乡村日常生活的清新与阴柔意味，从而在实际上展示一个为人低调、襟怀淡薄、情感阴柔的作家在革命年代对于人生的某些独到发现。 文如其人。孙犁一生淡泊名利，深居简出，低调为人，爱憎分明。作家谢大光在《孙犁印象记》中说得好：“孙犁的作品和他的为人是完全一致的，可以信赖的。这里可以借用他在纪念俄国作家契诃夫时所说的一段话：‘我们只能从他的作品认识他。……对于像这样一个真诚的作家，我们只要认真地阅读他的作品，便可以全面地理解他了。

怀念孙犁先生铁凝 铁凝（1957～），河北赵县人，女作家。著有长篇小说《玫瑰门》、《大浴女》，中短篇小说集《哦，香雪》、《午后悬崖》，散文集《女人的白夜》等。上世纪60年代后期，因为时局的不稳定，也因为父母离家随单位去作集体性的劳动改造，我作为一个无学可上的少年，寄居在北京亲戚家。“革命”正在兴起，存有旧书、旧画报的人家为了安全，尽可能将这些东西烧毁或者卖掉。我的亲戚也狠卖了一些旧书，只在某些照顾不到的地方遗漏下零星的几册，比如床缝之间，或角落里的一张桌子腿儿底下……我的身高和灵活程度很适合同这些地方打交道，不久我便发现了丢落在这些旮旯里的旧书，计有《克雷洛夫寓言》，《静静的顿河》电影连环画等等，还有一本书脊破烂、作者不详、没头没尾的厚书，在当时的我看来应属于长篇小说吧。我胡乱翻起这本“破书”，不想却被其中的一段叙述所吸引。也没有什么特别，那只是对一个农村姑娘出场的描写。那姑娘名叫双眉，作者写她“哧哧的笑声”，写她抱着一个小孩用青秫秸打枣，细长身子，梳理得乌黑明亮的头发披在肩上，红线白线紫花线合织的方格子上衣，下身是一条短裤，光脚穿着薄薄的新做的红鞋。她仰头望着树尖，脸在太阳地里是那么白，眼睛是那么流动……细看，她脸上擦着粉，两道眉毛那么弯弯的，左边的一道却只有一半，在眼睛上面，秃秃地断了……以我当时的年龄，还看不懂这小说的时代背景是土改时期，不知道这双眉因为相貌出众，因为爱说爱笑，常遭村人的议论。吸引我的是被描绘成这样的一个姑娘本身。特别是她的流动的眼和突然断掉一半的弯眉，留给我既暧昧又神秘的印象，使我本能地感觉这类描写与我周围发生的那场革命是不一致的，正因为不一致，对我更有一种“鬼祟”的美的诱惑。那年我大约11岁。多年以后我才知道这本“破书”的作者是孙犁先生，双眉是他的中篇小说《村歌》里的女主人公。 我产生要当作家的妄想是在初中阶段。我的家庭鼓励了我这妄想。父亲为我开列了一个很长的书目，并四处奔走想办法从已经关闭的市级图书馆借出那些禁读的书。在父亲喜欢的作家中，就有孙犁先生。为了验证我成为作家的可能性，父亲还领我拜会了他的朋友、《小兵张嘎》的作者徐光耀老师。记得有一次徐光耀老师对我说，在中国作家里你应该读一读孙犁。我立即大言不惭地答曰：孙犁的书我都读过。徐光耀老师又问：你读过《铁木前传》吗？我说，我差不多可以背诵。那年我16岁。现在想来，以那样的年龄说出这样一番话，实在有点不知深浅。但能够说明的，是孙犁先生的作品在我心中的位置。 时至今日，我想说，徐光耀是我文学的启蒙老师，他在那个鄙弃文化的时代里对我的写作可能性的果断肯定和直接指导，使我敢于把写小说设计成自己的重要生活理想；而引我去探究文学的本质、去领悟小说审美层面的魅力，去琢磨语言在千锤百炼之后所呈现的润泽、力量和奇异神采的，是孙犁和他的小说。 那时还没有“追星族”这种说法，况且把孙犁先生形容成“星”也十分滑稽。我只像许多文学青年一样，迷恋他的文字带给我们的所有愉悦，却没有去认识这位大作家的奢望。但是一个机会来了。1979年，我从插队的乡村回到城市，在一家杂志作小说编辑，业余也写小说。秋天，百花文艺出版社准备为我出版第一本小说集，我被李克明、顾传箐二位编辑热情请去天津面谈出版的事。行前已故作家韩映山嘱我带封信给孙犁先生。这就是我的机会，而我却面露难色。可以说，这是我没有见过世面的本能反应；也因为，我听人讲起过，孙犁的房间高大幽暗，人很严厉，少言寡语。连他养的鸟在笼子里都不敢乱叫。向我介绍孙犁的同志很注意细节的渲染，而细节是最能给人以印象的。我无法忘记这点：连孙犁的鸟都怕孙犁。韩映山看出了我的为难，指着他家镜框里孙犁的照片说：“孙犁同志……你一见面就知道了。” 我带了信，在秋日的一个下午，由李克明同志陪同，终于走进了孙犁先生的“高墙大院”。这是一座早已失却规矩和章法的大院，孙犁先生曾在文章里多次提及，并详细描述过它的衰败经过。如今各种凹凸不平的土堆、土坑在院里自由地起伏着，稍显平整的一块地，一户人家还种了一小片黄豆。那天黄豆刚刚收过，一位老人正蹲在拔了豆秸的地里聚精会神地捡豆子。我看到他的侧面，已猜出那是谁。看见来人，他站起来，把手里的黄豆亮给我们，微笑着说：“别人收了豆子，剩下几粒不要了。我捡起来，可以给花施肥。丢了怪可惜的。” 他身材很高，面容温厚，语调洪亮，夹杂着淡淡的乡音。说话时眼睛很少朝你直视，你却时时能感觉到他的关注或说观察。他穿一身普通的灰色衣裤，当他腾出手来和我握手时，我发现他戴着一副青色棉布套袖。接着他引我们进屋，高声询问我的写作、工作情况。我很快就如释重负。我相信戴套袖的作家是不会不苟言笑的，戴着套袖的作家给了我一种亲近感。这是我与孙犁先生的第一次见面。 其后不久，我写了一篇名叫《灶火的故事》的短篇小说，篇幅却不短，大约15000字，自己挺看重，拿给省内几位老师看，不料有看过的长者好心劝我不要这样写了，说“路子”有问题。我心中偷偷地不服，又斗胆将它寄给孙犁先生，想不到他立即在《天津日报》的《文艺》增刊上发了出来，《小说月报》也很快作了转载。当时我只是一个刚发表几篇小说的业余作者，孙犁先生和《天津日报》的慷慨使我对自己的写作“路子”更加有了信心。虽然这篇小说在技术上有着诸多不成熟，但我一向把它看作自己对文学的深意有了一点真正理解的重要开端，也使我对孙犁先生永远心存感激。 我再次见到孙犁先生是次年初冬。那天很冷，刮着大风。他刚裁出一沓沓粉连纸，和保姆准备糊窗缝。见我进屋，孙犁先生迎过来第一句话就说：“铁凝，你看我是不是很见老？我这两年老得特别快。”当时我说：“您是见老。”也许是门外的风、房间的清冷和那沓糊窗缝用的粉连纸加强了我这种印象，但我说完很后悔，我不该迎合老人去证实他的衰老感。接着我便发现，孙犁先生两只袄袖上，仍旧套着一副干净的青色套袖，看上去人就洋溢着一种干练的活力，一种不愿停下手、时刻准备工作的情绪。这样的状态，是不能被称作衰老的。 我第三次见到孙犁先生，是和几位同行一道。那天他没捡豆粒，也没糊窗缝，他坐在写字台前，桌面摊开着纸和笔，大约是在写作。看见我们，他立刻停下工作，招呼客人就坐。我特别注意了一下他的袖子，又看见了那副套袖。记得那天他很高兴，随便地和大家聊着天，并没有摘去套袖的意思。这时我才意识到，戴套袖并不是孙犁先生的临时“武装”。一副棉布套袖到底联系着什么，我从来就说不清楚。联系着质朴、节俭？联系着勤劳、创造和开拓？好像都不完全。 我没有问过孙犁先生为什么总戴着套袖，若问，可能他会用最简单的话告诉我是为了爱护衣服。但我以为，孙犁先生珍爱的不仅仅是衣服。为什么一位山里老人的靛蓝衣裤，能引他写出《山地回忆》那样的名篇？尽管《山地回忆》里的一切和套袖并无瓜葛，但它联系着织布、买布。作家没有忘记，战争年代山里一个单纯、善良的女孩子为他缝过一双结实的布袜子。而作家更珍爱的，是那女孩子为缝制袜子所付出的真诚劳动和在这劳动中倾注的难以估价的感情，倾注的一个民族坚韧不拔、乐观向上的天性。滋养作家心灵的，始终是这种感情和天性。所以，当多年之后，有一次我把友人赠我的几函宣纸精印的华笺寄给孙犁先生时，曾收到他这样的回信，他说：“同时收到你的来信和惠赠的华笺，我十分喜欢。”但又说：“我一向珍惜纸张，平日写稿写信，用纸亦极不讲究。每遇好纸，笔墨就要拘束，深恐把纸糟蹋了……”如果我不曾见过习惯戴套袖的孙犁先生，或许我会猜测这是一个名作家的“矫情”，但是我见过了戴着套袖的孙犁，见过了他写给我的所有信件，那信纸不是《天津日报》那种微黄且脆硬的稿纸就是邮局出售的明信片，信封则永远是印有红色“天津日报”字样的那种。我相信他对纸张有着和对棉布、对衣服同样的珍惜之情。他更加珍重的是劳动的尊严与德行，是人生的质朴和美丽。 我第四次与孙犁先生见面是去年10月16日。这时他已久病在床，住医院多年。我知道病弱的孙犁先生肯定不希望被频频打扰，但是去医院看望他的想法又是那么固执。感谢《天津日报》文艺部的宋曙光同志和孙犁的女儿孙晓玲女士，他们满足了我的要求，细心安排，并一同陪我去了医院。病床上的孙犁先生已是半昏迷状态，他的身材不再高大，他那双目光温厚、很少朝你直视的眼睛也几近失明。但是当我握住他微凉的瘦弱的手，孙晓玲告诉他“铁凝看您来了”，孙犁先生竟很快作出了反应。他紧握住我的手高声说：“你好吧？我们很久没有见面了！”他那洪亮的声音与他的病体形成的巨大反差，让在场的人十分惊异。我想眼前这位老人是要倾尽心力才能发出这么洪亮的声音的，这真挚的问候让我这个晚辈又难过，又觉得担待不起。在四五分钟的时间里，我也大声说了一些问候的话，孙犁先生的嘴唇一直嚅动着，却没有人能知道他在说什么。在他身上，盖有一床蓝底儿、小红花的薄棉被，这不是医院的寝具，一定是家人为他缝制的吧，真的棉布里絮着真的棉花，仿佛孙犁先生仍然亲近着人间的烟火，也使呆板的病房变得温暖。 这是我最后一次见到孙犁先生。 “我们很久没有见面了！”直至今年7月10日孙犁先生逝世，我经常想起孙犁先生在病床上高声对我说的话。 我想，我已经很久没读孙犁先生的小说了，当今中国文坛很久以来也少有人神闲气定地读孙犁了。春天的时候，我因为写作关于《铁木前传》插图的文章，重读了《铁木前传》。我依然深深地受着感动。原来这部诗样的小说，它所抵达的人性深度是那么刻骨；它的既节制，又酣畅的叙述所成就的气质温婉而又凛然；它那清馨而又讲究的语言，以其所呈现的素朴大美使人不愿错过每一个字。当我们回顾《铁木前传》的写作年代，不能不说它的诞生是那个时代的文学奇迹；而今天它再次带给我们的陌生的惊异和真正现实主义的浑厚魅力，更加凸现出孙犁先生这样一个中国文坛的独特存在。《铁木前传》的出版距今45年了，在45年之后，我认为当代中国文坛是少有中篇小说能够与之匹敌的。孙犁先生对当代文学语言的不凡贡献，他那高尚、清明的文学品貌对几辈作家的直接影响，从未经过“炒作”，却定会长久不衰地渗透在我的文学生活中。 以我仅仅同孙犁先生见过四面的微薄感受。要理解这位大作家是困难的。他一直淡薄名利，自寻寂寞，深居简出，粗茶淡饭，或者还给人以孤傲的印象。但在我的感觉里，或许他的孤傲与谦逊是并存的，如同他文章的清新秀丽与突然的冷峻睿智并存。倘若我们读过他为《孙犁文集》所写的前言，便会真切地知道他对自己有着多少不满。因此我更愿意揣测，在他“孤傲”的背后始终埋藏着一个大家真正的谦逊。没有这份谦逊，他又怎能甘用一生的时间来苛刻地磨砺他所有的篇章呢。1981年孙犁先生赠我手书“秦少游论文”一帧： “采道德之理述性命之情发天人之奥明死生之变此论理之文如列御寇庄周之作是也别黑白阴阳要其归宿决其嫌疑此论事之文如苏秦之所作是也考同异次旧闻不虚美不隐恶人以为实录此叙事之文如司马迁班固之所作是也”。 我想，这是孙犁先生欣赏的古人古文，是他坚守的为文为人的准则，他亦坦言他受着这些遗产的涵养。前不久我曾经有集中的时间阅读了一些画家和他们的作品，我看到在艺术发展史上从来就没有自天而降的才子或才女。当我们认真凝视那些好画家的历史，就会发现无一人逃脱过前人的影响。好画家出众不在于轻蔑前人，而在于响亮继承之后适时地果断放弃。这是辛酸的，但是有欢乐；这是“绝情”的，却孕育着新生。文章之道难道不也如此么。孙犁先生对前人的借鉴沉着而又长久，他却在同时“孤傲”地发掘出独属于自己的文学表达。他于平淡之中迸发的人生激情，他于精微之中昭示的文章骨气，尽在其中了。大师就是这样诞生的吧。在前人留给人类宝贵的文化遗产和丰富的文学遗产面前，我再次感到自己的单薄渺小，也再一次对某些文化艺术界的“狂人”那种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莫名其妙的自大生出确凿的怀疑。 在我为之工作的河北省作家协会，有一座河北文学馆，馆内一张孙犁先生青年时代的照片使很多人过目不忘。那是一张他在抗战时期与战友们的合影，一群人散坐在冀中的山地上，孙犁是靠边且偏后的位置。他头戴一顶山民的毡帽，目光敏感而又温和，他热情却是腼腆地微笑着。对于今天的我们，对于只同他见过四面的我，这是一个遥远的孙犁先生。然而不知为什么，我越来越相信病床上那位盖着碎花棉被的枯瘦老人确已离我们远去，近切真实、就在眼前的，是这位头戴毡帽、有着腼腆神情的青年和他的那些永远也不会颓败的篇章。

读孙犁的作品，最早是从小说开始的。给我强烈的印象是风格别致。同是战争题材，却很少描绘血与火，没有曲折的故事情节，没有复杂的战争描写，而是更多地展示战争中人物心灵的美，却自有一种吸引人的神奇力量。他笔下的白洋淀风光，清新疏朗，散发着潮润润的水气，像一幅淡淡的水墨画，弥漫着浓郁的诗意。那时最爱读的是《芦花荡》和《荷花淀》，至今一闭眼，便浮现出朦胧迷离的月光下，听水生说明天要到大部队去，水生嫂的手指震动了一下，想是叫苇眉子划破了手，她把手指放在嘴里吮了一下，多细腻、传神的细节哟！也许是年龄小、阅历浅吧，那时不怎么爱读孙犁的散文，觉得太平淡，没有奇崛的句子，词藻也不花哨，写人叙事，多是白描。那时更喜欢浓妆艳抹，词藻华丽，热烈奔放，甚至是“为赋新词强说愁”的“假、大、空”式的抒情散文。随着年龄地增长，阅历地加深，才感到孙犁的散文讲究情感的节制，含蓄蕴藉，朴素洁净，像在水中淘洗过似的，是一种绚烂之极归于平淡的“大美”，才领悟到浓妆艳抹易，平淡自然难，做到“朴实无华、平中见奇、淡而有味”就更难。这时，爱其散文胜爱小说，对其新时期的散文更是钟情不已。《晚华集》、《秀露集》、《澹定集》、《尺泽集》……无论怀人记事，思及故乡，追忆童年和战争岁月，还是咏物之作，都融入了深刻的生活感悟。孙犁先生不喜欢官场，远离热闹，自甘寂寞，正因有了这种难得的品性，才能长期以宁静沉潜的心态，进入到一般人难以企及的宏大深邃的艺术境界。孙犁先生的散文是“写人生”的散文。他是一位富于哲思的作家，他的这些哲理思考，大都伴随着形象和激情一起出现，所以，在许多情况下，又帮助着其作品诗情画意地形成。他常常从司空见惯的事物中升华出人生的感慨，在作品中凝聚、昭示着深沉的人生情致，不仅给人以审美的享受，更让人从中悟出关于人生、社会和自然的道理。读其散文，如同聆听一位饱经沧桑的智者平静随和地倾诉，需静下心来，慢慢地去品读。《黄鹂》中，他充满深情地写道：“各种事物都有它的极致。虎啸深山，鱼游潭底，驼走大漠，雁排长空，这就是它们的极致。”在《贾平凹散文集序》中，他赞喻贾平凹像是在一块不大的园田里耕耘不已的农民，同时又提醒作家：“文艺之途正如人生之途，过早的金榜、骏马、高官、高楼，过多的花红热闹，鼓躁喧腾，并不一定是好事。人之一生，或是作家一生，要能经受得清苦和寂寞，经受得住污蔑和凌辱。要之，在这条道路上，冷也能安得，热也能处得，风里也来得，雨里也去得。” 孙犁先生生活简朴，不慕荣华，他对头年冬季贮藏的大白菜根部生出的黄白色菜花喜爱之极，精心放在水盆里，摆在书案上。于是便有了那篇字字珠玑的美文《菜花》。他认为菜花小而平凡，但同样是美的。作者在结尾写道：“现在，我已衰老暮，久居城市，故园如梦。面对一株菜花，忽然想起许多往事。往事又像菜花的色味，淡远虚无，不可捉摸，只能引起惆怅。人的一生，无疑是个大题目。有不少人，竭尽全力，想把它撰写成一篇宏伟的文章。我只能把它写成一篇小文章，一篇相当于菜花一样的散文。菜花也是生命，凡是生命，都可以成为文章的题目。”1992年孙犁先生写了一篇意味淡远的《扁豆》。“白扁豆细而长，紫扁豆宽而厚，收获以后者为多。我自幼喜食扁豆，或炒或煎。煎时先把扁豆蒸一下，裹上面粉，谓之扁豆鱼。”写到这里，突然一转，切入1939年的生活记忆，与一个单身游击队员共同生活的时光。“每天天晚，我从山下归来，就坐在他的已烧热的小炕上，吃他煎的玉米面饼子和炒扁豆。灶上还烤了一片绿色的烟叶，他在手心里揉碎了，我俩吸烟闲话，听着外面呼啸的山风。”由物及人，对战争年代同志间生死与共、相见以诚的和谐关系表现了深深的思念与怀想，朴实真挚，情理兼备，境界高远，细中见大，灵动飘逸，炉火纯青。文如其人。孙犁一生淡泊名利，深居简出，低调为人，爱憎分明。作家谢大光在《孙犁印象记》中说得好：“孙犁的作品和他的为人是完全一致的，可以信赖的。这里可以借用他在纪念俄国作家契诃夫时所说的一段话：‘我们只能从他的作品认识他。……对于像这样一个真诚的作家，我们只要认真地阅读他的作品，便可以全面地理解他了。

孙犁一生笔耕不辍，1927年开始文学创作，1945年在延安《解放日报》发表他著名的短篇小说《荷花淀》。他从事文学创作75年来，著有长篇小说《风云初记》，小说、散文集《白洋淀纪事》，中篇小说《铁木前传》、《村歌》，文学评论集《文学短论》等，另有《孙犁文集》正续编8册和《晚华集》、《秀露集》、《澹定集》、《尺泽集》、《远道集》、《老荒集》、《陋巷集》、《无为集》、《如云集》、《曲终集》10种散文集传世。孙犁是中国解放区文艺的代表性作家之一，他以其众多经典性的作品，描绘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一幅幅壮丽、清新的文学画图。全国解放后，孙犁文学创作继续取得长足的进展，成为新中国文学史上极负盛名的小说，散文大家，被认为是著名文学流派“荷花淀派”的创立者。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孙犁文学创作迎来了第二个高峰，他的作品以思想的深邃，文体的创新，艺术风格的鲜明和炉火纯青，在国内外产生广泛影响。

在安国县上高小时，孙犁就开始阅读文学研究会的反映现实生活的小说。14岁那年，他来到保定西关育德中学读书，更爱上了新文学，尤其是鲁迅的文章。他也喜欢读茅盾、巴金、叶圣陶的作品和外国作家梅里美、普希金、契诃夫、高尔基的小说，这些作品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和精练、含蓄、明快的艺术风格，都深刻影响了孙犁。而十月革命以后的苏联文学作品，更使孙犁受到了无产阶级革命思想的熏陶。因此，本想报考邮政学校的孙犁，选定了以“反映现实生活并推动现实牛活前进”的文学作为自己的事业。此间，他还读了很多哲学、伦理、文化、社会学和生物学方面的书。为他以后的文学创作打下了知识基础。 高中毕业后，他曾在河北省白洋淀边同口镇当了一年小学教员，“清晨黄昏，我有机会熟悉这一带的风上和人民的劳动、生活”。他作品中白洋淀儿女的形象及荷淀、苇塘的风光就是作家在此基础上的体验。 1937年，孙犁在冀中投身抗日洪流，从事革命文化工作。那“随手可以拾到的碎小石块，随便向那里一碰，都可以迸射出火花来”的时代，给了他深厚的生活体验，加上他独到的分析观察和从古今中外大帅的作品中学到的精湛的艺术技巧，形成了他忠于生活真实、追求和歌颂美、为人生也就是为人民的艺术观，并逐步发展完善为至今仍有许多人在学习的独具特色的文学流派。 1949年1月15日，孙犁随军进人天津，在《天津日报》社工作。他发现并培育了一批很有才华的工人作者。1956年后的十年间，孙犁一直在病中，加上文革十年，前后约二十年一直搁笔。从1977年7月开始，又重新开始创作，“老作家焕发青春”，写出了许多优美的作品。 孙犁从1930年开始发表小说、散文作品，到1949年创作了三十多篇小说，结集出版过《荷花淀》（1947，小说散文合集）、《芦花荡》（1949）、《嘱咐》（1949）和《采蒲台》（1950）等，还写过辅导文学青年的小册子《文艺学习》。解放后写有长篇小说《风云初记》，中篇小说《铁木前传》、《村歌》和小说散文集《白洋淀纪事》，散文集《津门小集》，论文集《文学短论》等。1981年孙《犁文集》出版，后又陆续发表了许多散文、杂文、小说、文艺随笔等，结集的有《晚华集》、《秀露集》、《无为集》、《远道集》、《如云集》、《曲终集》、《陋巷集》、《尺泽集》、《澹定集》、《老荒集》及《耕堂杂录》、《芸斋小说》等。孙犁一生的创作不算很多，但他在中国新文学史上却有重要的影响。 其早年的主要作品，首先是关于抗日战争的。“其次是反映解放战争和土地改革的作品，还有根据地生产运动的作品”。对这些作品，作者认为：“我最喜欢我写的抗日小说，因为它们是时代、个人的完美真实的结合，我的这一组作品，是对时代和故乡人民的赞歌。我喜欢写欢乐的东西。我以为女人比男人更乐观，而人生的悲欢离合，总是与她们有关，所以常常以崇拜的心情写到她们。” 这个故事发生在农业合作化初，作者没有像柳青《创业史》那样，通过梁三老汉和梁生宝的父子关系来揭示这种两条道路的斗争对十人们思想的影响，而是从经济状况变化之后铁木二人的友谊悲剧这样一个侧面来写，这是因为作者觉得“进城以后，人和人的关系，因为地位，或因为别的，发生了在艰难环境中意想不到的变化。我很为这种变化所苦恼”。作者侧重写人情变化，写人生，写内心感受，即从人情与道德角度切入生活，别具一格。 还值得一提的是，这篇小说中的一个性格复杂的独特人物——小满儿。她美丽、热、大胆、伶俐，却又狡黠、尖刻，乃至有点放荡；她聪明能于却又常常逃避开会、学习，野性难驯；她被人称为“落后的女人”，但内心非常自尊，充满着对幸福的渴求，生命力充盈。这是在那个年代徘徊在人生交叉路口的“圆形人物”。这样丰满复杂形象的成功塑造，充分展示了作者的技巧与风格。 茅盾先生曾称赞过孙犁的风格：“他的小说好像不讲究篇章结构，然而决不枝蔓；他是用谈笑从容的态度来描摹风云变幻的，好处在于多风趣而不落人轻怫。” 孙犁晚年的（斋小说）风格大变，古朴凝重，篇幅极短，且后附“芸斋主人”的议论，蕴含了作者一生的思索和睿智。这位精神田园的执著守望者，在晚年形成了自己崇尚自然之道的美学思想。 下面就来专门谈谈孙犁的代表作《荷花淀》。它写于延安，发表于1945年5月15日《解放日报》副刊。作品的主要内容是：在抗日战争期间，河北省中部白洋淀地区的一个农村里，有七个青年要去参军，在县里报了名。他们怕家里人拖后腿，就公推厂一个叫水生的游击组长回去跟他们的家里人说明白。水生连夜赶回家，到别人家里做了些说服工作，又与妻子话别，第二天便匆匆走了。过了两天，这些青年妇女想去看看参了军的丈夫，给他们捎点衣裳。她们偷偷坐在一只小船上，划到对面的马庄去。可部队刚好在前一晚开走了。于是她们回家，路上碰到了一只日本鬼子的大船。她们拼命地逃，鬼子在后面穷追不舍。在她们把小船划进荷花淀里的同时，埋伏在淀里的一支部队给了鬼子迎头痛击，打沉敌船，全歼鬼子。她们这时才发现，原来伏击鬼子，在危急关头救了她们性命的，正是她们想见的新参军的丈夫。战士们完成了任务，又见到了爱人，高高兴兴地带着战利品转移到别的地方去了。这年秋天，这群妇女也学会了射击，在冬天配合子弟兵作战。 作品肯定了人民战争，热情歌颂了根据地人民英勇、乐观和自觉的精神。但艺术表现上却别开生面、情趣盎然，可以说达到了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的完美结合，标志着孙犁短篇小说创作的成熟，体现了孙犁小说的鲜明特色。第一，善于运用日常生活画面来展示时代风貌。作者在五千多字的篇幅中，用来写伏击战的只有十分之一的文字，重要笔墨都用来写夫妻话别、探亲遇敌、见到丈夫等场面，但这些平凡的场面却别有深意。如夫妻话别，写的是水生他们报名参军抗日，可作者没将笔墨放到水生他们如何报名的场面上，而是通过水生嫂识大体、顾大局，勇挑家庭重担，支持丈夫参军的举动，写出了抗日战争时期，根据地人民尤其是年轻妇女的崇高品德和革命觉悟。丈夫走了几天后，水生嫂和女伴们想念丈夫，借日去看他们，足见爱之深。而爱得那么深切又能毫无怨言地送自己的丈夫参军，更见民族大义。亲眼见到丈夫的伏击战后，她们说“回去我们也成立队伍”，“她们配合子弟兵作战”。这样的“儿女情”，正是对新时代英雄儿女的一曲赞歌。《荷花淀》的续篇《嘱咐》（1946），写的是离家八年的水生回家，只呆了一晚又匆匆与妻子离别的故事。水生嫂的临别嘱托看似夫妻告别的日常画面，写出的却是广大人民的嘱托、历史的嘱托，反映了解放区人民对解放战争的全力支持和殷切希望。孙犁的小说致力于挖掘日常生活画面中解放区劳动人民尤其是妇女的新风貌和高贵品质，“至于那些年轻妇女，我已经屡次声言，她们在抗日战争年代，所表现的识大体，乐观主义以及献身精神，使我衷心敬佩到五体投地的程度”。时代精神最闪亮之处被孙犁捕捉到了，显示出他小说的敏锐和深刻。 第二，善于运用白描手法，将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完美结合。这、点是和孙犁的艺术追求分不开的。孙犁不止一次地说过，他很喜欢普希金、梅里美、果戈理、契诃夫、高尔基的作品，“我喜欢他们作品里那股浪漫气息、，诗一样的调子，和对美的追求”（《勤学苦练》），要“表现真善美的极致”。《荷花淀》一开篇，寥寥几笔．就为我们展现了一幅饱含着诗情画意的风景画，同时也是风俗画。“月亮升起来，院子里凉爽得很，干净得很，白天破好的苇眉子潮润润的，正好编席。女人坐在小院当中，手指上缠绞着柔滑修长的苇眉子。苇眉子又薄又细，在她怀里跳跃着。”女主人公在这美丽的画中，愈见其心灵手巧、勤劳能干。劳动生活也不似往常那般枯燥，而以一种诗意般的描写将劳动的愉快表现得含蓄、优美，作者对于乡下、对于人民的赞美和想念也全在这画里。这是一幅白描的画，但画中分明有诗，一首不露痕迹的“抒情诗”，显得那么浪漫。又如后面的文字：“她们轻轻划着船，船两边的水哗，哗，哗。顺手从水里捞上一棵菱角来，菱角还很嫩很小，乳白色。顺手又丢到水里去。那棵菱角就又安安稳稳浮在水面L生长去了。”描写于净利落，照实写出却处处弥漫着浪漫主义的诗情画意，展示出一幅解放区安闲宁静的美好生活画面，更激发人们对破坏这种生活的鬼子的痛恨。 第三，善于运用对话和细节描写人物。如写水生嫂和四个年轻妇女想念丈夫却又找借口的那一段：“我不想拖尾巴，可是忘下了一件衣裳”，“我有句要紧的话得和他说说”，“我本不想去，可是俺婆婆非叫我再去看看他，有什么看头啊”。虽每人只一句，却活画出了处于战争环境中的一群活泼可爱的青年妇女形象。她们在见到丈夫后回来的路L的那些议论也是如此。孙犁不但善于通过外在的言谈举止塑造人物，而目，善于捕捉日常生活的典型细节。例如，当水生说“明天我就到大部队上去了”时，“女人的手指震动了一下，想是苇眉子划破了手”，内心瞬间剧烈的心理活动，借助手指的震动传达出来。听了丈夫的解释后，她低着头说“你总是很积极的”。低着头说出这句话，与仰着头、歪着头、笑着说、撇着嘴说是不同的。它生动地表现了这时的妻子对丈夫那种爱中有怨，怨中有爱的复杂感情和矛盾心理。这主要得益于作者对家乡人民话语、动作的熟悉，是作者生活、思想和艺术修养深厚的一种表现。 第四，语言简洁、优美，富于诗情画意。大家常喜欢用“诗的语言”来概括孙犁的作品的语言。孙犁善于发现生活中的诗意，并善于运用饱含诗情的笔触来表现它。不论是对话，还是叙述、描写，用的哪怕是最通俗的口语，都能像诗句一样优雅。如几个女人没见到丈夫往回走时，有句这样的话：“可慌（高兴的意思）哩，比什么都慌，比过新年，娶新——也没见他这么慌过！”一个“慌”字生动地表现了青年妇女那种既兴高采烈又急不可待的心情，看到了青年们火热的心。而那位女人说到“娶新”时，心里一羞，脸上一红，灵机一动，舌头一卷，忙把吐到嘴边的“媳妇”两字咽下去了，诗境一般地显现了人物心灵深处的一闪念。 孙犁的小说有其独特的贡献。在40年代的解放区文学创作中，尽管题材风格上有差别，但主题与旋律却基本相同，即对爱国主义、革命英雄主义以及民族精神的弘扬，形成了一种“政治、功利”的叙述模式。而孙犁小说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这一流行格局，并为现代文学民族化、现代化的发展作出了特殊的贡献。与赵树理侧重探索农民在革命斗争中如何成长的“变”的过程不同，孙犁以充满诗意的笔致侧重于歌颂“变”之后的人民群众的“新”与“美”，不按流行格局去表现，而是将艺术的聚焦点对准他们内在的心灵世界，为那个风起云涌的年代习惯于大风沙的“延安读者”带来了“带有荷花香味”的风。在孙犁的影响下，出现了刘绍棠、从维熙、韩映山、房树民、苑纪久等一批作家，形成了“荷花淀派”，可谓影响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