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希腊语言学研究论文

一、传统语言学 （一）古希腊语言学 有文字记载的语言研究可以追溯到二千多年前的古希腊。当时的语言研究是在哲学研究的范围内展开的，属于哲学的一个分支。大约在公元前五世纪，希腊人就对语言问题进行过两场有名的大论战。第一场论战是在“自然发生派”和“约定俗成派”之间展开的。论战的焦点集中在语言的形式与意义之间的关系上。“自然发生派”认为，单词的形式反映了事物的本质，也就是说事物的名称是由事物本身的性质决定的。他们以语言中的象声词为依据，得出语言是自然发生的结论。“约定俗成派”则认为，事物的命名是人们在实践中互相约定的，和事物的性质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语言中的象声词是极少数，即使没有它们也不会影响语言交际。由此，他们认为语言是约定俗成的产物。这场论战持续了很久。虽然没有得到什么结果，但它促进了对词源的研究，对词的各种关系的分类产生了兴趣，可以说是开创了在哲学这个总的框架中研究语法的先河。 值得一提的是，战国末期的荀况（公元前335—255年）曾在其《正名篇》中指出：“名无固宜，约之以命，约定俗成谓之宜，异于约则谓之不宜。名无固实，约之以命，约定俗成谓之实名。”由此可见，早在春秋战国时期，我国学者就持有与“约定俗成派”相类似的观点。 第二场论战与第一场论战有着密切的联系。它是在“变则派”与“类推派”之间展开的。争论的焦点集中在语法结构是否规则这一问题上。“变则派”认为，由于语言是自然发生的，所以也是不规则的，并以语言中许多不规则现象作为立论的依据。“类推派”则认为宇宙间日月的运行、四季的轮转是有规律的，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是受法则支配的，语言也不例外。它虽然有不规则的现象，但总体来说还是规则的。由于希腊语既有规则的成分，也有不规则的因素，所以论战的双方谁也说服不了谁。但双方都对语法理论的产生有较大的贡献。“变则派”的贡献在于他们辨别出了主要的语法范畴；“类推派”的贡献则在于他们确定了主要的屈折变化形式。 早期的希腊学者对语言的研究主要侧重于词源学、语音学和语法学三个方面。其中语法学所取得的成绩最为突出，对传统语言学的发展有着很大的影响。哲学家柏拉图（公元前428—348年）在“自然发生派”和“约定俗成派”的论战中持中立态度。他认为，有些词直接反映了事物的本质；但有许多词，其语音形式与意义之间究竟有些什么联系是无法判断的。他在分析单词与意义的关系时，把词分为主词和述词两大类（大致相当于名词和动词），是西方语言学史上第一个对词进行分类的学者。 柏拉图的学生亚里斯多德（公元前384—322年）是位坚定的“约定俗成论”者。他认为语言是约定俗成的，是有规则可循的。他在柏拉图的词类两分法的基础上把那些既不属于主词又不属于述词的词自成一类（大约相当于我们今天所说的连词）。他还注意到名词有格的变化、动词有时态变化等这样一些结构上的特征，并第一次给词下了定义。 后来的“变则论”者斯多葛学派（The Stoic School）又在亚里斯多德的词类三分的基础上，进一步把词分为冠词、名词、动词和连词。后来又把名词分为专有名词和普通名词。他们还对动词的时态和名词的格等问题进行了细致的研究，认为名词有主格、宾格、与格、所有格和呼格之分。 在古希腊时期，对传统语言学作出较大贡献的是亚历山大里亚学派（The Alexandrian School）的特拉克斯（约公元前一世纪）。他在名为《读写技巧》的只有15页的小册子中，把词分为名词、动词、分词、冠词、代词、介词、副词和连词八大类。这本小册子对后世影响很大，在此后将近两千年的历史长河中，欧洲的语法学家在分析其它语言时，仍将词分为八大类，尽管所用的术语略有不同。 特拉克斯对语法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词法上。最早对希腊语句法进行全面描写和分析的是公元二世纪在亚历山大里亚从事著述的狄斯考鲁。他名词与动词之间的关系入手，再分析描写其它词类与名词和动词的关系。同时，对动词与名词或代词在人称和数的一致关系、对一类词代替另一类词的替换关系等问题也进行了研究。他的句法分析和描写为后来区分主语和宾语、区别主从结构等奠定了基础。 （二）古罗马语言学 从公元前三世纪到公元前二世纪，希腊的统治地位逐渐由罗马帝国所代替。到公元一世纪，罗马帝国的统治已相当稳固。在罗马帝国统治西方文明世界的年代里，研究语言的空气比较活跃，并已经了解到古希腊的两次有名的大论战，也了解亚历山大里亚学派和斯多葛学派对语言问题的看法和他们的成果。瓦罗（公元前116—27年）曾对“变则派”和“类推派”的观点进行过详细地叙述和说明，同时也对拉丁语法作过大量的分析。他把语言研究划分为词源学、形态学和句法学三大部分。在西方语言学史上是他首次把派生结构和屈折结构区分开来，并发现拉丁语的名词除了有希腊语名词的五个格之外，还有一个夺格。 昆提利安（公元35—95年）是一位对教育比较关心的学者，在语法方面也有过一些论述。他认为语言的正确运用应合乎推理、应仿效权威和引经据典。在词汇的发展过程中，意义比其形式重要得多，因此词汇的选用应遵循自然逻辑和类推这一基本原则，即应合乎推理。要判断现行的用法是否正确，则应求助于那些受过教育的权威人士，看是否能够得到他们的认可。如果学者之间对某一用法意见不统一，就应在古代的经典中查找证据。这些主张无疑对后来的传统语言学家有很大影响，特别是在制定语法规则、对某一用法进行硬性规定时，总会自觉或不自觉地运用到这些原则。 在所有的拉丁语法学家中，对后世影响较大的当属多纳图斯（约公元四世纪）和普里斯基安（约公元五世纪）。普里斯基安所著的一套18卷的语法书可视为拉丁语法的代表作。在这部巨著中，普里斯基安运用特拉克斯和阿波洛纽斯的理论体系和方法对拉丁语法作了较为全面的分析和描写。他基本上全盘借用了希腊学者的语法体系，只是由于拉丁语没有冠词而将其改为叹词，甚至连瓦罗区分开的派生结构和屈折结构也没有被他接受。总的来说，绝大多数的拉丁语法学家都同普里斯基安一样，注重用希腊语法的模式来分析拉丁语法，而对语法理论少有建树。他们对语言学的最大贡献就是建立了拉丁语法。 普里斯基安的拉丁语法虽然没有什么独特的见解，但它对传统语法的传播却起了很大的作用。在后来的好几个世纪中，拉丁语法一直袭用这一模式。在中世纪，其它语言的语法书相继问世，12世纪中叶就已经有希伯来语语法、阿拉伯语语法、古爱尔兰语语法等。到16世纪末17世纪初，几乎所有的欧洲语言都有了自己的语法。但所有这些语法都是以希腊语法或拉丁语法为模式的。 二、历史比较语言学 （一）历史比较语言学的形成 讨论历史比较语言学的成就与发展，我们不能忽视古印度语言研究在历史比较研究中的重要作用。古印度的语言研究早在公元前四世纪就已蓬勃发展，富有成效。巴尼尼（约公元前四世纪）的梵语语法《八章书》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其讨论问题的深入程度、自身的系统性以及表述的简练性是其他语法书无法比拟的。在巴尼尼之后，古印度的语言研究更加兴旺，先后出现了十多种语法派别，尽管它们或多或少都打上了巴尼尼语法著作的烙印。古印度的语言研究有两个方面是西方传统语言学望尘莫及的：一是对语音问题研究；二是对单词内部结构的研究。虽然直到18世纪末西方学者才开始大量接触到古印度学者的语言研究成果，但正是因为古印度学者对梵语语音所作的准确详尽的描写才使得梵语同拉丁语、希腊语和其它日耳曼语言的比较成其为可能。 虽然语言学界公认19世纪是语言的历史比较研究时期，但早在12世纪，冰岛一位姓名不明的学者就根据词形的类似来确定冰岛语与英语的关系，进行了语言的比较研究。14世纪初，意大利著名诗人但丁的《俗语论》问世。虽然这是一本讨论方言问题的著作，但也涉及到了语言的起源问题：不同语言是同一源语经过时间的推移和说话人的移居而造成的。16世纪的斯卡利格（1540－1609年）和17世纪的莱布尼茨（1646－1716年），都对语言的起源问题感兴趣，并试图将语言分成不同的语系。到了18世纪，已经有人收集有助于比较研究的各种语言材料，如德国人帕拉斯的《世界语言比较词汇》就是一例。18世纪末，西方学者开始接触并掌握古印度语——梵语。通过比较研究，他们发现梵语和欧洲的几种主要语言在某些词汇层次和语法结构上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其中，英国学者W. 琼斯爵士（1746－1794年）在1786年举行的亚洲学会上宣读的论文影响最为显著。在这篇论文中，他根据梵语、希腊语和拉丁语在动词词根和语法形式的相似性断言，这三种语言源于同一原始语言。从而正式揭开了语言学史的新的一页。 （二）历史比较语言学的发展 19世纪是历史比较语言学的世纪。1808年, 施勒格尔（1772－1829年） 发表了题为《论印度人的语言和智慧》的学术论文。他强调语言内部结构方面的研究，指出梵语和拉丁语、希腊语、日耳曼语等在词汇及语法关系方面有着亲缘关系，并首次使用了“比较语法”这一术语。19世纪初从事语言历史比较研究的学者中,最著名是丹麦的拉斯克（1787－1832年）与德国的格里木（1785－1863年）和葆朴（1791－1867年）。拉斯克在1811年出版了一本讨论古北欧语的语法书，1830年又出版了一本讨论古英语的语法书。在这两部书中他首次使用语音对应关系来比较不同语言中的词源形式。后来的“格里木定律”中的各种对应关系实际上是由拉斯克首先提出并用例子加以证明的。格里木1822年出版的《德语语法》（第二版），用较大的篇幅来讨论字母，阐述了德语与其它印欧语言之间的语音对应关系。他所发现的这些语音对应规律被后人称为“格里木定律”。葆朴的语言研究目的是为了找出语言的原始语法结构。他在《比较语法》一书中宣称，他的目的在于对有关语言进行比较描写，探索支配这些语言的规律及其屈折变化的起源。就是在探索原始语法结构的过程中，他发现了比较语法的原理。有人在评价他发现比较语法原理时认为他的发现可以同哥伦布发现新大陆相媲美。 19世纪中叶的语言学家几乎都用比较的方法来研究语言，其中最为著名、影响最大的是施莱歇尔（1821－1868 年）。在他众多的著述中，最主要的当属《印度日耳曼语言比较语法纲要》。该书于1861年出版，后来曾再版过四次，对历史比较语言学的发展有很大的影响。施莱歇尔根据语言的共有特点而将其分为不同的语族，并用谱系树形图来表示语言的历史渊源和体系。他受达尔文生物进化论的影响，认为语言的生命同动植物的生命一样，都有成长期和衰老期，因此语音的变化是严格按照规律进行的，这些规律与自然规律没有什么本质上的不同。语言学家的任务就是研究语言发展史，研究语音的变化规律。在《印度日耳曼语言比较语法纲要》中，他用了约三分之一的篇幅来研究语音。他的这种观点对后来的青年语法学派的影响尤为明显。 （三）青年语法学派 青年语法学派产生于19世纪末叶，并在当时的语言学界占统治地位。其代表人物有雷斯琴（1840－1916年）、奥斯特霍夫（1847－1909年）、勃鲁格曼（1849－1919年）、 维尔纳（1846－1896年）、德尔勃吕克（1842－1922年）等人。青年语法学派认为语言之间的语音对应规律没有例外，所谓例外是由于不同规律交叉运用或其它因素所造成的。维尔纳在1875年发表了一篇文章专门讨论“格里木定律”中的例外问题，认为这些例外实际上是由于重音的变化所导致的。他的这种音变规律后来被称为“维尔纳定律”。青年语法学派还认为语音和形态的变化是由于类推所起的作用。他们强调对现代语言及其方言的研究。青年语法学派的观点及其研究推动了语言学研究方法的发展，并对同时代学者及后人有很大的影响。 三、现代语言学 在19世纪末的语言学界，绝大多数的人都认为语言研究已到达顶点，科学的语言研究方法就是历史比较法。20世纪初，语言学经历了一个巨大的转折而进入到现代语言学时期。 （一）索绪尔与结构主义语言学 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1857－1913年），是现代语言学的奠基人。尽管索绪尔在历史比较语言学，特别是在印欧比较语言学中作出重大贡献而在语言学界崭露头角，但真正使他享有“现代语言学之父”这一美称的却是他在1906年至1911年期间为日内瓦大学的学生开设的“普通语言学”课程。1913年他去世之后，他的两位同事根据学生所作的笔记和他所留下来的讲稿整理出了《普通语言学教程》这部不朽的著作，并于1916年出版。 索绪尔主张把语言和言语这两个不同的概念区分开来。他认为语言是抽象的语法规则系统和词汇系统，它潜存于人们的意识之中，是社会产物，不从属于某一个人。言语是说出来的话或写出来的文章，因此运用同一语言的人很少有同样的言语。言语是由个人通过运用语法规则将语言单位组织起来的结果，因此言语是语言的具体体现，而语言则是对言语的抽象。虽然言语是可以直接接触到的素材，但语言学的研究对象却应是语言。 他主张将内部语言学和外部语言学区别开来。他虽然承认社会史、文明史等因素与语言发展有很大的关系，但认为这些因素不会触动语言的内部系统。研究语言内部系统的内部语言学完全没有必要知道语言是在什么条件下发展起来的。因此在他看来，语言学就是一门研究语言内部系统的科学。 他主张将共时性的研究同历时性的研究区分开来。在他之前，人们研究语言往往是纵向地追溯语言的历史，从历史的角度来解释语言现象，甚至有人认为唯有历时性的研究才是科学的。索绪尔认为对语言进行共时性的研究，即对语言作出静态描写也是一门科学，而且还优于历时性的研究，因为对说话的大众来说，历史变化是很少在考虑之列的。 索绪尔认为语言符号在构成关系系统时存在于两种关系之中，即组合关系和聚合关系之中。组合关系与语言成分的线性排列次序是一致的，而聚合关系则是以语言项目中一定成分的选择为条件的。 索绪尔认为语言是形式而不是实体，也就是说语言是一套规则体系，而不是具体的材料。规则体系是相对固定的，约定俗成的，是语言学的研究对象。 索绪尔对现代语言学的贡献还在于他确立了语言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所必需的特点。他在《普通语言学教程》的结尾处指出：“语言学的唯一的真正的对象就是语言和为语言而研究的语言。”虽然这段结论性的话语的后半部分在语言学界尚有争议，但它确定了语言学研究的对象和相应的研究方法，明确了语言学成为一门学科所需的特点。索绪尔对共时语言学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后来涌现出的各种学说和流派都直接或间接地受到他的这些观点的影响。 四、当代语言学 （一）乔姆斯基与转换生成语言学 本世纪50年代后期，美国语言学家乔姆斯基（1928年－ ）的《句法结构》问世在语言学界掀起了一场新的革命，并由此而产生了一个新的学派——转换生成派。转换生成派在美国结构主义学派的土壤上产生，并在同结构主义决裂和挑战的过程中成长起来。 乔姆斯基认为语言研究应致力于探索人的内在的语言能力，不应满足于对言语行为这种表面现象的观察和描写。结构主义研究语言的目的是为了对语言进行分类描写，而在乔姆斯基看来，语言研究的目的就是要建立一套形式化的演绎系统，一套有限的语法规则。这套规则既能生成出无限合乎语法的句子，又能解释各种句子内部的语法关系和语义上的歧义性。既然研究的目的不同，那么研究的材料和方法也就大不一样。 结构主义研究语言的材料是随机搜集起来的大量句子。乔姆斯基认为，随机搜集的句子是十分有限的，而句子的数量却是无限的，人们不可能将所有的句子搜集完全，所以，语言研究的不应是人们的言语行为，而应是人们内在的语言能力，因为正是语言能力使人们能够不断地产生并理解新的句子。在研究方法上，结构主义是先搜集语言素材，然后通过一套发现程序对素材进行分析并找出规则，最后用所得出的规则来解释语言现象。乔姆斯基认为，既然语言材料是无法搜集完全的，那么，从零星的语言素材中发现的规则必定是不完整的，无法说明所有的语言现象。因此，语言研究的方法应当同自然科学中的研究方法相同，即先根据观察作出假设，然后再到实践中去检验或证明假设，并针对实际情况对假设进行修改。这样多次地进行反复，直到能够正确地解释句子结构为止。 在儿童语言习得的问题上，结构主义接受英国哲学家洛克（1632－1704年）“白板说”的哲学观点。洛克认为人的心灵的原始状态只是白板一块，一切知识和观念都是后来从经验中获得的。由此，结构主义者认为小孩的语言是靠反复地模仿和记忆，使其成为一种习惯而获得的。乔姆斯基认为“白板说”的观点很难解释这样两种现象：一是动物通过反复训练之后为什么不能掌握语言；二是供小孩模仿的句子无论数量有多少，但毕竟是有限的，小孩为什么能够理解并产生以前从未听见过的无限的句子。乔姆斯基赞成17世纪的法国哲学家笛卡尔（1596－1650年）的“天赋观念”说，因此他认为人的大脑中天生就有一个“语言习得机制”，一旦特定的语环境触发这一机制，小孩就自然能够获得某种语言。 乔姆斯基还认为结构主义只是对语言结构的表层进行切分和描写，所以他们无法解释为什么具有相同结构的句子会在意义上有很大的区别等这样一些语言现象。语言研究不仅应注意表层结构，而且还应注意其深层结构。 乔姆斯基在发展自己语言理论的过程中，主张将语言能力和言语行为区分开来。并试图说明人的语言能力，试图用语言研究来说明心理活动，因此，他认为语言学应是心理学的一个分支。 转换生成语言学在发展过程中曾作过多次修改，经历了早期理论、标准理论、扩充式标准理论和修正的扩充式标准理论四个阶段。最近一个阶段的语言理论模式由句法、语音和语义三大部分组成。句法部分包括基础部分、转换部分和格部分，基础部分生成出深层结构，然后通过转换部分生成出浅层结构，再通过格部分而成为带有格标志的浅层结构。带有格标志的浅层结构既可通过语音部分而获得语音表达，也可通过语义部分获得语义表达。

浅谈中西方语言、思维与文化差异的现代思考论文

摘要：以英、汉两种语言的形式和表达习惯为切入点, 进一步印证萨皮尔-沃尔夫假设有关语言决定思维并影响思维的基本结论。在二语习得中要注意两点:其一, 通晓外语首先要精通母语;其二, 中西各个领域长期、深入的交融, 可能造就出一大批从思维到行为上汉化的西方人和西化的中国人, 其前提是精通双语。

关键词：语言; 思维; 中西文化差异; 中西比较;

中西文化比较的根本应是透过众多中西文化差异的表象, 挖掘出这些差异的本质, 如是, 才有益于更准确地研究和把握好中西比较这一内涵丰富、纷繁复杂的课题。由此, 语言与思维的关系问题是中西文化比较之源, 换言之, 有关中西文化比较所有问题的研究, 都可能归结到两种语言及每一语言对各自使用者思维的影响这一维度上。

一、语言与思维的关系

“语言决定论”由萨皮尔提出, 指出语言不仅反映文化与行为, 而且与思维模式互相影响, 并由此得出“语言决定论”的结论, 认为语言决定思维模式, 语言的用法或结构会反映出人类的习惯或模式。“语言相对论”是萨皮尔的学生沃尔夫提出的, 认为语言不仅影响思维, 也同时影响认知。萨皮尔-沃尔夫假设提出迄今已有七十余年的历史。一直以来, 学界对该假说的评价众多, 批评之声尤甚。角度不同、研究对象迥异, 自然难有定论。不妨以汉语、英语两种语言的差异对其使用者思维方式的影响为例, 来探讨萨皮尔-沃尔夫假设的理论解释力。

1. 汉、英语言形式的差异对思维的影响

(1) 文字起源的差异。汉字源于象形文字通过其字形可引发意义上的联想。因此, 汉语有助于使用者形象思维能力的发展。英语属于拼音文字, 字形和意义没有直接的联系。为了清晰地表达思想和传递信息, 词与词之间需要形成特定的语法逻辑关系。因此, 对某一概念的认识必须遵循由定义到推理的思考过程, 这就促进了英语使用者抽象思维能力与逻辑思维能力的发展。

(2) 语言结构的差异。英语隶属印欧语系, 汉语则属于汉藏语系;英语结构紧凑, 汉语结构松散。英语中频繁使用关联词, 句子是由各种连接词衔接而成;汉语中则很少使用关联词, 句意的通顺依靠意义的连贯, 依靠体会和领悟字面之外的深意。由此可见, 英语语言结构呈现的是分析思维, 亦即逻辑思维;而汉语结构呈现的则更多是关联思维而非分析思维。

2. 汉、英语言习惯的差异对思维的影响

(1) 复合句语序的差异。英语注重形合, 即侧重形式, 注重结构严谨, 因此, 英语复合句的语序表现为以谓语动词为轴心, 运用各种形式的关联词, 把句子的其他成分嵌扣在主句的主谓结构前后, 呈现出由中心词向外扩展的空间图式;而汉语则体现为意合, 其复合句的语序多遵循时间顺序或事物发展过程, 体现为句子形式和表达内容的一致性。英、汉复合句语序的不同, 反映出的是英语的分析与逻辑思维和汉语的直觉思维之间的差异。

(2) 叙事顺序的不同。汉语叙述和说明事物的习惯是由大到小、由一般到特殊、由整体到局部, 其思维方式表现为发散型思维;英语叙事和说明事物时习惯于从特殊到一般、从个体到整体, 其思维方式表现为分析性思维。

(3) 语态使用的差别。英语的主动语态和被动语态同等重要, 句子主语的选择也不局限于人称主语;相反, 汉语中的句子通常以人称作主语, 以使用主动语态为主, 大量的被动句都习惯以主动形式表达。英语、汉语语言表达在语态使用习惯上的不同, 体现在思维上就是英语重逻辑、重客观思维, 而汉语则重主观思维。

(4) 语篇展开方式的差异。英语篇章的组织和发展呈直线型, 英语段落通常以主题句开头, 直截了当点明段落的主题, 接续的各句都围绕该主题展开, 属于典型的演绎与归纳型段落, 而汉语的篇章发展呈螺旋型, 篇章的主题绝大多数不通过直截了当的方式点明, 而是从各种角度间接阐述出来, 习惯于先分后总, 先因后果。英、汉语言语篇展开方式的不同, 表明英语思维是线性思维, 而汉语思维则是螺旋式思维。

3. 语言对思维的影响

基于前文对英、汉两种语言之间语言形式和语言习惯的差异所体现出的思维方式差别的比较与分析, 不难发现汉语的象形文字和英语的拼音文字从本源上决定了分别以汉语和英语为本族语的中国人与英、美等西方人思维方式上存在差异的必然性。象形文字所可能引发的形象思维、关联思维、发散思维、主观思维或直觉思维、螺旋式思维等, 都在汉语及其使用者方面得到体现;而拼音文字所可能带来的逻辑思维、抽象思维、分析性思维、线性思维等, 也都在英语及其使用者方面得以印证。由此看出, 至少就汉语、英语而言, 萨皮尔论述的“语言决定思维模式”不无道理。此外, 英、汉两种语言的语言形式及语言习惯对各自使用者思维的影响, 也在上文的比照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因此, 语言决定思维也影响思维。

二、中西方语言与思维之比较

中国哲学方式偏好运用直觉体验的方式去获取和传达涵盖力极强、极灵活、为认识主体留有极大领悟空间的认识成果。西方的哲学思维则希望通过严密的逻辑推理去获得和传递精确可靠稳定的知识, 因而它重视规则的缜密, 力求避免认识主题理解和阐释对象时的任意性, 重视认识的客观性和同一性。

1. 语言与文化密不可分

美国语言学家C·克拉姆契曾经指出:“语言表达着、承载着, 也象征着文化现实, 两者不可分。”美国人类学家E·萨皮尔强调, 语言不能脱离文化而存在。即文化的载体是语言, 语言反映着文化。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创造的精神财富, 也有自己的独特历史、文化、宗教以及生活方式、风俗习惯和道德观念等。这些内容反映在语言中, 又通过语言予以表达与传播。不同民族的语言及其文化都有特殊的'表现形式和内容, 反映出的不仅是各自语言所代表的特定民族的历史传统、风土人情、宗教信仰等因素, 更是其观察世界、看待事物的思维模式及行为模式。

2. 中西文化差异更多源于英、汉语言之差异

文化差异的各类具象表现, 大多可归因为思维模式的不同。中国传统思维注重实践经验, 因而借助于直觉体会, 通过知觉从总体上模糊而直接地把握认识对象的内在本质和规律, 即“以经验为基础, 通过由此及彼的类别联系和意义涵摄, 沟通人与人, 人与物, 人与社会达到协同效应。”中国人对事物的认识只满足于对经验的总结和对现象的描述, 而不追求对感性认识的深层思考与对现象背后事物本质的哲学思辨。这种思维机制与生活保持着直接联系, 不向分析判断的抽象思辨发展。大自然呈现在自己面前的只是一个感性的现象世界, 不可分析, 只可感觉。而西方思维则具有浓厚的实证、理性和思辨的色彩。古希腊早期的哲学家们在自然界的各种观察和实验中渗透着理性思维与哲学思辨的成分, 在收集和整理材料的基础上, 利用理性思辨的力量对世界进行了解说。

基于萨皮尔-沃尔夫假设的“语言决定思维也影响思维”的理论, 比照两位学者总结的中西文化思维差异与前文探讨的英、汉语言不同引发的各自使用者思维方式的具体差异, 可以推论, “固定的思维模式”或“不同思维方式”主要源于语言的不同, 也就是说, 中西文化的差异更多地源于英、汉语言之差异。

三、结论

不同语言使用者因语言不同而存在思维模式的差别, 思维模式的差别导致行为方式的差异。沃尔夫认为:“我们关注的个体思维过程只能通过对该个体所说的语言进行深入的研究来确定。”所以, 中西文化比较应从语言比较入手, 语言差异应该是中西比较的始点也是归结点。吕叔湘先生曾指出:“对于中国学生有用的帮助是让他认识英语和汉语的差别……尽可能用汉语的情况来跟英语作比较, 让他通过这种比较得到更深刻的领会。”因此, 在二语习得中要注意两点:其一, 通晓外语首先要精通母语;其二, 中西各个领域长期、深入的交融, 可能造就出一大批从思维到行为上汉化的西方人和西化的中国人, 其前提是精通双语。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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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吕叔湘.中国人学英语[M].北京:商务印书馆, 1980.

建议你去图书馆查中国古代语言学，这本书里面都会有明确的发展历史

中古时期语言学发展简史语言学的发展史是语言学的一部分。语言学作为一个宽泛的概念，包括语言学的起源及书写系统的发明。人类不断地认识自己和客观世界的过程中，他们也尝试着了解语言这一交流的媒介。关于语言的传说并不罕见。最早的关于语言的神话出现在《圣经》里。在古希腊，哲学家们对语言十分感兴趣，他们就语言的起源，词和意义的关系进行辩论。这一辩论将他们分成两派：自然派和规约派。语言学同其他学科一样，有自己的发展史。对语言学历史的学习和研究对我们了解语言理论的传承和发展具有很大帮助作用。整个语言学的发展史共分为五个部分：上古语言学、中世纪语言学、文艺复兴时期语言学、十八世纪语言学和十九世纪语言学。本文将对古代语言学的发展进行简要的介绍，全文共分为四个部分，包括古代语言学发展过程中印度语言学、中国语言学、希腊语言学及罗马语言学的发展简史。一、早在公元前1500年，印度就有了吠陀经和佛经，那是最早的语法公元八世纪，这两种经被以梵文形式口头传送。印度人十分尊重语言，因此他们对语言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此后由于语言研究的需要，印度人开始编纂字典，这种字典里的字与印欧语系所使用的语言大不相同。公元四世纪，印度语法学家帕尼尼编纂了第一本梵文语法书叫做八书。印度人对语言的研究注重语言理论、语用、语音、音位及语法。他们发现语言形式与语言的意思之间并没有内在的直接联系，由此得出结论：语言具有任意性。印度学者还研究人们实际使用的语言与语言系统之间的关系。他们的这一研究同语言学家索绪尔后来提出的语言和言语的关系这一理论有异曲同工之秒。印度学者在语言学的研究中贡献最大的领域是语言学和音位学，他们观察和描述人们的发音部位和发音方式。直到十九世纪，语言学的各种理论才开始如雨后春笋脱颖而出。印度在语言学理论与实践领域均处于世界领先水平，其研究成果对世界语言学的发展都有重大影响。二、公元前十四世纪，中国出现了最早的书写系统，甲骨文从周朝开始，写字课被纳入课堂教学当中。当时中国没有哲学，也没有语法，只有对古代文献的评价，叫做训古。由于中文缺乏形态系统，中文并不适合用于语法学习。公元二世纪开始，中国开始出现了字典。但字典中的字都是一些废词，而有些词的意义也被歪曲了，这无疑是国人对中国古代文学的学习变得更加困难。中国第一本解释汉字的书出现于公元前十一世纪，其中包括十九个章节，是重要的引领性书籍。中国的字典编纂启示与公元后二世纪后期。在秦朝和汉朝，语言学则注重语篇的组成及词语意义的解释。公元后一百年，徐申撰写了第一本解释中国文化的书叫做《说文解字》。从十六世纪开始，中国的汉字开始为整个世界所熟知，并在语言研究领域做出了卓越的贡献。第一本被译为欧洲语言的中文语法书发表于十八世纪早期。三、古希腊对语言的研究始于公元前五世纪古希腊的语言研究者多为哲学家，因此他们更关注语言与自然，与人类思想，以及语言形式与逻辑形式的和关系。古希腊出现了很多有名的语言学家，包括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以及后期的斯多葛学派哲学家。苏格拉底并没有留下任何书写形式的理论，而是通过苏格拉底语录记载下来的。百拉图的贡献主要在语法方面。亚里士多德是百拉图的学生，它在百拉图理论的而基础上发展了自己的思想。亚里士多德知识面十分广阔，因此在语言学方面的造诣也只是碎片化的研究，因此我们不好对他在语言学方面的造诣进行评价。亚里士多德认为语言是人脑中经历的一种代表，而书写形式则是语言的代表。书写出来的文字是人们要表达的词语的书写形式。虽然语言同书写形式一样，随着不同的种族而改变，而人脑中情感却是相同的。虽然亚里士多德的理论中存在一些不妥之处，但却在希腊语的描述和分析中建立了一种元语言模型。亚里士多德后，变出现了斯多葛学派哲学家，他们对语言的研究却来越趋于准确性。他们最大的贡献语法方面。公元前100年，狄俄尼索斯编纂了第一本现存的希腊语法书，他认为语法是诗人和散文作者在语言应用中的实际知识。在希腊语言学研究中另一位伟大的人是阿布罗尼，他写了很多本书，但现存的只有几本。他是第一个解释希腊语言中，句法使用理论的人。直到三个世纪后，他才被希腊著名的语言学家普里西安认为是语法的权威。古希腊对世界语言学的贡献主要是在语法描述和语法理论上。四、罗马的书写系统来自于希腊，在西罗马帝国中，拉丁文已经成为了官方语言从公元前二世纪开始，希腊文明开始广泛向罗马传播。多纳图斯和普里西安是罗马语言学史上举足轻重的两个人。普利思安建立了词以及以词为标尺的语法模型，是一种对词的形态的研究。普利思安系统的研究了拉丁古代文学，他认为语言的语音和音节是语言的最小单位，而他对拉丁语的描述中他所定义的语法都没有任何意义。我们可以说，正是因为有了这些拉丁语言研究者，我们才有了一套可接受的语法描述系统，也正是由于他们，语言在后期才得以完整。他们为语法及语言哲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当前语言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正在飞速发展。各个学科之间相互关联，相互支撑。当前，语言学社会学、心理学、神经学、人类学等学科广泛交叉，形成了社会语言学、心理语言学、神经语言学等跨学科研究。语言学不仅让我们更好地理解语言本身，而且在其他各个领域得到了延伸和应用，为我们解决其他领域的问题提供了依据。可以说，语言学的研究不仅具有理论意义，也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是解决现实问题的新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