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东亚秩序与海上丝路研究论文

一直都在使用，只是没有北方丝绸之路名声响亮。

南方丝绸之路泛指历史上不同时期四川、云南、西藏等中国南方地区对外连接的通道，包括历史上有名的蜀身毒道和茶马古道等。南方丝绸之路的早期通道如何打开，目前难以考证。据英国人哈维的《缅甸史》、霍尔的《东南亚史》等著作记载，公元前2世纪以来，中国的丝绸从缅甸经印度到达阿富汗，远及欧洲。

南方丝绸之路总长有大约2000公里，是中国最古老的国际通道之一。它以四川宜宾为起点，经雅安、芦山、西昌、攀枝花到云南的昭通、曲靖、大理、保山、腾冲，从德宏出境;进入缅甸、泰国，最后到达印度和中东。

主要路线

南方丝绸之路主要有两条线路：一条为西道，即“旄牛道”。从成都出发，经临邛（邛州）、青衣（名山）、严道（荥经）、旄牛（汉源）、阑县（越西）、邛都（西昌）、叶榆（大理）到永昌（保山），再到密支那或八莫，进入缅甸和东南亚。这条路最远可达“滇越”乘象国，可能到了印度和孟加拉地区。

另一条是东道，称为“五尺道”。从成都出发，到僰道（宜宾）、南广（高县）、朱提（昭通）、味县（曲靖）、谷昌（昆明），以后一途入越南，一途经大理与旄牛道重合。根据目前所能见到的文献资料，最早走这条线路的古蜀先民的知名人物是秦灭蜀后南迁的蜀王子安阳王。安阳王率领兵将3万人沿着这条线路进入了越南北部红河地区，建立了瓯骆国，越南历史上又称之为“蜀朝”。

南方丝绸之路是中国古代西南地区一条纵贯川滇两省，连接缅、印，通往东南亚、西亚以及欧洲各国的古老国际通道，它和西北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同为中国古代对外交通贸易和文化交流的主要通道。

从四川成都经云南至缅甸、印度并进一步通往中亚、西亚和欧洲地中海地区的“蜀身毒道”，是历史文献所记载的最早的中西交通线路，也是富于盛名的“南方丝绸之路”的西线。

南方丝绸之路的中线为从四川经云南到越南和中南半岛的交通线，历史文献记载为“步头道”和“进桑道”。南方丝绸之路的东线为从四川经贵州、广西、广东至南海的“牂牁道”，或称为“夜郎道”。

南方丝绸之路早在商代已开通，古代中国在西南方向与外部世界的联系和交流是经由南方丝绸之路进行的，它是古代中国西南地区同东南亚、南亚、中亚、西亚以至欧洲地中海地区文明交流互动的重要载体。

名称由来

早在古代，《史记》就记载了中、印、阿富汗的经济文化交流，《三国志》裴松之注引三国时人鱼豢的《魏略·西戎传》里，也提到罗马帝国“有水通益州（四川）”。

季羡林教授的论文《中国蚕丝输入印度问题的初步研究》及德国雅各比在普鲁士科学研究会议报告引公元前320年至公元前315年印度旃陀罗笈多王朝考第亚所著书，说到“支那产丝与纽带，贾人常贩至印度”。公元前4世纪成书的梵文经典《摩诃婆罗多》和公元前2世纪成书的《摩奴法典》等书中有“丝”的记载及支那名称，学术界认为这些丝织品来自中国四川。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任乃强、邓少琴等曾提出中国丝绸最早出在巴蜀的看法，任乃强又于20世纪80年代论述了中国西南通印度、阿富汗的“蜀布之路”，认为年代远早于北方丝绸之路。童恩正研究了从成都经云南、缅甸、印度、巴基斯坦到达中亚的商道的大概情况，认为战国时代已初步开通。日本学者藤泽义美、港台学者桑秀云、饶宗颐、云南学者方国瑜、陈茜、张增祺，均对这条由四川经云南西行印度的古老商路进行了研究。最早研究南方丝绸之路是法国汉学家伯希和，曾著《交广印度两道考》对南南方丝绸之路的陆道和海道有深入的研究。

“南方丝绸之路”的提出，是基于以巴蜀文化为重心，分布于云南至缅、印的地区内，出土大量相同文化因素，这些文化因素不仅有巴蜀文化，而且更有印度乃至西亚的大量文化因素，其时代明显早于经中国西北出西域的丝绸之路。由于丝绸之路作为古代中西文化交流的代称已为中外学者所普遍接受，因此便称这条由巴蜀为起点，经云南出缅、印、巴基斯坦至中、西亚的中西交通古道为“南方丝绸之路”（简称“南丝路”）。

形成时间

中国是丝绸的原产地，早在商周时期丝绸织造就已达到相当水平，四川是中国丝绸的主要原产地，丝绸织锦自古称奇。西汉扬雄《蜀都赋》曾称颂，蜀锦鲜艳华丽，品种繁多，发文扬采，转代无穷。史前时期“蚕神”嫘祖的后代、古蜀王蚕丛在成都平原“教民养蚕”，引发了巴蜀丝绸的兴起。到商周时代，成都的丝绸制作已发展到比较成熟的阶段。《蜀都赋》称，蜀地“黄润细布，一筒数金”，意思是蜀地的丝绸以黄色的品质尤佳。印度考古学家乔希指出，古梵文文献中印度教大神都喜欢穿中国丝绸，湿婆神尤其喜欢黄色蚕茧的丝织品。这种黄色的丝织品，应该就是扬雄所说的“黄润细布”。从印度古文献来看，湿婆神的出现时间至少相当于中国的商代。这说明，可能在商代，中国已经同印度发生了丝绸贸易关系。

1936年，在阿富汗喀布尔以北考古发掘出许多中国丝绸，这些丝绸有可能是从成都途经云南、缅甸、印度和巴基斯坦运到印巴次大陆，然后转手到达中亚的。《史记》多次提到“蜀布”等“蜀物”，其实就是蜀地生产的丝绸，由蜀人商贾长途贩运到印度出售，再转口贸易到中亚、西亚和欧洲地中海地区。

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成都金沙遗址均出土大量来自缅、印的象牙，还出土了数千枚来自印度洋和南海的海贝。这些外来文化因素集结在像三星堆和成都金沙这样的大型都城和区域中心内，说明商代南方丝绸之路已发挥了中国西南与南亚地区贸易的功能。

南丝路的研究从1980年代逐步开始形成风气，出版发行的研究论著和一系列学术活动、宣传报道，在中外造成了很大影响。尤其是三星堆遗址发掘后，学者们注意到其中明显的印度地区和西亚文明的文化因素集结，于是提出南丝路早在商代即已初步开通的新看法，段渝认为其年代可上溯到公元前14、15世纪，早于曾由季羡林所提中、印交通起于公元前4世纪，向达所提公元前5世纪，丁山所提公元前6世纪，日本藤田丰八所提公元前11世纪等说法。

南丝路研究在学术界达到了多方面的共识，认为这是一条以商贸为主的多功能道路，国内的起点是成都，开辟年代在先秦。

蜀身毒道

《史记》载：汉武帝建元元年（前140 ），派遣张骞出使西域，欲与大月氏联合抗击匈奴。张骞于建元二年行至陇西，经过匈奴控制区域，被俘，十三年后，元朔三年（前126 ）张骞历尽艰辛辗转回到长安，虽没有达到出使大月支联合抗击匈奴的目的，但其产生的实际影响和所起的历史作用，无疑是巨大而成功的。张骞向汉武帝报告，在大夏( 今阿富汗北部) ，看到了蜀国的布匹和邛竹杖，据大夏人告之购自身毒（今印度），张骞推测在大汉的西南方有一条道路由蜀地通往身毒国转而至大夏。《后汉书》载“天竺国一名身毒，在月氏之东南数千里” 。在此以前，汉代还完全不知道，在中国的西南方有一个身毒国的存在。张骞向汉武帝建议，遣使南下，从蜀往西南行，另辟一条通道直通身毒和中亚诸国的路线，以避开通过羌人和匈奴地区的危险，这就是蜀身毒道。而此时此道还不是官道，仅为民间商道。汉武帝意欲通过同大宛、康居、月氏、身毒和安息直接交往，扩大自己的政治影响，以期彻底孤立匈奴，便欣然采纳了张骞的建议，几次派人到滇国，希冀打通通往大夏的通道。汉使到达滇池区域十多年间，一直未能打通前往身毒国的道路，受到滇国周围部族的抵抗。在元封二年汉武帝派出兵力强行开道，大将郭昌于“元封二年（前109 ），发巴蜀兵击灭劳浸、靡莫，以兵临滇”，迫使滇王“举国降……于是以为益州郡。”赐滇王王印令复率其民。汉武帝苦心打通“身毒道”，历经挫折后，终于获得成功。从此结束了云南割据一方的历史，纳入中央王朝版图，也正式打通了通往缅甸、印度的通道，南方丝绸之路由此进入史册，就此拉开丝绸之路的文明进程。

中国于1950年代从古滇墓葬遗址中出土的文物中，发现部份来自西域远至今阿富汗的地方。由此证明南方丝绸之路当年已存在。

方国瑜先生从战国楚墓出土的“料珠两件”中推断，此类物品应是从蜀身毒道由印度传来，古道最迟于公元前4世纪已开通 。而在司马迁的《史记》中记载在汉武帝元朔三年（前122），汉使张骞向汉武帝报告时就已推断蜀身毒道的存在。季羡林先生在《大唐西域记校注》中也谈到了“蜀身毒道”：自公元前2世纪开始，此道与长安通印度的道路并存，该道是战国至汉晋时期以云南为枢纽的中印通道。印度古籍考庇利耶的《政事论》记载：公元前4世纪印度孔雀王朝时期有“产自支那成捆的丝”，而季羡林先生解释成此为“来自中国成捆的丝”。他在《中国蚕丝输入印度问题的初步研究》中认为：“中国内地的丝织品先传到云贵地区，后经滇缅通道传入印度。”

一条成熟的通道形成往往要经历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时间，在形成规模通道以前，民间一定相应存在了一些较为方便的交通网络遍布各乡村小镇，尤其当两端之间存在有必要的交换物资时，路途通道也就应运而生了，发展到一定程度，网状的乡村线路就会演变为商道，尤其是在官府的投入下会演变成为官道。发端于公元前四世纪的“蜀身毒道”不是没有可能，随着考古发现的推进，时间还在前移。

在英国人哈维的《缅甸史》、霍尔的《东南亚史》等著作中记载，公元前2世纪以来，中国经缅甸的商业通道：“循伊洛瓦底江为一道；循萨尔温江为一道；尚有一道循亲敦江经曼尼坡乘马需三月乃至阿富汗。商人在其地以中国丝绸等名产换取缅甸的宝石、翡翠、木棉、印度的犀角、象牙和欧洲的黄金等珍品。 ”说明此时该通道已非常成熟，运输品种多为奇货珍宝，交易终端远达欧洲，为南方发展贸易经济提供了较为便捷的条件。《三国志》载：“大秦道既从海北陆通，又循海而南，与交趾七郡外夷比，又有水道通益州、永昌，故永昌出异物”。永昌是东汉初设置的郡县，为今日之保山地区一带，《华阳国志·南中志》载：“永昌郡，古哀牢国。”其边界与缅甸接壤，时至今日任然是云南通往外界的门户，从疆域来看那时整个伊洛瓦底江上游属于哀牢国（古哀牢国内接巴蜀，外壤缅甸、印度，是中国与印度经济文化的连接地带），即后来的上缅甸部分属于永昌辖地。“永昌出异物”，说明那时已有来自于缅甸、印度甚至于大秦（古罗马）的异域商品，西南商道已经出现。

南方丝绸之路既是民间商道，同时又是使节往来、朝贡贸易、文化交流、宗教传播的文化通道，还是与中央王朝得以维系上下关系的政治通道。

西南是中国毗邻周边国家最多、边境线最长的省区之一。南方丝绸之路跨越四川、贵州、云南、西藏四省区，沿途有江川河流、高山峻岭，在云南境内海拔从米到6740米，经过金沙江、澜沧江、怒江、伊洛瓦底江、元江（红河）和南盘江（珠江）六大水系；翻越乌蒙山、高黎贡山、横断山、哀牢山、无量山等山系。气候变化巨大，境内有七个气候类型。由于地形复杂和垂直高差大等原因，气候垂直变化差异明显。在这条通道上过去以马帮运输为主，在一天之间赶马人和马队有如经历一年四季，看似烂熳传奇，但对人的生理考验却到了极限，没有强大的适应体能则无法跨越险峻的高山深流。

南方丝绸之路经过不断的发展完善，成为一条纵贯东西南北的大通道，道路不断延伸，如网状遍及周围各地，它是从古至今中国与南亚、东南亚地区一条重要的贸易通道，通过马帮的运输，川、滇的丝绸、茶叶得以与西藏的马匹、药材，与内地的物资交易。曾经繁荣兴盛的南方丝绸之路同样也遭遇了不可逆转的挑战，道路改道，南方丝绸之路逐渐被214、317、318国道、铁路甚至航线所取代。20世纪五六十年代后南方丝绸之路逐渐沉寂，只有为数较少的村寨之间还有少量使用。

汉朝时期

远在四千年前，四川盆地就存在着几条从南方通向沿海，通向今缅甸、印度地区的通道。一些重要的考古发现，如三星堆出土的海贝、象牙，大溪文化的海螺和象牙，茂汶和重庆涂山出土的琉璃珠，都不是本地所产，而是来自印度洋北部地区的南海，这些都充分证明巴蜀先民与南方世界有所交通和交流。

公元前126年，在外漂泊13年的张骞回到长安，向汉武帝汇报西域的情报，促使武帝大破匈奴。同时张骞还汇报说，在汉帝国西南可能有一条途经身毒（今印度）的秘道，通往大夏（今阿富汗、巴基斯坦）。这一消息引起了汉武帝高度重视，于是派出4路人马前往探索，却被藏在深山峻岭中的当地部族阻挡。其中一路幸运来到滇池。滇王热情款待了远方来客，并留他们一住就是十来年。其间帮助他们西行，却为昆明人所阻，终未能完成对身毒的探险。

这就是南方丝绸之路的由来。中国于1950年代从古滇墓葬遗址中出土的文物中，发现部份来自西域远至今阿富汗的地方。由此证明南方丝绸之路当年已存在。

唐朝时期

新唐书·艺文志>记有地理学家贾耽所著的《皇华四达记》书名，全书已失，原七道只剩下五：安西入西域道、六：安南通天竺道和七：广州通海夷道，详细记录了唐代由中国经交州、广州通西域、印度，远至巴格达的通路：

1. 安南-交趾-太平-峰州-南田-忠城-多利州-朱贵州-丹棠州-古涌步-汤泉州-曲江-剑南-通海镇-安宁故城-灵南城-白崖城-蒙舍城-龙尾城-太和城-永昌郡-诸葛亮城-悉利城-骠国-黑山-东天竺-伽罗都河-奔那伐檀那-中天竺-恒河-摩格陀

2. 诸葛亮城-腾充城-丽水城-龙泉水-安西城-弥诺江-大秦婆罗门国-大岭-

最早研究南方丝绸之路是法国汉学家伯希和,曾著《交广印度两道考》对南南方丝绸之路的陆道和海道有深入的研究.

茶马古道

南方丝绸之路是一条以商贸交易为主的通道，最早应是中国丝绸的输出。据唐代义净《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慧轮传》记载，在运输的物资中还包含了来自川、滇的糖、布、线、粉丝等生活日用品，而来自康藏地区及周边国家的马匹、皮毛、藏金、藏红花、麝香、贝母、鹿茸、虫草等也随着这条路，流散到滇、川等地。

随着此道物资的转运，从最早开始的土特产品到丝织品的发展，到唐宋以后，茶叶贸易份额加大，因此茶马贸易逐渐加重份额，古道上茶叶、马匹成为交易的重心，茶马交易成为贸易的象征。中国茶叶最早向海外输出，据史料记载可追溯到南北朝时期，当时中国商人在与蒙古毗邻的边境，通过以茶易物的方式，向土耳其输出茶叶。隋唐时期，随着边贸市场的发展壮大，加之丝绸之路上的市场繁荣，中国茶叶以茶马交易的方式，经回纥及西域等地向西亚、北亚和阿拉伯等国输送，中途辗转西伯利亚，最终抵达俄国及欧洲各国。

到了唐宋时期，茶饮大量传播至西域、北方游牧民族地区及吐蕃藏区，尤其是茶叶被藏族同胞大量接受后，西南商道则更多以茶叶、马匹等贸易为主，云南边销茶也因主要供应康藏地区兄弟民族饮用而得名。如此，藏区和川、滇边地出产的骡马、毛皮、药材等和滇川及内地出产的茶叶、布匹、盐和日用器皿等等，随着马帮转运，在横断山区的高山深谷间来来往往，川流不息，并随着时代的发展而日趋繁盛，形成了一条以茶马贸易为代表性的商道，即延续至今的“茶马古道”。

所谓茶马古道，首先是与茶有关，其次是与马有关。云南盛产云南马，该马种素有体质结实、短小精悍、运动灵活、善登山越岭、长途持久劳役、耐粗饲、有良好的适应性等特点，受到中原战略物资的青睐。宋范成大《桂海虞衡志》记载：“蛮马出西南诸番……大理马为西南番之最。”蛮马和大理马都是当时滇马的别称。明代设军马场于永胜县。宋代以来，滇马仍不断向省外输出。事实上，茶马贸易是对整个西南贸易的统称，茶、马则是贸易的象征性物质，行走的古道也称之为茶马古道。

从近现代的资料反映来看，茶叶、马匹贸易利润并不那么可观，但这与茶在另一端藏区或是西北游牧民族居住区域的特殊地位有关。茶在此间区域是稀缺的物资，又是生活中必不可少的食品，而马却是中原重要战略物资，为得到马匹这一重要的国家战略物资，自宋以来逐步设立完善了茶马司，茶马成为国家管控物资，以此羁縻地方势力，因此形成了“茶马互市”，达到统治者“以茶治边”“以茶驭蕃”的目的。中央王朝在西南成都、广西、云南等地设立了规模较大的马市，在茶区又推行了榷茶制，以保证这些物资的顺利管控，达到国家长治久安的战略意图，茶马司也成为帝国的隐喻。作为商家可以从中谋利，不必担忧商品的出售，这就意味着两地物资贸易有了足够的保障，因此茶马在整个贸易份额中占据了较大的比重，是交易的中介，也是灵魂之所在，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南方丝绸之路上逐渐以茶马互市为主要内容，以马帮为主要运输方式，南丝路再一次以运输货物为标志也被称为茶马古道。

随着时代发展，在古道上转运的物资一直在发生变化，从最初的转运土特产到后来的丝绸，从唐宋以后，茶逐渐进入该道，当然这时期也包括有丝绸、布匹、马匹、盐、土特产品、药材等等商品，其中茶、马是较为重要的输出和购进的物资，这些物资连接着两端的贸易，也架起了文化交流的桥梁，是中国西南地区具有独特历史文化价值的重要线性文化遗产。

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国家开始致力于茶马古道的认定，木霁弘、陈保亚等专家学者对滇藏、川藏古代马帮行走路线进行了学术考察，在一路探察后，提出了茶马古道这一概念，在随后的学术研究、推介中得到了普遍认可，茶马古道被确认。

2000年以后茶马古道随着普洱茶的声名鹊起在几年间起起落落，2001年西藏昌都率先推出关于茶马古道的旅游品牌，并联合茶马古道上的甘孜、香格里拉联手组织了“茶马古道学术考察研讨会”，邀请到了来自国内知名高校、科研机构的专家学者，就民族学、历史学、藏学、地质学、动植物学、旅游生态等学科开展了广泛的讨论，达成了共识：

第一、茶马古道主要穿行于藏、川、滇横断山脉地区和金沙江、澜沧江、怒江三江流域，是以马帮为主要运输方式的古代商道，唐宋以来以茶马互市为主要内容；

第二、茶马古道是西南各民族和睦共处的历史见证，是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铁证；

第三、茶马古道是世界上海拔最高、最险峻的驿道，部分路段还在运行；

第四、茶马古道沿线拥有独特的高山峡谷地貌，最丰富的生物多样性，是东亚植物区的核心地带；

第五、茶马古道的研究和旅游开发对沿线经济文化和生态的协调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此次会议召开后，人们对茶马古道有了全面的认知，无论对其开展研究还是发展旅游休闲度假经济，都是一个良好的开端，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关注。

2005年普洱茶热初见端倪，随着普洱茶热，茶马古道也随之再度受到关注。2007年后文物部门结合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云南、四川、西藏等省区都专门设立了茶马古道调查研究专题，进一步摸清了茶马古道的走向、线路、分布、相关文物遗迹和周边环境风貌等情况，为下一步文化保护研究工作打下了基础。

历史价值

南方丝绸之路开通以来内接中原，外联南亚、东南亚，是佛教南传、藏传，本土宗教的交汇地，独特的地理位置，杂居交错的民族聚落，构成了独特的地域文化，是中原文化、藏传文化、东南亚文化及当地民族文化融合的产物。从文化线路上来说，这些区域就是费孝通先生所定义的“藏彝走廊”地带，也是王铭铭教授“三圈说”的“中间圈”区域。

南方丝绸之路沿线处于中央版图边缘地带，一方面跨境而居，与当地土著在物品上互通有无，语言上交流通畅；一方面受到中央王朝管控，遥远的王权管控远达于此，在政令上畅通有效，儒学传统文化远播于此，通过人员交流、物品交换，在上下一体的秩序中，核心、中间、海外三圈间文化出现了上下纵横勾连。处于“中间圈”地带上少数民族是主体，但长期与汉族杂居交融，贸易的终点又延伸至“核心圈”“海外圈”范围内，构成了“边缘”与“中心”的互动。

南方丝绸之路是多国、多地域、多民族文化的碰撞和融和、排斥和吸收，是混合体而不是单一民族的特产。它对外来文化既没有照搬、移植或简单的改头换面，而是本土文化与多种外来文化碰撞融合，和谐共生，和而不同的复合文化。转运于不同时空中的丝绸、茶马，一路适应、融合，最后移植生根，在不断地适应中变迁，不断的创造再生，将圈内圈外的文化勾连融合，浑然一体。

考古学证据表明，中国古代文明经由西南地区与近东文明之间的接触和交流，在公元前第二个千年的中叶就已存在了，其间文化因素的交流往还，多经由南方丝绸之路进行。四川和云南考古发现的来自西亚的石髓珠和琉璃珠，都证明中国西南与西亚地区的经济贸易和文化关系早已发生的事实。商代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青铜雕像群和金杖、金面罩，由于上源既不在巴蜀本土，也不在中国其他地区，但却同美索不达米亚、埃及、印度等世界古代文明类似文化形式的发展方向符合，风格一致，功能相同，在年代序列上也处于比较晚的位置，因而就有可能是吸收了上述西方文明区域的有关文化因素进行再创作而制成。

西方考古发现，希腊雅典kerameikos一处公元前5世纪的公墓里发现了5种不同的中国平纹丝织品，织法与四川丝绸相同。埃及和欧洲考古发现的中国丝绸，与中国考古发现的印度和近东文明的因素，两者在中西文明交流与互动的发生、发展年代上吻合。

西方地中海地区的古希腊、罗马，最早知道的中国丝绸，便是来自古蜀地的产品。由此可知，从中国西南到印度，再从印度经巴基斯坦至中亚阿富汗，由此再西去伊朗和西亚、欧洲地中海地区和北非埃及，这条路线正是中国丝绸经由南方丝绸之路西传的交通线。古代巴蜀丝绸在世界各地的传播，丰富了印度、中亚、西亚、北亚和欧洲文明的内容，而这条因丝绸传播而形成的线路，不仅对中国早期西南地区的经贸繁荣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对南亚、东南亚、中亚等地的经贸繁荣也有较大的影响。

不仅如此，南方丝绸之路对于中国西南地区以及东南亚、南亚的民族融合起到了重要作用。考古材料显示，自夏、商时羌系民族便经青藏高原的东缘（四川西部）向西南地区迁移，此后这种民族大迁移络绎不绝，到战国时期“因畏秦之威”又一次达到高潮。这些迁移的民族不单到达西南夷地区，一部分甚至进入了东南亚及南亚的东部地区。民族的迁移打通了沟通南北的交通通道，促进了文化交融。

南方丝绸之路在历史意义和价值意义上是世界性的，它具备的文化个性和创造精神不可替代。这种创造性是南方丝绸之路开放精神的必然产物，沿线文化是南方丝绸之路沿线族群的民族文化精粹的集中表现，是该线路民族文化的标志，是整体性的象征。南方丝绸之路文化在漫长的发展史上，已渐渐转型为象征精神，马帮终将消失，但这并不意味着文化的彻底消逝，沿线旅游、博物馆，茶叶交易新市场等，无不是以茶马文化为内核的发展开拓，而这些也必将随着“一带一路”战略实施继续传承和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