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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高要“进城”：一个中小城市的城镇化样本城镇化被作为今年扩大内需的一个着力点粤每年需推动近八十万人从农村进入城市双转移背景下的中小城市，如何应对这一特殊的人口迁徙？高要“进城”一个中小城市的城镇化样本 去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有别于以往的一大内容就是强调推进城镇化。 会议提出把解决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逐步在城镇就业和落户作为推进城镇化的重要任务,放宽中小城市和城镇户籍限制,并将城镇化作为今年扩大内需的一个着力点。 在广东,来自省住建厅的数据显示,截至2008年,我省的城市化率为,高于全国的平均水平。不过《珠三角改革发展规划纲要》要求,到2020年,我省城镇化水平应达到80%。这就意味着从现在开始,广东城镇化率须每年提高1个多百分点。也就是说,我省每年需要推动将近80万人从农村进入城市。如何完成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珠三角改革发展规划纲要》提出的目标,稳步提高城镇化水平,并通过城镇化拉动内需,成为了摆在广东面前的一大课题。最近,一份有关肇庆高要推动城市化的调查报告,引起了中央政治局委员、省委书记汪洋的重视。高要———这个既位于珠三角、又属于山区的县级市———通过产业集群和人口集聚推动城市化的先行先试,或许能给其他地区推动城镇化带来一些启示。高起点规划打开城市框架城乡规划编制花了2000多万元走在高要城区,不时可以看到一幅大型规划图———《高要市新城区概念性规划》。在这幅图上,高要旧城区仅仅占了一个角落,而江滨新区和西江新城两大新城区则占据了绝大多数面积。通过城市总体规划的修编,新规划的高要城区面积从原来的平方公里扩大到平方公里；不久前西江新城纳入规划后,城区面积将达到50平方公里。站在离旧城区不远的象山之巅望去,与肇庆端州区隔西江而望的高要旧城区背后,有一片群山环抱的腹地,新兴江从中穿流而过。从3年前在同一位置拍摄的照片来看,当时这片腹地主要仍是荒地和池塘。而现在,崭新而整齐的住宅区已经占据了其中的大部,这就是高要“一河两岸”的江滨新区。高要市市委书记武临黔说,虽然高要山多平地少,城市规模先天受限,但通过适度超前的科学规划,高要拉大了城市框架,而通过交通、市政设施的建设,先天的地理障碍将被突破,旧城区将与新城区联结成片,城区面积也将比原来扩大近3倍!美好的蓝图背后,是对规划的高度重视和大量投入。高要当地一位官员向记者透露,在高要市的大大小小会上,主要领导总是反复强调“规划”二字,“有时候,哪怕只是一个邀请专家提意见的小会,他们都会亲自参加”。从2006年以来,高要仅投入城乡规划编制的总费用就达到2000多万元,这种大手笔的规划即使在珠三角地区也不多见。目前,高要除城区以外,3个中心镇、12个建制镇和6个主要工业园区、50平方公里的生态旅游区也都已完成了总体规划。省委政研室的报告指出,城市对人口的承载能力是有限的,高要如果没有通过高起点的规划,快速拉大城市框架、拓展城市空间,就不可能产生对人口的吸纳集聚能力。工业化带动城市化从“金陶园”到“金淘园”一字千金工业化是推动城镇化的必由之路。省城市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宋劲松表示,珠三角地区城镇化率能够达到80%多,远远高于东西北地区,与其发达的制造业密不可分。工业化带来了大量的就业机会,从而吸纳了人口从农村进入城市。与专家的想法不谋而合,立足工业化推动城镇化,促进产业集群发展,壮大县域经济成为高要推动城市化的重要抓手。高要布局有金淘、金盛、金渡、西区、禄步、活道六个产业集聚基地和白金龙工业带的“六园一带”。“六园一带”工业园区落户企业550多家,引进资金300多亿元,成为引领全市经济发展的高地。在高要还流传着一个通过主动调整、优化产业结构,推动产业集群发展的故事。金淘园区原规划为承接珠三角陶瓷产业转移,当时,金淘的“淘”其实还是陶瓷的“陶”。陶瓷产业占地大、单位用地产出少,2006年,高要对园区进行了战略性调整,收回了5300多亩原用于发展陶瓷产业的土地,并招商引进了高分子材料、不锈钢等产业。就此,园区从单一的陶瓷产业园转型为以高新技术产业为主的多元化现代产业园,土地价值比原来提高数倍。“陶”字顺理成章地改成淘金的“淘”后,这个故事也就被戏称为“一字千金”。园区负责人介绍,金淘园区现有企业全面达标达产后,年产值将超过200亿元,这就相当于再造一个高要的规模工业。金淘园区所在地———金利镇有关负责人还介绍,得益于园区经济的发展,金利镇城区面积从2003年的平方公里,扩大到目前的20平方公里。在镇区的15万常住人口中,外来工占到了万人,已经超过了户籍人口。城镇化水平达到,远高于高要全市平均水平。高要市市长徐敏坚表示,工业化带来的不仅是就业机会,没有工业化就没有经济总量的大幅增加,高要也不可能有能力推动大规模的人口集聚。引进品牌房企带动人口聚集珠三角和本地房企纷纷闻风而动李先生是高要市政府的一名普通公务员,过去一家三口都住在与高要城区一江之隔的肇庆端州区。不过前年,他在高要城区买了一套商品房,举家搬了过来。李先生说,过去高要几乎没什么楼盘,不过近几年新楼盘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原来我就想换套大点的房子,正好现在高要选择多,而且房价比端州还便宜。搬过来后,上下班也方便多了。”这种变化源于高要近年房地产业的快速发展。采访中,几乎每一位受访者都认为引进碧桂园和祈福两大知名房企,对提升高要房地产业整体水平,起到了关键的辐射带动作用。2006年7月,碧桂园拿下象山前的一块荒地,兴建一批商住楼和别墅,2007年开盘后,销售畅旺。随后,祈福集团也顺利进驻。目前,碧桂园和祈福集团在高要共有3个项目,更为重要的是,因为他们的进驻,使得珠三角和本地的房企闻风而动,一批优质楼盘冒了出来,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周边市民到高要安居置业。来自于佛山的乐添房产经营有限公司营销总监罗壮志介绍,早在2006年以前,乐添公司就进驻了高要并建有乐添大厦项目。“当时,几个月都卖不出去几套。而2009年我们公司的新项目丽景花园,预售仅几百套,一开盘就卖完了。”目前,高要城区在建楼盘17个,施工面积达万平方米,是几年前的10多倍。2009年1-11月,高要城区商品房销售面积万平方米,同比增长198%。预计全年可达到40万平方米,增长200%。此外,目前来自高要以外的购房者已经超过五成。其中,来自肇庆端州城区的购房者更是占了很大部分。房地产业的发展,有效地促进了人口的集聚和服务业的兴旺。仅碧桂园进驻高要的消息传开后,一批在肇庆端州城区从事饮食娱乐业的业主,就纷纷出动到高要城区收购临街商铺。据统计,2009年全市饮食业、娱乐业、商贸业的从业户数以及个体工商户均是2006年的2倍多。推动城市化还需要做什么视点1“让已经进入城市的人能有更加体面的工作、更高的收入和更好的居住条件,使他们能在城市定居下来,并且逐步享受到城里人的福利”城市化从根本上说就是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转移,通过提供就业机会把农村人口吸引到城市是城市化的必备条件,但也只完成了城镇化的第一步。以珠三角为例,珠三角目前大约集中了全省80%的GDP,但人口却只占到全省的一半左右。省城市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宋劲松指出,这就说明了有20%-30%的人口处于半城市化状态。他表示,城市化的核心就是要让已经进入城市的人能有更加体面的工作、更高的收入和更好的居住条件,使他们能在城市定居下来,并且逐步享受到城里人的福利。目前,我省共有外来人口约3000万,他们多数从事一些较为低端的工作,收入水平与城镇居民人均收入相比有相当距离。有限的收入使不少外来工大有身在城市却被边缘化的感慨,揣着微薄的收入却不敢消费。宋劲松表示,城市化的进程中,既有拉力也有阻力。“拉力是指城市中就业、生活、服务的吸引力,阻力则是城市生活成本高、城市对劳动者技能的高要求等等。”以高要为例,前年高要实现农村教师收入与公务员相当后,镇级中小学教师人均月收入从2006年的1342元提高到现在的4139元,增长2倍多,农村教师因此开始有能力到城里买房。可见,收入的提高将大大增加拉力,对于农村人口进入城市并扎根,起到了关键作用。让农民进入城市并斩断土根,还要保证他们有稳定的生计来源,有更强的职业技能。宋劲松认为,工业化要与农业现代化相互配合、同步发展。农业现代化可以大大提高生产力,使更多的农村劳动力解放出来,这将推动更多农民去城市寻求更好的发展。与此同时,也要提供更多的职业培训,使他们获得在城里生活的技能。去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把解决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逐步在城镇就业和落户作为推进城镇化的重要任务,放宽中小城市和城镇户籍限制,也是推动城镇化的下一项课题。省委政研室有关专家指出,改革户籍制度,在制度上保证农民工从城市“边缘人”转变为“新市民”刻不容缓。从1月1日起,我省开始全面推行居住证制度,居住证持证人在同一居住地连续居住并依法缴纳社会保险费满七年、有固定住所、稳定职业、符合计划生育政策、依法纳税并无犯罪记录的,还可以申请常住户口。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党国英指出,在户籍制度短时间内不可能取消的情况下,以居住证取代暂住证适度消弭户籍人口与非户籍人口之间的差异,是一次有益的探索。伴随着居住证制度的推行,非户籍人口的福利待遇也将随之提高。1月1日起施行的《广东省流动人口服务管理条例》规定:流动人口在广东按规定享有职业技能培训、公共就业服务、传染病防治和儿童计划免疫保健服务等七大类公共服务,办理了居住证的流动人口还可以享有在居住地申领机动车驾驶证等四大类公共服务。不过即便如此,基本公共服务的享受待遇,非户籍人口与户籍人口相比仍有不少差距。宋劲松指出,城市公共服务的供给不足,与小城镇的财力有限有相当关系。未来,必须强化中小城镇特别是县城和中心镇的公共财政能力和它们对于公共服务供应的水平。“双转移”:城镇化好途径视点2“偏远地区的劳动力就近进入自己所在县城或中心镇就业,原来的生活习惯、文化背景都不会有太大改变,这是一个可以接受的阶梯”高要推动城市化的做法激发了省城市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宋劲松的兴奋点。在接受本报的专访时,宋劲松侃侃而谈。他不仅点评了高要城镇化的经验和启示,还为广东推进城镇化出了不少点子。记者:实际上我们看到,高要的主要做法就是通过承接产业转移,以工业化推动城市化,促进农村人口进入城市。这正好就是“双转移”的内容。宋劲松:是的,“双转移”是推动城镇化的一个非常好的途径。在现代产业体系中相对落后的一些产业,需要腾出去为发达地区的产业转型升级提供空间,但这些产业本身对社会发展是必要的,它需要寻找一个新的空间,这个空间可能就是欠发达地区。对欠发达地区来说,在带动经济增长的同时为当地更多农民提供就业机会,这就能让农民就地城市化,让农民更多地向县城和中心镇工厂转移,找到新的就业岗位,开拓视野。当人口集聚发展到一定规模就会有完善的服务设施跟进,这些人的存在对提升公共服务设施、提高人口素质都有积极意义。当然,偏远地区的劳动力要一次性进入中心城市有比较高的门槛,但如果就近进入自己所在县城或中心镇就业,原来的生活习惯、文化背景都不会有太大改变,这是一个可以接受的阶梯。因此借助“双转移”的东风,能够更好地促进农民城镇化的第一站、桥头堡———中小城镇的发展,这能够大大降低城镇化的门槛和阻力。记者:促进城镇化,您有什么建议呢?宋劲松:首先,适当的行政整合是必要的。很多建制镇甚至是县城承接产业转移和推动城镇化的能力还很有限,所以能不能考虑对于小城镇进行一次整合,也就是行政拆并,将几个小镇变成一个大镇,大镇里面重点培育它的产业发展,强化它的城市功能、管理权限,这也是我们可以去做的。我们应该慢慢地对小城镇的布局进行一次梳理,使更多的小城镇既能够成为行政管理的中心,又能够将经济中心和服务中心的作用结合起来。第二,在推进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过程中,要避免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扶持城镇化的一个前提条件应该是对这些中小城镇污水治理、垃圾处理、空气治理等环境治理设施作硬性要求。第三是城市之间可以考虑结成联盟,类似现在产业转移过程中推行的对口帮扶一样,两地都能从中得到益处。在对口帮扶的过程中,可以形成发展生产的链条,比如大城市主要从事产业研发、提供生产性服务等；而中小城镇则是“制造业的厂房”,并且能共享一些税利。这些机制在对口帮扶的过程中要逐步健全,这也是进一步推进双转移要做的工作。

中国必须走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市化道路我国城市化进程加速是个不可逆转的趋势，但却有着许多发展中国家没有的困难与阻力，根据1999年联合国的世界经济发展报告，在21世纪，中国将面临“人口、就业、资源、环境上的四大挑战”。那么我们能否正确地处理中国人口的增长问题，使之成为重要的生产力；能否以经济、产业和技术上的革命，为国民提供更多的就业和发展机会；能否利用相对贫乏的资源，创造性地使社会消费和生产达到中等收入国家水平，并保障经济环境在持续发展中处于优化状态，均有赖于城市化道路的正确选择。在城市化道路的选择问题上，目前仍存在严重分歧，有的主张重点发展小城镇，有的主张重点发展大城市及城市群，有的则主张重点发展中小城市。这些观点都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又有其局限性，其实城市化道路的选择应建立在客观分析的基础上，要遵循城市化发展的规律，立足我国国情，借鉴他国城市化的经验，总结我国以往城市化道路的教训。那么，我们应走什么样的城市化道路呢？党的十六大明确提出，我们应走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市化道路。（一）走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之路是城市化客观规律的必然要求城市化的客观规律告诉我们，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在城市化进程中发挥着不同作用，都是不可或缺的，在功能上也是互补的，其规模结构是由内在规律决定的，也是市场选择的结果。我们不能强调一个方面而偏离另一个方面。就大城市（包括50万—100万人口的大城市，100万—200万人口的特大城市和200万人口以上的超大城市）而言，大城市发挥着经济发展和城市化的“领头羊”作用。因为它具有中小城市和小城镇不可比拟的聚集效应、规模效应、扩散和辐射效应，可以带动周边中小城市和地区的迅速发展，而且是一个国家和地区竞争力的体现。无论是工业化起步最早的英国，还是后起的美国、日本、韩国等，其大城市在经济发展和城市化进程中都起着决定性的作用。目前，百万以上城市人口占全国人口的比重（即人口超过100万的城市集中度），2000年美国是39%，德国是，英国是23%，日本是，韩国是52%，而世界平均水平是，中等收入国家为22%，高收入国家为30%，都大大高于我国的水平。大城市不仅是城市化的主力，而且还是经济发展的主力，如美国3/4的制造业和服务业聚集在大都市市区。日本80%的经济总量集中在3大都市圈；伦敦占了英国对外贸易货运量的75%；纽约占了全国对外贸易周转额的20%；东京拥有80%的出版社和86%的出版量，纽约和伦敦的文化氛围是世界上其他城市中难以比拟的。大城市的人口聚集、产业聚集，使得大城市在经济增长中起着龙头作用，如日本东京的GDP占全国比重为，伦敦占17%，汉城占。大城市发展速度快于中小城镇，这是世界各国城市化的普遍规律。在上世纪50年代300万—500万以上的城市地球上有6个，到90年代初已有30个。改革开放20多年来，就人口的可比增长速度而言，大城市的发展也是快于中小城市。正视大城市的作用及其大城市超先增长规律，我们推进城市化就不能抑制大城市的发展。只要大城市的经济发展是必然的，在城市经济增长不可能完全依靠内涵实现的情况下，体现城市规模的人口增加和建成区面积扩大就是难以避免的。上海的浦东开放开发，北京从二环到六环的建设，济南、长沙、杭州等省会城市的一再扩容，正说明控制大城市规模是多么不现实。在城镇体系中，我们既要发挥大城市的龙头作用，同时还要发展若干各具特色、专业化强的50万人口以下的中小城市。我国中小城市多数是制造业的基地。在本世纪中叶，中国有望成为世界制造业中心，中小城市将功不可没。而小城镇的发展也是必须的。小城镇处于城之尾乡之头，易于就近吸纳农民进城。它是农村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对于促进农民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的现代化、农业产业化，传播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发挥着重要作用。小城镇的发展也符合城市梯度成长规律。自发形成的城市都是从小城镇发展到小城市，小城市发展到中等城市，中等城市又发展到大城市，所以，推进城市化离不了小城镇的发展。综上所述，推进城市化，中国需要建设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超大城市，特大城市和大城市，同时需要建设一批富有特点的、专业性强的中小城市以及不可替代的小城镇。应当看到，不同类型的城镇具有不同的功能和吸引力，大城市具有中小城市不可替代的作用，而中小城市和小城镇也会具有大城市所没有的特色，有些人愿意生活在大城市，甚至是小城镇，愿意享受更为悠闲、接近自然的生活，更为清洁的空气和价格更便宜的住房。我们绝不能再进行简单的量的对比，不能“崇大抑小”，也不能“崇小抑大”，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都有其存在的必然性和合理性。（二）走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之路是我国国情的内在要求我国地域间经济社会发展和工业化的差距很大，不宜实行全国统一的城市化道路。人口多、地域广、差距大，是我国的基本国情。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环渤海的京津、山东半岛、辽东半岛等地区，人口稠密，经济较发达。工业化处于中后期阶段，交通便利，并有一个或若干个特大型城市、大城市为依托，城镇体系较完整。在这类地区，城市化的重点是完善城镇体系及功能分工，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在特大和大城市的依托下，可以发展起来，而且个别特大城市确实存在过密，需要向周边地区转移工业和人口的问题。对这类地区，合理发展小城市和小城镇就是正确的。但在广大的西部地区，华北北部和东北的西北部，特别是人口稀少的西北地区，经济不发达，工业化处于初期阶段，乡镇企业不多，交通等基础设施不完备，且运距很长，缺乏具有辐射力和带动力的特大城市和大城市，中小城镇往往是由国家布局的资源开发和原材料加工项目形成的，城市功能不完善，对人口的吸纳力很弱，城镇体系不完整。在这类地区，实行大力发展中小城市，特别是小城镇是不现实的。因为你经济基础薄弱，对农民没有吸引力，既使建成起一座座小城来，也只能是空壳。城市化的重点可能主要应是发展和壮大现有大城市和少数中等城市规模，完善城市功能，增强吸纳力和辐射力。以上这是从经济发展水平来谈城市化模式不能一刀切，下面再从人口国情看，更得要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共举。从人口国情看，我国的人口基数太大（13亿人），农民太多（约占60%的人口），城市化的任务之重（大约2亿的剩余劳动力转移），是其他国家都无法相比的。发达国家美、日、德还有发展中的高城市化水平国家，其人口基数和城市化人口规模都比中国小得多，几个或几十个大中城市即可担负起全国城市化的任务。如伦敦680万人，占英国人口的12%；东京12000多万人，占总人口的10%；汉城1100万人，占总人口的20%；墨西哥城2000多万人，占总人口的25%。而我国城市化的重任，就是20年内再建100个百万人口的大城市，也只能容纳1亿多人口，自然承受不了巨大的城市化人口的压力，中国城市化目标的实现必须是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共同分流。总之，推进城市化，我们应放弃按规模确定城市发展重点的方针，从全国统一的城市化道路，转向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多元城市化道路。（三）走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之路是对城市化发展经验的总结世界各国在推进城市化的发展中积累了许多的经验教训。就拿中国来说，以往走的是“严格控制大城市的规模，合理发展中等城市，积极发展小城镇”的道路。这条道路严重制约了中国城市化进程。严格限制大城市的发展，导致大城市的人口集中度偏低，我国只有的人居住在百万人口以上的城市里，大大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由于人口集中度低，导致北京、上海这样全国最大的城市所产出的国民财富也处于较低水平。上海的GDP只占全国GDP的，北京只占，上海的GDP总量仅相当于香港的1/4，日本东京的1/20。因此，我国大城市还普遍存在着巨大的发展空间。我想建国以来如果我们不走控制大城市发展之路的话，在50年代与日本一块起飞，我们的上海有可能与东京一样并驾齐驱，成为国际大都市，如果是那样的话，中国的综合国力会比现在更强。以往城市化道路除了“抑大”之外就是“崇小”。即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们走的是积极发展小城镇的道路。许多地方都在讲小城镇、大战略，把眼光都盯在了小城镇上，其实，城市化才是大战略，小城镇是一个重要战略措施：适当发展大中城市也是重要战略，甚至是更经济、更有效的措施。正如我们前面讲到的只有大城市，才能更好地形成城市功能，发挥辐射效应和扩散效应，产生规模效益，集聚效益和分工协作效益。过分强调发展小城镇，只能形成“走了一村又一村，村村像城镇；去了一镇又一镇，镇镇像农村”的局面。城乡一体化，不是城不城、乡不乡、小城镇遍地开花。现在有的镇人均只有2000人，这种局面造成了城镇规模结构不合理，小城镇占的比重过大，第三产业得不到有效发展，难以形成产业链、行业群，对人口的吸纳力极低，规模过小的小城镇其实不具有城市功能，过多会占用大量耕地，造成生态环境恶化。所以，小城镇只能是城市化的基础层次。城市化发展的重点不应是小城镇。发展小城镇的关键在于繁荣小城镇经济，把引导乡企合理集聚，完善农村市场体系，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和社会化服务等与小城镇建设结合起来，使小城镇有产业、市场支撑，特别注意不能用行政命令的办法发展小城镇，应该在政府的引导下主要通过市场机制的作用建设小城镇，不能一哄而起，遍地开花，唱空城计，防止有城无市，有镇无产，城镇“空壳化”，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做到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合现布局，协调发展。再从城市化发展的国际经验看，片面地发展大城市也不能使城市化健康发展。就拿墨西哥城来说，上个世纪70年代它就成为人口1000多万的世界第一大城市。现在4个墨西哥人中就有1个居住在首都。但是它与其它城市的发展极不协调。其第二大城市比首都人口差好几倍，由于大城市畸形发展，导致人口过多，交通相挤，污染较重，生态环境恶化。70年代由于人口过度集中导致地下水抽取过度，造成地面下沉非常严重，酿成了许多建筑事故。而且，人口过度集中，导致失业增多，社会治安极差。中国大陆一位学者曾到墨西哥调查贫民窟问题，多次央求，出租车司机才勉强成行，到了那里，不敢熄火，好随时开溜，可以想见那里的治安差到什么程度。再说韩国汉城人口高度集中，污染也较重，现在韩国准备将政府迁到另一个城市。以上事例说明走单一城市化道路不仅不会加快城市化进程，反而阻碍城市化进程。在推进城市化过程中也积累了少经验。发展大城市带这是城市化发展的一个国际经验。如美国在北起缅因州，南到福吉尼亚的长达550公里的地带内，以纽约、费城、巴尔的摩，华盛顿和波士顿等5个大城市为核心，以上百个中等城市和小城镇为纽带，以周围农村为腹地，形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庞大，人口最集中的大都市市区。大都市带（区）的出现及发展，就是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具体体现（地域表现）。走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市化道路，发展城市带，既能发挥城市的吸引力，形成国民经济的增长极，又能增强城市的辐射力，扩大城市文明的普及范围，加速城乡协调发展，共同繁荣。目前，我国的长三角地区城市化进程快，经济增长快，原因之一就是改革开放后注意了大中小城市及小城镇的相对协调发展。综上所述，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市化道路是城市化规律使然，国情使然，城市化发展的经验教训使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