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研究论文3000字

学术堂整理了一份散文文学论文的标准格式供大家参考:题目:应简洁、明确、有概括性,字数不宜超过20个字.摘要:要有高度的概括力,语言精练、明确,中文摘要约100-200字.关键词:从论文标题或正文中挑选3~5个最能表达主要内容的词作为关键词.目录:写出目录,标明页码.正文:专科毕业论文正文字数一般应在3000字以上.毕业论文正文:包括前言、本论、结论三个部分.前言(引言)是论文的开头部分,主要说明论文写作的目的、现实意义、对所研究问题的认识,并提出论文的中心论点等.前言要写得简明扼要,篇幅不要太长.本论是毕业论文的主体,包括研究内容与方法、实验材料、实验结果与分析(讨论)等.在本部分要运用各方面的研究方法和实验结果,分析问题,论证观点,尽量反映出自己的科研能力和学术水平.结论是毕业论文的收尾部分,是围绕本论所作的结束语.其基本的要点就是总结全文,加深题意.谢辞:简述自己通过做毕业论文的体会,并应对指导教师和协助完成论文的有关人员表示谢意.参考文献:在毕业论文末尾要列出在论文中参考过的专著、论文及其他资料,所列参考文献应按文中参考或引证的先后顺序排列.

论文常用来指进行各个学术领域的研究和描述学术研究成果的文章，下面是关于哲理散文的教学论文的内容，欢迎阅读！

《人是能思想的苇草》是苏教版教材（必修五）所选的一篇哲理散文。本文选自法国思想家、文学家帕斯卡尔的《思想录》。本书采用的是独白式的写作方式，思想精练，充满了思辨的色彩；内容丰富，展示了内心的世界；文字隽永，蕴含了文学的意味。课本所选文本较短，表述抽象，含义深刻，而且文字间跳跃性强，有时确实给人以“零星无序”的感觉。所以，教学有相当的难度。以至于有些教师让学生随便读读，或者干脆略过不讲，美其名曰“大胆取舍”。那么，对于这样的哲理散文究竟应该如何处理呢？下面笔者结合自己的教学实践谈一些浅显的看法。

一、作为哲理性的文本

法国的维克多·吉罗说过：“如果整个法国文学只能让我选择一部书留下，我还是会毫不犹豫地选择留下《思想录》，它是一个崇高的纯粹法国天才的标本。”可见这篇文章和学生之间的距离。思辨性强，如何引导学生去把握文章的思想呢？

1.抓住标题

虽然《思想录》里很多记录的都是“偶然闪现出的思想”，而且课文节选部分的标题也是编者所加。但毕竟这个标题突出了人的二重性（或者相反性），即脆弱性和伟大性，或者是普遍性与特殊性。因此也成为类似于“我思故我在”（笛卡尔语）般众人皆知的名句。那么，抓一句及其余的方法应该较为适合本文的教学。标题是一个比喻的说法，“苇草”是中心词，可见人具有一种几乎是与生俱来的脆弱性。从这个“本源”看，人与其他事物并无二致。但人又是“能思考的”，这就突出了人作为人的“特殊性”。而这个性质形成了人的伟大。认真深入地揣摩标题的内涵，就抓住了文本的关键，可以起到提纲挈领的作用。

2.联系作者

纯理性的文字给学生的理解带来较大障碍，因此有必要补充一些感性材料。如从知人论世的角度，作者的经历是再有说服力不过了：

帕斯卡尔的理性主义思想不仅仅来自抽象的理论思辨，更是一种真切的生命体验。这位英年早逝的哲学家在他短短三十九年的生命当中，有一多半时间是在病魔缠身中度过的，才十八岁身体就开始羸弱不堪，二十刚出头就发生过中风，糟糕的健康状况甚至令他终生没有结婚。正是这种切肤之痛使他相信一个人的自然生命同一棵苇草没有什么区别，脆弱到可能因为一口气、一滴水而被毁灭。然而另一方面，帕斯卡尔又实在是世间罕见的天才。只说他作为《思想录》的作者在哲学史上就已占据崇高的地位了。一个如此脆弱的躯体内竟蕴藏着如此巨大的思想能量，帕斯卡尔本人不正是“一根能思想的苇草”吗？对于他的一生，恐怕没有比这个比喻更为贴切的评述了。

梭罗评价帕斯卡尔说：“正如他是一个伟大的文学家一样，他的书也是他自己的精神自传。”确实，我们从以上这段文字能够看出，帕斯卡尔可以说就是“人是一根能思考的苇草”的代言人。他身上集中地体现了作为人的“脆弱与伟大”矛盾统一的特点。学生结合这样的拓展材料来理解课文中的格言式文字时，就会更好地调动自己知性和感性两种思维，从而更好地体会文本的内涵。

3.作好铺垫

比如有的教师在教学本文时，先设置这样的一个预习：

阅读周国平的《人的高贵在于灵魂》。《人的高贵在于灵魂》入选苏教版初中二年级语文教科书。文章开篇以帕斯卡尔的名言“人是一根能思想的苇草”引入，两篇文章有着潜在的共通之处。学生课前在充分阅读的基础上做圈点批注，自由畅谈对“人的高贵在于灵魂”这一论点的认识。

由于理解本文有难度，先来阅读一篇与之有紧密关联且难度稍低的文章，并且写了个人的阅读体会。这样学生可以在思维方面先“预热”一下，之后再看文本会容易一些，也更有体会，效果自然也更好。

4.联系自身

对于类似《思想录》的语录体文本，有时需要选取一些关键语句，比如“我们全部的尊严就在于思想”等，要求学生以其为核心，扩写一段文字。这样不仅可以使文本中的哲理内化为学生自己的收获，而且也训练了他们的语言表述能力。所以，对于哲理性较强的文本采取这种“以写促读”的方式还是比较适合学生的学习的。它会“逼迫”着学生有意识地深入思考，并且还得尽可能地扩展思维“寻找”到自己阅读中或生活中相对应的实例来阐释。这个过程既训练了学生在输入信息方面的接受、理解能力，也带动了输出信息方面的表述、阐释能力。当然，应以前者为主。

二、作为节选性的文本

1.在全文乃至全书的视角中了解文本的意思

这是由整体到局部的阅读顺序。比如教学本文应先让学生了解一下全书的大概：

帕斯克尔的思想理论集中地表现在他的《思想录》中，此书于笛卡尔的理性主义思潮之外，另辟蹊径：一方面它继承与发扬了理性主义传统，以理性来批判一切，同时另一方面它又在一切真理都必然以矛盾的形式而呈现这一主导思想之下指出理性本身的内在矛盾及其界限，并以他所特有的那种揭示矛盾的方法从两极观念的对立入手，考察了所谓人的本性以及世界、人生、社会、历史、哲学知识、宗教信仰等多方面的理论问题。其中既夹有若干辩证思想的因素，又复浓厚地笼罩着一层悲观主义的不可知论。

看了以上这段话，对于有些课文中的句子可能理解就会更容易、深入一些。比如课文的`一句话：“思想由于它的本性是何等的伟大啊！思想又由于它的缺点是何等的卑贱啊！”这样两句话是既对立矛盾，又有机统一。既体现了思想本身矛盾的一面，又体现了其辩证的一面。

2.突出节选文本的核心意思

虽然是节选文本，但是我们的教学中不可能也不必要做到面面俱到。节选部分总体还是会有一个相对独立和完整的意思，因此不能“以全概偏”“只见森林不见树木”。比如教材节选的部分（《人是能思想的苇草》）主要意思包括人的思想性、人的伟大性。所以，教师应该把教学的内容主要定为这样的思想传达与引导。正如：“就让人尊重自己的价值吧。让他热爱自己吧，因为在他身上有一种足以美好的天性……让他爱自己吧：他的身上有着认识真理和可以幸福的能力。”

三、作为翻译性的文本

翻译的作品总是给人带来一定的“隔阂”。因为这是翻译本身带来的矛盾。直译带来语言的“陌生化”，意译有时无法最大限度地传达作者的思想。虽然教材所选均为权威译本，但毕竟国外的哲理小品语言上和直接用母语写作而成的哲理散文还是有些区别的。但一般来说鉴于作者翻译文本（尤其是哲理性文本）时更侧重传递作者的思想，所以教师就不应将品味语言作为主要的教学内容。当然，这不是完全不关注语言。只是关注语言的目的是更好地理解、领悟作者所要表达的思想，而不需从语言的应用方面对文本精细化研讨，即处理语言“不是那种字字斟酌，句句推敲的严谨”。有的教师对待此类文本和对待经典的母语文本时不加区别，执著于个别词的选用、个别句子的表述上，应该说侧重点的确定是有所偏差的。

当然，同为外国哲理小品，理解的难度还是有所不同。这和文本本身所表述思想的抽象性以及这种思想和读者自身的距离等多种因素有关。比如苏教版教材同一单元的《人是能思想的苇草》和罗素的《我为什么而活着》，在理解的难易程度上还是有差别的。后者接近我们对学生经常教育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等内容。其主要不同是面对同一问题时存在着的东西方文化差异。比如对待爱情的态度，会有学生难以理解作者把爱情提高到如此的程度。教师可以在这方面多加引导、解释。

参考资料：

1.徐兴无《〈人是能思想的苇草〉解析》，《语文（必修五）教学参考书》，江苏教育出版社。

2.刘岩《评帕斯卡尔的〈人是一根能思想的苇草〉》，《语文建设》2005年第9期。

3.刘丹妮《〈人是一根能思想的苇草〉教学设计》，《语文建设》2008年第11期。

4.何兆武《经典七日谈》，北京大学出版社。

5.徐敏南《三种类型文本的教学思考——兼谈〈一点眼泪换一滴水〉的教学》，《中学语文教学参考：高中版（西安）》，2011年第1/2期。

中国现代散文发展的第二个十年中，以刊登杂文为主的期刊大量涌现，杂文理论的论争和革命现实主义杂文理论体系的形成，都是现代杂文运动蓬勃发展并进入成熟期的重要标志。就杂文创作本身而论，以鲁迅为代表的左翼作家和进步作家的战斗杂文，其队伍和影响日益壮大，成为这一时期社会舆论的中心。同时，战斗杂文反映现实更敏锐、更广泛、更深刻了，而且杂文的文体样式和艺术风格也更丰富、更多样了。当然，以鲁迅为代表的“鲁迅风”革命现实主义战斗杂文的形成和发展，是现代杂文史上最重要的成果。聂绀弩在为《中国新文学大系（1927－1937）·杂文卷》作序《杂文：侵入高尚的文学楼台》中就曾指出：如果只有鲁迅一个人，现代杂文就不能构成“史”。现代文学领域确实形成了杂文的写作群，尽管写杂文的人也很杂，但革命的、战斗的、健康的杂文毕竟是我国现代杂文的主流，构成这个主流的是左翼作家创造的杂文，这个主流成为中国新文化运动重要的一翼。鲁迅是中国现代革命现实主义战斗杂文的开创者。他的杂文创作和理论主张，在杂文领域开辟了一条革命现实主义的广阔道路。“左联”时期，鲁迅同瞿秋白、茅盾等人一起披荆斩棘，并肩战斗，并率领徐懋庸、唐弢、聂绀弩、王任叔、柯灵、周木斋等杂坛新秀，以革命杂文为战斗武器，向一切反动势力作集团式冲锋，构成了当时杂文创作的主潮，显示了所向披靡的威势。文学史上称为“鲁迅风”的杂文，就在“左联”这一时期形成。所谓“鲁迅风”杂文，就是鲁迅式的革命现实主义战斗杂文，它当然不能囊括中国现代杂文的一切，但无疑是中国现代杂文的主流。“鲁迅风”革命现实主义战斗杂文具有以下三个基本特征：（一）它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打击敌人、匡正时弊、张扬真理，进行广泛、尖锐、巧妙的社会批评和文明批评为基本内容；（二）有自觉的美学追求和美学创造，逻辑思维和形象思维相结合，注重多样化、形象化的说理以及笔调的讽刺和幽默的杂文味，追求一种“理趣美”；（三）在杂文的艺术风格上，文体的样式上，不拘一格，随物赋形，允许有广阔自由的创造天地。“鲁迅风”革命现实主义战斗杂文，是一个比创作方法、艺术风格和艺术流派广泛得多的概念，也是一个在时代的运动中不断流动、不断丰富、不断发展的概念。在鲁迅逝世后，有更多的杂文家，以鲁迅为导师，坚持鲁迅的方向，学习鲁迅的精神，继承和发展鲁迅的杂文传统。“鲁迅的方向”成为战斗杂文家的共同方向，鲁迅的革命现实主义战斗杂文传统被更多的人所继承，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新的历史条件下更加发扬光大。如上海成为“孤岛”时期，王任叔、周木斋、唐弢、柯灵、孔另境等人，自觉继承和发展鲁迅杂文战斗传统，以《导报》、《译报》、《华美晨报》和《鲁迅风》为阵地，发表战斗杂文，并结集出版了王任叔、唐弢、柯灵、周木斋、周黎庵、文载道六人的杂文合集《边鼓集》(1938年11月)和王任叔、唐弢、柯灵、周木斋、周黎庵、文载道、孔另境七人的杂文合集《横眉集》(1939年7月)，使“孤岛”杂文创作有着很大的发展。他们在杂文中揭露日伪的血腥罪行，歌颂人民大众的抗日救国伟业，批判小市民的奴才意识，痛斥国民党当局种种使 “亲者痛，仇者快” 的倒行逆施，抒发了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怀，表现了崇高的民族气节，在中国人民，甚至世界人民反法西斯的文艺史册上，写下了光荣的一页。他们的杂文被称为上“孤岛”时期“鲁迅风”杂文流派，是继“语丝”派、“现代评论” 派、“太白”派、“论语”派之后，中国现代杂文史上新出现的又一个杂文流派。王任叔等组成的上海“孤岛”时期“鲁迅风”杂文流派，经历了一个从分散到统一，从自发到自觉的过程。上海“孤岛”时期，起始于1937年11月12日国军从淞沪撤退， 截止于1941年12月8日珍珠港事件爆发，历时4年又1个月。在“孤岛”时期之前，王任叔等七人或则互不认识，或则互不来往。 在杂文写作上， 或是自觉师承鲁迅战斗传统，或是自发受到鲁迅影响。上海沦陷后，抗日爱国的共同立场，使这几位经历、教养、思想、文风不相同的杂文作家，走到了一块，他们就从分散走向统一，都师承鲁迅杂文传统，以杂文为战斗武器，进行反法西斯、反日寇、反汉奸、反封建、反小市民意识的斗争。1938年王任叔在《边鼓集·弁言》中说：活在各个的角落里，面对着父母，妻儿，书牍，或灯光下孤独的影子； 俯仰于高楼大厦之间， 或踯躅于斗室蓬壁之中，我们是六个人，我们有各自不同的生活的方式，有各自思索的天地，平时，我们也曾以笔写出自己的风貌， 心情， 社会的杂感，发表于报章杂志之上，相互之间也许早有了思想，情感的交融，但是我们的联系是疏远的，我们的力量是分散的。 然而八一三的炮声，把我们的心脏全都震动得抖起来了。不，是全民族的心脏抖起来了。愤怒的抖，力的抖，正义与人道的抖--直到十一月十二日，国军退出了上海，我们的心脏就抖成了一个。我们从各个的角落里流了出来，仿佛碎散的水银，融成了沉重的一块。我们联合在一起，我们结集在一条战线上了。王任叔的叙述，告诉我们上海“孤岛”时期“鲁迅风”杂文流派的成员，怎样从以往的“疏远”“分散”的散兵游勇，成为“结集在一条战线上”的战士的经过，实际上宣告他们这一杂文流“融成了沉重的一块”，已经形成了。1939年是“鲁迅风”杂文流派向前发展的阶段，《横眉集》的七位作者，集资合股创办了以刊登杂文为主的综合性文艺期刊《鲁迅风》， 从1月11日创刊至9月5日被迫停刊，历时九个月，共出版19期，是上海“孤岛”时期影响最大的杂文期刊。随着“孤岛”局势的恶化，加上1941年周木斋病逝，王任叔离沪赴印度尼西亚，“鲁迅风”杂文流派终于解体。王任叔（1901－1972），浙江奉化人，常用笔名巴人。从1926年在《文学周报》上发表杂文始，至1946年，他写有杂文650篇左右，其中六分之五创作于1938年至1941年的上海“孤岛”时期。此期王任叔创作的杂文数量之多，没有一个作家能与之相比。除了合集外，他的杂文专集有《扪虱谈》（1939年）、《生活·思索与学习》（1940年）、《边风录》（1945年）、《学习与战斗》（1946年）。王任叔“孤岛”时期的杂文，围绕着抗日救亡这一最大的现实问题，从国内到国外， 从现实到历史， 从黑暗到光明，举凡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民情风俗、道德伦理，他的笔尖无不触及。王任叔的杂文纵横驰骋，议论风发，像鲁迅的杂文一样，对现实进行了极其广泛的社会批评和文明批评，是了解“孤岛”时期社会的“动态”和人们的“心态”的好材料，有着历史文献的价值。如上海沦陷后，不少人虽然不像汉奸那样公开投敌，但在关乎国家和民族生死存亡的历史关头，依然超然度外地“看热闹”，热衷于“发财”，盲目地做“顺民”，得过且过地“混日子”，甚至阿谀吹捧、迷信守旧、自吹自擂、欺敲诈。 对此， 王任叔在《“生命的思索”》等杂文中，一方面把这些病态的精神解剖开来，像镜子一样照出国民性中的“劣迹”， 另一方面则着重分析它们的危害， 敦促人们迅速惊醒过来，行动起来， 同心同德抗日救国。 王任叔将这类市民与陆游的爱国热忱和为国捐躯的英烈进行鲜明对比之后，深沉而又热切地写道：“自己活得写意的另一面， 便是别人死得伤心。 以此而责敌人与汉奸， 不是我们的企望， 因为野兽不懂得思索。我们只希望全上海市民，懂得这个道理，节约生活上的奢侈，也就救了这个国家。不要为一己的幸福，而牺牲大多数人的幸福，宁可牺牲自己的幸福，而争取大多数人的幸福。”这决不是一般的悲天悯人、劝善惩恶，而是对民族命运的忧患，对善良的弱者和愚昧者的感同身受的关切。王任叔的杂文，观察敏锐，思想深刻，体式丰富，格调多样，有自己独特的表达方式和语言风格。以杂文集《边风录》为例，其中有《七月》、《八月》等抒情色彩浓厚的政论性杂文；有散文诗式的杂文，如《站在壁角的人》、《烈士与战士》、《战士与乏虫》；有书札类的杂文，如《一个反响》、《与天佐论个人主义书》；有三言两语的偶语类杂文， 如《偶语六则》； 有杂记性的杂文，如《螺室杂记》；有剪报加上按语、评点式的杂文，如《剪贴之余》；有对历史人物的研究和比较性的杂文，如《鲁迅与高尔基》、《鲁迅先生的眼力》；有回忆录式的杂文，如《我和鲁迅的关涉》；最多的是针对某一事物、某一句话、某一种论调、某一类人、某一种人情世故，进行记叙描写、 联类生发、 直抒爱憎的社会评论性的杂文，如《说笋之类》、《杂家，打杂，无事忙，文坛上“华威先生”》、《“没有法子”》、《脸谱主义者》、《谋略及其他》、《出卖伤风》等。以上各类杂文，体式不同，表达方式和语言风格，自然也就各异。 周木斋（1910－1941），江苏武进人。抗战前，周木斋在《申报·自由谈》、《太白》、《新语林》和《涛声》等刊物上，发表过许多思想尖锐、具有思辨色彩的战斗杂文。抗战爆发后，他身处环璄险恶的上海“孤岛”，而且贫病交困，然而心中却燃烧着抗日救亡的爱国热情。他坚决捍卫鲁迅杂文的战斗传统，创作了一批博识机智、析理精微的“鲁迅风”战斗杂文。他的杂文，除了合集外，生前还结集出版了《消长集》。周木斋在 《〈消长集〉前记》 中，自述 “戆脾气” 和“辩证癖”，而形诸文字，便是他的杂文“喜欢说理”。在中国现代杂文史上，周木斋的杂文是以思辨性著称的，宗珏在1939年所写的《从“孤岛”杂文所看到的“鲁迅风”》一文中，就认为周木斋的杂文是“思辨性的杂文”。他善于多侧面、多层次地剖析问题，他喜欢从事物的联系中， 对事物加以比较， 异中求同， 同中求异， 从现象突入本质。如抗日战争中，汪精卫从国府称病出发，发表了投降卖国的“艳电”。 这是当时轰动全国的政治事件， 周木斋发在1939年1月18日《鲁迅风》第2期上的《凌迟》，就是一篇燃烧着憎恶烈火、无情声讨汪精卫的战斗檄文。急速转折突进的语言节奏、析骨剔髓的犀利而又辩证的剖析是这篇杂文的特点，它表现了周木斋善于捕捉矛盾、分析矛盾、从中透视事物本质的思辨才能。作者巧妙抓住汪精卫政治生涯中称病出走这一习惯性动作进行层层剖析“汪精卫在过去，一不如意--他的私意，总是称病：心脏病啦，糖尿症啦，脉搏间断啦，……而病，总是在出走后，养病时称的，可知称病以前倒又健跃得很”。在周木斋看来，“称病”和“出走”是个矛盾，既然“病”了却又能“走”，可见“健跃得很”，并不是生理上的“病”，而是一种“政治病--心病”，是一种“卖弄风骚”。“心病”有大小轻重，是作为矛盾过程展开的，过去“病”是小病，仅是“卖弄风骚”而已，这一次是“丧心病狂”，是“大拍卖”，把自己、民族、国家乃至友邦都出卖了。而汪精卫这么做，是基于要当“奴隶总管的心理”，其结果只不过是充当日寇麾下的一条走狗而已，这其实是“大蚀本”，而这也正是一个致命而尖锐的矛盾。 周木斋愤激的揭露， 无情的鞭挞，犀利而又入微的辩证剖析， 不仅把这个汉奸卖国贼的灵魂 “枭首通衢”，“凌迟”“示众”，而且把他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影痕》可说是三言两语的哲理性散文诗，但周木斋把它们收入《消长集》中，这也可以说是浓缩的、微型的杂文。且看以下文句：“止戈为武”。——和平含着杀心。“和平”是名词，也是代名词，消赃的，投降的，苟安的。“与虎谋皮”，虎与人谋什么？希望“放弃侵略”，侵略希望放弃什么？在这里，一般杂文那层次繁复、细致入微的辩证推理被省略了，只有三言两语、斩截明快、言简意赅的判断。这类文字遒劲隽妙，耐人咀嚼，同样闪烁着辩证思维的诗意光辉。唐弢（1913－1992），浙江镇海人。在“左联”时期，他就曾与徐懋庸并称杂坛“双璧”。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他是杂文创作数量较多、 艺术成就较高的影响较大的战斗杂文家。 他这时的杂文，除收入合集外，还有《投影集》（1940年）、《劳薪集》（1941年）、《短长书》（1947年）和《识小录》（1947年）等。另外，从1945年春起，唐弢在《万象》、《文汇报·笔会》、《联合晚报》等报纸杂志上，发表了独创一格的“书话”上百篇。唐弢这时的杂文，基本上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社会批评和文明批评的杂文，一类是带有文学考证、研究性质的学术性和文学性相统一的“书话”。他的杂文或针砭时弊、扫荡秽丑，或抗争现实、解剖历史，或鼓舞斗志、呼唤光明，表现了历史的脉动，留下了大时代的“眉目”，喊出了人民的心声。唐弢这时杂文的内容特别丰富，这也直接决定了文章格式、写法和风格的丰富多彩。他写得最多的是直面现实的政治风云、世道人心和文坛鬼魅的短评和杂感；也有“读史札记”式的长篇杂文，如《东南琐谈》、《马士英和阮大铖》、《谈张苍水》等；还有文艺研究性质的杂文，如关于鲁迅思想和著作研究的，谈历史题材问题的，论文艺大众化、民族化的，论讽刺艺术的，论文艺翻译的等等；还有批注体的杂文，如《蛆沫集批注》；诗话体的杂文，如《小卒过河》，以及休刊词、校后记和编后记等；至于“书话”体杂文，那更是作家的一种创造了。唐弢这一时期的杂文，有不少是以逻辑推理形式出现的，无论立论还是驳论，都条分缕析，见解精辟。但更大量的杂文，没有三段论式的理论框架，议论常常和记叙、描写、抒情、对话、引述相结合，在对社会人生的抒写中， 表现自己的切身感受， 从而使这些杂文既充满理趣， 又笼罩着浓郁的艺术气氛， 评论家称之为“抒感性的杂文”。 唐弢这种“抒感性的杂文”， 注重形象化说理。他常借一幅画、一首诗、一个传说故事、一些历史人物和文学人物起兴，巧妙地把读者引导到杂文的议论中心上来，使议论获得直感、形象的生命，使直感、形象的东西因和议论结合而得以深化。 如写于1938年11月9日的《从“抓周”说起》，是纪念上海沦陷一周年的。文章从蔡若虹发表在《译报周刊》上的一幅漫画 《抓周》 说起。中国有个传统习俗，孩子周岁时，在他面前罗列百工士子的用具，让他抓取一种，以预测他将来的志向。这幅漫画里的日本孩子“抓住了战神前面的十字架”，而中国孩子，则“抓和平神前面的短剑”——“一把复仇的短剑”，一把“将插在侵略者的心上”的短剑。这幅画是意味深长的。一个童稚的孩子尚且知道抓起短剑战斗，何况饱经忧患、热恋故土的成人。作者从孩子的“抓周”和上海人民沦陷一周年来的觉醒、奋起中，找到了契合点，为他的议论创造了强有力的依托。因而，他在文中所说的，“上海，从刀丛，从箭林，从鞭影火光里长大了起来”，上“从血污里再生”，将“永远是真正中国人的上海”，有着强大的说服力。唐弢这些“抒感性的杂文”，大都篇幅不长，笔法娴熟，文字洗炼，词采丰富，抒情味很浓。柯灵（1909－2000），浙江绍兴人。1931年冬到上海后，一直从事报刊编辑和电影、话剧活动，也是这一时期坚持在上海战斗的有影响的杂文作家。他的杂文集有《市楼独唱》（1940年）等。柯灵杂文的艺术形式是比较丰富多样的。他写得最多的是直面现实的短评和杂感， 这类杂文现实性强， 大多感情激烈，文字清丽潇洒，写得明快质直。其中像《街头人语》和《街头闲话》，都是直接批评时政的短评，短小精悍，锋利深刻，达到了一定的力度和深度。如《街头人语》（之一）抨击了抗战胜利后国民党的独裁和劫收：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一道同风。--这叫做“统一”。皮带，皮绑腿，大皮包。--这是“三皮主义”。金子，房子，车子，女子，面子。--这是“五子登科”。你当它正经，它是开玩笑；说它是笑话，偏又是事实。中国的政治，就是如此如此，这般这般。这样的短评，确是锋利的匕首和投枪，正如柯灵自己所说：“我以杂文的形式驱遣愤怒，而以散文的形式抒发忧郁。”而像《禁书诗话》等是诗话体杂文，《玉佛寺传奇》则是杂剧散曲体杂文。这些杂文仿效鲁迅和瞿秋白合作的诗话体杂文《王道诗话》及杂剧散曲体杂文《曲的解放》，匠心巧运，把对时事世态的抨击和讽喻，融入中国传统的诗话、杂剧、散曲等民族形式之中， 别开生面， 令人耳目一新。 柯灵写于1940年的《从“目莲戏”说起》和《神、鬼、人》中的《关于土地》、《关于女吊》、《关于拳教师》等几篇杂文，也很有特色，可以说是“立体风土画”和有的放矢的现实评论的融合。柯灵是绍兴人，与鲁迅同乡。鲁迅小说、散文和杂文中所写的土谷祠，民间戏曲中的“女吊”和“二丑”，绍兴一带的风土习俗和人情世态，他也是熟稔的。柯灵的这些杂文，从鲁迅的名作中汲取灵感和素材，加上他自己的创造，不仅给读者奉献了形神毕肖、绘声绘影“立体风土画”，而且坚持了解剖和改造国民性的精神传统，表现了他对某些人情世态睿智掘发的启示，具有较长久的思想和艺术的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