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数学期刊订阅

在一系列持续的抵制活动后，“学术之春”迎来了阶段性胜利：英国政府计划将拨出5000万—6000万英磅专款来资助学术研究成果的“开放获取”。一些观察家认为，虽然英国在学术出版业所占份额很小，但这一政策可能会引起横跨大西洋(600558,股吧)的涟漪效应，外界对于传统学术出版的批评也将更激烈。7月6日，剑桥大学出版社发行了名为《数学论坛》（Forum of Mathematics）的“开放获取”期刊，意在为数学研究者提供与传统期刊质量相当、经同行评审的学术论文，并在此基础上，组建最权威的国际化同行评审队伍。为推广该期刊，剑桥大学出版社决定在该期刊发行的最初三年放弃出版盈利，并向论文作者提供期刊全部文章的获取权。剑桥大学此次大力推行“开放获取”期刊，与期刊编辑委员会创始人之一、英国皇家学会院士、著名数学家威廉·提摩西·高尔斯（William Timothy Gowers）发起的针对世界上最大的学术文献出版商之一荷兰爱思唯尔集团（Elseiver Group）的“学术之春”抵制运动有关。高尔斯早在1月曾发表博文列数了爱思唯尔集团的几大“罪状”，包括利用商业“捆绑手段”向高校图书馆出售期刊数字订阅权和肆意提高订阅费用等。他表示不会在该集团下的出版物上发表文章，并拒绝担任外审专家和编辑。该博文引起了学术界的高度关注，目前已有超过12000名学者表示支持该抵制运动。针对商业出版牟取暴利、缩紧学术传播渠道等行为，学界和出版界都展开了广泛讨论。牛津大学中断与爱思唯尔的学术合作高尔斯批评爱思唯尔的商业手段近乎专断，除了“捆绑销售”和不断提高价格外，其还阻止实施开放型阅读，并取消一些试图讨价还价的高校图书馆的订阅资格。然而，为何爱思唯尔集团如此阻碍学术传播、实行商业垄断却仍能稳居学术出版巨头地位？高尔斯认为，许多图书馆为顺利获得学术期刊订阅权不得不“忍气吞声”，加之众多高校图书馆各自孤立、缺乏联合，也使得爱思唯尔“趁虚而入”有利可图。实际上，部分学者已意识到自己有说“不”和抵制爱思唯尔商业专断行为的权利。让人颇感意外的是，最激烈的抵制源自该集团内部。2006年，爱思唯尔旗下《拓扑学》（Topology）杂志的整个编委会以辞职抗议订阅费过高。编委会委员之一、牛津大学数学系教授马克·赖肯贝（Marc Lackenby）说：“作为学术出版集团，爱思唯尔并未立足于学术传播，而是以牟取商业利益为目的。如此高收费将有损《拓扑学》的名誉。”据悉，伴随着《拓扑学》编委会辞职，牛津大学也与爱思唯尔中断了学术合作。爱思 唯尔就辞职事件也做出了反思，“我们在学界已有千余种期刊出版，所以面临的内部管理问题自然也层出不穷，但这样的编委会整体辞职事件还是第一次发生，这值得我们总结经验教训”。“开放获取”期刊学界与大众英国曼彻斯特大学社会学家珍妮特·芬奇（Janet Finch）在接受路透社记者采访时表示，从长远来看，未来的学术成果发布将会趋向“开放获取”。“开放获取”期刊自诞生以来就备受关注，加拿大电子健康创新研究中心（Centre for Global eHealth Innovation）巩特尔·艾森巴仕（Gunther Eysenbach）总结称“开放获取”期刊主要有三点优势，即方便引用，用户多元，为跨学科研究提供更多可能。英国伦敦大学学院数字人文中心主任梅丽莎·特拉（Melissa Terras）认为，借助信息技术平台崛起的“开放获取”期刊前途无量，“在社会媒体和网络传播基础上所建立的开放获取期刊与传统期刊相比，将会为学术研究带来更多便利”。然而，也有学者对“开放获取”期刊的学术论文质量表示质疑。对此，挪威特罗姆瑟大学（University of Troms?觊）教授科特·赖斯（Curt Rice）认为：“出版商并不会因降低收费而将 文章质量大打折扣。网络媒体的传播、大众的监督都会为学术透明化、规范化和合理化营造生长环境。”与其他学者不同，伦敦帝国理工学院生物学教授斯蒂芬·库里（Stephen Curry）对“开放获取”期刊为学术界发展所带来的新挑战深感担忧。他认为，“充满枯燥的专业语言的科学论文与高额的收费相比更为可怕。面对读者群的扩大，科学论文也将面临可读性与普及性的双重要求。尤其是那些关于转基因、气候、防疫、药物政策和能源等专业性强、可读性不高、缺乏与读者互动的学术文章，将会在开放获取期刊的推行中面临更多考验。”出版界：高收费源于出版前的高投入在一系列持续的抵制活动后，“学术之春”迎来了阶段性胜利：英国政府计划将拨出5000万—6000万英磅专款来资助学术研究成果的“开放获取”。一些观察家认为，虽然英国在学术出版业所占份额很小，但这一政策可能会引起横跨大西洋的涟漪效应，外界对于传统学术出版的批评也将更激烈。据悉，在英国，出版商每年向大学图书馆收取约2亿英镑的获取费用。对这种高收费，各界都对出版商从纳税人资助的科研成果中牟利的行为表示不满。面对来自学界的诸多批评，学术出版商予以回应称，由传统出版向“开放获取”期刊转变，首先需要考虑出版商在出版过程中添加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自然》（Nature）杂志主编菲利普·坎贝尔（Philip Campbell）表示，“我认为有价值的学术成果背后凝聚了出版商付出的繁杂工作，如筛选论文、组织同行评审等，因此高收费是合理的。而如果要实现数字化平台运营，则需要额外的资金。”“开放获取”出版机构公共科学图书馆生物学编辑部主任西奥多拉·布卢姆（Theodora Bloom）认为，考虑到随着读者的增加而增加的印刷与邮寄费用，订阅模式在印刷媒体的现实中不无意义。但在网络世界中，相关费用是止于成果发布的那一刻，并不会因读者的增加而增加，因此出版商所承担的高风险需要高收费来支撑。针对高校图书馆控诉出版商收取高额订阅费的问题，爱思唯尔通用访问总监艾莉西亚·怀斯（Alicia Wise）回应称，造成学术界对订阅价格不满的主要原因在于大学图书馆对其订阅量的预期与他们可负担的费用之间存在巨大差距。“这种差距的存在并非源于我们制定的价格或是获取的等，而是这几十年来，大学图书馆的预算与全球研究和发展投资之间存在差距。全球每年用于研发的投资超过万亿美元，且每年增幅高于4%。这就使得科研项目越来越多，达到发表水准的论文数量也不断增加，而图书馆的负担能力却十分有限。这一问题亟须出版商、学者和资助人共同关注、共同解决。如果出版业没有在电子期刊方面投资，那么学者们可能至今还需费力地到图书馆查询实物资料。出版业的投入带动了电子期刊的发展、数字化存档和标签分类等，这些都大大提高了研究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