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系毕业论文人物形象分析

《红楼梦》是中国古典名著中最耀眼的明珠，它留下了许多有趣的问题让后人研究，学习。 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便是书中二位至关重要的女主角林黛玉和薛宝钗，她们在作者曹雪芹的笔下是怎样的形象与地位呢？ 于是历来红学家或是平常爱好红楼梦的读者中大概存在了三种态度，即褒林贬薛，褒薛贬林，和林，薛双峰并存之说。 曹雪芹在前八十回的小说中，到底是褒义地描写林黛玉，还是带有编贬意地描绘薛宝钗，亦或正好相反？我认为第三种看法似乎更客观更公正一些。 为了证明这一观点，我们先来讨论林黛玉。在整部书中，林黛玉地重要应该是不容置疑的，没有林黛玉和宝玉二人的爱情情节，那么红楼梦就将不会存在了，所以对于林黛玉这个人物曹雪芹是满含同情，精心刻划的，无论如何林黛玉这一形象在曹雪芹笔下是正写的，而绝无任何蔑视。 那么薛宝钗呢？她在红楼梦中的出现是个反派人物吗？ 我想曹雪芹创作薛宝钗的目的不是把她写成一名让人厌恶的人物，相反薛宝钗只是不同于林黛玉的另一种典型女性，作者是十分客观的描写她，而没有刻意去褒扬或蔑贬她。 “拥林派”贬薛的重要证据主要有二条，其中之一是红楼梦第二十七回，薛宝钗扑蝶不想偷听到了小红所说的关于与贾芸纠缠不清的悄悄话，为了隐藏自己多余的到来，薛宝钗在小红等人发现自己时，说了一段被认为是作者曹雪芹贬薛的话语，即表明先前林姑娘在这儿，而不是自己。 这段话终于被人落了口实，于是人们便认为，薛宝钗的多么虚伪，她将黒锅背在了林姑娘身上，让小红等人的多疑转到了别人，而自己则聪明的摆脱了干系。 其实我倒认为这一点并不能真正说明什么，从心理分析，当薛宝钗这样正统的女子听到小红所言的心里话都不免会心中暗惊，并急欲不让别人发现自己知道了此事。宝钗是大观园中聪明，能干的少女，事试想当时她急中生智相出的应付话语只能说明她机智过人，善于应变，十分巧妙的渡过了一场尴尬的面对。至于指出林姑娘在此间，不过是随意找个人来圆谎罢了。我想这一情节的描写实是完善了薛宝钗善于应付复杂局面的性格，曹雪芹在此并没有真的在贬薛。 “拥林派”贬薛的另一重要证据便是王夫人的丫头金钗头井自尽后，宝钗对王夫人的一番话。 人们认为这又说明薛宝钗蔑视地位低下的丫鬟，并欲得到王夫人的好感，以期她最后终能成为宝玉的金玉良缘。 我们分析这段话的同时，首先还应注意说话人是在什么样的场合和有着什么样的心理。金钗一死，事后王夫人的确有点后悔及自责，这在她的话中得到了体现，那么薛宝钗作为一名后辈且是贾府的宾客身份，（试不谈她是否真知道事情的经过真像）她此时自然的反应便是要极力劝说王夫人不要为了此事伤了身子，并进行一番安慰。想明白了这一层，薛宝钗的话就显得十分正常了。为了安慰人，对于一个被主子打了一记耳光便去投井自尽的丫头你又能说什么呢？恐怕只能是认为她死的太不值得，有点傻吧。 而为了安慰人，对心中存又自责的王夫人，你又能说什么呢？恐怕只能说服王夫人多给一点钱给死去的金钗的家人，以消除一些愧疚心情。 所以曹雪芹描写薛宝钗这段话根本不在于贬抑她什么，而是通过这说明了薛宝钗善于待人处事的性格。而这一点正是林黛玉所缺乏的，为什么同样的事情发生了，在王夫人跟前的会是薛宝钗而不是林黛玉呢？林黛玉就算来了，大概也只有陪王夫人一起落泪而已，而绝不会说出宝钗所言的那番话。各人性格不同，所言所行就有分别，但你不能就以此认定谁优谁劣，从而作为褒贬的证据了。 当然也有人会问，在红楼梦中，宝玉，黛玉，宝钗三人爱情游戏中，作者曹雪芹难道就没有任何的态度偏向？ 不，恰恰相反，曹雪芹笔下有着鲜明的态度，宝玉真爱的只有黛玉一人，他与黛玉之间的性情是相通的，作者对此的描写也是书中最精彩的部分。 但对于薛宝钗，作者并不采用贬的写法，而是客观的描绘出她的美丽，大方，道德标准。读者要认真体会的是她的行为举止都往往出现在贾府掌权阶层的面前，如贾老太太，王夫人，王熙凤等，这就无形中表明了她最终将深得她们的欢心。而林黛玉却只是在潇湘馆中，与宝玉二人沉浸在爱的深潭里无法自拔，却不知最后的结局将是多么的悲惨。 但最终的悲剧有多少是薛宝钗从中造成的呢？这一悲剧其实是封建家庭道德伦理对自由恋爱的毁灭所形成的。宝玉，黛玉是牺牲品，而宝钗又何尝不是呢？所以无论是褒林贬薛，或是褒薛贬林的观点都有其偏激的一面。 如果我们能从人物的心理活动入手，那么才能更全面的看待问题，才能把曹雪芹这位伟大作家的笔下人物研究地更透彻洞明。 二论林黛玉和薛宝钗 在《红楼梦》中最可怜的是薛宝钗和林黛玉了。薛宝钗这位有口皆碑的好媳妇最终未能拴住宝玉的心，只得在宝玉出家后独守空闺，林黛玉则带着对爱情的渴望，带着对宝玉深深的眷念与怨恨，魂飞天国，至死也不明白为何宝玉不来娶她。 既然她们俩的命运如此相似，那么，撇开世俗的偏见，对她们的性格做一些比较。 薛宝钗入住贾府较林黛玉晚，而且林黛玉还有身为贾母外孙女这一层关系，亲疏程度，勿庸赘言。但这薛宝钗入住贾府后，贾府上下逐渐发现（或者说更加明显）宝钗的平易近人与温和谦让，黛玉则是性情乖戾，难以侍候，贾母甚至将她和宝玉同视为“小冤家”。 黛玉对宝钗是颇有妒意的，主要原因是宝钗有一个“芳龄永继”的金项圈配那“仙寿恒昌”的通灵宝玉，而且宝钗甚得贾府的夸赞。 尽管黛玉逐渐明晰宝玉对她是一往情深，然而她毕竟不如宝玉见惯名利场，看尽人间的世情百态，因此她无法理解宝玉的那句“你死了，我当和尚”的誓言，反而甚为着恼。黛玉对宝玉的爱情是执着，显露而又坚贞的，王熙凤甚至逗笑她是“未来的贾家媳妇”，她与贾宝玉的爱情由此看来是路人皆知的了。但她仍不放心，在未得到最高统治者——史太君的肯定前她是绝对不会放心的。她不容许贾宝玉对其他女子有任何好感，而且将信将疑地猜忌着各种传说。先有宝钗与宝玉的金玉之说，后有湘云与宝玉的麟玉之配，这些传说无时无刻不扰得她心烦意乱，无法处便拿宝玉出气。尽管她希望宝玉能不介意这些传说看来其实最介意的是她自己。黛玉在初进贾府时曾立誓要谨小慎微，不被他人取笑，而她采取的方式则是先取笑别人或者过分自卫，史湘云吐字不清晰，她就笑其将来嫁个“爱哥哥”，可是当史湘云笑言她与一戏子相像时，她就受不了了，在她内心最深处的自悲心理 不容许任何人拿她开玩笑的，就这样，她带着自悲与自卫的包袱越滑越远。 黛玉平生只有两个心思，一个是宝玉，一个是作诗。黛玉和宝钗因受过良好的封建教育，文章韬略皆显奇才，其二人互在伯仲之间。而她们在对待女子学文的态度上却有很大的分歧。黛玉一心想的是争名夺胜，每次作诗应对必是全力以赴，可以看得出，贾妃省亲时黛玉因题目太少难以尽兴发挥是多么的不甘心，而在菊花赋中以《咏菊》、《问菊》、《菊梦》独占魁首时又是多么的舒畅。宝钗则认为女子无才便德，有了这种思想，无论吟 诗作赋她也就只是聊以应景了。所以，黛玉对待女子学文的态度与作风较宝钗要积极的多。 这反映在她对香菱不厌其烦的教导，带领香菱去结实王摩诘、李青莲等一代名家，更反映在她后来的重建桃花社，可以说在学问上林黛玉是花费了毕生的心血，而这又是封建势力所不容许的，他们不需要一个会舞文五弄墨的人来作他们的媳妇。从这一点上看，宝玉和黛玉似乎算得上是彻底的反叛者，只可惜他们的终身大事还是要贾母的定夺，也就是说，他们与封建势力存在一种依存关系，如此一来，他二人就变得太不识实务了，既对封建势 力有所希求又不肯老实听话。 那么，薛宝钗又是如何赢得贾府的嘉许，最终做了贾家媳妇的？在见识了通灵宝玉之后，宝钗就已经明白自己的终生归宿之所在，但她并未形之于色，而是绐终做着恰如其的隐忍。平心而论，薛宝钗确实更符合贾母等人的要求，温厚、贤惠而又识大体。从她的身上，也不光看到了她作为封建女子的闺房形象，更看到了她作为一名旷世才女的不朽丰貌。从规劝黛玉读正经书，别移了性情到苦劝其兄薛蟠不要胡作非为至协理荣国府，将大观园让与下人劳作，以节省开支，让我们领略到薛宝钗的确是一个颇有见地的姑娘。 一般来说，宝黛二人通常被理解为反叛的典型。实际上，宝钗也曾写过这样一首诗以讽当朝： 桂霭桐阴坐举觞，长安涎口盼重阳， 眼前道路无经纬，皮里春秋空黑黄。 嘲弄了官员昏暗无道，贪得无厌。尽管如此，我们似乎还没见她说过其他偏激的话，她深知自己的力量不足以给这个世界致命一击，因此在反抗与忍受间找到一个合适的中介点， 较之宝黛，她是否更聪明些？ 贾宝玉、林黛玉、薛宝钗最终是不幸作结的。宝玉出家、黛玉悲死、宝钗守寡，他们同成了封建礼教的殉葬品。尽管宝玉对黛玉爱得死去活来，终究不了黛玉一死的命运，尽管宝玉如何的与宝钗不融合，也终究免不了娶她为妻的结局。他们的力量毕竟太小了，何况又还时时希望得到封建势力的认可，也就只有苟延残喘的分了。封建势力最终是胜利了，这是《金陵十二钗》中预示好的。这位封建文人最终放不下对统治者的幻想，放不下对封建势力的维护，用自己的笔残酷地为他们三人的挣扎划上了句号，从而让整个梦最终成为一场空。

曹禺作品系列女性形象,主要有三点: (1)曹禺作品中的女性总是拥有一种奇异的主导力量. (2)曹禺戏剧中的女性形象犹如青春的赞美诗，洋溢着浪漫主义的色调，但缺乏现实主义的光芒. (3)具有牺牲精神,具有勇敢的追求自由、欲望、爱情，张扬意志，彰显个性的特点. 现在具体分析一下这三点. 曹禺作品中的女性总是拥有一种奇异的主导力量。她们自由的决定自己的生死与存留，同时主宰着故事发展的倾向。她们与男性虽然同处于“闭锁世界”里一员，但她们总是能勇敢的去抗争，不肯屈服于神秘的天道的捉弄。而男子却是自我麻醉：或如周萍一再的辗转于失衡的爱情，想凭借女性强悍的力量逃出“黑暗的深井”；或如仇虎在复仇与反复仇的梦魇里挣扎，逃不出象征心狱的“黑树林”；或如曾文清在一次次的自欺与欺人里彻底丧失了求生的欲望，而亲手去击碎自己那“生命的空壳”。女性在面临人生困境时不约而同的坚忍，赋予女性人物一种力的美感。和男性雷同，她们也被围困在任天道捉弄、揶揄、毁灭的境地中，但她们奋勇的抗争行为，在试图保护自己的同时还兼济他人。这使女性人物更增添不少人格与人性之美。相较之下，男人却变得不堪一击。 《雷雨》中的三个女性，从年龄上分属三代。步入老年的侍萍最撼动人心的，不是她被遗弃后艰辛然而不失尊严的生存努力，而是在她貌似柔顺、迟缓的面目后，仍藏有的强悍的与命运对抗的力量。在她知悉了周萍与四凤乱伦的恋情后，她悍然做了一个令人吃惊的决定：让这一对全不知情的兄妹恋人远走高飞，自己独自承受可能会有的命运的惩罚。这里事实上曹禺已经赋予了侍萍一种决定其他人物命运走向的能力。假设情节顺此发展，可以构想的结局是：萍与四凤的结合；侍萍再次隐姓他乡，在余生里孤自面对内心道德感与伦理观的责问；周公馆里的男女主人继续着他们同床异梦、各怀鬼胎的生活。这是情节发展的一种可能性。这种发展逻辑在当时，也许将会陷作者于巨大的社会道德批判之中（尽管我们可以从此线索中，嗅到一种诡异然而令人兴奋的气味，但这与伦理道德相悖的设想，显然毫无存活的希望）。破坏这一线索的不是貌似主宰者的周朴园，而是同为周公馆里被压迫者的繁漪。繁漪是剧中一切平衡的破坏者，她追求自己的继子的行为将所有剧中人逼入绝境。她的“追”的动作是故事发展的根本动力。我注意到在《雷雨》的文本中，曹禺曾将周萍比喻成“一茎弱草”，“草”的意象与西方谚语中的“the last straw”（最后一根救命稻草）不谋而合，暗示了作家将周萍视为女性争夺的一个道具，亦将女性置于剧作的中心与重心的地位。作家同时也赋予繁漪和侍萍以同等的决定故事走向的能力，作品末端情节的展开似乎就是这两位同样具有魔力的女性的角逐。在逃亡与死亡中曹禺选择的是后者，事实上，他的基点仍是在道德的冒险与伦理常规的服从中做出的。在作品的最后，周朴园以对宗教的皈依作为心灵的依托，而两位女主角却又再次同处于疯癫的状态之中，分居于小楼的两层。这种“疯癫”使她们无须面对社会和自身的道德追问，又能够暗藏起生命里潜存的巨大的破坏力；简言之，她们仍未因死亡、自身的病弱和老迈而丧失力量。我们可从尾声繁漪“发狂”的动作里体会到这一点。 《原野》里的两个女性焦母与花金子延续了《雷雨》中对女性形象的设定模式。《原野》讲述的是一个复仇与逃亡的故事。看似紧紧围绕着男主人公仇虎的系列动作展开，实则由女性角色把握着故事衍生的轴线。作品始发于仇虎的归来复仇，中间铺陈着一连串复仇的预备与实际操作的动作，其终结是复仇后逃亡的失败。然而，剧中无论是懦弱良善的焦大星、还是好勇斗狠的仇虎，都还是缺乏决定自身命运的力量。焦大星在剧中是婆媳二人角力的棋子，是仇虎欲向焦阎王夫妇复仇的工具，这一角色不但缺乏自身独立存在的价值和意义，也不能决定剧情的发展。而仇虎则是常常被误读的一个人物，他的火焰似的复仇形象与焦母寒冰般的反复仇形象，赋予剧作一种奇异的平衡色调。表面上看，整部作品是他与焦母各占上风的生死角逐，事实上，他也从来不是自我生存状态的主宰者。他的复仇是缘于被焦阎王迫害的家破人亡而不得不承担的家族使命，他在行动中处处感受到焦母招招置他于死地的毒辣阴狠而不得不见招拆招，他在复仇后终因走不出自己的心狱而选择了死亡，他其实纯属无情的“天道”又一个体面的牺牲品，而焦母则隐隐然是那个持屠刀献祭的人。剧中对仇虎形象的魁伟、雄健的刻画与对焦母形象的老迈、目盲恰成对比：洋溢着生命力的强悍个体的消亡反衬出女性形象内蕴中更汹涌澎湃的生机。同时，仇虎复仇动作的犹豫、慌乱与焦母反复仇动作的果断、从容在剧作中也得到了细致的刻画，这也说明了女性形象中蕴涵的主导地位。作品最后，复仇者仇虎死了，而他所有复仇动作的知情者、支持者、甚至参与者花金子，却胜利逃向“金子铺地”的地方。这是由于女性在面临生存困境时的坚忍使她成功，还是作家本身另有深意？ 曹禺剧作里女性形象的强悍、生机勃勃与男性形象的虚弱、苍白无力；我们在另外两部作品《日出》与《北京人》中同样可以见到。在这一先验的设定模式里，他总是赋予女性澎湃的生命激情，迸发出作品最打动人心和最具感召力的生命诗意。可是与此同时，又是以削弱男性形象的力度与深度为代价的。我们很难在曹禺作品中体验双峰对峙的快感，最多只是女性一骑绝尘的落寞和空洞。 曹禺戏剧中的女性形象犹如青春的赞美诗，洋溢着浪漫主义的色调，但缺乏现实主义的光芒。理性力量的缺乏是这些女性形象流于脸谱化的根本原因。曹禺作品中推动人物行动的显然不是理智的思索，而是一种激情或欲望。我们很少看见曹禺描写她们内心的矛盾冲突，比方角色在进退维谷时的大段内心独白，也许这有助于帮助角色向深度开掘；再如角色在行动前的矛盾心理等等。然而她们总是那样的义无返顾，凭着某种冲动与直觉去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决定自己的命运前程。此外，在曹禺偏狭的男性视角关照下的女性形象，“应中国现代男性自恋、自救的心理需求而诞生于文本中，却未曾负载多少女性真实的人生经验，未曾获得女性作为人的主体性地位，不过是男性启蒙、革命过程中自我拯救的道具，是作家男性中心意识阴影下一群没有生命力的傀儡人物。” 曹禺作品中的女性大致可分成两个系列。一类是牺牲自我的。有评论者称之为“女性天使”形象，以四凤、侍萍、愫方、瑞珏、鸣凤等为代表。“这类男作家心目中的理想女性，把中国男性文学传统中"佳人"与"母亲"相分离的两类理想女性整合为一体，剔除了"佳人"身上的风尘味与"母亲"身上的无性化特征，成为美与爱相结合的受难天使，是男性心目中的理想爱人，在族系上更接近西方男性文学传统中的天使型女子。”这一类女性的牺牲行为仿佛出自于本能。作品既没有描写她们在牺牲动作之前的犹豫，也没有行动之中的徘徊，更没有在行动之后的悔恨。我们同样无法从男性角色身上找到值得她们牺牲的价值意义所在。例如《北京人》中的愫方对曾文清的爱就是一种无谓的牺牲。她明知道曾文清只是一具“生命的空壳”，懒惰、软弱、逃避生命本应承担的责任，却仍然甘心留在犹如死牢一般的曾家，甚至说出这样深情的表白：“他走了，他的父母我可以替他伺候，他的孩子，我可以替他照料，他爱的字画我管，他爱的鸽子我喂。连他所不喜欢的人我都觉得该体贴，该喜欢，该爱，为着……为着他所不爱的也都还是亲近过他的！”，看完这一段，相信很多人会发出同样的质问：“值得吗？”两心相许、两情相悦的爱情无疑是极为动人的；可是愫方对曾文清的爱由于男性形象的委琐与苍白而显得那么不可信任，犹如无源之水一般。对这种爱情的虚假性的质疑同时也唤醒我们对愫方这一形象的真实性的质疑，由此再导致我们对《北京人》整个剧情架构稳定性的质疑。如同空中楼阁，这一架构于虚幻爱情之上的故事面临着坍塌的危险。 曹禺戏剧中的另一类女性是以繁漪、花金子、陈白露为代表的追求自我的形象。如果说前一类形象来源于传统文学，则后一类便是“五四”狂飙精神的凸现。这类女性勇敢的追求自由、欲望、爱情，张扬意志，彰显个性。但是，在她们形象的塑造中，理性的缺乏同样造成人物的致命伤痕，使她们最终流于平面化而不够丰满。以繁漪为例，作家为她设置的是三种社会角色合而为一的身份：母亲、妻子、情人。这三种身份的重合赋予角色一种先天的深刻性。我们因此期待着看到角色内心的挣扎、一位女性自我作战的残酷与深刻、各种身份在她面临抉择时发挥同样的力量进而所展示的人性的复杂……但是遗憾的是，理性的缺乏终究无法让角色进行灵魂的自省与自审，我们所能看到的都是她如何轻松地，跨越各个本如鸿沟般的内心障碍：与继子陷入乱伦之恋、抛夫、弃子……这里也可以去看看!!

《金庸小说中的女性人物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