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俄战争研究论文思路提纲高中生

帮你找到下面一篇参考文章，希望对你的论文有所借鉴俄罗斯报业改革发展及受众分析苏联十月革命的胜利推翻了俄资产阶级的统治，建立起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并创建了庞大的社会主义新闻出版体系。截止到1986年，苏联已有各类报纸8000多家；其中日报713种，发行量为一亿多份，位居世界前列。随着1991年苏联的解体，前苏联的新闻出版体系迅速瓦解。俄罗斯的新闻媒体开始由新闻出版部统一管理。由于俄罗斯政治体制和社会体制的变革，新的新闻出版体系也逐渐形成。俄罗斯民主自由的新闻出版观念在大众中已经十分普及。从苏联解体直到今天，虽然新闻出版业经历了不少坎坷的道路，但它还是在碰撞中吸取经验，不断发展。新的政治体制下的报业改革1991年12月，俄罗斯联邦通过了《大众传播媒介法》。该法给俄罗斯报业带来“民主”和“自由”，并拓宽了报业的活动领域。但是所谓“自由”出版，并不代表报纸媒体可以完全自由，毫无顾虑的发表自己的意见。因为报刊想要生存下去，就必须以强大的财政，经济基础作为支撑。苏联时期的党报，机关报依靠苏共中央的财政拨款。苏联解体以后，报刊不在享有拨款，他们必须自负盈亏。于是，党报，机关报纷纷改成民营的独立报纸，向社会寻求经济支持。他们艰难地自筹资金，惨淡经营；其它专业报刊更是在市场经济中颠簸挣扎。财经问题已经成为俄罗斯新闻出版业自由发展的最大障碍。新闻出版业在经济上遇到的困难是由苏联时期开始形成的。在苏联时期，虽然出版报刊有很大的利润，但是其利润流入到党组织，共青团，工会，以及其他社会组织中，最后汇入国家财政部门。苏联政府并没有在发展大众传媒的经济基础设施上投入资金。经济问题一直拖延，始终没能得到彻底解决。现在的俄罗斯新闻出版业处在缺乏信息资本，没有资金保障的状态中。当前俄罗斯经济发展面临很多困难，自然也影响到了大众传媒业。由于缺乏投资，纸张和印刷的价格过高，广告市场发展过于缓慢等原因，造成了报业盈利上的困难。但是以上这些只是客观因素， 现存的主观问题是：许多报社为了拥有更多读者，盲目扩大报纸版面，而其质量标准下降。刊物中出现许多空洞，肤浅的消息。他们希望刊物上刊登的新闻能在读者中引起强烈反映，但是这些新闻往往并不真实。总而言之，目前俄罗斯新闻出版业自由发展所面临的考验不仅是经济问题，还有新闻伦理标准的问题。书刊检查机构被取消，刊物能够自由出版发行。这对新闻工作的伦理性提出了严峻考验。很多新闻工作者不能严格遵守职业道德，使报道经常缺乏准确性。这些报道使读者失去了对刊物的信任。读者对刊物的失望加深了报业危机。失去读者的信赖就意味减少了报纸发行量。 这个问题在俄罗斯民主发展的第一年就已经出现了。值得我们关注的是，报纸发行量下降的同时，报刊的种类明显的增加了。在俄罗斯报业的发展过程中出现了独特的“数量爆炸”。80年代末期，苏联的报刊只有几百种。90年代初期，全苏联有8000多种刊物发行。其中报纸4863多种，杂志3353多种。而今天，有27000多种刊物在俄罗斯境内（不包括独联体国家）发行。 苏联时期的中央级报刊基本上都保留下来了。但是不论是从内容上，形式上，还是经营管理方式上，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苏联时期的中央机关报《真理报》在苏联解体以后和一家希腊的公司(Steelite Holdings Ltd)合作, 并组建了“真理报国际有限公司”。希腊公司拥有55%的股份，报社只持有45%股份《真理报》就这样生存了下来。但是报社和希腊公司很快就产生了矛盾，报纸也分成两家。由真理报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的还是叫《真理报》。它是俄罗斯共产党和左翼力量的报纸，由俄罗斯的一些大型商业，企业机构支持。由真理报国际股份公司出版发行的报纸叫做-《真理报-5》。《真理报-5》的政治倾向自由，仍然是由外国的财政资本支持。苏联解体以后，原来的最高苏维埃机关报《消息报》得到俄罗斯最大的石油公司-卢科依尔公司的财政支持。该公司买下了《消息报》41%的股份。是《消息报》的最大股东。在卢科依尔公司的经济支持下，《消息报》的出版发行一直比较稳定。在受众中的影响也比较大。苏联时期的共青团中央机关报《共青团真理报》。它从内容，版式，风格上都有极大的变化。唯一不变的只是报纸的名称。《莫斯科共青团员报》是目前最受莫斯科受众青睐的都市报了。它的前身是莫斯科团市委机关报。苏联解体后，新的刊物大量涌现。在俄罗斯现代受众中影响比较大的报纸有《独立报》，《今日报》，《生意人报》等；杂志有《总结》等。《独立报》和《今日报》主要是对时事，政治，经济等进行分析和评论。《生意人报》属于商业报纸，深受商业和金融界人士的喜爱和认同。俄罗斯报业的发展进程在俄罗斯社会，经济整体发展不平均的情况下，可以把俄报业的发展粗略的分成几个阶段。1989-1991年，新闻出版业开始从旧的传统形式中挣脱出来。在这以前，刊物曾是为苏联共产党服务的工具。苏联解体后，新闻出版业自由地从外界压力中解脱出来。这标志着新的新闻工作形式已经形成了。这段时期，刊物成为官僚，行政管理部门的评论工具。新闻出版业有一定的自由，但是国家政党保持了领导的角色。1990年6月12日，关于新闻事业的新立法被通过了。苏联共产党无权再干涉新闻业的自由出版。新闻出版业从国家机构中挣脱出来，获得独立。1991-1993年，俄罗斯新闻出版业经历了自由的黄金时期。苏联时期对报业实行的是垂直管理。在这种垂直管理模式下，报刊一般被分为若干等级——中央的；加盟共和国的；边疆区、州、自治共和国的；一般城市和地区的；工矿、学校、农庄等企事业单位的。各级报刊均处于苏共中央的统一领导之下，并接受各级党委（或党领导的企事业组织）的管理和监督。全苏新闻社——塔斯社为这些报刊提供消息，主要的中央报纸通过传真传递到全国各个城市。现在这种金字塔式的结构不存在了。每一家报社都以自己的利益为重，他们不用听命于任何外界的命令。在报业发展中所存在的主要问题是需要新的投资。俄罗斯经济垄断后的纸张价格过高，印刷费用相对增加。这样报社赢利很困难。甚至有报社干脆不赢利。国家曾试图给报业，印刷业发放补助金作为援助。但这是远远不够的。为了在竞争中生存，许多报社不得不大量刊登广告，并争取外来的资本投资。1993年12月，俄罗斯联邦会议对“大众传播媒介法”进行了修改，使新闻传播更加民主，自由。并走上了商业化的道路。1995-1996年，在俄罗斯总统大选前夕，新闻业寡头们联合起来支持总统候选人叶利钦。使俄罗斯再次出现了享有特权的新闻出版形式。（以前是在苏维埃政权的操纵下，现今是被大财团所掌握。）但是统一战线并没维持很久，私有制破坏了新闻业的统一战线，新闻界的垄断者们不得不开始进行信息战。这样的政治战争一直持续着。1998-1999年，新一轮总统大选使新闻垄断者之间的战争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从2000年总统大选结束以后直到现在，由于新闻业的发展越来越趋向于商业化和政治化，刊物在俄罗斯人民心中的声望再次下降。总统普京提出了必须加固国家新闻传播事业的要求。为了加强国家对新闻传播业的监督管理，专门成立了管理刊物，广电，大众传播的部门。并在互连网上建立了代表官方看法和意见的消息社-《国家RU》。目前俄罗斯发行的报刊不仅由国家控制，还有一部分是各政党的舆论工具。俄罗斯主要发行的报纸有：《真理报》发行量19万份；《消息报》61万份；《今日报》5，6万份；《独立报》5，7万份；《劳动报》158万份；《俄罗斯报》53万份；《共青团真理报》166万份；《文学报》26万份。俄罗斯报业受众分析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报业经历了风风雨雨，一步步走到了今天。在市场经济的推动下，俄报业逐渐走向了商业化的发展模式。分析，研究报业市场和受众也成了现代报业必修的一课。俄罗斯领土面积为1110万平方公里，是个地广人稀的国家，平均人口密度底。约有人口14850万。我们可以按年龄可以把俄罗斯人划分成五代人。1）民主革命的一代（生于1900-1923年）。他们经历了1917年的十月革命，卫国战争等。这一代人是苏联初期国家的建设者。他们对国家有很强的责任心和自我牺牲精神。2）缄默的一代（生于1923-1943年）。他们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战争给苏联的经济带来巨大损失。这一代人大多都奉公守法，默默忍受物资的匮乏。3）积极的一代（生于1943-1963年）。他们积极，果断，上进。为战后苏联的恢复性建设作出了很大贡献。比较典型的例子就是宇航员尤里.加加林。4）生于1963-1983年的一代。他们经历了苏联和美国的冷战，经历了苏联政府更换新一代领导人。5）生于1983年以后的一代。这代人出生在苏联时期，经历了苏联的衰败和解体。他们面对的是俄罗斯今天新的社会体制。目前的报纸受众群体主要集中在第三，四五代人中。下面我们对这几部分受众进行逐一分析。经历了社会体制的巨变，俄罗斯报业受众的思想观念和行为也有相当大的变化。影响受众行为的首要因素可以说是文化因素和年龄差异。俄罗斯人民的文化程度较高。苏联早在1952年就基本普及了七年制义务教育；70年代初，已经普及了八年制义务教育；而从80年代到现在，俄罗斯一直在努力普及公民义务教育。到现在为止，基本上已经普及了十一年制义务教育。由于受众年龄差较大，对报纸消费行为也存在很大的差异。出生于1943-1963年的那代人相对保守。他们长时间生活在前苏联社会主义体制下，并经历了从苏联到俄罗斯的社会巨变。他们不太接受国家政治体系的变迁，面对急剧变动的社会，对新的社会体系表示怀疑和不满。这类受众有读报的习惯，但是对现代报刊的报道不太感兴趣，尤其是对五花八门的社会新闻，各种奇闻逸事，小道消息比较反感。他们能接受的是具有民族爱国主义倾向的新闻报道。生于1963-1983年的俄罗斯人则比较开放。他们从小学到中学接受的都是苏联社会主义基础教育。苏联解体以后接受的是西方化，资本主义化的高等教育。这一代人是报刊的积极受众。他们对政治，经济，外交，时事新闻及评论等内容的报纸杂志很感兴趣。并经常订阅和自己专业有关的业内刊物。他们普遍向往西方人的生活方式，追求完美。希望从媒介的报道中获取自己感兴趣的信息。出生于1983年以后的俄罗斯人是一代年轻的新闻受众。总体来说，这类受众接受新事物的能力很强，有思想和行动力。他们积极进取，特别喜欢接受大量的新闻和信息。但这类受众中有一小部分人喜欢讲排场，盲目追求奢饰的生活方式。他们对政治，经济，国际新闻及评论不太敏感，而对社会名流，演艺界，体育界明星的生活新闻感兴趣。这类受众经常购买关于明星生活的昂贵杂志，然后对其进行模仿。面对不同年龄，不同职业，不同经济状况和生活方式的报刊受众，随着俄罗斯报业市场竞争日趋激烈，俄罗斯现代报刊越来越重视对受众的调查分析。并根据调查结果进行改革和创新。今天的俄罗斯报业在市场经济体制下面临着很多新的课题和挑战。报刊必须以受众的利益为主，公正客关的面向群众。以多元化的表现手段来吸引受众。积极发挥媒体的宣传作用

日俄战争是指1904－1905年间（清朝光绪三十年至三十一年），日本与沙皇俄国为了侵占中国东北和朝鲜，在中国东北的土地上进行了一场帝国主义战争。 评价：日俄战争是一场帝国主义之间不义之战，是交战双方站在对立的立场同时侵略中国、重新划分势力范围、争夺利权的战争。日俄战争爆发后，日本居然要求清政府在东北三省能以外地区严守中立，让出东北地区作战场，坐视日俄两国在中国境内为争夺在中国的势力范围而厮杀。腐败至极的清政府无力约束交战双方，屈辱地宣布“局外中立”。 日俄战争期间，中国东北是双方陆上交锋的战场，当地人民蒙受极大的灾难，生命财产遭到空前的浩劫。旅顺的工厂被炸毁，房屋被炸毁，就连寺庙也未能幸免。耕牛被抢走，粮食被抢光，流离失所的难民有几十万人。日、俄都强拉中国老百姓为他们运送弹药，服劳役，许多人冤死在两国侵略者的炮火之下，更有成批的中国平民被日俄双方当作“间谍”，惨遭杀害。这场战争不仅是对中国领土和主权的粗暴践踏，而且使中国东北人民在战争中遭受了巨大的损失和人身伤亡。 1906年6月7日，明治天皇敕令在中国东北设立“南满铁道株式会社”（简称“满铁”），它是一个十分特殊的行业，机构庞大，管理着铁路之外的矿山、港口、行政区域、文化和科研机构及情报组织，“佯装出经营铁道之假面，暗里则建立百般之设施”。日本还把辽东半岛改称“关东州”，把驻扎在东北的日军命名为“关东军”，设立殖民统治机构“关东都督府”，总理军政并监督“满铁业务”，成为对中国东北南部进行殖民统治的“大脑”。日本为长远的目标作了准备。 此外，这次战争很大刺激了中国知识分子特别是留日知识分子的神经，让他们从中看出专制国（俄国）永远无法战胜立宪国（日本）的道理，从而促进了中国的立宪民权运动，客观上加速了清王朝的灭亡。

一发生在清光绪二十年（1894）的甲午战争被称为第一次中日战争，是新兴的日本军国主义势力，经过长期有计划的准备，利用英俄对抗的机遇．设置圈套制造借口，对中国和朝鲜发动的一场侵略战争。自丰岛海战至占领田庄台，仅八个月，日军就占领了朝鲜全境和中国辽东、山东两半岛，全歼北洋舰队，控制了制海权。至台南失守，历时一年零三个月。第一次中日战争，迫使清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以中国的失败而告终。甲午战争是中日两国数千年关系史上的重大转折。以此为起点，日本的侵华活动和局部战争持续不断。1900年，日军充当了镇压义和团运动的主力军；1904年日俄战争后，日军又重新占领了辽东半岛；1914年日军乘第一次世界大战之机，出兵夺取了德国在山东的权益；1927年和1928年，日军又两次出兵山东，制造“济南惨案”，阻挠中国北伐。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更变本加厉，占领中国东北三省，先后进攻上海市、热河省、长城沿线和冀东地区以及察哈尔和绥远两省。中国步步败退国无宁日。卢沟桥事变又爆发了第二次中日战争，这决不是什么“偶然”事件，而是日本一贯推行侵华政策的必然结果，是甲午第一次中日战争的继续和扩大。总知，日本的资本主义是以甲午战争为契机而迅速发展起来的。甲午战争使日本迅速走上军国主义道路，成为远东战争策源地。从此，日本侵略中国，中国被日本侵略的格局，在1945年日本战败之前一直没有改变。中日甲午战争暴露了日本的无信和野蛮，残忍和凶暴，贪婪和兽性。因此，要完整认识中日关系史，就应该寻根溯源，从甲午战争入手。甲午战争对中国社会发展的破坏，对中国历史命运产生的严重影响，其后果决不可低估，切不可因为岁月的流失而谈忘了这悲惨的过去。然而，日本的靖国神社至今仍供奉着在甲午战争中的“光荣战死者”13619名，以及侵台作战阵亡者1130名，合计14749名。他们中包括入侵东北战死的近卫师团长北白川能久中将，入侵威海战死的第十一旅团长大寺安纯少将，入侵辽宁战死的“总督府”参谋长福原丰功少将和入侵台湾死去的第二旅团长山根信成少将等侵略头子。他们和日本在二战中的甲级战犯一样，长期受到日本国民的参拜，6次受到日本首相小泉的参拜，使人们清醒地认识到军国主义阴魂在日本始终不散。靖国神社不灭，军国主义不亡。勿忘国耻，强我中华。二第一次中日战争即甲午战争时期，中国是有着四亿人口的亚洲大国，日本只有三千万人口，国土也只有中国的二十六分之一。双方的兵力对比：海军大体相等，但中国的舰龄向对老化；陆军我强于敌，中国全体兵力共约63万人，前线作战兵力共约20万人左右，还可陆续集结；日本共动员陆军24万人，除第四和第七师团尚未参战外，基本上是倾巢而出，国内几乎成了空城。经过一年多的作战，日本耗费军费两亿至两亿五千万日元，超过了当年的全部国民收入，财力枯竭已无再战之力。中国进行的是正义的反侵略战争，主要战场在中国本土，有人民的支援，后勤保障较方便，以逸待劳，有许多有利条件。国际舆论同情中国，日本在外交上，一直有列强干涉的压力和危险。所以在开战之初，多数国家判断中国将获胜。日本大本营也考虑过如果一旦战败，便退守保卫本土的“丙种作战”方案。海军军令部长就因为对战争缺乏信心而被撤职。日本各界亦有人认为第一次中日战争，“确是天皇势力的巨大冒险事业，是把初生的生命作为赌注的投机事业。”以上情况本应是中国可以抵御日本侵略的有利条件，但日本的投机和冒险却获得了成功。为什么日本能够得逞？表现在战场上的胜与败，必须首先从政治上去找原因。这是腐败而又守旧的清政府，长期积弱的必然结果，也是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变法改革取得成功的必然结果。清政府在慈禧及顽固派的把持下，政治上维护腐朽的封建统治，经济上不求发展，生活上挥金如土，对待西方的科学技术，基本上采取排斥和拒绝态度。但是，实事求是地说，再甲午战争之前，自日军侵犯台湾吞并琉球后，中国朝野对海防建设是重视的。北洋舰队的组建成军，沿海重要港口的设防，绿营向练军的转化，军火工业的发展，都有一定的成绩，中法战争中陆军的胜利，就是证明。但因为政治上的腐败，必然会阻碍军事上的发展。中国的军事制度，一直没有实行根本性的改革，没有建立起全国统一的国防军。北洋水师虽具有相当规模和战斗力，因为慈褚挪用海军经费修建三海和颐和园，结果使日本海军后来居上，也丧失了优势。国势的衰败，使清朝官员对洋人的态度，也发生了“前倨后恭”的变化。国门初开时，蓝服金发的西方人被视为异类，称为“夷人”，至于“东洋小国”的“倭人”则更不在话下。1873年，各国驻北京的公使要求同治皇帝予以接见。清延提出觐见时需行“跪拜礼”，以示国威。各国公使偏不给面子予以拒绝，僵持了四十多天，经过往返交涉磋商，最后清廷终于允行“三鞠躬”礼，才结束了这场可笑的外交纠纷。可是至中法战争时，清政府竞不顾国家尊严，委派英国人金登干“代表”中国政府，去巴黎与法国政府谈判议和，创造了主权国家外交史上的奇闻。在中日战争结束时，美国人科士达和田贝的劝告，对中国的换约决定也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腐败的清政府已经从妄自尊大走向另一个极端，逐渐丧失了民族自尊心。总之，已经腐败而又陷于帝后党争的清王朝，在战前丧失了改革自强的历史机遇，守旧必然落后，落后必然挨打。甲午战败的根本原因就在于此。三一个多世纪前发生的甲午战争，是中日两国政治、经济、军事的全面较量。仅就战争角度而言，掌握了解敌方情况，对于战争胜负往往起关键作用，这就是所谓“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甲午战争时期，日本政府为了实现侵华目标，用很大力气开展间谍活动，曾经对战争进程发生过重大影响。当时，清朝一位名叫易俊的御史就曾沉痛的说：“两国角争，间不容发，有备者胜，无备者败。知己知彼者胜，不知己知彼者败。……倭之虚实，我国茫然，而我之一举一动，有士大夫不知，而倭无不知者。”英国著名的谍报史专家查德·肯迪更明确的指出：甲午战争前，日本间谍大量搜集了情况，其中相当一部分为1884至1885年日华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基础。战前，日本在华主要间谍机构为汉口的乐善堂和上海的日清贸易研究所。这两个间谍机关虽然在战争爆发之前相继解散，但他们搜集的大量情报及培养的大批间谍，在甲午战争中起了重要作用。如侦察直隶海岸情况；选择山东半岛登陆点；侦察天津、上海的炮台和机器局（兵工厂）；搜集渤海湾等地军事情报；严密关注北洋舰队动向等等。他们在写给国内的报告中，根据已掌握的情报，敦促日本政府发动战争。如“可乘之机就在今日，拖延时日使彼稳固基础，非为得策，故谓速战有利。”等等。战时，日本间谍的活动更加猖獗，“凡我之动静彼皆洞悉无遗，甚或暗中为之接应，为之向导，故彼攻击调度每合机宜，我仅多受其制。”在丰岛海战，进攻辽东半岛、威海卫等一系列军事行动中，日本间谍都起了重要作用。如丰岛海战，是由间谍石川五一买通天津军械局一书吏，从而获得了高升号开船日期，并突袭成功；进攻辽东半岛，是由间谍向野间一先行刺探，被捕后又用2块银元买通清兵松绑后逃脱返回，使得日军一举攻占金州；进攻威海卫是由日本8名间谍提前在“近村购食物并鸦片烟，与村民狎，得威海、成山兵防状以去。”由此可见，甲午战争中，日本间谍的确成为军事行动的先锋。根据间谍提供的情报，日军“尽知我军情，先发以制我，致倭人招招领先，而我则处处落后。”不仅如此，日本间谍还为日军私递军火，接济米粮，并多次进行破坏活动。如上海吴淞口5万斤之巨炝毁于药水；湖北制造局机器及枪炮子弹被火焚；抓获石川五一时起获8箱地雷炸药，据石川五一供认，“欲用地雷炸药轰海光寺军火器械集聚之所。此寺一毁，则天津毁矣，海防废矣”；日本的外交人员也利用合法身份作掩护，致力于谍报活动。此外，由于技术落后，密码编制原始，规律简单，清廷的密电码被日方全部破译，日本由此掌握了中国驻日公使全部往返密电共54件。由于清廷毫无察觉，整个战争中一直没有更改密码，以至马关谈判期间，清廷与李鸿章的往来密电共22件也全部被日本破译。根据以上情况，在甲午战争中，日本的谍报活动是十分成功的。从战争本身角度看，日本的成功既是战略战术的胜利，又是谍报工作的胜利。根据日本间谍提供的情报，“倭人唯事事先发，故能制我之死命；我唯事事后发，故始终为倭人所制。”日本自己也认为正是由于间谍的出色工作，日本才能在战争中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回顾以上百多年前的往事，不仅是对业已逝去的岁月作出历史判断，也是提醒我们今天不要放松了必要的警惕。四《马关条约》第四款规定，除了3000万两的赎辽费、每年50万两的威海卫驻军费外，中国还要赔偿军费2万万两白银，限7年内分8次还清。如能在三年内还清，利息可豁免，威海卫也可收回。清政府当时每年的财政收入不足9000万两，依靠自身的财力，绝不可能在3年内赔偿全部偿款。为此，只有向列强各国举借外债。第一次应交赔款5000万两，连同3000万两的赎辽费，应在1895年9月以前还清，清政府只得开始活动第一次大借款。列强借款既可索取高额利息，又可附加种种条件扩大在华利益，所以俄、法、德、英各国都参加了竞争，要夺取贷款权。俄国为首组织三国干涉还辽有功，取得了优先权，但它自己因修建西伯利亚大铁路投资巨大而显得财力不足，便从俄法同盟的关系考虑，联络六家法国银行组成财团，排除了德国，向中国贷款4亿法郎。年息4厘，折扣率为九四零八分之一，即借款1元实付元，除利息外再进行一次盘剥。以中国的关税作抵押，36年还清。除此第一次大借款外，清政府还曾向英国和德国银行，各借款100万英镑。1896年3月前，第二次五千万两赔款也将到期。为安抚对第一次借款不满的英国和德国，清政府向英、德财团共借款1600万英镑。年息五厘，折扣率九四，也以关税作抵押，三十六年还清。1898年6月以前，为三年还清全部赔款的最后限期，清政府又要借款还债。英、德、俄、法竞争达到白热化，四国公使轮番到总理衙门你争我夺吵个不休，借款条件更加苛刻，俄国和英国都提出了获取修筑铁路权的要求，而且对清政府使用了威胁恫吓等各种手段。经过半年多的争夺，清政府被迫宣布停止借款，转向日本乞求延长二十年还清赔款，而日本立即复照加以拒绝。清政府被逼得无路可走，只有再行第三次大借款。经过复杂曲折的斗争，财力雄厚的英、德银行终于争到了贷款权，续借1600万英镑。利息4厘5，折扣率竞高达八十三。以关税收入作担保，如有不足，则以苏州、淞沪、九江、浙东的货厘，宜昌、湖北、安徽的盐税共五百万作抵押，限期四十五年还清。以上大小借款共五次，以白银折算，本息合计不少于7亿两白银。这是因为借款还要加收的手续费。还债的方式是在上海交付白银，在欧洲兑换成英镑，金银比价随行情波动，中国大量以银换金，必然引起金镑涨价，由此带来的亏损难以计算。通过巨额借债，国际金融资本乘机掠取了中国的大部分财政收入，控制着中国的海关收入，每年约2000多万两，使中国丧失了许多权益。中国在沉重的债务枷锁下挣扎了三四十年，年年岁岁被高利贷吸干了血汗。民穷财尽，丧失了建设国家的宝贵资金，使当时的中国社会长期陷于贫穷和落后。从战争结束的1896年至1898年这三年间，日本的财政收入共计26890万日元。在这三年中，日本从中国共获得库平银23150万两，折合成日元共计36488万元，超过日本三年财政总收入36%。赔款的分配使用情况是：首先拔给皇室经费2000万日元。补充战费7895万日元，各种军事费用3379万日元。用作扩充陆海军的军费最多，高达19605万日元。剩余的3600多万日元；用作教育经费和灾害救济金。依靠巨额的战争赔款，日本一夜之间变成了战争暴发户，财力雄厚国力增强。在战后的十年间，资本主义经济迅速发展，公司数由2844家，猛增至8895家。为保证军工生产和各行业对钢铁需求量增长的要求，用赔款建成了著名的“八蟠制铁所”，钢材产量占全国总产量的82%，铣铁产量占53%，钢铁生产能力迅猛增长。日本利用赔款作资本，实行了金本位制。更加有利于国际贸易的发展，便于引进先进国家的机器设备和获取外汇，从而能在国际贸易市场上和各国争夺一席之地，成为当时称霸亚洲的军事强国。五说李鸿章“预言”似乎有点牵强，但李鸿章在甲午战败后与日本的谈判过程中确实说过这样的话：1895年4月1日，日方向中方提出了议和条款：“要求中国承认朝鲜完全独立自主；割让奉天南部地方、台湾全岛及其附属岛屿和澎湖列岛领土给日本；以白银三万万两交日本作为赔偿军费，分五年交清，按年加每百抽五之利息……”，并限定“在三四日内”作出“肯定的答复”。4月5日，鉴于清廷的训示迟迟不到，四日限期巳至，李鸿章先行拟定并交给日方一份《说帖》，对日方的要求逐项予以答复论驳。其中，在谈到割让土地时，李鸿章首先指出缔约本为杜绝争端，如果勒令中国割地，“必令日后两国争端纷纷而起，两国子孙永成仇敌，传之无穷矣，”进而揭露日本要求割取奉天之地，目的在于“为训练水陆各军驻足之地，随时可以直捣京师”，“是欲为我永远之仇敌也”。《说帖》的结尾，李鸿章写了对伊藤博文（日方谈判全权大臣）的忠告之言：“两国民生后来数世之造化命运，皆在两国全权大臣掌握之中”，“中日两国官民日后或永远和好，或永为仇敌，则有关于日本之国计民生者甚大，不可不深思而熟虑之也。”李鸿章反复强调约章要有利于“永固邦交”，有利于两国人民之“利益福泽”，而不要“遭后人之唾骂”（请注意，李鸿章在《说帖》中3次提到“仇敌”问题）。《说帖》长达数千言，委婉驳斥日方条款，尽在情理之中。伊藤博文也承认：“笔意精到，仔细周详，将其所欲言者尽情地说了出来，不失为一篇好文章。”但主张：“与其在空洞的道理上和他们喋喋不休，还不如在事实面前使他们就范。”并于4月6日，送出复照，对中方的论驳一笔带过，不作争辩，以战胜者的姿态要求对日方的条款“或全案、或按条，可否之处，请即明复。”4月17日，中日双方全权代表李鸿章和伊藤博文，终于在日本马关春帆楼，签订了停战议和的《马关条约》。条约仅将赔偿军费三万万两改为二万万两，其它均按日方原要求基本未动。李鸿章的“预言”终于言中。第一次中日战争及《马关条约》从根本上改变了中日两国关系的性质，成为19世纪末列强瓜分中国的开端，使日本成了西方列强的远东宪兵和侵略中国的最主要国家，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暨第二次中日战争以日本战败宣告结束。现在，日本右翼猖獗，首相小泉6次参拜靖国神社，而李鸿章所说的“必令日后两国争端纷纷而起，两国子孙永成仇敌，传之无穷矣”至今听来，仍不无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