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古埃论文范文资料

“文明”一词，早在17、18世纪被欧洲启蒙学者提出来以后，便引起了人们的注意。19世纪美国学者摩尔根发表了《古代社会》一书，把人类历史分为蒙昧、野蛮和文明时代。1911年，西国埃及学家F·皮特里发表了《文明的革命》，反映了人们对古代文明的重视。20世纪前半叶，德国的斯宾格勒和英国的汤因比关于文化形态的文明论，尽管有其明显的政治倾向性，但却足以引起人们对文明研究的兴趣。特别是古埃及文明作为最古老而又最悠久的文明之一，更具有典型意义。总结一下20世纪古埃及文明研究的主要成就，尤其是其发展趋势，将促进我们21世纪的古埃及文明及其他古代文明研究的进一步发展。一、20世纪上半叶古埃及文明研究的开展古埃及文明是世界文明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在一些早期的世界通史著作中都有所涉及，但在那时谈不上严格的专门研究。20世纪前半叶，对古埃及文明的研究不仅开始作为专门的领域展开，而且被纳入“近东”古文明的范围内。把“近东”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研究，揭示了埃及在“近东”历史上的地位。1.古埃及文明研究的专门著作20世纪前半叶，古埃及文明研究的重要著作有两部。第一部是G·E·史密斯的《古代埃及人和文明的起源》，初版于1911年。史密斯原本是解剖学家和人类学家，他把人类学与古埃及文明的研究结合在一起，发表了多部有关木乃伊和埃及文明史的著作，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古代埃及人和文明的起源》。其主要论点有二：一是文明起源于埃及；一是埃及文明的向外传播。在该书中，作者强调：“不再有任何疑问，文明的本质因素的确起源于埃及。”“事实上，埃及是文明的创造者。”“依据她对世界文明的实际贡献，埃及在人类学的殿堂中应该占有特别卓越的地位。”史密斯除了充分肯定文明起源于埃及以及埃及文明的重要地位外，还提出了一个关于埃及文明传播的理论或假说。传播论或扩散论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一些欧洲人类学家中相当流行。他们认为全世界的文化都是由一个中心或几个中心向外扩散的，但却完全忽略了文化扩散的其他因素。史密斯作为传播论的一个代表，一再强调埃及是最古老的文明，世界上的其他一切文明都是埃及传播或扩散的结果，至少是受到埃及文明的直接或间接的影响。作为人类学者，史密斯强调“种族的扩散源于东非”。不论阿拉伯人,南波斯人,或其他任何民族,他们的身体特征都非常类似于原始埃及人。[1]史密斯一再强调，西欧的“新石器文化……直接或间接起源于埃及，这一时期的石头制品模仿于埃及第6王朝以前的纪念物。”[2]在谈到美索不达米亚的灌溉农业时，他认为，苏美尔人的灌溉农业是从埃及学来的。[3]涉及到人类的风俗习惯和艺术时，作者指出：“埃及作为文明的发明者，在形成信仰，风俗习惯和丧葬艺术中占据了支配地位。”[4]关于埃及文明传播的原因和传播的方式，史密斯认为，“对矿物诸如铜的搜寻变成了文明传播的主要原因之一。”“对铜的经济价值的承认驱使埃及人到国外去找寻珍贵的矿物，进而变成了一种对矿藏的开发过程，于是埃及文明便被传播到了整个世界。”[5]此外，他还谈到了海员和移民活动在传播中的作用。按照史密斯的传播理论，我们可以绘制出一幅早期埃及文化传播的路线图，其中包括12条路线：以埃及为出发点，直接到克里特、叙利亚、南阿拉伯、苏美尔，印度等；以埃兰和土耳其为出发点的传播路线甚至远达中国。[6]作为20世纪初的传播学派中泛埃及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史密斯在“近东”文明之间、“近东”与欧洲文明之间的文明传播和影响的研究上，做出了贡献。30年代以后，该学派的影响逐渐衰微。原因就在于传播学派的泛埃及主义的偏激和武断，在专业史学家和埃及学家中少有市场，并遭到了他们的严厉批判，认为这种观点具有过分强烈的目的论色彩。一些学者甚至主张必须“抛弃中心和边缘的概念”，并用“人类文明多中心成长论”取代它。[7]20世纪上半叶，关于古埃及文明研究的第二部重要著作是A·摩赖的《尼罗河与埃及之文明》。该书的法文原版出版于1926年，随后有英文、中文译本问世，并成为奥格登主编的《文明史》系列丛书中的一部重要著作。该书是从民俗学的角度来论述古埃及文明的，所以作者在论述埃及社会生活与政治制度时，“均以宗教为枢纽。”[8]关于埃及王权，摩赖强调其神圣性。他用相当大的篇幅介绍了埃及的王衔、国王的登基仪式和赛德节。但是他所使用的政治发展史上的一些术语，特别是某些专业术语的“现代化”倾向，需要谨慎对待。例如，他认为，至第6王朝末期，专制主义演变为欧洲的封建制度；[9]中王国第12王朝至新王国第20王朝成为“国家社会主义”；[10]埃赫那吞改革之际，法老欲推行“帝国主义”等等。[11]尽管如此，《尼罗河与埃及之文明》一书以宗教与民俗为纲联系政治、艺术、文学，深刻阐述了古埃及文明之演进，给我们提供了一般历史著作少有的，丰富而有趣的内容。2.古代“近东”文明中的古埃及文明研究除了古埃及文明本身的专门研究外，作为“近东”文明一部分的古埃及文明的研究也开展起来。涉及“近东”文明研究的古埃及文明著作，至少可以举出3部重要著作。首先是法国学者A·摩赖与G·戴维合著的《从氏族到帝国：古代东方的上古期间社会组织》。该书出版于1923年，1926年被译成英文，1936年被译成中文，名为《近东古代史》。《从氏族到帝国》是奥格登主编的《文明史》系列丛书中的又一部力作，其主要内容和观点可归纳为以下几点：首先，作者指出，文明的发源地在东南地中海地区，即从尼罗河到美索不达米亚。在公元前4000年或更早些时间，在叙利亚或美索不达米亚没有人类的足迹存在，而此时，埃及人的历史已经开始。[12]在这里，作者强调了埃及文明的早熟性。其次，谈到埃及文明之形成，作者认为，青铜时代之工业的产生是文明形成的一个标志，而把语音符号与表意符号结合起来的文字的产生则是文明形成的另一个标志。[13]第三，关于国家之形成的问题，作者谈到埃及神王朝、荷鲁斯的追随者和美尼斯之统一。作者提供了一个埃及国家统一的模式：诺姆——两个王国——统一王国。[14]第四，关于埃及民族的来源，作者驳斥了前王朝时代亚洲民族入侵说，认为埃及人应属于地中海人种。[15]第五，作者认为，埃赫那吞在宗教政策上推行一神教就是帝国主义。[16]虽然这部著作中的某些提法并不完善确切，但是它仍不失为研究“近东”古代历史的一部重要著作。此外，还有柴尔德的两部重要著作。柴尔德是英国著名的考古学家，马克思主义者。他试图创立人类历史发展的共同观念，并用唯物主义解释历史发展的进程。他涉及“近东”古代史的代表著作是《远古东方新探》和《人类创造了自己》。《远古东方新探》初版于1934年，以后几经再版，并有法、俄文译本。这部著作以埃及与美索不达米亚的早期文明为中心，连带论述了印度与欧洲文明的起源。就埃及早期文明而言，这是一部以考古学为依据系统论述史前埃及到文明形成时期历史的著作之一。其中值得强调的贡献是，作者把埃及史前文化分为巴达里文化—阿姆拉文化—格尔塞文化3个发展阶段。作者不仅做了考古学上的详细论述，而且根据考古资料，揭示了社会的贫富化、私有制和奴隶制的形成等问题。[17]关于一向多有争论的阿姆拉和格尔塞之间的文化是否中断的问题，作者认为，“没有明显的断绝。”[18]这部著作还涉及到了某些史学理论问题。有些学者常常把征服者的文化传播到被征服地说成是“民族迁移”，柴尔德反对这种迁移论，坚持了民族文化独立发展的基本理论。[19]尽管在埃及早期文明起源研究上，柴尔德做出了重大贡献，但是有些论述仍令人无法令人接受。例如，所谓“美索不达米亚的王权形式和国王安葬仪式，采用了埃及法老的君主制。”[20]他甚至以为纸草是由埃及人从苏美尔人那里“借用”的。他还强调带轮的车和陶轮是从苏美尔传到印度，又从印度传到西亚的奥伦特河地区的。[21]所有这些观点显示了他的“传播论”思想。事实上，文明之间的交往和影响是必然的，根本没有必要确定文明是以某个中心或某几个中心的文明向外传播和扩散的。在《远古东方新探》中，柴尔德首次论述了史前人类由食物采集经济到食物生产经济的转化，以及由于手工业和交易的产生而产生了城市文明这两大人类革命，即新石器时代革命和城市革命。柴尔德的另一部重要著作是《人类创造了自己》，初版于1936年，以后修订，多次再版,中文译本名为《远古文化史》。这部著作的重点是论述“近东”的史前到文明时代的三大革命：新石器时代革命，城市革命和人类知识的革命。柴尔德用了相当的篇幅说明了“食物采集者”的生产活动，和“食物生产经济”的概念。而从前者转变到后者，正是人类从采集、狩猎到农耕、畜牧的演进。他把这种“变更人类经济”，使人类控制自己的食物补给的转变，称为第一次革命。[22]此观点有一定的道理。其次，关于城市革命的问题，柴尔德指出：“第二次革命，把许多自给自足的小农村，变成了人口众多的城市；这种城市，用较高级的工业和对外贸易来培养，而且正式形成了国家。”[23]最后，柴尔德提出了人类知识的革命，认为“文字和数学的起源与重量和度量的标准化，在时间上刚好与革命相符。”[24]在这里，柴尔德还特别提到了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对立。[25]柴尔德的由史前向文明过渡过程中的三次革命的学说，具有重要的科学价值。但是，近半个世纪以来，学术界对其新石器时代革命一说，提出了疑义。美国学者布雷伍德甚至提出了用“农业革命”代替“新石器时代革命”的概念。二、20世纪下半叶古埃及文明研究的扩展随着考古学，历史学研究的进展，埃及文明问题的研究在20世纪下半叶，进一步引起人们的注意，出现了一大批著作。近半个世纪以来埃及文明的研究成就与特点主要有二：第一是把古埃及文明纳入更广泛的领域中从事研究，重新审视埃及文明的地位。所谓“更广泛的领域”，即在“近东”文明研究的基础上，扩大到地中海文明研究的新领域中，把埃及与希腊、罗马文明联系在一起，而且还要在全球化视野中评价古埃及文明。第二是在继续扩大埃及文明研究的新领域的同时，古埃及文明专门研究更加深入化，出现了一批别具特色的古埃及文明研究的专门著作。1.地中海文明新领域中的古埃及文明研究在20世纪下半叶，古埃及文明作为世界文明中的重要一环，得到了充分的肯定。此外，“地中海区域文明”作为一个新的研究领域而受到人们的关注。“地中海区域文明”或是“地中海世界历史”，包括埃及、美索不达米亚、小亚、克里特、希腊、罗马等地中海沿岸和岛屿上的一些文明。这个新视野的研究领域中，不仅对埃及、希腊和罗马等国家和地区进行个体研究，更重要的是把地中海周围的东方与西方国家连接在一起，把地中海区域作为一个整体，进行区域内国家之间文明交往的研究，这是近半个世纪文明研究中的新课题。在这一方面，有两部著作特别值得注意。首先是C·弗里曼的《埃及、希腊和罗马：古代地中海文明》，1996年出版。弗里曼强调，把埃及、希腊和罗马放在一起，体现了3个文明之间的联系，这是现代学者深入探讨和研究的问题，开辟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26]这本著作的主要特点和论点如下： 第一，把埃及与希腊罗马联系在一起，尽力提供对每个时期的主要事件的评论，同时强调文化和社会史的发展，并展示出作者的判断依据。[27]第二，内容包罗万象，不仅充分论述了3大文明的历史，有些章节还涉及到了“近东”、伊达拉里亚、克里特和波斯等，而且覆盖了每个文明区的经济、文化、宗教及历史背景。第三，强调“东方化”及其重大意义。如果说“希腊化”是人们的一种传统观念，那么“东方化”术语自1980年O·默里提出之后，就得到了广泛响应。弗里曼认为，所谓“东方化”乃是延续了几个世纪的希腊人和东方各民族之间交往的结果。古代“近东”的这些文明既不彼此孤立，也不与外部世界孤立。[28]作者认为，埃及融入了地中海世界，对希腊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对于希腊而言，埃及是智慧的源泉，并且某些人相信，埃及是他们自己文明的发祥地。[29]但是，作者在强调“东方化”的同时，并未忽视希腊文化的本土性以及文明之间的相互交流，并且提出，即使强大的罗马也受到了“东方的冲击”。罗马从东方战争中不仅带回了大量的战利品，而且还带回了丰富的东方文化。[30]第四，对古埃及文明史作了系统简要的叙述。在全书30章中，古埃及仅占了3章。作者正确地肯定了在公元前3100年统一国家产生之前，埃及人便已创建了文明。[31]他对希克索斯时代予以很高的评价，认为那是“丰富埃及文化的时期”。[32]在总结埃及成就时，作者表示，尽管它是相对独立的，但不可避免地将对外部世界有一些影响。[33]应该说，作者关于埃及史的论述过于简略，没有什么新的内容，但是，把埃及作为地中海文明的一环，从整体上论述地中海文明，却是有价值的。第五，作者把古代地中海文明的下限定在公元600年，本书的最后两章标题是“新欧洲的产生，395-600”和“拜占庭帝国的演进”。弗里曼指出，传统罗马帝国历史到戴克里先时代便宣告终结，而这部著作则把罗马历史延长到戴克里先以后。作者采用了“后古典时代”的学说，选择了公元600年作为古代世界结束的日期。其所以这样做，也是为了展现罗马几个世纪的长期统治对西方世界所产生的影响。[34]但遗憾的是，作者对古埃及史的下限基本上维持了传统的作法，即公元前332年亚历山大征服埃及，把随后的埃及历史看成希腊、罗马史的一部分。这表明作者仍然没有把古代埃及文明当成一个独立完整的体系，因而也就没有把古代埃及历史与罗马帝国新的结束时间统一起来。涉及地中海区域文明的另一部重要著作是伯纳尔的《黑色雅典娜》，全书共3卷，内容广泛，深奥，难以阅读，1987年在英国出版。从这部书的书名我们就可以看到埃及与希腊的联系。这部著作的出版有其特殊的学术和社会背景。如果说20世纪上半叶史密斯的埃及“传播论”随着英帝国主义的扩张而一度流行，那么20世纪下半叶则出现了非洲中心主义。这种学说最初是由非洲的美国人和非洲的知识分子提出的。在非洲中心主义者看来，古代埃及是黑非洲文明，埃及被认为是很多古典世界文化遗产的渊源。《黑色雅典娜》一出版，立即引起了人们的兴趣，同时也产生了激烈争论。在该书的开端，作者便交待了关于希腊史研究的古代模式和雅利安模式，然后作者又提出了一个“修正的模式”。《黑色雅典娜》集中论述了公元前2100—1100年之间的希腊文化借用古代埃及和利凡特文化的问题。关于“近东”对爱琴文化或埃及对希腊的不同时期的影响问题，伯纳尔划分了3个时期，分别作了具体的论述：第1次高潮可追溯到公元前21世纪，中王国时期的埃及对外进行了广泛的联系，其中包括克里特，可能还有欧洲大陆。克里特岛壁画上的公牛形象和希腊神话中的公牛的传说，都与埃及的公牛神孟图有关。[35]据说希腊底比斯城的废墟是尖顶的金字塔。底比斯的斯芬克斯传说也是众所周知的受到埃及影响的例证。爱琴海地区信奉的羊头神就是埃及的阿蒙神，因为在埃及宗教中羊是阿蒙神的一个形象。[36]传说中雅典的建立者凯克罗普斯是埃及人。[37]凡此种种，都可以说明埃及对希腊文明的影响。[38]古埃及对希腊影响的第2个高潮在希克索斯时期，这个时期，在宗教方面对希腊的影响集中于希腊神话中的海神波塞东等神的崇拜上。作者认为，希克索斯人崇拜埃及的塞特神。在埃及神话中，赛特的职司等同于希腊的波塞东神，而雅典娜就是埃及的奈特神。[39]一般认为希腊语形成于公元前17—16世纪，它的印欧语系结构和基本词汇与非印欧语相联系。作者认为其中大部分词汇源于埃及语和西塞姆语，这恰好与埃及和西塞姆语族的征服，在希腊进行长时间的统治相吻合。[40]埃及对希腊影响的第3次高潮出现在公元前15世纪中叶的埃及的第18王朝时期。这一时期，埃及在“近东”地区建立了一个强大的帝国，并接受来自爱琴海地区的贡品。公元前12世纪，多利安人入侵，他们的后继者—希腊古典时代的希腊人，被认为是埃及人和腓尼基人的后代。[41]此外，作者还提到在雅典、科林斯、底比斯等地建立了埃及的神庙和圣殿。埃及的宗教对罗马的影响，超过了希腊。在罗马，哈德良皇帝尤其信奉埃及神，他甚至试图把他最喜欢的安提诺斯神变成埃及神。[42]伯纳尔搜索了大量资料，证明希腊、罗马文明起源于非洲，特别是埃及，至少说明希腊罗马文明是在埃及的影响下发展起来的。他所搜索的资料和有关论据有其一定的可信度，但也有些是牵强附会的。所以，这部著作也遭到了批评。无论如何，这部著作有其重要价值：针对欧洲中心论，提供了又一部批判性著作；同时打开了人们的眼界，重现了东方文明，特别是非洲文明的历史意义。2.“全球化”历史视野中的古埃及文明研究美国学者L·S·斯塔夫里阿诺斯指出：1945年以后，世界已经进入全球一体化的新阶段。对于反映这个新形势的历史学的需要也显得越来越迫切了。[43]英国当代著名历史学家杰弗里·巴勒克拉夫在其《当代史学主要趋势》一书中强调：“认识到需要建立全球的历史观(即超越民族和地区的界线，理解整个世界的历史观)是当前主要特征之一”。[44]巴勒克拉夫提出的“全球历史观”就是用全球的眼光去看待世界历史，[45]而不是“国别史的拼揍”，更不是以西方历史为中心，而是“研究不同的国家、地区和文明之间的差别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和影响。”[46]全球化历史观的著作中，最具代表性的，而且被巴勒克拉夫唯一推崇的，就是斯塔夫里阿诺斯的著作。斯塔夫里阿诺斯是美国当代著名历史学家，他有多部著作涉及全球史，其中尤以《全球通史》为代表。斯塔夫里阿诺斯在引言一开头就表明，这部世界史的主要特点在于：“研究的是全球而不是某一国家或地区的历史”，全球化视野之所以必要，其重要价值就在于：“要确认西方的历史和非西方的历史……只有运用全球性观点，才能了解各民族在各时代中相互影响的程度，以及这种相互影响对决定人类历史进程所起的重大作用。”[47]巴勒克拉夫对《全球通史》给予很高的评价，认为这部著作可以与“汤因比的《历史研究》”相比拟。《全球通史》分为两册，本文就《1500年以前的世界》中有关古代文明部分做以简短评述：第一，最早的文明在苏美尔，而不在尼罗河。约公元前3500年，苏美尔已完成了向文明的过渡，而埃及文明起源于约公元前3000年。[48]第二，文明形成的标志是城市中心、国家的政治权力、纳贡或税收、文字、社会分为阶级或等级、巨大的建筑物、各种专门的艺术和科学等等。但是，作者强调，并非所有的文明都具备这一切特征。“埃及文明和玛雅文明没有通常所说的城市。”[49]第三，古代文明有美索不达米亚、埃及、克里特、印度和中国几种类型。[50]但是作者没有把希腊罗马的古典文明纳入古代文明类型中，令人费解。第四，埃及文明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美索不达米亚文明。但作者又强调“埃及人创造的文明决不是苏美尔文明的复制品，而有其自己的特色。[51]第五，埃及文明稳定和保守，但决不是静止的。[52]第六，希腊化时代东西文明“合二为一”，“它打破了历史上形成的东、西各自独立的模型”，人们首次想到“把整个文明世界当作一个单位”。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化”史观打破了传统的西欧中心论，给人们以崭新的视觉。在全球化视野下作者就古埃及文明研究提出了一些重要的论点。但是，作者毕竟不是埃及学家，他关于埃及文明晚于苏美尔文明，形成于公元前3000年，埃及没有城市等看法还需进一步讨论。在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出版前后，还有几部类似的世界文明史值得介绍。首先在美国广为流行的拉尔夫、伯恩斯等人的《世界文明史》，初版于1955年，先后修订，1991年出版了第8版。《世界文明史》的重要价值在于“世界整体”论。作者认为在通往文明进程中，所有民族彼此互惠；他们在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越来越互相依赖；另外，他们负有共同的责任来确保人类和所有其他生物的存在。[53]尽管作者强调“文明”的最初根基在西南亚和北非，并提到了印度和中国的影响，但把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侵略称为“寻求商业交往”[54]，当然是不合理的。另外，把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都称为“极权主义”，[55]显然是把不同性质的意识形态混为一谈。那么，在《世界文明史》中古埃及文明究竟占有什么地位呢?作者把埃及和苏美尔文明都称为最古老的文明，但是，在第5版和第8版中，埃及与苏美尔的章节排列颠倒，可以看出，作者后来的倾向性，就是美索不达米亚为“历史的第一章”。[56]值得肯定的是，作者对埃及的文化给予很高的评价。在谈到埃赫那吞的宗教改革时，他非常谨慎地表示，那是“一种有保留的一神教”。[57]在全球化视野中的另一部重要著作为A·汤因比的《人类与大地母亲：一部叙事体世界历史》，初版于1976年。这部著作从全球角度对世界文明史进行了“全景式考察”，描述了人类文明的区域类型，起源、发展演变过程，以及文明之间的交往。可以说，这部著作是汤因比《历史研究》一书所提出的“文明论”的具体化。在这部著作中，汤因比把整个世界历史分成苏美尔文明、埃及文明、奥尔梅克文明、叙利亚文明、希腊文明、印度文明、中国文明、中美洲文明与安第斯文明、拜占廷文明、西方文明等共82章。汤因比的“文明中心”及其转移的论点，具有其重要的价值。他指出：公元15世纪，西欧人开始在文明中心发挥主导作用。在20世纪，主导作用转移到美国，但在关于文明中心历史的下一章节中，主导者可能从美洲转移到了东亚。[58]关于埃及文明的历史地位，作者把它看成是“第2个最古老的地域文明”。作者认为，苏美尔文明影响了法老文明，但又指出了埃及文明本身的个性。他说“象形文字干脆就是埃及人自己的发明。气势恢宏、规模巨大的石头建筑也是埃及本土的发明。埃及金字塔设计之完美，施工之精确，都是无与伦比的。[59]汤因比以“区域文明之间的相互关系”为题，论述了苏美尔、叙利亚、巴勒斯坦地区的关系。在这里，他谈到，由于蛮族(希克索斯人)的入侵，“传统的内向性中便滋生出了好战的仇外心理”，结果，埃及人驱逐外来者，并且反击到巴勒斯坦和叙利亚。[60]所谓埃及人的“仇外心理”导致对西亚的战争并非确切，应该探讨其经济、政治和历史等多种社会背景。三、20世纪下半叶古埃及文明专题研究的新成就在20世纪下半叶，古埃及文明研究领域不仅扩大，而且也有了更细微、更深入的多视角的探讨，出现了一批埃及早期文明的专著和系统全面的埃及文明史专著。1.别具特色的多视角研究埃及早期文明的专著随着考古学的进展，近年来埃及早期文明的成就，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有关埃及早期文明的专著，可以举出两部代表作。首先是B·J·特里格尔的《早期文明：环节中的古埃及》。这部著作是作者根据1992年4月间在开罗美国大学所作的《作为早期文明的古代埃及》的4个演讲稿撰写而成的。目的是鼓励埃及学家从事埃及与其他早期文明的比较研究，同时把古埃及的研究恢复到比较人类学的层面上来。作者曾经对6种早期文明作了比较研究，出发点是既考虑到古代埃及与其他早期文明相似方面，又要考虑到其独特的方面。[61]在谈到古埃及文明研究的几种理论与学说时，作者首先联系到人类学，他认为，人类学家在很大程度上接受了文化相对论，但长期坚持“历史单一主义”(Historical Particularism)。20世纪初，F·博厄斯就曾说过“每一文化都是其大部分偶然历史发展的一个独特的产物。”[62]20世纪60年代，人类学家受社会人类学中的文化生态学和新世纪论趋势的鼓舞，放弃了传统的历史单一主义而开始更加关注人类行为中的多文化规律。在这个方面，值得一提的是文化生态学家J·斯图尔德。他的生态理论强调研究多文化中的共性，但却忽略了特性的重要。[63]此外，作者还谈到了“过程考古学”和“后过程考古学”的相关理论。这些观点在社会人类学家中获得了巨大影响，但许多考古学家相信，过程考古学家对科学与历史、进化与历史、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的区分是无成效的和误导的，因此应被抛弃。我们应该遵循的是较早一代的学者，如柴尔德、弗兰克福特和魏特夫等人的观点，既对早期文明的差别感兴趣，又对其类似之点感兴趣。[64]作者进一步指出，对早期文明特点的比较研究，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古代埃及，同时，古埃及的独特性对理解所有其他的早期文明同样是重要的。[65]页。

------------------------------------------------------------------------------------------------------------------------------------------------------埃及方面的问题，其实可以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是埃及的历史，你可以找一下网上相关资料：还有一部分是埃及的神话，其实这两部分是密不可分的，因为埃及的建筑和金字塔等等都是跟他们的神话联系在一起的，如果没有这些元素那么埃及是死的，你可以在论文历史是讲述一下相关的神话。与金子相关的神话：死亡之书 与埃及文明有关的神话：欧西里斯（OSIRIS）、贺鲁斯、伊西斯(ISIS)、赛特(SETH)、阿努比斯(ANUBIS)之间的故事

总是要死的，但是，为什么要花费这样多的劳力，消耗这样多的钱财，为自己建造一个尸体贮存所呢?除了国王们的奢侈外，有没有其它的原因呢? 有，科学家们研究表明，金字塔的形状，使它贮存着一种奇异的“能”，能使尸体迅速脱水，加速“木乃伊化”，等待有朝一日的复活。 假如把一枚锈迹斑斑的金属币放进金字塔，不久，就会变得金光灿灿；假如把一杯鲜奶放进金字塔，24小时后取出，仍然鲜美清新；如果你头痛、牙痛，到金字塔去吧，一小时后，就会消肿止痛，如释重负；如果你神经衰弱，疲惫不堪，到金宇塔里去吧，几分钟或几小时后，你就会精神焕发，气力倍增。 在全世界研究金字塔的浪潮中，真是一谜未解，一谜又起。说法越来越多，也愈来愈离奇，被它吸引的人也日益增加。几十年前，忽然又冒出一项所谓“新发现”，在西方接连出版了几十本洋洋洒洒的专著，上百篇的论文，成千上万人在试验、探讨，它的势头正方兴未艾。这项“新发现”就是蜚声欧美各国的“金字塔能”。它说的是金字塔形的构造物，其内部产生着一种无形的、特殊的能量，故称之为“金宇塔能”。据说，这种能量有着许多用途和奇特的功效。 环绕着大金字塔的神秘和谜是数之不尽的，但近年来，较热门的金字塔的神秘性话题，则是金字塔神力。 有关金字塔神力的发现，可溯及至本世纪初。热衷于超自然科学的法国人安东尼·博维于1930年前往埃及，在参观了吉萨金字塔群落后，他提出大金塔的形状非同一般，由此又为金字塔神秘论增添了新的内容。 博维热衷于“感觉辐射”的造型研究。这项技术的基本概念就是说物体会辐射某种能量，这种能量目前尚不能为现代物理学所解释。当博维在金字塔参观时，进入“国王墓室”的他，不经意地往当成垃圾箱的罐子一看，发现里面竟放着猫和老鼠的尸体。当时他想这些动物大概是在金字塔内迷路，无法定出而死亡，而被丢在坡圾罐中的吧!可是，他随即又注意到有些奇怪的事，因为尽管墓室中非常潮湿，但尸体却未腐烂，这么说来，这些动物不就和木乃伊一样干透了吗?且墓室中岂不是具有能够使物质脱水之力吗? 博维心想这种现象应该是和大金字塔的几何学图形有关，于是在返国后就立即用硬纸板做了一个底边0．9公尺的大金字塔的模型。并将其4个方位配合上东西南北的方向，再将猫的尸体放在与墓室相同，距底部1／3高度之处。结果他发现过了数日，猫的尸体竟然变成了木乃伊。 接着，他又用肉片及蛋等等加以实验，结果确认不论放入什么全都不会腐烂。于是他就发表了有关他对金字塔神力的研究结果。 原捷克斯洛伐克的一名无线电技师，放射学专家卡尔，德鲍尔得知博维在小型金字塔中做的实验后，于1940年开始亲自用木乃伊风干的方式对食品花朵和动物尸体进行试验。德鲍尔用三毫米厚的马粪纸，按胡夫金字塔的比例，做了几个30厘米高的模型，进行第一次实验。结果他惊讶地发现，放在模型内的牛肉、羊肉、鸡蛋、花朵、死青蛙、壁虎等果然变于而不腐。实验获得初步成功后，他就与博维通信，两人保持着经常的联系。 德鲍尔不断地试验，探讨模型内究竟存在什么能量。有一次，他将一把刮胡子刀片放在模型内，满以为它将变钝，但结果却相反，刀片变得更锋利，他用这把刀片刮了50次胡子。 这样，他就开始研究金字塔模型对刀片的影响。他做了一个15厘米高的模型，把刀片平放在塔内距塔底三分之一高的地方，刀片的两端对准南北方向，模型本身也按南北放置。几次试验，结果雷同。一种极其简单而又神奇的磨刀片器——马粪纸的胡夫金字塔模型就这样发明了。1949年，德鲍尔正式向捷克首都布拉格有关部门申请注册“法老磨刀片器”的发明权。在捷克，一般专利发明权至多3年即可批准。但这项编号为91304的发明经过了整整10年的周折，直到1959年才批下。其间，德鲍尔竭力说服专利委员会，并向委员会主席提供了一个模型。该主席亲自进行试验，最后表示这项发明确有实效，它并不是什么欺或魔术。与此同时，德鲍尔还探索模型磨刀片的原理。德鲍尔在一家无线电研究所工作，他可以了解当时世界上最新的科技情报，并充分利用所里的设备与仪器。他把实验扩大到收音机、雷达、宇宙线和其它射线中，研究用马粪纸这样的绝缘体制成的金字塔模型，其内部的空间产生着什么样的震荡，这种震荡又和地球磁场与刀刃之间有什么关系。最后，他得出一种假设，或称为一个定理：来自太阳的宇宙微波，通过聚集于塔内的地球磁场，活跃了模型内的震荡波，使刀片“脱水”变锋利。这种特性不局限于胡夫金字塔模型，其它形状和大小的金字塔模型也能对刀片产生同样的作用。他在申请专利权的报告中说，这种磨刀片器与胡夫法老本人毫无关系。金字塔状结构物内部的空间产生着一种自动的更新运动。金字塔空间产生的能量仅仅来自宇宙和地球的引力、电场、磁场和电磁场，它通过太阳发射的混合光线中看不见的射线起作用。在塔内空间激起的这股力量，能减轻由于多次刮胡子而引起刀口内部结构出现的毛病和变钝现象，但是，这股力量的影响仅仅局限于刀口变钝，而不是刀口所受到的外形损伤。因此，这种刀片必须是用上等的钢材制造的。一把刀片通常只能使用25一30次，但如果每次用毕后放在金字塔模型内24小时，那么，每次刮胡子后的钝化现象即可消除，刀片的使用寿命将会延长。 德鲍尔还说，金字塔内部的空间形状与空间内所进行的自然、化学、生物进程有关。如果我们使用某种几何图形作外形，那么这种外形就会加速或延缓它内部空间里的自然进程。这项发明虽然采用金字塔形，但其它形状的结构空间也可产生这种作用。此外，也可用其它绝缘体来制造这种结构物。为什么一定要用绝缘体呢?他解释说，微波可以穿透绝缘体，活跃模型内的震荡波，而导体则不行。 据说，德鲍尔所发明的“法老磨刀片器”在捷克商店里广泛地出售，人们习以为常地用它来磨刀片。这种磨刀片器在西欧、苏联、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也很流行。德鲍尔声称，他收到几千封买主的来信，没有一个抱怨这种磨刀片器不灵的。 19T0年，德鲍尔与他人合著的《在铁幕背后的惊人发现》一书问世。书中汇集了他多年来研究“金字塔能”的全部论文。该书很快地被译成多种文字，开创了研究“金字塔能”的先河，在西方掀起了一股试验“金字塔能”的热潮。各种专业的学者和金字塔迷纷纷用马粪纸、塑料、木板、玻璃制作金字塔模型，对它的特性进行了广泛的研究。有一些国家建立了“金字塔产品公司”，专门出售大大小小的金宇塔模型，供试验用。有关“金字塔能”的论文和著作大量地发表、出版。1973年，在美国的华盛顿成立了专门收集各国研究“金字塔能”成果的征集机构。在研究“金字塔能”的书籍中，比较出名的有《大金字塔的秘密》、《金字塔能》、《神秘的金字塔能》、《金字塔的心理动力》等。这些书大多介绍用金字塔及其它形状的模型进行的各种实验和各方面的“科研成果”。 一些科学家说，实验的结果表明，把肉食、蔬菜、水果、牛奶等放在金字塔模型内，可保持长期新鲜不腐。现在法国、意大利等国的一些乳制品公司已把这项实验成果运用于生产实践之中，采用金字塔形的塑料袋盛鲜牛奶。据说，比起其它的包装形式，金字塔形内的鲜牛奶存放时间最长。 把种子放在金字塔模型内，可加快出芽。断根的农作物栽在模型内的土壤里，可促其继续生长。金字塔形温室里的作物，生长快，产量高。有人建议，为提高葡萄的产量，增加它的含糖量，葡萄棚应搭成正方形，并使葡萄茎正对南北方向，以吸收更多的地磁。 把自来水放在金字塔模型内，24小时后取出，称之为“金字塔水”。这种水在塔里所获得的能源被“禁钢”在水分子之中，它有着许多神奇的功效，可放入冰箱或其它潮湿的地方，长期贮藏，以备不时之需。用“金字塔水”泡茶、煮咖啡、冲牛奶、制作清凉饮料，昧更醇；用它烧莱、熬汤，比用普通水昧道更鲜美；每天喝杯“金字塔水”能健胃，助消化，医治神经紊乱；用它洗脸，可使皮肤娇嫩；它能消淤止痛，减轻关节炎患者的痛楚，甚至治好关节炎；它对医治粉刺、黑痣、鸡眼、痈疽、疣肿等皮肤病也有一定的疗效；用“金字塔水”浇灌农作物，可促进作物的茁壮生长，提高产量；用它浇果树、蔬菜和花木，水果和蔬菜的滋味更佳，鲜花尤为缤纷馥郁；摘下的鲜花如插在盛“金字塔水”的花瓶里，可推迟凋谢，延长观赏的时间。 但是，最奇妙、最引人入胜的莫过于对人体的试验了。金字塔模型成了治疗许多疾病的医疗器械和无形的灵丹妙药。假若你想在工作时消除久坐的疲劳，保持旺盛的精力，你可以在你办公室的座椅下面放一个小金字塔模型；如果你晚上失眠或睡觉不踏实，就请你在床下放置一个模型；要是你的孩子夜里哭闹，扰得全家不宁，你把他放人金字塔模型内，他会立即安然入睡；假如你患有头痛、牙痛等病痛，或者高血压、疲劳和其它不适，你最好进人金字塔模型稍坐片刻，或者睡上一觉。它能止痛、降压、恢复人体的青春活力、延年益寿，等等。 金字塔形是一种简单的几何图形，其模型的制作和试验都很简便。据介绍，可采取底边长12厘米，棱长厘米，高8厘米或底边9厘米，棱长8．55厘米，高6厘米两种比例。模型的大小可根据被试验物情况，从8厘米至2．3米高。试验时一定要对准南北方向，不要把模型靠近墙壁、金属物和电器旁。 寻求谜底：所谓的“金字塔能”究竟有没有?它是怎样产生?又是如何引出上述种种神奇的效果?为什么它正好聚集于胡夫殡室的位置上，即塔高三分之一的地方?这是巧合，还是古人已掌握了这种能源?各国的金字塔信徒们正千方百计地寻求它的谜底。他们大多认为，“金字塔能”是当代科学还不能解释的“客观存在着的一种自然现象”。在这个前提下，有的人认为金字塔形状等于一个大镜头或电容器，里面积聚着无名的能源；有的人说金字塔形状能在其内部聚集宇宙射线、磁性震荡和某些未名的射线；有的人设想这种能源是由于某种宇宙的力量和地球引力相结合的产物；有的人推测金字塔形内部产生一种高频震荡，影响着人体的细胞和肌肉，使之处于最佳状态；有的人解释说，不仅是金字塔形状，各种形状和大小的构造物都会在其内部产生一种力场，一种能源。这种特殊的力场或与自然力场相互抵消，或增强或减弱自然力场。几年前，法国工程师杜拜尔在其《形状波》一书中强调指出，各种形状， 如圆锥形、球形、正方形、金字塔形，都能通过宇宙射线或阳光改变其内部的宇宙波。金字塔形并不是会在其内部空间产生特殊能场的唯一形状。杜拜尔还说，人的一生都是在各种形状的建筑物中度过的，从一种形状到另一种形状，譬如汽车、影剧院、住房等。他主张应研究建筑物形状对人体的影响，在设计建造房屋时选择对人们健康最有益的几何图形。杜拜尔认为球形和金字塔形的建筑物最有益于身心健康，这两种形状的病房能加速病情的好转。也有人认为圆柱状结构好处多。一些研究者认为，目前人类一生中大部分的时间是在正方形和长方形的建筑物中度过的，而这两种形状不能产生积极和特殊的能源，相反，它们可能产生某种消极的力场，阻隔和破坏周围有利于人类的自然力场。他们呼吁建筑师们认真考虑，在设计住房、办公室、病房等建筑时，改变因循守旧的传统的正方形和长方形形式，使人类得以在更符合身体健康、令人充满活力的建筑形状中工作和生活

一、绵延持久的文明传统 从邈远的古代起，埃及人就在蜿蜒如带的尼罗河两岸繁衍生息。尼罗河流域有其特殊的地理环境：西面是杳无人迹的利比亚沙漠，偶有绿洲点缀其间；东面虽然距离红海不远，但仍被缺乏水源的阿拉伯沙漠隔开，几乎形成一道无法逾越的屏障；南面是尼罗河的上游，有飞流直下的六大瀑布，河流湍急，河道狭窄；北面是没有良好港湾的地中海海岸，浅滩密布，暗礁罗列。这种地理环境阻断了古埃及人与外部世界的联系，虽然造成埃及与世隔绝的局面，但同时又为古埃及人提供了天然的保护屏障和丰富的矿物资源。古埃及人生活在这样得天独厚的环境里，长期免于外来侵略之患，因而产生了一种优越的安全感，他们不必像自己的近邻美索不达米亚人那样随时得应付外族的侵扰。生活在这样安全的环境里，古埃及人性格沉稳，自信而乐观，他们差不多有1000年的时间一直过着和平稳定的生活。在此期间，古埃及人以其丰富的资源发展了自己独特的文明，埃及的历史一直没有中断，因而能使其文明在持续近3000年的法老时代（即古代埃及历史上的王朝时代，包括第1—31王朝，约公元前3100—332年）免遭民族变动之苦。 尼罗河流域相对封闭的环境有利于古埃及国家的统一和长期延续。古埃及人的这种受环境保护的生活，也为国家政治长期的稳定创造了条件。大约公元前3100年，美尼斯在尼罗河畔建立了埃及历史上的第1王朝（约公元前3100—2890年），从那时起，埃及经历了早王朝（包括第1—王朝，约公元前3100—2686年）、古王国（包括第3—6王朝，约公元前2686—2181年）、第一中间期（包括第7—10王朝，约公元前2181—2040年）、中王国（包括第11—12王朝，约公元前2040—1786年）、第二中间期（包括第13—17王朝，约公元前1786—1567年）和新王国（包括第18—20王朝，约公元前1567—1085年）等时期，到公元前15世纪中期，控制了亚洲的巴勒斯坦、叙利亚和腓尼基，其势力远达幼发拉底河畔。在此之前，西亚的两河流域先后建立的巴比伦、亚述强国与北非尼罗河流域的埃及各自是独立发展的，西亚、北非这两大文明体系并无直接联系。到新王国初期，第18王朝好战的诸法老对叙利亚和巴勒斯坦长期用兵，有“古埃及的拿破仑”之称的图特摩斯三世（公元前1504—1450年）对外扩张，其军事活动最远抵达幼发拉底河畔。他建立了一个地跨西亚、北非的强大军事帝国。在客观上导致了埃及文化与两河流域文明的接触，加速了埃及文化与地中海地区各国文化的交流，从而揭开古代西亚北非文明史上新的一页。从公元前13世纪后半期开始，繁荣发展了近2000年的埃及文明开始趋于衰落。公元前1085年后，埃及已失去了它那伟大、庄严的形象，从新王国时期的对外开放一变而为长期沦于外族统治之下。在最后的几个世纪里，利比亚人、努比亚人、波斯人依次入主埃及，分别在埃及建立了异族的王朝，其间还穿插着亚述人的入侵，在亚述人的刀锋下埃及一度丧失独立。到公元前332年，埃及被马其顿国王历山大征服，完全丧失独立，结束了历时近3000年的法老时代。 在埃及历史的漫长进程中，到第6王朝时期（约公元前2345—2181年），才出现了地方州长势力与中央法老王权的对抗。对抗的局面愈演愈烈，到第1中间期时，埃及终于陷入四分五裂的局面。在这之后，第11王朝（约公元前2133—1991年）的法老又使埃及恢复了统一，接着又有近300年的太平盛世。约公元前1786年，埃及再次出现分裂局面，进入第2中间期。这一时期，埃及遭受外来游牧民族希克索斯人的入侵，他们在埃及北方统治了100多年后，被第18王朝的创建者雅赫摩斯一世（公元前1570—1546年）逐出国土。 综观从早王朝到新王国2000多年埃及的历史，是王朝统一的时间多于内乱外患的两个中间期，第一中间期主要是内乱，第二中间期主要是外患，而埃及在统一后的几个世纪里几乎没有受到外族的入侵。尽管王朝一个个不断兴起和衰亡，其统治者也更换不休，间或有社会动乱和异族入侵，埃及固有的文化传统却从未中断。即使在希克索斯人王朝取代埃及本土王朝的情况下，埃及文明也没有被摧毁，依然向前发展着。在希克索斯人统治埃及北方国土的一个多世纪里，不是埃及人被迫接受了入侵者希克索斯人的语言、习俗和畜牧经济；相反，是希克索斯人自己被迅速埃及化了。其原因在于埃及文明由来已久，从第1王朝到希克索斯人的入侵，古埃及文明已历时14个世纪，文明的根基已深深扎入尼罗河畔，不是任何外来入侵的力量一下子就能够摧毁得了的。再者，入侵的希克索斯人已不是那些刚从大草原或沙漠地带过来的未开化的野蛮人，而是早已渗入埃及东北边境的半文明的游牧部落，他们在入侵埃及的过程中，逐渐为先进的埃及文明所同化。希克索斯人王朝的建立，并不意味着古埃及文明的毁灭。希克索斯诸王受埃及法老豪华奢侈宫廷生活的诱惑，同时为了巩固其政权，更需要有当地埃及官吏和神庙祭司的合作，所以他们很快就适应了埃及人的生活与传统。希克索斯人以阿瓦里斯为中心建立起来的第15、16王朝，仍按照埃及王朝传统排序，他们开始信奉传统的埃及诸神，他们的国王承袭埃及法老尊号，[1]自称为太阳神“拉之子”，[2]并沿袭埃及原有的的一套行政机构。希克索斯人曾以法老之尊在埃及的北方实行统治，在古埃及的重要文献《都灵纸草》[3]中希克索斯诸王还被列为埃及的合法君主，至少他们在表面上已经埃及化了，对古埃及的文化并未公开干涉。所以，在希克索斯人统治时期，埃及的传统文化不仅没有中断，而且还得以继承和发展。这种文明的延续性在随后的新王国时期表现得十分明显，强大的法老君主专制政体达到了顶峰。 到利比亚·舍易斯王朝时期（包括第21—26王朝，约公元前1085—525年），埃及北部曾处于利比亚人的统治之下。作为统治者的利比亚人仰慕埃及文化，并急切地效仿埃及人的宗教信仰和生活方式。同时，由于埃及人在南部的政权日趋衰弱，给努比亚人的入侵提供了机会。他们将其统治向北扩张到了整个尼罗河河谷。努比亚人的影响虽范围很广，但并没有破坏性。因为在第18王朝时期努比亚人就已吸收了埃及文化的许多特点，埃及的宗教和习俗在努比亚繁盛起来，并深深影响了其周边地区的文化。而这时的努比亚国王及贵族阶层几乎全盘接纳了埃及文化，在他们看来，任何放弃法老传统的想法都是愚蠢的。公元前8世纪，努比亚人横扫整个尼罗河河谷，从南面的纳帕特到北面的三角洲地区，再次统一了埃及。在此期间，埃及人继续同化他们的入侵者，这从努比亚人建造的巨大王室金字塔和供奉埃及神灵的庙宇可以看得出来。总之，无论是利比亚人还是努比亚人，他们在古代埃及历史上都重复了一个现象：作为新兴民族，他们征服了埃及原来的政治军事中心，但在文化上又被埃及民族所同化。在此之后，法老时代埃及传统的宫廷制度从波斯人统治时期一直延续到希腊人建立的托勒密王朝时期（公元前305—30年）。显著的政治连续性成为法老时代埃及文明的一个主要特征，埃及人把一个辉煌的文明传统完整无损地维系了25个世纪以上，这在古代近东的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二、固有的民族文化传统 发源于尼罗河流域的古埃及文明，以其辉煌的文化成就令人赞叹不已。在近3000年的法老时代，古埃及人始终保持着其民族的固有文化传统。以象形文字为例，古埃及人早在公元前3500年就创造了文字，到公元前3100年左右就已形成了完整的象形文字体系，这标志着埃及文明已经成熟。象形文字对保持古代埃及文化的稳定起到了重要作用，并成为法老时代官方使用的主要文字。在古代埃及，虽然后来有了书写更为简化的祭司体文字和世俗体文字，但象形文字并没有被废弃，仍固定用于书写官方和神庙的文献，甚至到了托勒密王朝时期，神庙祭司仍在使用象形文字撰写铭文，著名的《罗塞达石碑》[4]铭刻就是一例。 古埃及文化固有的特点，反映在宗教信仰方面，就是对死后生活的关心。古埃及人相信死亡只是来世的一种准备，最为重要的在于要把死者在来世所用的东西准备好，一个明显的例子就是对死者实行厚葬。古埃及人生来讲求实际，墨守成规，客观上也有助于保存他们的文明成果。尽管他们晚期经常遭受外族的入侵和统治，各个方面都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但他们对于古老的习俗还是信守不渝，尤其对宗教上的许多传统是决不会抛弃的。在古代埃及一直盛行着对死者实行厚葬之风，法老时代凡是能修起正式坟墓的埃及人，从在世之时起，都会不惜钱财去办理他们认为“有死之年”必备的各种物品来装饰坟墓。地理和自然条件对于古物的保护也大有帮助，尼罗河两岸的土地大部分是沙漠，每年很少或者根本不会下雨，随葬的物品在干沙覆盖下不会受到什么损害。在埃及，几乎没有什么埋在沙土里的珍宝会腐烂，就是挖出来最精致的雕刻品，也是完美如新的，虽然埋在沙里过了几千年，却像刚刚由艺术家完成的一样，干燥的沙土能永远保存一切。 世界上差不多所有的古代民族都有过在死者坟墓里放置随葬品的习俗，但从来没有一个民族像古埃及人那样生前就为冥世的生活进行不遗余力地准备。对冥世深信不疑的观念，使他们在告别尘世之时就把一切能用得上的物品连同他们的遗体一起埋入坟墓，以便在冥世继续享用。即使是在最为简陋的坟墓当中，死者遗体身边也会摆放几个陶罐、一些工具和几件个人用品。家境富裕的人们能够修造得起精致的坟墓，里面配置一些家具、供品和衣物。对于无法埋入坟墓的物品，古埃及人就代之以模型，这些模型的制作精巧，跟真品毫无二致。5000多年来，古埃及人一直把他们文明所创造的一切物品如碟盘、衣服、家具、珠宝、雕像、饰物、书籍等和死者的木乃伊一起埋入天然防腐的沙土里。因此，我们今天才能得到有关古埃及文明一套较为完整的记载，使古代埃及文化的许多遗产保存至今。古埃及文明虽然在年代上离我们极其遥远，但由于保留下来的古埃及文化遗产内容丰富，影响深远，深远今天我们看起来，古埃及文明在某些方面仍比任何别的古老文明更加亲切可知。 古埃及文化在艺术领域中的一个明显的特点，就是其艺术自成体系，程式严峻，而且几千年一成不变。在古埃及人的浮雕和绘画作品里，人像造型必须遵照严格的侧头正胸式的基本法则，即表现人站立、行走时，头和面孔必须以侧面形式表现，双肩和胸部则以正面表现，而双脚又是侧面的。这种造型最早出现在前王朝的=时期（约公元前4500—3100年）的蝎王权标头上。从第1王朝之始的纳尔迈调色板上可以看出，侧头正胸的表现手法已经相当成熟，[5]此后，形成固定的模式，法老时代一直被奉为圭臬。对于表现法老的形象，这种“规范”化的程式要求就更为严格，法老必须画得要高大，占据画面的中心位置。因为在古代埃及这样一个王权神授的国度里，法老就是在世的神，艺术作品表现法老的形象必须按照“应有”的样子，而不是根据实际看到的样子去塑造，必须把人神一体的君主表现为尽可能的充分和完美，由此确定的一套人像程序，作为官定模式而用于一切艺术作品。所以，埃及的浮雕和绘画中的人像面貌，令人一眼就能看得出来，而且给人留下的印象也是深刻的。这一艺术风格一旦形成便流行于整个法老时代，历时近3000年而不衰，同时也构成了古埃及文化突出的一个特点。 三、法老对国家经济的严格控制 古代埃及实行君主专制统治，法老作为国家权力的象征和代表，严格控制着国家的经济，这也是古埃及文明的一个传统特点。 在古代埃及，法老对全国的土地享有最高的支配权，法老不但自己占有许多土地，而且还常常把大片土地赠给神庙，或赏赐给大臣、贵族以及其他亲信。法老对国家土地的这种绝对支配权，是古代埃及君主专制政体赖以建立的基础。对全国的土地、人口、黄金和牲畜每两年一次的清查从早王朝时期就已经开始了，这种普查土地、财产制度为古王国历代法老所沿袭。《巴勒莫石碑》[6]铭文中对此有过明确的记录。仅以第5王朝的萨胡拉在位时的清查活动为例，铭文中记载就有七次，[7]足见法老对清查活动之重视。经过频繁和严格的清查后，全国的土地、人口、牲畜全部登记入册，成为国家档案的重要组成部分，并直接由法老控制调用。由此可以想见法老对全国土地财物以及臣民的控制达到了何等严密的程度。这种情形，在古代东方社会里也是少见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正是古代埃及社会的真实写照。 为了保证国家的基本税收来源，法老将全国大部分土地分配给农民使用，而且不允许农民离开土地。由于尼罗河年年泛滥，地界每被覆盖一次，农民的土地就得重新登记分配一次。因此，古代埃及在土地管理方面比历史上任何一个国家都严格。尼罗河泛滥，洪水量变化无常，有时水量大到所过之处全被淹没，造成极大祸害，有时却小到不足提供灌溉之用，播种面积减少，粮食就会减产。如果尼罗河一连几年水位过低，必然发生饥荒。所以有必要储备粮食，供应居民。同时，必须保证无论任何情况下，都得保留足够的种子供下一季播种，这对未来的收获至关重要。所以，储粮备荒成为法老中央政府的一项十分重要的职责。法老在上下埃及分设粮仓，丰收之年尽量多备粮食，并限制居民的消费，以补救总会发生的突然灾荒。法老作为国家的最高统治者，必须掌握粮库有多少储粮，以便在需要时将存粮合理分发到灾荒最为严重的地区。 在古代的埃及，最能体现法老对国家经济的严格控制，莫过于法老对全国水利灌溉系统的控制。古埃及人口较为稠密，聚集在狭长的尼罗河谷地，为了维持全体居民的生计，必须治理好尼罗河，国家命脉全靠灌溉和控制这条大河。尼罗河的水利灌溉活动早在前王朝末期就已经开始了。在希拉康波里出土的蝎王权标头上，可以看到蝎王手持锄头站在河岸（或水渠上）主持河渠奠基仪式的场面。[8]前王朝时期（约公元前4500—3100年），埃及出现的最早国家“帕斯特”，它的象形文字就是一块被纵横交错的灌溉渠道分隔开的土地。[9]显然，那时埃及已经有了灌溉活动。进入法老时代后，随着上下埃及的统一，全国范围内的灌溉网逐渐形成，这些布满全埃及的灌溉网络从一开始就被置于国家的严格控制和统一管理之下，成为中央政权重要的一项社会职能。早在第1、第2王朝，就设专人对尼罗河水位进行观测和记录。水位的记录一方面可供国家水利措施做参考，一方面也是为预算产量和厘定税额提供依据。在《巴勒莫石碑》铭文中关于对早王朝时期尼罗河水每年泛滥高度的记录，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埃及历代统治者在夸耀自己功绩的时候，也总是把开凿水渠、整修堤坝放在重要地位。相传美尼斯受人称赞的一个功绩就是修建了一道堤坝，把孟斐斯和尼罗河隔开，当他“修堤而使这个地方成为干地的时候，他就第一个在那里建立了一座现在称为孟菲斯的一座城。”[10]后来，埃及历朝统治者也都常以治水有方作为自己的重要政绩。 中王国第12王朝（公元前1991—1768年）的历代统治者曾征调大批劳力修复尼罗河灌溉系统，对法尤姆地区进行大规模的开发，兴建水利工程。法尤姆位于孟斐斯西南50公里，低于海平面45米，本是一片沼泽区，中间有一淡水湖，曾与尼罗河相连。后因尼罗河流域气候变化，干旱出现时，湖河联系被隔断，只有尼罗河暴涨时，泛滥的河水才能流入湖中。兴修的水利工程主要是排干法尤姆湖周围的沼泽，环湖建起堤坝，并开辟渠道，使法尤姆湖水与尼罗河水相连，建水闸以调节尼罗河水量。这样，每当尼罗河泛滥季节，河水便顺着水渠流入法尤姆湖，而每当尼罗河水不足时，又可将洪水泻出。这项庞大的水利工程，从第12王朝开国君主阿美涅姆赫特一世（公元前1991——1962年）起，历经六代，至阿美涅姆赫特三世（公元前1842—1797年）统治时期才告完工。法尤姆地区系统的水利工程建立，改变了这里的自然环境，沼泽变为肥田沃土，扩大耕地面积达2500多公顷，当地的农作物一年可收两成，增加了农业亩产量。随着法尤姆地区大片土地被开垦，这里的人口迅速增加，一座新兴的工商业城市——卡呼恩拔地而起，一跃成为中王国时期埃及的一大经济中心。毫无疑问，这么大的水利灌溉工程，没有一个强有力的国家政权去组织、领导和指挥，是根本无法完成的。在古代埃及，这一工程的实施和成功，正是由一个庞大的官僚机构统筹安排实现的，而这个官僚机构的总头子就是人神一体的专制君主——法老。 古埃及文明就像古埃及人的性格一样，是稳定的，但决不是静止不变的。实际上，法老时代的埃及在与周边各古代民族的交往过程中，由于受外部文化的影响，古埃及人的习俗发生了许多变化。但是，古埃及文明的传统特点却始终保持着，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他们的宗教信仰、政治制度和经济生活。 综上所述，古埃及文明反映了古埃及人及其地理环境所独有的特点，因而有它自己的特色。古埃及人有着其民族固有的文化传统，这一文化传统是在长达近3000年的法老时代逐渐形成的。但是，古埃及人并不是一个固步自封的保守民族，他们在与近东和地中海区域各民族的接触中，特别是从新王国时代开始，通过军事征战，贸易往来于外部世界发生了较为密切的联系。通过与西亚文化以及希腊文化的交往、融合，古埃及传统文化得以丰富，而又对后来的希腊、罗马文化的发展产生了很大影响。古埃及文化极大地丰富了世界文化的宝库，为人类文明的进步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1、最古老的文明，最悠久的古国

作为文明形成的重要标志之一，就是国家的产生。在世界历史上，最早建立国家，率先进入文明社会的就是尼罗河流域和两河流域。大约在公元前4000年代中叶以后，尼罗河流域出现了埃及文明，两河流域南部产生了苏美尔文明。

这些文明的创造者是谁?从上一世纪以来，一直引起人们的关注。通常认为，古埃及人是非洲的哈姆语系部落与亚洲的塞姆语系部落长期融合发展而成的。从语言方面来考察，目前，人们往往认定古埃及人属于塞（姆）·哈（姆）语系，或称为亚非语族。如果从人种特征来看，古埃及人既不属于白种人，也不属于黑种人。

事实上，南方的埃及人与北方的埃及人也不尽相同。大体说来，古埃及人的特点是长头颅，椭圆形脸，细长个子，黑色头发并有波状。这样一个非洲的基本群体在很早时就被来源于安纳托利亚和塞姆血统的巴勒斯坦的宽阔头颅的移民所混合、改变而产生了历史上的埃及人。

他们是光洁的，具有大脑壳和强壮骨骼的人，手腕和脚腕格外粗大。但是，女人通常是矮小些和更苗条些。综合以上所述，史前埃及人可以看成是地中海民族之一。苏美尔人早在公元前4000年代后半叶，几乎与古埃及人同时创造了两河流域的苏美尔文明。

2、融合东、西方君主制的典型的专制主义

提起专制主义制度，人们往往首先想到所谓“东方专制主义”，而在“东方专制主义”概念中，又以古埃及的专制主义为典型。

在古王国时代随着国家统一的最终确立和巩固、王权的强化，专制主义才开始形成。所谓专制主义，乃是国家体制和管理的一种形式。在专制主义政权统治下，君主具有绝对的、无限的权力。君主国王的统治，往往以自己的意志为转移，而不为任何法律和规范所限制。

法老作为古埃及的，专制主义统治的君主，具有法律、行政和财政等方面的无限权力，实行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一人的绝对统治。金字塔的建筑足以象征专制主义统治的绝对权力。但是，在古王国时代，我们还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中央政府统一规划和管理水利建设工程。

恰恰相反，有不少资料证明，在古王国末期和第一中间期，地方政府和州的统治者负责进行水利灌溉工程的建设。阿西尤特州的凯悌铭文曾讲到了他通过安装水闸，引水上“山”，开拓耕地。所以，至少在第12王朝以前，水利灌溉工程是地方政府的事情，还没有中央政府统一的水利灌溉工程的建设。

因此，把埃及的专制主义说成是“治水专制主义”，显然是一种臆造。古埃及的专制主义是建立在奴隶主贵族，专制君主对奴隶，以及广大自由农民的阶级统治的基础上，是阶级关系尖锐化的结果。

3、浓厚的宗教意识及其广泛、深刻的社会影响

宗教是人类社会社会意识形态之一，又是思想意识形态之一。宗教是现实生活的反映，但却是一种幻想的反映，是一种被颠倒了的思想意识。在古代世界，人们在大自然面前往往显得软弱无力；在君主贵族的统治下，社会严重分化，人民群众又无可奈何。

因此，他们希望通过宗教，即祭祀神灵和举行礼拜仪式等手段以摆脱现实生活中的各种困境，追求美好的人生。统治阶级恰恰利用了人们的这种普遍心理，把宗教作为奴役、统治的一种手段。

宗教在古代世界的意识形态的领域中，占有重要地位。而古代埃及则是古代世界中，宗教意识最强烈、最浓厚的文明国家。宗教不仅干预国家政治和经济生活，而且影响了文化的发展，甚至渗透到每个人的现实生活中。

其所以如此，一方面是相对闭塞的古埃及自然环境对人们的无形的控制和影响；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长期的神权、王权的专制主义统治。

4、固有的文化传统与兼收并蓄的文明

在不少人们的印象中，古埃及是一个封闭的、保守的国家，是一个发展缓慢、停滞不前的文明。究其原因，在很大程度上，人们把它归咎于地理环境的作用。

埃及位于非洲的东北部，以尼罗河为中心，其东西为干旱的沙漠，南、北濒临地中海和尼罗河的几处大瀑布。这样一种相对闭塞的环境，对于外来民族来说，几乎是形成一种天然的屏障。

所以，埃及很少像两河流域那样，经常遭到游牧的和某些文明民族的侵犯和便于进行相互的文化交流。但是，事实上，这种地理上的天然的屏障并没有限制埃及与近东和地中海世界，以及非洲内地的交往。

从远古时代起，埃及人通过红海海峡和苏伊士海峡与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发生了交往。在南方可以通过几个瀑布，经常与埃塞俄比亚人发生密切联系。特别是从新王国时代以后，埃及越来越多的陷入对外军事和商贸活动中。

在埃及人的不断对外战争中，埃及帝国成为近东历史上第一个军事霸国，地理环境对它的限制和影响也就越来越少，因而，所谓闭塞和保守性也就越来越被对外的军事活动和政治文化上的交往所削弱。

扩展资料：

埃及文明的对外传播的原因

1．地理上的原因

埃及位于非洲的东北部，以尼罗河为中心，其东西为干旱的沙漠，南北濒临地中海和尼罗河的几处大瀑布。这样一种相对闭塞的环境，对于外来民族来说，几乎是形成一种天然的屏障。

所以，埃及很少像两河流域那样，经常遭到游牧的和某些文明民族的侵犯和便于进行相互的文化交流。但是，事实上，这种地理上的天然的屏障并没有限制埃及与近东和地中海世界，以及非洲内地的交往。从远古时代起，埃及人通过红海海峡和苏伊士海峡与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发生了交往在南方可以通过几个瀑布，经常与埃塞俄比亚人发生密切联系。

特别是从新王国时代以后埃及越来越多的陷入对外军事和商贸活动中。在埃及人的不断对外战争中，埃及帝国成为近东历史上第一个军事霸国，地理环境对它的限制和影响也就越来越少，因而，所谓闭塞和保守性也就越来越被对外的军事活动和政治文化上的交往所削弱。

2．文化上的原因

古埃及的象形文字从公元前4000年代后半叶开始出现，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字之一，一直使用到公元4世纪末，大约流行了三四千年之久。虽然，在这几千年中，象形文字的语法和词汇变化相当大，特别是在罗马统治时期的埃及语言，较之法老时期，很少相似之外，但是，象形文字的传统却得以保存下来。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古埃及的象形文字，通过西奈铭文，最后影响了腓尼基字母文字的发明。象形文字最初使用起来不甚方便。所以，在古王国末期，由象形文字演变出来一种便于书写的行书体，通常称为僧侣体。在公元前700年左右，在僧侣体的基础上又发明了更简便的草书形式，即世俗体。古埃及人尽管发明了3种书写形式不同的文字，但都是象形文字的演化。

象形文字及其不同的书写体，维持了古埃及文字的固有传统。有了文字这个载体，埃及的文明就张上了翅膀，它不再局限于在尼罗河地区的影响，开始向近东地区和非洲以及地中海沿岸传播。一个文明要是没有自己的文字，是很难生存下来的，在古代中东地区有许多兴起的文明，正是因为没有文字或是文字没有抢得的生存能力和适应性，很快的就衰落了。

而古埃及的象形文字不但具有强大的生命力，而且，还有很大适应性它不断的改变自己，使得它能把埃及文明胜利的承载、传播、流传下来。所以到了近代象形文字虽然失传，但是法国的商博良最终还释读成功。更加说明象形文字是有生命力的。

3．技术上的原因

公元前3000 年左右，古埃及人发明了莎草纸，它与传统材料相比具有很多优点，如质轻、便宜、易造，耐用，可卷折和便于运输等。于是得以大批量生产，作为垄断产品向地中海国家出口，在近 4000 年的时间内，是最受欢迎的书写材料。

古代，埃及是生产莎草纸的唯一国家。由于埃及气候干燥，文件不易腐烂，有的至今还能在沙漠里找到。近 100 年来发现的莎草纸中有前 2700～公元 900 年用十几种文字书写的文件，其中有希腊文、阿拉伯文、埃及文、科普特文、拉丁文、阿拉米文和希伯来文等。埃及是我们今天了解的记载最丰富的古代文明，这要归功于莎草纸，它不仅传下来了埃及文明本身，而且保持了其他文明。

传播文明不能靠口口相传，所以作为介质的纸就成为文明传播过程中重要的媒介。因为埃及的莎草纸有着上述的特点，它很容易就扮演了埃及文明向外传播的重要角色。就像中国四大发明中的造纸术一样，埃及的造纸术在早期文明中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这也正是埃及文明能够对外传播的一个重要条件。

4．军事上的原因

古埃及时期由于地理上的封闭，埃及与外界交往不便，受到敌国入侵也很少，但是随着人类文明交往的范围的扩大，埃及也开始受到了外敌的威胁。喜克索斯人就在埃及建立过15、16王朝，统治过大半个埃及。即便是当周围国家较为弱小时埃及也会必不可免的去入侵其他国家。

在埃及与外界的军事对抗交往中，敌国为了战争的需要当然要了解和研究埃及的社会文化情况。双方发生的战争也不断的有各自的俘虏，而俘虏也会带去埃及文明的许多影响。而如果是埃及入侵了别国更是自然的把自己的文化主动地向那里传播，来消除当地文化，同化被入侵过的人民。在这样的情况下埃及的文明自然随着军事活动向外传播。

5．交通上的原因

古埃及文化和思想是通过腓尼基人传遍东地中海沿岸各国和岛屿的。古埃及的象形文字对世界文化的影响显而易见。要是没有腓尼基人先进的航海技术和造船技术，以及向未知世界探索的勇气。那么埃及文明的影响自然会大打折扣，会被局限在一个很小的范围内，也不会对西方文明留下烙印。

参考资料：百度百科-古埃及文明

从金字塔的数学和力学角度去阐述埃及的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