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循环产业链发展研究论文

访：中国政策科学研究会经济政策委员会副主任徐洪才、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经济学教授，桑坦德经济学教席教授朱 天，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原副校长董小麟

新发展格局是我国主动积极的战略抉择

广州日报《理论周刊》：“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基于什么考虑？新发展格局将给我国经济未来发展带来怎样的影响？

徐洪才：这是基于我国所面临的国际环境和国内形势变化，做出的现实选择。当前情况下，如果我们再过多依赖外部需求发展，显然不可持续。另外，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以来，经济结构也在逐渐调整，经济发展方式逐步转变。从经济结构的调整来看，服务业和消费对推动经济增长所占的比重都在上升，经济对外贸的依存度逐年下降。这反映了一个趋势，就是经济内循环、国内市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在上升。未来，我国经济发展对外贸贡献的依存度逐渐下降符合客观规律，这也是我们维护国家经济安全和保持经济平稳发展的客观需要。

当然，我们也要避免一个误解，那就是，经济增长对外贸依存度的降低，表示着经济开放水平的降低。经济发展对外贸的依存度低，并不意味着其开放度就低。比如，美国经济对外贸的依存度只有20%左右，但美国经济的全球化水平仍然很高，尤其在规则层面上，如关税水平、市场壁垒、货币自由兑换等方面。因此，我们要特别注意，降低经济发展对外贸的依存度，扩大内需、畅通经济内循环与提高经济的开放水平，这二者是并行不悖的。对我国来说，新一轮扩大对外开放不仅仅是数量扩大和要素自由流动，更多的应该是制度和规则与国际对接。这是新发展格局下，我们继续扩大开放的一个特点。

朱天：对于中国经济而言，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一定是要兼顾的。同时要看到，国内市场在中国经济中的比重最近十几年一直在上升，即使政策没有变化，中国经济也将顺着这个趋势发展。其实从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出口在中国整个GDP中的比重就一路下降。一方面，由于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远远快过全球经济增长速度，因此随着中国经济体量越来越大，我们出口的增长速度（也就是海外需求的增长速度）必然会慢于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出口的占比就会下降。另一方面，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对贸易的依存度自然低于相对较小的经济体，如新加坡、瑞士和韩国。美国作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它的出口占GDP比重仅为12%左右，而世界第三大经济体日本，它的出口占GDP比重也比中国要低。所以，中国对国际市场的依赖程度还会继续下降，这是经济发展的结果。

广州日报《理论周刊》：为何提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有观点认为，我国新发展格局提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是因新冠肺炎疫情冲击和外部环境不确定性加剧导致的被动应对。对此，您如何看？

徐洪才：我们是制造业大国，产业链完整，配套能力强。在此基础上，我们要稳步推进产业链的高端化，以培育经济发展的新动能。受疫情影响，有些产业链的链条断了，我们不仅要修复产业链，还要加强产业链的竞争力。对于个别的“卡脖子”环节、技术含量比较高的关键领域，我们还要提升自主创新能力，以避免“断链”风险。在目前全球都受到疫情冲击的大背景下，我们畅通经济内循环意义非同小可。

董小麟：从国际经验看，大国经济在发展过程中，需要强大的内部经济循环体系；一般来说，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大国，通常它的经济外向度是不可能太高的。我国国内市场空间其实还远没有开发完，内部市场潜力还很大，本土经济发展还有增长空间。

还要注意，世界上很多国家在从中等收入国家迈向高收入国家的过程中，没有办法实现新的突破，结果就掉入了“中等收入陷阱”。我们加快发展国内大循环，有助于为防范中等收入陷阱创造新的增长空间。此外，我国有条件做好内循环的文章。中国不仅是全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所列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而且拥有超大规模市场、庞大的中等收入人群等。

因此，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作为一个大国，无论从风险规避还是长远发展看，这样做既有必要性，也有较好的条件，更是我国主动积极作为的体现。

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不是做减法而是做增量

广州日报《理论周刊》：如何认识国内大循环与扩大开放的辨证关系？新发展格局下，中国怎样继续扩大开放？

徐洪才：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是我国一以贯之的战略抉择，不会改变，只会加强和扩大。所以，近年来我国服务业开放，特别是金融服务业开放，一直在稳步推进。要推进高质量、高水平的对外开放，就必须推进制度和规则层面的开放。比如，在推行负面清单、市场准入制度方面，在优化营商环境等方面，我们都要对标国际高标准，这个方向是不会改变的。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依然是未来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动力和源泉。

董小麟：开放的内涵应该是双向开放。我们强调对外开放，同时我们也强调对内开放。现在，我国依然是要开放，将继续参与并推进经济全球化 健康 发展。但同时，为了使得中国经济发展更加稳健，也为在完成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 目标的同时朝着下一个目标稳步前进，我们必须要加强经济内循环。但这并不是简单的增减或者说此消彼长，不是说要削减外循环。应该说，这是一个增量，我们要做的是增量。

继续扩大开放，一方面要实现更加全面的开放。原来我们的市场具有一定的集中度，但从分散国际市场风险、规避不确定因素来看，可能我们还需要更加全面地去寻找新的市场空间。另一方面，要优化贸易结构，既包括区域结构市场的优化，也包括产品结构的优化。在区域上，要着重考虑那些我们具有相对优势的市场；在产品方面，既要优化物资商品贸易，也要注重加强服务贸易。

朱天：对外当然还是要继续扩大开放。从国际贸易的理论上来讲，就算对方不开放，开放的一方还是有利的。所以，对于开放，国家也已明确，会加大开放力度，坚持推进全球化这个大方向是不会变的，也不应该变。但也要认识到，今后的对外开放并不意味着中国出口总量的不断增长，而是出口的品质和附加值的提升。比如以前我们出口的更多是中低端的产品，以后可能更多是高附加值、高 科技 含量的产品。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会相互促进，国际贸易会继续，而且会更多地强调对等，强调市场化和法治化，各种企业主体之间可以展开平等、公平的竞争。

要修炼好内功，提升国内经济效率

广州日报《理论周刊》：优化国内经济循环与扩大内需之间是何关系？如何把握好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

徐洪才：扩大内需是畅通经济内循环的重要内容。扩大内需包括扩大投资和消费。投资中的房地产投资和基础建设投资，要优化经济结构提高经济增长效率，但是更要侧重高 科技 领域、高端制造业的发展，建设制造业强国。而消费则要从就业和收入两个方面来着手。通过继续推进新型城镇化来创造更多就业机会，提高老百姓的收入水平，通过“双创”、完善 社会 保障体系，最终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规模，促进“哑铃型”的收入分配结构向“橄榄型”的收入分配结构转变。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规模，是未来“十四五”期间的重点任务，也是我国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

董小麟：要看到，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辩证关系。经济内循环做大做强做优以后，客观上能够带动经济外循环。因为我们都知道，国际上投资者、外资企业来中国的最突出动机就是因为中国有市场、市场潜力大，但原来可能主要是针对中国沿海地区市场。如果经济内循环发展起来，内地的需求大了之后，可能进一步促进外资企业在中国投资，对更好实现经济外循环带来积极效应。同样，经济外循环也可以带动经济内循环。通过经济外循环，可以把国际上先进的营商环境建设经验、先进的技术、企业管理经验吸收到国内来，以开放来促改革促发展，优化经济内循环，推动中国的改革发展进程。

徐洪才：还是“引进来”“走出去”两个方面。在把外资引进来这个方面，还是要通过减费降税、促进市场公平竞争等来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提升对外资的吸引力。另外，我们还要继续推动对外投资，对外投资要和我们国内产业发展转型升级相配套，要以我为主，外部的市场和资源都要为我所用。要防控对外投资的一些风险，包括“一带一路”合作当中，特别要注重防控财务风险。因为我们对目标市场的情况了解得还不够充分，所以更要加强这方面的研究，投资之前要做好功课。

朱天：每个国家发展经济的关键是要把自己的事情做好，修炼好内功，就是要提升国内经济效率。无论是对企业，还是国家，要想获得中长期发展，都要做好三件事情：投资、教育和技术进步，这是带动经济长期增长的三个关键点。对于企业来讲，就是要做好人才培养、不断实现技术进步、不断投资于新的生产能力。对于普通民众来说，中国经济的发展潜力还很大，不用太担心国际政治和贸易争端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中国市场这么大，中国经济很大程度上可以实现内循环，无论是企业还是个人，都将会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只要我们继续坚持改革开放，中国最好的日子还在前头。

广东要“双肩挑”，做好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文章

广州日报《理论周刊》：此次政治局会议首提“宏观调控跨周期设计和调节”，强调从持久战角度认识中长期问题。这体现了怎样的政策思路？

徐洪才：这体现了短期政策和长期政策要相结合的发展思路，既要考虑眼前又要兼顾长远。为了更长远、可持续发展，面对经济周期，我们要努力削峰填谷，通过宏观调控熨平经济周期波动。无论是“逆周期”调节，还是“跨周期”调节，其内涵都有相一致的地方，都是要减少经济的波动性，增强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

董小麟：应该说，这是政策不断完善的过程，是为了使中国经济整体发展更加稳健而做出的政策优化。从“逆周期”调节到“跨周期”调节，意味着制定政策不再局限于被经济发展周期牵着鼻子走——比方说，经济一冷了就赶紧放水、放货币出来，然后经济一热了又赶紧收缩，这种治标的方式会减少；而是控制好国内货币的整体供应和通胀问题，更多地采用开发市场本身以及让实体经济更好发展的方式来促进经济发展。因为如果不放眼更长远去看问题的话，政策的时效性可能就很短，变成短期行为。虽然市场有时候会有短期行为，但是我们说要更好发挥政府作用，那么政府就应该弥补市场的不足，应该以更长期的行为来弥补市场短期行为可能带来的一些不利。

广州日报《理论周刊》：当前形势下，广东作为改革开放前沿阵地、外贸大省，如何立足“大循环”打通“双循环”，在新发展格局中育新机、开新局？

朱天：广东是国内在开放方面做得最好的地区之一。广东有丰富的、上下游完备的制造业供应链，且在产业升级方面走在全国前列，有的高 科技 行业已经在追赶发达国家。同时，广东的民营经济相对比较发达，广东的发展空间值得期待。需要注意的是，广东尤其是粤港澳大湾区经济的发展水平相对来说已经比较高了，增长速度自然就会慢下来，今后要将重心放在提升发展质量上。

董小麟：一方面，广东要参与到国家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中，积极提供支持助力；另一方面，从自身发展来看，也要做好省内的双循环文章。为此，要给粤东西北“造血”，增强其经济发展能力，更好畅通经济内循环。同时，广东肩负着站在改革开放前沿，做好外循环文章的责任。所以说，广东要“双肩挑”，特别是要用好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重要机遇。粤港澳大湾区有很好的区位优势，一方面要依托大湾区更好地整合自己的内部资源，包括港澳资源；另一方面，面向国际市场，整合国际资源。我们要用好大湾区优势，既要继续做好世界工厂，同时也要做世界商店，做世界的银行。这也就是说，我们的制造业、服务业、金融业等，都要不断优化提升。因为这样，在做好外循环这个文章的同时也能够反馈给内循环，实现双循环相互促进。

....................................8000字 估计没人写了

已有的研究表明，海峡两岸间一方面是自然资源与生态环境、科技水平、资本实力、劳动力资源以及市场条件等方面的差异，另一方面是语言相通、地理相近等天然优势，因而农业资源的差异性与互补性十分明显，农业发展与农产品贸易等具有一定的互补优势与合作潜力[1-2]。诚如《两岸经贸论坛共同建议》所指出的：“两岸农业具有很强的互补性，两岸应结合双方的农业优势，强化研发、技术管理及行销的能力，互惠双赢，扩大两岸农业技术交流与合作的平台”①。本文拟就海峡两岸农业循环经济的提出与发展进行简要分析、对比，得出两岸循环型农业发展的异同以及两岸合作发展的可能性与必要性，以期促进两岸农业循环经济的协同发展。一、中国农业循环经济的提出与发展人与自然是一对永恒的矛盾。随着人类改造和支配自然能力的不断增强，尤其是传统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和掠夺式资源开发等，直接导致了人与自然关系的日益紧张。面对人口增长、资源短缺、环境破坏以及生态失衡的巨大压力，通过对以往发展理论与实践的深刻反思，永续发展战略已逐步成为全球的共同选择与潮流。值得关注的是，20世纪90年代末，由德、日、美等国家首先提出并加以实践的新型经济发展范式——循环经济[3-4]，通过近年的发展演变，现已被看作是实施永续发展战略的重要载体、最佳模式，同时也是保护环境和削减污染的根本手段，一些发达国家已把发展循环经济、建立循环型社会作为实现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的重要途径。在中国大陆，“循环经济”也正由一个陌生的名词和概念，逐渐上升为指导国家和地区社会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重要原则和战略，并从内涵和外延上都有很大的发展。目前，大陆已在辽宁、贵阳、广西贵港、广东南海、内蒙古包头、新疆石河子、湖南长沙等地区进行试点。但从总的来看，即使是在工业体系，循环经济也刚刚起步，在属于薄弱环节的农业更是困难重重。但这并不意味着循环经济在农业上难以取得进展，恰恰相反，农业同样需要大力发展循环经济。何况与一般循环经济相比，由于农业自身及其产业结构等方面的独特性，农业发展循环经济还具有许多先天的优势！受循环经济思想与方法的启发，在多年卓有成效的中国生态农业等持续农业理论与实践探索的基础上，人们进一步认识到，只有从循环经济的角度加以引导和拉动，才能协调好现代农业各系统和层次以及农业生产与资源配置之间的关系，最终全面实现生态品质、生物产量以及经济收入三者间的良性循环。于是，人们试图通过模拟和遵循自然生态系统物质循环和能量流动的规律，重构农业生产和生态系统，进而逐步开发出了一种新的农业发展模式——循环型农业，以使农业系统能够更和谐地融入到自然生态系统的物质循环和能量循环过程中[5]。从总的来看，在我国正式发表的文献资料中，最早提及农业循环经济的当属吴天马(2002)的《循环经济与农业可持续发展》一文[5]，最早出现“循环型农业”或“循环农业”一词的，当属陈德敏与王文献(2002)共同撰写的《循环农业——中国未来农业的发展模式》一文[6]。然而，2003年全国上下在这方面的学术研究还相当少；直到2004年，才有一些文献对此进行探讨；刚刚过去的2005年，各地农业循环经济的发展与理论研究，则呈现出了欣欣向荣的良好势头。二、大陆循环型农业的发展现状与趋势(一)关于发展模式尽管循环经济在我国的提出不过是近几年的事情，但我国其实早就有了循环经济的实践，如生态农业、生态工业等，不少案例也已总结出来(解振华②，2003)。从现实看，一些地方丰富多彩的农业循环经济实践已走在了理论研究的前面，涌现出了诸如河南天冠企业集团、广西贵糖、北京蟹岛绿色生态度假村、上海崇明的前卫村模式以及辽宁省“四位一体”日光大棚生态农业示范区等先进典型。其中，辽宁省农民首创的以生物技术为主体、以沼气为纽带“四位一体”日光大棚能源生态工程，实质上就是以农业为基础的循环经济，是农业现代化新路线的体现。此外，福建圣农集团有限公司通过主抓肉鸡主业链、生物工程副业链和有机肥副业链“一主两副”产业链③，近年来也走出了一条“资源—产品—再生资源”的循环型农业发展之路；江苏省宿迁市则根据循环型农业的发展优势与影响因素，也逐步开发出了适合当地发展的7个模式：“生态家园”循环模式、食用菌生物链循环模式、有机农业开发模式、设施农业生态模式、立体种养循环模式、农林牧渔结合型循环模式和花卉苗木生态农业模式(高良敏等，2004)。与此同时，刘慧娥等(2005)提出了通过采用节能、环保、绿色、清洁生产等一系列农业高新技术，构建以生态农业为核心的“低消耗-无污染-高产出-再利用-佳效益”的农业循环经济模式；刘志(2005)、王鲁明等(2005)分别根据陕西及山东青岛的实际，归纳、总结了当地农业循环经济发展的若干典型模式及其技术支撑体系；黑龙江及另外一些民族地区也发展出了一些典型的模式(陈青，2005；李玉明，2005；袁久和，2005)。李书民等(2005)则探讨了以畜牧业为核心，实现农作物秸秆三段循环利用与畜禽粪污两段利用的主要技术路线；汪怀建(2005)探讨了适合农业循环经济发展的若干农业生态工程模式；王奎旗等(2005)提出了我国水产业实施循环经济的“社会大循环”、“企业间循环”、“企业内循环”三个可供选择的基本模式，等等。但以上述各种模式并不代表我国循环型农业的全部，各地在研究、设计具体发展模式时，还应从当地实际出发，既可以采用一种模式，也可以多种模式并用。而且不论实行什么模式，都必须严格遵循生态学的客观规律，合理利用自然资源和环境容量，使经济和谐地融入到自然生态的物质循环之中。限于篇幅和现实条件，我们无法就各地蓬勃发展的循环型农业进行系统分析、归类，但黄贤金等(2004)曾比较全面地总结了发展循环型农业大体可以采用的模式：区域循环模式、能源综合利用模式、生态养殖模式、农业废弃物综合利用模式，以及绿色和有机农业模式；并认为上述每一类型模式又包含有一些具体的实践形式，如：生态养殖模式，就包括基于农牧结合的畜禽养殖模式、稻田生态养殖模式、高效集约式养殖和健康养殖模式等[7]。(二)关于发展方向对于如何发展我国的循环型农业，吴天马较早提出了两种面向循环经济的农业可持续发展的模式(路径)：一是以生态农业建设为基础的渐进式循环经济发展模式，二是以有机农业建设为基础的跨越式循环经济发展模式；并认为前者具有更广泛的适应性和实践意义，应大力提倡，而后者则为从根本上协调人类与自然的关系、促进人类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更为直接的实现途径[5]。陈德敏等也认为，要实现农业经济效益与环境效益的统一以至社会效益的最优化，必须实施农业清洁生产，并以我国的生态农业为基础，发展我国的循环型农业[6]。2005年10月，在《经济日报》举办的“循环经济发展战略高层研讨会”上，国家环保总局政策法规司司长杨朝飞针对我国农产品各种污染过于严重，出口越来越困难的现实，认为生态农业是今后农业发展的方向，而循环经济下的生态农业应该是农业发展的最终方向④。对此，季昆森(2005)也撰文指出：一般认为，循环经济在农业上的应用就是生态农业；实际上，循环经济在农业上的运用有更广阔的领域，其实质就是循环经济原则在发展生态农业上的运用，可称之为循环经济型生态农业。(三)关于发展策略与德国等先行国家相比，我国无论是在循环经济的理论研究还是在实践方面，都存在着较大差距。从总的来看，源于对传统农业环境后果的反思以及受循环经济思想的启发而提出的“中国循环型农业”，目前甚至还没有比较明确、统一的定义，全国上下就农业发展循环经济方面的研究，基本上还处于理解性或者概念性的初始发展阶段，尤其是对于物质循环和价值增殖等揭示农业循环经济最本质内容的量化研究和系统分析更是难得一见，仍有许许多多的理论、技术、政策以及法律法规等方面问题亟待学术界研究解决。具体来说，一是迫切需要对循环型农业进行更系统、深入的理论分析和科学解释，真正理解和把握农业循环经济丰富的科学内涵及其发展方向；二是鉴于各地丰富多彩的实践已在某种程度走在了理论研究的前面，对各地比较有代表性的循环型农业发展模式，如：立体农业，农业生产物质循环利用(规模化养猪业等)，土地、技术、资本和劳动力等要素的优化配置模式(休闲观光农业)，农业一、二、三产业的产业链联接模式(新型农业产业化)，以及生物能的开发利用(循环农业发展的新领域)等，进行更系统、深入的分析与研究(主要进行物质代谢分析及经济效益核算等，重点突出案例中的循环过程和效益评价及生态性三个方面)，努力做到既总结经验(与理论研究相呼应)，又努力发现不足，并提出改进建议或措施，也是非常迫切和有益的；三是在全国还没有出台统一的、标准的循环型农业评价指标体系之前，对循环型农业进行全方位探索和多视角的科学研究，逐步建立一个适合当地特点的农业循环经济评价指标体系与发展规划，也是学术界需要大力研究的现实课题；四是人们还应从各地资源及环境等禀赋以及当前循环型农业发展的实际出发，有选择地分析、比较有关国家或国内先进地区(包括台湾地区)循环型农业发展的一般经验与教训，从宏观、中观和微观的层面，对循环型农业的发展战略与制度 (政策)创新进行研究，为农业循环经济建设提供扎实的理论依据与实践指导。三、海峡两岸循环型农业协同发展之探讨(一)台湾循环型农业发展现状与趋势尽管台湾岛内鲜有诸如“循环型农业”等提法，但台湾省在永续农业的发展、研发与发展策略等方面已取得了很大的进展，积累了不少有益的经验。另一方面，我们也已注意到，台湾地区是世界经济、社会较发达的地区之一。特别是近几十年来，台湾地区因经济快速成长，以致工业、农业污染严重，人民健康与生活环境也日益受到威胁。一方面是人们对生活品质的要求不断提升，尤其是对饮食安全等越来越重视，绿色(有机)蔬果产品广受消费者的青睐；另一方面是人类活动已对环境造成危害及长远的不良后果，并逐渐地恶化、蔓延，正在对自身居住环境和社会发展带来负面作用。因而，面对循环经济时代的到来，两岸人民都应该从更高层次上重新探索人类到底应该生产什么、怎么生产，怎样消费、怎样生活……如：养猪业一直是台湾地区最重要的畜牧业，其产值多年来高居台湾单项农产品之首，但如何减少养猪业产生的废水污染却是直接影响并决定该产业发展的首要因素之一。据报道，2004年台湾地区废污水BOD的日产生量为4223吨，其中673吨为畜牧废水，为有效控制养猪废水污染，环保部门依据“水污染防治法”制定了具体的“放流水标准”，为达到上述管制标准，1990年来他们开始辅导业者设置废水处理设备。目前，台湾养猪场主要采用包括固液分离、厌气处理和好气处理三个阶段的“三段式废水处理系统”。但从总的来看，养猪业仍面临着产业发展与环境保护的两难处境，还须进一步改善其技术效率(萧景楷等，2006)。又以岛内香菇生产废弃物(废渣)处理问题为例。2004年台湾地区的香菇总产量为4866吨，其中袋栽香菇4714吨，约占总产量的97％。除了木屑等残渣外，袋栽香菇还产生了大量的塑料废弃物。显然，面对如此大量的废弃物，各乡镇垃圾处理场已无法代为处理，而且如此大量的废弃物也不是传统之掩埋与焚烧方法等所能解决的问题。为此，有学者提出通过立法与民间协助，进行“源头减量”与“资源回收与再生”，以降低废弃物清理成本及避免废弃物清理时所产生的环境问题；更进一步地，他们提出了基于经济诱因机制的“课税”与“补贴”的“两政策工具”，等等(魏乾城等，2006)。再以国人比较熟悉的茶叶为例，台湾地区半发酵茶的制造技术堪称世界翘楚，其品种、栽培技术、花园设施等方面均领先于大陆；而且台湾省自1987年开始引进有机农业的理念，自1995年试作，至1998年已有35户共22公顷投入有机茶生产行列，而且有机茶生产规模仍在不断成长当中……诚如台湾有机农业发展协会执行秘书陈琦俊所言：人类唯有再度回到“与大自然共生”的原点，来取得安全的食粮，才是环境和人类永续生存之道。从某种程度上讲，这一切恰恰也是工业化和城镇化快速发展的祖国大陆所需要进一步面对和妥善解决的。从这个意义上看，两岸循环型农业的发展均处于初始发展阶段，而且都迫切需要进一步推进循环型农业和永续农业的发展，其发展前景看好。(二)海峡两岸循环型农业协同发展的策略选择为促进两岸循环型农业的协同发展，结合当前循环型农业的发展现状与趋势，建议尽快研究、建立起两岸循环型农业交流与合作的制度性安排。一是要充分利用两岸现有科技合作政策和人员往来的渠道，积极开展两岸循环型农业研究人员的互访讲学、互聘客座研究人员、交换培养研究生等，通过人员的交流带动产业间的交流与合作发展；二是要通过两岸科技交流机构的协商讨论，每年轮流在两地举办1次以上综合性的循环型农业理论与实践发展研讨会，为两岸循环型农业理论研究与实践工作者们提供一个信息交流和成果共享的新平台。从总的来看，福建省在这方面具有一定的区位优势，建议由闽台科技交流协会牵头组织、发动两岸有关科研、教学单位从事循环型农业研究与实践工作人员积极参与，率先举办海峡两岸循环型农业理论与实践发展学术研讨会；三是要深入研究、探讨两岸循环型农业交流与合作的具体项目与方式方法。审视近年两岸农业技术合作项目，目前尚无循环型农业方面的项目。从两岸农业资源与科技和市场整合的现实需要出发，可以考虑共选项目、共同研发、分别出资、成果共享等的具体方法与途径。而且我们建议，作为全国海峡两岸农业合作试验区，福建省科技行政主管部门应尽快在漳州、泉州等传统对台农业科技合作示范区内，增设闽台(两岸)循环型农业合作示范区；四是要以本次两岸经贸论坛为契机，抓紧抓好新增“海峡两岸农业合作试验区”与“台湾农民创业园”的建设与管理工作。尤其是要积极创造便利条件，欢迎台湾农民、农业企业到大陆投资、兴业，积极寻求与台湾循环型农业专家与投资者们多种形式的合作与共同发展。可以肯定，通过上述努力与制度安排，必将有力促进两岸同行专家与实践探索者们多种形式的交流与合作。在此基础上，我们建议从大陆及台湾地区循环型农业的提出与内涵、发展的历程与成效、研究的进展与成果、发展的模式与方向、发展的策略与目标，以及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与潜力等方面，深入分析、比较两岸循环型农业的发展现况与前景，得出两岸循环型农业发展的异同以及两岸合作的可能性与必要性；与此同时，还应进一步研究、探讨两岸循环型农业合作的目标、模式、途径及其配套措施等，进而提出框架性的两岸循环型农业合作发展的策略及目标，以期促进海峡两岸循环型农业的协同发展。四、结束语循环经济是国际社会在可持续发展理论与实践研究中逐渐探索和总结出来的具体实践模式，农业循环经济也已在全球悄然兴起，并成为近年来国内外学术界关注的焦点之一。文章首先简述了中国农业循环经济的提出与内涵，着重探讨了大陆循环型农业发展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初步分析、比较了两岸循环型农业发展的异同及两岸协同发展的可能性与必要性。从以上分析与讨论中可以看出，两岸在循环型农业发展、研发与管理过程中，既形成了各自的特色，又呈现出了互补的态势；通过两岸交流与合作，既可以充分了解台湾地区在工业化、城市化过程中农业发展和永续农业的运行轨迹和政策措施，进一步了解台湾地区有关永续农业的一系列发展模式与经验教训；通过两岸循环型农业发展的对比分析，还可以提出一些可相互借鉴的发展模式与对策措施，以及两岸循环型农业合作发展的目标、模式及其配套措施等，达到既促进两岸循环型农业科技、信息、资源、环境等方面的优化与共享，促进两岸循环型农业的协同发展，又可为海峡两岸共同迎接经济全球化和区域化的挑战开创出新的契机。注释：①刚刚结束的两岸经贸论坛，就如何加强和深化两岸经济交流与合作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探讨，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其中，“两岸农业交流与合作问题”又取得了许多新的突破，再次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和肯定。本次论坛由中共中央台湾工作办公室海研中心与中国国民党国政研究基金会共同主办，海峡经济科技合作中心与两岸和平发展基金会共同承办，时间：2006年4月14日至15日，地点：北京。②解振华. 关于循环经济理论与政策的几点思考[N]. 光明日报，2003年11月3日.③①肉鸡主业链，即以种鸡饲养、鸡苗孵化、饲料加工、肉鸡饲养、肉鸡加工、深加工为主的肉鸡主业链；②生物工程副业链，即以鸡下脚料，如用鸡羽毛开发多肽氨基酸、鸡肠子提取胰蛋白酶等开发利用为主的生物工程副业链；③有机肥副业链，即以鸡粪加工成生物有机肥，带动有机种植业，实现资源的综合、高效利用。④韩超. 循环经济与农业实践——经济日报循环经济发展战略高层研讨会(2005年9月24日至25日)侧记. 经济日报网站，2005-10-10.【参考文献】[1]彭作奎. 加入WTO后两岸农业发展的互补性与合作前景[A]. 见：加入WTO的两岸农业：投资、贸易与合作[C]. 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03，22-31.[2]邓启明，李建华，黄献光. 海峡两岸农产品贸易的现状与发展[J]. 农业经济问题，2005(12)：34-37.[3]冯之浚主编. 循环经济导论[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4]欧明豪，宣亚南，郭忠兴，等. 循环型农业若干问题探讨——以江苏省为例[A]. 见：黄祖辉，杨列勋，陈随军主编. 农业经济管理论文集[C]. 北京：科学出版社，2005，450-459.[5]吴天马. 循环经济与农业可持续发展[J]. 环境导报，2002(4)：4-6.[6]陈德敏，王文献. 循环农业——中国未来农业的发展模式[J]. 经济师，2002(11)：8-9.[7]黄贤金主编. 循环经济：产业模式与政策体系[M].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