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锁记硕士论文范文

王安忆谈《金锁记》一个苍凉的故事衍生出多个艺术版本就在王安忆将自己的长篇小说《长恨歌》改编成话剧之后不久，这位当代文坛颇负盛名的女作家再一次从幕后走向台前，成为戏剧界关注的焦点。记者在上海话剧艺术中心一位女导演的协助下，采访了正忙于排练的王安忆。王安忆介绍说，话剧《金锁记》将参加即将举行的第六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首演定在10月19日。王安忆认为，张爱玲的小说《金锁记》之所以能成为名篇，并非故事情节多么跌宕起伏，而是因为出色的语言张力以及对封建制度犀利的批判性。《金锁记》讲述了女主人公曹七巧富有悲剧性的一生。曹七巧本是麻油店老板的女儿，泼辣而富风情，却不幸被贪钱的兄嫂嫁到大户人家，因出身低微，备受歧视与排挤，在瘫痪的丈夫去世后，曹七巧分得一份遗产。但是长期以来的种种压抑、煎熬与旧式大家庭气息的熏染，已使她人性扭曲，被黄金枷锁紧紧套住，只知一味敛财，了无亲情，甚至戕害儿媳，断送女儿的婚姻，变得极其自私、乖戾、刻毒。作品有层次地展现了曹七巧的人性被践踏、受残害，最终灭绝的过程。记者：目前电视剧《金锁记》正在播出，这个电视剧版本大大地丰富了张爱玲原著的故事情节，对主人公曹七巧的少女时代进行了一番美好的描绘。但您在改编原著的过程中恰恰相反，开场便把婚后性格开始畸变的“曹七巧”和盘托出，没有一个从单纯的少女性格渐变的过程，是否会让一些没有读过原著的观众难于理解和接受？王安忆：我认为张爱玲的小说本身就很通俗，并不难理解，相信观众也可以读懂舞台上的《金锁记》。再者，对于曹七巧的少女时代，原著中本来就着墨不多，我只是想表现她的性格的变异和命运的悲剧性。记者：电视剧《金锁记》的故事很好看，但不是张爱玲小说的韵味。导演说，小说读者与电视观众的欣赏习惯与角度不同，如果完全按照原著拍，电视观众肯定看不下去。您改编的《金锁记》更侧重于展现原著的哪些方面？王安忆：原著衍生出的不同艺术形式，一定是各有侧重的。《金锁记》被多角度地演绎是不可避免的。张爱玲将纯文学与通俗文学的各自优长汇于一身，将小说推向大俗大雅的境界，从而形成自己的魅力。我认为《金锁记》吸引我的是世俗性，是人间烟火气。这使得她的小说从晦暗中明朗起来，世俗性其实也是人性，是大众的人性。张爱玲受鸳鸯蝴蝶派的影响很大，但又不是一味沉迷在男欢女爱的主题中，她很冷静，很敏感，所以《金锁记》这部小说有着强烈的社会批判性。我的版本中批判性是强于张爱玲原著的。当然故事性与戏剧性也会兼顾到的。两位才女重铸《金锁记》王安忆与黄蜀芹分别是当代文坛、影坛才女。二人此番联袂排演《金锁记》备受瞩目。其实，两位才女的父亲曾是上海人民艺术剧院的同事。王安忆的父亲是原上海人民艺术剧院的著名导演、作家王啸平，黄蜀芹的父亲则是被西方戏剧界称之为与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布莱希特、梅兰芳齐名的戏剧大师、原上海人民艺术剧院院长黄佐临先生，他在上个世纪60年代提出写意戏剧观，对戏剧界的影响至今不减。因为话剧，两位老艺术家的女儿再续前缘，共同排演《金锁记》。记者：您改编《金锁记》的初衷是什么？王安忆：我很喜欢戏剧，喜欢它在空间中展开与实现的虚拟方式。但我个人写作的特点比较含蓄。所以，我要写戏剧，必须先到别人的东西里借一个“核”，这就是戏剧的“核”。记者：改编《金锁记》，您遇到的挑战是什么？王安忆：我改编剧本最大的挑战便是将藏着的推到表面，黄蜀芹导演给我最重要的提示就是这一切都要正面表述。还有，人物的纠缠回合要多。我理解这就是戏剧性。而我向来是倾向于含而不露，写小说本来就容易伤于纤巧。所以这次写作也可给予我一次练笔的机会，练的就是“强烈”。记者：话剧《金锁记》您改了几稿？王安忆：改了三稿。第一稿是按时空交错的结构方式写，与原著差异比较大，现在的这稿基本是按小说的顺序来写的，比较忠于原著。记者：张爱玲对《红楼梦》很有研究，读过《金锁记》的人会感觉到小说的语言受到了《红楼梦》的影响，在改编过程中，对于这点，您是如何把握的？王安忆：《金锁记》里原有的人物语言我几乎全部调动起来，当然还需要增加、加强、夸张。小说的语言与戏剧完全不同，小说是叙述性的，是客观的表意表情，而戏剧却是主管。我要学习各种人的说话风格，还要有较为响亮的节奏，我不知道是否做到了。记者：黄蜀芹导演称赞您改编的剧本非常好，戏剧冲突很到位。对于黄导这部话剧“处女作”，她强调话剧的本质，即话语本身所带来的戏剧张力。她加强了演员的形体表现。您对导演与演员的表现还满意吗？王安忆：满意。我认为，由于黄蜀芹强调话语冲突和形体表现，全剧高潮迭起。演员在表演上都下足了功夫，无论是上海电影制片厂的女演员吴冕、这次跨行上阵的京剧名角关栋天，还是一批年轻演员，他们的表演整体感觉恰到好处，并且丝丝入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