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西方哲学论文题目

西方哲学中国化是一个崭新的命题,其重要意义不仅在于提出一种新的理论,更在于为西方哲学研究提出了一种新的研究范式。下面是我为大家整理的西方哲学论文，供大家参考。

西方哲学论文 范文 一：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

论文摘要：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是他全部认识论哲学的起点，也是他“普遍怀疑”的终点。他从这一点出发确证了人类知识的合法性。也就是说：笛卡尔是唯心主义者，但并不是从此命题看出来的，我思故我在并不是唯心命题，而是纯粹认识论的内容。说笛卡尔是唯心论者是纵观他的哲学体系而得出的结论，而并不是从这一命题既不是唯物也不是唯心 。“当我怀疑一切事物的存在时，我却不用怀疑我本身的思想，因为此时我唯一可以确定的事就是我自己思想的存在”。我无法否认自己的存在，因为当我否认、怀疑时，我就已经存在!所以，否认自己的存在是自相矛盾的。而否认和怀疑是一种思考活动，所以他说，我思故我在。并非是平时所说的“我思考，故我存在!

关键字：笛卡尔 我思故我在 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 哲学思想 文艺复兴 要了解笛卡尔的哲学思想必然先得了解其人的生平。笛卡尔简介：

勒奈·笛卡尔(René Descartes，另译笛卡儿，1596年3月31日生于法国土伦省莱耳市-1650年2月11日逝于瑞典斯德哥尔摩)，法国哲学家、数学家、物理学家。他对现代数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因将几何坐标体系公式化而被认为是解析几何之父。他还是西方现代哲学思想的奠基人，他的哲学思想深深影响了之后的几代欧洲人，创立了“欧陆理性主义”(ContinentalRationalism)哲学。 生平笛卡儿出身于一个地位较低的贵族家庭，父亲是布列塔尼议会的议员。在他8岁时笛卡儿就进入拉夫赖士(La Fleche)的耶稣会学校接受 教育 ，受到良好的古典学以及数学训练。1613年到巴黎学习法律，1616年 毕业 于普瓦捷大学(Université de Poitiers)。毕业后笛卡儿决心游历欧洲各地，专心寻求“世界这本大书”中的智慧。因此他于1618年在荷兰入伍，随军远游。1621年笛卡儿退伍，并在1628年移居荷兰，在那里住了20多年。在此期间，笛卡儿专心致力于哲学研究，并逐渐形成自己的思想。他在荷兰发表了多部重要的文集，包括了《 方法 论》、《形而上学的沉思》和《哲学原理》等。1649年笛卡儿受瑞典女王之邀来到斯德哥尔摩，但不幸在这片“熊、冰雪与岩石的土地”上得了肺炎，并在1650年2月去世。 1663年他的著作在罗马和巴黎被列入禁书之列。1740年，巴黎才解除了禁令，那是为了对当时在法国流行起来的牛顿世界体系提供一个替代的东西。说Rene Descartes(笛卡尔)是法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哲学家大概也不过分。德国存在哲学大家Heidegger(海德格尔)曾说：“自从Leibniz(莱布尼兹)以来，德国思想界所达到的，Descartes的基础理论的(各种)主要发展(变化)，丝毫没能超越这个基础理论，而恰恰展开了它形上学的广度，而为十九世纪创造了前提。但是，在笃信 经验 主义和唯物主义的人们眼里，Descartes却有一个致命的把柄被人抓在手里，那就是他那句回荡了几个世纪的 名言 ：“我思故我在”。这句被Descartes当作自己的哲学体系的出发点的名言，在过去的东欧和现在的中国学界都被认为是极观唯心主义的总代表，而遭到严厉的批判。很多人甚至以“存在必先于意识”、“没有肉体便不能有思想”等为论据，认为Descartes是“本末倒置”、“荒.唐可笑”。我们读书论坛就有一位网友特意为自己起了“我在故我思”的笔名，以示对唯物主义的坚定信念。

笛卡尔的主要科学哲学思想：笛卡尔的哲学开始与科学，他是一位伟大的数学家和物理学家，在天文学上也有很深的造诣。笛卡儿对数学最重要的贡献是创立了解析几何。笛卡儿成功地将当时完全分开的代数和几何学联系到了一起。在他的著作《几何》中，笛卡儿向世人证明，几何问题可以归结成代数问题，也可以通过代数转换来发现、证明几何性质。笛卡儿引入了坐标系以及线段的运算概念。笛卡儿在数学上的成就为后人在微积分上的工作提供了坚实的基础，而后者又是现代数学的重要基石。在物理学方面，笛卡儿也有所建树。他在《屈光学》中首次对折射定律提出了理论论证。他还解释了人的视力失常的原因，并设计了矫正视力的透镜。力学上笛卡儿则发展了伽利略运动相对性的理论，强调了惯性运动的直线性。笛卡儿发现了动量守恒原理。他还发展了宇宙演化论、漩涡说等理论学说，虽然具体理论有许多缺陷，但依然对以后的自然科学家产生了影响。

笛卡尔之思与在。(cogito，“意识”或“语言”)(being，“ 有”或“是”)?“思”外之“在”是否只是“思”为自身所建构的逻辑基础和合理性根据?如果“思”外有“在”，它如何在“思”中显现、如何被言说?如果“思”外无“在”，我们的意识为何能自觉到自身的非自足性而去寻索一个“思”外的存在论基础?如同康德所言人性中潜存着形而上学的本能冲动，言说不可言说者成为哲学的千古悖论。古代哲学撇开其显现方式而直接断言终极实在，笛卡尔则居于二者之中。人们一般认为笛卡尔确立了人类理性而摧毁了上帝的权威。的确，笛卡尔之后的很多西方近现代哲学家只能在自明的意识范围内谈论“在”的问题，但笛卡尔《第一哲学沉思》的副标题是：“展示上帝的存在和人的灵魂与身体的差异”。他在第三、第五沉思中以“上帝”的名号探讨终极之“在”，这种探讨与第一、第二沉思的反独断论相结合，形成了全新的现象学存在之思。当笛卡尔确立了近现代哲学的自明性原则而步入自我学之后，他没有像其后继者一样停留在那里，而是很快跨越了出来。

在此，笛卡尔所走的第一步是把近现代哲学引上自我主体的路向，这一步的任务是清除独断的终极实体和上帝存在的问题。“我一直认为上帝和灵魂这两个问题，应该是借助于哲学的论证而不是神学的论证去阐明的基本问题。”(Descartes，1986，p. 3)如同黑格尔所评说的，怀疑一切是笛卡尔哲学的第一要义。现在让我们追寻一下笛卡尔式的怀疑的思路。笛卡尔按照认识的顺序而怀疑，笛卡尔首先揭示了感官的欺性：“有时候塔从远处看是圆形的，而从近处看则是方形的„„我发现外知觉的判断是错误的„„任何我曾经认为在我清醒时所拥有的感性经验，我都同样可以在睡梦中拥有。”(Descartes，1986，p. 53)笛卡尔花了较大的篇幅讨论睡梦的问题。经验实在论认为我们通过感觉经验可以达到客体实在，认为一旦我们感觉了，我们就是感觉到了某种引起我们感觉而又处于感觉之外的对象客体。但我们每个人都在睡梦中感觉过并不具有实在性的东西，尽管在梦中我们坚信其实在性。对梦的思考给东西方哲学大师们以极大的启示。“庄周梦蝶”更是逼近本体论思考：人们皆以为庄周为现实，蝴蝶为梦，庄子反问之，为何不能是蝴蝶为实而庄周为梦?“不知周之梦为蝴蝶与”还是“蝴蝶之梦为周与”?笛卡尔和庄子一样，也认为从意识的直观性而言，笛卡尔说：“于是我决定把一切曾经进入我的心智的事物都认为并不比我梦中的幻觉更为真实。”而追问“无”，即是言说不可言说者。在逻辑和语言终止之处，维特跟斯坦的“神秘”、海德格尔的“诗”开始进入哲学话题。笛卡尔顺着安瑟伦的思路进入信仰之思而探讨终极的“在”，也就有着逻辑的必然。笛卡尔没有直接强言不可言说的“无”，而是通过描述剖析“有”的非自足性而间接地言说“无”，因此他的终极之思亦是现象学之思。 笛卡尔的哲学思想更让他运用于自然科学之中，然后又相互理解由此及彼。他从逻辑学、几何学和代数学中发现了4条规则：

1. 绝不承认任何事物为真，对于我完全不怀疑的事物才视为真理;

2. 必须将每个问题分成若干个简单的部分来处理;

3. 思想必须从简单到复杂;

4. 我们应该时常进行彻底的检查，确保没有遗漏任何东西。

笛卡儿将这种方法不仅运用在哲学思考上，还运用于几何学，并创立了解析几何。笛卡儿第一步认为怀疑就是出发点，感官知觉的知识是可以被怀疑的不能信任我们的感官，所以他不会说“我看故我在”、“我听故我在”。 从这里他悟出一个道理：我们不能怀疑“我们的怀疑”意指 我们无法怀疑的，是我们正在“怀疑”这件事的“怀疑本身”，只有这样才能肯定我们的“怀疑”。 而当人们觉得理所当然或习以为常，他却感到疑惑，由此他推出了著名的哲学命题――“我思故我在”(Cogito ergo sum)。 笛卡儿将此作为形而上学中最基本的出发点，从这里他得出结论，“我”必定是一个独立于肉体的、在思维的东西。笛卡儿还试图从该出发点证明出上帝的存在。 笛卡儿认为，我们都具有对完美实体的概念，由于我们不可能从不完美的实体上得到完美的概念，因此有一个完美实体――即上帝――必定存在。 从所得到的两点出发，笛卡儿继续推论出既然完美的事物(神)存在，那么我们可以确定之前的恶魔假设是不能成立的，因为一个完美的事物不可能容许这样的恶魔欺人们，因此我们可以确信“这个世界真的存在”，而且数学逻辑都应该是正确的。现实世界中有诸多可以用理性来察觉的特性，既它们的数学特性(如长、宽、高等)，当我们的理智能够清楚地认知一件事物时，那么该事物一定不会是虚幻的，必定是如同我们所认知的那样。

虽然笛卡儿证明了真实世界的存在，他认为宇宙中共有2个不同的实体，既思考(心灵)和外在世界(物质)，两者本体都来自于上帝，而上帝是独立存在的。他认为，只有人才有灵魂，人是一种二元的存在物，既会思考，也会占空间。而动物只属于物质世界。

笛卡儿强调思想是不可怀疑的这个出发点，对此后的欧洲哲学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我思故我在 所产生的争议在于所谓的上帝存在及动物一元论(黑猩猩、章鱼、鹦鹉、海豚、大象 等等都证实有智力)，而怀疑的主要思想，确实对研究方面很有贡献。

因为一个完美的事物不可能容许这样的恶魔欺人们，因此我们可以确信“这个世界真的存在”，而且数学逻辑都应该是正确的。现实世界中有诸多可以用理性来察觉的特性，既它们的数学特性(如长、宽、高等)，当我们的理智能够清楚地认知一件事物时，那么该事物一定不会是虚幻的，必定是如同我们所认知的那样。虽然笛卡儿证明了真实世界的存在，他认为宇宙中共有2个不同的实体，既思考(心灵)和外在世界(物质)，两者本体都来自于上帝，而上帝是独立存在的。他认为，只有人才有灵魂，人是一种二元的存在物，既会思考，也会占空间。而动物只属于物质世界。

这种终极存在的观念，不可能来自于外在经验，也不可能来自于自我的创造，因此追寻终极观念的来源，“唯一的可能性选择就是它被天赋在我的心灵中”。我们应该特别注意笛卡尔的这段话：“我用‘上帝’这个词来指其观念存在于我心中的那个‘在’，我无法达到这种‘在’所拥有的所有完善性，但却能以某种方式在我的思维中达到它。”

参考文献

罗素《西方哲学史》

刘华《存在哲学》

King，Magda，2001《剑桥名人史》

西方哲学论文范文二：西方哲学史论文——东西方哲学比较浅谈

从古希腊先哲们开始，西方哲学就建立在严密的逻辑分析推理的基础上，这种层层递推的思维必然导致数学的发达，于是毕达格拉斯主义就顺理成章的成为了西方哲学的中流砥柱，西方人思维的特点，逻辑性强、规则性强、进攻性强、思维严密、对自然知识和终极真理的追求有无法遏制的狂热等无一不是由此衍生出来的。而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哲学恰恰相反，在漫长的数千年的历史发展中，把儒学、道学、佛学完美的融合在一起，安静、圆通、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追求心灵的不断净化，最终达到出于宇宙融于宇宙的境界。冯友兰先生说“中国的哲学家不需要科学的确定性，因为他们想知道的只是自己;同样的，中国哲学家不需要科学的力量，因为他们想征服的是自己的心灵。对他们而言，智慧的内容不是知识，其功能也不在于增加自己的财富。”

简言之，西方哲学的目的在于增加积极的知识，东方哲学的目的在于提高心灵的境界。前者必然以不断的发展、不断的扩张、不断的进攻、不断的破坏来达到目的，以无法遏制的欲望作为推动自身发展的唯一动力;后者强调适可而止、物极必反、和谐静谧、天人合一，以知足长乐为座右铭。

古希腊哲学对西方世界最大的影响莫过于留下了逻辑概念，这一点正是我们，中国的科技工作者，今天所羞愧的，因为我们的老祖宗并没有这个遗产。然而这种严密的逻辑概念又怎样呢?其基础不过是同一率(A是A)、矛盾率(A不是非A)和排中率(A不能既是A又是非A，也不能即不是A又不是非A)，这一理论对西方人影响之深以至于他们无法理解“X既是A又是非A”，并且对逻辑的追求也一发不可收。中国哲学里占主导地位的是与西方相反的悖论，即不追求清晰的逻辑关系，对混沌状态的接受程度比较高。西方哲学把重点放在思想上，指望通过不断的逻辑推理找到终极真理。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差异呢?究其原因就让我们从东西方哲学的产生条件进行对比：任何事物都有一个产生的阶段，产生的过程也许不是明朗的，相反却有可能是模糊不清的。这就需要去探寻事物产生的源头，从头开始，厘清事物发展的脉络并且试图预期事物的未来发展，哲学也不例外。在对西方哲学的研究中，古希腊是不能抛开的一个必经环节，古希腊哲学就是西方哲学的源头。西方哲学起源于古希腊，并且经历过古希腊哲学、__哲学、近代哲学、现代哲学等阶段，在其长期的发展过程中，西方哲学所关注的哲学问题也在不断地变化，先后出现近代哲学和现代哲学的两次转向，近代西方哲学所探讨的问题主要集中在认识论方面，而现代西方哲学则开始向人本主义转变(当代的哲学特征并不明显，以后现代命名的宽泛的 文化 更分布在文艺批评、人类学以及一些边缘的问题研究，但仍然处于现代西方哲学的发展阶段)，尽管在古希腊之后的西方哲学发展不尽相同，但其承继的仍然是古希腊的哲学精神——都表现为对各种现象之后的原因的关注和对确定性的追求;而中国哲学的产生，并不象西方哲学那样可以找到明确的起点，也没有出现类似古希腊早期的哲学家试图截然与传统分开或创立新的传统。多数学者认为中国哲学是从《易经》开始甚至可以上溯到更早的阴阳五行等观念，而此后中国哲学、科学的发展以及理论依据往往都来自于这些传统观念。纵观整个中国哲学，各种学说的前后相继性很明显，各个学派所讨论的问题虽然有所不同，但是主要都集中在政治伦理方面，即都表现为对人的关怀和规范。

哲学的产生需要一定的自然、社会和经济条件，作为西方哲学初始阶段的古希腊哲学如此，中国哲学也不例外。但是由于古希腊典籍的缺乏，资料不齐全，所流传下来的往往是一些传记学家或者是哲学家的零碎记载形成的残篇，这对于全面了解古希腊哲学家的思想以及中西哲学的对比有很大限制。以下所进行的主要是古希腊哲学和中国哲学的产生之初的条件对比，以此试图揭示中西方哲学在源头之处的不同，从而更好地理解两个哲学的方向和发展，最终达到两者相互的交流和融合：

第一，自然条件：古希腊境内多山，不具备农耕的条件，没有如同多数文明古国那样有丰饶的土地，但是却适合 种植 果树，其尤为盛产的是葡萄和橄榄，其生产的葡萄酒和橄榄油多数用于对外出口，因此从根本上说，古希腊还是农本经济，而不是一些学者所认为的商品经济。在陆路交通不畅和不具备如同中国那样农耕条件的情况下，古希腊的经济要发展必须利用它的良好的海岸线，大力发展海上贸易，进而才能够通过海上与其他地区交往、交流，互通有无，所以，古希腊在海上贸易过程中形成相对比较发达的商品经济。在与其他地区的经济交往过程中，有机会接触到不同的文明(例如对亚细亚文明和埃及文明等当时先进文明)，学习和汲取它们的文明成果和文化精华，并且对之进行批判、改造和综合，从而形成具有古希腊特色的哲学-科学文化。在自然因素这一条件中，中国的地理环境和古希腊存在着较大的差别，因为中国与古希腊的自然条件不同，首先，中国有着广袤而丰腴的土地以及便利的陆路交通，农业比较发达，经济的交流主要通过内陆各个国家(甚至只集中在几个诸侯国)之间的互通有无，而不必也难以(因为尽管中国也有漫长的海岸线，但是太平洋在当时的航海条件下是无法跨越的)通过海上贸易交往来实现经济发展。其次，在古代，由于交通条件的限制，同一地域的文化往往具有相似性，例如在中国的周边国家的文化要么没有根本区别(如印度文明)，要么是中国文化的“文化卫星国”，虽然在具体表现上有所不同，但在本质上都是面向自身的“内在文化”，这样的外在条件使中国文化的视野被限制在一个类似的传统环境当中，成为一种内向型文化。再次，中国的文化是当时的先进文化，先进文化往往难以接受和认同落后文化，而落后文化却能较好地接受、认同先进文化(如古希腊、日本等)，因而，在这种诸多的自然条件影响下，造成古代中国与其他不同的文明交往较少，进而引进其他文明的先进文化也较少，从而形成了独特的、稳定的和完善的文化结构。这些自然条件使中国哲学的特征表现为一种封闭的自我发展，具有稳定性。

第二，社会条件：由于古希腊自然因素的阻隔使其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难以形成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国家，各个城邦被自然而然地隔离开来，这也就有利于各个城邦独立自由发展，多种政体在相对独立的情况下依照城邦的实际情况不同而出现，并且创造了诸多形式的政体，有僭主制、寡头制、贵族制、共和制、民主制、君主制等形式。这种状况“实在得益于这一地区在一定生产力水平以及希腊人政治组织能力下的相对割裂的地理环境”。在多样性的环境里能促进相互之间的比较和思考，人们的思想也呈现出多样化，激发人的批判精神和创造能力，也有利于在相互比较中形成新、更正确的认识。另一方面，在一些较为宽松的城邦里形成了古希腊著名的民主制，这种民主制总体上为哲学的产生提供了社会条件，因为在民主制度下，自由思想和相互 辩论 可以允许合法存在，它允许甚至保护公民自由思想的权利，有利于使一些背离传统的或与时下流行的思想得以产生和发展，甚至成为一种社会风尚——一些权贵常常邀请一些“社会名流”进行聚会、探讨，极大地促进思想的多样性，一部分人试图开辟另一些道路或者对传统进行批判——而不是简单继承，用于提出自己的观点，在这种自由的环境下，对传统(主要是巫术和神话)采取超越成为可能，由此形成古希腊哲学的新的传统：超越传统。

因此古希腊哲学具有科学精神和不断超越的特点，因此城邦制和民主制为古希腊哲学的产生创造了必要的社会环境。在中国，虽然较早形成中央集权的国家，有利于经济的迅速发展，但是由巫术、仪式直接继承下来的敬天、祭祖的传统思维，在宗法制度的制约下，产生了以家庭为中心，注重人与人的关系以求得身心内外谐调的价值取向，在大一统的国家内形成具有自身的特点的中国文化，并通过国家权力来强力推行，使思想传统较早形成和比较一致。另一方面，较严厉的思想钳制使思想自由被限制在狭窄的范围内(尽管在春秋战国时期出现了中国哲学的繁荣时期，但是这已经是在传统定型的前提下继承下的发展)，能够进行讨论、研究和辩论的空间较小，多数思想家把传统思想当作政治行为、礼仪和道德规范的主要来源，使中国哲学整体朝向伦理(政治)的方向进一步发展。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子百家的观点虽然不尽相同，但是都无法超越传统，都是在传统所限定的范围内展开，他们的学说也试图从古代的 传说 和古籍中寻求证明，用以支持自己的学说，这也表明了中国哲学对传统的态度并不是采取积极的批判，而是继承和诠释，这种态度被强化成为中国哲学的主流：继承传统。

第三，经济条件：社会、经济的日益发展，物质资料日益丰富，使一部分人能够直接脱离物质生产劳动，而从事脑力劳动。亚里士多德认为，哲学的产生来自于“人生的必需品以及使人快乐安适的种种事务几乎全都获得了以后”因此，在古希腊，探讨政治和哲学在社会经济发展后获得了物质前提，只不过多数人主要思考政治问题，有一部分人则转移了注意力，把对政治体制和政治规范以及对人和社会的关注转向对自然和现象之后的原因的关注，用理性而不是经验去探求现象之间的因果关系，他们惊叹于自然的各种现象的奇妙，“他们先是惊异于种种迷惑的现象，逐渐积累一点一滴的解释。对一些较重大的问题，，例如日月与星的运行以及宇宙之创生，做成说明”。并试图寻求在各种自然现象后面的非神的、恒定的原因，试图用理论来论证其合理性，注重概念的明晰和逻辑的严密，进而产生古希腊独特的哲学-科学 思维方式 。但在中国古代，经济的发展应当比古希腊时期更为繁荣，可拥有物质满足前提的中国为什么没有如同古希腊那样对自然“惊异”呢?其原因在于：一方面是中国 传统文化 重视经验的作用。在中国的各种理论当中，无论是科学技术还是伦理道德都需要具有可实践性，就是哲学也不例外，因此，中国的古代科学一直具有丰富的实用技术和各种发明创造，但却缺乏科学理论资源;另一方面，中国的知识分子阶层(士人阶层)也同样处于物质满足的前提下，但是他们在社会地位上并不是独立的，必须依附于权贵，被权贵豢养，因而需要为权贵的争权夺利斗争服务，因此士人关注的焦点放在政治斗争、权利斗争中，而不是如同古希腊的哲学家那样关注自然等对现实“无用之事”。

相反，在古希腊，哲学家与权贵的关系一般来说是平等的，人格是独立的，甚至有的哲学家本身就是贵族，因此可以自由、自主地进行思考。在中国相对例外的是老子和庄子，他们都不是为贵族服务的士人，他们的哲学思想与古希腊的哲学思想也最为相像，都提出了关于本原(甚至更进一步提出“道”的一般性本原的规定性)的观点和较为丰富的辩证法观点，但他们所形成的道家文化并没有成为中国文化发展的主流，反而在中国文化关注人事的大方向决定下，道家最后也变成主要地关注人的生存问题，他们虽然也探讨自然，但其最终目的是为了个人的自我修养，而不是找到世界的本原，从而形成与古希腊哲学的不同的发展方向，最后成为一种修身养性的宗教。再次，古希腊哲学把自然当作一种认识对象，而中国从原始神话和原始宗教影响下形成的“天人合一”思想传统以及敬天、孝祖的思想对中国哲学的发展起较大影响，其中的是“敬天”的思想尤为重要，“敬”在于相信和畏惧，也就把天当作一个不可怀疑具有神圣地位的东西，至于这个“天”是神还是其他的什么，在中国传统思想看来是不证自明的，没有必要也不用去关心，所以“天”并没有西方神话和宗教那样的神的巨大力量，也不具备事物本原的至上地位，虽然万事万物都是从“天”产生，但是却需要阴阳变化、五行化生才能产生万事万物，因而没有形成如同古希腊哲学那样的绝对性思维方式。总而言之，中国文化在面对自然事物时，总是避开了对自然现象背后原因的关注，更多地落到现实当中，通过经验解决现实当中出现的问题和对人的行为的规范，古希腊哲学重在“是什么?”，而中国哲学则探讨“怎样做?”。

以上所探讨的是中西方哲学的不同思想比较以及中西方哲学在产生之初的条件的相互对比，从中看出中西方哲学在方向上和方法上的巨大差异，但从对比中找出两者的差异并不重要，更重要的是要找到一个中西方哲学融合的新的立足点、结合点，从而形成一个坚实的基础，实现中西方文化的融合和中国文化的伟大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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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西方哲学的不同流派和不同哲学家，都重视并深入研究知识和真理、自然和人、语言和意义等问题。他们通过对这些问题的探讨，阐明自己的观点。通过对这些问题的叙述也可以看出现代西方哲学发展的新动向。 现代西方哲学中关于真理问题和确定性问题的争论，源于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对这两个问题的解答。按照亚里士多德所下的经典定义，真理是思想、判断和实际情况的符合。后来，在真理问题上恪守这一定义的都被称为符合论。在现代西方哲学中，不少哲学家坚持真理的符合论或真理的客观性，其中最著名的是塔尔斯基和波普尔。但反对符合论，或以某种形式的贯通论代替符合论的哲学流派和哲学家，则占压倒优势。攻击符合论的第一次浪潮是由实用主义者和新黑格尔主义者掀起的。新黑格尔主义者一般采取典型的贯通论，把真理解释为判断或表象之间的一致性。实用主义者则提出贯通论的新形式。如皮尔士把真理定义为在理想的研究条件下被证实的、或者说在研究结束时被接受的东西。这种所谓新的形式称做“证实论”。20世纪初，许多经验论者包括维也纳学派的成员和彻底经验主义者，都把整个“真理”概念当作“形而上学的”加以拒斥。例如，杜威就以“有理由的可断定性”代替“真理”概念。后来,更多的经验论者赞同皮尔士的观点,即用理论是否最好的问题代替理论是否真的问题。他们认为，提出和回答“最好的科学理论是真的吗？”是没有意义的。实用主义新一代的代表既反对先验哲学关于概念形式必定符合于直观内容的论证，也反对科学实在论者寻找语言和世界的某种特殊关系的努力，他们强调理论和我们所认识的世界是同一个东西，并认为现代认识论为经验科学辩护的整个纲领是徒劳的。这样，实用主义就最终演变为历史相对主义。库恩等人还把真理解释为一致的意见，亦称“同意论”。这是贯通论的最新形式。攻击符合论的第二次浪潮来自存在主义、现象学和哲学解释学。特点是以解释代替客观真理，以相对主义反对符合论，最终从根本上取消真理概念。在这些攻击者之中，最著名的代表人物是海德格尔。他批判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以来的“西方形而上学”，实际上就是批判真理的符合论。他很不满意胡塞尔仍然接受符合论，力图把解释学改造为此在的解释学。梅洛-庞蒂也反对符合论,试图恢复各种经验，如审美、梦、神话和知觉等的真理性，使其与科学经验并列，并使真理多元化。符合论受到的最严重的挑战是来自于解释学的整个思潮。解释学本身是以对客观主义的形而上学、自然科学思维方式和真理概念的根本批判为特征的。它和后期结构主义在真理问题上，都陷入了极端的相对主义。例如，福柯拒绝承认实证论者所谈的事实，认为“事实”不过是原来的解释的伪装。对事实的解释就是对原有的解释的解释，而且解释永远不会终止。他认为没有任何有待解释的绝对原始的东西，因为从根本上说一切都已经解释了，每一个记号也都是其他记号的解释。德里达同样用记号或文本的解释代替真理的发现。他认为不可能把记号和指称区别开来。因为，每一记号都是表示者，而它的指称则是另一个表示者，但决不是胡塞尔所说的具体呈现在人们面前的“物自体”。符合论所受到的第三次攻击来自分析哲学内部，尤其是科学实在论者H.普特南。科学实在论主张语言和世界之间有一种特殊关系，这种关系能表明为什么一贯的理论同时又是符合于实在的理论。塞拉斯认为这关系是摹写或描绘。普特南则把科学理论看作一种“世界的地图”，但他后来又把认为指称在理论或描述系统之外的主张，称为“形而上学的实在论”，并以此区别于主张指称内在于理论或描述系统的“内在实在论”。普特南也不再相信那种决定指称与真理的“符合”关系。他根据数理逻辑的司寇伦定理攻击符合论。普特南把这个定理应用于任何对象域，认为只是在一个信念系统，即在分类和命名系统内部才谈得上指称这个或那个对象，而在不同的信念系统之间，相同的词、句则可以谈到不同的对象，并没有什么“符合”关系。但普特南所证明的只是，不能用初阶逻辑（见一阶理论及其元逻辑）表达的一类真命题成功地指称对象。他并未证明人们不能通过任何其他途径实现独立的指称。在他看来，“真理”是某种理想化的或合理的可接受性，而不是与心外的或语言之外的“实际情况”相符合。普特南自称他已经结束了延续2000多年的符合论的生命，实质上他不过是用另一种形式的贯通论代替符合论。其他种种形式的贯通论者都不只一次地宣告符合论的死亡，可是他们的后继者却仍在连续不断地攻击符合论，这从反面说明了符合论所具有的顽强的生命力。 确实性是西方哲学家们长期追求的目标。亚里士多德认为科学知识是确实的被证明的真理。理性论者和经验论者通过不同的途径，从知性直觉或者感觉经验中，寻求确实性。康德试图在主体的结构中,现代经验论者试图在语言系统中，寻找知识确实性的基础。在现代西方哲学的主要流派中，继承亚里士多德以来的传统，坚持科学知识应当是确实无疑的，有胡塞尔的现象学派、新康德主义、逻辑原子论和大部分逻辑实证主义者；而反对古典哲学传统，认为确实性的寻求是徒劳的，主张科学知识是可误的，有以孔德为代表的法国实证主义、以W.休厄尔(1795～1866)为代表的英国科学哲学，还有实用主义、存在主义、解释学等等，也包括尼采和柏格森等人。波普尔则动摇于这两种倾向之间，他既承认真理的符合论和知识的客观性，又坚持认为科学知识是可误的、无法证明的。现代西方哲学中，坚持确实性的立场不断受到严重挑战，面临着不可克服的困难，一般都承认亚里士多德关于科学知识的观点已经过时。确实性问题包括两个方面，即理论的确实性和推理前提的确实性：①关于理论的确实性17世纪的F.培根、I.牛顿等人确信科学所用的研究方法能够绝对可靠地得到真的理论。但这些所谓绝对可靠的科学方法，无论是R.笛卡尔等人的“后天证明”，还是培根等人的消去归纳法即所谓“发明的机器”,后来都普遍受到怀疑,并被认为是不能得出结论的推理形式。因此，现代西方哲学家们一般不再以科学结论的确实性或真理性为科学辩护，而是以科学朝向真理的不断进步为其辩护。J.赫谢尔、孔德和休厄尔都十分关心科学的进步及其向真理的逐渐接近。早期实证主义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把考察科学理解为考察科学史，它否认有一种完成状态的科学。在它看来，科学真理不再是永恒的，甚至不是在一切时间里都有效的；科学知识也不是确实无误的，而是含有错误的。但它认为,科学方法本质上具有自我校正的性质,科学正是通过自我校正而进步。这种进步不是已被证明的真理的增加和积累，而是一部分真理为另一部分所取代。波普尔认为即使一个科学理论事实上是真的，人们也不能够确切地知道它是真的。他指出，如果由一个假理论得出的真推断（真内容），要比由另一个假理论得出的真推断多得多，而由它得出的假推断（假内容）则比由一个假理论得出的假推断要少得多。那么这两个假理论是可比较的，其中一个比另一个具有较大的逼真性。在他看来，科学进步在于理论逼真度的增长，科学理论唯有不断进步才会越来越接近真理。尽管波普尔否认理论的确实性，但却承认其可能具有的真理性。拉卡托斯和L.劳丹则象皮尔士那样，以科学进步代替真理性。而历史相对主义者却象尼采那样，不仅否认真理性和确实性，甚至还否认科学的进步。② 关于推理前提的确实性由于归纳推理不能真正证明科学理论，所以多数现代西方哲学家否认科学理论的确实性。另一些维护传统的哲学家，尽管也认为确实性的寻求不能诉诸推理,但他们相信,在人的信念或知识中,毕竟有一些确实无疑的东西,科学大厦毕竟不是建立在沙滩上。他们确信基本命题的存在，并认为这些命题能够给其他命题提供辩护，而自身却不依赖任何其他命题，其性质颇类似于亚里士多德所提出的直接明显的基本真理。力图寻求推理前提确实性的罗素、摩尔、卡尔纳普、刘易斯、艾耶尔、.齐索姆等人，都相信这些命题是确实无疑的。但关于哪些命题是基本的或者什么是基本命题的问题上，他们之间却争论不休。传统观点把感官印象或感觉资料的命题，看作是基本的，后来有人主张主体自身某些心理状态的命题是基本的，更多的科学哲学家则认为各种观察命题才是基本的。他们的共同点是，试图把一切科学命题还原为基本命题，从而使科学知识具有确实性。但是，不仅罗素和卡尔纳普早期的还原主义纲领以失败告终，而艾耶尔和卡尔纳普后期试图把理论命题还原为观察命题，以解决理论命题有意义性问题的努力，最终也是徒劳的。从20世纪50年代末期开始，.汉森首先明确提出观察名词满载着理论的观点，这就使观察命题丧失了其作为基本命题的确实性。这种观点很快取代了逻辑实证主义关于两种语言严格区别的正统观点，观察证据不再是用以理论的比较评价的主要依据，因为观察总是“受理论污染的”，并没有中立的观察。这样，不是观察决定理论，而是理论决定观察，并且在不同理论之间，也象库恩和费耶尔阿本德所主张的那样，没有共同语言，因而是不可通约或不可比较的。观察报告和科学理论，甚至观察本身都既没有确实性也没有真理性。这样一来，古典哲学传统的基本原则就被彻底抛弃了。不过，这些相对主义的观点并未得到普遍接受。科学实在论者在完全放弃理论和观察证据确实性的同时，力图维护真理的客观性，并以各种不同方式（包括各种归纳逻辑或规范方法论）进行理论的比较、评价和选择。 科学实在论主张，正确理论所描绘的对象、状态和过程是真实存在的，微观世界的许多不能观察的东西同日常生活环境中的事物一样真实。它还认为，即使科学理论还不是正确的，人们也往往具有接近于正确的看法。在现代西方哲学家中间，持科学存在论观点的著名代表人物有：后期的罗素和卡尔纳普、波普尔、奎因、塞拉斯、.斯马特、.克里普克、.乔姆斯基、夏皮尔等。反实在论的主张与科学实在论相反，认为电子、光子、遗传密码等等是不存在的。它指出，自然界确实有电现象和遗传现象，但我们之所以构造关于微观状态、过程和对象的理论，仅仅是为了预测和产生我们所感兴趣的情况。因此,电子和遗传密码是虚构的,关于它们的理论只是计算的工具。它认为，不管人们怎样钦佩自然科学在思辨上和工程技术上的胜利，但即使最有效的科学理论也不应当认为是真的，理论不过是适合的、有用的或有理由、可应用的。实证主义者、实用主义者、维也纳学派成员、历史相对主义者和尼采、柏格森、维特根斯坦等人都是反实在论的代表。实用主义者认为不必同常识争论，如果人们将来不再怀疑电子的价值，那么它和椅子是同样真实的。实证主义者和逻辑实用主义者却说我们不能够相信电子，因为电子决不可能被看见。关于日常生活和科学研究中可观察对象的真实性，科学实在论者与反实在论者并没有多少分歧。他们之间争论的焦点主要是不可观察的“理性对象”，包括粒子、场、过程、结构、状态等等的存在问题。原子和分子的真实性问题曾经是科学哲学争论的中心，科学实在论的各种立场正是在这场争论中形成的。由于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关于某种对象的反实在论观点最终常常不得不让位于实在论。在关于原子和分子的真实性问题上，反实在论也就不得不让位于实在论。科学实在论的地盘越来越扩大，而反实在论的阵地则相应缩小，这一由自然科学的发展所造成的趋势，同时也预示着现代西方哲学的前进方向。在理论对象的真实性问题上，科学实在论和反实在论的争论，不仅涉及物理学和生物学的理论对象是否真实存在的问题，也涉及到心理学和社会科学理论对象的真实性问题。对后一个问题，在现代西方哲学中呈现出种种复杂的情况。有些科学实在论者只看到物理学的理论对象的真实性，忽视甚至否认心理学和社会科学理论对象的真实存在，或者认为谈论这类对象的真实性是没有意义的。这些实在论者往往自称为物理主义者，其中最著名的人物是奎因。奎因等人只承认物理对象(物体)和数学上的集合等抽象对象，否认作为另一种对象的心，认为心理谓词只是直接适用于当作物体的人。物理主义者普遍认为，按照原子理论，任何物理差别都是作为物体构成成分的原子数目、排列或运动轨道的差别。因为，没有这样的物理差别，就没有事实上的差别，尤其是没有心理差别。在物理主义者看来，如果一个人两次处于同一物理状态中，那么他的思想以及一切未实现的思想和行动的意向都会完全相同。随着现代物理学的发展，物理主义表现出新的倾向，他们用以观察世界的基本理论,由原子论过渡到场论,把事物的各种不同状态，以各种不等程度直接归于各个不同的空时区，从而最终抛弃了物体本身。这种所谓新的本体论，实质上是一种纯粹集合论，纯粹数学的抽象本体论。它不仅是极度抽象的，而且完全忽视了人、社会历史和文化、“客观精神”的重要性，和欧洲大陆哲学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英美当代哲学家继承西方古典哲学的传统，主要关心“何物存在”的问题。欧洲大陆的现象学和存在主义哲学家所关心的却是人，他们力图克服对象和主体、自然界和人之间的分裂和对立状态，在人的生存与历史中寻找综合和统一的途径。萨特把自己的体系称做“现象学的本体论”。他把存在分为自在的存在（自然界）和自为的存在（历史）两个部分。前者意味着保持自身的同一，其变化是循环的;后者则是以否定性下定义的,这种存在就在于不保持同一、要求差异的意志。但由于萨特停留于二元论立场，因而未能解决“自为如何由自在中出现”的问题。他的主要哲学著作《存在和虚无》一书，几乎全部是讨论自为的，很少谈到自在。所以，他实际上是把本体论转变成了历史哲学。萨特和他的同伴宣扬人道主义，认为世界的存在在于人的出现。其人道主义的特征是主张使人具有神性,具有创造性和使世界存在的力量。1947年，海德格尔指责萨特的人道主义是最典型的形而上学，而不是他所自称的现象学本体论。因为在海德格尔看来，现象学的本体论应当是仅仅建立在对现象忠实描述上的存在理论。梅洛－庞蒂抛弃了萨特关于自在和自为对立的观点，成为法国“存在论现象学”的先驱。他的现象学纲领恰恰是要描述介于自为与自在，意识与事物、自由与自然之间的东西。他排除了传统哲学在这个问题上的非此即彼的看法，认为生存着的人既不是纯自在，也不是纯自为的。他认为，解决这种对立，不在于使两个相反的观点和解或溶合，更不在于拒斥那个导致这种对立的假设。在梅洛 -庞蒂看来，解决途径是在“两者之间”或者在“有限的”综合即一种未完成的和不稳定的综合中找到的。他指出，历史的事实证明了这种综合每天都在出现，人既不是纯事物，也不是纯意识。它既是生产物，又是生产者；既是主动的，又是被动的；既是一个主体，又是一个客体。在现代西方哲学中，海德格尔最早使现象学转向本体论，但海德格尔引进“生存”概念是为了探究所谓人的此在问题，与研究“何物存在”的传统本体论完全无关。海德格尔认为，只是由于有了人的生存才提出存在问题,他拒斥传统形而上学造成的“客观化的思维”,指出早在关于人的命题出现之前，人就以更原始的方式属于存在（世界）了。在他看来，思维不是站在实在对面的“主体”,也不是“对象”,它整个地委身于存在。他指出，语言不是关于对象的主观表象，而是存在取代人的自我表达，说话的不是人，而是存在。海德格尔在其后期著作中明确地指出，诗人和思想家所说的话，比科学的客观叙述更原始。这使他越来越深地陷入了神秘主义。 分析哲学所说的语言分析，主要指对科学语言进行逻辑分析，或者对日常语言进行语义分析。20世纪头30年内，很多分析哲学家偏重于语法学或句法学的研究，即纯粹从逻辑方面研究指号之间的形式关系，不涉及语言的内容。同时，关于语句的意义分析和语句有无意义性标准的问题，也在他们那里得到了深入研究。从30年代开始塔尔斯基和其他波兰逻辑学家，大力提倡语义学方法，到30年代中期，特别是40年代初期以后，由于塔尔斯基发表了两篇关于真理概念的论文，使分析哲学家对语义学方法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把它作为公认的研究科学语言的工具。在语义学中，弗雷格的观点在长达100余年的时间内，一直有着很深的影响。弗雷格认为，语义关系是不能谈论的，因为我们永远不能够站在这种关系外面谈论它们，它们是为我们的一切谈话所预设的。正因为如此，他没有把自己的语义学理论明确地陈述出来。维特根斯坦和奎因有类似把语言看作一切谈话的普遍媒介的观点。所以，他们或者怀疑语义学的可能性；或者不陈述自己的语义学理论。背离弗雷格传统的第一步，是由语言作为普遍媒介的观点，转变到语言作为演算的观点。在这种转变的基础上，逻辑语义学（见模型论）获得了缓慢的发展。背离弗雷格模式的另一步，是由可能世界语义学完成的。在可能世界语义学中，个体不仅在现实世界中出现,而且也在许多不同的可能世界中出现,因而个体很象函项，并且可以由此推演出其中一切都是函项。在可能世界语义学中,弗雷格所说的子命题是不存在的,也没有所谓原始个体的语义学。受维特根斯坦“语言游戏”理论的启发而产生的博弈语义学是对弗雷格系统的最大背离，它提出了语义相对性的概念，与把初阶逻辑作为唯一的标准符号的任何做法都不相容，它甚至使逻辑形式的概念受到怀疑。60年代以来，语用学也有很大发展，它着重研究言语行为以及完成言语行为的语境，尤其注重研究加强语意的言语行为、间接的言语行为以及指示词等等。言语行为理论渊源于维特根斯坦晚年的思想，它是日常语言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法国的符号学主张人类语言类似于通讯或交流系统。其中，符号学结构主义把语言现象看作通讯现象，把自然语言的规则看作人们用来传递信息的代码；结构人类学则进一步把整个社会生活比作交换信号的过程。拉康提出“无意识象语言一样是有结构的”，表达了符号学结构主义在语言问题上的基本原则。结构人类学要寻找一种能够表达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特殊结构的属性的普遍代码，认为有了这种普遍代码，就找到了一切结构的不变式，文化、语言和习俗的多样性就可以得到说明。按照符号学的理解，意义产生于记号或者源于“是”与“否”、“有”与“无”之间的最初对立；通讯的意义不是经验的意义，而是按照一种代码即一个表示对立的系统表达经验的谈话中经验所能够接受的意义；语言和经验之间并不存在任何前定的和谐，决定表达是否恰当的是代码,而不是发出代码的人；人受代码的约束,决定一切的是结构而不是人。 解释学在语言和意义问题上试图超越整个“形而上学”传统。从黑格尔、尼采到海德格尔、加达默尔和德里达等人都差不多抱有一种见解，认为意义产生于解释者和文本之间的辩证关系中，两者的每次相遇都是在某时某地发生的解释，解释者必须从他自己的视界和语言能力出发解释文本的意义。与符号学有所不同，解释学强调历史传统的重要性和解释者的作用。德里达认为，解释是解释者产生意义的活动过程，解释与其说是被动的接受，不如说是一个主动的、受兴趣所引导的解释过程,它弥补了文本中的缺陷。在他看来,解释不是和一个主体神秘地交谈，而是译解在记号中呈现出来的题材即意义。在意义问题上，符号学和解释学有时以文本为具有意义的单位，分析哲学的语义学则把一种自然语言或人工语言的语句、语词作为有意义的单位。从分析哲学的观点看来，符号学和解释学并不是语义学，而更接近于语用学和语法学。

哲学论文题目一：科学技术哲学

1.对科学的崇拜与批判：两种对峙的科学观

2.近代自然科学为何未能诞生于中国——从科学自身的原因看

3.科学价值中立如何可能

4.试析科学发现中的机遇现象——从现代物理学中的实验发现看

5.从近代科学未能诞生于中国看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缺陷以及此问题之现实意义

6.科学与技术关系的一种阐释

7.“科学技术是双刃剑”评析

8.科学技术与社会的互动

9.当代科技的价值论分析

10.论科学家(或工程技术人员)的社会责任

11.技术发展与社会公正

12.科学与政治的张力

13. 试论叔本华的悲观主义哲学

14.祁克果生存哲学研究

15.祁克果的人生三阶段论研究

16.尼采的“权利意志”研究

17.如何看待尼采的“超人”

18.尼采与叔本华哲学比较

19.柏格森的生命哲学研究

20.柏格森眼中的道德与宗教

21.狄尔泰的生命哲学研究

22.狄尔泰的释义学研究

23.何谓“现象学”?

24.胡塞尔眼中的“逻辑学”

25.胡塞尔的“生活世界”理论

26.胡塞尔现象学的基本观点及其影响

27.海德格尔是如何区分存在与存在者的?

28.海德格尔存在哲：内容与影响

29.海德格尔的美学思想研究

30.海德格尔如何看待“艺术”?。

31.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吗?

32.中国古代有没有科学?

33.哲学、科学与宗教

34.试论宗教与科学的关系

35.试论“人工生命”

36.自然科学的价值研究

37.技术与人关系的演变

38.“技术双刃剑”评析

39.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有无可能?

40.科学技术的发展需不需要受到约束?

41.技术是价值中立的吗?

42.科学是价值中立的吗?

43.技术发展与社会公正

44.试论工程技术人员的伦理责任

45.克隆人的哲学研究

哲学论文题目二：应用伦理学

1.西方应用伦理学兴起的思想背景和社会历史背景分析

2.通过应用伦理学与现代社会的各种制度之关联性，分析论证现代社会的各种制度建构

3.环境伦理与社会伦理关系之辨析

4.人类基因研究面临的伦理问题

5.克隆人面临的伦理学问题

6.安乐死的伦理学之维

7.分析器官移植中的伦理学问题

8.如何从经济伦理的角度来理解经济效率和分配正义以及二者的关系问题

9.分析说明网络主体的权利和义务

10.当代中国的企业伦理应着力解决的主要问题

11.分配公正

12.中国家族企业的伦理动因研究

13.国有企业改革的伦理分析

14.当代中国人力资源管理中的伦理问题

15.效率：一种功利主义的公平观

16.节制伦理的当代重建

17.单位制度与单位的伦理困惑

18.价值货币化与当代人的伦理冲突

19.考试伦理研究

20.当代农村伦理道德变迁研究

哲学论文题目三：马克思主义哲学

1.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困境及可能的出路

2.在西方哲学的发展脉络中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

3.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近代西方哲学的对话

4.评马克思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之区分，

5.评“重返马克思”

6.哲学基本问题再释

7.基于实践的物质观研究

8.实践辩证法研究

9.如何理解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历史观

10.马克思的历史辩证法

11.马克思的“自然观”研究

12.自由与时间：马克思的回答

13.作为一种解释学的辩证法

14.刘斐伏尔与阿格妮丝·赫勒的“日常生活”比较

15.比较视域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

16.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回顾与前瞻

17.关于马克思历史定位的观点及其论证思路

18.马克思文本研究的历史现状、方法和意义

19.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现状、症结与可能性的出路

20.自由与时间——马克思的考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