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城的研究性论文1500字左右

渡船悠悠 情爱涓涓——浅析《边城》中的人性美中篇小说《边城》自问世以来，就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赞者认为这是“一颗千古不磨的珠玉”“田园诗的杰作”；贬者说它是“掏空了人物的阶级属性”“有意无意地回避尖锐的社会矛盾”；还有人认为文坛“总有一天会对沈从文作出公正的评价：把沈从文、福楼拜、斯特恩、普罗斯特看成成就相等的作家”。��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倘若我们抛开社会政治经济的因素，从文学本身的自然魅力（即伦理道德）来审视沈从文的作品，就能明白人们盛赞沈氏的根由了。他的作品“以其独到的思想认识和艺术表现方式，绘制了一部本世纪第二个十年中国社会生活的恢宏画卷”。作品中那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促使作者以特异的湘西边陲，作为构筑善与美的“神庙”的地基。人性，作为文学创作的永恒主题在沈从文笔下得到了最充分的体现。因为在沈从文看来：“一部伟大作品，总是表现人性最真切的欲望。”故表现人性便是他创作的中心。沈从文神往于不受“近代文明”玷污更不受其拘牵的原始古朴的人性，他创作时往往去除现实生活中严酷的政治经济关系，而在古老的生活节奏与情调中塑造一系列不带社会阶级烙印的自然化的人，讴歌一种自在、自得的人生，追求一种“优美、健康”的生活。故而，他的作品游离于当时的社会背景，在文学的大道上另辟蹊径，以抒写自然的人性为题材，从而寄托作者对社会、人生的反思。在他众多的作品中，中篇小说《边城》就是这类内容的代表。小说《边城》以撑渡老人的外孙女翠翠与船总的儿子天保、傩送的爱情为线索，表达了作者内心的追求以及与这追求相呼应的田园牧歌情调。这种情调若和当时由卑鄙的人渣组成的动荡社会相对比，简直就是一块脱离尘寰的“世外桃源”。在这块世外桃源中生活的人们充满了原始的内在的“爱”。正因为这“爱”才使得湘西小城、酉水岸边茶峒里的“几个愚夫俗子，被一件普通人事牵连在一处时，各人应得的一分哀乐，为人类‘爱’字作一度恰如其分的说明”。小说《边城》正是通过抒写青年男女之间的情爱、祖孙之间的亲爱、邻里之间的互爱来表现人性之美的。主人公翠翠是一个迷人的形象，是全书之魂。她是人之子，更是大自然的女儿。她“为人天真活泼，处处俨然如一只小兽物”“从不想到残忍事情，从不发愁，从不动气”。湘西的清风、丽日给了她一个壮健的躯体；茶峒的青山、绿水给了她一双碧玉般清澈透明的眸子；碧溪岨的竹篁、白塔又给了她一颗绝不世故的赤心；酉水、小船载满了她那少女的悠悠岁月。祖孙俩在这古老而又清澈的溪水边、小船上、白塔下相依为命。一不贪财，二不羡贵，三不嫌贫，四不偷懒，愿守清贫，甘于助人，体现了中国劳动人民的传统美德——勤劳、善良、淡泊。幼小的翠翠正是在这种祥和而又古朴的小屋里，从爷爷那里继承了自己应该继承的东西，弘扬了本该弘扬的内容。随着年龄的增长，她的性格也便有了微妙的变化：少了一点乖巧，多了一些沉思；少了一些欢笑，多了一份羞涩。由少时争着坐渡船夫渡新娘子的花轿，学小羊、小牛叫，摘一把野花缚在头上，装扮新娘子到站在小山头听那迷人的鼓声，想那迷人的夜晚，到后来便有了青春期少女们同有的心事。面对着那突如其来的分不清、道不明的心绪，年青、稚嫩的翠翠不知道是应该快乐，还是应该忧愁。为此她便常常坐在山头上，站在渡船上沉静地慢慢地咀嚼着人生的酸涩苦甜，吞咽着自己为自己酿造的人生苦酒。后来，翠翠路遇了刚刚在划船比赛中中了头奖的傩送，两颗年轻的心灵撞击在一起，那种朦胧的爱意便在翠翠心中萌发。从此她觉得自己感情上有了一种新的需要，但又不好意思说出来。当别人“无意中提到什么时”，她会脸红，在内心深处却又在盼望着听到与之有关的内容，等到这种盼望日久天长在心中扎下根之后，她那少女的纯情便自然而然地流露了出来。两年后端午节前夕她又见到了傩送，情不自禁地对爷爷说：“那个人很好。”以至在看划船时无意间听到别人议论傩送婚事时，一向沉稳的翠翠心中也便乱作一团，甚至傩送和她说话也忘了应答。后来，傩送在月下为翠翠唱歌，酣梦中的翠翠竟被傩送的情歌所吸引，灵魂也浮了起来。可惜的是她却不知道这月下唱歌的年轻后生就是自己爱着的傩送。不久，天保为爱离家出走落水而死，傩送寻兄归来过溪时，又得不到翠翠的一点暗示，便赌气远走他乡。老船夫也溘然长逝。翠翠忍受着亲人离去之痛、爱人负气出走之苦，仍决定留在渡船上翘首期盼心上人的归来。��翠翠与傩送这对深深爱着对方的年轻人既没有山盟海誓的豪言壮语，也没有离经叛道的骇世之举，更没有充满铜臭味的裙带交易，有的只是原始乡村孕育下的超乎自然的朴素纯情，有的只是“遵从古礼”的淳厚人性，有的只是含蕴的东方的传统美德。作者着重表现了他们行为的高尚和灵魂的美。在作者的笔下，翠翠是个天真无邪的山区女孩，她聪明、美丽、乖巧、纯朴、善良。傩送是个童稚无欺的乡下小伙，他勇敢、英俊、豪爽、热情、勤劳。在这人杰地灵的偏僻之地，两颗年青的心靠拢了，他们按照自己的标准同时选择了对方。一切显得那么自然，而在这自然之中却显示了“人性”在这块尚不开化的山村的永久魅力。作者正是通过这一对青年男女的爱情反映了人性美。��作品展现人性美的第二个方面是通过老船夫对女儿、对孙女的挚爱来体现的。��老船夫是作者在小说中尽力刻画的另一个人物。在作者的笔下，他是中国古代劳动人民的杰出代表。他善良、勤劳、朴实、憨厚、忠于职守、克尽本分。“五十年来不知把船来去渡了若干人”“年纪虽大，但天不许他休息，他仿佛便不能够同这一分生活离开”。他生活虽然清贫，但却从不贪心；乐善好施，却从不索取，“凡事求个心安理得”。终生为别人服务，却不图别人的一丝报答。对于自己的女儿和外孙女，他痛爱有加，把自己的整个身心都给了她们。十七年前，当他的独生女背着自己与驻防的一名绿营兵恋爱，有了小孩子后，他“却不加上一个有分量的字眼儿，只作为并不听到过这事情一样，仍然把日子很平静地过下去”。后来，士兵死于暴病，女儿为之殉情，他又毫不犹豫地负起了抚养外孙女的责任。随着岁月的流逝，转眼间，外孙女已出落成了一个如她母亲一样美丽的少女。从此，在老船夫的心里又多了一层心事：为翠翠找一个如意郎君。为此他不辞辛苦，竭尽全力周旋于翠翠、天保、傩送、船总顺顺和杨马兵之间。无意中为孙女的婚事设置了一些障碍，导致了一系列的误会，最终酿成了傩送与翠翠的爱情悲剧。他带着万般的无奈和无限的愧疚悄悄地离开了人世。老船夫慈祥、敦厚、善良、凡事但求心安理得的良好品德仿佛就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化身；他对女儿、外孙女无私的爱仿佛就是我们炎黄子孙祖祖辈辈、生生息息得以繁衍的血缘纽带。从他的身上我们看到了中华民族那原始而又古老纯朴的人性之美。��小说正是通过老船夫这个典型人物的描述展现亲子之爱的人情美。��《边城》中的人性美还表现在邻里之间的互爱中。船总顺顺便是这一类的总代表。他“大方洒脱”“欢喜交朋结友，慷慨又能济人之急”。对“因船只失事破产的船家，过路退伍兵士、游学文人墨客”，“凡到了这个地方闻名求助的，莫不尽力帮助”。在他的身上少了都市人的自私和狭隘，少了商人聚敛钱财的贪婪与世故，少了奸侫小人的阴险奸诈；多了一副两里人的宽阔豪爽的胸怀，多了一颗仗义疏财的仁义之心，多了一种乡民的光明磊落和正道直行的品德。正是这种美德影响着乡邻，从而在这块不显山不露水的偏僻小地保留了一份大都市里想都不曾想到的民俗淳风，而且这种“重义轻利又能守信自约”的淳朴民情在这古老的大地上哺育着一代又一代，演义着一个又一个传奇式的田园牧歌故事。面对着风雨中丧亲失业、无依无靠的翠翠，他尽释前嫌，忙前忙后。就连城中杨马兵也赶来帮忙，并重新担负起了老船夫的重任，照看那失去了一切的孤雏——翠翠。这就是湘西的风土人情，这就是茶峒人的善良。这份浓浓的人情、这份厚厚的美德足可令城市中那些自以为知书达礼、寡心静欲者为之汗颜。在这里没有什么地位的尊卑之别，有的只是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尊重；在这里没有勾心斗角、强取豪夺，有的只是心与心的交换、血与血的对流。��沈从文正是通过翠翠、傩送的爱情悲剧，去淡化现实的黑暗与痛苦，去讴歌一种古朴的象征着“爱”与“美”的人性与生活方式。��作者正是通过老船夫对子女的挚爱亲情，去和当时社会的你争我夺、弱肉强食形成对照，去呼唤那久已失去的“善良人性”，去追求那“无侮无忧”的远古社会，去保存那“遵从古礼”的美德。��小说《边城》正是通过“邻里之爱”来展示这块净土上的人们是一群“未曾被近代文明污染了的”“善良的人”。从而体现作者拒绝“现代”，厌恶“文明”，以此来寄托他重造民族品德的希望。��管窥蠡测不足以道万一。从以上三个方面的陈述，我们可看见作者那“选山地作基础，用坚硬石头堆砌”“精致，结实，匀称，形体虽小而不纤巧”的“希腊小庙”中所供奉的“人性”之美。市立瑞祥高中&fnum=1985&laddle=9111一●相关书讯：＜边城＞是一本短篇小说，像是在叙述一处被世界所遗忘的宝地，在那宝地上很平凡的生活正在上演，亲情、爱情及乡民之间互相帮忙、互相关怀的情感，平凡到几乎快令人遗忘这就是生活。难得的是，作者从未踏进学校的大门，全靠自修成为一流作家，尤其故事的细腻感人绝对超出想像的细密，除此之外，作者想表达在社会变动之下被大家所遗忘的、放弃的关怀之情，他希望带领一些人一起走进对社会的省思，作者也不讳言这本书只预备给小人物看，并无刻意要给文学批评者或理论家看，他只是将他的关怀写在书上并传播给关心社会的人。二●内容摘录：黄昏照样的温柔、美丽和平静。但一个人若体念到这个当前一切时，也就照样的在这黄昏中会有点儿薄薄的凄凉。於是，这日子成为痛苦的东西了。翠翠觉得好像缺少了什麼。好像眼见到这个日子过去了，想要在一件新的人事上攀住它，但不成。好像生活太平凡了，忍受不住。＜p．103－104＞三●我的观点：沈从文，他的作品向来氤氲著一种与世隔绝的调调，像长长的诗篇，吸引人的不是华丽的外表，而是淳朴的灵魂。看多了现代都市小说，总是觉得少了些什麼、遗忘了些什麼，就在周遭很近很近的地方。在一次偶然翻阅中，我被沈文从的作品给震住了，原来被我所遗忘的就是关怀社会，忘了去关心一个我生长的国家、我周遭的环境，总是觉得那是大人们的事，政治人物们自己在玩的游戏，与我无关。然而我却忘了人生很苦很苦，因此寻找感动成了维持生命意义的重要动力，有了感动它可以美丽，它也可以多采多姿，但是，感动的前提就是要付出关心，一直一直付出，即使可能不会有回报。在＜边城＞一书中，我看见了乡下人的质朴、勤奋、正直，还有他们的宽容，这使我倏然的心酸，从前从前台湾人的历史也曾经是这麼述写著，一切的一切彷佛看过、听过，甚至这气息也是这麼的熟悉，强烈的撼动我的内心，啊！真怀念小时后的一切，想想从前的台湾也处处蕴育著最美最美的人情味，最浓最浓的乡土情，所以它曾是座名叫福尔摩沙的宝岛，这让我不禁思考著：如果在文明富有却彼此生疏和文明落后却彼此关怀之间只能择一，我会选哪一个？社会会选择哪一个？难道没有两全其美的方法吗？然而这好像是一种世界无奈的趋势。本书描写的爱情，有著若即若离的飘飘感，将乡下人的含蓄描写的淋漓尽致，而作者对孙女＜翠翠＞情窦初开的情事描写，宛如爷爷低喃著一篇长长的诗，美丽而凄凉，自从那晚美丽的梦在翠翠灵魂深处发了酵，那美妙的歌声就一直眷恋在翠翠的心窝，就像质朴的乡下小姑娘，相对於现代社会纷乱的男女关系，可爱多了也简单多了。但结局是翠翠心爱的人因气愤蒙蔽双眼而看不清事实产生误会来作句点，虽然这误会增加了故事的美却更加的残忍，人和人之间总是会发生这些事，它保留一个故事美感，但它终究是个遗憾、缺陷，一个不完美的句点。再者＜祖孙情＞也是撼动人心的情节之一，祖父与翠翠的细腻互动强烈散出的亲情，令人心生羡慕，反观，现今社会可以散发出如此强烈亲情的家庭正一滴一滴的减少，居然还有女儿告母亲上法庭，孩子弑双亲、打父母的，三四十岁的人伸手向父母要钱不成砍死双亲的，试想，这个社会到底出了什麼问题？哪个环节出了差错？难道文明油气又与亲情犯了冲，还是社会在改变，人的观念也在变，最后连人心也都丢了，这是算社会进步还是退步呢？然而书中的祖父因为爱的太深所以处处寻找他以为对翠翠是最好的选择，却不幸弄巧成拙，以致於翠翠的人生由一颗闪亮的水晶，因一时的失手，顿失光彩成了一颗普普通通的石子，乍看之下祖父的行为挺令人气恼的，但，想想这块闪亮的水晶是谁一点一滴琢磨出来的呢？纵使这颗水晶成了石子不再闪亮、晶莹透彻，但是石子仍拥有自己独特的光亮，就算失去了一切翠翠仍有活下去的欲望，她并没有因此而倒下，即使她可能一直孤独，也可能下一秒她就能得到幸福，虽然在爱情上它可能是个完结篇，但是对翠翠的人生而言，它绝对是个序曲，因为她走出了一条与母亲不一样的路，人生的路上不可能一直处於顺境的，就算在逆境，也要活的有特色，至少是很认真的在过生活，但总觉得现今社会承受压力的能力太小，看看从前台湾清苦的生活，喊苦的没几个更不会有人轻易结束自己的生命，反倒是现在，社会富裕了许多，但失去的似乎更多。本书另一特点，就是它的景色描写，沈从文先生所描绘的四川湘西茶峒拥有著与现代都市文明所不同的魅力，吸引我的是它的辽阔还有那深幽的气息，像对著山谷唱歌般，我的内心也产生了回响，稚荡在空气中随著微风飘出云河，缓缓蔓延至天际，就是这种可以包容一切的舒畅，也许是因为台湾太小的缘故，因此要感受到大自然的澎湃气势有点难，但总觉得如此壮观辽阔的景象会为人带来感动，和莫名的满足。这本书最最难得的地方，就是它总是巧妙的启发我思考一些社会问题，它在情感方面的描写虽然是淡淡的，但却意外在我体内却产生强烈的共鸣，那是一种因怀念平凡而产生的情绪，深深感动著它平凡之中的不平凡，就像站在一望无际的沙漠上等待即将没入沙中的夕阳，静静的，悄悄的，感受它的永恒。四●讨论议题：现代社会在各方面不断的进步、革新，然而人类对许多事情处理的方法、态度却好像一直在退化，是哪方面出了问题呢？虽然大家都意识到这个问题的存在，却不多人去真正的正视这个问题，它一直都存在，并且恶化的速度也在加快，但人类处理它的速度却很迟缓，它有益加严重的趋势。《边城》新论——对“牧歌情调”说的批判《边城》是沈从文小说中一部极富诗意、极美的抒情中篇，是他对极推崇的屠格涅夫“揉游记散文和小说故事而为一”的创作方法的成功尝试，也就是常被人们认为最具有牧歌情调的表现作者理想世界的作品。要全面正确地评价一部文学作品，准确把握一个作家的创作风格，仅就作品特定的环境、情节等的探讨是很不够的。要正确地分析沈从文反映湘西独特风貌的文学作品，准确把握他“那作品背后隐伏的悲痛”，决非易事。他不是将认识、道理、伦理观念粘附于作品外部，而总是将道理和情感倾向隐蔽在现象描绘中，用那种笨拙而独特的文字句式，那种舒缓从容的叙述节奏，那种真切而又含蓄的抒情姿态，传达他那“乡下人”的独特感受，让意象展示生活的全部丰富性、复杂性和微妙性。只有深入地探究他生活的历程，他的文学观点以及文化价值取向等等，才可能比较全面地理解他何以独树“人性”大旗，甘受不为“多数人”理解的寂寞与孤独，矢志走完了自己的文学历程。沈从文青少年时代生活的地方，是“在黔北、川东、湘西一处极偏僻的角隅上”的“镇簟”。一那里有一条曾经为屈原溯江而行的长年澄清的沅水，在那块充满了原始神秘的土地上生活的人们，“是正直的，诚实的，生活有些方面极其伟大，有些方面又极其平凡，性情有些方面极其美丽，有些方面又极其琐碎。”二“人人洁身信神，守法爱官。”三这是他魂系神往一生的地方。但是，当二十岁的沈从文，满怀了对新生活的向往，奇迹般“呆头呆脑”地出现在北京街头的时候，他首先得到的是城里人对“乡巴佬”的愚弄。“从湘西到北京，沈从文跨越的不只是几千里的地理距离，他同时跨越了一个甚至几个时代的历史空间。”四求学愿望的不能实现，日常生活的拮据和困难，讥饿与寒冷，磨砺了他的意志，使他更全面地认识了社会，认识了人生。他看到了都市上流社会绅士阶级人物的虚伪与卑鄙，愚昧与贪婪，道德的沦丧与人性的堕落。他常常感叹：“血管里流着你们民族健康血液的我，二十七岁的生命，有一半为都市生活所吞噬”，“所有值得称为高尚的性格，如象那热情，与勇敢，与诚实，早已完全消失殆尽。”五他说：“我真愿意到黄河岸边去，和短衣汉子坐在黄土窖里，面对汤汤浊流，寝馈在炮火铁雨中一年半载，必可将生命化零为整，单单纯纯的熬下去，走出这个琐碎、懒惰、敷衍、虚伪的衣冠社会。”六其厌恶、憎恨之情溢于言表。城市对他的轻慢，逼迫他回首，他的内心深处翻涌起无法遏止的思乡情绪。那澄澈的河水，青翠的山峦，那老少无欺的淳朴，自生自灭的自在状态，唤醒了他的梦，他所体验过的亲切和快乐。“我喜欢同‘会朋’那种人抬一箩米到溪里去淘，看见一个大奶肥臀妇人过桥时就唱歌。我羡慕‘夫妇’们在好天气下上山做呆事情。我极高兴把一支笔画出那乡村典型人物的脸同心。……在那上面我解释我生活的爱憎……”七这种感情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人类的一种共同的趋向，罗素说过：“正象所有开化得很快的社会一样，希腊人，至少是某一部分希腊人，发展了一种对原始事物的爱慕，以及一种对于比当时道德所裁可的生活方式更为本能的，更加强烈的生活方式的热望。”八因而，他不惜用尽笔墨，和着心血去呕歌，去展示那充满了宗教神秘，剽悍和原始的，与清水流云，青山秀林融为一体的湘西世界。以此来反衬那腐败、没落的城市文明。作家努力实现着这目的，以便能使读者越过形象的主体，“越过那条间隔城乡的深沟，从一个乡下人的作品，发现一种燃烧的感情，对于人类智慧与美丽永远的倾心，康健诚实的赞颂，以及对于愚蠢自私极端憎恶的感情。”九沈从文这个身上流淌着苗族血液的作家，在那凄风楚雨的世界里，性灵受到陶冶。对上下求索，百折不悔的屈原的尊崇，对以柔胜刚，以退为进的老庄的认可，铸成他酷爱虚空静美，向人的“生命”底蕴探索，企图寻回现今世界失去的“生命”的自然本质的倔强性格。他广泛地接触了外国优秀的文学作品，文化传统，但都被他所具有的本位文化同化了，他显得不卑不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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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答者： 黎彦 - 总监 九级 3-30 09:35-------------------------------------------------------------------------------- 他老是这一套，好多回答里都是这些，虽然不错，但是很少合适的。毕竟论文的雷同率很小。只能参考一下了，可别抄。嘎嘎

浅析沈从文《边城》的艺术特色【内容摘要】：沈从文的《边城》是一篇具有浓郁的湘西地方色彩的中篇小说。其人物形象描写写意传神，塑造了一个个血肉丰满、思想独异，闪耀着人性光辉的人物——翠翠是美的化身，爷爷是善的化身。船总顺顺、天保、傩送也都具有鲜明的形象特色。结构上寓严谨于疏放、自然流畅如行云流水。而且在小说中弥漫着令人落泪的爱情悲剧和象征意象，其结尾也令人浮想联翩，回味无穷，让人感到一种莫名的无奈和感伤。【关键词】：沈从文 《边城》 艺术特色【正文】写于1934年的中篇小说《边城》，寄寓着沈从文“爱”与“美的美学”理想，是一部洋溢着浓浓湘西乡土味、乡土情的佳作。作者以清丽的笔触，以湘西小城茶垌及附近乡村为背景，描写了撑渡船的老人与他的外孙女翠翠相依为命的纯朴生活，以及翠翠与船总的两个儿子天保、傩送的爱情悲剧。小说达到了乡土风俗、人物命运、人物形象三者完美和谐、浑然一体的境界。本文主要就小说的艺术特色陈述一些粗浅的体会，不到之处，还请老师批评指正。一、 写意传神的人物形象描写翠翠是《边城》的主人公，也是《边城》的魂之所在。她是湘西山川灵气化育而成的自然之女，天真、纯洁、活泼、柔情似水。“翠翠在风日里长养着，把皮肤变得黑黑的，触目为青山绿水，一对眸子清明如水晶。自然长养且教育她，为人天真活泼，处处俨然如一只小兽物。人又那么乖、如山头黄麑一样，从不想到残忍事情，从不发愁，从不动气。平时在渡船上遇到陌生人对她有所注意时，便把光光的眼睛瞅着那陌生人，作成随时皆可举步逃入深山的神气，但明白了人无心机后，就又从从容容的来完成任务了”。（1）翠翠的性格特点还体现在她的爱情故事中。对爱情，翠翠忠贞不二，知道自己对傩送心有所属，所以当天保托媒求婚时，便干脆的拒绝了;当傩送出走后，她坚强的撑起了渡船，痴心的等待着心上人的归来。翠翠的形象体现了中国人的审美理想，她是人之子，更是大自然的女儿，可以说是集“优美、健康、自然”于一身，是美的化身。不过这形象也含有深深的隐痛：“黄麑一样……随时皆可举步逃入深山”，隐喻苗族先人在汉族的压力下，从中原地区洞庭地区迁徙，并溯沅水退入湘西的深山里。深山是他们最后的庇护所和自由天地，在这里他们是“在家的”。老船夫——翠翠的爷爷，是作者在小说中尽力刻画的另一个人物。在作者的笔下，他是中国古代劳动人民的杰出代表。他善良，勤劳，朴实，憨厚，忠于职守，克守本分。“五十年来不知把船来去渡了若干人”，“年纪虽大，但天不许他休息，他仿佛便不能够同这一份生活离开”。（2）他生活虽然清贫，但却从不贪心；乐善好施，却从不索取，“凡事求个心安理得”，终生为别人服务，却从不图别人的一丝报答，有着重义轻利的古道热肠。对于自己的女儿和外孙女，他疼爱有加，把自己的整个身心都给了她们。十七年前，当他的独生女背着自己与驻营的一名绿营兵恋爱，有了小孩子后，他“却不加上一个有份量的字眼儿，只作为并不听到过这件事一样，仍然把日子很平静地过下去”。（3）后来，士兵死于暴雨，女儿为之殉情，他又毫不犹豫地负起了抚养外孙女的责任。随着岁月的流逝，转眼间，外孙女已出落成了一个如她母亲一样美丽的少女。从此，在老船夫的心里头又多了一层心事：为翠翠找一个如意郎君。为此他不辞辛苦，竭尽全力周旋于天保、傩送、船总顺顺和杨马兵之间。无意中为孙女的婚事设置了一些障碍，导致了一系列的误会，最终酿成了傩送与翠翠的爱情悲剧。他带着万般的无奈和无限的愧疚悄悄地离开了人世。爷爷这个阅尽人世、饱经风霜的老人是苗族古老历史的象征，“爷爷和翠翠”是苗族“民族古老文化年轻”的形象说明。爷爷目睹了翠翠父母的悲剧，“口中不怨天，心却不能完全同意这不幸的安排”。他从不思索自己的职务对于本人的意义，只是静静地很忠实地在那里活下去，翠翠大了，他也得把翠翠交给一个人，他的事才算完结！交给谁？必需什么样的人方不委屈他？年迈衰老的爷爷是翠翠唯一的依靠，假若爷爷死了，翠翠这个历史的孤儿能否加入到历史的脚步中去了？船总顺顺，是“一个前清时便在营伍中混过日子来的人物，革命时在著名的陆军四十九标做个什长”，（4）做码头执事人的代替者时，还只五十岁。他虽然家境富实，却不因此而盛气凌人，能够常常体恤穷苦人，慷慨好施、正直豪爽，送给老船夫鸭、粽子等。他的俩儿子虽然分别因为翠翠离开了他（天保溺水而死，傩送出走），可面对着风雨中丧亲失业、无依无靠的翠翠，他尽释前嫌忙前忙后，丧葬了爷爷并主动要求照顾翠翠。在他的身上少了都市人的自私和狭隘，少了商人聚敛钱财的贪婪与世故，少了奸佞小人的隐显奸诈；多了一副俩里人宽阔豪爽的胸怀，多了一颗仗义疏财的仁义之心，多了一种乡民的光明磊落和针正道直行的品德。船总的大儿子天保，是个标准的大老形象，他为人处处像顺顺，他说：“翠翠太娇了，我担心她只宜于听点茶峒人的歌声，不能做茶峒女子做媳妇的一切正经事。我要个能听我唱歌的情人，却更不能缺少个料理家务的媳妇”。（5）对于翠翠以后的生活，大老是这样设计的：“若事情弄好，我应当接那个老的手划渡船了。我喜欢这个事情，我还想把碧溪咀两个山头买过来，在界线上种大楠竹，围着这条小溪作为我的砦子！”大老的想法让人觉得他很实在，它具有经商的头脑，大老托宝山说媒向翠翠求婚，未得结果，他自知唱歌不是二老的对手，于是自弃离开了茶峒。大老在茨滩淹死了，似乎很偶然。后来二老说：“老家伙为人弯弯曲曲，不利索，大老是他弄死的”。（6）这句话值得深思。爷爷是苗族古老历史的隐喻，大老的死，蕴含着某种必然。船总的二儿子傩送，不爱说话，眼眉却秀拔出群，一望而知其为人聪明而富于感情。他和哥哥同时钟情于翠翠，可两人并没有互相伤害，有的只是一种公平的竞争，他深夜去山上为翠翠唱情歌，可见他也具有诗人的气质，这一点与作者沈从文很相像。所有的人物形象，在作者的笔下无不栩栩如生、跃然纸上，闪耀着人性的光辉。作者以韵味隽永的笔墨，赞颂了未受现代文明污染的优美的人生方式和生命形态，表现了一种返璞归真的价值取向。二、 独特的结构特色《边城》全篇21节，围绕翠翠的爱情故事这一中心逐步展开，立主脑，减头绪，使情节集中，单纯;作品以傩送、天保两个钟情于翠翠作经线，以老船夫关心撮合孙女的婚事作为纬线，生出变化的波澜，推动故事又节奏地向前发展。同时，又以翠翠与傩送、天保的爱情纠葛作明线，以王团总想让傩送当自家女婿而生出事端作暗线，这样经纬交织、明敏暗结合，将情节的单纯性与复杂性完美的结合起来。小说的结构可以说是寓严谨与疏防、自然流畅如行云流水。从叙述的层面来讲，《边城》的故事显出一种“不紧凑”的散文化倾向，这主要应从作家采用的“反复叙事”等叙述方式来探讨。“起伏很小，有时完全散文化了，没有高潮，没有戏剧性的场面”，这是八十年代《学术研究》对《边城》评述。《边城》“不紧凑”的散文化倾向确实存在，这种倾向使读者不容易把握故事的总体脉络。这种倾向不是作家有意为之的，这主要是由于作家采用的叙述手法和语言风格所致。比如，作家在讲故事的过程中究竟纳入了多少非情节内容（细节描写、内心独白、抒情议论等），还有就是作家对待时间、空间的态度，这具体牵涉到叙述中插叙、补叙、倒叙的采用以及是否对故事进行了时空交错的叙述技巧。这两个方面都可能导致小说“散文化”。小说的“散文化”是摆脱古典小说单纯叙事的有力方式。在“散文化”过程中，由于细节描写、心理描写、抒情议论性文字的增加虽冲淡了小说的故事性，但它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小说的内蕴，特别是抒情和心理描写的增加使小说愈来愈诗化。另外，在时空上的自由操作也使小说在意义上断裂、模糊，更多地增加了小说的诗味。而结合沈从文的《边城》，导致其小说散文化、诗化的一个明显的叙述手法是“反复叙事”。反复叙事主要是指一个句群中主语模糊不清、游移不定，或者不确指行为施行者，而通过一组行为、表现、状况按特定的关系直接陈述出来。《边城》中采用反复叙事的地方有好几处，例如第二节第四段，从“不拘谁个”到“这人”，再到“大哥、副爷”，以至“男子火焰高一点的”，(7)主语都没有确切指定，事实上也没有必要指定，因为作家采用这一手法的目的只是给读者提供一个大体而模糊的印象和气氛。尽管这样的交代模糊而不明确，但缺少了这样的交代则会使小说的气氛减弱，使得作家想要凸显出来的事实缺乏基调。这犹如画布上的底色，缺少了就显得单调而没有对比性、烘托性。而在《边城》里，反复叙事的采用主要是起到了交代和烘托气氛的作用。具体来讲，《边城》第二节第四段目的是想交代故事发生地的各类行当及其业主，一方面让人觉得故事真实，一方面能了解到那儿具体的经济状况、人情风貌。另外，这一整段的叙述把这个边地小城淳朴厚道、宁静安适的印象留给了读者，为后面老船夫、翠翠、顺顺等人的具体行为（当然是与他们的善良、朴实等美德联系在一起的）提供了一个展示的基调，以求凸显出来。三、浓郁的地方色彩《边城》这部奇异的作品，具有浓郁的湘西人生活气息，一整部作品可以看作是湘西人日常生活的缩影，那里的一山一水，那绕城流过的小溪，那一丛丛翠绿的竹簧，那溪面若隐若现的薄烟，那过节的如满天花雨的大烟火与耍狮子，那人物的率真纯朴和粗犷，那爱情故事的缠绵、哀惋，在沈从文的妙笔点染下，共同组成了一副栩栩如生的民俗风情画。作者还特意在故事的发展中穿插了对歌、提亲、赛龙舟等苗族风俗的描写。特别是关于端午节风俗的描写，几乎占了整个作品三分之一的篇幅。爷爷、翠翠与傩送兄弟俩的相识，送对翠翠的一见钟情，“碾坊”与“渡船”作为“陪嫁”归谁的矛盾等，这一切都发生在先后几个端午节里。作为渡船人的老船夫和翠翠，只有过节才有可能离岗进城，所以端午节作为小说的背景与轴线就显得自然而贴近生活。同时关于端午节等民风民俗的描写，对于作为大自然女儿的翠翠，其思想性格的生成与发展，既是“边城”乡土性的诗意揭示，又是扑朔迷离的诗意烘托。四、隐匿的悲剧性《边城》是一部奇异动人的作品，是现代文学史上一个纯洁的小说文本，描绘了一幅民性淳朴的风格画，处处充满着人性美、人情美，这些都可以从主翠翠、老船夫、船总顺顺的身上看得出来，而且生活在那里的是“一群未被金代文明污染”的“善良的人”发生于其间的爱情，更因为男女双方特有的符合乡下人审美标准的形貌以及灵魂的相互吸引而具有浓厚的审美意蕴。由此可以看出，边城的人民是人性美的代表，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是十全十美的，因为“美丽总是令人忧愁”。在这美丽忧愁的下面，又隐藏着一副面对人生悲凉命运的无奈与困惑的面孔。本应该是夫妻恩爱团结、和和美美的生活，却因为父亲死于暴风雨之夜，母亲投河殉情，让翠翠变成了孤雏，过着与爷爷相依为命的生活。他们爷孙俩的孤独与悲凉随心可感、触手即得。所以说翠翠的身世是个悲剧，生活也渗透着悲剧性。翠翠这个活泼又聪明可爱的女孩，与船总的二老傩送可以说是一见钟情，可他们并没有终成眷属，而是发生了一连串的悲剧。因为在傩送爱上翠翠的同时，大老天保也爱上了翠翠，虽说在这场三角恋中没有争斗，有的是公平竞争——大老走“车路”，托人向翠翠说媒，二老走“水路”深夜上山为翠翠唱情歌。可翠翠心属二老，自然大老失败了，自知不如弟弟的他选择退出，离家出走。事情总是这么不幸——大老被水淹死了，而这时的二老也无心谈情说爱，再加上他认为哥哥是被老船夫害死的，他也选择了离开。可以说二老的出走伤害的并不只有痴情的翠翠，还有那以“碾坊”作陪嫁的王团总家的王小姐。本属美丽动人的自由恋爱被打碎了，世家联姻的美好计划也被打碎了。爷爷死了，白塔倒了，一夜之间，翠翠长大了，她撑起了渡船，等待着心上人的归来。“到了冬天，那个坍塌了的白塔，又重新修好了。可是那个在月下唱歌，使翠翠在睡梦里为歌声把灵魂轻轻浮起的年轻人，还不曾回到茶峒来。……这个人也许永远不回来了，也许‘明天’回来！”(8)虽然作者在这里用了比较平和、并非绝望的言辞，也许他不忍心让翠翠彻底绝望，而让她带着希望接受爱情的考验与磨难，等待恋人的归来。可是，每一位读者在掩卷之际，手心里都会为翠翠捏上一把汗，痴心地等待能有结果吗？也许有，也许没有。也许二老傩送会跟戴着红色头盖的美丽的翠翠挽着手一起进入神圣的礼堂，一起过幸福的生活，也许翠翠当一辈子的处女。也许……这样的结局真的让人浮想联翩，也让人心里充满了无尽的无奈与感伤。由此可以看出，《边城》既是抒情诗又是悲剧的说法并不矛盾，因为抒情诗并不限于表现乡土喜乐，它本身也含有悲剧成分。只有良善，我们才更容易感到悲哀、凄凉的份量。正如沈从文在《水云》里的解释：一切充满了善，然而到处是不凑巧，因之朴素的善终难免产生悲剧。按沈从文的意思，不凑巧即偶然，偶然即命运，可我认为这种悲剧的发生却属必然。因为在这里充满了苗汉俩族的文化冲突——傩送唱山歌迎取翠翠的芳心，这是苗族的婚念方式，追求的是自由恋爱，可这里偏偏就有汉人由父母主婚的阻碍，也就是天保走的“车路”。正是由于这种源于人与人之间因为文化冲突造成的隔膜与相互不理解，才使得翠翠最终落得个在渡口孤独的等待情人归来的结局。沈从文正是通过翠翠、傩送的爱情悲剧，去淡化现实的黑暗与痛苦，去讴歌一种古朴的人性与生活方式。五、若隐若现的象征意象白塔，一个在《边城》中贯穿始终的意象。从小说开头写翠翠依在白塔旁玩到后来白塔坍塌并被修好，这一贯穿始终的意象有着很强的象征意味。它象征着苗族的古老文明，但是，现代文明的入侵，使变成已被现代文明浸染。女人们也像汉族女人，喜欢牛羊金银等虚名，白塔的坍塌，象征着古老文明的崩溃。但文章结尾重建白塔，象征着对这种古老文明的挽救，更预示着苗族文明衰败后获得新生。《边城》中虎耳草跟《诗经》中的虎耳草一样，也是一个象征着纯洁爱情的意象，翠翠与傩送初次见面之后可以说彼此都心有所属。当后来傩送到山上为翠翠唱山歌表明爱意，睡意中的翠翠虽听不清歌词的内容，可心却早已到了对面山上，摘下了虎耳草。反复出现的虎耳草，把翠翠隐秘纯真的情爱心理烘托得淋漓尽致。民歌中的动物也是民间情爱意象的一类，《边城》中的鸭同样具有这种意象。在文中，沈从文写到，不拘谁把鸭子捉到，谁就成为这鸭子的主人。二老捉到鸭子后，别人就说：“你这时捉鸭子，将来捉女人，一定有同样本领”。（9）追赶鸭子的游戏，包蕴了男女追逐欢会的模式和意念。而且《边城》中，二老将捉到的鸭子送给了翠翠，这就更加意味着他们俩之间有一段感人的爱情故事。渡船，在《边城》中这只方头渡船很有特点：船上立一枝竹杆，挂一个铁环，在两岸牵一段废缆。有人过渡时，把铁环挂在废缆上，牵船来回过渡——这是一个封闭、单调的意象，是一种与河流无关的存在状态，隐喻苗族古老的生活方式。六、结论沈从文，这一颗中国现代史上遮熠熠生辉的文学巨星，其传世杰作《边城》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雄踞一席。它是沈从文“思乡情结”养育出来的一颗明珠，是一曲描写湘西人们人性美的“牧歌”，一部美丽的如此朴素，悲剧的如此优美的人性“牧歌”。《边城》是一部小说，更像一首二十一断章组成的长诗，蕴含着诗一般的境界和韵味，着浓郁的诗意，给人一种非常纯粹的阅读体验。无论是对人物形象入微的描写、独具匠心的结构特色，还是其浓郁的悲剧性与象征着纯洁爱情的意象，令人无奈的结局，都无不显示着这位中国现代史上的巨写作功底与他心中无限的矛盾——深处在现代都市中的他，却一心想着一种清雅、安静、远离尘嚣的世外桃源，在这里，没有了人与人间的尔虞我诈，有的只是美和善。汪曾祺说，边城不只是一个地理概念，同时是一个时间观念，文化概念。沈从文《边城》形成了一种边城观念，《边城》不仅现实地、形象地表现出边城地区的人事哀乐，更主要地表现出这些人事哀乐故事所指向的深远的文化选择。【注】（1）（2）（3）（4）（5）（6）（7）（8）(9)分别见吴宏聪编《中国现代文学作品选》中沈从文《边城》110页、110页、110页、115页、162页、176页、114页、122页【主要参考书目】1、吴宏聪编《中国现代文学作品选》 1999年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中国现代文学史》 2000年 武汉大学出版社

《边城》的艺术独创性表现在两个方面：它巩固、发展和深化了乡土抒情模式；继《阿Q正传》之后重塑了中国形象。《边城》的牧歌属性与中国形象互为表里，为后发国家回应被动现代化，提供了经典的样式和意绪。进一步的分析还表明，《边城》作为近现代以降文化守成主义思潮在文学上的提炼，其文本存在深刻的破绽，并有移用异族文化资源等问题，这揭示了主体民族对自我的诗意想象的虚拟性和策略性，以及与西方文学中的异族想象之间的密切联系。 沈从文的长篇小说《边城》是一部杰作，它的艺术独创性主要在两个方面凸现出来：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牧歌传统中的顶峰之作，它巩固、发展和深化了乡土抒情模式；继鲁迅的《阿Q正传》之后重塑了中国形象。《边城》的牧歌属性与中国形象互为表里，为后发国家回应被动现代化，提供了经典的样式和意绪。进一步的分析还表明，《边城》作为近现代以降文化守成主义思潮在文学上的提炼，其文本存在深刻的破绽，并有移用异族文化资源等问题，这揭示了主体民族对自我的诗意想象的虚拟性和策略性，以及与西方文学中的异族想象之间的密切联系。本文从研究《边城》牧歌图式的建构逻辑人手，以期对它的艺术独创性及其意味作阐释。 一 牧歌作为乡土抒情形式 牧歌(pastoral)本是一个取自西方的文学术语“①，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者多用它和"情调“、"气息"等一类词汇搭配，对那些以理想化笔墨处理乡土题材的作品中能够界定其本质因素的抒情倾向和品格，作印象性的描述。我们可以从题材等多个角度去描述这种倾向和品格，如把"牧歌风"或"牧歌情调"与优美和谐的自然景物，单纯简朴的生活，恬静平和的气氛等联系起来。但牧歌又不限于，文学作品的某个特定方面，它综合了文体、风格、氛围、结构、题材等多种艺术成分，具有整体性、弥漫性的特点。在这个意义上，沈从文的《边城》被冠以"牧歌"的机会特别多。如刘西渭的《舆》一文中说：《边城》是"一部idyllic杰作“②。汪伟的《读》提到《边城》有"牧歌风"和"牧歌情调“，“《边城》整个调子颇类牧歌“③。夏志清赞赏沈从文的《边城》是"可以称为牧歌型的“，有"田园气息"的代表作品④。杨义说沈从文"小说的牧歌情调不仅如废名之具有陶渊明式的闲适冲淡，而且具有屈原《九歌》式的凄艳幽渺“，是真正的"返朴归真“⑤。 虽然《边城》的牧歌属性最为学者称道，但在中国现代文学中，牧歌不是孤立的个案。牧歌与田园小说有天然的亲缘关系，故其抒情特质在田园小说中表现最为突出，我们可以在废名的作品中清楚地印证这一点。当我们把目光转向中国现代文学史，也能在何其芳、李广田、林庚、芦焚、汪曾祺等作家的作品中看到牧歌这条线索。牧歌代表着对乡土和家园的守望；由于中国作为后发国家的特性，在优秀的作家那里，这种乡土抒情形式也蕴涵了对民族身份的追寻，对民族形象的诗性想象。 《边城》的确处处充溢着牧歌气息。象牧歌的历史所揭示的那样，构筑乐园的冲动在这部小说中也十分强烈。乐园被安置在历史和地理上催生《楚辞》，并享有桃花源盛誉的湘西。乐园的内在品质更是丰满而独特。沈从文声称，他要在《边城》中表现"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⑥。他的乐园构想，建立在人性善的基础之上，投射到人物性格、人际关系，茶峒社会与习俗、甚至自然环境等各个层面。情形正如批评家刘西渭所说："这些可爱的人物，各自有一个厚道然而简单的灵魂，生息在田野晨阳的空气。他们心口相应，行为思想一致。他们是壮实的，冲动的，然而有的是向上的情感，挣扎而且克服了私欲的情感。对于生活没有过分的奢望，他们的心力全用在别人身上：成人之美。“⑦ 沈从文除强调边城中人与社会的善的一面外，对诗性人格和诗性自然也浓彩重抹。诗性(超功利性，非社会化，自然性)与世俗、功利、务实相对，代表了人生的两个方面，也代表了社会的两种价值取向。例如渡船老人，他的憨态、固执、迂阔和天真在许多细节上层露无遗。芥微小事，老人的反应亦庄严凝重，二者形成强烈反差，突出了他身上的诗性。二老眉眼秀拔出群，"象岳云“，为人聪明而富于感情，"有诗人气质“，含情脉脉的"注视"和"微笑"是他独特的求爱韵致。沈从文在(边城)中还表现了描画自然风景的高超技巧。二老为翠翠唱歌，歌声将翠翠从睡梦托浮起来，上山崖摘虎耳草的那个夏日夜晚，浓情与美景交织，浪漫而有诗趣。有评论家从《边城》人物、山水、意象关系着眼，把《边城》比作一幅水墨画⑧，实在是深得它的气韵和精神。 2006-7-29 17:00回复 .* 3楼哀怨凄楚的挽歌是牧歌的天然组成部分。在早期牧歌中，牧羊人经常面对各种挫折：失败的爱情，暴虐的主人，死去的朋友等，牧羊人对同伴倾诉忧伤，感怀身世。后来，牧歌更发展出一个分支--哀歌⑨。《边城》也弥漫着忧伤的气氛。在现实层面，有诗意爱情与势利婚姻的冲突；翠翠父母爱情悲剧的启悟与暗示，以及人物关系上的难以沟通和误会，则提示了命运在发挥作用；在象征层面，《边城》的总体图式与桃花源意象和<圣经》中大洪水意象不谋而合，使其具有了原型意义。所有情形，使人物不幸遭遇成为必然，结果正如刘西渭所说："作者的人物虽说全部良善，本身却含有悲剧的成分。惟其良善，我们才更易于感到悲哀的分量。这种悲哀，不仅仅由于情节的演进，而是自来带在人物的气质里的。“⑩ 乐园和挽歌图式指示着牧歌的基本框架，而乡土和传统的有机融人，为牧歌增添了文化背景和纵深。《边城》不仅充分展示了地方独特的风俗，如龙舟竞渡，对歌，傩辞等；另一方面，个体的一次性行为，沈从文总喜欢用"照例“、"常常"等副词使单数叙事变成复数叙事，从而对具体的人事、行动、情节等作物景化、概括化处理。前者是对乡土的实际形态的具体描述，后者发挥的则是还原作用，即把个体归到类，再把类融人土地。经验与人事通过这样的抽象，从流动时间的冲刷侵蚀中解脱出来，堆积成习惯、风俗、文化，实现了永恒。这就是沈从文确立的"常“，也是边城的乡土之本质所在。牧歌就滋生在这样的土壤里。 《边城》同样有丰富的传统文化内涵。沈从文声称要建供奉人性的希腊小庙，这人性其实深深地打着儒家伦理道德观念的烙印。最突出的标志是他在《边城》中表现人物的伦理意识和伦理情感，并从现实关系的层面上评价：如渡船老人、顺顺父子、杨马兵等，都勤劳、善良、本分、敦厚、正直、仗义、豪勇……。渡船老人性格中洒脱、迂阔的一面，以及边城山水、习俗、人物中浸润的诗性，则见出道家思想的影响。传统文化的影响也显现在《边城》审美情趣上，如对性爱的态度。两性相爱以婚姻和家庭生活为最后的归宿，感情和行为优雅、克制，深合"发乎情，止乎礼仪"的古训。如作品的风格，精巧、雅致、敦厚，如作品的语言，凝练、清寂、简约，都深得古典意趣。 二 文化隐喻：中国形象及其背景 当《边城》的牧歌图式指向一个文化隐喻时，诗意的中国形象诞生了。我在这里使用"形象"一词，因其作用重大，特作一些说明。我们知道，一般文学理论意义上的形象分析倾向于个别的典型人物，而在50年代比较文学的一个分支形象学兴起后，"形象"一词的使用被泛化了，它与特定国家、民族，或某-类人等具有高度概括性的名词联属，形成其独特的研究对象，如"美国形象“、"俄国形象“、"英国形象"等。这一形象的范围不限于人，它还可以包括风物、景物描述，甚至观念和言词，总而言之，它是存在于作品中关涉民族与国家的主观情感、思想、意识和客观物象的总和。形象学研究的重点，是文学中的异国异族形象，和它必然伴生的自我民族形象，以及形象背后隐涵的国家和民族之间的文化差异与冲突。由于不同国家、民族在文化上的巨大差异，相互间的曲解、夸饰和想象是必然的，恒常的，因此，形象服从的不是写实定律，而是民族想象的有效性和合乎逻辑性⑾。我们在《边城》研究中引入这一概念，是为了把牧歌的文化隐喻置于中国被动现代化，以及现代民族、国，家观念生成的背景中来考察。 象所有形象学意义上的形象一样，"中国形象"也是一个极具统摄意味的概念，它是中华民族在整体意义上对自我的看法的具象表达。《边城》的牧歌属性充分展示了乡土与传统的诗意，以最为贴切和概括性的形式，将30年代的中国想象--有悠久历史的泱泱大国，它的苦难，它的文化优势--凝聚成可感的艺术造型。这形象是崭新的，文坛被"国民性话语"和"阶级话语"支配多年后，一个焦虑中的民族渴望借助文学的形式，展示自己文化的魅力及生命力，《边城》应运而生。 2006-7-29 17:00回复 .* 4楼一部文学作品，其文化隐喻被提升到民族、国家形象的层面上，除艺术品质的精湛外，高度的概括性和相当的容量是必不可少的。中国现代文学中，能当如此评价的作品十分罕见，而鲁迅的《阿0正传》和沈从文的《边城》是其中最有代表性，文化隐喻又完全相反的两部。我们不应该将两部作品中反映的民族的双重根性指认为一个毋须求证的事实，而应该意识到民族形象的建构性和被阐释性，它依附于不同的知识体系。鲁迅的《阿Q正传》是启蒙话语的杰作，沈从文的《边城》的文化隐喻则要放到近现代文化守成主义思潮中去理解。 启蒙主义和文化守成主义是后发国家对被动现代化的两种主要回应模式。按照美国汉学家艾恺所下的定义，"现代化"指"一个范围及于社会、经济、政治的过程，其组织与制度的全体朝向以役使自然为目标的系统化的理智的运用过程“⑿。现代化进程使社会能够更有效地调动资源和劳动力，为国力强盛和人民富足开辟道路，因而得到广泛拥护。另一方面，现代化对任何事物唯一的价值标准就是功利性和效率，这使它必定强调结果的评价，也预设了道德的相对性甚至道德真空，人的工具化和物化也就成为必然之事。由于其与人性的目标相悖，与历史所衍生的诸多文化和道德价值相悖，现代化又不断受到激烈的批判。 在非西方的后发国家，如中国，现代化进程不同于西欧，它是一个被动的、外来的和强加的过程，并伴随着殖民者的军事入侵和经济掠夺，同时又与本国传统发生尉烈的冲突。因此，现代化及其衍生的观念在唤起民众空前的皈依热情的同时，也激发了民族的屈辱感和自尊心，引发了民族文化的认同危机。文化上的启蒙主义和守成主义是这种现代化进程在思想上的必然反应，在中国近现代，文学成了这种反应的重要表现形式。以鲁迅为代表的启蒙主义作家，以改造国民性为己任。《阿Q正传》将启蒙主义的核心命题"国民性批判"推到极致，塑造了阿Q形象。由于"国民性"命题的特定指向，加上鲁迅高度的艺术概括和提炼，阿Q形象成为国家和民族形象的代名词。它的价值判断是负面的。 被动现代化，如在其他非西方国家一样，在中国也激起了相反的文化守成主义思潮，从辜鸿铭、梁启超，到梁漱溟、学衡派等，众多的知识精英为本土和传统文化张目。他们在强调差异中凸显中国传统文化的优越性，和对人类文明的独特贡献。文化守成主义在文学上的表现，萌芽于五四时期的乡土抒情之作，作为寻求民族文化认同的一个组成部分，20年代周作人的一部分散文，废名的小说，表达了作家对地方传统、文化和习俗的眷恋与依赖。进入30年代，新一代京派作家如何其芳、李广田、卞之琳、芦焚、林庚等，更以流派的规模，对传统和乡土作诗意诠释。五四主流文学中的乡土与城市之间形成的张力在京派作家笔下获得新的阐释和意义，并且得到升华；此外，在"乡愁"的发酵，"古都"的回眸，"原始人性"的塑造，及"古典意象"的挖掘等表现新的民族形象的多角度尝试。可以说，1934年初沈从文的颠峰之作《边城》发表前后，一个整合、提升新的中国形象的文学外部环境已然成形。 三 中国形象与沈从文创作的发展 从沈从文个人创作发展的轨迹看，诗意中国形象的诞生显示了内在的必然性。沈从文的创作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1924-1927年是沈从文的试笔和模仿阶段，他受周作人、废名等影响，多写些怀乡忆旧之作，寄托对乡土的愁思，其文化意蕴浅显凌乱。1928-1931年，沈从文主要在上海，他一扫往昔作品中的感伤情调，纪实倾向，转而凸现湘西世界蛮荒自然状态和原始初民的神性、强力、元气以及旺盛的情欲，让读者领略湘西世界的奇幻和浪漫，原始初民的自在与强健。他的地方意识开始觉醒并得到强化。1931年秋，沈从文离开上海，赴青岛，在青岛大学任教。佛家思想就是这一时期大规模地有机地融人他的作品，对生命的原生态进行了归纳。这种归化作用在他1933年秋到北平后仍持续着，但佛家思想逐渐淡出，儒家和道家思想的影响上升到主导地位。在佛家思想使野性的湘西受到初步的文明教化后，儒家思想把伦理情感，民族前途的思考，自强不息的精神，道家把诗性人格推到了沈从文视野中。《边城》作为这种变化的产物和集中体现，显示出沈从文正走出在地域对比中表现湘西地方优势的格局，唱出了中国的颂歌。 2006-7-29 17:00回复 .* 5楼表现苗族与作为主体民族的汉族之间的关系，是沈从文创作中的一个引入注目的方面。在他的早期作品(1924-1927)中，沈从文借苗族来夸耀地方的奇异，但对现实生活中的苗人，NG取歧视态度，把他们作为异类加以严格甄别。1928年-1933年，沈从文先在上海，后到青岛，他对苗族的态度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此时的沈从文，已经从父亲口中，得知了自己有苗族血统，他以苗族身份自居，写了一系列苗族传奇，如《龙朱》、《神巫之爱》、《七个野人与最后一个迎春节》、《月下小景》、《凤子》等，他讴歌传说中的苗族英雄和传奇人物，赞慕苗族狂放、野性的生活，并从现实体验出发，触及到苗汉两个民族的冲突。1933年秋，沈从文来到北平。多种因素促使他放弃了以"苗族作家"身份从事写作的念头，他逐渐丧失了对表现苗族浪漫传奇，彰显苗汉文化冲突的兴趣。而《边城》正写在沈从文到北平方以后。当然，即使是在他大张旗鼓地彰显苗族文化时，他也是矫饰的，他所认同的是传说中的苗人，而非现实中的苗人。他只承认自己与他虚构的龙朱等苗族传奇人物和英雄血脉相承，却回避与进凤凰城赶场或为一点因由就被牵来杀头的乡下苗人之间的血缘联系。他并没有坚定的对苗族文化的归属感，选择苗族身份，多半是出于叙述策略⒀。当他越来越认同"中华民族“，苗族的身份就成了障碍。于是，此后发生的一切就顺理成章了。到北平后的沈从文成功地完成了自己的身份转换，由苗族到汉族，由关心国家内部的民族对话，转而充当整体上的"中华民族"形象的代言人。 随着沈从文在创作方面从张扬原始野性到皈依教化文明，随着个别民族捍卫者的身份弱化，整体上的中华民族意识和认同感增强，他开始频繁地发表时论，谈论民族复兴和国家再造。在1933年秋冬到1934年春，沈从文先后发表了《文学者的态度》、《劝人读经》、《知识阶级与进步》、《打头文学》、《论"海派“》和《关于海派》等文章，虽是在议论文坛不良习气以及社会政治弊端，而用意是警示"民族特性的消失"和"国家政治制度的不良“，并探索"民族出路“，他关注的是一些涵盖性很大的命题。如他在《打头文学》中说："我们正需要打头文学“，如此，"方能把这个民族目前的危机与未来的恐惧揭发出来。“⒁他两篇论海派的文章，虽是就他引发的有关海派的论争进行答辩和发挥，但有趣的是，他附属于"海派"的主要说辞，却是针对"民族"劣根性的；也就是说，它把"海派"的地方性上升到民族劣根性的高度看待。如《论"海派“》中说；"一个民族是不是还有点希望，也就看多数人对于这种使民族失去健康的人物与习气的态度而定。“⒂这是沈从文集中发表对文学、知识分子等问题看法的时期。他看待问题的角度发生了变化，不是从个人好恶和感受力出发，而是从整个民族的前途，国家利益的角度批评文坛时弊，把文学的创新和诚实与民族的复兴联系起来，视野更见开阔。 从1933年10月他到北平起，到他完成《边城》，这种联系是他言论的主旋律。因此，沈从文才会在《边城》出版时的题记中郑重宣布，他的这本注定要落伍的书，是给那些"极关心全个民族在空间与时间下所有的好处与坏处"的人去看的，他给他设定的读者提出很高的要求："我的读者应是有理性，而这点理性便基于对中国现社会变动有所关心，认识这个民族的过去伟大处与目前堕落处，各在那里很寂寞的从事与民族复兴大业的人。这作品或者只能给他们一点怀古的幽情，或者只能给他们一次苦笑，或者又将给他们一个噩梦，但同时说不定，也许尚能给他们一种勇气同信心。“⒃ 从现代中国的文化守成主义思潮发展来看，30年代，在文学中出现诗意的中国形象，是历史的必然；从沈从文自己的创作发展来看，他的抱负和思考的格局此时已经上升到一个宏阔的高度，特定的乡土和地域皈依整体的"国家“，特定的民族被整体的"中华民族"取代。外部环境和内在动力互相作用，《边城》的中国形象脱颖而出。 2006-7-29 17:00回复 .* 6楼四 从《边城》看后发国家文学中民族想象的本质 《边城》的牧歌属性及其文化隐喻--中国形象，为后发国家的民族抒情提供了可贵的范本。我们通过如上分析，对其形式、内涵、成因等问题有了初步的认识。同时，我们还应该注意到，《边城》文本内外，有诸多矛盾交织着，种种情形，关涉民族想象的性质和发展前景。对其进行研究，有着同样重要的意义。 当我们再一次把目光集中到《边城》文本内部，加以更深入的探究时，牧歌的破绽暴露出来。我们注意到促成渡船老人之死的最后诱因--中寨人的奸诈。他歪曲二老的意思，又引发老人的负罪感，在旁敲侧击中残酷地断送了老人残存的信心。还有翠翠在吊脚楼下听两个水手议论卖唱的妓女："她的爸爸在棉花坡被人杀了十七刀。"需要多大的夙怨，要将仇人杀十七刀!这触目惊心的事件尽管以如此平淡的调子谈论出来，对现代读者仍是一个强烈的刺激。在黄昏的河边，当翠翠暂时一个人在岸上时，她猛然想到："假若爷爷死了?"她莫名其妙地害怕起来，大叫爷爷，执意让爷爷上岸来。翠翠，当然还有爷爷，这种对当前和未来的不祥预感，在小说中十分强烈。再就是老人在顺顺一家面前有挥之不去的自卑感，他的赤贫，龙舟赛上势利的观众对二老婚事的议论，频繁的自然灾害，经商环境的险恶等等。牧歌并不排斥现实矛盾的介入，挽歌就是明证。但牧歌中的矛盾经过了精心修饰，调子可以是忧郁的，哀伤的，却不能过分严峻，牧歌追求理想化，因此拒绝残酷的现实主义描写。《边城》中的这些因素显然超出了抒情挽歌的范围。沈从文虽然为弥合牧歌文本中的破绽，作了不少工作，这可以从他频繁使用的一些赞誉性词汇中看出来。在小说开头三节，这类词汇比比皆是，如"淳朴“、"浑厚“、"安静和平“、"极有秩序"等。而如果拿这些肯定性评价与边城人日常生活对照，读者会发现它们常常是是矛盾的。是叙述人的声音"在一定程度上控制了读者对文本的理解和接受“⒄，而不是事件本身令读者信服。因此，掩饰的结果实在是加强了这种不和谐感。 《边城》的文本破绽与湘西和中国的现实情形之间当然有密切联系，它提示着牧歌的现实资源的匮乏。同时它也是沈从文创作中话语转换留下的痕迹，因为原始英雄主义能包容劫掠、血腥和灾难，被文明教化浸染的牧歌则难以化解它。这种话语转换留下的痕迹清楚表明了牧歌的建构性及其过程。 同样，苗族问题对《边城》的民族抒情也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沈从文的身上有苗族血统，湘西历史上主要是苗族的聚居地。考虑到这两点，就足以把《边城》与苗族文化可能的表现联系起来，而具体的研究也确实证明了这一点。 《边城》故事的发生地茶峒所在地属花垣县(旧称永绥县)，据1935年人口统计材料⒅，全县15个乡总计人口116146人，苗族人口101514人，占86％，除茶峒镇、花垣镇，吉峒乡三个乡是苗汉杂处外，其余12乡皆是苗乡。即使苗汉杂处的茶蛔镇，总人口6825人，苗族4550人，也占66％。茶峒城是旧时为镇压苗民而修筑的城池，汉人比例大一些，它是苗族汪洋大海里汉人的一只孤舟。{边城》的故事发生在1930年左右，那时人口比例估计与1935年的统计不会有太大出入。如此的人口分布结构，很难设想《边城》会与苗族没有任何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