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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画四大家】山东潍坊杨家埠的木版年画、 四川绵竹年画、江苏桃花坞、天津杨柳青在历史上久负盛名,被誉为中国“年画四大家”。 ▲苏州桃花坞桃花坞木板年画是中国江南主要的民间木板年画。桃花坞位于江苏省苏州市以北。(桃花坞位于江苏苏州阊门内北城下)桃花坞年画源于宋代的雕版印刷工艺,由绣像图演变而来,到明代发展成为民间艺术流派,清代雍正、乾隆年间为鼎盛时期,每年出产的桃花坞木版年画达百万张以上。太平天国末年,清兵围攻苏州,桃花坞木版年画生产受到了严重的破坏,以后一直萎靡不振。直到20世纪50年代初期,由苏州市文联组织艺人恢复生产,后又成立“苏州桃花坞木版年画社”,在整旧创新方面,取得了很大进展。桃花坞年画,主要有门画、中画和屏条等形式,其中门画可谓集历代门神之大全。桃花坞年画,系用一版一色的木版套印方法印刷出来,工艺精美,一幅画要套印四五次至十几次,有的还要经过“描金”、“扫银”、“敷粉”等工序。在色彩上,有桃红、大红、蓝、紫、绿、淡墨、柠檬黄等诸色。在艺术风格上,桃花坞年画构图丰富,色调艳丽,装饰性强,富有浓郁的生活气息。在人物塑造、刀法及设色上,具有朴实、稚拙、简练、丰富的民间美术特色,故数百年来一直畅销于海内外,欧洲许多国家的博物馆及艺术馆都有收藏。桃花坞年画的印刷兼用着色和彩套版,构图对称、丰满,色彩绚丽,常以紫红色为主调表现欢乐气氛,基本全用套色制作,刻工、色彩和造型具有精细秀雅的江南民间艺术风格,主要表现吉祥喜庆、民俗生活、戏文故事、花鸟蔬果和驱鬼避邪等民间传统审美内容。民间画坛称之为“姑苏版”。 ▲天津杨柳青年画有着600年历史的杨柳青(位于天津市西20公里)的民间木版年画产生于元末明初,当时有一名长于雕刻的民间艺人避难来到杨柳青镇,逢年过节就刻些门神、灶王出卖,镇上的人争相模仿。到了明永乐年间,大运河重新疏通,南方精致的纸张、水彩运到了杨柳青,使这里的绘画艺术得到发展。杨柳青年画从清代雍正、乾隆至光绪初期最为风行。杨柳青年画的画样(粉本)有几千种。到了清代中期全盛时期,杨柳青镇的戴廉增画店一年生产的成品就达2000件,每件500张,共达百万幅。当时,杨柳青全镇连同附近的30多个村子,“家家会点染,户户善丹青”,画店鳞次栉比,店中画样高悬,各地商客络绎不绝,是名副其实的绘画之乡。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杨柳青年画走向衰落。1926年,霍派五世传人霍玉棠创建了杨柳青镇最大的“玉成号”画庄,杨柳青年画渐渐走向复苏。解放后,周恩来总理还曾亲临视察并给画庄寄来急需的藤黄原料。“文革”期间,杨柳青年画改为胶版印刷,传统工艺濒临绝迹。天津杨柳青年画霍派第六代传人霍庆有(霍玉棠之子)从20世纪80年代起,继承父志,利用近三十年的时间苦心钻研勾线、刻板、刷画裱等传统技艺,掌握了全套杨柳青年画工艺,成为天津一带唯一的勾、刻、刷、画、裱“五项全能”的杨柳青年画艺人,使得曾几近绝迹的木版手工绘制的杨柳青年画得以复苏。如今,“玉成号”画庄已建成为家庭博物馆,成为吸引中外游客的人文景点。杨柳青年画继承宋、元绘画传统,吸收了明代木刻版画、工艺美术、戏剧舞台的形式,采用木版套印和手工彩绘相结合的方法,制作时,先用木版雕出画面线纹,然后用墨印在上面,套过两三次单色版后,再以彩笔填绘。既有版味、木味,又有手绘的色彩斑斓与工艺性,因此,民间艺术的韵味浓郁,富于中国气派。杨柳青年画创立了鲜明活泼、喜气吉祥、富有感人题材的独特风格。在中国版画史上,杨柳青年画与南方著名的苏州桃花坞年画并称“南桃北柳”。杨柳青年画通过寓意、写实等多种手法表现人民的美好情感和愿望,尤以直接反映各个时期的时事风俗及历史故事等题材为特点。如年画《连年有余》,画面上的娃娃“童颜佛身,戏姿武架”,怀抱鲤鱼,手拿莲花,取其谐音,寓意生活富足,已成为年画中的经典,广为流传。杨柳青年画取材内容极为广泛,诸如历史故事、神话传奇、戏曲人物、世俗风情以及山水花鸟等,特别是那些与人民生活密切关联的题材,以及带有时事新闻性质的题材等,不仅富有艺术欣赏性,而且具有珍贵的史料研究价值。以这些优秀作品为代表的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结合的优良传统,形成杨柳青年画艺术的主流,一直延续发展至今。杨柳青年画的艺术特点是多方面的,形成其艺术特点的条件也是多方面的。其中较为显明突出的则是表现在制作上。杨柳青年画的制作程序大致是:创稿、分版、刻版、套印、彩绘、装裱。前期工序与其他木版年画大致相同。都是依据画稿刻版套印;而杨柳青年画的后期制作,却是花费较多的工序于手工彩绘,把版画的刀法版味与绘画的笔触色调,巧妙地融为一体,使两种艺术相得益彰。而且还由于彩绘艺人的表现手法不同,同样一幅杨柳青年画坯子(未经彩绘处理的墨线或套版的半成品)。可以分别画成精描细绘的“细活”,和豪放粗犷的“粗活”,艺术风格迥然不同,各俱独自的艺术价值。▲山东潍坊杨家埠山东潍坊杨家埠木版年画兴起于明代,全以手工操作并用传统方式制作,发展初期受到杨柳青年画的影响,清代达到鼎盛期,杨家埠曾一度出现“画店百家,画种过千,画版上万”的盛景,产品流布全国各地。其中最大的东大顺画店拥有画版300多套,年制画百万余张。杨家埠年画体裁广泛,想象丰富,重用原色,线条粗犷,风格纯朴。杨家埠木版年画同天津杨柳青、苏州桃花坞并称中国民间3大木版年画,始于明代,兴于清朝,重喜庆、浓彩、实用,多反映理想、风俗和日常生活,构图完整匀称,造型粗壮朴实,线条简练流畅。根据农民点缀生活环境的实际需要,主要有大门画、房门画、福字灯、美人条、站童、爬童、月光等,具有浓厚的民间风味、乡土气息和节日氛围。杨家埠木版年画题材广泛,表现内容丰富多彩,有神像类、门神类、美人条、金童子、山水花鸟、戏剧人物、神话传说等,同时也有反映民间生活、针砭时弊之作,但喜庆吉祥是杨家埠年画的主题。诸如吉祥如意、欢乐新年、恭喜发财、富贵荣华、年年有余、安乐升平等,像亲人的祝福、似好友的问候,构成了农民新春祥和欢乐,祈盼富贵平安的特点。“巧画士农工商,描绘财神菩萨,尽收天下大事,兼图里巷所闻,不分南北风情,也画古今轶事”。杨家埠年画主要内容包括6大类,即过新年、结婚、农忙等风俗类,年年发财、金鱼满堂等大吉大利类,门神、财神、寿星、灶王等招福辟邪类,包公上任、三顾茅庐、八仙过海等传说典故类,打拳卖艺、升官图等娱乐讽刺类,三阳开泰、开市大鸡、四季花鸟等瑞兽祥禽花卉风景类。杨家埠年画的制作工艺也别具特色。艺人首先用柳枝木炭条、香灰作画,名为“朽稿”,在朽稿基础上再完成正稿,描出线稿,反贴在梨木版上供雕刻,分别雕出线版和色版。再经过调色、夹纸、兑版、处理跑色等,手工印刷。年画印出来后,还要再手工补点上各种颜色进行简单描绘,以使年画显得自然生动。杨家埠年画生产分绘画、雕刻、印刷、装裱等几道工序,每一道工序都极为精细准确。做法是先将画稿勾出黑线稿,贴到刨平的梨木或棠木板上,雕刻出主线版。待印出主线稿后,再分别不同颜色,刻出色版,套色印刷,最后修版装裱而成。兴盛时,刚进入秋季,各路画商就云集杨家埠。晚上,大街两旁张灯结彩,年画挂满街头。每年前来选购画作的商人达5000多人。当时,卖画兴唱小段,最流行的唱词有:“一进门来苏东坡,坐下韩信问肖何。不是本号不赊账,如今要账太啰嗦。赊账如同三结义,要账就像请诸葛。”土生土长的杨家埠木版年画,一步步走上了高雅的艺术殿堂。1983年春节,中国美术馆展出了杨家埠年画。同年,杨家埠年画赴美洲、欧洲、非洲的9个国家巡回展览。1987年,民间艺人杨福元应邀到新加坡作木版年画的画、刻、印表演。到20世纪90年代,一批杨家埠年画艺人前后前往巴西、日本等国家作现场表演,深受好评。2002年,具有200年历史的“同顺德”画店的正宗传人、76岁的年画民间艺人杨洛书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授予“民间工艺美术大师”荣誉称号。杨洛书18岁即开始木版画创作,其《水浒传》、《帝王图》、《西游记》等无不构图奇妙,雕刻精细,栩栩如生,且乡土气息浓郁,深受人们喜爱。如今,一个只有310户、1150口人的小村庄杨家埠,年制作的木版年画却达2000余万幅,远销全国各地与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在山东潍坊千里民俗旅游线上,杨家埠成了重要一站。在这里,人们可以欣赏到100多套年画佳品,可目睹自明代以来的各种各样的年画制作工具、原版,还可现场观看充满神秘色彩的年画制作工艺。▲四川绵竹年画绵竹年画以产于竹纸之乡的四川省绵竹县而得名。绵竹年画历史悠久,它起源于北宋,到明末清初进入繁盛时期。乾隆、嘉庆年间,绵竹全县有大小年画作坊300多家,年画专业人员达1000余人,年产年画1200万多份,产品除运销两湖、陕、甘、青及四川各地外,还远销印度、日本、越南、缅甸和港澳等国家和地区。2004年初,绵竹年画老艺人陈兴财之孙陈强展示他近期创作的创新年画“挤金门神”。绵竹年画以彩绘见长,具有浓厚的民族特点和鲜明的地方特色。绵竹年画构图讲求对称、完整、饱满,主次分明,多样统一;色彩上采用对比手法,设色单纯、艳丽,强烈明快,构成红火、热烈的艺术效果;线条讲求洗炼、流畅,刚柔结合,疏密有致,具有强烈的节奏感;而夸张、变形、象征、寓意的造型,更具诙谐活泼的效果。绵竹年画的内容极其广泛,有孔明、张飞等历史英雄人物,有小说、戏曲的精彩画面,有武士神像、动物花果等等。其中最有趣的是《耗子嫁女》、《三猴烫猪》、《狗咬财神》、《看官盗壶》等民间传说。 绵竹年画分红货、黑货两大类。红货指彩绘年画,包括门画、斗方、画条。其中门画制作手法多样:细活有“明展明挂”、“印金”、“钩金”、“花金”;粗活有“常行”、“水墨”、“填水脚”。画条,分中堂、条屏、横推、单条等,供厅堂、居室、走廊及牲畜圈等张贴之用。门画有大毛、二毛、三毛等大小之分,贴大门、厅门、房门、灶门之用。黑货,是指以烟墨或朱砂拓印的木版拓片,多为山水、花鸟、神像及名人字画,此类以中堂、条屏居多。其他著名年画▲朱仙镇木版年画朱仙镇木版年画历史悠久,堪称中国民间艺术宝库中的一颗明珠。 北宋年间,每逢过年过节,特别是过春节家家户户贴门神已成为一种风尚,以祈求人寿年丰、吉祥如意、招财进宝、镇邪除妖。后来北宋没落、灭亡,开卦几经战乱,木版年画便衰落下来。到了明代,开封年画虽然又获复兴,但已逐渐转移到朱仙镇。明朝末年洪水泛滥,开封被淹没,百业俱废,朱仙镇便成了木版年画的中心。明、清时期,朱仙镇就有300多家木版年画作坊,至清末有七十多家,其中以"万通"、"天兴德"、"德胜昌"、"天义德"较为有名。其作品畅销各地,于是开封地区的年画被统称为“朱仙镇木版年画”,影响深远。 朱仙镇在河南省开封市城南10公里,虽然是个小镇,在古代却名列中国四大古镇之一。特别是北宋末年岳飞曾率军在这里大破兀术的金兵,朱仙镇更为国人所知。为纪念岳家军的功绩,在朱仙镇建有一座规模不小的岳王座,而今朱仙镇木版年画社就设在这座古庙之中。朱仙镇木版年画主要分为阴刻、阳刻两种,有黑白画和套色画两种形式,采用的是手工水印。形式有文武门神、神像图、戏出和挂笺等二千余种。朱仙镇木版年画有五大特点:一是线条粗犷,粗细相间;二是形象夸张,头大身小;三是构图饱满,左右对称;四是色彩艳丽,对比强烈;五是门神神码多,严肃端庄。朱仙镇年画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神祗画,如灶君神、天地神等,另一类是门神类,朱仙镇木版年画中最多的就是门神,门神中以秦琼、尉迟敬德两位武将为主。 那些大大小小的门神画中,两位武将或衣着不同,或形态各异:步下鞭、马上鞭、回头马鞭、抱鞭、竖刀、披袍等,不下20种样式。除此之外,还有各种文武门神。文门神有五子、九莲灯、福禄寿等;武门神常是戏曲中的忠臣义士和各类英雄好汉。不同人的房门常贴不同内容的门神:已婚子女辈房门贴“天仙送子”、“连生贵子”、“三娘教子”;中年人房门贴“加官进禄”、“步步莲生”;老年人房门贴“松鹤延年”和“寿星”之类;少年儿童居室房门贴“五子夺魁”、“刘海戏金蟾”等。 朱仙镇的木版年画,不但具有极高的艺术收藏价值,而且极具观赏价值,许多名人都曾收藏过朱仙镇的木版年画,鲁迅先生给予其很高的评价:“朱仙镇的木版年画很好,雕刻的线条粗健有力,和其他地方的不同,不是细巧雕琢。这些木刻很朴实,不涂脂粉,人物也没有媚态,颜色很浓重,有乡土味,具有北方木版年画的独有特色。”这是对朱仙镇木版年画艺术特色的很好概括。现在上海鲁迅纪念馆还珍藏着26幅鲁迅收藏的朱仙镇年画作品。▲武强年画 武强年画流行于华北一带的民间木版年画,因主要产于河北省武强县而得名,有"年画之乡"之称。武强年画是在原始的耕作方式、佛教思想、传统观念和古老的民族习惯影响下发展起来的民间乡土艺术。是经过绘、刻、印三道工序的彩色套印而成的木版画。武强年画起源于元代以前,明代初期形成规模,到清康熙至嘉庆年间(公元1662年至1820年),进入鼎盛时期。直到清末民初,在武强县南关有字号可考的画店仍有144家,其周围68个村庄里共有1587个民间作坊从事画业生产与销售,从业者达数千人,在外地开设的批发庄有180余处,最高年销量达1亿对开张,行销当时大半个中国。武强年画题材广泛,形式多样,具有浓郁的乡土气息;作品构图饱满、主题突出,结构紧凑、线条粗犷,兼施黑、红、绿、黄、紫、粉等色,对比明快,极富有装饰性。有门画、窗画、灯画、斗方、贡笺、中堂画、炕围画、顶棚画、囤画、对联、条屏等,甚至牛棚马厩也有专门张贴的年画。在雕法上有的精细,有的粗细相间,尤以大刀阔斧粗犷自然的刻法见长,以阳刻为主,有的兼施阴刻,运用黑白对比,表现出刀味木趣、笔情墨意,弄成独特的古朴而稚拙的风格。题材主要有戏文故事,风俗时尚、喜庆寓意,娃娃美女,花卉山水等。代表作品有"踏雪寻梅"、"三娘教子"、"赵州石桥"等。 武强年画业在国家的大力支持下,获得了长足的发展,成立了武强年画社;1985年,经河北省文物部门批准,这个久负盛名的“中国木版年画之乡”建立了我国第一家年画专题博物馆——武强年画博物馆。1992年和1994年举办了两届“中国武强年画艺术节”。1993年12月,文化部正式命名武强为全国的“民间木版年画之乡”。▲佛山年画 华南地区流行的民间木版年画。产于广东省佛山镇(今佛山市)。始于明永乐年间,盛于清乾隆、嘉靖年间。佛山年画分原画、木印、木印工笔三种,包括门画、神像画两大类。所取题材有各种神像、历史人物、戏曲故事等。其特点是线条刚劲、粗放、简练,有木刻趣味。设色多使用大红、桔红、黄、绿等色,有的还吸收了当地铜衬剪纸艺术的特色,在画中人物的盔甲袍带上加饰金银花纹,使神像金碧辉煌,这种强烈的装饰风格可谓佛山年画的一个特色了。▲凤翔木板年画陕西凤翔南肖村村民邰增科家门前贴的胶印年画。原来一直从事木板年画制作的邰增科现已放弃这门手艺。凤翔木板年画多年深受西北民众喜爱,但木板年画近年受胶印年画的冲击,市场极不景气。如今凤翔县从事版画制作的只剩邰立平、王慧芳夫妇,且至今没有传人,版画工艺面临失传。▲东丰台木版年画天津东丰台木版年画艺术曾有过辉煌的历史,一度与津西杨柳青年画一样享有很高知名度。但是,由于缺乏重视,画版、成品等实物消失殆尽,如今已经不易见到。天津丰台镇位于宁河、宝坻、丰润、玉田交界处,交通便利,曾商贾云集,有“京东第一镇”之誉。为与北京丰台相区别,人称东丰台。东丰台年画历史久远,成气候时,可上溯至清中期,曾有过“家家点染、户户丹青”的红火场面。清末民初时,该镇有10多个有名的画铺,13个有规模的染纸作坊,是冀东年画最大的集散地之一。东丰台年画虽传承杨柳青年画的特点,但亦受东北、冀东民俗的影响,自成一格。比较起来,在颜色的使用上更为鲜艳,画面更为粗犷和夸张。另外,版式亦较独特,有的对吉祥字大胆使用,不惜占据画面主体;有的为窗格式画面,将10余块画版拼接套印,浑然一体;还有的再现戏剧情节,可将画面裱制成16幅条屏等。2004年新春之际,天津民间文史工作者在天津市宁河丰台镇一个当年老作坊的后人家中偶然发现一批近百年前的东丰台木版年画。这些具有较强视觉冲击力的老年画画面内容宽泛,有天官赐福、门神、九凤朝阳、美人图、送财童子等。
凤凰来临
鲁迅(1881-1936),浙江绍兴人。中国现代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鲁迅原名周树人,字樟寿,号豫才;“鲁迅”是其投身五四五四运动后使用的一个笔名,因为影响日甚,所以人们习惯称之为鲁迅。鲁迅,1882年9月25日出生于绍兴都昌坊口一个封建士大夫家庭,7岁启蒙,12岁就读于三味书屋,勤学好问,博闻强记,课余喜读野史笔记及民间文学书籍,对绘画艺术产生浓厚兴趣,自此打下坚实的文化基础。他不囿于四书五经,多方寻求课外读物,努力掌握历史文化知识。绍兴的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特别是众多越中先贤的道德文章,给鲁迅的思想以很大的熏陶和影响。鲁迅少年时代,祖父因科场案下狱,父亲病故,家道从此中落。鲁迅由一个封建士大夫大家庭的长房长孙,变成了一个破落户子弟。家庭所遭受的一系列重大变故,使少年鲁迅饱受人间冷暖,世态炎凉,看到了“世人的真面目”,认识到封建社会的腐朽和没落。鲁迅母亲鲁瑞,农民的女儿,品格高尚,对鲁迅影响很大。1898年春,鲁迅离开故乡,满怀人生新的希望,考入了南京江南水师学堂,翌年,因不满学堂的“乌烟瘴气”,改入江南陆师学堂附设的矿务铁路学堂。他广泛接触西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阅《时务报》,看《天演论》,深受维新思潮和进化论学说的影响,初步形成“将来必胜于过去,青年必胜于老人”的社会发展观。1902年,鲁迅以优异的成绩毕业,被官派赴日留学。他先入东京弘文学院学习日语,后入仙台医学专门学校习医。因深受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浪潮的影响,积极投身于反清革命的洪流之中,课余“赴会馆,跑书店,往集会,听讲演”,立下了“我以我血荐轩辕”的誓言。1906年,鲁迅在事实面前,有感于国内同胞的愚弱,认识到改变国民性的重要,便毅然弃医从文,迈出了人生道路上具有决定意义的一步,选择了文学艺术,以笔作为自己救国救民的战斗武器。他参与筹办文艺杂志《新生》,撰写了《人之历史》、《科学史教篇》、《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等早期重要论文。鲁迅认为,中国的严重问题在于人,不在于物;在于精神,不在于物质;在于个性,不在于“众人”;要“立国”,必先“立人”,而“立人”的关键,在于个性的觉醒与精神的振奋。辛亥革命前夜,鲁迅回到祖国,先在杭州的浙江两级师范学堂执教,担任化学、生理学教员,后又回到故乡绍兴,担任绍兴府中学堂监学兼博物教员、山会初级师范学堂监督(校长)。他一方面教书育人,培养青年, 一方面积极投身于辛亥革命。 他领导故乡文学团体“越社”, 支持创办《越铎日报》。 1912年初, 鲁迅应教育总长蔡元培之邀,赴南京临时政府教育部任职,不久,随教育部迁至北京,任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科长,同时先后受聘于北京大学、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等一些高等院校,担任校外兼职讲师。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鲁迅深受鼓舞,与李大钊、陈独秀等当时许多先进知识分子一起,写文章,办杂志,揭开了中国五四运动的序幕。他站在反帝反封建的前列,积极提倡新文化、新思想、新道德,猛烈抨击几千年来的旧文化、旧思想、旧道德。1918年,他发表了我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小说通过象征的艺术手法,无情地揭露了中国几千年封建社会吃人的本质,强烈地控诉了封建礼教和封建宗法制度的罪恶。此后,鲁迅“一发而不可收”,以彻底的不妥协的姿态,创作了《孔乙己》、《药》、《阿Q正传》等许多小说和大量杂文、随笔、评论,从而成为五四五四运动的先驱和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1926年夏,鲁迅离开北洋军阀盘踞的北京,南下厦门,担任厦门大学中国文学系教授,同时兼任国学院教授。1927年初,鲁迅又转赴当时的革命中心广州,担任了中山大学中文系主任,同时兼任教务主任,一边从事教育和文学创作,一边投入新的战斗。同年4月,反革命政变发生,鲁迅经受了腥风血雨的考验,因营救学生无果,愤而辞职。在血的教训面前,鲁迅早年形成的社会发展观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他严厉解剖自己的思想,纠正了过去只信进化论的“偏颇”,从此,他的思想发展进入了一个崭新的起点。20年代中期,参与创办《莽原》周刊、《语丝》周刊和文学社团末名社。1927年初到广州中山大学任文学系主任兼教务主任。1927年8月到厦门大学任教授。1927年10月,鲁迅到了上海,从此定居下来,集中精力从事革命文艺运动。1928年与郁达夫创办《奔流》杂志。193O年,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他是发起人之一,也是主要领导人,曾先后主编《萌芽》、《前哨》、《十宇街头》、《译文》等重要文学期刊。他参加和领导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和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等许多革命社团。他主编《前哨》、《奔流》、《萌芽月刊》等许多刊物,团结和领导广大革命的、进步的文艺工作者,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国民党政府及其御用文人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他坚持韧性战斗,撰写了数百篇杂文。这些杂文,如匕首,似投枪,在反文化“围剿”中,作出了特殊的贡献。他与共产党人交往密切,坚决拥护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他以“窃火者”自喻,致力于中外文化交流,倡导新兴木刻运动。他关心青年,培养青年,为青年作家的成长付出了大量的心血。1936年10月19日,鲁迅在上海大陆新村寓所与世长辞,终年55岁。鲁迅写过一首《自嘲》诗,其中有两句为“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这是他一生的真实写照。鲁迅一生写下了800多万字的著译,他的《呐喊》、《彷徨》、《野草》、《朝花夕拾》等许多作品一版再版,被翻译成英、俄、德、法、日、世界语等多种文字,饮誉全球。《鲁迅全集》是他留给中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的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参考资料:
哼哼郭Eva
鲁迅最重要的是热爱人民原名周樟寿,后改名为周树人,字豫山、豫亭,后改为豫才,浙江绍兴人。鲁迅是伟大的无产阶级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 鲁迅出生在浙江绍兴府城内东厂房口,汉族。他幼年丧父,生活寒苦,就靠母亲和姐姐帮人洗衣服维持生计。曾有过百来个笔名,而1918年5月,首次以“鲁迅”作笔名,发表了中国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他的著作以小说、杂文为主,代表作有:小说集《呐喊》《彷徨》《故事新编》,散文集《朝花夕拾》(原名《旧事重提》) 白话小说《狂人日记》,《故乡》.散文诗集《野草》,杂文集《坟》《热风》《华盖集》《南腔北调集》《三闲集》《二心集》《而已集》等18部。 鲁迅先生的小说、散文、诗歌、杂文共数十篇被选入中、小学语文课本等,小说《祝福》《阿Q正传》等先后被改编成电影。北京、上海、广州、厦门等地先后建立了鲁迅博物馆、纪念馆等,同时他的作品被译成英、日、俄、西、法等50多种文字。鲁迅以笔为武器,战斗了一生,被誉为“民族魂”。 2009年9月14日,他被评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做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之一。[编辑本段]鲁迅的生平和创作 [2] 先生于1881年出生在浙江绍兴一个官僚地主的家庭里,13岁那年,他原来在京城做官的祖父因科举舞弊案入狱,此后他的父亲又长期患病,终至死亡,家境败落下来也因此卖了房子。家庭的变故对少年鲁迅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他是家庭的长子,上有孤弱的母亲,下有幼弱的弟妹,他不得不同母亲一起承担起生活的重担。天真活泼的童年生活就这样结束了,他过早地体验到了人生的艰难和世情的冷暖。他经常拿着医生为父亲开的药方到药店去取药,拿着东西到当铺去变卖。在家境好的时候,周围人是用一种羡慕的眼光看待他这个小“公子哥儿”的,话语里包含着亲切,眼光里流露着温存。自他家变穷了,周围人的态度就都变了:话语是凉凉的,眼光是冷冷的,脸上带着鄙夷的神情。周围人这种态度的变化,在鲁迅心灵中留下的深刻的印象,对他的心灵的打击很大,这使他感到在当时的中国,人与人之间缺少真诚的同情和爱心。人们是用“势利眼”看人待物的。多年以后,鲁迅还非常沉痛地说:“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呐喊〉自序》 家庭的变故和变故后的人生体验,也使鲁迅从少年时候起就亲近下层人民。他的外祖母家住在农村,这使他有机会接触和了解农民的生活。特别是在他祖父入狱的前后,他不得不到农村的亲戚家避难,长时期住在农村。在那里,他与农村的孩子们成了朋友,与他们一起玩耍,一起划船,一起看戏,有时也一起到他们家的地里“偷”豆子煮了吃。在他们之间,没有相互的歧视和仇视,而是相互关心,相互友爱。鲁迅一生都把他与农村小朋友这种朴素真诚的关系当作人与人之间最美好的关系而怀念着,描写着。 在当时,一般的读书人走的是三条道路:一条是读书做官的道路。当不上官的还可以去当某一个官僚的“幕友”,假若前两条道路都走不通,还可以去经商。鲁迅走的则是为当时人最看不起的另一条道路:进“洋学堂”。这在当时的中国,是被一般人视为“把灵魂卖给洋鬼子”的下贱勾当的。1898年,18岁的鲁迅,怀揣着慈母多方设法筹借的8块银元,离开家乡进了南京水师学堂,后来又改入南京路矿学堂。这两所学校都是洋务派为了富国强兵而兴办的,其中开设了数学、物理、化学等传授自然科学知识的课程。期间,鲁迅阅读了外国文学和社会科学方面的著作,开拓了视野。特别是严复翻译的英国人赫胥黎著的《天演论》,更给予鲁迅以深刻的影响。《天演论》是介绍达尔文的进化论学说的一部著作,这使鲁迅认识到现实世界并不是和谐完美的,而是充满了激烈的竞争。一个人,一个民族,要想生存,要想发展,就要有自立、自主、自强的精神。不能甘受命运的摆布,不能任凭强者的欺凌。 先生在南京路矿学堂期间成绩优异,使他在毕业后获得了公费留学的机会。1902年,他东渡日本,开始在东京弘文学院补习日语,后来进入仙台医学专门学校。他之选择学医,意在救治像他父亲那样被庸医所害的病人,改善被讥为“东亚病夫”的中国人的健康状况。鲁迅想通过医学启发中国人的觉悟。但他的这种梦想并没有维持多久,就被严酷的现实粉碎了。在日本,作为一个弱国子民的鲁迅,经常受到具有军国主义倾向的日本人的高度歧视。在他们的眼睛里,凡是中国人都是“低能儿”,鲁迅的解剖学成绩是59分,就被他们怀疑为担任解剖课的教师藤野严九郎把考题泄露给了他。这使鲁迅深感作为一个弱国子民的悲哀。有一次,在上课前放映的幻灯画片中,鲁迅看到一个中国人被日本军队捉住杀头,一群中国人却若无其事地站在旁边看热闹。鲁迅受到极大的刺激。这时他已经认识到,精神上的麻木比身体上的虚弱更加可怕。要改变中华民族在世界上的悲剧命运,首要的是改变所有中国人的精神,而善于改变中国人的精神的,则首先是文学和艺术。于是鲁迅弃医从文,离开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回到东京,翻译外国文学作品,筹办文学杂志,发表文章,从事文学活动。在当时,他与朋友们讨论最多的是关于中国国民性的问题:怎样才是理想的人性?中国国民性中最缺乏的是什么?它的病根何在?通过这种思考,鲁迅把个人的人生体验同整个中华民族的命运联系起来,奠定了他后来作为一个文学家、思想家的基本思想基础。 在留学日本期间,先生初步形成了他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但是,鲁迅的思想和感情不但为当时大多数的中国人所无法理解,就是在留日学生中也很难得到广泛的响应。他翻译的外国小说只能卖出几十册,他筹办的文学杂志也因缺乏资金而未能出版。家计的艰难使鲁迅不得不回国谋职。1909年,他从日本归国,先后在杭州浙江两级师范学堂(今杭州高级中学)和绍兴府中学堂任教员。这个时期,是鲁迅思想极其苦闷的时期。1911年的辛亥革命也曾使他感到一时的振奋,但接着是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等历史丑剧的不断上演,辛亥革命并没有改变中国沉滞落后的现实,社会的昏乱、民族的灾难、个人婚姻生活的不幸,都使鲁迅感到苦闷、压抑。五四运动之后,他的压抑已久的思想感情像熔岩一样通过文学作品猛烈喷发出来。在那时,他已经在教育部任职,并且随教育部一同迁居北京。 1918年,先生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了他的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这是他第一次用“鲁迅”这个笔名发表文章,《狂人日记》也是中国最早的现代白话小说。这篇小说,凝聚了鲁迅从童年时起到那时为止的全部痛苦的人生体验和对于中华民族现代命运的全部痛苦思索。它通过“狂人”之口,把几千年的中国封建专制的历史痛斥为“吃人”的历史,向沉滞落后的中国社会发出了“从来如此,便对么?”的严厉质问,大声疾呼:“救救孩子!' 先生的小说作品数量不多,意义却十分重大。鲁迅把目光集中到社会最底层,描写这些底层人民的日常生活状况和精神状况。这是与鲁迅的创作目的分不开的。鲁迅说:“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南腔北调集·我怎么做起小说来》)这种表现人生、改良人生的创作目的,使他描写的主要是孔乙己、华老栓、单四嫂子、阿Q、陈士成、祥林嫂、爱姑这样一些最普通人的最普通的悲剧命运。这些人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最需要周围人的同情和怜悯、关心和爱护,但在缺乏真诚爱心的当时的中国社会中,人们给予他们的却是侮辱和歧视,冷漠和冷酷。这样的社会难道是一个正常的社会吗?这样的人际关系难道是合理的人际关系吗?最令我们痛心的是,他们生活在无爱的人间,深受生活的折磨,但他们彼此之间也缺乏真诚的同情,对自己同类的悲剧命运采取的是一种冷漠旁观甚至欣赏的态度,并通过欺侮比自己更弱小的人来宣泄自己受压迫、受欺侮时郁积的怨愤之气。在《孔乙己》里,有恶意嘲弄孔乙己的短衫顾客;在《阿Q正传》中,别人欺侮阿Q,阿Q则欺侮比自己更弱小的小尼姑;在《祝福》中,鲁镇的村民把祥林嫂的悲剧当作有趣的故事来欣赏……所有这一切,让人感到一股透骨的寒意。鲁迅对他们的态度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鲁迅爱他们,但希望他们觉悟,希望他们能够自立、自主、自强,拥有做人原则。 先生对权势者和伪君子抱着深恶痛绝的态度。《孔乙己》中的丁举人、《阿Q正传》中的赵太爷、《祝福》中的鲁四老爷、《长明灯》中的郭老娃、《离婚》中的七大人等等,都是这样一些权势者的形象。他们有权有势,但对他人的命运却没有真诚的关心,对社会的进步没有丝毫的热情,他们关心的只是自己的权势和地位,自私、虚伪、冷酷,阻碍着社会的进步和改善。《肥皂》中的四铭、《高老夫子》中的高老夫子则是一些假道学、伪君子,他们口口声声说是关心社会的道德,实际上他们自己都是毫无道德心的人。 他的小说写的是平凡人的平凡的生活,没有离奇的故事,没有引人入胜的情节,却充满了无穷的艺术魅力。这种魅力是从哪里来的呢?是从他对人、对生活的细致入微的描写和对人的内在微妙心理的入木三分的刻画带来的。读鲁迅的小说,时时有一种“发现的喜悦”。画面是普通的画面,人物是普通的人物,但却在这么普通的画面和普通的人物身上,随时都能注意到我们平时注意不到的特征,觉察到平时觉察不到的人物的心理活动。正是由于这种细致入微的描写和入木三分的心理刻画,使鲁迅小说的艺术魅力具有了愈久愈醇的特征。在青年时期,我们涉世不深,北方的中小学生对故事中所描写的鲁镇等江南水乡、三味书屋等风土人情还不够熟悉,对人生还没有更多的亲身体验,鲁迅小说是作为一个整体进入我们的感觉世界的,但在我们感觉到的人物和画面中到底潜藏着多么丰富的内涵,我们还不可能尽数感觉到,随着我们社会经验的增加和人生体验的深化,这些人物和画面的内涵就会不断从中生发出来。为了揭示不同生活画面和不同人物命运的不同的意义,鲁迅的小说结构是多变的,几乎一篇有一篇的样式,一篇有一篇的写法。《狂人日记》与《阿Q正传》不同,《孔乙己》与《白光》不同,《故乡》与《祝福》不同,《孤独者》与《伤逝》不同。不仅结构样式不同,音调节奏也不同。《孔乙己》是那么的单纯而又冷峻,《伤逝》则那么逶迤曲折、情深意切。鲁迅的小说是小说,也是诗,意境幽深,外冷内热,其运用民族语言的功力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在写作《呐喊》《彷徨》的同时,先生还创作了散文集《朝花夕拾》和散文诗集《野草》。前者出版于1928年,后者出版于1937年。如果说《呐喊》《彷徨》中的小说是鲁迅对现实社会人生的冷峻的刻画,意在警醒沉睡的国民,《朝花夕拾》中的散文则是鲁迅温馨的回忆,是对滋养过他的生命的人和物的深情的怀念。幼时的保姆长妈妈,在备受歧视的环境中给予过他真诚的关心的藤野先生,一生坎坷、孤傲不羁的老友范爱农,给过他无限乐趣的“百草园”,吸引着他的好奇心的民间戏剧和民间娱乐活动……所有这一切,都是在这个险恶世界的背景上透露出亮色和暖意的事物,是他们,滋养了鲁迅的生命。这些散文,把抒情、叙述、议论结合在一起,有时如平静的港湾,有时如波涛翻滚的大海,有时如湍急奔流的河水,有时又像蜿蜒曲折的小溪,千姿百态,体现了鲁迅散文创作的艺术成就。同《朝花夕拾》中那些明净细致的散文不同,《野草》中的散文诗则呈现出迷离恍惚、奇诡幻美的意境,它们像一团团情绪的云气,在空中旋转飘荡,变幻出各种意想不到的形状。鲁迅内在的苦闷,化为了梦,化为了超世间的想象,使《野草》成了中国现代主义文学中的一朵奇葩。鲁迅曾对别人说:“我的哲学都在《野草》里。”鲁迅最内在的情绪体验和最玄妙的哲理性感悟,通过这种奇特的艺术手段传达出来。鲁迅的艺术创造力是惊人的。 最充分体现先生创造精神和创造力的还应该首推他的杂文。“杂文”古已有之,在外国散文中也能找到类似的例证,但只有到了中国现代文化史上,到了鲁迅的手中,“杂文”“是匕首、是投枪”,这种文体才表现出它独特的艺术魅力和巨大的思想潜力。鲁迅的杂文可以说是中国现代文化的一部“史诗”,它不但记录了鲁迅一生战斗的业绩,同时也记录了鲁迅那个时代中国的思想史和文化史。当中国现代知识分子要创造适应于中国现代发展的新文化、新思想时,遇到的是从各种不同的阶层,各种不同的人物,从各种不同的角度,以各种不同的方式进行的诬蔑和攻击。鲁迅的杂文就是在这种没有固定不变的战线、没有固定不变的论敌的思想文化斗争中自然形成的。从五四起,鲁迅就开始用杂文的形式与反对新文化的各种不同的论调进行斗争,但那时他还是不自觉的。到了后来,有些人开始嘲笑他是一个“杂文家”,他才更明确地意识到“杂文”的力量,并且开始自觉地从事杂文的创作。鲁迅说,杂文是“感应的神经”,它能够“对于有害的事物,立刻给以反响或抗争”,从而为新文化、新思想的发展在旧文化、旧思想的荆棘丛莽中开辟出一条蜿蜒曲折的道路,使之能够存在,能够发展,能够壮大。鲁迅一生写了《坟》《热风》《华盖集》《华盖集续编》《三闲集》《二心集》《南腔北调集》《伪自由书》《准风月谈》《花边文学》《且介亭杂文》《且介亭杂文二集》《且介亭杂文末编》等15部杂文集。在这15部杂文集中,鲁迅把笔触伸向了各种不同的文化现象,各种不同阶层的各种不同的人物,其中有无情的揭露,有愤怒的控诉,有尖锐的批判,有辛辣的讽刺,有机智的幽默,有细致的分析,有果决的论断,有激情的抒发,有痛苦的呐喊,有亲切的鼓励,有热烈的赞颂,笔锋驰骋纵横,词采飞扬,形式多样,变化多端。它自由、大胆地表现现代人的情感和情绪体验,为中国散文的发展开辟了一条更加宽广的道路。鲁迅杂文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是不容抹煞的。 先生晚年还完成了一部小说集《故事新编》(1936年出版)。这部小说集取材于中国古代神话、传说和历史事实,但它没有拘泥于原有的故事,而是加进了鲁迅自己的理解和想象,有些还采取了古今交融的写作手法,使古代人和现代人发生直接的对话。鲁迅这样做的目的,是使我们能够通过对现实人物的感受和理解,还古代人物一个鲜活真实的面貌,也通过对古代人物的感受和理解,更深入地感受和了解某些现实人物的真实面目。通过《故事新编》中的小说,鲁迅实际重构了中国的文化史,揭示了中华民族存在和发展的根据,也重塑了那些被中国封建文人圣化了的历史人物的形象。《补天》可以被认为是一部中华民族的“创世纪”, 在鲁迅的观念中,真正体现中华民族根本精神的不是那些古圣先贤和帝王将相,而是创造了中华民族的女娲,她是中华民族生命力的源泉和象征;《奔月》写的是古代英雄的悲剧,羿射掉九日,拯救了人类,但那些自私狭隘的世人并不想继承、发扬他的英雄精神,只想利用他实现自己自私狭隘的目的,他被自己的学生所暗算,被他的妻子所抛弃;《铸剑》表现的是被压迫者向压迫者复仇的主题;《理水》《非攻》歌颂了中国古代那些身体力行的政治家和思想家,禹和墨翟都是中华民族的脊梁式的人物。孔子、老子、庄子、伯夷、叔齐这些历史人物也在鲁迅的笔下真成了有些可笑但仍不失其可爱的活生生的人物形象。鲁迅的《故事新编》以荒诞的手法表现严肃的主题,创立了一种完全新型的历史小说的写法。 先生在短篇小说、散文、散文诗、历史小说、杂文各种类型的创作中,都有自己全新的创造。他的一生是为中华民族的生存和发展挣扎奋斗的一生,他用自己的笔坚持社会正义,反抗强权,保护青年,培育新生力量。在前期,他热情支持青年学生的正义斗争,揭露段祺瑞执政府镇压学生运动、制造“三·一八”惨案的罪恶行径,写下了《记念刘和珍君》等一系列震撼人心的文章;在后期,他反对国民党政府对共产党人和进步青年的血腥镇压,参加了左翼作家联盟和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写下了《为了忘却的记念》等一系列充满义勇正气的文章。“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 1936年10月19日,鲁迅先生因肺结核病逝于上海,上海民众上万名自发举行公祭、送葬,葬于虹桥万国公墓。在他的灵柩上覆盖着一面旗帜,上面写着“民族魂”三个字。1956年,鲁迅遗体移葬虹口公园,毛泽东为重建的鲁迅墓题字。 生前,他立下遗言:“一、不能因为丧事收任何一文钱,但朋友的,不在此例。二、赶快收敛、埋掉、拉倒。三、不要做任何关于纪念的事。四、忘掉我,管自己的生活。倘不,那就真是糊涂虫。五、孩子长大,倘无才能,可寻点小事情过活,万不可去做空头文学家或美术家。六、别人应许给你的事物,不可当真。七、损着别人的牙眼,却反对报复,主张宽容的人,万勿和他接近。”莎士比亚说:“一个人的临终遗言,就像深沉的音乐,有一种自然吸引注意的力量。” 鲁迅一生的著作和译作近1000万字,其中杂文集共16本。 其中《故乡》、《风筝》、《孔乙己》《诗二首》选进二期课改教材初二下册。 《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阿长与山海经》《风筝》《雪》《藤野先生》《社戏》等都被选入初中人教版语文课本。 《少年闰土(节选《故乡》)》选入小学人教版六年级上册语文课本。 1918年起,先后发表《狂人日记》《阿Q正传》《药》《故乡》等小说名篇,后来收入小说集《呐喊》。 注:不准抄袭
高小贱大琪琪
鲁迅(—),原名周樟寿,后改名为周树人,字豫山、豫亭,后改为豫才,浙江绍兴人。鲁迅是伟大的无产阶级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 鲁迅出生在浙江绍兴府城内东厂房口,汉族。他幼年丧父,生活寒苦,就靠母亲和姐姐帮人洗衣服维持生计。曾有过百来个笔名,而1918年5月,首次以“鲁迅”作笔名,发表了中国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他的著作以小说、杂文为主,代表作有:小说集《呐喊》《彷徨》《故事新编》,散文集《朝花夕拾》(原名《旧事重提》) 白话小说《狂人日记》,《故乡》.散文诗集《野草》,杂文集《坟》《热风》《华盖集》《南腔北调集》《三闲集》《二心集》《而已集》等18部。 鲁迅先生的小说、散文、诗歌、杂文共数十篇被选入中、小学语文课本等,小说《祝福》《阿Q正传》等先后被改编成电影。北京、上海、广州、厦门等地先后建立了鲁迅博物馆、纪念馆等,同时他的作品被译成英、日、俄、西、法等50多种文字。鲁迅以笔为武器,战斗了一生,被誉为“民族魂”。 2009年9月14日,他被评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做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之一。[编辑本段]鲁迅的生平和创作 [2] 先生于1881年出生在浙江绍兴一个官僚地主的家庭里,13岁那年,他原来在京城做官的祖父因科举舞弊案入狱,此后他的父亲又长期患病,终至死亡,家境败落下来也因此卖了房子。家庭的变故对少年鲁迅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他是家庭的长子,上有孤弱的母亲,下有幼弱的弟妹,他不得不同母亲一起承担起生活的重担。天真活泼的童年生活就这样结束了,他过早地体验到了人生的艰难和世情的冷暖。他经常拿着医生为父亲开的药方到药店去取药,拿着东西到当铺去变卖。在家境好的时候,周围人是用一种羡慕的眼光看待他这个小“公子哥儿”的,话语里包含着亲切,眼光里流露着温存。自他家变穷了,周围人的态度就都变了:话语是凉凉的,眼光是冷冷的,脸上带着鄙夷的神情。周围人这种态度的变化,在鲁迅心灵中留下的深刻的印象,对他的心灵的打击很大,这使他感到在当时的中国,人与人之间缺少真诚的同情和爱心。人们是用“势利眼”看人待物的。多年以后,鲁迅还非常沉痛地说:“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呐喊〉自序》 家庭的变故和变故后的人生体验,也使鲁迅从少年时候起就亲近下层人民。他的外祖母家住在农村,这使他有机会接触和了解农民的生活。特别是在他祖父入狱的前后,他不得不到农村的亲戚家避难,长时期住在农村。在那里,他与农村的孩子们成了朋友,与他们一起玩耍,一起划船,一起看戏,有时也一起到他们家的地里“偷”豆子煮了吃。在他们之间,没有相互的歧视和仇视,而是相互关心,相互友爱。鲁迅一生都把他与农村小朋友这种朴素真诚的关系当作人与人之间最美好的关系而怀念着,描写着。 在当时,一般的读书人走的是三条道路:一条是读书做官的道路。当不上官的还可以去当某一个官僚的“幕友”,假若前两条道路都走不通,还可以去经商。鲁迅走的则是为当时人最看不起的另一条道路:进“洋学堂”。这在当时的中国,是被一般人视为“把灵魂卖给洋鬼子”的下贱勾当的。1898年,18岁的鲁迅,怀揣着慈母多方设法筹借的8块银元,离开家乡进了南京水师学堂,后来又改入南京路矿学堂。这两所学校都是洋务派为了富国强兵而兴办的,其中开设了数学、物理、化学等传授自然科学知识的课程。期间,鲁迅阅读了外国文学和社会科学方面的著作,开拓了视野。特别是严复翻译的英国人赫胥黎著的《天演论》,更给予鲁迅以深刻的影响。《天演论》是介绍达尔文的进化论学说的一部著作,这使鲁迅认识到现实世界并不是和谐完美的,而是充满了激烈的竞争。一个人,一个民族,要想生存,要想发展,就要有自立、自主、自强的精神。不能甘受命运的摆布,不能任凭强者的欺凌。 先生在南京路矿学堂期间成绩优异,使他在毕业后获得了公费留学的机会。1902年,他东渡日本,开始在东京弘文学院补习日语,后来进入仙台医学专门学校。他之选择学医,意在救治像他父亲那样被庸医所害的病人,改善被讥为“东亚病夫”的中国人的健康状况。鲁迅想通过医学启发中国人的觉悟。但他的这种梦想并没有维持多久,就被严酷的现实粉碎了。在日本,作为一个弱国子民的鲁迅,经常受到具有军国主义倾向的日本人的高度歧视。在他们的眼睛里,凡是中国人都是“低能儿”,鲁迅的解剖学成绩是59分,就被他们怀疑为担任解剖课的教师藤野严九郎把考题泄露给了他。这使鲁迅深感作为一个弱国子民的悲哀。有一次,在上课前放映的幻灯画片中,鲁迅看到一个中国人被日本军队捉住杀头,一群中国人却若无其事地站在旁边看热闹。鲁迅受到极大的刺激。这时他已经认识到,精神上的麻木比身体上的虚弱更加可怕。要改变中华民族在世界上的悲剧命运,首要的是改变所有中国人的精神,而善于改变中国人的精神的,则首先是文学和艺术。于是鲁迅弃医从文,离开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回到东京,翻译外国文学作品,筹办文学杂志,发表文章,从事文学活动。在当时,他与朋友们讨论最多的是关于中国国民性的问题:怎样才是理想的人性?中国国民性中最缺乏的是什么?它的病根何在?通过这种思考,鲁迅把个人的人生体验同整个中华民族的命运联系起来,奠定了他后来作为一个文学家、思想家的基本思想基础。 在留学日本期间,先生初步形成了他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但是,鲁迅的思想和感情不但为当时大多数的中国人所无法理解,就是在留日学生中也很难得到广泛的响应。他翻译的外国小说只能卖出几十册,他筹办的文学杂志也因缺乏资金而未能出版。家计的艰难使鲁迅不得不回国谋职。1909年,他从日本归国,先后在杭州浙江两级师范学堂(今杭州高级中学)和绍兴府中学堂任教员。这个时期,是鲁迅思想极其苦闷的时期。1911年的辛亥革命也曾使他感到一时的振奋,但接着是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等历史丑剧的不断上演,辛亥革命并没有改变中国沉滞落后的现实,社会的昏乱、民族的灾难、个人婚姻生活的不幸,都使鲁迅感到苦闷、压抑。五四运动之后,他的压抑已久的思想感情像熔岩一样通过文学作品猛烈喷发出来。在那时,他已经在教育部任职,并且随教育部一同迁居北京。 1918年,先生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了他的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这是他第一次用“鲁迅”这个笔名发表文章,《狂人日记》也是中国最早的现代白话小说。这篇小说,凝聚了鲁迅从童年时起到那时为止的全部痛苦的人生体验和对于中华民族现代命运的全部痛苦思索。它通过“狂人”之口,把几千年的中国封建专制的历史痛斥为“吃人”的历史,向沉滞落后的中国社会发出了“从来如此,便对么?”的严厉质问,大声疾呼:“救救孩子!' 先生的小说作品数量不多,意义却十分重大。鲁迅把目光集中到社会最底层,描写这些底层人民的日常生活状况和精神状况。这是与鲁迅的创作目的分不开的。鲁迅说:“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南腔北调集·我怎么做起小说来》)这种表现人生、改良人生的创作目的,使他描写的主要是孔乙己、华老栓、单四嫂子、阿Q、陈士成、祥林嫂、爱姑这样一些最普通人的最普通的悲剧命运。这些人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最需要周围人的同情和怜悯、关心和爱护,但在缺乏真诚爱心的当时的中国社会中,人们给予他们的却是侮辱和歧视,冷漠和冷酷。这样的社会难道是一个正常的社会吗?这样的人际关系难道是合理的人际关系吗?最令我们痛心的是,他们生活在无爱的人间,深受生活的折磨,但他们彼此之间也缺乏真诚的同情,对自己同类的悲剧命运采取的是一种冷漠旁观甚至欣赏的态度,并通过欺侮比自己更弱小的人来宣泄自己受压迫、受欺侮时郁积的怨愤之气。在《孔乙己》里,有恶意嘲弄孔乙己的短衫顾客;在《阿Q正传》中,别人欺侮阿Q,阿Q则欺侮比自己更弱小的小尼姑;在《祝福》中,鲁镇的村民把祥林嫂的悲剧当作有趣的故事来欣赏……所有这一切,让人感到一股透骨的寒意。鲁迅对他们的态度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鲁迅爱他们,但希望他们觉悟,希望他们能够自立、自主、自强,拥有做人原则。 先生对权势者和伪君子抱着深恶痛绝的态度。《孔乙己》中的丁举人、《阿Q正传》中的赵太爷、《祝福》中的鲁四老爷、《长明灯》中的郭老娃、《离婚》中的七大人等等,都是这样一些权势者的形象。他们有权有势,但对他人的命运却没有真诚的关心,对社会的进步没有丝毫的热情,他们关心的只是自己的权势和地位,自私、虚伪、冷酷,阻碍着社会的进步和改善。《肥皂》中的四铭、《高老夫子》中的高老夫子则是一些假道学、伪君子,他们口口声声说是关心社会的道德,实际上他们自己都是毫无道德心的人。 他的小说写的是平凡人的平凡的生活,没有离奇的故事,没有引人入胜的情节,却充满了无穷的艺术魅力。这种魅力是从哪里来的呢?是从他对人、对生活的细致入微的描写和对人的内在微妙心理的入木三分的刻画带来的。读鲁迅的小说,时时有一种“发现的喜悦”。画面是普通的画面,人物是普通的人物,但却在这么普通的画面和普通的人物身上,随时都能注意到我们平时注意不到的特征,觉察到平时觉察不到的人物的心理活动。正是由于这种细致入微的描写和入木三分的心理刻画,使鲁迅小说的艺术魅力具有了愈久愈醇的特征。在青年时期,我们涉世不深,北方的中小学生对故事中所描写的鲁镇等江南水乡、三味书屋等风土人情还不够熟悉,对人生还没有更多的亲身体验,鲁迅小说是作为一个整体进入我们的感觉世界的,但在我们感觉到的人物和画面中到底潜藏着多么丰富的内涵,我们还不可能尽数感觉到,随着我们社会经验的增加和人生体验的深化,这些人物和画面的内涵就会不断从中生发出来。为了揭示不同生活画面和不同人物命运的不同的意义,鲁迅的小说结构是多变的,几乎一篇有一篇的样式,一篇有一篇的写法。《狂人日记》与《阿Q正传》不同,《孔乙己》与《白光》不同,《故乡》与《祝福》不同,《孤独者》与《伤逝》不同。不仅结构样式不同,音调节奏也不同。《孔乙己》是那么的单纯而又冷峻,《伤逝》则那么逶迤曲折、情深意切。鲁迅的小说是小说,也是诗,意境幽深,外冷内热,其运用民族语言的功力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在写作《呐喊》《彷徨》的同时,先生还创作了散文集《朝花夕拾》和散文诗集《野草》。前者出版于1928年,后者出版于1937年。如果说《呐喊》《彷徨》中的小说是鲁迅对现实社会人生的冷峻的刻画,意在警醒沉睡的国民,《朝花夕拾》中的散文则是鲁迅温馨的回忆,是对滋养过他的生命的人和物的深情的怀念。幼时的保姆长妈妈,在备受歧视的环境中给予过他真诚的关心的藤野先生,一生坎坷、孤傲不羁的老友范爱农,给过他无限乐趣的“百草园”,吸引着他的好奇心的民间戏剧和民间娱乐活动……所有这一切,都是在这个险恶世界的背景上透露出亮色和暖意的事物,是他们,滋养了鲁迅的生命。这些散文,把抒情、叙述、议论结合在一起,有时如平静的港湾,有时如波涛翻滚的大海,有时如湍急奔流的河水,有时又像蜿蜒曲折的小溪,千姿百态,体现了鲁迅散文创作的艺术成就。同《朝花夕拾》中那些明净细致的散文不同,《野草》中的散文诗则呈现出迷离恍惚、奇诡幻美的意境,它们像一团团情绪的云气,在空中旋转飘荡,变幻出各种意想不到的形状。鲁迅内在的苦闷,化为了梦,化为了超世间的想象,使《野草》成了中国现代主义文学中的一朵奇葩。鲁迅曾对别人说:“我的哲学都在《野草》里。”鲁迅最内在的情绪体验和最玄妙的哲理性感悟,通过这种奇特的艺术手段传达出来。鲁迅的艺术创造力是惊人的。 最充分体现先生创造精神和创造力的还应该首推他的杂文。“杂文”古已有之,在外国散文中也能找到类似的例证,但只有到了中国现代文化史上,到了鲁迅的手中,“杂文”“是匕首、是投枪”,这种文体才表现出它独特的艺术魅力和巨大的思想潜力。鲁迅的杂文可以说是中国现代文化的一部“史诗”,它不但记录了鲁迅一生战斗的业绩,同时也记录了鲁迅那个时代中国的思想史和文化史。当中国现代知识分子要创造适应于中国现代发展的新文化、新思想时,遇到的是从各种不同的阶层,各种不同的人物,从各种不同的角度,以各种不同的方式进行的诬蔑和攻击。鲁迅的杂文就是在这种没有固定不变的战线、没有固定不变的论敌的思想文化斗争中自然形成的。从五四起,鲁迅就开始用杂文的形式与反对新文化的各种不同的论调进行斗争,但那时他还是不自觉的。到了后来,有些人开始嘲笑他是一个“杂文家”,他才更明确地意识到“杂文”的力量,并且开始自觉地从事杂文的创作。鲁迅说,杂文是“感应的神经”,它能够“对于有害的事物,立刻给以反响或抗争”,从而为新文化、新思想的发展在旧文化、旧思想的荆棘丛莽中开辟出一条蜿蜒曲折的道路,使之能够存在,能够发展,能够壮大。鲁迅一生写了《坟》《热风》《华盖集》《华盖集续编》《三闲集》《二心集》《南腔北调集》《伪自由书》《准风月谈》《花边文学》《且介亭杂文》《且介亭杂文二集》《且介亭杂文末编》等15部杂文集。在这15部杂文集中,鲁迅把笔触伸向了各种不同的文化现象,各种不同阶层的各种不同的人物,其中有无情的揭露,有愤怒的控诉,有尖锐的批判,有辛辣的讽刺,有机智的幽默,有细致的分析,有果决的论断,有激情的抒发,有痛苦的呐喊,有亲切的鼓励,有热烈的赞颂,笔锋驰骋纵横,词采飞扬,形式多样,变化多端。它自由、大胆地表现现代人的情感和情绪体验,为中国散文的发展开辟了一条更加宽广的道路。鲁迅杂文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是不容抹煞的。 先生晚年还完成了一部小说集《故事新编》(1936年出版)。这部小说集取材于中国古代神话、传说和历史事实,但它没有拘泥于原有的故事,而是加进了鲁迅自己的理解和想象,有些还采取了古今交融的写作手法,使古代人和现代人发生直接的对话。鲁迅这样做的目的,是使我们能够通过对现实人物的感受和理解,还古代人物一个鲜活真实的面貌,也通过对古代人物的感受和理解,更深入地感受和了解某些现实人物的真实面目。通过《故事新编》中的小说,鲁迅实际重构了中国的文化史,揭示了中华民族存在和发展的根据,也重塑了那些被中国封建文人圣化了的历史人物的形象。《补天》可以被认为是一部中华民族的“创世纪”, 在鲁迅的观念中,真正体现中华民族根本精神的不是那些古圣先贤和帝王将相,而是创造了中华民族的女娲,她是中华民族生命力的源泉和象征;《奔月》写的是古代英雄的悲剧,羿射掉九日,拯救了人类,但那些自私狭隘的世人并不想继承、发扬他的英雄精神,只想利用他实现自己自私狭隘的目的,他被自己的学生所暗算,被他的妻子所抛弃;《铸剑》表现的是被压迫者向压迫者复仇的主题;《理水》《非攻》歌颂了中国古代那些身体力行的政治家和思想家,禹和墨翟都是中华民族的脊梁式的人物。孔子、老子、庄子、伯夷、叔齐这些历史人物也在鲁迅的笔下真成了有些可笑但仍不失其可爱的活生生的人物形象。鲁迅的《故事新编》以荒诞的手法表现严肃的主题,创立了一种完全新型的历史小说的写法。 先生在短篇小说、散文、散文诗、历史小说、杂文各种类型的创作中,都有自己全新的创造。他的一生是为中华民族的生存和发展挣扎奋斗的一生,他用自己的笔坚持社会正义,反抗强权,保护青年,培育新生力量。在前期,他热情支持青年学生的正义斗争,揭露段祺瑞执政府镇压学生运动、制造“三·一八”惨案的罪恶行径,写下了《记念刘和珍君》等一系列震撼人心的文章;在后期,他反对国民党政府对共产党人和进步青年的血腥镇压,参加了左翼作家联盟和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写下了《为了忘却的记念》等一系列充满义勇正气的文章。“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 1936年10月19日,鲁迅先生因肺结核病逝于上海,上海民众上万名自发举行公祭、送葬,葬于虹桥万国公墓。在他的灵柩上覆盖着一面旗帜,上面写着“民族魂”三个字。1956年,鲁迅遗体移葬虹口公园,毛泽东为重建的鲁迅墓题字。 生前,他立下遗言:“一、不能因为丧事收任何一文钱,但朋友的,不在此例。二、赶快收敛、埋掉、拉倒。三、不要做任何关于纪念的事。四、忘掉我,管自己的生活。倘不,那就真是糊涂虫。五、孩子长大,倘无才能,可寻点小事情过活,万不可去做空头文学家或美术家。六、别人应许给你的事物,不可当真。七、损着别人的牙眼,却反对报复,主张宽容的人,万勿和他接近。”莎士比亚说:“一个人的临终遗言,就像深沉的音乐,有一种自然吸引注意的力量。” 鲁迅一生的著作和译作近1000万字,其中杂文集共16本。 其中《故乡》、《风筝》、《孔乙己》《诗二首》选进二期课改教材初二下册。 《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阿长与山海经》《风筝》《雪》《藤野先生》《社戏》等都被选入初中人教版语文课本。 《少年闰土(节选《故乡》)》选入小学人教版六年级上册语文课本。 1918年起,先后发表《狂人日记》《阿Q正传》《药》《故乡》等小说名篇,后来收入小说集《呐喊》。 先生的著作(数字版): 一生写作1000万字,其中著作600万字,辑校和书信400万。
鲁迅小说中的妇女形象 管希雄 文献来自:温州师范学院学报 1981年 第01期 鲁迅在他的小说中,塑造了众多的农民的形象,塑造了一系列知识分子的形象,除此之外,
萧红《回忆鲁迅先生》陈丹青《笑谈大先生》郁达夫《回忆鲁迅》或者看这本:《永在的温情(文化名人忆鲁迅)》 1、《心灵的探寻》《走进当代的鲁迅》《与鲁迅相遇》《闲话
表现,揭示了这些人巫医不分、故弄玄虚、勒索钱财、草菅人命的实质. 8、鲁迅的《》一文,对古时的所谓“孝”持有怎样的态度? 斥责封建孝道不顾人命,教坏后人,揭示其
首先,《狂人日记》中的狂人所患的病是“迫害狂”,从医学的角度来看,其突出的症状是病患者处于一种反应性妄想之中,对于周围的一切,都可能因某一事物特征引起多疑性反应
《朝花夕拾》⌯'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