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地方文献论文

浅论福建古代地方文献

本文从福建古代地方文献的概念出发，介绍了福建古代地方文献的研究范围，研究现状，并在此基础上探讨了其今后研究的方向。

关键词：地方文献 福建 古代

自宋迄明，闽、蜀、浙并称中国图书出版三大中心。在三大书市中，蜀本最早，浙本最精，而闽本最多、名声最巨。福建地方文献是考察福建文学、史学、哲学不同流派发展脉络和创作特色的重要史料。何谓地方文献？顾名思义，凡是用文字记载下来的有关某地区的自然情况和社会情况（包括历史和现状）都属于地方文献的范畴。就自然情况说，举凡地质、土壤、水文、山脉、水系、资源、气象、灾害等等文字记载的资料都在收集之列。就社会情况说，则社会生活的各个部门，如经济、政治、文化、军事乃至于知名人物的交往活动等等都是应该注意收集的。［1］而福建地方文献就是指用文字记载下来的有关福建古代自然情况和社会情况的文献，这里的文献如果从人物的角度来研究可以分为两部分，其一，不管作者是哪里人，只要写的是有关福建的，都属于福建地方文献；其二，福建人的所有著作，不管其内容是关于哪方面的，都可以称为福建地方文献。

1。 福建古代地方文献的研究范围

福建古代地方文献研究的范围很广，主要是哲学、政治、经济、文化教育、语言文学、艺术、历史、地理、自然科学与技术方面的内容。［2］其中，哲学又可分为先秦哲学研究、汉至清代哲学研究、论理学与宗教方面；历史除了通代史、断代史外，还包括一些人物传记、族谱及一些风俗习惯等；地理则包括综录，方志、类志、名胜至、游览（纪行）、舆图等。可以说福建古代地方文献囊括了当时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福建古代地方文献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不仅全面反映了闽古代地方史志，而且考察了文、史、哲各不同流派的发展脉络及创作的特色，反映了各个朝代文学与文化发明的轨迹。唐代，中国文学特别是诗歌散文蓬勃发展，呈现了一派前所未有的兴盛气象，而福建地方文学刚刚透露出霞光，和全国文学的形势相比，不能不承认落后了一大截。到两宋期间，福建地方文学的发展以超迈之势，一跃而赶上了全国的步伐。这个时期，闽地不仅人材辈出，涌现出不少可以在全国竞争一番的作家、诗人、词人和文学批评家，而且在某些领域，例如文学批评，大有咄咄逼人，骎骎欲为先导之势。而到元代，闽中作家和诗人不多，没有形成特色。明代作家多、作品多，出现了复古学派，出现了一批猛烈抨击传统文学思想、具有强烈变革精神的文学家，如李贽。到清代，闽地对各种文学形式的研究也进一步深入，可以说这一时期可称为福建地方文学的总结提高时期。［3］

福建古代地方文献种类繁多，具体包括：

1。1 福建地方志。地方志，素有“地方百科全书”之美称。地方志详细记载当地的历史、地理、人口、赋税、物产、名胜、人物、艺文以及大事记等，对于资治当代，通鉴后世都是很难得的文献。福建地方志是以一定的体例记载福建地区自然和社会的各个方面或某个方面的历史与现状的著述。依照方志记载的内容范围不同，又可分为综合志、专志、部门志、杂志等。综合志是记载福建某一地方各方面情况的综合性志书，又包括一统志、省志、府志、厅志、县志、乡镇志、边关志、卫所志、土司志、岛屿志、乡土志等多种类型。专志是以某一特定的自然、社会现象为记叙对象的方志，例如物产志、水利志、气象志、矿产志、食物志、轻工业志、书院志、人物志、经籍志等，现代志书还有商业志、教育志、军事志、司法志、交通志等。部门志是记述福建地方某一行业部门情况的方志，。杂志多是私人的撰述，不以官府修志的通用名目命名。但它们所记述的，都是有关一地的舆地、政治、经济、文化等种种现象，而没有像通志那样完备、系统。地方性、连续性、广泛性、资料性、可靠性是地方志的主要特征。

1。2 碑刻资料。碑是历代最为普遍的石刻，人们往往于碑上镌刻文字，以记述功德、欲传后世，包括刻石、碑碣、摩崖、墓志、石阙、石经、造像记以及一些杂刻题记等。碑刻资料带有实物资料的二重性。由于我国有记事刻石的优良传统，各地都有为数不少的碑石，流传下来的碑刻文字，既不易被人破坏，又不易被篡改，上边的文字记述了当地的人、事、物，有其独特的价值。

1。3 家谱祖谱。家谱和族谱统称为谱牒。谱牒是以封建氏族制度为基础，以家族为范围，记载一家一族兴衰迁居，世代流传，人口繁衍、家规伦理，以及族人的田庄田产、生死嫁娶，功名业绩等情况的家族史。家谱，是一种以表谱形式记载一个以血缘关系为主体的家族世系繁衍及重要人物事迹的特殊图书形态。它产生于上古时期，完善于封建时代。近四千年来，家谱在不同时代显现出不同的形态，发挥着不同的作用。从古至今，我们的先民们编制了难以数计的各类家谱，虽经岁月浸蚀，流传至今的至少仍有三万多种，内容丰富，价值珍贵，是值得研究人员重视的珍贵资料。

1。4 福建相邦人士的私人籍。福建相邦人士的私人籍主要指福建友谊之邦的人士写关于福建地方各个方面的著作，这也从另外一个角度来描述福建的状况，较客观地反映了福建的地方面貌。

1。5 福建地区的科技与经济的史料。福建地区的科技与经济的史料主要记述福建地区某一地方的社会发展过程的史书。又可分为综合性和专门性两类。综合形的史料一般记载某一地区科技经济等方面的发展概况；专门形的史料记载科技经济领域某一方面的发展情况。

1。6 福建地方人士的学术著作。福建地方人士的学术著作主要指福建地方人士文集、笔记、日记、信札，这是研究某一地方有影响的人物的重要资料，往往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可补其它地方文献资料信息之不足。

2。 福建古代地方文献的现状

我国现存地方志有8000多种，约占现存古籍的10％，清编地方志约占现存总数的80％，起码有6000种。福建的地方志现存约350种，其中清代地方志就有151种。福建省现存的三种宋代方志中，二部为泉州人编纂的，即梁克家的《三山志》和黄岩孙的《仙溪志》，另一种为赵与沐的《临汀志》（原书已佚）。梁的《三山志》是福建现存最早的、最好的福建地方志。全省各府、州、县、镇的各种志书基本具备。值得一提的是，我省收集最多的莆田方志，高达七种版本。此外，还有杂记、山水志、寺庙志、名胜志、水利志等各种专门志书近百种。宋代开始，随着全国政治、经济、文化重心的南移，福建在文化等方面的发展，异军突起。据《福建地方文献及闽人著述综录》统计，现存就有千余种清代以前的闽人文学作品，从中可以体现古代福建区域文学的发展脉络和创作概貌。

家谱族谱是福建古代社会基层组织和宗教文化的折射，对研究闽历史名人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福建民间纂修家谱之风盛于宋元明清时期，是为了维系宗族制度，巩固宗族团结，扩大宗族活动而为。《美国家谱学会中国族谱目录》一书著录了中国27个省区的家谱共2811种，其中福建省75种，居全国第9位。实际上，现存的福建家谱的种数则远远超过此数。通过对《福建地方文献及闽人著述综录》进行统计，发现福建师范大学图书馆收藏的族谱就有46种（其中有四种缺页）。福建省图书馆现收藏有1500种5000多册各姓族谱文献，涵盖120多种姓氏。但其收集的范围不仅仅包括福建地区，还扩展到台湾、新加坡、印度尼西亚、菲律宾、斯里兰卡等国家。［2］从文献的可靠性上来分析，基本认为唐以前的家谱史料基本不可信，唐至宋元的可信可疑，明清至今的基本可信。

3。 福建古代地方文献的今后研究的方向

福建古代地方文献今后研究的方向应该从一下几个方面入手：

首先，应加大人才培养力度，提高研究人员的知识层面。在今后研究古代地方文献的过程中，人才的作用绝对不可忽略。由于古籍整理研究工作是属于文献学的范畴，文献学是一门综合性的学科。从事福建古代地方文献整理与研究工作的综合性特征是十分明显的，不可能是任何单一学科、单一学者所能单独完成的，必须依靠学术团队的力量，充分重视并加快学科人才队伍的培养与建设，并在实际中摸索一套实用的培养方案；加强对实际工作者的业务教育和进修再教育，使之制度化。同时，要大力加强福建地方文献理论研究者和业务队伍的交流，共同推动学科发展。

其次，筹集经费，多方位开展古籍文献，重视福建地方文献的采集工作。采集文献是研究工作的前提，应该多方位多渠道地开展古籍文献的采集工作。研究显示，相当数量珍贵的孤本文献流落在外，尚未被研究者发掘，有些是私人所有，有些是单位收藏，还有甚者是飘洋过海了。如果找到这些遗失的珍宝，是我们更好地开展古代文献研究值得思考的课题之一。

再次，建立福建地方文献网和数据库。在组建福建地方文献网的过程中，要争取各地方 *** 的理解和支持，成立福建地方文献工作协调委员会，邀请各级公共图书馆、地方档案、社科情报以及相关的 *** 机构职能中的图书资料单位参加，并制定协调的范围和方法，对协调各方的责、权、利明确规定，形成一个“既有分工又有协作的、有机联系的、真正统一的”福建地方文献工作网。

参考文献：

［1］王赓唐，收集地方文献资料，编制地方文献综目。江苏图书馆工作，1983，（4）。

［2］福建师范大学图书馆古籍组编。福建地方文献及闽人著述综，1986。

［3］陈庆元，福建古代地方文学鸟瞰，福建学刊，1991。2：42——50。

［4］汪俊，略论谱牒学在文史研究中的意义，扬州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97（3）。

［5］杜定友，地方文献的搜集整理与使用。省市图书馆工作人员进修班讲稿。

［6］林永祥，福建省图书馆历史文献信息的收集与利用。 福建省社会科学信息中心2005年年会论文集，2005年：23——24。

1996年

论文：同林、利民《对立互补 趋于融通——〈列朝诗集小传〉、〈静志居诗话〉对读三则》（《南通师专学报》第1期）；李世英《论钱谦益与朱彝尊诗学观的异同》（《北方工业大学学报》第2期）；王英志《朱彝尊山水诗初探》（《暨南学报》第4期）；李南蓉《朱彝尊简论》（《安徽大学学报》第4期）；曾贻芬《〈经义考〉初探》（《史学史研究》第4期）。

按：本年论文中，有两篇对钱谦益、朱彝尊的诗学予以同时观照。同林、利民使用散点透视的研究方法，通过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朱彝尊《静志居诗话》对唐寅、李梦阳、袁宏道三位诗人传评的对读，指出清初诗论对立互补、趋于融通的时代特色，印证了学界对清代是古代诗歌理论总结时期的判断。李世英指出，钱、朱二人都主张诗歌要能抒 *** 性情，反对模拟和僻涩诗风，倡导以学问救俗学之弊。但就“言志”内涵而言，钱氏主张抒发愤悱之情，朱氏则强调温柔敦厚的诗教。造成差异的原因，既有时代社会的共性，也有个体遭际与思想的差异。王英志关注朱彝尊的山水诗创作，指出朱氏以追求“醇雅”为创作依归，但早期寄寓民族兴亡之感，学王孟之冲淡；中岁抒发个人情思，学杜甫之遒壮；归田后反映闲适心境，兼学苏轼等宋人之作。朱氏山水诗体现了清初诗坛创作远离政治功利性及由学唐向学宋转化的趋势。王英志注意到朱氏诗作不同历史阶段的不同特质，在研究诸作中较为突出。李南蓉《简论》专论朱词，介绍了朱氏爱情词、咏物词，揭示了朱词的风格与特点，用以纠正各种偏见；评述了朱氏清空醇雅的词论体系，以及浙西词派得以形成的各种因素。曾贻芬对《经义考》的分类体系、著录体系作了探讨，对朱彝尊按语的学术价值作了评述，多中肯之论；尤其是关于朱氏所分各类用意之探析，颇能辨源析流，得其大体。

1998年

论文：杨晋龙《〈四库全书〉处理〈经义考〉引录钱谦益诸说相关问题考述》（《第七届所友学术讨论会论文集》，高雄师范大学国文学系，5月）；林庆彰《四库馆臣篡改〈经义考〉之研究》（《两岸四库学——第一届中国文献学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北学生书局）；刘玉才《朱彝尊诗文词的结集与刊布》（《北京大学百年国学文粹·语言文献卷》，北京大学出版社）。

按：杨晋龙、林庆彰都聚焦于《四库全书》纂修期间，四库馆臣畏于清高宗弘历的严命，如何对《经义考》中的“违碍”文本进行改写、删除的问题。由于《经义考》集经学目录之大成，卷数有三百之巨，足以昭显本朝文治之盛，因此深受弘历看重，亲自作诗褒扬，下令刊行。尽管如此，《经义考》仍然避免不了部分文字被删改的命运，于此可见清修《四库全书》“寓禁于征”“寓毁于修”之一斑。刘玉才梳理了朱彝尊诗文词作品的结集与刊布情况，从《竹垞文类》《腾笑集》《曝书亭集》，到其集外作品、注释之作，均有详细介绍；对江浩然、杨谦、孙银槎三家诗注之概况、价值高下，也有论析；最后指出，现有的整理之作，相对于朱彝尊在文学史上的地位而言，还是远远不够的，亟应加强。

1999年

论文：丁宏宣《不惜丢官的藏书家朱彝尊》（《南京史志》第3期）；杨果霖《历来补正经义考的成果综述》（《研究生论文发表会论文集》第九期，12月）。

按：《经义考》问世后，受到学人广泛关注，出现了翁方纲《经义考补正》等系列相关著作。杨果霖即以翁氏此书、罗振玉《经义考目录》《校记》、吴政上《经义考版本异文校记》（附录于氏编《经义考索引》）等为考察对象，综论前贤考订成果，既分析其方法，又归纳其内容，复评论其优劣，指出既有考订存在琐碎不全、论证不足等问题。全文条分缕析，俱有明证，讨论深入，简括得当。

2000年

著作：林庆彰等《朱彝尊〈经义考〉研究论集》（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所筹备处）。

论文：魏中林《〈词综〉的编选与朱彝尊的“醇雅”说》（《内蒙古社会科学》第2期）；何宏玲《此恨绵绵无绝期——朱彝尊〈桂殿秋〉赏析》（《名作欣赏》第2期）；陈鸿森《〈经义考〉孝经类别录》（上、下）（分载《书目季刊》第三十四卷第一期、第二期）；杨果霖《〈经义考〉引文方式的分析》（《中国文化大学中文学报》第五期，3月），《罗振玉〈经义考目录·校记〉研究》（《书目季刊》第三十三卷第四期），《〈经义考〉征引〈文献通考·经籍考〉考述》（《孔孟月刊》第三十八卷第十期，6月）；沈乃文《朱彝尊与〈经义考〉》（《国学研究》第七卷，6月）；王同策《〈京氏易考〉作者辨——〈经义考〉、〈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订误》（《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第5期）；陈少川《学术巨匠朱彝尊的文献学实践》（《图书与情报》第3期）；刘洪权《朱彝尊与图书编纂学》（《图书馆学研究》第3期）；徐雁《朱彝尊曝书亭》（《书屋》第7期）。

按：本年著作与论文，涉及经学、文献学、词学等领域。林庆彰等主编的研究论集，汇集了前述吴梁、翁衍相、田凤台、杉山宽行、邱建群、卢仁龙、蔡瑱琪、朱则杰、陈祖武、曾贻芬、王渭清、黄忠慎、杨果霖、乔衍琯、杨晋龙、林庆彰、庄清辉等17位作者的23篇论文，前附罗仲鼎、陈士彪所编《朱彝尊年谱》，后附王清信、叶纯芳所编《朱彝尊研究资料汇编》，为研究《经义考》及朱氏生平与学术，提供了极大的便利。《经义考》问世后，出现了翁方纲《经义考补正》、沈廷芳《续经义考》等十数种衍生著作，可分为校正之作、续作与补作三个系列，足证该著具有的重要学术价值（详张宗友《〈经义考〉研究》第七章第一节，中华书局2009年版）。陈鸿森踵清人及前贤成例，对《经义考》孝经类予以考正与补遗；计考正四十事，补遗七十事，搜罗齐备，辨析详明，足称功臣；所用分经考释之法，足资仿效。在《经义考》专题研究方面，杨果霖用力甚巨，成就也最为突出。《经义考》以著录弘富、广征博引著称，杨氏对其引文方式进行了归纳，指出共有直录、约引、讹增、抽换、倒置、并合、析离等七种方式，各以例发明之，既全且当。罗振玉曾为《经义考》编制目录，并撰有校记，以校其误。杨氏对罗氏校勘义例进行了总结，分析所校内容之类别，兼论其优点、缺点之所在，全而且要，可谓深得文献条例之学；就《经义考》而言，则是“研究之研究”。同此类似，杨氏复对《经义考》征引马端临《文献通考·经籍考》的资料，相互比较，分析其所征内容之类型、著录数量等，并比较二书之优劣，指出学者在整理《经义考》时，不能不吸引《通考》的内容，以求完备。沈乃文在介绍朱彝尊的家世、才学、仕履之后，对《经义考》的编撰背景、体例传承、完成时间、成稿方法、成就与不足、传刻源流等，均有具体而微的论述，其中不乏洞见；沈氏复对该书版本优劣问题，举出数十条例证，参互比较，得出初刻本最优等结论，堪称定评。馆臣编撰《四库全书总目》，于经部内对《经义考》征引颇多，乃至照录其误。王同策指出，《雅乐发微》的作者张敔系德兴人，而非朱彝尊认为的合肥人；《总目》因袭朱氏之说，实未能明辨。陈少川、刘洪权分别关注朱彝尊的文献学实践与图书编纂学，后者在思想层面能有所概括。

2001年

论文：陈静莹《朱彝尊〈明诗综〉之诗观研究》（台湾辅仁大学硕士学位论文）；诸葛忆兵《〈词综〉编纂意图及其价值》（《江海学刊》第2期）；杨果霖《翁方纲〈经义考补正〉研究》（《“国立中央图书馆”台湾分馆馆刊》第七卷第一期，3月）；吴蓓《论朱彝尊词的典范意义——兼论浙西词派发生、发展、衰落原因》（《浙江学刊》第2期）；刘世南《对〈朱彝尊选集〉的意见——与叶元章、钟夏两先生商榷》（《古籍整理研究学刊》第3期）；吴美娟《浅述棹歌体诗的地方文献价值》（《文化大省建设中的图书馆现代化——浙江省图书馆学会第八次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按：《明诗综》是朱彝尊编选的明诗选集，是研究朱氏诗学理论与明代诗学发展的重要文本。陈静莹的学位论文，重点探讨了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朱彝尊编选《明诗综》的编辑精神、编选原则及评论内涵；二是该著所蕴含的诗学观念，诸如诗歌本源论、创作论、风格论及重要诗家之评鉴等。对《明诗综》之价值与影响，也有所论列。这是关于《明诗综》研究的第一篇学位论文。诸葛忆兵指出，朱彝尊编纂《词综》，是为了推尊词体，使创作归于醇雅，以救《草堂诗馀》给明代带来的淫逸卑下、饾饤琐屑的词风。《经义考》问世后，学者继起校订、补作、续作，蔚成系列，存世者尤以翁方纲《经义考补正》贡献最大。杨果霖对该书加以研究，揭其义例，明其内容，并评述其优劣，各举例发明，颇为细密。至于朱彝尊词，吴蓓认为，朱氏博采两宋之长，内容丰富，形式多样，有清一代，无人能及，具有典范意义；朱彝尊所开浙西词派，与咏物之风相始终，但当咏物词堕为高雅的文字游戏之后，其生命力即大受限制，浙西词派之盛衰，实与此密切相关。刘世南指出，《朱彝尊选集》中存在断句、注释错误；为朱彝尊的作品做注，实属不易，非学养深厚、审慎坚韧者不能为。吴美娟认为，以朱彝尊《鸳鸯湖棹歌》为代表的棹歌系列，再现了嘉兴历史与前朝掌故，描绘了当地名胜古迹，记载了地方特产与风俗人情，具有丰富的地方文献及文化价值。对于棹歌而言，吴氏的概括实具有普遍意义。

2002年

论文：杨果霖《试析〈曝书亭集〉书籍跋文的价值》（《“国立中央图书馆”台湾分馆馆刊》第八卷第一期，3月）；李瑞卿《从〈静志居诗话〉看朱彝尊美学的一个侧面“清”》（《辽宁师范大学学报》第2期），《朱彝尊以情为主的理学风雅合一论——在理学和经学之间的诗学选择》（《大连大学学报》第3期）；杨德贵《谈〈词综〉得失》（《周口师范学院学报》第3期）；汪涌豪《朱彝尊论诗重学与清代实学思潮之关系》（《古代文学理论研究》第20辑）；鲁竹《〈乐府补题〉与浙西六家的咏物词——兼论浙西词派的形成》（《南阳师范学院学报》第5期）；杨果霖《有关经义考著录的几项分析》（《“国立中央图书馆”台湾分馆馆刊》第八卷第四期，12月），《朱彝尊〈经义考〉“剪裁之法”的运用析论》（《醒吾学报》第二十五期，12月）。

按：朱彝尊《曝书亭集》有八十卷，其中序八卷，跋十四卷，合二十二卷，在朱氏诗文中堪称大宗（惟诗有二十二卷，可与比肩）。杨果霖首次对朱氏书籍跋文的价值作了考察，指出藉之可以考察朱氏藏书始末、校勘成就、学术交游、治学方法与偏好；此类文字因涉及各种版刻的考订，可以作为《经义考》的有益补充，并且成为四库馆臣重要的考证资源。“清”是古代中国一个重要的批评术语与美学观念，李瑞卿梳理了这一观念的发展历程，对《静志居诗话》中含有“清”字的语词进行了概括与分析，指出朱彝尊对这些语词的使用，分别体现了对魏晋以来“清”的传统的怀恋，对厚重温和的风格、古朴真挚的品位的主张，以及对庸俗世风的矫正。李瑞卿认为，朱彝尊对情理关系的讨论，针对的是理学与风雅相分离的事实，主张二者并不矛盾对立，抒写情性也并不妨害道德；所谓“理学风雅合一论”，带有折中朱王的理学反思，具有原始经学的内涵。朱彝尊论诗重学，针对的是严羽之论，但置于明末清初特定的历史情境下，就有了纠偏止弊、提倡实学的现实意义，汪涌豪结合清初政治、学术风气，对此有长篇透辟的分析。汪氏认为，对清初的实学思潮而言，朱彝尊是非常重要的一位提倡者、参与者，有较大的影响。鲁竹指出，《乐府补题》的被发现，激发了浙西词派创作咏物词的热情，物态刻画穷尽，文词精美雅洁，美感纯粹简单，因而能扫明词之弊；但对情意传达的忽视，却有悖于重视情志的文学传统，其流弊遂至于空疏枯寂。杨果霖利用电脑技术，对《经义考》进行要素统计、定量分析，不仅查明全书的“家底”（诸如著录总数、四柱分布〔存、佚、阙、未见等〕、引用文献的数量与种类、历朝经籍数量等），还发现该书存在的一些问题，如体例不合、经籍重出、归类失当等。《经义考》征引文献极富，同原文相较，常有改易删并，其间颇有规律可寻。杨果霖名之曰“剪裁之法”，并对其删并改易的情形进行了归纳。此法之优点在于：镕贯剪裁，如出一手；内容适当，繁简适中；条理秩然，体例详明；同时也有内容误删、剪裁失真、体例未能一贯的缺点。史著最重义例，杨氏对《经义考》剪裁之法的研究，可谓深切著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