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叔同毕业论文

我爱王维我知道许多人看了这个题目会笑出声来，因为我们心照不宣的原因。可是我爱他实实在在是有个过程的。最小的时候喜欢李清照，易安的词过目成诵；稍大一些钟情李白，也学着人家疏庸自放，狂亦超然；到了高中，我印象中最忧国忧民的阶段，便是老杜的市场；大学期间几度呐喊，几度彷徨，几度伤逝，直到最末的朝花昔拾，与子昂颇为知音，“念天地之悠悠”呵。可是曾经沧海，才越来越在心底认同王维。这个特点是从哪里来的呢？大概是得自于父亲的遗传。那么平淡冲和的一个人，对世界、对外物的超脱，是骨子里浸润的淡泊，而又灵犀通透，他在世间走的是一条很边缘的路，不大富大贵，也不贫穷。有时间徜徉山水，流连诗话，又会一手好乐器。就像我熟知的古典文学里的翩翩公子。我要自己做到四点：热情、激情、才情、人情。即使不成功，个人修为也是可以的。我渴望尽量淡然，对欲望一向警惕，我知道自己多么想做得明智些。少年人更多的渴望爱情，虽然大部分爱上的是爱情本身。中年人更渴望智慧，往往是没智慧也要试图做出有智慧的样子来，尤其是在年轻人面前。所以才有句成语叫弄巧成拙，所以也才有另一句成语——无欲则刚！而王维最集中地体现了我的理想、我的追求。他是山西望族，17岁时写了我们耳熟能详的那首《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只身来到长安，英俊潇洒、玉树临风，仕途一番风顺，官至右丞相，所以他的文集就叫《王右丞集》。他和孟浩然齐名，在玄宗来家里之时诚心诚意地举荐，但因老孟诗中的“不才名主弃”而功亏一篑。老孟在诗中为他写了“知音世所稀”。他重情，这个我们可得大书特书。古代男子哪个不三妻四妾，即使是象元稹，写过“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的男人，私生活也极端糜烂。而我们那么英气逼人，令太平公主惊为天人的王维，只娶了一个妻子——当然是一位才貌双全的好女子。秦观有词为证“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谈的应当是这种夫妻。可是在王维30岁时，夫人过世。一般的男人会如何？王维要辞官归隐，皇上当然不放，他就半隐半仕，最后终于回归园田。全心礼佛，终生未再娶。 王维年轻时的诗篇遒劲有力，如《观猎》，我们最熟悉的当然是那首《使至塞上》，那句经典的“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他晚年买下了宋之问的辋川别墅，整个蓝田，大的景区据说就有18个。这时，他的天性淡逸，超然物外的风采完全显现了出来：“渡头余落日，墟里上孤烟。”——《辋川闲居赠裴秀才迪》“泉声咽危石，日色冷青松。”——《过香积寺》“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山居秋暝》“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终南别业》“白云回望合，青霭入看无。”——《终南山》“江流天地外，山色有无中。”——《汉江临泛》“坐看苍苔色，欲上人衣来。”——《书事》“清风明月苦相思”——《伊州歌》“花落家童未扫，莺啼山客犹眠。”——《田园乐》“惟有相思似春色，江南江北送君归。”——《送沈子福之江东》…………大家看，多么像一幅幅的画啊！所以后来苏轼评价他“诗中有画，画中有诗”。（当然这不是原文了）因为我们王维本来就是画家嘛！写送别，有“劝君更进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写爱情，也有传唱至今的“劝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他有同情心，同样是写息夫人，（春秋时息国国君的夫人，被楚王抢去，她虽然生了两个孩子，但是一句话也不和楚王说。）杜牧就叫嚷着为什么她不自杀？而王维却非常理解地写道：“莫以今时宠，能忘旧时恩。看花满眼泪，不共楚王言。”理解处在离乱年代女子的坎坷和唏嘘。在这个凡俗世界里，好男人可分三类：君子、才子、公子！君子是忠诚可靠的代名词，他或许不解风情，但绝对坐怀不乱！才子风流倜傥，谈笑间，强虏灰飞烟灭。他顾盼生情，极有品位，但今天与你落花人独立，明日就和她微雨燕双飞！公子，这可是世间罕有的绝品。是“无人饮水，冷暖自知”的那位性德；是“窃符救赵，流落异乡”的那位信陵君；是“执子之手，与子携老”的那位古人……王维是将君子、才子、公子一网打尽的可人，你们明白我为什么爱他了？

《我的伯父鲁迅先生》

关于鲁迅 谨以此文纪念鲁迅 是的，他回来了，他回来了。 夜，又是不眠不休的雨幕敲击归人乡梦的雨夜，无风，烛影摇红，归期不远矣。我在灯下写这些速朽的文字。 有人说：司马迁的文字字字如刀，又说颜真卿的文字含恨如石。于是有时不免自嘲，同那些大家相比，我等小辈似乎只是命如蝼蚁。于是自轻自贱，看不起自己——我想这种心态大概每个人都有过吧。但是为了生存，我们还是要写。古人最差劲的创作莫过于为写而写，而今，我们却连为写而写都不能够！这是多么可怕的事啊！我们写字，似乎只为了一日三餐，为这些口粮而写，美其名曰“写手”。或许这是一个物欲横流，金钱至上是年代，而今什么都在涨，物价，房价，猪肉更是涨得快，比他妈洪水涨得还快，一日三涨，涨得我们不明所以。所以，你可以跑不过刘翔，但你绝不能跑不过CPI！！ 是的，他回来了，他回来了，在这冷雨敲窗，芭蕉听雨的清夜，窗外的芭蕉又抽出一片新绿，绿得醉人，惹人遐思，但是雨水无情，冰冷 的雨水正侵袭着它的根，它的叶，它的绿，它的红——未来的红，未来的春日里，那抽出一尺多高的一抹嫣红！ 是的，他回来了，他不为名誉而写，不为口腹而写，他只为了一己之愿，只是为了自己深藏心中的秘密而悄悄地写。 所以他的回来，在这冷雨敲窗的夜里显得弥足珍贵，所以他的回来，在我看来是人性的回归。 因为人类需要一个在月光下播种生命希望的人，然后在一个冷雨敲窗的夜晚，人们听到了芭蕉拔节的声音…… “时闻落果声”的意境，或许不适合这样的雨夜，但是春，那去了又回的春天，该是多么美好啊！ 他回来了，回来了，一抹雨烟。他回来了。风声正紧，鸟鸣啁啾。他回来了，和着三月的清风。他回来了，二月河正流得急。他回来了，一月的积雪刚刚融化，明月才露出半个脸颊。他回来了，回来了。关于王维 题记：正在写毕业论文，头绪纷乱，不得要领。整理出来两段，请大家提提意见，谢了。 ------------------------------- 由于王维的禅悦诗给人留下的印象实在太深，所以在大部分人眼里，王维永远是那个“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的王维，却很容易忘了“回首射雕处，千里暮云平”的壮阔，忘了“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的深情，忘了“劝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的幽思，忘了“雨中草色绿堪染，水上桃花红欲然”（《辋川别业》）的清丽。王维的世界里有着很多殊异的景致，也许山泉和月光是其中最美的，但也决不是全部。 宋代“四灵”诗人（徐照、徐玑、赵师秀、翁卷）“所用者不过‘花、竹、鹤、僧、琴、药、茶、酒’，于此数物一步不可离，而气象小矣”（[宋]方回.瀛奎律髓汇评.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是意象缺乏的典型。而“四灵”诗人所宗法的对象，是唐代诗人贾岛、姚合。贾、姚二人，也是气象狭小，不知为何后世却有人放着偌多大家不去学，偏偏去学他们。第一流的大诗人可以组合一切的意象，有排云驭气亦有棋窗闲影，有怡红快绿亦有孤月寒星。下面是对《全唐诗》中收录王维的387首诗歌中，意象以及用词的一些统计： 先看颜色。在这些诗歌中，色泽明艳的“红”共用21次，“金”共用58次，“黄”共用30次；色泽明快素净的“白”共用94次；来自植物的“青”共用73次，“绿”共用22次； 而压抑的的“黑”只有4次，“灰”则根本没有。由此可以看出： 第一，王维和李白一样，都喜欢明净的白色。 第二，王维的诗给人以幽静的印象，然而事实上他用“金”的次数也很多，“红”、“黄”也有不少。 第三，王维多山水田园诗，故植物的颜色较多。值得注意的是，“青”较“绿”多，是否因绿深于青邪？ 第四，李白诗中尚有一定数量的“黑”、“灰”作对比之用，而王维则根本避而不谈。 第五，总的来说王维诗歌的色彩比较丰富，不像有的诗人只有单一的色调。 再看王维诗中出现的意象。提到王维的诗，大家往往都会想起白云和明月，在这些诗中“云”共出现了138次，“月”共出现了55次，的确不少。植物里面，“竹”共出现了32次，“草”共出现了60次，而“花”则出现了83次。大家可能都觉得王维的诗素雅，但是“花”的意象比“草”、“竹”的总和都多，可见王维的花，非“云想衣裳花想容”之花也。王维早期诗歌中也颇有边塞题材的，但是王维似乎很讨厌兵器，竟没用一个“剑”字，用“刀”仅两处，有一次还是因为地名，这和“手刃数人”的李白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另外，王维用“血”字也仅一次，更反映出了他的性格。但是不用兵器和血腥的字眼并不能说明王维诗中缺乏雄浑的意境，“云雷康屯难，江海遂飞沉”（《送韦大夫东京留守》），“回看射雕处，千里暮云平”（《观猎》），飘渺的云在王维手中，也可以变换出雄伟的形状。还有，“马”在王维的诗中出现了53次，且诗中之马多为诗人自己所骑，更多为奔驰之马，也可窥得诗人心胸。 另外从诗歌的形式变化，也可以从一个侧面得窥诗人的性格特点。比如，上官仪的诗，《全唐诗》收录19首，其中只有一首杂言（还是以五言为主）、三首七言，剩下的全是五言，而且就在这些五言诗之中，其起兴的结构、情景的交换也有很多相似之处。历史上的上官仪为人迂直，在没有足够把握的情况下就力劝高宗：“皇后专恣，海内失望，宜废之以顺人心”（[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第一一八卷.北京:中华书局，1975），而其诗虽典丽圆润却笔力绵软，可互为映像。相反的例子最明显的是诗仙李白，各种体裁均可信手拈来，即便并不擅七律，也套得一曲凤凰台足可青出于蓝。李白终其一生不为俗事所羁，其诗也流光幻影，不可捉摸。有时开篇看似并非杂言的布局，但写着写着便旁逸斜出，由五而七而九，变化不定而又流转天然（如《梦游天姥吟留别》）。当然，这固然是因为才华的高下，但是性格的因素也是不可忽视的。 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考虑，可能有的人会把王维归入上官仪一类——的确，我们一想起王维，就会想起他的五律和五绝，但是仔细一想，这只是因为他的五言诗太过出色。而其实王维的七言诗同样有许多绝唱，《渭城曲》、《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等均是唐诗中第一等的名篇，绝不逊于专写七言诗的诗人。从来五言贵收，七言贵放，擅收者若放易笔力不济，擅放者若收易束手缚脚。而王维收则月隐星幽，放则春水纵流，潇洒天然之才，不逊太白，鬼斧神工之妙，不输老杜。 而且，王维还有很多唐代所不多见的六言诗，如《田园乐七首》中“桃红复含宿雨，柳绿更带春烟。花落家僮未扫，莺啼山客犹眠”之句，有宋词之韵，而高宋词之调。诗词之境殊而不同，唐人能词者，太白、香山、温八叉而已矣。王维虽无词作，但其六言诗中的浓浓词意，亦能说明王维情感、才华的丰富性。 另外王维的四言诗也写得不错，这在唐朝诗人中极其少见。众所周知，由于少数民族入侵和大迁徙等原因，汉魏前的古音到隋唐已经发生巨大变化，可以说四言诗仅余文字耳。同时，唐代文坛那种兴象玲珑的气象，使得绝大部分诗人也再没有心境去写气古形削的四言诗。王维的四言诗《酬诸公见过》，开头“嗟予未丧，哀此孤生。屏居蓝田，薄地躬耕。岁晏输税，以奉粢盛。晨往东皋，草露未晞”数句，颇有《诗经》的韵致，显示出王维的对于上古诗歌精神气质的通彻。而后面的“静观素鲔，俯映白沙。山鸟群飞，日隐轻霞。登车上马，倏忽云散。雀噪荒村，鸡鸣空馆”几句，又有绝句之空灵清丽。全诗淡淡而起，层层皴染，摇曳多姿而又自然天成，最后“还复幽独”的王维式结句又将全诗归于平静，数种意境被巧妙揉合在一起，显示出了诗人丰富的内心世界。 总之，王维诗中的静谧之美乃是一种总体上的影像，若具体到细节上，我们会惊讶地发现王维的诗其实也是包罗万象。蹩脚的诗人只能用刻意的意象来制造风格，而真正的大诗人，他的风格是万千的意象从整体上透露给读者的。看似只恒河一粒沙，其实却有三千大千世界，英才天纵，不可捉摸。关于武则天 唐武后光宅元年，爆发了一场由李敬业等人发动的旨在反对武后称制的叛乱。这场叛乱因骆宾王的《为徐敬业讨武曌檄》而闻名于史。尽管这场叛乱很快被讨平，但因骆宾王的这篇杰作，在世人的心目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为徐敬业讨武曌檄》笔力雄健，行文流畅，其名垂千古的文学价值向为学人所尊奉。或许其历数武氏罪状极具文献价值，在最终将武氏钉于历史的耻辱柱上功不可没。如果将此文印证于其创作时代，又会从其文里文外，体味出它隐涵深刻的历史文化命题。其中尤以社会权力的形成与维系、知识分子与当权者的关系，最为令人警醒。这方面的严酷，不仅构成了知识分子几千年来的困惑，同时也与几千年来知识阶层沉重而扭曲着的命运纠缠在一起，千古以下仍令人深思难解。《为徐敬业讨武曌檄》的巨大人文价值集中体现在其篇首，即历数武氏罪状的部分，不仅为历史提供了一个丑恶的统治样本，也提示了一些历史未解之谜。为方便叙述，将这一部分内容分句标识。其文曰：“①伪临朝武氏者，性非和顺，地实寒微。②昔充太宗下陈，曾以更衣入侍。③洎乎晚节，秽乱春宫。 ④潜隐先帝之私，阴图后房之嬖。⑤入门见嫉，蛾眉不肯让人。⑥掩袖工谗，狐媚偏能惑主。⑦践元后于翚翟，陷吾君于聚麀。⑧加以虺蜴为心，豺狼成性。⑨近狎邪僻，残害忠良。⑩杀姊屠兄，弑君鸩母。人神所同嫉，天地所不容。”够了。引文至此，已基本体现了该文的巨大价值——其可证实内容已足为世人提供一个道德败坏的掌权者的标本；而其不可证实部分，则给研究者指出了用力的方向.现在我们一起来看看这些内容都是些什么。①句文章开头就将当时的现状与历史结合到了一起。现实是什么？皇帝已经成年，太后临朝称制与古制不合。更值得诧异的是，这个违制称制的太后的品行也很成问题。“性非和顺”确有所指。早年唐高宗为立武氏为后，欲废当时的皇后王氏，为此与大臣褚遂良见解不合。高宗出言叱退遂良，一直藏在帏帐之后的武氏出言道“何不扑杀此獠”。“地实寒微”或有数解。武氏之父地位本不甚高，她在自己家里因非正室所出，就更见低微。正因为此，武氏在太宗宫中只是一介才人，此其一。武氏被唐高宗从沙门超擢入宫，此其二。皇后、太后，都是应以母仪天下之面目面世，武氏显然与此无缘。此等人物临朝，实在是开了历史的大玩笑。②句进一步张扬武氏的来历。既然武氏曾为太宗所御，高宗再以其为妃为后，显然是高宗的不是了。当然，骆宾王的着眼点，并不在编排两位先帝的不是，只是着重强调武氏的尴尬出身。③句费解。昔人以为此晚节是相对于太宗朝而言。武氏以事太宗之身，再事高宗，确实称得上秽乱。但以武氏日后的荒淫习性来看，如果在高宗宫里，有秽闻传出亦属情理之中。④句又一次提到武氏身事两帝之事，并表明其原有的皇后地位是通过不正当手段得来。联系到当年的皇后废立风波，武氏的个中伎俩当是朝野皆知的。⑤⑥句回顾了武氏登上皇后之位的简要过程及关键所在。确实如此。一向庸懦的唐高宗在废后立后一事上，表现了他绝无仅有的刚毅。其结果昭示，朝野的一片反对之声，也挡不住皇上的一意孤行。⑦句是⑤⑥句的结果。后半句前人解为，因武氏以一身事父子两帝，从而陷太宗、高宗父子于兽行。确实，若武氏只是隐事高宗，不示丑于世，纵使这种**行径为人不齿，但若隐晦行事，总较之冠冕堂皇张扬于世让人容易咽下这口气。怎奈唐高宗喝了武氏的迷魂汤，非示丑于天下，这也叫无可奈何。或许前人的解释还不充分，高宗朝前期，曾由武氏授意，赐其长子、废太子燕王李忠死。而李忠的谋反罪名又显然不为朝野接受。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高宗的此等兽行又是拜武氏所赐。⑧句为武氏品行定论，非臆断。武氏之毒也是大大有名的：为了搬倒王皇后，她不惜闷毙亲生女儿；如愿称后，她又将王皇后及萧妃斩去手足扔进酒缸溺毙；至于毒死亲生的儿子太子弘，饿死儿媳等事，更是令人发指。⑨的前半句，前人多解为武氏重用李义府等奸人。此解不确。李等人士毕竟还是朝廷大臣，不能一概指为邪僻。在高宗干封年间，武氏招道士郭行真出入禁中，行巫祝之事，被高宗发觉，差点酿成了一场废后风波。自汉武帝起，巫祝之事就被皇室严厉禁止。作为皇后，武氏以身犯事，尽管至骆宾王写此文时，年代已远，但仍是大罪一件。后半句无需解。长孙无忌、来济、韩瑗、褚遂良、于志宁都相继遭武氏陷害。⑩句的“姊、兄”可以指出其证据：姐指韩国夫人——武氏的同母姐，因与高宗有染，被武氏毒死；兄指武氏异母兄长武元庆、武元爽，堂兄武惟良、武惟运——此四人因早先对武氏母女无礼，及武氏立为皇后，升他们的官，他们毫不领情，终被武氏找罪名处死。而“君、母”二字一向无解。史料中也找不到武氏谋害高宗的明证。但武氏的长子太子李弘被毒死后，曾由高宗破例尊号为孝敬皇帝，这或可给弑君一辞提供弱证。鸩母一说，则没有丝毫痕迹。或许是骆宾王写作时为了与前句配对凑音节而作。但在此之前，其所列武氏罪状足以骇人听闻，骆宾王及其主使似没有必要编排一条伪证，使武氏罪状的整体真实性受到破坏。在没有证据而只能臆断的情况下，笔者猜测此事可能与韩国夫人之死有关。武氏毒死其姐，或会受其母杨氏的诘难，母因此而遭毒手。究竟如何，恐怕已成千古无解之谜了。行文至此，武氏之罪大恶极已无可辩驳。而问题也随之产生。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固然是昏君暴君层出不穷，但可以肯定，像武氏这样有如此之多的品行低劣、公开罪恶者，再也找不出第二个。从理论上讲，皇帝应是天下道德伦理的准绳。毫无疑问，以武氏为首的政权在道德上已经破产。即使以前没有破产，经过骆宾王这一番张扬也必定破产无疑。但没有任何迹象表明，道德破产的武氏政权曾有过任何意义上的权威削弱。据此是否可以这样说，一个政权的生存与否，道德因素并非至关重要。这样说确实令人吃惊，然而却是严酷的事实。那么，维系一个政权的要素究竟是什么呢？或曰，是权力带来的利益分配——当一个权力可以有效地予人以好处时，它总是能有效地运转，正是武则天时代，最好地证明了这一点。武则天不以杀功臣著称，但她杀功臣的数量之多，在历史上亦可名列前茅。这里所谓功臣，是指为其取得权力出过死力之人，其中有一大半为她所杀，过河拆桥的意味极重。值得一提的是，她如此作派，竟毫不担心会无人替她的政权效力。据传，确实有人为此提醒过她，可她的回答很耐人寻味，她以飞蛾扑火为譬，指出，尽管有飞蛾因扑火而死，并不能阻挡其它蛾子继续向火扑来，因为只要是蛾类，就非如此不可。原来如此，社会培养的士人都必须通过入仕才能体现其社会价值，难怪他们义无反顾地以能入朝为官为毕生追求。所以，尽管中国古话里就产生了“伴君如伴虎”之感叹，迫不及待以求伴君者，仍然多如过江之鲫。这或许与供需关系有涉，因为由皇权决定社会地位分配的数量，总是远远低于社会显在与潜在的求职人数。而在封建时代，知识分子欲为社会服务，除了入仕一道，竟再无其它出路。所谓“练成文武艺，卖与帝王家”，除了皇上的“恩典”，人们并没有其它途径。就是武则天本人，也是靠了笼络住唐高宗才一步一攫取权力、扩大权力的。深谙权力三味又修成正果的武则天之流，从骨子里轻贱知识分子和其它人才，先是使用他们，然后毫不留情地干掉他们，而绝无人才断档之虞。于是，在很多人还愿意为这个政权效力时，它是很难垮台的。这就是武氏政权岿然不动的秘密所在。同时，这种现实又印证了这样一条严酷的社会法则——不论社会精英受到何等程度的摧残，都不会使一个政权迅即崩溃。它所必须承受的代价，只是社会发展的停滞与社会生活的黑暗，而这一切灾难恰好是由社会底层，包括被摧残阶层最为深切地感受着。既然施虐者在施虐时没有任何直接损失，又怎能奢望这些暴虐会停止下来呢？除了对武氏的揭露，骆宾王文章还揭示了一个反抗者自身的问题，即，武氏的种种劣迹并非到骆宾王写作时才广为人知，为什么到徐敬业起兵时才一下子提出清算总账呢。原来徐敬业等人因触犯了武氏之法，遭到贬黜，一些心怀不满分子聚到一处，才酿成了一场大乱。那么，如果不是这样，武则天再有十倍罪恶，徐敬业等也不会起事。于是，徐敬业等人的反抗，并非是出于公心义愤，完全是因为武则天革命革到了他们头上，严重损害了他们个人的既得利益，他们动了私心私愤，最终铤而走险。最妙不可言的是，他们居然也做成了这篇慷慨激昂的公论，尽管骨子里并不硬气。难怪武则天之流要看不起知识分子，只要他们可以依附，他们总是会安之若素，依附不成时，才会发难，而这种发难又多半成不了事。所谓秀才造反，十九不成。更有甚者，徐敬业造反不成，自己人头落地、全家灭门不算，连祖坟都让武则天扒了。想当初，正是徐敬业的祖父李绩一言九鼎，为武则天当上皇后铺平了道路，并为武则天主持史无前例的封后加冕仪式，其对武氏的贡献应是无与伦比的，其最后竟落得个掘墓鞭尸的下场。凡为武则天出力的人，多没有好下场。不知是报应，还是为虎作伥的必然结果，中国历史已提供了太多这方面的范例。也许正是这种不良预后，使得整个社会保持了一份良知，也使恶势力的膨胀有度可限。无论怎么说，武则天政权持续时间之长还是令人惊异的。由于武氏早先的卑微以及其追逐权力的行径，受到绝对多数的朝廷正统势力的强烈抵制，故武氏政权对所谓的正派人士有一种天然的敌视。如同武氏本人唯权是务、品行俗劣一样，武则天时代朝中的下三滥也异乎寻常的多。并且这些下三滥根本不屑以假仁假义的面目出现，处处以丑恶本色招摇得势，整个朝廷乌烟瘴气，有正义感及有才干的人处处受倾轧，常常处于下风，且人材凋零。就在这种状态下，武则天的政权经历了诸多的外忧内患，策动了无数次腥风血雨，竟是无往而不利。是不是那些品行极差之人身负治国之才呢？当然不是。那些败类充其量只能是构成武氏权力，并为其壮大声势，而事关天下气运的国计民生料理，又非正派人士料理不可。于是，历史又产生了一个奇异现象，即，尽管在相当多数的情况下，有才干的正直人士饱受摧残，仿佛生物生理上的代偿功能一般，那些幸免于难的知识管理人才超负荷超水平的运作，在极度不利的条件下，完成了那些看来无法完成的事，终于维系了社会不至于崩溃.如同历史上多数暴君一样，武则天的政权基本上没有输给任何政治势力，只是由于时间的自然法则而终结。于是，一千多年前由骆宾王《讨武氏书》揭示的诸多命题，始终占据着人们的思考。人们沉痛地发现，此问题尚未因时代的演进而得到彻底解决。所幸的是，现在的知识阶层已可以不通过仕途而实现自身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