宫廷文化论文宋词研究方向

宋词一般分为北宋、南宋两个时期。 北宋初期，晏殊晏几道父子、欧阳修等人的写作以小令为主，基本上沿袭五代词风。至柳永出，宋词才有了大的拓展。在内容方面，柳词多反映封建士人怀才不遇、穷愁潦倒的生活与情感；在形式上，他发展长调体制，填写了许多“慢词”。柳词还善于铺叙和展衍，语言通俗，长于白描，是婉约派的代表人物。苏轼以其《东坡乐府》打破了“词为艳科”的旧框架，以黄钟大吕之巨响，开出惊涛拍岸之新天地，人称“豪放派”。从此，咏史、怀古、说理、谈玄、议论等无不可入词。以苏轼为中心，元佑词林出现了黄庭坚、秦观、晁补之、张耒等著名词人，形成了词作的鼎盛局面。周邦彦集婉约派之大成，其词格律精严，风致醇雅，在格律规范化和表现技巧方面作出了楷模，人称“词林正宗”。北宋末年李清照于“苏豪”、“柳俗”、“周律”之外另避蹊径，形成“易安体”。前期词多写闺中少女情思，后招多悲叹身世，感慨时事。其词清新雅洁，文词优美，为一代词坛高手。 南宋初年词风大变，李纲、张元干等抗金志士写出了一大批爱国主义词作。稍后大词人辛弃疾横空出世，以磅礴之气势、遒劲之风格，昂扬踔厉之精神面貌表现出强烈的爱国主义激情，开创了气吞万里如虎的壮美境界。张孝祥、陆游、陈亮、刘过等人的词作亦闪灼着爱国主义的光辉。姜燮继承发展了周邦彦的词风，其词讲究词藻音律，“襟韵高、风神潇洒”，成为南宋格律派的代表人物，卢祖皋、史达祖、吴文英、蒋捷、王沂孙、张炎、周密等人皆属于格律派，有不同程度的唯美主义倾向。南宋末年，民族矛盾激化，文天祥、汪元量、刘辰翁等辛派词人，以其英雄主义气慨为宋词划上了最后的句号。 今人唐宋词选本很多，兹介绍两种：一是俞平伯的《唐宋词选释》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共选词251首，分为三卷，所选之词大体上体现了词家风格和词的发展途径；注释多有新意。二是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的《唐宋词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选词312首，由作品、注释、说明、作家小传几部分构成。选录作品以苏丰词为重点，注释较为详尽。

其实最棒的文章莫过于李清照的那篇《词论》了，我不清楚你需要这个的目的是什么，如果是演讲的话，以《词论》为核心展开谈都可以。尽管不是现代学者的专门论述，但以词人之口论词，最是真切。原文：乐府声诗并著，最盛于唐。开元、天宝间，有李八郎者，能歌擅天下。时新及第进士开宴曲江，榜中一名士，先召李，使易服隐姓名，衣冠故敝，精神惨沮，与同之宴所。曰：“表弟愿与坐末。”众皆不顾。既酒行乐作，歌者进，时曹元谦、念奴为冠，歌罢，众皆咨嗟称赏。名士忽指李曰：“请表弟歌。”众皆哂，或有怒者。及转喉发声，歌一曲，众皆泣下。罗拜曰：此李八郎也。”自后郑、卫之声日炽，流糜之变日烦。已有《菩萨蛮》、《春光好》、《莎鸡子》、《更漏子》、《浣溪沙》、《梦江南》、《渔父》等词，不可遍举。五代干戈，四海瓜分豆剖，斯文道息。独江南李氏君臣尚文雅，故有“小楼吹彻玉笙寒”、“吹皱一池春水”之词。语虽甚奇，所谓“亡国之音哀以思”也。逮至本朝，礼乐文武大备。又涵养百余年，始有柳屯田永者，变旧声作新声，出《乐章集》，大得声称于世；虽协音律，而词语尘下。又有张子野、宋子京兄弟，沈唐、元绛、晁次膺辈继出，虽时时有妙语，而破碎何足名家！至晏元献、欧阳永叔、苏子瞻，学际天人，作为小歌词，直如酌蠡水于大海，然皆句读不茸之诗尔。又往往不协音律，何耶？盖诗文分平侧，而歌词分五音，又分五声，又分六律，又分清浊轻重。且如近世所谓《声声慢》、《雨中花》、《喜迁莺》，既押平声韵，又押入声韵；《玉楼春》本押平声韵，有押去声，又押入声。本押仄声韵，如押上声则协；如押入声，则不可歌矣。王介甫、曾子固，文章似西汉，若作一小歌词，则人必绝倒，不可读也。乃知词别是一家，知之者少。后晏叔原、贺方回、秦少游、黄鲁直出，始能知之。又晏苦无铺叙。贺苦少重典。秦即专主情致，而少故实。譬如贫家美女，虽极妍丽丰逸，而终乏富贵态。黄即尚故实而多疵病，譬如良玉有瑕，价自减矣。 全文翻译： 古乐府歌与诗并列发展的最高峰，是盛唐时期。 唐开元、天宝年间，有一位歌者叫李八宝，唱歌妙绝天下。有一次，刚刚及第的进士们在曲江大开宴席，其中有一位及第的名士，吩咐李八宝故意穿一身旧衣，戴一顶旧帽子，隐瞒自己的真实姓名，并装成神情惨淡的样子，一同参加宴席。然后对众人说：这是我的表弟，让他坐末席吧。参加宴会的众人都对他毫不在意。众人边喝酒边听歌，许多歌者轮流唱歌，其中只有曹元谦、念奴二人歌唱得最好。唱完后，大家对二人的歌声称叹赞赏不绝。这时，那位名士忽然指着李八宝对大家说：请让我表弟为大家演唱一首歌吧。众人都晒笑起来，甚至还有人生气起来。等到李八宝一曲歌唱完后，却引得众人都哭了起来。团团拜伏在李八宝周围，都说：你肯定就是李八郎啊。 从此以后，郑地和卫地的乐声在当时更加流行起来，这些声乐的柔糜之处、音节变化也更见烦琐。唐朝时已经有《菩萨蛮》、《春光好》、《莎鸡子》、《更漏子》、《浣溪沙》、《梦江南》、《渔父》等曲调，不能一一枚举。 到了五代的时候，各路诸侯纷纷建国，中华大地战乱不断，斯文扫地，更无人作新曲沿途传唱了。这时只有南唐李璟、冯延巳等君臣温文尔雅，时有新作问世，其中有名的作品有李璟的《浣溪沙》、冯延巳的《谒金门》，“小楼吹彻玉笙寒”、“吹皱一池春水”更是其中的名句。句子虽然很奇特、很优美，但是要灭亡的国家所唱出来的歌声也带着很深的哀伤，就不能算曲子词中的上品了。 到了宋朝，礼仪、声乐、文章、武功都已经齐备了，又休息生养了百余年，才有柳屯田柳永，变乐府旧声为新声，有《乐章集》传世，确立了他在宋词大家中的地位。但柳永的词虽然非常适合于音律，但词句却俗不可耐。又有张子野（张先）、宋子京（宋祁）宋公序（宋庠）兄弟以及沈唐、元绛、晁次等人辈出，虽然时时有妙语传世，但却整篇破碎，不能称为名家。到了晏元献（晏殊）、欧阳永叔（欧阳修）、苏子瞻（苏轼）这些人，他们学究天人，填这些小歌词，应该就象是拿着葫芦做的瓢去大海里取水一样容易，但是实际情况并不如此，细细琢磨他们的词，句子都嫌雕琢得不够。而且他们的词又往往不协音律，这是为什么？ 这是因为诗和文章只分平仄，但词却要分五音（宫商角徽羽），又分五声（阴平、阳平、上、去、入），又分六律（黄钟、太簇、姑洗、蕤宾、夷则、无射），还要分发音的清、浊、轻、重。比如当世（北宋后期）的那些词牌名叫《声声慢》、《雨中花》、《喜迁莺》的，既可以押平声韵，又可以押仄声韵。《玉楼春》本押平声韵，有押去声，又押入声。本来是押仄声韵的，如果押上声韵则与音律协调，但如果押入声韵，就不能作歌唱了。王介甫（王安石）、曾子固（曾巩），他们的文章有西汉时风格，但如果他们作词，只怕会让人笑倒，因为这样的词读不下去。 这样我们就知道了，词别是一家，但知道的人却不多。后来晏叔原（晏几道）、贺方回（贺铸）、秦少游（秦观）、黄鲁直（黄庭坚）一出，才得词中三味。但是晏几道的词短于铺叙，贺铸的词短于用典。秦观的词却致力于婉约、情深一片，词中却少了实际的东西，就象一个贫穷人家的美女，虽然长得很漂亮，打扮也很时尚，但骨子里却始终缺乏那种与生俱来的富贵气态。黄庭坚的词内容倒是充实，却有些小毛病，就象一块美玉，却有些斑点，所以价值自然要打些折扣了。

这个~~~确实有点儿不怎么好回答~要不你自己去网上找下（世界文学研究）吧~看看下别人这类文章是怎么写的

活色生香，呼之欲出 ——论宋词中的女性形象 词作为一种文体，从它产生之日起，就以“阴柔美”为其显著特色，而代表词体发展最高成就的宋词，更是塑造了一个个栩栩如生、神态各异的女性形象，其独特的艺术魅力，每每让人为之倾倒。 一、宋词女性形象的类型分析 我们不妨先“浏览”一下宋词女性形象“画廊”，看看都塑造了什么样的人物形象。 若按所描写女性的身份分，宋词女性形象大体上可分三类，即歌舞妓、闺中少女少妇和民家采莲女。 宋词中描写的女性形象以歌妓舞女为最多。因为词从隋唐诞生的时候起，就主要是“应歌”而作，由歌妓在酒筵樽畔歌唱，用于娱宾遣兴。词在五代西蜀、南唐宫廷中得到畸形发展，“花间”词人着力描写女子的面貌、服饰等外部形象，脂粉香泽，秾艳绮靡，刻意追求一种感官享受的美，形成盛极一时并影响深远的“花间词风”。宋初此风犹盛，作为一代名臣的晏殊、欧阳修等也乐于创作。发展到柳永，出入于秦楼楚馆、歌台舞榭，为歌妓们写心。晏几道作为贵族王孙，更是生长于歌儿舞女之中，待家道衰落，遂借回忆往昔与歌女相处的生活，寄托其失落感。以后写此题材者很多，且热心创作，乐此不疲。歌妓舞女生活在社会最底层，是供统治者任意驱使取乐的工具，生活不自由，没有独立的人格，更谈不上美满的爱情和婚姻。她们的身份是“艺妓”，词中多描写她们的形象，写她们“永弃却、烟花伴侣”（柳永《迷仙引》），追求爱情、婚姻和人身自由的良好愿望；写她们“兰心蕙性”（柳永《玉女摇仙佩》）、“心性温柔，品性详雅”（柳永《少年游》）的美好品质；写她们“偶学念奴声调，有时高遏行云”（晏殊《山亭柳•赠歌者》）的高超技艺。词人以同情的态度，写她们的所思所感，表达她们对忠贞爱情的向往和执着，对轻薄王孙的憎恨，反映了歌女们真实的感情和心理，从侧面抨击了封建制度对妇女的压迫。但另一方面，作者又多少带有欣赏的态度和眼光来描写，有轻佻的意味，甚至还有“色情味”，如“若是朝云，宜作今宵梦里人。”（晏几道《采桑子》）“阳台路迥，云雨梦，便无准。”（陆淞《瑞鹤仙》）等，这是此类词的一大弱点。 刻画闺中少女少妇春愁闺怨形象的作品，晚唐五代就大量出现，如王建的《调笑令》、温庭筠的《梦江南》等。宋词人也喜写这类人物，写离愁别恨、刻骨相思，“秀色侵人春帐晓，郎去几时重到。”（李从周《清平乐》）“意中人，从别后，萦系情怀。良辰好景，相思字，从不归来。”（晏几道《于飞乐》）写“寻思难觅有情人，可怜虚度琐窗春”（晏几道《浣溪沙》）的孤独寂寞。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一片悲悲切切声中，有时也出现轻松欢快的格调，欧阳修《南歌子》“笑问双鸳鸯字怎生书”的妖声憨态，为我们塑造了天真调皮、机灵多情的新婚少妇形象。刻骨相思，离愁别恨，是宋词人最喜吟咏的主题。封建社会中，在家长制的淫威下，怀春少女独处闺阁，行动不得自由，婚姻大事全掌握在父母手中，遵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少妇的丈夫为生活所迫，或经商，或从军，出游在外，长期不归，她们独守空房，默默忍受着一个个孤独寂寞的漫漫长夜。这些形象都有着普遍的社会意义。 民家采莲女的形象最早出现于中唐李康成的《采莲女》，晚唐皇甫松写有《采莲子》二首。宋词中也多这类题材的描写，写她们的采莲生活，乘兰舟，唱菱歌，天真活泼，纯洁无瑕，无忧无虑，娇情憨态，呼之欲活，再现出江南农村相对富足安定，人民怡然自乐的景象。有时她们也有烦恼忧愁，“花心多怨，妾心多恨，胜似莲心苦。”（陈允平《青玉案•采莲女》）这是采莲女形象的又一侧面。 上述三种都是写自己以外的“人物”，用的是第三人称，是“小说家”的手法。这三类人物形象只是大体上的划分，难以概括宋词全貌，但基本上可作由是观。 二、宋词女性形象刻画的艺术分析 小说、戏曲塑造人物形象往往要刻画人物的外貌、语言、动作、神态、心理，这些描写的手法也常常为宋词采用，以表达词中女性形象的思想感情。以下且列举数端： 1、比喻。以物喻人，连类相比。写美女，以柳喻腰，以花喻貌，以燕喻举止轻盈，将沦落风尘的女子喻为“章台柳”，任人攀折。如“肌肤浑似玉。”（柳永《合欢带》）“白似雪花，柔于柳絮。”（向子諲《殢人娇》）写美女“花样精神月样清”（毛滂《减字木兰花》）、“黄莺水上精神”（侯寘《西江月》，如花似水似月，花美艳，水轻柔，月平和，写出阴柔之美。以具体可直接感受的物体来描写女子的外貌、精神，生动鲜明，形象逼真。 2、对比衬托。“红花还要绿叶扶”，对比衬托，可突出要描写的对象。如“自觉韩娥价减，飞燕声消。”（柳永《合欢带》）“解教天上念奴羞，不怕掌中飞燕妒。”（柳永《木兰花》）“妾貌如花被花妒。”（陈允平《青玉案》）正如传统小说形容美女有“沉鱼落雁之容，闭月羞花之貌”一样，陪衬正能突出所刻画的人物，这是“同性”对比。还有以“异性”对照起来描写，“一点芳心在娇眼，玉好空恁肠断。”（柳永《荔枝香》）“曾何止、倾国倾城，暂回眸，万人肠断。”（柳永《柳腰轻》），美貌使王孙肠断，使万人肠断，倾国倾城，其美丽无比可想而知，这是汉乐府《陌上桑》描写“罗敷”的手法。这些都是传统的写法，简明易晓，能有效地达到成功塑造人物形象的目的。 3、“道具”的运用。戏曲中常用“道具”刻画人物形象，如诸葛亮头戴纶巾，手持羽扇，谈笑自若，便表现出运筹帷幄的儒将风度。“道具”中已积淀了深厚的文化内涵，这是它的妙用。宋词人熟谙此道，故乐用之。如“娇多爱把齐纨扇，和笑掩朱唇。”（柳永《少年游》其四），扇掩朱唇，表现出女主人公的娇情媚态。“起来花影下，扇子扑飞萤。”（李石《临江仙》）写“佳人”与情人约会后，轻拈罗扇，追扑流萤。一个天真活泼不知愁的闺中少女形象便活现出来，是一幅美丽的花影扑萤图。“一曲当筵落泪，重掩罗巾。”（晏殊《山亭柳》）“卖笑”的歌女，以笑语欢歌博得客人的欢喜和报酬，内心悲哀，不禁落泪。“重掩罗巾”，以巾拭泪，屡加掩饰，故用“重掩”，以巾掩泪又不让人发现，而强颜欢笑，写出歌女深沉的悲哀，细节刻画，“罗巾”正如戏曲中的“水袖”，这时已不是一般的“罗巾”了。“闲弄筝弦懒系裙。”（晏几道《浣溪沙》）青春虚度的怅恨之情通过弹筝弄弦表达。“闲抱琵琶寻旧曲。”（谢逸《江城子》）回忆往昔相聚的时光，只有琵琶能解语，借弹奏旧曲婉诉离别相思之苦，这里，“琵琶”就成了感情表达的“道具”。这是刻画人物形象最的手法。 4、白描。表达人物真实的感情，用自然浅近的语言，不加雕饰和堆砌辞藻，甚至说尽说透，用不着含蓄。“无处说相思，背面秋千下。”（晏几道《生查子》）思春少女，思慕意中人，相思无处说，只好背面秋千下自言自语，淡淡一语，形象鲜明。如唐画家周昉笔下的背面美人。晏几道《浣溪沙》全词皆是白描。“不将心嫁冶游郎”、“一春弹泪说凄凉”，大白话，通俗易晓，却写出娇美可爱的艺妓形象。欧阳修《南歌子》写一新嫁娘，一组戏剧性的语言构成一组活泼、轻松的电影似镜头：走来窗下、笑相扶、问画眉深浅、弄笔偎人、描花试手、笑问双鸳鸯字怎字书。语言简洁明了，富有情趣，绘声绘色，生动真切，成功地塑造了天真而又机灵多情的新嫁娘形象。 当然，宋词刻画人物形象的手法远不止这些，这里只是拈出几点，举其大概，仅此亦可见出词人艺术技法之高明精妙。 总括起来看，宋词描写女子形象（主要指闺中女和歌舞女），喻之以画，似西洋油画，或国画中的工笔画，重逼真形象，栩栩如生，呼之欲出，重细节刻画，一个细节也不放过，故多描写面貌特征，如檀口、樱唇、绛唇、朱唇、柳腰身、黛眉长、浅蛾黛、玉尖、莲步等，写服饰如金翅、双蝶、绣罗裙等，写动作如扑流萤、坐吹笙、弹琵琶，写神态如春睡、揽镜、独倚楼的形象，还有人物的声音、语言描写，如“笑倩整金衣，问郎来几时。”（陈师道《菩萨蛮》）“笑折荷花呼女伴。”（秦观《调笑令》）“歌缓缓，笑吟吟，向人真处可怜生。”（赵师侠《鹧鸪天》）“玉尖弹动琵琶，问香醪饮么。”（米芾《醉太平》）憨态可掬，媚态可怜。音容笑貌，宛然如在眼前，读者如闻其声，如见其人。这类形象真实、具体，是静态的，重“形似”。又讲究色彩，以花喻美女，鲜红艳丽，奇葩异卉，深红浅白，素面、黛眉、朱唇，浓丽香艳，形象直接诉诸视觉、触觉，似乎触之可及。此即这类词的最大特色。这类词语言上多华丽辞藻的堆砌，装饰性较强，形成绮丽香艳、轻柔婉媚的风格。意象群喜用的词汇有玉、绣闺、娇、媚、香、艳、肠断、愁、恨、慵、懒、云、雨、花、燕、柳、檀郎、纤、罗锦等。 值得注意的是写采莲女形象的作品，既写女子的“形”，又写女子的“神”，人物的背景与“渔父”词一样都是山水、小舟，但心态和感情完全不同，它去除描写歌女之词的香艳秾丽，又去除“渔父”词的清空疏放，形成清新、轻灵、素朴、淡雅的独特风格。 三、宋词女性形象描写的背景分析 晚唐五代以来，封建社会开始走下坡路。宋代积贫积弱，长期被动挨打，国势衰微。社会动荡不安，人们失去了精神上的支柱，对人生前途大失所望。统治者不安邦图治，君臣上下，宴饮游赏，纵情声色，竞相嬉乐，以“醇酒”“妇人”为务，沉湎和迷恋于世俗的享乐生活，全社会迷漫着一股享乐之风。这种风尚直至金人铁蹄南下，方有所减弱。与“盛唐气象”相较，宋代“时代精神已不在马上，而在闺房，不在世间，而在心境”，“不是对人世的征服进取”，而是“心灵的安适享受占据首位”。（李泽厚《美的历程》）文士们显出“老态”，国弱，体弱，心理上也弱，敏感多愁，如欧阳修夜读书，闻有声自西南而来，遂作《秋声赋》，抒发感秋情怀，故宋词感伤意绪和色彩很浓。宋代文人受到优待，地位很高，行为放荡不羁，对外在事功早已兴趣大减，他们的心态内敛退缩、纤细柔弱，近乎“女性情感”。通达得意时，又逢年轻体壮，有优裕的条件，遂流连于酒筵樽前，征歌逐舞，按板听唱。文人的艺术趣味多在“香闺绣房”，以男性欣赏的眼光去写歌女舞姬的花容月貌、莺声柳姿、娇情媚态，追求心理上、精神上的愉悦和享受。同时写美女的生不逢时，有才难展，孤独、寂寞、伤感，也是寄寓词人年华虚掷或怀才不遇、壮志难酬的感慨，表达“才人沦落”之悲。 民间文学是文学发展的源泉，优秀的作家无不从中汲取营养。词从民间歌曲发展而来，宋词人尤喜民间歌曲，写了不少“采莲曲”，塑造了“采莲女”这一劳动女性形象，天真烂漫，娇美朴素，灵巧活泼。这种描写充实了文学史的人物形象宝库。这种形象有别于传统“仕女图”、“美人图”式的人物形象，把艺术视角由都市宫廷转向乡村田野，给词坛带来一股清新质朴之风，有独特的审美价值。 宋词中各种女性形象身份不同，个性不同，其表现出来的社会意义也不同，我们从中可看到宋代社会的一些侧面，这就使得这些形象都具有了一定的典型意义，具有一定的认识价值，值得我们去欣赏和研究

南宋平音居多北宋平音较少

婉约派简述中国宋词流派。明确提出词分婉约、豪放者，一般认为是明人张詅。婉约，即婉转含蓄。词本为合乐而歌，娱宾遣兴，内容不外离愁别绪，闺情绮怨。五代即已形成以《花间集》和李煜词为代表的香软词风。北宋词家承其余绪，晏殊、欧阳修、柳永、秦观、周邦彦、李清照等，虽在内容上有所开拓，运笔更精妙，并各具风韵，自成一家，但仍未脱离宛转柔美之风。故明人以婉约派来概括这一类型的词风。其特点主要是内容侧重儿女风情，结构深细缜密，音律婉转和谐，语言圆润清丽，有一种柔婉之美。但内容比较狭窄，人们形成了以婉约为正的观念。婉约词风长期支配词坛，直到南宋，姜夔、吴文英、张炎等大批词家，皆受影响。代表人物有李清照（宋代最著名的女词人）、李煜、晏殊、欧阳修、柳永、秦观、周邦彦等。李清照的《漱玉集》、李之仪的《姑溪词》，欧阳修的《六一词》都是很好的作品。宋词风格流派之一。明确提出词分婉约、豪放两派的，一般认为是明人张□（字世文)，著有《诗馀图谱》、《南湖诗集》.人王士□《花草蒙拾》说：“张南湖论词派有二：一曰婉约，一曰豪放。”王又华《古今词论》所引张说，大意略同。稍晚于□的徐师曾（字伯鲁,明嘉靖时人）,在《文体明辨序说》中也指出：“至 论其词，则有婉约者，有豪放者。婉约者欲其辞情蕴藉,豪放者欲其气象恢弘，盖虽各因其质，而词贵感人，要当以婉约为正。”徐师曾的说法与张□相近。婉约与豪放并不足以概括风格流派繁富多样的宋词，但可以说明宋词风调具有或偏于“阴柔”之美、或偏于“阳刚”之美的两种基本倾向，有助于理解宋词的艺术风格。 婉约,是宛转含蓄之意。此词始见于先秦,魏晋六朝人已用它形容文学辞章，如陈琳《为袁绍与公孙瓒书》：“得足下书，辞意婉约。”陆机《文赋》：“或清虚以婉约。”在词史上宛转柔美的风调相沿成习，由来已久。词本来是为合乐演唱而作的，起初演唱的目的多为娱宾遣兴，演唱的场合无非宫廷贵家、秦楼楚馆，因此歌词的内容不外离思别愁、闺情绮怨，这就形成了以《花间集》为代表的“香软”的词风。北宋词家承其余绪，晏殊、欧阳修、柳永、秦观、周邦彦、李清照等人，虽在内容上有所开拓，运笔更精妙，并且都能各具风韵，自成一家,然而大体上并未脱离宛转柔美的轨迹。因此,前人多用“婉美”（《苕溪渔隐丛话》后集）、“软媚”（《词源》）、“绸缪宛转”（《酒边词序》）、“曲折委婉”（《乐府馀论》）等语，来形容他们作品的风调。明人径以“婉约派”来概括这一类型的词风，应当说是经过长时期酝酿的。 婉约词特点婉约词派的特点主要是内容侧重儿女风情。结构深细慎密，重视音律谐婉，语言圆润，清新绮丽，具有一种柔婉之美。内容比较窄狭。 由于长期以来词多趋于宛转柔美，人们便形成了以婉约为正宗的观念。如《□州山人词评》就以李后主、柳永、周邦彦等词家为“词之正宗”，正代表了这种看法。婉约词风长期支配词坛，直到南宋姜夔、吴文英、张炎等大批词家，无不从不同的方面承受其影响。 豪放词 宋词两大流派之一。因其词作的题材、风格、用调及创作手法等与婉约派多不相同，故被视婉约派为正统的词论家称为“异军”、“别宗”、“别派”。代表词人为苏轼、辛弃疾等。 [编辑本段]豪放派的形成与发展 豪放派的形成与发展约分为四个阶段范仲淹写《渔家傲·塞下秋来风景异》，发豪放词之先声，可称预备阶段。苏轼大力提倡写壮词，欲与柳永、曹元宠分庭抗礼，豪放派由此进入第二阶段即奠基阶段。当时学苏词的人只有十之一二，学曹柳者有十之七八，但豪放词派毕竟肇始于此。南宋词论家王灼说苏轼作词“指出上天一路，新天下耳目，弄笔者始知自振。”张炎《词源》将“豪放词”与“雅词”对举。沈义父《乐府指迷》说：“近世作词者不晓音律，乃故为豪放不羁之语，遂借东坡、稼轩诸贤自诿。”上述诸条都可印证此说。苏轼之后，经贺铸中传，加上靖康事变的引发，豪放词派获得迅猛发展，集为大成。这是第三阶段即顶峰阶段。这一时期除却产生了豪放词领袖辛弃疾外，还有李纲，陈与义，叶梦得、朱敦儒、张元干、张孝祥、陆游、陈亮、刘过等一大批杰出的词人。他们相激相慰，以爱国恢复的壮词宏声组成雄阔的阵容，统治了整个词坛。第四阶段为延续阶段，代表词人有刘克庄、黄机、戴复古、刘辰翁等。他们继承辛弃疾的词风，赋词依然雄豪，但由于南宋国事衰微，恢复无望，风雅词盛，渐倾词坛及豪放词人偏擅粗直词风等原因，豪放派的词作便或呈粗嚣、或返典雅，而悲灰之气渐趋浓郁则是当时所有豪放词人的共同趋向。 [编辑本段]豪放派的特点 豪放派特点大体是创作视野较为广阔，气象恢弘雄放，喜用诗文的手法、句法写词，语词宏博，用事较多，不拘守音律，然而有时失之平直，甚至涉于狂怪叫嚣。南渡之后，由于时代巨变，悲壮慷慨的高亢之调应运发展，陈与义、叶梦得、朱敦儒、张孝祥、张元傒、陈亮、刘过等人承流接响，蔚然成风。豪放词派不但震烁宋代词坛，而且广泛地影响词林后学，从宋、金直到清代，历来都有标举豪放旗帜，大力学习苏、辛的词人。它不仅描写花间、月下、男欢、女爱。而且更喜摄取军情国事那样的重大题材入词，使词能象诗文一样地反映生活，所谓“无言不可入，无事不可入”。它境界宏大，气势恢弘、不拘格律、汪洋恣意、崇尚直率，而不以主含蓄婉曲为能事。词论家对苏轼词所作的“横放杰出” “词气迈往”“书挟海上风涛之气”之评，对辛弃疾所作的“慷慨纵横”“不可一世”之评，可移向豪放派。豪放派内部的分派较少，仅有苏派、辛派、叫嚣派三个阶段性的细支。其风格虽然总称豪放，然而各词人风格亦有微差：苏词清放，辛词雄放，南宋后期的某些豪放词作则显粗放，清朝的豪放词人如陈维崧等亦多寓雄于粗，以粗豪见长。由于豪放词人嗜于用典、追求散化、议论过多，某些豪放词篇遂有韵味不浓、词意晦涩、形象不明、格律欠精等缺点，这些亦是无庸讳言的。豪放派虽以豪放为主体风格，却也不乏清秀婉约之作，不名之家如此，名家亦如此。苏词《贺新郎 乳燕飞华屋》、《水龙吟 似花还似非花》，辛词《粉蝶儿 昨日春》、《青玉案 东风夜放》等皆是可伯仲婉约词的名篇。 宋词中的“豪放派”与“婉约派”词兴起于晚唐，发展于五代（907—960，繁荣于北宋（960—1127），派生于南宋（1127—1279）。这样分期当然是极为简略粗疏的，只是为了便于说明问题，不能不在历史的大墙上暂时插几个钩子，以便挂上一些史实，看清它的上下左右的关系，免得抽象设想，不易捉摸，甚至弄得时代错误，史实乖舛。 从词的兴起到北宋末年，大约在二个世纪之中，词作为一种民间爱好，文人竞写的文学作品，已经达到它的黄金时代。也可以说，全部词中较好的那一半，产生在这一时期。以后，即在南宋时期，尽管派别滋生，作者增加，但就总的质量而论，已不如南宋以前的作品。那些作品及其作者，都是沿着自晚唐以来的一个传统而写作的。这个传统简单明了，即是后世所谓的“小调”。小调是民间里巷所唱的歌曲：其内容也颇为单纯，大都以有关男女相爱或咏赞当地风景习俗为主题。这本来是《三百篇》以来几千年的老传统、旧题材，而“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汉魏乐府，则表现得更为突出。宋词与乐府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宋人的词集有时就称为“乐府”，如《东山寓声乐府》、《东坡乐府》、《松隐乐府》、《诚斋乐府》等。晏几道自称其词集为《补亡》，他自己解释道：“《补亡》一卷，补“乐府”之亡也。”意思是说，他的词正是宋代的“乐府”。 但是从五代到北宋这一词的黄金时代中，虽然名家辈出，作品如云蒸霞蔚，却从来没有人把他们分派别，定名号，贴签条。五代的作品，至少来自四个不同的区域：西蜀、荆楚、南唐、敦煌，但后来，也许为了讨论方便，提出了“花间派”这个名称，即用西蜀赵崇祚编的《花间集》的名称来定派别，这当然是不正确的，因为此集所选的温庭筠与韦庄的作品就大不相同，他们二人中的任何一人与波斯血统的李珣的一些作品又很不相同。但在北宋文人看来，《花间集》是当时这一文学新体裁的总集与范本，是填词家的标准与正宗。一般称赞某人的词不离“花间”，为“本色”词，这是很高的评价①。陈振孙称赞晏几道的词“在诸名胜中，独可追逼《花间》。高处或过之”。由此可见，南宋的鉴赏家、收藏家或目录学家以《花间》一集为词的正宗，词家以能上逮“花间”为正则。“花间”作风成为衡量北宋词人作品的尺度，凡不及“花间”者殆不免“自郐以下”之讥。事实上如何呢？我们看北宋几个大家，如欧阳修、范仲淹、晏氏父子、张先、贺铸、秦观、赵令畤、周邦彦其词作莫不如此。柳永和他们稍稍不同，但他所不同者无非是写他个人羁旅离恨之感，而其所感者仍不脱闺友情妇。对于这些作品，当时北宋南宋的词论家或批评家，谁也没有为它们分派别，只是寻章摘句，说说个人对某词某联的爱好欣赏而已。 北宋大词人的作风大都相象，这不稀奇，因为他们都是从《花间》一脉相承传下来的。他们的作品相互之间可以“乱楮叶”（楮chǔ，语出《韩非子·喻老》篇，比喻模仿逼真），又可以和《花间》的作品乱楮叶，甚至可以和南唐的作品乱楮叶，因为南唐作家所处的生活环境、文化水平、情调趣味基本上和北宋作家相似，而所咏的题材又大致相类，封建文人的感情又相差不远，其表现方式也自不免相同，明显的例子是冯延巳《阳春集》中的十四首《鹊踏枝》（即《蝶恋花》），其中有回首②见于欧阳修《六一词》，改名《蝶恋花》③如除去这四首，则冯作只有十首了。又如用《六一词》为核对的底本，则问题更多，集中“旧刻”《蝶峦花》二十二首，今汲古阁本只剩十七首。毛晋在《蝶恋花》调名下注云： 旧刻二十二首。考“遥夜亭皋闲信步”是李中主作，“六曲阑干偎碧树”，又“帘幕风轻双语燕”俱见《珠玉词》。“独倚危楼风细细”，又“帘下清歌帘外晏”俱见《乐章集》。今俱删去。 这里毛晋指名删去的五首，尚有两首未点名。另外，毛晋明知一词见于两本，但似乎不敢断定是谁作，他就录存原词，同时注明亦见他人集子中。这种情形有四首：“庭院深深几许；一首，毛氏注云：“一见《阳春录》。易安李氏称是《六一词》。”说明他之所以认为这是欧阳修的作品，也有根据。梨叶初红蝉韵歇”一首，题下注云：“一刻同叔（晏殊），一刻子瞻（苏轼）。”“谁道闲情抛弃久”一首，注云：“亦载《阳春录》。”“几日行云何处去”一首，题下注云：“亦载《阳春录》。” 其他北宋人词同一首见于两三人的集子中者，还有许多，这里不必详记。我举这些例子，并不是要考证这些词的作者，以便研究某人的作品价值。而是为了说明一个历史现象：自唐五代到北宋，词的风格很相象，各人的作品相象到可以互“乱楮叶”，一个人的词掉在别人的集子里，简直不能分辨出来，所以也无法为他们分派别。实际上北宋人自己从来没有意识到他的作品是属于哪一派，如果有人把他们分成派别，贴上签条，他们肯定会不高兴的。笼统说来，北宋各家，凡是填得好词的都源于“花间”。你说他们全部是“花间派”，倒没有什么不可，但也不必多此一举，因为这是当时知识分子人人皆知，视为当然之事，你要特别指出北宋某人作品近于“花间”，倒象说海水是咸的一样。所以我们如果说，五代北宋没有词派，比硬指当时某人属于某派，更符合历史事实。 于是有人提出不同意见了。他们说：“明明北宋有“豪放派”、“婉约派”，苏东坡不是“豪放派”吗？几乎每一本文学史、词论，不都是这样说的吗？问题的要点是：他们这样说，有何根据？回答应该是他们的作品。那末，第一个问题是，东坡有哪些“豪放”词？于是翻开每一本文学史或词论，照例举出了“大江东去”、“老夫聊发少年狂”、“明月几时有”等几首，这些词怎么能称为“豪放”？“豪放”作品的例子，在东坡以前有李白，在东坡以后有辛弃疾。把这两个诗人的作品来比较东坡这几首经常为人引证的作品，便可看出东坡的这几首作品只能说是旷达，连慷慨都谈不到，何况“豪放”。“豪放”之说不知起于何时。陈登不理许汜，许汜说他“湖海之士，‘豪气’未除。”显然说陈登傲慢，并非褒词。“放”字则似乎起于魏晋间“放浪形骸之外”一语，结合“豪”与“放”为一词而成为豪放，大概起于唐朝，《唐书》称李邕为“豪放不能治细行”则是指其品行。陆游为别人说东坡词“不能歌”辨护：“公非不能歌，但豪放不喜剪裁以就声律耳。”也是说东坡为人性格“豪放”，不是说他的词属于豪放一派。因为北宋的词人根本没有形成什么派，也没有区别他们的作品为“婉约”、“豪放”两派。当然，苏东坡有些长调，比起早期的欧、张、二晏来，题材的选择和表达的方式都有点不同，但这只能说苏东坡这位多产的诗人，除了写三百多首和“花间”词人同样的作品外，又写了少许和别的词人不同的作品。我们可以说，在北宋词的宝库中，苏东坡贡献了一些与众不同的作品。他的功绩是对词有所增加，而不是改变什么词坛风气。 除了增加一些不同内容的词以外，苏东坡并没有象胡寅说的“一洗绮罗香泽之态”，这完全是信口开河。《东坡乐府》三百四十多首词中，专写女性美的（即所谓“绮罗香泽”）不下五十多首，而集中最多的是送别朋友，应酬官场的近百首小令，几乎每一首都要称赞歌女舞伎（“佳人”），因为当时宴会照例有歌舞侑酒，有时出来歌舞的是主人的家伎（如《红楼梦》中唱戏的十二个女孩子）。所以在东坡全部词作中，不洗“绮罗香泽”之词超过一半以上，其他咏物（尤其是咏花）也有三十多首，脑中如无对“佳人”的形象思维是写不出来的。甚至连读书作画，也少不得要有“红袖添香”，说苏东坡这样一个风流才子，竟能在词中“一洗绮罗香泽之态”，将谁欺，欺天乎？ 再以东坡毕生遭遇而论，他被环境所造成的性格才情，也只能是旷达而不是豪放。东坡对于他所际遇的经验，可以使他悲愤，使他哀怨，使他旷达，使他慷慨，独不能使他“豪放”。说东坡《念奴娇》“大江东去”这类吊古词是“豪放”词，是根本错误的。东坡曾在被拘留中把陶渊明诗全部和作，又亲手写了陶的诗文全集。陶诗本身炉火纯青，读陶而至于和陶，岂能不受其影响？能下这样功夫的人，早已收敛了“豪放”之气。如果一个人的诗词中有豪放之气，他必有生活经验中可以骄傲的得意之笔，才发为豪放之气④，李白是一个豪放诗人，但他流夜郎回来以后，恐怕写不出“豪放”诗来了，何况东坡的遭遇比李白要坏得多！ 至于“婉约”一语则最早见于《国语·吴语》：“故婉约其词，以从逸王之志。”意谓卑顺其辞。古代女子以卑顺为德，故借为女子教育之一种方式。《玉台新咏》序说：“阅诗敦礼，岂东邻之自媒；婉约风流，异西施之被教。”《花间集》卷七孙光宪《浣溪沙》：“半踏长裙宛约行，晚帘疏处见分明，此时堪恨昧平生。”又卷九毛熙震《浣溪沙》“佯不觑人空婉约，笑和娇语太猖狂。忍教牵恨暗形相。”同上《临江仙》：“纤腰婉约步金莲。” 从上面所举例子，可以看出这个词在不同时代有不同含义，但近人用为与“豪放”对立的状词，似乎专指所谓“绮罗香译”、旖旎风光的含蓄的有节制的表情。一旦被用在与“豪放”词对比的地位，婉约词就被视作保守的、不进步的、墨守成规的。有时甚至于说婉约词专写男欢女爱，离愁别恨的荒淫生活，甚至于说他们的思想是空虚的，苍白的等等。很显然，这种机械的划分法并不符合北宋词坛的实际，很难自圆其说。因此，有时也不能严格遵守这两派的门户界限，也不免有豪放派向婉约派乞灵的时候。例如说： 苏轼写传统的爱情题材，也以婉约见长。但婉约派词人（按苏轼时尚无此名号）大抵着力于抒情的真挚和细腻，他的词在真挚和细腻之中格外显得凝重和淳厚，如《蝶恋花》：“花褪残红青杏小，燕子飞时绿水人家绕。枝上柳绵吹又少，天涯何处无芳草。墙里秋�墙外道。墙外行人，墙里佳人笑。笑渐不闻声渐悄，多情却被无情恼⑤。（见文研所编《中国文学史》第二册594—595页） 什么叫凝重，什么是淳厚，编者增字解经，却全不说何为凝重，何为淳厚，编者对于词中“天涯何处无芳草”这一主要的句子，全没搞懂，只好拉清初的王士祯来解围。但王也帮不了多少忙（因为他也不懂）只好顾左右而言他道：“只怕象柳永这样善做情诗的人也未必能超过这一句。”而远远躲开“天涯何处无芳草”这一关键性的主句。 这个例子很有意思，只要一说到苏轼，“豪放”论者就把所有的他认为可以证明苏轼是豪放派的全副仪仗全搬了出来，仿佛声势浩大，威仪堂堂。其实是极少的人在导演，让苏轼这个无兵将军唱独角戏，连跑龙套的也没有。碰着“红白喜事”（例如所谓“爱情题材”，又不得不向讨厌的婉约派小伙计通融了。 当然，我们说北宋没有豪放派，并不是说北宋就一定没有豪放词，少数格调比较昂扬，气魄比较恢宏的作品是有的，比如范仲淹的《苏幕遮》、《渔家傲》和苏东坡的“大江东去”。即使如此，我们也不能仅仅根据这几首词，就承认他们是一个“豪放派”。 又如有人说，苏轼词的用语“形成一种清新朴素、流利畅达的诗歌语言”，于是下结论道：“所有这些，都表现了豪放词派的特点。”我看不出这两句话的逻辑关系。 这里我觉得有必要提到柳永，他在北宋词坛上是一个很重要的作家，他和“花间”传统的关系，既有继承，也有发展，如果我们说，苏轼扩大了“词”的题材范围，增加了前人只用以写诗的文人情感，那是对的，但这也不是说他借此就可以成立一个“豪放派”或“反对派”或“旷达派”。他的作品中增加了些以诗为词的创作，并没有减少他本来继承“花间”的传统作品，只能说他扩大了词的题材与可能的新的写法。但这种新的写法，柳永早就这样做了。柳永是专写男女情爱、绮罗香泽、锦心绣口、红情绿意的作家，所以他也没有脱离花间传统。但他在继承这个传统的同时，更使用歌女舞伎们所用的语言、词汇。他的作品“向下看”，用她们的语言工具来写她们的思想内容，这是苏轼所做不到的。因为他所周旋、应对的是文人学士。文人们求雅正。因此，他虽然也象柳永一样扩大了的词汇写词，但他是“向上看”而不是向下看，不是学市井的俗语以写词。所以从中国到西夏，凡饮井水处就会唱柳永词，柳永在语言运用方面走的是群众路线。苏轼正是受了柳永的启发，才在题材方面添入一些文人的感慨、牢骚和互相嘲笑以及咏物等前人少用或不用的题材⑥。因此他的作品给人以题材丰富的印象。柳永写他自己感慨的作品，如著名《八声甘州》、《雨霖铃》，也达到了新的境界。但因为他有新的境界。但因为他有时写妓女的生活，为宋代的道学先生所不喜，所以谈“豪放”词者专指苏轼而不及柳永。 以上所谈，只限于北宋。北宋大家如欧阳修、二晏等都以“花间”为正宗，已如上述，所以大家指北宋时期的词家为“婉约”派。文风和时代的生活情况有关。赵宋政府建国以后，为了加强中央集权，要求开国的功臣及时退休，作为一种交换的条件，政府鼓励他们为子孙买良田、美宅，养歌僮舞女以自娱，免得生事⑦。因此文人家中蓄养歌儿舞女是比较普遍的现象，北宋文人为了歌女演唱而写作，当然只能沿着《花间集》的传统。晏几道在他的《小山词》跋文中说： 始时沈十二廉叔。陈十君宠，家有莲、鸿、苹、云，品清讴娱客。每得一解，即以草授诸儿。吾三人持酒听之，为一笑乐。 这说明了晏几道的词是在什么情况下写出来的。这种情况，证以《石守信传》中所述情形，可知这不是个别情况，在这种“歌舞升平”的气氛之下，他们征歌选舞，是受政府鼓励的一种上流社会普遍的风气。再看看李清照《永遇乐》词中回忆北宋盛时开封的文化生活的情形，就会更加清楚。 但自靖康之变以后，北宋亡国、人民大量逃难到江南，流离颠沛之苦，妻离子散之惨，国土沦亡之痛，引起了大多数知识分子的悲惨感慨，怎么还有心思“品清讴娱客”？在这种局面之下写出来的作品，当然是慷慨激昂、义愤填膺的，所以南宋词人中多有所谓“豪放派”是理所当然的。其实“豪放”二字用在这里也不合适，应该说“愤怒派”、“激励派”、“忠义派”才对。“豪放”二字多少还有点挥洒自如、满不在乎、豁达大度的含义。所以豪放、婉约这些名目，在当时并无人用，只有后世好弄笔头或好贴签条的论客，才爱用以导演古人，听我调度。而且当时词的作风内容，主要也当然是受政局变化而引起的。在兵荒马乱之中写灯红酒绿的旖旎风光固然不相称，即使在危局略定的情况下忘乎所以地作乐寻欢，情调也不相称。文人作品主要受时代的变动而转变。并不是某人天生“婉约”或从小“豪放”，我们看向子諲的《酒边词》，是一个最恰当的例子，向子諲前半生生活在灯红酒绿的开封。他的词称为《江北旧词》，是道地的“婉约”派。靖康之难（1126）汴京沦陷，他逃难到杭州，这以后的作品称为《江南新词》，变成了道地的“豪放”派⑧。李清照的境遇也差不多，不过她后期的作品不是“豪放”而是悲苦，这也是理所当然的。如果向子諲、李清照的后期作品还是欢天喜地，那倒是全无心肝了。 至于从敌人占领之下带兵打游击来归附南宋的辛弃疾，其作品当然只有我们现在见到的慷慨激昂的作品。苏轼如果活到南宋，他的作品也许比我们现在所见的更为“豪放”。而像周邦彦那样被贴上“婉约派”、“格律派”签条的作家，如果也能活到南宋，我想，他也不会以“婉约”或“格律”派终其身的， ①关于“花间词”，可参阅本刊1982年10、11期拙作《花间词简论》。②即“谁道闲情抛弃久”，“几日行云何处去？”“庭院深深几许”，“六曲阑干偎碧树”四首。③据四印斋本《阳春集》其底本为明汲古阁藏宋嘉佑戊成（1058）陈世修序本。④陈登“豪气未除”，因他讨吕布有功，加伏波将军，故瞧不起许汜。⑤关于这首词的解释，可参看《文学遗产》1983年第二期拙文。⑥咏物是古已有之的一种文学游戏，《荀子》的赋篇就是这一类，唐张鹫的《游仙窟》就有许多用语双关的“咏物”词。⑦见《宋史·石守信传》赵匡胤对大臣的劝告。⑧当然“豪放”派这名称也不合适，为说明问题，姑用此名。参看刘扬忠《论酒边词》。

南宋姜吴典雅词派相关词学论题之探讨第五章，论述词学史上的南北宋之辨。归纳各家意见，「南宋」与「北宋」词可分别代表两种不同的风格类型：一重自然的感发，一重人巧的精思；北宋浑涵，南宋深美，各有所长。所谓「绵密工丽有余，而高情远致微减」，正可概括南宋典雅派词的长处和缺点。最后总结全文，以为本文在设计上，由词笔势态、词情体貌到风格类型，兼顾了形式与内容、个别家派与时代风格等层面，正扣紧了「南宋」、「姜吴」、「典雅」等概念，不但厘清了各种相关论说的理论层次，也具体反映出南宋姜吴典雅派词的风格特质及其时代意义。一、南北宋词的不同特色《北宋词史》写到结束的时候，南宋词人的创作已经隐约可见。这里应该对南北宋词不同特征做一个回顾与总结，以为进入《南宋词史》阅读的过渡。首先，南北宋词的不同来自于音乐的演变。词，就其本质而言是一种音乐文学，词的诸多变化都与音乐的嬗变息息相关。古代社会，缺乏科学的音乐曲谱记录方法，音乐的传授或教学也带有很大的随意性，许多优美的曲调都是依赖歌妓和乐工之口耳相传。于是，新的曲谱乐调的不断涌现，必然淹没大量的旧曲调，许多当年盛极一时的流行音乐，最终消失在历史的河流之中。南宋许多词虽然还可以合乐歌唱，但是“旧谱零落，不能倚声而歌也”已经成为一股不可逆转的潮流。南宋末年词人张炎《国香·序》说：“沈梅娇，杭妓也。忽于京都见之，把酒相劳苦。犹能歌周清真《意难忘》、《台城路》二曲，因嘱余记其事。词成，以罗帕书之。”可见“旧谱零落”，时能唱周邦彦某几首曲子者，便是凤毛麟角。“诗歌总是先从歌中借来适当的节奏，并直接继承其抒情的性格。在适应了这种节奏以后，诗和歌便进入一种若即若离的状态，最后变成不歌而诵的徒诗。”北宋词人，多应酒宴之间歌儿舞女的要求，填词当筵演唱。北宋词人作词，是随意性的应酬，是业余的娱乐消遣，是逢场作戏，是私生活的真实描写，是无遮掩性情的流露。南宋词作，越来越脱离音乐的羁绊，走上独立发展的道路，逐渐成为文人案头的雅致文学。另一方面，南宋社会环境的巨大改变，迫使歌词创作不得不走出象牙之塔，把目光投向更为广阔的社会现实。南宋词作，很多时候是文人墨客间相互酬唱或结词社应酬的结果，有时还是抗战的号角，是服务于现实的工具。南宋词人作词，是高雅的艺术活动，是精心的组织安排，甚至是庄重的情感表达。所以，《介存斋论词杂著》说：“北宋有无谓之词以应歌，南宋有无谓之词以应社。”其次，与这种音乐背景的演变和创作环境的改变相关联，北宋词人多率情之作，往往就眼前景色，抒写内心情感，自然而发，生动感人。南宋词人则费心构思，巧妙安排，精彩丰富，门径俨然，句法章法可圈可点，警策动人。周济说：“北宋主乐章，故情景但取当前，无穷高极深之趣。南宋则文人弄笔，彼此争名，故变化益多，取材益富。然南宋有门迳，有门迳故似深而转浅。北宋无门迳，无门迳故似易而实难。”又说：“北宋词多就景叙情，故珠圆玉润，四照玲珑。至稼轩、白石，一变而为即事叙景，使深者反浅，曲者反直。”两者各有春秋。北宋词即见性情，易于引起阅读者的普遍共鸣；南宋词巧见安排，值得阅读者的反复咀嚼。这种作词途径的根本性转变，肇始于北宋末年的周邦彦，在大晟词人的创作中已经广泛地看出这一方面的作为。《白雨斋词话》卷三更是从这个角度讨论词的发展与盛衰：“北宋去温、韦未远，时见古意。至南宋则变态极焉。变态既极，则能事已毕。遂令后之为词者，不得不刻意求奇，以至每况愈下，盖有由也。亦犹诗至杜陵，后来无能为继。而天地之奥，发泄既尽，古意亦从此渐微矣。”这种“古意”，恐怕就是率情，就是“自然感发”。再次，北宋词率情而作，浑厚圆润，表达个人的享乐之情，就少有意外之旨；南宋词匠心巧运，意内言外，传达词人的曲折心意，就多用比兴寄托手法。周济说：“北宋词，下者在南宋下，以其不能空，且不知寄托也。高者在南宋上，以其能实，且能无寄托也。南宋则下不犯北宋拙率之病，高不到北宋浑涵之诣。”②南宋词就在这一方面，最受清代词人的推崇。最能体现南宋词人比兴寄托之义的当推咏物之作，词人结社之际也喜欢出题咏物。因为古人咏物，“在借物以寓性情，凡身世之感，君国之忧，隐然蕴于其内，斯寄托遥深，非沾沾焉咏一物矣。”（清沈祥龙《论词随笔》）《芬陀利室词话》卷三说：“词原于诗，即小小咏物，亦贵得风人比兴之旨。唐、五代、北宋人词，不甚咏物，南渡诸公有之，皆有寄托。白石、石湖咏梅，暗指南北议和事。及碧山、草窗、玉潜、仁近诸遗民，《乐府补遗》中，龙涎香、白莲、莼、蟹、蝉诸咏，皆寓其家国无穷之感，非区区赋物而已。知乎此，则《齐天乐·咏蝉》，《摸鱼儿·咏莼》，皆可不续貂。即间有咏物，未有无所寄托而可成名作者。”重大的社会与政治题材，通过比兴寄托的手法表现在歌词之中，南宋词的境界自然不同于北宋词。清人就是立足于这一点改变对南宋词的看法。二、南北宋词优劣论关于南北宋词的不同创作特色、优劣比较，是历代词人、词论家热心关注的问题。这种关注，首先来自对南北宋词作的感性认识。众多作家，根据个人喜好，或浸染于北宋词之中，或细心揣摩南宋词，各有心得，各抒己见，有时还形成交锋与争论。大致说来，截止到清初朱彝尊，北宋词更受人们的喜欢与推崇，创作中北宋词更多地被学习与模仿。《词苑萃编》卷八《品藻》说：“容若自幼聪敏，读书过目不忘，善为诗，尤工于词。好观北宋之作，不喜南渡诸家，而清新秀隽，自然超逸。海内名人为词者，皆归之。”喜好北宋词作，是当时词坛的普遍情况。朱彝尊以后，清代词坛上崛起的“浙西词派”、“常州词派”，都以南宋词人为创作之圭臬，南宋词受到空前的尊崇。朱彝尊《词综发凡》第三条说：“世人言词，必称北宋。然词至南宋，始极其工，至宋季始极其变，姜尧章氏最为突出。”宗尚南宋词，以姜夔、张炎词风为正，是朱彝尊的一贯审美追求，也是浙西词派的创作圭臬。朱彝尊在《水村琴趣序》中说：“予尝持论，谓小令当法汴京以前，慢词则取诸南渡。”《鱼计庄词序》又说：“小令宜师北宋，慢词宜师南宋。”持论似乎南北兼顾。然而，在创作过程中，朱彝尊偏好南宋词的趣味就明显地流露出来，他自言：“不师秦七，不师黄九，倚新声、玉田差近。”（《解佩令·自题词集》）《词综发凡》所揭示的编纂宗旨，明确体现出朱彝尊偏尚南宋词的爱好。朱彝尊推尊南宋词，除了时代、身世、审美趣好等复杂因素以外，还有其明确的理论目的，这就是要倡导南宋词的“辞微旨远”，以推尊词体，达到救明词之弊的目的。吴衡照说：“‘词至南宋，始极其工’，秀水创此论，为明季人孟浪言词者示救病刀圭，意非不足乎北宋也。苏（轼）之大、张（先）之秀、柳（永）之艳、秦（观）之韵、周（邦彦）之圆融，南宋诸老，何以尚兹。”（《莲子居词话》卷四）北宋词多娱宾遣兴之作，自然感发，托意确实不高。这本是由词的文体特征所限定，未可论优劣。南宋词适逢时代风云际会，词人极尽安排之能事，其词旨若隐若现，别有寄托。好之者便可将其上接《风》、《骚》，归之诗教，通过“香草美人”的喻托传统，推尊词体，提高词的地位。朱彝尊《红盐词序》说：“词虽小技，昔之通儒巨公往往为之。盖有诗所难言者，委曲倚之于声，其辞愈微，而其旨益远。善言词者，假闺房儿女之言，通之于离骚变雅之义。此尤不得志于时者所宜寄情焉耳。” 就是在这个意义上，朱彝尊特别赏识姜夔和张炎的词作。宋翔凤《乐府余论》剖析说：“词家有姜白石，犹诗家有杜少陵，继往开来，文中关键。其流落江湖，不忘君国，皆借托比兴，于长短句寄之。如《齐天乐》，伤二帝北狩也；《扬州慢》，惜无意恢复也；《暗香》、《疏影》，恨偏安也。盖意愈切而辞益微，屈、宋之心，谁能见之？乃长短句中复有白石道人也。”陈廷焯《白雨斋词话》卷二也阐述了相同的观点，指出白石词的特点是“感慨全在虚处，无迹可寻，人自不察耳。感慨时事，发为诗歌，便已力据上游，特不宜说破，只可用比兴体。即比兴中，亦须含蓄不露，斯为沉郁，斯为忠厚。”张炎词的特色也在此，《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山中白云〉提要》说：“炎生于淳佑戊申，当宋邦沦复，年已三十有三，犹及见临安全盛之日，故其所作往往苍凉激楚，即景抒情，备写其身世盛衰之感，非徒以剪红刻翠为工。”易代之际的词人有许多身世家国感受，都属难言之隐，只能托物寓意，借水怨山。姜夔、张炎寄托幽隐的表现方法，非常投合朱彝尊等浙西词派的脾胃。清人郭麐对此解释并告戒说：“倚声家以姜、张为宗，是矣。然必得胸中所欲言之意，与其不能尽言之意，而后缠绵委折，如往而复，皆有一唱三叹之致。”（《灵氛馆词话》卷二）仅仅着眼于南宋词的思想内容，时代所赋予南宋词的，当然要远远超过北宋词。《莲子居词话·序》称：“王少寇述庵先生尝言：北宋多北风雨雪之感，南宋多黍离麦秀之悲，所以为高。”这也是清代众多词人推尊南宋词的重要原因。清代中叶，词坛创作甚至是“家白石而户梅溪”（《赌棋山庄词话》卷十一），南宋词人之影响几乎一统天下。清代浙西词派和常州词派推尊南宋词，是着眼于“比兴寄托”的理论立场。离开这种理论上的有意识倡导，立足于感性的体悟，即使派中代表人物，仍然抑制不住自己对北宋词的特殊喜爱。如周济是常州词派的中坚人物，通过上文引述的周济话语，可以看出周济在强调南宋词的比兴寄托之同时，却表现出对北宋词的更多爱好，甚至有隐隐贬低南宋词的倾向。陈廷焯作《白雨斋词话·自序》称：“伊古词章，不外比兴。”因此对南宋词人推崇备至，声称：“北宋词，沿五代之旧，才力较工，古意渐远。晏、欧著名一时，然并无甚强人意处。即以艳体论，亦非高境。”（《白雨斋词话》卷一）然代表他早年词学观点的《词坛丛话》，则明显流露出偏颇北宋词的倾向，说：“词至于宋，声色大开，八音俱备，论词者以北宋为最。竹垞独推南宋，洵独得之境，后人往往宗其说。然平心而论，风格之高，断推北宋。且要言不烦，以少胜多，南宋诸家，或未之闻焉。南宋非不尚风格，然不免有生硬处，且太着力，终不若北宋之自然也。”而后，况周颐以“重、拙、大”论词，夏敬观据此评价南北宋词，说：“北宋词较南宋为多朴拙之气，南宋词能朴拙者方为名家。概论南宋，则纤巧者多於北宋。况氏言南渡诸贤不可及处在是，稍欠分别。况氏但解重拙二字，不申言大字，其意以大字则在以下所说各条间。余谓重拙大三字相连系，不重则无拙大之可言，不拙则无重大之可言，不大则无重拙之可言，析言为三名辞，实则一贯之道也。王半塘谓‘国初诸老拙处，亦不可及’。清初词当以陈其年、朱彝尊为冠。二家之词，微论其词之多涉轻巧小，即其所赋之题，已多喜为小巧者。盖其时视词为小道，不惜以轻巧小见长。初为词者，断不可学，切毋为半塘一语所误。余以为初学为词者，不可先看清词，欲以词名家者，不可先读南宋词。”（《蕙风词话诠评》）清末民初的王国维，以“境界说”论词，《人间词话》开卷明宗：“词以境界为最上。有境界则自成高格，自有名句。五代、北宋之词所以独绝者在此。”基于这样的立场，王国维一反清代浙西与常州两派观点，抑南宋而扬北宋。他指责朱彝尊推尊南宋，以及“后此词人，群奉其说”。“境界”之表现，王国维认为有“隔与不隔”之区分。南宋词人的经意安排，便比北宋词人的“自然感发”隔了一层。《人间词话》说：“白石写景之作，如‘二十四桥仍在，波心荡、冷月无声’，‘数峰清苦，商略黄昏雨’，‘高树晚蝉，说西风消息’，虽格韵高绝，然如雾里看花，终隔一层。梅溪、梦窗诸家写景之病，皆在一‘隔’字。北宋风流，渡江遂绝，抑真有运会存乎其间耶？”而且，“南宋词虽不隔处，比之前人，自有浅深厚薄之别。”南北宋词的优劣高下自此判然有别。王国维还从文学发展的角度观察南北宋词，指出每一种文体都有其自身的盛衰变化，“诗至唐中叶以后，殆为羔雁之具矣。故五代北宋之诗，佳者绝少，而词则为其极盛时代。即诗词兼擅如永叔、少游者，词胜于诗远甚，以其写之于诗者，不若写之于词者之真也。至南宋以后，词亦为羔雁之具，而词亦替矣。此亦文学升降之一关键也。”（《人间词话删稿》）甚至，进一步认为南宋“如玉田、草窗之词，所谓‘一日作百首也得’者也。”（同前）三、南北宋词平议后人读词、论词，总体上来看是推尊北宋者居多。大约是北宋词的“自然感发”更能打动后代阅读者，引起直接的情感共鸣。南宋词的刻意安排，需要沉吟其中，精心品味，反复咀嚼，才能有所心得、有所感悟。尤其是乐谱失传之后的大量歌词作者，更能从南宋词中体会出句法、章法之妙。吴文英的词，甚至连一部分文化修养极高的专业词人也难以回味其妙处之所在，更不用说广大的普通读者。前面引述《人间词话》“隔”与“不隔”的讨论，接触到的就是这样一个问题。这种阅读中的限制，使人们更加喜爱发展阶段的北宋词，而冷落鼎盛阶段的南宋词。北宋词的率情，使之容易走向艳情，更多“性”之描写，失之肤浅；南宋词的推敲，使之容易走向雕琢，人工痕迹过浓，因而显示其俗态。但是，北宋词的肤浅是创作环境所必然导致的，带有文体本身的必然性。读者阅读“艳词”，就有这种“猎艳”的心理期待。所以，北宋词写艳情之肤浅，并不招引读者的反感。《人间词话删稿》从这个角度评价说：“唐五代北宋之词家，倡优也。南宋后之词家，俗子也。二者其失相等。但词人之词，宁失之倡优，不失之俗子。以俗子之可厌，较倡优为甚故也。”这应该也是人们对两宋词有所取舍的一个原因。北宋、南宋之词，各有所长，不可偏废。清人对此亦颇多公允之见。《赌棋山庄词话》卷十一转述王时翔词论说：“细丽密切，无如南宋；而格高韵远，以少胜多，北宋诸君，往往高拔南宋之上。”《艺概》卷四《词曲概》说：“北宋词用密亦疏，用隐亦亮，用沉亦快，用细亦阔，用精亦浑。南宋只是掉转过来。”两宋词在抒情手段、风格表现、意境构造等诸多方面，自具特色。读者可以有喜好之选择，论者却不可不一视同仁。清代陈廷焯对两宋词各有推崇与批评，从理性的立场出发，他是主张两宋词并重的。《白雨斋词话》卷三针对当时尊奉南宋的词坛风气说：“国初多宗北宋，竹垞独取南宋，分虎、符曾佐之，而风气一变。然北宋、南宋，不可偏废。南宋白石、梅溪、梦窗、碧山、玉田辈，固是高绝，北宋如东坡、少游、方回、美成诸公，亦岂易及耶。况周、秦两家，实为南宋导其先路。数典忘祖，其谓之何。”卷八又说：“词家好分南宋、北宋，国初诸老几至各立门户。窃谓论词只宜辨别是非，南宋、北宋，不必分也。若以小令之风华点染，指为北宋；而以长调之平正迂缓，雅而不艳，艳而不幽者，目为南宋，匪独重诬北宋，抑且诬南宋也。”《词坛丛话》直接用比喻说明问题：“北宋词，诗中之《风》也；南宋词，诗中之《雅》也，不可偏废。世人亦何必妄为轩轾。”具体而言，北宋词处于歌词的兴起、发展、逐渐走向全盛的时代，在歌词之题材、体式、风格等多重角度做了诸多的尝试与开拓，为后代歌词之创作开启了无数法门。后起作者，可以根据各自喜好，沿着北宋词开拓的某一途径，继续深入下去，如辛弃疾之于苏轼、姜夔之于周邦彦等等。南宋词则承继其后，最终将歌词引导向全面鼎盛的阶段。南宋词人，于题材方面，艳情与社会政治并重；于体式方面，令、慢并举，引、近穿插其间；于风格方面，优美与崇高并存，且渐渐发展出清醇和雅的新风貌。尤其在艺术表现手法方面，南宋词千变万化，穷极工巧。“词至南宋，奥窔尽辟，亦其气运使然。”（《赌棋山庄词话》卷十二）所谓“气运”，就是词史发展的必然。《赌棋山庄词话续编》卷三引凌廷堪论词观点说：词“具于北宋，盛于南宋”，最是符合词史发展的实际情况。四、北宋词的贡献与词史地位北宋词在中国文学史的发展历程中处于一个关键性的历史阶段，它前承唐、五代词的传统，后开南宋词风，甚至对宋以后词的发展也有不可低估的影响。陈匪石《声执》卷下《宋词举》总结北宋词概貌与渊源说：“周邦彦集词学之大成，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凡两宋之千门万户，清真一集，几擅其全，世间早有定论矣。然北宋之词，周造其极，而先路之导，不止一家。苏轼寓意高远，运笔空灵，非粗非豪，别有天地。秦观为苏门四子之一，而其为词，则不与晁、黄同赓苏调，妍雅婉约，卓然正宗。贺铸洗炼之工，运化之妙，实周、吴所自出。小令一道，又为百余年结响。柳永高浑处、清劲处、沉雄处、体会入微处，皆非他人屐齿所到。且慢词于宋，蔚为大国。自有三变，格调始成。之四人者，皆为周所取则，学者所应致力也。至於北宋小令，近承五季。慢词蕃衍，其风始微。晏殊、欧阳修、张先，固雅负盛名，而砥柱中流，断非几道莫属。由是以上稽李煜、冯延巳，而至於韦庄、温庭筠，薪尽火传，渊源易溯。”陈氏的归纳，以标举重要作家为支撑点，将整个北宋词联系起来评论。然所论表现出显著的与众不同的审美眼光，不免有过度揄扬周邦彦之处。本书通过北宋词的全面讨论，可以看出北宋词在词史上的如下贡献，其词史地位也因此奠定：第一，在词体形式上为南宋词的发展做好了充分准备。北宋早期词人多数致力于小令的创作，小令的形式日益丰富多彩，创作技巧已经达到炉火纯青的高水平。同时，慢词形式也正逐渐引起柳永、张先等文人的注意，声势浩大地登上词坛，并迅速为词人们所熟练掌握。北宋中期，慢词已经取得了与小令并驾齐驱的重要地位，成为词人抒情达意的主要方式。到了大晟词人手中，令、引、近、慢诸体具备，声韵格律变化繁多而又规范整饰。这一切都为南宋词的发展作了必要的准备。没有这样的准备，南宋词的发展是不可能的。第二，婉约词的纵深发展与豪放词风的创立是北宋词坛的重要建树之一。北宋词继承“花间”、南唐的传统，使婉约词的创作呈现出缤纷多彩的繁荣景象，从秦观到周邦彦，婉约词的创作出现了一个高峰，它始终左右着北宋词坛的创作，成为词坛创作的主流倾向。与此同时，苏轼又以他博大的襟怀、雄放的词笔，把词引向抒写个人豪情与面向社会现实的广阔道路，为长短句歌词注入了新鲜血液。北宋中后期的词人不同程度地、悄悄地接受着苏轼新词风的影响，词坛风气正在缓慢地改变。宋室南渡以后，爱国豪放词的创作风起云涌并由此而形成词史上永世不衰的优良传统。这一传统的建立是从北宋开始的。第三，歌词“雅化”过程的基本完成，树立了典雅精美的审美风范。宋初词人晏殊、欧阳修等承继南唐词风，其小令别具一种雍容富贵的气度、平缓舒徐的节奏、雅致文丽的语言，使歌词向典雅净洁的方向迈进一步。苏轼则成为文人抒情词传统的最终奠定者。从整体上观照，词的“雅化”进程，某种意义上也是词逐渐向诗靠拢的一个过程，这个过程至苏轼却是一种突飞猛进的演变。在北宋词“雅化”进程中贡献最大、成就最高的是大晟词人，尤其是集大成的词家周邦彦。大晟词人在前辈作家努力的基础上，将精力集中于歌词字面、句法、布局、修辞、音韵等诸多技巧方面的精雕细琢、“深加锻炼”之上；他们广泛地吸取了前辈婉约词人的种种长处，促使宋词朝着精致工整的醇雅方向发展；他们将北宋词人创作以自然感发为主，转变为“以思索安排为写作之推动力”，为南宋雅词作家确立“家法”。从唐代到北宋末众多词人的“雅化”努力，已经为南宋风雅词创作之风起云涌做好了充分的准备。第四，柳永以市井生活与俚俗语言入词，有意识地将词拉回到民间通俗浅易的创作道路上来，从而开创了俗词流派。柳永以后的词人，虽然都自觉地抵制、批判柳永的“词语尘下”，但是在创作中却不自觉地接受其影响，出现出雅俗并举的风貌。至徽宗年间，由于宫廷的倡导与社会风气的改变，更使俗词的创作风起云涌，形成庞大的创作流派。南宋词人时而以戏谑俗词批判现实政治，就是承继了北宋末年俗词的优良传统。第五，百花齐放的词坛与批评空气的形成。尽管北宋时期出现过“乌台诗案”这样的文字狱，也出现因填词而仕途上备受打击之事。但就整体看来，北宋重文轻武，文人士大夫的社会地位甚高，待遇也优于历代，文学创作空气比较自由。所以，北宋词也是在比较自由的空气中发展起来的，因此才能出现多种流派与多种风格之间的相互比较和竞争，呈现出百花齐放的繁荣局面。与此同时，文艺批评也比较活跃。这种批评不仅表现为不同流派之间，同时也表现在师生之间。如苏轼批评过秦观，而苏轼的门生晁补之、张耒却褒秦而对苏则有所贬抑，陈师道甚至说苏词“要非本色”，而苏轼却不以为是忤己。这种文学创作讨论的民主空气与自由批评是很有利于词创作发展的。正是在这种自由批评的空气中才出现了李清照的《词论》，敢于对成名的男性词人一一加以批评。南宋词创作的进一步繁荣，风格流派的众多以及词论的大量涌现，都与北宋这种健康的、活跃的风气有着密切关系。北宋词史的结束，就是南宋词史的开端，两者之间还有许多不可断然分裂之处，如对“南渡词人”创作的讨论等。与南宋词史关联更大的诸多问题，将放到南宋词史中去讨论，本书即以此“结束语”以为南宋词史的导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