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冲突与融合论文文献综述

浅析信息化背景下高校课堂文化冲突的反思论文

论文摘要： 现代信息网络的冲击使得大学生处在多元文化的背景下，接受的是多元文化的价值观。在高校的课堂教学过程中，师生之间由于价值观、角色定位、语言范式、师生关系等不一致而产生多元理解与认同的差异，笔者提出了化解高校课堂文化冲突的相关策略。

论文关键词： 课堂文化；冲突；价值

高校课堂文化是多种文化的综合表现，多种文化存在着差异，文化的差异性决定了文化交流必然存在着冲突，教学质量也必然受到影响。因此，本文对存在的高校课堂文化冲突这一现象进行成因分析，并提出相关的化解策略，从而为整合课堂文化提供实践指导。

一、课堂文化冲突的界定

泰勒把文化界定为“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惯以及作为社会成员的人所获得任何其他才能和习性的复合体”。根据这一界定，课堂文化属于狭义的精神层面的文化。学校教育活动是传递文化的途径之一，课堂又是学校进行教育活动的主要场所，因而，课堂文化是以学校文化为参照标准，在课堂教学活动中，师生文化互动而形成彼此认同的课堂精神和价值体系。美国社会学家乔纳森·H·特纳认为：“冲突即指各派之间直接的和公开的旨在遏制各自对手并实现自己目的的互动。”据此，课堂文化冲突指课堂不同文化之间或隐藏或公开的旨在阻止对方实现其目标从而实现自己目标的社会互动。

二、高校课堂文化冲突的成因分析

1.师生文化价值观存在对立和碰撞

大学生属于青年群体，浸染着多元文化价值观念，而教师是主流文化的代表，两大群体之间必然存在着文化价值观的碰撞。在课堂教学互动中，一般情况下，教师传递的知识带有上一代的价值观，学生反馈的知识带有下一代的价值观。美国著名学者米德将人类文化传承分为“前塑文化”、“同塑文化”和“后塑文化”三种基本类型。前塑文化，就是指后辈向前辈学习的文化；同塑文化，是指后辈与前辈的学习都发生在同辈之间，或者讲是同时学习的文化；后塑文化则是指前辈反过来向后辈学习的文化。在理想的课堂教学中，这三种文化应该和谐共存。但是，在科技的冲击下，知识的更新速度很快，年轻人获得知识的来源是多元性的，在信息化时代，年轻人形成了独特的知识结构和认知风格，使得他们反抗传统，拒绝接受上一代的文化价值观。而且，在教学活动中，教科书所呈现的是社会主流文化，教师也是主流文化的代表，教师传授的知识自然带有主流文化的价值，在教学场域外，大学生大部分接受是大众文化，大众文化的价值观和主流文化的价值观的差异决定了课堂文化存在冲突，也决定了教师和学生、学生与学生的文化选择机制，这些都可能在课堂教学中引起师生或生生之间的冲突。

2.教师角色期待复杂

角色期待是社会或个人对从事一定职业的人所特有的行为期待。而每个人的思想、道德和价值观念不同，对同一角色的理解有偏差。在共同的.教育教学活动中，师生彼此都有所期望。在课堂教学的场景下，教师的角色深受体制文化、世俗文化、年轻人的文化、精英文化的影响，四个要素的两两之间存在一定的紧张，教师体验到种种角色期望间的紧张和冲突。在学生心目中高校教师最应具备的素质，有相当部分恰恰是目前许多高校教师最不具备的素质，前十项由高到低依次为责任感、专业水平、知识面、教书育人、培养能力、引导思维、教学方法的生动性、多样性、教学逻辑等。而学生心目中的好教师的人格魅力是：自信、真诚、尊重学生的情感需要、真才实学、从学生的角度考虑问题，能顾及到大部分学生的利益。教师如果不能在面对社会转型、知识经济、网络时代的挑战中，调整好教师角色，就会远离学生所期待的角色，从而造成了角色冲突。

3.学术性语言和日常性语言不同

学术性文化和日常性文化的冲突分别表现在学术性语言和日常性语言。伴随着网络的发展而新兴的一种语言形式为网络语言，这迎合了大学生求新求简求变的心理需要。他们将此语言自觉愉快地运用到日常的说话中，构成了大学生日常性语言的一部分，特点是口语化、语法简单、句子不完整。课堂中学术性语言是主导性语言，特点是书面化、语言结构及句型结构严密、专业术语化、概念化。语言是文化的载体，言语的差异承载了不同的文化，体现了不同的价值观，从而产生了代际冲突。

4.师生交往出现异化现象

在教学活动中，教师与学生的合作性交往是非对称的。所谓非对称，是指教师与学生在交往内容、交往能力以及在交往中所处的地位、所起的作用是不同的——这正是教学活动中师生交往的根本特点。但是在实际课堂教学中进行师生交往时，交往的目的只是完成教学任务，从而使得学生和教师都被当成没有个体价值、需要和情感的社会个体，把原本人与人的交往关系变成物与物的交往关系，师生的交往出现异化现象。随着对媒体教学的应用，课堂教学变成了人机对话，师生之间缺乏情感交流。再加之随着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变革，高校为快出人才，教师和学生往往被消解了情感、价值、多样性，而变成了教育教学大机器体系中程式化交往的抽象的数字、符号。这样，在这种非情感化的现代模式交往中，师生的有机联系被割裂了，导致了师生之间的疏远和隔离，从而加剧了师生的矛盾，当矛盾发展到一定程度，矛盾便构成了冲突。

三、化解高校课堂文化冲突的策略

1.树立辩证的观点看待课堂文化冲突

教师们普遍的认为，冲突是不和谐的代名词，总希望自己的课堂上师生关系融洽，因而当面对课堂冲突时，许多教师倾向于自觉或不自觉的回避；或者采取立即抑制的措施。这可以推断出，教师只看到了课堂文化冲突的负向功能。然而，课堂文化冲突既有正面功能，又有负面功能，我们要学会“一分为二”的观点看待这种现象。冲突社会学家研究表明，从客观结果看，只要冲突促进了社会的团结、权威的巩固、功能的依赖以及规范的控制等，它就有利于社会系统的发展，就是正向的。课堂文化冲突可能导致解决常规化冲突的规则的出现，这种规则有利于课堂社会体系对教育教学环境的适应能力，有利于课堂体系内部的整合。课堂文化冲突对课堂体系的动态平衡能起到一定的作用。

2.转变教师角色

联合国科教文组织通过的题为《教育一财富蕴藏其中》的报告中，提出了现代教育中的“四大支柱”，即学会认知、学会做事、学会共同生活（学会合作）、学会生存，这种新教育理念是对以传授知识为主要任务的传统教育的极大冲击。另外，在信息化时代，教育技术的发展使得学生获得信息的途径多元化，教师是知识的权威已不被学生认可，学生不再认同教师传统的“传道者”、“授业者”角色，而且，新课改对教师角色有更高的期待，指出教师要成为学习的促进者、研究者、课程的开发者等等。对学生而言，学生所喜欢的教师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有差别。高校学生更注重教师的责任感、专业水平、知识面、教书育人、培养能力、引导思维、教学方法的生动性、多样性等等，而亲切和蔼、性格豁达、公平民主等也都是一个教师人格魅力的重要组成成分。因此，教师的教学观念要与时俱进，“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做一个学生满意的教师。信息的共享让教师重新思考该为学生做点什么，应该让学生学会建构自己的知识体系，学会思考。这样，教师角色朝着知识建构的促进者，创新性思维的培养者转变。

3.树立正确的师生交往观

课堂中存在的矛盾和冲突，往往是由于师生之间不善于沟通而变得复杂，而沟通是人际交往不可缺少的“工具”。我们主张师生基于彼此之间相互尊重、信任和平等的状态下进行的双向沟通，达到师生间的相互认同与交流。师生通过人际交往，达到师生之间的交际认同，包括价值认同，人生态度、人生方式的认同；在认同的状态下，师生之间相互欣赏，双方都能够在相互欣赏里得到快乐，产生幸福感，最后达到一种师生之间相互吸引的状态，由此产生“内在逻辑结构、外在形式结构、师生思维活动、情感体验、个性与共性等都完美统一的、使师生产生美感，从而产生巨大教学动力和学习效力的教学”。在信息化背景下，教师不能固步自封，时刻谨记终身学习，教师在面对多元文化的时候，学习悬置的方法，鉴别大学生文化，同时，作为文化的传播者和学习的促进者，引导大学生学习优秀的主流文化和传统文化，整合传统文化和大学生文化，生成新的文化。所以靠双方公共的力量整合师生文化对化解师生文化冲突起到了催化剂的作用。

4.重视培养文化情感

文化情感的培养是促进师生文化融合的有效途径之一，它能够使师生在文化交流过程中产生情感共鸣，更有效的达成文化的融合。对于教师而言，他们的文化情感主要体现在对学生文化中非主流文化的认可与理解。在文化交流中，教师也要转变教师角色，转变为文化的互动者、交流者、调控者，摒除传统的文化权威者。

近代社会是从古代社会发展而来，历史的分期存在于历史的延续中，近代社会的变迁只有同古代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结构及与此联系的生活、风俗相对比，才能得到认知和说明，近代文化的状貌也只有同传统文化相对比才能得到真切的认知。

为了勾勒出近代文化嬗变的脉络，我们先对传统文化的核心内容做一个简述。

一

中国古代几千年，人们在宗法血缘关系与小农经济相结合的社会生活中，创造了发达的农业文明，同时也造就了一种成熟的伦理——政治型文化模式，从先秦儒、道、 墨、法等诸子百家到汉代独尊儒术再到宋明理学，使这一伦理——政治型文化体系越来越成熟，这种文化模式塑造了中国人的文化观念，其价值趋向就是注重伦理道德，追求社会的安定和人际的和谐，注重心理感情的安逸，注重内在超越的精神价值。

这种传统文化观念伴随着小农经济和大一统的政治等级制度，维系着传统社会生活得以平稳缓慢地运行。

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是儒家思想文化。

儒家思想文化归结起来有三个主要内容。

第一，天道的观念，儒家信天，言天，天即是指自然界的天，又是指主宰人世之天。

这个天不象基督教的上帝，有一个具体的形象，但它在冥冥之中安排人世间的一切，天有五行，木火土金水，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为冬、金为秋、土为

季夏、火为夏、木为春、春主生，夏主长、季夏主养、秋主收、冬主藏。

天的意志为天命，儒家讲，人道和天道是相通的，为人道可以参天，王者不可以不知天，王者要观天道而行事。

显然这种人格化的天带有相当大的神秘性。

在这一观念下，儒家借助于天的权威又竖起皇帝的权威，皇帝的另一个名字叫天子，即上天的儿子，为天子受命与天。

因此，圣旨诏书的开头语，常是“奉天承运”。

这样，皇权在观念上同天道连在一起，皇帝就是上天在人间的代表，在世代承袭的过程中积淀而成为传统。

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天道的观念根深蒂固像山一样压在中国人的心头，如此的沉重而无法解脱。

第二，大一统的思想。

儒家认为，“春秋”中国的大一统是“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大一统是天经地意不可违背的事情。

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儒家大一统的理论，反对和制止了许多可能出现的动乱和分裂，曾经起到过巨大的凝聚作用。

但我们也要看到，大一统的理论总是在维护中央集权的专制统治，排斥了许多不应该排斥的事物，并由此在某些方面也阻碍了社会的发展。

第三，纲常伦理，这是儒家政治文化思想的核心，自西汉以来成为维系封建制度的精神力量。

在政治生活中它关注的不是每个个体的人，而是人与人之间的义务关系。

它强调人应当遵守他在社会关系中所承担的角色和规范。

而中国封建社会从来就承认人与人的不平等，正是在承认不平等的前提下儒家提出了调整人际关系的“三纲五常”的思想，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

五常即为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五种伦常关系，叫做君臣有义、父子有亲、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

这种典型的封建社会的人伦关系是建立在宗法血缘关系与小农经济相结合家族取向很深的社会之上的。

封建社会的国家实际上就是家族的扩大。

于是儒家将家族的人伦关系政治化，提出忠孝合一，家国合一，道德教化的政治思想。

在儒家看来，既然国家是建立在三纲五常的人伦关系之上的，那么治理国家就不能依靠武力，而要靠统治者的道德教化，靠统治者自身的道德修养，所谓诚心、正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儒家的政治理想是建立在对个人人格的要求之上的，对政治事物的关心和参与也就只限于圣君贤相，或士大夫阶层。

而一般的民众只能期盼“五百年必有王者兴”的理想境界出现。

纵观中国封建社会几千年，儒家的道德政治在现实生活中很少实现，圣君不多，昏君暴君却比比皆是。

所以说儒家的道德政治带有很大的空想成分。

二

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近代文化是完全不同质的两种文化，这种不同不仅仅由于两种文化的模式和形态不同，更由于两者还是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上的文化。

即中国传统文化是封建文化、农业文化，西方近代文化是 资本主义文化、工业文化。

西方近代文化同中国传统文化相比是一种高势能文化，它传入中国后必将对封建的意识形态、思想文化以巨大的冲击，最终的结果是动摇封建社会、封建制度的根基。

因此，当西方文化传播进中国后，必然要引起封建势力的顽强抵抗与中国的传统文化发生激烈的冲突。

因为，从封建的伦理纲常以及相应的价值观念出发，是很难接受西方自由、平等、博爱的价值观的。

正如近代思想家严复在分析中西文化之异时所指出的那样：“中国最重三纲，而西人首明平等；中国亲亲，而西人尚贤；中国以孝治天下，而西人以公治天下；中国尊主，而西人隆民；中国贵一道而同风，而西人喜党居而洲处；中国多忌讳，而西人重讥评。

其于财用也，中国重节流，而西人重开源；中国追淳朴，而西人求欢虞。

其接物也，中国美谦屈，而西人务发舒；中国尚节文，而西人乐简易。

其于为学也，中国夸多识，而西人尊新知。

其于祸灾也，中国为天数，而西人持人力。”由此可见，中西思想文化的差异是全方位的。

因此，自明末西学东渐以来，中西文化的冲突一天也不曾停止过。

而是随着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的深入变得更加激烈 。

譬如人所熟知的1867年的“同文馆之争”十九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修铁路之争，十九世纪七十年代的派遣留学生之争，以及再后来的剪辫易服之争等等，都惊动了朝野上下，红墙内外。

近代史上的戊戌变法和五四新文化运动更是中西文化、新旧文化大规模的、深刻的、全方位冲突的总爆发。

三

与中西文化冲突相对应的是中西文化的融合。

这种融合也贯穿近代社会始终。

如果文化冲突是不同质的文化相遇后所发生的排斥现象的话，那么文化的融合则是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补充和相互整合。

发生在中国近代的文化融合主要表现为，中国文化主体在保持其基本民族形式和某些民族精神的前提下，对西方文化的吸收和整合。

例如，康有为在戊戌变法时提出的“泯中西之界限，化新旧之门户”的思想，严复主张“必将阔视远想，统新故而视其通。

苞中外而计其全，而后得之”；孙中山则强调说“发扬吾国之文化，且吸收世界文化而光大之，以其与诸民族并驱与世界”。

这些都是近代思想者对文化融合重要性的基本看法。

近代中国人对西方文化经历了一个由抵触到认识到学习再到主动吸收这样一个由表及里，由浅入深的过程。

19世纪二三十年代林则徐、魏源等人提出，开眼看世界，师夷之长以制夷的思想，主张学习西方的船坚炮利，接着冯 桂芬在《校宾庐 *** 》中提出“采西学”、制洋器“。

“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的主张。

到洋务运动中，则发展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就是说在对三纲五常、封建君主制度以及正统儒学决不触动的前提下， 吸收西方文化中可以利用的部分。

用中学来包融西学。

由此可见，在洋务运动以前传统文化对西方文化的接纳完全是一种被动的行为，是不得以而为之。

文化的融合是低层次的，内容是有限的。

但是，随着“洋务运动”的深入，随着对西学的介绍和西书的翻译的日渐增多，从洋务派中蜕化出一批早期维新思想家，他们把“洋务”从原来狭小的范围，扩大到政治和文化领域。

并对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制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主张效仿。

在此基础上，19世纪末叶，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新的启蒙思想家们终于振臂崛起，掀起了戊戌变法运动，他们把西方进化论、民权论及各种政治社会学说作为变法的理论根据广泛地介绍传播。

积极地开拓资产阶级的新文化，主张在政治制度、文化教育、文化设施、科学技术等诸多方面进行改良和改革。

戊戌变法对中国传统文化走向近代化所起的作用是巨大的。

它标志着中国对西方文化的接纳由被动完全转为主动，标志着对西方事物的整合，已从器物层面深入到制度层面了。

在以后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更是一个有力的证明。

辛亥革命后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中国近代真正意义上的文化革命，在这场革命中，中西文化的融合又深入到了人们的心理层面。

总之，西方文化的冲击与挑战，中国文化的应战与选择，一直伴随着近代文化形成的始终。

其中，“冲突”与“融合”，是近代文化演进中的两大主题。

冲突与融合的种种表现，不仅是中国文化发展史上所独有的文化现象，也是世界文化史上即具有一般规律、又极富典型意义的文化特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