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厥研究论文

纵观中国数千年的文学史，最绚烂的时代好象都是乱世。由上古的《山海经》传说，到春秋战国的诸子百家是可谓一时之盛，文化高峰。一旦秦始皇统一六国便有了‘焚书坑儒’，----汉朝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及至清朝的’文字狱”和现代的诸如‘书报检查制度“等。往往潇洒如意者少，纵横天下者少，到是产生了不少诸如《思旧赋》一类的文章。其实就是当代也还有’文革‘；在台湾，李敖柏杨等也是把牢底坐穿了的人物。------文人？在这场历史和岁月的洪流中，或摇尾乞怜，或登堂入室；或隐于朝野，或慷慨赴死。看起来是一副无比壮丽的画卷：其实不论那一种结局和方式，都只能说是只有悲剧，没有喜剧。最后的一次文化的高峰应该是’五四”罢？本世纪80年代的思想界由于特定的历史时期和环境，曾经起过一些波澜，那时的文学也曾有与之呼应的东西萌现。不过注定是昙花一现。至此，就再也没有什么大动静。 读史使人明智。---咱们回来看明代。明朝统一天下后，中央集权的政治环境空前险恶，宋濂、刘基等著名文人先后黜杀----正统文学的沉寂，刚好成就了通俗小说和小品文的繁荣。这时候有些积淀已久的文化特征就很典型的显现了（主要是庸俗和委琐的一面）。而浸淫其中的文人们似乎也并不在意：或治世或出世，有寄情山水有平天下者----或兼而有之。形成了如繁华似锦，如日照群山；或艳丽或阴暗或平静淡泊的心理态势，林林总总光彩眩目。这些就是我们先天的胎里带来的气质。 看来政治险恶是一方面，社会风气与经济、文化也是和文学息息相关。不管那一个朝代，有才能得人必然寻求一个展示、发挥的空间。经世治国也好，诗文自乐也罢都是一个舞台。既是舞台，自然什么声音都应该有，不平之声更多。古人云：“不平则鸣”----当然“平”也可以“鸣”，只是似乎只有这“不平之鸣”更加复杂有味。 ----现在就没有’不平之鸣‘了么？no.中国要享有真正的民主和自由，恐怕还要有相当的一段路要走。文学作为最能体现社会发展阶段特征的一种意识形态，也是与之相呼应的。对了，有一个唐朝的特例。说到唐朝的文化高峰，便大体可以看出：虽然仍是帝制的中央集权，但由于统治阶级的英明，国家实力的强大，民族自信心的空前膨胀，文化优越感也就水到渠成的具有高度。至今还可以从盛唐的诗歌中领略那种文学上的轻松愉悦的心态，这种心态的流露是真诚的，可以想见哪个时代文人门自由发挥的神姿。到了现代（有学者认为我们现在正走向类似“盛唐”的时代），民主和自由作为社会精神的核心，“德先生”和“赛先生’依然作为两面伟大的旗帜，更加切近人们的理想。但是，这可能需要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整体素质的提高，而不只是经济力量的提升。21世纪的中国是处于一个上升时期的历史阶段。在这段历史性的变革之中，政治和经济体制的变革成为主旋律----文化亦步亦趋，狼狈不堪。在一个所有文化现象都得不到充分显现的时代，文学也同样不可能成为主角。 文学作为传达思想的艺术形式的功能被人为的淡化了。因为当今世界的当权者的有些做法并没有超脱“独尊儒术”的境界（包括所有国家）。民主和自由永远是相对的，这决定文学作为一种物质性很弱的东西往往会被排除在社会核心之外。同样，作为文学的创造者，文人们也永远是社会中的弱势群体：他们需要依附于某种物质性的，实在的东西----如果不是强权，就是财富。这样文人门的独立性也永远具有局限性：所谓“书生造反，三年不成”，即是此因。 一部《中国文学史。明代卷》笼笼统统介绍了一个朝代或者几个时代的，文学和文人的命运。读书需要自己的眼睛----这些东西很难用某一个具体的名词来表达，这就好象是某种惯性：你的眼光往往来源于你身后的一种文化的传承和积淀。此上的杂感，可以想见，也并没有走出几千年来中国文人的路子。好在，现在毕竟不是写《思旧赋》的时代了。 唐朝前期马牧业兴旺发达，首先是与马匹在当时国防上的重要地位分不开的。唐朝立国之初，承隋末征战乱离之后，马政残败不堪，只有牝牡三千余匹，颇有西汉初年“天子不能具醇驷，将相或乘牛车”的景象。然而当时征战频仍，军队和馆驿交通都急需大量的马匹来充当战骑和运载工具。马牧业的发展成为当务之急。 唐初，统治集团在基本上稳定了国内局势以后，面临的一个急待解决的重要问题，就是如何消除边患。当时“突厥强盛，东自契丹、室韦，西尽吐谷浑、高昌，诸国皆臣之，控弦百余万。”〔（1）〕从武德四年开始，突厥不断骚扰唐朝边境。武德九年七月，突厥颉利可汗率精骑十余万，进寇武功，京师戒严。 面对突厥日益严重的军事压力，秦王李世民根据突厥“惟劲骑奔冲”的特点，主张加强军队骑兵的建设，用军事进攻的战略，彻底击溃突厥军队，一劳永逸地解决边患问题。 李世民即位伊始，就致力于军队的建设。武德九年九月，唐太宗召集诸卫将卒习武於显德殿，并说：“我不使汝等穿池筑苑，造诸淫费，农民恣令逸乐，兵士唯习弓马，庶使汝战，亦望汝前无横敌。”由于唐朝重视军队训练，不久“士卒皆为精锐。”〔（2）〕贞观三年，反击突厥的时机成熟，唐太宗遣派军队十余万，分兵六路，向突厥发起大规模的进攻。战争爆发后，代州道行军总管李靖亲率精兵，自马邑出击，一举袭破定襄城，颉利可汗狠狈逃遁。李靖随即选派轻骑兵一万，携二十日干粮，深入追击。“靖军逼其牙帐十五里，虏始觉，颉利畏威先走，部众因而溃散。”在这次反击战中，骑兵发挥了重要作用。 唐朝自从灭亡了东突厥以后，对外战争基本上就从防御性的自卫战争，转变为进攻性的战争，由于军事战略的转变，就使唐朝前期的对外战争，具有了如下主要特点： 第一，战争主要是汉族与“夷狄”之间的冲突。唐朝前期与突厥、吐谷浑、薛延陀、奚、契丹、高丽等，都发生过战争，尤其是和突厥、吐蕃、高丽之间的战争，不仅规模大，而且持续时间长。要同这些善于骑射的游牧民族作战，就离不开骑兵。 第二，战场辽阔，长途奔袭。唐朝前期多次发动大规模的军事远征。如贞观九年，唐军远征吐谷浑〔（3）〕”、贞观十三年唐朝出兵高昌〔（4）〕、天宝六年，唐将高仙芝率步骑一万人远征小勃律国〔（5）〕等，不仅以骑兵为主，而且从征步兵也自备私马。 在唐朝前期的战争中，为了缩短行军时期，提高进攻速度，增强攻击的突然性，唐军往往使用大量骑兵。杜佑《通典》记载的李靖兵法说，“诸大将出征，且约授兵二万人，即分为七军，如或少，临时更定，大率十分之中，三分为奇兵。……”李靖兵法反映的是唐初军队兵种配备的情况。天宝元年，唐玄宗穷兵黩武，全国共有军队五十七万四千人，其中边镇兵四十九万人，战马八万余匹，分属十个节度使。如河西节度使赤水军幅员一千五百里，前拒吐蕃，北抗突厥，有兵三万三千人，马一万三千匹。其它如河东节度使大同军有兵九千五百人，马五千五百匹。横野军有兵三千人，马一千八百匹。骑兵在唐朝军队中已占有相当的比重。正如恩格斯所说，不论是西方，还是东方“骑兵在整个中世纪一直是各国军队的主要兵种。” 第三，战争中普遍使用蕃兵蕃将。李渊在太原起兵时，军队里就有蕃兵蕃将。唐太宗开创了大量使用蕃将蕃兵的先例。贞观初年，“自突厥颉利破后，其余酋长至皆拜将军、中郎将，布列朝廷，五品以上者百余人，殆与朝士相半。”如突厥人史大奈、阿史那社尔、执失思力，铁勒人契bì＠①何力等皆拜将军，领兵征战。到开元天宝时，使用蕃将有了更大发展，如安禄山、歌舒翰等蕃将都任节度使，手握重兵，坐镇一方。陈寅恪先生说：“玄宗后半期，以蕃将代府兵，为其武力之中坚。”〔（6）〕 蕃兵也经常被征调。如贞观八年，西海道行军大总管李靖率突厥、契bì＠①之众击吐谷浑。贞观二十一年，kūn＠②丘道行军大总管阿史那社尔、郭孝恪发铁勒十三部及突厥精骑十万征龟兹。永徽二年，弓月道行军总管契bì＠①何力与梁建方征调秦、成、岐、雍州府兵三万及回纥兵五万骑，平西突厥贺鲁叛乱。 蕃将蕃兵在战场上，只有和战骑相结合，才能充分发挥他们的特长。乾元二年，唐将李光弼在河阳战场上抗击史思明叛军，他命令蕃将论惟贞部投入战斗。论惟贞说：“贞，蕃将也，不知步战，请铁骑三百。”〔（7）〕可见蕃将在战争中是离不开战马的。 唐军在战争中，骑兵部队担负攻击、牵制、迂huí＠③、侧击等多方面的作战任务，因此，战马损失也很严重。如贞观十九年唐军征高丽，“初入辽也，将士十万人，各有八驮，两军战马四万匹。及还，死者一千二百人，八驮及战马死者十七八。”〔（8）〕龙朔二年，左武卫大将军郑仁泰率轻骑一万四千人讨伐铁勒，“至仙萼河，不见虏，粮尽而还，值大雪，士卒饥冻，弃捐甲兵，杀马食之，马尽，人自相食，比入塞，余兵才八百人。”〔（9）〕 唐朝前期的对外战争所以能够坚持数十年之久，并且不断取得胜利，扬国威于境外，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唐朝有一支称雄于世的强大军队。而空前发达的马牧业为其提供源源不绝的大量高质量的战马，为军队保证了坚强的战斗力。由于战争对战马的依赖，也就为唐朝发展大规模国家监牧养马和民间养私马，繁荣马牧业生产开辟了广阔的前景。 唐朝发达的馆驿交通需要大量的驿马 唐朝前期国家疆域广大，“东极海，西至焉耆，南尽林州南境，北接薛延陀界；东西九千五百一十一里，南北一万六千九百一十八里。”〔（10）〕为了满足当时国内外交通的需要，唐朝建立了完备的馆驿制度。从长安通往全国各地的主要交通线上，每隔三十里设一馆驿，以传送公文，迎送来往官吏。当时唐朝有馆驿一千二百九十七所，水驿二百六十所，水陆相兼驿八十六所，依照馆驿在交通中的重要程度，分别等级供给一定数量的驿马。按规定京师都邑亭驿配马七十五匹。诸州县馆驿配马分为六等，一等六十匹，二等四十五匹，三等三十匹，四等十八匹，五等十二匹，六等八匹。地形险峻，道路崎岖和江南岭南等地区不宜大马奔驰，配备蜀马。 同时，唐朝还有递驮制度，需要使用大量马匹。《唐六典》卷三《户部尚书》载： “凡亲王入朝，皆给车牛驮马，车牛六十乘，驮马一百匹。若大妃回来，加车牛二十乘，马二十匹。别chì＠④追入，给马六十匹。内外百官家口应给递送者，皆给人力车牛。一品，手力三十人，车七乘，马十匹，驴十五头，二品，手力二十四人，车五乘，马六匹，驴十头，三品，手力二十人，车四乘，马四匹，驴六头，四品五品，手力十二人，车二乘，马二匹，驴三头，六品七品，手力八人，车一乘，马二匹，驴二头，八品九品，手力五人，车一乘，马一匹，驴二头。若别chì＠④给递者三分加一，家口少者，不要满此数，无车牛处，以马驴代。” 唐朝军队出征，所经州县要提供递驮。开元三年，朝廷以左羽林大将军郭虔guàn＠⑤兼安西大都护四镇经略大使。”虔guàn＠⑤请自募关中兵万人诣安西讨击，皆给递驮及熟食，chì＠④许之。”〔（11）〕胡三省《资治通鉴》注释说：递驮者，沿途递发马牛驴，驮运兵器什物也。 驿马用途日益广泛。李肇《国史补》说：“杨贵妃生於蜀，好食荔枝。南海所生，尤胜蜀者，故每岁飞驰以进。”谢枋得《注解选唐诗》说：“明皇天宝间，涪州贡荔枝，到长安，色香不变，贵妃乃喜。州县以邮传疾走称上意，人马僵毙，相望於道。”由于滥用驿马，驿马耗损也非常严重。玄宗时，河南府官在“奏论驿马表”中称诉：“今月一日中使魏光胜至，伏奉手诏，当管每驿更加添鞍马，不得停留往来使命者，优以所到邮传以备急宣。臣某中谢，伏以当府重务，无过驿马，臣到之日，唯此是图，虽牧市百端，死损相继。盖缘府界阔远，山谷重突，自春多雨，马蹄又软，驰驱石路，bì＠⑥踣实多。比于陕虢以西，以汝郑等处，道路稍异，日夜倍忧。又西自永宁，东自汜水，南到临汝，北达河阳，正驿都管一十六所，常加慎备，动以久缺，此皆臣无政术，上轸圣心，＠⑦地局天，不足所处。臣今分遣吏，稍加价钱兼令外求，冀免有缺。”〔（12）〕河南府这封论奏驿表反映了唐朝统治者对驿马的高度重视和驿马在交通中的重要性。 唐朝重视马政建设大规模发展国家监牧养马 马牧业是保障唐朝强大国防军事力量和交通运输的必要条件，同唐朝兴衰休戚相关，唐朝统治者非常重视马牧业。尤其是唐太宗、唐玄宗为唐朝的马政建设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贞观初年，唐朝把隋朝遗留在长安东北赤岸泽牧场的三千匹牝牡马迁移到陇右，创建了国家监牧基地。 唐朝为了发展国家马牧业，建立了规模宏大、组织严密的马政机构和监牧制度。《唐六典》载： “太仆寺，卿一员，从三品。少卿二员，从四品上。卿之职掌邦国jiù＠⑧牧，车舆之政令，总乘黄、典jiù＠⑧、典牧、车府四署及诸监牧之官属。少卿为之贰。凡国有大礼及大驾行幸，则供其五辂属车。凡监牧羊马所通籍帐，每岁则受而会之，以上尚书驾部，以议其官吏之考课，丞四人。从六品上。主簿二人，从七品上。录事二人，从九品上。府十七人，史三十四人，兽医博士四人，兽医六百人，学生一百人，亭长四人，掌固六人。” “凡马五千匹为上监，三千匹以上为中监，以下为下监。凡马牛之群以百二十，驼骡驴之群以七十，羊之群以六百二十。群有牧长牧尉。补长以六品已下子、白丁、杂色人等为之；补尉以散官八品已下子为之。品子八考，白丁十考，随文武简试与之。凡马有左右监，以别其粗良，以数纪其名，而著其簿籍。细马之监称左，粗马之监称右。其杂畜牧皆同下监，仍以土地为其监名。凡马各以年名籍之，每岁季夏造，至孟秋，群牧使以诸监之籍合为一，常以中秋上于寺。诸牧别立南使、北使、西使、东使以分统之。” 唐朝政府颁布律令，从法律上保护马牧业发展。《唐律疏议》中的jiù＠⑧库律规定： “诸牧畜产，准所除外，死失及课不充者，一，牧长及牧子，笞三十；亡，加一等；过，杖一百；十，加一等，罪止徙三年，羊减三等。” “系饲死者各加一等，失者又加二等。牧尉及监，各随所管牧多少通计为罪。仍以长官为首，佐职为从。余官有管牧者，也准此。” “凡官畜在牧而亡失者，给程以访，过日不获，估而征之。谓给访限百日不获，准失处当时作值征纳，牧子及长官各知其半，若户奴无财者，准铜依加杖。” 《唐律疏仪》中贼盗律规定： “诸盗官私马牛而杀者徒二年半。”“诸故杀官私马牛者徒一年半。”“主自杀马牛者徒一年。” 开元二年六月chì＠⑨：“杀牛马骡等犯者科罪，不得官当，荫赎。公私贱隶犯者，先决杖六十，然后科罪。”〔（13）〕 唐朝前期，统治集团慎重选拔任用马政官员。唐初宰相长孙无忌认为“群牧事重，委在长官。”开元三年，唐玄宗chì＠⑨令：“诸道牧监有缺紧要者，委本使司简择明闲牧养者，奏付选司勘实补拟。如非其材，所由科贬，经负犯者，不在奏补之限。”〔（14）〕，因此，从贞观至开元，出现了张万岁、王毛仲、牛仙客等堪称能吏的马政官员。唐朝宰相张说撰写的《大唐开元十三年陇右监牧颂德碑》说：“大唐接周隋乱离之后，承天下征战之弊，＠⑩括残烬仅得牝牡三千，从赤岸泽徙之陇右，始命太仆少卿张万岁葺其政焉。而奕代载德，纂修其绪，肇自贞观，成于麟德，四十年间，马至七十万六千匹。置八使以董之，设四十八监而掌之。”〔（15）〕张万岁经营马政的建树，到宋朝仍受到宋仁宗的赞誉：“唐用张万岁典马政，恩信行乎下，故马政修举，后世称为能吏。”〔（16）〕王毛仲，娴习弓马。开元初，为内外闲jiù＠⑧兼知监牧使，”部统严整，群牧＠⑾息，遂倍其初。＠⑿粟之类，不敢盗窃，每岁迥残，常致数万斛。不三年，扈从东封，以诸牧马数万匹从，每色为一队，望之如云锦。”〔（17）〕县吏出身的牛仙客，“清勤不倦，接待上下，必以诚信。”开元中历任太仆少卿、太仆卿，政绩显著，〔（18）〕开元二十四年擢登相位。唐朝前期马政修举，与统治者认真选用马政官吏这一点是分不开的。 唐朝建立了马匹的医疗制度和机构。唐朝太仆寺设有兽医博士四人，兽医六百人，学生一百人。尚乘局有兽医七十人，太子仆寺有兽医二十人。其兽医人数之多，在唐代以前是罕见的。地方州县也设有兽医机构和人员。官畜在道，有羸病不堪前进者，留付随近州县，养饲疗救。粟草及药官给，而所在官司受之，须疗养有法。陇右监牧也设置病马坊：“内jiù＠⑧马每年有＠⒀者、病者、老者、疲者，择其不任者，以颁诸坊，则必倭之、艾之、行之、节之，俟其跳梁，俟其充脂而后入之。”〔（19）〕 唐代的兽医在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医疗经验，并撰写了兽医著作。值得特别提到的是唐朝人李石著作的《司牧安骥集》，这是一部学术价值很高，影响深远的名著，不仅为当代所重视，而且在宋、明两朝，还曾经作为官版印刷，广泛发行，甚至传到国外。明神宗万历二十三年，日本人翻译出版了这部名著。今天，《司牧安骥集》是我国现存最古的一部兽医著作，仍受到科学研究工作者的高度重视。 唐朝前期重视改进中国马匹的品种，提高马匹的素质。贞观初年，同州剌史宇文士及在当地发现一匹隋朝开皇年间从大宛进献的名马流落在民间，“老于朝邑市面家挽＠⒁，鬃尾焦秃，皮肉穿穴。”这匹马被送到京师时，唐太宗亲自到郊外长乐坡迎接，并派人精心调理，“饲以钟乳”。后来此马产下五匹马驹，长大后都成为骏马。 唐朝通过对外马匹贸易，从境外引进大量品质优良的马匹。唐朝前期，唐太宗、唐高宗都曾多次派人到境外采购马匹。开元年间，唐朝每年从突厥买马三、四千匹。开元二十四年买马达一万四千匹，付给马价绢五十五万匹。《资治通鉴》卷二一三说唐玄宗“每岁＠⒂缯帛数十万匹就市戎马，以助军旅，且为监牧之种，由是国马益壮焉。”《太平广记》韩干篇记载说：“开元后，四海清平，外域名马，重译叠至，然而砂碛且遥，蹄甲多薄。玄宗选其良者，与中国之骏，同颁马政。自此，内jiù＠⑧有飞黄、照夜、浮云，五方之乘，奇毛异状，筋骨既健，蹄甲皆厚。”刘禹锡《伤我马词》说：“初，玄宗羁大宛，而尽有其名马，命典牧以时起居。洎西幸蜀，往往民间得其种，而蕃马故良，毛色者率非中土类也。” 唐朝周边国家和地区经常给唐朝进贡，贡献的礼品中往往有大批的骏马。如高祖时，康国献马四千匹。贞观四年，龟兹献名马。贞观十一年，jì＠⒃宾国遣使献马。贞观十七年，薛延陀献马五万匹。长安二年，吐蕃遣使献马千匹。贡献来的马匹。许多是珍贵的良种名马，如康国马，体格特别高大壮硕，“今时官马，犹是其种。”〔（20）〕 私人养马业兴盛繁荣促进了唐朝养马业的全面发展 唐朝前期马牧业的兴旺发达，是与当时民间盛行私人养马和社会尚武的风气分不开的。我国古代自从晋朝永嘉之乱，“洛京倾覆，中州士女避乱江左者十六七。〔（21）〕“游牧民族开始入主中原，形成汉夷杂居。如果从西晋末年永嘉年间算起。其间十六国时期就有一百三十六年。接着，元魏统一黄河流域，历经东魏、西魏、北齐、北周，延续至隋末唐初，又复三百多年，因此，北方社会的生活习俗深受胡俗的影响，与秦汉时期相比，有了很大的变迁。杜牧《樊川集》载《唐故范阳卢秀才墓志》说，卢秀才名霈者，“自天宝后三代，或仕燕，或仕赵，两地皆多良田畜马。生年二十，未知古有人曰周公、孔夫子者，击球饮酒，马射走兔，语言习尚，无非攻守战斗之事。”《旧唐书》李珙传说“李珙，山东甲姓，代修婚姻，至珙，不好读书，唯以弓马为务。”《新唐书》王难得传说“王难得，沂州临沂人，父恩叔，少隶军试为太子宾客，难得健于武，工骑射。”……由于社会风气的薰陶，唐朝贵贱士庶尚武成风，酷爱骑马，为私人养马开辟了广阔的前景。 唐代妇女骑马之风也很盛行。《新唐书》车服志说：“初，妇人施mì＠⒄lí＠⒅以蔽身，永徽中，始用帷帽，施裙及颈，坐担以代车。命妇朝谒，则以驼驾车，数下诏禁而不止。武后时，帷帽益盛，中宗后，乃无复矣。宫人从驾皆胡帽乘马，海内效之，至露髻驰骋，而帷帽亦废，有衣男子衣而＠⒆，如奚、契凡之服。”因为骑马，贵族庶民都喜好胡服胡帽，“其后安禄山反，当时以为服妖之应。”〔（22）〕天宝时，杨贵妃每骑马，则大宦官高力士执辔授鞭。外戚杨国忠“有时与虢国并辔入朝，挥鞭走马。”〔（23）〕《全唐诗》花蕊夫人《宫诗》描写宫女初学马术的情景说：“殿前宫女总纤腰，初学鞍骑怯又娇，上得马来才欲走，几回抛kòng＠⒇抱鞍桥。” 唐朝政府禁止工商人骑马。“乾封二年二月，禁工商不得乘马。”〔（24）〕但是禁令只是一纸空文。“商人乘马，前代所禁，近日得恣其乘马，雕鞍银镫，装饰焕烂，从以童骑，最为僭越。”〔（25）〕 由于马匹在社会生活中的广泛需要，唐朝私人养马极为兴盛，是唐朝马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贵族官僚饲养大量私马。唐太宗子越王李贞“在蔡州，数奏免所部租赋以给人心，家僮千人，马数千匹。”〔（26）〕太平公主在开元初被诛时，“籍其家，财货山积，珍奇宝物，侔於御府，马牧羊牧田园质库，数年征敛不尽。”〔（27）〕官僚裴冕“性本侈靡，好尚车服及营珍馔，名马在枥，直数百金者常十数。”〔（28）〕《新唐书》兵志载：“王侯、将相、外戚牛驼羊马之牧布诸道，百倍于县官，皆以封邑号名为印自别，将校亦备私马。议谓秦汉以来，唐马最盛，天子又锐志武事，遂弱西北蕃。” 贵族官僚为了设置私人牧场，大肆侵占国家和农民的土地。为了抑制土地兼并，天宝十一年玄宗chì＠④令：“两京去城五百里内不合置牧地，地内熟田仍不得过五顷以上、十顷以下，其有余者仰官牧。”〔（29）〕唐朝规定，每匹驿马国家配给牧地二十亩，按此标准计算，则两京五百里内私人可以占有养五十匹马的熟地。 唐代民间富人也大量养私马。“盘禾安氏有马千驷，怙富不虔。”〔（30）〕《太平广记》于远篇说：“邺中富人于远者，性奢逸而复好良马，居第华丽，服玩鲜洁，拟于公侯之家，常养良马数十匹。” 唐代农民养私马。唐朝前期实行府兵制，农民普遍要服兵役，唐朝规定，府兵被征点服役，所需戎器驮马锅幕糗粮均须自备。《唐六典》兵部载：“凡差卫士征戍镇防，亦有团伍，其善弓马者为越骑团，余为步兵团，主帅以下统领之，火十人，有六驮马，若无马乡，任备驴、骡及牛。”“天下之有马者，州县皆先以邮递军旅之役。”唐朝规定，战马由官府给钱购置或供给监牧马，后来“诸州府马缺数稍多，既合官填，复须私备。”〔（31）〕因此，唐代农民也普遍养私马。 唐代空前繁荣的社会经济为私人养马业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唐六典》太仆寺记载了官马每天的饲料数量。闲jiù＠⑧马每匹草一围，粟一斗，盐六勺。监牧马春冬季节每匹草一围，粟一斗，盐二合。而唐代官奴婢的口粮标准则为：“其粮丁口日给二升，中口一升五合，小口六合。诸户留长上者，丁口日给二升五合，中男给二升。〔（32）〕唐代养马正是所谓“一马伏枥，当中家六口之食。”如没有发达繁荣的社会经济，要产生这样盛大规模的养马业是不可能的。 为了发展社会马牧业，唐朝政府制定了一些鼓励民间私人养马的政策。唐朝初年，魏元忠上疏要求朝廷支持发展民间养私马。他说：“师行必籍马力，不数十万不足与虏争，臣请天下自王公及齐人挂籍之口，人税百钱。又驰天下马禁，使民得乘大马，不为数限，官籍其凡，勿使得隐。不三年，人间畜马可五十万，即诏州县以税口钱市之，若王师大举，一朝可用。”〔（33）〕魏元忠的疏奏，得到唐高宗的重视。唐玄宗即位后，在积极发展国家监牧养马的同时，也重视发展私人养马，并革除了一些妨碍私人养马的弊政。唐初武德时，就实行按资产多少，把户分为三等，不久改为九等，按户等交税。官府定户等时把私人养的马也作为资产，私马多户等就升高，户税也增加负担，从而挫伤了农民养私马的积极性。同时，州县有邮递军旅之役，官府总是加在养私马户人家。“供官徭役，道路相继，兄去弟还，首尾不绝。远者往来五六千里，春秋冬夏，略无休时。”〔（34）〕这对养马户来说，更是一种灾难。唐玄宗针对“百姓畏苦，乃多不畜马，骑射之士减曩时”的情况，于开元九年下诏规定：“自今诸州民，勿限有无荫，能家畜十马以上，免贴驿邮递征行，定户无以马为资。”“若要须供拟，任临时率户出钱市买。”〔（35）〕唐玄宗提出的改革措施，减轻了养私马户的经济负担，调动了农民养马积极性，促进了唐代马牧业的发展。天宝十五年，安史叛军攻入长安。唐太子李亨“至彭原，又募得甲士四百，率私军以助军。至平凉郡，sōu＠（21）阅监牧公私马，得数万匹，官军益振。”〔（36）〕建中元年，唐德宗在战乱之后，仅在关辅地区一次就市马三万余匹。由此可见，唐朝前期私人养马业是何等的兴旺发达。 综上所述，唐朝前期马牧业空前繁荣发达的原因可以归纳为主观和客观两个方面。从主观上来说，是由于马匹在国防军事、交通运输和社会生活中的重要地位，使唐朝统治者高度重视马牧业生产，为此组织和制定了系统完整的马政机构和制度，建立了规模宏大的监牧基地，大力开展对外马匹贸易，采取了鼓励养私马的措施和政策；从客观上来说，自西晋末年起大量游牧民族迁徙内地，带来了塞外习俗和畜牧生产的经验技能，并在北方汉人中获得传

关于兰陵王，心痛啊......北齐政权就存在了二十七年，可皇帝是一个比一个NB，无能昏庸，什么乱伦啊，什么别开生面的“放生”啊，什么同性恋啊……只要皇帝看不惯你，后果大家都知道。杀你还是轻的，关键是不是一刀解决，什么灌几十杯酒啊，什么下油锅啊，什么活活打死，什么大卸几块的……回归正题…… 兰陵武王，文襄帝高澄第四子也。不知生母是姓氏【因为连老五高延宗的老妈陈氏一个歌姬都有记载而四殿下的母亲却没有被记载。所以给出几种估计：要么地位比歌姬还不如高澄那个花花公子怕丢面子（估计不大可能，花花公子还有什么面子不面子的问题呢），要么就是高澄自己都不记得是谁给他生的儿子而四殿下的母亲出于对高澄的恨狠心的丢下了儿子（这个也太悲了吧，我可怜的四殿下），要么就是高澄太爱四殿下的母亲不愿显示于人前（爱她就要尊重她让大家都知道你爱她嘛，怎么能让人家为你生了儿子还藏起来呢），要么就是四殿下的母亲是被强迫的，生下儿子之后要求高澄保密。跟四殿下同年的三殿下在文宣时以奉为河间王，而四殿下却是在之后孝昭帝即位时才得以奉为兰陵王，猜测跟身世有关（不知母亲是谁就算了，不得父亲倚重也算了，可最后父母都没了悲情的四殿下啊）。】兰陵王，名高孝瓘，又名高肃，字长恭。貌柔心壮，音容兼美。忠心事上，和以待下。每有一瓜数果，必于军中将士共享。军中事务，事必躬亲。【四殿下人好好额，眼冒心心……爱死了】 邙山一役，兰陵王为中军以盔胄覆面（后世也有面具一说），率领五百将士冲过周军的重重包围，解了洛阳被困之难。【貌似当时是十万周军包围了洛阳，有位北齐将军在兰陵王之前率了三万将士出马却是全军覆没。我们就当他先为四殿下消灭了三万，还剩下七万。五百对七万，那勇气……四殿下的勇猛是用行动证明的！谁说长得美就不能打胜仗了？歪理！看谁敢小看我们家四殿下！】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功高盖主，祸必降之。（因为太有才了，高湛的儿子高纬早就开始嫉妒这位有才又貌美的堂兄了。）有一次呢，后主高纬就对着四殿下说，“入阵太深，失利悔无所及。”【其实，我们四殿下真没那个谋反的意思。要想谋反，你高纬这口吃儿还能坐上皇位吗？】四殿下就回答说，“家事亲切，不觉遂然。” 知道说错话后，四殿下后悔莫及，为求自保不惜背负贪财受贿的污名。处处敛其锋芒，及江淮寇扰，担心自己又会被派出兵打仗，哀叹说：“我去年面肿，今何不发。”终究逃脱不了毒酒的鸩杀，武平四年五月，后主高纬赐四殿下鸩酒一杯，将其毒杀。【只能感叹，高纬那个NC亲手帮助北周除了他们忌惮的两位北齐大将——兰陵王和斛律光。高欢在地下要是知道有这样一个挨千刀的傻孙子杀了他另一个文武双全的孙子肯定恨不得爬起来咬死高纬！我都有种想咬死他的冲动。】 兰陵王生性懦弱，这点不假。大哥河南王高孝瑜被武成帝高湛灌毒酒最后投河而亡。武成帝不准人为河南王收尸，不许有人为他哭。兰陵王没有忤逆，照做了。亲哥哥啊，哎……其实懦弱归懦弱，那样的环境下明哲保身是对的。河间王高孝琬就是忤逆了武成帝的意思名目张胆的在大殿上哭，早早的让高湛对他起了杀心，最后杖刑至死。 高纬赐鸩酒，凭兰陵王的名声起兵反了又有何不可？若是他做皇帝北齐应该不会灭亡得那么快吧。 可是四殿下呢，没有反抗。一杯鸩酒面不改色饮下……可造成他懦弱的因素又是什么呢？多半跟从小就失去生母疼爱，失去父亲说教有关吧。冯诩公主再好她也只是河间王的亲娘啊，在对待四殿下的方面上总是不及亲生母亲对儿子的。所以，我们的四殿下应该是很早的时候就了解了唯有隐忍和奋发图强才能让自己好好活下去。 兰陵王真贪还是假贪？这个问题个人认为是假的吧。邙山一役之前也没听说他贪污啊。明哲保身罢了。还有武成帝送他的二十个美女啊，四殿下也只是象征性的收了一个而已。（不贪色，好样的！）以上皆出自个人对兰陵王的理解。研究过《北齐书》，要文献你可以去看看。不过记载兰陵王的那段并不是很多。兰陵王就是一个谜，一个挖得越久越让人沉迷的谜。 一千个人心里一千个不同的兰陵王。深深地喜欢那个神话！是的，兰陵王就是神话，北齐高氏一族的男人出名的那几个又有几个心理正常呢？帅都帅，可就是一个比一个变态。 而兰陵王，人长得好看，心地又好且正常，又有才战场之上又勇猛无比，跟那群人渣相比确实是神话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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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陵王名高长恭（公元541年- 573年），又名高孝瓘，骁勇善战。他前后因各项战功被封为巨鹿郡、长乐郡、乐平郡、高阳郡等郡公。据说因为面相太柔美不足威赫敌人，每每打仗都要带上狰狞的面具。最著名的一次是救援洛阳，他带领五百骑士，冲过周军重重包围，突入洛阳城下，城上齐兵认不出谁来了，怀疑是敌人的计谋，兰陵王摘下盔胄示之以面容，城上军心大振，很快敌人被迫撤走。为庆祝胜利武士们编了《兰陵王入阵曲》戴着面具边跳边歌兰陵王的父亲是北齐高祖神武皇帝高欢的长子文襄皇帝高澄，而母亲却连个姓氏也没有，这使得他的身世变得扑朔迷离。《北齐书》中载：“兰陵武王长恭，一名孝瓘，文襄第四子也。”又载文襄六男中：“文敬元皇后生河间王孝琬，宋氏生河南王孝瑜，王氏生广宁王孝珩，兰陵王长恭不得母氏姓，陈氏生安德王延宗，燕氏生渔阳王绍信。”兄弟六个中，史书载老五安德王的母亲陈氏为“广阳王妓也”，但尚知明确姓氏，唯有兰陵王的母亲没有姓氏，不知是谁。由此，人们推断，兰陵王母亲的身份和地位，恐怕连官妓都不如，很可能只是宫中一个地位卑贱、不知姓名的宫女。这样，在讲究血统门弟的士族时代，兰陵王虽然贵为帝胄皇孙，处境却十分尴尬。他“莫名”的身份给他带来了巨大压力，每天忍受别人鄙视的目光，低声下气地生活，可能就是他小时候的人生境遇。二、柔美的容貌与狰狞的面具《北齐书》、《北史》中说他“貌柔心壮，音容兼美”；《兰陵忠武王碑》中说他“风调开爽，器彩韶澈”；《旧唐书·音乐志》中说他“才武而面美”；《隋唐嘉话》中说他是“白类美妇人”。可见，兰陵王的美确是不容置移、超凡脱俗的，他有着一般男子所不具备的俊美容貌。后人猜想，他的美也许正是来自于他那出身卑微的母亲。如果不是母亲的容貌异常惊艳，又怎能引来地位相差悬殊、贵为帝胄的父亲的垂幸呢。 但是，兰陵王的美却给他带来了极大苦恼。在那个地方割据、连年战乱的岁月里，作为王公将相家的子弟，时刻都要接受战争的考验。因为相貌俊美柔善，在战场上对阵时，他经常会受到敌手的轻蔑。为此，他不得不命人制作了一些面目狰狞的“大面”，每逢出战时，都戴在脸上，以此达到威慑敌手的目的。《旧唐书·音乐志》云：“代面出于北齐。北齐兰陵王长恭，才武而面美，常着假面以对敌。尝击周师金墉城下，勇冠三军，齐人壮之，为此舞以效其指挥击刺之容，谓之《兰陵王入阵曲》。”《乐府杂录》鼓架部条云：“有代面，始自北齐。神武弟，有胆勇，善战斗，以其颜貌无威，每入阵即着面具，后乃百战百胜。戏者，衣紫腰金执鞭也。”唐朝崔令钦的《教坊记》说：“大面，出北齐。兰陵王长恭，性胆勇，而貌妇人，自嫌不足以威敌，乃刻为假面，临阵着之，因为此戏，亦入歌曲。”由此可见，兰陵王经常着狰狞假面出征并非道听途说、无籍之谈。后来，京剧中出现的“脸谱”，也许与兰陵王的面具及舞曲《兰陵王入阵曲》的影响不无关系。三、骁勇善战及威名美誉 史载，兰陵王是北朝时期文武兼备、智勇双全的名将。有的说他“有胆勇，善战斗”，有的说他“勇冠三军，百战百胜”。这表明，他的英勇善战绝不仅是因为戴着狰狞的面具。光靠威吓，肯定是吓不退敌人的，关键还是他自身有超越常人的战斗本领。狰狞的面具，只是为他的神勇无敌增添了一抹传奇的光环。兰陵王一生参加了大大小小无数次战役。其中广为传颂的一次就是历史上著名的“邙山大战”。公元564年，北方草原的突厥和黄土高原的北周对北齐发动进攻，北齐重镇洛阳被北周十万大军团团围困，北齐武成皇帝急忙调集军队前去解围。在洛阳城外，北齐援军发动了一次次进攻，都被北周军队击溃，眼看就要面临全军覆灭的境地。这时，受命为中军将的兰陵王戴着“大面”，身穿铠甲，手握利刃，率领五百精骑，奋勇杀入周军重围，势如破竹，一直杀到洛阳城下。守城的北齐军队被困多日，不敢贸然开门，兰陵王摘下面具，城上的北齐军立即欢呼起来，打开城门，与城外大军合兵一处，奋勇杀向周军，周军大败。《北齐书》书载：“芒山之败，长恭为中军，率五百骑再入周军，遂至金墉之下，被围甚急，城上人弗识，长恭免胄示之面，乃下弩手救之，于是大捷。武士共歌谣之，为《兰陵王入阵曲》是也。”又有史书记载：周军“丢弃营寨，自邙山至谷水，三十里中，军资器械，弥满川泽。”正是这次大捷，使得兰陵王威名远扬，北齐皇帝加封他为尚书令。 兰陵王不仅骁勇善战、屡建战功，而且忠以侍上，和以待下，在士兵和当时社会中广有威名。北齐书记载：他“为将躬勤细事，每得甘美，虽一瓜数果，必与将士共之”。作为那个混乱王朝的皇亲国戚，能够做到没有架子、与将士同甘共苦确实难得。即使是对自己的“政敌”，他也能够做到宽厚以待。史载，当初长恭在瀛州时，行参军阳士深上表告发他贪赃枉法，长恭因此被免官。等到高长恭东山再起，引兵进攻定阳时，阳士深刚好在高长恭营中听命，因此非常害怕高长恭会借机报复杀害自己。为此，高长恭安慰他说：“吾本无此意。”可阳士深心中仍不踏实，非要央求惩罚。高长恭只好找了一个小过失，打了阳士深二十板子，好让他安下心来。《北齐书》还记载了他一个非常“平民化”的动人细节。说一次他上朝时，跟随他的“仆从尽散，唯有一人，长恭独还”，事后高长恭竟不以为意，“无所谴罚”。由此可见，他平常对待下人，是非常宽厚仁慈的。在北齐那样“不把人当人”、动辄砍头杀人的疯狂时代，他宽厚仁和的一面独具风范，焕发着温暖的人性光辉，不由得让人心生敬佩。四、最后悲惨的命运 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功高盖主，祸必降之。人生辉煌的顶点，往往可能是悲剧开始的起点。对兰陵王而言，最大的悲哀就是出生在一个疯狂得近乎变态的帝王家族。北朝自建国以来，短短二十八年间，就换了六代皇帝，叔侄之间彼此折磨，兄弟之间相互惨杀，一个比一个短命，一个比一个疯狂。尽管兰陵王容貌柔美、军功显赫，终其一生小心翼翼，想尽一切办法避祸自保，可依然无法改变他的悲剧式宿命。 《北齐书》载：长恭“历司州牧、青瀛二州，颇受财货。”门口常有行贿的人进进出出，搞得老百姓说三道四。但贪人钱财的目的是什么，不得而知。据他自己讲，是为了自污其名，免遭朝廷忌恨。邙山大捷后，武成赏其功，为他买来美妾二十人，可他“唯受其一”，就是害怕太过张扬，遭人嫉妒。又载：长恭“有千金责券，临死日，尽燔之。”也就是说在他临死前，烧掉了别人所有欠他债的借据。从他待人处事、宽厚仁义的性格特征来看，不象是一个贪财好色的人。不少史家认为高长恭是故意贪财自污，以求避祸。 《北齐书》载：及在定阳，其属尉相愿谓曰：“王既受朝寄，何得如此贪残？”长恭未答。相愿曰：“岂不由芒山大捷，恐以威武见忌，欲自秽乎？”长恭曰：“然。”相愿曰：“朝廷若忌王，于此犯便当行罚，求福反以速祸。”长恭泣下，前膝请以安身术。相愿曰：“王威名太重，最好在家养病，别干预政事了。”生活在这样恐怖的帝王家庭，不紧张也不行。从此，长恭每遇战事，便称病不出。故意“有疾不疗”，以求借此避祸。一次，江淮寇扰，兵事告急，他害怕再次拜将，竟埋怨自己：“我去年面肿，今何不发。”真是恨不得自己把自己的脸打肿冒充病人。 北齐后主高纬性格懦弱，与他的列祖列宗相比，荒淫有余，残暴稍次之，不过杀起自己的亲人来，却毫不手软。公元565年的一天，高纬在与兰陵王谈及邙山之捷时，颇有人情味地说道“入阵太深，失利悔无所及。”兰陵王听到自己的皇弟如此心疼自己，内心不免激动、热乎，深情地回了一句“家事亲切，不觉遂然。”正是这句表亲近、表忠心的话为他招致了杀身之祸。史载：“帝嫌其称家事，遂忌之。”因为在小心眼的后主高纬看来，家事是我高纬的，不是你高肃可以随便说的。开始猜忌拥有兵权的兰陵王是否想取而代之，想把“国事”变成“家事”。 兰陵王说错话后，深感大难将至，整日惶恐不安，尽管一再低调行事，刻意淡化自己，但终是躲不过“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的悲剧宿命。武平四年（公元573年）五月的一天，后主高纬派使者看望皇叔高肃，送来的礼物竟是一杯毒酒。兰陵王悲愤至极，对自己的爱妃郑氏说：“我忠以事上，何辜于天，而遭鸩也！”郑妃劝他说：“何不求见天颜？”天真的郑妃以为可能只是兄弟之间的一场误会，只要高肃向皇帝求情，就可能讨回性命。而兰陵王自己心里明白，向后主高纬讨个说法根本没有用。一年前，和自己一起出生入死的重臣老将斛律光，不也是无辜被引诱入宫、用弓弦残忍勒死的吗。万念俱灰的兰陵王，扔下一句“天颜何由可见”，遂将鸩酒一饮而尽，毅然决然地离开了这个乱糟糟的世界。死前烧掉所有债券。其时，兰陵王仅33岁，死后被安葬在都城邺（今邯郸临漳县境内）以西。重要军事统领兰陵王的遇害，预示着北齐王朝的行将终结。四年后，失去了军事支柱的北齐王朝被北周皇帝宇文邕灭掉，高氏子孙几乎全遭屠戮。五、流传至今的千年古曲 也正是在“邙山大捷”中，北齐武士们持假面歌舞庆祝胜利，诞生了广为流传的《兰陵王入阵曲》。后该曲定格为着假面指挥击刺的男子独舞。曲调悲壮浑厚，气势不凡，古朴悠扬，描写了当时的壮烈场面和激越情感。 此曲诞生后，在民间流传很快，隋朝时期，被正式列入宫庭舞曲。中唐时期唐玄宗李隆基定其为“非正声”，下诏禁演。后渐渐褪去武曲本色，演变为“软舞”。南宋时期又演变为乐府曲牌名，称之《兰陵王慢》，有越调和大石调之分。用越调演唱时，分三段，二十四拍，毛开在《樵隐笔录》里说“至末段,声犹激越”，还有“遗声”可寻。而大石调演唱的《兰陵王慢》，则分前后段，十六拍。按王灼《碧鸡漫志》说法，已经“殊非旧曲”了。以后，该曲在我国渐渐失传。幸运的是，唐时传入日本的《兰陵王入阵曲》保留了几份真实面貌。日本古代五月五日赛马节会、七月七日的相扑节会、射箭大赛等庆祝胜利时，都要反复演奏此曲。直到现在日本奈良元月十五日“春日大社”举行一年一度的日本古典乐舞表演时，《兰陵王入阵曲》仍作为第一个独舞表演节目。日本人将其视为正统的雅乐，格外珍视，对其保留和传承有着一套十分严格的“袭名”与“秘传”制度，使得我们有幸在千年之后，还能欣赏到原汁原味、壮怀激烈的兰陵舞曲。1986年，河北磁县文物人员通过日本专家找回此曲。1992年9月6日，也就是该曲问世后的1428年，在邯郸市文管人员马忠理组织下，日本奈良大学教授笠置侃一等人率领的雅乐团在磁县兰陵王墓前供奉演出了此曲。《兰陵王入阵曲》从此又得以回归故里。 兰陵王高肃墓位于今邯郸市磁县城南5公里处。墓冢高大，周围建有透花围墙，墓地建有碑亭。1920年，当地村民在修公路时取土时，挖出了《兰陵王高肃碑》。碑额篆阳文四行十六字：“齐故假黄钺右师右慰公兰陵忠武王碑”。碑文真实记载了兰陵王高肃的生平经历和立碑年份。字迹虽然驳落黯淡，但仍不失遒劲、古朴，因其史料及书法艺术价值，被称为北碑第一品。1988年，兰陵王碑被国家列为重点保护文物。 面对兰陵王墓前那英武的塑像及后面高大的封土，每次走到跟前，不仅让人忆往追昔、扼腕叹惋、浮想联翩。一段传奇的人生，一个混乱的年代。 英雄的悲剧也许正是那个时代的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