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管理道德与社会责任论文

一、企业社会责任发展机制转变的必要性 (一)压力式企业社会责任活动的困惑 首先，依靠外界压力的推动式企业社会责任运动，会造成企业社会责任运动处于被动地位，进展缓慢。因为只有在人们不断监督的情况下，企业社会责任才有所进展，而这种监督的成本是巨大的。由于企业与利益相关者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社会难以对企业行为进行全面监督，而只能从其是否实施了某些行为对企业进行判断。然而，这些判断指标往往过于简单，无法全面、真实地反映企业的行为。其次，由于企业内外部信息并不对称，造成外界在推动CSR运动过程中缺乏必要信息，形成企业社会责任运动的“禁区”，不能完全彻底地推进企业社会责任运动。即便对于企业所有者而言，所掌握的企业信息也不完全，而其他社会个体所掌握的企业真实信息就更少了。因此，希望借助压力，对企业进行全面监督来推动企业社会责任是不现实的。 (二)推动式企业社会责任活动的优势 如果是企业自发推动式企业社会责任运动的话，上述问题将迎刃而解。在企业社会责任活动的发展历程中，也反映了这一点。企业社会责任现在受到人们的重视，这一方面是因为外界的监督，另一方面是人们收入有了较大提升，对自身权益的认识有了极大改观。因为随着生产能力的提高，物质生产的日益丰富，解决了温饱问题的企业和人们开始思考社会发展的深层次问题。可见，财富再生机制能有效推动企业社会责任运动的快速和健康发展。通过构建财富再生机制，不仅能提高人们的收入，使人们有能力与精力关注社会深层次问题，而且也将增加企业收入，使企业有能力实施企业社会责任行为。在正确处理了经济问题的基础上，企业社会责任的其他问题才能够获得解决的良好基础。只有这样，企业社会责任才步入了良性循环，企业才会有积极性、主动性来推动企业社会责任进程。

最近发生的有害奶粉事件，再一次引出了企业应该承担社会责任的话题。其实，无论是企业还是事业机构，都要牢固树立社会责任理念，并以此引导机构的经营或服务活动。按照目前国际上较为普遍认同的概念，所谓社会责任，是指企业或事业机构在创造利润、提供服务和对投资者利益负责的同时，还要承担对员工、对社会和环境的社会责任，包括遵守商业道德、生产安全、职业健康、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节约资源等。现代社会是契约社会。按照契约社会的要求，一个人的所有行动都应该以契约为基础，这个契约包括法律、规章、制度、合同等，只要不违反这些契约，就是公民的自由。但是现代社会，不但是契约社会，而且是责任社会。所谓责任社会，就是一个人在社会中要承担一个责任，这个责任不仅仅是法律、规章制度、合同等加于一个人、约束一个人的，也是道德等所必须要求人这么做的。道德是一种心灵的契约，只能靠人们自觉遵守，约束力比法律弱很多，违反道德不一定就会受到外界强制的约束。但一个责任社会，必须要求一个公民除了承担契约的责任，还要承担道德等责任。正如一个从社会得到巨大利益的企业，就应该以一定的方式回报社会，虽然不会有法律强制要求这么做，但一个责任社会又必须要求它这么做。这种社会责任内化在企业或事业机构，就体现为职业道德。它不仅要求一个机构遵守职业道德，而且要求机构内部的每一个员工也恪守职业道德。从有关奶粉事件的报道中可以看到，从原料到产品检验出厂的整个流程的多个环节都发生问题。如果在每个环节上，员工们都能以自觉的社会责任理念来把关和操作，也许可以阻止“问题奶粉”流入市场，从而避免一场灾难。就这个意义说，我们要防止这类事件的重演，不仅要加强法制建设、规范建设，而且同时要加强社会责任理念教育和职业道德建设。只有这样，才能从细节上、从每个环节上保证产品和服务质量，保障消费者利益。比如就医疗机构而言，服务内容关系人的生命健康，服务对象千差万别，讲求社会责任更有其特别的意义。许多经验表明，只靠单一的制度还不能完全保证服务质量，因此要以社会责任理念和职业道德来规范员工的行为。当前，比如就医疗机构而言，服务内容关系人的生命健康，服务对象千差万别，讲求社会责任更有其特别的意义。许多经验表明，只靠单一的制度还不能完全保证服务质量，因此要以社会责任理念和职业道德来规范员工的行为。当前，应把社会责任理念教育和职业道德建设纳入到医院的思想政治工作之中，并且作为思想政治工作的重中之重，唤起员工的社会责任和职业道德的自觉，以不断提高的自觉性和责任感，创造更优良的医疗服务造福于群众，贡献于社会。

浅谈企业社会责任对企业发展的影响在2006年这个岁末，李嘉诚被中央电视台评为年度经济特殊人物，用于表彰李嘉诚先生多年来对社会公益事业所作出的特殊贡献。李嘉诚先生表示要将个人资产的三分之一约480亿元人民币捐赠给李嘉诚基金会，用于社会公益事业。李嘉诚先生为华人企业家树立了典范。关于企业社会责任的问题再次成为全社会所关注的热点话题。毋庸置疑，呼唤企业社会责任是企业公民意识的觉醒，是我国社会经济发展、企业进步的标志。在当前，我国社会结层日益分化，形成若干利益团体的大背景下，人们更加注重社会的整体和谐，更加强调公民的责任，呼唤不同社会团体对社会所承担的责任。同时，在一些企业身上所发生的一些负外部性事件（如吉林石化污染事件以及近期所发生的多宝鱼、龙口粉丝等一系列食品安全事件）越来越影响到人们的切身利益，一个个活生生的事实让越来越多的人更加关注和思考企业的社会责任问题。谈到企业社会责任，我们有必要对企业所承担的社会责任范围进行清晰界定，避免大而化之、非常宽泛地谈社会责任问题。回顾我国不同类型企业所走过的历程，我们可以看到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在建设企业社会责任方面有不同的侧重点。对于国有企业来说，在计划经济体制时代，普遍存在企业办社会的现象，企业除了肩负生产、经营责任，还要为企业员工承担生、老、病、死等一系列的福利保障，所以就出现了企业办幼儿园、学校、医院等各项公共事业的现象，一个三、四万人的大型国有企业往往要承担十几万人的生活问题。企业办社会给国有企业背上了沉重的包袱，严重影响了企业的发展。“企业办社会”实质上是让企业为一小部分人承担了无限责任，企业有限的资源都消耗在为这一小部分人所提供的无限责任上面。在我国加快国有体制改革步伐之后，原来由企业所承担的社会职能纷纷实现与企业的剥离，朝着社会化经营、专业化管理的方向发展；通过社会职能与企业的分离，让企业甩掉了对部分员工所承担的无限责任这个包袱、可以轻装前进，有效地提高了企业的竞争力。对于民营企业而言，在我国改革开发后作为一个企业群体出现仅仅经历了二十几年的时间，实现了超常规的跨越式发展。但是不能否认，在改革开发初期，市场环境还不完善、市场行为不规范的情况下，一些民营企业在企业成长的初期存在一些原罪行为，就更谈不上社会责任问题了。例如，时至今日，仍有一些私营矿主无视矿工生命安全，只顾追求个人私利，结果导致矿难频发；也有一些企业的生产经营给周边环境造成严重污染和破坏，企业发展是建立在对环境造成巨大破坏的基础上；我们还可以经常听到看到这样的报道：一些老板可以一掷千金的挥霍，却舍不得捐一分钱给上不起学的孩子。而在我国民营企业普遍缺乏社会责任感的同时，海外华人企业家则给这些民营企业家作出了表帅：李嘉诚、霍英东、邵亦夫等一大批海外华人企业家在这些年捐赠了大量的资金用于发展我国的教育、赈灾、医疗和其它公共事业，造福一方、造福社会。虽然，我国一些优秀的民营企业这几年也在积极地从事社会公益事业，但是作为一个群体而言，我国民营企业的总体社会责任感还有待加强。在市场经济时代，无论是国有控股（独资）企业还是民营企业，都是作为市场竞争的独立主体存在，是具有独立“人格”的企业公民，都要对自己的行为和结果负责。因此，在承担企业社会责任时他们要使用统一的标准和价值体系，切不可搞双重标准。当然，在一些关系到国计民生的如石油、电力、交通等行业中的大型国有企业还要承担重要的国家使命、实现政府意志，其企业社会责任会有更丰富的内涵，具有一些行业特征的独特属性。不能简单地理解为做一些慈善募捐和公益事业就是承担社会责任，企业社会责任具有丰富的内涵。首先，企业社会责任是以法律为底线，即具有合规性。企业的社会责任首先要遵守国家法律，经营行为符合国家法律的基本要求。例如，诚信守法经营并依法纳税是企业社会的基本责任，这个底线无论是国有企业、民营企业还是外资企业都是适用的。因此，企业承担社会责任要“勿以恶小而为之”。其次，企业社会责任要关注不同利益相关者，妥善处理好企业内、外部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关系。因此，一个有社会责任感的企业要处理好股东、管理层、员工、地方政府、社会公众、合作伙伴、客户甚至包括竞争对手等多个利益相关者的关系。一个一方面在做公益事业、另一方面却在残酷压榨员工的企业并不能称之为具有社会责任感，只能是一种沽名钓誉的伪善行为。第三，企业社会责任应该能够促进社会和谐、环境友好，提高社会整体福利。“不只生产石油”是BP公司的核心理念，BP用一个生动的事实来阐述这个理念：在广州白云机场铺设石油管线过程中，为了保护5000棵树不被破坏，BP放弃了高效率的机械施工。这样一件小事使一个具有社会责任感，关注企业、社会和环境和谐的企业形象跃然而升。因此，企业承担社会责任要符合帕累托改进原则，要有助于社会总体福利的增加，而不是拆东墙补西墙的零和游戏。企业承担社会责任未必一定要作出惊天动地的事情，切记“勿以善小而不为”，点滴小事都能体现出企业的社会责任。在我国改革开放取得巨大成就，社会处于巨大变革的今天，我国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的发展思路和建设和谐社会的总体目标，这无疑需要企业在关注自身发展的同时，要承担越来越多的社会责任，才能促进社会共同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