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人文价值观研究论文

西方新文化史的兴起与走向摘 要]新文化史是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当代西方史学理论和历史编纂中一个最主要的发展趋势，它取代了经济一社会史而成为历史研究的主流。新文化史在形成过程中，主要吸收了三个方面的理论和方法——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和法国年鉴派史学、后现代文化批评和历史叙述主义、文化人类学。这三个方面的共同作用，决定和影响了当今新文化史研究的基本形式与走向。 [关键词]新文化史；西方马克思主义史学；年鉴学派；后现代文化批评；历史叙述主义；文化人类学 1989年，由美国历史学家林·亨特(Lynn Hunt)主编的《新文化史》一书，第一次明确地举起了“新文化史”(New Cultural History)的旗号。亨特为该书所作的导论《历史、文化和文本》，从历史编纂的角度申明了新文化史研究的主旨，被看作是新文化史的一篇宣言书。在“导论”中，亨特借用爱德华。卡尔(Edward H．Cart)在1961年时对社会史所作的命题阐发道：“历史研究越注意文化，文化研究越注意历史，则对两者愈有利。”①[1](P22)她意在申明，文化史的研究将逐步取代社会史的研究而成为历史学的主流。20世纪80年代前后，当代西方史学经历了一次由“社会史”向“文化史”的转向，亨特宣称，“由于社会学理论在历史学中之角色的激烈论战已衰退，标志着新文化史的崛起”[1](p10)。为了与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雅各布·布克哈特(Jarab Burckhardt)和约翰·赫伊津哈(Johan Huizinga)为代表的古典文化史相区别，这一新的文化史取向又被称为“新文化史”或“社会文化史”，它可以看作是近三十年来西方史学最主要的一个发展趋势。在另一本书中，亨特对新文化史作了说明：新文化史“探讨方向的焦点是人类的心智，把它看作是社会传统的贮藏地，是认同形成的地方，是以语言处理事实的地方。文化就驻在心智之中，而文化被定义为解释机制与价值系统的社会贮藏地。文化史研究者的任务就是往法律、文学、科学、艺术的底下挖掘，以寻找人们借以传达自己的价值和真理的密码、线索、暗示、手势、姿态。最重要的是，研究者开始明白，文化会使意义具体化，因为文化象征始终不断地在日常的社会接触中被重新塑造”[2](p198)。新文化史的兴起并非偶然，它是20世纪七八十年代几种西方学术思潮共同作用影响的产物。抛开传统文化史写作对新文化史在历史编纂上的传承和借鉴作用不谈，新文化史有三个主要的理论和方法的来源一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和法国年鉴派史学、后现代主义文化批评和历史叙述主义、文化人类学。这三个方面的共同作用，决定和影响了今天新文化史研究的基本形式与走向。 —————————— ①卡尔的原文为“历史学愈注意社会学．社会学愈注意历史学，则对两者愈有利。”(Edward Hallett Cart，What is History?New York：1965，p．84．) 一 关于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和法国年鉴学派史学对20世纪(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史学的重要贡献早已毋庸置疑，对于新文化史而言，其形成首先便是建立在对这两种“新史学”范型的“反叛”基础上的；另一方面，这两种史学本身在70年代后的新发展，又进一步拓宽了文化史的研究视野，成为了世界性的新文化史运动的一部分。英国文化史家彼得·伯克(Peter Burke)谈到：“社会文化史是对一种更陈旧的体制和更陈旧的‘新史学’的一种有意识的反叛，更确切的说，它是对六七十年代影响着欧美的两种历史类型的反叛。一是卡尔·马克思类型的社会史，二是计量史(通常但并不总是经济史)。计量史学又表现为两种形式：美国的‘计量史学’(diometrics)和法国的‘系列史’(hlstorie serielle)。”[3](p27)不论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倡导的“自下而上”的社会史研究风气，还是60年代布罗代尔(Femand Bmudel)如日中天般的“结构”或“长时段”历史模式，或是与之相对应的计量史学方法，大都相信历史的“科学性”，并且借用马克思的经典命题，认为经济和社会是起决定作用的历史基础，而政治和文化只是随之而变的上层建筑。 不过，如同20世纪初兴起的新史学最初的萌动正来自传统史学内部一样，对经济社会史研究的反省同样出自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家和年鉴学派内部。早在1963年，爱德华·汤普森(Edward P．Thompson)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骤一问世，便在当时的史学界引起了极大的争议。汤普森本身是英国社会史的代表人物之一，但又是主动超越社会史并把研究方向引向新文化史的一位历史学家。在《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一书中，他一改当时社会史研究常见的诸如用计量的方法统计工人的工资收入、把工人阶级的生活状况折算成可度量的标准进行比较等做法，而是把19世纪英国工人阶级的态度和意识作为对象，研究其文化的构成，工人阶级身份的真正形成不仅是在社会经济意义上的，还包括工人阶级对自身地位的文化认同。汤普森认为“阶级”是一个“历史范畴”，他写道：“除非我们把阶级看作是一种社会和文化的构成，否则就无法理解它。”[4](p11)在他把工人阶级作为一个整体分析其阶级意识的形成时，使用的也完全是文化的术语，比如传统、价值体系、观念和习俗等。在后来的一篇文章中，汤普森又通过比较文化同经济在历史研究中的重要性对自己的方法做了进一步的说明，“我正在提出质疑这样一种观念，即可以用‘经济学’名词来形容生产方式，但却把文化置于次要的地位，而生产方式的组织正是围绕着这个关键概念而展开的”[5](p18)。汤普森对这种做法提出了挑战，他不仅把“文化”引入到沉闷的社会经济史中，更将它放到了历史学家研究课题的中心位置，文化因素在很大程度上反而成为了决定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基础，因此他的观念也常常被人称为“文化马克思主义”。 尽管汤普森还常常被归入到六七十年代社会史时代的历史学家之列，但他对文化的关注却极大地开阔了历史学家研究的视野，尤其在70年代后更是得到了积极的响应。同样的现象也出现在法国年鉴学派那里。不同的是，在法国，第三、第四代年鉴历史学家们用了一个专门的名词——“心态”(mentalités)来概括他们的文化史研究趋向，从而开创了“心态史”(l’histoire des mentalités)这一历史研究的新领域。雅克·勒高夫(Jacques Le Coff)在评价心态史的作用时写道：“‘心态’这一广泛、含糊而又常常令人忧虑的名词，正如其他许多具有广泛含义的词一样，对近年来的史学领域的变化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尤其对经济史领域起着一种理想的平衡作用，从而给整个史学带来了新鲜空气。”[6](P31) 勒高夫所说的心态史对经济史的平衡作用，显然是指法国史学自布罗代尔之后那种经济一社会史一统天下的局面。在布罗代尔的“长时段”理论中，气候、生态、人口以及经济发展趋势都是决定历史发展进程的根本因素，是长时段的结构，而政治、文化等都只是浮于表面的可变量。而到了60年代末，以勒高夫为首的年轻一代的年鉴派历史学家开始主张恢复年鉴学派创始人注重精神状态史研究的传统，将研究重心逐步由社会一经济史为主转向以研究人们的心态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一文化史，反对把文化和心态看作是属于第三层次的次要因素，将研究领域由经济转向心态这一更为深层结构。米歇尔·伏维尔(Michel Vovelle)把这一转变称为“从地窖到顶楼”的进步。它意味着对过去历史整体架构的把握，历史的认识也更为全面真实。 许多早年以研究社会经济史闻名的历史学家，也受到了这种潮流的影响，在某种“心态”的作用下，自觉或不自觉地更弦易张加入到了心态史家的行列之中。最明显的例子是一度声称要固守“地窖”、坚持经济史研究的历史学家勒华一拉杜里(Emmanuel Le Roy Ladurie)。在1975年出版的《蒙塔尤：1294—1324年奥克西坦尼的一个山村》中，拉杜里利用14世纪宗教裁判所的审讯记录和其他档案，重新勾勒和描绘了中世纪后期法国西南部一个叫作蒙塔尤的小山村在几十年里的生活环境、风俗习惯及思想状态。在研究方法上，勒华拉杜里综合了社会经济史、历史人类学以及心态史等多种研究手段，其中尤为显著的一个特点是，他用心态史的方法将蒙塔尤村民内心中对现实的种种看法展现在读者面前，包括了对性、婚姻爱情、家庭、儿童、死亡、时间和空间、自然和命运、巫术、宗教、犯罪等的态度及观念。正如作者在书中写道的：“我们下面的考察将改变方向，它将更注重层次，更加细致，涉及个人会少一些。我们将不再从住家和窝棚等领域做面上的考察，而准备向深层探索。在最底层，我们将努力探讨一个充斥日常生活的颇有讲究的各种举止。此外，爱情生活、性生活、夫妻生活、家庭生活和人口问题也将是我们关注的问题。最后，我们还要充分利用有关村落、农民和民众的文化与社交的丰富资料。这里的‘文化’当然是指人类学家所说的总体含义的文化。”(7)(p194)伏维尔高度评价了勒华一拉杜里在《蒙塔尤》一书中的突破和创新，指出：“今天他对蒙塔尤地区的研究已生动地表明他把握了整幢建筑：从地窖到顶楼，即从土地结构到乡村集体心态中最为复杂的种种形式。”[6](p136) 年鉴学派的心态史研究事实上便是新文化史的一个开端，它同以汤普森为代表的“文化马克思主义”历史研究一起，颠覆了社会经济史独霸的格局，为“文化”平反正名，从而确立了文化作为研究领域和研究对象在新文化史中的中心地位。年鉴学派的这种新的文化史研究取向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心态史研究也引起了其他国家历史学家的共鸣。其中最主要的国家当首推美国，尤其在一些法国史研究者中间，对文化的重新认识首先得到了他们积极的响应，他们是最早接触也是最先接受这一趋势并开始新文化史研究实践的。 二 在美国，对文化的重新认识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又被添加了更多新的内容，补充了新的理论和观念。1999年，在《新文化史》问世十周年之际，由林·亨特参与组织编写的另一部题为《超越文化转向：社会与文化研究新方向》的论文集出版了，历史学家会同社会学家及一些其他学科的研究者共同对新文化史十年来的发展进行了有益的总结。在两位主编维多利亚·邦奈尔(Victoria E．Bonnell)和林·亨特共同撰写的导论中，对新文化史的产生背景回顾道：“到20世纪80年代初，新的分析模式开始取代社会史，宣告了所谓语言学或文化转向的开始。”[8](p2)随后，两位作者列举了几部出版于70年代前后的重要理论著作，指出正是这些著作的影响，使美国的社会科学家将视野转向了文化研究的方向。这些著作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也就是新文化史的另两个理论来源：一是后现代主义文化批评和历史叙述主义，一是文化人类学。 在这部论文集的导论中，邦奈尔和亨特还特别提到了两部出版于1973年的著作——海登·怀特(Hay- den White)的《元史学：十九世纪欧洲的历史想象》和克利福德·吉尔茨(Clifford Geertz)的《文化的解释：论文选》。这两部著作分别代表了新文化史的两个理论来源。除了怀特和吉尔茨之外，整个六七十年代活跃的各种西方学术思潮，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在邦奈尔和亨特紧接着列举的一系列作者中，有这样一些熟悉的名字：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以及最为重要、也是影响最大的一位——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此外，还有人类学家马歇尔·萨林斯(Narshall Sahlins)、雷蒙·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等①。可以看到，他们基本上都来自上述这两种理论阵营。 —————————— ①这些作者的主要作品的英译本或英文原著基本都出版于20世纪70年代，如巴特的《神话学》(Mythologies,1972)，布迪厄的《实践理论大纲》(Outline of a Theory of Practice,1977)，德里达的《论文字学》(Of Grammatology,1976)，福柯的《事物的秩序；人文科学考古学》(The Order of Things：An Ar- chaeology of Human Sciences,1970)、《知识考古学》(The Archaeology of Knowledge and the Discourse on Language，1972)和《规训与惩罚：监狱的诞生》(Disci- pline and Punish：The Birth of the Prison,1977)，以及萨林斯的《文化与实践理性》(Culture and Practical Reason,1976)和威廉斯的《马克思主义与文学》(Marxism and Literature,1977)。 首先来看后现代主义文化批评和历史叙述主义对新文化史的影响。海登·怀特在《元史学》中提出，所有历史的文本，不管其研究类型和方法是什么，基本上都是建构在作者的“诗性行为”之上的。他写道，所有历史著作“都包含了一个深层的结构性内容，它通常是诗性的，在本质上又是语言的，作为一种危急时刻确立起来的范式而使‘历史’解释区别于其他学科”[9](Pix)。邦奈尔和亨特指出，“他(怀特)认为，历史学家的深层思维结构通过对语言模式即比喻手段的选择，便预示了研究的领域。反之，语言模式又决定了研究计划的其他方面，包括结构和解释的模式”[8](p2)。怀特的观点借鉴了六七十年代西方学者在文学批评领域就语言、文本和叙述的作用所提出的思考，并将之应用到对历史学文本和写作的分析上。怀特并不是最早从文本和叙事的角度挑战历史研究的人，但他的影响却无疑是最直接的。《元史学》问世后，在史学界产生了很大的反响，它不仅动摇了人们传统中对历史学的认识，让历史学家不得不重新审视自己的研究和思考模式，也启动了美国史学的“文化转向”。因此，有人甚至把怀特称为文化转向的“守护神”。有研究者评论道：“历史学的新文化方法的一个真正独特的特征，就是近年来文学批评的普遍影响，它教会了历史学家去认识到语言、文本和叙述结构在历史事实的创造和描述中的积极作用。”[10](p97—98) 怀特提出的历史叙述主义或后现代主义史学，实际上就是集合了以福柯为代表的后现代主义思想家对话语、文本等的种种思考，然后将之介绍到美国，并把它放在了历史学的语境中来进行讨论。因此，不少新文化史家常常把他们的理论源头一直追溯到福柯那里。帕特丽西亚·奥布莱恩(Patricia O’Brien)在他关于福柯的论文中谈到，尽管文化马克思主义史学和年鉴学派第三、第四代历史学家的心态史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社会经济史研究中出现的弊端，指出了一条新的路径，但这种改变并不彻底，即便是一些新文化史家也担心，“这种后马克思主义、后年鉴派的文化史研究，也许会因为抛弃了那些不再具有说服力和强制性的世界观，而陷入到相对主义、关注枝节、好古主义和政治虚无主义的泥沼”；而此时，“福柯极具争议的著作为新文化史研究提供了另一种可供选择的途径”[11](p26—27)。作为历史学家的福柯尽管写下了诸如《疯癫与文明》、《规训与惩罚》、《性史》等极具原创性和洞察力的“历史”著作，但他的基本出发点事实上却又是“反历史”的，因此，他的历史实践并没有在历史学家中得到真正的响应和直接的继承。不过，福柯对知识与权力关系的解析、对话语的阐释以及其探究历史的独特视角却指引历史学家走向了新的方向——“历史学家必须在‘最没有希望的地方’——感觉、爱欲、意识、直觉，寻找权力的缝隙”[11](p37)。他所指向的，正是新文化史所前进的道路。 新文化史借助后现代主义的理论进一步颠覆了传统政治一思想史和新社会史所坚持的关于历史真实的架构，放弃了对“科学化史学”的追求，而用新的话语结构来赋予历史学新的内容。美国历史学家马克·珀斯特(Mark Poster)在他关于文化史和后现代主义关系的文集中写道：“文化史对历史学家提出的挑战，就是让他们去对抗至今依然根深蒂固的认为写作具有再现力量的现实主义的或以理性为中心的假设，更确切的说，认为文本是具有创造性的物质。在此观念中，作为过去事件的历史总是以书面文件为中间媒介的，而作为一项知识形式的历史学其本身总是一种话语。”[12](P6) 后现代主义对话语权力的批判、对历史文本的阐释，在根本上改变了新文化史的叙述方式。新文化史的历史叙述方式相较于过去，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传统宏大叙事及叙述中的虚构性所作的反思；一是如劳伦斯。斯通(Lawrence Stone)写于1979年的那篇著名论文中所提出的，是“从分析转向叙事模式”的“叙事史的复兴”[13]。 过去的西方历史学家，在写作中往往套用小说的叙述模式，“创造性地建立开头、中间和结尾的时间框架、组织顺序，来说明因果关系、突出角色、安排场景、构想情节、制造‘真实效果’——所有这些都是从全知的叙述者口中以一种单一的、统一的观点说出来的”[14](p166)；而新文化史在叙述中，首先承认了话语和文本本身的虚构性，因此不光在自己的叙述中尽量避免主观和绝对的做法，而且还把作为史料的文本作为研究的对象，揭示其中的话语结构和文化意义。在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美国历史学家纳塔莉·戴维斯(Natalie Zemon Davis)的《档案中的虚构：18世纪法国的宽恕故事和它们的叙述者》了。作者将叙述本身作为研究的中心，通过研究保存在16世纪法国档案中大量因杀人而向国王请求赦免的信件，解读其中的故事及其当事人和作者，考究故事的真实性以及分析其中的虚构成分，检验当时人们的叙述技巧；从语言和文本入手，通过史料考证和文本分析，通过与当时一般的写作风格和叙述技巧的比较，用一种独特的方式向读者展示16世纪的法国社会及其文化。除此之外，有些历史学家还开始尝试采用新的叙述结构，“用多重的声音和视角来代替全知的叙述者和统一的观念，抛弃统一的结论而采用开放的结尾，突出差异和矛盾而非支持其叙述的‘真实效果’，并且开诚布公地说明研究和解释的过程”[14](P166)。斯通的《叙事史的复兴》早已为我们所熟知，但他的论断如果放在新文化史兴起的背景下则更易被理解，他所注意到的在“一小群但却极有影响力的历史学家中的一种可以观察得到的内容、方法和风格的转变”[13](p3)，也就是由经济一社会史向新文化史的转变；而新文化史的转向体现在历史叙述上的特点之一，正是斯通所谓的“从分析转向叙事”。

中美文化基本差异：中国观念与美国观念对比分析 集体主义：一般而言，中国和其他亚洲文化反映了社会科学家称为“集体主义”的取向。这些文化比较注重群体合作和个人谦虚。 个人主义：相反，美国人通常表现出一种个人主义取向。他们更重视独立性。自我实现即使不是一种期望，但至少更容易被人们接受。美国人更重视不受外部制约的“自由”。 社会关系：中国人的社会关系比美国人更加正式，等级更分明。中国人似乎非常习惯于等级分明的结构，他们可基于自己在结构中的位置和惯例确定自己的行为方式。 美国人则更侧重于非正式和平等关系。美国人通常和社会地位相同的人在一起最自在；他们不太重视社会等级。 友谊：与美国人相比，中国人更可能拥有少数终生挚交，他们彼此之间交情深厚，愿意相互提供任何形式的帮助。 美国人可能有许多“朋友”和熟人，这些朋友和熟人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换，彼此之间承诺的义务有限。 义务 在中国人之间，与他人的关系通常意味着彼此之间的义务。 与此相反，美国人倾向于回避相互依赖的关系以及可能导致长期义务的局面。 任务取向与关系取向：中国人侧重于关系取向。保持和谐的关系比完成任务更重要。 相比之下，美国人侧重于任务取向。完成工作通常比关系更重要。 和谐与“事实”：中国人所受的教育通常是避免直接冲突、公开批评和具有争议的话题。他们希望在周围的人中保持和谐，给别人留“面子”。相反，美国人通常愿意直接面对问题、提出批评、讨论具有争议的问题，并坚持自己认为是“事实”的意见。他们对“面子”并不在意。 法律、规章和条例的作用: 在交往方面，中国人通常更信任人际关系，而不太信任书面规则和程序。 而美国人一般认为书面规则适用于每一个人，并且能够产生公正、合理的程序和决定。 时间观念：中国人比较怀旧，也比较注重未来。 美国人通常对过去不太感兴趣，他们注重的是眼前的情况。 指定身份与获取身份：在中国的传统中，个人在社会中的地位很大程度上基于继承特征，例如年龄、性别和家庭，但这种情形正在发生变化。 对于大多数美国人，个人地位主要基于自己的成就，包括受教育程度和事业上的成功。 此篇作为我的“中国文化漫谈”系列文章的第一篇，希望能够把浅显的道理与实际的问题结合起来，让我们了解什么是中国文化的价值所在。洋洋大观，才疏学浅；一家之言，不成敬意。 今天我们首先谈一谈什么是文化。之后对中美文化进行一个简要的对比，从而看出文化对于一个社会的巨大影响。 什么是文化（Culture）？ 简单的说来，文化是那些你不知道原因但还愿意接受的，来自上辈的规则与认识，在实践中大多数人能够体会带来的益处，或者相信可以带来益处，使得这些规则与认识又成为当代大多数人的选择，此时就构成文化主体内容。但是如果这条规则或认识已经完全被客观实践证明不可行的时候也不会坚持，也是文化具有的更新能力。所以文化主要是那些难以给予定论的规则与认识（属于价值观和哲学层面），并具有主观性，延续性，群体性，有益性四个特点。 比如说过春节，每个人都认为应该过春节，而且习惯于此，很难说出过大家一定要过春节有什么必要性，但都能说出一些好处，所以就自然延续下来。但就是这种自然的惯性，具有强大的社会力量，除非社会发生巨变，或者彻底被外族文化所侵蚀压迫。后面的过程对于中国传统文化不是没有而且不止一次，但是都被中国文化自身具有的理性和强大的凝聚力所征服。这里提出两个中国文化的特点，理性和凝聚力。 文化的延续性不等于失去其合理性。实际上文化合理性的辩论虽然是全民参与的，但是往往由被认可的社会精英层给出答案。但是社会价值观的争论需要长期和大量的社会实践，所以其变化是缓慢的而且有反复的。一个时代的精英们往往难以对众多课题给出答案，即使可以可以通过若干简单原则推导出来的规则，也需要长期实践来证实，而这就是中国文化的厚重之处。儒家文化不是从今天才被质疑的，而是从其诞生的第一天就受到驳斥，历史上也始终有人质疑甚至提出尖刻的批评，但是儒家成为最终的选择是因为这是社会的选择，被大量实践所验证。 中美文化解读 对于中国和美国的社会结构我有一个简单的描述。 US stays on rules.（美国建立在规则上） China stays on culture.（中国建立在文化上） 美国是最早开始实践把所有各种文明成果变成具体文字条文的国家，因而现在其拥有最完善的法律体系，政策制度，公共程序等，在规则之上享有个人自由，或者规则体现为个人自由之间的妥协。当规则变成条文以后，一切可以变成秩序，如果规则符合社会生产生活的需要，那么自然产生较高的执行效率，美国社会非常依赖于良好的成文的规定。 但是规则体现的只是制度层面的东西，价值观才是推动制度建立的基石。美国的价值观包含两个方面，一方面来自于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在自由，平等，博爱的思想，另一方面则是西方传统基督教文化的移植。美国是一种来去自由的联盟体制，他们的力量也经常来自散漫而自由的创造。 中国没有成熟的制度，法律，政策等成文固定的规则，但是中国社会依然从整体上运转良好快速发展，而且具有强大的自省力量，就是因为中国有强大和有生机的文化。文化可以在每时每刻约束着每个人的行为，促成社会的合作。这种文化来自历史的积淀，与智慧的碰撞。 中国社会的构成依然遵从这个原则，价值观才是推动制度建立的基石。中国社会发展的复杂性与多样性，使得在文化层面远比美国深远，智慧更加深邃。但是中国发展的制度基础，经常遭受君主与外族的轮番破坏。中国成熟的文化智慧，始终处于和专制制度及外族野蛮驯化的斗争中。中国历史上的开明时期，往往能够把文化的成果确定为一些好的规则，但是随后又很容易在君王体制下遭到破坏。宋朝开始的文人朝政与新兴思想又迅速被外族侵略所破坏殆尽，造成之后上千年的思想桎梏。 文化在一个社会中是无可替代的。因为社会发展进程不可能被中断，然后被设计构造出来。社会发展是一个自然演进的不可终止，无可选择的过程。中国如何进步，就是应该鉴别正确且适合自己的传统，把他们由文化上升为规则，同时利用自己的智慧，从实践中获得新的真知，并使之与传统一起共同成为社会建立的基础制度。 中美文化之对比 从历史上看，美国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国家，只是一个新兴的利益的联邦，而且由于历史短仍然处于发展过程，社会的兴衰周期还没有在美国身上充分体现。因此把它与传统意义的国家进行对比，有很多不可比性。一旦其形成一些固有的难以改变的自身文化属性后，才能算作一个成熟的国家。 文化层面的对比 根据对文化的理解，美国所能够继承的东西主要来自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思想成果，以及传统西方的基督教义。上帝成为其与西方文明共有的共主，虽然谁也没见过。耶稣不过是用来宣传这种思想的一个教案或者工具。上帝的文明准则有什么呢，就是黑暗，欺，掠夺，弱肉强食。所谓的慈善，道德只是用来宽恕恶人和恶行的，偶尔的光明都是上帝带来的而不是人带来的。从这点可以看出，虽然他们继承了法国大革命的优秀成果，但是没有脱离传统西方文明的框架。从自诩传统美国人的布什的所作所为中可以看出其秉承的传统价值观，布什可以说是近代以来，与法国大革命提出的自由、平等、博爱最远的一个总统了，因而也更能充分体现美国传统价值观的另一面。 中国的文化相比是上千年变迁中历经沧桑沉淀下来的，其中不仅是一些价值观原则，还包括很多独有的智慧。这种文化积淀是在多元化（而不是一元化）的中国历史中，不同思想流派互相斗争的结果，并为长期实践所证明。我们往往说历史总是不断地重复，就是说现在的各种现象在中国历史上大都发生过了。因此其对中国人自己具有极强的说服力，对中国社会也有极强的适应力。 中国文化的理性与凝聚力是核心。儒家的思想如果从孔子算起（实际上更早，从多部落共处和农业生产中逐渐产生），也已经经历过很多变革与思想征战了，之所以其能够很好的存在下来，就是因为自身具有的极强的理性。孔子在总结前人智慧中，最重要的选择就是“子不语怪力乱神”。 孔子在论述社会制度建设的核心是“和”。在社会制度层面强调放弃征战，文明共处，依靠理论解决纷争。而对于个人而言，孔子强调“仁”和“学”，通过“仁”构建和谐的讲理的环境，通过“学”来提高自己的认识，避免为无意义的错误目标去争，且能够参与理论的过程中。智是学的成果，信是相处的境界，勇是个人进取的勇气，义是个人对大众责任的推行。礼仪不过是基于这些建立的合情合理的需要共同遵守的规则，是思想与智慧的表现形式。如果看孔子或者儒家文化，只知“仁”“礼”就会陷入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难堪境地。 中国的智慧来自自然环境以及人文环境的恩赐。中国的自然环境是世界上唯一一个相对独立，又能够不断吸纳新鲜力量的大陆。从地理上说三面环山，一面环水，周围大多是不毛之地，而中原地区独享最佳的地理位置，因而自然形成趋于中央的向心力。从气候上说，中国的温带气候最适合人类居住发展，而且充分表现出气候循环反复周而复始的规律，体现出整个大陆相对一致的气候环境，这使得各个部族之间容易对自然和社会的认识产生共识，利于融合与迁移。在融合中不同部落各自的鬼神崇拜已经不再重要，也无法存在下去，代之以祖先崇拜，文化崇拜，智慧崇拜。这些才是中国文化的根。 中国大陆这种作为海纳百川的文化终极站的得天独厚的条件，构成了中国文化相对独立又能吸取其他种族文化营养，注重整体、稳定、和谐、长久。总结为开放而又独立，吸收而又高贵的特点。中国大陆上的社会变迁是一个完整的世界运转变化的缩影。现在很多所谓国际外交争端可以从当时的中国内部诸侯各国之间的争端中都可以看到相似性。有了上面的条件，“易”思想的产生也就不足为奇了，以“易”作为智慧的发端与归宿，很好的体现了中国文化的哲学观。 中美文化差异 中国跟美国在有些文化及社会差异上是根深蒂固的，下文提出我观察到的一些例子。笔者在这里要强调这些观点是一般性的，当然仍有个别之特例。 一、个人主义 美国人相当崇尚个人主义，东方社会 （当然包括中国人） 则强调家族及阶级层次。这是一个非常重要及有影响力的分别。美国人崇尚个人特质的例子很多，父母较少伸手干预子女的发展。 二、隐私权 美国人通常很尊重别人的隐私。就是知己之间也很少问到别人太"切身"的问题，例如年龄、薪水及婚姻状况等。也应当少谈论第三者的事情。不请自来的访客（包括父母亲）是绝对不受欢迎的。 三、不拘礼 美国人在衣着娱乐方面，都比较随便。最重要的是人与人之间的交往都比较不拘礼，即使双方在年纪上或地位上有很大分别也不例外。这方面的例子多不胜数，例如很多学生对教授，及晚辈对老人家都直接称呼first name可见一斑。这种"越代"，"越身份"的不拘礼表现，在很多东方人眼中则认为是失礼的行为。 四、开放与直接 美国人是相当开放和直接的，尤其在专业的讨论，往往秉持着不同意见而争论（注意：是争论，不是拍桌子，摔麦克风的吵架）。相反地，东方人往往不会直接冲突，而是婉转地通过地位比较高的第三者来疏通。 五、独立性 美国人通常较不喜欢依靠别人，甚至父母的帮忙也不一定乐于接受，而父母亦鼓励子女早早离家，独立地生活与发展。我国青少年在这方面就发展得较慢。对留学生来说，要注意到指导教授非常重视研究生能够独立做研究的能力。而对英文不灵光的留学生来说，当你向美国人借笔记时如被拒绝，不一定表示他们讨厌你，极有可能是他们将心比心，认为你应该独立而已。 六、竞争性 美国社会的发展依靠竞争来作为推动力。"Work hard, play hard"是大部分人的作风。他们在言语争辩时都喜欢压倒对手，这种"getting the last word in"的作风当然是竞争性的一种表现。他们的竞争挑战精神也显露在体育比赛方面，即使是他们所谓的"playing for fun"时也是蛮认真的。一般美国人对于一个球队都十分狂热，往往藉此发泄情绪。例如校队比赛时校警常常要检查进场的观众，不让他们带酒进场。球赛比赛时，观众都喧哗冲天，往往乱抛东西。有些助兴表演也有点莫名其妙，例如有一招是将一个女啦啦队员，从观众席的底层抛起，一级级的人将她接着又再抛上去，直到最高层又再抛下来；偶然也有失手受伤的事情发生。笔者也算是球迷，但都是在家看电视，免得在现场活受罪。而且要算准时间，当球赛完时避免走在路上，因为球迷在赢球时欢天喜地（如果你看到开车的人在乱按喇叭，你不用听报告就知道赢球），输球时则沮丧愤怒，两种结果都是疯狂毕露。有些血气方刚的小伙子更常做一些奇怪的事。有一点要强调的是，如果不是在发泄情况下，绝大部分的美国人都是很守规矩、不骚扰别人的。 七、公众场合应有的礼数 美国人通常都能尊重别人的安宁。在歌剧院不用说，就是在戏院也都能噤声欣赏。在餐厅吃饭时的交谈声音也相当低，跟中国有划拳斗酒的吵闹大不相同。排队时都很守秩序，插队是不被接受的，蜂拥上车的事情绝对很少发生。开车的人通常很守交通规则，例如在夜深无人时也不闯红灯，尊重行人，让路人先过马路等。来自较不遵守交通规则国家的留美学生尤其要特别小心。 八、朋友模式 美国人囗中的朋友定义比较广泛，而且有区隔性；譬如说工作上的朋友、打球的朋友、学校的朋友、喝酒的朋友等等。 另外美国地域广大，人口流动性也高，而且朋友之间绝少吐露私人的事情，所以友情是比较"温水"性。中国人的友情通常是"牵一发而动全身"，一言不合就尽量避免跟对方碰面，"起落"性比较大。中国人朋友之间借钱是相当普遍的，而美国人朋友之间借钱是凤毛麟角的。 九、金钱的运用模式 中国人通常做的预算都比较保守，而美国的预算则比较接近"极限"，而且往往有消费超过预算的倾向（跟美国社会大量使用信用卡也有关系）。美国人很舍得买东西，尤其是在购房及汽车上，对于吃喝方面，尤其是请客，则比较"犹太"；而中国人则比较舍得花钱在请客方面。 十、世界观 可能因为美国多年来的兴盛及教育重点在某方面仍有偏颇，美国人多数 "以本国为中心"，对于别国的认识十分肤浅。美国人对世界地理的无知是令美国国家地理学会 （National Geographic Society） 十分痛心的事情。在美国流传一个笑话：东北部的某一个州的某居民，写信去州政府询问关于New Mexico的情形，答复居然是：关于别国的情况我们不大熟悉，无可奉告。 对中美文化对比的初步认识 最近认识了一个美国人。谈了很多东西。突然对美国很有兴趣。 关于教育，美国16岁之前是必须要去学校的。全部免费，不去都不可以。可中国的9年义务教育还是需要钱的，国情原因没有办法。美国的教育资金是税的一部分。她们从来不知道还有希望学校这回事，上学还需要捐款，无法想象。 关于环境，在中国，他们觉得无法呼吸，有烟的味道，不能跑步。路上虽然我们已经觉得干净多了比以前，但他们觉得为什么到处都是垃圾，sigh。觉得我们不注重public。还有公共产所吸烟等。 关于自由，她们会感觉到很多网站都会被屏蔽，美国网站很多上不了。他们对很多事情看法比较随意，原因在于没有历史，只有300年，而我们是受长期传统影响的。 关于婚姻，在美国3个结婚就有1个离婚，所以step father or mather 是十分normal的。但在中国她们很奇怪，为什么有人要离婚，还有人会劝她们不要离。他们比较注重隐私，最多两个人一个宿舍，要不觉得很不舒服，还是人少啊。他们不会有两个人想开房间还要出去，都在自己的宿舍里，所有人都明白。我们还是需要找学生旅馆的呵呵。 关于来了之后的改变，原来在美国总会受到中国是敌人的说法，说中国发展很快，马上就要赶上美国了，但来了中国后，他们觉得确实还有很大的差距，根本不是一个类型的事情，怎么能放到以前说能不能赶上。还有中国很传统，中国对女人会不公平，这都是人权方面的问题，但来了觉得不是这样的，还是比想象中要开放得多，男女也很平等。 关于种族歧视，美国确实存在种族歧视现象，有很多人就是看不惯其他肤色的人，还有就是会有只允许白人参加的party。 关于家庭，美国很多人只要不要孩子，就不结婚，只生活在一起，因为知道也会离婚的，反正不要孩子，就省事一点得了。他们难以想象我们还需要考虑我们的父母。因为他们从18岁开始就被赶出家门，所以他们根本不会管她们的父母，当父母老的时候。所以当我说，我要为父母做什么的时候，他们觉得很奇怪。 关于开玩笑，他们真是什么玩笑都开，男女一起，就取消别人自慰，模仿异性自慰，谈论最喜欢的做爱姿势，都才20岁。和我们真是有差别啊。平均第一次年龄在18、19岁。 关于娱乐，周末我们大都在宿舍待着，他们是一定会去bar或者club的。 还有等等等等，总之太多方面有差别，但是本质都在于历史，我还是比较喜欢她们的自由和观念的开放的。我一定会去美国一次，见识见识。当看到transporter2里的迈阿密海滩时，她说她家就在佛罗里达的海滩边，简直太美了。还有个体会，他们出生很多都不在美国，还碰到一个小时候和我老家在几个地方的，但都相处得很好，没有任何异样感。真是移民国家 中美文化对比清单 发表时间: 2006-4-23 12:56 作者: 白丁 来源: 漯河信息港·蓝沸空间 字体: 小 中 大 | 打印 （美国） （中国） “我的”，“你的” “我们的”，“你们的” 享受服务 请求批准 制服厌恶 制服崇拜 东西各就各位 人各就各位 收信人地址在信封下方 收信人地址在信封上方 底层楼 一层楼 黑色的葬礼 白色的葬礼 地图上法国是世界中心 地图上中国是世界中心 “亚洲人长的全一个模样” “欧洲人长的全一个模样” “我”（手势指胸脯） “我”（手势指鼻子） 巴黎人瞧不起外省人 北京人瞧不起外地人 晒黑 美白 抬手叫出租车 抬胳膊叫出租车 走在狗屎成堆的大街上 吃狗肉 刀叉和面包 筷子和米饭 向坟墓上送鲜花 向坟墓送食品 甜早点 咸早点 安静而灰暗的餐馆 吵闹而明亮的餐馆 “你好，走得好吗？” “你好，吃了吗？” 勤洗澡 勤洗衣服 让别人丢面子 保全自己的面子 吹嘘所送礼物的价值 贬低所送礼物的价值 当客人面大呼小叫拆礼物 客人走后悄悄地看礼物 穿体恤杉旅游 穿西装旅游 “新年好” “恭喜发财” 溜狗 遛鸟 照景物相 照人物相 坐在地上 蹲在地上 汽车为责备他人而鸣笛 汽车为警告他人而鸣笛 女人吸烟时尚 男人吸烟时尚 中美文化对比 中国 只用动嘴说好听的话。。。（假） 相声：吹捧的游戏 小品：呼哟的把戏 武侠：挂上钢丝飞来飞去，其实什么功夫都不会，任何人都可以模仿，优势背台词。 美国 行为艺术（要付出行动）加上竞技哲学理念（真） 橄榄球：强壮男人的游戏 冰球：体验速度与激情 篮球：技巧和配合，速度与对抗 棒球：聪明人的游戏 动作片：都是真功夫，哥们够强壮吗？在健身房练过吗？人家是从小就练起来的，为什么你会觉得不真实呢？因为你模仿不了。 UFC：真人无限流格斗，谁的精神意志强？谁是真正的英雄，先签生死状。地球上最危险最真实的格斗，几乎场场KO，场场受伤。 美试摔跤：也是强壮男人的游戏 所以说这个世界上热爱竞技强身建体的，并且争强好胜的男人都比较真实。 中国人需要锻炼身体，强壮自己，让自己勇敢起来，自信起来。中国人需要争第一，而不是友谊第一，比赛第二。这才是真正的民族精神。中国人需要寻找目标，认识自己追求理想。去改造社会。而不是为了生存论为奴隶。 而那些喜欢朗诵诗歌的男人就很假，因为他总是拿古代和现代做对比。其实我们更应该学习现代学，而不是古文学。

你这个是一定要按照论文的形式写么？我们开过美国史的课，不过论文我不会写，但是可以给你1000字的思路，然后你改成论文的格式。只是这分数确实有点低了，什么时间要？

加到两百分我给你写！

你可以直接搜索 美国的文化价值观是什么 也会找到答案对我们而言，美国的文化价值观 很难注意到它们。它已成为了我们的生活背景，我们离不开它们，就像鱼儿离不开水一样。它们是一种想当然的东西，从我们的出生到最后死亡，文化一起决定着我们的生活。如何文化发生了变化，那么我们也就不能成为现在的自己了。美国人的种族、职业、信仰多种多样，因此，美国文化是最多元性的文化之一。煤矿工人和公司经理、爱尔兰血统的波士顿天主教徒和新奥尔良的科利奥尔人——他们都是美国社会的一部分，同时也为美国文化增添了光彩。但是，尽管存在着这些差异，某些共同的价值观模式还是能够清楚地被区分出来的。1、美国人的传统价值观罗宾·威廉斯在他的《美国社会：一个社会学的解释》（罗宾·M·威廉斯，Jr.，1970）一书中给出了一套美国人的基本价值观，为我们这一部分的讨论提供了基础。此外，许多其他社会学家也区分出了一系列美国人共有的价值观。这些论断已得到了外国游客的赞同，他们观察到了同样的典型美国人的特征。在美国人中进行的民意测验也证实了这些价值观，测验结果表明美国人仍然信守冈纳·莫德尔（Gunnar Myrdal，1962）所说的“美国人的信条”。威廉斯列出了如下传统的美国人价值观：个人成就。个人成就是所有美国人评价最高的价值观之一。美国人赞扬和奖励那些才艺出众和成就辉煌者，尤其是那些通过艰苦工作而取得成就的人。一个人的价值常常被赞同于其在商业、艺术或其他重要领域中的成就。但是，对成就的这种强调，特别是往往用经济方面的状况来衡量成就，就与尊重一个人仅因为是其自身的原因的观念相冲突。工作。美国社会是建立在艰苦工作的基础上的。来到这片荒原的早期移民必需努力工作，这不仅仅是为了争取较好的社会条件，更是为了能生存下去。丰富的自然资源为人们的生产提供了可能性，同时，这些殖民者也意识到，一个农民、猎人或矿工的劳动不仅仅给他自己，而且也给整个社会带来了财富。这就形成了这样一种价值观，工作被视为是取得较好的社会条件的手段。这个新国家开放流动的社会结构也为那些努力工作的人们提供了出人头地的机会。到现在为止，工作仍然是美国文化中一个重要的价值观。道德关怀和人道主义。作为美国人虔诚的宗教信仰的一部分，早期美洲殖民者对那些比他们不幸的人们的福利有关深切的关注。不过在实际生活中，美国人并不经常把这种价值观付诸实施。同时，人道主义价值观与美国人其他的一些主要价值观存在逻辑矛盾。比如，个人成就的价值观就使很多美国人难以接受国家福利计划。在他们看来，让社会的一部分人来养活那些根本不工作的人是不合理的。但是，如果其他人显然是由于其自身难以抗拒的原因而陷入贫困的（例如水灾受害者），则大部分美国人的态度是十分慷慨的。要解决诸如上述个人成就与道德关怀之类核心价值观之间的冲突是很困难的，而且很容易导致个人层次的混乱和不稳定。效率和实用主义。美国人倾向于用实用主义来评价事物：这是否可行呢？是否值得这么做？这种价值观很大程度上是受美国边缘地区传统的影响。边缘地区的危险环境使当时的殖民者对那些缺乏效率和不够实用的工具、武器甚至人都十分轻视。作为一个实用主义者，美国人喜欢尽快解决手头上的问题。结果，美国人往往比较注重技术，并有一种想控制物质世界的强烈欲望。美国人一般不愿意追求长远的、不切合实际的目标。进步和物质增长。作为一个建立在希望之上的国家，美国一直对进步的思想感兴趣。这种思想的源泉之一就是对工作的重视，它直接导致了这样一种观念，即艰苦的工作将有助于建立一个美好的世界。早期的美国人努力提高他们的物质繁荣和享受的水平，这种努力使进步的思想和技术革新相联系起来：如果一种事物是新的，那它肯定就是好的。由于进步的思想和物质增长是紧密相关的，所以它们都意味着“美好生活”。由此，在美国的公司和企业中出现诸如“进步是我们最重要的产品”这样的口号也就不足为奇了，广告也竭力使我们购买它所宣传的产品，因为它是“新的”和“进步的”。平等。由于早期的美国殖民者大多来自殖民国的中下层阶级，所以他们大多反对严格划分阶级的观念。因此，“旧世界”的许多不平等现象在美国则不是问题。另一方面，由于这个国家具有大量的自然资源能够为所有人提供充足的供应，从而更增强了平等的观念。和许多其他主要价值观一样，平等观念也和其他一些价值观存在冲突，而且也往往在实践中难以得到体现。这里，我们再次看到了理想价值观和现实价值观之间的冲突。一种认为美国人生活中明显缺乏平等的观点指出，要体现平等价值观就要求每个人都能有一个平等的机会去争取成功，但实际上即使以这个最普通的标准去衡量，大多数美国人也很难做到这一点。许多中上层阶级的成员把他们在社会中的优越地位解释为对他们更高个人成就的一种奖励，而这种个人成就观点也是美国人的主要价值观之一。自由。在所有美国人价值观中，自由占据了最重要的位置。对美国人而言，自由意味着行为不受约束，又代表着一个明确的、完全的自由体制，包括：新闻自由、和平集会的自由、维持多党政府的自由以及私人经营企业的自由等。虽然美国人也接受一些对其自由的限制，但他们对任何过分强权的、直接要求他们如何生活的政府则表示出完全的不信任。这种不信任建立这样一种信仰之上，即人们应自己管理自己的生活。美国人的这种对政府控制的怀疑态度必然会产生这样一种冲突，即文化中自由价值观和平等价值之间的冲突（利普斯特，1963）。如果没有政府管理，一部分人会变得极端富有甚至专权。极端的财富紧接着就会带来对穷人、下层阶级的压迫。这就违背了我们所接受的平等价值观或至少是违背了平等机会的观念。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大部分美国人相信他们的生活方式是最好的，而且应被其他国家沿用。即使到今天，那些对美国社会提出建设性批评的美国公民有时会被认为是不爱国的。最近的一些社会学研究已发现了美国人和英国人的个人价值观之间存在许多相同点。正如表3-2显示的那样，在12种价值观中，两国的城市居民都把“身体健康”和“婚姻幸福”列在最重要的选择，而把“道德目的”、“团队工作的意义”、“赚大钱”列在最后。然而，两国公民对具体各项价值观的重视程度是不一样的。婚姻和朋友对英国人而言更为重要；美国人则更注重“有意义的生活”。可以推断，这些区别反映了两种文化间深层次的差异：美国文化更偏向于集体主义，而美国文化更偏向于个人主义。2、对美国人价值观的其他分析尽管罗宾·威廉斯曾经指出，我们前面所讨论的某些价值观之间存在着冲突，但他并没有过多地强调这些冲突，从而把它看作是美国文化的主要要素。他也没有对价值观之间的相互关系展开足够的讨论。但近年来，价值观之间的相互冲突和相互联系已成为其他社会学家们分析的焦点。同时，研究者们还指出，美国人的主要价值观正处在巨变过程中。帕森斯的观点塔尔科特·帕森斯（1964，1967）（他的社会理论很强调文化价值的意义）认为美国社会的主导价值观可称为“工具性能动主义”（instrumental activism）。所谓“能动主义”，帕森斯是指美国人倾向于对周围环境进行控制，而不是佛教徒那样的被动的生活方式。所谓“工具性”，帕森斯是指这样一种事实，即美国社会并不追求一种高层次的或者说是“最终的”目标或价值观，相反，它追求一种非常普通的“改善”或“进步”。美国社会所主张的主要价值观——如效率、经济发展、科学进步及追求知识等——都是为了获得个体或集体的人类幸福的工具。帕森斯强调指出，美国社会一直受到新教教义的道德和精神传统的强烈影响。新教徒认为人是神的意志的工具，因此，人类应为建立一个更美好的世界而努力工作，他们的目的是在现世建立一个上帝的王国，而不是期待来世。新教徒相信，个人能够而且也有责任把自己的行为引导到这种基本的宗教义务上来。因此，所谓工具性能动主义就阐发了这样一种观念，即一个理想的社会应当是一个每个成员都能为了一个共同的利益而努力工作的社会。批评的观点丹尼尔·贝尔在其《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一书中提出了对美国文化冲突的尖锐批评（丹尼尔·贝尔，1978）。他指出，主导美国经济的资本主义体制在其发展的不同过程中强调了两种相互冲突的文化价值观。在其早期阶段，资本主义强调独立、工作、成就、节俭和节制，这促成了较高的生产力水平，并使资本家把获得的利润不断地进行再投资，从而积累资本。但是当美国社会由早期资本主义发展到大规模的资本联合时期时，就需要更多的资金来维持企业的运转，需要支出大量的广告费用以鼓励消费者购买商品和服务。这就引发了一系列新的价值观，包括个人享乐、自我表现和自我冲动。人们不断被劝告要增加消费，要好好消遣，要旅行、喝酒、享受生活，这一切都使美国人发现自己已陷于与原有价值观——艰苦工作、勤俭和谦虚——的剧烈冲突之中。为了获得享受新价值观的手段，人们反而又必须继续遵循旧的价值观。但是，这两种价值观在许多方面显然是相互矛盾的，很难把它们融合在一起。此外，这种明显向贝尔所说的享乐主义——认识个人享乐是最高利益的观点——发展的长期趋势，最终将会威胁到美国社会的资本主义制度。即时享乐的愿望将会使人们丧失努力工作、节俭的动力。如果贝尔的上述论断是正确的，那么美国文化就已远远背离了新教徒的信仰和实践。贝尔并不是唯一的一位认为美国的基本价值观正在潜移默化地向享乐主义转变的当代社会学家。社会历史学家克里斯托弗·拉什在其最畅销的著作《自恋主义文化》中指出：长期主导着美国人生活的个人主义价值观正在让位于“纯粹的个人专注”，或者说让位于所谓对自我实现的追求（克里斯托弗·拉什，1979）。甚至我们关于成功的定义也正在从通过艰苦工作和推迟享受以求得自我实现，就直接追求报酬和满足的自我实现。作为这种不断增长的自我专注的结果，自我实现的流行观念，如健康食品、强调个人舒适和学会沟通等正成为一种时尚。拉什把这种价值观的变化视为一种个性失调，称之为“自恋主义心态”，或者说是极端的自我中心主义。反过来，这种自我中心主义价值观的不断增长是和我们社会的更大变化直接相关的，特别是与我们大多数人在其中工作的大型官僚体制的兴起密切相关。现代社会中官僚体制的巨大规模，使人们对旧的价值观和行为方式在这么一个已发生巨大变化的社会环境中是否依然能发挥作用而产生怀疑。同时，具有自恋主义心态的人们则发现他们操纵他人的能力可使他们在这个共同世界中走向成功。最近，由罗伯特·贝拉（Robert Bellah）领导的研究小组进一步发展了这一对英国人价值观的广泛批评。在一本名为《心灵的习性》（1986）的书中，贝拉和他的同事们同意贝尔和拉什关于自我实现已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主要价值观的观点。贝拉和他的同事们认为自我实现是个人主义的现代发展形式，而后者一直是美国社会的一个中心观念。在他们看来，这种当代形式的个人主义的问题是，人们已越来越对社会的集体目标缺乏关心，并退回到他们的私人生活中去了。他们认为，在美国早期历史中，这种与个人主义与生俱存的自我中心主义受到了人们与家庭、教会及当地社会较强联系的制约。然而，随着这些社会机体的日益衰弱，人们越来越把公共关怀（如照顾穷人）放在一边，而这对于一个自由、民主社会的生存而言是必需的。在上述对美国文化所进行分析的基础上，贝拉和他的同事们在《美好社会》一书中强调了社会、经济和政治制度的重要性，该书认为强有力的制度是非常关键的，因为它们能压制人们自私的冲动，并促进公共利益。作者还详尽描述了发生在我们周围的制度弱化的结果：家庭、商业组织和国家都陷入了债务的泥潭中；贫困、无家可归和污染持续恶化；美国的儿童也处于困境中；自然资源难以更新。他们强调认为，只有为我们的社会负更大的责任，才是真正对自己负责。民意测验的观点贝尔所发现的美国文化中日益增长的享乐主义与拉什所看到的正在出现的自恋主义倾向显然是相互联系的，两者都和贝拉所说的新个人主义有关。但是，这些分析都只能说是针对特殊情况的，是建立在个人观察和推理的基础上的。即使是对贝拉小组而言，他们的结论也仅仅是建立在对几百个美国人观察的基础上的。作为这些论断赖以存在基础的数据本身的脆弱性就给我们提出了一个十分有趣的问题：民意测验所反映出来的美国人态度和价值观的变化，在多大程度上支持了他们的观点？在对从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后期美国人价值变化进行的测量中，民意测验起居室丹尼尔·扬克罗维奇发现了他所提出的美国价值观正在进行“文化革命”的依据（丹尼尔·扬克洛维奇，1981）。他把这场革命视为一种由我们的新教徒先辈的“自我克制”观念向自我实现伦理的转变。他所引用的部分论据是，他在研究中发现相信“勤劳致富”的美国人的数目从58%下降到42%，或者说还不到美国人口的半数，而80%以上的美国人在某种程度上已认同了自我实现的观念。但是，他保持了相对乐观的态度，认为这种变化已得到了扭转，并相信美国人正在变得更少一些自我中心主义，而且正在向责任伦理转变。不论美国人是否真的愿意向责任伦理转变，他们显然正在变得更为愤世嫉俗，也日益从对公众社会的幻想中醒悟过来。通过对美国人观念在60年代中期到90年代期间变化的研究，研究者发现了日益增长的超然态度和对美国社会信任程度的减弱（哈里斯，1987；黑斯廷斯等，1991）。例如，对医生的信任程度由73%下降到30%；对商业领袖的信任程度由55%下降到16%；对联邦政府技术部门的信任程度由41%下降到17%；对工会领袖的信任程度（从来都没有达到过较高水平）由22%下降到10%（参见图3-1）。一种新的文化转变？在最近的一篇向布鲁科林斯研究所提交的报告中，丹尼尔·扬克罗维奇（1994）为他的乐观观点提出了一个新的依据，认为我们正处在向一种新文化转变的边缘——如果说不是要回到传统价值观，至少也可以说是背离了最近几十年的激进个人主义倾向。这一新趋势得到了大众媒介的鼓吹，他们持续报道美国人正变得日益“家庭中心主义”，且不热衷于“物质主义”。如果这一变化确实已在发生，则可能有以下几种原因。在相对表面的层次上，这一变化可能和二战后及60年代期间美国生育高峰期间出生的那一代人已逐渐成人有关，由于他们人数众多，因此正在严重影响美国人的文化模式。过去几十年个人主义和享乐主义的发展可能和这一代人还是青少年、大学生或未婚人员这一事实有很大关系，因为他们相对来说还未受到工作、家庭这一现实的束缚。进入90年代以来，这一代人中的大部分已开始安定下来，参加了工作，组织了家庭，并已生儿育女，这就促使他们转向一种更偏向于集体评价的价值观。扬克罗维奇提出了另一种较为可信的解释，认为这一变化更多是取决于经济基础的变化而不是人口代际变化。在他看来，推动文化变迁的动力是经济发展的程度，这一变化的过程可分为三个阶段。在第一阶段（在美国，这一阶段发生于高度繁荣的50年代），富裕经济是一个新事物，人们并不指望它能永远持续下去。因此他们倾向于坚持诸如家庭稳定、努力工作和自我牺牲的价值观。在第二阶段（在美国，这一阶段发生于60年代后期到80年代），人们已开始习惯了繁荣，而且认为这种繁荣会无限期地持续下去。根据这一看法，在这一阶段人们更倾向于个人选择而不是社会契约。“他们和他们的国家现在可以随意消费，根本不用顾虑明天……他们认为他们可以任意挥霍，以弥补逝去的时光”。在第三阶段，一种对繁荣可能已失去的恐惧产生了。人们认为他们可能由于个人原因而丧失了许多机会，从而又必需依赖别人。由此，他们开始修正自己的价值观，背离个人主义，转而强调社会联系。由于日益增长的经济问题，美国显然已开始进入第三阶段。扬克罗维奇这样写道：“美国人正在降低他们的期望值，以使自己逐步适应在他们看来是困难变大、开放程度降低、公平度下降、压力更大的经济环境”。然而，到底这一变化能走多远，是否会导致美国社会制度的全面革新，这还将拭目以待。

1．论美国司法审查制度的确立及影响 2．论美国的反主流文化运动 3．论利益集团与美国政治运作 4．论美国的进步主义运动. 本科毕业生毕业论文选题（王广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