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林外史讽刺艺术毕业论文

一、吴敬梓的生平与著作 吴敬梓（1701—1754）字敏轩，晚年自号文木老人，安徽全椒人。他家自其曾祖起一直科第不绝，官也做得相当发达，有过五十年“家门鼎盛”（吴敬梓《移家赋》）的时期，但到了他父亲时已经衰败。他少年时代生活还颇优裕，随父亲受到了良好的教育。这种教育并不局限于八股文训练，还涉及到经史、诗赋。 祖辈的科第发家和当时的家门不振使他早年也醉心举业，二十岁时考上了秀才，这也是他一生所取得的最高功名。 三年后父亲亡故，他的生活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他继承了一笔丰厚的遗产，族人欺他这一房势单力孤，蓄意加以侵夺，这使他看到人情世态的凉薄，并由此产生了对家族的厌恶和反抗的情绪，祖传遗产也在短短几年内随着这种情绪的增长而加速散尽：他一面往来于家乡与南京，涉足花柳风月之地，肆意挥霍；一面随意散发钱财给向他求助的人。他被乡里视为“败家子”而“传为子弟戒”（吴敬梓《减字木兰花》词）。而且他几次乡试都没有考中，也遭到族人和亲友的歧视，感到在家乡很难居住下去，便在三十三岁时把家搬到了他所喜爱的有着名山胜水的南京。 到南京以后，家境虽已很困窘，但他仍过着豪放倜傥的生活，与四方文酒之士交游，甚至在没落之中，仍变卖了家产，以葺先贤祠。同时，他对仕途也失去了兴趣。三十六岁时，安徽巡抚赵国麟推荐他入京应“博学鸿词”科考试，他也称病不去。而他的经济状况日益恶化，主要靠卖文和朋友接济过活，有时竟到了“囊无一钱守，腹作于雷鸣”，“近闻典衣尽，灶突无烟青”（程晋芳《寄怀严东有》）的地步。虽然他性格豪爽，但内心的辛酸还是难免的。当他的好友程晋芳也陷入困境时，他感慨地说道：“子亦到我地位，此境不易处也，奈何！”（程晋芳《文木先生传》） 吴敬梓是旧时代一种很特别的人物。《儒林外史》第三十四回借高先生对杜少卿的批评，描绘出他自己的精神面貌来： 他这儿子就更胡说，混穿混吃，和尚道士、工匠花子，都拉着相与，却不肯相与一个正经人。不到十年内，把六七万银子弄的精光。天长县站不住，搬在南京城里，日日携着乃眷上酒馆吃酒，手里拿着一个铜盏子，就像讨饭的一般。不想他家竟出了这样子弟。学生在家里，往常教子侄们读书，就以他为戒。每人读书的桌子上写一纸条贴着，上面写道：“不可学天长杜仪”。 这里正是写出了吴敬梓与由“正经人”所组成的世界和他们的人生规范的冲突。在吴敬梓看来，在所谓“正经人”的世界里，人心为功名富贵和虚假的道德所掩蔽，失去了生命应有的健康性，更失去了求知和求真理的热情，倒不如“和尚道士、工匠花子”生活得自然本色。他必须从这个“正经人”的世界中逃脱出来，才不致使自己的生命遭到窒息。 但生活的理想究竟在哪里，这对吴敬梓仍然是艰难的课题。他看到“衣冠人物”的堕落，想到的是原始儒学以人格修养为先的原则，觉得讲求礼乐仁政和君子式的“文行出处”，才是挽救士风的途径。他晚年曾用心于经学，认为这是“人生立命处”（《文木先生传》），并曾著《诗说》（已佚）。他的这种努力，与时代风气是一致的。清代重实证的经学，在一部分学者那里具有同教条化、官方化的程朱理学相对抗，通过对儒家经典的重新阐释来改造社会文化的用意，正如皮锡瑞论清代“经学复盛”的原因，谓“一时才俊之士，痛矫时文（指八股）之陋，薄今爱古，弃虚崇实”（《经学历史》）。 当然，这种以古老经典为依据的思想学说所能达到的实际效果是极有限的，它对于吴敬梓也只是一种晚年生活的寄托而已吧。 《儒林外史》约作于吴敬梓四十岁至五十岁时，这正是他经历了家境的剧变而深悉世事人情的时期。此书现在所见的最早刻本（卧闲草堂本）为五十六回，而程晋芳在《文木先生传》中记为“五十卷”（即五十回），他是吴敬梓长期交往的好友，所言当为可信。五十六回中，末回为后人所添加，这已为学界所公认。而我们认为除此以外，还有一些内容也是后人窜入的，这主要是两大块：一是三十八回至四十回前面一大半，即萧云仙在青枫城的故事；一是四十一回结尾至四十四回前面一小半，即以汤镇台野羊塘大战为核心的故事。这两部分偏离全书的主题和结构，思想倾向与全书不合拍，艺术性也很差。 此外，吴敬梓还著有诗文集《文木山房集》。 二、《儒林外史》的思想与艺术 《儒林外史》虽然一般归类为长篇小说，但它的结构却不是现代意义上严格的长篇小说的结构。全书中没有贯穿始终的主要人物和故事框架，而是一个个相对独立的故事的连环套；前面一个故事说完了，引出一些新的人物，这些新的人物便成为后一个故事中的主要角色。有的人物上场表现一番以后，就不再出现，有的人物还再次出现，但基本上只是陪衬性的了。这种特点，鲁迅谓之“如集诸碎锦，合为帖子，虽非巨幅，而时见珍异”（《中国小说史略》）。但全书也不只是若干短篇的集合，它以明代为背景，揭露在封建专制下读书人的精神堕落和与此相关的种种社会弊端，有一个非常明确的中心主题，也有大致清楚的时间线索。在情节上，也存在内在的统一：第一回以王冕的故事喻示全书的主旨；第二至三十二回分写各地和各种类型的儒林人物；第三十三回以后，随着杜少卿从天长迁居南京，全书的中心便转移到南京士林的活动，并以祭泰伯祠为主要事件（在剔除后人窜入的部分以后，上述面貌就很清楚）；最后以“市井四大奇人”收结全书，与第一回遥相呼应。总体说来，这是一部短篇艺术与长篇艺术相结合的作品。 在封建时代，“士”是社会的中坚阶层。按照儒学本来的理想，士的职业虽然是“仕”，其人生的根本目标却应该是求“道”（《论语》所谓“士志于道”），这也是士林人物引以为骄傲的。然而事实上，随着专制政治的强化，读书人越来越依附于国家政权，而失去其独立思考的权利乃至能力，导致人格的奴化和委琐。如何摆脱这种状态，是晚明以来的文学十分关注的问题。 《儒林外史》首先对科举大力抨击。在第一回“楔子”中，就借王冕之口批评因有了科举这一条“荣身之路”，使读书人轻忽了“文行出处”——即传统儒学要求于“士”的学问、品格和进退之道。第二回进入正文开始，又首先集中力量写了周进与范进这两个穷儒生的科场沉浮的经历，揭示科举制度如何以一种巨大的力量引诱并摧残着读书人的心灵。他们原来都是在科举中挣扎了几十年尚未出头的老“童生”，平日受尽别人的轻蔑和凌辱。而一旦中了举成为缙绅阶层的一员，“不是亲的也来认亲，不相与的也来认相与”，房子、田产、金银、奴仆，也自有人送上来。在科举这一门槛的两边，隔着贫与富、贵与贱、荣与辱。所以，难怪周进在落魄中入贡院参观时，会一头撞在号板上昏死过去，被人救醒后又一间间号房痛哭过去，直到口吐鲜血；而范进抱了一只老母鸡在集市上卖，得知自己中了举人，竟欢喜得发了疯，幸亏他岳父胡屠父那一巴掌，才恢复了神智。读书人——特别是那些出身贫寒的读书人如何为科举而癫狂的情状，通过这两个人物显露得极其充分而又带着一种惨厉的气氛。 作为儒林群像的画谱，《儒林外史》的锋芒并不只是停留在科举考试上。小说中所描写的士林人物形形色色，除了周进、范进这一类型外，有张静斋、严贡生那样卑劣的乡绅，有王太守、汤知县那样贪暴的官员，有王玉辉那样被封建道德扭曲了人性的穷秀才，有马二先生那样对八股文津津乐道而完全失去对于美的感受力的迂儒，有一大群像景兰江、赵雪斋之类面目各异而大抵是奔走于官绅富豪之门的斗方名士，也有像娄三公子、娄四公子及杜慎卿那样的贵公子，喜欢弄些“礼贤下士”或自命风雅的名堂，其实只是因为活得无聊……。这些人物并不能简单地一概归之为“反面角色”，但他们都从不同意义、不同程度上反映了在读书人中普遍存在的极端空虚的精神状况，从而反映出社会文化的萎靡状态。他们熙熙攘攘奔走于尘世，然而他们的生命是无根蒂的。在这些人物中，像马二先生好谈文章而不识李清照，范进当了一省的学道而不知苏轼为何人，反映出科举对士林文化修养的破坏；像上至某“大学士太保公”借口“祖宗法度”以徇私，下至穷秀才王德、王仁标榜“伦理纲常”而取利，则反映出士林人物在道义原则上的虚伪性。《儒林外史》描摹出这种普遍性的社会景观，从根本上揭示了封建制度对人材的摧毁和它自身因此而丧失生机。 《儒林外史》中也有一部分为作者所肯定所赞颂的人物，大致可以分为二类：一类是士林中为数不多的贤者，一类是市井小民（其中包括普通民众和“市井奇人”）。而他们又有共同之处，即信守自身的人生原则，前者不为功名富贵所驱，后者与之绝缘。这一部分人物刻画得不是很成功。书中的杜少卿有着作者自己的影子，他对当时被定于一尊的朱熹的经解表示大胆的怀疑，在南京游清凉山时，他一手携着妻子，一手拿着金杯，一边走一边大笑，使路旁游人都“不敢仰视”，他的身上带有比较多的离经叛道的味道。但这只是表现出一种生活态度，真正代表作者的社会理想的则是庄绍光、迟衡山、虞博士等“真儒”。在作者看来，他们身上表现出的原始儒学精神可以重建合理合情的社会价值。但这是一种观念化的、缺乏真实生活基础的愿望，因此他笔下的“真儒”们成了一种贤人政治的符号，性格显得单调而苍白。作为全书核心事件的祭祀泰伯祠的场面，也貌似肃穆庄重，实际是腐气腾腾。写普通市井人物如牛老爹、卜老爹等时，作者往往把下层社会的忠厚本分视为美德；而所谓“市井奇人”，其实是隐士情调的化身。这表明尽管作者观察社会弊病的眼光冷峻而深刻，但对于如何纠正这些弊病，他实在有些茫然。由于对原始儒学精神的迷信，他难以从活生生的现实中找到社会变革的方向。 但同时应该注意到，作者通过描写的这一部分人物，也还是触及了一个很有意义的问题，即：只有摆脱政治权力体制，人们才有可能保持自身的人格尊严。这些人物中也有写得比较成功的，如傲然以“败家子”面貌出现的杜少卿，表现了对社会公认价值的蔑视和对自由生活的热爱。另外有一个沈琼枝也很引人注意，她是一个被盐商娶为妾而只身逃至南京、企图以自身的技艺谋食的奇女子，大胆泼辣，敢作敢为。这一形象，反映出随着城市经济的发展，女性开始有了一种挣脱其自古以来的依附性地位的微弱可能性。 《儒林外史》的出现，标志了中国小说艺术的重大发展。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中曾这样评价： 迨吴敬梓《儒林外史》出，乃秉持公心，指擿时弊，机锋所向，尤在士林；其文又戚而能谐，婉而多讽：于是说部中始有足称讽刺之书。 又说：“是后亦鲜有以公心讽世之书如《儒林外史》者。”在这里鲁迅强调了“公心”，即作者对于世事的讥讽，并非出于因个人遭遇而产生的对某些人物或对社会的激愤，更无哗众取宠、耸人听闻的用意，而是出于对社会的真切认识，包含了一种忧患之心。 在把《儒林外史》称为“讽刺杰作”时，特别要注意的是它的写实性。以前的小说中，像《金瓶梅》也有讽刺的妙笔，某些不动声色而入木三分的刻画手段也为《儒林外史》所继承，但从全书来看，它仍有不少夸张和漫画式的成分。《儒林外史》则不同，它的讽刺，主要是通过选取合适的素材和准确的、透入人物深层心理的刻画来完成的。许多在日常生活中人们司空见惯、素来不以为有何不妥、有何深意可究的事情，经过作者的提炼和描摹，有时加上稍稍的夸张，便清晰地透出了社会的荒谬与人心的伪妄；而当人们读这些故事的时候，却又觉得它仍然是真实的生活写照。卧闲草堂本第三回总评说：“慎毋读《儒林外史》，读竟乃觉日用酬酢之间无往而非《儒林外史》。”指出了小说以写实为讽刺之根基所形成的警醒人心的力量。 吴敬梓的眼光是十分尖锐的，但他并不缺乏对社会中平凡人物的理解和同情。他笔下的人物固然有严贡生那样十分卑劣粗俗、令人厌恶的角色，但这类人物只是现实生活里各色人物中的一小部分，作者并不是把他所讽刺的对象一味当作所谓“丑类”来描绘。像严贡生的同胞兄弟严监生，临死时因见灯盏里点了两根灯草，便伸着两根指头不肯断气，这一细节常被举为讽刺吝啬鬼的例子，但作者其实也写到他为了把妾赵氏扶为正室，舍得大把大把地花银子。两相对照，显得这位严监生既可怜又可笑，却也颇有人情味。又如马二先生，迂腐古板中又有一种古道心肠。他差点上了洪憨仙的大当，但在洪憨仙暴死后，却拿出银子来为他办理后事。许多人物看起来很可笑的行为，说到底只是表现着平凡的人性的弱点。而作者在表现其尖锐的社会批判意识时，也很少把具体的个人行为仅仅归诸其自身道德品格的原因，而能真实地写出这些个人行为缘何而产生。像周进在贡院中头撞号板、嚎哭吐血的情节，单独地看似乎非常愚蠢可笑，但是因为在这之前书中描写了周进作为一个老“童生”所遭受的种种凌辱，读者会觉得他的举止是很自然的，甚至是令人悲悯和同情的。 还有像匡超人从一个纯朴的农家青年逐渐蜕变为一个圆滑而无耻的文人的过程，更强烈地揭示了人是其命运和环境的产物的事实。因而，作者通过这些人物形象所提出的社会批判就具有格外深刻的意义。 小说从传奇性向非传奇性发展，本质上是一个逐渐深入人性真实的过程。因为愈是在排除偶然因素的平淡而日常化的生活中，愈是能反映出人物的真实面貌和深层心理。《儒林外史》在这方面的成就尤其值得赞赏。它的故事除了末尾写“四大奇人”的部分，几乎完全排除了传奇色彩、幻想的或诗意的成分，以及激烈的戏剧化的矛盾冲突，成为平平实实的生活原貌的描述。这一特色，比同样是写实的《金瓶梅》、《红楼梦》还要突出。而在这些平实的、每每是细琐的叙述中，展现了作者异乎寻常的艺术功力。像马二先生游西湖的一节，平淡得既没有辞采也没有情节可言，却把人物的性格和心理写到透彻无遗的程度。这位马二先生对着眼下这“天下第一个真山真水的景致”全无会心，茫茫然一路大嚼过去，固然写出一种迂儒本色，而作者写他怎样看女人，那更是微妙。第一次他是看见一船船前来烧香的乡下妇女，从发型到衣着到脸部以至脸上的疤疥都细细“看了一遍”，却“不在意里”。因为这些乡下妇女对马二先生而言并没有吸引力，他的“看”只是对“女人”的一种不自觉的反应，心中实无所动，所以看得那么放肆。第二次他又在湖边看三个富贵人家的女客在船中换衣裳，一直看到她们带着丫环缓步上岸，到了快要遇上的时候，却“低着头走了过去，不曾仰视”。这一回其实是有点“在意里”了，所以在举止上反而有了自我节制。第三次写到他在净慈寺遇上成群逐队的富贵人家的女客，但尽管他“腆着个肚子”，“只管在人窝里撞”，却是“女人也不看他，他也不看女人”，彼此视若无物。因为太近的女人，古板而讲究“君子”之行的马二先生是不敢看的，所以他就把自己封闭得更严，成为一种麻木的状态。但这“不看”的态度，毕竟还是因为感觉到了女人对他的心灵的触激，所以不看也是一种“看”。就这样，马二先生在西湖边经受了女人引起的小小骚动，而平安地从“天理”与“人欲”之间穿行过去。淡化故有情节、从细琐处见精神的写作方法，在过去的小说如《金瓶梅》和“三言”、“二拍”的某些佳篇中虽也可以看到，但还从没有写得如此深入而微妙。 从上面的例子可以知道吴敬梓是怎样洞察人心，善于理解人物的心理活动。但他并不以叙述者的身份对此进行分析介绍，而喜欢纯用白描手法，以人物自身的动作、对话来表现，笔锋内藏而涵蕴深厚。这方面的例子还有不少，如第五回写严监生之妾赵氏在正室王氏病重时每夜焚香，哭求天地，表示自己愿代王氏死。到了王氏提出一旦自己死去她可以扶为正室时，“赵氏忙叫请爷进来，把奶奶的话说了”，只一句，便写透了赵氏的内心。当然，这也是她在卑贱的地位上的苦苦挣扎。 《儒林外史》的语言是一种高度纯熟的白话文，写得简练、准确、生动、传神，极少有累赘的成分，也极少有程式化的套语。如第二回写周进的出场： 头戴一顶旧毡帽，身穿元色绸旧直裰，那右边袖子同后边坐处都破了，脚下一双旧大红绸鞋，黑瘦面皮，花白胡子。 简单的几笔，就把一个穷老塾师的神情面目勾勒出来。像“旧毡帽”表明他还不是秀才，“右边袖子”先破，表明他经常伏案写字，这些都是用笔极细的地方。而这种例子在小说中是随处可见的。白话写到如此精炼，已经完全可以同历史悠久的文言文媲美了。 《儒林外史》当然也有一些不理想的地方。如果与稍后的《红楼梦》相比，论结构之宏大完整、人物之类型众多，它都显然不如《红楼梦》。但《红楼梦》还是有较多的“古典”气息（如它的以神话为象征的哲理内涵、诗词歌赋的运用，以及宝黛爱情故事的诗化成分等），《儒林外史》朴素、平实而深刻的艺术风格，则更接近于现代小说。鲁迅小说中一些简洁的描写和冷峻的笔调，可以看出与《儒林外史》的关系。就这一点而言，它在中国文学史上是有特殊地位的。吴敬梓与《儒林外史》 余杰 吴敬梓一生以移居南京为界可分前后两段。前期，他与小山一样，以声色犬马的生活方式游离于“正常”的生活轨道之外。“少年时，青溪九曲画船，曾记游冶……朝复夜，费蜀锦吴绫，那惜缠头价。”（《买肢塘》）“王家昙首，伎识歌声春载酒，白板桥西，赢得才名曲部知。”（《减字木兰花》）吴敬梓不像小山一样真正沉醉到情爱之中，而更多地标榜一 种不见容于俗世的生活姿态。不是为游冶而游冶，而是在游冶中体验自由。胡适说，吴氏的家产是在秦淮嫖掉的，我倒觉得，“泥沙一掷金一担”是他有意为之。只有丧失了财产，挣脱了宗族的约束后，他才能以纯粹的心境进入到文学创作之中。 “枭鸟东徒，浑未解于更鸣”！（《移家赋》）33岁、不名一文的吴敬棒移家南京时，他在族人眼中已是“传为子弟戒”的“败家子”。到了“白门三日雨，灶冷囊无钱”的地步，他仍拒不参加傅学鸿词科考试。当“长老苦口讥喃喃”干涉他的自由时，他“叉手谢长老，两眉如戟声如虎”。[45]他的“痴憨”、“颠憨”、“隐括”终一生而不变，与小晏何其相似！ 《儒林外史》以王冕作为“隐括全文”的“名流”。他之所以有这么大的能耐，就因为他是一个“嵌崎磊落”的人，一个“有意思”的人。王冕既是葆有童心的放牛娃，又是才华横溢的畸人。他画荷花，“那荷花精神、颜色无一不像”，因为他自己就是一朵出淤泥而不染的荷花。“遇着花明柳媚的时节，把一乘牛车载了母亲，他便戴了高帽，穿了阔衣，执着鞭子，口里唱着歌曲，在乡村镇上以及湖边到处玩耍，惹得乡下陔子们，三五成群跟着他笑，他也不放在眼里。”这是何等任情自遂、天真自然！面对“灭门知县”的威逼，王冕宁可风餐露宿逃亡在外，也不肯低头。他处茅屋之远而怀天下苍生，一语道出入股取仕的实质：“这法子却定得不好！将来读书人即有一条荣身之路，把那文行出处，都看得轻了。” 凤四老爹在小说中看似可有可元，实则为一大关键。据考证，凤四老爹的原型为侠客甘凤池。[46]当时浙江总督李卫在奏折中这样描述甘凤池：“查此辈棍徒，造作讹信，往来煽感，着实痛恨，断难容其漏网。臣细思江浙好事悻谬之人，莫过于现在拿获之甘凤池等各犯。”（《雍正朱批谕旨》）对于这样一个叛逆者，吴敬棒却由衷地赞美道：“官府严刑密网，多少士大夫见了就屈膝就范，你一个小百姓，视如上芥，这就可敬了！” 《懦林外史》以四大奇人的故事作结。当“那南京的名士都已渐渐销磨尽了”的时候，奇人却出现在市井中间。会写字的季遇年，“却又不肯学古人的法帖，只是自己创出来的格调，由着笔性写去”。“他若不情愿时，任你王侯将相大捧的银子送他，他正眼儿也不看”。他这样迎着施御史的脸痛骂：“你是何等之人？敢来叫我写字！我又不贪你的钱，又不慕你的势，又不借你的光，你敢叫我写起字来卜独立人格，意气风发。吴敬梓把“四大奇人”当作“述往思来”的一流人物。儒林中一片狼藉，而井市中则有闪光的人格，吴敬梓已悄悄换了一套崭新的价值标准。为什么在市井中反倒能保持人格的独立与心灵的自由呢？ 做裁缝的荆元，会弹琴、会写字，也喜欢做诗。朋友问他：“你既要做雅人，为甚么还要做你这贵行？何不同些学校里的人相与相与？”他道：“我也不是要做雅人，也只为性情相近，故此时常学学。至于我们这个贱行，是祖父遗留下来的。难道读书写字，做了裁缝，就玷污了不成？况且那些学校中的朋友，他们另有一番见识，怎肯与我们相与！而今每日寻得六七分银子，吃饱了饭要弹琴，要写字，诸事都由我。又不贪图人的富贵，又不伺候人的脸色；天不收，地不管，倒也快活厂这席话真石破天惊。吴敬梓认识到，人格独立的背后是经济独立。被权力网络所覆盖的儒林中，只有爬墙藤一样的附庸，而元岩上松一样的独立者。市井人物操持着被士大夫所蔑视的职业，他们却在这职业中获得了真正的经济独立。好一个“诸事都由我”！儒林人士即使爬到宰辅这样的最高位置，怕也不敢说这样的大话。吴敬梓突破传统的道德评判，揭示出产生“奇人”的经济基础。这一点，此前无人认识到。 开头出现王冕，中间出现风四老爹，结尾出现四大奇人，这是作者的精心安排。他们全是没有任何社会地位、游离于统治秩序之外的平头百姓。他们的冰清玉洁、古道热肠、淡泊明志，都与丑态百出的儒林和官场形成鲜明对照，正如胡适在《吴敬梓评传》中所说：“不给你官做，便是专制君主困死人才的唯一的妙法。要想抵制这种恶毒的牢笼，只有一个法子：就是提倡一种新的社会心理，叫人知道举业的丑态，知道官的丑态；叫人觉得‘人’比‘官’格外可贵，人格比富贵格外可贵。社会上养成这种心理，就不怕皇帝‘不给你官做’的毒手段了。而一部《儒林外史》的用意只是要想养成这种社会心理罢了。” 然而，这种社会心理终究很难养成。吴敬梓这个嵌崎磊落的败家子是寂寞的，他笔下的奇人们也是寂寞的。荆元为知音于老者弹琴，“弹了一会，忽作变徽之音，凄清宛转，于老者听到深微之处不觉凄然泪下”。读者读到这里，掩卷深思，怕也要“凄然泪下”了！ 余秋雨！ 口无所臧否，心有所褒贬———《儒林外史》 提倡一种新的社会心理，叫人知道举业的丑态，知道官的丑态；叫人觉得“人”比“官”格外可贵，人格比富贵格外可贵。社会上养成这种心理，就不怕皇帝“不给你官做”的毒手段了。 ———胡适《吴敬梓评传》 在浩若星海的中国古典小说中，被鲁迅许以“伟大”二字的，只有两部书，其中之一便是吴敬梓的《儒林外史》。《儒林外史》是写士林阶层的。在中国的古代，所谓的士林，既是知识分子的世界，也即是官场。这是部批判知识分子的书，也可以说是一部揭露官场昏晦的书。这样说来，在当代的中国，确实很有重读《儒林外史》的需要了。 作者吴敬梓（公元1701年—1754年），生长在长江北岸安徽省全椒县一个“名门望族”的大家庭。曾祖和祖父两辈官运亨通，在明清之际，有50年“家门鼎盛”的时期。但他自己的祖父在同辈中功名很小，而且早逝；他从小被出嗣给长房吴霖起，即是他的养父，吴霖起只做了几年县教谕，后来因为得罪上司而丢官，郁郁而终。吴敬梓13岁丧母，23岁丧父，本身既不热心功名，又轻视钱财，随意挥霍，慷慨仗义，上代留下的家产在几年之内被他挥霍得所剩无几，以致“田庐尽卖”、“奴逃仆散”，一时“乡里传为子弟戒”（《减字木兰花·庚戌除夕客中》）。加上考场失利，刺激甚重，“那得双眉时暂开？”回乡之后，由于不堪冷遇，于雍正十一年移家南京。从此时直到54岁在扬州逝世，主要靠卖文和朋友周济过活，也是在此期间完成了《儒林外史》这部鸿篇巨著。 吴敬梓自幼处在名门望族的社会环境中，而成长的家庭却是一直在走下坡路，中年后又骤然陷入贫困不堪的境地。在他一生所经的这种由“渐”而“骤”的家庭破落过程中，他在家乡全椒县、在苏北赣榆县（其父任职之地）、在南京都曾久住，到过扬州、安庆、芜湖等城市；从宗族几代关系以及自己的人际关系看，他接触的士大夫阶层很广泛，认识与熟知的人物也非常多。他看的嘴脸，受的冷暖，经历的人事，体验的世情，都极其丰富深刻。这就培养了他富有正义的敏锐感觉和体察现实的清醒头脑，使他能够看透清朝黑暗统治下士大夫阶层的堕落与无耻，看透政治的罪恶与社会的腐败。正是这种身世经历，成为吴敬梓严肃的现实主义精神的直接渊源。 《儒林外史》对于士林阶级进行了无情的鞭挞，含泪的批判。鲁迅先生曾经说过《儒林外史》“秉持公心，指摘时弊。机锋所向，尤在士林；其文又戚而能谐，婉而多讽”。通过对种种不和谐、悖于人情、逆于常理的荒谬现象的揭露，注入描写人物的自吹自擂、大言不惭、自作聪明、弄巧成拙、欺世盗名、自命清高、自相矛盾等等。正像果戈里所说：“我们的们，我们的怪物们！……让大家笑个痛快！笑真伟大，它不夺去生命、田产，可是在它面前，你会低头服罪，像个被绑住的兔子。” 《儒林外史》的讽刺艺术有鲜明的目的，那便是“作者之意为醒世计，非为骂世也”。作者虽然极尽讽刺之能事，却是要挽救被讽刺的这一群，正所谓“善者，感发人之善心；恶者，惩创人之逸志”。作者以悲天悯人的手笔描写了八股制度下众多儒林人士的悲剧性命运，进而展开了一幅封建科举时代的社会风情画，抨击了制度的腐朽和社会的黑暗，使《

1、儒林外史的讽刺艺术赏析。 2、儒林外史的讽刺艺术论文。 3、儒林外史的讽刺艺术的体会。 4、儒林外史的讽刺艺术特色。1.儒林外史的讽刺艺术包括据实摩写，通过人物的外貌和言行表现嘲讽之情，善将讽刺对象的喜剧性和真实性结合、喜剧性和悲剧性结合，通过人物前后相悖的语言行为相对照，合理的夸张、戚而能谐、婉而能讽等。

《儒林外史》在我国文学史上是具有独特艺术成就的长篇小说.它不但具有与其它优秀小说共同的特点,即塑造了许多鲜明、生动的人物形象；同时,又有它自己所独具的特色,即强烈的讽刺性.它的这两种特点完美地结合在一起,描绘出了一幅封建社会末期的光怪陆离的长幅画卷.所谓讽刺是对假、丑、恶的否定,是一种特殊感情的表现形式,运用讽刺的目的在于揭露,揭露被讽刺者的矛盾所在,以及他的可笑可恶.作为一部讽刺杰作,鲁迅高度评价长篇小说《儒林外史》的艺术成就,认为它达到了我国古典小说讽刺艺术的高峰,使后来者难以为继.他在《中国小说史略》中精辟地指出：“迨吴敬梓《儒林外史》出,乃秉持公心,指摘时弊,机锋所向,尤在士林；其文戚而能谐,婉而多讽；于是说部中乃始有足称讽刺之书.……是后亦解有以公心讽世之书如《儒林外史》者.”所谓“戚而能谐”,是指描写内容上的悲剧性,作品在内容上是描写了病态社会造就了病态人物,病态心理,这是内容上悲剧性.在表现形式上却具有喜剧性,描写深入到社会的时代原因,讽刺的矛头不是对着某一个人.所谓“婉而多讽”,是指委婉曲折的讽刺,他不直接的褒贬人物,力求隐去作者的身影,而让形象直接同读者接触,在平凡、平庸、平常生活中表现出令人惊异的讽刺力量.鲁迅先生对《儒林外史》在艺术形象的塑造方面的成就曾有过很高的评价.他指出：“敬梓之所描写者……凡官师、儒者、名士、山人,间亦有市井细民,皆现身纸上,声态并作,使彼世相,如在目前”(见《中国小说史略》).《儒林外史》以其三十万字的篇幅,共塑造出了三百多个人物,其中主要人物即有五、六十人.在作者的笔下,这些人物个个描绘的性格鲜明.像周进、范进、马二先生、严贡生、严监生、匡超人、牛浦郎、杨执中、权勿用、张铁臂、胡屠户、王仁兄弟、杜少卿、沈琼枝等,个个都栩栩如生,各具其不同的性格和特点.正如鲁迅先生所说的：“‘讽刺’的生命是真实”,“非写实决不能成为‘讽刺’.”正是如此,它所讽刺的形形色色的丑恶人物和事件,都是当时社会中实际存在着或是曾经出现过的事情.可以说是从生活中司空见惯的事物中摄取而来,作者虽不加任何评论,然而事实的可笑、可鄙、可恶和不合理的特性却立刻跃然于纸上.作为讽刺艺术的典范,它的高明处主要在于是用真实而典型的故事情节来体现讽刺的意味,而不是由作者露面直接对形象作如此这般的揶揄和嘲弄.仿佛只是信笔写来,读者却感到心驰神迷,余味无穷.如第三回写考官周进因为自己有过辛酸屈辱的经历,所以对穷困不堪的老童生范进格外垂恩,先后以全副精神细读范的试卷,第一遍觉得不知所云,是篇坏文字；过了一会读第二遍,却“觉得有点意思”,不坏了；后来读第三遍时竟忽然认为它是“天地间至文,真乃一字一珠”,于是认定自己不是“糊涂考官”.醉心举子业的选文名家马二先生除了高头讲章,其他几乎一无所知,游览西湖面对秀山丽水全无会心,唯见其一路大嚼不停.对眼花缭乱的各种吃食却馋得咽唾沫,看到鱼翅燕窝从眼前端过去就羡慕,看到皇帝御书就舞蹈扬尘,磕头跪拜,看到书店里卖他的“选本”,就翻翻看看,打听销路,这些如实的描写,活画出一个迂腐寒酸、精神空虚而可笑的落魄冬烘先生的形象.当了翰林编修的几位老先生孤陋寡闻,经常闹笑话；附庸风雅的杨执中抄袭前人诗作,若无其事地署上自己的尊讳,但相府公子对此叹尝不置,鲁编修也并不怀疑其为膺品.蘧駪夫得到海内孤本,添上自己的大名饮誉文坛.牛浦郎冒着别人的名字,到处招摇撞.一省学道连北宋苏轼的大名都不知道,结果成了帐下门客的笑料.再如第十七回“斗方名士”浦墨卿、支剑峰和匡超人关于“中进士”和“全福”的争论,把所谓“名士”灵魂的空虚,生活的无聊极生动地描绘了出来.作者明明是在讽刺这些官师、儒者、名士、山人,但他只是狡黠地隐在一边,没有片言只语的直接抨击或挖苦,有的只是用白描手法竭力刻画的形象和场面,那些可鄙可笑的人物一个个纷至沓来,登场作了淋漓尽致的表演.这是非常高超的讽刺艺术,它的讽刺效果远远高过于作者直接出面作讽刺和嘲弄.探其原因,当与吴敬梓的身世、生活、思想和奉行的创作方法有关.他出身于没落的官僚地主家庭,从小饱受儒学的熏陶,由于中秀才后一直不曾出仕,又性耽挥霍,长期过着“困穷途而瑟缩”的生活,对科举氛围笼罩下的社会现实体察和感受日益加深,完全有余裕提炼足够的故事情节,以塑造他非常熟悉的各种人物形象.可见,对生活熟悉而真实的描绘,正是吴敬梓笔下人物之所以生动的原因之一.当然作者的思想倾向,感情爱憎更是构成作品讽刺性的基础.加上他有极为高超的文字表现能力,于是许多“常见的,平时谁都不以为奇的”事物,经他写出,便令人感到“可笑、可鄙甚而至于可恶”了.像那个家境豪富而又悭吝成性的严监生,自述其仅有“几亩薄田”,平时舍不得买肉吃,独生幼子吵吃,“在熟切店内买四个钱的哄他就是了”.临终时为了灯盏燃着两根灯草,竟伸着两个指头不肯咽气.描述这样生动的情节,就足以塑造守财奴的形象了.正因为作者有—十分厚实的生活底子,又娴熟地应用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刻画伪妄也好,抨击习俗也好,总能烛幽索隐,物无遁形.那些借助直接嘲弄,缺乏真实性的讽刺作品难免询意浅露,如同漫骂,自然不能望其项背了.《儒林外史》有正面的人物和肯定性事物的描写,从而集中地反映了作者的追求和理想,但揭露和讽刺知识界的丑恶、堕落以及科举仕途的荒谬和危害,则是最主要、最突出、最精彩和部分.不过,作品并没有停留在以此专刺某人某事,或仅作为陪衬烘托角色的程度上.它的讽刺矛头虽也落到各个具体形象上面,但实际上它把人物的种种秽行劣迹和形形色色的丑恶现象都与腐朽僵死的科举制度联系了起来,把批判的锋芒刺入到了社会的本质方面.这就大大高出于同类的作品.“读书人既有此一条荣身之路,把那文行出处都看得轻了”,还能指望士品不破产,儒生不堕落吗?考取了“功名”,“出”者多成寡廉鲜耻的贪官,“处”则沦为横行地方的劣绅；考不取“功名”,孜孜砣砣,追求不息,糊涂迂腐,形同废物,或者混充名士,奴颜婢膝,利欲熏心,自欺欺人.哄吓,无恶不作的严贡生是如此,反复无常、道德沦丧的匡超人也是如此.难得仍有君子品行的马二先生又何尝免得了“迂腐”二字!八股文只是在特定程式里,变换些词句来阐发所谓圣贤经传道理的玩意儿,无论形式还是内容都已僵化透顶,中与不中,本无什么凭准可言.小说中人物所以可笑可怜、可鄙可憎,归根结蒂都归咎于科举制度的牢笼和毒害.小说描写的两个贫苦人家子弟匡二和牛浦,他们原先并不坏,后来为什么成了无赖和编子?就是因为沾了科举的边!揭露并讽刺科举制度在社会各方面散发的腐恶臭味,这正是这篇小说的深刻之处,正是作为讽刺艺术的精髓所在.鲁迅所说的“秉持公心”、“以公心讽世”、“指摘时弊”一类评语,必须从这个角度加以理解和领会.此外,夸张手法的运用,也是构成《儒林外史》讽刺性特点的原因之一.利用艺术夸张,产生强烈的讽刺效果.我们知道,夸张是为了增强效果采取的放大手法,其本质是形象的强化.范进中举发疯,胡屠户打了范进一巴掌,再也回不过手指来,都是寓讽刺于夸张之中,这些高度的夸张突出了本质.范进对名利的潜心追求把命运押在科举业上,若痴若狂的精神状态；胡屠户的势利、迷信、愚蠢都是人物性格的本质.作者把这些真实本质的东西通过变形、夸张,成倍的夸大,使其原形毕露.这样就达到意趣横生,讽刺之光四射,给人留下强烈的印象,起着深刻批判作用.夸张不是失实而是更加突出事物的本质.周进撞号板,痛哭而至于口吐鲜血；范进见报贴,高兴得至于发疯；严监生见燃着两个灯芯就伸着两个指头不肯断气.这都是从生活中精选出的最有典型意义的细节加以夸张,把人物的精神世界鲜明地展现出来,从而收到讽刺鞭挞的良好效果.作者无限夸大假的,给假的蒙上了庄严的外表,在与真的对照中让假的暴露原型,如匡超人吹嘘自己有学术,他说：“我的文名也够了,自从那年到杭州,至今五六年,考卷、墨卷、房书、行书、名家的稿子,还有……”“家里有个账,共是九十五本.弟选的文章,每一回出,书店定要卖掉一万部,山东、山西、河南、陕西,北直的客人,都争着买,……”“而今,已经翻刻过三副板.不瞒二位先生说,此处读书的人,家里隆重的是小弟,都在书案上,香火蜡烛,供着先儒匡之神位.”这段话匡超人吹嘘自己的著作多,著作受欢迎,越吹越来劲儿,越吹越悬乎,最后说到自己受尊重时候就露了馅.我们知道,“先儒”是已经去世的儒者,因此牛布衣指出：“此言误矣!所谓先儒者,乃已经去世儒者,今先生尚在,何得如此称乎?”匡超人红着脸道：“不然!所谓‘先儒’者乃先生之谓也!”这样作者让人物自己大吹特吹,吹到一定时候,轻轻一点点出漏洞,达到讽刺的目的.《儒林外史》的讽刺性还表现在它往往是通过人物自己的行动,从场面和情节中自然而然的流露出来.而不是作者直接表露自己的看法或抽象的议论,来说明某人具有哪种性格,这可以说是中国古典优秀小说的一个显著特色.吴敬梓继承了这一传统的艺术手法,并巧妙地把它和讽刺结合在一起.他以敏锐的洞察力透过事物复杂的表象,抓住人物的本质的、具有典型性的特征,把他放在当时的典型环境中,在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冲突中,突显人物的行动,通过行动自然地显示出人物各自不同的性格.如第五回“严监生疾终正寝”的一段,作者对严监生无一褒贬之词,而只靠人物临死前一个极平常的细节活动,就使一个地主守财奴的悭吝本性活灵活鲜地表现出来.只是因为这个情节的描述,严监生便成为久久活现在人们头脑中的一个悭吝的典型了.作者揭示出人物前、后言行的矛盾,把事物发展的过程尽量的缩短,让相反的两种情况直接的相接,一针见血地刺穿灵魂.如塑造胡屠户这一形象,是将他前后相反的言谈举止加以对比,在对比中就跃出了一个活脱脱的势利小人的形象.胡屠户对范进态度的变化,真可谓“大、快、自然而又准确”.他以范进举业上的成败为标准,像科学仪器一样的准确,测出范进地位的浮沉变易,从而决定自己的变化和变化的幅度.他对范进的称谓,中举前是“现世宝穷鬼”,中举后就变成“贤婿老爷”.对范进参加考试,他以前测之为“癞蛤蟆想吃天鹅肉”.中举后范进就立即从“癞蛤蟆”变成“文曲星下凡”.他的语言随着范进中举,从训斥、谩骂到讨好、取乐.他的态度从“腆着肚子”的高傲自得,恶则一口啐在脸上,骂个狗血喷头,变为毕恭毕敬,低声下气.他给范进治病以后,赶忙上去赔小心,见女婿衣裳后襟皱了许多,一路上低着头替他扯了几十回.前倨后恭,一副道地的奴才相.甚至范进的外貌也因为中举,由尖嘴猴腮,不三不四,突变成方脸大耳,如此等等,变不胜变.这样,作者让人物的一招一式,一言一行,处于前后的尖锐矛盾之中.作者就用这种近似白描的手法,摒弃了不必要的修饰,让人物处在自我暴露、自我嘲讽的地位,让讽刺对像鲜明地表现出来.由于作者看透了人情世故,把握了事物的本质,讽刺被压缩在极凝练之中,因此,讽刺就具有尖锐性.鲁迅称这种讽刺是“无一贬词、而情伪毕现”.作者这种全让事实说话,全让人物自我表现,自我矛盾的讽刺手法,达到了“一挝一掌血,一鞭一条痕.”除上所述,《儒林外史》的作者,还擅于运用细节的描写来刻画人物的性格.如第四十五回余敷兄弟验土相坟的一段细节描写,可说是惟妙惟肖,绘形绘声.作者通过对余敷、余殷兄弟二人装腔作势,虽明明是人的勾当,却偏要使人深信不疑的神态心理的描绘,把两个可憎的嘴脸表现得淋漓尽致.又如第四回写“遵制丁忧”的范进,在张静斋的怂恿下到汤知县那里打秋风,席上逡巡不肯用“银镶杯筋”,换了“瓷碗”、“象牙筋”也不肯用,可说是尽到了礼节,可是正当主人为难之际,他却把“大虾元子送在嘴里”.寥寥几笔便对所谓“孝道”的虚伪性揭露无遗.总之,通过细节的描述,对表现人物的性格特征,揭露封建社会的虚伪,可说是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优秀的讽刺小说语言是幽默的,风趣的.《儒林外史》用富有口语特色的个性化语言,对各色人物的外貌、心理、行动进行刻画.当范进接到报喜的捷报,证实了他的梦想成为现实,这突如其来的欢喜,似一股强大的冲击力,使他那长期受折磨而又脆弱的心灵都承受不住了,于是他疯了,嘴里反复说：“噫!好了!我中了!”这简短的三个感叹词,包括了很深的内容,这一连三句短促的感叹,交织着极度的痛苦和欢乐,“好了!”是庆幸人生的转机,屈辱穷困的生活从此可以结束了.“我中了!”是欢呼梦寐以求的名利到手了.我们知道,穷秀才,富举人,中举就意为着爬上了统治阶级的行列,可以升官发财,可以作威作福.范进在极度兴奋的一瞬间呐喊出来的心声,就道出了他几十年辛苦的挣扎的奥秘,暴露出他性格中追名逐利的特点.如上所述,不难看出以讽刺见长的《儒林外史》,由于作者熟悉生活,深入生活,同时又能运用生花的艺术之笔,遵循着艺术的规律去描写人物、刻画人物,因而才塑造出了一组组不同性格的人物群像,从而成为封建社会的一面镜子,对当时的社会现实做出了广阔而深刻的反映,正因如此,才奠定了它在文学史上的不朽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