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的主要完成人的学术贡献

汉网消息 童世骏 常听人抱怨或自责，说管理学院居然管理混乱，社会学系居然一盘散沙，搞哲学的却斤斤计较，搞心理咨询的却心理压抑。话虽这样说，人们衡量一个管理学院好坏，往往并不看它自身是否管理得井井有条；衡量一个社会学系优劣，往往也不 看这个系是否和谐团结。罗素把莱布尼茨的人品描述得非常俗气，但这并不妨碍他同时又说“莱布尼茨是一位千古绝伦的大智者”。弗洛伊德也向别人承认，他是无法诊断自己的心理疾病的。毕竟，人们通常认为，衡量学者之价值的标准是他或他们的学术贡献，也就是学术研究和学术创新的成果——论文、专著、研究报告、设计方案，等等，而不是其个人品质、生活方式和工作方式。 当然，这种观点并非没有异议。学者的“作品”和“人品”的关系如何，对此人们一直有各种说法。相对来说，像哲学这样一种比较依赖于作者的直觉和信念的学科，“作品”对“人品”的依赖性会强一些。但正像莱布尼茨以及叔本华、海德格尔等例子所表明的，即使在哲学中，也可能出现“伟大作品”和“渺小人品”的并存，尤其如果我们对“人品”作道德主义理解的话。同样，我们确实可以找到一些例子，表明管理混乱的管理学院也可以是很好的，一盘散沙的社会学系也可以是不错的。就此，我们不妨说，学者的学术贡献在于他们的工作成果，而不在于他们的工作方式。 但设想一下，假如我们所说的“工作方式”不仅仅指机构的行政管理和同事的人际交往，而也包括学者们怎么提出问题、研究问题和讨论问题，怎么撰写论文、发表论文和评价论文，我们就会发现，“工作方式”与“工作成果”之间不仅仅是一种外在的关系，学者能作的“学术贡献”也不仅仅局限于学术成果。一个管理学院，哪怕管理再混乱，只要不忙于作应景文章，不鼓励低水平重复，不姑息抄袭剽窃，不贩卖文凭学位，就坏不到哪里去。 知识形成过程包括各个环节，它们各自的意义离不开它们之间的关系。同样一个观点，是否经过合理的研究和论证过程而得到，不仅决定了这个成果能否得到人们的信任，从而在知识发展和社会生活中发挥其应有作用，而且决定了它能否凝结和体现知识进步的必要条件，因而能否通过对它的保存和传递来保存和传递这些条件。中国明代中叶以前的科学技术成果领先世界，但达到这些成果的过程和条件并没有相应地领先世界，因而终于难以为继，落在了人家后面。科学研究的过程与成果的关系，是严复所谓“西学有西学之体用”的重要内容。 学者的工作方式或知识的形成过程之重要，还因为科研活动不仅是一种社会活动，而且是一种重要的社会活动，一种在现代社会、知识社会中越来越重要的社会活动。科研过程包括各个方面，包括学者个人的研究、学者与同行的关系，以及学术界对学术成果的评价。学者个人的研究过程是否有合理性和创造性，体现了学者个人的素质和状态，而学者个人不仅是社会的成员，而且是社会的重要成员。同样道理，学者与其同行的学术关系，不仅是整个社会成员之间合作关系的一部分，而且是这种合作关系的重要部分；学术界对学术评价的评价水平不仅是整个社会正义水平的一个侧面，而且是这种水平的一个重要侧面。当学者们也对马虎、粗糙，甚至倾轧、蒙熟视无睹、同流合污的时候，我们还有多少希望来改进社会呢? 因此，就人文社会科学而言，在强调它们与自然科学的几个“同等重要”的时候，还应该加上一句：它们的知识之产生的过程、程序和方式，也“同等重要”。考虑到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本身就是它们所研究的对象的组成部分，考虑到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大多使用公众较能理解的自然语言，也考虑到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学者常常是面对公众的知识分子，我们不妨说，与自然科学的知识产生过程相比，哲学社会科学的知识产生过程与社会生活的关系更加密切更加重要。 像经济建设一样，文化建设、学术事业也有一个成本问题，也要进行成本收益比较。在很多情况下，成本收益比较纯粹是量上的：对投入的货币数量和收益的货币数量进行比较。但有的情况下，仅仅量的比较并不合理。GDP增长不仅要与投资金额这个经济因素放在一起评价，还应该与自然环境和社会状况的变化等非经济因素放在一起评价。同样，哲学社会科学事业的发展成果，也要与相应的成本联系起来考虑：不仅要比较科研成果之数量和质量与科研投入之多少间的关系，而且要考察，在催生出一批批学术成果的同时，有没有对知识更新和发展的正常过程产生危害。亏损企业可以说是经济上的一种自相矛盾（盈利是企业这种建制的题中应有之义），但它虽然缺乏经济合理性，却还可能有社会合理性（比如生产非营利的公共产品、解决就业问题等）。伪劣论著可以说是一种学术上自相矛盾（学术之名与反学术之实的结合），它往往不仅因为劳民伤财而没有经济合理性，而且因为贻害社会而没有社会合理性：不经过合理研究过程而产生的学术成果会误导人心，不合理的研究过程本身更会成为社会的恶劣榜样，会使公众失去对学术界的信任，会让劣币驱逐良币的法则在学术界大行其道。（作者单位：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