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化经济现状及对策研究论文

商丘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全面推进旅游合作，促进京九经济发展”发表讲话，她强调发挥商丘旅游资源优势，积极开拓合作领域，为区域旅游合作创造良好环境。商丘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历史文化厚重，地理位置优越、交通条件便利；商丘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是商人、商业、商文化的发源地，也是燧人氏人工钻木取火的发明地，全国十运会华夏文明之火就在商丘采集，2008年北京奥运火炬也将在商丘举行传递活动。商丘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商丘古城是全国保存较为完好的四大古城之一。商丘还是世界文化名人孔子的祖籍、庄子的故里、花木兰的故乡，有众多的文物旅游景点。2005年商丘被公布为中国优秀旅游城市，2006-2007年商丘古文化旅游区、永城市芒砀山文物旅游区被评为国家4A级旅游景区，黄河故道国家森林公园、微子祠景点被评为国家3A级景区，白云禅寺被评为国家2A级景区，未来农业庄园创建为全国农业旅游示范点。近几年来，商丘市把旅游产业培育成全市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和新的增长点，大力实施政府主导旅游发展战略，推动了商文化、古城文化、火文化、汉梁文化、佛教文化、自然生态、休闲度假、工农业旅游、红色旅游和寻根问祖等多条精品旅游线路。旅游业发展呈现出快速的发展势头。最近市委、市政府出台了《关于打造“华商之都”城市品牌工作的意见》，决定进一步继承、弘扬和挖掘“三商”文化资源，打造商丘“华商之都”城市品牌。经过近几年的大力建设，商丘市已形成了文化旅游、观光游览、休闲度假、红色旅游、工农业旅游等多元化的旅游产品结构体系。以中部“商”文化中心区为主体，以东部汉文化观光滨湖休闲区和西部历史文化探秘区为两翼，贯通黄河故道生态休闲旅游带和连霍高速沿线历史名城与文化观光旅游带的旅游精品正逐步成熟。随着商丘旅游业的快速发展，旅游合作的环境更加优化，合作的前景更加广阔。她还建议，积极拓展区域旅游合作空间，加强合作，实现共赢。京九沿线旅游资源丰富，在旅游资源的开发利用、区域协作、资源共享等方面的合作前景十分广阔，充分发挥各成员市的资源和经济发展特色优势；通过联合协作，共同制定区域旅游发展战略和开发建设规划，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和生产力合理布局；树立区域旅游主题形象，变单体优势为群体优势，使区域旅游合作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最后提出八个方面的建设性意见：1、制定区域旅游发展战略目标； 2、扩大旅游资源开发和产品建设合作；3、加强旅游市场开发和旅游产品宣传促销合作；4、加强旅游信息交流和应对旅游重大事件合作；5、消除地区性旅游壁垒,逐步推进跨市无障碍旅游；6、构建旅游诚信体系,维护旅游市场秩序；7、加强人才交流与培训合作；8、加强政策研究，争取多方支持；要加强区域旅游合作中的政策研究,确定重大研究课题,明确具体研究项目，积极争取国家和地区对旅游业的政策性支持,为旅游企业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条件,推动区域内旅游业健康、可持续发展。会议上，17个成员市旅游局长还签署了《大京九经济协作带旅游合作框架协议》，在会议上签订旅游合作协议8个单位，其中，商丘市旅游协会、河南旅游集团商丘分公司还分别与赣州市旅游协会、九江市中国国际旅行社签订了《大京九区域旅游合作协议》和《大京九区域旅行社组团合作协议》。积极拓展大京九经济协作带区域合作空间，对于商丘、乃至整个大京九经济协作带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和深远的影响。我们期待着与其他兄弟城市共同努力，为大京九经济协作带区域的整体发展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浅论中国人口与可持续发展的关系 一．前言 人口、资源和环境这三方面，是一个具有内在联系的系统工程。可持续发展的概念涉及到人口、资源、环境和社会经济发展等各个方面，但就中国的国情而言，人口问题具有突出的重要意义。中国人口数量众多、增长量大，给资源、环境和经济发展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可以说，中国的社会经济能否可持续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口问题的解决，包括人口数量问题、人口素质问题和人口结构问题。 二．人口与可持续发展 对于“可持续发展”的讨论总是和两个根本性的问题纠缠在一起：一个是环境问题，另一个就是人口问题。从环境问题本身来看，它的产生似乎同人口增长没有什么直接的和必然的联系。但是，自从80年代以来，世界人口和经济几乎以同样的速度增长，加上不可持续的生产和消费模式，给我们这个地球增加了越来越大的压力，这同样是摆在人类眼前的事实。发达国家作为世界环境污染的主要出口商，他们的环境问题主要是生产、生活垃圾和废物的处理不当造成的，人口增长在其中的影响微乎其微。与发达国家截然相反，发展中国家的人口则是以快于经济增长的速度在增加，这使本来已经相当脆弱的生存环境受到更加严重的破坏。在这些国家中，人口问题和环境问题好似一对苦难的孪生兄弟，而这两者的关系实际上又相当复杂。 可持续发展”为人类社会确定了新的发展目标模式。实现这一目标模式的方法和途径有很多，但是，为了确保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不致遭受根本性的破坏，人类的选择又显得十分有限。促进经济发展既是“可持续发展”的主要内涵，同时又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有效途径，但有必要明确一点，为了实现经济的增长，人类目前所采取的某些方式是不可取的，是有背于人类和地球的长远发展目标的。意识到这一点的意义在于，人类已经开始努力改进以往的不利做法，并力图去寻求新的发展途径。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目标需要克服种种阻力，人口问题是其中很重要的一个方面，为此，发展中国家已经付出了很大的努力。而在发展经济的同时还要妥善地处理人口、资源和环境的关系，这使今后的种种努力显得更为艰巨，也更具有深远的意义。 三．中国人口与可持续发展 （一）人口与土地与粮食 中国在不到全球7%的耕地上解决了占世界22%人口的吃饭问题，这是一件了不起的工程，同时它也说明了中国人口对土地和粮食的压力。中国陆地总面积为960万平方公里，是世界最大的国家之一。在现有的经济技术条件下，可被农林牧副渔业和城乡建设利用的土地占总面积的三分之二，其他三分之一则是沙漠、戈壁、冰川、石山或荒漠，利用难度很高，成本极大。1952年，中国耕地面积为16．2亿亩，人均耕地面积为2．8亩。当时世界人均耕地面积是5．5亩。虽然与世界平均水平相差一倍，却是中国50多年的最高水平。1997年，中国的耕地面积约为14．3亿亩，人均只有1．15亩，比1952年下降了一倍多。1952－1997年间，耕地面积减少了近2亿亩，人口却增长了6亿5千万，人多地少的矛盾大大加剧。随着人口数量的增加和耕地面积的减少，中国的人均耕地面积还将进一步下降。预计15年后，人均耕地面积将下降到1亩以下。由于人均耕地面积不断减少，加上农业现代化的发展，使农村出现了大量的剩余劳动力。目前，中国的农村剩余劳动力约为1．5亿，到本世纪末，很可能突破2亿。 人口与土地之间的关系不仅表现在人均耕地面积的减少，而且表现在对土地环境的污染破坏和人均粮食产量的徘徊不前。由于人口增长对农产品的需求压力，迫使农民高强度地使用耕地，使耕地的污染和退化严重。目前，提高粮食产量的主要办法是大量使用化肥和农药，这使土地的结构遭到破坏、肥力下降、板结贫脊。耕地资源数量的减少和质量的下降，已经成为中国农业生产和经济发展的一个不利因素。中国的粮食生产在过去的50多年里有惊人的提高。1949年，中国粮食产量为2264亿斤，人均产量416斤；1997年总产量增长到9883亿斤，人均产量约为800斤。在这期间，粮食总产量增长了3倍，但是由于同期人口总数从5．4亿增长到12．36亿，使人均产量增长不到1倍。目前，农业生产是困扰中国政府的一大问题。政府年年强调粮食播种面积，但我们仍然感到粮食供给处于紧张状态。中国的粮食亩产现已接近世界最高水平，进一步提高的潜力已远不如过去，因此，为支持中国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提高人均粮食占有量，就必须降低人口的增长速度。 （二）人口与森林和草原 尽管中国坚持不懈地植树造林和保护森林资源，但是由于历史条件和自然条件的限制，目前，中国的生态环境仍比较脆弱，森林资源供求矛盾十分突出。中国的人口增长对木材产生了巨大的需求，一方面是对木材制品的需求，另一方面是对薪柴的需求。这种需求驱使人们对森林的大量坎伐。据统计，在全国140个森林局中，已有61个局处于过度采伐状态，25个局的森林资源已经基本枯竭（曲格平，李金昌，1991年）。目前，中国的用材、薪柴、纸浆和其他林业经济产品的供应都很紧张。与此同时崐，由于人口增长对粮食和耕地的需求，加剧了开荒毁林的过程。随着牧区人口的快速增长，中国的草原出现了超载放牧和过度开垦的现象，其后果是草原的沙漠化。中国的沙漠专家警告：如果不采取措施，到本世纪末，将有8万平方公里土地沙漠化。由于森林和草原的破坏，使水土流失严重。中国每年流入江河的泥沙量多达50多亿吨，涉及11个省区，主要在黄土高原和南方的丘陵地区。黄河每立方米水含沙量在37公斤以上，为世界第一。长江每立方米水含沙量也达到了1公斤以上，为世界第四。长江上游多为红色土壤，土层最薄的地区只有4厘米，土层下则是坚硬的岩石。森林的开采、草原的沙化和水土的流失与人口增长有直接的关系。因此，控制人口增长，减少牧业和林业人口，实现人口的产业结构转变，是缓解森林和草原生态环境危机的一项根本性的措施。 （三）人口与矿产和能源 中国是世界上能源储藏比较丰富的国家之一。各种矿产资源种类比较齐全。有不少矿产资源储量在世界上居前列。但是，由于中国人口众多，人均资源占有量并不高。由于人口迅速增长，高耗能工业广泛建立及能源价格长期偏低，使中国的能源供给长期处于紧张状态。各种预测表明，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的能源供需矛盾将进一步激化，能源利用所产生的环境污染问题也将进一步加剧。近年来，中国农民滥采矿藏的问题十分严重，这无疑是农村剩余劳动力对自然环境的直接冲击。为保证矿产能源的长期和有效供给，提高开采效率和减少开采利用过程中的环境污染，是中国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得以实现的基本条件之一。 （四）人口与水资源 中国陆地水资源总量为2．8万亿立方米，居世界第六位。虽然水资源的总量不少，但利用难度较大。原因在于：一是时间分布不均匀，水资源东南多、西北少；二是时间分配不尽人意，大部分降水量集中在夏季，而且年际变化大。人口的增长对水资源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1、 人口的增长使水资源短缺现象更为突出。1949年以来，中国人口增加了一倍多，相当于人均水资源减少了一倍多；与此同时，生活、生产用水量急速增长，逐步出现了大片的缺水现象。以北京市为例，1962年前，北京市的水资源是供过于求，此后，随着人口的增加，生产的发展，使用水量急剧上升，1970年基本上处于供需平衡状态，此后，水资源危机开始出现，目前水资源短缺已经成为北京市生产和生活的一个重要问题。 2、 人口的增长间接地使水资源总量下降。主要表现在：一是人口增长对耕地的需求导致“围湖造田”，破坏了地表水；二是人口增长导致对地下水的超量开采，减少了地下水的总储量。由于超采地下水，一些城市发生了地面下沉，一些沿海城市还出现了海水侵入，影响了地下水的质量。 3、 人口经济活动导致了水体的严重污染。目前，中国每年的废水排放量约为350－400亿吨，其中三分之二以上的工业废水平大部分未经处理直接或间接地排入水体。地下水的情况也与此类似，大部分城市地下水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污染，特别是北方城市地下水的硬度逐年上升。 四．总结 就中国的人口、资源、环境和经济发展等各方面而言，中国已经制定了各自的发展战略，并在一定程度上进行了总体上的协调。但是，要使人口、资源、环境和经济发展协调共进，必须改变就人口论人口、就资源论资源、就环境论环境、就经济论经济的单一倾向。在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对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必须考虑到人口增长的长期需要和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的承载能力，必须有利于人口控制和环境保护；同时，人口控制和环境保护的本身也应该以保护和促进长期发展为主要目标。这就要求中国政府建立起将人口、资源、环境和经济发展等多因素综合治理的总体发展战略：可持续发展战略。而在可持续发展的进程中，人口和计划生育是关键问题。

在我国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其时空条件是处在20世纪90年代并向21世纪交替期中的国际国内经济发展环境,其目标指向是发达的现代市场经济。而现代市场经济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崇尚经济法治，把法律作为对经济运行实行宏观调控和微观调节的最主要手段，其他各种手段也都必须纳入法制的范围，并要求整个社会生活的法治化与之相适应。只有这样，才能确立一整套完备的市场规则，形成和维护高度规范化的市场秩序，保障市场机制的良性运行。所以，现代市场经济必然是法治经济。为此，本文特就此主题进行一些法哲学的思考和探索，以期有利于深化对这一重大问题的认识。 在人类社会发展历程中，有了商品生产和交换就有了市场。然而，在严格的意义上，作为经济类型和经济范畴的市场经济，则是伴随着近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产生，并在出现了权利本位、契约自由、法人制度等重要的法权关系和法治状态的情况下才正式形成的。从封建专制体制下的义务本位进展到权利本位，重视人权、自由、民主、平等，这是人类社会的一个伟大进步。当然，资本主义社会的权利本位实质是私权本位，即主张绝对私有权和私有财产神圣，把私权和私利作为推动人们从事一切活动和交往的原动力。这既给资本主义经济注入了活力，又成为资本主义社会的渊弊。 由于权利本位的确立，使人们的社会关系实现了从"身份到契约"的重大转换，强调人的主体地位和平等权利。特别是契约自由原则又促进了商品生产、经营者在平等、自愿、等价、有偿的原则下进行彼此有利的交往和交易，意味着可以凭靠契约规范来约束交易行为乃至全部经济行为，从而形成所谓"私法自治"的原则，即所谓"协议即法律"。正如法国民法典第1134条规定的："依法成立的契约，在缔结契约的当事人间有相当于法律的效力。"因此，可以说，权利本位、契约自由，这是市场经济形成和发展的基本法治条件，也是市场经济对法律之需求的深厚基础和源泉。它们并通过民事责任制度中的过错责任原则（即"无过错便无责任"）而得以强化，使对个人人格的绝对尊重和个人意志的充分自由成为市场经济自由发展的宽阔天地。近代发达的市场经济的形成和发展还得益于法人制度的产生和确立。因为生产要素商品化，法人以商品交换为纽带形成交换关系是市场经济运行的前提。法人作为"社会积累的新的强有力的杠杆"（马克思语），使获得资本和积聚资本具有了稳定的法律形式。法人制度有利于确认和保护商品生产经营者的主体地位和权利，有利于确认和维护市场经济关系中社会组织的合法权益。它把法律的保护领域和规范范围从经济活动中的自然人个体扩大到社会组织及其行为，从而进一步促进了市场机制的社会化程度和进程。 发达的市场经济经由了从自由经济向垄断经济的发展，虽然由于自由资本主义时期的私权本位被垄断资本主义时期的所谓社会本位或团体本位所补充，绝对私有权也受到一定限制，契约自由原则因团体契约和法规限制而有所修正，过错责任原则也因无过失赔偿之成立而受到冲击，但是市场经济存在和发展的法治条件不但未被削弱，反而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市场经济对法律的需求越来越突出、迫切。包括对市场主体的法律地位及其权利、义务关系的确认；对诸如产权关系、市场体系、市场组织和结构等市场经济制度的规定；对各种生产要素的商品化、市场参加者的行为及相互关系等市场经济关系的界定；对市场经济运行机制和各环节的规范等等；以加强对市场经济秩序的法律保障，并反对不正当竞争和垄断等失序性行为。特别还有一个重要方面便是规范政府调控市场的行为，以法制权，以权利制约权力。这些都必须要靠强化法治，健全法制体系和完备法律手段，而且它们已成为市场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和有机构成。法律对经济运行不仅起着规范和保障的作用，而且起着调节、引导、组织、管理、预测等作用，它为市场交易行为和整个经济发展提供一种稳定、明确、普遍的准则和模式，提供一种平等、自由、公正、公开的空间和条件。这正是市场经济发展所极为需要的。因为市场经济运行的根本规律即价值规律所体现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商品价值以及商品交换的等价原则和竞争机制决定了商品和市场都是"天生的平等派"，都是自由、民主的载体，都要求体现公开、公平、公正。而且市场经济最需要有序化运转，否则，任一方面和环节脱序，都会造成交易行为和经济运行的紊乱。只有法律才是保障经济有序化的最权威、最切要、也最有力的武器，因为法律权威为全社会所共识，法定的权利为全社会所共享、法律规范也必须被全社会所普遍遵行。 市场经济具有二重性，既具有利益原动力和竞争机制所驱使的促进经济发展的作用和价值规律所蕴含的一定自我调节能力；又具有自发性、盲目性、时滞性、波动性等非有序化倾向和强调本位物质利益的消极方面，容易滋生拜金主义和利己主义。因此，适度的计划调控和必要的行政管理也是应当的，特别是现代市场经济所不可缺少的。否则就不利于保证经济总量平衡、防止经济剧烈波动、合理调整重大经济结构，以及保护生态平衡和自然资源等，对于防止贫富悬殊、两极分化更是无能为力。计划与市场并不是绝对对立的，而是发展经济的两种不同的手段；计划机制与市场机制也是既具有相斥性，又具有互补性。只能说作为经济类型的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不能同时并存，然而计划经济中有市场，市场经济也需要计划，现代市场经济所要求的计划调控必须是以自觉运用价值规律为前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需要的计划调控是建立在市场经济基础之上的计划体制。而且无论是计划调控或是行政管理都必须依法进行。要符合法律的规定，由法律授权，受法律所监督和限制。否则，就会使受不到监督和限制的政府意志和权力任意施行和膨胀，从而反过来限制、干扰甚至侵害市场经济的良性运行。发达国家市场经济关于市场经济的法哲学思考发展的经验表明，在一定的条件下，政府对市场事务的直接干预越小，政府机构的职能越是控制在一定范围内，市场经济运行的效率就越高。法治经济所需要的是有限的政府权能和受控的政府行为。总之，怎样做到使适度的计划调控和必要的行政管理与市场机制有机耦合，关键也要靠法治。法者度也，只有靠法律的力量才能制衡作为权力主体的国家（政府）的干预与作为权利主体的市场参加者（生产、经营者）的行为之间的关系，使之均不失度、越轨。而且法律的规范性作用在于使社会"摆脱单纯的偶然性或任意性"的支配，以有效地防止政府权力的滥用和国家计划的随意性，保障市场机制的自主、独立和稳定性。正如马克思在谈法律的这种重要社会功能时所说："这种规则和秩序本身，对任何要摆脱单纯的偶然性或任意性而取得社会的固定性和独立性的生产方式来说，是一种不可缺少的因素。"由此可见，统一都纳入法律轨道的计划调控和市场调节，二者纵横结合，成为市场经济发展所要求的经济法治运作中的两翼。 至干为什么说现代市场经济必然是"法治经济"而不是通常所说的"法制经济"，个中亦有其深刻的意蕴。"法制经济"与"法治经济"这两个概念虽密切联系，但又有严格区别，这正如"法制"和"法治"有严格区别一样。一般含义的"法制"即法律制度之谓，它与国家和法律相伴并随，与民主没有必然的联系（只是到了近代社会，法制才与民主政治成为形式和内容的关系），因此，既有专制政体下的法制，当然也有民主政体下的法制，所以秦王朝的严刑峻法和秦始皇的暴政正是导致秦朝很快覆亡的重要原因，而希特勒也可以利用其法西斯主义的法律制度来残害人类，因为这些都可以说是一种"法制"，都可以在"法制"的外衣下推行暴虐的专制独裁。可见专制政体下的法制实际上是人治，法律不过是最高统治者实行专制独裁的工具。而"法治"即依法而治，它与人治相对立，由民主相融而共存。作为一种先进的治国方式，法治乃是近代民主制度的产物，它必须以民主政治为前提，它与任何形式的人治和专制绝难并存。换言之，有了国家和法律也就有了法制，只不过其健全和完善程度不同而已。但有了国家和法律，建立了法制，却并不等于就实现了法治，它还须在法制健全的基础上充分实现了民主政治，即彻底弃绝了人治，禁绝了专制，从而使良好的法律得到有效的执行和一体遵行，国家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包括最高权力层的行为都无例外地纳入了法制的轨道和范围。所以"法制"所重视的不过是法律体系的完善和立法、执法、司法、守法等过程和机构的健全，其关注点是维护公共秩序和约束公众行为；而"法治"所强调的则是整个国家体制和社会机制必须依法而治，其关注点是确保人民权利，有效制约和合理运用公共权力。因此如果仅提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还只能是从形式上说明了市场经济要依靠法制（这是不言而喻的，因为在市场经济体制确立之前，我们也都知道改革和经济建设离不开法制），但却没有揭示出市场经济需要什么样的法制？是适应市场经济客观规律，合乎民主、自由、公平、正义及效益的法制？还是适应计划经济体制要求的很大程度上是搞人治的法制？只有明确地提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才能更确切地表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法律特征及其根本属性，才能准确地概括市场经济对法的内在的深刻的本质需求，也才能体现市场经济对法律的价值选择和理想追求。 二 现代市场经济是市场经济所发展到的一个高级阶段，不仅市场领域和规模都空前扩展，市场机制也更加成熟，而且国家调控手段也相应完善，尤其是法律手段和法治条件被予以高度重视和强化。在现代市场经济的作用下，各个国家的市场经济模式，又各具其优劣和特色。 目前，从有关资料来看，发达国家的市场经济主要呈现五种模式：（1）美国模式，人称"分散型的市场经济"，有的又称为"宏观需求干预型模式"。在这种模式下，微观经济由市场导向，政府通过法律条文和执法程序来保证市场竞争，同时通过财政金融政策对宏观经济进行干预。这样，投资者就敢于冒风险、把资金投入高科技产业，资金流动也比较灵活有利于提高经济效益。（2）英国和北欧等福利国家模式。企业和家庭由市场维系，政府作为第三者调节社会福利和国民收入的再分配。（3）德国的社会市场经济模式。微观经济自发调节；宏观关系政府控制，实行"尽可能多的竞争，最必要的计划"。同时实施提供社会保障、社会公正和社会进步的社会福利政策，但它们都不能妨碍市场机制作用的发展，主张使带来效率的市场和政府提供的社会保障结合起来。（4）法国的指导性计划模式。生产和交换等由市场组织；由政府制定中长期规划进行指导。（5）日本的国家发展导向模式，或称为"协调型的市场经济"或"社团市场经济"。注重经济关系的协调与和谐，在发挥市场作用的前提下，政府通过产业政策进行引导，限制过度的市场竞争，并与企业巨头紧密协作实施指导性经济计划，着力解决宏观经济体制的互相约束与彼此协调。 这些均说明，在现代市场经济中，无论是市场机制或是国家的宏观调控都达到了一个更高的层次。因为随着经济规模和领域的扩展，市场体系的日益复杂庞大，市场经济关系的覆盖面、触及面越来越宽广，现代市场经济已不能单靠"私权自治"或"意思自治"而自发运行和发展，还需要有良好的公共权能体系予以宏观调控，进行间接干预，才能保持在高层次、高水平上运转。但是这种宏观调控和间接干预必须适度和具有自控能力，否则就会打乱市场机制的正常运行，破坏市场经济关系，以至走向它的反面，成为市场经济发展的枷锁。而如何使市场机制与国家的宏观调控有机契合，就只有靠法律，关键就是实行法治。从法治的观点看来，各种宏观调控手段，包括行政手段和经济手段，都可以归结为法律的手段，都必须由法律所武装和整合，受法律的监督和限制，并使其规范化、制度化和更具有权威性，以避免其随意性和偶然性，也便于使计划从指令性向指导性转化，政府职能从管理型转向服务型、协调型。经济调控手段法制化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基本要求，法律手段是行政手段和经济手段的基础和效力依据。法律的手段比起其他手段所具有的优点在于：法律是一种具有普遍约束力的规范化调整手段，它与经济手段相比更具有权威性、普遍制约性；与行政手段相比也有其特具的优点：第一，它可以避免因政策性变换造成的短期行为等不利后果，有利于保持政策的稳定性、连续性。第二，它不是简单地抑制某一种社会现象，而是通过对人们权利、义务关系的调整，力求消除某一类社会现象产生的条件和原因、并保护和发展所需要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秩序。至于制止经济活动中的违法行为、打击经济犯罪、矫正越轨的行为习惯和恢复被破坏的社会关系，就更得靠法律的手段了。所以法律的调整手段比较有利、有效，也更少产生副作用和后遗症。 法律的作用不仅仅体现在对经济发展的总量和全局上进行宏观调控，以及规范协调和统筹各种宏观调控手段，而且还深入到了微观经济领域。即无论是市场或是企业的管理和运行，都要靠法律的规范性作用作保证，都必须依法进行，这已无需赘言。同时，企业和市场的管理和运行所需要的一切依据有关法律、法规制定的内部规章、双边及多边协议、契约等，只要是涉及到人们的权利、义务关系或具有一定规范作用，得到有关部门的认可并符合程序，都具有相应的约束力和效力，从广义上讲，都是经济法治的必要补充和组成部分。 由此可见，现代市场经济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发达的市场经济与现代法治相融合，其具体含义就是成熟的市场机制与良好的宏观调控机制都通过法律的整合作用而相契合、衔接。其中，法律贯穿始终、深入到各个环节和领域，通过发挥其全方位的整合作用而实现法治的整体效应，从而使现代市场经济成为一种新型的、规范化、制度化了的市场经济，即法治经济在现代市场经济中，以法律为纽带，以市场为中心，把国家（政府）、社会组织（企业）和个人的活动和行为紧紧地、广泛地与市场经济的各个环节连结在-起，以充分获求和实现经济活动乃至一切社会活动的效率和效益。在这个过程中，法律的影响和作用无时不在、无处不在，经济利益和法律后果支配和左右着人的各种行为。一方面，有利可图成为人们行为的内在驱动力和经济组织、经济关系产生、形成、发展、变更的吸引力、聚合力；另一方面，行为自由和无所顾忌便是法无限止或有法可依，而法律所不允许者是人们作行为选择时必须最慎重予以权衡的社会禁令。因此，效益原则和合法性原则就是现代市场经济的两大基本原则，现代市场经济的利弊优劣都与此相关，现代市场经济社会中的一系列重大矛盾关系都与此相联系。 例如，现代市场经济既要求经济上的自由贸易和竞争，又要求秩序和机会均等；既追求效率和效益，又必须考虑社会公平和公正；既要求民主、公开的氛围和人的行为自由及独立、自主的权利，又要求对各种利益倾向、利益主体、利益集团施以统一、协调、制衡。但是，自由并不是为所欲为，真正实现自由贸易必须以反对不正当竞争为前提，反对对市场的垄断、操纵和诈欺行为，反对以权力等非经济因素来肆意干预、左右经济。正当的竞争是平等的竞争，是机会均等而且又是风险均等的竞争。然而竞争既带来效率和效益，又可能扩大社会差别和经济差距；这种差别和差距如果得不到适度的控制和缓解，就会成为妨碍经济进一步发展乃至社会稳定的因素。因此，即使是在现代资本主义国家，也不得不采取社会福利政策和社会保险措施来予以缓解，并通过调整生产结构和产业结构使企业得到平均利润。这一切都离不开法律和法治。法治既可以保障自由竞争和效率，又利于保障和协调社会分配，平衡利益冲突，达到必需的社会公平。公平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实现社会公平是一个动态的辩证的过程，它只能与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适应，任何时候都不可能作到绝对平等和公平，公平和平等都以权利对等和机会均等为参照系。绝对平均主义既丢掉了效率又不可能达到虚拟的公平，因为如果缺乏在经济发展基础上的生产要素合理流动和机会均等，就不可能真正实现社会公平，而只能造成普遍贫困。走上现代市场经济的国家都无一不重视运用法律手段来协调和平衡公平与效率的矛盾。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摆脱不了效率与公平这一人类物质生产与生活的固有矛盾，然而通过改革而保持和发挥出的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生命力有条件比较更好地解决这一矛盾。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经验和改革十多年来的经验表明：既不能以单纯追求公平来牺牲效率，因为如果不以生产力的发展和劳动效率的提高为基础，就没有条件实现社会公平；又不可因着意强调效率而忽视、放弃社会公平，因为分配不公、不合理，不仅会刺伤劳动者的积极性，而且会减弱广大人民群众对改革的支持力和承受力，从长远来说，也不利于实现共同富裕。当然，防止分配不公，包括两方面的含义，即既不能再吃大锅饭、搞平均主义；又不应加大贫富悬殊、放任两极分化。至于诸如"脑体倒挂""非商不富"等不正常现象，则本身就是国民再分配不当、产业结构不合理造成的，是对按劳分配原则的扭曲，须尽快改变，否则也会加大分配不公。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公有制为主导，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就是兼顾社会公平与效率的良好基础，提供了一种在新的基点和层面上来解决效率与公平的矛盾的条件和可能性，既允许先富后富，提倡多劳多得、不劳动者不得食，分配上拉开档次，经济发展和效益上体现出差距，鼓励在正当、合法的前提下发财致富，以有利于搞活经济、提高综合国力；同时，又要防止两极分化和贫富悬殊。避免加大社会差别和经济差距。特别是制止非法致富，禁止用不正当手段攫取社会财富和他人财富。并通过改革把劳保福利变为国家既承受得起，又有利于调动和保护劳动者积极性，发展社会保障和公益事业，加强人权保障和环境保护等。这样，就便于通过市场竞争机制进行初次分配反映效率和差距，又通过国家调节的作用进行的再分配体现社会公平，最终实现共同富裕。而这一切，更离不开法律和法治。 为解决好效率与公平的矛盾，还必须处理好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的关系以及它们在市场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和地位问题。不能把精神生产排除在国民再生产和再分配体系之外，因为科学技术和教育文化，都直接或间接地形成生产力（科学技术乃是第一生产力），特别在现代社会，它们对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正与日俱增。因此，科学技术和教育文化事业不仅要为经济建设服务，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而且它们本身就是整个社会生产系统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智力劳动及其成果，正越来越多地进入市场，变为商品，直接或间接地产生出经济效益。但是，又不能使精神生产、文化领域以及政治行为都一概简单地适用商品交换和市场法则，因为它们有自己特定的价值体系和对经济基础的相对独立性。经济基础的发展只能要求上层建筑与之相适应，而不能要求与之亦步亦趋甚至予以销融和吞并。否则，就不仅会妨碍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发挥积极能动的反作用，而且不利于社会分工和社会结构趋于合理，而社会分工，既是任何社会发展的前提，又是社会发展程度的标示，与社会经济和技术发展互为因果。所以，发展市场经济绝不等于要全民经商和一切社会关系商品化、一切经济关系商业化。现化市场经济越是发达，就越是需要高度发展的科学技术、教育文化与之相配合，否则，经济发展就缺少后劲，还会失去动力。即使是在现代西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也是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双重发展，也在努力建设为其物质文明服务的精神文明（只不过性质不同而已）。任何对精神生产和精神文明的削弱和损害，都将导致扼杀经济发展本身。为此，就必须为创造性智力劳动及其产品和服务提供有效的法律保障，使之有力地促进经济建设；同时从法律上明确地区分和界定生产要素和非生产要素，物质生产要素和精神生产要素，直接经济效益和间接经济效益等等，以避免构建市场经济关系时的简单化，庸俗化倾向。可见现代市场经济使社会关系的商品化、市场化程度更高，领域更宽、范围更广、商品及市场经济关系更复杂、内容更丰富、形式更多样，市场经济运行的有序化要求也更突出，就更需要有完备的市场规则和严密的法制保障。否则就会失序和乱套。 现代市场经济不仅覆盖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领域，而且要求把整个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都作为其运行空间，要求突破区域限制和关税壁垒。因为市场的存在和发展本身就具有广延性，市场机制本能地就趋向于广泛联系性和不受局限性。市场经济的发展必然要求市场的空间范围不断扩大，从区域性扩大到全国性，从国内扩展到国际。一般说来，市场空间越宽广，交换成本就越低，效益就越高，资源配置也越易趋于合理。所以，现代市场经济不但与条块分割及地方保护主义尖锐对立，并且与狭隘的关税保护、封闭的双边贸易不相适应，而要求整个世界市场都畅通无阻，连为一体。条块分割和地方保护主义既是封建主义的遗物，又是权力经济惯性的表现，使企业"婆婆""保姆"争属，令出多门，限制和阻隔了生产要素的合理流动，破坏了机会均等，是阻碍市场经济发展的顽敌。而关税壁垒不过是它们在对外贸易上的延伸，是闭关锁国习俗遗留下的经济屏障而已，恢复我国在关贸总协定中的缔约国地位，是我国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必然要求，可使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相衔接，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相接轨，从而使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世界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进程相合拍。这对我国经济建设和法制建设既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又提供了发展的机遇，促使我们加快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换，以及从人治向法治的转换。这就给我们提出了必须使国内法律制度和体系与国际法律体系规范相衔接，国内市场运行规则还应符合有关国际惯例的任务。为此，就既要考虑到中国国情，而不能简单、完全地移植西方市场经济体制；又必须打破空间界限，不囿于姓"资"姓"社"，积极、大胆地引进和借鉴世界各国市场经济的丰富经验和法律规则，制定既符合中国国情又符合世界通例的市场经济法律体系，以便继承人类文明发展的共同财富，收到超前和简便之功效，从而大有益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育和发展。在这个问题上，强调国际性与注意中国国情并不矛盾，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要求在国际化、全球一体化的大格局中来调配、适用各国特色的国情。 三 由此可见，发轫于20世纪80年代，正发育于90年代的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面临的发展条件既有利又有弊。这主要是表现在与世界现代市场经济的关系以及在其发展进程中所处的地位问题上。由于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市场经济制度的建立和发展已历经数百年，因此我国发展市场经济可以通过人类共同体的"获得性遗传"作用而有一个高的起点，即利用其已有的成就与现代市场经济相接轨，这样就不必从头做起，从而简约市场经济发展的历史阶段和行程。显然，这是一个难得的历史机遇。但另一方面，由于我国没有经过资本主义的充分发展而从半封建、半殖民跃进到社会主义社会，再加之以住"左"的错误的影响，使我国的市场发育至今还不充分，市场机制不成熟，长期计划经济的固有模式、传统习惯和观念都具有顽强的抗力。特别是市场规则和法制环境不完备、不健全，人治习惯还顽固存在。这些都给发展市场经济造成诸多阻力和困难，使我们尚未具备立即直接迈入现代市场经济的主客观条件。因此，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这些，努力创造好条件，排除种种阻力和困难，力争尽快地与现代市场经济接上轨。 在这个过程中，至关重要的一点就在于；必须高度重视法律在引导和保护市场经济发育、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深切认识和牢固树立现代市场经济就是法治经济的的观念，以便增强我们运用法律手段来引导和规制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自觉性和主动性，从而大力加强经济法制建设以及整个民主、法制建设，加速这一转变过程，使我国经济发展快步迈向现代市场经济的新台阶。 为此，就需要正确理解"法治经济"的特征和内涵。 （一）"法治经济"是相对于"人治经济"而言，是人治经济的对立面。而人治经济中弊病最多，危害最大，传统势力也最为顽固的，就是权力经济。因此，为使问题更明确起见，现特就法治经济与权力经济作一比较，二者的对立除了以上所谈及的以外，还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l、权力经济是一种人治经济，无规则的非程序性经济，排斥平等、公开、公平、公正，也无自由、民主可言。封建社会的所谓"官商"，现代社会的所谓"官倒"，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买办"，都是权力经济的一种典型形态，主要是靠手中的权力或特权来操纵控制经济，以攫取超额利润。权力经济习惯势力造成政府对经济的过度干预很容易导致滥施权力，而政府权力无限制地介入经济活动，就必然造成不平等的竞争环境和发展机遇，从而成为市场经济发育、发展的破坏性因素。在当前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权力经济仍继续以各种方式在顽强地表现自己。如国有企业利用独占生产经营权对市场进行垄断，经济行政管理部门利用行业管理权力实行操纵和控制，行政性冒牌公司牢牢抓权并利用权力抢掠式经营，地方之间为保护地方利益而实行经济封锁等等。这些既是权力经济的恶劣表现，又是计划经济带来的后遗症。以往的计划经济给权力经济准备了土壤和温床，计划经济本质上就是种权力型经济、人治经济。从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史来看，计划经济只适合于政权初建和巩固政权并凭靠政权来变革旧的生产关系的

下面是一篇会议论文，参考一下吧中国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改革问题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杨启先教授 今天，我讲两个问题：一是当前经济形势，二是当前改革情况。纯属个人的一些看法，供同志们研究参考。 一、当前经济形势与发展前景 中国经济，在连续三年实施积极宏观调控政策的作用下，2000年以来，出现了不少新的可喜的变化，总的形势比较好。具体表现如下： 1．经济增速止跌回升。九十年代初，中国经济年最高增长率曾达14％以上。由于经济过热，通货膨胀，从1993年下半年起开始实行宏观控制，速度随之下滑，每年差不多回落一个百分点，到1999年最低只有7．1％。2000年以来，已经扭转了这种减速运行的局面，前三季度比上年同期增长8．2％，比上年全年高一个多百分点。 2．国内需求全面回升。针对连续几年需求不足，市场疲软的情况，从1998年起政府采取了增发国债，扩大基础设施投资。提高职工收入、增加假日天数。实行消费信贷。完善社会保障等措施，有力地促进了国内需求的回升。2000年1一11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3．历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增速加快了3个百分点；固定资产投资达1．82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11．7％，增速加快了4．9个百分点。 3．进出口贸易大幅增长。2000年以来，进出口贸易一直保持快速增长，1一11月累计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其中出口增长％，进口增长37．4％，分别比上年同期的增速高出20多个百分点。4. 企业经济效益明显提高。2000年1一11月工业企业累计实现利润3700多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92％。其中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盈利增长了1．4倍，亏损下降16．3％。 5．通货紧缩局面有了缓解，城乡居民收入连续增加。从1997年下半年起，中国开始出现通货紧缩，消费价格绝对水平下降，1998年为1．8%，1999年为1．6％。2000年已基本扭转了这种趋势，1一11月转为上升0．2%。按可比价格计算，2000年前三季比上年同期农民人均现金收入增长2．5%，城镇居民收入增长％。 上述情况，不仅证明我们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促进经济增速回升，已经取得明显成效，而且标志着我们已经成功地克服了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经济发展出现了重要转机。不足之处是，目前的经济增速回升，受政策性。外部性的影响较大，有碍经济持续增长的有效需求不足和经济结构不合理等问题，依然没有根本解决。为此，我们决定在第四季度增发500亿元国债，以继续扩大投资和内需，促进市场旺销；加之国际经济看好，出口仍将保持一定增长，以及去年第四季度增长基数较低等因素，将使中国经济继续保持良好发展态势，全年增长速度有可能达到8％，比上年上升一个百分点左右。到2000年底，第九个五年计划可以全面完成，达到五年平均增长速度超过8％，国内生产总值全年达到1万亿美元，每人平均超过800美元的既定目标。 对于下阶段中国经济发展的基本方针和目标重点，在不久前举行的中共中央十五届五中全会上，已经提出了一个轮廓的建议。现在，有关部门正在着手制定具体规划，准备在明年初举行的全国人代会上通过后实施。其主要的任务和发展趋势是： 1、坚持继续保持较快的经济增长速度。要求到2010年，国内生产总值比2000年再翻一番，即每年平均增长达到7．2%左右，其中前五年可能略高一些，后五年可能略低一些。以进一步提高我国的综合国力和在国际间的经济竞争力，拓宽就业渠道，扩大居民收入，使城乡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有较大提高。 2、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推进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重点是：优化产业结构，全面提高农业、工业、服务业的水平和效益；实施西部大开发，合理调整生产力布局，促进地区经济协调发展；加快城市化发展步伐，逐步解决城镇化水平长期过低问题，努力实现城乡经济良性互动，有效提高农村居民的劳动生产率和收入水平；切实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改善生态环境，大力推进国民经济和社会的信息化，实现社会生产力既迅速而又持续的发展。 3．深化经济改革，搞好体制创新和科技创新。这是推动经济发展和结构调整的关键。重点是：进一步放开市场，建立和完善全国统一、公平竞争、规范有序的市场体系；继续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大力发展民营经济，建立起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深化金融改革，完善金融组织体系，强化金融监管，防范金融风险；进一步精简行政机构，转换政府职能，尽可能减少对经济事务的行政性审批，不直接干预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消除阻碍生产力发展的种种体制性障碍。与此同时，继续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加快科技进步与人才培养，积极推进具有战略意义的高新技术研究，集中力量在信息技术、生物技术、新材料技术、先进制造技术，航天航空技术等领域取得突破，为国家现代化建设不断提供强有力的技术支持。 4．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改善外商投资环境。随着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我国面临引进更多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要把吸收外资同产业结构调整、国有企业改组改造和西部大开发结合起来，有步骤地推进银行，保险、电信、外贸、内贸、旅游等服务领域的开放。逐步对外商投资实行国民待遇，大胆吸收借鉴一切符合社会化生产要求的经营方式和管理方法。抓紧清理、修订和完善有关经济法律法规，依法保护外商合法权益，深化外贸体制改革，建立健全符合国际规范和我国国情的对外法律体系与对外经贸体制。 可以预见，在即将到来的新世纪中，中国经济将一定能够在新的起点上以更大的规模向前发展。 二、当前经济体制改革情况 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实际上从1957年就开始了，当时主要是在行政管理权限上放放收收，调整隶属关系，虽然经过二十年的探索，但由于方法不对头，没有取得大的成功。改革开放以后，经过总结经验，才认识到主要应解决计划与市场的关系问题，看清了计划经济的诸多弊端，提出来要以市场为取向进行改革，逐步扩大市场的比重，缩小计划的比重，这才使改革一步一步走向前进。但是，社会主义究竟能不能搞市场经济，或者商品经济，在理论上存在着很大的争论，改革也就不可能迈出很大的步子。直到九十年代初，小平同志视察南方讲话以后，才把这个问题解决了。在此以前，不少同志还是认为，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但小平同志明确提出来，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调节经济的手段，不是区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标准。这样，1992年党的十四大会议上，才把这个理论问题最终突破，明确提出来，改革的目标是要建立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这是很不容易的。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究竟要干些什么？党的十四大规定得很明确，主要要进行四个方面的改革。从现在来看，这四个方面的改革都取得了很大的进展。 第一个方面的改革，是建立和发展一个真正的市场，作为整个经济运行的机制。搞市场经济就必须有市场，没有市场就不能成其为市场经济。而且这种市场不仅仅是一般的市场，必须是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不仅仅是商品市场，而是包括各种生产要素在内的全面的市场。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在市场改革上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也可以说是在经济改革中取得的最大的进展，商品市场现在已基本建立了。因为有没有市场，最主要的衡量标准是价格，即价格究竟是由国家规定，还是由市场根据供求关系来浮动。由国家来规定，就不是真正的市场，而是一个模拟市场，所以不能单纯以有没有东西卖来作为衡量市场的标准。过去较长时期甚至最困难时期也有东西卖，有的地方甚至摆得琳琅满目，但不是真正的市场，而是模拟市场，因为价格是国家规定的。从这个角度来说，目前变化是相当大的。如消费品价格，在改革开放以前，95％以上是国家计划规定的，现在95%以上已变为由市场决定。生产资料和农副产品采购价格，过去几乎百分之百由国家计划规定，现在大约80％（有说85％）以上由市场决定。这说明商品市场已经基本形成。当然，价格也不可能百分之百全部放开，任何国家也没有百分之百放开，有少数价格如公用设施。能源价格等一般仍应由国家控制，但在管理方式上要作一些改变。 要素市场主要有两个，一是资金市场，一是劳动力市场，现在看来差距都还很大。资金市场衡量标准是看利率（包括汇率）是否放开，现在看还没有。劳动力市场衡量标准是就业和工资是否由市场决定，这方面目前有两种情况，非国有企业的劳动就业和工资基本上已经市场化了，国有企业的劳动力还没有走上市场。 第二个方面的改革是企业体制和机制的改革，这是非常根本的。有了市场，但市场是否能很好地运转，取决于市场运行的主体，即企业的体制和机制能不能与市场相适应。从这个角度来看，目前基本上是两种情况：非国有企业的体制和机制与市场经济已基本上相适应，所以发展得很快，发展得很好，而且是当前经济的最主要的增长点；国有企业的体制和机制与市场经济至今还不相适应，尽管国家给了许多优惠政策，但困难还很大，已成为影响整个经济发展。影响整个改革的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 第三个方面的改革是宏观管理。基本上分两部分，一部分是宏观调控手段的改革，或者说是新的宏观调控手段的建立；另一部分是宏观管理体制的改革。新的宏观调控手段的改革已经取得很大的成就。过去宏观调控手段主要是依靠指令性计划和行政命令，采取直接调控的办法。搞市场经济就不能采取直接调控了，要运用经济手段进行间接调控。有一部分带强制性的，也只能采取法律手段，从这个角度看，我们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以财政、税收、特别是金融手段为主的新的宏观调控体系已基本建立起来，并在宏观经济调控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宏观管理体制的改革进展较慢。主要是政府本身的改革，精简机构。职能转换进展比较缓慢。 第四个方面是分配和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也取得了不小的进展。特别是在分配制度和分配原则上，有了很大的突破。过去的分配，说是按劳分配，但实际上是平均主义的分配，铁饭碗，大锅饭，没有大多的差别现在在理论上已经明确：分配制度要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但是又必须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有效益对，有可能分配，没有效益就没有东西分配。同时还进一步明确提出，坚持以按劳分配为主体，但生产要素如资本、技术、管理等也要参加分配。这些方面目前正在推进。分配制度改革的一个重要方面，是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这是能不能达到合理分配、公平分配、保障社会稳定、保持群众团结的一个非常重要、非常关键的问题。这方面过去做得不够，现在正在推进。 从以上四个方面，说明改革已取得不小的成绩。正因为改革取得进展，大大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国家的经济面貌确实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现在的问题主要是发展不平衡，各个领域的改革有的进展快，有的进展慢。比如市场这个环节，商品市场的建立进展后面貌改变不了，而且还影响其他方面的改革，如影响金融体制和劳动体制的改革等。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党的十五大已经明确就是要建立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具体组织形式就是公司制和股份制。主要途径有两条，一条是调整完善所有制结构，实质是一部分要转让和退出；一条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即进行规范的公司制改组。有了这些指示精神，完全可以加快国有企业的改革进程。从现在进展情况看，调整所有制结构快一些，真正按规范的公司制改组慢一些，因为对怎样搞好规范的公司制改组，包括：如何做到股权多元化，如何建立起科学的公司治理结构，以及如何建立起有效的经营者激励和制衡机制等，还没有找到一种切实可行和比较成熟的经验，可能还有个探索过程。第三个方面是宏观调控体系要进一步完善。税收制度、财政制度、金融制度等都还有待于进一步完善，但最为关键的是要加快宏观管理体制的改革，即政府机构精简和职能转换。现在，大家对机构精简都比较重视，但职能转换很不理想，往往是变了一种形式来控制企业，控制经济。比如过去搞计划经济，是用行政命令和指令性计划来控制，现在这方面确实是少了，指令性计划已不多了。但不少地方为了维护自己的权力和利益，想方设法制造了各种各样的审批项目，干什么都要经过他审批。这是绝对不行的。现在中央很重视这个问题，必须想办法解决。深圳对这个问题解决得比较好，大多数审批项目都已取消。因为这个问题不解决，企业还是活不起来。而且审批经济比计划经济的透明度更差，可能带来的权钱交易、以权谋私等问题会更多。所以，职能转换一定要彻底，绝不能改头换面，把原来的计划权变成审批权。第四个方面就是分配和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当前最突出的是由于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推进不快，已经影响和制约着国有企业改革的发展。因为国企改革必然要进行职工下岗分流，但又没有人“兜底”。当然，推进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难度也不小，如中央去年就公布了社会保障制度中的退休养老制度改革方案，公费医疗制度改革方案等，这些方案都很好，但落实起来比较困难。最大的困难是长期积累下来的社会保障基金欠账无法解决。据说这笔欠账至少有3万亿元，要解决困难确实不小。但社会保障制度是维系社会稳定的重要手段，是广大劳动者生活的基本保障。必须想办法抓紧解决这个问题。 总起来说，我们的改革取得了很大成功，但是发展很不平衡，有的快有的慢，落后的主要是要素市场、国有企业改革、政府职能转换、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等。必须下决心加快推进这些方面的改革，使其与其他方面的改革大体相衔接。因为体制就是一种制度，作为制度就应该是规范的和互相之间大体平衡的。不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当前经济生活中的许多混乱现象就很难解决，不正之风、腐败现象也很难根除。而且，解决这些问题最终还要形成一套比较完善的法制，使各方面都依法办事，这是实行市场经济所绝对不可缺少的。所以，我们必须加快改革，争取再用10年左右的时间，在我国建成一个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本文是作者在中国粮食经济学会第四届会页代表大会上所作的学术报告）